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裂世纪的战争：朝鲜1950-1953(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湘穗,乔良

出版社：国防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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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裂世纪的战争：朝鲜1950-1953试读：

十六年前，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50年，我们应当时新华社军事分社社长谭道博之邀写了一本书。时为2000年，距1950年爆发的那场战争正好半个世纪，故我们将此书命名为《割裂世纪的战争》。很遗憾，这本书因为一个今天看来颇为荒诞的理由—引用了太多外国文献—没能出版。

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66周年，国防大学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有意联合出版此书。按理我们应吸收最新资料，对书稿做些修订。但由于时间关系，只是做了一些细微的调整。在此，我们向出版社致以谢意，也致以歉意。

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属于朝鲜和韩国；同年10月25日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则属于中国。我们赞同徐焰将军的观点：“朝鲜战争本不该打，抗美援朝战争却不得不打；朝鲜战争是平局，抗美援朝战争却是胜利。”

对抗美援朝战争，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铭记在心。此一战是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立足之战，是中华民族重归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在此役前，中国和中华民族常被世界发达国家和强势民族所欺凌；此战之后，中国就再不是被丛林野兽们可以任意强食的弱肉了。为实现逆转屈辱历史的这一结果，先后有18万中国人献出了生命，仅阵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人就有11万人。尽管他们的名字没能一一镌刻在英烈纪念碑上，但他们却以牺牲自己泽被后世。对此，我们和我们的后人都应永远铭记。

去美国时，我曾到华盛顿和夏威夷的美军阵亡将士墓地看过。那里有许多的凭吊者和鲜花，一幅幅浮雕式的战场示意图仍然色彩斑斓。同去的三十九军的老兵对身披雨衣保持着搜索队形的美军雕像喊道：卧倒吧，志愿军来了。66年前，麦克阿瑟没有听取中国人的警告，结果，他没能带领他统率的小伙子们回家过圣诞节；整整66年之后，朝鲜半岛局势再度微妙，麦克阿瑟的后继者们又想在中国周边玩火，我们的忠告是：小心为妙。

阵亡吹响了军人永久的熄灯号，但并不是所有的阵亡者都能获得永久的荣耀。2016年3月于北京王湘穗　乔良楔子博尼斯蒂尔上校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本宣战。10日，史蒂柯夫将军的集团军攻入朝鲜，并迅速向南推进。当时，美军正忙于对日本的占领，离朝鲜最近的部队还在600千米外的冲绳。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命陆军部尽快拿出一个方案，阻止苏军继续南下。

陆军部部长助理麦克洛伊立即同助理国务卿邓恩、海军部代表巴德等人在五角大楼连夜举行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方协调委员会会议，商量如何迅速派军队到尽可能北面的地方去受降。到这时他们才发现，眼下他们手中根本没有什么军队可以调动，美国军队能够在这座半岛的最南端釜山得到一个立足点就算万幸。这可让气势正盛的美国人心有不甘。当下陆军部部长助理便命他的下属，到隔壁办公室去搞出“一条尽可能向北推进但又不至于被俄国人拒绝的界线”。

几位将军匆匆跑进会议室，一边嘴里嚷嚷“我们必须赶快画出一条线”，一边指手画脚，命手下在下午四点钟以前务必拿出办法。一位名叫查尔斯·H·博尼斯蒂尔的上校，在地图上沿北纬38度线画了一条红线，对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说，这条线可以大致平分朝鲜。腊斯克随即拿上地图去向上司报告，很快便获得了杜鲁门总统的批准。于是，美国向斯大林发出电报，斯大林居然没有提出异议，这真让美国人大感意外。原以为苏联人能同意以北纬37度线作为分界就不错了。像现在这样划分，美占区不仅有朝鲜古都汉城，而且还有仁川和釜山这两个最好的港口。看来，天上有时的确是会掉下馅饼，特别是对于运气一向不坏的山姆大叔。

不久，苏军从已经占领的仁川、开城一线回撤。三八线就这样成了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

如此这般，一个千年古国便像一块蛋糕，被一名无名之辈信手划分成两半。第一部过早到来的顶点罗斯福投下的巨大身影

历史学家们始终搞不清该把富兰克林·罗斯福看作狐狸还是狮子，以至于有人称他是有教养的机会主义者。这位兼有狐狸和狮子两种个性的大政治家，在如何建立和安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问题上煞费苦心，他认为，过去几个世纪试验过而且总是失败的各种权宜办法，如单方面行动、排他性联盟、殖民地式的势力范围划分、以战列舰比例为指标的力量均衡等，都已经过时或不足以应付战后世界新格局。必须建立一个范围广泛的国际组织，才有可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同时，他也知道没有其他大国的参与，这一设想不过是另一个“国联”式的海市蜃楼。正因此，罗斯福极力培养与丘吉尔、斯大林的个人关系，认为这是几个世界巨头之间保持思想一致并且共同相处的最好办法。他并不看重国家政治体制的不同，甚至认为和一个共产政权打交道比与一个具有议会民主的国家打交道更容易。“我只要说服斯大林一个人就行了。他不必考虑国会的意见。他讲了话就算数。”所有这一切罗斯福并非出自利他主义的考虑，而是基于美国的利益，他很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由大国特别是美苏两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既符合现实力量的对比又符合美国的利益。

在罗斯福的雅尔塔拼图上，朝鲜是无关宏旨的一块小碎片。也许只是为了保持战后格局的整体性，才使这位重大局而不拘小让的政治家，对这个刚刚结束了几十年日本殖民统治的“隐士帝国”，作出了一种漫不经心的安排：国际托管20～30年。

正极力为在“二战”中付出巨大代价的苏联谋求高额回报的斯大林，似乎也瞧不上朝鲜。他更看重的是旅顺港、中东铁路和外蒙古。在获得罗斯福对上述利益的保证后，他同意国际托管朝鲜，“只是时间不要太久”。大国领袖们对小国命运的漠视，就这样播撒下了导致朝鲜半岛战祸丛生的第一颗种子。

当然，若仅只到了这一步，朝鲜战争还不至于爆发，那种天人永隔的局面也不见得一定会出现。可人们总会再犯错误，直到灾难的到来。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的突然去世，不应该算是人为的错误。但这一上帝的安排，却多少改变了世界的走向。为了避免大国间再次为因争夺利益而对抗，罗斯福找到了力量和公正的平衡点—按实力和贡献来划分势力范围并据此设计世界新秩序。在他看来，昔日的大英帝国已经没落，而苏联显然应该被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上。建构“雅尔塔世界”的要点只有一条，就是美苏必须有彼此明确的势力范围。他清楚地认识到，跟苏联在全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符合美国的利益。

