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新建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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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发展与城镇化建设：以江西省为例试读：
上篇
>第一章城镇化发展的理论综述第一节 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根据建设部1998年的定义，城镇化或城市化主要指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变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此后，城镇化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社会学界、人口学界和政府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关于城镇化概念的争论从未间断过。概括起来，关于城镇化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化即农村小城镇化。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武汉大学的辜胜阻教授等。辜胜阻（1991）认为，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和非农产业不断由农村向城镇地区集中的社会经济过程。在他看来，城镇化表现为小城镇的成长和发育过程。
第二种观点认为城镇化不仅包括小城镇的发展，而且还包括农村人口向城镇尤其是向大中型城市的转移。罗静（1996）把前者称为农村地区的城镇化，把后者称为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事实上，在我们看来，在中国当今的城镇化过程中，同时存在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只不过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中西部农村地区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迁构成了其城镇化的主要趋势，农村人口城市化是这些地区城镇化的主体，而东南沿海的小城镇发展更加突出，其农村地区的城镇化特征十分显著。
第三种观点是待遇同等论，强调农村职能的转变。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于洪俊、宁越敏。他们认为农村地区受到城镇强度不同的辐射和吸引，因而，作为城镇腹地的农村地区如何分享城镇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农村地区城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他们认为城镇化主要是要进行职能型城镇化，即从劳动结构和经济形态上解决农工一体化，改变“农村农业，城镇工业”的产业空间格局，发展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并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这一观点认为，只要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具备了城镇特征即为城镇化，而不注重人口的集聚程度。
第四种观点认为，城镇化就是农村彻底地变成城镇，以城镇取代农村，农村将逐渐消失。持上述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刘振邦、詹武等。他们认为，所谓“化”，就是彻头彻尾、完全转型。从这一角度出发，他们认为城镇化的提法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很难的。其实这里的“化”，应是表示事物所达到的水平或经历的过程，城镇化不应理解为以城镇彻底取代农村，只是表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相对于农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和支配地位而已。
城镇化一词在中国已广为流传，由于思考的角度和分析的方法不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就不同。尽管不同学科对城镇化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城镇化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转化过程，无疑包括人口流动、经济领域、社会文化、地域景观等诸方面的内涵。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的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对这些不同的观点进行分析，可以让我们尽可能全面地理解这一概念，进一步深入把握它的内涵。
城镇化作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变的历史过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具体指第二、第三产业在城镇聚集，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使城镇的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镇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镇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综合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历史学、城市规划学等方面来看，课题组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化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人口城镇化。这是城镇化的核心，其实质是人口经济活动的转移过程。城乡人口分布结构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口由分散的农村向城镇集中，城镇的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
第二，社会城镇化。这是城镇化的目标，指人们的生产方式、行为习惯、社会组织关系乃至精神与价值观念会随着经济、人口、土地的城镇化而发生转变，城镇的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由城市向乡村扩散的过程。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改变，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乡村地区渗透和扩散，传统乡村文明走向现代城镇文明，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和“人”的城镇化与现代化。
第三，经济城镇化。这是城镇化的动力，是指整个社会经济中城镇地域产出比重的上升状态，主要指经济总量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非农化，且经济要素集聚方式的变迁或创新，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重推动下，人口、资本等经济要素更健康、更高效地在城乡之间流动并重组。
第四，产业结构城镇化。这是城镇化的保障，其实质是指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符合经济规律（比较利益、规模经济等）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第五，城市建设和生活环境城镇化。这是城镇化的基础，是指城镇空间形态扩大，城镇数量增多、规模扩大，新城镇地域、城镇景观不断涌现，城镇生活环境发生变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加快城镇化建设已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的一项重要举措。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建设单纯地追求扩大规模、扩大地盘等“量”方面的因素，却忽略了提升城镇化的“质”。为此，当前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效扩大内需为契机，正确、深入地理解城镇化的内涵，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第二节 城镇化水平测度
