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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20 03: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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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共乐至县委党史研究室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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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乐至历史 第一卷(1921-1949)

中国共产党乐至历史 第一卷(1921-1949)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中国共产党乐至历史 第一卷(1921-1949)作者:中共乐至县委党史研究室排版:KingStar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3-01ISBN:9787561493540本书由四川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陈毅故居陈毅纪念馆

叶镛(1899—1928),四川乐至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历任武汉中央独立师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生军连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第一营营长。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不久率部撤至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师,任师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指挥部队在东江坚持游击战争,于海丰白木洋被俘后牺牲。

谢无量(1884—1964),四川乐至人。1901年与李叔同、黄炎培等同入南洋公学。清末任成都存古学堂监督。曾任孙中山大本营秘书长、黄埔军校教官等职。之后从事教育和著述,任国内多所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川西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党组织领导的“盛池读书会”旧址(现为盛池乡中心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盛池乡农会”活动点之一——牛心山旧址中共乐至地下党联络点旧址之一——大堰小学中共川北特支派孙荣来乐至策反盐警队,第一次与邓友联接头的茶馆旧址4中共乐至组织掌控的盐警队主力驻地旧址(现为陈毅纪念馆)乐至盐警大队队部旧址(现为乐至县天池镇西街)乐至盐警大队起义指挥部旧址(现为乐至天池公园致远亭)和平解放大堰谈判地旧址(原大堰乡乡政府)陈丹淮瞻仰陈毅故居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乐至县革命烈士英名碑乐至县革命烈士纪念碑第一章革命运动的兴起和中共组织在乐至建立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统治,乐至人民在国内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影响下,掀起了反洋教的斗争。后来,有的青年出川,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乐至人民汇入保路同志军的革命洪流,推动乐至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整个乐至和四川一样,政治上遭受封建军阀黑暗统治,经济上遭受封建军阀横征暴敛,呈现出军阀纷争不止、时局混乱动荡的社会局面。

革命必须向新的阶段推进,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中国革命迎来了伟大的转折点。民主科学的观念在乐至传播,陈毅等一批先进青年走出家门、走出乐至、走出四川、走出国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走上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

革命先驱车耀先、贺龙在乐至的爱民事迹,给乐至人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土地革命战争中期,贫瘠落后、苦难深重的乐至人民终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乐至人民多次奋起反抗国民党政权在乐至的统治。第一节近代以来的乐至社会和革命运动一、绵延发展的文化进程

乐至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与遂宁、中江、金堂、简阳、资阳、安岳为邻。全县辖区面积1424.52平方公里,辖17个镇、8个乡、602个行政村,30个社区,全县人口约87万(2015年数据)。

乐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秦统一中国前,为古蜀国地。公元前285年起,先后为古蜀国、秦、汉、蜀汉、晋、南北朝、成汉等朝属地。北周建德四年(575),县地置多业县,为建县之始。隋开皇十三年(593),改名普慈县。唐武德三年(620),析普慈县地置乐至县,以乐至池得名。历代几经沿革,从始置县至今已有1440年的历史。

乐至地理条件独具特色。境内山脉系岷山台地分支,自北而南分全县为东西两部,成为沱、涪两江分水岭。极目四望,群丘林立,沟谷纵横,漕地棋布,蜿蜒连绵。西北高,东南低,中部时有突起。北部系平顶深丘河谷地区,中部系平顶宽谷低丘地区,南部系冈陵连绵地区。在丘陵河谷间有小平坝。西北部原属良安镇八一乡的桐子坡是县地理位置的最高点,海拔596.3米,东南部蟠龙乡的小园坝子是县的最低点,海拔297.0米。县城位于城北娑婆山与城南天柱山之间,形成一片比较开阔的丘陵地带。乐至地处中纬度季风区,具有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冬暖干燥、湿度大、云雾多、日照少等特点,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约949毫米,但分布不均,夏季雨量占全年的半数。易冬干、春旱、夏涝、秋绵雨。

