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向前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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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诺奖的荣幸试读：
代序 部长·教授·批评家
17年前的初秋，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我有幸成为如今已是军艺训练部部长、文学教授、著名军旅文学批评家的朱向前大校的同学。我估计朱向前在他的部长、教授、批评家的头衔中，会更加看重最后一个，但我看重的是第一个。他有他的道理，我有我的理由。我的理由是根据我的感受、站在我的立场上得出的。
也许与我一辈子都是被别人领导有关系，我对能领导着一个部门、许多人的人，发自内心地钦佩。早年在农村，我一个叔叔当生产队的队长，早晨要早起敲钟、派活，晚上要给那么多社员定工分，鸡一口鸭一口，爹一份娘一份，稍有差池，立马就吵翻了天，但我的叔叔一言九鼎，无论多么难缠的角色都能摆平，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得了，把我佩服得不行，当时我就立志：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但当我把我的志向向他表白后，他用不屑的目光打量着我说：就你？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还想当队长？知道不？当官首先要有好口才，反过来说就是“好口才带着三分官”。我叔叔一下子就把我的自信心给瓦解了。后来，为了有朝一日能当个官，我也曾站在树林子里练习演讲，但毕竟不是这块材料，练也白搭。想一想，我叔叔不过是个生产队的队长，而朱向前是堂堂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训练部部长！我叔叔生了气可以破口大骂，甚至用那熊掌般的大脚踹社员的屁股，但朱向前领导着的都是些知识分子、艺术家，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思想复杂，个性鲜明，别说用脚踹屁股，就是说话的态度稍微粗暴，马上就会不高兴。朱向前要把这些人领导好，需要多么好的口才啊！
朱向前的好口才在我们入学后不久就有了突出的表现。那是开学后的第一次座谈，彼此之间还叫不出名字。老师召集这次会议，其实也就是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家各自做个自我介绍，彼此认识一下。但同学们自报家门后，说个三言两语就打住话头，会议禁不住冷场了。当此之际，这个朱向前自报家门后，竟然滔滔不绝地做起了报告，从国际到国内，从西安到延安，从文学到艺术，一通大侃，令我们晕头转向。事后，有一些同学对他的这种过分强烈的演讲欲表示了反感，但我的心中却对他深感钦佩。他的口才为什么那样好？他肚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要说的话？他怎么能把话说得滔滔不绝，好像话是从他的嘴里流出来的而不是用脑子想出来的？因为我那个当队长的叔叔的原因，我对口才好的人十分敬重，我觉得能够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的人都是大人物或者是未来的大人物。当年在农村无书可读，偶然得到了一本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德国法西斯的法庭上为自己也是为共产国际所做的陈述和辩护，那犀利的语言锋芒，排山倒海般的语言气势，真令我热血澎湃，心驰神往，他的演讲甚至影响了我的小说语言。在聆听朱向前的这次不合时宜的炫技性演说时，我的脑海里不时地跳出我想象中的季米特洛夫的形象，朱向前的形象与我想象中的季米特洛夫相差甚远，他的语言的锋芒和力量当然也无法跟季米特洛夫相比，但这毕竟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流畅的演讲之一，这毕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口若悬河的人。所以，我想，朱向前能当上并当好训练部部长不是偶然的。有那样的好口才，还愁当不上大官吗？《三国演义》里夸奖英才时经常使用“辩才无碍”这个词，比如诸葛亮，譬如秦宓，譬如张松，无一不是雄辩家。到了近代，如果想当官，尤其是想当大官，不把嘴皮子练好是不行的。但话又说回来，好口才是天生的，不是练出来的。当年我躲在小树林里背诵着季米特洛夫的词儿练习演说，对着树时，好像也能眉飞色舞抑扬顿挫；但一到了人前，就喉咙发紧，额头冒汗，手足无措，事先想好的词儿忘得干干净净，脑子里一片空白。让一个口才好的人佩服另一个口才好的人不太容易，但像我这样一个笨嘴拙舌而又满心想练好口才当大官的人，见到“辩才无碍”的人没法不佩服。
就像古代那些韬略满腹、辩才无碍的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一样，现代很多有知识、有口才但因为种种原因当不上大官的人，多数都到大学里教书去了。因为有知识、有口才的人必定都是想对着公众发表演说的人，如果不让他们说话，那非把他们憋死不可。当了官自然有许多的机会对公众演说，不当官，要对公众演说，最合适、最方便的就是去大学当教授。人为什么想当官？除了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之外，我看还要补充一条：对那些有知识、有口才的人来说，他们想当官，还为了能够在大庭广众下发表演说。朱向前当训练部部长之前是文学系的教授，好像还当过文学系的副主任（在我的心目中文学系主任不是官），当然，他当教授，肯定不是因为想当官而没当上官的权宜之计，甚至可以肯定地说，他从来也没有想当官，是官想让他当。他当教授是因为他太喜欢发表演说了，是因为他的脑子里有太多的关于文学的新的感想与发现，仅仅用笔写成文章，还无法满足他急于想把自己的发现公之于众的欲望，而文学系的课堂为他提供了这种方便。
我除了佩服那些有好口才的官之外，然后就是佩服那些能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课的教授。我也曾多次被大学邀请去“讲课”，但往往是讲不了半小时就感到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然后就装模作样地让人家递条子、提问题，好歹糊弄上个把小时就仓皇收场。我估计凡是请过我去“讲课”的人，都对我感到失望，但嘴里又不好意思说，甚至还要违心地说一些好话。人贵有自知之明，不管别人说什么好话，我当然知道自己的口才很差。我不但不是当官的材料，也不是当教授的材料。去年我到复旦大学去，看到陈思和教授身边围绕着那么多的学生，无论是什么学生都对他恭恭敬敬，其势如众星捧月，如葵花向阳，让我感动又让我羡慕，当然还有深深的自卑。当然我也知道，要当一个桃李满天下的教授，光有好口才不行，还要有学问，当然我也知道，好学问是好口才的基础，而好记性又是好学问的基础，我没有记性、没有学问、没有口才，只好写点小说了此一生。
朱向前虽然没有陈思和那么多弟子，但听过他讲课的军艺文学系学生累计起来也有几百个了（系外和校外的学生就不计其数了），几百个弟子站在一起，那阵势也颇为壮观了。而且还有好些个在他的鼓噪呐喊下引起了文坛注意，如今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弟子。譬如阎连科、柳建伟、陈怀国、赵琪、徐贵祥、李鸣生、石钟山、王久辛等，在成名之初，都得到了他不遗余力的荐举，成名之后，他们的创作也一直是他密切关注的对象。
朱向前的第三个身份是军旅文学批评家，这个身份的号召力是溢出了军艺校园的，甚至是溢出了军旅的。朱向前所关注和批评的对象是整个文学的，但因为他的身份是军人，他批评的侧重点在军旅文学，所以人们习惯上把他认定为一个军旅文学批评家。朱向前原先也是写小说的，似乎也写过诗歌，在我们同学之初，他的《一个女兵的来信》、《地牯的屋·树·河》等几个短篇还是很有影响、很见功力的。但他突然地放弃了小说，转向批评，这在当时那种小说的热潮中，的确需要一点决断。恍惚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过他决心改行的原因，原话记不清了，但意思没有忘。他的改行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在对自己的才能和素质进行了客观分析后做出的决定。假使他当初坚持着把小说写下去，到如今可能已硕果累累，但能否得到像他如今在批评界的地位就很难说了。
我大概可以惭愧地说，朱向前的文学批评是从批评莫言起步的。他当时比较热衷于经典式的，即建立在认真地解读文本基础上的点评式批评，其美学理想直追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他的方法看起来陈旧、保守，但在当时那种纷纷发明新批评方法的潮流中，他是有独特眼光的，在某种意义上，保守就是解放，向后退就是向前进。朱评莫氏早期创作的《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创作漫评》等文是他这个时期的批评样板。作为原作者，读了这种解剖麻雀般精确的文章，也感到受益匪浅。后来，我毕业离开了军艺，与他见面的机会很少，对批评界的事情也不甚关注，所以不清楚在这段时间里他干了些什么。再后来，他的那篇长达4万字的《新军旅作家“三剑客”》的大块文章发表，在批评界乃至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这篇文章中涉及我，所以认真地阅读了。在军事文学的领域内，从作家的出身入手来研究作家的创作，以作家的出身为依据来比较作家的创作，是朱向前的一大发明。尽管文中诸多观点在我看来有点牵强，尽管把我和另外两个作家拉到一起进行比较有点勉强，但我还是被这篇皇皇大文的语言勇气所折服。这篇文章又一次让我想起朱向前的辩才无碍和他热衷的语出惊人的姿态。其实，文学界无所谓对错，只要能自圆其说就是对的。我只能判别出有无才气的批评文章，分辨不出、也不愿意分辨正确与否的批评文章。毫无疑问，朱向前的这篇宏文是才气横溢的，是有胆有识有灵魂的，当然也是对我有启发有教益的，当然也是我赞赏的。“文革”期间，同学们毕业照相留念，都喜欢在相片上印上一句“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再狂妄一点，还可以印上“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我没有在“文革”期间上过学，自然也就没机会照这样的相，但我现在回忆起17年前的军艺文学系生活，心中竟然把毛主席这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默念了几遍，“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啦，一股英雄气油然地从我的卑微的心底升起，诸位同学的生动形象在我迷糊的脑海里清晰地闪现，其中当然有朱向前。他领导了我们系里的时装新潮流，他是抗寒的优良品种，在滴水成冰的三九天里，只穿着单衣，神态潇洒地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那时我很傻，但那时我年轻；那时我们都很幼稚，但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在军艺时我犯过很多错误，伤害过不少同学，但年轻人犯了错误，上帝都原谅；我的同学比上帝宽容，想来他们都原谅了我吧？（原载《中国文化报》2001年12月13日）莫言领取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画家约翰·斯滕堡为莫言设计的获奖证书
我与同学管谟业——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谈起
引言 “莫奖大成 朱言不虚”
上个世纪20年代初，青年胡适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归来，学贯中西的学问底子和“海归”身份，再加上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地位，一时间雄姿英发，名动海内，“粉丝”无数，尤学界中人无不以胡适为荣，认识的不认识的，开口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今日我也借此套得一个题目：“我与同学管谟业”。
