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曲爱国,张从田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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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记试读：
作者介绍
曲爱国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员。兼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军事历史分会会长。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同年进入军事科学院从事军事历史研究工作，历任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等职。
张从田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先后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南京政治学院、军事科学院，获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军事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研究。
引子 踏上长征路
1934年4月28日，广昌城头残阳如血。遭受重大伤亡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黯然撤离城池。持续了十八天的广昌保卫战以红军的失利而告终。广昌革命纪念碑
此时，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行动已经进行到了第八个月。1933年9月，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相继取得了成功之后，蒋介石亲自披挂上阵，调集五十万大军，经过四个多月的精心准备与筹划，对中央苏区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围剿”行动。在以德国前国防军总司令西克特为团长的外国军事顾问团的参谋下，国民党军一改以往“围剿”行动的战术，节节逼近，逐步紧缩，以守为攻，依托坚固工事，采取堡垒主义，筑碉构堡，火力开路，企图先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然后再实施决战，彻底解决中央红军，一举荡平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也是全民动员，全力以赴，奋力迎敌，以决战的姿态展开了坚决的反“围剿”作战。然而，七个多月过去了，尽管红军主力的总兵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十万余人，尽管红军将士浴血奋战，在局部作战中屡屡重创敌军，尽管苏区军民同仇敌忾，寸土必争，誓死保卫红色政权，但始终无法打破国民党军的铁壁合围，无法挫败敌人的“围剿”行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执掌中共中央领导大权的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秦邦宪）等人，在反“围剿”作战之初也曾踌躇满志，壮志满怀，将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视为在“短促的历史时期内”实现“中国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战，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熟悉中国国情、能够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领导人彻底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化名华夫），他反对游击战和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全盘照搬苏联红军的战略战术，推行了一整套冒险主义的“左倾”军事路线。
在国民党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他们不是集中红军全部力量进行反“围剿”作战准备，而是分散兵力，以攻对攻，在江西、福建两个方向用“两个拳头打人”；继而在国民党军“围剿”开始后，又推行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向国民党军的堡垒地带进攻，企图御敌于苏区之外。在国民党军第19路军于1933年11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时，错失良机，拒绝与第19路军建立真正的联合，实行协同作战，使蒋介石得以在从容弹压“福建事变”后，转移兵力，继续对中央苏区实施全面进攻。最后，当国民党军重新展开全面进攻的时候，领导集团又扬短避长，抛弃红军所擅长的机动作战，以堡垒对堡垒，层层设防，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正规阵地战、消耗战，与占据绝对兵力特别是火力优势的国民党军死拼硬打，使得战事完全陷入了蒋介石所期望的发展轨迹。红军仓促构筑的野战工事在国民党军的密集炮火轰击下坍塌，将士们的血肉之躯在钢铁撞击中倒下，广昌之战，博古与李德亲赴前线督战，依旧无法避免失败的结局。博古李德
广昌战斗后，曾经拥有六万平方公里土地、三百万人口的中央苏区丧失了全部的游击区与外围屏障，只剩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幅员狭窄的中心区。红色根据地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战局空前危急。中国革命的航船到底驶向何方，红军到底该如何行动，是继续在苏区迎敌，决一死战，还是另辟蹊径，以求得绝处逢生，历史把年轻的中国红色革命政权和红色武装力量推到了抉择的关头。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周围修筑堡垒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也曾考虑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并将此设想报告了共产国际。同时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处理一切”。在最高“三人团”中，博古总负责，军事设计与计划权归李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与调度，最后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实际控制于博古、李德之手。
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虽然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但却认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央苏）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唯一目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依旧要求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来自莫斯科的遥控，使得中共中央的决策再次偏离了正确轨道，而“左倾”路线执行者对莫斯科“圣旨”的顶礼膜拜，则使得其在走与留的重大问题上，始终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红军的处境因而更加危机重重。