新中国成立前,乐至县的经济比较落后,文化教育相对不甚发达,但一些青年才俊通过刻苦努力,仍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据《乐至县志》,从宋朝至清朝,历时900余年,全县共出进士39人,文武举人54人,五贡124人,文武诸生300余人。再加上那些无记载的乐至文化代表人物,其数量相当可观。

到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知县王承曦募资在天池畔建天池书院,聘科甲出身的知名人士担任院长和教员。1760年,知县黄斌重修扩建于先,嘉庆时知县李崇周、刘德铨以及训导李能巽和道光时知县窦端等扩建于后,使得天池书院成为县中规模宏大的最高学府。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它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改制于清末,是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对当时教育和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方式。书院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对于促进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乐至书院建立时间与中国最早的书院相比,晚了几百年。乐至书院的建立,为乐至县新式教育的到来奠定了开创性的基础,是促进乐至文化教育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乐至天池书院有学田120余亩,经费充裕,藏书较多,常年就读的生员、童生少则二三十人,多则六七十人。此外,1836—1903年(道光十六年至光绪二十九年),乐至还先后兴建书院18所。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创办新学,1905年9月2日,清王朝下诏废除了相沿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同年,乐至天池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其余各书院改为初级小学堂。在书院的基础上创办的新式学校,为乐至青年接受现代科技和西方先进文化创造了条件。乐至学堂的出现,是近代以来乐至文化发展道路上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封建传统的教育方式,也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消失的,还要凭借惯性继续向前推进一段时间。在清末民初时,县内私塾仍然盛行。设馆形式有门馆、族塾、专馆等。门馆是塾师在家或租房招生授业,办学规模一般为20人左右。族塾是利用宗祠公产聘师在祠堂开馆,供宿食、议学款,凡族中子弟均可入馆就读,清寒者免费,其余酌议学费。专馆是由豪绅富商延师在家设馆,教授自己或至亲好友子弟。私塾教学不分班级,没有年限,一般采取个别传授。对启蒙学生以识字为主,注重朗读、背诵。背诵分日书(当日传授的内容)、温书(温习已背诵的内容)、包本(每册念完后再背全册)三类循序进行。

1911年,城乡私馆有300余处,学生3000余人。1936年政府改良私塾,集训塾师,又经多次查禁,至1937年县城私塾停止,乡间有所减少,直到1949年农村尚有私塾残存。

1905年后,乐至城乡各书院改为高等、初等小学堂,共19所,又在全县兴办一些初等小学堂。1933年,县有公立小学堂44所,学生1900人。1909—1910年,初等小学堂续有增设,三年高等小学堂改为高等小学校。1911年,初等小学堂改为初等小学校,增设初等小学校88所,探索新教育经验。1915年,租后东街药王庙为校址建立起乐至县第一所女子小学,次年迁入旧试院(今幼儿园),招初小4班,学生100人。同年,石佛、石湍、倒流镇(今回澜)、桂林等乡镇相继开办女子小学,使平民女孩也有机会入学。1925年,因乐至地方财力缺乏,乐至小学教育基本维持原状。

在新中国成立前,乐至的教育事业发展缓慢,文盲众多。据1942年统计,全县识字者占总人口21%,不识字者占79%。学龄儿童有48870人,其中男童23718人,已接受教育者占32%;女童25152人,已受教育者占29%。失学成年人为207005人,其中男58175人,女148830人。1945年全县识字者为114391人,仅占总人口的27.87%,受初等教育者为数不多,能受中等教育的人更少。当年全县在校小学生24389人,初中学生1089人,民众学校(小学附设,学生为失学成人)学生3240人。到外地高中或高等院校就读的百余人,留法、美、日的十余人。