假如罗斯福活着，你绝不相信他会像杜鲁门那样，因丘吉尔说“我要发表重要讲话”，就跑到富尔顿小镇去为下野的英国前首相捧场。罗斯福是真正的船长。以他在“二战”中对苏联人的态度，应该不会被耸人听闻的“铁幕”演说打动，选择与苏联进行两败俱伤的“冷战”。更关键的是，如果罗斯福活着，那个只当了八十二天副总统的“密苏里乡巴佬”，便成不了总统，也就无由提出“捍卫自由世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充满意识形态对抗色彩的“杜鲁门主义”。

然而，历史的真实是罗斯福死了，下野的丘吉尔成了一语成谶的冷战巫师，而杜鲁门当上了美国总统。小角色们在历史的空白地带填补巨人留下的位置的时候，总是急于要标新立异，使自己看起来也像个巨人。

自从丘吉尔的富尔顿讲话后，意识形态之争就开始全面主导国际事务，对抗代替了合作，与“邪恶帝国”的斗争超过了东西方在共同利益上的妥协。1946年3月成立的苏美联合委员会，决定建立朝鲜临时政府协助中苏美英四国共管。杜鲁门不相信与斯大林的君子协定，斯大林也不信任杜鲁门。美苏在朝鲜事务上摩擦不断，彼此妥协的余地丧失殆尽。苏联的底线是绝不允许朝鲜出现威胁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政府；而美国干脆把朝鲜视为“进行思想斗争的战场”—西方的民主政体与东方的共产主义，究竟哪个更强？1948年5月，美国无视此前与苏联达成的国际托管朝鲜的共识，假手联合国在南朝鲜组织选举，建立朝鲜民主共和国，宣称自己是代表全朝鲜的政府；同年8月，苏联以牙还牙，支持北方成立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自此朝鲜事务被大国间的对抗拖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在错误的前提下开始的冷战轨道上，每一个错误都将成为下一个错误的前提。而当错误累积到足够多时，战争就成了最后的清道夫。金日成和李承晚各自找到了统一朝鲜的支持者

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后第三年出生的金日成天生就是一个爱国者。幼年时，他随父母移居中国东北吉林的临江和八道沟。11岁时，曾回到出生地平壤万景台的彰德学校念书，但两年后又返回中国。少年金日成下定“朝鲜不独立就绝不再回”的决心，他说“没有当过亡国奴的民族，往往不懂得培养民族自尊心的需要”，正是亡国之痛使他成为一个具有极强民族自尊心的人。在中国参加抗日联军的日子里，金日成找到了可以帮助朝鲜民族独立的国际力量。直到1945年33岁时，金日成和他的战友们回到未完全独立也未完全统一的祖国，开始为毕生理想的最后实现而奋斗。

与金日成相比，1875年出生的李承晚已是一个垂垂老者。他的经历要复杂得多。1899年因勾结日本被关押到1904年。出狱后去了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他回到汉城。先在教会的青年会做事，后当中学校长，以后进入民族运动的上层。1919年，当上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总统。他不顾朝鲜人民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竟向美国当时的总统威尔逊请愿，要求由“国际联盟”托管朝鲜。为此受到谴责，并因贪污夏威夷旅美朝侨捐助的“独立基金”引起民愤，结果于1925年3月被赶下台，从此又流亡美国。美军占领南朝鲜后，“因为他是美国熟知的唯一的朝鲜领袖”，所以美国抢在活动于中国境内的临时政府之前，把他送了回来。李承晚回国以后，被军政府扶持为“民族议院”的议长。在杜鲁门政府坚持要南方进行的单独“选举”中，他当上“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说，他毕生都在寻找一种可以成为朝鲜民族救星的强权。美国人的支持，使他觉得终于找到了这种可以依赖的强权。

不幸的是，被三八线切成两半的朝鲜人，都以为找到了能够帮助自己实现民族独立的靠山。

南北朝鲜，两个政府，制度不同，政策也不同。在如何统一朝鲜问题上自然存在尖锐分歧。1948年12月25日，苏联军队撤出朝鲜。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紧张。从1949年1月到4月，南朝鲜军队在三八线挑起军事摩擦事件共37起，并秘密向三八线附近调集四万军队，给金日成造成极大压力。出于安全的需要，金日成两次向苏联方面请求缔结朝苏友好互助条约，并要求援助武器。莫斯科考虑美国可能以此为借口攻击苏联，没有同意。1949年3月，金日成率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访问，与斯大林讨论了北朝鲜的安全问题。斯大林明确表示：加强北朝鲜的军队是必要的，但是没有必要害怕南朝鲜。4月，莫斯科收到一份情报，称美国准备在5月全部撤出南朝鲜，南朝鲜决定，一旦时机成熟就于6月对北朝鲜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两个月结束战争。这使斯大林非常担心，毕竟当下金日成只有三个步兵师，武器十分缺乏，而南朝鲜却有六个经过美军训练的全副武装师。因此，苏联方面提议，应与北京协商，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朝鲜族官兵送回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6月11日，李承晚公开宣布，南朝鲜准备给共产党人一个毁灭性打击。这更使平壤的不安情绪加重。到这时，苏联也开始认真考虑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他们一方面坚持平壤应极力发动和平统一攻势，另一方面也陆续把包括重型武器在内的苏联军事装备运抵北朝鲜，帮助人民军把兵力扩充到九万人。9月，金日成提议说，“他们能够在两个星期之内占领南朝鲜，最多两个月”，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对此，斯大林明确表示拒绝。此后，在朝鲜劳动党的倡议下，南北朝鲜72个政党和社会团体组成了祖国统一民族统一战线，并通过宣言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主张和平统一朝鲜。

从1946年起，美国军方开始认为朝鲜是美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应该从军事上占领并用作反对苏联的前进基地。美国陆军部在1946年提出的建立永久性海外基地计划中，规定向南朝鲜投入巨额军费，帮助修建骨干公路、军用机场、海军基地和筑垒工事。1947年，杜鲁门总统派特使魏德迈到朝鲜视察后，支持南朝鲜进一步加快扩军备战步伐，计划在两年内把南朝鲜军队扩建到10～15万人。1949年初，李承晚给驻联合国“特使”发出密信，称“为了统一，除了缺乏武器之外，我们在其他方面都已经准备就绪”。当年美国向李承晚提供近两亿美元的武器。6月，美军撤退，像苏联人那样，美国人也留下了一个顾问团。李承晚认为自己在武力上占有优势，又有美国的支持，因而竭力主张用武力统一朝鲜。他和他的同僚的好战言论，连西方记者都难以接受。1950年2月，李承晚率“参谋总长”等高级军官访问东京直接听取麦克阿瑟的军事建议。从东京回来以后，李承晚召开“高级将校会议”，详细讨论“北伐计划”。1950年4月，南朝鲜军部署在三八线上的第一梯队已达五个师，另有三个师作为进攻预备队。

