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梦想之城的创造与死亡:敖德萨的历史【一部流动的世界史、一部丰富的人物史、一部美妙的城市史】(甲骨文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8-19 04: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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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查尔斯·金(Charles King),李雪顺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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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梦想之城的创造与死亡:敖德萨的历史【一部流动的世界史、一部丰富的人物史、一部美妙的城市史】(甲骨文系列)

一座梦想之城的创造与死亡:敖德萨的历史【一部流动的世界史、一部丰富的人物史、一部美妙的城市史】(甲骨文系列)试读:

前言

1867年夏末,敖德萨让来访的马克·吐温产生了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在《傻子出国记》里,他讲述了自己横跨近东的一趟短途旅程,即乘坐世界上第一艘长途观光邮轮来到这个俄国港口城市。马克·吐温乘坐“奎克城号”美国汽轮,在黑海上航行24个小时后,一到岸边就看到了敖德萨那段层层堆叠的石阶。这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石阶之[1]一,引导着他从港区来到了上半城。在石阶的顶部,黎塞留公爵的小型雕像看上去就像一个打量着港口的普通游客。身为这座城市的早期建设者之一,他伸出一只手表示欢迎。吐温喘着气,径直爬到高处,俯瞰下边的谷仓和港口。他的身后耸立着城市的中心区,到处是嘈杂的买卖声、送货声和交易声。

一条条十字交叉的街道宽阔整洁。林荫道两侧,两三层的低矮房屋鳞次栉比。朴实的墙面涂着蓝色和黄色,映照着风平浪静的黑海反射到岸上的阳光。刺槐树伸出枝叶遮盖着人行道,呼吸着夏日空气的行人摩肩接踵,每过一辆马车都会卷起一阵灰尘。“街道这头,街道那头,左边看,右边看,”马克·吐温写道,“我们的眼里全是美国景[2]象!”

就看待事物而言,这种方式真是别出心裁。吐温脚下的城市,曾经受到那不勒斯雇佣兵的窥探,被一位俄国女沙皇改过名字,受到她那位秘密的独眼情人的管辖,完工于两位遭到流放的法国贵族之手,在一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伯爵手里实现现代化,并由他妻子的俄国情人举办了庆典仪式。它是俄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帝国最著名的商业港口,尽管它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距离,超过了它到维也纳和雅典的距离。犹太人占了总人口的近1/4。

马克·吐温那趟旅程之后不久,这座城市见证了俄国历史上最为恐怖的几个反犹暴力场景。毫不夸张地说,在一次次充满仇恨和恐惧的宣泄之中,满大街的犹太人遭到杀戮。又过了很久,在敖德萨的人口中已经占到1/3的犹太群体,在战时屠杀计划中几乎被赶尽杀绝;这是大屠杀计划中被人遗忘的一个章节,屠杀者不是纳粹德国,而是与纳粹德国结盟的罗马尼亚。马克·吐温在敖德萨的街道上和院落里所看到的城市,一如他自己的家乡,孕育了非凡的能力,让一代又一代人实现了民族团结和自我重塑。他所没有看到的,是这座城市容易出现致命的规律性,让自己陷入自我毁灭的绝境。

他前来拜访的时候,敖德萨仍然在孕育着一种身份特征——喜好才智与荒诞,让褒扬者开怀拥抱,让贬低者大加诋毁;俄国文化这层薄薄的表象之下,包裹的是犹太文化、希腊文化和意大利文化核心;经济上繁荣与萧条并行;男人爱臭美,女人拼胆大;音乐和写作风格既有放荡自弃,也有控制试验;政治在激进和保守之间剧烈摇摆。这些习惯和价值观终将因它而传播到一个个新的地方,近至列宁格勒的[3]爵士乐俱乐部,远至犹太人在卡茨基尔山和布莱顿海滩上的宴会厅。在过去的俄罗斯帝国、苏联、罗马尼亚(占领国)和现在的乌克兰四个国家统治期间,敖德萨明显既是一个混杂和纷乱的城市,又是一座介于大海和草原之间的差异之岛,但同时还是一个不断遭到自身复杂性格威胁的地方。“敖德萨没有任何传统,因此它不惧怕任何新型的生活和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者、敖德萨人弗拉基米尔·亚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回忆说,“这在我们身上形成的气质多于感[4]情,让我们更加愤世嫉俗,但也更少了些五味杂陈。”

从1794年奠基开建直到现在,敖德萨就一直在成功和自毁之间不断挣扎求生。与许多充满生机的海港和文化多元的城市空间一样,这座城市一直试图解放那些心地较善的恶魔、作为都市生活重要灵感的顽皮捣蛋鬼,以及躁动不安的文学艺术创造者。但它解开的往往是更邪恶的恶魔身上的锁链,他们蛰伏在偏僻小巷里,低声嘟哝着宗教憎恨、阶层嫉妒和种族复仇。如果心想事成,敖德萨会孕育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这些人的才能将会点亮整个世界。如果事与愿违,这座城市的名字将会变成狂热、反犹主义和顽固民族主义的代名词。

本书顺着敖德萨的故事这条弧线,起于帝国时的初创期,穿插描写20世纪那几段时断时续的悲剧经历,直至通向神话和渴望的王国。本书追溯了敖德萨世世代代的本地居民和外来居民是如何抱持独特而至死不渝的态度,把它建设成俄国最具雄心的港口城市,从而为亚历山大·普希金和伊萨克·巴别尔等作家提供了灵感。本书还交织描写了一些普通人的生活,有的人享誉四方,有的人籍籍无名,由此让这座城市成为犹太人、俄国人、乌克兰人和众多其他族裔挚爱的传奇故土。

