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从文著 刘红庆编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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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为何要留胡子试读：
出版者的话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人，作家，文物研究专家，代表作有《边城》《湘行散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众所周知，沈从文先生的创作开创了中国现代抒情文学的新路，他对中国古代文物的精湛研究，提升了我们对文明进程的理解水准。
可以说，公众对沈从文先生的了解，仍局限于几本代表作。他身后出版的洋洋几十卷《沈从文全集》，只是少数爱好者及研究者的收藏物，人们并不知晓其中蕴含的价值。在文学创作之外，先生为数甚多的随笔、检讨、书信为我们展示了别样的精神空间，从中浮现出一个真实可亲的作者面相，对渴望了解大师人生及创作的人而言，无异于一把金钥匙。为此，本社特意约请沈迷刘红庆先生编选了“沈从文人文三书”，将作家小说、散文之外的文字介绍给读者。《生命的光影形线》呈现的是作为思想家的沈从文的面貌，他对人生与命运的哲理思考，予人以特别的启迪；对人性及现实的批评，因其深刻的洞察力而发人深省；对新中国的遥望与设计，因其赤子之心而令人感动。《古人为何要留胡子》是一本谈艺论文录，涉及创作心得、艺术的功用、美的教育以及对文物演变史的阐发，另辟蹊径，发他人所未发，可谓美的发现之旅。《大小生活都在念中》是先生在动荡岁月里写的家书（1966—1976），这些保存下来的文字，因传达了作者真实的情感与思想而弥足珍贵，既是了解作家情感与思想的上佳读物，也是了解那个苦难时代的可靠读物。有忧患深沉的家国情怀，有真挚细腻的儿女情长，有徘徊在歧路的迷茫与惆怅……
需要说明的是，为提示主题，编者为每篇文章及书信新拟了标题。沈从文先生的写作带有自己鲜明的风格，从字词、方言的运用到标点符号的使用，时有与当下语文规范相抵牾的地方，我们只校正某些明显的错误，可以意会或贯通的一概不作改动。为了有助于读者阅读，我们对一些难以理解的人名及用词略加注释。
选文及注释多出自北岳文艺出版社之《沈从文全集》，在此，谨对劳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书里所用照片系沈从文长子沈龙朱先生提供，一并致以感谢。新星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章谈文学与艺术
我们实在是很需要作家的。这作家他最先就必是个无迷信的人。他不迷信自己是天才，也不迷信某一种真命天子一个人就可以使民族强大起来。他明白自己在这社会上的关系，在他作品上，他所注意的，必然是对于现状下一切坏处的极端憎恨，而同时还能给读者一个新的人格的自觉。他努力于这种作品产生，就为得是他还明白，只有从这种作品上，方能把自己力量渗入社会里去！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 首发于一九三四年《文学》一周年纪念特辑。
我可以说是与文学毫无关系的一个人，在这种题目上来说话，真是无话可说的。第一，我看不懂正在研究文学的人所作的文章；第二，我弄不明白许多作家教人作文章的方法；第三，我猜不透一些从事于文学事业的人自己登龙为人画虎的作用。近十年来我虽写了一大堆小说，但那并不算个什么，这不过从生活上，我经过的是与人稍稍不同的生活；从书本上，我又恰恰读了一些很杂乱的书，加之在军营里作书记时，我学得一种老守在桌边的“静”，过去日子又似乎过的十分“闲”，所以就写成了那么些小说故事罢了。
但在我的工作上，照一般称呼说来既算得是“文学事业”，这事业要来追究一下，解释一下，或对于比我年青一点的朋友，多少有点用处。我可以说的，是我这个工作的基础，并不建筑在“一本合用的书”或“一堆合用的书”上，因为它实在却只是建筑在“水”上。
在我一个自传里，我曾经提到过水给我的种种印象。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个你自己。”这是一句真话。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然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
年纪六岁七岁时节，私塾在我看来实在是个最无意思的地方。我不能忍受那个逼窄的天地，无论如何总得想出方法到学校以外的日光下去生活。大六月里与一些同街比邻的坏小子，把书篮用草标各作下了一个记号，搁在本街土地堂的木偶身背后，就撒着手与他们到城外去，钻入高可及身的禾林里，捕捉禾穗上的蚱蜢，虽肩背为烈日所烤炙，也毫不在意。耳朵中只听到各处蚱蜢振翅的声音，全个心思只顾去追逐那种绿色黄色跳跃伶便的小生物。到后看看所得来的东西已尽够一顿午餐了，方到河滩边去洗濯，拾些干草枯枝，用野火来烧烤蚱蜢，把这些东西当饭吃。直到这些小生物完全吃尽后，大家于是脱光了身子，用大石压着衣裤，各自从悬崖高处向河水中跃去。就这样泡在河水里，一直到晚方回家去，挨一顿不可避免的痛打。有时正在绿油油禾田中活动，有时正泡在水里，六月里照例的行雨来了，大的雨点夹着吓人的霹雳同时来到，各人匆匆忙忙逃到路坎旁废碾坊下或大树下去躲避，雨落得久一点，一时不能停止，我必一面望着河面的水泡，或树枝上反光的叶片，想起许多事情。……所捉的鱼逃了，所有的衣湿了，河面溜走的水蛇，钉固在大腿上的蚂蟥，碾坊里的母黄狗，挂在转动不已大水车上的起花人肠子，因为雨，制止了我身体的活动，心中便把一切看见的经过的皆记忆温习起来了。
