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晓北,李鸿涛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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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派中医药名家系列丛书. 方药中试读：
川派中医药名家系列丛书方药中马晓北 李鸿涛 编著许家松 审订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北 京·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川派中医药名家系列丛书.方药中/马晓北，李鸿涛编著.—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132-4987-4
Ⅰ.①川… Ⅱ.①马… ②李… Ⅲ.①方药中（1921—1995）—生平事迹②中医临床—经验—中国—现代 Ⅳ.①K826.2 ②R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20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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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 ISBN 978-7-5132-49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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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川派中医药名家系列丛书》编委会
总 主 编：田兴军 杨殿兴
副总主编：杨正春 张 毅 和中浚
编写秘书：毛黎黎 邢 军《方药中》编委会
编 著：马晓北 李鸿涛
审 订：许家松方药中先生与老师陈逊斋合影方药中先生伏案著述方药中先生（左三）与董建华院士（右三）、关幼波教授（右二）、赵绍琴教授（左二）合影许家松教授（左二）与方药中学术传承团队李鲲（左一）、马晓北（右一）、李鸿涛（右二）在颁奖大会上的合影总序 加强文化建设，唱响川派中医
四川，雄居我国西南，古称巴蜀，成都平原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天府之土，沃野千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四川号称"中医之乡、中药之库”，巴蜀自古出名医、产中药，据历史文献记载，自汉代至明清，见诸文献记载的四川医家有1000余人，川派中医药影响医坛2000多年，历久弥新；川产道地药材享誉国内外，业内素有"无川（药）不成方"的赞誉。
医派纷呈 源远流长
经过特殊的自然、社会、文化的长期浸润和积淀，四川历朝历代名医辈出，学术繁荣，医派纷呈，源远流长。
汉代以涪翁、程高、郭玉为代表的四川医家，奠定了古蜀针灸学派。郭玉为涪翁弟子，曾任汉代太医丞。涪翁为四川绵阳人，曾撰著《针经》，开巴蜀针灸先河，影响深远。1993年，在四川绵阳双包山汉墓出土了最早的汉代针灸经脉漆人；2013年，在成都老官山再次出土了汉代针灸漆人和920支医简，带有"心”"肺”等线刻小字的人体经穴髹漆人像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应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其精美程度令人咋舌！又一次证明了针灸学派在巴蜀的渊源和影响。
四川山清水秀，名山大川遍布。道教的发祥地青城山、鹤鸣山就坐落在成都市。青城山、鹤鸣山是中国的道教名山，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自东汉以来历经2000多年，不仅传授道家的思想，道医的学术思想也因此启蒙产生。道家注重炼丹和养生，历代蜀医多受其影响，一些道家也兼行医术，如晋代蜀医李常在、李八百，宋代皇甫坦，以及明代著名医家韩懋（号飞霞道人）等，可见丹道医学在四川影响深远。
川人好美食，以麻、辣、鲜、香为特色的川菜享誉国内外。川人性喜自在休闲，养生学派也因此产生。长寿之神——彭祖，号称活了800岁，相传他经历了尧舜夏商诸朝，据《华阳国志》载，“彭祖本生蜀“彭祖家其彭蒙”，由此推断，彭祖不但家在彭山，而且他晚年也落叶归根于此，死后葬于彭祖山。彭祖山坐落在成都彭山县，彭祖的长寿经验在于注意养生锻炼，他是我国气功的最早创始人，他的健身法被后人写成《彭祖引导法》；他善烹饪之术，创制的“雉羹之道”被誉为"天下第一羹”，屈原在《楚辞•天问》中写道：“彭铿斟雉，帝何繪？受寿永多，夫何久长？”反映了彭祖在推动我国饮食养生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五代、北宋初年，著名的道教学者陈希夷，是四川安岳人，著有《指玄篇》《胎息诀》《观空篇》《阴真君还丹歌注》等。他注重养生，强调内丹修炼法，将黄老的清静无为思想、道教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佛教禅观会归一流，被后世尊称为“睡仙”"陈抟老祖”。现安岳县有保存完整的明代陈抟墓，有陈抟的《自赞铭》，这是全国独有的实物。
四川医家自古就重视中医脉学，成都老官山出土的汉代医简中就有《五色脉诊》（原有书名）一书，其佘几部医简经初步整理暂定名为《敝昔医论》《脉死候》《六十病方》《病源》《经脉书》《诸病症候》《脉数》等。学者经初步考证推断极有可能为扁鹊学派已经亡佚的经典书籍。扁鹊是脉学的倡导者，而此次出土的医书中脉学内容占有重要地位，一起出土的还有用于经脉教学的人体模型。唐代杜光庭著有脉学专著《玉函经》3卷，后来王鸿骥的《脉诀采真》、廖平的《脉学辑要评》、许宗正的《脉学启蒙》、张驢的《三世脉法》等，均为脉诊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昝殷，唐代四川成都人。昝氏精通医理，通晓药物学，擅长妇产科。唐大中年间，他将前人有关经、带、胎、产及产后诸症的经验效方及自己临证验方共378首，编成《经效产宝》3卷，是我国最早的妇产科专著。加之北宋时期的著名妇产科专家杨子建（四川青神县人）编著的《十产论》等一批妇产科专论，奠定了巴蜀妇产学派的基石。
宋代，以四川成都人唐慎微为代表撰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集宋代本草之大成，促进了本草学派的发展。宋代是巴蜀本草学派的繁荣发展时期，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孟昶、韩保昇的《蜀本草》等，丰富、发展了本草学说，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宋代也是巴蜀医家学术发展最活跃的时期。四川成都人、著名医家史磁献出了家藏的《灵枢》，校正并音释，名为《黄帝素问灵枢经》，由朝廷刊印颁行，为中医学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史搭的奉献就没有完整的《黄帝内经》。虞庶撰著的《难经注》、杨康侯的《难经续演》，为医经学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史堪，四川眉山人，为宋代政和年间进士，官至郡守，是宋代士人而医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当时的名医许叔微齐名，其著作《史载之方》为宋代重要的名家方书之一。同为四川眉山人的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也有《苏沈内翰良方》（又名《苏沈良方》）传世，是宋人根据苏轼所撰《苏学士方》和沈括所撰《良方》合编而成的中医方书。加之明代韩懋的《韩氏医通》等方书，一起成为巴蜀医方学派的代表。