1934年7月，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最后的进攻。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必须毫不迟疑地实施战略退避，跳出重围，以保存主力，另寻战机。但博古、李德却固执己见，仍然采取以堡垒对堡垒的单纯防御战略，要求用一切力量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和战略情况的转机，指挥红军与国民党军进行自我毁灭的决战——于是，只是为了调动与分散国民党军的“围剿”力量，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先后派出了两支部队北上、西征，以减轻反“围剿”作战的压力。
7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第7军团为基础组成抗日先遣队，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曾洪易为中共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创建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7月6日，由六千余名将士组成的红7军团从瑞金出发，冲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堵截，转战闽中、闽东、浙西、皖赣边，最终于10月下旬进入闽浙赣苏区与红10军会师，组成红10军团。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后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并组成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继续执行北上任务。11月，红10军团进入皖南活动，次年1月在返回闽浙赣苏区过程中，于怀玉山遭敌军伏击失败。企图以红7军团几千人的行动来调动敌人，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只能是“左倾”路线执行者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根本难以达到目的。但抗日先遣队的红军将士，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转战闽、浙、皖、赣，深入到了国民党“围剿”军的后方，震动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建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这一行动，实际上拉开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序幕。寻淮洲粟裕方志敏
7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又决定，以位于湘赣苏区的第6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新苏区，并与活动于湘、鄂、川、黔边区的红3军建立可靠的联系，以促成江西、四川两大苏区的联结。同时决定，由任弼时任中共中央代表，与萧克、王震组成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主席，8月12日，红6军团誓师西征，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共九千七百余人。在八十多天的征战行动中，第6军团转战湘、赣、桂、黔四省，行程五千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国民党军的重重阻截，最终于10月24日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与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3军会合。红6军团的西征，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其行进路线基本与尔后中央红军长征的初期路线相吻合，因而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实施大规模战略转移的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北上、西征部队的战士尽管英勇卓绝，但因兵力薄弱，不足以大量牵制、分散国民党军力量，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部署，反而促使蒋介石加快了第五次“围剿”的步伐，集中全部主力对中央苏区中心区展开更加猛烈的进攻。博古、李德命令红军主力和一切地方武装“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继续与敌人打消耗战，红军被迫开始了更加艰苦的阵地防御作战。在国民党军的主要攻击方向，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等地，前赴后继，誓与阵地共存亡，重创敌军，但自身也再次遭受重大伤亡，且未能遏止敌军的进攻。红6军团部分人员于1935年在湖南省新化县合影，前排左起：周仁杰，李铨，政治委员王震，政治部主任夏曦，军团长萧克，中排左起：6、晏福生，7、刘礼年；后排左起：王赤军、贺庆积、戴正华
到了9月上旬，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人力、物力都极端匮乏，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行动败局已定，战略转移势在必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博古、李德等人终于被迫放弃了在苏区内部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计划，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在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战略转移，沿红6军团西征的路线，到湘鄂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然后实行反攻，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恢复中央苏区。根据这一决定，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部署与准备开始仓促展开。
9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要求部队转入运动防御，以最高限度地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为基本原则，主力集结并在战斗间隙转入补充整训，准备全部撤退。随后又发出指令，令中央红军各军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同时，在地方政府的全力协助下，动员了三万名新战士参军，大力扩编红军主力部队，组建了红8军团和教导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对红军主力撤离后的苏区工作进行了部署，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党政军工作。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人组成，项英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为办事处主任。地方党和政府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了适应敌占区工作和游击战争的改组，政府机构进行了合并，敌占区的县、区军事部改为游击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军事部长任司令员，县（区）委书记任政委。中央苏区部分领导人，左起：叶剑英、杨尚昆、彭德怀、刘伯坚、张纯清、李克农、周恩来、滕代远、袁国平
