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骆为祥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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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人的福祉：贫困、健康及生活满意度试读：
第1章 导论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是各国政府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福祉（wellbeing）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不仅涉及收入水平、贫困程度等经济方面的状况（economic wellbeing），也涉及躯体的健康状况（physical wellbeing），还可以指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等社会心理方面的状况（subjective wellbeing）。中国政府一直在增进百姓福祉的道路上孜孜以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就曾对如何增进人民福祉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部署，譬如“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缩[1]小收入差距”。本书将目光聚焦于中国的老年人，以调查数据为基础，从经济、健康和社会心理三个方面，细致描述老年人的福祉现状，深入研究影响他们福祉的因素。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加深普通民众对于中国老年人福祉的了解；也希望能够有助于政府官员制定相关的社会福利政策，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第一节 为什么要研究老年人福祉？
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促使我们研究老年人福祉。一方面，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其老龄化具有老龄化速度快、高龄化趋势明显、老年人口数量多三大特征，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对中国老年人的福祉状况等闲视之。众所周知，一个社会的老龄化速度由其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速度决定。1949年以后，中国成功地降低了人口死亡率。20世纪70年代后期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短期内大幅下降。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双下降使得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如表1-1所示，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近7%，标志着中国正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这一数字已经达到8.87%，年均增加0.19个百分点。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鼓励生育的政策使老年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但是1964～1982年、1982～1990年、1990～200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分别年均增加0.075个百分点、0.083个百分点、0.139个百分点，表明1964年以来中国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未来几十年内中国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加快。这不仅是因为70年代以来生育率持续下降，也是因为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相继进入老年人行列（Zeng，1995；Zeng et al.，2002，2003；邬沧萍、王琳、苗瑞凤，2004）。联合国中方案预计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7.6%（United Nations，2015）。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增加了两倍多；而法国、瑞典等发达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7%提高到14%用了一个世纪甚至还多。表1-1 六次人口普查各年龄组人口变化状况表
中国人口基数决定了老年人口规模十分巨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亿（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达到1.19亿人；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为0.21亿，占老年人口的17.6%（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2）。联合国中方案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71亿，届时差不多世界上每四个老年人就有一个来自中国；中国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变老，高龄老人增加尤其突出，到2050年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规模将达到1.21亿，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将攀升至32.5%（United Nations，2015）。
另外，如何能够有效地提高对老年人福祉的关注也是促使我们研究老年人福祉及其影响因素的重要原因之一。老年人处于生命的最后阶段，其生理功能和认知能力衰退以及各种慢性病发病率上升，参与社会经济工作、独立生活的能力下降，需要经济保障、医疗保障、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的程度提高。正如图1-1所示，随着年龄的增加，中国城乡居民的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住院率都大幅度上升。2013年65岁以上老年人两周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住院率分别达到62.2%、78.4%、19.9%（国家卫生计生统计信息中心，2015）。由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城乡居民两周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住院率只会进一步提高。显然，老龄化会增加政府和家庭的负担。然而，未来中国在为老年人提供足够支持方面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图1-1 中国不同年龄人口两周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住院率
资料来源：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2015：表3-1-3、表3-2-3、表4-3-4。
传统上，家庭主要承担着养老的责任。子女（孙子女）负责给年老的父母（祖父母）提供经济和社会支持。几千年来，这种典型的养老模式有力地保障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维系了社会的稳定和谐。不过，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种种变迁，传统的家庭支持体系不断被侵蚀。首先，受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联合影响，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见图1-2），人们的生育水平都不断下降[2]（Cai，2010）。全国总和生育率由20世纪70年代初的5.8，降到80年代初的2.23，1992年更进一步降到更替水平之下（Poston et al.，2006）。现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仅为1.4左右，低于更替水平许多（Cai，2013）。生育水平的下降意味着未来的老年人比现在的老年人拥有更少的子女（孙子女）。其次，人口迁移也构成老年人获得照料的障碍。传统社会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父母与子女即使不住在一个屋檐下，彼此住所也相距不远。如今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人口的流动愈加频繁。