城镇化水平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程度的重要指标，通常以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城镇化水平的测度（或测算、计算），是指运用科学、规范的方法，按照全面、真实反映区域城镇化发展状况和水平的原则，以城镇化水平指标以及指标体系作为考评依据，对区域城镇化水平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综合评判、衡量、比较以及预测展望，以及对城镇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进行识别，并能在不同的区域或不同的时期之间进行分析比较。
归纳起来，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对城镇化水平测度的研究探讨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 城镇化水平测度的方法
针对城镇化水平的测度，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尝试。姜爱林（2002）认为对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的方法主要有三大类：①单一指标法或主要指标法。主要包括人口比重指标法、城镇土地利用比重指标法和调整系数法。其中，人口比重指标法又主要包括城镇人口比重指标法和非农业人口比重指标法。②多项指标法或综合指标法。主要是利用农村城镇化指标体系和现代城市化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③其他指标法。王德成、张领先（2002）指出单一指标法还包括经济相关分析法，人口比重指标法还包括带眷系数法，综合指标法还包括调整系数法和指标体系法。经济相关分析法是指用经济指标预测城镇化水平，带眷系数法是指根据城镇劳动力与带眷系数的乘积占其总人口的比重来进行测算。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单一指标法存在缺陷，不能准确衡量城镇化水平。对此，不少学者提出了改进办法。王学山、王成新（2003）借鉴物价指数计算方法，运用比较法重新界定城镇人口，利用不涉及流动人口的以及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人口城镇化水平测定公式对单一指标法进行修正，增强了人口比重指标法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仲盼和罗守贵（2006）通过构建一个以城镇就业人员比重和非农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为自变量、以城镇化率为因变量的方程，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对城镇化水平进行了测算，既降低了赡养-抚养系数干扰，又降低了就业地与居住地不统一的干扰。
由于城镇化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因而要适时、准确地测度城镇化水平并非易事，测度城镇化水平的方法也比较多。归纳起来，常见的测算方法主要有人口比重指标法、城镇土地利用比重指标法和调整系数法等几种。（一）人口比重指标法
人口比重指标法反映的是人口城镇化的变化情况，它包括两种：一种是城镇人口比重指标法，另一种是非农业人口比重指标法。这两种方法都是世界上比较通用的方法。
所谓城镇人口比重指标法，就传统的定义而言，就是指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城镇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该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U=［P/（P+P）］×100%=（P/N）×100%ccrc
式中，U表示城镇化水平（或称城镇化率），P表示城镇人口，cP表示农村人口，N 表示区域总人口即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之和。r
所谓非农业人口比重指标法，按传统的定义，就是指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非农业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该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U=［P/（P+P）］×100%=（P/N）×100%aaea
式中，U表示城镇化水平，P表示非农业人口，P表示农业人口，aeN 表示区域总人口即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之和。（二）城镇土地利用比重指标法
所谓城镇土地利用比重指标法，按传统的定义，就是指以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城镇建城区土地利用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比重来反映当地的城镇化水平。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U=［C/（C+C）］×100%=（C/S）×100%mmnm
式中，U表示城镇化水平，C表示建城区土地利用面积，C表示mn建城区以外的土地利用面积，S 表示区域总面积。（三）调整系数法
真实准确地测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既是城镇化度量的重点，也是难点。由于城镇人口统计口径不同，因此往往不能真实准确地测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这就需要对现有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进行相应的调整。辜胜阻博士运用比例关系调整系数法，对中国城镇化的真实水平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具体方法有如下三种。
一是以城镇非农业人口为基础来估计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该方法的核心是以城镇非农业人口占城镇人口的比重来反映其城镇化水平。用公式表示就是：
P=P/Kun
式中，P表示城镇人口，P表示城镇非农业人口，K 为城镇非农un业人口比重（根据测算该比重为0.725）。用这一公式可以估计1984年以后中国的城镇化率。
二是按照实际城镇人口来估计城镇化水平。该方法的核心是以流动人口对常住人口的比例来反映其城镇化水平。用公式表示就是：
P=（P/K）+C×Punn
式中，P表示城镇人口，P表示城镇非农业人口，K为城镇非农un业人口比重，C 为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系数（据测算该系数为1∶10）。用这个修正后的公式，可以更准确地测算真实的城镇化水平。
三是以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比例来估计城镇化水平。用公式表示就是：
P=I/（I/U）=N/（N/U）r100100
式中，P表示城镇化率，I表示估计期工业化率，I为基期工业r10化率，U表示基期城镇化率，N表示估计期非农化率，N为基期非010农化率。二 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及评价指标体系
明确城镇化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于构建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科学合理地为指标赋权具有重要意义。沈建芬和刘葆金（2003）通过对农村城镇化动力结构机制的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动因包括政策、地理环境、外资利用、对外开放、大中城市扩散、社区政府的作用和农民主体的行为等；曹广忠、王纯洁（2008）认为我国沿海省区的城镇化水平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归纳出影响城镇化水平的三个主因子，分别是人口流动的强度和便捷程度、非工业化的拉动能力和综合经济实力的拉动能力。赵金华和曹广忠（2009）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和非农产业就业对城镇化具有显著影响。
城镇化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是运用综合评价法对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估的关键环节。现有研究对城镇化涵盖的范围的看法各有不同，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秦润新（2000）根据农村城镇化的特征，结合农村现代化的标准，大胆将其设计为人口结构、经济发展状况、社会环境状况三个方面，共计25个指标（见表1-1）。这25项指标基本上全面地反映了农村城镇化的总体概况。用公式表示就是：
X=∑T/S ×f（其中，T/S≤100%）
式中，X表示最终得分值，T表示每项指标的实际数，S 表示每项指标的标准值，f表示每项指标的权重，T/S ≤100%表示当T≥S时，T/S 只能取1。表1-1 农村城镇化指标体系
丁健（2001）根据指标选取原则，结合现代城市的特征，从城市化构成的7个要素出发，选取若干项指标来构成衡量现代城市化程度的指标体系（见表1-2）。用这样一个指标体系来衡量现代城市化程度，相对来说较为全面和合理。用公式表示就是：
LU=∑CX（i=1，2，…，9）ii
