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挑战与未来——中外联合研究报告(No.2)(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灵桂,赵江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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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挑战与未来——中外联合研究报告(No.2)试读：

前言

2016年11月18～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与国际关系学院在北京举办了“中国周边国家智库论坛”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挑战与未来”国际研讨会。会后，与会学者对会议的主题做了进一步的深化研究，本专著是在深化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作为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加强与国外重要智库开展联合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代表。

当前，国际秩序和格局正在发生非常剧烈的变化，中国周边和周边国家也都在发生着非常明显的变化，中国本身也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在三个变化里面，如何适应上述变化是智库、理论界同仁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讲，智库专家和理论界人士生逢其时，这是因为时代在呼唤理论创新，在呼唤理论发展。旧的理论、旧的想法，传统思路很难回答今天我们正在面临的一些非常严峻的挑战。

习近平主席在多个不同重大场合提到“命运共同体”概念，并对“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进行了详细的阐述。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强调指出，“今天的亚洲，拥有全世界67%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亚洲和平发展同人类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亚洲稳定是世界和平之幸，亚洲振兴是世界发展之福”，亚洲国家要“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201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了命运共同体是“亚洲的新未来”，表达了中国与亚洲各国同舟共济，走合作共荣之路的愿望。

应该说，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仅是追求共同利益，是利益共同体，更需要强调共同责任的一面，是责任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倡导的亚洲命运共同体，不是要在形式上建成某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而是要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树立亚洲各国利益和责任的认同，在更深入的互动中实现共赢、多赢。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强力倡导以包容、互动和一体化为主旋律，以共商、共建、共享、共荣为目标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

亚洲是多元文明共存、相互包容的地域。中国与周边国家都有千年的交往历史，千年交往历史中沉淀了对彼此的信任与包容，在重大挑战和危机面前，可以让我们更多从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角度化解危机、战胜挑战。这些历史积淀为我们今天开展“命运共同体”联合研究既奠定了历史基础，也奠定了观念基础。今天我们倡导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因为我们在探索一条新路径，探索多极世界格局之下各国如何相处的新路径，特别是亚洲国家间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和理论总结有可能为解决世界范围内的争端提供一种全新范式，更有可能为促进亚洲乃至世界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种全新范式，并成为全球的一种思想公共产品代表。

前不久笔者在同国外其他智库学者进行交流的时候，有一位学者讲到了两个数字，让我感到非常震惊。第一个数字是现在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范围之内，对中国印象的80%～85%来源于英文材料和渠道，第二个数字是中国对周边国家印象的85%～90%也是来源于英文材料和渠道。作为智库，作为提供思想产品的机构，我们在提供思想产品时，渠道来源的单一化，是否有助于我们对他国的认知；是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服务于本国的对外政策；是否有助于在对外交往中取得更多的共识和增进更多的共同利益？应该说，文明多元化的基础是思想多元化，因为我们的大脑也需要知识、事实的来源多元化，为此，笔者特别倡导七点建议，为我们今后的研究视野多元化提供一点帮助。

第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愿意和周边国家智库共同策划研究选题，这不仅基于中国的理论需要，也基于周边国家发展的需要。通过策划一些共性的研究题目，建立联合研究项目库，为双方学者开展共同研究、共同研讨提供捷径。

第二，国家全球战略智库愿意和周边国家智库开展联合研究。每一个国家的智库都有自己的专长和研究领域，开展联合研究有助于提高研究质量，也会对“一带一路”建设、“命运共同体”建设，特别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和其他一些理论有所裨益。

第三，国家全球战略智库愿意和周边国家智库建立多元化的共享机制，包括学术信息共享、成果共享等。如果能够实现多元共享，将对我们改善政府决策和增进民众福祉有所帮助。

第四，国家全球战略智库愿意和周边国家智库共同培养人才。培养年轻人才就是培养未来，我们愿意和周边国家智库共同制订人才联合培养计划。

第五，国家全球战略智库愿意和周边国家智库共同举办会议。通过共同办会，打造出共同的会议品牌。

第六，国家全球战略智库愿意和周边国家智库联合发布报告。对一些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可采取共同研究、共同发布的形式，以扩大我们思想的影响力。

第七，国家全球战略智库愿意和周边国家智库建立固定的联系人机制，确保智库之间的合作一步步走向深化。

在这个多元世界里，我们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元、我们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元，但是我们解决问题和迎接挑战的路径也必将是多元的，因此，今天我们出版部分联合研究的成果，希望为解决问题和迎接挑战提供不同以往的路径。

最后笔者想感谢的是国内外同仁对本次研究项目的完成提供的鼎力支持，感谢笔者的工作团队，包括翻译、校对稿件的同事的全力协助，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诸位编辑的加班加点工作。没有他们，这部专著不可能尽早问世，也不可能给阅读本书的人带来一点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研究员王灵桂2017年3月31日

概念探讨

周边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范式

2016年11月18～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与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中国周边国家智库论坛”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挑战与未来”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20个周边国家30位专家学者和30位国内专家代表就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进行了理论与实践探讨。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命运共同体”建设是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正在以全新的视角构筑国际合作和国际新秩序，尽管各国、各地区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困难和挑战不尽相同，对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理解也存在差别，但是要求共同发展、共同安全这一具有共同价值的理念却为与会学者所倡导。

