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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17 18: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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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淑芳 主编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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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腾飞的故事(《大潮》丛书)

口述:腾飞的故事(《大潮》丛书)试读:

前言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场天翻地覆的伟大革命,堪称中国乃至世界当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业。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13亿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万众一心,锐意进取,艰苦创业,砥砺奋进,铸就了国家和民族发展史上史诗般的辉煌。古老的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综合实力大国,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根本性转变。

这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经济社会的生机与活力,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冲破人民公社旧体制、创造“大包干”的农民,抓住时代机遇、不惧风险、突破固有思维的个体经营者,艰苦创业、矢志不渝、勇于实践的企业家,为民族复兴与腾飞砥砺前行的科学工作者,奋斗在生产一线的大国工匠,心系祖国、积极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为城市发展与崛起身先士卒、殚精竭虑的书记与市长,以及勇敢面对变革、迎接命运挑战的普通百姓……千军万马汇聚成波澜壮阔、激情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大时代,我们有幸见证了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我们有幸成为改革开放亲历者,我们有幸融为改革开放大潮中激情涌动的一滴水甚至一朵浪花。当一个个亲历者的经历、体悟与情感化作一篇篇生动、鲜活的文字,当我们阅读这些饱含激情与时代精神的文字,改革开放的大潮不禁砰然澎湃而来,激动着我们,感染着我们。

几十年来,人民政协各级机构征集编辑了大量反映改革开放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文史资料,我们择其精华编辑了《大潮》丛书,通过亲历者讲述的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记录历史,见证岁月,讴歌时代。韩淑芳2018年6月第一章使命神圣,责任在肩致力“可持续发展”三十年,赢得世界声誉牛文元“可持续发展”帷幕初启,中国首登世界舞台

1983年,第3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时任挪威首相布伦特莱夫人(Brundtland)任委员会主席,所以这个委员会也被称为布伦特莱委员会。1984年5月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由22位世界著名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组成,其中包括中国生态学会的创始人、中科院院士马世骏教授。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出现,是人类对共同面临问题的一种积极回应。因为过去一二百年以来工业革命所走过的道路,再往后已经被证明走不通了,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千年,新的发展道路又在哪里?

为此,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审查世界环境和发展的关键问题,创造性地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行动建议,提高个人、团体、企业界、研究机构和各国政府对环境与发展的认识水平。简言之,就是提出一条人类在21世纪的发展方面需要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和健康可行之路。

当时,我正在美国做公派访问学者并即将回国。马世骏院士获聘为委员后,立即给我写了一封长信,邀我从美国回来共同开展这项工作。马先生和我的导师——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所长、著名地理学家黄秉维院士同辈,但他在信里说得很谦虚:“已经同你老师说过了。我研究的面太窄,你的研究经历我了解,比较适合搞环境与发展领域的专业研究,希望你能回来与我一道承担委员会的工作。”

前辈竭诚相邀,我当即欣然应允。回国后,我和马先生每周都要碰一两次面,研究如何给委员会提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确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可持续发展”中的见解及在全球所处的地位。布伦特莱委员会成立后,尽管已经按照国际惯例尽量希望将委员的比例分配得均衡一些,但大多数委员还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核心问题就是保护环境,这就等于遏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对此我们当然不能认同。当时,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了,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当时也刚刚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如果都跟着发达国家放弃发展去片面关注环境,我们只能一直穷下去,那怎么行?

为此,我们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明确、坚定地表达了上述观点,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四条建议:

第一,环境与发展应当保持平衡,应当和发展阶段相适应。我们不反对保护环境,也不赞成先污染后治理的做法,但是不能将发达国家的标准机械、教条地强加到发展中国家头上。不仅如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还是现阶段的第一要义,不能扼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

第二,环境问题是全球问题,不是局部的和个体的,因此,解决环境问题也要以全球的、历史的视角去考虑。

第三,可持续发展中要体现公平正义。我们提出,西方国家在工业化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占有、消耗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这也是造成众多发展中国家发展落后、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在“可持续发展”这一全球性议题中,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费、技术等方面的补偿及援助,不能坐视不管。

第四,要制定有约束的行动纲领,呼吁世界各地应采取“政府主导、法律规范、企业先行、公众参与”的主导路线。

就这样,从1983年到1987年近四年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前往瑞典、日本等多个国家,围绕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国家权益问题和发达国家的委员(包括布伦特莱夫人本人)展开讨论甚至辩论。在此过程中,我们还持续不断地给委员会提供了其他不少有益的建议。

1987年2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八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上,布伦特莱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获得通过,这就是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也称《布伦特莱报告》)(Our Cammon Future orBrundtlandReport);随后又经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后,于1987年4月正式出版。1989年,报告中译本在中国大陆面世。

报告共分为“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努力”三部分,在集中分析了全球人口、粮食、物种和遗传资源、能源、工业和人类居住等方面的情况并系统探讨了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之后,提出了三个鲜明观点:第一,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不能分割;第二,地球的资源和能源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第三,必须为当代人和下代人的利益改变发展模式。