显然，斯大林最初对金日成的支持程度远比不上美国人对李承晚的热忱。直到1950年1月，斯大林开始考虑接受金日成的要求，他在给苏联驻朝鲜大使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情绪，但他必须懂得，诸如他想要着手解决关于南朝鲜这样一件大事，需要有周密的准备。事情必须要组织得没有太大的风险。如果他想要与我讨论这件事，那么我将随时准备接见他，并与他进行讨论。请把这些转告金日成，并告诉他我准备在这件事上帮助他。”根据斯大林的提议，金日成等人于3月30日秘密访问莫斯科，一直到4月25日才回国。苏联方面与朝鲜商定，苏联对朝鲜的军事援助将采用有偿的方式进行。朝鲜以9吨黄金、40吨白银和1.5万吨其他矿石来换取价值1.38亿卢布、足够装备三个师的苏联武器、弹药。苏联并派出了以瓦西里耶夫中将为首的苏军顾问组，协助制订“作战计划”。

1950年6月18日，被称为“大韩民国教父”的美国重要政客杜勒斯访问南朝鲜，并到三八线实地视察。其后他声称，“美国方面会在远东采取积极行动以维护远东地区的安全”。美国究竟要采取什么“积极行动”，引起了广泛的猜疑，以致有人怀疑杜勒斯在制造战争阴谋。为挽救危机四伏的李承晚政权，尽管美国国会试图影响朝鲜政局，在2月通过《对朝援助法案》时，加上了一条附加条款，即“如果在大韩民国中出现一个有一名或一名以上的共产党员或北朝鲜所控制的政党党员加入联合政府”，美国将停止对南朝鲜的援助。但在5月30日进行的南朝鲜议会选举中，210个议会席位，李承晚的国民党只保住45席。可以说，他已经丧失了合法执政的权力基础。而无独有偶，杜鲁门和艾奇逊发表不再涉入台湾事务的讲话后，蒋介石的国民党也正陷入为自己生存作最后努力的苦斗中。对于美国右翼势力来说，要保住环太平洋防线，遏止所谓共产主义进攻，他们太需要一场战争了。这就使得掩盖或无视战争即将临近的迹象变得十分必要。美国记者I.F. 斯通在《朝鲜战争内幕》一书中指出了战争爆发时的几个疑点：几乎所有的军事情报部门，都有意地忽略北朝鲜军队进攻准备；而南朝鲜军官对在6月份要发生的事情都预先有所知晓；联合国派驻朝鲜的观察委员会的一名署名“Szu-Tu”的台湾观察员，事先准备了一份可以证明是北朝鲜进攻而南朝鲜是处于守势的报告。最有意思的是，在一次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有人指证一些台湾商人似乎知道要爆发战争，而事先囤积大豆牟取暴利。所有这一切都很容易让人想起“珍珠港事件”，想起同样需要一场战争把美国卷入世界大战的罗斯福。

60多年过去了，美苏等国的战争文件仍未完全解密。朝鲜战争的许多秘密还隐藏于扑朔迷离之中。但导致战争爆发的必然原因已很清楚，这就是美苏之间的争夺。

要判断在一场两军都有意吃掉对方的战争中谁先开了第一枪，不仅十分困难，而且也没有意义。从1949年9月到战争爆发，三八线上摩擦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共发生武装冲突1836次。双方都有发动战争的动机，哪一次冲突都可能点燃熊熊战火，哪一次冲突都可以拿更早的冲突作借口。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艾奇逊180度大转弯

朝鲜开战，对艾奇逊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迪安·古德哈罗·艾奇逊出身高贵，是康涅狄格州圣公会主教的儿子；受过良好的教育，是耶鲁大学毕业生；有一份不错的职业，是出名的律师。但是他似乎更喜欢从政，先后在罗斯福和杜鲁门总统手下效力。他的政治信念是自由主义，但是他的行动哲学却偏向于实用主义。他认为，“研究国际问题时，重要的不是辨明是非、分清责任，而是要对登台表演的各种力量有个透彻的了解，并以此为基础来判断能否采取措施和采取什么措施。”由于他处理问题总能一下子抓住核心，被许多人看作战后美国世纪的缔造者之一。“他对杜鲁门主义的作用大于杜鲁门，对马歇尔计划所起的作用大于马歇尔。”这样的称许虽有过分溢美之嫌，却也足以说明他在美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分量。所以，尽管在国会里有许多参议员对艾奇逊很反感，对他带牛津腔的口音，过于讲究的衣着，以及耶鲁和哈佛大学的出身，当然更主要是对他的不温不火的政策。但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威胁不到艾氏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不过，情况现在开始有了某种变化，从1950年年初，艾奇逊的日子变得难过起来。他对共产党过于“软弱”的态度已成为美国舆论街谈巷议的目标。特别是在一年前，蒋介石政府跑到台湾后，美国国内一些报纸的社论就不断地攻击是艾奇逊没有全力支持蒋介石，才让毛泽东在内战中占上风，最终使美国丢掉了中国。在是否承认红色中国的问题上，艾奇逊一直留有余地，绝不把与中国和解的大门完全关上。在他看来，中国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是一个“苏联的卫星国”，中国是一个地缘大国，自有其独特的利益。美国应该承认红色中国，努力在中苏之间打进一个楔子，这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用铅笔和咖啡杯摆出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防御线：这是一条北起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南至菲律宾的环形防线。其中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美国不会为保护这些地方而直接采取军事行动。这一显然是要“撒手不管台湾”的谈话引起了美国右翼政治势力的歇斯底里，他们攻击艾奇逊在太平洋地区搞绥靖政策，甚至说在国务院里潜藏着一个共产党集团。日后在美国臭名昭著的参议员麦卡锡煞有介事地对新闻界说，我手里掌握着一份名单，共有205名共产党人在国务院工作。对此，艾奇逊虽然感到很苦恼，但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立场。但朝鲜战争的爆发把艾奇逊逼到了墙角，他必须改变自己的政策。而且，不论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清醒，或是矫枉过正，他都只能选择更强硬的政策，尽管这些措施几天前在他看来还是十分荒唐的。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即便到了这一步，在艾奇逊心中欧洲仍是关键，而发生在朝鲜的战争之所以要认真对待，主要是因为必须击退苏联人的试探。

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在杜鲁门总统的临时官邸—“布莱尔大厦”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艾奇逊提出了他一改旧章的五点行动方案：建议杜鲁门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保护台湾免受大陆攻击；从日本赶运军火去南朝鲜；派空军支援南朝鲜军队作战；要联合国采取行动支持李承晚。与会者包括艾奇逊以前的反对者们，这次他们空前一致地赞同艾奇逊的意见。

