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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18 08: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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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会军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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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文和他的中国文学译介

葛浩文和他的中国文学译介试读:

总序

21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翻译研究出现了重要变化。

其一,翻译观念、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的重大转变。传统的翻译研究以原文为中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怎样译”、“如何译得好”,目的是提出翻译标准、指导翻译实践、对翻译质量提出批评,研究的方法主要是译文对比和评析。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更新了人们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传统观念。一个突破性的变化就是深刻认识到文学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并不是独立于译入语文化语境的语言转换行为。任何翻译都是在一定文化语境中进行的,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交流、沟通、协商。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文本,停留在翻译过程、翻译方法层面。翻译从翻译选择、翻译过程,到译本的流通、阅读、评价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译入语文化系统中特定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观念、文学传统、读者阅读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操纵。因此,翻译是译入语文化对原文的“操纵”(manipulation),是对原文的“改写”(rewriting)。外国文学作品经过翻译已不是本源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作品,而是打上了译入语的文化烙印而进入译入语文学系统之中,成为译入语文学系统中具有独立文学品格的新文学作品。翻译作品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空间,就获得了新的文学和文化生命。要想理解这个新生命,就需要考察该作品之译本形态及其生命基因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是如何被重构的。重构过程,既包括翻译过程之中文本层面的迻译、改写,也包括翻译过程之外的评介和解读。因此,完整的翻译研究,包括翻译选择、译文生产方式、译作在译入语中的接受、评价等等这些前后相继的环节。“文化转向”增强了翻译研究的问题意识,对翻译研究的学术性和思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翻译研究者认识到,翻译研究不能就译本而译本,而应回到翻译生产的“历史现场”,将译作放置在其产生的具体文化语境之中进行考察,才能深入到翻译现象背后,作出切合历史实际的探讨,由此而增强了翻译研究的思想性,提升了翻译研究的学术品格,因而也提高了翻译研究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学术地位。“翻译”和“翻译研究”观念的转变自然也就促使了翻译研究关注点的转向和研究范式的转型,表现为:从寻找翻译规律,转向从翻译现象中发掘问题进行分析、阐释;从探讨“如何译”,转为探讨“为何译”、“为何如此译”;从译文对比优劣的评析,转向对译文背后所潜含的译入语文化因素影响的阐发;从文本语言层面,深入到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方面;从只关注翻译过程,转而将翻译看成是一个从翻译选择到译本流通、接受、影响效果的系统工程;从只关注译作的语言形式和特征,转而关注译作的文学性、文化性;从关注语言层面的转化,转而注重考察与译本相关的作品介绍、评价、研究,从文本性层面,扩展到分析译本所塑造的文化形象,等等。

其二,翻译研究对象的拓展。过去的文学翻译研究,以外译中为主,主要研究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接受,而对中国文学的外译研究甚少,且仅止于译介情况的介评层面。

随着中国作为经济强国、政治大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加强对外人文交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塑国家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对外人文交流能力关系到中国的国际文化形象和文化影响力,更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国际和平环境。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已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议题应运而生。“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中国文学走出去,而文学译介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方式。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集中表现形式,蕴含着生动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和生命姿态。因此,文学译介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途径。然而,中国文学海外译介的现状、效果如何,成功的经验何在,中国文学的译介塑造了怎样的中国形象等问题,成了“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中国文学译介研究丛书》正体现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努力。该丛书聚焦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探讨中国文学在国外的译介选择、译介效果、读者接受与文化效应。在研究对象上,既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整体特征的分析、总结,又有对翻译家、作家作品、某种文学类型和文学现象的专题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既有译本层面的文本分析,又有超出文本之外,探讨译本所塑造的中国形象,考察中国人的文化理念、生存样态和情感体验如何在异域文化语境中获得重新表达。《中国文学译介研究丛书》展示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又切合了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战略的主题,兼具学术性和现实意义。丛书体现了一群致力于翻译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开拓努力,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深切关注,以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自己的文化思考和学术智慧。查明建2016年3月序

进入师门有早晚之分,即使同时踏入师门也有长幼之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没有资格为孙会军教授的大作写这个序的。但是她来电相托,再加上我对这本书的研究对象又历来兴趣浓厚,也只好听之从之了。

记得我在十年前曾经在一本杂志上面发表过两篇文章,分别谈到了葛浩文翻译的苏童的《米》和《我的帝王生涯》。前者探讨了如何看待翻译对叙事视角的影响,后者则是触及到了叙事文学翻译的虚构问题。这两篇文章说明我始终对叙事文学翻译研究有一个关注点,那就是如何在叙事层面探究小说的翻译,这一探究的可能性、可行性有多大,单纯用叙事学理论考察小说翻译有没有深度和广度。虽然这十年来我研究的精力主要放在翻译的认知语言学和翻译诗学上面,但是这个关注仍然萦绕不去,并且总觉得小说翻译的叙事层面的研究是一个瓶颈,不容易突破。好在翻译学界这些年来不时会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面世,孙教授的这部力作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本书采用递进式的结构,从对葛浩文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的概述,到对他的翻译文本的研究,再到上升到理论层面上的审视,也就是书中从译介到译艺再到译道的结构序列。