在此基础上,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深刻指出:在过去,我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而现在,我们正迫切地感到生态的压力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一条仅能在若干年内、在若干地方支持人类进步的道路,而是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都能支持全球人类进步的道路。这一鲜明、创新的科学观点,把人们从单纯考虑环境保护引导到把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切实结合起来,实现了人类有关环境与发展思想的重要飞跃。

可喜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由我们集中提出的前述四条建议中,其中第一、第二两条和第三条的一部分被《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奠基性和纲领性文件所采用,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两条半”。后来,因为马世骏先生和我在国内较早开展可持续发展研究并同世界接轨,有人就诙谐地把我们称为“一马一牛”,权当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和勉励吧。在“生态环境预警”方面,中国给世界带了一个好头

虽然中国在“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议题中成功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刚进入国内时,一开始却遭到了冷遇,这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当时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一门心思在搞经济增长。因为过去穷怕了,不少人现在一心只想着致富,至于发展经济的方式是不是科学,由此会不会造成环境恶化、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后果,则顾不上了。

1988年,我接受了马世骏先生的建议,来到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工作。刚去不久,我就郑重提出:应当把“可持续发展”列入科研计划中。

这一建议遭到不少人的不理解和批评,质疑我们不过是在炒作一个新名词,在玩概念。但是我们心里非常清楚: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来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就摆在我们面前,其中许多负面作用已经非常明显。对中国而言,在当下与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不重视可持续发展,重复别人走过的弯路,肯定要吃大亏,且不说子孙后代,当代的发展都将难以为继;推而广之到全球,如果不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地球承载力能不能支撑人类生存都是个大问题,对此我们应该吸取教训,而不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和身边的志同道合者们都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在我们的积极倡导下,“可持续发展”最终于当年被列入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科研计划中。

同年,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指示国家科委给我们下达了一个任务:对中国生态环境的评价和预警进行研究。这是中国首次开展关于生态环境的基本评估,体现了中国政府的清醒认识和战略远见。研究组共有三人,由我任组长,胡鞍钢和王毅担任我的助手。在宋健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于1989年发布了国内第一份《中国生态环境预警报告》。报告发布后,在国内引起很大震动,宋健同志为此还作了一个很长的批示,指出必须关注生态环境的问题。应当说,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搞发展上,对于生态环境的问题可以说较少关注,所以这份报告一出,不少人开始认识并开始关注到环境、资源问题的紧迫性。

这份报告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1990年8月,第五届国际生态学会议在日本横滨召开,我代表中国生态学会出席。会议期间,我们把中国在生态环境预警方面的基本理论、方法、过程等向大会做了一个报告,引起了国际生态学会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日本国内的主流媒体也都刊载了这一消息。国际生态学会认为,在真正意义上对生态环境的预警,中国是最早开展此项研究的国家之一,可以说在世界上带了一个好头。

1991年,经我提议,中国科学院开始筹备“环境与持续发展研究室”,这也是我国最早开展“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机构之一,旨在面向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需求及重大前沿问题开展研究。不料,此时却传来马世骏先生因车祸去世的不幸消息。当时我在美国,接到消息后立即赶回国内。马先生的意外离世,对我而言是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领域而言,则是失去了一位难得的人才,这也让我深感自己在今后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更加责无旁贷。1992年,中科院“环境与持续发展研究室”正式成立并由我任主任。“地球峰会”上响亮发声,中国令世界刮目相看

1992年6月,在《我们共同的未来》问世五年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又称“地球峰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隆重召开。这也是继20年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环境与发展领域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共有183个国家代表团和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讲话。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应邀出席首脑会议,与各国政要进行了广泛的高层接触;时任国务院环境委员会主任宋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部长级会议,我也有幸以专家身份参加了大会。

应当说,这次“地球峰会”是在全球环境持续恶化、发展问题更趋严重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围绕“环境与发展”这一主题,在维护发展中国家主权和发展权,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等根本问题上进行了艰苦的谈判。

对于这次大会,中国可以说是有备而来。一方面,随着生态安全、环境保护等理念在中国的推广,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加入到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实践中去,著名民间环保人士梁从诫先生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梁先生曾不止一次提及,他之所以开始关注环保,源于20世纪80年代我给《百科知识》月刊的一篇投稿。他也是这份刊物的创办人之一。在文中,我对当时方兴未艾、叫好声一片的乡镇企业提出警告: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使用的多数是大型企业的淘汰机器,是高耗能、高污染的家伙,实际上是把污染源扩大并分散,这对污染的治理会非常困难,将给中国的自然环境带来不可估量的隐患。在当时,认识到乡镇企业可能造成的潜藏环境危机,这篇文章算是比较早的一篇。梁先生曾说,这篇来稿他反复读过,每看一遍内心都会受到一次强烈的震撼,由此决定弃史而转投环保之路。