式中，LU表示衡量城市化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即总分值，C表i示具体指标的权重，X表示具体指标的分值。具体评价方法为：首先i对9个指标分别确定权重C；然后将指标数值与理想值比较得出分值iX；最后通过将权重乘以分值再加总的办法，求得衡量现代城市化程i度的综合性指标LU。
此外，马世骁和许萍（2012）按照不同的属性，从人口、经济、社会、科教文卫、环境卫生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曹广忠和王纯洁（2008）则是按照不同时期选择传统指标和转型期指标，传统指标包括人均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转型期新指标包括反映区位条件的路网密度和海港吞吐量、反映产业结构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等。表1-2 城市化构成七大要素三 城镇化水平的计量方法及类型划分
目前使用较多的城镇化计量方法有层次分析法、专家直观判断法、熵值法等。学者还进行了其他尝试，比如霍叶青和何跃（2010）采用离差最大化法，即根据指标的属性值差异来判别指标对决策和排序发挥的作用进而确定权重，属性值偏差越大的指标则赋予越大的权重，反之亦然。关于城镇化水平指标体系的综合测度，目前使用较多的有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模糊数学法以及人工神经网络等方法。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方法、主成分聚类方法、因子分析方法等。王文博和蔡运龙（2008）采用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分别计算各项指标的模糊运算因子和得分，将各级指标归类为可相互比较的等级差异，进而测算综合得分。
在对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评测的基础上，对区域进行类型划分，这对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与政策制定具有参考意义。赵金华和曹广忠（2009）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按照城镇化水平及其提高速度将我国各地区划分为4种类型：城镇化水平高、提高速度快的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水平高、提高速度慢的东北三省、山东、内蒙古和湖北，城镇化水平低、提高速度快的西南和中南地区，城镇化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的西北和西南地区。王洋、方创琳（2012）采用熵值法，根据县域人口城镇化得分和经济社会城镇化得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的情况，将全国划分为4种类型，分别是人口城镇化滞后区、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区、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区和综合城镇化滞后区。另外，在构建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也是类型划分的常用方法。使用该方法可以得到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和不足，避免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四 城镇化水平的预测
按照预测的方法划分，分为计量经济学方法预测和非计量经济学方法预测。按照预测的对象划分，分为单指标预测和基于综合评价的预测。雷蕾（2009）以蓟县为例，运用逻辑斯蒂模型对非农人口占户籍人口比例测算的城镇化水平进行了预测，他认为城镇化水平与时4.1172+0.0431x间的函数关系为y=1/（1+e）。高宜程和王茂军（2008）选取全国337个地市级“五普”截面城镇人口数据和非农人口数据进行空间回归分析，得到城镇人口规模与非农人口规模间的换算系数为1.81。郭志仪和丁刚（2006）以我国1978～2002年的人均GDP和城镇人口比重为样本，运用BP神经网络寻找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间的联系，他使用3层网络、10个隐层节点，选择均方差MSE作为性能函数、Logistic函数作为隐层传递函数，经验证，该方法得到的拟合值优于线性回归。第三节 城镇化的基础性影响因素研究一 国外影响城镇化的基础性因素理论
国外城市发展的过程主要是城市的成长过程，包括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品质的提升。城市规模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城市空间规模、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各方面的变化，规模的变化往往受城市边界的制约；城市品质的提升具体表现为城市结构进化、技术进步、文化发展、管理改善、制度变迁、环境优化、城市自组织能力增强、人全面发展。通常来说，城市发展主要指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承载力增强、环境优化、竞争力提升。
经济学家阿瑟·奥沙利文（2008）提出城市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有3个：第一，贸易、制造、自然环境形成贸易城市、工业城市、资源型城市，生命力最为强大的是工业城市的发展；制造业和运输业的创新、农业生产力的革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区位决策系统的形成促进强大工业的兴起，围绕工业项目，传统城市出现并不断发展。第二，规模经济促使城市规模扩大，集聚经济提升了工业、技术、知识传播的水平，城市发展速度加快、质量提高。第三，建筑材料和方法的革新，比如钢铁材料的应用加速了高层建筑的普及，直接改变了人口的聚落方式和城市建筑景观，直接支撑和推动了城市的规模扩张。
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2008）对城市发展的因子观点主要有：①人口的不断增长；②工业的大规模集中；③运输网促进城市扩张；④人口的大量移动，即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H.A.Diederiks认为促进西欧城市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工业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专业化；二是劳动力市场发育以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三是交通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为19世纪火车的应用以及20世纪汽车的投入使用；四是投资资本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五是消费需求的带动；六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推动；七是城市与区域发展规划形成系统。总的来看，城市经济的增长、空间的扩大、环境的优化推动了城市的发展。
在研究中国城镇化发展滞后的制度因素时，西方学者大致形成了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导致中国城镇化滞后的主要原因。如柯克比（R.J.Krikby）认为新中国城镇化增长缓慢是由于过分重视既定的工业化目标，忽略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经济的扩大生产，削弱了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后劲。佳能则认为新中国工业向“三线”地区分散的发展布局，导致工业发展难以形成集聚效应，而集聚效应正是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工业拉动力不足则阻碍了城镇化进程。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城市二元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制度障碍是中国城镇化发展滞后的根源。托马斯（Weiskopf Thomas E.）认为中国存在一个源于封建社会后期的传统城市体系和一个受资本主义国家影响的现代城市体系，两个体系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制度缺陷是导致中国城镇化进程缓慢的内在原因。林（Lin）则认为是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制度导致了城镇化进程的缓慢，如户籍制度是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划分的基本依据，与计划经济下的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城镇劳动力社会保障制度联系在一起，维系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由于西方国家的城镇化进程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后，在工业化的推动下自发开始的，因此，西方学者关于城镇化的理论忽视了对城镇化制度的系统考虑，这种研究缺陷自然也体现在西方学者对中国城镇化制度问题的研究中。从现有不多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中国城镇化制度问题的考察主要侧重于城乡发展的制度选择和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两个方面，研究重点较为分散。同时，由于西方国家城镇化发展的特点和历史局限性，以及学者们对中国城镇化的历史背景、国家特点、内在动力机制等基本情况缺乏了解与认识，因此西方学者在研究制度问题对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时，不同程度地存在认识偏差问题，研究成果鲜有普遍指导意义，难以令人信服。二 国内影响城镇化的基础性因素理论
