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东进战略与中国应对(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艳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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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东进战略与中国应对试读：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总序（修订稿）

为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每册书的字数一般限定在4万字左右。这有助于读者在工作之余或旅行途中一次看完。从2012年7月开始的三五年内，这套小丛书争取能推出100册左右。

这是一套“小”丛书，但涉及的却是重大的理论、重大的题材和重大的问题。主要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及重要观点的创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领袖人物（其中包括反面角色），各主要国家共产党当今理论实践及发展趋势等，兼以回答人们心头常常涌现的相关疑难问题。并以反映国外当今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主，兼及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从一定意义上讲，理论普及读物更难撰写。围绕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极有限的篇幅内把立论、论据和论证过程等用通俗、清新、生动的语言把事物本质与规律讲清楚，做到吸引人、说服人，实非易事。这对专业的理论工作者无疑是挑战。我们愿意为此作出努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是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危机，这场危机远未见底且在深化，绝不是三五年就能轻易走出去的。凭栏静听潇潇雨，世界人民有所思。这场危机推动着世界各国、各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开始进一步深入思考。可以说，又一轮人类思想大解放的春风已经起于青之末。然而，春天到来往往还会有“倒春寒”；在特定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也有可能还会遇到新的更大的灾难，世界社会主义还有可能步入新的更大的低谷。但我们坚信，大江日夜逝，毕竟东流去，世界社会主义在本世纪中叶前后，极有可能又是一个无比灿烂的春天。我们这套小丛书，愿做这一春天的报春鸟。

现在，各出版发行企业都在市场经济中弄潮，出版社不赚钱决不能生存。但我希望我们这套小丛书每册定价不要太高，比如说每本10元是否可行？相关方面在获取应得的适当利润后，让普通民众买得起、读得起才好。买的人多了，薄利多销，利润也就多了。这是常识，但有时常识也需要常唠叨。

敬希各界对这套丛书进行批评指导，同时也真诚期待有关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各级领导及各方面的人士为我们积极撰稿、投稿。我们选取稿件的标准，就是符合本丛书要求的题材、质量、风格及字数。2013年3月18日

卷首语 “文明”与西方文明东进战略

什么是西方文明？理论界对此问题大致存在三种观点：有学者认为西方文明源于西方特殊的城邦社会，另有学者则认为西方文明的显著标志是基督教的宗教取向，还有学者认为西方文明的突出特征是西[1]方社会的工业模式。形成共识的是，西方文明是一个从经济生产方式、政治组织形式、文化价值观角度界定的概念，是指欧美等西方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包括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内的发展模式，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和基督教文化是其基本特征。

当然，也有流行观点认为西方文明是一种地理性概念。如果从西方文明史来看，起源于古希腊、发展于近代西欧、兴盛于当代美国的这种文明类型当然具有西方的地域性特征，但是，目前我们显然看到，西方文明不仅仅是一种西方独有的地域性文明，它正在向全球蔓延开来。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连具有鲜明自身特色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一批国家出现了民主化的改革或躁动，有的建立起了半民主的政治制度。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文明的政治民主化浪潮涌入东亚，菲律宾、韩国等国实现了向西式民主的过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苏联和东欧地区，腐蚀了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使其背离了自身的发展模式，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进入90年代以后，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数年之间，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转向了西式的多党民主。

1978年以来，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时隔20年之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深度融合，这对于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是一次重要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它同时也是一项难度空前的挑战。这种挑战就在于，借着中国对外开放、有选择性地学习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一切成果之机，西方垄断资本集团的价值观在“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的话语包装下，打着先进文明的旗号渗透进中国的互联网、电视、报纸等媒体，利用吸收留学生、设立学术基金等方式培植西方价值观的代言人，使一些中国人在中西文明碰撞的过程中产生了自我矮化的自卑心理和迷信西方的逆向种族主义倾向。

在西方文化渗透的过程中，一些西方跨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商品在“品牌”的西方文化附加值包装下，不甚费力地以巨大的份额席卷中国市场、以高昂的价格获得中国民众的财富，却又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获取中国的宝贵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不仅如此，在政治领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被一些“文明”的西方多党民主国家政府诋毁成了“极权”“专制”，“军队国家化”“政党多元化”成为西方政权企图“帮助”和促使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诱人口号，十分具有蛊惑性。

由此可见，仅仅从地理角度来理解西方文明概念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尽客观的。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蔓延全球的历史启示我们，对于文明的理解绝不能停留于抽象概念的阶段，因为越是抽象的东西就越容易被人故意模糊，弄得含混不清、面目全非，成为资本家集团根据自己需要任意涂抹的小丑。为了防止资本家集团以文明为话语幌子，占领所谓的人类进步制高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就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抽象上升为具体的基本方法，立足于各国各地区的实际，赋予抽象的文明概念以具体的、独特的阐释。经济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在生产力方面，以人类通过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取得对于自然界的主导地位为标志，世界各地区的人类祖先开启了区别于动物的人类文明史；在生产关系方面，“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然而，在西方“建立在劳动奴役制[3]上的罪恶的文明”社会中，“卑劣的贪欲”始终是文明时代起推动[4]作用的灵魂。不难看出，西方文明的存在基石和鲜明特征就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式。