也是同样的逃学，有时阴雨天气，不能向河边走去，我便上山或到庙里去，在庙前庙后树林或竹林里，爬上了这一株，到上面玩玩后，又溜下来爬另外一株。若所爬的是竹子，必在上面摇荡一会；爬的是树木，便看看上面有无鸟巢或啄木鸟孵卵的孔穴。雨落大了，再不能作这种游戏时，就坐在楠木树下或庙门前石阶上看雨。既还不是回家的时候，一面看雨一面自然就需要温习那些过去的经验，这个日子方能发遣开去。雨落得越长，人也就越寂寞。在这时节想到一切好处也必想到一切坏处。那么大的雨，回家去说不定还得全身弄湿，不由得有点害怕起来，不敢再想了。我于是走到庙廊下去为作丝线的人牵丝，为制棕绳的人摇绳车。这些地方每天照例有这种工人作工，而且这种工人照例又还是我很熟习的人。也就因为这种雨，无从掩饰我的劣行，回到家中时，我便更容易被罚跪在仓屋中。在那间空洞寂寞的仓屋里，听着外面檐溜滴沥声，我的想象力却更有了一种很好训练的机会。我得用回想与幻想补充我所缺少的饮食，安慰我所得到的痛苦。我因恐怖得去想一些不使我再恐怖的生活，我因孤寂又得去想一些热闹事情方不至于过分孤寂。
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无从离开，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至少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上消磨的。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或对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必依赖这一条河水。这条河水有多少次差一点儿把我攫去，又幸亏他的流动，帮助我作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方使我能够依然好好的在人世中过着日子！
再过五年，我手中的一支笔，居然已能够尽我自由运用了，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影，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
再过五年后，我的住处已由干燥的北京移到一个明朗华丽的海边。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海边既那么寂寞，他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有兴味去看万汇百物所发生的一切
│ 原题《新年试笔》，又题《谈创作》，首发于一九三四年一月《文学》。
有人问我：“怎样会写‘创作’？”真是一个窘人的题目。想了很久，我方能说出一句话，我说：“因为他先‘懂创作’。”问的于是也仿佛受了点儿窘，便走开了。
等待到这个很诚实的年青人走后，我就思索我自己所下的那个字眼儿的分量。我想明白什么是“懂创作”，老实说，我得先弄明白一点，将来也省得窘人以后自己受窘。
就一般说来，大家读了许多书，或许记忆好些的书，还能把某一书里边最精彩的一页，背诵如流，但这个人却并不是个懂创作的人。有些人会做得出动人的批评，把很好的文章说得极坏，把极坏的文章说得很好，但也不能称为懂创作的人。一个懂创作的人，也应当看许多书，但并不需记忆一段两段书。他不必会作批评文字，每一个作品在他心中却有一个数目。最要紧的是从无数小说中，明白如何写就可以成为小说，且明白一个小说许可他怎么样写。起始，结果，中间的铺叙，他口上并不能为人说出某一本书所用的方法极佳，但他知道有无数方法。他从一堆小说中知道说一个故事时处置故事的得失，他从无数话语中弄明白了说一句话时那种语气的轻重。他明白组织各种故事的方法，他明白文字的分量。是的，他最应当明白的是文字的分量。同时凡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他皆能捡选轻重得当的去使用。为了自己想弄明白文字的分量，他得在记忆里收藏了一大堆单字单句。他这点积蓄，是他平时处处用心，从眼睛里从耳朵里装进去的。平常人看一本书，只需记忆那本书故事的好坏，他不记忆故事。故事多容易，一个会创作的人，故事要它如何就如何，把一只狗写得比人还懂事，把一个人写得比石头还笨，都太容易了。一创作者看一本书，他留心的只是：“这本书如何写下去，写到某一件事，提到某一点气候同某一个人的感觉时，他使用了些什么文字去说明。他简单处简单到什么程度，相反的，复杂时又复杂到什么程度。他所说的这个故事，所用的一组文字，是不是合理的？……他有思想，有主张，他又如何去表现他这点主张？”
一个创作者在那么情形下看各种各样的书，他一面看书，一面就在那里学习经验那本书上的一切人生。放下了书本，他便去想。走出门外去，他又仍然与看书同样的安静，同样的发生兴味，去看万汇百物在一分习惯下所发生的一切。他并不学画，他所选择的人事，常如一幅凸出的人生活动画图，与画家所注意的相暗合。他把一切官能很贪婪的去接近那些小事情，去称量那些小事情在另外一种人心中所有的分量，也如同他看书时称量文字一样。他喜欢一切，就因为当他接近他们时，他已忘了还有自己的身分存在。
简单说来，便是他能在书本上发痴，在一切人事上同样也能发痴。他从说明人生的书本上，养成了对于人生一切现象注意的兴味，再用对于实际人生体验的知识，来评判一个作品记录人生的得失。他再让一堆日子在眼前过去，慢慢的，他懂创作了。
目下有若干作家如何会写得出小说，他自己也就说不明白。但旁人可以看明白的，就是这些人一切作品皆常常浮在人事表面上，受不了时间的选择。不管写了一堆作品或一篇作品，不管如何善于运用作品以外的机会，很下流的造点文坛消息为自己说说话，不管如何聪敏伶巧的把自己作品押在一个较有利益的注上去，还是不成。在文字形式上，故事形式上，人生形式上，所知道得都太少了。写自己就极缺少那点所必需的能力。未写以前就不曾很客观的来学习过认识自己，分析自己，批评自己。多数作家的思想皆太容易转变了，对自己的工作实缺少了一点严格的批评、反省。从这样看来，无好成绩是很自然的。
我自己呢，是若干作者中之一人，还应当去学，还应当学许多。不希望自己比谁聪明，只希望自己比别人勤快一点，耐烦一点。作家千万别迷信“天才”与“灵感”
│ 原题《致〈文艺〉读者》·《元旦日致〈文艺〉读者》，分别首发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致《文艺》读者
十五年以来，随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两个极无意思的名词，第一个是“天才”，第二个是“灵感”。两个名词虽从不为有识者所承认，但在各种懒人谬论中，以及一般平常人意见中，莫不可以看出两个胡涂字眼儿的势力存在。使新文学日趋于萎瘁，失去健康，转入个人主义的乖僻；或字面异常奢侈，或字面异常贫俭，大多数作品，不是草率平凡，便是装模作样的想从新风格取得成功，内容莫不空空洞洞。原因虽不止一端，最大的原因，实在就是一般作者被这两个名词所毒害，因迷信而失去理性的结果。