国内学者对我国城镇化制度的研究涉及面较广，主要从城镇化制度供给、城镇化滞后的制度因素、制度变迁、制度创新以及相关制度的个例研究5个方面进行相关解释。（一）城镇化制度供给研究
在现阶段，在城镇化制度安排与供给工作中，政府的主体作用必不可少。在强调城镇化的市场主导作用时，不能否定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而政府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既应坚持有限性，防止越位，也要坚持有效性，避免缺位。当前我国政府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应将重点放在制度创新上，力争建立能使城镇化、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相互推进的政策体制，做好城镇化发展规划与城镇空间布局，制定均衡、科学、可行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二）城镇化滞后的制度因素研究
陈甬军认为政府在过去几十年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即人口户籍制度与投资政策来产生作用，因此，要逐步消除当前我国城镇化的制度壁垒，就需要解除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流动限制，重新设置城镇投资模式，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并提供城镇的公共产品服务。郭志仪、丁刚（2005）通过研究指出，造成城镇化与社会经济不协调发展的因素很多，而制度安排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城镇化制度创新滞后与发展动力机制不足是限制城镇化的主要因素，尤其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端，已经严重阻碍了城乡间正常合理的人口迁移。陈忠（2003）提出，城镇制度的不完善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徐璇（2007）认为，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与城镇研究中“制度视角”的缺失有关，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促进合作效益，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曹培慎等（2007）将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动力因素归结为产业结构转换所形成的初始动力、二级动力、后续动力与制度和政策调控力，认为就业、社会保障、城镇建设等各项制度的调整与改革，为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提供了日益宽松的制度环境，实现了产业结构转换与城镇化的初步结合，成为推动我国城镇化的重要力量。（三）城镇化制度变迁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城镇化制度变迁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制度变迁的方向、模式、特点等方面。崔功豪与马润潮（1999）提出，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制度变迁中“下”的发动与投资主体主要为乡镇企业、农村自治组织、农民家庭或个人等民间力量，而在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即在乡镇等广大农村地区，城镇化人口的来源以来自农村的就地转移为主。李保江（2000）提出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与集中，并由此引起的产业就业结构非农化重组的一系列制度变迁过程。秦宏、高强等（2005）认为针对存在的制约因素，应逐步实现制度变迁，在建立新型户籍管理制度、依托乡镇企业发展、完善土地流转机制、改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等方面进行制度变革。鲁德银和王习村（2009）认为，现阶段城镇化制度的变迁导致我国城镇化道路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主要表现为中国城镇化制度创新的悖论、户籍制度阻碍、农村教育制度、社保制度等方面。因此，应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采取诱致性、渐进性制度改革，消除制度障碍，有步骤、分阶段地推动农民市民化，实现公共资源与社会福利分配的帕累托改进及最优。（四）城镇化制度创新研究
叶裕民（2001）认为，制度障碍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其作用具有明显的刚性，制度创新是释放城镇化推进空间的重要途径，当前，对我国城镇化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制度主要有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刘平量和曾赛丰（2006）认为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三项主要制度，城镇化制度创新必须以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同时也应注意积极推进就业、投资、行政管理与区划体制的创新与变革。陈圻葳（2008）认为一个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必然受到工业化和制度这两项因素的制约，他提出应从户籍、就业、土地、社保、财税、产权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全面构建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制度体系。窦金波（2010）认为就农村而言，要把以人为本原则作为改革与创新的出发点，重点讨论了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农村土地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
基于上述研究，城市经济增长的因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②集聚经济是根本动力，工业发展是内部动力，农业人口剩余是外部推动力；③城市内部自我服务的非基本活动与城市服务外部的基本活动相互交叉形成城市经济的乘数效应；④城市产业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激发产生新产业、置换旧产业的经济循环累积。
城市空间变化的因素主要有：①人口、产业、资源、要素的集聚与技术、管理、生活方式的扩散相互结合，推动城市空间不断扩大、结构优化和功能更新；②城市开发的区位竞争形成空间集聚和城市中心，城市核心与边缘的演变更替以及空间地租级差形成内部空间结构的更新，城市空间伴随城市规模的变化不断刷新；③城市规划的实施使城市的性质、功能、定位不断出新。以上3个方面相互作用，一是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二是使城市结构不断变化，三是使城市环境不断刷新。三 城市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究竟哪些因素从根本上制约或者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尤其是在城镇化的初期和屮期，哪些因素最为关键，对研究江西的城镇化是至关重要的。（一）内生性因素
从江西省的实际情况来看，城镇化的发展差异很大、层次分明，有的城市经济实力雄厚，城市形态规范、优美，城市功能强大，带动区域的能力强，成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为数不少的城市，没有形成城市经济发展的优势条件，经济实力比较弱，城市形态陈旧而凌乱，城市功能亟待完善，带动区域的能力较弱，还有相当长的发展之路要走。
一些城市因为产业的兴起或者区位条件的优化而发展强劲；一些小城市则几乎可以说发展缓慢、举步维艰。导致发展缓慢的原因很多，经过深入的调查分析，我们发现来自城市自身的若干因素，也可以说是城市发展中结构性的因素，严重阻碍了城市的成长和进步。这些因素，既不能单纯概括为经济方面的，也不能单纯概括为社会方面或文化方面的，而是渗透在小城市形成、成长、进步、发展的整个肌理内部的，因此称为内生性因素。（二）外生性因素