尽管子女外出工作（收入相对丰厚的工作）可能会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Cai，2003；Stark and Lucas，1988）、传播健康相关的知识（Hadi，1999），但是子女居住过于分散使他们难以给父母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再次，现代观念的兴起也削弱了传统的家庭支持体系（阎云翔，2009）。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社会运动数次批判传统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所代表的父权族权和作为其典型表现的传统孝道，提倡人与人之间、代际平等；人们的隐私观念逐渐形成，公共舆论关于老人的赡养问题逐渐沉默；宗族崇拜的信仰世界在市场化改革中逐渐衰落，传统的祭祖、殡葬等形式被视为封建迷信而被逐渐摈弃，家长权威明显衰落；集体化对老一代村民私人财产的剥夺导致其地位下降，而非集体化时期的市场化逻辑又促进了个人主义的产生，人们对于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感被个人利益的泛滥所淹没。如此种种使孝道衰落，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开始浮现出来。图1-2 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的变化（1950～1998年）
资料来源：Poston et al.，2006：12，表1.1。
由于生育水平的下降、个人主义的兴起、迁移的增加等，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家庭内部养老资源日趋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年人势必会转向政府、社会寻求必要的支持和服务。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发生于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的时期。此时，发达国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并且建立了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因此能够相对从容地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但中国的情况就没有那么乐观。
一方面，受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的人口转变速度超前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图1-3展示了国际视野中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随着少儿人口比重的显著下降，中国老龄化速度开始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此后中国的老龄化水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老龄化水平渐行渐远，到2045年前后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老龄化水平。现在无论从哪个维度来讲，中国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譬如，2015年中国人均GDP为7990美元，世界排名第73位，较上一年上升4位，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590美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6）。按照联合国的估计，2015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9.55%，高出其他发展中国家老龄化平均水平4.2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未富先老”的国家。
另一方面，与“未富先老”紧密相关的是，现阶段中国养老保障水平还很低，养老设施的缺口还很大。就养老保障而言，退休/离休
[3]制度覆盖的人群有限，主要集中于城镇老年人。广大的农村老年人大多没有被离退休制度所覆盖。根据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66.7%的城镇老年居民都能够领取退休金；对于农村居民而言，[4]这一数字只有8.3%。为了保障没有享受退休/离休制度的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中国政府于2009年、2011年分别开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5]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对象是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对象是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符合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城镇非从业居民。凡是年满60周岁、未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养老待遇的，不用缴费，可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因此，近年来养老保险的覆盖率迅速提高，城镇、农村居民的覆盖率分别攀[6]升至85.5%、88.6%。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基础养老金只有55元左右（根据年龄、地区有所调整），因此大多数老年人仍然需要依靠子女供养（沈可，2013：5）。图1-3 国际视野中的中国人口老龄化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2015。
就养老设施而言，现有的养老机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急剧增长的社会需求。随着近年来养老机构的建设，养老床位有了明显增加（见图1-4）；但是潜在床位需求和现实床位供给之间仍然有非常大的差距。据学者估计，到目前为止，只有8%左右的机构养老需求得到满足（沈可，2013：5）。即使抛开养老机构的数量问题不谈，现有养老机构的运营也存在众多问题（李斌，2012；柳海民、周霖，2008）：第一，很多养老机构仅仅提供生存照料，忽视了老年人对丰富多彩的生活环境的需求；第二，机构护理人员数量不足、缺乏培训，照料的质量不高；第三，部分养老机构片面追求“医院化”“宾馆化”，收费价格超越了家庭或老年人的实际收入水平；第四，养老机构的地区分布不合理。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而目前我国养老机构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若要切实满足老年人生活以及照料的要求，单就建立足够的养老机构而言，政府和社会就需要投入巨量的经济资源。如果再考虑到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政府和社会将更加不堪重负。图1-4 养老机构床位数（2000～2014年）
资料来源：养老机构床位数源于历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老年人口数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注：《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没有提供2004年养老机构床位数信息，2004年的床位数以2003年和2005年的均值替代。
由上可知，在21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将面临人口老化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既表现在老年人口的庞大数量上（绝对数量的增加），也表现在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上（年龄结构变化）。老年人通常已经从经济领域退出，容易受到健康问题的困扰，并且因此需要情感、生活、金钱上的支持。然而，种种社会变迁正使家庭内部照料资源日益不足，与此同此，中国的老龄化是在较薄弱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迅速展开的，国家和社会提供的养老资源也非常有限。为了使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得到切实满足，使有限的资源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必须了解老年人的福祉现状，并探索决定他们福祉水平的内在机制。只有这样，政府、社会、家庭乃至个人，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从容应对日益汹涌的老龄化浪潮。
第二节 老年人福祉的影响因素