为此季羡林先生曾说:“从诫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1989年《中国生态环境预警报告》的研究发布后,宋健同志批示并呈报至国务院常务会议,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对此十分肯定。此外,原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甘师俊等也很积极地支持我们的研究。这一时期,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也牵头开展关于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利用等方面的工作。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地球峰会”的各项准备工作。1991年6月,中国发起并在北京主办了第一届“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7月,又向大会筹委会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与发展报告》,此外还先后担任筹委会和正式大会副主席。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这一时期我们也做了不少工作,对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战略目标、行动路线、政策支持等开展了系统研究并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宋健同志本人在繁重的领导工作之余,还亲自对中国人口的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正是有了社会、政府、学术界等各方积极的前期铺垫,尽管预计到了可能面临的困难,但我们对于参加这次“地球峰会”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会议开始不久,由于国与国之间差别很大,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由此所造成的各种利益的博弈、各种理念的碰撞,使得大家坐在一起却谈不拢。当时,场内争论、场外游行,热闹得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充分体现出了大国的风范和智慧。

6月12日,李鹏总理在大会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加强国际合作和促进世界环境与发展事业的五点主张:

第一,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第二,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但是经济发达国家负有更大的责任。

第三,加强国际合作要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权平等参与环境和发展领域的国际事务。

第四,保护环境和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五,处理环境问题应当兼顾各国现实的实际利益和世界的长远利益。

这五点主张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站在各方利益,以及地球共同家园和人类子孙后代共同责任的视野中考虑“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的基本立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推动形成了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普遍共识。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本次“地球峰会”终于圆满完成。其中,与会各国讨论后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地球宪章》)和《21世纪议程》这两个纲领性文件,堪称史无前例。这次“地球峰会”的一大亮点是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观念,包括人类应与自然和谐一致,可持续地发展并为后代提供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人类应珍惜共有的资源环境,有偿地向大自然索取;人类为此应变革现有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与自然重修旧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一全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以及人类之间应当和平共处等。

可以说,“地球峰会”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合作开了一个好头,中国也在这一重要时刻响亮庄严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此后,“中国声音”在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重要国际场合接连发出。继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1992年“地球峰会”上作出履行《21世纪行动议程》等会议文件的庄严承诺后五年,在1997年纽约举行的第19届特别联大(环境与发展问题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我国向大会提交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时任国务委员宋健代表中国政府阐述了我国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和执行《21世纪议程》的进展情况,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十年后的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代表中国政府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0年后的201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共同谱写人类可持续发展新篇章》的演讲中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有担当的发展中大国,它的发展将给世界带来更大的机遇、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描绘一幅“我们憧憬的未来”新蓝图,共同谱写人类可持续发展事业新篇章。

回顾一路走来的这段历史,从我的亲身经历的感受而言,应当说,“可持续发展”超越制度、信仰、文化,成为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共同主题,足见其生命力之强;而在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合作中求同存异、寻求最大公约数等方面,“中国声音”的发出则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十年一剑,“可持续发展”终成国家战略

1992年前后,国内搞“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可持续发展”研究也俨然成了一门“显学”。我想,这与中国政府的巨大努力和全社会的热切支持是分不开的。

实际上,在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前后,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敏锐意识到中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们在这方面的行动之果断快速,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地球峰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中国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就组成了由52个部门及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300余名专家参加的工作小组进行多角度可操作性研究,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根据我国情况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和对策;同年8月,中国政府提出促进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十大对策”;此后,《议程》文本先后五易其稿并于1994年3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正式通过。中国也成为世界上首个编制出本国21世纪议程行动方案的国家。《议程》中明确提出“加强环境教育,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将可持续发展思想贯穿于从初等到高等的整个教育过程中”,足见中国政府将“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民族战略的坚定决心。

于我个人而言,此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已经有了十余年的研究和积累。1994年,我撰写的《持续发展导论》一书出版,成为国内第一部系统阐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专著。我在书中从资源、人口、空间、经济活动等七大变量的函数关系出发,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属性与基本规律。这本书刚出版时,也引起过一些争议,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不过才几年时间,国内不可能这么快就出专著了。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实际上我至少从1983年起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了。这本书后来受欢迎的程度远远出乎我的意料,我可以自信地说,这项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完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即便到现在也不过时。

同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和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倡议发起“21世纪中国的环境和发展”高层研讨会并邀请我担任执行主席。当时,时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解振华,农业部副部长洪绂曾,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许智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马洪等十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86位专家、学者等出席了会议。研讨会就中国下一世纪的发展方向、发展模式和发展前景等重大问题分七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探讨;围绕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提出了多项有价值的建言,堪称我国在“环境与发展”领域中举行的首次大规模、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会后,由我作为执行主编将会议论文编辑出版,书名为《绿色战略:21世纪中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对此后中国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起到了一定作用。

对中国而言,1995年到1996年称得上是“可持续发展”正式转化升级为国家意志的阶段。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入《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在党中央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根据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条重要的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上升为国家意志。1997年党的十五大更进一步明确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一。

作为一名学者,看到自己经过十几年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和成果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中,感到由衷的高兴。尽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们可能开展得比较早,但是要想让研究成果真正发挥战略作用、体现社会价值,还必须依靠国家层面强有力的推动,必须转化为国家意志和战略。10多年来,经过政府、社会、企业、公众等方方面面的努力,“可持续发展”终于走出象牙塔,走进各行各业、千家万户,由不被理解到广受欢迎;自己也总算实践了学以致用的信念,这是让我倍感欣慰的地方。首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的出台

随着“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了进一步深化“可持续发展”研究,我在1998年建议:对应国际标准编制一套系统的年度报告,深入研究、追踪“可持续发展”问题。

我的想法得到了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院士的大力支持,他说:“老牛,你要真下决心做这件事,你的团队就必须心无旁骛,也不要找什么机会到社会上去搞创收,就要稳定方向和人员,一心一意追踪全中国、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把研究做深、做透、做系统,如果这样行,我就支持你!”