先谈谈我对“译介”的认识。顾名思义,这一部分主要概述了葛浩文所从事的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活动。当然,葛浩文的译介活动的主体是亲历亲为的翻译,尽管有时也会与人合译。除此之外,葛浩文还与人合作编选了英译的中国文学选集。选集类的书籍在西方起到一种标杆的作用,如果一部作品被选入文集,那么就说明了这部作品被经典化了。如果一个中国作家及其作品被选入了西方的文学选集,也就说明这位作家是经典作家,其作品无疑是经典作品。有权在英语世界里主编这样的文学选集说明葛浩文是一位中国文学权威。而这一权威地位的获得与他长期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分不开的。葛浩文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就着手翻译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迄今翻译的作品不下五十部,为中国文学在西方打开了一扇窗户,让西方读者有机会了解中国的现当代的叙事文学,更为重要的是为西方的学界提供了可研读的中国文学文本。这也就使葛浩文在中国文学译介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实,文学的跨文化引介有多种方式。除了直接进行文本翻译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撰写文学史。在英语世界比较突出的中国文学史是由夏志清撰写的《中国古典小说批评引论》和《中国现代小说史》。其中后者影响深远,而经由这部文学史推出的张爱玲和钱钟书引起了学界的瞩目,并且成为了研究的热点,至今余热未消。西方读者借助夏志清撰写的文学史了解了中国的叙事文学,也开始关注张爱玲和钱钟书这两位作家,可谓功不可没。相比较而言,葛浩文直接将作品转译成英语,西方读者可以直接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这种引介方式比起文学史的方式更加直观,效果也更加全面、显著。夏志清的文学史所做的工作是引介,葛浩文的文学翻译所做的工作是译介。前者可以让西方读者关注中国文学,而后者除了起到前者的这一作用之外,还能够让翻译的作品在西方文学世界中获得经典地位,使其跻身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葛浩文翻译的作家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证明了莫言作品在西方文学之林中的经典地位。孙教授的著作为葛浩文的译介工作在莫言获奖中所起的作用做了很好的说明。“译介”这个词容易被理解成翻译是媒介、中介,所起的作用是介质的作用,用英语讲是media或vehicle。单纯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的作品永远是从源作品中派生出来的文本,是模仿品、次生品。这样的认识就会导致对翻译的作用以及其价值的贬低,译者的地位就会被湮没。这样,人们就会漠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译者葛浩文。相反,如果极端夸大译者的作用,就会无端地抬高葛浩文在莫言获奖这一事件中的地位。无论是朝作者倾斜还是朝译者倾斜都是对他们关系的不当认知,都是不可取的。依我看来,葛浩文和莫言分别作为译者和作者很好地处理了各自与对方的互动关系:莫言赋予了葛浩文一定的翻译自由,允许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翻译的创造性;而葛浩文则给予了莫言相当的尊重,力图在翻译中还原原作的本色特征,尽管原作与译作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同,但这些不同还不至于改变原作的文本性。这样一种认知在这一问题上对葛浩文和莫言来说应该都是公允的。

为什么说葛浩文的译文与原文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还不至于根本性地改变文本性质呢?孙教授在“译艺”部分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相应的回答。这一部分选取了毕飞宇的《青衣》和《玉米》、姜戎的《狼图腾》、老舍的《骆驼祥子》、萧红的《呼兰河传》、莫言的《檀香刑》以及刘震云的《手机》及其葛浩文的译本进行了对比。对比的角度各有不同:有的是从语言的流畅性着眼,有的是就引语模式进行讨论,有的是从人称的角度,而有的则是从人物的声音出发,等等,不一而足。在原文和译文之间所发生的这些差异,与其说是作为译者的葛浩文有意为之,不如说是英汉之间语言本身的差异造成的。有些地方葛浩文甚至会“连译带改”,这也是葛浩文依照英语语言本身对文学性在理解上的差异性要求实施的,所以不可以认作一种译者主体的“妄为”。当然,葛浩文的翻译既有得也有失,这是任何译者都无法避免的。好在这本书专辟一章予以分析说明。在这里之所以要提及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在研究翻译名家时往往会为名家讳,让读者看到的都是名家的优点,往往对其缺点避而不谈,这样会适得其反,有损研究的客观性。

我在序言的开始就提到叙事文学的翻译研究有一个瓶颈问题,那就是如何从叙事的层面去观照此类题材的翻译。孙教授在书中其实多有涉及,如人称、复调、人物声音等等的翻译处理。这些常规性的叙事研究课题理所当然地需要去审视。但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企图,即能否从宏观的文学理论观照小说这类叙事文学题材的翻译。这些理论包括先锋派文学理论、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其实从葛浩文所翻译的作品的数量来看,完全可以根据这些理论对它们予以分类。拿一个个案来说,莫言的《生死疲劳》就具备鲜明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那么,如何从魔幻现实主义角度去比较性地考察葛浩文的这部小说的译文与原作之间的异同,从而决定是否对译作进行重新的理论描述和题材定性,都是值得追问和探讨的课题。所以,如果我是这本书的作者,我就会不揣浅陋,野心勃勃地除了书中的译介、译艺和译道之外再添加一部分,即译事,也就是看看葛浩文对叙事是如何进行翻译处理的。当然,孙教授的这本书的主旨是研究葛浩文的译介活动,而文学理论的探讨则超出了既定的研究范围,不过这本书能够提示我们认知葛浩文中国文学翻译的理论空间还很广,值得我们不断地去开拓和挖掘。