多层分析和动态分析视角为我们分析老年人福祉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两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多层分析的视角强调个体、家庭、社会层次的因素共同决定了老年人福祉的水平。作为社会的存在，人的所有一切，从思维、认识、观点、行为到福祉都要受到家庭、社会因素的影响。家庭的影响可能会依循不同的机制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家庭是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尽管老年人自身拥有的资源有限，但是他们可以从家庭内部获得经济、情感支持和生活照料（贾云竹，2002；Park et al.，2012；杨菊华，2007；Zeng et al.，forthcoming）。家庭环境对个人的态度、行为、期望也有持续性的影响。家庭内部共享某种文化、宗教观念，使老年人形成一系列的规范、价值、态度和观念，进而形塑他们的决策和行为实践。譬如，一项针对美国成年人的研究就发现，处于在婚状态的个体要比那些不处于在婚状态的个体做出更少的不健康的行为，譬如吸烟、喝酒等（Waite and Gallagher，2000）。之所以个体会减少不健康的行为，是因为家庭不仅起到了社会控制的作用，而且会增加个体从事健康行为的损失（成本）。
类似地，社会也扮演着支持者和照料者的角色。部分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社区（特别经济状况好的社区）提供的公共福利能够弥补家庭照料资源的不足，显著地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幸福感，降低遭遇经济贫困的发生概率，是老年人健康和生存风险的减震器（Klinenberg，2002；Park et al.，2012；杨菊华，2007）。除了经济、照料资源之外，国家和社区还可以提供一系列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公共品，譬如良好的自然环境、安全的治安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网络、充足的康乐设施等。社会学家Eric Klinenberg在其经典之作Heat Wave：A Sociologic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中，对1995年7月中旬芝加哥高温天气中老年人因中暑而死亡的分析就是非常好的例证（Klinenberg，2002）。高温中老年人容易死亡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年迈体弱，难以抵御高温侵袭。问题在于这些老年人大多在孤独中死亡而且无人过问。尽管天气酷热，但是他们宁愿门窗紧闭待在家里而不愿离开房间寻找凉爽的空间或寻求邻居的帮助。Klinenberg比较了两个地理位置相近、年龄构成相似、贫困程度相当，但与酷热相关的死亡人数差别巨大的社区，发现导致老年人“在孤独中”死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贫穷、暴力、疾病盛行的区域里，社会生态恶化、社会公共场所消失，从而剥夺了老年人社会交往的生态空间。
尽管家庭、社会影响老年人福祉的路径都非常广泛，但是个体也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福祉水平。譬如，戒烟有助于提升健康，也有助于降低贫困、增加家庭非烟草类的消费（文献综述参见Luo and Xie，2015）。个体的后致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职业、个人收入——也会改变其福祉水平（Cockerham，2012；Luo and Xie，2014；Williams and Collins，1995）。个体生物特征，譬如年龄、性别、民族等，直接影响个体的健康，因为这些特征背后有着生物性基础，进而影响健康水平（Cockerham，2012）。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生物特征跟社会制度文化因素相连，彼此发生交互作用，共同作用于个体的福祉。
无论是个体、家庭，还是社会层次的影响因素，每个层次的因素都林林总总。为了对多层分析视角有个直观的认识，我们将上面的论述归纳成图1-5。需要指出的是，①个体、家庭、社会并没有穷尽所有的层次，不同的层次之间可能划出一些新的层次；②各个层次内部的因素之间也是纷繁芜杂，上面所提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③各层次之间的边界是流动的，譬如个体可能会根据自己年老时是否有人照料而决定是否积累足够的财富养老；④各层次变量之间可能会发生交互作用，譬如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可能会随年龄发生变化（骆为祥、谢宇，2016）。图1-5 老年人福祉状况的多层分析路径
动态分析视角强调个人的福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的。无论从哪一个维度来讲，福祉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个体的健康水平不仅随着年龄的增长总体呈现倒“J”形的特征，而且某一个时间段内也可能会发生变化：由健康变为不健康，由不健康恢复为健康。个体的经济状况也会发生变化，因为个体或家庭的收入处于变动之中：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民家庭的收入变化很大；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单位效益不好可能会使个人收入下降，甚至失业；在社会保障机制不成熟的背景下，因病致贫的现象也可能会发生。个体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更是如此，会因受到外界（包括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的影响而变化。动态分析视角区分了持续性状态、暂时性状态；两者造成的后果截然不同，需要的应对措施也有所差别。
多层分析和动态分析视角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时候两种分析视角并用才能对事物有明晰的认识。譬如，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健康状况是随时受到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的。当个体未成年时，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其健康，因为其自身的社会经济资源基本上都来自父母；当个体成年时，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增强，而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减弱；当个体进入老年时，自己的和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其健康。因此，在对老年人福祉状况的描述和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本书既注重多层分析、动态视角的单独运用，也注重两种分析视角的结合。
第三节 资料来源
由于每个社会调查都有特定的主题，所以调查内容有所侧重。这意味着单一的调查不能满足我们从经济状况、躯体健康、社会心理三个维度全面考察老年人福祉的需要。为了弥补单一调查的缺陷，本书使用的资料源于多个最近实施的社会调查。这些调查无一例外都是全国具有代表性的大型社会调查，由中国著名的学术机构负责实施。具体而言，这些调查包括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CLHLS）、中[7]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下面，我们对这三个调查分别做一些介绍。
CHARLS被用来研究中国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实际上，本书关注的是老年人的贫困问题）。它是一个跟踪性的调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导实施。CHARLS的基线调查始于2011～2012年，调查对象为随机抽取的家庭中45岁及以上的人。CHARLS采用了多阶段抽样，在县/区和村居抽样阶段均采取与人口规模成比例（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PPS）的系统概率抽样方式选取调查对象，以确保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CHARLS列出随机抽取的家户里所有的家庭成员并选择主要受访者。在家庭成员里选择一个年龄在45 岁及以上的人作为主要受访者，他/她的配偶（如果有的话）自动成为受访者。最终获取的调查对象分布于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共计10257户、17708人。对这些样本以后每两年追踪一次。到目前为止，CHALRS已经收集了两个波次的数据，分别是2011～2012年基线调查和2013年跟踪调查。CHARLS调查的主要内容涉及如下几个方面：①家户登记表，收集除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以外的其他家户成员的个人信息；②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的个人信息，譬如出生日期与出生地、户口情况、受教育程度、相关的迁移史、居住情况和婚姻状态；③家庭模块，收集所有家庭成员（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不仅仅是家户成员）的个人信息，不管这些人是否住在这个家里，还有家庭成员之间时间和经济往来的信息；④健康状况和功能；⑤医疗保健与保险；⑥工作退休和养老金；⑦收入支出与资产；⑧住房特征。需要强调的是，①尽管CHARLS调查对象是中老年人，但是调查样本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规模仍然比较可观（具体见表1-2）；②该调查收集的收入、消费、私人和公共转移支付等方面的信息非常翔实，与此同时，对这些信息分两个层次收集——个体、家庭层次，并由调查员进行核对以确保数据质量。可观的样本规模、丰富的个人和家户信息（特别是经济状况方面的信息）为我们分析老年人的贫困奠定了基础。表1-2 CHARLS、CLHLS、CFPS调查老年人各年龄组样本量统计