一座城市如何兴旺发达?怎样才能让它独具声誉,也就是让它具有一种精神或者特性,从而把外来居民变成本地拥趸?一处房产如何才能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一处生存之地?诸多城市,尤其是新奥尔良、那不勒斯、拉斯维加斯与利物浦等港口城市和新兴城市都享有盛名,并由此让自己轻易获得了让人耳熟能详的身份标签,但只有部分城市成为生活方式和行事模式。现在,人们稍不注意就会对敖德萨一直试图大胆表现出来的都市田园气息充满留念。敖德萨人自己却对这一点直言不讳。但更为残忍的事实是,与堪称具有某种伟大意义的其他所有城市一样,这座城市带给人多少灵感,就会带给人多少失望。往往一如自身的高尚特性,它畸形的一面最终占了上风,而且比以往的“羞羞答答”更甚。最终,敖德萨的发展历程既代表着创造力量,也昭示着多元化给普通生活带来了种种不易。就城市发展的艰难过程而言,介于创造和毁灭之间的摇摆也许是一种正常状态。[1] 黎塞留公爵(the duc de Richelieu,1766-1822),法国贵族,1803年被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任命为敖德萨总督。——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2] Twain,Innocents Abroad in Complete Travel Books of Mark Twain,1:256.[3] 卡茨基尔山和布莱顿海滩均位于纽约,前者以犹太人建造的度假屋为特点,后者是讲俄语的移民的聚居地。[4] Jabotinsky,“Memoirs by My Typewriter,” in Dawidowicz,ed.,Golden Tradition,399.第一部 梦想之城第一章 凶险的海滨山巅之城:19世纪敖德萨市中心和港口

游客与其说是抵达了敖德萨,还不如说是撞上了敖德萨。陆地一侧的黑海北方的大草原(Pontic Steppe)是一片古老的草场,乌克兰人经营的农庄和苏联时期农业产业化的断垣残壁点缀其间,这座城市不期而至地出现了。地形稍有起伏,一道道干涸的山沟直通大海,挡住了视线,不进入城中,你还发现不了这座城市的存在。“这边是草原,再往里走一步就是城市,”一个多世纪以前,一位德国旅行家写道,“人们不禁有些好奇,它竟然对周边的环境没有产生丝毫影响。”[1]

从海上看,敖德萨坐落在海拔不算太高的崖壁顶上,船只绕过那块遮挡着港口的突出海岬之后,城市的中心部位才会映入眼帘。城郊点缀着几栋高大的公寓楼,但不同寻常的是,直到船只转过头,朝着防波堤尽头那座矮小的灯塔驶去时,旧城部分依旧“了无踪影”。“欧洲又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回忆起看到映衬在天幕上的公共建筑[2]剪影时,19世纪40年代的一位法国游客如此说道。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来者,都会被反复激起同样的情绪。低矮的屋顶,迎风摇曳的树枝,宣示着这座城市是海市蜃楼般的梦幻之城;空旷的草原、辽阔的大海和浩瀚的天空组成的空白地平线上,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一个光点。

正如有记录以来最早涉足黑海的古希腊人所经历的那样,水路依然是抵达敖德萨的最佳路径。来到这里时,海岸线缓缓映入眼帘,仿佛是倚靠在褐色悬崖上的一道低矮山梁,即便在明媚的阳光下也会变成暗褐色或者粉红色。在来自爱琴海(Aegean)的海员们看来,这道风景线一定能让他们大饱眼福,因为他们已经沿着海岸线航行了多日,每天重复看到的,只有波浪般起伏的草原和浪花翻卷的大海。现在看来,这样的风景依旧摄人心魄。蔚蓝色的海湾面对着深蓝色的大海,壁立两侧的崎岖海岬高达30多米。

黑海沿岸的部分陆地从海面上拔地而起,形成一座座巍峨的山峦,树木繁盛,高耸入云。有的地方,地面陡然下降,形成一段段巨大的石灰岩悬崖,黛青色的波浪喧嚣地拍打着浅灰色的石壁。然而,敖德萨位于黑海西北角,周围的海水与其说是拍打着陆地,不如说是截断了陆地。平缓的陆地柔和地伸展进咸水浅滩。部分海床长着海草和水藻,形成了大草原的延伸部分;大草原上曾经翻滚着虎尾草和牛尾草,现在被分成了一片片被耙犁犁过并种上作物的农田,满眼都是黑褐色的土疙瘩。

不过,即便古人认为敖德萨现在位于崖顶上的城址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话,也没有谁说过只言片语。古人肯定应该知道这片宽阔而开放的海湾,但对于是否有人长期在此居住,现存书面文献并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位于黑海沿岸或者距离不远的其他城市,如罗马尼亚那座污秽不堪的港口城市康斯坦察(Constanţa)、俄罗斯帝国那座有史以来声名显赫的军港城市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黑海地区的“明珠”伊斯坦布尔(Istanbul),都拥有古老的渊源。现代混凝土和柏油路面之下,埋藏着希腊人(Greek)、罗马人(Roman)和拜占庭人(Byzantine)留下的遗迹。但敖德萨的下面什么也没有。这座城址所能提供的,几乎只有一片强劲东北风吹拂着的海湾。不管是乘坐邮轮还是渡轮观察这座城市,你所看到的都是近代的成果;两百年[3]来,由于缺乏历史遗迹,它既感到沾沾自喜,也感到十分遗憾。

探险家在黑海其他地方发现的目的地更具吸引力。也许在公元前10世纪初,来自地中海的水手划着吃水较浅的船只,先是在黑海南部的沿海地区,最终把触角延伸到北部沿岸,从而逐渐统治了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关键得有吸引力。南部和东部海岸出产贵金属。伊阿宋和阿尔戈英雄(Jason and the Argonauts)寻找神秘金羊毛(golden fleece)的传奇故事所追忆的时代,也许正值希腊商人遍寻今属土耳其(Turkey)和格鲁吉亚(Georgia)的沿海地区,购买当地人从黑海沿岸高山和高加索山脉(Caucasus)湍急的河水中淘出来的黄金。经由北部沿岸可进入平坦的内陆地区,当来自地中海的水手离开温暖的咸水海域冒险北进时,他们获得了早就在此生活的非希腊人培植的谷物。

