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7-2026)：老经济与新动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世锦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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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7-2026)：老经济与新动能试读：

本书为“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长期研究项目成果的第五辑。从长期增长过程看，过去以及今后若干年处在一个转型期。这一时期的特殊之处，不仅是增长速度的回落，以及其后增长结构、动力、体制政策环境的变化，也不仅是转向新的增长均衡点有很大不确定性，而且由于既有的经济理论对这一转型过程未能提出像样的解释。在以往几年的研究中，我们试图描述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包括对经济走势的预测，更重要的是尝试对转型过程给出解释。为此，我们采取了为期十年的中长期观察框架加短期分析的方法。这类研究具有相当强的“实战性”，其结果需要接受实际过程的验证。尽管具体的预测数字易于吸引眼球，但我们更加看重的还是分析逻辑。预测数字偶然对了，逻辑不对，甚至没有清晰的分析框架与逻辑，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在2016年的研究中，我们对经济走势给出的基本判断是，经过六年多的回落后，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不应对增长前景过于悲观。从过去一年的实际情况看，这一判断初步得到证实。主要证据是，需求侧的三只“靴子”中，出口和基础设施已经触底，房地产投资在一线城市房价上升带动下一度回升，但不具可持续性。从供给侧看，在去产能的推动下，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50多个月后由负转正，工业企业利润恢复正增长，有一定幅度回升。供求两方面都出现了非常接近底部或开始触底的迹象。

依照惯例，本书首先对各领域今后十年的发展态势做一展望，在此基础上，回顾过去一年的进展，对新的一年做出预测性分析。基本判断是，今后一两年，中国经济实现转型触底是大概率事件。2017年将是触底的验证期，增长呈现新平台上的短周期波动，即大L型加小W型的态势。新增长阶段的发展动力，大部分来自于已有的或“老”的经济领域，关键是老经济要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做好这种加法的关键在于实质性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将可能呈现大L型加小W型态势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已经接近或开始触底。在今后一段时间，需求侧的房地产投资和供给侧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是值得关注的重要变量。随着一线城市楼市降温，房地产投资将会回归常规轨道，出现低速、零增长抑或负增长。对于已经越过房地产投资历史需求峰值的经济来说，房地产投资呈负增长并非不合逻辑。事实上，在2015年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已经出现了负增长，只是2016年一季度后一线城市房价暴涨改变了房地产既有的增长轨道。即使出现负增长，房地产投资依然是一个很大的规模。房地产投资回归常态将会拉低整个投资增速，但出口形势好转所带动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的加码，将会形成对冲力量。设备投资近期已呈触底回升态势，尚有一定扩张空间，需要观察其高点及其回落幅度和长期内有可能保持均衡水平。

供给侧的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必要的回调当属意料之中。问题在于，去产能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一些行业，比如煤炭行业，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大幅回升并不是由于“去产能”已经到位，较大程度上是由于“限产量”。价格升高是否会使这些被限产能重新释放，进而再次压低价格，使供给侧调整增加了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包括煤炭、钢铁、石油等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在这一轮周期的最低点，应该已经过去了。

如果以上所说的调整出现，在2017年年中左右，经济可能会遇到一定的下行压力，但只要探底幅度不明显低于前期，就可以考虑经济运行进入新平台的可能性。当然，这样的验证不一定只有一次，次数增加有助于提高触底成功的可信度。如果触底得以确认，经济增长将会转入L型底边构成的新增长平台，以往七年以结构转型变量为主的波动将会趋于平稳，新平台上以存货和设备投资变动为主的短周期波动将取而代之，经济运行将呈现大L型加小W型的变动态势。

对L型走势尚有诸多不同看法，有必要加以讨论。

一种观点以为，既是触底，必有反弹，而且期待出现大的V型或U型反转，甚至重返以往高增长的轨道。这种观点混淆了已有平台上的波动与增长阶段之间的转换。我们所说的触底，是指由持续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平台转到未来的中速增长平台，是不同增长平台之间的切换。触底意味着进入了新的中速增长平台，稳住了，不再继续下滑了。在新的平台上也会有短期波动，但与以往高增长轨道为基准的大力度反弹或反转不是一回事。

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只是暂时企稳，时间长一点，还会斜坡式下滑。我们所说的触底，经济学上的含义是找到一个较长时期的新均衡点。在经济结构意义上，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从日本的经验看，这一中速平台维持了近二十年。如果情况正常，中国应当具有至少十年以上中速增长的潜力。

还有一种观点把经济在“L”型底边运行视为一种低迷状态，持不乐观的看法，期待着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或大力度改革后，能够走出这种状态。这种观点是未能把增长转型理解为不同增长平台之间转换的另一版本。进入“L”型底边运行意味着进入了中速增长平台，是一个自然、正常的过程。严格意义上说，这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试图通过深化改革重返高增长轨道，是对增长和改革关系的误解。改革到位，将激励转型升级和创新，为较长时期的中速增长提供动力；改革不到位、徘徊甚至倒退，中速增长也支撑不了，还可能落入某种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开始触底与实现触底并得到验证并不是一回事。在这个特定时期，从目前的环境条件看，将面临超过以往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首先，全球化进程遭遇的困难抑或某种倒退会对中国经济形成冲击。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有其深层原因，构成了中国外贸减速的外部因素之一。“特朗普冲击”和欧洲若干国家大选后的政策走向含有不少未知因素。有利条件是，从经济周期和增长动力转换看，全球经济有望进入缓慢增长轨道。