对于城镇化而言，外部施加的影响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即政策的影响和治理的把握。政策决定一座城市的存在与否和兴衰，典型的例子如深圳。但是，政策只有和自然、历史因素相结合，才会对城市的发展产生根本性的作用，否则，影响效果要么是短暂的，要么是微弱的。由此来看，外生性因素是以内生性因素为基础和依托的，对城市的成长、发展能够发挥关键性的推动、激发、整合和提升作用的因素，比较重要的有政策、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城市的管理等，这是构成小城市治理的关键内容。第四节 城镇化的发展规律
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应遵循城镇化的发展规律，做到既注重城市化的速度，又注重城市化的质量，这样才能实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城镇化的过程是伴随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客观发展的过程，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应探求一条既符合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规律、又符合中国生产力水平及发展趋势的科学发展道路。
城镇化过程是一种社会必然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镇化进程是一个与工业化紧密联系、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互动过程。
一是工业化的发展必然会推动城镇化的进程，而城镇化的进展也会促进工业化的进步，因此，加快建设城镇化必须符合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不能过度城镇化使大量农民进城后找不到工作导致“虚假城镇化”，也不能工业化过于分散使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导致“过低城镇化”。
二是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相对应，城镇化进程也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城镇化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每个阶段都对应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在城镇化初期阶段，较低加工层次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居多，农村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开始转移，工业开始向各类城镇集中发展，城镇人口开始缓慢增长；在城镇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发展，工业生产的总体规模空前扩大，就业岗位比前一阶段大幅度增加，农村人口大幅度向城镇集中；在城镇化后期阶段，开始逐步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过渡，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知识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级服务业迅速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尚未工业化的地区转移。随着广大农村地区也逐步实现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的城镇化，城市功能的区域化和乡村地区的城镇化相结合，使区域以外的城乡界限逐渐模糊，城乡之间相互融合形成城乡一体化，这是城镇化的最高层次。
三是城镇化过程是一个由不同地域范围的城镇化组成的整体发展过程，大至全国范围、跨国地区乃至全球的城镇化，小至国内不同区域层次的城镇化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分散的农村人口将随非农产业的发展向各类城镇集中，呈现产业和人口的空间转移。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城镇化，必然会引起一系列城镇的形成、发展及其在空间分布的变化，城镇与城镇之间通过交通、通信等联系通道和多种物质和人文要素的流动交互作用，彼此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形成有机组合的城镇集群——城镇体系，整个区域城镇体系内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变化，会引起区域内一系列城镇化的发展和变化。
具体来说，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遵循以下4个发展规律。一 产业支撑是根本
产业支撑是实施城镇化战略的立足点，推进城镇化必须在经济上和产业上发力。城镇化战略的目标应是通过发展城镇经济，完善城镇体系，健全城镇功能，改善城镇环境，加强城镇管理，并以此带动农村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以坚实的经济基础为支撑和保障。产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和活力之源，也是经济基础最根本的体现。城镇化战略必须立足于具有支撑作用的产业，增强城镇的经济实力，这样才能使城镇化走上一条自我积累、自我完善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此，在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要突出产业的比较优势，以现代产业体系支撑城镇的发展。考虑到我国庞大的农村人口，特别要强调以现代产业体系支撑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要强调发展新型农村社区配套产业和项目，开辟农业创业园或创业项目，以此支撑农民就近就业、自主创业，就地实现农村生活、生产方式向城镇化转变。二 市场化机制是前提
在产业方面，城镇化的内在要求是产业的聚集和扩散相统一，其实质就是要求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因为没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尤其是人的自由流动，就不可能形成产业的聚集，没有产业的聚集就不可能形成经济的规模效应，就不可能产生有活力的城市，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城镇化。因此，我国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必须打破条块的垄断和市场的分割，取消各种限制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约束，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以市场机制为手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实现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即以市场化机制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三 政府宏观调控是关键
城镇化的发展虽然要以市场机制为前提，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就是可有可无的。由于市场的内在缺陷，政府必须充分利用规划、财税、行政等手段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在区域和城镇规划制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协调发展。目前，全球各地区城市的发展，在宏观上更多地表现为以全球城市或国际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及城市连绵区在全球范围内的职能分化、市场竞争与协作，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必须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重视区域共同市场的建立，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可以说，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调控体系、实现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在市场化机制基础上推进城镇化进程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四 人才是基石