四川盛产中药，川产道地药材久负盛名，以回阳救逆、破阴除寒的附子为代表的川产道地药材，既为中医治病提供了优良的药材，也孕育了以附子温阳为大法的扶阳学派。清末四川邛崃人郑钦安提出了中医扶阳理论，他的《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为奠基之作，开创了以运用附、姜、桂为重点药物的温阳学派。
清代西学东进，受西学影响，中西汇通学说开始萌芽，四川成都人唐宗海以敏锐的目光捕捉西学之长，融汇中西，撰著了《血证论》《医经精义》《本草问答》《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浅注补正》，后人汇为《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成为“中西汇通”的第一种著作，也是后来人们将主张中西医兼容思想的医家称为“中西医汇通派”的由来。
名医辈出 学术繁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沧桑的中医药，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教育、医疗、科研等方面齐头并进，一大批中医药大家焕发青春，在各自的领域里大显神通，中医药事业欣欣向荣。
四川中医教育的奠基人——李斯炽先生，在1936年创立了“中央国医馆四川分馆医学院”，简称"四川国医学院”。该院为国家批准的办学机构，虽属民办但带有官方性质。四川国医学院也是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前身，当时汇集了一大批中医药的仁人志士，如内科专家李斯炽、伤寒专家邓绍先、中药专家凌一揆等，还有何伯勋、杨白鹿、易上达、王景虞、周禹锡、肖达因等一批蜀中名医，可谓群贤毕集，盛极一时。共招生13期，培养高等中医药人才1000佘人，这些人后来大多数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医药领军人物，成为四川中医药发展的功臣。
1955年国家在北京成立了中医研究院，1956年在全国西、北、东、南各建立了一所中医学院，即成都、北京、上海、广州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第一任院长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李斯炽先生继创办四川国医学院之后又成为成都中医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成都中医学院成立后，在原国医学院的基础上，又汇集了一大批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如内科专家彭履祥、冉品珍、彭宪章、傅灿冰、陆干甫；伤寒专家戴佛延；医经专家吴棹仙、李克光、郭仲夫；中药专家雷载权、徐楚江；妇科专家卓雨农、曾敬光、唐伯渊、王祚久、王渭川；温病专家宋鹭冰;外科专家文琢之；骨、外科专家罗禹田；目艮科专家陈达夫、刘松元；方剂专家陈潮祖；医古文专家郑孝昌；儿科专家胡伯安、曾应台、肖正安、吴康衡；针灸专家佘仲权、薛鉴明、李仲愚、蒲湘澄、关吉多、杨介宾；医史专家孔健民、李介民；中医发展战略专家侯占元等。真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灿烂。
北京成立中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后，为了充实首都中医药人才的力量，四川一大批中医名家进驻北京，为国家中医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展现了四川中医的风采！如蒲辅周、任应秋、王文鼎、王朴城、王伯岳、冉雪峰、杜自明、李重人、叶心清、龚志贤、方药中、沈仲圭等，各有精专，影响广泛，功励卓著。
北京四大名医之首的萧龙友先生，为四川三台人，是中医界最早的学部委员(院士，1955年)、中央文史馆馆员（1951年），集医道、文史、书法、收藏等于一身，是中医界难得的全才！其厚重的人文功底、精湛的医术、精美的书法、高尚的品德，可谓"厚德载物”的典范。2010年9月9日，故宫博物院在北京为萧龙友先生诞辰140周年、逝世50周年，隆重举办了“萧龙友先生捐赠文物精品展"，以缅怀和表彰先生的收藏鉴赏水平和拳拳爱国情怀。萧龙友先生是一代举子、一代儒医，精通文史，书法绝伦，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医界的泰斗、国学家、教育家、临床大家，是四川的骄傲，也是我辈的楷模！
追源溯流 振兴川派
时间飞转，掐指一算，我自1974年赤脚医生的“红医班”始，到1977年大学学习、留校任教、临床实践、跟师学习、中医管理，入中医医道已40年，真可谓弹指一挥间。俗曰：四十而不惑，在中医医道的学习、实践、历练、管理、推进中，我常常心怀感激，心存敬仰，常有激情冲动，其中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将这些中医药实践的伟大先驱者，用笔记录下来，为他们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缅怀中医先辈的丰功伟绩，分享他们的学术成果，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认祖归宗，又学有源头，师古不泥，薪火相传，使中医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永续发展。
今天，时机已经成熟，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学者，编著了大型中医专著《川派中医药源流与发展》，横跨两千年的历史，梳理中医药历史人物、著作，以四川籍（或主要在四川业医）有影响的历史医家和著作为线索，理清历史源流和传承脉络，突出地方中医药学术特点，认祖归宗，发扬传统，正本清源，继承创新，唱响川派中医药。其中，“医道溯源”是以民国以前的川籍或在川行医的中医药历史人物为线索，介绍医家的医学成就和学术精华，作为各学科发展的学术源头。“医派医家”是以近现代著名医家为代表，重在学术流派的传承与发展，厘清流派源流，一脉相承，代代相传，源远流长。《川派中医药源流与发展》一书，填补了川派中医药发展整理的空白，是集四川中医药文化历史和发展现状之大成,理清了川派学术源流，为后世川派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在此基础上，还编著了《川派中医药名家系列丛书》，汇集了一大批近现代四川中医药名家，遴选他们的后人、学生等整理其临床经验、学术思想编辑成册。预计编著一百人，这是一批四川中医药的代表人物，也是难得的宝贵文化遗产，今天，经过大家的齐心努力终于得以付梓。在此，对为本系列书籍付出心血的各位作者、出版社编辑人员一并致谢！
由于历史久远，加之编撰者学识水平有限，书中罅、漏、舛、谬在所难免，敬望各位同仁、学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提高。中华中医药学会 副会长成都中医药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2015年春于塞城雅兴轩生平简介
川派中医药名家系列丛书
方药中