一 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国际合作与国际秩序的新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理事长蔡昉教授指出，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强力倡导以包容、互动和一体化为主旋律，以共商、共建、共享、共融为目标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命运共同体建设同样离不开智库的贡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陆忠伟就如何构建和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提出，要把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的优势、守望相助的优势、持续增长的优势。2.外方学者的观点

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退休大使Syed Hasan Javed先生认为，中国是实现和平发展的主要力量，应承认和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过去的发展方式是一种零和游戏，导致诸多问题难以解决。中国崛起给整个世界提供了乐观的理由。“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正是双赢的发展模式，我们不能停留在原来的思维里。

缅甸战略与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Kyee Myint认为，中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概念有四个原则：首先，确保所有国家相互尊重平等对待；其次，寻求双赢合作和共同发展；再次，需要实现全面共同合作和持续的安全；最后，确保文明之间的包容性和相互学习。命运共同体对于确保和平和稳定的邻国关系，对于中国的持续性更为重要。有些人认为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中国发展与邻国良好关系，确保中国对外战略环境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以经济举措为中心，以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两个主要支柱，核心是重建世界经济新秩序，并且尽到中国作为亚洲大国的责任。（二）命运共同体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1.外方学者的观点

俄罗斯总统战略研究所研究员Yulia A. Kryachkina女士认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策略目前非常明确，希望能够和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及其他的项目，比如说欧亚经济联盟，还有韩国欧亚倡议进行互动。中俄经济上合作比政治上合作更为活跃更为重要。在安全问题上，核心是构建互信才能获得发展。

阿富汗外交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Sayed Mahdi Munadi主任认为，目前亚洲地区正面临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激进主义等带来的严峻挑战，要保持地区的和平稳定，需要有所作为。第一，需要互相支持来构建一个“命运共同体”。第二，安全是为了经济，经济也是为了安全，经济倡议能更好地解决失业、贫困以及缺少能源的问题。第三，不应成立任何联盟或者联合体，而应通过一种潜在的方式实现“一带一路”。我们需要一种新保守主义进行逐渐的改变，而不是激进的改变。

泰国兰实大学外交与国际研究所所长Sompong Sanguanbun认为，中泰之间的历史关系已延续上千年，有共同的价值观、传统和相近的宗教。近年来中泰之间关系发展非常之快。为促进未来发展，中国必须要向其他国家保证不是赢者通吃，必须要有共同责任，照顾到所有国家利益。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Sow Keat Tok认为民族主义正在伤害亚太地区国家的共同发展，使亚太地区国家很难形成全球化的思维，因此必须要控制国家主义中的极端分子。2.中方学者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智库主任武力研究员认为，建设命运共同体是适应世界发展大势，“一带一路”和“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以友好、和平、开放的心态促进共同发展和共赢。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永权认为，“一带一路”和“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新一届中央政府为世界发展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需要大国的支持，如果美国、欧盟、俄罗斯大国仍然保持冷战思维，仍然局限于地缘政治，而不去考虑共同利益的话，将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带来巨大挑战。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教授林利民教授认为，命运共同体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信任和信心问题，其次是历史问题，领土、领海冲突问题，以及内战问题。目前亚洲在崛起，西方、美国和欧洲在衰落。世界发展重心不仅仅是转移到亚太，而且从海洋向内陆转移，这为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新机遇。

二 周边经济共同体建设：成就与挑战并存

国内外学者对于经济命运共同体建设有着诸多的共识，在承认经济合作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探讨了未来亚洲经济合作的方向，以及如何克服目前面临的一些挑战。（一）成就较大，但也面临一些挑战1.外方学者对经济共同体概念的认知

文莱大学亚洲研究所副研究员Bruno Jetin认为，“一带一路”将持续作为一个热点话题存在，会影响中国、亚洲乃至整个世界，“一带一路”将会帮助亚洲所有国家繁荣发展，也会给我们亚洲经济增添更多的动力。但是亚洲并不是只有“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必须要找到中国和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础设施和中国、东盟成员国之间的互联互通项目要有可持续性，而不是一次性的合作。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Hyung Gon Jeong认为，中国和东盟之间应该建立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2020年东亚“命运共同体”也会成为现实。未来经济最大增长驱动力是经济一体化，应建立高质量、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同时还要在亚洲的能源合作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确保整个区域的能源安全。互联互通对整个经济活动非常关键，另外要关注民间机构的交流，促进文化和社会沟通。

斯里兰卡政策研究所副所长Dushni Weerakoon认为，斯里兰卡面对一些挑战和机会，既有内部政策和地缘政治政策的考虑，也有和中国之间关系的考虑。中国是斯里兰卡最大的财政支持和金融支持来源国。有人认为中国支持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够透明，这样的投资更多带来负债而不是外商直接投资，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斯里兰卡和中国走得非常近。事实上，科伦坡港口城的停建给斯里兰卡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是斯里兰卡经济发展重要也许是最重要的经济伙伴。