27日，杜鲁门发布武力介入朝鲜战争的指令，“为了直接支援韩国军队，要以远东海、空军攻击侵入三八线的北朝鲜军队。此项行动的目的在于，把北朝鲜军队从韩国赶出去”。同时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为使这一切合法，当晚在艾奇逊的努力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为击退北朝鲜的进攻，建议联合国各成员国向韩国提供军事援助。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此前由于苏联代表马立克以未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由，拒绝出席安理会会议而返回莫斯科，结果却不期然地使得这项违背联合国宪章、旨在干涉他国内政的决议得以通过。这一巧合为什么得以发生至今仍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但不管怎么说，美国操纵国际组织，先陷对手于不义再施以打击的手法在联合国的舞台上一开始使用就十分老辣。

一天以后，也就是6月28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美国政府这种暴力掠夺的行为，并未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只是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因为中国人民许久以来即不断地揭穿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霸占亚洲的全部阴谋计划，而杜鲁门这次声明不过是将其预定计划公开暴露并付诸实施而已。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艾奇逊的建议和杜鲁门的决定，使美国一下子卷入了发生在两个国家不同时间的两场内战：中国的和朝鲜的。无论从当时看还是从现在看这都毫无疑问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对中国人民族性格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特点的无知和无视，对共产主义全面扩张的虚幻担心，使杜鲁门走出了决定20世纪下半叶世界走向的一步错棋：让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在历史上并无敌意的大国迎面相撞。对这个必然到来的巨大危险，几乎所有人都毫无防范之心。有后人评论杜鲁门与艾奇逊是“鲁莽的一对”，而实际上他俩生性还比较谨慎，对卷入中国和朝鲜的内战曾经是他们极力想避免的事。可是当“冷战”意识开始左右一个时代时，原本尚有战略眼光的智囊之辈也只能顺理成章地变成“鲁莽”的反共斗士。

1950年6月底，介入朝鲜战争几乎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以至于行政当局觉得不必再经过国会的批准，尽管参战的决定很可能“会在一片欢呼声中通过”。在杜鲁门看来，这不过是将轻易完成的一次“警察行动”。艾奇逊要到几个月后才会为战争出乎意料的发展感到恼怒，才会拍桌子大叫“如果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为我们找个最糟糕的打仗地点，那一致的选择必然是朝鲜”。而在刚决定参战的那几天，他只是觉得朝鲜像“在鲸鱼之战中被碾碎的一只小虾米”，不禁对其抱有几分同情之心。柴成文由赴东德改成了去朝鲜

西南军区情报处处长柴成文被召到北京时，他的任务还是准备去东德外交使团任职，中央组织部甚至请他帮助物色适合出国工作的德语翻译。6月30日夜，周恩来总理把柴成文召到中南海西花厅谈话。在座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军委情报部第一副部长刘志坚。周恩来开门见山，“朝鲜打起来了，美国杜鲁门政府不仅宣布派兵入侵朝鲜，侵略台湾，而且对进一步侵略亚洲作了全面部署。他们把朝鲜问题同台湾问题连接在一起，同远东问题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派人同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系。倪志亮大使在武汉养病，一时去不成。你不要去柏林了，去平壤。”在征求柴成文的意见后，周恩来向他交代了具体任务。请柴成文带几个军事干部到朝鲜充当军事观察员，但不要以观察组或联络组的名义，而是以中国驻朝鲜外交使团的名义进行工作。7月8日，柴成文以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身份，率领参赞倪蔚庭、参赞薛宗华，一等秘书张恒业，武官朱光，副武官王大纲、副武官刘向文等人乘火车离开北京。10日，代表团到达平壤。下午5时金日成接见了柴成文一行。

金日成向代表团简要介绍了战况。当时的战场形势，对朝鲜人民军十分有利。战争爆发第四天，即6月28日，人民军攻克汉城，统一祖国的第一次战役结束。6月30日发起第二次战役，即水原战役，当天即突破汉江防线，7月4日解放水原。在人民军10个师中，有3个师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的朝鲜族官兵组成的，加上苏联的装备，战斗力很强。美国海、空军的介入，甚至包括像添油一样添上来的美24师，也无法遏止北朝鲜军队的凌厉攻势。7月5日，人民军在乌山与美国步兵第24师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组成的史密斯先遣队交火，并将其歼灭。令金日成不安的是美军增援部队越来越多，除已经登陆的美步兵24师、25师外，美装甲坦克师—第1骑兵师也即将抵达。驻扎在日本的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被任命为驻韩美军司令，统一指挥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当时，人民军正在进行第三次战役—大田战役，力求在美军基本兵力展开前，消灭大田一带的敌人。

7月13日，金日成到前线指挥大田战役。该役歼敌3万多人，特别是重创美步兵24师，还俘虏了刚上任18天的少将师长威廉·迪安。美国人坚信迪安已经阵亡，便迫不及待地给他授勋。让美国人感到尴尬的是，1953年9月5日交换战俘时，迪安将军活着回到了美国。

从7月21日开始的第四次战役，以李承晚“临时首都”大丘为主要突击方向。8月1日金日成再次到前线指挥战事。8月8日，人民军突破被美军称为“最后一道防线”的洛东江，20日战役结束。金日成在回平壤后对柴成文说，一些部队按苏军的平推打法，不敢大胆穿插，因而歼敌不多。实际上那时美军已大批抵达，被压缩在朝鲜西南海岸形成重兵集团，而北朝鲜军队的供应线不断拉长，加上美空军轰炸，供应已出现了困难，大规模歼敌的时机已经过去。

战争爆发一个多月，人民军解放了90%的地区和92%的人口，似乎胜利在望。金日成决心在8月31日发动第五次战役—釜山战役，一举解放全国。他并没有意识到由于美国的介入，力量的天平正在向不利于北方的方向倾斜，战场形势已开始逆转。

在金日成倾全力向对手猛击的时候，麦克阿瑟找到了这位年轻统帅的破绽。麦克阿瑟摆下50000：5的赌局

也许是“狼来了”喊得太多，对于那些已听过一千多遍朝鲜南北双方发生摩擦消息的人来说，这一次朝鲜开战的消息也没有引起什么人包括驻远东地区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重视。作为从军50年已经70岁，并且经历了四场大战的老将，他对感到有些紧张的下属保证，李承晚能顶得住，一周以内这场边境冲突就将和以往的摩擦一样烟消云散。可是这一次，他显然估计错了。北朝鲜军队三天就攻下了汉城，而被美军顾问团称作“仅次于美军的”韩国军队似乎不堪一击。局势顿时变得严峻起来。