不过，我与莫言（本名管谟业）可是货真价实的同学，不光同学，我还是他最早的鼓吹者和诺奖的预言者。但当孙均桥编辑约我为第12期《军营文化天地》封面人物莫言写一篇文章时，却被我婉拒了。因为自2012年10月11日晚7：20开始，我被一个“莫言获诺奖了！你预言成功了！”的短信振奋以后，随即就被《新民晚报》、《解放军报》、《江南都市报》、《江西日报》等多家媒体的电话和现场采访折腾至深夜。(上)童年莫言（左）与堂姐(下)莫言与他的父母
其实，谈的都是一个问题：莫言获奖了，元芳，你怎么看？是呀，作为老同学，你有何见解？我说呀，此事并无蹊跷，20年前我早已料到！连日来，疲于应付，烦并兴奋着。——虽然20年前我预言莫言必获诺奖，但他得奖后会出现如此的捎带反应，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好不容易清静下来，这又来了。能不烦吗？但思来想去，也还是因为这三重身份，最初各种媒体为了博眼球的第一时间采访特别是电话访谈，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时空错乱、似是而非者多了去了，次日见报后，连我自己看了都啼笑皆非，这采访的是我吗？然后就更加以讹传讹，搞大发了。常言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今天《军营文化天地》抬举你，给你一个追一追的机会，何不“追追”？好，那就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地捋一捋我和莫言的交往，从而把我所认识的莫言给大家一个真实、准确的版本。对了，11日当晚在接受访谈之间隙，我给莫言发去的祝贺短信是：莫奖大成，朱言不虚（亦可拼读为：诚（成）祝（朱）莫言大奖）！
一、莫言把我涮了
那是1984年秋天，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招生，从全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共招收了35个学员。我当时从福州军区的矮子里面拔将军，捡了一个“大漏”，稀里糊涂就考进来了。结果一报名，方知与当时的大偶像李存葆等一干当红作家成了同学甚至“同居”（宿舍），庆幸之余又不免自卑气短。开学第二日中午去食堂的路上与莫言偶遇，便不免相互打探。我问他姓甚名谁，来自什么单位，写过什么作品，他腼腆一笑，说他叫管谟业，也没写过啥，总参没人，让我顶替来了。当时一听，我心中不免略感安慰，觉得我虽然差，竟然还有比我更差的。遂心生“同病相怜”之感，对他投以怜悯之目光。殊不料，第三天我就发现上当了。在第一次全系会议上，系主任徐怀中先生向大家简略介绍了开办文学系的背景、动机和设想之后，就谈到了生源之雄厚，一一举例说明，其中尤为满意的一例竟是管谟业，笔名莫言！说他的报考作品短篇小说《民间音乐》为著名前辈孙犁先生赏识，认为有点“艺术至上的味道”，其中的主人公“小瞎子”写得“空灵缥缈”。结论说，如果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评奖遇到了它，我一定要投他一票！此语一出，全场皆惊，都不免用目光来追逐莫言，只有我惭愧地低下了头，心想，什么“同病相怜”，那纯属美丽误会，其实他没“病”，是我有“病”。这小子挖了个坑，把我装进去了！
从此，同学们都对管谟业刮目相看，但管谟业坚持沉默是金的信条，一般场合极少开口，真正开始像他的笔名一样，只写而“莫言”了。而一旦开言，就不得了。
开学不久，徐怀中主任主持一位著名同学的著名作品的讨论会，不期然莫言跳出来放了一炮，对其作品语言大加挞伐，不留情面，语词犀利得连徐主任都大感意外，不得不宣布中途休会。同学们说，莫言莫言，不言则已，一言惊人。也因此，莫言给自己施加以巨大的压力：你说如此公认的作品都如此不堪，那你写一个好的给我看看。莫言真把自己逼到了绝境。那时文学系的写作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每个屋子四个人，一到晚上都点灯熬油地干。翌日早餐时就等于是作品发布会，说谁谁谁昨晚又写了一个短篇，谁谁谁又写完了一个中篇，然后又是《收获》、《昆仑》哪里哪里要发头条！直听得我辈心惊肉跳。此间，莫言不动声色，每晚悄悄溜进阶梯教室里埋头笔耕。待到年终，终于“爆料”：莫言写出一个中篇小说，徐主任如获至宝，亲自将题目《金色的红萝卜》改为《透明的红萝卜》，并推荐给文坛泰斗、《中国作家》主编冯牧先生了！随后就是这棵小小的“红萝卜”轻轻地撼动了中国文坛！莫言（原名管谟业）的作业本青年莫言
二、我为莫言改了行
今天回过头来看，坦白地说，当时我们只觉得《透明的红萝卜》好，清新，灵异，空濛，缥缈，诗意，但要从理论上说个一二三也都晕菜。当时也就《中国作家》为此召开了座谈会，会后发了个纪要而已。待到1985年秋，我从老家度完暑假返校一看，出大事啦！因为我一下子读到了莫言集束手榴弹般抛出的短篇《白狗秋千架》、《枯河》、《秋水》，中篇《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等一批作品，彻底把我征服了。我当即作出两个判断：1.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写农村题材最好的小说；2.我遇到了在创作之路上永远不可能逾越的高峰！第一个判断我兴高采烈地到处宣讲，与同学们分享。结果却遭到不少质疑，甚至抵制。大意是，莫言写得有这么好吗？这么年纪轻轻地就超越了柳青、周立波、浩然？你朱向前算老几，凭什么敢如此放言？这下子，无疑等于我也给自己施了个压，逼上了绝境。怎么办？说不清、辩不明，那就写，写出个甲乙丙丁、子丑寅卯！而且，这又正好暗合了我心底里的第二个判断，既然认定碰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峰，咱不越了不行吗，咱改行。咱不搞创作了，咱改写评论，咱不攀越高峰，咱赞美高峰！一下子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1985年金秋的一天，我到隔壁莫言宿舍，对着正埋头写作的莫言一拍肩膀，他转头问我，干吗？我说，你能否将你目前发表的所有作品借我一套？莫言再问，你要干吗？我说，我要研究你！
今天，为作此文，我查阅了一下，我关于莫言的第一篇创作论《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15000余字，写于1985年10月10日至25日，刊发于1986年第2期《小说评论》。应该说，这是我主动迈出的文学评论的第一步，也是当时中国文坛上关于莫言小说最早的比较全面、系统的作品论之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深知近水楼台先得月，身在福中要惜福的道理，密切跟踪阅读、研究莫言新作，仅在1986年前后就陆续发出了《红高粱：穿越历史的悠长召唤——兼谈历史战争题材创作中的当代意识》（《解放军报》1986年7月23日）、《在传统堤岸与现代潮流之间构筑自己的世界——莫言小说“写意”散论》（《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4期）、《莫言莫可言》（《昆仑》1987年第1期）、《马·猫头鹰·牛犊——为“莫言游戏”作注》（《作家生活报》1987年1月25日）以及《莫言：“五老峰”上种“高粱”》（1988年1月《长河》创刊号）等长长短短一批文章，共约5万字，基本上都成为刊发报刊最早的莫言评论。其间，影响较大的是为《人民日报》写的《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谈》，载于1986年12月8日，通栏标题，占了大半个版。据说，当时《人民日报》为此文颇慎重，因为莫言的与众不同或者离经叛道，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一直未发文章表态，但此时电影《红高粱》已捧得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大奖，莫言的影响也一下子溢出了文学界乃至国界，《人民日报》实在难以继续沉默了。为此拉了一张十几个评论家的名字来甄选，最终选中了我。所以，我得以在1986年短短的一年中摇身一变为青年批评家，确实是因为搭上了莫言的快车道。事后莫言回忆道：“我大概可以惭愧地说，朱向前的文学批评是从批评莫言起步的。”（见《部长?教授?批评家》，载《中国文化报》2001年12月13日），此话真不假，我要感谢他。
三、“三剑客”的“风波”
正当我准备趁胜前进，在莫言研究上大展拳脚、再露几手的时候，莫言的突然变化、转向和加速都使我跟不上趟。具体来说，就是自《红高粱》之后，从1987年开始，莫言连续地抛出中篇小说《欢乐》、《红蝗》、《白棉花》、《父亲在民夫连里》，长篇小说《食草家族》、《十三步》、《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等多部作品，大都让我读得大费周章或大失所望，从渐失阅读快感到难以卒读，直至两条平行线交叉而过，渐行渐远。也因此，我放弃了“话语权”。一是他的艰深、晦涩、诡异难以破解，我也无意破解；二是要么批评，要么无话可说，可是批评又何苦来呢？所以，自1987年后的几年中，我对大红大紫、毁誉参半的莫言未置一词。直到1993年，当我做《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时，才不得不下决心写下了一章近8000字的批评意见《莫言：“极地”上的颠覆与徘徊》。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再也不能保留我的看法了，我必须直率地说出我对近年莫言创作的批评意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在以极端化的风格独标叛帜，败在极端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因此，他在创作状态巅峰的极地上和艺术风格的极限上颠覆了自己，也迷失了自己，至今陷入一种失落美学目标的躁动与徘徊之中。”（见《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该文企图对莫言的“超极端化写作”思路做出清理，并探究其根源与失误。判断主观、出语激烈是难免的，但坦诚相见、与人为善也是肯定的。该文最后一段还纠结地写道：“老实说，作为莫言的同学和最早的热烈鼓吹者，我在如实地描述完我对近年莫言创作嬗变的真切感受后，心境颇为复杂。但是无论如何，我的全部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我对莫言产生了江郎才尽之感。我对莫言巨大才力的信服至今没有动摇。短短几年之内，他能先后成为批评界惊叹和诘难的焦点并以此构成新时期文学进程中的特殊景观，正是因为他的才气太大而不是相反。我不苟同他近年的创作路向也仅仅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比较他曾经达到的高度，比较他表现出来的天纵才情和人们对他的深厚期望。甚至我一边写着这些文字还一边禁不住地想，也许是我的判断失误，如果时间将作出这样的证明，我倒情愿如此。”（同上，第50页）《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以她宏大的篇幅和给“三剑客”阶段性总结性“定位”的野心以及诚恳和勇气，特别是对莫言的尖利批评，在1993年第9期《解放军文艺》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强烈反响。作为我和莫言共同的恩师徐怀中看后不无感慨地说：“既深入剖析了作家的优势及创作个性，也尖锐指出了局限性。称颂作家的成就和艺术才华，唯恐遣词不够重量；触及其病症，又出语激烈，不留余地。所持论点是否有当，大可讨论。但如此坦诚相见，直言不讳，足以显示了一个批评家应有的品格。”（见徐怀中《两个车轮一起转——序<军旅文学史论>》，载《解放军报》1999年1月5日）资深的前辈批评家陈骏涛先生则读出忧虑来了：“当我读到这些批评的时候，一方面觉得痛快淋漓，一方面却又不无担心：会不会因此造成莫言的反感，甚至莫言与向前的反目呢？”（见《在理论和创作之间——朱向前和他的〈黑与白〉》，载《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1期）陈先生过虑了。此间虽然我与莫言有一年多未见面，时或也有种种传言，其一说莫言发了一篇文章在哪里哪里，题目就叫《随他说去》，其中语多不屑与轻慢，还有好事者要找来送我看看，是否也回应一下，都被我一笑拒之。幸好流言止于智者。1994年冬天的一次全军长篇研讨会上，我记得我提前到，头天下午去报到。正好进了院子就见莫言独自一人在百米外散步，我一下车，他就看见了我，我们双方几乎是小跑着趋前握手，气氛略为夸张但并无芥蒂之感，只是没有触及“三剑客”这个话题。交谈中，他委婉地作了一点解释，就是说这几年作品在国内不被看好，但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大国翻译不少，颇受欢迎。我听出的话外之音是“求仁得仁”，他有他的预设目标，他也成功了。