乐至的文化教育事业,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缓慢推进着,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是很不容易的事。特别是到了近现代时期,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文明的进入,推动着新式学堂在中国的出现。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新时代,在客观上为中国年轻一代接受科学民主思想,接受世界先进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乐至文化教育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政府大力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增设公办小学,倡办民办小学,积极发展中学,举办各种夜校、扫盲班,对家庭困难学生给予学费减免和评定助学金等优惠待遇,受教育人数逐年增多,文盲、半文盲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完全消除。二、近代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

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帝国主义的枪炮下,逐步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四川虽然山高水险,但仍然没有挡住帝国主义入侵的步伐,四川较沿海晚二十年也成了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在一八四〇年战争失败后被迫给英国赔款,大量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新税捐。”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近百年间,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无数次的不义之战,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大大小小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就像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枷锁,也像插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吸血管,吸干了中国人民的财富,把中国人民推向绝对贫困的深渊。而当时的政府也成了洋人的政府,清政府为了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偿还外债,在四川大肆地巧取豪夺,就连一鸡一猫入城都要收捐。

在明末,乐至县经过战争的烧杀破坏,加之天灾频繁,瘟疫流行,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清康熙起不断有移民来乐至垦荒,到1785年(乾隆五十年),全县有耕地13.47万亩。之后,随着人口增长,大家继续开垦荒地,至1942年,全县有耕地56.72万亩,人均1.39亩。

在新中国成立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乐至农村私有土地大多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占80%以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只有不到60%的耕地,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

到1904年,现代农业的观念开始在四川农村萌生。乐至县设立了县实业所,重在推广蚕桑、保护森林、改良种子。1926年实业所改为实业局,1930年又改称为建设局,管理全县农业、林业、水利、交通和市政建设等行政、技术业务。1935年2月裁撤,在县政府内设建设科,7月与教育科并为第三科,兼办农、林事宜。1940年4月第三科又分为建设科、教育科,建设科主管农业、林业、水利、工业和交通等。1946年9月改建设科为第四科,办理农、工、商事务。

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束缚、自然经济的限制、军阀混战的干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加之频繁的自然灾害,导致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极为低下。到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5960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粮食总产量10.46万吨。

194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8.67万吨,到1949年增加到10.46万吨,增产20.65%,年均递增2.11%。当年亩产粮食78公斤;棉花总产660吨,亩产9公斤;油料总产1025吨,亩产40公斤。农业总产值5105万元。

新中国成立前,全县农户中的佃农、半自耕农占70%以上。佃农、贫农年粮食缺口6~8个月,佃中农缺2~4个月,所缺口粮靠帮工、抬轿、做工以及短途贩运来弥补。多数人食不果腹、衣不暖体,过着瓜菜半年粮的生活。

由于灾害不断发生、疫病流行、烟毒危害、缺医少药,导致人口死亡率极高。1945年出生1965人,当年死亡1431人,占出生人数72.82%。

农民生活困苦,生活用品简陋,全系自产自用。据1952年统计,农民人均消费粮食135公斤,食用植物油0.2公斤,猪肉3公斤,棉布0.51米。农村是这样,城镇居民也好不到哪里去, 1950年前,城镇居民人均住房2.2平方米,基本上是平房、穿斗结构,质量较差,城镇居民大多生活困难。政府普通公职人员的日子也不好过,据1945年统计,政府公职人员的月薪只能买米3升8合,靠补贴米一石过活,一般职工和无固定职业居民生活更为困难。

乐至建县于唐初,至武周时,佛教复兴,县人信佛、建庙,相沿成风。1925年成立县佛教会。

1924年,乐至县旱灾严重,四川督理杨森发放赈款大洋1000元用于救济,但被驻军提用,灾民未受实惠。第二年春伏连旱,无法播种,人畜饮水困难,全县受灾10.2万亩,灾民30万人,灾情以第二区(今回澜区)最重。