近代以来，作为商品经济的发端地和规则制定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对于世界历史的主导权。在对于利润无止境的追逐动机驱使下，西方资本家集团及其政府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开始就将侵略的目光瞄向了富庶的世界东方，认为中国等东方国度就是现实中的天堂。在心理上出于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度财富的渴望，在自由贸易的文明外衣伪装下，近代欧洲开启了海外殖民扩张的历史，1492年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派遣，带着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扬帆出大西洋直向正西航行，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不过直到1506年哥伦布逝世，他一直认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直到三百年之后葡萄牙的商队才真正到达印度。继西班牙、葡萄牙之后，18世纪以来，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俄国、意大利、奥地利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加入了对外殖民侵略的行列，侵略的铁蹄踏向了拉美、南亚、西亚、北非、东亚等世界各个角落。他们打着自由贸易的“文明”的旗号，利用大炮轰开了这些国家的大门，然而却从来没有自由平等地与这些国家的人民做生意，相反，亚非拉等被殖民国家的矿产资源被他们抢劫，市场被他们占有，人民变成他们的奴隶。

直到今天，“文明”依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试图同化世界其他国家的旗号。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一直处于向外输出的攻势一方。在西方“文明”话语的蛊惑下，一些曾经饱尝西方殖民侵略之苦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在急于追寻民族复兴之路的艰难探索中，却正在迷失自身前进的方向。“中国应该再被殖民一百年”“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等奇谈怪论表明，西方文明正在利用我们一些同胞追寻民族复兴之路的朴素感情，充当为西方代言的“意见领袖”，企图诱使这些善良的民众成为西方价值观的忠实追随者和代言人；“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专制”“政治教育就是洗脑”等雷言雷语则表明，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推广者正在利用我们一些同胞探寻现代化之路的诚挚感情，对其进行西方价值观的灌输洗脑，企图诱骗这些善良的民众成为西方利益集团诋毁攻击我们政府的急先锋；中国市场中日渐泛滥的西方品牌获取的可观利润则表明，神化西方品质的国际商业大鳄正在利用我们一些消费者对于西方品牌的崇信心理，企图使这些善良的民众不知不觉地沦为服务于西方资本利润、挤压民族产业发展空间的工具。

那么，西方国家是如何在东进扩张的历程中成为世界强国的呢？西方文明东进战略的目的是带领人类共同进步吗？西方文明东进战略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本书结合西方文明向东方国家扩散的历史与现实，归纳分析西方文明东进战略，从阶段、任务、手段、实质、影响等几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力求帮助读者对西方文明及其东进战略有一个清楚、深入、透彻的基本认识。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期待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在持之以恒的、独立自主的探索过程中，在当代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1] 〔俄〕费罗洛娃：《西方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碧鸣译，《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9期。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7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6页。一从“野蛮”—“文明”话语嬗变看西方文明东进战略

随着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出版，“文明冲突论”公然面世，许多东方发展中国家才蓦地发现，他们近两百年来反抗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只是成功了一半，与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度武装侵略战争相伴相随的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文明侵略战争。虽然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从未放松过对西方武装侵略战线的警惕，然而思想文化领域的西方文明侵略战争却部署得如此隐蔽、难以察觉，并且包装得如同糖果般甜蜜诱人，以致一些国家民族的文明进步历程悄然被西方文明所终结而不知，甚至被人同化还觉得自己进化了，被人消灭还感到无比荣耀。1.“文明”与“野蛮”是西方文明东进战略的话语工具“文明”与“野蛮”是西方社会推销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惯用话语，他们以“文明”自居，以“野蛮”丑化其他民族或国家地区。然而，“文明”并非天生就是“野蛮”的进阶或进步的代名词。“野蛮”起初并非表征落后、愚昧、残暴的贬义词语，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克劳斯·奥费在其论著《现代的“野蛮”：小型的自然状态？》中指出，“野蛮”只是表示希腊人听不懂外族人说话时，对说另一种语言的异邦人的称呼。荷马和希罗多德甚至倾向于把野蛮人美化、理想化。从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化文明时代开始，随着亚历山大征服大军的铁蹄横扫中亚，荡平波斯，占领埃及、印度，建立西起希腊、马其顿，东至印度河流域，南临尼罗河，北抵多瑙河的庞大帝国，希腊文明取得了战略优势的地位，“civis”和“civitas”才开始[1]具有了与“野蛮”相对的文明进步含义，“野蛮”才被赋予了残暴、愚昧、没有文化、残酷无情、残忍等特定的负面内涵。这是因为当时处于战争胜利状态的希腊人具有显著的优越感，进而他们认为自己的社会较为发达，此后，常常将其他的被征服的民族称为“barbarus”（野蛮人）。从“野蛮”—“文明”词义变迁史来看，如果非要为近代以来盛行至今的西方文明中心论追根溯源的话，希腊化时代应该就是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历史源头。