作者对于“天才”怀了一种迷信，便常常疏忽了一个作者使其伟大所必需的努力；对于“灵感”若也同样怀了一种迷信，便常常在等候灵感中把日子打发走了。
成名的作者因这点迷信而成的局面，是作品在量上希奇的贫乏。仿佛在自览“天才已尽灵感不来”的情形中，大多数作者皆搁了笔。为这搁笔许多年轻人似乎皆很不安，其实这并不是可忧虑的事情。因这种迷信，将使他们本人与作品皆宜乎为社会忘去，且较先一时，他们或即有所写作，常常早就忘了社会的。一个并不希望把自己的力量渗入社会里面去的人，凭一点儿迷信，使他们活得窄一些，同时也许就正可以使他们把对于人类的坏影响少一些。他们活着，如小缸中一尾金鱼很俨然的那么活着，到后要死了，一切也就完事了。金鱼生存的时节，只在眩人眼目，许多人也欢喜金鱼。既然有人因迷信愿意去作金鱼，照我想来，尽他们在不拘什么样子的缸里去生活，我们也应当把他们当金鱼看待，莫希望他们太多，他们的生活态度，大多数人也不必十分注意的。
但一些还未成名的或正预备有所写作的，若不缺少相似的迷信时，却实在十分可惜。因为这些人若知道好好的如何去发展自己，他们的好作品，也正可以如另一时或另一国度一般好作品样子，能在社会民族方面发挥极大良好影响的，但这些人若尽记着“天才”两个字，便将养成一种很坏的性格，对于其他作品，他明白是很好的，他必以为那是天才产生的东西，他作不到，就不肯努力去作。那作品他觉得不好，在社会上又正是大多数人所需要的，他会以为这作品所表现的并无天才，只是人工，他又不屑于努力去作。他作出来自以为很好，却不能如别人作品一般成功时，他便想起：“天才历来很少为人认识”的一句旧话，自欺自慰下去。他摹仿了什么人的文章，写成了一篇稍稍像样东西，为了掩饰他的摹仿处，有机会给他开口时，他又必说：“这是我……。”自然的，说这句话时他不会用“天才”字样，或许说的是另外一个字眼，还说得很轻，但他意思却在告人那成就“应由天才负责”！这些人相信天才的结果，是所谓纪念碑似的作品，永无机会可以希望从他们手中产生。这些人相信天才以外还相信灵感，便使他们异常懒惰起来，因为在任何懒惰情形下，皆可以用“灵感不来”作为盾牌，挡着因理性反省伴同而来的羞耻与痛苦。
对于中国新文学怀了一种期待，很关心它的发展，且计算到它发展在社会方面的得失的，自然很有些人。这些人或尝从论文上，反复说明作者思想倾向的抉择，或把希望放在更年青一点的作家方面去。其实一切理论还是毫无裨于伟大作品的产生。一个有迷信无理性的民族，也许因迷信而凝聚了这个民族的精力，还能产生点大东西，至于一个因迷信而弄懒惰了的作家，还有什么可以希望？
中国目前指示作家方向的理论文学已够多了，却似乎还无一篇理论文学指示到作家做“人”的方法。倘若有这种人来作这种论文，我建议起始便应当说：
人类最不道德处，是不诚实与懦怯。作家最不道德处，是迷信“天才”与“灵感”的存在；因这点迷信，把自己弄得异常放纵与异常懒惰。……下·元旦日致《文艺》读者
在前文中，我说到作者间因迷信而成为异常懒惰的一件事情。这懒惰倘若别作诠释，另外是不是找得出一个原因？为了把作者本身错误减轻一点，我们似乎还可以要历史去负一点儿责任。
一个民族已经那么敝旧了，按照过去的历史而言，则哲学的贫困与营养不足，两件事莫不影响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号称黄帝冢嗣的我们，承受的既是个懒惰文化，加上三千年作臣仆的世故，思想皆浮在小小人事表面上爬行，生活皆无热无光，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第一件事胃口就不好。我们做什么总没有气力。我们多数人成天便仿佛在打盹里过日子。我们的懒惰，可以说是曾祖著的书，祖父穿的衣服，爸爸吃的东西的结果。作家天生就有个容易在“天才”“灵感”这些字眼儿上中毒的气质，因迷信而更其懒惰，也是必然的事！
或人将说：“欧洲许多有识的历史学家，莫不称赞我们民族是个能够忍劳耐苦稀有的民族。同时我们自己对于中国农村若多具一分理解，也必能够认识我这本国的农民，是一种如何不懒惰的农民！”
是的，不独从外人论断以及自己观察，对于农民皆可以得到个乐观的结论。便是一个美国留学生，他也会告诉我们，中国大学生在美国学习什么时，在功课上如何不让于人。一个上海人，也就会说上海乐华足球队，在国际赛时所取得的光荣。一个稍有内战经验的军官，他还会用他的名誉，证明他所参加的内战，凡是一切兵士，在壕沟边作战时，是一种如何勇于牺牲的英雄！农民，留学生，乐华足球队员，以及万千的兵士，他们的勤苦，聪明，活泼，勇敢，谁能怀疑，谁能否认？
但这些人对于目前的中国有什么用处？
中国成为问题的，不是农民不愿耕田，却是大多数农民无田可耕。不是留学生不配作一个美国或英国好公民，却是这些人留学回来不知如何来作一个中国目前所需要的好公民。……不是足球队员无能，更不是兵士懦弱。明明白白的只是大部分有理性的人皆懒于思索！人人厌烦现状，却无人不是用消极的生活态度，支持现状。人人皆知道再想敷衍下去实在敷衍不下去，却无人愿从本身生活起始，就来改变一下，大家皆俨然明白国际压力与国内一塌糊涂的情形，使这个民族已堕落到一个不可希望的悲惨境遇里去，因此大家便只有混着活下去一个办法，结束自己，到自己死亡时，仿佛一切也就完事了。
这些独善其身的君子，大家且俨然以为一切现在坏处的责任，应由帝国主义的侵略，鸦片烟的流毒去担负，此后民族复兴的责任，也就应由帝国主义者的觉悟，与鸦片烟自己的觉悟，方能弄好的。在这里我用了个“鸦片烟自己觉悟”的名词，并没有什么错误。我们只看看国内所有知识阶级对于这种毒物流行的漠视态度，如何近于相信“鸦片烟自己会觉悟”！
事实上则所谓帝国主义与鸦片烟，极左倾的残杀与极右倾的独裁，农村破产与土匪割据，……一切现存的坏处，虽可以由历史上的人物，书本，饮食，各种东西去负责，但这个民族未来的存亡，却必需由我们活到这地面上的人来负责的。如今老年人好像已不能为后人思索，年轻人又还不会来为自己思索，有知识有理性的中坚份子，则大多数在不敢思索情形中鬼混下去，这样一个国家，纵想在地球上存在，还配在地球上存在下去吗？
在多数愚人心目中，皆希望一个奇迹；来一个领袖，来一个英雄，把全国民族命运皆交给这样一个人。且皆由于愚昧，由于其他一片地面所有领袖作出的事业，得到一个证据，皆期待这样一个人，以为这样一个人有一天终会来到的。