我说:“院长,有你这番话,我这个决心就算是下定了!”

同年,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正式成立,由我任组长并兼首席科学家。从那时起,我和我的团队就一门心思走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世界前沿研究道路上,始终未曾离开一步。

1999年,第一份《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新鲜出炉。当时,我对路甬祥院长说:“咱们这份报告,主要就是为了向国家决策层传递最新的科研成果,以更好地为决策提供科学支持。您要是有这个魄力,咱们就在每年两会期间向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免费赠送,人手一册。”

在院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坚持每年出一本研究报告,到今年已经连续出了16部。

通过这份报告,我们希望把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内涵、理论体系、战略要求、战略目标、战略路线图、独立的指标体系等提出来,以期在此基础上推动创立具有战略咨询价值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体系。

事实证明,报告发布至今,引起了全社会极大的轰动和反响。每年,报告中所披露的内容都会引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以及各方的热议。在报告中,我们开创了“可持续发展”综合性、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社会性的系统学研究方向;提出了“生存、发展、环境、社会、智力五大支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构架;利用了“可持续发展”的资产负债分析方法;建立了独立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资源环境综合绩效评价指标;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零增长”目标;开展了“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专题性研究。

这些年来,《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也已经与世界接轨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好评。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认定的全球最受重视的247份年度研究报告中,《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位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人类步入新千年之际,我们《报告》的研究团队专门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就“国家现代化”问题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引起了国际上同行的兴趣。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围绕中央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采用了“模拟追击”理论:假设以发达国家作为现代化的第一梯队,以发展中国家为第二梯队,发展中国家要追上发达国家的过程,至少取决于“目前差距”和“追赶速度”这两大变量。根据这两大变量,我们计算出了中国追上或者进入发达国家所需的时间,并且由此细化出中国各个省级地区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表,例如北京大致要在2018年。当然,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永不停歇的过程,并不是说我们赶上了发达国家,就不继续往前进了。这套现代化发展指标的设计比较严格,而且可以定量分析,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国际学界对此很感兴趣,专门在报纸上刊发书评进行介绍,并将它命名为“牛式指标”。参与起草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2001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宣布正式启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A)。这是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等组织资助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当时预计耗资2100万美元、为期四年完成。作为世界上首个针对全球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开展的多层次综合性评估项目,该项目旨在建立生态系统变化与人类福祉间的关系,从而推动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为决策者、研究者和广大公众提供可靠的地球生态系统的变化信息,以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在这个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担任项目理事,赵世洞教授、刘纪远教授、欧阳志云教授和我等人也受联合国邀请,与来自95个国家的近1500位学者、非政府组织代表等一道,参与了研究工作。2003年,在51位各国不同领域知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研究报告首先完成并公开出版。我和上述几位中国学者也作为作者参与了报告起草。这份报告是MA各项报告中最早出版的一部,作为全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奠基性文本,它的出版为整个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由于报告在“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间相互关系及其评估框架”方面的创新意义,它的问世也成为生态学发展到“全面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这一新阶段的里程碑。

2005年,“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圆满完成,其成果在北京、伦敦、华盛顿等全球八大城市同步公开发布。研究成果向人类提出了严重警告: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大部分正处于不断退化状态,生态服务的支撑能力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未来50年内还将进一步加剧。

为此,徐冠华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在北京发布会上郑重提出:生态是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中国将开展有针对性的生态恢复和生态建设,包括建立节水型社会、实施荒漠化防治工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东西部生态补偿机制等,以实现西部生态系统的良性恢复,为促进中国乃至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作出贡献。“绿色GDP”构想:不断追求“好品质”的GDP

由于在“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2002年我在届内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此后又连任两届。2003年,国务院正式下文聘请我为国务院参事,希望我为国家决策提供建议和咨询。

2001年新千年到来之际,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研究,总部设在意大利的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2012年起更名为世界科学院)筹备创立社会经济学部。作为其中唯一的中国科学家,我成为首批十位院士之一并参与了社会经济学部的创立。

2007年,我被世界环境与发展领域的高规格奖项“国际圣弗朗西斯环境奖”委员会授予个人年度大奖,成为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发展中国家人士,另一位获得个人大奖的是意大利前总统钱皮。评奖委员会在给我的颁奖词中说:“自1988年以来,牛文元教授在中国最早发布了环境预警系统的报告,主持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研究,开创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设计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揭示了发展行为的基本规律。”

我想,这些殊荣的获得,其中固然有个人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中国这些年来在现代化发展中的科学理念、文明意识和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为世界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力和来自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