方药中（1921—1995），出生于重庆市，幼年先习儒学，读经书，并从父诵读中医启蒙读物，后入学堂。1940年高中毕业后，考取重庆市邮局邮务员。1940年，拜门于“南京四大名医”之一、清代著名医家陈修园的后裔陈逊斋先生学习中医。陈先生为其更名为“方药中”，勉励其“要一生沉潜于方药之中”，并取“方药必能中病”之意。为了腾出白天时间学医、业医并且维持生活，方药中先生不得不在邮局做了12年夜班。1944年出师后，经考试和审批，取得了“中医师证书”和“执业证书”，在重庆市开设“方药中诊所”，主治脾胃病，并涉及内、妇、儿、针各科。业医同时，他还在《中国医药月刊》上发表文章，论述中医理论，反对借“中医科学化”之名，行消灭中医之实。1951年，方药中先生调至西南卫生部中医科工作。1952年，抱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愿，以“中学西”身份，考入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下同）医疗系学习西医5年。学习期间，编写了其本人第一部专著——《医学三字经浅说》。1957年毕业后，方药中先生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从事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直至1995年病逝。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方药中先生承担了卫生部举办的“西学中”高级班，以及中国协和医学院（今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医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十个单位的“西学中班”教学工作。讲授《中医基础理论》《内科学》《方剂学》《伤寒论》《金匮要略》和《素问·运气七篇》。在此期间，方药中先生完成其第二部专著——《中医学基本理论通俗讲话》。
临床方面，方药中先生先后从事大叶性肺炎、肝硬化腹水的诊治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曾多次参加医疗队，深入到甘肃、山西、新疆、山东等边远贫困地区、灾疫区参加浮肿干瘦病、布氏杆菌病、丝虫病等的救治工作，先后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5年参加筹建创办全国中医研究班。1978年参加创办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并长期主持工作。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中医基础理论”首批唯一一位博士生导师，先后担任50余名硕、博士生的指导教师。方药中先生对中医研究生教育和中医高级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课程设计、教学方法等，并进行了开拓性、创新性实践。他倡导广纳百川、开放交流的学术风气，曾广聘百余名专家来院讲学，创办了中医的“百家讲坛”，并将其讲稿整理汇编出版了《中医专题讲座》《温病汇讲》共三卷。1979年出版其第三部专著——《辨证论治研究七讲》。1984年又出版第四部专著——《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讲解》（该书获1989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与黄星垣先生主编《实用中医内科学》。1986年出版第五部专著——《温病条辨讲解》。1986—1990年，方药中先生主持国家“七五”科技攻关课题——著名中医方药中对慢性肾功能衰竭的诊治经验研究，获1991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并参加了国家“七五”科技成果展览。1990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同年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荣誉证书。1993年出版第六部专著——《医学承启集》。
1995年3月3日方药中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
方药中先生生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主任、西苑医院副院长、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学术思想
川派中医药名家系列丛书
方药中学术思想与贡献概述
方药中先生是一位在中医理论、临床、教育、科研等方面做出了全面发展、开拓与创新的著名医家。其学术思想与贡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对中医理论提出开拓性见解1.全面阐释与构建中医理论体系基本框架
从20世纪40年代，先生从医之日起，他就不断著文，强调坚持中医学有其固有的理论体系，并有效地指导中医的临床。在1959年完成的专著《中医学基本理论通俗讲话》中，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1983年发表论文《论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及其产生的物质基础》，从八个方面对这一体系做了全面论述与构建：①中医学的指导思想——整体恒动观；②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气化论；③中医学对人体生理和病理的认识——藏象论；④中医学对疾病病因与发病的认识——正邪论；⑤中医学对疾病病机的认识——求属论；⑥中医学诊断治疗疾病的主要方法与特点——辨证论治；⑦中医理论产生的物质基础——“候之所始，道之所生”；⑧中医学的论理工具——阴阳五行学说。这在中医学术界属首次从系统的角度，对中医理论体系的构成要素及其作用、地位、相互关系、结构所做的一次全面、系统、明确的表述，突破了长期以来认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由“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两方面组成的简约表述。先生认为，中医学的发展与创新必须遵循中医学的理论体系。2.整理发掘中医气化学说的理论内涵
中医气化学说是论述自然气候变化规律与生命活动、人体健康与疾病相应关系的理论，集中见述于《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之中，其篇幅约占《素问》全书的三分之一。由于文字古奥、简约，且广泛涉及天文、气象、地理、物候、历法等多学科知识，历来被视为是中医的“天书”，学者每有望洋之叹。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讲授“运气七篇”。20世纪80年代，历时4年有余，与许家松教授合作，著成《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讲解》一书，凡八十一万余言。该书的特点有三：①解读全文。逐句讲解，逐段述评，逐篇小结，做到不遗漏，不避难点、疑点，并在比较历代医家观点的基础上，进行评介，提出个人认识。该书被十余名著名中医专家评价为自唐代王冰补注“运气七篇”以来的第一个全文讲解本。对中医理论与文献研究方法做了新的尝试。②整理其理论体系，发掘其理论实质与核心。全书总结了“运气七篇”的理论体系，提出自然气候自身存在着一个自稳调节机制，人与自然相通相应，也存在着自稳调节机制；“人与天地相应”才是气化学说的核心与精华；对气化学说的研究，应该突破对“五运六气运算格局”的现代气象验证这一局限，发掘和研究其实质与核心。③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医气化学说及其在中医学中的地位。提出中医学主要是从“气化”的角度来认识生命过程，包括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治疗、养生康复等。因此，先生认为气化学说实属于中医学理论基础，体现了中医学的理论特点。二、规范与创新辨证论治基本模式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的主要方法与特点。古代医家对辨证论治的模式不断进行了丰富、创新与规范，先后创建了六经证治体系、三焦——卫气营血证治体系以及八纲、脏腑等辨证方法。先生认为，新的时代要求我们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规范，探索新的模式以发展辨证论治。