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人们对于文明的渴望又重新炽热起来。16世纪以来，许多西方思想家开始认为，文明史不过就是人类精神状态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史。人类自始就处于野蛮的自然状态之中，如何使人类走出冲突争斗的野蛮状态、取得文明的进步呢？他们认为理性是文明进步的原动力。伏尔泰在《风俗论》《路易十四时代》等重要历史著作中，通过研究各民族的兴衰成败、对比古今东西文明的异同，得出了文明进步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想取得最大的进步”[2]的结论。霍布斯、洛克等自然主义思想家从理性角度出发，先验地预设了一个人类最初的自然状态，预设了人具有生而平等、自由的自然权利，但是由于“热烈地关切我们的幸福和我们自己的保存”与憎恶“任何有感觉的生物、主要是我们的同类遭受灭亡或痛苦”的本性

[3]使然，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甚至互相残杀似乎不可避免。他们继续求助于理性，认为理性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能够理性地设计出国家、法律等制度，从而把社会制度的建立完善视为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在这种“进步的阶梯”式的“野蛮”—“文明”的划分方法之下，“文明”阶段与“野蛮”阶段之间并不具有连续性、承继性，而是对立、斗争、替代的关系，文明是取代野蛮的人类进阶。这类观点的用意何在呢？其实是为新兴资产阶级推翻封建贵族统治、为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做理论铺垫。

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在这个历史阶段兴盛起来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种以内部封闭孤立、外部单向度推销西方发展模式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中心论，这是显著不同于希腊化时代以综合古代东西方文明诸因素为特征的文明思想。地理、种族、民族等因素都成为资产阶级划分“野蛮”与“文明”的天然标准。英国人巴克尔在《英国文明史》[4]中提出，“国民之进化，自由之政令，皆原于欧洲”。法国人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5]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而在德国人黑格尔看来，精神的光明虽然从亚洲升起，世界历史的中[6]央和终极却在欧洲，欧洲的中心又在于法德英三国。“野蛮”与“文明”的界限是如此壁垒森严、难以逾越！这些西方“文明”人的优越性是“与生俱来”的。

文明只有西方文明这一种，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这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中心思想影响下的话语。1752年，“civilization”开始出现在法国政治家、经济学家杜尔哥的笔下，他通过揭露宫廷礼貌的虚伪性，抨击封建专制制度，意在美化新兴资产阶级，神化其为“开化”“进步”的领路人。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文明”概念，多是指人类理智、道德进步的有教养的社会状态，及通过理性进步而达到的以财产权、工业化、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为特征的全新社会发展阶段，而这正好是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文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被狭隘成了西方文明！

有了文明作为道义武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殖民活动也愈发无所顾忌了！“西方国家认为‘文明’这一进程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内部已经完成。从根本上来说，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存的，或者[7]是稳固的‘文明’提供者，是一个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在这样的逻辑下，既然他们是去传播文明，是去帮助“野蛮人”进入文明体系，那么，他们到这些东方“蛮荒”之地去开矿，雇“野蛮人”去工厂做工，给“野蛮人”提供丰富的消费商品又该是多么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啊！你们若还不领情，还要去反抗，岂不是自甘堕落，“野蛮”得无可救药了吗？

对于众多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做出的“野蛮”—“文明”二元划分，所谓的西方社会文明、东方社会野蛮的观点，大多数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们都做出了深刻的揭露，鲜明地指出，所谓资本主义的文明社会不过是文明掩盖下的野蛮。文明建立在野蛮的对抗之上，内蕴着野蛮的因素，这是许多社会主义思想家对于“‘野蛮’—‘文明’”关系所形成的共识。傅立叶曾经对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做出了“乐园、蒙昧、宗法、野蛮、文明”的历史划分，其中“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在1878年首次出版的《反杜林论》中做了新的历史排序，即“蒙昧”“野蛮”“宗法”“文明”的序列。虽然两位思想家对于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具体起始时期有不同的观点，傅立叶认为文明时代仅指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并掌握政权以后“创造了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高度发展的科学和艺术”的历史，而恩格斯笔下的文明时代则是指涵盖了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从16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大历史阶段。但是，“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等野蛮现象没有退出资本主义文明时代，而是以更复杂的[8]形式愈演愈烈。