CLHLS被用来研究中国老年人的躯体健康、生活满意度。它也是一个跟踪性的调查，其基线调查于1998年进行，随后的跟踪调查分别在2000年、2002年、2005年、2008年以及2011年进行。CLHLS基线调查的对象为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具体抽样分为三步：第一步，从中国22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中随机选择大约一半的[8]县（县级市/区）作为调研点进行调查。调研省份的总人口为9.85亿，大约占全国总人数的85%。第二步，在老人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基线调查试图对被选中区县的所有百岁老人进行入户访问。第三步，同样在老人自愿的前提下，对事先根据百岁老人编号随机给定年龄与性别的80～89岁及90～99岁高龄老人各一名进行入户访问。这样就使80～89岁及90～99岁调查老人人数及性别分布与百岁老人调查对象大致相同。CLHLS并没有使用PPS 抽样方法选取样本，而是对高寿老人、男性老人、城镇老人进行了超比例抽样，目的在于避免高寿男性老人样本规模太小难以满足研究需要。从2002年开始，CLHLS调查扩及65岁及以上的所有老年人。65～79岁低龄老人样本的选取方法与高龄老人的类似。为了保证跟踪调查的连续性与不同时点的可比性，在2000年、2002年、2005年、2008年、2011年的跟踪调查中，对死亡老人，CLHLS按同性别、同年龄的原则就近递补样本。CLHLS调查的内容包括：①健康状况，包括对本人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日常活动能力、功能受限状况、所患慢性病的类型；②生活满意度，对本人生活质量状况的自我评价；③个人和家庭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民族、教育、婚姻、经济来源、经济状况、子女信息、居住安排等；④性格特征；⑤生活方式，包括吸烟、喝酒、锻炼、社会活动参与情况等；⑥生病照料，包括生病时的照料者、能否得到及时治疗与医疗费支付者等。除了对老人进行上述内容的调查外，CLHLS还通过访问家属收集1998～2000年、2000～2002年、2002～2005年、2005～2008年以及2008～2011年死亡老人的死亡时间、死因等信息。CLHLS收集的老年人个人和家庭信息丰富，足以支撑本书对于老年人躯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分析。因为本书的分析对象是整个老年人群体，所以我们只使用了CLHLS 2002年以来的数据（具体样本量参见表1-2）。
CFPS被用来研究老年人的医疗保险。之所以研究老年人的医疗保险，一是因为作为一种资源，医疗保险的获得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构成老年福祉的一部分；二是因为作为一种健康行为，医疗保险也可以增加医疗服务的利用、减轻医疗负担（Lei and Lin，2009；Lin et al.，2009；於嘉，2015；赵绍阳等，2013），增加家庭消费（白重恩等，2012；臧文斌等，2012），从而有助于幸福感和健康水平的提升（潘杰等，2013；於嘉，2015；赵绍阳等，2013）。CFPS也是一项跟踪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中心负责实施，旨在了解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以家庭户和家庭户中的所有成员为调查对象，CFPS收集了大量的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本书所使用的资料源于CFPS 2010年基线调查。CFPS基线调查的样本几乎可被视为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因为调查范围覆盖中国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香港、澳门、台湾、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人口规模约占全国总人口（不含港澳台地区）的95%。这25个调查省份被分成了六个独立的抽样框，即上海、辽宁、河南、甘肃、广东和其他省份。对于每个抽样框，CFPS采用多阶段的内隐分层（implicit stratification）和PPS的系统概率抽样方式选取家庭户。抽样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将每个抽样框内的行政性区/县按社会经济水平（人均GDP水平）排序，然后按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通过内隐分层抽样方式抽取区/县样本；第二阶段，从选取的区/县样本中，以类似于第一阶段的步骤抽取村/居样本；第三阶段，对于选取的每个村/居，实地绘制地图获得所有家户的住址，然后按照住址随机选取家户。鉴于研究兴趣集中于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获得，我们截取了CFPS样本中65岁及以上的家庭成员进行分析（具体样本量参见表1-2）。
需要注意的是，其实CHARLS、CLHLS均收集了老年人医疗保险的信息，但是正如我们研究中将要揭示的，构成老年人医疗保险获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障碍是医疗保险制度的分割性，即医疗保险的属地管理原则。就当前阶段的医疗保险制度而言，异地就医的报销机制尚没有完全建立，使非户籍流动的老年人难以参加医疗保险。尽管CHARLS收集了人口流动的信息，但是非户籍流动的老年人规模相对不大，可能没有足够的统计功效（statistical power）。CLHLS压根没有收集人口流动的信息。我们转而使用CFPS数据，因为它收集了人口流动的信息，可以为我们深入研究限制老年人医疗保险获得的因素提供数据支持。
第四节 本书的结构
本书从经济状况、生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老年人福祉，对其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全书由八章组成。第1章为导论，介绍研究老年人福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老年人福祉影响因素的分析视角、相关资料来源以及全书的结构。第2章，对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包括贫困（经济状况的重要表现之一）、生理健康、生活满意度，然后利用CHARLS 2011年和2013年数据、CLHLS 2002～2011年数据，对老年人的贫困、躯体健康、生活满意度的现状和趋势进行细致描述，让读者对中国老年人的福祉水平有一定的认识。第3章，利用CHARLS 2011、2013年数据考察中国老年人贫困的动态演变，不仅区分暂时贫困、持续贫困，回答老年人贫困主要是暂时的还是持续的问题，还将分别考察老年人暂时贫困、持续贫困的影响因素，并比较两者的影响因素有何不同。第4章，利用CLHLS 2005年、2008年数据，研究中国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问题，即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他们的健康。第5章，利用CFPS 2010年数据，考察老年人医疗保险参保的发生率及影响参保的因素。第6章，利用CLHLS 2002年、2005年数据，分析年龄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会下降吗？除了损失之外，年岁的增加也给老年人带来“收益”。譬如，老年人往往心智成熟、经验丰富、处事老到，由此生发出经历世事的满足感和拥有丰富经验的自豪感。因此，年岁的增长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没想象得那么简单。第7章，利用CLHLS 2005年数据，考察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评价的生成机制，即在对生活满意度进行评价时，他们如何选择参照系。老年人在评估自己的生活条件时，主要是以纵向比较的方式进行（即与自身以前的状况相比或与自己的理想状况相比，生活条件是否令人满意），还是以横向比较的方式进行（即与周围的人相比，自己的生活状况是否让人满意）？第8章，对研究发现进行归纳总结，并对其政策应用和理论意义进行讨论。
[1]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1/03/c_1117027676.htm.