尤其需要说的是,在该书最后,孙教授运用了一个宏大的理论视角即东方主义来观照葛浩文的译介活动。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所谓“上纲上线”的多余之举,而是非常必要的理论提升。葛浩文的翻译近几年来已然成为一种现象,对其研究的成果也层出不穷。但是,我们到底该把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放置在何种理论语境下去实施?这虽然不能说是一个终极性的思考,但也至少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书中很好地论及给葛浩文的翻译贴“东方主义”标签这一做法。如果真的贴上这个标签,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一种尴尬:葛浩文翻译的莫言作品若是具有浓重的东方主义色彩,那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就无需沾沾自喜,因为葛浩文的莫言作品的翻译有着浓重的所谓的东方主义式的臆造。近年来又出现了“汉学主义”的提法。相比较而言,“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都是对西方一厢情愿式的东方臆想的批评,那么,“汉学主义”则提出了当下汉学研究中中西方学者之间的合谋。这样看来,能否将葛浩文的翻译活动纳入汉学主义视角予以考察呢?那么,我们不妨沿着书中孙教授关于葛浩文翻译的非东方主义观所指引的思路继续探讨下去吧。2016年2月于上海寓所绪言

在当今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领域,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所有翻译家中的翘楚,其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他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文学的论文,编写并组织翻译过多部中国文学选集,翻译出版了五十几部现当代中国小说。直到今天,葛浩文仍然不断推出译著,用译作等身、汗牛充栋来形容他的翻译成就一点都不为过。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说过,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几乎是葛浩文一个人在包打天下(注:John Updike,见Updike 2005年5月9日发表在The New Yorker上面的书评“Bitter Bamboo:Two novels from China”.)。他翻译的作品被刊载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以及《纽约客》上,《浮躁》《荒人手记》《生死疲劳》《狼图腾》《河岸》《玉米》都因为他的翻译而获得国际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是离不开葛浩文多年以来的积极译介和出色翻译。他的译文使西方读者了解到中国文学的魅力,使他们认识到,在中国也有可以和昆德拉(Milan Kundera)、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相提并论的作家。在笔者看来,葛浩文已经成为一种现象,非常值得研究。在本书中,笔者的考察思路和研究内容是这样的: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译介篇,用三章的篇幅从宏观的角度介绍葛浩文为了架设理解、沟通之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所进行的研究、推介与翻译工作。第一章介绍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推介。葛浩文无疑是个非常成功的翻译家,但是葛浩文的成功不仅仅简单地体现在他的翻译成就上,首先体现在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推介上,是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热爱、研究、推介,促发了他对这些作品的翻译。接下来第二章介绍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对新时期小说)的翻译。他的翻译对象不限于小说,也有散文和诗歌,但小说翻译无疑是主打。在现代作家中,他主要译介的是萧红、端木蕻良、萧军、老舍、巴金等。而在当代小说家中,他译介的作家既有大陆的,也有台湾和香港的,而他最喜欢、翻译最多、译介最成功的当属莫言。鉴于葛浩文在帮助莫言及其作品进入英语世界获得国际声誉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本书第三章将专门讨论葛浩文对莫言的推介和翻译。

接下来的第二大部分——译艺篇,是对葛浩文文学翻译的实证研究,对《青衣》《狼图腾》《骆驼祥子》《玉米》《手机》等译本进行文本比较研究,结合具体的译本,考察葛浩文对于原文中信息内容是如何传达的、对中国文化专有项是如何处理的,对小说中的文学性表达是如何再现的、再现的效果如何,全面总结葛浩文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这些研究或许可以算是共时研究,但只有共时研究是不够的,因为葛浩文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在其漫长的翻译历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从他开始翻译到现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在这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其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有何改变?葛浩文于1979年翻译出版了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两部小说的合集Two Novels by Hsiao Hung: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 Tales of Huanlan River,这是他最早的译作之一。2012年底和2013年初,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翻译的莫言小说《四十一炮》和《檀香刑》先后出版,而《檀香刑》是他到目前为止比较新的译作。从《呼兰河传》到《檀香刑》,译者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是否相同?在本书第九章,笔者通过考察这两部译作对于小说人物“声音”的再传递,对葛浩文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进行历时研究,从动态的角度研究葛浩文翻译手法的演变。第十章,笔者尝试以《手机》译文为研究案例,考察葛浩文在翻译中对原作的改动情况,试图结合具体的译例分析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存在“连译带改”的现象,对所谓的葛浩文式翻译——连译带改进行考察,在文本对比的基础上做出判断,我们到底是否能够用“连译带改”来概括葛浩文的翻译风格。本部分的最后一章——第十一章尝试通过具体的例证,研究和总结葛浩文的翻译风格。