2007年,我在向全国政协提交的一份提案中,呼吁加快研究建立绿色GDP核算制度。我在提案中提出:政治意愿与管理手段之间的不匹配是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真正转变的根本原因,开展绿色GDP核算的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全景图示展示于整个核算过程之中。

我认为,作为衡量国家或地区财富和发展实力的核心指标,目前的GDP只是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数量,却无法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因此不能完整体现GDP作为社会财富度量的核心要求,也使其在这方面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大打折扣。盲目追求GDP的数量增长,从国家发展的整体层面上来讲显然并不健康;更有甚者,伴随“以GDP论英雄”的泛滥,地方上还时而出现虚报GDP数字的现象,甚至造成各省GDP之和与国家GDP总量相差达几万亿元情况的出现。当然,在清醒认识GDP存在缺陷的同时也必须承认,GDP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其出现近百年来仍是综合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积累的最佳指标,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指标可以替代它。因此,我们既不盲目崇拜GDP,也不盲目摒弃GDP,而是应当认真研究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GDP的实质,对其加以精确化改造,这也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课题。

在此背景下,我和我的研究团队自2010年起创新思路,在全世界范围内首次独立研发了一套“中国GDP质量指数”体系,包括经济质量、社会质量、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和管理质量五大子系统及其分属的15个要素。其中,经济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资源占用量及其对于物质、能量的消耗水平;社会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对社会进步贡献的能力以及社会和谐对于GDP生成的反馈效应,强调公平对于效率的反哺能力以及社会状态对于GDP生成的基础性作用;环境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代价及其成本外部化效应;生活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民众心理或意愿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管理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决策水平与管理水平的学习能力、调控能力、选择能力以及把握宏观经济走向的精准性、流畅性和前瞻性。

在围绕上述五大质量的理论建模框架下,我们完成了中国GDP质量的定量测算。2011年7月,在中科院《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1》中,公布了中国省区市GDP质量指数并进行了首次排名,北京、上海、浙江排名前三位。这一做法打破了按GDP数量排序论座次的格局。以广东省为例,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而言,它的GDP数量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里排名最高,但是按照五大质量核算,它的GDP质量只能排在第六位。这在国内引起很大震动,不少专家和业内人士都表示,中国应该不断追求“品质好”的GDP以及“绿色GDP”的成长。

这件事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同年11月19日,创刊160余年、被誉为美国最受尊敬刊物之一的《大西洋月刊》专载了克里斯托弗·米姆斯的文章《修补世界的五种尝试》,其中提到的第五种尝试,就是“中国的GDP质量指数”。文中指出:“牛文元教授认为该指数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真实财富、可持续发展程度与社会和谐水平。”应当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壮大,世界上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言论也开始甚嚣尘上,原因之一就产生于对中国GDP的怀疑。因此,“中国GDP质量指数”的提出,对于世界打消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顾虑和怀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不仅如此,该指数对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测评也具有普遍、积极的价值。融入新型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2006年,我在全国政协委员任上提出书面报告,建议在成都设立城乡一体化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我的这一设想是基于对“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思考。公平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而城乡差异较大则是当时中国西部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我们建议借鉴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等成功经验,在西部搞一个统筹城乡发展的试点。

为此,我专门去四川成都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调查,回京后在当年10月份起草了“以统筹城乡和城乡一体化为标志,建议国家设立‘和谐社会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报告,通过全国政协递送国务院。报告经温家宝总理阅批后,国务院即派出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率领的调查组到成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调查认为我们反映的情况真实,进行这项工作很有必要。翌年6月,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准在成都、重庆设立“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

从那时起,城市化就成为我从事“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又一个关注方向。这里有三个原因。首先,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城市化率迅速提高,和过去以农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相比,这预示着一种社会形态巨大变革时代的来临。其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社会矛盾开始集中表现为城乡之间的矛盾,这以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为主要代表。最后,城市化向来是推动发展、促进消费的基本动力,它为工业化搭建平台,是国家财富增长的巨大引擎。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城市化之路接下来该怎么走?城乡差异怎么才能慢慢缩小?这是一个大课题。现在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关于这一点,我认为要解决好三个关键要素。

第一是“动力”,这也是新型城市化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推动方式不同,城市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效果也会大相径庭。现在提出建设智慧城市,实际上就是要让城市生产力水平在信息化、在新动力的驱动下提升到一个新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在现有投入不变的情况下,GDP应增加2—2.5倍。

第二是“质量”。人们来到城市、建设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就这个意义而言,城镇化的质量集中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也就是说城市的发展不能超越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支撑限度。

第三是“公平”。一个城市的发展成果能不能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即在人际之间、代际之间、城乡之间、城际之间能不能取得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

这三大要素是新型城镇化中最基本的东西,缺了哪一个,都不能叫新型城镇化。这是我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第一个认识。

我的第二个认识是要重视“人的城市化”,这一点可以分为四个连续的步骤:

第一,人的解放。主要体现在打破农村、城市之间的户籍限制,形成人口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