[2] 总和生育率可以理解为平均每对夫妇一生生育的子女数。
[3] 退休/离休制度是我国养老保险的主要形式之一。享受退休/离休制度的人群主要包括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的人员。
[4] 数字由笔者根据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而得。
[5] 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http：//www.gov.cn/zwgk/2009-09/04/content_1409216.htm；2011年6月7日《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http：//www.gov.cn/zwgk/2011-06/13/content_1882801.htm。
[6] 数字由笔者根据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而得。
[7] 有关CHARLS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见赵耀辉等（2013）、Zhao等（2014）或者项目网站http：//charls.ccer.edu.cn/zh-CN；有关CLHLS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见http：//web5.pku.edu.cn/ageing/html/detail_project_1.html；有关CFPS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见Xie and Hu（2014），谢宇、胡婧炜、张春泥（2014）或者项目网站http：//www.isss.edu.cn/cfps/。
[8] 2011年跟踪调查新增了海南省，使调查的范围扩及23个省份。
第2章 老年人贫困、健康和生活满意度
如第1章所述，在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老年照料资源并不充裕的背景下，对老年人福祉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非常有必要。在运用数据资料进行分析之前，本章对即将使用到的有关老年人福祉的核心概念进行介绍，因为这些概念构成了本书的逻辑起点，有助于明确分析的具体方面。
第一节 核心概念
老年人的福祉至少可以从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生活满意度三个方面来考察。就老年人的经济状况而言，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其收入水平如何，中国老年人的收入能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这个问题就引出我们在老年人经济福祉方面的关注点——贫困。贫困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一直是政府最为关注和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由于自身创造收入和机会的能力减弱，就更需要政府和社会关注老年人的贫困。贫困是一个多维概念（叶普万，2005，2006），可能指生活资源的缺乏（国家统计局，1990），也可能指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森，2003），甚至可能指被社会排斥、缺少社会权力/权利。几个维度的含义彼此相关，然而，我们更为关注“物质匮乏”意义上的贫困，指“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收入/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老年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处于困难境地，会影响他们主观和客观的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心理满意度等各个方面。贫困不仅可以从收入的角度来衡量，而且可以从消费的角度衡量。使用收入来衡量贫困可能面临收入变动比较大（尤其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的问题。消费能够反映个人或家庭的长期收入状况。尽管中国老年人有勤俭持家、低消费的传统，但是从最低消费水平来度量老年人的贫困还是比较客观的。依循不同的理论逻辑，设定贫困标准的方法多种多样，譬如“菜篮子法”、主观评定法（乔晓春、张恺悌、孙陆军、张玲，2005；王小林，2012）。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经济发展程度的变化，贫困的标准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贫困标准的选择直接影响对贫困水平的估计。如果使用的贫困线标准比较低，那么就有低估贫困人口数量、高估反贫成绩的危险。一种简单易行的划定方法就是使用2005年世界银行“1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
[1]准。
论及“健康”，世界卫生组织（WHO）曾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界定，即“健康是一种躯体、精神与社会方面的完善状态，而不仅仅是疾病或损伤的缺如状态”。尽管赞同WHO的观点，但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暂且将健康概念限于传统的范围，即“机体处于正常运作状态，没有疾病”。衡量健康的指标很多，譬如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器具性日常活动能力（IADL）、功能受限、自评健康、他评健康、疾病、死亡等。
生活满意度是人们对自己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身心健康、自身素质、享受的权利和权益以及生存环境等方面的主观感受所做的总体评价。生活满意度评价不是绝对的、客观的，而是相对的、主观的；它是相对于某些参照标准做出的结果（George，1979）。生活满意度要比幸福度更具有相对性；幸福度主要是指一种绝对的情感状态，尽管它含有某些相对主义的元素（Campbell et al.，1976）。生活满意度之参照标准的比较维度多元、具体内容丰富。参照标准可以是宏观/微观的，也可以是横向/纵向的（Usui et al.，1985；李建新、骆为祥，2007）。宏观水平的比较将整个社会或某个群体作为比较的对象，譬如社区、街坊；微观水平的比较将初级群体作为比较的对象，譬如亲友、邻里。纵向比较将自身的状况与以前的状况相比或与自己的理想状况相比，横向比较将自身的状况与周围的人相比。至于参照标准的具体内容，涉及理想水平（aspiration levels）、期望水平（expectation levels）、公正水平（equity levels）、参照群体水平（reference group levels）、个人需要（personal needs）和个人价值（personal values）（Campbell et al.，1976）。生活满意度就是这些内在标准与可感知的现实之间差异的函数。作为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测量指标之一（Andrews and Withey，1976；曾毅、顾大男，2002），生活满意度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精神面貌、心态调整和身体健康（Diener et al.，1999）。本书所关注的生活满意度并不是某个具体领域的评价，而是主观感受的生活满意度，是一个比较综合的、简单的、可测定的生活状况的度量。