多年以后，莫言在写我的文章《部长·教授·批评家》里面，首次提及该文：“后来，他的那篇长达4万字的《新军旅作家“三剑客”》的大块文章发表，在批评界乃至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这篇文章中涉及我，所以认真地阅读了。在军旅文学领域内，从作家的出身入手来研究作家的创作，以作家的出身为依据来比较作家的创作，是朱向前的一大发明。尽管文中诸多观点在我看来有点牵强，尽管把我和另外两个作家拉到一起进行比较有点勉强。但我还是被这篇皇皇大文的语言勇气所折服。这篇文章又一次让我想起朱向前的辩才无碍和他热衷的出语惊人的姿态。其实，文学界无所谓对错，只要能自圆其说就是对的。我只能辨别出有无才气的批评文章，分辨不出、也不愿分辨正确与否的批评文章。毫无疑问，朱向前的这篇宏文是才气横溢的，是有胆识有灵魂，当然也是对我有启发有教益的，当然也是我赞赏的。”显然，莫言对我的观点多有保留，但他能包容、不排斥，这就足以显示了他的雅量高致和大家风范。
四、我看莫言创作的“三个阶段”
虽然我在《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中猛批莫言，但这恰恰是因为“爱之深，责之严”，我就是以一个天才大师的标准来看他的。文中动辄称他为“天马行空”、“天纵才情”、“天之骄子”（均见《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这在我至今30年的批评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并在当时的课堂上结合讲授“三剑客”时多次声称：中国今后如有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第一个非莫言莫属。尤其是1994年诺奖颁给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他在演讲中坦言：如果让我推荐一个亚洲作家，那就是莫言。这就是大江的胸襟与慧眼所在，也是他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所在。在我看来，莫言比大江就写得好多了（当然也包括其他不少诺奖得主，就更别提高行健了）。由此也更加坚定了我对莫言获诺奖的信心，觉得只是个时间问题了。青年尉官莫言
我再次赏心悦目、心潮澎湃甚至拍案惊奇地阅读莫言，已经到了世纪之交了。这时候我虽因俗务缠身，阅读量大为减少，但因为从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开始连续介入初评委、评委工作，几乎届届都遭遇莫言，从《檀香刑》到《四十一炮》到《生死疲劳》到《蛙》，我又成了莫言作品的坚定拥趸和忠实粉丝，以至2006年借莫言获亚洲福冈文化奖之机还组织研究生专题讨论了《生死疲劳》。在讨论会上，我首先讲了如下一段主持词：
亚洲福冈文化大奖旨在表彰“在保存与创造亚洲独特多样性文化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授予莫言的理由是，莫言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颁奖词高度称赞莫言说，“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他的作品引导亚洲文学走向未来”。恰巧，大江健三郎最近也在中国访问，在几个场合都表示，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有人获诺贝尔文学奖，而莫言就是非常有力的候选者。种种迹象表明我早在十年前对莫言终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预言正在一步步接近现实。（见《横看成岭侧成峰——关于莫言<生死疲劳>的对话》，载《艺术广角》2007年第1期）
以至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上，在讨论《蛙》发生一点歧见时，我作为大组主持人不无意气地说道：如果这次再不评给莫言，万一他明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这些评委情何以堪？！
通观莫言的创作，近30年来，他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道路选择上，也走过了一条螺旋式的发展轨迹，粗略看来，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白狗秋千架》、《老枪》、《大水》、《金发婴儿》、《球状闪电》一直到《红高粱》、《爆炸》。可以说，莫言在瞬间找到了自己，凭着悟性、天分和激情迅速进入了爆发期。他的表达风格基本上是民族的，同时又受到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福克纳的“邮票意识”和克洛德?西蒙感觉开放等外来影响，始终在“审美图式”的边缘进行创新与突破，若即若离，掌握分寸并拿捏到位。作品内容是民间乡村故事，尤其是莫言自己的刻骨铭心的体验。《透明的红萝卜》出自天然，《红高粱》走向极致，从想象方式到语言方式初步形成莫言风格，以中国气派为中国农民写意造型。我对他这个阶段是高度肯定的，甚至前几天与老主任徐怀中先生通电话，他还不无怀念地坚持认为，莫言至今写得最好的作品，仍然是《透明的红萝卜》。那种质朴、纯净和诗意，一派天籁之音，不可复制。我亦深有同感。
莫言第二阶段的创作就是继《红高粱》之后到90年代后期大约十年间，莫言开始进入长篇并剑走偏锋，在追随西方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主要作品有中篇《欢乐》、《红蝗》，长篇《食草家族》、《十三步》、《酒国》、《天堂蒜薹之歌》等。特点是有点刻意追求形式的现代与西化，比如叙述方式和角度的求新逐异，又比如不分段落，不加标点的外在模仿，加之感觉的泛滥和语言的膨胀，以及想象的重复，等等，造成了作品阅读中一定的紊乱感和晦涩感，作品开始疏离读者，也遭到了批评界包括我在内的严肃批评。但也许在莫言看来，这些作品虽然在国内没有市场、没有读者，甚至大学生也不看、批评家也不待见，但是在国外却颇受欢迎。言外之意是求仁得仁。如果作为一种策略，这倒也不失为明智之举。事实上，从视角到结构到修辞，这些偏西化的作品更得西方的青睐，帮莫言大规模进军西方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最后得诺奖也功不可没。但我也并不因为他今天获得了诺奖就收回当年的批评。
第三阶段，从世纪之交的《檀香刑》开始，莫言又回归了传统。那个很熟悉、很亲切的莫言又回来了，回到了本土、回到民族、回到了民间、回到了说唱艺术，就像莫言在《檀香刑》后记里所宣布：“我要大踏步后退”。我不敢说这是我们的批评对他起了作用，但我敢说，这是莫言在新世纪寻找中国文学发展道路所做出的一种很宝贵的调整和修正，就是要走一条民族的道路、民间的道路、本土化的道路，在最传统的形式（比如章回体）中表达最当代的理念，讲述最中国化的故事和经验，包括《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都属于第三个阶段。中年莫言
尽管读者对莫言的作品褒贬不一，尤其在他获诺奖以后，对他作品的评价更是出现两极分化，但这正说明了莫言的丰富性。而且据我看来，作家其实无所谓对错，很难说正确的作家或错误的作家。我情愿说一个有没有深度的作家，或者说越是复杂的作家，越是有争议、有矛盾、有阐释性的作家，便越是有价值的作家。从去年《蛙》获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到今年折桂诺奖，恰恰说明了莫言的广阔。
五、我猜莫言获奖的五个理由
第一，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是恢弘的，长江大河式的，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等。莫言的创作对20世纪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风土人情、人物命运等作出了全景式的描摹，创作内容丰繁而全面，显示出宏大的史诗气象。首先是体量庞大，成果丰厚：11部长篇小说、100多部中短篇小说，若干部散文集、评论、演讲集和话剧、影视剧本创作，作品总量多达约800万字，文集可出到二十卷。而且在长、中、短篇小说，散文，话剧，电影各个门类中都有精品、经典，甚至是顶尖之作。比如中篇《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球状闪电》、《爆炸》，长篇《檀香刑》、《蛙》、《生死疲劳》，短篇《枯河》、《白狗秋千架》、《奇遇》、《倒立》，等等，都是杰作。散文《忘不了吃》是我迄今见过的写饥饿写得最为传神的文章。他参与的电影《红高粱》、《太阳有耳》，分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和银熊奖；根据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暖》获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奖。如此大体量、高品质，并且这么全面，恐怕自有中国新文学百年以来，罕有其匹。
第二，就是作家超常的人生记忆力和想象力。光有经验，易拘于死板；光有想象，易流于虚飘。具有经验与想象的完美结合，才是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先决条件，二者缺一不可。莫言的书写得深入扎实，力透纸背而又天马行空，神幻奇谲，融入了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显示了他超乎常人的人生记忆力和想象力。我阅读莫言的乡村小说，从早期的《透明的红萝卜》到中期的《丰乳肥臀》，直至晚近的《生死疲劳》等，无论是天、地、人、畜，还是乡风民俗，无论是节气更迭还是四季景观，无论是农事稼穑还是邻里纠纷，从一草一木到一花一叶，从大牲口到小青蛙，乃至一只夏日黄昏的蜻蜓停留在荷叶上眼睛转动时折射出夕阳的反光，都栩栩如生，活色生香，传神写意，纤毫毕现。浑厚多彩如油画，细致精微似工笔，直让人叹为观止。那简直就是北中国农村生活的教科书，加高密东北乡的芥子园画谱。按说，有过莫言这样乡村出身和生活经历的人何止千万，成为作家的恐怕也不下四位数，但能从笔下呈现出如此斑斓多姿的北中国农村原生态图景的却凤毛麟角。这当然关涉到一个作家才华禀赋的高下，而这才华禀赋的重要标志就是人生记忆力和想象力。
第三，就是塑造出大量的独特的人物形象，并在人物的塑造中探究人性的深度。纵观莫言作品，已经为我们拉出了一个长长的北方中国农村的人物画廊，其中喧腾着、活跃着数百个命运迥异、性格卓异的各色人物，像“黑孩”、“我爷爷”、“我奶奶”、“上官金童”、“母亲”、“蓝脸”、“姑姑”，等等，都成了中国农村人物的经典。同时，莫言又始终是站在人的角度上来写人。他写出了20世纪北中国农村农民的苦难、悲惨，更写出了他们在苦难悲惨下面蕴藏的勃勃生机和顽强坚韧的生命伟力，写出了一种中国民间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同时，莫言又注重对人性探究的深度，几乎每一部小说都着力揭示了人性的光明与阴暗，始终在以一种清醒的姿态拷问着故乡土地上生存着的灵魂，且生动而完满地表达了对置身于大环境之中人的苦难与挣扎和对人性的拷问、关怀和悲悯。
第四是独步天下的语言风格和意象营造。以莫言超常的记忆力、想象力和奇异的感觉为基础的莫言语言，具有一种汪洋恣肆、披头散发、璀璨炫目的“焰火”效果。读他的作品，就像观赏一场场创意独特的语言焰火，具有强烈鲜明的个人标识。同时，他又能在不同风格的叙述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即便朴实如二踢脚，它的沉郁顿挫、猛烈、宏大仍然不同凡响，让你一眼就看出这是莫言。与此相同的是，他的每一部作品的意象也大都具有原创性、突破性和不可复制性。从早期《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以及金色的红萝卜，到汪洋血海般的“红高粱”，到《丰乳肥臀》的母亲与大地，到《檀香刑》中的檀香刑，再到《生死疲劳》的“六道轮回”……可以说，莫言的多数小说所选取的意象都能够覆盖主题，而且这个意象是丰富和复杂的，且在作品中得到完整而丰满的表达。像这样一部一个样，始终不重复自己的作家，在当代中国文坛也属个案。