城镇化的发展是以产业的聚集为依托的，这是推进城镇化进程必须遵循的根本规律，但产业的聚集和发展又依赖于人特别是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人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而且是最具有创造性的生产要素，没有人的创造性的发挥就没有产业的发展，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的实现。因此，推进城镇化的发展必须重视各领域人才的培养，提高各领域劳动力的文化和技术素质。这是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之一。第五节 城镇化的一般模式
城镇化模式是研究城镇化进程及其变革特征的基本切入点，城市化模式是城镇化道路研究中广泛采用的一个范畴。根据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适应关系，可划分为同步城市化模式和滞后城市化模式或过度城镇化模式；根据城市化的空间表现形式，可划分为集中型城市化模式和分散型城市化模式；根据城市化的规模结构，可划分为小城镇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大城市模式、国际化都市模式或大中小城市相结合模式；根据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可划分为拉力型城市化模式和推力型城市化模式、内生型城市化模式和外生型城市化模式、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模式和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模式（辜胜阻、李正友，1998）；根据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方式，可划分为粗放型城市化模式和集约型城市化模式；根据城市化的运行机制和管理调控方式，可划分为行政主导型城市化模式和市场主导型城市化模式。此外，还有不少其他类型的模式。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志，也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和进步不可逾越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道路不仅受结构转变的宏观背景、特殊体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很强的共性，而且因资源特点、区位条件和工业化基础的差异表现出鲜明的个性。本课题组通过对国内城镇化发展的研究，根据国内城镇化发展中推动力的不同，概括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如下几种一般模式。一 大城市带动型
大城市带动型，这种城镇化模式是指城镇以大城市为中心，向城市郊区或更远的农村地区扩散，把城市的经济活动职能向郊区和农村延伸的过程。随着大城市人口的增长和经济活动集中程度的提高，城市中心区的环境、交通、住宅、企业、用地等均处于相对饱和状态，只要这些职能部门外移的利益足以补偿其外移所带来的损失及外移成本，它们就会向城市郊区大量移动，从而拉动城市周边地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得到逐步加速。这种模式是在利用大中城市辐射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去积极争取发展的空间。北京郊区的农村城镇化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二 工业带动型
工业带动型的城镇发展模式形成的基础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人多地少的矛盾较为突出，农业相对较为发达，农业生产率较高，有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二是原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力量较强，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共积累，为工业发展积聚了资本；三是农民的素质相对较高，农民的商品意识较强。外资带动型的珠江城镇化模式、民营带动型的温州城镇化模式、乡企带动型的苏南城镇化模式和集群带动型的吴江特色小城镇模式都属于这种工业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一）外资带动型——珠江城镇化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建设为契机，以经济区域化为目标，积极扩展内外开放的双向型经济。这类城镇往往原来就有较好的发展基础，或在地缘上具有较大优势，镇内居民与海外的联系较为密切，通过吸引外商特别是海外华侨投资，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从而有效地提高该地区的农村城镇化水平。珠江三角洲地区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需要投资环境的改善，因此，珠江地区在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也加大了基础设施的投入，大幅度调整农村的经济结构，促进乡镇工业迅速发展。以广东东莞市厚街镇为例，其通过充分利用靠近香港和与香港联系密切的人缘、地缘优势，大力吸引港澳台资金发展经济，现已成为以服装、电子、玩具、鞋类、皮具、家具六大产业为支柱的加工制造业基地，产品畅销亚、欧、美、澳等世界各地。（二）民营带动型——温州城镇化模式
这种模式也称为市场促进下的企业参与开发建设模式。这种模式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来促进本地区经济和城镇的发展。温州地区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在温州，民营经济广泛存在，使该类型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农村工业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并成为小城镇发展的主要依托，同时制度创新也成为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三）乡企带动型——苏南城镇化模式
这种模式以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动力，通过自筹资金发展，以乡镇企业也就是集体经济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形成一定规模的非农产业，并实现农村人口的职业转化，通过产业流、人流、资金流的聚集，使小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镇经济水平不断提高。苏南地区是这种模式的主要代表。在其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起了主导作用，特别是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地方政府把社会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生产要素整合起来，迅速发展乡镇企业。这种集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以工业兴镇，从而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四）集群带动型——吴江特色小城镇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产业集聚带动特色小城镇发展，促进大量农民就地城镇化，在积累强大的物质基础的条件下，通过实现生态一体建设和社会一体发展，促进城镇功能的提升。这种模式以江苏吴江特色小城镇模式为典型代表。该模式的特点是产业的集群化和链式化，产业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几十家企业构成，涉及精纺、铝业、建材等10多个产业，通过把主导产业向后拉长、向前延伸，形成既有原料基地，又有加工环节，还有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条，把本应由社会分工协作完成的供应、生产、加工环节纳入本地区的生产系统，使每一环节应得的利润都留在企业内部，既充分利用了资源，减少了流通环节，又大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市场竞争力。三 农业产业化带动型
这种模式的城镇一般都具有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有自己的农业特色产品，主要立足于当地丰富的农产品资源，通过对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附加值，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从而提高整个镇域经济的整体实力。一般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农业为城镇化、工业化提供劳动力、资本、土地、原材料等农业剩余。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互促共进的实践证明，农业也可以成为区域城镇化的产业基础，城镇化既可以有工业导向型，也可以有农业导向型。山东省寿光城镇化模式便是这类城镇化模式的典型代表，寿光市通过推动蔬菜产业的不断升级和市场的不断扩大，成功走出了一条农业产业化带动城镇发展的道路。四 旅游带动型