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飞跃。它对于“文明”和“野蛮”的认识，也绝不仅仅停留于全盘的肯定或否定之上。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决定，资本主义的历史变迁经历了一个由文明到野蛮的蜕变，文明因素逐渐减少、野蛮因素逐渐增多的历程。资本主义的文明面非常显著，使劳动者获得政治解放，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促进分工的精细化，建立了劳动者之间的广泛联系，对于人类整体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历史功绩是毋庸置疑、不可抹杀的。就连资本主义的血腥殖民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给予了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正如1853年6～7月，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客观分析了资产阶级对殖民地造成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资本主义加速了落后国家的文明进程。它扭转了东方农业国家“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的被动地位，打破了农村公社和东方专制制度“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进而“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9]宰”。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对东方国家并非大公无私的，其本意是对这些国家进行野蛮的掠夺，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道，“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10]现在我们面前”。当这些国家希望向西方文明主动靠拢学习时，西方文明的话语控制者又保守腼腆起来，对自己的科学技术等先进的东西严格保密，不肯认真地教这些虔诚笃信西方文明的徒弟了！2.西方文明涤荡“野蛮”东方的历史阶段

关于西方文明东进的真实意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11]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一个个传播文明的谎言笼罩下，一切从满足西方资本的利益出发，一切落脚于为西方资本的利益服务，这才是西方文明东进战略的背后目的。“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12]也。”西方资本家显然不会打无准备之仗，他们十分明白“文明”是对外扩张的软武器，一旦布好西方文明东进战略的棋局，就会拥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强大战斗力。西方文明东进战略是西方资本为了生存和发展利益而建立的一条隐蔽战线。这条战线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崛起而出现，并始终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进程。在漫长的西方主导世界历史的岁月长河中，西方文明东进战略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

现在就来看看西方“文明”人对东方“野蛮”人所做的事情吧！

分别开辟海外殖民地，赤裸裸地奴役当地居民、掠夺当地财富。西班牙、葡萄牙是近代以来最早进行对外殖民侵略的国家，由于15世纪初资本主义因素刚在其封建专制内部孕育，从而决定了他们的殖民远征具有鲜明的封建色彩。前面我们提到，1492年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派遣，带着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扬帆西行惊喜地发现了他们眼中的“印度”——美洲大陆，西班牙王室将所有侵占的美洲土地均宣布为王室所有，设立了“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的殖民地统治职能机构，实行种植园奴隶制对印第安土著居民加强统治，他们将土地连同上面居住的印第安人一起分派给殖民者，这些“监护主”强迫印第安人交纳租税、务农、采矿。随后，为这种直接掠夺的殖民政策服务的思想也应运而生了，“种族决定论”堂皇登场，人种、肤色被歪曲为劣等“野蛮”的证据。在这样的逻辑下，印第安人不过是类似于动物的“劣种人”而已，自然是可以被“文明”的白种人任意处置的对象，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没有公民权，不能担任公职，赤裸裸的掠夺、奴役、贩卖、屠杀和心灵创伤书写成了他们的血泪史。葡萄牙的殖民扩张方向主要是西非、印度、拉丁美洲。对于黄金、香料和奇珍异宝无止境的贪欲，成为他们对外殖民的原动力。在西非，他们开创了近代奴隶贸易。从17世纪以后的两百年中，西非共损失625万人左右。18世纪上半期，仅仅圣多明各岛就输入奴隶280万人。在亚洲，他们借口通商掠夺丰富资源。1498年达·伽马的船队在印度登陆，封锁红海和波斯湾入口，取得对整个印度洋的制海权。早在16世纪初，薛魁罗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进行调查，准备侵略中国。1514年阿尔瓦列斯率军首航到广州屯门，1517年葡萄牙船队闯进虎门，泊于广州的怀远驿码头，要求通商。在南美，他们建立了具有极其浓厚封建色彩的殖民统治。17世纪中期，由葡萄牙国王任命的总督在巴西行使最高统治权，在地方设州政府，建立了使用奴隶劳动的甘蔗种植园和糖厂。这些奴隶络绎不绝地从西非安哥拉等地运来，源源不断供驱使的奴隶成就了巴西重要蔗糖产区的地位。此外，荷兰也是近代最早侵入亚非的国家之一。1603年荷兰入侵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1619年侵占雅加达，建立贸易和殖民行政中心，后来又侵占了苏门答腊，向东完全控制了摩鹿加群岛，并于17世纪一度侵入我国台湾岛，在非洲南端建立了好望角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无疑是因拥有广阔海外殖民地而成了最大受益者，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17世纪50～70年代通过三次战争耗尽了荷兰的贸易和海军实力，后又历经了一个世纪的交锋，终于在1805年战胜了法国，确立了海上殖民霸权。在17～18世纪，依靠强大的海军力量和牢固的制海权，英国几乎打赢了所有商业战争和王朝战争，确立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的世界范围内殖民体系。