第二节 老年人贫困、健康、生活满意度状况
明确了核心概念之后，我们转向对中国老年人贫困状况、健康状况、生活满意度状况进行细致描述，期望能够对了解老年人福祉的现状有所裨益。一 老年人贫困状况
本节将基于CHARLS 2011年、2013年数据描述老年人贫困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CHARLS 2011年、2013年的调查对象包括45岁以上的受访者（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鉴于本书的研究兴趣，我们将分析对象限定于年龄为65岁及以上的主要受访者所在的家庭。如上所述，我们分别基于收入数据和消费支出数据确定老年人的贫困程度。收入采用的是年家庭人均纯收入，其构成包括家庭农业收入（家庭农林产品收入减去种子、农药、化肥等投入）、家庭畜牧和水产品收入（家庭畜牧和水产品总收入减去相应投入）、家庭个体经营和私营企业收入、家庭工资性收入（工资、奖金和现金福利的加总）、利息收入、出租土地和其他家庭资产得到的收入、征地和拆迁补偿、养老金收入、公共转移支付和其他收入（离婚后的赡养费、子女抚养费[2]等）。用于估计老年人贫困的支出数据采用的是年家庭人均消费支出。CHARLS调查通过回溯性问题收集了家庭消费支出的数据。按照不同项目的支出频率，CHARLS分别设计了跨周、月、年的回溯性问题。具体而言，该调查询问了最近一周家庭的食品支出，包括外出就餐、购买食品、自家生产和消费的农产品等。月度的家庭支出包括通信费、水电费、燃料费、交通费等。年度的家庭支出包括一年内偶尔会发生的消费，譬如衣着消费、家庭的旅游支出、家庭的取暖支出（指集中供暖）、家具和耐用消费品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等。家庭的人均消费，指一年内各项消费支出的总和除以家庭成员总数。由于存[3]在漏答、拒答的情况，家庭的收入、消费数据都存在缺失值。利用已知的老年人自己、家庭、所在社区的信息，我们对缺失的收入和支出做单重随机插补（single random imputation）。
尽管本节的关注点在老年人的贫困状况，但是我们首先以有关老年人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支出的信息作为铺垫。这些信息有助于加深对老年人贫困状况的认识。表2-1列出了2011年、2013年全国、城镇、农村老年人家庭人均收入和消费的均值和中位数。可以发现，老年人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有其特殊性。第一，老年人家庭的人均收入要低于全国一般家庭。譬如，2013年全国老年人家庭的人均收入为8777元，而全国一般家庭人均收入为18311元（国家统计局，2014）。第二，全国一般家庭收入高于消费，有所盈余（国家统计局，2014）；老年人家庭收入远远低于消费。据CHARLS调查数据，2011年老年人家庭收入只能支撑消费的57.2%（7566元/13220元）；2013年这一数字为53.1%（8777元/16526元）。考虑到某些极富家庭的存在——极值会拉高均值，我们又比较了家庭人均收入和消费的中位数，发现老年人家庭的收入比支出低得更加明显。2011年老年人家庭人均收入的中位数为2913元，而老年人家庭人均消费的中位数为8512元，前者为后者的34.2%；2013年的情况与2011年类似，老年人家庭人均收入的中位数为家庭人均消费中位数的35.4%。这意味着，除了自己个人/家庭的收入以外，老年人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其他收入来源，譬如子女亲戚朋友的转移支付、年轻时积累的财富，以支撑他们的日常消费。表2-1 中国老年人家庭人均收入和消费
表2-1还展示了城镇、农村老年人家庭在收入和消费方面的不同。第一，与预期一致，无论是从收入的维度还是从消费的维度来讲，城镇老年人的生活水平都要高于农村老年人。第二，尽管城镇、农村老年人家庭的收入低于消费，但是城镇老年人家庭自力更生的能力和水平更高。具体而言，2011年城镇老年人家庭收入能够支撑消费的76.6%（13225元/17275元）；同期，农村老年人家庭收入只能支撑消费的35.0%（3649元/10413元）。2013年的情况类似，城镇、农村老年人家庭自身收入能够支撑消费的比例分别为77.4%（14885元/19242元）、32.6%（4818元/14765元）。城镇老年人家庭之所以自力更生的能力高，是因为不少城镇老年人享有离退休制度。相比之下，只有很小比例的农村老年人能够领取退休金。第三，农村老年人收入远远不如城镇老年人，但是两者消费水平的差距没有收入水平的差距那么大。就家庭人均收入的均值而言，2011年（2013年）城镇、农村之比为3.62（3.09）；就家庭人均消费的均值而言，2011年（2013年）城镇、农村之比为1.66（1.30）。农村老年人家庭更大程度上通过接受私人转移支付或使用积累的财富来弥补自身消费资源的不足。第四，近年来经济的增长和国家福利措施使农村老年人家庭获益更多。无论是城镇老年人家庭还是农村老年人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是农村老年人家庭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城镇老年人家庭。
相对于收入和消费水平，老年人家庭的贫困程度有着更为显著的政策应用价值。由于健康状况相对较差、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掌握的技能相对过时、拥有的工作机会相对较少，老年人创造收入的可能性降低，很可能使他们不得不依赖公共救助来维持生活。若要估计老年人家庭的贫困水平，首先需要确定贫困线。正如上文所述，我们采用2005年世界银行制定的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为了调整各省城乡物价差异、年度物价差异，我们使用区域价格平减指数（spatial deflator price）对各省分城乡的贫困线标准进行调整，使2005年1.25美元的贫困线能够应用到2011年、2013年各省分城乡的老年人家庭。区域价格平减指数来自Brandt和Holz（2006）。由于他们的文章只提供了各省1985～2002年区域价格平减指数，国家统计[4]局发布的各省分城乡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被用来对其进行更新。利用获得的2011年、2013年各省分城乡的贫困线标准，我们计算贫困比例（poverty headcount ratio）、贫困差距比（poverty gap）、平方贫困距指数（poverty gap squared）。这三个指标是根据Foster-Greer-Thorbecke 公式（见公式2-1）计算而得的（Foster et al.，1984）：