一个作者天才的迷信，既可以在他本身生活中发生懒惰的影响，倘若把这点迷信移植到一个其他人物方面去时，也必依然使他懒惰，发出种种懒惰的谬论，与懒惰的人生观，因这种人生观去期望一个主人或一种政体，且依赖到这个希望异常懒惰活下去。
在这样情形下，我们实在需要些作家！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此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且应当如何去尽力。
我们实在是很需要作家的。这作家他最先就必是个无迷信的人。他不迷信自己是天才，也不迷信某一种真命天子一个人就可以使民族强大起来。他明白自己在这社会上的关系，在他作品上，他所注意的，必然是对于现状下一切坏处的极端憎恨，而同时还能给读者一个新的人格的自觉。他努力于这种作品产生，就为得是他还明白，只有从这种作品上，方能把自己力量渗入社会里去！
我们需要的是这种朴实作家。倘若我们还相信文学可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错误，纠正这个民族若干人的生活观念的错误，使独善其身的绅士知耻，使一切迷信不再存在，使……缺少这种作家，是不能产生我们所理想的这种作品的。用我的作品去拥抱世界
│ 原题《萧乾小说集·题记》，首发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
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一个人行为或精神上有朝气，不在小利小害上打算计较，不拘于物质攫取与人世毁誉，他能硬起脊梁，笔直走他要走的道路，他所学的或同我所学的完全是两样东西，他的政治思想或与我的极其相反，他的宗教信仰或与我的十分冲突，那不碍事，我仍然觉得这是个朋友，这是个人。我爱这种人也尊敬这种人。因为这种人有气魄，有力量。这种人也许野一点，粗一点，但一切伟大事业伟大作品就只这类人有分。他不能避免失败，他失败了能再干。他容易跌倒，但在跌倒以后仍然即刻可以爬起。
至于怕事，偷懒，不结实，缺少相当偏见，凡事投机取巧媚世悦俗的人呢，我不习惯同这种人要好，他们给我的“同情”，还不如另一种人给我“反对”有用。这种“城里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这世界若永远不变个样子，自然是他们的世界。右倾革命的也罢，革右倾的命的也罢，一切世俗热闹皆有他们的分。就由于应世技巧的圆熟，他们的工作常常容易见好，也极容易成功。这种人在“作家”中就不少。老实说，我讨厌这种城里人。
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
我告他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够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若每个作品还皆许可作者安置一点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的作品去拥抱世界，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生活或许使我平凡与堕落，我的感情还可以向高处跑去；生活或许使我孤单独立，我的作品将同许多人发生爱情同友谊……”
这是个乡下人的意见，同流行的观点自然是不相称的。
朋友萧乾弟一个短篇小说集子行将付印了，他要我在这个集子说几句话，他的每篇文章，第一个读者几乎全是我。他的文章我除了觉得很好，说不出别的意见。这意见我相信将与所有本书读者相同的。至于他的为人，他的创作态度呢，我认为只有一个“乡下人”，才能那么生气勃勃勇敢结实。我希望他永远是乡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于自见。应当养成担负失败的忍耐，在忍耐中产生他更完全的作品。我应当来写一本《圣经》了
│ 原题《沉默》，首发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季月刊》。
读完一堆从各处寄来的新刊物后，仿佛看完了一场戏，留下种热闹和寂寞混和的感觉。
我沉默了两年。这沉默显得近于有点自弃，有点衰老。是的。古人说：“玩物丧志”，两年来我似乎就在用某种癖好系住自己。我的癖好近于压制性灵的碇石，铰残理想的剪子。需要它，我才能够贴近地面，不至于转入虚无。我们平时见什么作家搁笔略久时，必以为“这人笔下枯窘，因为心头业已一无所有”。我这枝笔一搁下就是两年。我并不枯窘。泉水潜伏在地底流动，炉火闷在灰里燃烧，我不过不曾继续用它到那个固有工作上罢了。一个人想证明他的存在，有两个方法：其一从事功上由另一人承认而证明；其一从内省上由自己感觉而证明。我用的是第二种方法。我走了一条近于一般中年人生活内敛以后所走的僻路。寂寞一点，冷落一点，然而同别人一样是生存”。或者这种生存从别人看来叫作“落后”，那无关系。两千年前的庄周，仿佛比当时多少人都落后一点。那些人早死尽了，到如今，你和我读《秋水》、《马蹄》时，仿佛面前还站有那个落后的人。
我不写作，却在思索写作对于我们生命的意义。我想起三千年来许多人，想起这些人如何使用他那一只手。有些人经过一千年三千年那只手还俨然有力量能揪住多数人的神经或感情，屈抑它，松弛它，绷紧它，完全是一只魔手。每个人都是同样的一只手，五个指头，尖端缀一枚覆枧形的淡红色指甲，关节处有一些微涡和小皱，背面还萦绕着一点隐伏在皮肤下的青色筋络。然而有些人的手却似乎特有魔力。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手变成一只魔手？是不是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把自己一只手成为光荣的手？
我知道我们的手，不过是人类一颗心走向另一颗心的一道桥梁。作成这桥梁取材不一，也可以用金玉木石（建筑或雕刻），也可以用颜色（绘画），也可以用文字，用各种不同的文字。也可以单纯进取，譬如说，当你同一个青年女子在一处，相互用沉默和微笑代替语言犹有所不足时，它的小小活动就能够使一颗心更靠近一颗心。既然是一道桥梁，借此通过的自然就贵贱不一。将军凯旋由此通过，小贩贸易也由此通过。既有人用它雕凿大同的石窟，和阗的碧玉，也就有人用它编织芦席，削刮小挖耳子。故宫所藏宋人的《雪山图》、《洞天山堂》等等伟大画幅，是用手作成的；上海四马路小弄堂转角处叫卖的小画儿，也是用手作成的。《史记》是一个人写的，《肉蒲团》也是一个人写的。既然是一道桥梁，通过的当然有各种各色的人性，道德可以通过，罪恶也无从拒绝。