第三大部分——译道篇,主要探讨葛浩文的翻译思想和葛浩文颇受诟病的“东方主义”文学翻译观问题。首先,笔者结合葛浩文发表的学术论文总结葛浩文的翻译思想。然后,着重探讨后面的问题。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葛浩文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作为翻译主体所做出的选择,但这也跟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脱不了干系。有学者认为,他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其实并非是一种自主的翻译,他一直都没有摆脱“东方主义”的禁锢。这样的评价是否公允?到底应该如何评价葛浩文的中国文学翻译?难道我们一直被他漂亮的英语译文所迷惑,一直被国外的奖项所蒙蔽,而没有看到他译文中的“东方主义”的倾向与企图?我们到底能否给葛浩文的翻译观贴上“东方主义”的标签?笔者不希望轻易给出结论。我们应该首先对葛浩文的翻译活动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结合具体的译本及其学术论文、译序等准翻译文本,研究葛浩文在翻译选材、翻译方法、翻译策略方面的特点,研究他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动机,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最后,笔者认为,葛浩文研究有助于我们管中窥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接受现状形成较为清楚的认识和把握,同时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的“走出去”战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有益的参考。第一部分译介:研究、推介与翻译第一章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推介一、引言

中国现当代文学进入英语世界,得到西方读者的认可,本土翻译家劳苦功高,但英语世界的翻译家也功不可没。而在众多翻译家当中,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位。其翻译作品在数量上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无人能出其右,其翻译质量也得到了广泛认可。先说他本人获得的翻译奖项和翻译资助:2000年,葛浩文因为翻译朱天文的《荒人手记》(Notes of a Desolate Man)获得美国“国家文学翻译奖”(National Translation Award for Literature),另外他还两次获得全国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提供的翻译资助。此外更重要的是,多部中国文学作品由于他的翻译获得海外文学奖项:1991年,葛浩文翻译的贾平凹的《浮躁》(Turbulence)获得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Pegasus Prize for Literature);2007年、2009年、2010年,他翻译的姜戎的《狼图腾》(Wolf Toten)、苏童的《河岸》(The Boat to Redemption)和毕飞宇的《玉米》(Three Sisters)分别在众多优秀作品中拔得头筹,获得当年的“曼氏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 Prize);2009年,他翻译的《生死疲劳》(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使莫言获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莫言最终于2012年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与多年来葛浩文孜孜不倦的翻译和介绍分不开,而且葛浩文就是莫言的诺奖推荐人。客观来讲,葛浩文已经成为莫言在英语世界的代言人。葛浩文多年来在美国文学翻译领域享有很高声誉,被厄普代克称为中国文学在美国的“接生婆”(Updike,2005),被奉为西方中国文学领域的“首席翻译家”(Orbach,2012);中国文学作品通过他的翻译在英语世界赢得了读者群,使西方读者认识到中国也有可以和昆德拉、马尔克斯相提并论的作家。(Amy Tan,in Updike,2005)。没有葛浩文,莫言的作品或许也会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但是莫言何时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说不定就要画一个问号。正如王宁教授所言:“如果没有汉学家葛浩文和陈安娜将莫言的作品译成英文和瑞典文的话,莫言的获奖至少会延宕十年左右,或许他一生都有可能与这项崇高的奖项失之交臂。”(王宁,2013)

不容置疑,葛浩文是当今最重要的中国文学英译者。但是,仅仅把葛浩文看成一个翻译家是不够的。葛浩文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中国文学研究,他的研究先于他的翻译,服务于他的翻译,是其文学翻译的基础。在美国的汉文学研究领域,葛浩文是颇有成就的汉学家,2009年,他荣获古根海姆学者奖(Guggenheim Fellowship)就是一个明证,他主编的多部中国现、当代文学选集影响巨大。葛浩文编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选集,他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坛、中国作家、中国作品的介绍性、研究性著述,同他的众多翻译作品一起,为英语世界的读者塑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概念和印象,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经典的塑造。葛浩文不仅是一位文学翻译家,他首先是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介绍者、推介者。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文学走出去,葛浩文在其中用功最勤,成效最大……如果说是埃德加·斯诺让世界了解了黄土地上发生的中国革命,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是葛浩文和其他汉译外的专家们,让世界了解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借用《狼图腾》总策划安波舜的话,我们应该感谢葛浩文和其他所有汉译外的专家们,是他们通过各种文字,一笔一笔地描绘中国文学的海外形象。”(史国强,2014:265)二、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推介

在本章中,笔者尝试较为全面地介绍葛浩文在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和推介工作。首先从葛浩文的教育背景说起。1939年,葛浩文出生于美国加州长滩,1961年,在加州一所社区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加入美国海军,赴中国台湾服役4年,开始有机会接触中文。服役期满之后,出于对中文的浓厚兴趣,他没有马上回国,而是留在台湾,进入台湾师范大学进行全日制的汉语学习。回国后,他加入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研究生计划,受教于许芥昱先生,1970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他留校工作一年,然后进入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攻读中国文学专业,师从柳亚子的公子柳无忌先生,1974年获得博士学位。