公式中的x表示家庭人均年纯收入或人均年支出，z表示贫困标准或贫困线，f（x）是密度函数。P表示贫困比例（或贫困发生率），0反映处在贫困标准以下的人口比例；P表示贫困差距比，反映贫困1人口的整体收入（或支出）水平相对于贫困线的变动；P表示平方2贫困距指数，反映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当α=0时，该公式是计算P，当α=1时，该公式是计算P，当α=2时，该公式是计算01P。三个指标分别反映了贫困的规模、深度和强度。三个指标均是2数值越大表示贫困程度越高。
表2-2报告了2011年、2013年老年人家庭的贫困水平。按人均收入1天1.25美元的标准，2011年全国老年人家庭贫困发生率为44%。到2013年，贫困的规模、强度和深度均有所下降。单从贫困发生率来看，2013年有42%的老年人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由消费支出估计的贫困程度远远低于由收入估计的贫困程度，表明低收入老年人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维持基本的温饱。这与表2-1报告的结果一致，即老年人家庭人均消费高于人均收入。按人均消费1天1.25美元的标准，2011年有10%的老年人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到2013年，这个数字下降至7%，降幅约为3个百分点。表2-2 中国老年人家庭的贫困水平，贫困线设定为人均1.25美元/天
表2-2还报告了分城乡的老年人家庭的贫困水平。可以发现，农村地区老年人家庭的贫困水平在2011～2013年有所下降。以人均收入1天1.25美元的贫困标准估计，2013年的农村老年人家庭的贫困发生率为54%，较之2011年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以人均消费1天1.25美元的贫困标准估计，2013年农村老年人家庭的贫困发生率为8%，较之2011年下降了约3.5个百分点。以消费估计的农村老年人家庭贫困率下降快于以收入估计的农村老年人家庭贫困率，可能的原因在于私人转移支付的增多有效地改善了低收入老年人家庭的生活。
毫无疑问，城镇老年人家庭的贫困水平要远低于农村老年人家庭的贫困水平。尤其从收入来看，城乡差距比较明显。按人均收入1天1.25美元的标准，2011年城镇老年人家庭的贫困发生率为27%，不到农村老年人家庭贫困水平的一半。从消费支出来看，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老年人家庭都能够从子女（孙子女）、亲戚朋友处获得经济上的帮助，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不过，城镇老年人家庭获得的帮助要少些，使城乡老年人家庭的日常消费支出差距没有两者的收入差距那么大。按人均消费1天1.25美元的标准，2011年约8%的城镇老年人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只比同期农村老年人家庭贫困发生率低出约3个百分点。与全国和农村老年人家庭的贫困水平的变动方向一致，城镇老年人家庭不仅贫困比例在这两年间降低，而且贫困强度和深度也均有所下降。
综合上述结果，2013年由收入估计的全国老年人贫困发生率约为42%，农村老年人贫困发生率约为54%，城镇老年人贫困发生率约为24%。较之2011年的贫困水平，2013年的贫困水平在规模、强度和深度上均有所下降。我们提供的老年人贫困发生率的估计非常及时。这是因为大多数国内外文献关于中国老年人贫困发生率的估计都使用的是200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的资料（乔晓春、张恺悌、孙陆军、张玲，2005；Saunders and Sun，2006；孙陆军、张恺悌，2003、2005；于学军，2003）。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一方面，生育水平的下降、劳动力迁移、“孝道”的衰弱等都冲击了传统的养老体系。另一方面，为了解决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问题，政府实施了缓解老年人贫困的政策，譬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些社会变迁肯定会对老年人的贫困产生影响。无论是反贫困政策的制定还是评估都需要我们对老年人的贫困发生率有实时的、准确的估计。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谨慎比较本章的结果与以往文献中的老年人贫困发生率，因为不同研究中确定贫困的标准不同。譬如，于学军（2003）按照老年人自评生活状况为基准，乔晓春、张恺悌、孙陆军、张玲（2005），Saunders和Sun（2006），孙陆军、张恺悌（2003；2005）则按照当地维持最低生活的保障线为标准，王德文、张恺悌（2005）则结合老年人对自我经济状况和相对幸福度的评价为标准，杨菊华、陈志光（2010）则以“所有生活来源够用”为标准。二 老年人健康状况
本节将基于CLHLS 2002年、2005年、2008年、2011年数据描述中国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及其变化趋势。CLHLS问卷中包含众多健康指标，我们仅以自评健康为例来考察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CLHLS每一个波次的调查中老年人都被询问“您觉得现在您自己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其回答分为五类，“非常好”“好”“一般”“不好”“非常不好”。我们将“非常好”和“好”合并成一类，将“不好”和“非常不好”合并成一类。有些老年人由于健康原因无法作答，我们将这类老人的健康自评归为“不好”。鉴于CLHLS是跟踪调查而非重复截面调查，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加权，使其能够反映调查当年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图2-1展示了2002～2011年中国老年人健康自评的变化趋势。2002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15.8%的老年人报告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好，35.1%的老年人报告自己的健康状况一般，其余的老年人（49.1%）报告自己的健康状况好。健康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有效对策之一（邬沧萍，1997；邬沧萍、王琳、苗瑞凤，2004），不仅能够降低老龄化给老年人带来的消极影响，而且能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目前健康老龄化只是一个美好愿景。尽管同等条件的个体老年人健康状况变好（Martin et al.，2014），但是随着老年人群体自身变老，中国老年人整体的健康状况逐渐变差。到2011年，报告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好的老年人的比例上升至18.5%，报告自己健康状况为好的老年人的比例下降至45.1%。在中国老年人规模不断扩大时，老年人的平均健康状况变差，意味着中国需要加大在健康护理人员培训和养老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这样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图2-1 2002～2011年主要年份中国老年人健康自评的变化趋势