其次，中国经济中的金融风险并未明显减退。与供给侧改革中的去产能、去库存相比，去杠杆力度较小，事实上，过去一年全社会的杠杆率还在上升。当经济接近底部时，有些过去尚能扛得住的风险就可能抗不住了。尤其需要关注的是，高增长化解或推后某些风险的特点在中速增长期将不复存在。好消息是，随着经济触底，PPI回升、企业盈利水平改善，抬高了预防金融风险洪水袭击的堤坝，为化解潜在风险提供了缓冲，尽管能否利用这一有利因素仍是一个问题。

再次，宏观政策能否得当使用仍有挑战。已经明确的是，需求刺激政策对增长阶段转换中的减速并不有效，不适当的使用还会对转型过程带来负面冲击。这正是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原因。然而，为了达成某些短期目标，需求侧刺激政策的诱惑始终存在。特别是经济受到意外冲击而出现下滑，如何把握好需求政策的度，将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

尽管存在上述因素困扰，中国经济在一两年内实现触底、进入中速平稳增长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将会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中速增长期的动能问题也就凸现出来了。老经济、新动能与供给侧改革

中速增长期的动能何在，首先对这一时期要有正确定位。目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约为8000美元，而美国超过5万美元，其他发达国家也在4万美元以上。这就决定了总体上中国仍处在追赶期。增长动力部分来自于既有经济部门的效率提升；部分来自于发展对中国来说是“新”，但在发达国家属于“老”的产业，主要是服务业；还有部分来自于创新前沿的成果。创新前沿的进展往往吸引眼球，但能形成的现实增长动力仍是较小比例，大部分增长动能还是来自前两部分，或者说源于广义上的“老经济”。

如何使老经济释放出新动能，关键是老经济要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对创新前沿的新经济，也有同样的问题。做好这个“加法”，将是下一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从这个角度着眼，中速增长期的新动能大体上分布在以下领域。

第一，基础产业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开放、改革、竞争。近期有的民营企业关于中美两国制造业投资的成本比较引起广泛关注。分析社会生产运营成本结构，能源、电信、运输、融资等成本占有相当大比重。这部分成本降不下来，与这些领域不同程度存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直接相关。比如，石油天然气行业是“两三桶”油，包括地方国有炼油企业在内的其他企业受到诸多限制，民营企业准入更为困难；发电企业竞价上网进展迟缓，输电价格不尽合理；尽管我国有世界上最多的电信用户和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电信运营成本理应最低，但资费高的问题突出；铁路特别是高铁建设成就举世瞩目，运营和服务水平与其他竞争性运输行业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由来已久，银行上市公司利润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以上，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甚至超过美国等金融业发达国家，表明银行和其他金融行业市场开放、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问题不容忽视。

可在基础产业领域采取一系列实质性或标志性的改革举措，如石油天然气行业允许地方炼油企业和其他民营企业进入上下游，通过上海石油交易中心打通国内国际原油和成品油市场；在发电、配电环节逐步形成竞争性市场，输电环节也可通过特许权或经营者竞标，在一定程度上引入潜在竞争者；铁路系统开展网运分离、区域公司、干线公司等引入竞争的探索；组建一两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改进电信市场的竞争结构；在金融市场，更多鼓励支撑实体经济、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的准入和竞争。

基础产业放宽准入，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战场。“混改”可以在两个层面理解和展开，一是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中引入非国有投资者；二是在国企垄断的行业中引入非国有企业，前者可称为“企业混改”，后者可称为“行业混改”。从实际经验看，后者更易操作并取得成效。这类改革在提高行业效率的同时，也将带来可观的投资增量。有效的供给侧改革将扩大有效需求，这就是供给侧改革中供求双方的辩证法。从供给侧改革的近期任务看，基础产业的改革将成为降低全社会生产运营成本的最重要举措。

第二，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由分化而带动的优势企业成长。近期地区和产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分化，在部分企业盈利回升的同时，另外一些企业（在有些行业是多数企业）日子并不好过。这种态势反映了经济接近底部、转入中速增长后的一个规律性变化。当需求相对收缩、供给侧竞争加剧之后，分化就不可避免。那些在转型升级或创新方面率先行动的企业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反应迟缓或不行动者将“被组合”或淘汰出局。

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并非喊口号的结果，也不仅仅是一个理念问题，而是需要一个具有强制力的机制或环境。供给侧竞争加剧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或环境。在此意义上说，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是被“逼出来”的。供给侧改革中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正是供给侧竞争加剧机制起作用后产生的要求。这套机制的有效性，将取决于与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相适应的筛选准则和市场纪律。

适应供给侧竞争机制面临多方面挑战。例如，所谓“落后产能”，是以技术装备的容量大小，还是实际市场竞争力状况作为判别尺度；去产能是人为减少生产时间，还是使无竞争力生产能力特别是僵尸企业退出市场；兼并重组是以优势企业为主导，一加一大于二，还是行政性地拉郎配，好企业背上差企业，如此等等。思路和机制对头，优势企业将加快成长；不对头则可能使去产能成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甚至拖垮好的企业或行业。

第三，进一步对外对内开放促进服务业增长。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还有至少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是增长潜力最大的领域，其中包括研发、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行业。另一个重要的增长领域是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行业，如医疗卫生、养老、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体育等行业。

个性化、面对面服务，对不可编码知识依赖性增加，是下一步服务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在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对从业者的知识、技术含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较多地以公共产品或与公共产品密切相关的方式呈现。尽管生产性服务业也可以表现出相当高的生产率，但服务业生产率总体上要低于制造业。如何在服务业发展中不过多地拉低全社会生产率，无疑是一个重要挑战。