但是，实行战略转移这样一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命运乃至于中国革命前途与命运的重大决策，是在一种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做出的，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进行讨论。战略转移的准备与部署都由最高“三人团”直接处理，实际上一切都处在博古、李德的操控之下，政治上博古做主，军事上李德决定，周恩来只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名义下达的指示、命令，均要求“绝对秘密”，严禁向干部、部队传达，关于为什么退出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这种以强调保密为借口的极端行为，使得党、政、军的众多高级干部都被蒙在鼓里，更谈不上在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中进行必要的解释、教育与动员工作，直接影响了整个战略转移的思想准备与其他准备工作。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部分干部。前排左2起：叶飞、陈毅、项英、黄道；后排左起：顾玉良、沈冠国、温仰春、曾昭铭、李步新
9月26日，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对中央苏区腹心地区发起多路总攻，并拟定于10月14日总攻瑞金、宁都。此时，苏区尚有少量回旋空间，中央红军完全可以利用各路敌军推进情况不一，且不敢长驱直入的间隙，对部队进行必要的休整与动员、整顿，然后精心筹划，突破其包围圈，寻机作战，或如毛泽东当时所建议的那样，以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至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战机，歼灭其有生力量，粉碎“围剿”，恢复苏区。然而，博古、李德等人却被敌军的气势所吓倒，决定提前一个月实行战略转移。张闻天《红色中华》报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9月29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名义在《红色中华》报第239期上发表了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社论写道：“为了保卫苏区，粉碎第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地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篇社论，以间接的语言发出了中央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10月6日，国民党军占领红都瑞金的门户石城，博古、李德在严峻的局势面前，完全失去了冷静与沉着，陷入了更加惊慌失措之中，决定中央红军主力立即撤离中央苏区，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
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担任战略掩护任务的红24师和地方武装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红军主力则向瑞金、雩都地区集结，准备执行新的任务。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中央分局的训示》，指出：如果红军主力继续在苏区内部作战，会损失最宝贵的有生力量，“这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办法。因此，正确地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地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方去进攻敌人”，而苏区的一切党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央的总方针指导下，围绕自身工作，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击敌人与保卫苏区。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1934年10月9日，总政治部发出巩固部队准备长期行军与战斗的指令
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与直属部队被编为了两个纵队。第1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伟剑任参谋长，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梯队，最高“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等随该纵队行动；第2纵队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工会、青年团机关和后勤部队、卫生部门等组成，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随该纵队行动。
参加战略转移行动的除第1、第2纵队外，还有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及部分担负运输任务的民工，共八万六千余人。其中，第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下辖第1、第2、第15师；第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下辖第4、第5、第6师；第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辖第13、第34师；第8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辖第21、第23师；第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下辖第3、第22师。中共中央先后派凯丰、刘少奇、陈云为驻第5、第8、第9军团的中央代表，以加强对这些部队的领导。
提前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使得红军战略转移变得极为仓促。许多部队是从前线直接开赴集结地域，稍作调整，即整装出发，根本没有时间也不允许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对长途行军作战缺乏充分的精神与心理准备。同时，作战部队缺乏必要的休整，长期进行阵地攻防作战，缺乏运动进攻、遭遇、奔袭、渡河、突破等运动作战的技战术演练，战术准备极不充分。新征集的3万新兵不是补充主力部队，而是突击编成了第8军团和教导师等新部队，且编成后就立即出发，结果主力缺编少员，新部队则训练不足，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整体战斗力。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影响战略行动的开始。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第1、第2野战军纵队离开瑞金，参加战略转移行动的红军主力也先后由驻扎地区向雩都河（贡水）以北的集结地域开进。
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在匆忙之中开始。中国工农红军伟大的长征由此拉开帷幕。
离别的日子终于到了，依依惜别之情笼罩着苏区的每一块土地。苏区的民众聚集在村头、路边、河畔为部队送行，热泪沾衣叙情长。像每一次作战行动开始前一样，红军将士对即将开始的西征充满必胜的信念。然而被迫离开用生命与鲜血创建的中央苏区，离开哺育红军成长壮大的红色土地的现实，如重石般压在了每个红军战士的心头。他们可以从容面对战场上的浴血拼杀，却难以承受与苏区人民的离别。队伍中，官兵们不断回头，凝望中央苏区的山山水水，挥泪告别故乡的山林、村庄、父老、兄弟、姐妹、战友和苏区的一切、一切……中央苏区的红军