一些旅游旺地往往拥有一些特殊的极具开发利用价值的自然资源，一旦被当地开发利用，形成具有较强增长极作用的推进型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就能促进这一地区城镇和城镇化的发展，从而带动区域包括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或第三产业的转移。它解决的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城镇化问题。这种旅游推进城镇化模式的特点是：工业化不是其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且其城区工业化不仅没有加速，反而还相对缓慢或者停滞，城镇得以发展、城镇化得以推进是依靠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旅游型城镇人口的增长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即随旅游旺季、淡季的变化显示出一种候鸟式的、具有规律的变化方式；同时旅游型城镇的人口或非农业人口只是暂住人口，而前往旅游地的流动人口数量是城镇常住人口的数倍以上。湖南的张家界地区、云南的丽江地区就是这种旅游带动型模式的典型代表。五 行政推动型
21世纪初，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出现了几种极具深远意义的模式，以期对现行的城镇化模式进行创新。这一类型主要是依靠国家政策进行政府层面上的行政推动，主要有以下3种模式。一是以城市融合扩张型为代表的长株潭一体化城镇化模式和武汉城市群模式（“1+8”城市圈）。长株潭一体化带动了“3+5”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即以长沙、株洲、湘潭3个城市为核心，同时带动了常德、益阳、岳阳、娄底、衡阳5个城市的发展），形成了以资源优势互补为动力，以城市融合扩张为特点的长株潭一体化的城镇化模式。诸如中原城市群、关中城镇群均属此类。二是以某一中心城市为核心，建立区域性的城市圈，比如长三角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珠三角城市群（以广州为中心）等。三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型（成都城乡统筹）城镇化模式。通过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三规合一”“三个集中”“三个一体化”“四大基础工程”等，有力地促进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形成以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为特点的成都城乡统筹城镇化模式。第二章江西省城镇化发展现状分析
自2010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已经开始会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14个部门启动城镇化规划编制工作。随后，“城镇化建设”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一起，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2012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从此，城镇化成为舆论的焦点。城镇化发展至今，已经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容和要求。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加快江西崛起、实现富民兴赣的重大战略问题，是江西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重大战略。第一节 江西省城镇化发展历程概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省城镇化进程呈现不断加快的发展态势，城镇人口由1949年的124.83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2139.82万人。但城镇化受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归纳起来大体呈现起步、震荡停滞、稳步发展和快速发展4个阶段（见表2-1）。表2-1 江西省1949～2012年城镇化发展水平续表一 城镇化起步阶段（1949～1957年）
在1949～1957年城镇化起步阶段，江西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化率明显提高。1957年全省城镇人口达225.19万人，比1949年增加100.3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4.34万人，城镇人口增长率是同期总人口增长率的0.97倍；城镇化率由1949年的9.5%上升到12.2%。二 城镇化震荡停滞阶段（1958～1977年）
1958～1977年江西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期间国民经济起伏很大，城镇化建设一波三折，进入震荡停滞阶段。这一阶段江西城镇化水平波动较大，在经过前期非正常发展之后，1962～1977年全省城镇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个时期城镇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与城镇化没有多大关系。三 城镇化稳步发展阶段（1978～2000年）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0年，江西城镇化步入稳步发展阶段。2000年全省城镇人口达1148.73万人，比1978年的533.12万人增长115.49%；城镇化率达27.7%，比1978年的16.8%提高10.9个百分点。四 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
进入21世纪，江西制定了加速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把促进城镇化又好又快发展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课题进行研究部署，使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与2001年相比，全省城镇人口增加866.93万人，城镇化率提高17.1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4个百分点。第二节 江西省城镇化发展取得的成就
近几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江西省的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经济建设步伐持续加快，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涌入，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城镇化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 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
目前，全省共有设市城市21个（地级市11个、县级市10个）、市辖区19个、县城70个和各类城镇770个。人口在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是南昌市，人口为50万～100万的大城市有赣州市、九江市、景德镇市、吉安市和抚州市，人口为20万～50万的中等城市有新余市、萍乡市、宜春市、上饶市、南康市、瑞金市、丰城市、高安市、樟树市、鄱阳县、兴国县、于都县和信丰县，人口为10万～20万的小城市有28个。2012年底全省市区（县）面积共32230.01平方公里，城区（县城）面积为1949.64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为1077.61平方公里，初步形成了以省会南昌市为核心，以九江、景德镇、赣州、新余、抚州、萍乡、宜春、吉安、上饶、鹰潭等城市为支柱，以其他设市城市和县城为骨干，以众多建制镇为基础的城镇体系总框架，为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据统计，江西省的城镇化水平在2000年为27.69%，在2012年则达到47.51%，以年均近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从城镇人口规模来看，2000年城镇人口规模为1148.73万人，2012年为2139.82万人，城镇人口规模增长了将近1倍（见图2-1和图2-2）。图2-1 江西省人口和城镇化发展水平图2-2 江西省城镇化率与全国对比