1938年9月大暴雨,县属倒流镇(今回澜区)正街大拱桥被洪水冲毁,冲垮房屋50余间,淹死小孩3人,老妇1人。无家可归者62户、172人,生活十分困难,当地慈善士绅募集赈款,根据受灾轻重情况酌情发给。蟠龙镇平地起水四五尺,附近石木桥均被冲毁,街房冲倒50余间,淹死21人,受伤数十人,联保主任向县报灾,请求救济,未得着落,受灾平民流离他乡。

1944年春荒,县拨赈款15万元救济;1945年春荒,省赈500万元,县赈314万元,但均数额有限,难以解困。

1948年山洪暴发,县境遭受严重水灾,省政府核准在征粮内扣赈谷1049市石,予以赈济。

新中国成立前,乐至县基本上无像样水利设施,更谈不上防洪设备,防洪之事,无人问津。一遇洪灾,任其发展,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

当时乐至县的工业极不发达,仅有一些手工业作坊,生产食盐、土布、白酒、食用植物油、铁木农具等产品。1949年,全县工业总产值855万元。生产原盐7296吨,土布60万米,布鞋6200双,饮料酒93吨,食用植物油365吨,铁木农具4.9万件,部分企业濒临倒闭。

当时乐至县的商业极为萧条,到1949年时,全县社会商品零售额才660万元,主要经营棉布、百货、药材、农具、地方土特产和食盐。

乐至的工业和商业基本上都是小本经营,外来的洋货棉布等充斥市场,对本地的手工业品形成了重大的打击。

乐至的经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摧残下,仍然缓慢地发展着,在现代商业和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下,1912年,乐至成立了具有现代商业气息的县商会。县城各行帮选出商董24人,选举正、副会长各1人,以研究商情、推进商务为主旨。1917年至1924年,因川、滇、黔军阀混战,县商会成为来县军阀勒派军饷的帮办机构,各商户负担过重,难于发展,市场萧条。1926年县城设立商事公断处,以调解商场纠纷、仲裁商事争议为主要工作(1944年改称商事调解处)。

1912年,受辛亥革命和近代工业的影响,乐至县成立了具有现代工业文明的工会,这时的工会主要是以研究工作、改良事业为宗旨。因经费缺乏,仅在1926年开办游艺工厂1所,分机织、卤漆、竹器、缝纫等工种,因产品质量不佳,导致滞销、亏损,并于次年停业,于此县工会活动停止。民国时期,各职业工会会员不多,选出的常务理事均系本业技术较佳、为众信服的工人,能组织会员交流技艺、改进操作、开展团结互助活动。但总工会主要领导人均非职业工人,只知利用职务自谋私利,不能代表工人利益,工人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群起混战,与人民大众息息相关的货币,也变成了一团糟的局面,民国时期,乐至县流通的货币,属全国和全省通用的币种有银币(分一元、半元两种)、铜币(分小钱、铜圆两种)、纸币三种。纸币分为两个时期:民国前期省财政厅、中国、交通、浚川源等银行发行的钞票,省府发行的军用银票;1936—1949年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发行的法币、关金券、金圆券、银圆券等。除此之外,为对付物价的瞬息万变,民国时期的乐至县也曾出现过县内流通的地方币,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剪铜币。县市面流通的地方铜圆,面值分为200文、100文、50文、20文、10文五种,前两种流通较广,后三种不多见。1921年,市场货币周转不灵,商号将200文铜圆或剪为二,或剪为四,借作找补。

二是锡圆币、镔铁币。1923年,军阀混战,大量“军用票”充斥市面,换走铜圆,致使找补困难。上年县城大的商号和当道场镇委托锡匠铺制锡圆币,供找补之用,在当地流通。锡圆币圆形无孔,币面錾商号名称,分“抵十文”“抵二十文”两种。下年因锡的成本较高,各商号改制镔铁币,发行数量漫无限制,地方团甲起而取缔,1924年停止使用,发行商家收回少量,多数废弃。

三是纸币。1925年,乐至县商会在北街鼎丰纸社石印纸币,纸币印“乐至县商会”,面额有“抵一百文”“抵二百文”“抵五百文”“抵一千文”四种,编号发行2万数千串,在全县流通。1926年,变卖城垣局产业,始行收回,停止使用。