20世纪70年代，先生出版了中医第一部辨证论治专著——《辨证论治研究七讲》，书中通过对《素问》“病机十九条”的内涵深入研究和发掘，高屋建瓴地对“辨证论治”模式提出了新的设计——辨证论治七步，后简化为五步。这五步是：第一步，按脏腑经络理论对疾病进行“定位”；第二步，从阴阳、气血、表里、虚实、风、热（火）、湿、燥、寒、毒对疾病进行“定性”；第三步，“必先五脏”，即在上述定位、定性的基础上，辨析出反映疾病本质的主要病理变化，完成“辨证”，提出中医诊断；第四步，“治病求本”，即找出相应的治法和方药；第五步，“治未病”，即根据中医“五脏相关”的整体观，通过调节相关的未病脏腑，协助治疗已病脏腑，进行整体调控以提高疗效。随着时代进步，中医所诊治的病症大多是被西医明确诊断的疾病。中医如何探讨经西医“辨病”而又能充分体现中医“辨证论治”特点的辨病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诊治模式，已成为中医临床无法回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医辨证论治发展创新的一大关键。目前通行的“辨证分型定方”难以充分体现中医的整体恒动观和辨证论治优势。为此，在主持“七五”国家课题“著名中医方药中对慢性肾衰的诊治经验研究”中，先生以“慢性肾衰”为例，设计拟订了《慢性肾功能衰竭诊断治疗常规》。《常规》经过院内外临床验证，不但疗效领先，而且能较充分地体现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和特点，并切实可行，为西医辨病和中医辨证论治相结合的诊治模式，提出了新的思路和设计，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发展与创新做了新的探索。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从医生涯中，先生从未脱离临床，尤其重点从事肝肾病的诊治研究，他所创制的肝肾系列方中的黄精汤、苍牛防己汤及肾病系列方中的参芪地黄汤等，屡用屡验，成为一代名医留下的一份传世之宝。三、中医研究生教育的开拓者、奠基者
教书育人伴随先生一生。从20世纪50年代教授西学中班开始，到70年代开创研究生教育，先生为中医高级人才的培养倾注了一生的心血。1978年，中医开始招收研究生，而对中医研究生要学什么、怎么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可谓史无前例，无可借鉴。先生遵循中央提出的“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一贯方针，在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中，选取了《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四部古典医著的研读作为主干课程，辅以《中医各家学说研究》和重点讲授当代新理论、新经验、新成果的《临床系列专题》，共同组成中医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在学习方法上，提出“自学为主，提要勾玄”的教学方法；在培养模式上，提出了“懂理论、会看病、能讲会写”以培养适应性强的通才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培养途径上，采取课堂集中讲授与导师分散培养相结合。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虽然作为多门课程的设计者和主讲者，但是仍倡导学术开放、学术争鸣和宽松的学术空气，从不搞个人一言堂。在艰难的物质条件下，靠自己的学术威望，延请了近百名全国一流中医和中西医专家来班讲学交流和会诊，极大地扩展了研究生的眼界和思路，提高了研究生班在全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术地位，成为研究生教育的一面旗帜，被誉为“中医之黄埔”。他作为指导教师，培养出的大批博士、硕士生，目前均已成为中医教育、临床、科研管理的栋梁之材而遍布全国。四、力主中医传统科研方法与现代方法并举并重，为传统研究方法争得一席之地
先生从来不反对运用现代方法从事中医研究工作，他自己就学习了5年西医。但是他反对忽视和取代中医传统方法，这是因为：其一，中医学的精深理论和丰富经验，都是运用传统方法研究和总结出来的。所谓“传统方法”，结合临床，也就是以整体恒动观为指导思想，把天、地、人作为一个统一整体，以“外候”为依据，以辨证论治为方法，认真收集和分析总结人体健康与疾病的变化规律与证治规律。其二，由于生命活动和疾病的极度多样化和复杂化，在中西医面前，对许多生命现象和疾病，还不能做出科学的说明、提出有效的诊治方法，未知的领域还很多。中医学从宏观入手，认真分析总结“证候”，提出的诊治手段和方法相对有效，具有优势。其三，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现代科研设备和能力的机构与人员相对集中，并占少数。如果将广大中医工作者从临床出发，运用传统方法所总结出的新经验、新认识摒弃于科研大门之外，不但脱离现实，而且会铸成错误。因此，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为中医科研中传统方法的运用和合法地位不断呼吁。1988年国家中医管理局召开了“全国中医药传统科研方法研讨会”，会上，先生和中医前辈们一致呼吁和坚持，终于为中医传统科研方法争得一席之地。五、一位坚定无畏的中医卫士
从1944年起，先生就著文指出，打着“中医现代化”的幌子，行消灭中医之实，是“中医界的最大危机”。先生一生为维护中医大业仗义执言，刚正不屈，在中医界享有“中流砥柱”的威望。“文化大革命”后期，“批林批孔、批五行”的逆流扑面袭来，重重地撞击了先生忠诚中医的拳拳之心。先生认为，中医的理论虽来源于实践，但却是借助于阴阳五行作为论理方法来进行总结和表述的。批五行、废五行的实质就是消灭中医。为此，先生不顾个人安危，奋笔疾书，发表了《评五行学说及其对中医学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文。文中尖锐地指出，这“不是一场单纯的学术争论”“是向中医学丰富的理论和宝贵的临床经验的进攻，企图以达到废医存药的罪恶目的”。其横眉怒对，浩然正气，跃然文中。
在现代中医学史上，先生作为一位卓有创见的中医理论家，一位对辨证论治做出创新发展的一代名医，一位中医研究生教育的奠基人、开拓者和一代宗师，一位为捍卫中医大业不屈奋战的坚定卫士，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方药中。论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及其产生的物质基础