蒙古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Buyankhishigiin Otgonsuren就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现状和三方合作的进展做了简要介绍。中蒙俄三方合作进展比较快，已签署中蒙俄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为加强三方经济走廊，首先需要做的是把各方国内发展规划连通起来。蒙古国“草原之路”是2011年提出来的，蒙古国政府支持将“草原之路”与中国的“丝绸之路”对接。蒙古国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有下列优势：一是蒙古国的地理位置；二是转运费最低；三是蒙古国已经制定了中长期公路、铁路有关规划纲要；四是蒙古国和中国、俄罗斯两个邻国之间没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领土争议，在蒙古国国内也没有三股势力的威胁，蒙古国是一个安全的国家。蒙古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Chuluungombiin Narantuya认为，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平等友好合作关系，是蒙古国对外政策的首要方针，蒙古国所坚持的永久中立立场不具备政治意义，只是表示蒙古国将来不会一边倒，同时和各国区域发展互惠互利的合作。蒙古国所在的东北亚地区发展互惠互利空间较大，也有很好的发展平台。

越南社会科学院分析与预测中心副主任LE Kim Sa就中国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谈了几点想法：一是不希望在一些争端领域出现军事冲突；二是中国近期加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原因一方面是关税水平下降，有助于扩大经济合作，另一方面是非传统安全的问题给中国造成了很大压力；三是湄公河区域之间的合作和“一带一路”相辅相成。未来越南需要对湄公河合作进行评估，找到和中国合作的方案。2.中方学者对经济共同体建设的认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李伟认为，第一，从长远角度来看，全球化对世界各国都是有利的进程，我们应使这个过程更加公开、透明、公正，这是亚洲经济合作的前提和思路；第二，不同的倡议和不同的机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亚洲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发展；第三，亚洲不同国家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如何在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当中实现各国利益最大化，这需要附加另外一个条件，即要有利益的让渡。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国际经济关系室主任赵江林从命运共同体概念出发，提出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经济“命运共同体”的建议。一是推进共同体建设应强调成员之间的共性，而不是过多强调成员之间存在的差异，应鼓励成员追求共同的发展目标，提高东亚成员之间增长的相似性。二是减少经济发展的差距，提高经济发展同步性，以此维持成员对共同发展理念的追求。三是应通过各种途径来避免对共同体内部一些资源的竞争。要在共同体内部建立责任和利益相匹配的体系。四是要对经济共同体建设做一个全面评估。（二）对下一步经济合作的对策建议

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杜进森先生提出两点建议。一是经济合作如何与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另外要注意非传统安全，包括走私和假币问题。二是如何加强中国和周边国家以及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经济合作整合，而不是推动竞争。

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所长Roman Mogilevskii针对中国和中亚国家经济合作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中国企业家在中亚国家投资模式和领域要有一些改变。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要确保符合当地的要求，还要有可持续性，要考虑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第二，希望中国企业更多投资制造业、农业、服务行业。第三，期待中国能进行更多的技术转移。第四，希望在有机农业方面加强合作。

蒙古国学者提出，未来中蒙俄三国首先应该继续加深对彼此的研究，增进互信与理解，最大程度上减少三方对彼此的误判和认知偏差。其次是准确把握三方经贸合作的契合点，实现三国互利共赢，要着重发挥中蒙俄三国各自的优势，在合作项目上充分征得彼此同意，把符合当地利益作为经济走廊具体合作项目获得支持的必要条件。项目不仅要集中在环境资源领域，还要扩大农业、畜牧业、旅游业、新能源业等。最后要建立三国合作机制的准则，实现管理对接，确保合作机制互联互通，在三国国际与国内部门之间建立有效协同配合机制，统筹管理，提高效率。

菲律宾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Danilo Israel认为，中国在菲律宾经济中占据比较重要的角色。中菲关系虽然有一些小波折，但总体还是向上的趋势。其建议，一是实现免签，中国游客可以免签来到菲律宾；二是在贸易投资、人与人之间民间交流都能有更多的发展；三是南海问题不是中菲关系重点，政府可以进行更多的研究，把双边关系扩展到多边关系，包括其他的东盟国家；五是建议把海上丝绸之路延长一点，让马尼拉加入进来。

斯里兰卡学者针对批评中国对斯里兰卡经济影响力不那么透明，政府间交易不够透明等问题，建议未来应加强透明度，发挥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未来中国应向斯里兰卡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出于南亚地缘政治的考虑，斯里兰卡也要做到平衡各方的利益关系。

三 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机制缺失与未来建设

人们建设安全共同体更多是因为其影响到发展的进程，尽管地区安全合作的进程与经济合作进程不相匹配，但是与会学者在加强安全合作上是存在共识的，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安全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地区安全合作机制，这种机制缺失造成目前地区存在的多种安全难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因而学者将安全机制建设视为未来的重点合作方向。（一）对安全共同体的认知1.外方学者的看法

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林芝瑛认为，安全问题对于整个东亚地区发展来说非常关键，尤其是怎样平衡各方的利益。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概念非常好，但是在安全领域可能很难做到。为保持区域的稳定，我们需要有创造力、持续性的对话和交流机制，应将短期和长期目标分开来，对于短期目标来讲，我们要处理一些关于恐怖主义的问题，长期要建立互信机制。

泰国学者Sompong Sanguanbun认为中国一直是地区稳定的力量。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和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Bali Ram Deepak教授从构建主义角度探讨了中印“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解构殖民主义时期建立的伪命运共同体，重新回归到文化上的紧密关系。“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中国的再全球化倡议，中国希望通过这样的倡议把较小的全球化力量整合到一起。