1912—1939年,乐至县政府对物价未作任何管理,任其自发涨跌。1940年,物价开始急剧上涨,县政府开始做平价工作,在市面挂牌公告物价,不准上涨。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后,物价猛涨,县政府下达各种训令,实行限价办法,但仍无法控制通货膨胀。

人民在遭受物价猛涨、狂跌带来的灾难中,还要受到鸦片的强大毒害。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和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国民政府,都实施过禁烟措施,各级官吏对此十有八九是阳奉阴违,因此,烟毒是屡禁不止,给中国人民身心造成严重危害。“中华民国”建立后,由于军阀混战,独霸一方的军阀们对禁烟更是明禁实弛,根本没有查禁。1924年,乐至驻军设立“禁烟查缉局”,主要精力放在种、卖、吸、运的收税上,还美其名曰“罚金收入”。1925年查缉局改由商办,投票竞包,包额年银币1万元左右,分月解缴。为多收“罚金”,还劝谕甚至强迫农民种烟,促使鸦片的流毒更为广泛。

在烟毒风行贫困的农村时,还有难以根治的匪患,治安不靖,人民深受其害。盐税、邮包经常被抢,临江等场镇曾数遭洗劫。在一些险要或偏远地区,土匪时常出没,拦路抢劫。边远乡村股匪更是为非作歹,就连县城富绅也被拉“肥猪”(即绑票),勒索赎金,民不安枕。

县政府采取保甲防匪、联防防匪、以匪治匪等办法,对盐税实行武装押解,1935年,改一月一解为二、三解,以减少数额,并不断充实武装力量。1941年3月,在全县开展“总清查、总清剿”活动,查出嫌疑分子11人,交军法审讯。1937—1944年,乐至与资阳、简阳、中江、金堂、蓬溪等县建立联防大队,先后组织联防6次,设哨盘查,有警互派团队协捕。1947年,实行国民身份证,由乡镇公所在通衢要道设哨查验,有证者方允放行。对愿意改过自新的土匪,既往不咎,进行招抚,给以生活出路。1948年冬,招抚凉水乡巨匪万大清及同伙5人,委托万为金堂、中江、简阳、乐至四县边区联防大队专任大队长,采取“以匪治匪”的办法。可是,万大清仍在暗中通匪,县政府无可奈何。县政府虽采取这些措施防匪、治匪、剿匪,但由于“袍、匪、官、绅”一家,土匪有恃无恐,明抢暗劫,匪患难绝。

乐至县的人民勤劳朴实,老实安分,县志历有赞誉。但在历年天灾摧残和军阀、官僚、豪绅的层层压榨下,人民饥寒交迫,忍无可忍,被迫起来反抗求生,拥护、支持并参加革命运动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三、李、蓝起义军在乐至

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性被破坏,各处通商口岸的开辟,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日益加深,巨额的战争赔款,全部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等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农民斗争高潮。

1859年10月,李永和、蓝朝鼎在云南大关牛皮寨发动反清起义,起义军高举“顺天旗”,自称“顺天军”,推举李永和为“顺天王”,提出了“不交租,不纳粮,不出苛捐杂税”的口号。起义爆发后,立即向四川进军,经过六天时间,连克筠连、高县、庆符三县城,乘胜攻占犍乐盐场和自贡盐场。不到三个月,起义军就由入川时的七百人发展到十多万人。

1860年3月,蓝朝鼎率起义军主力,沿青神县、眉山县(今眉山市)一线,攻城略地,驰骋川西平原,进逼成都。

李、蓝起义的烽火,引起清廷无比惊恐。清政府急调湖南巡抚骆秉章督理四川军务,带领湘军入川镇压。骆秉章到四川后,号令各县加紧筹备地方武装,修缮城池,镇压起义队伍。

在蓝朝鼎率领主力向川西进攻之际,李、蓝起义军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在川南分兵直奔乐至县而来。