中医学有没有理论？特别是有没有理论体系？其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又是什么？从当前来看，在这些问题的认识上并不一致，特别是在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方面，认识上很不一致。由于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大家认识还不一致，在如何进行中医研究工作方面，自然也就必然产生多歧之惑，严重地影响了中医工作的正常开展，甚至使中医工作陷入困境，不知所从。对当前这一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并通过讨论达到逐步明确，统一认识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医工作从当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中医学有没有理论？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有。中医学有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回答也是肯定的，那就是有。早在2000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中，就已经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医基本理论中的重大问题，并且初步形成了中医理论体系。后来，经过历代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而日臻完善。正因为中医学在指导思想、理论基础以及对人体生理及病理生理认识、对病因的认识、对病机的认识、对疾病诊断治疗方面的认识等都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从而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并且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因此，中医学也就有可能积累总结出如此丰富的医疗经验，至今仍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一、中医学的指导思想——整体恒动观
中医学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及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过程中，逐渐积累经验、总结认识而形成的一门自然科学。其指导思想就是古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及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整体观和恒动观。所谓“整体观”，即完整地、全面地来观察自然现象以及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所谓“恒动观”，即从不断地运动中来观察、认识自然现象及其变化。整体恒动观作为中医的指导思想，主要体现天地一体观、五脏一体观、人与天地相应等三个方面。（一）天地一体观
“天地一体”，就是说天和地是一个整体。“天地”，古人是指整个自然界而言。《素问·天元纪大论》指出：“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恐。”“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上述论述，都说明了天和地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说，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它们之间都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依存，而不是孤立地存在。中医学在论述天地一体方面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四时一体
“四时”，就是指每年的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众所周知，四季各有特点：春温、春生；夏热、夏长；秋凉、秋收；冬寒、冬藏。所谓“春温、春生”，是指在春天里气候温暖，一切枯萎了的草木开始萌芽生长，冰冻了的土地和河流也解冻了，蛰藏着的生物又开始活动起来了，整个自然界充满了新生的现象。所谓“夏热、夏长”，是指在夏天里，气候比较炎热，一切植物都长得十分茂盛，各种生物活动也都更加活跃，整个自然界充满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所谓“秋凉、秋收”，是指在秋天里，气候开始转为清凉，植物生长的果实都成熟了，可以收取了，茂盛的树木又开始凋落了，许多生物活动也开始减少了，整个自然界出现了一片收敛冷落的景象。所谓“冬寒、冬藏”，是指在冬天里，气候转为寒冷，多数植物都已枯萎，河流冻结了，许多生物又重新蛰伏躲藏起来，停止了活动，整个自然界的许多生命现象，好像藏伏起来一样。春温、春生；夏热、夏长；秋凉、秋收；冬寒、冬藏是一年四季气候和物化现象各自独有的特点，但它们实质上却是一个连续的不可截然划分的整体。因为只有有了春温、春生，才有夏热、夏长，才有秋凉、秋收，才有冬寒、冬藏。《素问·至真要大论》谓：“夫气之生与其化，衰盛异也。寒暑温凉，盛衰之用，其在四维。故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阴之动，始于清，盛于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故《大要》曰：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谨按四维，斥候皆归，其终可见，其始可知。”上述原文明确地指出了一年之中四个季节的变化是连续的、渐变的，是在原有基础之上发生发展起来的，没有温热也无所谓寒冷，没有生长也就无所谓收藏，也就无所谓第二年的再生长。正因为四季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才会有温热寒凉、生长收藏的消长进退变化；正因为有了温热寒凉、生长收藏的消长进退变化，所以才产生了生命，生命也才有了可能正常发育和成长的条件。2.六气一体
“六气”，其含义之一就是指自然界中的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空气流动就是风，气候寒冷就是寒，气候炎热就是暑或火，气候潮湿就是湿，气候干燥就是燥。这六种气候在一年当中的消长进退变化，形成了不同的季节，所以这六种气候是自然气候变化的本源，是自然界本身具有的正常现象，它直接影响着生物的生长变化，缺一不可。如果没有风，万物就不能萌芽生长；没有暑和火，万物就不能欣欣向荣；没有湿，万物就得不到正常的滋润；没有燥，自然环境就会过度潮湿；没有寒，万物就不能得到闭藏和安静，就会影响到来年的再生再长。《素问·五运行大论》谓：“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具体说明了六气的特点和作用。关于六气之间的相互关系，《素问·气交变大论》谓：“夫五运之政，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此生长化成收藏之理，气之常也，失常则天地四塞矣。”这就明确地说明了六气是由于自然界气候变化所产生，虽然各有特点、各主一定的季节，但他们之间是互相作用、互相调节的。因为自然界中有了六气的变化，所以才有了一年四季中的温、热、凉、寒和生长收藏的消长进退。因为有了六气的变化，所以自然界的气候才有可能互相调节以利万物的正常发育成长，并使整个自然界气候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3.万物一体