联合进攻亚非国家，攫取工业原料、开拓商品销售市场。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商品经济对于原料、市场的欲望永无止境，这种经济形式显著不同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历史进入19世纪，西方国家之间对于海外殖民地的争夺更加激烈，获得的领土、势力范围越大意味着宗主国的商品销售市场越广阔，获取的利润越丰厚。西方列强的联合侵华行为可谓是解剖资本主义联合进攻这一新特征的典型例证。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为什么英法在争夺殖民地过程中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却在侵华问题上表现出十分的默契？这还是要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19世纪中叶，英法两国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得以稳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13]需要”必然“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开展大规模的殖民扩张活动以抢占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可是，就在英国加速海外攻城略地之际，1857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了，这次危机虽然始于美国但严重波及英国，由英国向之提供资金的美国银行、铁路、商业公司纷纷破产，也使英国的投资者持有的有价证券急剧贬值。若要英国经济摆脱危机，只有依靠拓展殖民侵略的广度和深度。然而，深陷经济危机的英国又缺乏独立进攻中国的武力，于是，英国政府联手法国政府，分别借口“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敲诈勒索清廷，继而开展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劫掠并火烧了圆明园，逼迫清廷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不仅如此，未耗一兵一卒的美国、俄国政府也以调停之名胁迫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这些不平等条约中，中国被迫支付巨额赔款，丧失大片领土主权，开放了大量通商口岸，这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出经济危机、迎来又一个高速发展期提供了必要条件。除了武装联合侵略以外，殖民权益协调会议、瓜分殖民地条约也是西方各殖民政府分赃的方式。1884年，英葡签订条约，互认彼此对于刚果的主权，随后不久德国、比利时、英国、法国、葡萄牙、意大利等14国又在柏林签订了总协定书，对各国夺取非洲新领地的方式进行了约定。通过这些历史事实可以看出，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世界殖民地瓜分殆尽，西方列强的利益需要妥协；随着海外侵略成本提高，西方列强需要相互支持；随着殖民地反抗日益激烈，西方列强需要相互勾结，于是，他们不得不逐渐摆脱初期的独占模式，而是相互妥协，走向联合侵略。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虽然试图达成联合侵略、利益共享的协定，但是20世纪上半叶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充分表明，他们瓜分世界过程中产生的利益矛盾并没有减弱而是在不断累积加深。上文提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协定达成妥协，是其走向联合侵略扩张的重要方式。1887年英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西班牙签署《第一次地中海协定》，英奥意三国签订《第二次地中海协定》以及1904年《英法协约》、1907年《英俄条约》都是试图以和平的协约方式来达成利益的相互妥协，但是，20世纪初，后起之秀的资本主义德国对于海外殖民地的强烈需求，触动了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的既得利益。德皇威廉二世认为德国殖民地太少、原料产地及商品市场不足，于是要求重新划分全球势力范围。

两次摩洛哥危机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殖民地矛盾的初步显现。1904年4月，英法两国签订协定，法国承诺不干涉英国在埃及的行动，英国则承认摩洛哥是法国的势力范围。但是，这损害了德国在摩洛哥的殖民利益，引起了德国的不满和警惕。1905年2月，法国要求摩洛哥在法国监督下进行“改革”，德国随之进行抵制。3月31日，德皇威廉二世访问摩洛哥城市丹吉尔，宣称德国要维护摩洛哥的独立，西方列强在摩洛哥的地位绝对平等。德国宰相比洛则建议把摩洛哥问题提交国际会议讨论，并且向法国发出了以战争相威胁的照会。然而，法国也不甘示弱，在英国的支持下，法国外长T.德尔卡塞采取强硬态度，英法德关系顿时紧张，地区局势火药味增浓。对于德法的殖民地利益纠纷，英国坚定地站在了法国一方，7月21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发表了暗示英国不惜因摩洛哥问题与德国一战的演说，并进行相应的海军作战动员。

可见，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深感德奥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的威胁，频频遏制、打压德奥的意图非常明显，然而，德奥等国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必然要求从已显没落之势的英法手中夺取殖民地权益。两大集团虽然通过协议达成了暂时的瓜分世界的妥协，但是却暗自相互角力，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仅以陆军为例，1880～1913年，德国常备军由42万扩充至87万，法国则由50万扩充至81万，俄国也由80万增加到140万，奥匈军队由47万扩张至85万，意大利由20万扩张至35万，最后美国为了应对欧洲局势紧张也将军队人数由3.4万扩张至16万。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扩军备战为利益分配之战做好了充分准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8年，同盟国集团战败，战后德国失去了包括德国自身13%的领土及所有海外殖民地，支付了巨额战争赔款。到了30年代希特勒等野心家利用德国民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和经济危机爆发的绝佳时机，将民族主义演变为民族复仇主义，使主张通过对内独裁和对外侵略谋求发展的纳粹主义得以形成。1935年，德国公开撕毁《凡尔赛和约》，放手扩充陆军、重建空军、建造海军军舰；1936年，德国开进莱茵兰军事区；1939年3月15日，德国威胁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9月1日，德国展开闪电战入侵波兰，两天后，英国与法国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次世界大战历时6年，使17亿人卷入战争，直至1945年才结束，战争使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筋疲力尽，战争破坏造成的物资损失（按1938年价值的不完全统计）即达2600亿美元，各交战国的直接军费支出占其国民总收入的60%～70%，军队死亡1690余万人，居民死亡3430余万人。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虽然主要是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分赃不均所引起的战争，但是，帝国主义内讧的战场却多设在亚非拉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为此饱尝战争的痛苦，付出了家破人亡的沉重代价。