时任红1团团长的杨得志回忆说：“战争年代，出发和上前线，上前线和打仗，几乎是同义词。以往，部队的指战员听说要上前线，不用动员也会‘嗷嗷’地叫起来。但这次出发，气氛却截然不同。虽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要撤离根据地；谁也不知道要进行跨越11个省的万里长征；谁也不知道此一去什么时候才能转回来，但那种难分难舍的离别之情，总是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赶到雩都河边为我们送行的群众中，除了满脸稚气、不懂事的小孩子跑来跑去，大人们的脸上都挂着愁容，有的还在暗暗地流泪。老表们拉着我们的手，重复着一句极简单的话：‘盼着你们早回来，盼着你们早回来呀！’连我们十分熟悉的高亢奔放的江西山歌，此时此地也好像变得苍凉低沉了。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些被安排在老乡家里治疗的重伤员和重病号也来了。他们步履艰难地行走在人群之间，看来是想寻找自己的部队和战友，诉诉自己的衷肠。……我也想过，或许有的伤员会赶上来，但是直至部队进入了湖南，我们团留下的同志却没有一个能赶上来……”
夕阳西下，秋风萧瑟。10月17日黄昏，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部队从雩都、花桥、潭头圩（龙石咀）、赖公庙、大坪心（龙山门）、峡山圩（孟口）等10个渡口，踏着突击架设的浮桥，渡过雩都河，开始了突出重围的行动。
没有人能够想到，此次西征行动竟然是与中央苏区的长久告别，中央苏区从此将陷入白色恐怖下的浩劫，直到十五年后，红军的后代人民解放军部队方打回苏区，与亲人相聚。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雩都河长征渡口
更没有人能够想到这次战略转移竟要耗时一年，纵横十一省，长驱两万五千里，演变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长征，谱写出一部壮丽的史诗，耸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成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人民军队、伟大的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和永远的骄傲。
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开始了。史料链接
★“长征”名称的来源
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初并没有使用“长征”这个名称。中央红军行动之初，所确定的行动目标是到湘鄂西地区与红2、红6军团会合，然后实施反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恢复中央苏区。因此，当时所使用的名称是“长途行军与战斗”、“远征”、“转移”或“战略转移”，而在中革军委与红军总部机关所发布的命令、指示中则称之为“西征”“突围”。这些名称，一直使用到了1935年5月中央红军经过彝民区。此时，距离中央红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已经有七个多月的时间了。
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大凉山冕宁地区彝民区，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在成立冕宁县革委会大会上，朱德讲话中又提到“长征”一词。这是最早见到使用“长征”一词。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的达维、懋功地区会师。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刊登了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队专门为庆祝会师而谱写的《两大主力会合歌》，歌词中使用了“万余里长征”的提法。随后，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所形成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一方面军的一万八千里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事业”。这是在正式的中央文件中首次使用“长征”的名称。此后，长征的名称在中央文件中多次出现，同时，随着红军北上征程的延伸，对长征的表述也逐步变成了“两万余里长征”。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此时，从江西瑞金算起，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已经跨越了十一个省，行程两万五千余里。11月，在陕北召开的红一方面军全军干部大会上，毛泽东激昂豪迈地宣告：“从瑞金算起，十二个月零两天，共五百六十七天，战斗不超过三十五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二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
中革军委所发表的宣言中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也开始使用“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名称。毛泽东于1935年12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明确指出“长征”的意义。从此，党史、战史、军史就把这段历史称为长征时期，“长征”一词就不是一般含意的战略转移了。
当然，今天我们所说的长征，已经不是单指中央红军的长征，而是指由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等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分别由不同的起点出发，纵横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湖北、河南、陕西、青海等省，行程数万里，涉过数十条大江、大河，翻越数座终年积雪的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草地，通过数十个少数民族居住区，进行大小战役、战斗近六百次，攻占县城一百余座，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最终会师陕北，完成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大西北的伟大战略转移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战略远征。
★去留心绪都嫌重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领导人、理论家、宣传家与文学家。在大革命失败后，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后来虽犯“左倾”盲动错误，但很快予以纠正。在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两年之后，与周恩来一起回国，不久被左倾路线者排斥在中央领导层之外。在上海，他与鲁迅、茅盾等人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写下了许多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和文章。撤离上海进入苏区后，出任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红军长征开始前，博古等人在干部路线上大搞宗派主义，将曾经反对过他们的人全部留在了苏区，瞿秋白也在名单之列。