中医学认为，天地间的万物都不是孤立而存在的，自然界中物与物之间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产生新的变化。西周末年，史伯就曾经说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春秋时代齐国的晏婴也说过：“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孰能听之？”（《左传·昭公二十年》）这里所说的“和”，简单地说，就是指两种以上的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和统一。“以他平他”的“他”，就是指各种事物或一个事物的各个方面。“以他平他”，就是指这两个“他”互相作用，协调统一，也就是“和”。如果没有各个事物或一个事物的各个方面相互作用，则自然界或自然界中的某一事物便不能够产生正常变化或出现应有的效果。以饮食为例，如果没有水火等各方面的相互作用，这个饮食便做不好或者根本做不出，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以音乐来说，没有音律协调，也就成不了一个乐曲，所谓“若琴瑟之专一，孰能听之”。这也就是所谓“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这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之中，中医学在说理上一般均以五行来表示物与物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素问·天元纪大论》谓：“木火土金水，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五行之间的关系不是相生就是相制，五行之间的任何一行都与其他四行密切相关。《素问·宝命全形论》谓：“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素问·五运行大论》谓：“其于万物，何以生化……辛胜酸……咸胜苦……酸胜甘……苦胜辛……甘胜咸。”“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这就是说，这种物与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之中。于此可见，古人从生活实践中确实已经认识到了天地万物之间、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万物是一体的。这是古人在当时对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知识及当时人们生产和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如木、火、土、金、水等几种物质，进行深入观察和了解的基础上，对物质世界进行的概括。中医学也以五行为说理工具，对气候、物候、人体生理和病理现象进行了广泛的归类，用以说明万物一体，它们之间存在着广泛联系。4.成败倚伏生乎动
天地是一体的，四时六气是一体的，万物是一体的，但是这个一体绝对不是静止的一体，而是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素问·六微旨大论》谓：“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自然界怎样在运动呢？《素问·五运行大论》中回答得很明确：“帝曰：动静何如？岐伯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余而复会也。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帝曰：冯乎？岐伯曰：大气举之也。”这两段话加以翻译就是说：自然界是怎样运动呢？那就是人们居住的大地，并不是固定不动的，它是悬浮在太虚之中，同时是不断地自右而左上下地运转着。自然界的一切变化，都是由于运动而产生的，《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即没有运动也就没有变化，没有生命，而且这一运动过程是不断的、连续的、永无休止的。在《素问·六微旨大论》中说：“帝曰：有期乎？岐伯曰：不生不化，静之期也……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由此可见，中医学不但提出了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整体，而且也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自然界的一切变化都是在不断运动中形成，没有运动就没有变化，也就没有生命。（二）五脏一体观
五脏，就是指心、肝、脾、肺、肾。中医学认为，五脏就是组成人体的五个功能系统，人体所有的器官都可以包括在这五个系统之中。这五个系统及其所属器官，虽然各有其独特作用，但是它们之间是密切相关的、互相作用的。《素问·灵兰秘典论》谓：“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素问·玉机真脏论》谓：“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从这些原文中可以看出，中医学认为人体各个器官，不论是从其本身的作用来看，还是从其相互作用来看，都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五脏正常生理活动的进行，或是病理生理变化，也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三）人与天地相应
“人与天地相应”，即人与自然界是相应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变化都直接影响着人体，人体产生与之相应的变化。《素问·六微旨大论》谓：“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素问·气交变大论》谓：“太过者先天，不及者后天，所谓治化而人应之也。”中医理论中反复论述天地变化与人体健康及疾病的关系，说明了“人与天地相应”的思想，正是中医学整体恒动观的具体体现。中医学中有关“人与天地相应”的具体论述，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认为人秉天地正常之气而生存，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现象，其中首先是人，都是由天地间正常气候变化产生的。正常自然气候变化是产生生命的主要条件，没有正常的自然气候变化，或自然气候变化严重反常，比如说只有火没有水，或过于寒冷缺少温热，或气候变化超过一定限度，则根本不会产生生命，即便有了生命也不可能正常发育和成长。其二是天地变化与人体健康和疾病密切相关。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不息并不断变化着，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季节气候的变化和地理环境对人体的影响。在气候变化方面，一年四季气候及作用上的特点已如前述，即春温、春生，夏热、夏长，秋凉、秋收，冬寒、冬藏。由于人与天地相应，这些气候和作用上的特点都直接与人体的生理病理密切相关。中医学中大量论述了季节气候变化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尤以《素问》运气七篇论述最详。《素问·五常政大论》中把季节气候变化区分为“平气”“太过”“不及”三大类，分别介绍了这三类气候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不同影响及其表现。《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将60年气候变化周期中每年、每季的气候特点和人体疾病的相应表现详细加以论列，可以看出中医学对于气候变化与人体疾病的关系是高度重视的，并且认为其中有其固有的规律。在地理环境方面，中医学认为地理方位和地势高下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又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素问·五常政大论》中明确指出：“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热而左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中医学就是这样把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联系起来，把气候变化与人体的健康和疾病联系起来，从而提出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治疗原则。