6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根据杜鲁门总统的决定用电传机下达了第一号指令：1. 为防止金浦、汉城地区损失，迅速给南朝鲜军队供应弹药和装备。为确保上述物资的运输，可用必要的空军和海军实施护送。2. 撤退在南朝鲜的美国人。3. 向南朝鲜派遣调查团，调查并报告：“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援助韩国？”

麦克阿瑟最初的感受是受到了轻视，没有人同他磋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征询拥有宣战权的国会的意见，甚至没有同有关的军事指挥官磋商，政府行政机构的成员们就同意了参与朝鲜战争。这一决定本身所冒的风险，包括中国和苏联卷入的可能性，在当时就像后来一样明显。”虽然这种“可能性”一开始就非常明显地存在，但麦克阿瑟的这段见解清醒的描述却是尽人皆知的马后炮。因为后来发生的事实是：他本人和他在回忆录中指责的美国政府一样，都没能充分认识到轻率介入一场远东战争的风险，并且显然对中苏特别是中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及其严重后果毫无准备。从现在可以找到的文献记录来看，这位从不把东方人真正放在眼里的五星将军，从北朝鲜军队开始南下之初便技痒难耐，一接到消息麦克阿瑟就立即开始了行动。根据华盛顿第一号指令，他派出以后勤部副部长约翰·查奇准将为团长的调查团。调查团于27日6点到达板付后，接到了华盛顿发出的第二号指令：“为了直接支援韩国军队，要以远东海、空军攻击侵入三八线的北朝鲜军队。此项行动的目的在于，把北朝鲜军队从韩国赶出去。”

调查团不到一天的时间，便完成了“最有效地援助韩国”的转变：由调查团改称前进指挥部兼联络处，承担起指挥驻韩美军顾问团支援韩国军队的任务。查奇准将向麦克阿瑟报告：只有投入美军地面部队才能挽回局势。6月29日，麦克阿瑟乘坐C-54“巴丹”号专机飞往水原机场，在飞机上他向第5航空队司令官帕特里奇少将下达命令：“立即攻击北朝鲜的飞机场。机密。麦克阿瑟已批准。”这时，美国政府还没有允许攻击三八线以北地区，这种越权行为后来并未当作太大的问题对待。这显然鼓励了麦克阿瑟的胆大妄为。

通过实地视察，麦克阿瑟得出的结论是，“有投入地面部队的必要”。他立即用电传机与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上将取得联系，说明“时间很重要。不能犹豫不决，要立刻作出决定”。杜鲁门总统于6月30日4点，批准了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派出一个团战斗群参加战斗的要求，接着又批准再投入两个师和对北朝鲜进行海上封锁。在五天时间里，美国以急行军般的速度完成了从对朝鲜进行“警察”行动，到全面介入战争的过程。

半是因为形势所迫，半是因为轻敌，美国出兵朝鲜采取的是兵家最忌讳的“添油”方式。其结果不难料定，不到半个月时间，最先投入战斗的美24师就成了半瘫痪状态。次第投放的美25师、骑兵1师、美2师和海军陆战旅随即也陆续陷入苦战，仅仅靠着美海、空军一边倒的优势和全力支援才勉强守住了釜山防线。这一军事上的败笔，被掩藏在其后到来的仁川登陆的辉煌光晕之中，没有被美国军人重视。十几年后，美国在越南再次用“添油”的方式增兵，结果又一次惨败。直到鲍威尔和施瓦茨科普夫这一代参加过越战的军人才认真吸取了这些教训，为他们最终赢得海湾战争奠定了基础。对真正出色的将领来说，前人失败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战例更值得借鉴。

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有16个，除美军外，英国派出两个旅，加拿大和土耳其各派1个旅，其他国家只象征性地派遣1个排到1个营。7月8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于是，麦克阿瑟开始全力以赴地投入将给他军事生涯带来辉煌顶点，同时也带来最大耻辱的朝鲜战争。

麦克阿瑟后来回忆，他是在第一次视察战场时站在汉江边的小山上构思退敌方略的，“在这座山上，在我脑子里描绘能够对付现在绝望情况的唯一方法就是投入美国陆军和转败为胜的唯一的战略机动—仁川登陆方案，并且分析了具体实施的可能性”。回来后的第二天，即7月1日，他命令其参谋长阿尔蒙德少将研究被称作“蓝心计划”的登陆方案，7月4日，驻日本关东地区的第1骑兵师接到准备在仁川登陆的命令，并于7月6日登船。由于第8集团军在朝鲜南部的战线一直不稳，而仁川登陆成功的条件必须在朝鲜南部有巩固的防线并且能吸引住大量敌军。麦克阿瑟被迫于7月10日取消了“蓝心计划”。把第1骑兵师的登陆地点改在东海岸的近日湾，以支持釜山防线。从那时候起，他开始着手制订更大规模的“烙铁计划”，要实施这一计划就需由美国国内派遣战略预备队，才能组织起登陆集团。而这必须先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将领们。

无论是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莱德雷、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还是海军作战部部长谢尔曼，全都支持麦克阿瑟的登陆计划，但也全都反对在仁川登陆。他们认为，仁川距釜山240千米，在仁川登陆会更加分散本来就很少的“联合国军”兵力。而且预定在仁川登陆的兵力只有两个师，很可能遭到各个击破，由于没有预备兵力，这种局面将格外危险；按登陆计划，要从第8集团军抽调陆战旅用于第一波登陆，将可能危及釜山防线稳定；如果釜山保不住，仁川也将崩溃。仁川的地理、地形和海洋气象方面的条件完全不适于登陆作战。作为军队的最高负责人，布莱德雷主席不同意这一困难的孤注一掷的作战，派遣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海军作战部部长谢尔曼和空军代表爱德华中将前往东京，同麦克阿瑟协商将登陆点改为仁川以外易于登陆的地点。在会议上，8名海军军官从不同的专业技术角度陈述仁川不适宜登陆的理由：在仁川附近没有海滨，只有宽达3.2千米的泥洲；仁川港是世界上第二个潮差最大的地方，平均潮差为6.9米，大潮时为10米以上。为此在落潮时要进入仁川，就必须航行在泥沙之间自然留下宽2千米、长约90千米，深10-18米的唯一的弯曲航道上。这条航道十分便于敷设水雷，假如北朝鲜人懂得这么干的话。而如果有一艘舰船触雷，这条唯一的航道就会完全堵塞。由于上述条件的限制，麦氏所坚持的登陆就只能利用大潮时和傍晚满潮时，直接在仁川港码头进行，别无他法。因此，仁川登陆的时间也就只能限制在9月15日、10月11日、11月2日的大潮时分，所以要隐蔽登陆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10月后黄海季风猛烈，船只航行困难，因此只有9月15日适合登陆。9月15日满潮时间分别是6点59分和19点19分。由于潮差太大，能够组织器材登陆的时间仅限于满潮时的两个小时。攻击用的舟艇不在两小时内登陆完毕，就要在敌海岸火力网中暴露在仁川港的泥沼上。除此之外，标高105米的月尾岛还堵住了仁川港的入口。因此，在仁川登陆前必须压制月尾岛，这将失去战术奇袭的效果。即使成功，还必须直接向仁川港5米高的陡岸实施登陆。海军的结论是：仁川具有的是不适合登陆作战的各种条件，虽然不是绝对不可能，但作为海军却不推荐。对于海军的上述意见麦克阿瑟已经听了14次，所以中间只插问了一句话。陆军则认为仁川登陆对战局影响不大，主张在离釜山更近一点的群山登陆。这一意见，立即得到了谢尔曼将军的赞同。