提起道德和罪恶，使我感到一点迷惑。我不注意我这只手是否能够拒绝罪恶，倒是对于罪恶或道德两个名词想仔细把它弄清楚些。平时对于这两个名词显得异常关心的人，照例却是不甚追究这两个名词意义的人，我们想认识它；如制造糕饼人认识糕饼，到具体认识它的无固定性时，这两个名词在我们个人生活上，实已等于消灭无多意义了。人人都说艺术应当有一个道德的要求，这观念假定容许它存在，创作最低的效果是给自己与他人以人性交流的满足，由满足而感觉愉快，这效果的获得，可以说是道德的。造一点小小谣言，诪张为幻，通常认为不道德，然而倘若它也能给某种人以满足，也间或被一些人当作“战略”，看来又好像是道德的了。道德既随人随事而有变，它即或与罪恶是两个名词，事实上就无时不可以对调或混淆。一个牧师对于道德有特殊敏感，为道德的理由，终日手持一本《圣经》，到同夫人谿勃，这谿勃且起源于两人生理上某种缺陷时，对于他最道德的书，倒是一本讨论关于两性心理如何调整的书。一个律师对于道德有它一定的看法，当家中孩子被沸水烫伤时，对于他最道德的书，倒是一本新旧合刊的丹方大全。若说道德邻于人类向上的需要，有人需要一本《圣经》，有人需要一本《太上感应篇》，他，我的一个密友，却需要我写一封甜蜜蜜充满了温情与一点轻微忧郁的来信。因为他等待着这个信，我知道！如说多数需要是道德的，事实上多数需要的却照例是一个作家所不能给的。大多数伟大作品，是因为它“存在”，成为多数需要。并不是因为多数需要，它因之“产生”。我的手是来写一本《圣经》，一本《太上感应篇》，还是好好的回我那个朋友一封信？很明显的是我可以在三者之间随意选择。我在选择。但当我能够下笔时，我一定已经忘掉了道德和罪恶，也同时忘了那个多数。
我始终不了解一个作者把“作品”与为“多数”连缀起来，努力使作品庸陋，雷同，无个性，无特性，却又希望它长久存在，以为它能够长久存在，这一个观念如何能够成立。溪面群飞的蜻蜓够多了，倘若有那么一匹小生物，倦于骚扰，独自休息在一个岩石上或—片芦叶上，这休息，且是准备着一种更有意义的振翅，这休息不十分坏。我想，沉默两年不是一段长久的时间，若果事情能照我愿意作的作去，我还必需把这分沉默延长。
这也许近于逃遁，一种对于多数骚扰的逃遁。人到底比蜻蜓不同，生活复杂得多，神经发达得多。也必然有反应，被刺激过后的反应。也必然有直觉，基于动物求生的直觉。但自然既使人脑子进化得特别大，好像就是要人凡事多想一想，许可人向深处走，向远处走，向高处走。思索是人的权利，也是人其所能生存能进步的工具。什么人自愿抛弃这种权利，那是个人的自由，正如一个酒徒用剧烈酒精燃烧自己的血液，是酒徒的自由。可是如果他放下了那个生存进步的工具，以为用另外一种简单方式可以生存，尤其是一个作者，一个企图用手作成桥梁，通过一个理想，希望作品存在，与肉体脱离而独立存在，与事实似乎不合。自杀不是求生的方式，谐俗也不是求生的方式。作品能存在，仰赖读者，然对读者在乎启发，不在乎媚悦。通俗作品够在读者间存在的事实正多，然通俗与庸俗却又稍稍不同。无思索的一唱百和，内容与外形的一致摹仿，不可避免必陷于庸俗。庸俗既不能增人气力，也不能益人智慧。在行为上一个人若带着教训神气向旁人说：人应当用手足同时走路，因为它合乎大多数的动物本性或习惯。说这种话的人，很少不被人当作疯子。然而在文学创作上，类似的教训对作家却居然大有影响。原因单纯，就是大多数人知道要出路，不知道要脑子。随波逐流容易见好，独立逆风需要气力。
我觉得我应当努力来写一本《圣经》了，这经典的完成，不在增加多数人对于天国的迷信，却在说明人力的可信。使一些有志从事写作者，对于作品之生长，多有一分知识。希望个人作品成为推进历史的工具，这工具必需如何造作，方能结实牢靠，像一个理想的工具。我预备那么写下去，第一件事每个作家先得有一个能客观看世界的脑子。可是当我想起是不是这世界每个人都自愿有一个脑子，都觉得必需有个脑子时，我依然把笔搁下了。人间广泛，万汇难齐。沮洳是水作成的，江河也是水作成的；橘柚宜于南国，枣梨生长北方，万物各适其性，各有其宜，应沉默处得沉默，古人名为顺天体道。从现实学习
│ 首发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
——近年来常有人说我不懂“现实”，追求“抽象”，勇气虽若热烈实无边际。在杨墨并进时代，不免近于无所归依，因之落伍。这个结论不错，平常而自然。极不幸即我所明白的现实，和从温室中培养长大的知识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样，和另一种出身小城市自以为是属于工农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样，所以不仅目下和一般人所谓现实脱节，即追求抽象方式，恐亦不免和其他方面脱节了。试疏理个人游离于杨墨以外种种，写一个小文章，用作对于一切陌生访问和通信所寄托的责备与希望的回答。
我第一次听到“现实”两个字，距如今已二十五年。我原是个不折不扣的乡巴佬，辗转于川黔湘鄂二十八县一片土地上。耳目经验所及，属于人事一方面，好和坏都若离奇不经。这分教育对于一个生于现代城市中的年青人，实在太荒唐了。可是若把它和目下还存在于中国许多事情对照对照，便又会觉得极平常了。当时正因为所看到的好的农村种种逐渐崩毁，只是大小武力割据统治作成的最愚蠢的争夺打杀，对于一个年青人教育意义是现实，一种混合愚蠢与堕落的现实，流注浸润，实在太可怕了，方从那个半军半匪部队中走出。不意一走便撞进了住有一百五十万市民的北京城。第一回和一个亲戚见面时，他很关心的问我：“你来北京，作什么的？”我即天真烂漫地回答说：“我来寻找理想，读点书。”“嗐，读书。你有什么理想，怎么读书？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做，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大学教授薪水十折一，只三十六块钱一月，还是打拱作揖联合罢教软硬并用争来的。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那有你在乡下作老总有出息！”“可是我怎么作下去？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聪明人，人越聪明也就越纵容愚蠢气质抬头，而自己俨然高高在上，以万物为刍狗。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像是一种抗议：‘你杀了我肉体，我就腐烂你灵魂。’灵魂是个看不见的东西，可是它存在，它将从另外许多方面能证明存在。这种腐烂是有传染性的，于是军官就相互传染下去，越来越堕落，越变越坏。你可想得到，一个机关三百职员有百五十支烟枪，是个什么光景？我实在呆不下了，才跑出来！……我想来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