坚持苏区斗争，需要有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瞿秋白一介书生，军事所知甚少，又重病缠身，肯定不是合适人选。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曾力主让他随军长征，为党保住宝贵的理论和文化人才，但遭到了博古的粗暴拒绝，称：“瞿秋白同志留下，不可更改。”
瞿秋白接受了这一明显不合理的安排。中央机关离开瑞金前，瞿秋白与即将远行的战友小酌话别，讲了一番充满文人气息但感情真挚的话：“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
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同样留下坚持苏区斗争的还有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何叔衡，他把自己仅有的一件毛衣送给了老战友林伯渠。临别时，两人双手紧握，热泪盈眶。林伯渠哽咽着低吟一首《七律·别梅坑》，送给从此永别的战友：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敢为沙坪养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何叔衡等人在福建省长汀县永口镇小迳村被国民党保安团包围。在突围战斗中，面对四面扑上来的国民党兵，何叔衡拔出手枪，将子弹射入了自己的头颅，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瞿秋白不幸被俘，在狱中，瞿秋白英勇不屈，最终于1935年6月18日被枪杀于长江。临刑前，他从容不迫，高唱《国际歌》、《红军歌》，盘膝坐在刑场的草坪上，笑曰“此地很好”，从容就义。
★坚持中央苏区斗争的红军部队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撤离中央苏区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24师及地方部队共一万八千余人，坚持苏区斗争，开展游击战争。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从1934年10月8日起，红24师与各地方部队先后接替红军主力防务。
红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围剿”军以主力一部向西追击，其余部队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于11月10日占领瑞金。为制止敌军推进，中央军区集中红24师与两个独立营在瑞金以南的谢坊设伏，重创由瑞金向会昌推进的国民党军第3师主力，取得了坚持苏区斗争的重大胜利，有力地策应了主力西进，并鼓舞了苏区人民的斗志。
然而，谢坊之战也暴露了红24师的实力。国民党军发现苏区仍有正规红军部队，立即改急进为缓进，对苏区实施分割，寻找与红24师决战的机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没有适应斗争形式的需要而果断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反而命令红军部队实行阵地防御，同敌人拼消耗，部队活动处境越来越困难。12月初，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个师对苏区展开划区“清剿”，并构筑封锁线，实行保甲制，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各级苏维埃政府大都被摧毁，苏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在
此严峻局势下，中央分局领导依旧坚持大兵团作战方式，结果使部队在牛岭等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
1935年2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分局正式决定将红24师等部队分散，分别在中央苏区和邻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2月下旬，红军部队开始分路突围，但由于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已经形成，部队几经战斗，大部遭到损失，只有少数部队突出重围，转至赣粤边、闽赣边、湘南、闽西等地，与坚持当地斗争的党组织与武装力量会合，开辟游击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三年游击战争中，坚持南方地区武装斗争的党组织与部队先后开辟出了赣粤边、闽赣边、湘南、闽西、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鄂豫皖边、鄂豫边、湘鄂赣边、湘赣边、琼崖等游击区。这些党组织和游击武装的存在，为中国革命保存了骨干，也保留了火种。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部队成了组建新四军的中坚力量。
★十送红军
一送红军出大门，全家老少笑脸泪盈盈。
粗茶淡饭未曾尝一口，为着穷人急急忙忙奔前程。
二送红军出村口，两脚沉沉抬步难行走。
难忘亲人恩情重，千秋万代永远铭记在心头。
三送红军练兵场，战旗飘飘军号嗒嗒响。
赛龙似虎雄赳赳，人欢马叫人人无不喜洋洋。
四送红军大路旁，心随亲人长征把路上。
葛麻草鞋送一双，粗糙结实礼轻物薄情谊长。
五送红军点将台，军民同打白匪闹土改。
胜利凯歌传苏区，鱼水深情牢牢记在咱心怀。
六送红军过石桥，水波涟涟再留住一宵。
离别一日如一年，笑脸难开亲人一走内心焦。
七送红军过大湾，一步一步离开亲人远。
此去何日重相见，风餐露宿难以把心安。
八送红军过小河，眼泪如梭有话难诉说。
祝亲人旗开得胜，身心无恙人强马壮震八岳。
九送红军三里三，翻山涉水挥旗过大川。
关山重重脚下踩，披荆斩棘为国为民保江山。
十送红军千里远，路途茫茫无奈日已偏。
朝行夜宿多保重，杀尽白匪但愿亲人早日还。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实力统计
人员 装备
全军总人数：86859人 长枪：9153支
军委第一纵队：4693人 短枪：3141支
军委第二纵队：9853人 自动枪：28支
红1军团：19880人 手提花机关枪：271支
红3军团：17805人 轻机枪：294支
红5军团：12168人 重机枪：357支
红8军团：10922人 山炮、迫击炮：38门
红9军团：11538人
合计
持枪炮者：35703人，占总人数的41.7%
非持枪炮者（包括挑夫、机关工作人员、后勤人员、杂务人员、伤病员等，以及仅装备大刀、长矛等的大多数新兵）：51156人，占总人数的58.3%
第一编 闯关夺隘突重围
第一章 突破三道封锁线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共动用了五十万部队，由蒋介石坐镇南昌指挥，分编为北路、南路、西路三路军。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由其嫡系中央军部队组成；南路军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总司令，由粤军部队组成；西路军以湖南军阀何键为总司令，由湘军部队组成。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四周构筑了各种碉堡、工事，形成了数道严密的封锁线。1934年1月下旬，又以北路军中的部分嫡系部队组成了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红军经过的瑞金武阳桥
国民党“围剿”军虽然兵力占绝对优势且部署严密，防线重重，但内部的矛盾冲突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部署上的漏洞。在国民党军四路大军中，北路军和东路军均为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部队，且力量集中，装备精良，红军要想从其中间撕开缺口，殊非易事。然而，西路军的湘军主力正忙于“围剿”西进的红6军团与活动于湖南各地的红色武装，力量分散；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则与蒋介石同床异梦，拥兵自保，既惧怕红军进入广东，又唯恐蒋介石以“剿共”之名，驱兵入粤，动摇自身的统治，因而一方面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派兵参与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另一方面则以重兵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构筑防线，防守广东，且派员与红军进行了秘密谈判，达成了停战协议，这就为红军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西进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有利战机。广东军阀陈济棠