柬埔寨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Kin Phea博士认为，中柬关系历史悠久，在军事合作上也是非常深入的。关于如何加强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柬埔寨主张“一个中国”原则，主张多边协商解决南海问题。2.中方学者的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王俊生副研究员认为，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包括利益共同体和责任意识。目前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困难是和一些周边国家存在历史与领土问题，政治互信较低；中美竞争带来的挑战，以及命运共同体概念本身比较模糊。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安全外交研究室杨丹志博士通过对比亚信机制，提出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想法。目前亚洲地区实际上没有普遍认可的一种地区安全架构的存在。“亚信”机制做出了一些努力，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亚信”机制发展也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如成员国众多，中小国家作用发挥有限，制度建设存在不足，缺乏约束力，缺乏内部凝聚力。

清华大学孙学峰教授认为，安全合作比经济合作面临的挑战大一些。第一，通过经济稳定促进安全合作的努力，有进展但是也面临挑战，怎样把这两个更好地协调起来是一个难题，实际上地区安全形势取决于大家是否有足够的耐心，不能走得过急走得过快，走的过急过快以后可能会给大家带来较低的舒适度。第二，亚洲地区没有特别成型的安全结构，这也是需要开展的课题研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李伟研究员认为，在传统安全问题上一定要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亚洲进行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合作，包括大家提到的湄公河机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陈立认为，在反恐领域，中国和周边国家面临来自本土恐怖主义的威胁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国际反恐面临三重困境，即西方反恐的双重标准、不少国家仍没有重视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源问题，联合国的主导作用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加强；走出反恐困境的三条路径是，中国要广泛联合大多数国家，推动联合国在国际反恐中的顶层设计，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反恐合作尤为重要，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逐步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教授认为，不能将朝鲜排除在亚洲合作之外。第一，中国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不能少了朝鲜；第二，中国应该引领推进朝鲜加入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建设；第三，朝鲜应成为命运共同体和韩国欧亚倡议建设的主角；第四，朝鲜加入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二）关于安全合作的推进建议

印度尼西亚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Rocky Intan就安全共同体建设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在渔业、海洋保护等领域加强信任，中国和东盟都应该尽量避免在目的方面造成任何误会。第二，开展预防性外交。第三，培训部分人员讲英文，避免语言不通造成新的麻烦。第四，加强危机管理，要学会识别危机和预防危机，撤出不必要的军事力量。

Deepak教授针对中印合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要管理好中印之间的差异，不给边境危机酝酿的机会，目前需要学习世界上已有的危机管理机制。第二，强烈建议各国做好发展战略对接。第三，在中国西北部和印度北部实施一些能源合作，应建立协商机制辅助能源合作，再有要加强铁路互联互通。

王俊生副研究员就如何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提出五点建议：第一，发挥经贸优势；第二，加强政治互信；第三，加强有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研究；第四，扩大人文交流；第五，推进制度建设。

四 周边文化共同体建设：承认多元与共同价值培育

在文化合作议程中，国内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文化上的差异，甚至对立已经给地区发展带来极大的伤害，因此有必要在承认文化多元的同时，培育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意识，这不仅是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也是确保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前提。这次研讨将文化合作提高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民心相通应该放在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第一位置上。（一）对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基本认知1.中国与周边国家建设文化共同体有历史基础

多数外方学者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只不过这一进程被西方殖民主义中断后开始出现新的发展变化。老挝外交研究所副所长Lattana Thavonsouk认为，中国和老挝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悠久的历史联系，以及文化、地理上的紧密联系决定了两国人民将会继续坚持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国际台孟加拉语专家、孟加拉国资深媒体人Irene Niazi Manna认为，孟加拉国非常支持中国“一带一路”的举措，两国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孟加拉国希望在2040年成为一个发达国家。2.文化合作在促进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不可或缺

赵培杰认为文化、交流与合作是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和外交关系的前提，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应有之义。民心相通则是“一带一路”和“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其关键和根本所在，也是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的催化剂。所谓民心相通就在于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或者说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是民心相通的重要支点和媒介，是其他方面和领域相互理解的基础和纽带。

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退休大使Syed Hasan Javed认为，现在已经不是19世纪的世界，或者18世纪的世界，而是21世纪，应以开放的心态，提升软实力，要学好中文，这样思想才会有所转变。文莱大学亚洲研究所Jetin副教授认为，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加坚固地去构筑文化多元性，而不是假定大家都已经有这个共同体的基础，我们应意识到各种文化语言和传统当中的区别，这有助于加深互相理解。

阿富汗学者Sayed Mahdi Munadi认为，阿富汗面临的严重安全问题，其来源就是文化差异。阿富汗有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伊斯兰自由主义冲突，其导致了整个社会在文化各方面都充满了争端，文化上的冲突不但会牺牲文化本身，而且也会牺牲这些为文化服务的人们。在中亚和东亚很难就文化问题消除这种霸权主义，地区文化霸权主义尤其要不得。3.如何加强与东南亚智库的交流

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副所长NGEow Chow Bing认为，东盟智库对于中国来说基本上有四种主流态度：支持、中立、怀疑中国、反对中国。东盟智库对中国的怀疑是结构性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不会改变。4.华人问题研究