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可能亲自到访过黑海地区,或者更有可能听到过关于这一地区的一些离奇传说,因为这些传说沿着西部沿岸,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一路向南流传到他的家乡哈利卡尔纳苏斯(Halicarnassus)。到他所生活的时代时,黑海已经成为一个各种文化和信仰混杂的地区。黑海北部是斯基泰人(Scythian)的王国,希腊作家用这一名称,对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习惯和信仰的牧羊人、耕种者和游牧民等所有非希腊群落进行了笼统描述。在《历史》(History)一书中,希罗多德描述了居住在第聂伯河(Dnieper)、布格河(Bug)和多瑙河(Danube)河口地区的居民,而这些部落都与后来的敖德萨相距不远。他在书里写道,卡里皮达伊人(Callippidae)和阿拉佐涅斯人(Alizones)都属于“希腊-斯基泰部落”,是希腊殖民者和内陆人通婚形成的分支,在服饰和举止方面和斯基泰人相似,但他们种植洋葱、韭菜、扁豆和小米,既满足自己消费,也远销其他地方。

在希罗多德看来,第聂伯河——他称之为玻里斯提尼斯河(Borysthenes),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条分界线。东岸居住的是很少把外来者放在眼里的“流氓天团”——斯基泰人。还有昂多罗帕哥伊人(Androphagi),被人称作“食人者”(man-eaters),据说居住在一片辽阔沙漠的边缘地带。其他族群要么在荒芜的大草原上策马驰骋,要么无休无止地卷入战事和劫掠奴隶。斯基泰人和希腊人无拘无束地混杂居住在河流的西岸,通过与地中海地区的商业贸易变得富裕起来。受玻里斯提尼斯河及其支流灌溉的平原地区是名副其实的天堂和乐园,这条水系“不仅在本地显得极为珍贵和高产,而且仅有尼罗河[4]流域可与之相比”,河流沿岸是一望无际的繁盛草场。成群的鱼儿在浅滩里游动。海岸边的潮汐滩出产食盐,腌制的鱼运到南方后,成为希腊和罗马美食家嘴里的珍馐佳肴,尽管1世纪时老普林尼(Pliny [5]the Elder)曾经警告说:“它会让你的胃肠严重胀气。”

在黑海西北沿岸的奥尔比亚(Olbia)、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克森尼索(Chersonesus),或者位于罗马尼亚的希斯特里亚(Histria)等地的考古遗址中,还能找到这一文明的实物遗迹,有的与本地人有关,有的跟希腊人和罗马人有关。石头堆垒的房屋沿着狭窄的街道一字排开,有的街道甚至做了铺装处理,配有完善的排水系统。岩石堆砌的防波堤伸进了大海,迎接来自地中海的大船,以及来自其他城镇、商业中心区和偏远村落的大小帆船。自第一批希腊人首次涉足以来,几百年间,这些城市先后经历毁坏、重建和改建,但考古发掘依然让今天的参观者感受到了古人的生活状态,而来自地中海的希腊人曾经把这里当成世界的边缘。

奥尔比亚、克森尼索和希斯特里亚等城镇存在了500多年,时而发展扩张,时而落入入侵者手中。随殖民者和原住民关系产生的,既有友善的商业关系,也有血腥的战争和冲突。很多希腊人往往认为这个地区的人粗野无知,喜欢使用暴力,但也有目击者觉得,这些外来的殖民者才是社会问题的根源。“我们的生活方式几乎使恶变结果殃及所有人,”罗马作家斯特拉波(Strabo)评论说,“让他们知道了什么是奢华和感官享受,以及能满足这些恶欲并催生无尽贪婪的卑劣[6]花招。”

斯特拉波出生在距离南部海岸并不遥远的希腊旧殖民地内陆城市阿马西亚(Amaseia),即今土耳其阿马西亚市(Amasya),本身就是黑海地区的产物。他在希腊语环境里长大成人,附近的一条条绿色沟谷直接通往明晃晃的赭石海滩,所以在看待自己生活的环境时,他也许比很多外人带有更多的同情心,更能说出细小差异。例如,诗人奥维德(Ovid)在冒犯元首奥古斯都(Augustus)后,作为惩罚,于公元8年被流放到黑海西海岸地区。因为在老家阿布鲁齐(Abruzzi)享受惯了舒适生活,或者在罗马住惯了位于卡皮托利尼山(Capitoline)上的别墅家园,他觉得自己被强行放逐的地点无聊透顶。希腊语和拉丁语用“Pontus Euxinus”这个词语表示黑海,字面意思是“迎接外来者的大海”。但奥维德的看法明显与众不同。“他们说这个地方热情好客,”他在一封寄自黑海边上的信件里写得非常直[7]白,“一派胡言。”

野蛮人在城市中自由穿行,长长的胡须上挂满了严冬里形成的小冰晶。来自内陆的入侵者带着狂怒冲下山,袭扰了附近的各个社区,而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有说希腊语的水手、边境居民和政治流放者。在内陆与海岸之间不断发生激烈争夺的过程中,前者在罗马后期逐渐占据上风。这个一度被希腊作家比作埃及王国的地方——因为他们认为除希腊王国之外,埃及是最高级的文明社会——再次消失在大多数外来者的视线之外。

1000年后,也就是13世纪和14世纪时,意大利的城邦制度(city-states)让地中海和黑海原有的往来联系重新焕发了生机。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期,拥有强大军事和商业集团的城市,如热那亚(Genoa)、比萨(Pisa)和威尼斯(Venice)等,将触角延伸至自己的海域,并渗透进黑海周边以及更远的地方,建立起全球性的利益王国。这片海域为进入中亚腹地,以及经由陆地到达更远的中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水路通道。