麦克阿瑟耐着性子听完了一个半小时的发言，然后用45分钟发表了被战史家称为“辉煌”的演说，充分展示了他过人的辩才，“刚才大家提出各种各样不能实施的论点，恰恰证明仁川登陆可以起到奇袭的效果。敌军司令官肯定不会想到我们会进行铤而走险的作战，奇袭是战争中获得成功的最大因素。关于潮汐、水位、地形和其他障碍方面的难题，确实是严重，很值得考虑。然而最大的难点也能够克服。我完全信赖海军。实际上，我比海军本身更相信海军。太平洋战争中，海军在我指挥下参加过多次登陆作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情况同仁川大体一样，困难的地方很多，所以我对海军的能力没有任何怀疑。关于在群山登陆的提案，的确群山没有仁川的那些困难，但是在那里登上陆地也不会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只有从仁川登陆，切断敌人的补给线，才能够使敌军部队的战斗力处于瘫痪状态。如果我与敌正面较量，我军的官兵就会像屠宰场上的牛一样钉在沾满鲜血的防卫线上，要夺回南朝鲜将付出十万人生命的代价。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如果我判断错误，在仁川遇到难以对付的防线，我会在现场纠正我的错误，立即撤退部队。我们的损失可以败坏我个人作为指挥官的名声来解决，而仁川作战不会失败。”

听完麦克阿瑟令人心醉神迷的演说，原先反对声叫得最响的谢尔曼海军上将从座位上站起来：“谢谢！这是伟大事业中的伟大召唤。”说服了海军，说服布莱德雷和柯林斯就容易多了，因为这些陆军将领知道，在美国海、空军占有绝对制海、制空权的情况下，在哪里登陆都能成功，他们所不愿意的只是不必在仁川冒险。麦克阿瑟的坚持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将军们难以拒绝。8月29日五角大楼下达作战指令，有附带条件地同意仁川登陆方案。

仁川登陆的决策过程，到今天仍可给以多方面的启迪。科学的决策体制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实施现代化战争的前提。军官之间、军种之间对作战方案事先坦诚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反对意见，肯定是避免失败的第一步骤。只有在此基础上，高级将领才能向政治领袖提出有高度职业水准的军事建议。计划一经批准，就充分尊重战场指挥官的决定，认真落实符合现代战争特点的委托式指挥，而不再在具体作战中对战场指挥官的决定说三道四，这几乎是现代战争致胜的前提。一些战史研究者把麦克阿瑟的成功看成他独特的经历和个人魅力的结果。因为麦克阿瑟在美国军队中的确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指挥过著名的“彩虹师”，战后又任过西点军校校长、陆军参谋长，许多将军不是他的下属就是他的学生，不少人对他抱有崇拜之心。但是，这一切并不足以让他在美国军队中随心所欲，他必须依照决策程序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将领们。麦克阿瑟心里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严格按程序请示报告，当然他也绝不会忘记施展个人的魅力去实现这一目标。他是一个天生的好演员。有人曾问当过他副官的艾森豪威尔，你从他身上学到过什么？艾森豪威尔笑着回答：表演。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作战指挥官，麦克阿瑟深知此番仁川登陆充满风险。9月12日，他从日本佐世保登上“麦金利山”号军舰。在向仁川进发的途中，麦克阿瑟对指挥部的参谋们发表惯常演说：“如果说仁川登陆是个大赌注，我认为这是往盒子里面投5个美元，然后打开将捞到5万美元。5个美元就是仁川登陆。这个巨大的赌博，就是华盛顿将美军投向亚洲大陆的决策。如果美国把1000万美国人投到亚洲大陆，敌人可能轻而易举以4：1的兵力对付我们。因此，我要用自己的办法，也就是两栖登陆，而不是用敌人的办法（正面攻击），来同他们战斗。以两个师在仁川登陆，作战的目的并不只是要进行登陆，而是为了粉碎北朝鲜军队，而只有切断北朝鲜军队的基本运输线才能达此目的。南北朝鲜的主要运输线包括铁路和公路都要经过汉城。因此夺取汉城这个交通枢纽，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铁砧’，以便我们以第8集团军粉碎汉城以南的北朝鲜军队。”

这番话说得何等意气风发，信心十足，但在内心里，麦克阿瑟还是感到非常不安。在进攻前夕，他在自己的舱室里来回踱步，喃喃低语，他对副官说：“仁川登陆的取胜希望非常渺茫，取胜的关键在于敌人配置薄弱，在于敌人判断我军不会在这样的地点登陆。”雷英夫预测出美军将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陆

事后看来，雷英夫是有可能改变这场战争走向的小人物。作为中国军队总参谋部作战军官，他一直关注着朝鲜战局的发展。8月，朝鲜战争进入胶着状态，下一步美国人会怎么打？这是雷英夫苦苦思索的问题。在一次战况研究会上，雷英夫谈出了他思考的结果：美军将在朝鲜实施两栖登陆。理由如下：1. 美军和南朝鲜军13个师集结在洛东江三角地带的狭小滩头阵地上，既不进攻也不撤退，摆出一副死守的架势，这不合情理，似有意吸引人民军主力，这是诱兵之计；2. 美军在日本集结两个师，成立了第10军，但既不增兵朝鲜前线，又不在日本布防，而是天天搞突击训练，有开辟新战场的迹象；3. 在地中海、太平洋执勤的英美舰船目前正向朝鲜海峡靠拢，这是要实行登陆的迹象；4. 麦克阿瑟是组织两栖登陆的老手，在对日作战中他发明了“跳岛战术”，并成功地指挥过11次两栖登陆，其部队和参谋班子也擅长登陆作战；5. 朝鲜半岛南北长，东西窄，三面环海，易于登陆。