中革军委将中央红军突围行动的突破点选定在了陈济棠防区，决定迅速穿越粤军、湘军的防区，抢在蒋介石调整部署、形成新的包围圈之前，与活动于湘鄂西的红2、红6军团会合。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雩都河之后，向指定的进攻发起地域多路秘密开进。
对于红军主力部队的集结，蒋介石最初认为只是实施小规模战术性部署调整，至多不过是对南线的粤军实施反击，而这对其来说正中下怀，因而并没放在心上。蒋介石对“围剿”中央苏区，消灭中央红军已是成竹在胸，认为胜利已经指日可待，遂于10月上旬偕夫人宋美龄周游全国，接见军政要员，大谈“围剿”红军的战绩，风光异常。然而，蒋介石因为自己的得意忘形，错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10月3日，投降国民党的前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5局局长兼军委动员武装部部长杨岳彬向国民党透露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据此情报，国民党南昌行营作战厅厅长贺国光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明，红军面对目前不利的形势，做了上中下三种准备：第一，为保存中央苏区和政府而聚集力量在瑞金、石城之间或在瑞汀附近与国民党军决战。第二，如果决战失败，则以一部散布闽赣地区牵制国民党军，红军主力将向南经安远、信丰、三南一带转进湘南，前往四川或滇黔边，与徐向前、贺龙两部会合。这也是斯大林的主张，他认为四川最适合割据，该地区不畏经济封锁，也可向新疆、外蒙发展，取得苏俄直接帮助。第三，如果陈济棠南路军堵住南去的道路，“则将兵力分成数股窜扰闽南闽北闽中及粤之东原等处，牵制国军，以保存赣南之零星匪区及伪中央后方，为将来根据地。此为下策。”北上视察途中的蒋介石并没有及时得知这一消息。直到10月18日，忽接东路军报告，称在占领瑞金后发现的资料中发现红军主力有西进的意图，才如梦方醒，明白红军的行动不是战术调整，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反击，而是西进突围。他立即飞回南昌，主持军事会议，确定追堵中央红军的计划：以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率嫡系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组成“追剿”部队，对红军主力实施追击；令何键将西路军总部移至衡阳，除以一部继续“清剿”赣西红军外，湘军主力悉数调往湘南布防，并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令南路军陈济棠将总部推至韶关，除以一部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构筑防线进行截击；令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第4集团军将总部转至桂林，主力集中桂北，准备参加堵击作战。蒋介石的基本意图是：以粤军、湘军正面封堵，桂军侧击，中央军跟踪追击，从而对中央红军形成围追堵截的作战态势。王母渡国民党军碉堡
然而，蒋介石的部署终究慢了半拍。各路国民党军尚未开始行动，红军的突围行动已经开始。10月19日至20日，红军部队主力到达仁风圩（街）、双芫（园）、牛岭、长洛、桂林江等地区，进抵陈济棠的南路军沿桃江（信丰河）构筑的碉堡群防线，并完成突围前的作战准备。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陈济棠的粤军沿桃江构筑的防线，位于赣州以东，沿桃江向南，经大埠、王母渡，转向东南，经韩坊、新田等地，共部署四个师另一个独立旅。这道防线后来被称作国民党军堵击中央红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根据与红军达成的协议，陈济棠只以部分兵力分驻各地，“沿途筑碉挖壕，架设枪炮如临大敌”，以示其执行蒋介石的“围剿”命令，而将主力集结于纵深，以便机动。
中革军委决定，以红1军团在左，红3军团在右，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段突破粤军防线；红9军团在红1军团后跟进，红8军团在红3军团后跟进，分别掩护左翼和右翼安全；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红5军团殿后。突破粤军防线后，全军向湘南前进。突围时间确定在21日夜至22日晨。
部队行动前，中革军委曾派人将红军需要经过的地点通知了陈济棠，并声明只是借道西进，保证不入广东腹地。但陈济棠接到通知时，红军的行动已经开始，没有来得及使陈的前沿部队了解红军意图，因而战斗一度非常激烈。
战斗首先在江西安远与信丰间打响，红1师第1团向新田攻击前进，粤军守军一个团认为是“土共”、“游击队”骚扰，以两个营出击，遭到红1团迎头痛击，仓皇逃跑，红1团乘胜追击，进占新田。与此同时，红2师第6团袭占金鸡，红3军团也攻占百室、韩坊、固陂。红军旗开得胜。
激战一夜，粤军终于明白自己不是遭受小股游击队的骚扰，而是面对红军主力的大规模行动，遂根据与红军达成的协议，稍加抵抗，主力即全线后撤，向安远、信丰、南康集中。红军部队也遵守协议，对后撤的粤军未作深远追击，主力按照原定计划向信丰东南地域推进。红4师师长洪超
22日，左路红1军团部队与从重石、版石退往安西的粤军第1师两个团遭遇，双方激战数小时，粤军不支，向安西逃跑。红1军团部队发起追击，共歼灭其约一个团，并乘势向安西发展。右路红3军团在向白石圩前进时，前卫红4师第11团突遭粤军截击。师长洪超指挥红11团奋力反击，很快将粤军击退，但洪超在战斗中不幸牺牲。至22日，红2军团部队占领坪石、固陂。红8军团由王母渡渡过桃江，向坳口、大垅方向前进。洪超烈士墓
粤军第1师退守安西后，惊恐不定，数次向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求援。余汉谋也搞不清红军真实意图，不敢轻举妄动，只派了一个团前往增援，另以两个团向北佯攻，接应和掩护第1师南撤。但红军的目的并非攻占安西，而是震慑粤军，保障主力西渡桃江。23日，中央红军以红9军团继续监视安西、信丰、安远三处之敌，主力转兵西进。红1军团绕过安西，与红3军团并肩疾速西进，直向桃江。24日，红1军团主力占领铁石口等地，红3军团主力占领大塘埔等地，两军团的前锋部队占领桃江东岸，控制了渡口。当晚，各路红军先头部队渡江，抢占西岸要点，掩护主力过江。红3军团第5师占领江口等地，前锋进至梅岭关、中站；红1军团第2师向广东乌径方向推进，严密屏蔽着渡江通道。25日，军委第1、第2纵队和其他红军部队从信丰南北全部渡过桃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之后，陈济棠将主力全部撤至大庾（大余）、南雄、安远等地转入防御，以防红军进入广东。此刻，湘军何键部队仍然分散各地担负“清剿”任务，湘南、湘中只有部分地方保安部队；担负“追剿”任务的蒋介石嫡系薛岳部远在赣江以东的兴国、古龙岗、石城地区，短期内无法赶到湘南、粤北地区。国民党军力量分散，再次给予了红军西进的良好战机。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国民党军尚未完全判明红军意图之际，迅速沿赣粤和湘粤边界，向湖南汝城和广东城口之间地区前进，并确定：第一步进到西江、大庾、南雄地区，主力于大庾、南雄间西进；第二步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地域，相继占领汝城。