因此，适应服务业发展的这些新特点，由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向服务业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势在必行。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先导性和开拓性。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举办多种类型的服务性企业、机构等，对引入不可编码知识尤为重要。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和改革，打破服务业中的行政性垄断和不当限制，吸引社会资本更多进入服务业，推动公共资源、公共产品的市场化配置，形成服务业生产率全面提升的长效机制。

第四，以互联网等新技术带动实体经济效率提升。这是近年来最令人注目、超出预期的一个领域。从网上购物、网约车到近期兴起的共享单车，通过加深信息密度、减少或消除信息不对称、线上线下结合优化资源配置等，不同程度地提升了效率，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方式。可以预见，互联网与流通和消费端的结合只是序幕，与生产领域的深度融合则具有更大潜能。

中国在这一领域有市场广大、产业配套条件好等突出优势，已经或正在形成若干富有活力的区域创新中心，如深圳、北京中关村、杭州等地。在这些地区，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得到了充分展示，多种创新要素汇集、融合，商业模式创新活跃，技术创新也呈后来居上之势。一批企业已经进入国际竞争前列，可以预见，更多的世界级大企业将会涌现出来。

这个领域也表现出典型的“创造性破坏”的特征。在网购快速增长的同时，传统商业减速抑或衰落，大牌名店关张的消息时有耳闻。而网约车则受到了传统出租车形式多样的抵抗。互联网金融出现鱼龙混杂，在看起来创新活跃的同时，不乏传统欺诈借道互联网技术的案例。

管理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顺应互联网融合实体经济大势的前提下，在发展初期给创新者更多的宽容，允许他们试错纠错，同时谨慎处理好创造性破坏带来的诸多冲突、矛盾，比如鼓励传统商业搭互联网快车，实现业态转型；通过培训、拓展门路等，促进就业结构调整。难度更大的或许是，监管者如何跳出“要么全放、要么全管”的行为方式，通过监管理念和方式方法的创新，提高对互联网时代经济活动新特点的适应性。

第五，激发创新前沿成果带来的增长动能。尽管中国总体上处在追赶阶段，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短，在某些领域出现并驾齐驱甚至局部领先的势头。比如，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及其应用、新材料等领域，已经涌现出一批高水平技术成果。当然，这些处在创新前沿的成果短期内尚难以成为大的增长动能，但对中国整体技术进步、更快进入创新前沿意义重大。

迄今为止，中国在创新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产业应用和市场推广上，原始创新或源头创新甚少。短板主要在基础研究或大学教育。补上这一短板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形成有利于自由探索的思想市场、鼓励创造性的学术规范和包容性促进机制。

当增长更多地依赖创新时，所要求的是增长方式整体性、实质性的转变。在以往的高增长时期，运用的知识、技术、管理等基本上是已知的，在此基础上组合资源，这也正是高增长能够实现的重要依据。而当创新日益重要的时候，增长相关的知识、技术和资源组合方式等必须通过反复试错才能获取。增长方式需要对大大增强了的不确定性做出积极且可持续的反应，增加或强化部分体制机制性元素，如认可并保护知识向资本的转化，更加尊重知识产权；延长、稳定科学家、企业家的预期，使之与创新周期相适应；政府对科技和产业未来发展的观点更具方向性、建议性和可调性，把实际选择权主要交给市场和市场的直接参与者；确保创新要素的市场开放和可流动性，实行与时俱进的市场监管理念和政策；政府要加强创新所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公平地向全社会开放或提供。大都市圈是中国下一步发展和改革的新制高点

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后的另一个重要动能是大都市圈加快发展，由于其特殊性，需要做深入讨论。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分化，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和内地若干大都市圈加快成长，包括人口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更多地向这些地区汇集。与此同时，部分城市增长迟缓，抑或出现相对衰退。这种变化符合发达国家曾经呈现过的城市发展规律。

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之所以向大都市圈集中，是因为这些地区有更高的城市聚集效应和生产率，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增加收入和提高生活品质的机会。于是，对大都市中不可移动的要素——土地以及建筑其上的住宅、基础设施等需求也相应增长了。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刚需”增加。然而，一线城市房价的飙升显然超过了可以解释的合理水平，甚至打破了人们的常识。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超过了日本当年泡沫经济时代的水平。事实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一些深层的体制、政策和理念上的问题，当大都市圈的浪潮涌来后，这些问题便通过房价异乎寻常地上涨显露出来了。

首先，大城市住宅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重偏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住宅用地比重长期低于25%，而发达国家大都市这一比重通常高于40%，有的超过60%。这与中国城市以地谋发展的模式有关，在这一模式下，较多土地以低价用于工业建设，较少土地以高价用于住宅建设，其中的卖地收入用于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其次，城市建设用地由地方政府独家垄断，农村集体土地须由政府购买、转换身份后，方可进入建设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要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进入流转，至今进展迟缓，如宅基地流转仅限于同村“集体”内部。

再次，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基本制度建设，房地产税至今未能起步，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早已明确了这一改革方向。

最后，或许是更重要的，既有的城市化发展的理念、战略、政策与现阶段城市化发展的规律有距离或相背离。如大城市长期采取人口限制政策，事实上也限制不住，规划与人口增长的现实矛盾突出；虽然强调小城镇建设，但对城市体系尤其是大都市圈发展的意义认识不足。