周恩来非常重视这位军事顾问的见解，立即带他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进一步询问雷英夫：“朝鲜西海岸适宜登陆的地方很多，什么地方可能性最大？”“仁川。仁川港水文条件最不适宜登陆，也因此可以出敌不意。麦克阿瑟作战喜欢戏剧性效果，他极有可能选择仁川。”“美军会在什么时候登陆？”“合适登陆的时间有三个，以9月15日可能性最大。”

毛泽东沉思片刻，对周恩来说，这是个值得注意的战略问题，要给斯大林拍份电报，同时向金日成打个招呼，让他们有所准备。

但是，不论是斯大林，还是金日成，都没有重视这个至关重要的提醒。几十年后，由日本陆战史会编写的《朝鲜战争》中指出，“仁川登陆是成功还是失败，可以说首先是在北朝鲜军队心里”。此言极是。然而，一次改写朝鲜战史的机会便在不为人知中悄然而逝。克拉克上尉按时点亮了八尾岛灯塔

39岁的尤金·克拉克上尉是个搞情报的新手，但却有丰富的航海经验。他从澳大利亚到菲律宾参加了整个太平洋战争，历任登陆舰的航海长、通信长、炮长和舰长，长达16年的海上生活使他具有能判定登陆地点适当与否和决定操舰方法的能力，而且多少能讲一些日本话和中国话。在担任战争罪犯审判的翻译期间，他转到了驻日美军参谋部的G2（情报）部门工作。8月26日，克拉克上尉被叫到秘密会议室，头儿们告诉他，“仁川登陆已经批准，但情报不充分，必须派人潜入仁川港进行侦察，搞清楚敌情和地形。侦察的成果是整个作战成功与否的关键，除了你以外没有其他人能完成这个任务。”克拉克上尉领受了这一命令。他除了给自己准备电台、冲锋枪、自动步枪、卡宾枪、手榴弹和数箱子弹外，还带了30箱C口粮，2箱威士忌酒，又买了180斤大米和90斤鱼干。所有这一切后来都派上了用场。显然，克拉克上尉对东方的人情世故有透彻了解，他知道在战乱中如何与陌生人迅速建立合作关系。

8月的最后一天，他和中央情报局几个特工加上两个南朝鲜的情报人员组成一个情报小组，被派到仁川附近的灵兴岛进行侦察。灵兴岛在仁川以南十几千米处，没有北朝鲜驻军，只有一个渔民村庄。克拉克用带来的一些大米、鱼干和糖换取渔民的合作与情报。他甚至招募了一些当地的青年，作为守卫队，监视离灵兴岛几百米远的大阜岛上的300名北朝鲜军队的活动。克拉克的主要任务是要勘察低潮时淤泥的厚度和防波堤高度的准确数字。晚上，克拉克划舢板到防波堤边，脱掉衣服检查泥地，他两个膝盖都陷进脏兮兮的污泥中，行动十分艰难。他得出结论，在战斗中全副武装的士兵可能要陷到齐腰深的地方，无法徒步登陆。接着他又对防波堤的高度进行了测量。随后的几天，他派行动小组的其他人对仁川地区北朝鲜军队是否增兵的情况进行了侦察，他自己则发现月尾岛的炮兵掩体增加了许多，又发现北朝鲜人还没有在飞鱼峡航道中布雷。每天晚上，克拉克上尉都要向东京发电报。

报告1：在沿仁川码头陡岸的堑壕里有朝鲜军队1个连。

报告2：在月尾岛原美国通信站附近有高射炮2门。

报告3：在月尾岛西侧有机枪4-5挺，西南侧有机枪2挺。步兵堑壕设在水际后方数英尺外。除在小月尾岛有大口径火炮3门外，在防波堤的突出部还有1门口径不明的火炮。

报告4：在月尾岛的塔式红色大型建筑物里，似乎是炮兵指挥所。

报告5：在小月尾岛上总共部署了25挺机枪和5门120毫米榴弹炮。

报告6：在月尾岛向海正面有海岸重炮20门，混凝土堑壕和坑道在岛上穿过。岛上兵力估计有1000人左右。除劳动人员禁止出入。

报告7：仁川港潮汐的情况以日本绘制的潮汐表最为准确。

报告8：仁川的泥沼地，军队和车辆难以通过。

为了获得更多的情报，同时保持航道的畅通，克拉克上尉在十几天中捕获了30多条渔船。他的行动引起了住在附近的北朝鲜军队的注意，他组织自己的守卫队在飞机的配合下击退了北朝鲜军队的进攻。他深知这次侦察任务的危险性，他把一颗开了盖的手榴弹挂在腰上，打算在最后时刻拉响它：因为“我知道太多的秘密，绝不能被活捉”。

克拉克上尉不仅有主动冒险精神，而且总能抓住问题的关键。他发现在整个飞鱼航道上，八尾岛的灯塔是航道唯一的标志，但是已被北朝鲜军队破坏。他决定潜入八尾岛侦察。上岛后，他发现灯塔只是旋转反射镜用的电池被切断，灯具本身没有毛病。克拉克熟悉这种法国制造的大型油燃式灯，知道稍加修理就能点燃灯芯。他向东京报告八尾岛灯塔的情况，电文说，登陆当夜如果需要，他就能点燃灯芯。第二天早晨他收到命令“9月14日24时点亮灯塔”。

登陆之夜，当看到指引航路的灯光时，一些不明就里的海军舰长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北朝鲜人真的完全没有准备吗？看来阿尔蒙德军长说得对：仁川登陆只不过是一次机械作业。当日后他们知道了真相，都被克拉克上尉的大智大勇所打动。

任何军队都景仰和鼓励英勇作战的勇士。战后，克拉克上尉获得了海军颁发给他的勇士们的十字勋章。潘尼迦大使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传递口信

战争充满诡异。既然登陆的意图及时间都难以隐瞒，唯一可以大做文章的就是隐蔽登陆地点。从9月5日开始，美空军对西海岸最适合登陆的群山地区周围50千米范围内的公路桥和铁路设施进行猛烈轰炸；12日派出一名陆军上校率袭击队在群山海滨登陆。第5航空队的飞机在群山上空抛撒传单：美英军即将登陆，请沿海居民迅速撤离。在对登陆部队进行战前训练时，也只是告知群山的地形。一直到9月14日下午，才向陆战队员明确真正的登陆地点。9月13日，“密苏里号”战列舰率数艘驱逐舰驶向东海岸，对围攻釜山的朝鲜军队背后的炮台、海岸阵地、铁路、桥梁进行猛烈炮轰。同时，派“特里姆盖”号航母等舰炮击平壤外港和清川江口达阳岛，进行欺骗和心理作战。报纸和电台也在散布各种谣言，说“沃克将军正在组织釜山地区的反击”，“国防部官员透露，反击将在10月15日开始”。这一切举动使北朝鲜军队误以为美军将在群山登陆，而轰炸仁川只是佯攻。