葛浩文的学术研究应该说开始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确定论文选题过程中,他研究过中国古典小说、元杂剧、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作品,也研究过田汉的戏剧和朱自清的散文。对于古典作品的翻译与研究,《西游记》是其中之一,他的研究成果“The Hsi-Yu chi play:a critical look at its discovery,authorship and content”于1973年在韩国首尔的Asian Pacific Quarterly of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s(《亚太文化社会事务季刊》)上发表。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这很可能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研究的是《西游记》剧本的发现、内容以及作者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他还一度对朱自清的散文产生了兴趣,曾经打算以朱自清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其最早翻译的就是朱自清的《给亡妇》(“To My Departed Wife”)。此外,朱自清最著名的几篇散文《匆匆》《春》《背影》和《荷塘月色》他也都翻译过。早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葛浩文读过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翻译了萧军的另一部作品《羊》(Goats),但他在接触到萧红的作品之后,迷上了萧红,最终决定将萧红定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1974年,葛浩文完成了毕业论文“A Literary Biography of Hsiao Hung(19111942)”,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他写出了Xiao Hong(《萧红评传》)一书,该书于1976年由特怀恩出版公司(Twayne Publishers)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专著,也是国内外中国文学界最早研究萧红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为七章,以时间和地点为线索,详细介绍萧红在呼兰出生、长大,到哈尔滨读书、逃婚、错爱、结识萧军、创办文学刊物,迁居青岛、上海,负笈东瀛,回国,认识端木蕻良,辗转各地以及最终客死香港的经历。同时,作者将很大的篇幅用于介绍萧红的创作,最后一章详细探讨了萧红的创作技巧,研究萧红作品的主题、萧红通过作品反映出来的人生态度,以及萧红的文学风格和创作技巧。对作品中农民性格的塑造、女权主义思想的反映、抗日题材的写作都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在这部专著的结论部分,葛浩文指出,萧红的天才体现在她能够将她过去经历过的场景再现出来,能够富有感情地把东北农民的生活及那片土地上优美的自然风光清晰、准确地描写出来。(Goldblatt,1976:126)在他看来,萧红的作品非常感人,非常引人入胜。(Goldblatt,1976:134)跟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萧红非常独特、别具一格、不同凡响,因为当时的作家都致力于革命文学的创作或政治宣传,而她却从非常个人的视角、依靠自己独特的艺术天分进行创作,因而她的作品更有魅力。葛浩文把萧红看成是她那个时代中最重要的文学天才之一。(Goldblatt,1976:135)这部专著使中国国内文学界开始关注萧红,重新认识萧红的文学成就,重新评价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作者也因为这部专著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不小的学术影响。

1974年到1978年是葛浩文学术活动非常活跃的时期。1974年6月,他在京都“第十九届东方学者国际大会”上发表题为“Hsiao Hung’s Position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萧红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地位)的讲演。

1975年4月1日,葛浩文在圣何塞加州中文教师协会发表讲演,演讲题目是“The Fictional Works of Hsiao Hung”(萧红的小说)。同年10月,他再次在该协会发表讲演“Literary Translation:Can It Be Taught?”(文学翻译有法可教吗?)

1976年4月,葛浩文出席了在中国台北召开的“第四届亚洲作家大会”,发表题为“文学与翻译家”(Literature and Translator)的讲演,6月,他又在加州发表题为“Lu Yin:Important Writer,Hack,or None of the Above?”(庐隐:重要作家,雇用文人,还是两者皆非?)的演讲。

与此同时,葛浩文开始在中国香港、台湾等地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1975年,他的论文《谈萧红与鲁迅》发表在香港的《抖擞》第9期。同年7月23日,他又在台湾《中华月报》上发表《萧军自传及其他》。1976年4月29日,《明报》刊登了葛浩文的《一本失落的书》,而5月31日至6月2日的《中央日报》则刊载了他的《文学与翻译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东方语言系的学术期刊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sletter也在春季号第2卷第1期上刊登了葛浩文的论文“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China:A Selection of Source Materials”(《革命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原始资料的选择》)。

1977年是葛浩文非常多产的一年,他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今日世界文学》)这一权威文学期刊的第10期上发表论文,评论孔尚任的《桃花扇》。此外,这一年发表的论文还有《萧红作品数目及有关萧红的参考书目》(《号外城市》第10期)、《萧红及萧红研究资料》(《明报月刊》12月7日)、《关于左联的名单》(《新观察》第3期)、关于《老舍与中国革命》、老舍的《猫城记》的评论文章(《中文教师协会会刊》12卷2期)、刘绍铭的《台湾的中国小说》的书评(《今日世界文学》冬季号)及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评论文章(《今日世界文学》秋季号)。

1978年,葛浩文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 1978年夏季号上发表两篇论文,一篇评古德曼(Merle Goldman)编辑的《五四时代的中国文学》,一篇是《元稹》的评论文章。