第五是善于借鉴，中西合璧。莫言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根系的作家，但他又极善于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学的手法：在文学领地的构建上吸收福克纳的“邮票说”，在高密东北乡建构自己的文学王国；而“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则来自马尔克斯，又与中国神魔大师蒲松龄等相嫁接；同时，他还接受克洛德?西蒙的影响，开放身体感官的写作，打通了五官的全方位感知，即融合了听觉、视觉、触觉、嗅觉、味觉的立体体验，超越了许多传统作家视觉和听觉的二维描写，如此等等。虽然新时期以来，国门洞开，学习借鉴甚至模仿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一大景观，但纵观下来，借鉴成功得法甚至超越者寥寥。要么一味模仿，最后丢了自己，如部分先锋派；要么一味固守，不免显出老旧，如少数乡土派。而莫言虽然主要是描写中国农村，但又把土得掉渣的农村题材处理得相当洋气，也就是说他现代的叙事方式和结构的奇妙独特，狂放的想象力以及个性鲜明的语言特质，等等，都容易被西方的翻译家、汉学家及广大读者所接受。这种风格在其他同样书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当中是罕见的，也是独树一帜的。因此，莫言不仅超越了同时期的本土作家，还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外国优秀作家，甚至包括部分诺奖得主，这也正是我敢在20年前断言莫言必获诺奖的重要依据。
六、莫言获诺奖的三点意义或启示
1.莫言一小步，中国一大步。虽然诺奖也不完美，甚至有重大遗漏，比如：托尔斯泰、高尔基、左拉、瓦雷利、易卜生、契诃夫、卡夫卡、茨威格、乔伊斯、普鲁斯特、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劳伦斯、哈代、博尔赫斯、卡尔维诺、里尔克、纳博科夫、庞德，等等。这显示诺奖一定的局限性和政治或文化偏见。但总体来看，诺奖还是涵盖了20世纪很多世界级优秀作家。而且他们逐步接纳了拉美及东方，包括这次的莫言，也说明他们也在不断克服自己的歧见和局限，显示出更广阔的包容性。同时，诺奖毕竟是百年老字号，一个奖项的权威性和影响力，除了公正、精准外，还需要稳定性和连续性，所以诺奖还是具有相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的。这次诺奖颁给莫言，对他个人而言，也许是一小步，但对于当代中国文学乃至文化而言，却是一大步。也就是从一定意义上说，以莫言为标高的当代中国文学得到了世界文坛的认可，更多引起全世界对莫言、对当代中国文学乃至当代中国甚至中华文明的刮目相看或重新考量。事实也确是如此，莫言的成功，往远里说，有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浸淫；往近里说，有一百年中国新文学的传承发展，还有若干被提名作家如林语堂、老舍、沈从文等前辈的托举。再加上30年来中国的整体崛起，谁也不能忽略中国的存在，真是天时地利人和，莫言想不得也不行啊！
2.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自我提振和对中华民族传统（含民间文化）文化的重新认知。不可否认，随着读图乃至网络时代的到来，加上商品社会的效率原则，造成浅阅读的流行和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界部分人士的自轻自贱再加上部分国外汉学家的歧见（如德国汉学家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论”），一段时期以来，当代中国文学被弄得灰头土脸，不少好小说家也纷纷下海“触电”了。当此之际，抗击商潮、几十年坚持纯文学写作的莫言获奖，不仅让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们和理论批评家们为之一振，更让人们重新认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文明软实力的力量和威力，以及重新寻找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历史方位和目标设定。同时，吸引（哪怕是暂时的）国人关注莫言、莫言作品（目前全部脱销即是明证）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甚至思考“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的命题的当下意义。（如根据莫言小说《红高粱》、《白狗秋千架》等小说改编的电影分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银熊奖、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奖，等等。）据手机报调查，有59%的人为莫言获奖感到自豪，这是一个客观、理性的，同时也是令人鼓舞的比例，它释放的是正能量。就像我在1996年撰文，提出“四不主义”，其二即是“中华文化不必妄自菲薄”，其三即是“世界文学不能缺少中国”（见《文学生长点：世纪之交的寻找与定位》，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今日回望，信然。
3.加大“走出去”文化战略的实施力度，进一步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电影、绘画、摄影、音乐、舞蹈、戏剧等种种艺术门类频频走向世界并且摘金夺银，但文学因为跨语言沟通的翻译局限，情形颇为纠结。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维系五千年不堕，就与汉字、汉字思维关系极大。如“明”字，左日右月，加起来大放光明，这种象形文字的一字多义现象在拼音文字中是不可想象的。所以，100多年前，美国语言学家范尼诺萨就撰文力挺汉字，认为因其象形的具象性，更能记录和反映人的思维过程，因而也最适合用于诗歌和文学创作。但是又如张承志所言：美文不可译！更何况文言文、唐诗宋词、《红楼梦》！把《菩萨蛮》翻成野蛮的菩萨，这是哪跟哪，八竿子都打不着嘛。古典诗词一翻出去，除了基本意思还在，其言简意赅、精简传神、音韵、节奏、对仗、平仄等等妙处全完，真是“妙处难与君说”。所以，也有人说，莫言能得奖是因为葛浩文和陈安娜等人翻译得好，此说有一定道理。但现在好的双语翻译何其少啊。即便有（如2009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匈牙利，有一个匈籍华裔作家余泽民[音]就翻了不少当代中国小说），却又苦于没处出版。所以，国家要在这一块加大投入，宏观调控和扶持。当然，真正要让全世界懂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精妙、精微，接受者必须达到汉语的高中水平，如大山、朱利安、郝歌，到那时候，中华文化必将化成天下。这个时间，我估计50年。所以，三三归一，还回到莫言的诺奖，我的结论是——2012年12月8日，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发表演讲后接受献花。
结语：是莫言的荣幸，更是诺奖的荣幸
近30年前，我说莫言“天马行空”；近20年前，我说莫言终将获得诺奖；今天我要说，莫言不是一个精致的作家，但是是一个丰富的作家；莫言不是一个理性的作家，但是是一个深邃的作家；莫言不是一个完美的作家（“不完美”不仅仅指他某个阶段的偏执与极端，也包括他的特长即特短，如感觉泛滥，语言缺乏节制，等等），但是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而且由于翻译的局限（美文翻译的损耗和翻译量甚少，如莫著译者陈安娜撰文称，瑞典只翻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3本书，除诺奖评委外，一般读者完全不了解莫言；而除日文外，其他语种所翻译的莫言作品恐怕加起来还不到其总量的二分之一），所以当今世界文坛对莫言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因为，还很少有哪一个作家能像莫言这样，一颗天才的种子在最苦难也是最丰饶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饱受着五千年东方古老文明的浸淫，（莫言以他中国农民之子或代言人的身份，明显区别于欧美很多学院派和教授型作家，因此也更具广度和深度）又经受着20世纪末欧风美雨的洗礼，终于长成一棵花繁叶茂、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这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奇迹。因此，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莫著翻译质量的提升，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莫言的意义和价值将会逐步彰显出来。那时候，也许人们才会发现，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是莫言的荣幸，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荣幸。因为时间终将证明，莫言不仅是21世纪初全世界最好的作家，他还必将成为诺贝尔文学历史上最重要的伟大作家之一！壬辰冬月于京西黑白斋（原载《军营文化天地》2012年第12期）
横看成岭侧成峰——关于莫言《生死疲劳》的对话
主持人：朱向前，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
参与者：朱航满、李小婧、刘溪（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2004级硕士研究生），穆莉、朱寒汛（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2005 级硕士研究生），傅逸尘（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2006 级硕士研究生）
时间：2006年9月26日
地点：解放军艺术学院
引言
朱向前：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莫言的新作《生死疲劳》。莫言是我的同学，是你们的大师兄，尽管他脱下了军装，所写也并非军旅题材，但我们还是乐意关注他的新作。而且他又刚刚获得一项洲际大奖，所以也借讨论这部作品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和祝贺。
我想从莫言新获2006年福冈亚洲文化大奖谈起。这个文化奖旨在表彰“在保存与创造亚洲独特多样性文化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授予莫言的理由是，莫言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颁奖词高度称赞莫言说，“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他的作品引导亚洲文学走向未来”。恰巧，大江健三郎最近也在中国访问，在几个场合都表示，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有人获诺贝尔文学奖，而莫言就是非常有力的候选者。种种迹象表明我早在十年前对莫言终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预言正在一步步接近现实。何谓“旗手”？据我理解，简而言之，就是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坚持本民族的、本土的、原创性的创作方向。尤其是在亚洲，在那些欠发达国家中，如何在今天美国文化铺天盖地席卷全球之际，坚持文化的个性和地域性，以保护本民族的文化生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并以此构成世界文化的多元共荣格局？我想莫言的“ 旗手”意义正在于此。《生死疲劳》
20年来，莫言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道路选择上，也走过了一条螺旋式的发展轨迹，粗略看来，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民间音乐》、《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白狗秋千架》一直到《红高粱》。可以说，莫言在瞬间找到了自己，并迅速进入了爆发期。这个阶段他并没有刻意追求什么模式，表达风格基本上是民族的，但同时也受到一些拉美和西方作家如马尔克斯、福克纳、克洛德?西蒙的影响。这期间的作品表达的都是中国的人和事、民间的故事，尤其是莫言自己的刻骨铭心的体验，不管他采用什么形式，这点始终没有变。《透明的红萝卜》出自天然，《红高粱》走向极致，从想象方式到语言方式初步形成莫言风格，以中国风格为中国农民写意造型。