以上几个因素形成的合力就是限制供给，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炒房，在需求上升的背景下，房价节节攀升，远离市场均衡水平。高房价成为社会最为关注的经济社会问题之一，尤其是满怀发展梦想的年青一代备感煎熬和无奈。表面上看，高房价下不满意的是未购房者，其他有关各方，包括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已购房者皆大欢喜。然而，放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看，房价是城市经济运行的基础性价格，房价过高将会带来城市运营和发展成本的过度上升，不仅大大挤压未来的产业发展空间，而且削弱已有产业的竞争力，导致其衰落。近期部分一线城市名企撤离、某些服务业增长减速等，已经开始显露相关迹象。

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房价泡沫会如同日本曾经出现过的房价泡沫破灭一样破灭吗？日本实行土地私有制，供给有较大弹性，房价泡沫主要是由过量货币催生的，货币政策收紧后，泡沫便破灭了。中国的房价泡沫也有货币过量供给的因素，但更多的可能是由供给弹性不够所引致。即使货币政策收紧，房价也很难降下来，从而形成特定的刚性泡沫现象。这样我们将会看到刚性土地制度、刚性房价泡沫和刚性或衰落产业结构的链条。

如何打破这一刚性链条，关键在于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的供给侧改革。可考虑在一线城市实施下述措施。

● 顺应城市化发展规律，适当调整城市化战略和政策，在现有土地制度下，增加住宅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重至40%以上，将部分工业用地转为住宅用地。

● 加快转换城市结构，解决核心区过度拥堵与资源人口向大都市圈汇集之间的矛盾。由各种资源集中于核心市区的结构，转变为城市核心区加大批小城镇的结构。将核心市区适合外移的功能和资源转至小城镇，对小城镇发展提供产业支撑，同时以快速轨道交通形成连接，提供与核心区均等的公共服务，形成优势产业支撑、快速轨道交通连接、优质公共服务、包容性强、绿色低碳的新型城市网络。以北京为例，通过大学、科研机构、央企总部等的外移，在核心区外形成一批大学城、科技城、媒体城、金融城和石油石化、电力、电信、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等专业镇。

● 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落到实处。加快实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农民宅基地在更大范围内流转、抵押、担保等。率先在核心区周边小城镇建设中推进此项改革，配套推进农村社保制度改革，给土地流转背景下的农民筑牢社会保障安全网。同时着手解决由来已久的小产权房问题，在缴纳必要的税费后，使之能够进入市场流转。

● 发展长期公共租赁住房。住房租售比扩大，反映的是住房“住”的价格与“炒”的价格的比例扩大。对于那些有刚需的人们来说，以“炒”的价格解决“住”的需求，是不堪的负担；如果通过租房解决“住”的需求，又面临租期不稳定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使他们很难把租来的房屋当成自己可以稳定的家来经营。走出这种困境的办法之一，就是积极发展长期公共租赁住房。由政府优先组织资源，建设较多数量的公共租赁住房，租赁价格可以随行就市，租期不低于10年，最长可延至30年，并受法律保护。合约签订后，除非租户自己同意，不得强制其退出。政府也可以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利用市场资源开展此类业务。这件事情做好了，能够有效满足城市发展所必需的刚需，抑制房价泡沫膨胀。

● 加快推出房地产税。房地产税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普遍实施，大方向毋庸置疑。房地产税不仅为地方政府开辟新的稳定税源，减少通过卖地获取收入的动力，也可以通过增加持有成本，减少房地产市场投机和不当投资行为，调节房产和人口分布结构、财产和收入分配结构等。房地产税是我国税制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结构性转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出房地产税需要若干前提条件，澄清某些认识问题。比如，不动产信息的全国联网，在信息技术发展如此之快的条件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解决。房地产税与已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关系，不同收入和居住条件下的税收减免等问题，都不难找到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方案。房地产税属于地方税种，在明确大的框架的前提下，应当给予地方较大的自主空间，通过试点、比较、竞争，找到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办法。

以上几条都属于房地产和城市发展中的供给侧改革内容。当下的房地产价格调控方案，需求侧控制为主，短期内或许会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较长时间看未必如此，甚至适得其反。如能更多加入供给侧改革内容，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对房价走势的预期。供给侧改革应在房地产市场预期中起到主导性积极作用，这不仅有利于稳定房价，更重要的是，为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营造一个较低成本的发展环境。

本书是一项关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研究课题的成果，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发展”基础领域的研究项目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位领导、各研究部所领导和其他研究人员，对本项研究给予了多方的指导、帮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力拓集团合作研究基金继续对本项研究提供资助。中信出版社《比较》编辑室一如既往地为本书出版提供高质量服务。在此对各方面的支持帮助再次表示诚挚谢意。我们希望读者继续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使本项研究对中国经济转型期增长规律、路径和政策的研究逐步深入并取得更多有价值成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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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格雷克，《信息简史》，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综合第一章开启L型增长下半场陈昌盛 何建武要点透视

➢ 本轮经济下行调整持续6年以后出现的积极变化，实质上表明我国增长阶段转换正逐步进入下半场，有望在增速下一个台阶的同时，增长质量和效益上一个台阶，L型增长有望从“一竖”过渡到“一横”，经济转型从“降速”阶段转向“提质”阶段。

➢ 2017年，世界经济的主流趋势向好，但要高度关注一些小概率事件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变局和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运行的冲击。受2016年房地产市场扰动因素影响，我国内需增速将会小幅放缓，考虑到企业补库存和外需改善的可能，经济运行总体有望保持稳定态势，2017年我国经济有条件实现6.5%左右的增长。

➢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速预计接近6%，其中2017—2020年年均增速将为6.5%。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过去平均30%左右上升至2026年40%以上。消费率将由目前的50%左右上升至2026年的65%左右，相应投资率将不断下滑。到2026年人均GDP将由目前的略高于5万元人民币上升到12万元左右，由目前的8000美元上升至2万美元左右。