意大利人大多在希腊人原有的基础上,对各个城镇进行了建设;在巨大的商业网络之中,这些城镇成为繁荣的节点。一如满载谷物和腌鱼返航的希腊帆船,意大利商队驾驶着宽体船只,满载丝绸、皮毛,以及从鞑靼人(Tartar)、彻尔克斯人(Circassian)、格鲁吉亚人(Georgian)和其他民族那里获得的奴隶,在这片海域纵横驰骋;对四处寻找仆人并为海军和商船寻找桨手的欧洲政权而言,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利润来源。他们的风头盖过了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即以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并以商人和债权人的身份,为说希腊语的拜占庭人有效地提供资金支持;当时的作家并没有忽略这个事实,纷纷对他们将自己[8]视为“黑海主人”的“自大行为”加以谴责。

这一时期,黑海以及更广大地区已经深为热那亚水手、威尼斯税务官和佛罗伦萨财务官所熟知,就连马可·波罗(Marco Polo)等探险家在对它加以描述时也刻意显得漠不关心。“我们没有跟你们说起过黑海或其周边省份,”他在13世纪晚期时写道,“因为已经有那么多人对这片海域做过探索,并且每天都游弋其中……所以,每个人都[9]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因此,我对这个话题无话可说。”

马可·波罗描述的主要是南部和东部海岸一带,这两个方向都能从中亚、印度次大陆和中国获取财富。如果说黑海的西北角在古时候是一个“面包篮子”,为处于权力顶峰的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提供大麦和小米的话,那么在文艺复兴时期,从全球商业发展中获益的则是东部地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加法(Caffa)和顿河(Don)畔的塔纳(Tana)等由意大利人管理的偏远地区,一代又一代商人或者赚得盆满钵满,或者亏得血本无归。14世纪初期,佛罗伦萨出版了一本内容详尽的商业指南——裴哥罗梯(Pegolotti)撰写的《通商指南》(La practica della mercatura);该书兼具《简略指南》(Rough Guide)的实用性和商会组织的鼓动性,详细列举了经由黑海沿岸各港口运送的众多商品,如蜡、铁、锡、铜、胡椒、香料、棉花、奶酪、[10]石油、苹果、丝绸、藏红花、黄金、珍珠、鱼子酱、牛皮等。

不过,这样的商业往来同样仰仗的是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那种相互受益却又时常令人担惊受怕的关系;古时的希腊殖民者正是利用这种关系实现了繁荣发展。在意大利水手和商人看来,来自内陆地区的伙伴不再是斯基泰人,因为早在几个世纪之前,斯基泰人就在迁徙、联姻和入侵的迷雾之中失去了踪影。从希罗多德到马可·波罗这1000多年里,在众多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当中,目前对大草原具有掌控权的是鞑靼人。

鞑靼人是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后代,而金帐汗国是13世纪初期跟随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大规模迁出中亚的民族最后的遗留部分。大蒙古国解体之后,金帐汗国声称拥有欧亚草原的大片区域,在其帝国统治权覆盖的辽阔大地上,土耳其牧羊人、意大利商人、欧洲城邦首领派出的使者、英勇无畏的基督教传教士等往来穿行。来自欧洲的访客对蒙古-鞑靼人(Mongol-Tatar)的野蛮行径异口同声地加以谴责,因为后者的习惯和传统似乎代表的是知识和文明的对立面。不过,欧洲人关于自身经历的文字记录往往同偏见背道而驰。

13世纪40年代,身材浑圆的柏朗嘉宾(John of Plano Carpini)教士接受教宗英诺森四世(Pope Innocent Ⅳ)的指派,与蒙古-鞑靼可汗取得联系。柏朗嘉宾教士对游牧民族野蛮的处事方式深信不疑。他写道:“对他们来说,屠杀其他人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他自己的亲历报告所展示的,却是充满学识和交易的都市文化景象,虽然这一切往往发生在迁徙过程中,因为蒙古-鞑靼人要随着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马群穿过大草原,一直走到黑海和里海沿岸。就在柏朗嘉宾准备与他期待已久的蒙古皇帝见面的时候,他十分尴尬地得知,皇帝的多位大臣会写阿拉伯文、俄文和鞑靼文,而他自己除了拉丁文,竟然对别的文字一窍不通。经过多个回合的沟通,一行人好歹把皇帝可用多种语言表达的想法用拉丁文写了出来,柏朗嘉宾才终于可以坐[11]船回去面见教宗。

很快,金帐汗国与自己那位更加伟大的蒙古先祖一样,成为内部倾轧和王朝竞争的牺牲品。它终于分崩离析,分成了若干个新的小型可汗王国,横跨欧亚大陆。接着,这些可汗王国为争夺贸易线路和自然资源,与本地区一些新兴的基督教政权,如莫斯科大公国(Muscovy)和立陶宛(Lithuania)展开了争斗,因为前者兴起于大草原以北地区,到14世纪晚期正想方设法摆脱蒙古-鞑靼人的统治;后者也利用金帐汗国衰退之机,在14世纪60年代甚至对第聂伯河的下游地区提出主权要求。东边的游牧部落一度对欧洲形成威胁,现在同样往遥远的地方派出了柏朗嘉宾教士那样的外交使团;它再也发挥不了自己在中世纪晚期的那种商业通道作用。与中国的商业往来放慢了节奏,意大利人在黑海周边建立的商业中心逐渐萎缩。

随着上述重大地缘政治变化,虽然大片大片的土地因为决定性战役或者王位继承而在强权之间不断易手,但渔民、商人、农民和牧民的日子却年复一年地不断延续着。一支整体推进的军队毁掉了所有庄稼,剩下的庄稼则全部落入蝗虫之口。要么奶牛无法产仔,要么春季羊羔提前降生。进港船只悬挂着陌生的国旗,说明海的那一边发生了无可预料的变局。敖德萨出于务实而形成的本地特性早已包含在自己最早先祖的命运之中,因为这里本来就是一片规模不大的聚居区,处于几个敌对帝国的夹缝之中,只能任凭风吹雨打。