第二阶段，即《红高粱》之后到90年代中期大约十年间，莫言有点剑走偏锋，在追随西方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主要作品有中篇《欢乐》、《红蝗》，长篇《十三步》、《酒国》、《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等。特点是有点刻意追求形式的西化，加之感觉的泛滥和语言的膨胀，以及想象的重复，造成了作品阅读中一定的紊乱感和晦涩感，作品开始疏离读者，也遭到了批评界包括我在内的严肃批评。但也许在莫言看来，这些作品虽然在国内没有市场、没有读者，甚至大学生也不看、批评家也不待见，但是在国外却颇受欢迎。言外之意是求仁得仁，达到了他的价值取向预设。
第三阶段，从本世纪初的《檀香刑》开始，莫言又回归了传统。那个很熟悉、很亲切的莫言又回来了，回到了本土、回到民族、回到了民间、回到了说唱艺术，就像莫言在《檀香刑》后记里所宣布：“我要大踏步后退”。我不敢说这是我们的批评对他起了作用，但我敢说，这是莫言在新世纪寻找中国文学发展道路所做出的一种很宝贵的调整和修正，就是要走一条民族的道路、民间的道路、本土化的道路，在最传统的形式中表达最当代的理念。纵观莫言创作道路的三个阶段，再来看《生死疲劳》，显然它属于第三个阶段，和《檀香刑》有相似之处。《生死疲劳》是我最近集中阅读的几部长篇小说中比较具有可读性的一部。它给我留下的印象有这么几点值得一说。
一是结构形式与叙述角度的中国化。它的外在结构是章回体，内在结构是“六道轮回”，是传统的说书形式与中国式的魔幻主义的结合。二是语言与想象的民间化。民谚俚语大量运用，狂放适度、幽默到位，通过写驴、牛、猪、狗、猴来转换叙事视角，写意与写实相结合，展现了中国近半个世纪来的经典农村场景。三是动物心理及习性描写的拟人化。无论写何种动物，写何种动物的何种习性、何种动作、何种语言，首先是写得像，看得出作者对农村生活和牲畜之熟悉，确乎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其次是从中能看出莫言对童年、少年生活惊人的记忆和复现能力。他对任何动物的描写、想象与夸张都离不开他童年少年与其亲密接触的体验；再次，是人畜转换易位得体自然，不生硬，不牵强，既有畜形又有人神，既有畜味又有人情，结合拿捏得不露痕迹。其中“猪撒欢”一章最为出彩，写得五彩缤纷，热闹非凡，是莫言的擅长所在。四是主题表达的混沌化，你说是解构历史，重构当代史，颠覆阶级斗争，解读人与土地的关系？都沾边又都不尽然，含而不露，隐而不张，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混混沌沌，言有尽而意无穷。当然，苛刻而言，《生死疲劳》也还有少许硬伤。如西门金龙打“牛”的那个情节就与当时的环境氛围和人物身份、人牛关系都不吻合，读来别扭。特别是小说结尾处理过于草率，人物命运走向随意化，逻辑关系演绎简单化，亦难逃“半部杰作”之讥。
总之，《生死疲劳》呈现出一种极其丰富驳杂的景象，有待进一步解读。欢迎同学们见仁见智，畅所欲言。莫言和他的作品
一、传统形式与先锋精神
朱航满：无论是《檀香刑》中来自于民间传统的檀香刑与猫腔，还是《生死疲劳》中来源于佛教之中的生死轮回；无论是《檀香刑》中“凤头猪身豹尾”的叙述方式，还是《生死疲劳》对传统章回体小说表层上的借鉴，这些仿佛都在证明作家莫言开始回归传统。但这只是一种表层现象，阅读完《生死疲劳》之后，我发现莫言实际上是在更加激烈地实践着自己的先锋意识，这种内在的先锋精神是对小说写作实验的不断突破。《生死疲劳》借助生死轮回的形式来展现一个生命对世界的持续观察。地主西门闹在解放初被判极刑，之后便经历了一次次的动物轮回。对西门闹乃至整个高密东北乡的生灵来说，掌控他们的神灵永远存在，那就是阎王。阎王不但掌握着西门闹的生死，而且掌握着西门闹的生存状态，在一次次轮回中消泯着西门闹心中的怨恨，以期将地主西门闹改造成为一个逆来顺受、放弃反抗与怨恨的贫民。在小说所描绘的这片土地上，阴阳两界无疑是统一的，而掌管着生死存亡大权的阎王自身竟也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发生了变化，以一副“陌生的面孔”示人，这无疑说明那个曾经给予西门闹不公平待遇的阎王已经退位，新的阎王政权正在建构中。西门闹的命运在新阎王的统治下也有了相应的改变，一个曾经具备独立人格与血性的男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轮回中被改造得驯服与麻木。这六次生命的轮回，恰恰是对处于精神与肉体双重改造下的生命过程的拟态。
由此可见，这是一部始终充满寓言性质的大书，是对中国人半个世纪生命状态的一种描述。在这一众生狂欢的舞台上，人在经历了驴一样的盲目反抗、牛一样的倔强抗击、猪一样的无知狂欢、狗一样的忠诚跟随、猴一样的麻木与游戏着的生存，最终才能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真正聪明的、但缺乏骨骼、又拥有一种出血不止的怪病的人。这就是一个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的生命历程。在这片莫言独创的王国与世界里，人就是这样被改造的，最终跟随着所有制造苦难的游戏参与者一起完成了新人的诞生。这是一部寓言性小说，它关乎人的精神、生存与命运，是中国人半个世纪的心灵史诗。
在这部充满象征与寓言的小说中，人就是动物，动物就是人，人往往是和动物相通的，就是说在这段历史中充斥着一种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的转换与游移。让人惊讶的是，人性往往在动物身上体现得会比在人本身上更有力量，体现为驴的倔强、牛的执著、猪临死之前的救命之举、狗的忠诚等等可贵的品质。而现实中人的动物性却在不断变异与膨胀，直到最后大悲剧的落幕：人死亡，动物获得新生。莫言以极富探索意识的叙述视角使得这部小说充满了多解的玄奥，它提供给我们更多想象的空间，提供给我们更多阐释与剖析的机会。我以为这是莫言对先锋的再回归，是先锋精神在传统与现代外衣的包装下一次淋漓尽致的回归。这种先锋精神是一种伟大的自由与反叛，是怀疑与创造的审美勇气，极其强烈地呼唤着人的自由精神的实现。穆 莉：我以为《生死疲劳》在延续和重复了莫言风格化的语言和审丑取向的同时，也添加了一系列新的元素。莫言小说语言极有特点，是方言结合古典文学调理出来的“民族化”语言。粗话、脏话、荤话、骂人话、调情话穿插其中，透着一股浊气；血与排泄物、处刑的场面、生育场面等等一些粗俗污秽的景象不时渗漏在文本之中。在《生死疲劳》中，尽管审视者由人转为动物，我们依然看到作者对审丑的偏好。莫言仍然追求一种“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的混沌表达，罗列了世上所有残忍的事情、讨厌的东西、不干净的东西、猥亵的东西，也映衬出世上最圣洁的美与情感。他乐于直面生活与生命的残酷，敢于撕开一切伪饰，让真相直接暴露。
莫言的每一部长篇似乎都带有着某种突破性，《生死疲劳》的突破口在于小说结构上的创新、叙述视角的变幻。他借助佛教里的六道轮回，为小说提供了立体的框架结构，让叙述者西门闹的灵魂附着在驴、牛、猪、狗、猴身上，以动物的眼光看人的世界，而各种动物的视角又各不相同。每种动物带有各自独特的秉性，有着某种象征意味。这种象喻式的物化形式增强了小说的形象性、直观性和可读性，容易诱发读者发挥自身想象，创造性地理解作品所具有的反讽意味。这种多角度的叙事对小说的多义性提供了可能，使得小说在意象上具有婉曲性、暗示性和开放性。
从社会层面看，《生死疲劳》中不管是人类的“家族文化”还是牲畜的“群体文化”都承继着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小说中的西门闹变幻成怎样的动物，都没脱离西门家这个家族圈子，无论蓝脸怎样特立独行，也走不出西门家的大院，因为这种家族式的文化传统流淌了几千年，已经融入到血液中，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并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治层面看，它又是“家族文化”的延伸或扩大，这种扩大和延伸，就是一种变形，即每个人都是家族或群体中的一员，但是又有个体人格，有个人的价值追求，可以深切感受到小说中的人或动物对权利的追求，对强者的歌颂，这中间渗透的是“官本位”的中国传统。从心理层面看，莫言借用佛教的生死轮回的观念，企图唤醒根植在中国人心中的世道轮回的想象，这种想象曾是中国人基本的精神资源，在古典小说中比比皆是，但在现代小说中基本上被摒弃掉了。《生死疲劳》使这种古老、陈旧的想象重新获得了再生的力量。另外，小说在形式体例上采用了章回体这一中国传统小说的经典模式，而莫言对俗语俚语和成语的夸张活用，使他的小说语言带有深厚的民间色彩；内容上则是回归乡土，立足于农民与土地，表现近50年来农民的生存状态，关注的是农民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素，折射出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心理状态的曲折变化。
如此看来，小说想以“土”取胜，表面上是向传统的回归，但骨子里却充满现代意识。莫言以其诡异的想象力让叙述者站在三个层面讲述一段历史，而不是传统的一个全知叙述者进行线性的叙述。“大头儿”及其五种动物的变幻形态，建构了与“蓝解放”的对话关系；第三者“莫言”的出现则更加强了小说的现代意味，“莫言”不纯粹是一个作家，还是个爱卖弄、多嘴的“知识分子”，在叙述中是个插科打诨的角色，消解了矛盾与对历史叙事的严肃性，并造成一定的喜剧效果。这三者构成三重对话关系，形成了一种张力，在形式上，这比单一的全知视角要丰富，给读者提供的想象和思考的空间更广阔，也使读者在阅读中不断转换角色：驴、牛、猪、狗，每一次转换都是新的一重调子。
实际上《生死疲劳》是在现代小说框架内，恰到好处地采用传统小说的各种优良的因素，运用了技巧性很强的叙事手段，舍弃西方小说中那种繁冗的心理描写，在对话和叙述评议中表现个性。看起来是一种重复，向故事回归，向宏大叙事回归，似乎昭示了小说历史或者说是文学历史的循环；但事实上这是螺旋式上升，看起来回到原点，其实高于原点。
二、失范的精神伦理与出彩的微观叙事
傅逸尘：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除了让我感到一种泡沫式的繁荣之外，实在是乏善可陈。“大师”在不断涌现，但能够让我们想到经典一词的作品却难见踪影。情感态度和伦理境界上严重失范，私语化写作与欲望化叙事成为一种普遍的写作姿态。不知为什么，当下的作家总是乐于表现那种阴暗的心理和扭曲的情感，或者沉溺于自己的“痛苦”，陶醉于自己的“颓废”，甚至炫耀着自己的“堕落”。或许，他们真的以为丑恶的、虚伪的、病态的情感更容易引起大众阅读的共鸣，以为给自己的作品涂上一层黑暗、阴沉的调子就具有了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色彩，就显得高深莫测与全球化了，就有了更多夫子自道的空间和商业炒作的噱头。然而，对此我却有着很大的疑问，当长篇小说背离了人类健康的心理情感和崇高的道德伦理时，文学，或者说长篇小说，还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吗？在体验了余华《兄弟》这样一种缺乏创造、自我重复，且日益粗鄙化的伪现实主义之后，我又遭遇了莫言的企图超越现实主义，又要向传统和民间靠近，且发誓要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之后的新作《生死疲劳》。结局与余华并无二致，但余华只是在小说的下部才开始走火入魔，而莫言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云山雾罩了。