综上所述，中医学认为从整个自然界来说，天地是一个整体；从人体本身来说，五脏是一个整体；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人与天地又是一个整体，人与天地相应。天地万物之间不单是一个整体，而且也是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着；人体五脏之间也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着；人与天地之间也是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着。所以中医学认为，必须以整体恒动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对待自然界中的一切变化，包括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因此，整体恒动观就成为中医学的指导思想而贯穿于中医理论体系的各方面。二、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气化论
“气”，就是指风、热、火、湿、燥、寒六气，亦即自然界中的各种气候变化。“化”，《素问·天元纪大论》谓：“物生谓之化。”“在地为化，化生五味。”所谓“化”，就是指自然界中各种物化现象。因此，所谓“气化”，质言之，也就是说自然界中的各种生命现象，都是自然界正常气候变化基础上产生的，有气然后有化，没有气就没有化，这也就是《素问·天元纪大论》中所述：“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气化”，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中医学对于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生理认识也完全是从“气化”的角度来认识，从“气化”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人体的生理现象、病理现象、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原则。
气化学说从有关人体生理及病理生理认识方面加以归纳，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太虚寥廓，肇基化元
中医学认为，人的生命是由天地间正常气候变化而产生的，如果天地间没有正常气候变化，人的生命就根本不会产生。一切生命活动现象也都不会出现。因此，《素问·天元纪大论》谓：“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这段话加以语译就是：自然界如此的辽阔，无边无际啊!它是一切生命现象产生的基础和源泉，万物因为有了它而有了开始，风、热、火、湿、燥、寒等气候的正常变化，使整个大地出现了各种生命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气候变化呢？这是因为天体上的日月五星不停地在那里运转的结果。因为有了日月五星的运转，所以大地上才有寒有热，有明有暗，形成了季节气候的往复变化，晨昏昼夜的更替。因为有了季节气候的正常变化，所以产生了万物。从这段原文可以看出，自然界气候正常变化是产生一切生命现象的基础，当然也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素问·天元纪大论》又谓：“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故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期间，寒暑六入，故令虚而生化。”所谓六入，即一年之中各种气候变化正常，则“虚而生化”，即各种物质化生。全句意即自然界中生命现象的产生都是由于六气作用正常的结果。《黄帝内经》中的这两段经文是气化学说的主要理论根据。（二）五运之政，犹权衡也
中医学认为，自然界气候变化的过程也是自然界气候本身的一个亢害承制、淫治胜复的过程。所谓“淫”，即过度；“治”，即正常；“胜”，即偏胜；“复”，即报复、恢复；“亢”，即亢盛；“制”，即制约。这就是说在自然界气候变化中某种气候变化偏胜了，自然就会受到其他相反气候变化的制约，从而使它重新恢复到正常状态，因此，中医学中所提出的“亢害承制”“淫治”“胜复”，实际上也就是自然界气候中的自稳调节现象。正因为自然气候变化有其固有的自稳调节作用，所以自然气候也才能始终维持着相对稳定，以利于自然界万物正常生长。《素问·气交变大论》中所谓：“夫五运之政，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此生长化成收藏之理，气之常也。失常，则天地四塞矣。”《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所谓：“有胜则复，无胜则否。”这两段经文均是指自然界气候变化中的这种自调作用而言。由于“人与天地相应”的原因，中医学认为自然界中的这种自调规律，同样也存在于人体本身。因而中医学也就用自调规律来说明人体的生理及病理生理变化，认为人体如果处于自调状态，就是生理状态。反之，如果处于失调状态时，那就是病理状态。中医学在论述人体疾病诊断治疗中，几乎无一不是从“亢害承制”“淫治胜复”的角度，把疾病看成是人体正气失调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对疾病的治疗，无非是帮助人体恢复固有的自稳调节功能。于此说明了中医学对于人体生理及病理生理的认识，基本上是从气化学说演绎而来，气化学说正是中医对人体生理及病理生理认识的理论基础。（三）寒热燥湿，不同其化
中医学认为，不同之气有不同的化。亦即认为风、热、火、湿、燥、寒六气，在物化上各有其不同的作用，主不同的化生对象。《素问·五常政大论》谓：“五类衰盛，各随其气之所宜也……故各有制，各有胜，各有生，各有成。”“寒热燥湿，不同其化也。”因此，从人体的生理及病理生理变化上来说，也就各有特点。《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谓：“厥阴所至为里急，少阴所至为疡胗身热，太阴所至为积饮、否隔，少阳所至为嚏呕、为疮疡，阳明所至为浮虚，太阳所至为屈伸不利。”“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泄，甚则水闭胕肿。”“随气所在以言其变。”《素问·至真要大论》谓：“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痛痒疮，皆属于心。”以上所述，都说明了不同的气候变化可以有不同的疾病表现，因而对于人体的疾病部位和临床表现也就都可以用六气来加以确定和命名。这就是后世中医病名中诸如肝病、风病，心病、热病，脾病、湿病，肺病、燥病，肾病、寒病等提出的由来。（四）之化之变，各归不胜而为化
中医学认为，六气之间由于运动的原因不断在发生新的变化。《素问·天元纪大论》谓：“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故其始也，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从之。知迎知随，气可与期。”这就是说六气之间可以互相转化，因而从人体病理生理变化来说，也就必须要时刻注意到这种相互转化问题。这也就是《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所谓：“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如何转化呢？《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提出了“各归不胜而为化”的问题。