取名为敖德萨之前的卡吉贝伊(Khadjibey)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子,坐落在黑海岸边的一处高坡顶上。它的起源十分模糊,但当地民谣坚持认为,其初创者是与之同名的一位鞑靼首领,名叫哈吉·伊·吉拉伊(Hadji I Giray)。据说,在与内陆对手和游牧入侵者的对抗中,哈吉为了寻求支持而向立陶宛大公国(the Grand Duchy of Lithuania)割让了自己西边的部分领土,而后者是一个军事和政治强国,其领土覆盖了今天的立陶宛、白俄罗斯(Belarus)和乌克兰西部。卡吉贝伊村名义上被并入立陶宛,但现实生活也许依旧如常。鞑靼村民一边放牧,一边与对手因牧场而争吵不休,同时也用牲畜和谷物同更远的内陆民族进行贸易,远的有波兰人(Poles)和立陶宛人,[12]更近一点的则是摩尔多瓦人(Moldovans)。20世纪初时印在明信片上的敖德萨港。作者收藏

15世纪初,当卡吉贝伊这个地名第一次出现在文字记录中时,如果说这里的统治力量是立陶宛人的话,那么一个世纪之后,一股全新的影响力则从南边猛然扑了过来。1453年,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Ottomans)推翻了位于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帝国,并建立起一个非常贪婪的帝国。说突厥语的奥斯曼人原本是早就迁出中亚地区[13]的几个部落组成的联盟,后来逐渐占领或吸纳了居住在拜占庭(Byzantium)边缘地区的多个基督教群体、讲希腊语的村民和迁徙的牧民。这些人的头领是苏丹;苏丹是对一个特殊统治者的称号,其世系可追溯至13世纪90年代的奥斯曼一世(Osman I),这位首领也是“奥斯曼”所对应的英文单词“Ottoman”的来源。尽管本质上信仰伊斯兰教,但奥斯曼帝国不折不扣地演变为一个帝国:把众多民族和广阔的国土松散维系在一起的是一位统领一切的政治领导人,治理依靠的是税收、纳贡和发动战争这套庞大体系。

到奥斯曼人进入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庭帝国已行将就木。数百年间,它早已成为数百年前那个充满荣耀的东罗马帝国的幽灵外壳。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已经在数年时间里横扫了欧洲东南部,一路上经过帝国的首都之后,让巴尔干半岛(Balkans)上东起塞尔维亚(Serbia)西至摩尔多瓦的基督教国王和女王们感受到了压力。但到16世纪20年代,随着君士坦丁堡被征服,奥斯曼帝国苏丹已经有能力默许存在于该地区的主要政权,而后者以宣誓效忠的方式,换取苏丹对他们统治地位的认可。如此一来,奥斯曼帝国成为黑海沿岸地区的宗主国,尽管苏丹往往必须通过当地贵族实施间接统治。至于黑海本身,由于奥斯曼帝国的战舰控制了经由博斯普鲁斯(Bosphorus)海峡和达达尼尔(Dardanelles)海峡进入地中海的通道,它已经成为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伊斯兰帝国的内海。

不管他们知不知道,卡吉贝伊等地的村民就这样成了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不过,当地人往往并不相信这一点,因为来自黑海北部的海盗时常把奥斯曼帝国的船只当作袭击目标,甚至攻击奥斯曼帝国的腹心地带安纳托利亚(Anatonia),偶尔还会袭扰君士坦丁堡。这些袭扰者成长于边疆地区,也就是帝国海上疆域的边缘地带,这一地带混居着从前的波兰-立陶宛人或俄罗斯农民、当地的穆斯林以及游牧民;这些人混杂居住形成的群落具有明显的特征,被贴上“哥萨克”(Cossacks)这一笼统的标签。哥萨克群体产生于16世纪中叶,是位于波兰-立陶宛和奥斯曼帝国交界处的一股重要力量,以打家劫舍为生;“哥萨克”一词很可能来源于土耳其语里的“kazak”,意为“自由人”,任何一个哥萨克人都会让君王付出高昂代价。尽管其主要生活来源是袭扰和海盗行为,但哥萨克是真正的边疆多面手,既能种地,又能放牧,还能在第聂伯河等河流入海口处的水草洼地里撒网捕鱼。

17世纪的法国重型火炮工程师纪尧姆·德波普兰(Guillaume de Beauplan)曾目睹哥萨克人的袭击行动,对哥萨克人及其水上生活留有图文记录;他没有把他们描述成他们最终成为的那种传奇骑兵,而是把他们描述为敢作敢为的水手,善于驾驶内河小船,经过改装即可完成跨海出行。他在《描述乌克兰》(Description of Ukraine)一书中写道:他们现在已经约有12万人,全都经过备战训练,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对效忠[波兰]国王这条微不足道的命令做好了回复的准备。正是这些人,时常——[实际上]几乎每年如此——在黑海海域打家劫舍,给土耳其人造成巨大损失。他们已经多次抢劫属于鞑靼人的克里米亚,蹂躏安纳托利亚,洗劫特拉比松(Trebizond),甚至冒险抵达远处的黑海[博斯普鲁斯]海口,距离君士坦丁堡仅3英里,带着大量战利品和许多奴隶踏上了归程;劫掠来的奴隶通常是小孩子,他们要么养大自用,要么作为礼物送给家乡的贵族。[14]

正如哥萨克人的袭扰行为所揭示的那样,至少在17世纪时,奥斯曼帝国对黑海北部地区的直接控制力十分微弱,只有在进入战争状态时是个例外,因为这时军队可以下到当地的村子里,或者烧毁庄稼,或者征用牲畜。即便这时,奥斯曼帝国也要依赖与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基督教王国和穆斯林鞑靼人通过条约、纳贡和隶属关系构建起来的一系列关系网。君士坦丁堡对北部沿岸地区的控制时断时续,直到另一股皇权力量,即俄罗斯帝国挥师向南,对苏丹名义上的盟主地位发起挑战。几个世纪以来,海洋和内地所拥有的财富,如谷物、绵羊、家畜、木材等,一直引诱着众多的帝国竞争者。不过,这片海洋提供的两样东西尤其激起了俄国人的欲望,一是大半个冬季都不结冰的港口,二是通往地中海的潜在路径。