我当然不想否认莫言是当下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奇谲的想象力，丰富的叙事技巧，极具个性风格的语言，以及在小说艺术形式上不竭的创造活力都使他一直站在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的最前沿。而且我还认为，《生死疲劳》包含了莫言在长篇小说诸多方面的探索与努力，体现出了一个真正的作家对艺术创造的执著与不倦的追求精神，在中国当下的作家集体回归现实主义的时候，莫言却要在小说本体上超越现实主义，这显示出了莫言作为一个成熟小说家所具有的高度敏感的文体意识，以及在形式创新方面的锐气与活力。在《生死疲劳》中，莫言自觉运用了诸种现代主义小说技巧，诸如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叙述的交替进行，多条叙事线索穿插并行，叙述主体和观察视角的多元化，小说语言的狂欢化，等等。在《生死疲劳》中，叙述呈现为一种自觉状态，成为小说中第一位的甚至本体性的存在，这正是现代主义小说区别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最明显的标志。但是，让我不无遗憾的是，莫言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追求与阅读效果没有成正比，相反，带给读者的是一种混乱；而且这种苦心经营的小说形式并没有改变《生死疲劳》本质上的缺陷，它仍然是一部病态的小说文本。《生死疲劳》暴露出的问题很多，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作者过于强大的主观意念和主题先行的叙事策略，使得小说丧失了基本的真实感和现实感；其二，小说在叙事与主题的处理上严重失衡，在对人性的探索和伦理境界的营构方面严重失范；其三，生活，或者说小说内容上的单薄与虚幻，不但无力承载作者庞大与芜杂的思想与小说技术观念，甚至连起码的阅读都难以完成。
莫言曾经在一篇创作谈中提到，“在写作中我就是皇帝”。诚然，作者在创作中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性和主体性，作品也无可置疑地会留下鲜明的作者烙印，然而，作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对作品、对阅读的主宰权力却是值得探讨的。在《生死疲劳》中，莫言传递出了一种十分危险的信号，即作者自我的膨胀、观念写作的膨胀，这种膨胀甚至到了完全无视生活的常识与真实的程度。《生死疲劳》充其量也就是勾勒了一篇高密东北乡的大事记，这样的一种虚弱的故事形态无法承载作者的思想与小说技术上的追求。作者过于强大的主观意念和主题先行的叙事策略使小说丧失了基本的真实感与现实感。这篇小说在主题上很驳杂，当然一部作品也可能包含有多个主题，就拿西门闹在牲畜界里的六次轮回来说，它既可能暗含了一种遗忘与记忆的主题，也可能表达了一种反抗者被驯服的悲凉与无奈。而最重要的主题，或者说作者最想要表达的一种理念，可能就是小说中的一句话，“一切来自土地的最终还将回归土地”。这个主题看似具有一定的哲学内涵，但事实上却是与中国农村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相背离的。就是这样一种先行了的主题设想与“六道轮回”这一看似极富哲理的美丽幻象遮蔽了莫言，也遮蔽了小说本身，使得莫言与这部小说无法真正地切入到中国农村的历史与现实生活当中去。人物立不住，情节更是虚假与荒谬。在横跨多个历史阶段，而又波澜壮阔的历史叙述中，我只看到了几个只能在短篇小说中称得上精彩的情节片断，其他的几乎都是一种支离破碎的幻象。出彩的细节与情境营造，这是莫言小说的强项，但仅凭这么几个片断无论如何也支撑不起长篇小说这种厚重的文体。就是为了适应作者自己这种疯狂而强悍的主题设想与主观意念，莫言开始生编硬造，开始牵强附会，而不顾及生活现实的逻辑性，不顾及人物内心的真实和动机的合理性。小说的结尾显得更加的荒谬，在这里，作者的狂妄和盲目自信达到了顶峰。他不需要对人物心理进行铺垫、分析，对人物关系进行梳理，干脆开始了一场杀人游戏。作者自己匆忙地跳出来充当刽子手，对小说的主人公不问青红皂白，进行逐个杀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最终完成作者对这一主题的设定。所幸，作者谋杀的只是一群虚假的符号，一群本不存在的幻影。我在阅读中丝毫没有感受到震撼，为人物的命运欷歔叹息，我反而感觉受到了愚弄。作者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们自己必然的命运”，就将小说基本的真实轻易地颠覆，强迫读者认同这种荒谬的逻辑。
小说的叙事与主题严重失衡是《生死疲劳》的又一严重缺陷。莫言采取了比较花哨的技巧试验，更像是一种炫技。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动物视角、童年视角，多条叙述线索，三个叙述主人公同时推进，这就造成了一种叙述上的混乱，打破了故事的连续性，也破坏了阅读的快感。读者不得不间断地跳出故事翻看他的人物表，反复琢磨人物关系，这无疑是一种讨巧的叙述方式，但它带给读者的感受却是令人生厌。尤其是作家以第一人称为主体叙述，喋喋不休的语言极度膨胀和爆炸，把小说本身的故事空间挤占得更加狭窄。而加引号的莫言跳出来讲话，用他的作品来介入叙事，衔接故事的进行，就像一个插科打诨的小丑一样，既没有什么必要性，又显得过于随意。我当然理解，莫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采用传统的全知全能的视角，但是这样的一种技巧的使用就像给作品蒙上了一层彩绘玻璃，看似很绚烂，却遮蔽了阳光，留给读者的是一地斑驳的碎影。
我想再谈谈小说的人物。蓝脸就是一个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符号，西门金龙、西门闹等其他主人公也是这样。人物在小说中的成长历程、心理轨迹都是断裂的，没有延续的过程，没有成长性。蓝脸的生命轨迹，内心的矛盾与心灵历程被忽略掉了。作者执拗地认为人物不重要，故事不重要，对现实的描摹与反映不重要，语言的精炼与打磨也不重要，重要的似乎只有那句主题，“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这个主题牵拉着作者一路狂奔，奔向小说的结尾。我觉得正像媒体争相报道的“莫言四十三天写作50万字”，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是文坛的又一次造神运动。文坛和娱乐圈一样，太需要明星效应和偶像崇拜了。莫言已经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俨然成了飞升出天际、俯视众生、口里念着大悲咒的神。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人物要转变就有了转变，神要人物发达就一定会发达，神要人物死就不得不死。莫言所谓的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也不能够成立。莫言只不过在表面上采用了一种形式，甚至仅仅是章回小说的一种标题，离真正意义上的古典小说传统与民族形式却相距甚远。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作者都是深藏不露的，是靠故事和情节取胜的，是靠人物说话的。《生死疲劳》正相反。莫言想要表达人与土地的复杂情感和矛盾关系，这本身是很深刻的；但小说除了对单干户蓝脸的浮光掠影的描写之外（比如一个人在月光下劳动，这个情景很棒），还有最后一座座堆砌起来的坟墓，一个家族的人物都被埋葬在这样一块单干户的土地上，这样一种比较具有仪式感的形式之外，缺少坚实的情节和心理基础来表达这样一种主题。莫言想要超越现实主义小说的想法十分急迫，同时要试图避免和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进行正面的交锋，于是采取了剑走偏锋的艺术策略。假如我们可以把形式探索的失败从轻处理，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感受不到作家对人物的感情和爱，悲悯就更无从谈起。我只感受到人性的丑恶、人的狠毒，丝毫感觉不到人性的温暖与崇高。当下的小说普遍缺少一种“祝福感”，作家沉浸在冷酷叙事之中，只是一味地表现生活中的惨烈景象，揭露人性中的丑恶，表现变态的心理和情感。莫言在访谈中说过：“我认为文学就要揭露、批判人性的恶”。但我认为这只说对了一半，文学更重要的是要拯救、悲悯和祝福。莫言说要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但我觉得它仅仅捍卫了他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权利，并将之无限放大。在《生死疲劳》中，人物不但没有尊严，甚至沦为了奴隶和符号，完全是扁平的；故事没有尊严，是支离破碎的；生活现实没有尊严，是被抽空了的；读者没有尊严，是被强迫接受作者的自私与任性的；最重要的是人性没有尊严，这是很可怕的。作者借助“六道轮回”这一工具，诬蔑与诅咒人类的灵魂，不是提升而是打入地狱，永不超生。作者把羞辱人类当成了自己的崇高事业。《生死疲劳》的人物如此众多却没有一个能立得住，50万字的篇幅却写不出一个能够给读者印象深刻的人物，这就不仅仅是遗憾一词可以敷衍得了的了。
小说中的所谓“六道轮回”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在《生死疲劳》里，这不是一个佛教的概念，只是一种小说的叙事功能的负载。西门闹的这条线索，驴、牛、猪、狗、猴等等这样一种轮回，脱离了故事的主题叙事，它与50年历史的重述这样的主题有些游离。尤其是西门闹，我看不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形象出现，只能看到这几种低级动物的形态，动物性一点点蚕食了人性，超越了人性，最终凌驾于人性之上。一开始还有一些，但是到猪这一部分，动物的习性已经取代了人的属性。在这里面丝毫看不到西门闹作为人的内心的挣扎与心灵的苦痛历程。如果说作为一条叙事线索还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种纯粹动物性的视角却是极其狭隘的，无法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的，无法表现人的生活状态的。卡夫卡的《变形记》就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部作品也很荒诞，但是甲壳虫负载着人的灵魂在表演，只不过是外形上异化了。而《生死疲劳》却本末倒置了，人性被取消了。动物被写活了，人却被写死了。这种“六道轮回”的方式看似很华丽，很有哲学意味，但是脱离了人物的成长过程，缺少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矛盾挣扎作为支撑，恰恰是回避了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正面叙事，消弭了人性的高贵与灵魂的高傲，转而为一种动物性的狂欢。作者对于叙事线索与叙事主体的态度非常的暧昧，这恰恰是小说在结构上的失败。另外，小说的叙事速度过快，缺乏基本的叙事耐心，这种狂奔向结尾的叙事速度动物能承受，而人物却无法承受。在轮回中，动物可以改变自身的形态和习性，而人类却不行，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的成长和心灵历程需要抽丝剥茧般的、细腻而又逻辑性的描写，才可能达成一种真实的表现。当然，在现代主义小说当中，借助于动物性来对比人性，最终完成人性的拯救是很常见的。然而在《生死疲劳》中，人物在动物界中轮回的结果却是西门闹这样一个具有反抗意识的有血性的人逐渐变得麻木不仁，最后沦为保守派，曾经的反对派。洪泰岳是永远的革命派，现在的落伍者。这两段如果写成一个短篇小说是能抓住一种历史逆转的尴尬味道的。莫言在小说最后一部分的一个小段落也做到了。《生死疲劳》外文版
比如“发丧”和“哭棺”的那个情节。蓝解放去戏里假哭棺，西门金龙等一家人在现实之中真发丧，莫言用蒙太奇的手法，将两个场景交叉叙述。于是一对矛盾就出现了，蓝解放怎么也不能假戏假作，在现实之中对母亲的愧疚使得他总过分痛哭，无法达到导演轻描淡写的要求；发丧过程中，突然出现的洪泰岳，满口的革命话语，怎么也不能从那个瞬间终结的历史情感中出戏，最终与“无产阶级的叛徒”西门金龙同归于尽。一个是总也不能在现实之中演戏，一个是总也不能从现实之中出戏。真正在戏里的倒是映合了现实，真正在现实的，确是实实在在的戏。莫言用了一个颇有颠倒意味的对照，把小说的场景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话剧的场景。蓝解放真情终结与一场假戏式的革命正义感，洪泰岳的革命正义感，却像鸡毛燃烧。莫言在处理历史的忠诚和背叛这个主题时，确实是精心结构的。
上面是莫言的有心结构，但这些闪烁的星火在这部长篇里也只有零落几处。细读会发现，莫言想通过动物眼光叙述人类历史，但由于他可能对动物习性太熟悉了，他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大部分的叙述时间都集中在动物本身的性冲动和雄性占领的叙述上，在某种程度上，莫言的眼光已经离开了家族和历史，他的叙述走神了。最严重的是小说最后一部分，关于偷情和私奔的故事，太俗套了。即使加上狗的视角，也没有改变一个婚外情的程式化讲述。莫言在这里不光动物，连人物都撇掉历史，单讲情感了，而这情感也因着历史的褪色而愈发空洞，就更别说最后的“处女情结”引发的情感逆转的整段的处理，太轻且浮薄。就小说整体而言，让人觉得整个故事的深浅叙述层次不一，有时拍案叫绝，有时废书兴叹，整个阅读过程疙疙瘩瘩，没有流畅的快感。