我于是依照当时《新青年》、《新潮》、《改造》等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两者必需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我还相信人类热忱和正义终必抬头，爱能重新黏合人的关系，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我要那么从外面给社会的影响，或从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说去说来直到自己也觉得不知所谓时，方带怔止住。事实上呢，只需几句话即已足够了。“我厌恶了我接触的好的日益消失坏的支配一切那个丑恶现实。若承认它，并好好适应它，我即可慢慢升科长，改县长，作厅长。但我已因为厌恶而离开了。”至于文学呢，我还不会标点符号！我承认应当从这个学起，且丝毫不觉得惭愧。因为我相信报纸上说的，一个人肯勤学，总有办法的。
亲戚为人本富于幽默感，听过我的荒谬绝伦抒情议论后，完全明白了我的来意，充满善心对我笑笑地说：“好，好，你来得好。人家带了弓箭药弩入山中猎取虎豹，你倒赤手空拳带了一脑子不切实际幻想入北京城作这分买卖。你这个古怪乡下人，胆气真好！凭你这点胆气，就有资格来北京城住下，学习一切经验一切了。可是我得告你，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
我当真就那么住下来了。摸摸身边，剩余七块六毛钱。五四运动以后第三年。
怎么向新的现实学习？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零下十二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并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状况中，学习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支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力与适应力。各方面的测验，间或不免使得头脑有点儿乱，实在支撑不住时，便跟随什么奉系直系募兵委员手上摇摇晃晃那一面小小三角白布旗，和五七个面黄肌瘦不相识同胞，在天桥杂耍棚附近转了几转，心中浮起一派悲愤和混乱。到快要点名填志愿书发饭费时，那亲戚说的话，在心上忽然有了回音，“可千万别忘了信仰！”这是我唯一老本，我那能忘掉？便依然从现实所作成的混乱情感中逃出，把一双饿得昏花朦胧的眼睛，看定远处，借故离开了那个委员，那群同胞，回转我那“窄而霉小斋”，用空气和阳光作知己，照旧等待下来了。记得郁达夫先生第一次到我住处来看看，在口上，随后在文章上，都带着感慨劝我向亲戚家顺手偷一点什么，即可从从容容过一年时，我只笑笑。为的是他只看到我的生活，不明白我在为什么而如此生活。这就是我到北方来追求抽象跟现实学习，起始走的第一段长路，共约四年光景。年青人欢喜说“学习”和“争斗”，可有人想得到这是一种什么学习和争斗！
这个时节个人以外的中国社会呢，代表武力有大帅，巡阅使，督军……马弁；代表文治有内阁和以下官吏到传达；代表人民有议会参众两院到乡约保长；代表知识有大学教授到小学教员。武人的理想为多讨几个女戏子，增加家庭欢乐。派人和大土匪和小军阀招安撤伙，膨胀实力。在会馆衙门做寿唱堂会，增加收入并表示阔气。再其次即和有实力的地方军人，与有才气的国会文人，换谱打亲家，企图稳定局面或扩大局面。凡属武力一直到伙夫马夫，还可向人民作威作福，要马料柴火时，吓得县长越墙而走。至于高级官吏和那个全民代表，则高踞病态社会组织最上层，不外三件事娱乐开心：一是逛窑子，二是上馆子，三是听乐子。最高理想是讨几个小婊子，找一个好厨子。（五子登科原来也是接收过来的！）若兼作某某军阀驻京代表时，住处即必然成为一个有政治性的俱乐部，可以唱京戏，推牌九，随心所欲，京兆尹和京师警察总监绝不会派人捉赌。会议中照报上记载看来，却只闻相骂，相打，打到后来且互相上法院起诉。两派议员开会，席次相距较远，神经兴奋无从交手时，便依照《封神演义》上作战方式，一面大骂一面祭起手边的铜墨盒法宝，远远抛去，弄得个墨汁淋漓。一切情景恰恰像《红楼梦》顽童茗烟闹学，不过在庄严议会表演而已。相形之下，会议中的文治派，在报上发表的宪法约法主张，自然见得黯然无色。任何理论都不如现实具体，但这却是一种什么现实！在这么一个统治机构下，穷是普遍的事实。因之解决它即各自着手。管理市政的卖城砖，管理庙坛的卖柏树，管理宫殿的且因偷盗事物过多难于报销，为省事计，即索兴放一把火将那座大殿烧掉，无可对证。一直到管理教育的一部之长，也未能免俗，把京师图书馆的善本书，提出来抵押给银行，用为发给部员的月薪。总之，凡典守保管的都可以随意处理。即自己性命还不能好好保管的大兵，住在西苑时，也异想天开，把圆明园附近大路路面的黄麻石，一块块撬起卖给附近学校人家起墙造房子。卖来卖去，政府当然就卖倒了。一团腐烂，终于完事。但促成其崩毁的新的一群，一部分既那么贴近这个腐烂堆积物，就已经看出一点征象，于不小心中沾上了些有毒细菌。当时既不曾好好消毒防止，当然便有相互传染之一日。