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统治时期,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及其代理人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进攻。彼得大帝的南征行动多发生在17世纪90年代至18世纪初,但收效甚微。不过,他的继位者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却有能力把战略胆量、技术革新和谨慎外交融为一体,既敢于挑战奥斯曼帝国,也对旧时金帐汗国据守在克里米亚半岛并不时在黑海北岸地区兴风作浪的鞑靼人残部持续发起挑战。

在1768~1774年的一连串军事行动中,叶卡捷琳娜大帝成功逼退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并获得了占领领土上的所有收成,从而把俄罗斯帝国变成黑海地区的新兴力量。女皇控制了奥斯曼帝国在金伯恩(Kinburn)、叶尼卡欧(Yenikale)和刻赤(Kerch)等地的要塞,而这些都是第聂伯河、布格河以及浅滩密布、鱼虾成群的亚速海(Azov)等通道上的咽喉之地。根据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和平条约,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鞑靼人宣布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获得独立,尽管他们可以承认苏丹是自己的哈里发(Caliph)或全体穆斯林的世俗精神领袖。悬挂俄罗斯帝国国旗的船只获准从地中海驶入黑海,对黑海北部沿岸的俄罗斯帝国国土而言,这是重要的商业福音。

女皇发出了大规模造船令,以打造一支全新的商业和海军舰队。现在,俄罗斯帝国控制了多个地区的新兴城镇,村庄虽小,但前景广阔,很快就吸引了来自帝国尚不明朗的边境地区乃至黑海对岸的商人和移民。正如当时的一位观察家所描写的那样,“在一个从前只有匪帮落脚或被游牧部落践踏的国家,突然涌现出这些小镇……以及无数的村庄,现在住满了俄罗斯人、结束流浪生活的鞑靼人,以及数量众多的新移民,尤其是从奥斯曼帝国的邻近省份迁来的希腊人和亚美尼[15]亚人”。

在第聂伯河和布格河的南部流域,居民点不断向内地蔓延,但在沿岸村庄(如卡吉贝伊)、哥萨克人修建的定居点和鞑靼人建造的营地等落后的地方,与难得一见的降雨、季节性迁徙的鱼群,或在冬季时从大草原到沿岸草场所能得到的淡水和盐渍相比,历代国王和苏丹建造的军事建筑也许并不那么重要。早霜,或者某位长者为女儿操办的奢华婚礼留下的印迹,都有可能胜过某位远方新王的加冕礼,或者被入侵者收入囊中的某个帝国的首都。18世纪80年代末期,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此时的俄国人和奥斯曼人把战争的焦点放在了旅游者和经商者都曾经涉足的这一片海洋,那是位于西北沿岸的一处入海浅滩和水草滩涂,以及坐落在尘土覆盖的悬崖之巅的卡吉贝伊村。[1] Kohl,Russia,417.See also Koch,Crimea and Odessa,259.[2] Hommaire de Hell,Travels in the Steppes of the Caspian Sea,2.[3] See Baschmakoff,La synthèse des périples pontiques;Boardman,Greeks Overseas;Nawotka,Western Pontic Cities;Tsetskhladze,ed.,North Pontic Archaeology.[4] Herodotus,Histories,232-33.[5] 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10:18.47-48.[6] Strabo,Geography,7.3.7-9.[7] Ovid,“Tristia,” in Poems of Exile,3.13.28.[8] Pachymeres,Relations historiques,5.30.[9] Polo,Travels of Marco Polo,344.[10] Pegolotti,La pratica della mercatura,24.[11] “The Journey of Friar John of Pian de Carpini to the Court of Kuyuk Khan,1245-1247,as Narrated by Himself,” in Komroff,ed.,Contemporaries of Marco Polo,8,47-48.[12] Honcharuk,ed.,Istoriia Khadzhibeiia,5-8.[13] 今伊斯坦布尔。[14] Beauplan,Description of Ukraine,10-11.[15] Coxe,Travels in Russia,in Pinkerton,ed.,General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Voyages,6:889.第二章 波将金与雇佣兵奠基人,约翰-巴普蒂斯特·伊·兰佩(Johann-Baptist I. Lampi)为何塞·德里巴斯(Jose de Ribas)上将绘制的画像(1796)“我非但不会像乔治那样签署十三个殖民地的割让书,”叶卡捷琳娜二世提起与自己同处一个时代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1]Ⅲ)时说道,“我还会一枪崩了自己。”俄国已经开始朝着黑海方向扩张,但在叶卡捷琳娜眼里,帝国的天然边界应该更靠近南边,径直延伸入奥斯曼帝国的疆域,甚至有可能还要抵达地中海。乔治三世与18世纪的其他君主,如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JosephⅡ)和法国的路易十六世(Luis ⅩⅥ)——加在一起,管辖的范围已经横贯欧洲,遍及全球。叶卡捷琳娜不打算在帝国占有欲上输给这些人。她盘算过,把黑海海岸作为起点的俄罗斯帝国可以实现它期待已久的目标,废黜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由一位信奉基督教(且为俄罗斯人)的亲王取而代之。在俄国人保护下新出现的拜占庭,将会成为这个位于欧洲边陲地区的伊斯兰政权走向终结的标志。

早在1783年,叶卡捷琳娜就正式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取消了这一地区不到十年前获得的独立地位,从而使帝国疆界又向南推进了一步。短期内这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数十万克里米亚鞑靼人逃往奥斯曼帝国。他们的穆斯林同胞随即请求苏丹,代表那些正把土耳其的大小港口挤得水泄不通的战争难民实施干预。但不管让苏丹如何大伤脑筋,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私人朋友兼政治伙伴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波将金亲王(Prince Grigory Aleksandrorich Potemkin)的指挥下,俄罗斯帝国的大肆炫耀,还是让受到饥荒和斑疹伤寒困扰的鞑靼人显得苍白无力。