兵贵神速，对于突围西进的红军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红军只有快速行动，方能抓住瞬间即逝的战机，抢在国民党军部署调整之前，突出重围，摆脱险境。但是，大搬家式的转移却使得红军步履艰难，一步一顿，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离开中央苏区时，博古、李德等人不仅下令带上了众多非战斗人员，而且将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印钞机、机床、医院的“X”光机等各类笨重机器，乃至于桌椅板凳都进行了包装，雇请了上千名挑夫，加上中央教导师和各单位原有人员，组成了庞大而笨重的运输队伍，肩挑人抬，全部携带上路。这些“坛坛罐罐”，加上各种非战斗人员，构成了一个流动着的“共和国”。非战斗人员占到了红军西进部队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行动极其迟缓，有时一天只能走十至十五公里路。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纪念碑红军送给汝城群众的棉毯
机动灵活，本是红军部队作战的典型战法。但为了保护中央机关的行进，昔日来去无踪的红军部队此刻却变得步履蹒跚。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从离开中央苏区起，红军一直采取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在右，军委两个纵队居中，一个军团殿后的甬道式部署行进。红军作战部队不得不把自己由战斗队变成了掩护队，变成了一个轿子，合力抬起中央、政府机关与沉重的辎重行装，机动能力受到严重影响，战斗力遭到极大削弱。时间就在这种缓慢的行进中一点一点地被销蚀了。城口旧照
蒋介石接到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迫近湘南的报告后，大为震惊，急电陈济棠、何键，令其火速出兵，在湘粤两省交界的汝城、仁化、城口间构筑第二道封锁线，坚决堵击红军西进。同时令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部队，迅速集结开进，参加“围剿”行动。
蒋介石心急如焚，但此时国民党军却依旧处于分散的状态，难以形成真正的堵截“追剿”部署。湖南军阀何键部虽欲全力阻止红军进入湖南，无奈部队尚在收拢并次第向湖南衡阳、郴县之间集结，在湘粤边地区只有一个旅和部分地方保安团，对堵截红军是有心无力。唯一能够立即投入堵击红军作战的粤军陈济棠部队则另有打算。桃江沿岸的交手，使陈济棠充分领教了红军部队的战斗力，因而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他既怕红军挥师入粤，又不愿正面堵截红军，况且他已经与红军签订了让路协议，更不愿与红军死打硬拼。为了敷衍蒋介石，他只命李汉魂率三个师赶往乐昌、仁化、妆城附近，参加堵截行动，而将主力第1、第2军和几个独立师部署于粤赣边地区，防止红军南下，确保广东地盘不失。同时令参加堵截红军的部队小心行动，切不可贸然出击。因此，李汉魂率领堵截的部队行进缓慢，行进数日，才只有一个旅赶到了仁化地区。
各路国民党军行动参差不齐。如果红军这时能够抓住国民党军兵力尚未集中、协同比较困难的有利时机，集中力量，创造战机，完全有可能打一两个歼灭性的胜仗，彻底打乱国民党军的追堵部署，争取主动。但是博古、李德等人却急于夺路西进，采取了消极的避战方针，由反“围剿”作战中的冒险主义、堡垒主义变为了战略转移中典型的逃跑主义，正如毛泽东所形容的那样，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敌人来了打一下，打完之后就走，不仅对可以消灭的敌人据点没有夺取的计划，而且对前进道路上能够消灭的敌人也一味避战，致使整个战略转移行动机械呆板，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10月29日7时，中革军委确定，红军应于11月1日进至沙田、汝城、城口及上堡、文英、长江圩地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这一地区地处湘粤两省交界的山区，虽然守军以保安队居多，但没有见过正规红军，且没有想到红军会来得如此快，防务松懈，但道路沿线碉堡相连，大队红军通过也非易事。因而，中革军委于11月1日令红1军团夺取城口，红3军团夺取汝城，撕开突破口，掩护主力迅速通过。
担负奔袭城口任务的红1军团第2师第6团第1营，在营长曾保堂的率领下，急行军220多里，于11月2日夜奔袭得手，夺取城口；红3军团部队进到汝城城下后，发现汝城守敌较多，短时间内不易攻取。中革军委遂于11月5日决定，以一部兵力监视汝城之敌，主力兵分三路，以红3、红8军团为右纵队，红1军团第1师和军委两个纵队、第5军团为中纵队，红1军团第2师、红9军团等部为左纵队，从汝城、城口间穿越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
当日，红军各纵队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继续西进，至11月8日，抢在国民党军主力赶到之前，全部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区，并继续向宜章方向前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
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经对红军西进的路线有所判定，认为红军将“继续向宜章方向逃窜”，遂于11月6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的名义颁布紧急“堵剿”电令，令陈济棠、何键等部在粤汉铁路位于湘、粤边界湖南境内的郴县至宜章间地区，利用原有的碉堡加强工事，构筑第三道封锁线，堵截红军西进湘西。同时令嫡系薛岳的追剿部队昼夜兼程，由江西、福建赶赴湖南。1934年11月8日，中革军委关于红3军团在良田、宜章突破敌军封锁线的命令
红军进入湘粤边界，向西则进入湖南，向南则插入广东，直接威胁着何键、陈济棠的统治地盘。何键与陈济棠不敢怠慢，急忙调兵遣将，部署防线。湘军以主力置于郴县、宜章间的郴县、良田、文明司等地，粤军将主力置于仁化、乐昌、九峰、延寿、塘村、坪石一带。当时，粤汉铁路虽未全线通车，可部分路段已经能够短途使用，湘军、粤军利用铁路、公路运送部队，并使用筑路的物资、器材构筑工事，在多不在大，重密不重坚，很快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形成了阻止红军西进的第三道封锁线。但地方军阀毕竟心怀鬼胎，湘军和粤军都把堵住红军不进入自己的防区作为第一要务，因而所确定的作战方针均为“先堵后剿”，将主力控制在纵深，在力保地盘不失的前提下，再准备利用道路交通方便的条件，从南北两侧向红军部队进行挤压。在部署上，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配置兵力不多，在九峰坪仅有粤军一个团，并没有堡垒；乐昌只有粤军两个团；汝城、宜章间无正规部队，只有民团；宜章以北亦只有湘军第15师的一个团。
红军此刻正行进在韶关以北乐昌地区的五岭山脉中。山高路窄，加上行装笨重，各军团与军委纵队全走一条路，拥挤不堪，行进速度很慢。11月6日，毛泽东建议中革军委放弃原定西进计划，向北翻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下，甩掉追兵，在山口山一带休整，然后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寻找战机，消灭敌人。但是博古、李德等人根本听不进毛泽东的建议，顽固坚持既定的西进方针和路线不变，只是命令红军尽快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夺路前往湘鄂西。彭德怀杨尚昆
11月7日11时，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以万火急电，向中革军委提出了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计划，指出：红军进入湘南，湘军何键处于存亡关头，必与蒋介石协同动作对付我们；而粤军疑蒋入粤，目前与蒋介石无南北夹击红军的企图。建议“我应迅速坚决突破宜（章）乐（昌）郴（县）间封锁。三军团本着原计划西进，扫除良田、赤石司，突破宜郴间，相机略取宜章，不得即监视之。一军团同时向西速进，突破宜乐间，略取乐昌。九峰之敌无大企图，可驱逐之”。