1978年是葛浩文文学研究的转折点。1978年以前,葛浩文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对古代和现代作品的研究和分析上,而从1978年6月开始,他的学术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众所周知,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文坛起死回生、开始复兴的新时期。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解冻、复苏和发展一直都在他的视野里。

1978年6月,葛浩文在加州发表讲演,题为“Post-Cultural Revolutionary Dissent Literature in China:An Introduction”(中国文革后的异议文学:导言)。

1979年,葛浩文在加州伯克利的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sletter上发表了论文“Underground Litera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当代中国的地下文学》)。在中国,取材“文化大革命”及其直接影响的有两类文学作品:一类是伤痕文学,另一类就是地下文学。所谓地下文学,原是以手抄本和油印本的形式流传于中国大陆,直到1976年底才公开发表的中国文学作品。同年,他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上发表了“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Wenyi Bao”(《当代中国文学和新〈文艺报〉》),通过《文艺报》在1978年7月复刊一事,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在他看来,十年“文革”导致中国的文学园地一片荒芜。《文艺报》的复刊,预示着文学艺术领域的思想解放,标志着文学创作的新生(Goldblatt,1979)。接着,作者结合“文革”后的社会语境,介绍和分析了《文艺报》复刊的重要意义:文学作品开始走出了样板戏一统天下的局面,老作家获得平反,新作者也受到鼓舞,他们都拿起笔来开始创作。虽然这些作家没有明确宣布,文学的使命除了要服务于革命以外,还应有其他目的,但人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开始拓宽。在作者看来,《文艺报》复刊无异于中国文学领域的一场文艺复兴。(Goldblatt,1979)

1981年,葛浩文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上面发表了题为“Fresh flowers abloom again: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rebound”(《鲜花重放:反弹中的中国文学》)的文章。这篇文章让西方学者看到,中国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在文艺政策以及对文学使命的认识方面发生了革命性转变。这篇文章介绍了新《文艺报》复刊以后,中国文学界的新动态、新发展。作者指出,从1978年7月到1981年的3年时间里,中国文坛发生了很多事情,所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中国文坛的形势非常乐观,把世界的目光重新吸引到这个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及其在文学领域的新变化上。他指出,当时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就是1979年10月30日到11月16日期间第四届“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因为邓小平在该次大会上首次提出,文学和艺术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拓展创作的主题,从正面和反面等多个角度来看待问题,提出回归文学标准。(Dong Xiaoping in Goldblatt,1982:7)葛浩文详细介绍了当时文坛上的一些动态,他提到《重放的鲜花》的出版,中国伤痕文学的兴起,谈到作家待遇的改善、《新观察》《小说选刊》《人民文学》《诗刊》和《新文学史料》的出现和中国台湾文学的引入。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已经开始复兴,中国文学这个大花园里又一次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Goldblatt,1981)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鉴于第四届“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对于中国文学复兴的重要意义,葛浩文又着手编选并组织译者合作翻译了Chinese Literature for the 1980s:The Fourth Congress of Writers and Artists(《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第四届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一书,于1982年由纽约M.E.Sharpe Inc.出版。该书把那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发言译介给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其中收录了茅盾、邓小平、周扬、刘白羽、柯岩、陈登科、萧军、刘心武、夏衍、巴金等人的会议发言,葛浩文本人作为编者在序言中介绍了这本选集的背景和意义,这部选集随即成为西方学者了解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转折时期中国文艺政策和文艺动态的重要文献。

上面提到,中国台湾文学这个时候开始被介绍给大陆的读者。葛浩文在台湾生活过多年,对台湾文坛了如指掌,他早期的翻译就以台湾作家的作品为主,此次台湾文学进入大陆的情况很自然地引起了他的关注。1981年,葛浩文在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上面发表了题为“Taiwan Litera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文学》)的论文。

1981年是葛浩文学术成果非常丰硕的一年。除了上述的两篇文章之外,葛浩文还对中国现代小说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他的论文“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49”(《现代中国小说:1917—1949》),被收入Winston L.Y.Yang和Nathan K.Mao编选的Modern Chinese Fiction:a guide to its study and appreciation:essays and bibliographies.(《现代中国小说研究与欣赏导引——随笔与文献》。同年,他和George Cheng合作完成了“Selected Bibl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现代中国小说文献目录选》)被收入刘绍铭、夏志清和李欧梵合作编写的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19191949(《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1919—1949》),198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述两项研究课题的完成,无论是对英语世界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还是对他本人的学术研究及翻译活动,都很有裨益,不仅填补了学界的空白,而且他本人也由此对中国现代小说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为以后翻译文本的选择打下了基础。

相对于前面两项宏观研究而言,葛浩文还做了一些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具体研究,研究对象为鲁迅、萧红等人。1981年8月,葛浩文出席了加州阿西洛马会议中心举行的关于鲁迅的一场研讨会,宣读了题为“Lu Xun and Patterns of Literary Sponsorship”(《鲁迅及文学赞助模式》)的论文,该论文后来被收入李欧梵主编的论文集Lu Xun and His Legacy(《鲁迅及其遗产》),于1985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葛浩文撰写的“Life as Art:Xiao Hong and Autobiography”(《生活即艺术:萧红和自传》)一文,也于1985年被收入Anna Gerstlacher等人编选、出版的论文集Woman and Literature in China(《中国的妇女与文学》)。