渗透走向独立的东方国家，形成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战略布局。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分布格局。战争使英法等老牌欧洲帝国陷入严重衰退，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迅速崛起，殖民主义已经成为逆历史潮流而行的众矢之的。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支持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1961年联合国大会又决定成立“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亚非拉许多民族和国家纷纷展开解放运动，赢得了主权独立、人民解放。但是，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寄生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倘若离开海外市场和原料供给，它就会失去生存发展的基础。于是，变换了头脸的“以让予政治独立来换取经济控制和剥削的间接统治制度”的殖民政[14]策——新殖民主义诞生了。而本土未受战乱累及的美国在“二战”中坐收了渔翁之利，在战后的新世界格局中脱颖而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新领导者，也成了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肇始者。其实，早在20世纪初，这种以经济手段替代武力占领的新殖民方式就已初现端倪，1916年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就此谈道，资本主义“现在不去直接占领其他洲的土地（这种占领我们称之为‘殖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实行经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不用直接去夺取土地或者实行政治侵略就可以在其他各洲获得经济利[15]益的势力范围或统治范围”，这种“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16]‘兼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它就是“金融资本的殖民政[17]策”。

菲律宾是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实验田，1913年美国颁布了《安德伍德-西蒙斯法》，建立起了美菲双方对等的免税自由贸易制度。可是，就在这表面的公平贸易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不平等。虽然这个制度允许菲律宾商品无限制地进入美国市场，菲律宾产品的出口税亦予取消，但是此制度的最大获益者仍是美国。因为，在菲律宾投资的美国产品销往美国时可获得更大利润，而依靠进口菲律宾原料的美国制造商之成本则可进一步降低，使其产品在菲律宾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从而使菲律宾市场事实上被美国企业垄断。美方为加快经济渗透进程，避免菲律宾国内的反美抗议和争论，于是积极和菲律宾的富裕知识分子、大地产拥有者、社区领袖以及地方政治首领等精英阶层接触，培养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二战”后，美国逐渐形成了以贸易、投资、借贷为主要方式的成熟的新殖民主义体系，积极向政治独立的亚非拉国家进行经济、文化渗透，打响了没有硝烟的经济、文化侵略战争。

不过，多数西方学者并不认为经济渗透是一种侵略行为，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威廉·普法夫就将其称为“无私的殖民主义”，他在1995年2月出版的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种新殖民主义？欧洲必须回到非洲》中宣称过去殖民主义在非洲待的时间不够长，没有取得成功，为了促进非洲的现代化，欧洲人应重返非洲。换言之，西方殖民主义并不是罪恶行为，而是帮助落后国家进入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对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供了认识工具。由阶级立场所决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明人”并不是大公无[18]私的救世主，而是始终贯彻着“自私自利的原则”，从自身利益出发迫使其他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19]“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在西方资本裹挟下，众多亚非拉民族国家被卷入了现代化进程。一些国家经济体取得了高速成长，这似乎印证了西方文明具有“普度众生”的能力。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发现，这些高速成长经济体的经济模式并不健康，甚至还很畸形。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是20世纪70～90年代经济高速成长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企业的时机，大量吸引外资，利用本地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土地、矿产等资源，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它们奇迹般的崛起受到众多亚非国家和地区的称道，被誉为“亚洲四小龙”。这种开放型的发展模式甚至得到众多东方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广泛认同和模仿，也纷纷打开国门，吸引外资，走上了开放道路。然而，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并不是马上就能显现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政治腐败、道德滑坡、生态危机、中亚北非政局动荡、地区性战争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出现，且频率越来越高，西方新殖民主义对亚非拉相关国家的破坏性影响全面显现出来。

经济上，西方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国家诱使一些亚非国家迷信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急于向西方经济增长模式靠拢。这些国家在自身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制定了倾向于外资的金融体制，缺乏对外资的积极监管，同时，确立了出口替代型的发展模式，制定了倾向于外资的外汇政策。这些国家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增加；另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例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趁此机会，乔治·索罗斯等西方金融资本集团的金融炒家完全不顾公平竞争的市场道德，进行炒汇、投机操作，自泰国始，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迅速贬值，汇市和股市一路狂跌，一蹶不振。