文莱大学亚洲研究所副教授云昌耀教授认为，现在华人已经成为中印两国之间文化的桥梁，华人已经成为各国非常重要的资源，促进了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在文化、经济、民间方面的更紧密的交流。（二）促进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建议1.如何构建文化共同体，一些专家给出了答案

韩国对外经济研究院Hyung-Gon Jeong教授认为，培育文化认同感更重要的是人和人的合作、机构和机构的合作。丝绸之路的目标就是发展更加健康的国家间关系，我们既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身份，也要保持文化的多样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利平研究员针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出：第一，要构建中国与周边的价值认同基础；第二，要构建发展共同体；第三，要构建中国与周边的安全共同体；第四，要构建中国与周边社会人文的共同体。在构建中国与周边文化共同体时，存在三个优势：华人华侨、几千年友好的历史交往、文化资源丰富。关于如何构建文化共同体，主要有：一是机制化，所谓机制化，就是应建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社会文化交流的机制框架；二是品牌化，建立品牌才能使文化合作具有感染力、影响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文化合作不是空洞的，可以把互联网和文化创意产业结合起来；三是大众化，文化合作一定要有大众的参与，让大众真正地通过这种文化的合作得到实惠，得到具体利益，而不是停留在空洞的协议、文本之间的交换上。这里有两个重点方向，一是教育，二是旅游。

赵培杰认为，为“一带一路”和“命运共同体”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舆论环境是沿线和周边国家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不同国家的政党与政党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国民与国民之间，智库都承担着特殊的沟通使命和桥梁作用，深化文化交流与合作可以起到消除偏见、化解矛盾、增进共识的作用。2.促进边境贸易发展和旅游，提升中国对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度

老挝学者Lattana Thavonsour和尼泊尔学者Bishnu Bahadur Khatri表达了中老、中尼之间的旅游业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一带一路”将会连接全球使旅游业更好发展，同时，旅游业有利于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它将会使中国与尼泊尔有更好的联系。3.加强智库交流，特别是要积极培育亲中的东南亚智库

NGEow Chow Bing认为，为更好地促进智库交流，在与东盟智库交流的过程中，中国应该更多地考虑到东盟智库的思维方式，以它们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互动。印度新德里大学Deepak教授认为，要解读中国文化的基因，主要的途径应该是在中国生活，在中国学习，这样我们才能够更透彻地了解中国。现在通过第三只眼睛了解中国的做法是非常不恰当的。

五 周边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争端解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范式

在第五个议程中，国内外学者对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内涵、模式、方向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尽管在上述方面存在认知上的差异，但是有一点，大家形成的共识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已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新范式，促进了世界争端解决和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一）对命运共同体新范式的认知1.什么是命运共同体？

泰国皇太后大学副校长Romyen Kosaikanont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不稳定状态，正在走向新的世界格局。命运共同体被认为是各国发展的机会，有时也被很多国家认为是一种威胁，有可能帮助中国成为地区的一个霸主，重新建立起“中国威胁论”。其实，“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是中国想把自己的命运同世界共享，是正在发展中的机制，原则是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国家也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现在泰国进入到4.0发展模式，是由技术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中国和泰国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尤其是在发展道路上，中国需要泰国，泰国也需要中国。2.命运共同体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尼泊尔国会国际关系部、尼泊尔国际关系研究所秘书长Chauyen Lai Shrestha希望促进区域合作与建立区域智库交流合作机制，促进共同繁荣发展。3.关于命运共同体建设模式

缅甸学者则提出，不要建立紧密的合作机制。缅甸Tampadipa研究所所长Khin Zaw Win认为，世界中心在移动、在变化。现在人们担心会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担心中国成为一个新的霸主，因而主张建立一个更加松散、更加灵活的合作机制，确保每一个国家都能得到同等地位的尊重。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唐永胜教授认为，命运共同体建设议题的提出是顺应历史条件发展变化的结果。亚洲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应对各种挑战，面对各种不确定。共同体应该是谋求共赢，是一种创造和分享利益的共同体。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罗英杰认为，如何协调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外交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对于周边国家来说如何从这两者中间受益与中国实现互利共赢是他们应该要考虑的问题。与西方列强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向其他任何地区和国家索取过领土，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未来也一样会是这样。（二）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建议1.外方学者对亚洲命运共同体新范式建设的建议

泰国皇太后大学副校长Romyen Kosaikanont提出六点建议。第一，要建立对于所有人都有包容意义的共同体，中国应该扮演促进者的角色，中国首先应该考虑到的是发展节奏，并且确保所有国家都有机会真正分享自己的共同利益，为共同体的成立做出自己的贡献。第二，遵守和平共处原则。第三，命运共同体必须带来内生性的增长，随着中国发展，要能给其他国家提供更多援助和帮助，促进这一地区的包容性增长，并且在技术转移还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面给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帮助。第四，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共同体应该保持协作的态度，共同去战胜一些困难。第五，必须监控共同体的整个实施过程，并且确保这些政策有更好的规划并且更好地得到修正。第六，在多极化的世界中，“命运共同体”应该是合作型的，并且保持一定灵活性，让不同能力国家以不同方式参与，并且减少一国独大的情况。