三、历史意识与乡土情结的缠绕
刘 溪：如果将西门闹漫长的生命链接为一条历史长河的话，《生死疲劳》就有了“公路片”的意味，也可以称为“成长主题”。在六道轮回中，莫言要让一个不安的灵魂安静下来，并且“成长起来”，这名生长者是动物而不是人。但是“成长”的关键，并非生理学意义上的长大成人，而是“人”对历史时间的认知和把握，人的时间将表现为历史本质的生长过程；所以，不妨将《生死疲劳》视为一种“成长小说”的变音。然而在这里，主人公的生理形态很难说得到了生长，更像是一种倒退（包括最后再生为“异型”），在这个意义上，叙述时间表面上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2000年的前进状态，实而内含着一种倒退，但这种倒退在文中被充分地浪漫化且英雄化起来。
如果我们认同这种成长或曰倒退的主题，这部关于农民和土地的长篇小说不期然会使人联想起另一部大部头的农民小说《红旗谱》。表面看来，这两部文本大不相同，《红旗谱》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生死疲劳》却似乎具有魔幻的意味。但是“三代农民”这种主题上的相似性，使《生死疲劳》中的农民像是冀中平原朱、严、冯家三代的后人（从阶级成分上看，更像是冯家的），只不过这一次，场景再度被移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我们也可以在这种不算贴切的比对中看到两代作者在“历史与叙述”这一框架中态度的转变。对于梁斌及其同时代的写作者来说，阶级斗争是其明确的主题，中国农民的发展史是其借助的表达场域。
莫言在小说结尾还玩了一个圆形叙述，一切又回到原点——“尘归尘，土归土”。看似一切真的都打消了和解了。这里他借助的民间传统伦理观已经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们都是时代的囚徒”。这是一个遮蔽性太强的整体叙述，历史中所有的断裂和抑制部分都被架空，在此获得一个笼统而戏剧化的表演，之后人物的结局都是为了服从这种整体的意义。幽灵似的洪泰岳莫名其妙地抱着西门金龙自杀（这两个人抱在一起死很有意味，一个是共产党的老干部，一个是新时代的财富新贵），这是一个太有意为之的结局。西门闹、蓝脸包括洪泰岳、西门闹的三个老婆都是历史的牺牲者。小说后半部分许多人物的结局都是为了强化这种观念，如西门欢和庞凤凰等等。
我认为莫言的创作其实无外乎王德威总结的“历史与空间、叙述、主体性”三个层面。莫言期许本书是一部当代中国的另类史，却流露出作者心态的暧昧。莫言试图通过对一些被遮蔽个人的历史如地主、单干户，来完成对一种“大中国”历史断层处的补足或曰修订。他充分浪漫化了一个虽败犹胜、不屈不服终至大彻大悟的形象，这个绝对居于智慧的中心并穿越时间长河笑到最后的，是西门闹不是蓝脸，也不是其他人。莫言无形中抬高的是这个形象，也不期然造就了一种大翻盘似的书写——一部另起炉灶的当代史，也因之落入了历史的诡计中，媚俗的另一面。正如邵燕君说的，“历史远没有‘把颠倒过去的再颠倒过来’那样简单”。然而纠缠莫言的人物蓝脸，又确实承载着老一代农民对土地的热爱。莫言一直打着大旗要回归的所谓“传统”本真，正在此处。莫言的访谈也许道出某种真意，“蓝脸”确实是作者下笔的初衷，作者本召唤着蓝脸们“魂兮归来”，另一个不安的灵魂西门闹却翩然而至占满了作者的笔手。如果我们还记得杰姆逊的名言“重要的不是历史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历史的年代”，不禁要问，作者立足当下的发音究竟基于何处，谁在说话，在哪里说话，说什么？这些老问题和新的价值观上的混乱在小说中也借着喧嚣、叠加的所有人物的自说自话中弥散出来。于是我们称之为庞杂、倾泻、流畅或曰写作的顺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不怀疑并且认同这部作品的写作速度。这部作品还可以有副标题，叫做《喧哗与骚动》或《被背叛的遗嘱》。朱寒汛：听了大家彼此不同甚至很冲突的发言，很受震撼。在对文学评论感到恐惧的同时，不禁对作者产生了深刻的羡慕之情——是啊，人家写了一部作品，是非你们评说去吧，意义你们慢慢去挖掘吧，去争论吧，去谁也不服谁吧，去头破血流吧。“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历史告诉我们，让人们信服的代价多么巨大，而作者就像璞一样，在一边舒舒服服地躺着，看你们忙乎，带着蒙娜丽莎式的微笑。你献不献，他都是璞。
阅读《生死疲劳》的时候我正奔波在旅行途中，而这本小说给我的旅途增添了不少的快感。读者对于自己喜欢的作家，总是特别的宽容，就像对不喜欢的作家总是特别苛刻一样。我爱好文学的历史是从阅读莫言开始的，所以我对莫言一向十分推崇。有人说莫言只能写农村和农民，刻意强调本土化和中国化。这让我有点不太明白，能够写农村题材为什么非要写城市？从古到今中国都是一个三农国家，中国的历史就是农业文明的历史，我们中国文化就是慢节奏的，严肃、幽默，心存敬畏，温文尔雅，充满浪漫情调。我悲哀地感到中国的城市已经越来越不像中国，居住在城市里的人越来越全球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被挤压得所剩无几了。另外，我也认为，作家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题材的制约，莫言的写作是不能够离开土地与农村的，最起码不能离开底层农民。我的阅读经验告诉我，莫言的小说一进入农村这个环境就活灵活现，翻腾跳跃，真是如鱼得水；而一进入城市就完了，情节失真、对话干巴，真是如鱼上岸。而且题材、人物越是现代，这种现象越严重。
莫言的世界观是在农村（确切地说是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山东农村）形成的，而不在城市（莫言当兵以后第一次进入县城是在20岁以后）。农村有他的血泪史，他痛苦的觊觎和压抑的情感，有宽慰他的汪洋血海一般的高粱地和带有神秘色彩的雾气弥漫的乡间小路和小路尽头的河流，又有草鞋窨子和铁匠铺，还有与他朝夕相处的各种牲畜和农具，甚至还有关于爱情的无数幻想。正是有了关于这一切的沉痛记忆，才使得莫言笔下的农村瑰丽生动，气象万千，充满生命的律动。莫言写农村是平视，而不是像《小鲍庄》那样的俯视，视角的不同很说明问题。为什么？王安忆当时是带着城市户口的吃公粮的知识青年，她永远不能进入农村这个环境，她眼中的农村就是一个城市人眼中的农村，她的创作资源不在农村，也永远不可能在农村。而莫言当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村青年。莫言也坦言自己是一个农民，他自己在一篇文章中说，在血里泡三年、火里烧三年之类，经过很多道恶毒的“三年”工序，他还是农民，永远是农民。正如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评价毛泽东时说：“好像有一扇门永远为他打开，而且只为他一人打开。”显而易见，农村的大门是永远为莫言洞开的，哪有农村的大门不为农民打开的道理？我想到一个例子，和所有伤痕文学作家不同的是，莫言对于“文化大革命”从来不怀有敌视和仇恨态度，而正相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场“浩劫”却给他带来了无限的乐趣，这就完全是一个当时农民的视角。“文革”对于农民的冲击最小，却把一批知青和“右派”送到了他们中间，农民能够间接地了解和接触城市和文明生活，为他们枯燥简单的生活平添了无数想象和乐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小说细节是一大群农村孩子围观几个知青刷牙，牙膏味甜津津地四处弥漫。王安忆会这样处理这个细节吗？绝不会。大概六年前我看莫言的一个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莫言把农民的这种喜不自胜描写到了极致。
莫言的矛盾是，好像是和自己闹别扭似的，抑或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自己有驾驭各种题材的写作能力，总是企图跳开农村。就像《欢乐》、《酒国》以及电视剧《红树林》，包括这部新作《生死疲劳》的后半部分（在读到“文革”结束改革春风降临以后我就基本丧失了阅读快感，我甚至感到作者本人也失掉了写作快感，进度越来越快，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变得莫名其妙）。他有一套“想象力的试验场”理论，说没见过大海的人写的大海比渔民的儿子写的大海更加瑰丽磅礴，因为人的想象是无限的。作家的确需要想象力，想象力的大小是评价一个作家是否伟大的重要指标，但是想象力是需要依附在具体事物和很准确的记忆当中的，否则这种想象就是靠不住的，失真、缺水、面带菜色的。我要说的是，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莫言参军进而提干，已经逐渐进入了城市这个环境，身份也慢慢变成了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的改变从而导致思想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是不彻底的，带有很多复杂的矛盾和痛苦。同时，莫言对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是不了解的，这反过来又证明了环境对作家的影响。
结 语
朱向前：听了大家的发言，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们选择《生死疲劳》来讨论是有价值的。这个判断主要是基于你们五个人的意见大相径庭。在我看来你们各不相同的观点，正好佐证了莫言这个作家的复杂，如果不好说莫言是伟大的话，只好说他比较复杂，或者说比较庞杂——庞大和复杂。虽然不能说越是具有阐释空间的作品就越是伟大的作品，但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如果一部作品大家异口同声都说出一种结论，这也不一定就是好作品。六个人谈出六种意见，基本不大相同，甚至对立，这就说明这个作品是具有可阐释性的。可阐释空间越大，那么这个作品越有价值，这是不容置疑的。
第二，我要谈一点更正。刚才有同学谈到一种意见，怀疑现在中国文学界是不是在“跟风”——跟外国人的风，跟大江健三郎、跟马悦然的风？对这个说法，我要作一点更正。不错，何止现在，多年前大江健三郎、马悦然就开始看好莫言，跟我们的看法接近。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说“跟风”的话，不是我们跟洋人的“风”，而是洋人跟我们的“风”。早在20年前——1986年，我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通栏标题的半版文章《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借福克纳的“邮票说”来解读和推崇莫言。此后我陆陆续续写过多篇莫言评论，尤以4万余字的《新军旅作家“三剑客”》的影响为著。应该说，我对莫言的称许差不多就是当时文学界的一种共识。也就是说，莫言首先是中国文坛自己的桃子自己摘，然后才是洋人来摘。大江、马悦然什么时候才认识莫言，起码晚了十年嘛。更重要的是，莫言是以文学本身的成就登上文坛的，不是靠非文学的因素一炮走红，然后在国外造成一种影响，又反馈回国内的。这一点也值得大家注意。
第三，我对大家的意见都表示尊重，不管你们之间或你我之间的意见是如何对立，但你们都是经过了认真阅读和认真思考的，而且都言之有据，甚至言之成理，也都能自圆其说，在各自的层面或立场上对我有所说服、有所启发。这既说明了大家都有各自的见解，同时又说明了莫言的丰富性。而且据我看来，作家其实无所谓对错，很难说正确的作家或错误的作家。我情愿说一个有没有深度的作家，或者说越是复杂的作家，越是有争议、有矛盾的作家，越是有价值的作家，这一点是肯定的。再者，莫言不是一个以理性见长的作家，他是个思想比较庞杂混沌的作家，不像有的作家，总是能一下子把握住问题所在，出以理性见长的作品。莫言毋宁说是感性的，他对社会也有他的看法，但他不用理性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方式是和盘托出，把他的所有“观感”——观察和感想，连毛带血，水淋淋、毛茸茸地端上来。大河滔滔，泥沙俱下，但它的前提是一条大河，是气势、是力量、是速度。如果是一条小溪，清澈倒是清澈了，但它的流量就小了，也翻不起几个浪来。当代中国文坛恐怕缺的还是这种长江大河式的作家。如果要说莫言的独特性价值，恐怕这就是他的主要价值之一。