身材高大、满头褐发的波将金早就出现在叶卡捷琳娜的宫廷中,并在18世纪60年代初首次引起女皇的关注。风度翩翩的他当时正在皇家卫队服役,而踌躇满志的她是那位粗野无能的沙皇彼得三世(Peter Ⅲ)的伴侣。在叶卡捷琳娜为废黜自己的丈夫策划政变的过程中,波将金加入了效忠新君主的行列。在部队为进军圣彼得堡城外的彼得夏宫(Peterh of Palace)做准备的过程中,波将金骑着马,大胆地向叶卡捷琳娜靠过去。两个人说了几句客套话,皇后拿他那匹难以驾驭的马取笑了一番。

没过多久,他就利用这一层熟识关系,使自己升到了寝宫先生(gentleman of the bedchamber)的位置——此时,它还不是一种职业,只是一种宫廷职位。现在,身处迷宫一样的冬宫(Winter Palace),他有能力策划更多与叶卡捷琳娜碰面的机会。每次碰面的时候,波将金都会跪下身去,表明他那永不褪色的爱恋,并在这位欧[2]洲权力最大的君主的手上留下一个鲁莽的吻。

关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性癖好的某些传闻存有疑点,但确定无疑的是,她喜欢男人的陪伴——关系密切、精力充沛,且无须从一而终。在她执政期间的第一次俄土战争中,波将金凭着叶卡捷琳娜的保护,在帝国作战部队里谋得了一个职位。从前线返回时,他已经成了一名英雄,挂上了中将军衔;战争期间,他和女皇的通信时断时续;为了女皇,他攻下城池,俘获奥斯曼军队,扩张了领土,这一切荣耀都让他深为陶醉。

1774年,帝国与奥斯曼人商定和平条约期间,波将金成为叶卡捷琳娜的情人和宫廷弄臣,这让他可以畅行无阻地进入女皇的寝宫,并进而参与国家大事。在他之前和之后,还有别的宠臣,而波将金的标志性损伤——左眼失明让他颜面尽失——可能是他撞上了自己曾经试图躲开的一个人留下的,而这个人就是叶卡捷琳娜私生子的父亲——倔强而有哲学头脑的格里戈里·奥尔洛夫(Grigory Orlov)。不过,波将金实现了对手们均未能实现的东西:建立一种既有性爱也有真爱的关系,并通过秘密婚姻掩盖起来,同时让自己在这个处于扩张期的帝国的日常运转过程中不可或缺。

18世纪70~80年代,随着帝国南部边疆地区的飞速发展,波将金成为首席规划师。被叶卡捷琳娜取消首选情人身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一直坚守这一岗位。他在沿岸新建了多所海军兵工厂,其中包括现在仍然由俄罗斯帝国黑海舰队驻防的塞瓦斯托波尔港。日耳曼人、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等都获得了特权,可以在大草原、赫尔松(Kherson)和尼古拉耶夫(Nikolaev)等海滨小镇及沿河港口建设农场或贸易社区。

落入叶卡捷琳娜军队之手的地区被集中划入一个新设立的行政单位,取名“新俄罗斯”。与新西班牙、新法兰西和新英格兰一样,新俄罗斯是一场帝国植入试验。殖民者被派驻到新的领土上进行探测和定居。学识渊博的圣彼得堡学会派出了地图绘制员和地理学家,对自然宝藏和异国土著进行造册登记。成片的土地——边界不清、附着物不确定——被赏赐给穿长筒袜和褶边服的贵族,他们又可以在自己的荣誉单里加上外国侯爵或从男爵的头衔。“他们糊里糊涂地获知,自己被分给了好几个贵族,”一位新地主谈起本地的鞑靼牧羊人[3]时说道,“但……他们根本弄不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儿。”

为了表明大草原和沿岸地区的巨大变革并将其变现,波将金于1787年冬末春初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帝国盛况展示活动。仿照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的风格,叶卡捷琳娜大帝从圣彼得堡出发,向着南方进发,开始了出游之旅;她穿过欧亚大陆交界处的平原地带,来到第聂伯河畔;在这里,她的随从人员踏上水路,朝着黑海方向,一路蜿蜒穿过乌克兰。由14架马车和184部雪橇组成的护驾队伍载着达官贵人,踏上冰雪覆盖的大草原。一行人马抵达基辅(Kiev)后,一个由7艘大型帆船和80多艘其他船只组成的船队,连同3000多名水手和卫士,顺着第聂伯河驶向终点站,即鞑靼可汗位于克里米亚巴赫奇萨赖(Bakhchisaray)的旧王宫。

宾客队伍是名副其实的欧洲贵族“名人汇”,上至波兰国王、奥地利皇帝,下至各种类型的亲王和伯爵。大帆船上的包房配备了中国丝绸和东方式沙发。每当有宾客离开或归来时,一支由12位音乐家组成的小型管弦乐队就会发出迎来送往的信号。抵达巴赫奇萨赖后,安排给宾客们居住的住房,一度由克里米亚最后一任鞑靼可汗占据,就连最见过世面的旅行家也会对这样的待遇感到十分心动。

为了款待随从人马,以及多达数千人的观礼者,波将金沿出行路线准备了不少喜悦和惊奇之事。他在处女地般的大草原上布置了英式庄园,并移栽了一棵棵成年大树。用作宴会厅的大帐篷挂满了花环,缀满了珍珠。由哥萨克人和忠诚的鞑靼人组成的兵团从叶卡捷琳娜的面前列队走过,以表达对她的尊敬。来自高加索山脉的银装骑兵一边呼啸而过,一边表演着军事技能。树林里挂满了灯笼,篝火照亮了夜空。即将抵达第聂伯河畔的克列缅丘格(Kremenchug)城时,雄壮地再现了维苏威火山(Vesuvius)喷发的场景,宁静的草原上落下了[4]火焰和硫黄。