从现实以外看看理想，这四年中也可说是在一个新陈代谢挣扎过程中。文学思想运动已显明在起作用，扩大了年青学生对社会重造的幻想与信心。那个人之师的一群呢，五四已过，低潮随来。官僚取了个最像官僚的政策，对他们不闻不问，使教书的同陷于绝境。然而社会转机也即在此。教授过的日子虽极困难，惟对现实的否定差不多却有了个一致性。学生方面则热忱纯粹分子中，起始有了以纵横社交方式活动的分子，且与五四稍稍不同，即“勤学”与“活动”已分离为二。不学并且像是一种有普遍性的传染病。（这事看来小，发展下去影响就不小！五四的活动分子，大多数都成了专家学者，对社会进步始终能正面负责任。三一八的活动分子，大多数的成就，便不易言了。）许多习文学的，当时即搁了学习的笔，在种种现实中活动，联络这个，对付那个，欢迎活的，纪念死的，开会，打架——这一切又一律即名为革命过程中的争斗，庄严与猥亵的奇异混和，竟若每事的必然，不如此即不成其为活动。问问“为什么要这样？”就中熟人即说：“这个名叫政治。政治学权力第一。如果得到权力，就是明日伟大政治家。”这一来，我这个乡下人可糊涂了。第一是料想不到文学家的努力，在此而不在彼。其次是这些人将来若上了台，能为国家作什么事？有些和我相熟的，见我终日守在油腻腻桌子边出神，以为如此呆下去，不是自杀必然会发疯，从他们口中我第二次听到现实。证明抽象的追求现实方式。“老弟，不用写文章了。你真太不知道现实，净作书呆子做白日梦，久想产生伟大的作品，那会有结果？不如加入我们一伙，有饭吃，有事做，将来还可以——只要你愿意，什么都不难。”“我并不是为吃饭和做事来北京的！”“那为什么？难道当真喝北风，晒太阳，可以活下去？欠公寓伙食账太多时，半夜才能回住处，欠馆子饭账三五元，就不大敢从门前走过，一个人可以如此长远无出息的活下去？我问你。”“为了证实信仰和希望，我就能够。”“信仰和希望，多动人的名词，可是也多空洞！你就呆呆地守住这个空洞名词拖下去，挨下去，以为世界有一天忽然会变好？老弟，世界上事不那么单纯，你所信仰希望的惟有革命方能达到。革命是要推翻一个当前，不管它好坏，不问用什么手段，什么方式。这是一种现实。你出力参加，你将来就可作委员，作部长，什么理想都可慢慢实现。你不参加，那就只好做个投稿家，写三毛五一千字的小文章，过这种怪寒伧的日子下去了。”“你说信仰和希望，只是些单纯空洞名词，对于我并不如此。它至少将证明一个人由坚信和宏愿，能为社会作出点切切实实的贡献。譬如科学……”“不必向我演说，我可得走了。我还有许多事情！四点钟还要出席同乡会，五点半出席恋爱自由讨论会，八点还要……老弟，你就依旧写作你的杰作吧，我要走了。”
时间于是过去了，“革命”成功了。现实使一些人青春的绿梦全褪了色。我那些熟人，当真就有不少凭空作了委员，娶了校花，出国又回国，从作家中退出，成为手提皮包，一身打磨得光亮亮小要人的。但也似乎证实了我这个乡下人的呆想头，并不十分谬误。做官固然得有人，作事还要人。挂个作家牌子，各处活动，终日开会吃点心固然要人，低头从事工作更要人。守住新文学运动所提出的庄严原则，从“工具重造”观点上有所试验，锲而不舍的要人；从“工具重用”观点上，把文学用到比宣传品作用深远一些，从种种试验取得经验的尤其要人。革命如所期待的来临，也如所忧虑加速分化。在这个现实过程中，不幸的作了古人，幸运的即作了要人，文学成就是各自留下三五十首小诗，或三五篇小说，装点装点作家身分。至于我呢，真如某兄所说，完全落了伍。因为革命一来，把三毛到一元千字的投稿家身分也剥夺了，只好到香山慈幼院去作个小职员。但自己倒不在意，只觉得刚走毕第一段路，既好好接触这个新的现实，明白新的现实，一切高尚理想通过现实时，所形成的分解与溃乱，也无一不清清楚楚，而把保留叙述这点儿现实引为己任，以为必可供明日悲剧修正的参考。
在革命成功热闹中，活着的忙于权利争夺时，刚好也是文学作品和商业资本初次正式结合，用一种新的分配商品方式刺激社会时，现实政治和抽象文学亦发生了奇异而微妙的联系。我想要活下去，继续工作，就必得将工作和新的商业发生一点关系。我得起始走进第二步路，于是转到一个更大更现实的都市，上海。上海的商人，社会，以及作家，便共同给我以另外一课新的测验，新的经验。
当时情形是一个作家总得和某方面有点关连，或和政治，或和书店——或相信，或承认，文章出路即不大成问题。若依然只照一个“老京派”方式低头写，写来用自由投稿方式找主顾，当然无出路。且现代政治的特殊包庇性，既已感染到作家间，于是流行一种现实争斗，一例以小帮伙作基础，由隔离形成小恩小怨，对立并峙。或与商业技术合流，按照需要，交换阿谀，标榜同道，企图市场独占。或互相在文坛消息上制造谣言，倾覆异己，企图取快一时。在这种变动不居是非不明的现实背景中，人的试验自然也因之而加强。为适应环境更需要眼尖手快，以及能忽彼忽此。有昨日尚相互恶骂，今日又握手言欢的。有今天刚发表雄赳赳的议论，大家正为他安全担心，隔一日却已成为什么什么老伙计的。也有一面兼营舞场经理，赌场掌柜，十分在行，一面还用绿色水笔写恋爱诗，红色水笔写革命诗的。……总之，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对于文学，由这些人说来，不过是一种求发展求生存的工具或装饰而已。既不过是工具或装饰，热闹而不认真处，自然即种下些恶种子，影响于社会的将来。很可惜即一些准备执笔的年青朋友，习染于这个风气中，不能不一面学习写作，一面就学习送丧拜寿。其时个人用个虔诚谨慎态度有所写作，成绩足以自见的，固不乏人，但一到集团，便不免空空洞洞。集团表面越势力赫赫，这部门也就越见得空虚。文运既由个人自由竞争转而成为党团或书商势力和钱财的堆积比赛，老板为竞争营业计，因之昨日方印行普罗文学，明日又会提倡儿童妇女教育。对作家则一例以不花钱为原则，减少商品成本，方合经济学原理。但为营业计，每一书印出尚可见大幅广告出现，未尝不刺激了作者，以为得不到金钱总还有个读者。至于政治，则既有那种用作家名分作委员要人的在内，当然还要文学，因此到某一天，首都什么文学夜会时，参加的作家便到了四五百人。且有不少女作者。事后报上还很生动的叙述这个夜会中的种种，以为要人和美丽太太都出席，增加了夜会的欢乐进步空气。要人之一其实即是和我同在北平小公寓中住下，做了十多年作家，还不曾印行过一个小小集子的老朋友。也就是告我政治即权力的活动家。夜会过后，这“魔手生蛋”一般出现的四百作家，也就似乎忽然消失了，再不曾听说有什么作品上报了。这个现实象征的是什么，热闹是否即进步，或稍稍有点进步的希望？现实对某些人纵不可怕，对年青的一辈却实在是影响恶劣。原来一种新的腐败已传染到这个部门，一切如戏，点缀政治。无怪乎“文学即宣传”一名词，毫无人感觉奇异。……乡下人觉得三年中在上海已看够了，学够了，因之回到了北平，重新消失于一百五十万市民群中，不见了。我明白，还只走完第二段路，尚有个新的长长的寂寞跋涉，待慢慢完成。北平的北风和阳光，比起上海南京的商业和政治来，前者也许还能督促我，鼓励我，爬上一个新的峰头，贴近自然，认识人生。