乐至知县刘毓堂在李、蓝起义后,便搜罗了一些县境内的地方武装加以整编、操练,一有风吹草动,便坚闭县城四门,把军士派到城周围巡逻,还调一支部队在自己身边做“御林军”,寸步不离地守护。一些土豪劣绅也抓紧修固寨堡,添置枪炮,弄得草木皆兵。

这年10月,绰号“金鹞子”的蓝军将领率部奔袭乐至县城,知县刘毓堂不得不亲率民团守城防御。一些官商、大户害怕起义军,也派出人员协助民团巡逻。“金鹞子”来到城外也不急于攻城,他率一队人马登上一高坡,用纸糊喇叭向城内宣传反清主张,并告诉城内军民,他们不愿看到无辜流血,不愿强攻入城,希望城内军民弃暗投明,主动打开城门,让他率部队入城,以共建反清大业。

知县刘毓堂潜伏神枪手,要求与“金鹞子”对话协商。“金鹞子”的部下都极力劝阻他前往,但“金鹞子”却藐视这个小小的知县,毅然只身走向城门。“砰”的一声枪响,“金鹞子”猝不及防一个趔趄,瞪大眼睛望着不远处城墙上的知县刘毓堂,手指着刘说了几个“你,你,你……”便悲壮地倒下了。

起义部队见主帅中计阵亡,忙冲上前抢下遗体撤退。“金鹞子”的真名叫什么?无人知道。只知道他杀入敌阵时,就如一只盘旋俯冲而下的金色鹞子那样凶猛,令敌人胆寒。

李、蓝起义军的这支部队在乐至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的纪律和勇敢的战斗精神,给乐至人民留下了至今传颂的佳话,当年,还有一些乐至青年也追随李、蓝起义军而去。四、反对教会的斗争

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于1856—1860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任意在内地游历、经商;外国传教士可以自由深入内地传教,无论是洋教士或中国教徒,地方官都要保护。充当翻译的法国传教士,竟然私自在中法《北京条约》的中文版本内增加了“任法国使者在各地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从此以后,各国传教士不断涌进四川到处设立教堂会所,加紧进行侵略活动。

1858年,法国天主教以重庆为据点,修建教堂设立主教,管辖云、贵、川三省教务。1877年,英国传教士在重庆建立了基督教堂(俗称福音堂)。嗣后,各国传教士纷纷涌入四川,根据1909年四川99个县的不完全统计,英、法、美、德等国的传教士共511名,其中1901—1909年的9年,比1885—1900年的15年,英国的传教士人数增加了60%,美国传教士增加一倍以上。

天主、基督二教,作为帝国主义一支重要的侵略势力,经过三四十年时间对四川的渗透,到20世纪初,在四川并行发展,川中129个州、县都设立有教堂。

乐至开始传播天主教,据《乐至乡土志》载:清光绪初年,由教会在城内购地建立教堂,传播于石湍、倒流镇和响水滩等处,先后吸收了教徒多人。1884年(光绪十年甲申六月十六日),乐至县城发生了数千群众拆毁天主教堂,打死教会会长袁茂三的惊人事件,延至1894年(光绪二十年)案件才告终结。

乐至群众拆毁教堂,打死传教士,并不是偶然事件。整个事件的产生、发展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太平天国运动被清政府残酷镇压以后,人民心中燃烧的反帝反封建怒火并未熄灭,一遇到不平之事,就会形成燎原之势。在1862年,湖南、江西就曾发生过多次捣毁教堂、驱逐外国传教士的正义斗争;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期,河南、山东、江西、安徽、江苏、福建、台湾、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等地,不约而同地发生了群众性的反洋教斗争,尤其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更是成为当时影响全国的重大事件。

在省内外反教斗争的影响下,乐至县的反教斗争,也在长期积压中暴发。多年来,乐至县的教徒袁茂三依仗洋人的势力,在乐至县作恶多端,早就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无比愤怒。