尽管表演技能高超,但波将金的布景伎俩无法掩盖的事实是,展现在叶卡捷琳娜身后这帮欧洲政要、大使和贵族眼前的,仿佛是一个奇幻乐园,而这一片新的土地实际上并非如此。新俄罗斯的控制权刚从奥斯曼帝国转到俄国人手中。让居住在平原、丘陵和海边的农牧民感到敬畏的,不是俄国人正在承诺的自由和理性管理,而是女皇出行队伍的华丽阵势。正如当时跟着一同踏上旅程的欧洲贵族查理·约瑟夫·德·利涅亲王(Charles-Joseph,prince de Ligne)所写:“不能像我们一样自由行动的女皇被欺骗着相信,那些城镇……已经建设完毕,可那是些没有街道的城镇,没有房屋的街道,没有屋顶和门窗的房[5]屋。”不同于同处一个时代的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波将金没有建造功能完善、符合理想的农民村庄。不过,他凭着热情,用最好的颜色装点南方大草原,倒是催生了“波将金村”(Potemkin villages)这个讽刺标签,用以描述那些好玩的娱乐活动、几乎无法住人的城镇和用来表达忠心的管弦乐表演;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那位“可爱的母亲”(Matushka)——这是他在相当私密的信件中对叶卡捷琳娜的称呼,也是表达对女皇之爱的常用词语。

走完第聂伯河、看过克里米亚、在巴赫奇萨赖住过王宫之后,俄国代表团回到了圣彼得堡,身后的大草原差不多跟原来一模一样。顺河而下的过程中,一支奥斯曼帝国的舰队被拖到了第聂伯河口。它的任务不是阻拦俄国人下河出海,而是对波将金的铺张出行大胆地表示反对。利涅亲王热情洋溢地写道:“我把这件事看作一场完美战争的[6]完美预言,而我希望这场战争很快就会让我们感到心满意足。”他没有感到失望。

1787年8月初,奥斯曼帝国向俄罗斯帝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归还克里米亚,承认位于高加索地区的基督教王国格鲁吉亚是苏丹的被保护国,以及承认对过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俄罗斯帝国船只进行例行搜查的权利。在叶卡捷琳娜看来,上述条款简直滑稽透顶。毕竟,波将金安排这场盛大巡游仪式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视察被她视为自家领土的克里米亚等。再者,十五六年前签订的和平条约保障了悬挂俄国国旗的船只有权自由驶入黑海海域。

俄国人拒绝了最后通牒,奥斯曼帝国宣布开战。两个帝国的陆军和海军都加快了备战工作,以在布格河和第聂伯河入海口一带的战略咽喉位置,以及德涅斯特河(Dniester)沿岸和多瑙河三角洲等地发动攻击。各个要塞再次获得了补给。波将金亲自率领一支十多万人的军队;这是一支由贵族军官、哥萨克人、被强征终身服兵役的农民,[7]甚至被匆忙集中起来的犹太长矛骑兵队组成的杂牌军。叶卡捷琳娜在早年战争中大获全胜,这为她的第二次战争事业吸引来无数雇佣军。有的是贵族,受过良好教育,如利涅亲王;有的是出身低贱的冒险家。战争带来的机会,不仅包括前往东方侍奉这位功成名就的基督教君主,还包括新开放的黑海看似能够提供的财富收益。这两个诱因引起了一位著名的雇佣兵——美国革命中的海军英雄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的注意。

琼斯已经完成自己为刚刚独立的美国要做的工作,于是来到东方,打算在正与土耳其海军交战的一支沙俄舰队里担任指挥官。琼斯在美国的名气,来自他向英国战舰成功地发起了一系列攻击;他至今被尊为美国海军的缔造者,他的遗体被安放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市一个豪华的神龛中。但波将金不为所动。“这个家伙不适合带兵打仗:他动作迟缓,缺乏热情,甚至还有些害怕土耳其人,”他在写给叶卡捷琳娜的信中说道,“他是这个行当的新手,对全体船员视而不见,[8]百无一用:他不懂我们的语言,无法下达命令,也听不懂命令。”

在大西洋上,琼斯是一位出色且成功的船长,但他的技能具有海盗属性:凭着数量不多的一队人马,乘坐一艘战船,他就有能力直面一支敌军。他在复杂战斗——尤其是他置身其中的由操着多种语言的军官组成的欧洲军官团傲慢自大,诡计多端——中担任指挥官的能力受到怀疑。受雇于叶卡捷琳娜的另一位外籍军官、来自拿骚-锡根(Nassau-Siegen)的查尔斯(Charles)说道:“作为海盗的琼斯[9]久负盛名,但我担心作为舰队指挥官的他水土不服。”对于贵族军官同僚的轻慢言行,他一旦有所察觉,就会焦躁地反击;来到俄国后,他花费大量时间,为军衔和指挥系统等问题争吵不休。“也许从来没有哪个指挥官开始履行职务的环境比现在更令人痛苦,”琼斯抱怨说,“我的对手为了打垮我,设下了可恶的圈套,是我的坚定和正直[10]战胜了这些圈套。”

琼斯在俄罗斯帝国那些年间挽回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副官——名为何塞·德里巴斯的雇佣兵所具有的良好的决断、操作能力和恪守礼仪。与传说中的美国船长相比,德里巴斯更善于把控自己在俄土边界的命运,以及他作为敖德萨真正奠基人的历史地位,这在与土耳其人作战的过程中得到了证明。他的复杂背景和即兴人生就是他促成建立的那座城市的象征。

何塞·帕斯夸尔·多明戈·德里巴斯·博易森(José Pascual Domingo de Ribas y Boyons)——俄国人称他为奥西普·米哈伊洛维奇·德里巴斯(Osip Mikhailovich Deribas),于1749年出生在那不勒斯,是一位西班牙领事和他爱尔兰贵族妻子的儿子。那不勒斯是一座风景怡人的港口城市,坐落在一个天然形成的圆形凹坡里,对面就是维苏威山顶令人感到恐怖的火山锥;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西班牙、法国和奥地利几个国家政治斗争的马前卒。18世纪30年代,它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接受波旁王朝(Bourbon)的统治,暂时摆脱了其他外来帝国的阴谋诡计。

那不勒斯随即迈入了一个时代,即将迎来自己的辉煌。波旁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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