同年2月,葛浩文在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中文语言教师协会学报》)上发表关于他的老师许芥昱的论文“Kai-yu Hsu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许芥昱与中国现代文学》),介绍许芥昱在译介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贡献。许芥昱是葛浩文攻读硕士学位时期的老师,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场暴风雨吹倒了他的房子,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生命。葛浩文从读书的时候开始,就跟许芥昱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为了纪念这位在译介中国现代文学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良师益友,葛浩文发表这篇文章来总结他在译介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成就。

20世纪80年代中期,葛浩文还先后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上发表三篇论文介绍中国戏剧:“Chinese Theater: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中国戏剧:从起源到今天》,1984)、Salesman In Beijing(《北京的推销员》,1985)和“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俗文学和表演艺术:19491979》,1986)。

1988年,葛浩文撰写的论文“Back Where We Started:Culture in 1987”(《回到我们的起始地:1987年的文化》被收入Kane,Anthony J.编选的China Briefing(《中国情况通报》)。

1989年秋季,葛浩文在Manoa第一卷的第一、二期的合订本上发表了题为“The Return of Art”(《艺术的回归》)的论文。论文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文学作品一直以来留给西方读者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它们是说教式的、服务于政治的、缺乏想象力的,一旦走出国门就失去了读者,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他说,“近年来,社会现实主义创作在中国已经被取代,取而代之的,不单单是哪一部作品,而是各种各样的写作风格。这些风格或是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而来,或是借鉴了前人的风格,走出了中国的‘文革’,走出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低谷,自发地呈现出来。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文学在主题上、风格上还有社会政治概念上都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Goldblatt,1989:83)葛浩文列数了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各个文学流派: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现代主义实验、当代背景的传统叙事、魔幻现实主义、闹剧、黑色幽默以及其他诸多流派。他认为,这些流派的出现,一方面拓展了当代中国小说创作,另一方面无论是对国内读者还是国外读者来说都提高了中国文学的吸引力。(Goldblatt,1989:83)

葛浩文指出,这一期的Manoa上面选译的中国作品,是从1985年到1988年间刊登在中国文学杂志上选出来的,大多数作家对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来说——都不一定熟悉。(在这里,葛浩文不失时机地向读者推荐1989年兰登书屋出版的短篇小说集Spring Bamboo: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春竹: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编译者为Jeanne Tai,指出那个集子里面选取的作品都出自较为出名的中国作者。Manoa上面选编的作品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比较短,更精妙、更折中、更自由。它们探讨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不像以前的作品那么有中国特点或是程式化,但也不乏民族特点,其中有一些作品有力地证明中国文学并非都是直接的或间接地从特定的政治事件或政治潮流中获得灵感的。(Goldblatt,1989)

接下来,葛浩文对一些作品进行了具体的介绍和评论,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这些作家的努力,中国当代小说开始在国际文坛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在‘伟大的中国小说’问世之前,我们不如先读一读这些各具特色的作品。”(Goldblatt,1989)。

1990年,葛浩文在Mel Gurtov编选的论文集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sm:Perestroika and Reform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社会主义的变革:苏联和中国的改革》)中发表了论文“A Literature of Reform,a Reform of Literature”(《改革文学,文学改革》)。笔者没有找到这篇论文,但从题目看来,A literature of reform,说明论文介绍了以改革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这是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大潮的兴起,涌现出来的一个以改革为题材的文学流派。a reform of literature,顾名思义,作者探讨了中国文坛在文学创作方面出现了改革或说变革,说明文学作品不再是以往的纯粹说教式、为政治服务的、缺乏想象力的社会现实主义的创作。

1995年对葛浩文来说是硕果累累的一年。首先,他编选的Chairman Mao would not be amused: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今日中国小说》)由纽约的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出版。这部选集里面选取了改革开放以后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20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只有王蒙一个人出生于1949年之前,也只有王蒙在“文革”前发表过小说,其他的作家都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作家:莫言、余华、史铁生、苏童、李锐、残雪、格非、毕飞宇、陈村、池莉、陈染、曹乃谦等等。这些作品发表于1985年和1993年之间。不同于以往的作家,这些作家把自己视为艺术家,除了服务社会之外,他们更专注于内心声音的传达。葛浩文非常乐观地指出,这些作品的涌现,只是一个开始,这些作家以及其他更加年轻的作家,必将会通过他们的文学创作在国际文坛上确立自己的地位。(Goldblatt,1995:xii)。