第二,人的就位,也就是人来到城市后要立得住脚,要有饭吃、有活干。

第三,人的归化。主要体现在新老城市居民之间的融合、认同等。

第四,人的幸福。通过上述几个步骤,最后目的是要让所有人在城市生活得舒心、幸福。

当前,在国内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智慧城市”是一个很热的概念。究其本质而言,“智慧城市”内涵与“可持续发展”在不断采用先进生产力的理念方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首先,从城市健康发展的动力而言,“智慧城市”中无论是智慧产业、智慧交通等,都是希望通过充分借助知识、智慧和信息,提高环境资源的使用效益来创造更多的“绿色财富”,从而达到少用能源资源、少牺牲环境的目的。这与以往单纯投入资源、罔顾生态环境的发展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体现了“可持续发展”中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理念。其次,“智慧城市”内涵中强调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也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一致。“智慧城市”建设中提出要消除“信息孤岛”和“数字鸿沟”,实际上就是要从信息共享的角度,提供一个全社会共有的信息平台基础,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共享信息时代的发展成果,在平等的起跑线上开展竞争。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完全可以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注入强劲动力。如果我们通过城镇化既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又减少了对自然的干扰,同时还能够使大家公平地享受,这不就是可持续发展吗?大道至简

世间万象,尽管看上去纷繁庞杂、千变万化,但如果深入其最本质的东西,道理其实是非常简单朴素的,即谓“大道至简”。从事“可持续发展”这项研究30多年来,我逐渐体会到“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其实并不复杂,概括起来就是“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个要素四位一体的相互协调和系统优化,如果把它们之间的协调和优化搞好了,“可持续发展”肯定就没有问题。

总的来看,这四个要素之间的协调和优化包括两大关系,也就是“可持续发展”需要处理好的两大主线。

首先,人和自然的和谐。我常说,我们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吃的粮食,都是向大自然的索取,大自然都给我们记着账呢。有索取就得有回馈,两者要取得平衡,这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否则就像恩格斯所说,人类迟早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

其次,人和人的和谐。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基于公平正义、宽容互助、共建共享,如果没有这一条,“可持续发展”同样实现不了。人和人的和谐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代际和谐,不能“吃子孙饭、断子孙路”;二是区际和谐,国内不同区域要均衡发展;三是国际和谐,人类共存于一个地球村,各国对这个共同生活的家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就“和谐”这一点而言,“以和为贵”的人文精神是“可持续发展”的灵魂导向。因此,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时代意义正日益凸显。实际上,早在30多年前参与联合国“我们共同的未来”议题时,我们的观点中就已经融入了“天人合一”“中庸”等中华“和文化”的优秀思想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我们现在谈可持续发展也好、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好,都离不开“和谐”这一文化精神的感召。以智慧城市为例,信息化技术和平台只能是实现发展的手段和工具,和谐、共享的人文精神才是其“智慧”内涵之所在。达到城市信息化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社会和谐,这就是人文精神对智慧城市的指引。缺少了人文精神的城市,谈不上有真正的智慧,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个大题目,我非常赞成,文化也需要“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我们要传承好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的需求传承发扬、推陈出新;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重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融合,美美与共,共同繁荣,这样才能提升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共同的生命力。计利当计天下利

于我个人而言,多年来能一直参与“可持续发展”这项事业,感到很庆幸。我受孔夫子“学以致用”的影响比较深。小时候家里穷,念书对我来说是件奢侈的事,当时就想,我这辈子到世上不能白来一趟,一定要做成点事,当然最初的想法还只是停留在“成名成家”上。后来,随着我理解的加深,认识到“学以致用”不能只为求个体之名利,而是要利己利人、达己达人,尽平生所学对国家、社会、大众作出一些贡献,即谓“计利当计天下利”。我之所以选择“可持续发展”作为事业方向,也是认为在这方面更能为推进社会进步尽点力。

我给学生上课,第一堂课一定不讲知识、不讲技术,讲做人。对于做人,我的理解也就六个字:头两个字是“敬畏”,敬畏自然、敬畏真理。敬畏之心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至于出格。接下来的两个字是“感恩”,感恩“天地君亲师”,这些都是扶助我们成长最基本的条件。“天地”指自然,“君”可以理解为令我们得以安身立命、赋予我们文化内涵的国家、民族;“亲”包括亲人,也包括更广泛的朋友;“师”指所有对我们有过帮助教益的人,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最后两个字就是“宽容”,宽容是一种修养,也是让自己时常感到幸福的一个重要条件,宽容一步,海阔天空。如果能够将敬畏、感恩和宽容融入“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观念和文化里,从而以此来塑造人的精神世界,相信对于祖国、对于人类、对于“我们共同的未来”,将会非常有意义。而这,也是我的期许。(作者时任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 潘飞/整理)凭着航天精神,圆了中国人的航天梦戚发轫

航天产业对于一个国家非常重要。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同志说过,航天技术被世人普遍认为是20世纪现代科学最重大的成就和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是当代科学技术与基础工业最新成就的高度结合,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胡锦涛同志曾在神舟六号飞船发射庆功会上讲过一句话,他说:“无垠的太空是全人类的财富,探索太空是全人类的追求。”中国人有权利利用这个资源,中国人也有义务去探索这个空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也在2004年讲过,在新世纪,谁能够有效地运用太空资源,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安全。先把“地球上的事”办好