2016年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增速降幅收窄、PPI由负转正、企业效益由降转升、失业率不升反降的积极局面。本轮经济下行调整持续6年以后出现上述变化，实质上表明我国增长阶段转换正逐步进入下半场，有望在增速下一个台阶的同时，增长质量和效益上一个台阶，L型增长有望从“一竖”过渡到“一横”，经济转型从“降速”阶段转向“提质”阶段。2017年，世界经济的主流趋势向好，但要高度关注一些小概率事件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变局和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运行的冲击。受2016年房地产市场扰动因素影响，我国内需增速将会小幅放缓，考虑到企业补库存和外需改善的可能，经济运行总体有望保持稳定态势，2017年我国经济有条件实现6.5%左右的增长。宏观政策需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改革落地力度，完善宏观调控框架，积极处置和化解风险，着力提高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为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争取更多有利条件。展望未来十年，我国经济总体有望争取6%左右的增长前景，2020年之前有望在6.5%左右的平台上保持稳定增长。2016年经济运行由降转稳态势更趋明显

2016年，在增速持续下行调整6年之后，我国经济运行呈现供求失衡态势缓解、增速快落风险下降、增长质量和效益持续改善的积极局面。一是经济增速缓中趋稳。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开始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GDP增速持续下行，但增速降幅呈逐年收窄的态势。2016年GDP增速为6.7%，较2015年下降0.2个百分点，而且四个季度间的增速波动很小。同时，发电量、粗钢产量、集成电路产量、汽车和房地产销售等重要的实物量增速较2015年均有不同程度改善。二是PPI和企业效益由负转正。2016年PPI比2015年下降1.4%，但自9月份起PPI同比由负转正，结束了连续54个月同比下降的局面。受产品和服务价格回升的提振，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收入和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9%和8.5%，增幅较2015年同期增加4.1和10.8个百分点。三是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加快发展。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移动支付等新兴产业迅速成长，人工智能、量子通信、虚拟现实等一批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新技术不断涌现，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社交媒体等新模式蓬勃发展。我国正凭借前期的技术能力和资本积累，加上大规模多层次的市场优势，在一些新兴领域缩小与前沿国家的差距。四是失业率不升反降。调查失业率显示，9月份以来失业率水平持续低于5%，2016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就达到了1314万，超额完成全年任务。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调查结果，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温和改善，用工计划总体平稳。

2016年我国经济运行能呈现以上积极变化，主要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去产能方面，钢铁行业4500万吨和煤炭行业2.5亿吨的全年目标，均超额完成任务；去库存方面，商品房待售面积减少2314万平方米，存销比明显下降；去杠杆方面，2016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8%，较2015年同期下降0.4个百分点；降成本方面，电费、税费、五险一金和物流费均有所下调，企业经营综合成本有所下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52元，较2015年下降0.16元；补短板方面，农业、水利和生态环保等领域投资增速显著高于其他投资增速，棚户区改造和扶贫开发使得居民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

其次，总需求适度扩张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2016年，我国采取了适度扩张总需求的政策，为经济缓中趋稳发挥了重要支撑。全年财政赤字率提高至3%，“营改增”等减税降费措施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信贷增长13.5%，对总需求产生较大拉动作用。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7.4%，较2015年提高0.2个百分点，除预算投入保持较高增速外，财政贴息的专项建设债券和央行补充抵押贷款（PSL）两项举措对基础设施投资也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34.8%，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6.9%，较2015年分别提高20.4和5.9个百分点，而且房地产业带动家具、家电和建筑装潢材料等相关产业较快增长；汽车销量同比增长13.65%，较2015年高近9个百分点，对拉动居民消费作用较大。

此外，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一些短期利好。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回升，新兴市场的贸易条件有所改善，我国出口环境逐步有所好转。尽管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继续下滑，但剔除价格因素，2016年我国出口实物量增长接近5%，较2015年同期增加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联储加息进程很大程度上已被市场预期，美元升值势头有所减弱，我国短期外债水平在前期大幅下降的基础上逐步回升，美元流动性收紧的冲击有所缓解。

综合看，2016年我国经济在增速降幅收窄的同时，增长质量和效益有所改善。这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和外部经济逐步改善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运行由降转稳的态势更加明显，并为经济转型开启稳定增长阶段积累了有利条件。但也要清醒地看到，2016年的经济增长对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和金融行业依赖比较突出，债务水平继续上升，资产泡沫风险还在积累，局部地区困难有所加重，经济由降转稳的基础并不稳固。2017年有条件实现6.5%左右的增长

展望2017年，全球经济预计延续缓慢回升态势，美元进一步升值空间有限，大宗商品价格逐步回稳，经济共振回升态势有望延续，但复苏步伐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贸易保护、民粹主义抬头的影响。国外需求企稳，叠加上前期人民币贬值的滞后影响，出口有望由负转正。而内需增速预计小幅回落，消费贡献维持高位，但增速受制于收入增速放缓，制造业产能温和扩张叠加补库存需求，可以部分对冲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综合来看，如果排除房地产的扰动因素，2017年GDP增速与2016年大体相当，L型增长中“稳”的态势有望得以保持。在不确定性中全球经济预计延续小幅回升态势