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助理Kemel Toktomushev认为，“命运共同体”定义首先需要我们弄清楚的，就是背后代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越南学者更多从务实角度提出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建议。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杜进森教授提出五点建议。第一，在认知方面，中国和东盟应继续推进地区和平稳定，以便可持续发展，这符合地区需求和愿望。在进行发展战略对接时，中国将体现其提出的“亲诚惠容”政策。第二，民心相通应该放在第一位。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应该加强宣传解释“一带一路”的倡议给东盟各国带来的好处和利益。第三，中国应该鼓励有实力的公司和企业走出去，同时中国也应该继续开放市场，扩大进口。第四，落实好中国-东盟的高层机制。第五，应该管控好海上争端，维持和平和稳定。2.中方学者对亚洲命运共同体新范式建设的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黄永光研究员认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前景光明、任重道远。第一，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第二，应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推进；第三，应坚持开放包容，重点应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尤其智库、宗教、教育、媒体，这四个领域的合作应得到重点推进，要使智库网络交流合作平台常态化。

建立命运共同体：西方国家的选择是“保持航向”或进行“航向修正”

仅仅在21世纪初，一切看似正常的事情正在受到“静修状态”的影响，向后倒退发展。西方政客正在谈论修“墙”而不是修“桥”。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所拥护的政治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开放市场、自由企业、全球化、言论自由以及人权等价值观正在日益承受越来越多的压力，这些压力源于仇恨势力、顽固势力、偏执势力、极端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势力以及对前殖民和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盲目追求。世界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被设置了堡垒。

随着所谓的“超级大国”即美利坚合众国的衰落，“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正处于混乱之中。最初看来好像美国（1991年被多数媒体称为“超级大国”）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其地位。现今，在25年后，对于最热情、最有资格、最可信的亲美战略分析家来说，情况并非如此。世界其他国家反而没有对这些本应该提供“应对措施”的亲美战略分析家的期望进行谴责。地缘政治统治旷日持久的斗争、所谓的联盟及同盟的建立；冷战言词及思维方式的恢复等被看作世界未来发展的“不祥之兆”。

然而，尽管西方主流媒体知道从1945～1991年冷战开始时代已经发生变化，但它们并没有改变其“语气”或“拥护帝国主义的思维方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几个月来，这些媒体被支持了几十年的右翼势力所“包围”。在政治层面上，世界从未如此缺乏全球领导力，正如21世纪初见证的那样。西方不能使历史的时针倒转。亚洲的新游戏规则将越来越多地由中国人书写。事实上，除了因软弱无力的清朝签署的不平等条约而被夺取的沿海城市之外，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处于殖民统治下，它与西方国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从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中受益匪浅。

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其国际地位也在发生改变，以符合其战略利益，实际上这已经在其外交举措和战略行动中有所显现。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了解这些“战略沟通”的姿态变得更为重要。纵观亚洲，中国被视为寻求和平崛起的“稳定者”。西方国家不甘心接受中国的崛起，这在华盛顿皮尤研究中心（PEW）的年度民意调查中有所显示。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游戏规则需要重新拟定。撇开遗传因素不说，基于一些原因，西方国家永远不了解中国。西方媒体充斥着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这日复一日地反映出西方文化界的极度不满情绪。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过去几十年中，西方汉学家的预测没有一个被证明是正确的。

全球社会正面临各种挑战。西方思想家将1991年的苏联解体视为其所取得的所谓的“涅槃”成就。从现在起的25年后，包括美国自身在内的西方国家正面临着不可逆转的衰落。包括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博士（Zbigniew Brzeznski）、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罗杰·科恩（Roger Cohen）、汤姆·恩格尔哈特（Tom Engelhardt）、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ss）、皮特·海切尔（Peter Hartcher）等在内的西方著名学者都认为没有阻止美国衰落的解决办法，但可以阻碍中国崛起的进程。西方知识分子精英们应该争论的是，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衰落，而非他们正在讨论的是否“中国能够提供另一种领导力”。“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享受永久的统治、和平与繁荣，无论它有多么强大。从古至今这一规律反复出现，没有发生过改变。”纵观历史，帝国兴衰更替、超级大国更迭都是如此。当代全球局势被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描述为“新常态时代”。这是一种保守的说法。简单地说，它可以被称为“无序、混乱的时代”。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愿意心甘情愿地放弃其影响力和统治地位，超级大国更是如此。这样的国家总是准备战斗，就像每天发生在丛林王国中的事情一样。然而，每一个现有的大国都变成了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随后，再变为衰落的国家。所有超级大国都经历过一段由奋进的蓬勃发展阶段，之后达到权力和影响力顶峰时期，最后走向衰落的历程。道法自然，自是如此。

尽管数千年来知识和技术爆炸带来了人类的进化与发展，但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退化，而且从未面临过像今天一样多的毁灭或灭绝的风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成功地长期保持其统治地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同时与世界其他地区做斗争。纳粹德国和苏联及其盟国是最近时期的一些例子。西方国家现在处在一个类似的窘境中。全球核冲突的结果必然是谁也不会成为赢家。