1970年,苏联、美国处于冷战时期,争相搞载人航天工程。1971年4月,我国也将载人工程的研发提上了日程,称作714工程。但当时载人航天技术久攻不下,大家也有争论——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国家到底该不该花这么多钱去作这项研究?最后,周总理说,以现在的情况,我们不跟他们搞这个比赛,而要先把地球上的事办好。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先做好民用卫星技术的研究,让老百姓受益,再去研发载人航天工程。这是个重大的决策。所以,1975年,载人航天工程暂时下马。但此前所做的工作也为日后正式开展载人航天工程积累了经验。

总理下达指示后,我们便集中精力研发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返回式卫星,等等。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举例来说,1984年之前,中国没有通信卫星,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是依靠微波中转传送的,每隔50公里建一个中继站,成本非常高,而且覆盖面积小,信号也不好。当时不是全国各地都能收到电视节目,电视机几乎卖不出去。1975年实施331卫星通信工程,研制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建了一个发射场,在北京和新疆建了通信地面站和包括“远望号”测量船在内的测控系统。1984年4月8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东方红二号”卫星送入了距离地球赤道上空3.6万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定点于东经125°。从此,全国各地都能收到电视信号,接收信号的天线一下子如同雨后春笋般到处架设起来,电视机变得供不应求。1984年的国庆大阅兵,全国老百姓都能从电视机里看到实时直播。

通信卫星的研发工程是1975年由毛主席亲自批示的,投资了十个亿。如今,我国已经先后发射了“东方红二号”“东方红三号”“东方红四号”卫星,“东方红五号”正在研制中。并且,我国自主研发的通信卫星已经出口到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巴基斯坦等南非、南美和亚洲国家。

为把中国的测控能力覆盖到全球,保证中国的航天器和航天员在地球任何地方都能和指挥中心保持实时联系,我国又研发了中继卫星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发射了“天链一号01”星、“天链一号02”星、“天链一号03”星共三颗中继卫星,建立起第一代中继卫星系统。信号可经中继卫星实时转至地面,大大提高了信息传输的效率。这样中国的航天员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和家里通话,对地观测卫星的信息随时都可以实时传到国内。

除了信息传输,卫星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功能是信息获取。通过设计轨道,令卫星定期到指定位置获取信息便是其中一项内容。这项功能应用比较典型的是气象卫星。每晚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上播放的云图就是我们自己的卫星——“风云二号”静止轨道气象卫星拍摄下来的。还有“风云三号”极地轨道气象卫星,负责在一定时间内获取全球的气象资料和云图。我国曾宣布,所获取的气象资料无偿地提供给世界各国使用,因此,世界气象卫星组织的主席曾由中国人担任。

卫星第三项重要功能是信息发布,即导航定位。要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需求,必须依靠全球导航定位系统。目前,美国、俄罗斯已各自建立起自己的全球导航系统,欧洲很多国家也在建立自己的全球导航系统,我国一直是使用美国的GPS系统,但建立起独立的自主可控的系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不是发射一两颗卫星就行了,这个系统起码得发射二三十颗卫星之后才能建成。

我国科学家陈芳允提出,在静止轨道的两个不同位置分别放上一颗卫星,再加上地面站,可以形成一个区域性导航系统。目前,这个系统已经建成,称作“北斗一号”。我国在建的自主可控的全球导航定位系统“北斗二号”,到目前已发射14颗卫星,拟到2020年之前共发射30多颗。届时,我国对于车、船、飞机、导弹、巡航弹等活动目标均可实现导航定位。

迄今为止,我国已发射卫星200多颗,仍在工作的有近100颗。当前太空中工作着的卫星有将近1000颗,其中美国占了490多颗,欧洲和俄罗斯分别为100多颗。从数量上讲,我国很快就会超过100颗,但是与美国等先进国家相比还是少。但从每年的发射数量上讲,俄罗斯占第一位,美国和中国不是并列第二,就是中国第二、美国第三。我相信,不久我国在轨卫星的数量将超过它们。俄罗斯确实发射了很多,但也掉下来不少,近三年失败过八次,而这种情况在我国近年来是没有过的。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自己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比如,卫星照相的分辨率,其他国家可以精确到零点几米,我国还只是一米;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卫星是15—18年,我国的卫星寿命最长的则是十三四年。中国人要上天,而且要快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1986年,王大珩、陈芳允、王淦昌、杨家坪四位科学家挥笔上书,将“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呈报中共中央。邓小平同志立即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随即组织数百名科学家进行反复论证。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迅速在全国得以开展实施。由于上述事件均发生在1986年3月,所以该纲要又称作“863计划”。“863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专家组经过五年的论证,得出结论:第一,中国人一定要上天,而且要快,否则跟不上世界发展形势;第二,中国人载人航天要用飞船,而不是航天飞机;第三,要想搞飞船,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准备工作。