一是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有望共振回升。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下降，投资和贸易相对低迷。但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主要经济体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G20制造业PMI加权值持续位于扩张区域，而且指数高于2015年同期。其中，美国经济大体上接近潜在增长水平，消费信心位于历史高位，而且就业充分。欧元区核心经济体和日本制造业小幅改善，物价涨幅有所抬升。受中国经济转型、印度经济增速不及预期、土耳其政局不稳等影响，2017年新兴经济体反弹力度相对较弱，但随着这种短期冲击逐步消退，新兴经济体整体状况仍有可能好于2016年。对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提高了0.5、0.4和0.3个百分点。

二是美元升值对新兴市场的冲击有望减弱。过去历次美元升值的经验表明，在升值进程的前半程，全球流动性收紧在边际上冲击效应最为明显，大宗商品价格显著下跌，一些外债高企、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缺口较大的经济体会受到明显波及，新兴经济体整体增速显著放缓，全球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而在后半程，由于美元升值初期对资产负债表的冲击减弱，同时新兴经济体汇率前期大幅调整对贸易的积极影响逐步显现，大宗商品价格跌幅收窄甚至企稳回升，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和贸易增长有所恢复。而且，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同，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更为充裕，汇率制度已有所改进，应对美元升值的能力有所提升。2016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基本面大体企稳，大宗商品价格反弹，主要经济体下半年的出口形势都有所改善，表明美元升值可能已经进入下半程，与美元升值相对应的美元流动性收紧，对新兴市场的实质性冲击将小于上半场。

三是关注国际经济“三大变局”的潜在风险。一是全球贸易在保护主义冲击下的变局。目前全球贸易出现一些积极变化，但特朗普新政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色彩，而且容易产生示范效应和连锁反应，全球经济和贸易复苏进程仍有可能出现一定反复。二是全球金融市场在流动性冲击下的变局。目前美国经济已经基本达到充分就业，加之美国预计开启财政刺激计划和金融管制放松政策，全球资本向美国汇聚的可能性较大，特别是在全球通胀预期提升、货币政策可能收紧、资本流动性趋紧的背景下，资本跨境流动和流动性局部偏紧可能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冲击。三是欧盟发展态势在新一轮大选冲击下的变局。

虽然荷兰、法国大选结果朝有利于欧盟稳定的方向发展，但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移民与难民潮问题、英国脱政后续影响，以及德国大选的不确定性，“黑天鹅”事件可能再度出现，将关系到欧洲政治经济局势的稳定，以及欧盟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小幅调整中我国经济运行有望保持总体稳定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小幅回落。受购房限制条件放宽和信贷放量的影响，2016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冲高至6.9%，但同时新房销售面积也超过13亿平方米，基本上达到根据居住条件、城镇化进程和购买力增长测算的历史需求峰值，之后会逐步回归到长期趋势附近，房地产投资2017年全年预计增长2%左右。基础设施投资仍有较大空间，特别是与城镇化和民生相关领域的软硬短板都很突出。2017年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发力，基建增速有望保持在16%以上。制造业投资在2016年年中一度同比负增长，之后有所反弹。参考其他工业化经济体的发展经验，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的5—10年，制造业产能的年均扩张速度大体上能够保持在5%左右。民间投资也有望保持小幅回升态势。

消费增速略有回调，贡献保持上升。2017年，小排量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幅度降低，房地产限购和限贷力度升级，将对住行相关的消费产生一定冲击。近年来，居民消费增速一直高于GDP增速，但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已经降至与人均GDP增速相当的水平，消费增速长期将收敛到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相当的水平。当然，居民储蓄较多，消费信贷快速发展，加之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新的消费模式和方式不断涌现，一定程度上会延缓这一收敛过程，预计消费增速的回落幅度有限。

企业补充库存将对冲内需下行的部分压力。我国库存周期一般持续3—3.5年，上一轮库存周期是从2012年四季度到2016年三季度。从2016年四季度开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库存水平开始回升。不过，随着下游终端需求增速回落，上游供给随着PPI回升而逐步跟上，企业补库存的力度可能弱于以往。综合来看，库存回补有利于对冲投资和消费下滑对经济增速的冲击，库存对GDP的贡献有望由负转正。

综合判断，2017年世界经济的主流趋势向好，但要高度关注一些小概率事件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变局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我国内需增速将会小幅放缓，考虑到企业补库存和外需改善的可能，经济运行总体有望保持稳定态势，2017年我国经济有条件实现6.5%左右的增长，物价整体涨幅温和，CPI（消费价格指数）涨幅预计在2.4%左右，同时就业保持基本稳定，全年新增城镇就业1200万以上。经济转型从“降速”阶段转向“提质”阶段

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已经持续了6年多。如果将这一经济转型过程分为上下两个半场，那么上半场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速的持续回落，同时伴随传统部门盈利能力大幅下降。而2016年出现价格反弹、企业盈利水平回升和就业总体稳定的积极局面，结合国际经济周期变化和国内中长期趋势，预示着我国经济转型可能已经进入下半场，经济增速短期大幅下滑的风险已经明显降低，“稳”的力量正在逐步增强，L型增长有望从“一竖”过渡到“一横”，经济转型从“降速”阶段转向“提质”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经济运行小幅波动中如何积极化解风险，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

从国际经济周期看，经过金融危机后的8年调整，世界经济运行出现一些积极态势。一是通缩警报解除，通胀迹象开始显现。危机以来，通货紧缩是世界主要经济体面临的一个重要风险。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伴随国债收益率上扬，美欧日以及中国的CPI都有所回升。二是大宗商品市场逐步走稳。2016年下半年以来，石油价格在45—55美元之间窄幅波动，而且呈小幅上涨态势，工业原材料价格也逐步小幅回升，为资源出口国经济稳定提供了条件。三是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都呈现一定的回升态势，受此带动，美国、欧洲、日本以及新兴市场经济增长速度都略有好转。四是金融市场风险偏好有所提高。在美元升值一段时间后，对特朗普政策预期有所调整，升值势头有所减弱，国际资本对美元资产的集中配置出现调整，资金单向从新兴市场流出的压力有所减弱。