中革军委接受了彭德怀、杨尚昆的建议。7日16时，中革军委对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做出部署，决定：红军在宜章以北之良田和宜章东南之坪石间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以红3军团为右翼队，从宜章以北通过；红1、红9军团为左翼队，从宜章以南通过；军委第1、第2纵队和红5军团视情况而定。红8军团仍留东山桥地域，严密警戒汝城。并指出：为保证红军通过乐昌、坪石封锁线，红1军团应占领九峰，并确实牵制乐昌之敌。
红1军团部队到达麻坑圩后，军团长林彪亲自利用粤军留下的电话线，冒充国民党军军官，与乐昌道上赖田民团团长通话，得知粤军邓光龙部三个师三个团已经进至乐昌，并以一个团正向九峰山开进。林彪闻言，十分震惊，挂上电话后，马上命令第2师第4团昼夜兼程，直奔九峰山，不管付出多少代价，必须抢占九峰山制高点。第4团在团长耿飙、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下，疾速前进，抢在粤军之前占领了九峰山，接着又拿下了九峰山南侧的茶岭。与此同时，红3军团第5师占领了良田。两支部队扼守左右两翼，掩护全军安全通过了九峰山以北至五指峰之间地域。
红军继续西行，很快就与在郴县、宜章地区活动的地下党组织与游击队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他们对湘南敌情有了充分的了解，获取了宜章、嘉禾、临武等地国民党军力量依旧薄弱的重要情况。
中革军委当机立断，决定以一部兵力佯攻郴县，牵制湘军；一部兵力攻占宜章，拒阻粤军，主力从宜章、郴县之间地区通过并向临武、嘉禾前进，通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
宜章，此刻成为红军西进道路上的一颗钉子。担负攻占宜章，打开西进通道任务的红3军团本来决定以红5师全部和红6师主力并肩西进，首先突破章桥市、万会桥之线，然后相机占领宜章城。但在9日，彭德怀获悉宜章没有国民党军正规军部队，仅有地方民团据守，立即改变计划，确定以第6师第16团为先遣支队，配属军团迫击炮营，对宜章实施远程奔袭。而以红5师主力、红6师主力及军团直属队随后跟进。
10日，红5师攻占良田、黄泥坳，逼近郴县，切断郴宜大道。红6师第16团立即出发，团长李寿轩、政治委员于端祥率领团队，在游击队的引导下，冒着倾盆大雨向宜章疾进。当部队逼近宜章城时，遭到民团的拦截。红16团在行进间发起进攻，民团根本无力抵抗，顿作鸟兽散。红16团乘胜追击，直抵宜章城下，并很快扫清城外据点，包围城池。当地群众见红军到来，纷纷出来迎接，三百多名筑路工人主动帮助红军挖坑道、扎梯子，进行攻城准备。城内守军见状，魂飞胆破，半夜弃城逃跑。12日拂晓，城门大开，红军不战夺取了宜章城。在此期间，红1军团以一部北进，连克堡垒百余座，切断郴县至宜章的大路，威逼郴县，使得湘军惊惶不已，急忙收缩固守，从而有力地掩护了主力行动。
至此，红军在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上撕开了一个大缺口，打开了西进的通道。11月13日至15日，红军各军团和军委两个纵队全部由宜章、坪石间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红3军团在突破国民党军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过程中，英勇善战，勇往直前，功勋卓著。11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通令表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从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取得了突围西进、战略转移行动的初期胜利。红军部队在艰难的环境中所展现出的坚强意志、高昂斗志与锐利攻击力，令对手胆寒，也保证了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四周设置的重重壁垒，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在中央苏区全歼中央红军的企图。
然而，“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和博古、李德等人武断、愚蠢的指挥，使得西进的红军始终难以彻底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难以充分施展红军灵活机动的作战特长；甬道式行进的撤退部署，消极避战的作战指挥，庞大笨重的行军行列，还有避开大路专走小路的西进路线，等等，把战略转移变为了逃跑行动。尽管有与粤军的借道协议，尽管前锋部队夺关抢隘，但八万多红军队伍拥挤在五岭山脉南岭、大庾岭、骑田岭中崎岖的山路上步履蹒跚，整个队伍如同一个被坚冰阻塞的板块，行进速度迟缓得令人难以置信。红军为此付出了代价：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减员三千七百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减员九千七百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减员八千六百余人。更为严重的是，红军丧失了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宝贵时间，给予了国民党军重新调兵遣将设置新防线的时间。
红军为此将付出更大的代价，面临更加严酷的战斗。史料链接
★城口奔袭战
城口镇，位于广东省与湖南省交界的山区，河水环抱，四周为起伏的山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公路由镇中穿过，是从粤入湘的必经之路。红军长征经过此地时，这里驻有国民党军的一个地方民团，有七百余人，凭险固守，卡住了红军西进入湘的通路。能否迅速拿下城口，直接关系到红军能否迅速通过国民党军所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夺取城口的任务，交给了红1军团第2师第6团第1营。
1934年11月1日下午，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亲自向1营营长曾保堂部署任务。从部队驻地到城口，需西行一百一十多公里，沿途要经过民团、保安队设置的碉堡、路卡。林彪命令1营黄昏出发，务必在11月2日天黑前赶到城口，并迅即发起战斗，抢在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到达前夺取城池，并就地坚守阵地，保障大军西行。左权参谋长令1营沿大路跑步行进，争取时间，沿途如遇民团，不许纠缠，可冒充国民党正规军通过，实在不行就硬闯，一步不可停留。聂荣臻政委最后要求1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敌人主力未到达前夺取城口，使部队能从这个唯一的口子突出去”，并语重心长地嘱咐曾保堂：“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营了。”
曾保堂热血沸腾，向军团首长保证完成任务。回到驻地，马上集合全营，传达军团首长命令。官兵斗志昂扬，高声表示坚决完成为全军夺路的任务。夕阳西下，队伍出发。按照左权的指示，曾保堂命令全体人员上刺刀，呈四路纵队沿大路跑步前进。全营三个连加团里配属的侦察排如离弦之箭奔向城口。
走出不远，一个碉堡横在路旁。守堡的民团拉动枪栓，厉声发问：“干什么的？”开路的红军侦察排战士边跑边骂：“老子是中央军，你们诈唬什么？有胆子下来看看，惊动了红军，老子毙了你们。”不知道是真的把红军误认为是“中央军”，还是胆量有限，完全被红军的气势所镇住，民团士兵没再吭声，也没进行阻拦。不仅如此，自从第一个碉堡的民团挨训，后面公路沿线碉堡里的民团竟对从鼻子下通过的红军队伍根本不理不睬，大概是第一个碉堡的民团给沿途的“弟兄们”打了招呼的缘故。
队伍飞速行进在大路上。为了赶时间，早饭也是边走边吃，一直走到第二天中午，方休息片刻，养精蓄锐，随后一鼓作气，在11月2日黄昏时分赶到了城口镇前。队伍马上进入了作战准备。曾保堂判断，镇上民团对红军的到来尚不知晓，遂决定偷袭加强攻，以侦察排与3连解决镇内敌军，2连、3连迂回镇边山冈，摧毁岗上的碉堡，力争迅速解决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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