由于一系列原因，比起1945年，现在的世界变得更加“危险”。比起1991年的冷战时期，这个世界既不和平也不安全，也没有变得更好。世界至今仍处于“旋转”中。历史学家、地缘战略家或机会主义者继续念念不忘他们的国家一直不可被战胜这一神话，这样的观念是由利己主义、目光短浅的认知、自以为公正且自私自利的强迫行为所驱动。通过几十年来长期存在的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西方国家极大地受益于其他国家的“人才流失”和“资本外逃”。跨大西洋大国使用“联合建设”和所谓的“人道主义行动”模式通过代理和直接干预来发动战争，促使发生冲突，以尽可能久地维持它们的全球统治。

由于全球形势的快速转变，现在这种策略是不切题的。权力正在被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遭受一些“征兆”的折磨。战争、社会骚乱、暴力、冲突、仇外心理、暴动、傲慢以及尤其是“错觉”，都可能成为一个原因或结果，即开始就是结束或结束就是开始。以上所说的稳定或无序的权力博弈的自然悖论并不相互轮替。这对于大国来说确实如此，对于中小国家也是如此。治国之道最基本的作用是尽可能形成必要的和平，管理混乱或限制损害。我们生活在一个“冷和平”时代。

在许多方面，2016年是一个分水岭。所有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显然已经江郎才尽。他们并没有对“一带一路”的“双赢模板”进行反叙事，“一带一路”旨在通过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更紧密地整合建立一个“命运共同体”。通过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复兴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将实现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互联互通。这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的灵魂总是躁动不安，渴望改变。

为什么大国会崛起、停滞然后衰落？大国崛起是由强大的历史力量所驱动；由偶然的巧合所塑造；或是以展示游戏改变者所拥有的“宝贵资产”的综合因素所驱动。这些因素可能是个体、男人和女人、思想、价值观、领导力、体制、经济、技术、发明、自然资源、军事力量、文化吸引力、社会稳定、道德力量、神及自然的祝福。所有这些因素单独发挥作用，或者相互结合去造就或毁灭任何国家、帝国或文明。1991年伴随着苏联极权主义国家解体而结束的冷战，使西方国家稍微过早的形成了胜利的“情绪高涨和感情洋溢”，但西方国家的这些人并不了解全球社会的“暗流”。日裔美籍作家弗朗西斯·福山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呼吁推进西方主流政治思想的进程。他的论点是，人类通过所谓的超越苏联模式的自由主义、民主和人权的胜利实现了“涅槃”。25年后，在他的另一本书中，他否定了先前的这一结论。

西方面临着社会资本缺乏、人口下降、政治功能紊乱、收入不平等现象不断加重、无休止的战争以及来自亚洲低成本生产商等挑战。全球化、自动化、现代化及本土化的力量正指导着人类社会创造变革性影响力。自由民主模式和自由企业社会的成功依赖于法治、价值、充分就业和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西方社会正在被自己的作为与不作为摧毁，它们变得脆弱，而且处于持久的衰退中，并造成排外情绪的高涨。每一个社会都会成为自己作为、不作为或所作回应的受害者。

虽然不满意现有的全球治理与结构，但是中国不会挑战这一现状，也不会寻求通过革命或激进的方式改变现有的脆弱现状。换句话说，它不会捣乱。然而，它会创造替代结构和治理形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作为现有无效结构和无能的全球治理的替代之前对其进行检验。目前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是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继承人。中国已经获得了地位、影响力和力量，这并不是因为“西方慈善或仁慈行为”的恩惠；而是由于其自身优越的文化价值观；对政治暗流的理解；其高级干部和公务员的领导素质；韧性；应变力；以及其民众的决心和耐心。中国仍处于崛起的初始阶段。对于大多数中国观察家和汉学家来说，他们很难相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能够取得如此大的进展。

西方世界将何去何从？其是否会继续“保持航向”，走新型右翼极端主义思想进程，结束新的“法西斯主义时代”，还是会进行“航向修正”，以恢复世界和谐。这个问题不仅对西方社会重要，而且对整个人类都很重要。我们不能复制受到质疑的“冷战”式的“遏制理论”（这一次针对中国）。对于建立一个没有仇恨、褊狭、不平等、排外、暴力冲突和战争的新的全球秩序而言，中国确实是提供了有力领导。中国的崛起是独特的，因为在过去五千年的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大国在没有冲突和战争的情况下崛起。中国的“一带一路”双赢外交范式旨在建立一个“命运共同体”，通过复兴“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整合欧亚地区与非洲及美洲。中国的范式建立在其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上，即拥有“繁荣的邻里可以维持自身繁荣”。西方知识分子哀叹道其没有对中国进行强有力地“对抗叙事”，除了一如既往的“中国威胁论”或“遏制中国论”。世界正停留在十字路口。

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未来与建议

世界正逐渐从“一个国家，一个目标”转变为“一个世界，一个目标”的理念。所有国家都应该考虑如何开展合作，致力于解决平等互利的问题，以减少怀疑并建立信任……

我们的区域体制仍然缺乏平衡。解决区域内的安全问题必须基于一个良好的区域体制。冷战的结束见证了这一体制成为众多强权之一，可能目前还缺乏明确的规章制度，因此导致了一些不确定性，并已经给该地区所有国家尤其是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巴育·詹欧差泰国总理国际战略研究所香格里拉主题对话演讲第十五届届亚洲安全峰会，新加坡2016年6月3日