从国内中长期趋势看，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行空间明显收窄。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调整，2016年经济增长6.7%，较2010年增幅下降3.9个百分点，经济增速降幅接近40%。从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发展经验看，经济增长阶段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经济增速降幅通常达到40%左右。我国经济降幅已接近这一水平，进一步下降的空间逐步缩小，我国经济具备逐步企稳的基础。更重要的是，2016年我国经济的一些重要指标呈现企稳回升态势。特别是制造业、民间投资等市场力量主导的内生性指标触底回升，就业和企业效益指标改善，对经济企稳具有重要指示意义，我国经济有望开启相对平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目前，上行的力量和下行的压力尚处于一个弱平衡状态。要开启新的增长阶段，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还需要争取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制造业投资回稳。制造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是经济企稳的基础，企业投资意愿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第二，金融风险有效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率虽略有下降，但非银行金融部门的风险也在不断显露，金融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第三，企业补库存意愿增强。工业企业库存下降态势有所好转，但补库存意愿比较容易受外部环境影响，补库存意愿能否持续还有待观察。第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改革的正向激励机制需要重建，国有企业、土地制度、金融等领域改革需要取得突破，一些制度性障碍需要清除。

2017年的经济工作，需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深化结构性改革，培育壮大新动能，提升传统部门效率，为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争取更多有利条件。在国际变局中做好自己的事情，优化政策组合，完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打好“完善宏观调控+深化改革+防范风险”组合拳，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适度扩大总需求，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国企、土地、金融、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落实力度，有效缓释债务和资产泡沫风险，化解金融、房地产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稳定市场和企业家信心，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升级的步伐，为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奠定良好基础。主要政策建议

一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要在调结构上加力，继续实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落实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当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着力盘活用好存量资金，加快清偿政府欠款。继续推进“营改增”，研究进一步降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可行性。加快清理各级政府收费项目，大幅减少企业非税负担。加大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避免将公共服务责任变相转嫁给企业。综合运用法定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和中期借贷便利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市场流动性和实际利率在合适水平，引导金融机构加强流动性和资产负债管理。此外，美元升值很可能进入后半程，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

二是着力稳定社会预期，增强企业信心。加快落实对民企的有关政策，着力纠正一批冤案错案，加强产权保护，抓紧编纂民法典，提升企业家投资信心及其资产安全感。着力稳定外资信心，保持对外商资本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政府采购、科研支持等方面确实做到一视同仁，确保新出台的吸引外资政策落实到位。密切关注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减税和规制放宽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加快推进国企、土地、金融和服务业开放等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落地，降低制度成本，缓解制度瓶颈，进一步提升企业营商环境。

三是切实降低企业经营综合成本，增强综合竞争力。加快金融深化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遏制金融部门超额利润和投机炒作，切实消除对民营资本和中小企业融资歧视，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进一步推进“放管服”，规范政府行为，避免政府干扰性执法和不当执法，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快社会保障筹资改革，尽快实现基础养老的全国统筹；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实现社会保障由收费向税收筹资转变；加快电力体制、能源体制改革，破除能源领域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加快新能源发展，降低能源成本；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四是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监管框架。扩大宏观审慎评估范围，全面排查金融风险隐患，强化对顺周期、跨行业和跨市场风险及风险传染的监测和处置。提高金融监管的协调性、穿透性和专业性，加强对债市、影子银行、地方债务、房地产、不良贷款等潜在风险点的排查。短期内做好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加强投机性资本流动管制，增进与市场的专业沟通，合理引导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

五是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运行的长效机制。密切关注调控效果的变化，加强预期引导。继续坚持因城施策，用足一线城市及周边热点、部分涨幅较快的二线城市年度土地指标，优化供地结构、提高住宅用地比重，主要热点城市推行供地指标与人口流入的联动。实现首付比例、实际利率与房价涨幅的联动，保持中性的住房金融条件。加强城市群、都市圈之间和内部的互联互通，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促进人口和产业的合理布局。鼓励发展专业住房租赁企业，促进租房市场发展。

六是着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加快政策性粮食出库进程，促进粮食加工和转化，适度发展燃料乙醇，完善粮食补贴方式，多重举措并举加快粮食去库存，有效解决国内外粮食价格严重倒挂的问题。加快“三块地”试点经验总结，扩大试点范围。在自愿基础上，引导农民通过村组内互换并地等方式，实现按户连片耕种，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存量，有序引导城市技术、人才和资金下乡，加快发展农村电商、农村物流体系，壮大新产业新业态。完善农产品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仓储加工分销全过程的质量标准体系，引导农业生产方式的绿色化，提升农产品质量。以“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为重点，支持农业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

七是切实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稳定。妥善安置去产能过程中的分流职工，适当加大财政在下岗分流职工再就业培训和职工安置等方面的支出。加大对东北和部分困难省份养老保险的支持，积极推进全国基础养老金统筹。重视青年劳动力就业服务和创业创新指导服务工作，提高青年劳动力就业意愿和就业质量。完善当前就业和收入调查与信息发布制度，及时发布调查失业率、就业岗位净增减数、企业薪酬状况等劳动力市场动态核心指标，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统计和预警。加强不同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综合发挥失业保险、低保、扶贫、专项救助等多种社会政策的稳定作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展望对中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产生较大影响的新变化