而这些还都只是战场上的小骗局。8月17日，美国驻印度大使汉德森向印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不愿让冲突扩大，但如果中国人使冲突变得更凶、范围更大，美国将只好打击中国的运输系统和工业基地。9月5日，美国驻印度大使再次要印度外交部帮助给中国人传话，美国对中国并无偏见。美国目前的强硬态度是因为中国有敌对意向并支持北朝鲜。这是美国人在仁川登陆前，希望稳住中国的战略佯动。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杜鲁门尚未决定美军是否要越过三八线，占领全朝鲜。美国故技重施，要求尼赫鲁总理让印驻华大使潘尼迦告诉中国，千万不要参与朝鲜的战争。美国希望印度把这一点作为自己的意见去说，潘尼迦大使在约见聂荣臻代总长时，按印度政府的指示如此这般地转告了中方。

其实周恩来已经发现美国人利用印度大使搞战略欺骗，但他仍然很重视这条渠道。他在10月24日的一次报告上说，“一个月以前，就是说美军在仁川登陆前，我们曾经考虑，美帝打到三八线后是否会停止，尔后转为外交谈判。在敌人占领汉城以后，尼赫鲁曾经对我们说，三外长会议已经说好，不过三八线，如果过三八线也要提到联合国来决定。但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要稳住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以后，再搞中国。我们看穿了骗局，所以在9月30日声明：对美帝侵略朝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10月1日、2日的消息是美军已过三八线，南朝鲜军则在三八线以北深入很远。我曾找印度驻华大使指出，以上情况与尼赫鲁所说不同，我们对朝鲜问题不能不管，要他通过尼赫鲁转告贝文。过了几天，敌人的推进并不停止。不久，贝文通过尼赫鲁向我表示，过了三八线到距鸭绿江四十英里时即可停止。当时敌人已进至平壤。目前，敌人又由平壤北进。这显然是对我们的第二次欺骗。”

潘尼迦大使在10月3日凌晨被周恩来紧急约见后，及时向美国人转达了中国总理的警告。美国国务院得知这一信息后，向杜鲁门作了报告。但他们认为潘尼迦同情中国，是个“粉红色”大使，他也许是在帮中国人吓唬美国。于是指示美国驻印度大使转告其政府，中国政府的说法是想在此紧要关头让印度和其他联合国成员动摇，而让北朝鲜部队在三八线以北重组起来，这只会使他们更加藐视联合国并使朝鲜统一更为困难。

潘尼迦大使给美国回话时谈了自己对中国的看法，朝鲜事态发展，将使中国领导认识到苏联政策的弱点，他们将在“倒向苏联一边”的同时走自己的路，其趋向是不接受苏联的政治领导。这位大使的见解，应该说是富有洞察力的，但那时中国还不可能摆脱苏联的影响，特别是在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几乎都在敌视红色中国的时候。

10月5日，潘尼迦会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他告诉后者，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对尼赫鲁总理说：艾奇逊先生最近对他表示，关于美军飞机进入中国东北领空的事，美国首先对中国遭受意外损失表示遗憾，美国愿由中立国家来调查损失并对损失作出估价。但中国已经认定，这不过是美国的又一次缓兵之计。10月10日下午4时，潘尼迦递交了贝文外交大臣给周恩来的电报：如果北朝鲜不愿放下武器，那么“联合国军”统帅将无他途可循。毛泽东作出了他平生最困难的一个决定“解放台湾”是毛泽东打算在1950年内完成的任务。5月13日，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金日成到了北京。他告诉毛泽东，斯大林支持统一朝鲜的战争。对金日成的话，毛泽东将信将疑。因为苏联已经同意支持中国解放台湾的军事准备，而且他在年初访问苏联时也没有听过斯大林有这个打算。直到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拿来了斯大林的电报，“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同意朝鲜人着手重新统一的建议”。毛泽东才明白，他在这件事上实际上已成了局外人。事已至此，毛泽东也不便多说。他问金日成，如果美国人介入怎么办？金日成回答，“那几乎不可能”，斯大林已经告诉他，帝国主义不会干涉朝鲜事务。毛泽东提醒他，我们当不了帝国主义的家，也不是他们的参谋长，凡事还是要有个准备。金日成表示感谢后告辞。毛泽东心里明白，朝鲜内战一开，解放台湾的事就只能推迟了。

在支持中国解放台湾还是支持金日成统一朝鲜的问题上，斯大林一直顾虑重重。他主要担心美国的干涉。1949年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要求订一个“又好看又好吃”的协议，好看就是要做给世界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要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毛泽东希望在创建海军方面得到苏联的援助。并请求斯大林派空军志愿人员和秘密部队援助，以便尽快解放台湾。斯大林表示：提供援助不成问题，但援助形式必须考虑。主要问题是不给美国提供干涉的口实。中国海军干部可以在旅顺口培训，培训完毕后可以驾驶苏联舰船回中国。参谋部工作人员和军事教官，我们随时可以派。其他问题我们要考虑。1950年1月，在杜鲁门和艾奇逊公开声明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的防御圈内之后，斯大林最大的顾虑解除了。经过权衡利弊，他觉得支持北朝鲜统一朝鲜比支持中国解放台湾要划算得多。要拉住中国，就必须被迫放弃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如果支持朝鲜统一，可以使苏联获得取代旅顺的、新的不冻港，也可对企图单独媾和的美国和日本保持威慑，同时统一朝鲜主要是地面作战，这与必须渡海作战的解放台湾相比把握要大得多。因此，在与毛泽东、周恩来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具体条款的日子里，斯大林已悄悄给金日成发报，请他来谈统一问题。而这一切都未告知还在莫斯科的毛泽东。

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对战争的估计十分乐观，他并不认为有必要采取适当行动阻止美国扩大干涉的企图。从1月30日起，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因抗议台湾国民党继续占据中国在联合国代表席位而拒绝出席安理会会议，使安理会乃至联合国都成了美国人的“一言堂”。6月26日，斯大林否定了苏联外长要马立克参加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的建议，而是指示他继续拒绝参加会议。7月1日，斯大林指示苏联驻北朝鲜大使转告金日成，不要被美国人的介入吓坏，不要停止推进，苏联将迅速满足朝鲜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要求，“我们认为必须坚决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美国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

眼看美国代表正在鼓动联合国组成“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斯大林几乎无动于衷，丝毫不想派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去行使否决权。对苏联的这种态度，美国人倒是十分担心，专门有人进行研究防范。而斯大林没有想到美国会如此之快地进入到朝鲜战争中来，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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