注：数据经过加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CLHLS 2002年、2005年、2008年、2011年数据计算而得。
下一步我们将观察城镇、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差异，因为只有细分老年人的特点和需求，才能为老年人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图2-2展示了2002～2011年分城乡老年人健康自评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城镇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要优于农村老年人。2011年有15.7%的城镇老年人报告健康状况不好，而农村老年人的这一数字为20.9%。较之2002年，城镇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变化不是很明显，但是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逐步变差。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得不平衡，而且这种不平衡在加剧；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流动人口的健康选择性弱（齐亚强、牛建林、梅森、特雷曼，2012；Tong and Piotrowski，2012），相对健康的、低龄的老年人流动到城镇安居或务工。图2-2a 2002～2011年主要年份分城乡老年人健康自评的变化趋势图2-2b 2002～2011年主要年份分城乡老年人健康自评的变化趋势
注：数据经过加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CLHLS 2002年、2005年、2008年、2011年数据计算而得。三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状况
本节将基于CLHLS调查2002年、2005年、2008年和2011年四期跟踪调查的样本，系统分析2002～2011年主要年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动态变化。在这四期调查中，每一期的受访老年人都被询问“您觉得您现在的生活怎么样？”生活满意度评价分为五类，“非常好”“好”“一般”“不好”“非常不好”。我们将“非常好”和“好”合并成一类，将“不好”和“非常不好”合并成一类。有些老年人由于健康原因无法作答，我们将这类老人的生活满意度评价归为“不好”。同样，为了使CLHLS数据能够反映调查当年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状况，我们对每一期调查的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图2-3展示了2002～2011年主要年份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趋势。
众所周知，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很多，健康只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之一。因此，尽管中国老年人总体健康状况有变差的趋势，但是这并不能主导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趋势。如图2-3所示，在全国的老年人当中，2002年报告生活满意度“好”的比例达到56.7%，生活满意度“一般”的比例达到35.5%，生活满意度“不好”的比例则不到8%。2011年报告生活满意度“好”的比例升至约60%，上升了3个百分点，而报告生活满意度“不好”的比例有所下降，跌至6%左右。这一方面可能显示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积极效果，老年人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普遍有所上升（见表2-1），老年人贫困率也有所下降（见表2-2），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另一方面，近年来，政府加大了福利国家建设方面的投入，譬如三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建立、三大养老保险制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建立，给予了老年人基本的医疗和生活保障，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他们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当然，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老年人样本年龄分布的变动（年龄均值上升），可能也有助于老年人整体生活满意度的上升（骆为祥、李建新，2011）。对于老年人来说，虽然年龄的上升会带来一些损失，譬如收入下降、健康变差、失去配偶等，但是年岁的上升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也有积极影响。譬如，老年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不再面临工作方面的压力；再譬如，通过人生的历次实践，老年人学会了调和行为与观念之间的冲突，将自己的情绪波动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至于年岁的上升具体如何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我们将在本书的第6章中详细介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