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备受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都经历重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也发生了许多可能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和结构转型的事件。这里列举几项较为重要的事件或变化。

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反弹和PMI开始“转正”

2012年以来受全球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减速的影响，全球大宗[1]商品价格不断下滑。与2012年初相比，2015年末国内煤炭、原油和钢材价格分别下降了52%、74%和53%。这些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直接影响相应能源工业和重化工业发展。与此同时可以看到工业品PPI指数自2012年3月开始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工业企业利润状况也一直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图1.1 部分大宗商品的价格和PMI走势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作者计算

然而2016年以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产能”任务的不断推进，产能过剩的大宗商品的供给受到限制；同时加上美元不断走强以及欧佩克提出限产等因素，大宗商品价格变化趋势出现了转折。国内原油价格由2016年2月最低25.77美元/桶上升至2016年5月的42.78美元/桶，上升了66%，之后一直保持在40美元/桶左右的水平；山西动力煤市场价从2016年初的370元/吨上升至12月的600元/吨左右，上升了62%；钢材综合价格指数由2016年初的58上升至2016年12月的100以上，上升了75%。与这些大宗商品价格回升相伴随的是工业品PPI指数先是降幅不断收窄，最终转变为正增长。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增速也扭转不断下滑甚至是负增长的局面，由2015年的-2.3%上升至2016年前11个月的9.4%。一些与大宗商品直接相关的行业上涨得更快，如钢铁行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速自2016年4月开始呈现正增长。虽然大宗商品价格能否守住当前的相对高位水平，仍然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但2016年以来的这一转折性变化至少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去产能”的必要性；同时对于引导未来的市场预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房地产投资和房价的回升

2010年三季度房地产投资开始呈现下滑态势，到2015年底房地产开发累计投资接近零增长。然而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出现了回升，全年的累计增速接近7%。房地产回升的背后是房价的上涨。从百城住宅价格变化来看，2015年三季度房价就开始出现回升态势，2016年以来上涨趋势更加明显。这是2010年以来房价的第二次快速上涨。截至2016年11月百城住宅价格同比上升了18.8%。具体来看，2016年11月70个重点城市中，上涨幅度超过40%的城市有三个，包括合肥、厦门和南京；上涨幅度超过20%的城市有14个；上涨幅度超过10%的城市有22个；有5个城市的房价继续下跌，分别是锦州、乌鲁木齐、牡丹江、丹东和包头。图1.2 房地产开发投资及房价走势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作者计算

同时需要看到的是，虽然房价的大幅回升拉动了房地产投资的回升，但是从历史的趋势来看，这一次房地产投资的回升幅度并不是很大，而且也没有改变房地产投资下滑趋势。2016年的房地产投资累计增速仍然低于2015年之前的水平。另外还需要看到的是，不同城市之间房价上涨幅度的巨大差异。这一轮上涨虽然仍然表现一二三线城市涨幅逐级降低，但是可以看到一线、二线城市上涨的幅度超过上一轮，尤其是二线城市。这再次说明在城市化快递推进的过程中中国的房地产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结构性的不匹配矛盾。公共服务更好和就业机会更多使得更多的人口倾向于向一二线城市集聚。

出口增速低于发达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快速增长，出口增长速度大幅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也快速提升，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1%快速上升至近年来的10%。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的出口虽然也受到很大的冲击，但增速仍然高于发达国家。然而2016年这一趋势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发达国家在经历两年左右的负增长之后出口开始出现正增长，2016年11月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出口当月同比增速分别达到2.6%、3.3%、6.1%、6.3%和13.4%；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仍在延续2014年以来的负增长，2016年底中国出口当月同比增速只有-6.2%。可以看出与之前不同的是，2016年中国的出口增速开始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当然这一现象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大幅下滑还是发达国家出口的短期恢复增长值得进一步探究。图1.3 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出口增速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作者计算

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增强

从全球来看，2016年可谓是“黑天鹅”事件频出的年份。其中最值得关注或者说对中国经济影响较大的莫过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2016年11月9日美国总统选举落下帷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第58届总统。特朗普竞选时承诺，将实施重大改革举措，重振美国经济。这些改革举措被人们称之为“特朗普新政”或“特朗普经济”，主要涉及减税、简政放权、增加基建投资、提高贸易壁垒。这预示着美国政府极有可能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政策。另外，2016年6月24日，英国举行脱欧公投，投票结果显示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首相卡梅伦随即宣布辞职，全球金融市场引发“大地震”。7月13日，英国迎来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特雷莎·梅。英国公投脱欧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大倒退，更是全球化逆转的一次高潮。这些国际事件的发生都预示着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反映在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增长的趋势方面，更反映在全球经济政治局势方面。这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无疑提出很多挑战。研究框架的简单回顾及相关参数的最新调整

2013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3—2022）》已经[2]系统地介绍过本研究所采用的模型细节和具体参数设定。因此这里将与以往一样，只简单介绍我们使用的长期模型框架。

研究模型的基本框架

本研究的长期经济展望采用模拟结构变化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与其他模型不同的是，这里除了考虑供给侧影响因素外，还着重考虑需求侧影响因素，并将这两方面的因素综合在一个完整框架中。供给侧因素主要包括各种生产投入要素以及生产技术变化，具体来讲即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需求侧因素既包括国内需求，也包括国际需求，具体来讲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模型通过将投资增长与需求侧变化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来综合反映两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模型选取城镇居民新建住房的增速、城市居民人口增速、出口增速、汽车保有量增速以及人均GDP五个指标分别作为影响投资需求的主要因素，同时利用后发追赶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面板数据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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