政治上，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开始推行全球扩张政策。1947年3月出台的杜鲁门主义，成为美国在全世界进行势力扩张、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全面冷战的宣言书。1949年，美国与西欧、北美主要发达国家为实现防卫协作，建立了一个国际军事集团组织。1949年3月18日，美国和西欧国家公开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该组织于同年4月4日在美国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后正式成立，它以集体防御为名，在海外积极进行军事部署，设立军事基地，进行战略布局，时刻准备对广大取得了政治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干涉。同时，他们还把一般性的社会问题政治化，阻止东西方人民的民间交流，使西方人民对东方文明一无所知，甚至产生了扭曲丑化心理。

文化上，美国等西方国家掌握和利用大众媒体对东方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全方位的包围网。1942年2月24日清晨2点30分，“美国之音”第一次用德语向欧洲广播。随后，法语、意大利语、英语、汉语普通话和粤语等50种语言陆续向欧洲和亚洲广播，“这里是美国之音，每天这个时候我们都将向您谈论美国和战争。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们都将向您报道真实的消息”。然而，有意思的是，1948年的《史密斯-蒙特法案》规定，“‘美国之音’节目为美国境外受众制作，严禁在美国国内播出”，其背后的潜台词不言自明，就是不让不真实的、过于政治工具式的传播进入美国。因为，出于资本的利益，在国外散播虚假新闻也就罢了，若还在本土宣传虚假新闻，必定会被民众和媒体群起而攻之。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利用国际经贸、文化交往扩大之机，在向东方发展中国家输出工业产品时渗透美式价值观，NBA、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耐克鞋等都成为西方价值观输出的载体，充当了西方文化的“传教士”。

迂回包围新兴国家，实行接触加遏制的战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以意识形态分野为标志的世界两极格局被打破，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曾兴奋地宣告，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或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将因此而构成“历史的终结”。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显然以世界霸主自居，妄图使其他国家以它为中心，服从于它。但是，美国对于自己的霸主地位始终感到不安，1996年塞缪尔·亨廷顿写作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公开出版，他提出冷战后的世界依然会冲突不断，只不过其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宗教、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其背后的意思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必然挑战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由文明差异带来的争霸行为应当引起美国警惕防御，这本书的观点震惊了世界。

亨氏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是文明威胁论，意指世界其他快速崛起的文明体对美国霸权地位形成挑战，表现出对不屈服于美国世界霸权体系的国家及其行为的担忧。历史似乎也在印证亨氏的预言，伊拉克、伊朗、朝鲜、古巴、利比亚、叙利亚、委内瑞拉等国在国际国内事务中总是“逆”美国之意而行，反对其霸权主义行径。2001年，震惊世界的针对美国本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更加坚定了对“文明冲突国家”的强硬态度，事件发生后，美国认定本·拉登是肇事者，旋即出兵报复，打着抓捕本·拉登的幌子，武装进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不过，即便从2011年拉登被击毙以后，美国至今仍未从阿富汗完全撤军。接触加遏制战略在美国对中东外交中暴露得非常充分，“9·11”事件以后，美国警告中东国家，对于美国的报复行为要么支持要么就会遭到孤立。伊拉克作为美国曾经的盟友，由于显露出试图摆脱美国管束的“野心”，“9·11”事件后萨达姆政权又公开宣称“美国爆炸案是美所犯罪行的恶果”，结果自然是“忤逆”，得罪了美国——虽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宗教较为开放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与信奉宗教极端主义的“基地”组织之间有直接联系。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进而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公开的理由是他们赞助恐怖分子活动，进而对他们进行军事遏制甚至直接打击。

另外，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被西方称为“非民主”国家或者纷纷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实力迅速上升，在国际市场与美国产生激烈竞争，或者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或者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及丰富的资源，所以也自然而然成了美国的假想敌。因为，自20世纪初，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战略思想一直是“世界上只有一个势力中心，由这个中心来控制平衡和稳定，而这个控制权最好在美国[20]手里”。对于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平等合作关系，美国从来没有实践过，也没有兴趣去尝试。国际战略重心东移，搞亚太再平衡，充分显示了美国政府提防快速崛起的中国、俄罗斯等东方大国，防范自身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的“良苦用心”。1997年6月，美国发表了新世界计划的宣言，明确提出了21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是，“谋求建立在全球的绝对优势地位，威慑企图发挥更大全球或地区性作用[21]的潜在竞争者，先发制人打击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该计划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要求对其给予更大威慑。