比如这部作品，我大体感觉和中国当代农村近50年的发展基本接近。作为同龄人，我觉得是亲切的，是容易沟通的。现代的青年人可能更多地重视他作品的寓意、形式、技巧、文体意义，我则是从个人的生命经历来理解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对当代中国农村变迁史的描写是大体成功的。对莫言而言，农村是他的根，离开土地，他就把握不住了。
总之，对《生死疲劳》这样一部丰富、复杂、混沌的作品，要进行清晰准确到位的评论的确很难，互相之间谁想要说服谁也很难，而且这也不是我们今天的任务。我想我们只要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就像作家要忠实于自己的感受一样，它就自有它的价值所在。当然，这种感受，第一是要真实，第二是要独特，第三是要有深度，第四是将它完美地呈现出来。（原载《艺术广角》2007年第1期）
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之莫言
引言：我与“三剑客”
1982年，《高山下的花环》以其黄钟大吕的音响报道了新军旅文学最早的潮汛，同时也昭告着一代军旅文学新人的迅速崛起。旋即，这批年轻的军旅文学弄潮儿和老一辈军旅作家一起开始向新时期文学大潮集团“冲浪”。一时间，军旅文学大纛下战将如云，捷报频飞。
整整十年过去了。
而今，军旅文坛虽然并未偃旗息鼓，但也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红火闹猛；它和整个新时期文学一样，都渐由凌厉浮躁转向了沉静平和。当初那支大呼猛进的文学新军也由一个大致整齐的“方阵”而拉成了一条“散兵线”。就像马拉松长跑进入了艰苦相持的中程阶段，少数真正具有潜力和素质的顶尖选手脱颖而出，成了一马当先的佼佼者。而在这中间，莫言、周涛、朱苏进无疑是最为人瞩目的三位翘楚。
我称莫言、周涛、朱苏进为“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三剑客”中，或如朱苏进以“耐力”见长，起步稳健，匀速行进，占据了前锋位置就当仁不让；或像周涛以“后劲”取胜，逐渐加速，后发制人，后来而居上；或者干脆就像莫言以“爆发力”而得逞，突如其来有似天马行空，留下一道奔影绝尘而去而让人难望其项背。如果说莫言的方式是不怕热闹，越热闹越刺激，越刺激越来劲，于百舸争流大潮奔涌中水涨而“船”高的话，那么朱、周的方式则是耐得住寂寞，愈寂寞愈自信，愈自信愈沉着，在几经潮涨潮落之后水落而“石”出……总之，各有各的绝招，却都以独特的艺术才华和创作实绩先后跃上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巅峰，并且毫无愧色地步入了当代中国优秀作家的行列，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且，他们三人的创作又非常巧合地涵盖了几种最主要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和诗歌。或者再扩大一点视界，从大文化的角度看，他们三人也各有其典型性：莫言是一个乡村生活的新浪漫主义者；朱苏进则是新型军官阶层理想的代言人；而周涛呢，他可说是马背民族与汉民族双重文化背景熏陶出来的歌手。因此，选定他们三位进行一番平行展开式的比较研究，做一点传记和心理批评，探讨一下他们的创作道路、个性及风格，客观公允地评价其过去，心平气和地分析其现状，实事求是地指出各自的优长和局限，其意义恐怕就不拘囿于“三剑客”本身或者青年军旅作家群体乃至一般军旅文学运动的范畴了。作者和朱苏进
当然，我之所以比较自信地敢来评说他们三位，还有一个私下的原因，即作为朋友，我对他们都比较熟悉——我和朱苏进同为原福州军区的炮兵，相识有近20年的历史；莫言成名前后，我们同窗两年，也可算得是朝夕相处了；与周涛见面最晚（1986年），却也是气味相投，一拍即合，倾盖如故，相见恨迟——“熟知”就带来了解和关注，睹其文思其人，见其人想其文，互为观照和印证，就有可能做到像古人所说的“知人论世”。譬如，据我观察，这三位的个性都是卓尔不群而又迥然有异，周涛是直率狂放，朱苏进是孤傲矜持，莫言则奇诡莫测……
举一个小例子。
约五年前，当我最初认定“三剑客”时，有一次亲口把这个看法告诉了周涛。他听完之后，立马眼放精光，郑重地伸出一根手指，在我的鼻尖上方一点一顿地说——“我非常赞成你这个看法！”当即令我心中大呼：“除了周涛，谁能这样？若不这样，又怎是周涛？！”
我没有就“三剑客”问题和莫言、朱苏进交换过看法。但这并不妨碍我推测一下他们的“即兴反应”——
莫言可能会撇一撇嘴，撇下两个字：“狗屎！”
朱苏进则有两种可能，或者矜持地笑而不语，或者舌尖轻轻一弹，吐出一个反问：“是吗？”——是吗？信不信由你。
但是，你却尽可以据此回忆一下你所认识的“三剑客”其人，或者你所曾读过的“三剑客”其文和那字里行间蹿动着的那一股子“精气神”。
现在我想的是，面对这样的“三剑客”，我们的讨论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件既富于意义而又不乏情趣的事情呢？
试试看吧。
莫言：爆炸在1985
相比较周涛、朱苏进，莫言更年轻，起步也更晚，成名也更晚。但他的成名方式是“爆炸”型的，他以强大的爆发力在1985年竞相攀登文学高峰的拥挤山道上突然蹦了个高，一下子就冲上了制高点。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漫不经心地就撼动了整个文坛。《透明的红萝卜》在1985年第1期《中国作家》发表时还悄无声息，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效应，但它在“圈子”里却顷刻间不胫而走，为李陀、阿城等诸多有识之士所津津乐道，并被视为一个重要作家诞生的重要信号。年底，张洁在联邦德国答记者问时郑重而欣喜地宣布：如果说1985年的中国文坛发生了什么大事的话，那就是出现了莫言！
支撑张洁这一判断的当然不止是一个《透明的红萝卜》。继此之后，莫言连续推出了《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白狗秋千架》、《枯河》等一批中短篇佳作。在这一系列农村题材作品中，他坚持以冷峻严谨的现实主义为基调，以宏阔丰厚的民族文化为背景，糅合点染外域现代小说艺术的多种色彩，狂放不羁地为中国农民写意抒怀，向人们提供了一幅北中国农村生活的内容丰繁厚重、形式新颖斑驳的立体画轴，使他在1985年的小说新潮中异军突起，标领风骚。他于同年第12期《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中篇小说的题目就极富寓意——《爆炸》——既为1985年出现的莫言现象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命名，又为1986年即将到来的莫言高潮做了一个谶语式的预言。
1986年对于中国当代小说来说，无疑是一个和1985年具有同等分量的重要年份。它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为一批优秀小说成果的持续丰收，更表现为对传统小说策略的深入反叛和颠覆。《红高粱》就是这场小说革命深入发展中一枚瓜熟蒂落的硕果。尽管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无论过去还是今天，我都更加珍爱《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里的那一分清新纯朴和自然天成，但是我仍然清醒地看到，《红高粱》才是更重要的。《红高粱》具有多重的意义。一方面，以《红高粱》为发端，标志着历史战争题材的新的战线的开辟，直接引诱了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自己“心中的战争”（如乔良的《灵旗》，苗长水的“沂蒙山系列”，张廷竹的“国民党抗战系列”），并以此和“当代战争（南线）战线”、“当代和平军人战线”鼎足而三，最终形成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基本格局和全面繁荣。另一方面，《红高粱》以当代意识和审美理想之光烛照历史，通过对生命伟力的张扬和对民族精神的呼唤，为今天我们重铸民族性格提供了一种参照。这种对民族历史母题重新开掘与处理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远远超越了军旅文学的既定范畴。还有一点也许更现实也更“有用”，即从小说的纯技术角度看，《红高粱》的出现适时地为开始有些疲惫的小说革命运动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使之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这不单单是说《红高粱》找到了一个传奇故事、地域文化与外来技巧三结合的成功范式，而更在于莫言在这个范式中将他此前作品里已初露端倪的“灵活多变的叙述方式、随意开放的结构方式、披头散发的语言方式、奇异超人的感觉方式”做了一次非常极端然而又十分和谐的集中展示。或者反过来说，正是由于《红高粱》才使莫言的小说风格更极端化从而也更个性化了，《红高粱》将莫言塑造成了一位凌厉狂怪的小说革命的前锋。这位前锋对中国小说界造成的震荡与冲击是严重而深刻的，他在《红高粱》里所贡献出来的崭新的审美经验对当时的读者和作家们来说都有“挡不住的诱惑”，以致一时间很少有人能完全抗拒莫言或不谈论莫言。
当然，再换一角度看，1986年的中国文坛正迎着八面来风，各种外域现代小说艺术之风把我们已经紊乱的“风向标”吹得旋如转篷，不少小说家因此心慌意乱心无定数而随风飘荡。当此之际，莫言既得风气之先而又毫不动摇地坚持“根本”，敏锐及时地将外域现代小说艺术与民族本土文化做了一个巧妙的沟通和“嫁接”。所以，更恰切地说，莫言只不过是适逢其时地起到了一个中介或桥梁的作用。他成功在此，贡献在此，影响亦在此。譬如他对福克纳铺排恣肆执著纠缠的语言文体的领悟，用现代意识与技巧处理乡土题材的“邮票意识”的移植，对博尔赫斯幻象形式下超验性体验方式的把捉，对西蒙崇尚的生命感觉（或曰生理感觉如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以及“通觉”）的张扬，对马尔克斯充满魔幻色彩的颓败家族历史主题的追寻，等等，都为他的同行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再说得具体一点，甚至可以这么认为，正是因了莫言对“感觉”夸张变形的极致运用，才启迪了一大批中国作家，打开了他们钝化已久的新鲜陌生的感官世界，进而丰富了他们对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感知方式与审美方式。但是，天才的仿效可以化为神奇的创造，拙劣的模仿却永远只能是东施效颦。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骤然间散发出来的奇异强光在照亮一批人的同时也灼伤了一批人（包括莫言的自伤）——“伤”之于对那样一种极端夸张的语言方式、感觉方式甚至是一种公式化的叙述视角（如“我爷爷”、“我奶奶”）的套用和滥用。但无论如何，在整个新时期以来的小说进程中，莫言的冲击力和影响力都是罕有其匹的。我这样的判断等于指出，莫言是新时期军旅作家中的天之骄子，更是新时期小说革命的杰出代表。
莫言：高粱地里的精魂
新时期以来，在广阔的乡土题材上用力最勤收获最丰的主要有两类作家，一是所谓“右派”作家，二是所谓“知青”作家。（试想想，从高晓声的“李顺大”、“陈奂生”到贾平凹的《浮躁》、张炜的《古船》，其间其后有多少佳构！）这两类作家不管其时代遭际多么迥异，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风范多么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熟悉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原因就是他们都或长或短地当过一段时间农民。这一个共同点同时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们都仅仅是当过农民，他们原本都还不是农民。他们过去不是农民出身，今天也早已跳出了农民的圈子，和农民拉开了相当的距离。因此，他们对农民的回忆与审视、剖析与塑造，就难免会带上一些“局外人”的视角与眼光。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莫言和他们区别开来了。
莫言是农民。（当然，广义而言，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是一个农民的汪洋大海，往谁家上溯三代两代，又有多少人敢说自己不是农民呢？但我这里是就狭义而言。）莫言过去是地道的农民出身，今天仍然和农村保持着血缘的、亲情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