同年,葛浩文和刘绍铭合作出版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据统计,这部选集收集了83位作家的152部作品,其中包括42位作家的短篇小说和30位诗人的71首诗歌,11位作家的30篇散文和一部传记的节选。短篇小说占到了全书的70%的比重。88部作品来自20世纪中国大陆的47位作家,58部作品来自中国台湾的31位作家,6部作品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5位香港作家。其中女作家17人。所选作品根据时代的不同还可以被分为早期现代作品(1918—1949)、解放后作品(1949—1976)和1976年以后的作品。其中从1949到1976年这个阶段的作品几乎完全是台湾作品或是从大陆移居到台湾的作家的作品,因为编者认为这个时期大陆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达不到一定的艺术水准,因而基本上没有选入,唯一的例外是穆旦在1976年发表的一首诗歌。(注:http://www.amazon.com/Columbia-Anthology-Modern-Chinese-Literature/dp/0231138415)

在这个选集出版之前,还没有哪一家出版社出版过一部能够全面代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三个地方、涉及所有重要体裁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以前的出版物要么局限于某一种体裁,要么局限于某一个地域或时代,因而都不够全面。而这部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出版之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得到了评论家、教师和读者的好评。当然批评的声音也是存在的,主要是对选集还不够全面感到遗憾。12年后,也就是2007年,两位编者又对这部选集进行了修订,主要是进行了一些增补工作。开始的部分保持不变,但后面两个时期在各个体裁中都有很大的变动。20世纪中国文学在小说、散文和诗歌的涵盖范围更广,另外还增加了一些21世纪的作品。除此之外,增加的内容包括殖民时期和二战之后的中国台湾作品、中国大陆解放以后17年的作品、“文革”时期的作品等。黄春明和莫言是葛浩文翻译颇多的两位作家,在第二版中,编者对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做了一些更新。

葛浩文对于他所翻译的作家基本都通过译者序言进行介绍与推介,另外他还多次在学术期刊上介绍中国作家和作品,比如张贤亮(注:Howard Goldblatt,“World literature in review:China”.World Literature Today,Winter 1990,Vol.64,Issue 1.)、贾平凹(注:Howard Goldblatt,“Review”,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Fall 2006,Vol.13,No.2.)等,并对研究中国文学的专著进行推介。

但葛浩文对有些作家尤其表现出学术方面的兴趣,除了前面提到的萧红、鲁迅,他专门撰文讨论的中国作家还包括大陆的莫言和台湾女作家李昂等。

先从莫言说起。葛浩文对莫言的作品情有独钟,翻译了莫言的十部作品:《红高粱家族》(Red Sorghum)、《天堂蒜薹之歌》(The Garlic Ballads)、《酒国》(The Republic of Wine)、《丰乳肥臀》(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生死疲劳》(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变》(Change)、《四十一炮》(Pow!)、《檀香刑》(Sandalwood Death)、《蛙》(Frog)和一个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Shifu,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葛浩文在多个场合推介莫言的作品。关于这一点,第三章中会进行专门介绍,这里暂不赘述。

再说台湾女作家李昂。葛浩文所翻译的李昂作品包括:《杀夫》(The Butcher’s Wife)、《花季》(Flower Season)、《婚礼》(Wedding Ritual)、《带曲线的娃娃》(Curvaceos Dolls)、《爱情实验》(Test of Love)、《一封未寄的情书》(A Love Letter Never Sent)。1990年,葛浩文编选的一部当代中国文学论文集Worlds Apart:Recent Chinese Writing and Its Audiences(《分离的世界:近期中国文学写作及读者》)中收录了他自己的论文“Sex and Society:the Fiction of Li Ang”(《性别与社会:李昂的小说》)。在他看来,李昂是用中文写作的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彻头彻尾的性小说家,因而也是最有争议的作家。论文对李昂及其主要作品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深入的分析。三、结语

笔者掌握的材料未必全面,但从这些材料我们就可以看出,葛浩文在向英语世界推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促进英语世界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作出了无人能及、不可磨灭的贡献。葛浩文曾发表多篇以翻译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注:请参阅下文的“葛浩文翻译思想研究”。),因为不是本章的讨论重点,这里暂不涉及,只关注葛浩文所从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从上文中可以看出,他是在学术研究之基础上从事文学翻译的,他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成就与他的学术研究是分不开的,没有一直以来的学术研究和学养积淀,他就不可能做出那么出色的翻译,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翻译成就,而其目的不仅仅是完成一种文字到另外一种文字的转换那么简单,而是完成将中国文学译介到英语世界这一更加宏大而重要的文化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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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oldblatt,Howard.“Fresh flowers abloom again: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rebound”[J].World Literature Today,Vol.55,No.1,Winter,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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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oldblatt,Howard.“Life as art:Xiao Hong and autobiography”[C],Gerstlacher,Anna,et al,ed.Woman and literature in China.Bochum:Studienverlag Brockmeyer,1985:34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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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oldblatt,Howard.Worlds apart:recent Chinese writing and its audiences[M].Armonk,N.Y.;London:M.E.Sharpe.1990:198-227.

[9]Goldblatt,Howard.“Sex and society:the fiction of Li Ang”[J].Howard Goldblatt ed.Worlds apart:recent Chinese writing and its audiences.Armonk,N.Y.;London:M.E.Sharpe,1990:150-165.

[10]Goldblatt,Howard.“Introduction”[A].Howard Goldbl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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