1989年8月15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以骄傲的口吻写道：“对苏联的伟大美元攻势正成功地发展，三万颗核弹头和用最新科技成果装备的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却不能掩护自己的国家领土拒绝渗透的美元，它已经把俄国的工业消灭一半，打垮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瓦解了苏联社会。苏联已不能抵抗，因此专家们预测，苏联的覆没就是[22]最近2～3年的事。”苏联解体后，以美元、汇率为武器，美国政府继续发起了对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新干涉主义行动。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货币优势地位，在东方国家打开国门与西方做生意的过程中，诱使其以出口资源能源、发展代加工业赚取美元外汇，继而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使这些国家将大量美元外汇购买了美债，导致这些国家本币兑换美元汇率上升，进而，大量美元涌入这些东方国家投机房市、股市，造成其本币出现内贬外升的扭曲情况，导致了贫富分化、社会矛盾。西方国家采取的金融手段，对东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很深的影响，资源耗竭不可逆转，生态危机难以根治，民生问题与经济发展错综纠结，贫富分化增加执政风险等问题层出不穷。

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配合金融手段，是当代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等东方新兴国家进行西化、分化图谋的基本方式。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意即文化价值观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国家目的。布莱尔提出搞价值观外交，克林顿任美国总统后，进一步公开宣称：“美国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信息、国际交流以及类似的软手段来[23]破坏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具体来说，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发展文化软实力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推广英语及其文化。语言是文化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随着英语的世界传播，美国的文化产品在全球风靡起来。谁是英语推广的助力者呢？美国英语专家库尔马斯说过：“美国英语在全球的推广得到了蓄意力量的帮助，具体说来这些帮助来源于政府、大众媒体、私营[24]经济人等。”美国国务院、美国联邦教育部、美国国际发展署、美国新闻署、美国和平队五个政府组织主要负责美国的国际推广工作，福特基金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民间机构支持英语国际推广活动，World Teach组织每年向世界16个国家提供500多名英语教师志愿者，世界英语教师协会、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美国双语教育协会、美国英语学校积极开展对外英语教学研究，编写英语教材，培训对外英语教师，开展对外英语教师教学经验交流会议。英语风靡全球，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使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地位甚至高于母语，从而扫清了西方文明向东方进行文化扩张的语言障碍。

二是倾销内蕴美国价值观的文化产品与传播工具。美国的动画片，如《变形金刚》《星球大战》《猫和老鼠》，传播着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对东方民族国家的青少年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好莱坞电影、摇滚音乐、迪士尼动画片，传递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西化着东方民族国家下一代的思想。《2012》《阿凡达》《碟中谍》《泰坦尼克号》等风靡全球的热映影片，总是以美国总统拯救世界、美国中情局特工正义反恐、美国英雄拯救人类等为题材，包装塑造美国的世界救世主形象，传播个人英雄主义、民主观念、浮士德精神、上帝信仰等美式价值观，构建着美国的世界吸引力和向心力。除此之外，国际互联网也成为美国等西方文化价值观倾销的阵地，国际互联网的13台根服务器主要分布在美国、瑞典、日本、英国，换言之，只要控制了这些硬件设施，想封锁谁的消息就可以封锁，形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优势地位。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曾明确说：“利用信息的力量来激励对当地政权的抵抗，确立支持[25]民主的政治意识。”为此，美国政府联合跨国公司开发新的网络工具，旨在使东方国家的人民避开本国政治审查自由表达观点。2009年，伊朗总统内贾德在大选中获得连任，为利用互联网煽动舆论，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亲自介入美国Twitter网站。在美国操纵下，200多万条关于伊朗游行集会的推特信息，被冠以“民主”之名发送到全世界，引发世界性的轰动效应，随后这些反应又被反馈到伊朗，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骚乱，实现了美国利用互联网工具对伊朗的持续干扰图谋。2010年，一个突尼斯商贩之死的视频被发布到互联网上，持续发酵，引发了“茉莉花革命”和中东北非大乱局，致使这些国家政权更迭。

三是塑造品牌神话。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描述道，资本主义“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26]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传统的低价倾销方式已经日益被高价品牌塑造的方式所取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迫于资源、环境和民生压力，逐渐改变直接进口东方国家原材料在本土工业生产的方式，而是转移至东方发展中国家贴牌生产，自己则掌握标准、技术，塑造和运作品牌，赋予这些品牌以地位身份等文化附加值，使得这些品牌如同精神鸦片般受到亿万刚刚迈向小康生活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追捧。例如，美国苹果公司拥有的苹果品牌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由中国大陆富士康科技集团进行贴牌生产。苹果产品在品牌拥有商的包装炒作下，被塑造成了时尚生活、尊贵身份的代名词。很多发展中国家青年人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省吃俭用，缩衣节食，却以能拥有其产品为荣，甚至有人不惜以自己身体、尊严作为交换。近些年，为了买苹果手机卖肾、卖身的报道屡见不鲜。2013年12月有报道称，福建某“95后”女大学生在网上招嫖，只为购买一部苹果“土豪金”手机。虽然为苹果贴牌生产的富士康工厂工人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组装手机，然而正如某女工所说，“如果不干这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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