东盟领导人齐聚新加坡，参加国际战略研究所香格里拉对话，讨论区域安全问题，泰国总理巴育·詹欧差发表了主题演讲。在讲话中，他称，我们都处于10年来不确定的生活状态之中，需要新的体制，有更清晰明确的规章制度。这个规章制度应该具有包容性，并能促进从“一个国家，一个命运”到“一个世界，一个命运”模式的转变。目前，我们正在脱离两极世界，走向平等互利的多极化世界，我们要减少怀疑，建立信任。尽管巴育·詹欧差总理的主题演讲是关于安全问题的，但它也与各种多国合作方式有着高度相关性。

从全球层面来看，2016年是不同凡响的一年，因为我们见证了各种扣人心弦的事件。例如，英国投票退出欧盟的“英国脱欧”事件，美国在亚洲实施一项再平衡政策，并倡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自由[1]贸易政策。俄罗斯专注于亚洲和欧亚自由贸易区，印度引入了“看东方”和随后的“行动东方”战略，而中国则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所有这些令人振奋的事件都可以被看作强国试图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行动。

本文将从泰国的角度来探讨中国与其邻国“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本文分为三个要点：（1）命运共同体的背景；（2）泰国的发展愿景和政策；（3）命运共同体的前景和其建设中的政策建议。

一 命运共同体的背景

越南学者Chinh则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南海问题仍悬而未决，因此命运共同体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认为“新海上丝绸之[7]路”可以看作中国在该地区传播的另一霸权力量。作为东盟成员国之一的越南，可以说是南海争端的直接关系方，但越南可能将冲突从协同发展中脱离出来，原则上欢迎“命运共同体”。然而，相当确定的是，命运共同体的细节会在东盟成员国之间掀起进一步的讨论。

在2012年第一次提到“命运共同体”之后，习近平主席多次发表了与“命运共同体”有关的主题演讲。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以“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题演讲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建设命运共同体，我们需要寻求双赢合作和共同发展”。他还强调，这一愿景“不仅仅适用于经济领域，同样适用于政治、安全、文[8]化和许多其他领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基于和平共处原则，中国正在构建“命运共同体”，并计划涵盖不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全面合作。也就是说，“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整体政策。

据推测，“命运共同体”在此时提出是基于如下多种原因的。第一，中国不仅仅在该地区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经济主导地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16年提出，中国201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比1979年增长了156倍。中国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上拥[9]有最多国际储备的国家。2015年底，中国已经拥有高达3.33万亿美[10]元的国际储备。中国的崛起正是发生于日本、美国、欧洲等世界其他地区经济衰退的背景之下，并且中国还积累了相当的技术和创新能力，可与其他人分享。因此，中国也很乐意在区域内和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之处是建立在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上的。这一点从习近平主席的评论中也可以反映出来，他讲道“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这种制度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模式的主流发展方向，因此我们提倡可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的替代性发展方法。

第三，中国的崛起被超级大国和某些国家视为威胁，这一点可从各方面看出。例如，在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中国一直被限制获得更高的投票权。因此，为了冲破这些限制，中国愿意推行其“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是有道理的。例如，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内的中国新举措已于2013年在东盟峰会上提出。2014年10月，22国领导人齐聚北京，签署谅解备忘录，资金上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进行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以实现亚洲各国和中国的互联互通。

第四，“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被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构建内容之一。基于和平共处的原则，在邻国之间推进的外交活动相信会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国在社会、文化和经济等方面也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与联系，这将成为中国在该地区具有更大影响力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中国和东盟也都在称赞对方是该地区乃至全世界发展的动力。

第五，中国正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尤其是在高速铁路、桥梁、道路、信息技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国际储备货币，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挑战。此外，中国产品也遇到了多个出口障碍问题，包括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因此，中国正在建设“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中国与邻国能够真正地和平共处，重新部署某些领域的生产基地，并将技术和专业化能力转移到所需国家。[11]“命运共同体”究竟涵盖了哪些内容呢？彼得·洛夫特斯指出，“命运共同体”包括两大主要内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一带一路”（B&R）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旨在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到目前为止，中国只列出了“命运共同体”的原则和核心价值观，还没有提出明确的规章制度。

然而，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已经计划、定位且指定好了不同地区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前提下担任的不同角色。例如，云南的定位是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桥梁，广西的定位是连接中国和东盟，成都的定位是中国西部最大的铁路运输中心，作为丝绸之路始发地的西安，其定位则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中心。简而言之，尽管命运共同体的细节有待完善，但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双赢和共存的原则。[12]

总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概念，旨在提供另一种替代性的合作方式。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但它的价值已经达成了和平共处和双赢的合作。“命运共同体”还致力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利用大量的国际储备资金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命运共同体”这一大战略可以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减轻“新常态”对中国国内所造成的挑战，同时实现区域内的共同利益。

二 泰国的发展愿景和政策

自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或者说从第一个经济发展计划在世界银行监督下起草以来，泰国已经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国家社会经济和发展委员会是担任国家智库和负责起草国家发展计划的机构，受到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很大。按照不同的经济增长引擎，泰国自1950年之后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农业生产驱动、工业和机械化农业生产驱动，以及重工业和外国直[13]接投资驱动作为增长引擎的阶段。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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