我以为作家本无足贵，可贵者应当是他能产生作品。作品亦未必尽可贵，可贵者应当：他的成就或足为新文学运动提出个较高标准，创造点进步事实，一面足以刺激更多执笔者，有勇气，得启示，能作各种新的努力和探险，一面且足以将作品中所浸润寄托的宏博深至感情，对读者能引起普遍而良好的影响。因此一个作家当然不能仅具个作家身分，即用此身分转而成为现实政治的清客，或普通社会的交际花为已足。必需如一般从事科学或文史工作者，长时期沉默而虔敬的有所从事，在谨严认真持久不懈态度上，和优秀成就上，都有同样足资模范的纪录。事业或职业部门多，念念不忘出路不忘功利的，很可以在其他部门中得到更多更方便机会，不必搞文学，不必充作家。政治上负责者无从扶助这个部门的正常发展，也就得放弃了它，如放弃学校教育一样，将它一律交给自由主义者，听其在阳光和空气下自由发展。（教育还包含了点权利，必国家花钱，至于文学，却近乎完全白尽义务，要的是政府给予以自由，不是金钱！）这个看法本极其自然，与事实需要亦切合。然于时政治上已有个独占趋势，朝野既还有那些走路像作家，吃饭像作家，稿纸上必印就“××创作用稿”，名片上必印就“××文学会员”的活动人物，得在上海争文运作为政治据点，且寄食于这个名分上。因此在朝在野所作成的空气，就依然还是把作家放入宣传机构作属员为合理。凡违反这个趋势的努力都近于精力白费，不知现实。“民族文学”“报告小说”等等名词即应运而生。多少人的活动，也因之与中国公文政治有个一致性，到原则方案提出后，照例引起一阵辩论，辩论过后，告一段落，再无下文。正因为空论易热闹，实难见好，相互之间争持名词是非，便转而越见激烈。到无可争持时，同属一伙还得争个名分谁属，谁发明，谁领导，来增加文运活泼空气。真如所谓“妄人争年，以后止者为胜”，虽激烈而持久，无助于真实的进步亦可想而知！活泼背后的空虚，一个明眼人是看得出的。
文学运动既离不了商业竞卖和政治争夺，由切实工作转入宣传铺张，转入死丧庆吊仪式趋赴里，都若有个夙命的必然。在这个风气流转中，能制造点缀“时代”风景的作家，自然即无望产生受得住岁月陶冶的优秀作品。玩弄名词复陶醉催眠于名词下的作家既已很多了，我得和那个少数争表现。工作也许比他人的稍麻烦些，沉闷些，需保持单纯和严谨，从各方面学习试用这枝笔，才能突破前人也超越自己。工作游离于理论纠纷以外，于普通成败得失以外，都无可避免。即作品所表现方式，也不得不从习惯以外有所寻觅，有所发现，扩大它，重造它，形成一种新的自由要求的基础。因之试从历史传说上重新发掘，腐旧至于佛典中的喻言禁律，亦尝试用一种抒情方式，重新加以处理，看看是不是还能使之翻陈生新。文体固定如骈文和偈语，亦尝试将它整个解散，与鄙俚口语重新拼合，证明能不能产生一种新的效果。我还得从更多不同地方的人事和景物取证。因之不久又离开北京，在武汉，在青岛，各地来去过了二年。就中尤以在青岛两年中，从多阳光的海岸边所作的长时间的散步，大海边的天云与海水，以及浪潮漂洗得明莹如玉的螺蚌残骸所得的沉默无声的教育，竟比一切并世文豪理论反而还具体。惟工作方式既游离于朝野文学运动理论和作品所提示的标准以外，对于寄食的职业又从不如何重视，所以对普遍生活言，我近于完全败北。然而对于工作信仰和希望，却反而日益明确。在工作成就上，我明白，还无望成为一个优秀作家，在工作态度上，却希望能无愧于手中一枝笔，以及几个良师益友一群赞赏者对于这枝笔可作的善意期许。
东北沦陷于日人手中后，敌人势力逼近平津，华北有特殊化趋势。为国家明日计，西北或河南山东，凡事都得要重新作起，问题不轻细。有心人必承认，到中央势力完全退出时，文字在华北将成为唯一抵抗强邻坚强自己的武器。三十岁以上一代，人格性情已成定型，或者无可奈何了，还有个在生长中的儿童与少壮，待注入一点民族情感和做人勇气。因之和几个师友接受了一个有关国防的机构委托，为华北学生编制基本读物。从小学起始，逐渐完成。把这些教材带到师大附小去作实验的，还是个国立大学校长，为理想的证实，特意辞去了那个庄严职务，接受这么一份平凡工作。乡下人的名衔，则应当是某某小学国文教师的助理。（同样作助理的，还有个是国内极负盛名大学的国文系主任！）照政治即权力的活动家说来，这义利取舍多不聪明，多失计。但是，乡下人老实沉默走上第三段路，和几个良师益友在一处工作继续了四年，很单纯，也很愉快。
在争夺口号名词是非得失过程中，南方以上海为中心，已得到了个“杂文高于一切”的成就。然而成就又似乎只是个结论，结论且有个地方性，有个时间性，一离开上海，过二三年后，活泼热闹便无以为继，且若无可追寻。在南京，则文学夜会也够得个活泼热闹！在北平呢，真如某“文化兄”所说，死沉沉的。人与人则若游离涣散，见不出一个领导团体。对工作信念，则各自为战，各自低头寻觅学习，且还是一套老心情，藏之名山，传诸其人，与群众脱离，与现实脱离。某“文化兄”说的当然是一种真实。但只是真实的一面，因为这死沉沉与相对的那个活泼泼，一通过相当长的时间，譬如说，三年四年吧，比较上就会不同一点的。在南方成就当然也极大。唯一时间用人工方法作成注意热闹集中的大众语、拉丁化……等等，却似乎只作成一个政治的效果，留下一本论战的总集，热闹过后，便放弃了。总之，团体和成就竟若一个相反比例，集团越大成就就越少。所以在南京方面，我们竟只留下一个印象，即“夜会”继以“虚无”。然而在北方，在所谓死沉沉的大城里，却慢慢生长了一群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曹禺、芦焚、卞之琳、萧乾、林徽因、李健吾、何其芳、李广田……是在这个时期中陆续为人所熟习的，而熟习的不仅是姓名，却熟习他们用个谦虚态度产生的优秀作品！因为在游离涣散不相黏附各自为战情形中，即有个相似态度，争表现，从一个广泛原则下自由争表现。再承认另一件事实，即听凭比空洞理论还公正些的“时间”来陶冶清算，证明什么将消灭，什么能存在。这个发展虽若缓慢而呆笨，影响之深远却到目前尚有作用，一般人也可看出的。提及这个扶育工作时，《大公报》对文学副刊的理想，朱光潜、闻一多、郑振铎、叶公超、朱自清诸先生主持大学文学系的态度，巴金、章靳以主持大型刊物的态度，共同作成的贡献是不可忘的。
只可惜工作来不及作更大的展开，战争来了。一切书呆子的理想，和其他人的财富权势，以及年青一辈对生活事业的温馨美梦，同样都于顷刻间失去了意义。于是大家沉默无言在一个大院中大火炉旁，毁去了数年来所有的资料和成绩，匆匆离开了北平，穿过中国中部和西南部，转入云南。现实虽若摧毁了一切，可并不曾摧毁个人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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