用飞船而不用航天飞机,这是专家组经过严谨论证之后得出的结论。虽然航天飞机是世界顶尖水平科学技术的集成,但不适合中国国情。航天飞机技术难度大,比大飞机复杂得多,而我国的大飞机至今仍在研发当中。此外,航天飞机的一个特点是上天之后可以再回来,虽可以重复使用,但穿越大气层时,2000℃的高温会将机身表面的几万片防热瓦烧毁,再次发射的时候需要全部更换,造价太高。并且,航天飞机没有救生系统,万一出现故障,会直接威胁航天员的生命安全。美国“挑战者”号与“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失事曾造成共14名航天员遇难,这个教训是非常惨痛的。美国自己承认采用航天飞机是一个错误的决策,现已令航天飞机退役。

经过充分的准备工作,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上马。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载人飞船阶段,要求研发飞船载人上天,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安全返航。也就在这个时候,我被任命为载人飞船总设计师,负责总体工作。

我在俄罗斯观看过“联盟”号飞船的发射过程,三个航天员上天前总设计师要签字表示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发射。载人航天是人命关天的事,我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这是国家交付的任务,我自然义不容辞。

要实现载人航天,首先得研发出无人飞船。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争八保九”,即争取在1998年首次发射无人飞船,确保在1999年首次发射。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参观载人飞船初样产品以后提出:能否在1999年国庆的时候发射成功?要知道,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时间紧不说,按航天产品的研制程序,初样只能用于地面试验,初样试验之后,要重新投产正样产品才能上天。然而,我们的任务是“争八保九”,1999年又是国家大庆之年,澳门也要回归了。为此,我们发动群众集思广益,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就是用初样产品改装成一个最小配置、保证能回到中国腹地的试验飞船方案,来落实中央领导的要求。经中央批准,在工程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神舟一号”最终按预期时间发射成功,返回落点离预定地点不超过十公里。

我对“神一”怀有特殊的感情。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飞船工程立项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初期,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我们这些搞军工科研的人,在当时既不“光彩”,也不“实惠”,所以院里好多年轻人或下海,或出国,或到了外企,研发队伍就是由我们这些五六十岁的人和一些留下来的年轻人组成的。有人产生了怀疑:“这样的队伍能搞飞船吗?”然而,“神舟一号”的成功发射,证明我们这个队伍是能胜任的,我们经受住了质疑和考验。因而,“神一”的成功对我来说,非常值得纪念。“神十”发射前,我还专程去了一趟“神一”的落点,以作怀念。

后来发射“神舟五号”的时候,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紧张,我说,我最紧张的时候是发射“神舟一号”,因为那是第一次上天,冒着一定的风险。而“神五”虽然是载人飞船,但是此前我们已经成功发射了四次无人飞船,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应该说还是很有把握的。我们的航天员要穿自己的航天服

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二步是空间实验室阶段,为建立空间站做技术准备。这一阶段必须突破四大技术关键。

一是出舱。搞载人航天,航天员不仅仅是跟随飞船发射出去并安全返回那么简单,他们自己还要做很多工作。除了日常的监控、做试验之外,假如飞船、空间站出现故障,航天员甚至需要到舱外进行修理工作。“神七”运行过程中,航天员就曾出舱把一个部件卸下来拿回舱里,这是我国航天员首次在太空中出舱作业。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却不知让科研人员付出了多少心血。其中,关键技术是研制舱外航天服。为了保证航天员在天上生活得比较舒适,舱内运用了先进技术进行减震降噪,并且严格控制温度、湿度。若要出舱,舱外航天服须代替飞船,为航天员提供保温、供氧等功能。航天服研制技术的成熟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保障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因此必须做到万无一失。研发“神七”时,我国已与航天服研制技术较为成熟的俄罗斯签订了协议,拟通过购买他们的舱外航天服进行解决。但我们觉得,舱外航天服作为关键技术,若不自主研发,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我们将意见反映到上级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经过慎重考虑,作出决定:我们的航天员要穿自己的航天服出舱活动。经过严密组织,各单位的大力协作,我们终于研制出了自己的舱外航天服。因与俄罗斯签订有协议,我们不能违约,所以,“神七”发射时,翟志刚是穿了我国自己研制的航天服出舱的,而刘伯明是穿了俄罗斯的航天服,没有出舱,但也算给了俄罗斯一个交代。

二是交会对接。这是规模最大、最复杂的工作,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当时的计划是做两次无人交会对接,一次有人交会对接。由于技术准备充分,严密组织,通过对“神八”“神九”两次飞行就圆满完成了任务。所以,到“神十”发射时,除了再次验证,又增加了多项科学试验项目和工程试验项目,如中德合作的空间生物的科学试验和飞船绕飞的工程试验。

三是补加技术。航天员长期在太空工作,要保证提供水、氧气、推进剂、各种维修器材和相应的工具。神舟飞船仅仅用于载人,它的承载能力是三位航天员和300公斤的物品。而相对航天员长期工作、生活的需要来说,300公斤远远不够。因此,必须研发承载能力有5吨左右的货运飞船,还要研发相应的运载火箭把货运飞船送上天。日前研制工作正在顺利进行。

四是再生式生命保证技术。每送入太空一公斤物品,就要耗费几万美金,十分昂贵,即便以后我们有了货运飞船,长期运送也不经济。所以,要利用再生技术,实现太空中水和空气的循环利用,以满足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需求。再生水技术是将航天员用过的水以及排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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