从全国城镇化的平均发展水平来看，2000年全国的城镇化率为36.22%，江西省的城镇化率为27.69%，两者相差8.53个百分点。到2012年全国的城镇化率为52.57%，江西省为47.51%，两者的差距降低到5.06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近几年江西省的城镇化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中部六省情况来看，2012年中部六省的城镇化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湖北省53.5%、山西省51.26%、江西省47.51%、湖南省46.65%、安徽省46.5%、河南省42.43%。江西省排第三位，城镇化发展情况较好。二 城镇拉动经济作用明显增强
进入21世纪以来，江西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趋势是同方向变化的，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城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这是因为，城镇可以聚集土地、资金、技术、人才、政策等要素，大大提高经济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促进经济快速有序发展；同时，城镇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城镇化不仅能够推动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公共服务发展，还能够推动商贸、餐饮、旅游等消费型服务业和金融、保险、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2000年，江西省的城镇化率为27.7%，到2012年全省的城镇化率提高到47.51%。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全省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2003.07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2948.88亿元，三大产业的结构得到明显改善（见表2-2）。2000年三次产业构成比例为24∶35∶41，到2012年调整为 11∶54∶35，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持续上升。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全省的经济贡献度不断提高，城镇的龙头作用日益显现。2012年城镇经济占全省GDP的比重为88.2%，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镇化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表2-2 2000～2012年江西省GDP及三次产业产值三 城镇就业人数明显增加
江西省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统筹城镇功能区与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快产业向城镇集聚，使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生产、商务贸易、交通运输和社区服务等成为就业“蓄水池”，不仅为城镇居民提供就业岗位，而且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供就业岗位。同时，通过建立与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城乡一体化就业市场、就业信息披露机制和就业综合服务体系，消除对进城农民工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使城镇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全省城镇就业人数由2000年的513.8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885.85万人，增长72.41%。2012年与2011年相比，南昌市、景德镇市、萍乡市、九江市、新余市、鹰潭市、赣州市、吉安市、宜春市、抚州市和上饶市的城镇化率分别提高1.54个百分点、1.89个百分点、1.54个百分点、1.89个百分点、2.01个百分点、1.81个百分点、1.82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2.08个百分点、1.89个百分点和1.8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数分别增加8.66万人、1.02万人、2.29万人、5.28万人、1.72万人、2.06万人、4.87万人、3.22万人、3.57万人、3.45万人和4.02万人，就业人数增长率分别为5.12%、2.31%、5.47%、5.33%、5.38%、7.35%、4.69%、4.04%、4.02%、5.05%和4.43%。因此，城镇化是增加就业的重要途径。通过粗略的估算可知，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业率将增加3个百分点。四 城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江西省在推进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坚持基础设施建设优先的原则，加大市政建设力度，使城镇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提升了城镇的集聚力、吸引力和承载力。
表2-3选取了若干个反映城市公共事业和建设情况的指标，从表2-3可以看出，经过10多年的发展，江西省的城镇基础设施不断得到完善。相对于2000年，2012年公共汽车、电车运营数达到9894辆，增长145.45%；道路长度实现6477公里，增长113.55%；道路面积达13630万平方米，增长313.91%；用水普及率达97.7%，提高4.4个百分点；供水管道长度达11831公里，增长198.16%；排水管道长度达9484公里，增长357.28%；人工煤气供应量达48497万立方米，增长22.89%；液化石油气供应量达204258吨，增长24.02%；燃气普及率达94.3%，提高25.1个百分点。城镇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有效扩大了城镇人口容量，提升了城镇的功能和效率，促进了城镇的现代化建设。表2-3 江西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五 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江西省突出加强事关城镇长远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基础性、功能性、生态性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城镇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和园林绿化建设，走环境友好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使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江西省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取得重大突破，到2012年底全省共有城镇污水处理厂100多座，是全国第5个实现县城以上城镇污水集中处理全覆盖的省份，日污水处理能力达272.55万立方米，污水处理率达84.25%，比2005年提高近50个百分点（见表2-4）。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大幅度提高，到2012年全省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89.05%，比2005年提高40.18个百分点。2012年生活垃圾清运量达327.15万吨，比2000年增长66.07%。按照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要求，全省城镇园林绿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到2012年底全省绿化覆盖面积达50752公顷、公园达285个、公园面积达8104公顷。目前，宜春、景德镇、南昌、新余、赣州、萍乡、吉安7个城市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武宁县和吉安县被评为国家园林县城，萍乡安源区安源镇被评为国家园林城镇；11个设区市和28个县（市）被评为省级园林城市。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为建设绿色生态江西、创建一流人居环境、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保护鄱阳湖一湖清水做出了积极贡献。表2-4 江西省城镇人居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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