所谓“各归不胜而为化”，即在人体的病理生理变化中，不论是病变器官上的变化或者是证候性质上的变化，一般都循本身所胜的方面转化。从病变部位来说，肝病向脾病转化，脾病向肾病转化，肾病向心病转化，心病向肺病转化，肺病向肝病转化。从病变性质上来说，即风病向湿病转化，湿病向寒病转化，寒病向热病转化，热病向燥病转化，燥病向风病转化。这就是《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所指出的：“太阴雨化，施于太阳；太阳寒化，施于少阴；少阴热化，施于阳明；阳明燥化，施于厥阴；厥阴风化，施于太阴。各命其所在以征之也。”对于“各归不胜而为化”的问题，虽然在临床具体运用上不能机械对待，但从生理及病理生理变化来说，这种生理及病理生理变化可以互相转化则毫无疑义。（五）微者小差，甚者大差
中医学认为，气候的反常变化程度与疾病的轻重是一致的。气候反常变化小，疾病轻微或不发病；气候反常变化大，疾病就重。这就是《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所述的：“微者小差，甚者大差，甚则位易气交易，则大变生而病作矣。”
中医学以气化理论来认识人体生理和病理生理方面，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上五点。但是需要指出，气化论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它涉及中医学的各个方面，以上五点不过仅就有关生理和病理生理认识的主要方面而言，实际上其他各个方面也都可以用“气化”来加以认识和理解。因此，对中医学中的气化学说有必要认真深入地加以探讨。三、中医学对人体生理及病理生理的认识——藏象论
藏象学说是我国古代医家在生活实践、医疗实践和解剖认识三方面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理论，用以阐述中医对人体生理和病理认识，并把它作为临床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中医藏象学说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藏居于内，象见于外
所谓“藏”，就是指人体内在的脏器。所谓“象”，就是指现象或外在表现。王冰在注释“藏象”时云：“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素问·六节藏象论》）张介宾注“藏象”云：“象，形象也，藏居于内，象见于外，故曰‘藏象’。”（《类经·藏象类》）因此，所谓“藏象”，质言之，也就是依据人体“见于外”的、“可阅”的各种外在表现来认识人体“居于内”的脏腑器官的功能和作用。这就是说，中医对人体内在脏腑器官的认识方法，主要还是以“象”来观察“脏”，司外以揣内，即通过外在现象来认识内在本质，这是中医藏象学说的主要特点之一。
“藏象”一词，首见于《内经》，并对其具体内容做了阐述。《素问·六节藏象论》谓：“藏象何如……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凡十一藏取决于胆也。”在《素问·灵兰秘典论》中，则完全是以君臣将相来比喻说明五脏的功能和作用（见前“五脏一体观”）。据上所述，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中医“藏象”中的“藏”，并不完全是指人体内具体脏器本身，而主要还是对人体几个主要功能系统所作出的临床归类。如心主神明，主血脉；肺主气，主治节；脾胃主受纳，主运化；肝主疏泄气血；肾主封藏，藏精等。再如引文中所述“心者……其华在面”“肺者……其华在毛，其充在皮”“肾者……其华在发，其充在骨”“肝者……其华在爪，其充在筋”“脾胃……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这些则是对人体外在体征的归类。古人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观察到上述外在表现，与五脏之间密切相关，相通相应，因此也就可以通过可见于外的五体、五官、五窍、五色、五声等正常与否来察知内在脏腑的正常与否。《灵枢·五阅五使》谓：“五官者，五脏之阅也……以候五脏。”《灵枢·本藏》谓：“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这些也就是“藏象”之“象”的具体内容。至于引文中心“通于夏气”、肺“通于秋气”、肾“通于冬气”、肝“通于春气”等，则是根据人体各种病理生理现象与季节气候关系的归类。上述内容，在中医论著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其总的精神就是根据人体主要的几个功能系统与外在各种体征的相应关系，各种生理病理表现与季节气候的相应关系，并结合当时通过解剖对脏腑器官的一些认识，分别冠以脏腑名称，以此来归类认识，总结经验。这也就是中医所谓“藏象”的实质及藏象学说提出的物质基础。（二）五脏相通，心为之主
中医学中的“五脏”，实质上也就是以功能为基础，以外在表现为依据，通过取象比类的方法，从经验和分析推理上对人体五个生理功能系统进行的归纳命名。中医学认为，这五个系统在生理和病理生理方面各具特点，例如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傅之官、肝为将军之官、脾为仓廪之官、肾为作强之官等。五脏之间在生理功能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谓“相使”而不得“相失”；在病理生理方面，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所谓“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素问·玉机真藏论》）五脏之中，心居于最高主持者的地位。《素问·灵兰秘典论》谓：“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这段论述把“以此养生”和“以为天下”相提并论，说明了所谓“心为君主之官”的提法只不过是一种类比法，它指出心是人体的最高主持者。（三）精生气，气化精，两精相搏谓之神
中医学中所谓的“精”，就人体而言，是指构成人体生命或人体正常生理活动中所必需的基础物质，所以《内经》谓：“夫精者，身之本也。”（《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医学中所谓的“气”，就人体来论，是指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内经》谓：“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灵枢·本藏》）人体的各种生理功能，是在人体中相应的器官和相应的物质基础之上产生的，所以《内经》谓“精化为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体之“精”，除与生俱来，先天具有以外，更主要的还是来自饮食营养。而饮食物在纳入人体以后，必须在人体正常生理功能作用下才能转变为人体所必须的营养物质。这就是说，“精”和“气”是互相作用、互为因果的。所以《内经》谓：“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学中所谓的“神”，就人体来说，是指人体在“精”和“气”的互相作用下所出现的全身正常生理现象的综合外在表现。所以《内经》谓：“神者，正气也。”（《灵枢·小针解》）“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本神》）人体中的精、气、神是在人体五脏正常活动的基础之上产生的，五脏活动正常，精、气、神也就正常；反之，五脏活动失常，精、气、神也就失常。因此，中医学中的精、气、神学说也就成为藏象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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