袁茂三,乐至县石湍乡人,素行无赖,早为乡邻所不齿,其父开设正顺老号,经营布业,命茂三弃读经商,又不能学习业务。年三十,虔奉天主教,善于迎合领导,渐得信任,充当教会会长。未几,迁居县城南街,即于教堂外宅,开设松茂商店,随即招纳地方流痞,作为爪牙耳目,供其驱使。此后,凡买市场货物,或少给货价,或不给价,如有反对或不卖者,立刻指使爪牙侮辱对方而后已。有县民李洪顺者,是大家公认的老实人,仅因一件小事触犯了袁,袁遂借事生非,缠讼不休,使李耗费制钱数千串,终至倾家荡产。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捐纳盛行,袁因捐九品衔巡检,炫耀乡里,用作结交官府的阶梯。从此,天主教堂和袁茂三在群众中俨然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天主教的十字架,原是教徒们崇拜耶稣死后的纪念品,它的尊严,据说可以代表救世主耶稣,任何人不得妄加轻视和亵渎。如有城乡商店、居民的门板上、阶石上画有十字,一经袁的爪牙发觉,他们便争先抬往县衙门控告,再由袁茂三出面,逼使县令处理,轻者杖责保释,重者枷锁拘押。于是挟私忿、报私仇的人,往往利用这种机会和手段,借刀于袁,使敌对者在无形中遭到陷害,而挟怨报复的人,在不露声色中即得逞快意。因此,人心惶惑,大家随时都在注意门前屋后,注意观察,看看有无乱画的十字架,因此很多人都不敢早眠晚起。

在县衙门对面,有郑老毛开设的一家食店,其人秉性直爽,郑家又系乐至望族,因此他从不欺善怕恶。袁的爪牙多次在食店估吃霸赊,借故滋扰,被郑严加责备,不免涉及了袁茂三。一天,郑店的门板、阶石上画有接二连三的十字,袁挟前愤,立向县府控告,当天,郑被重责,并枷号游街,拘押在县衙门前示众。袁得寸进尺,事事得逞,进而发展到包揽词讼,武断乡曲,只要起诉人向他行贿,袁不仅威胁县令,要以他的意图来判断,甚至藐视公堂,与县令平起平坐。前后几任县令,都纵容迁就,但求无事。故袁霸占私人财产,打死武秀才蒲阳春,其家属、家族都不敢鸣冤。继任县令福建举人郑廷清,性柔懦寡言,人呼“郑哑巴”。此时各地教案,不断发生,郑在清朝畏洋如虎的影响下,对于袁的横行霸道,亦只有唯唯听命而已。县中官绅、士绅蒋邦彦、郑仕范、蔡奎光、郭伟廷、冷锡堂等暗中策划,意在铲除乐至人民的公敌。光绪十年某月,县境大旱,乡村聚众祈雨,抬着神像进城祷告,行香拜庙者,络绎不绝;同时县中操习拳术的青壮年和老拳师正在南街大禹宫举办达摩会;每年城隍庙的神戏,正在开台演出,填街塞巷的人流,连日极为拥挤。当人们经过天主堂时,都从愤怒的眼光中,激荡着反对教会和痛恨袁茂三的澎湃浪潮。其实,他们早有计划,准备相继行动为地方除害。但县令郑廷清听到这些情况后,早早邀请袁到县衙暂住,以免发生意外。当天,地方士绅见机不可失,一面派人各处联络,一面命人散布讽刺语言,故激袁怒,袁茂三以为有恃无恐,遂愤然出衙,沿途叫嚣,回到店中,高踞上座,指名辱骂不堪。忽家奴报称后面有暴徒行凶,这正是一部分群众已经自发地行动起来了。袁则起身奔向内庭,骤见人势汹涌,不能制止,正待转身避免,外面人群犹如冲出闸门的洪流,卷地而来。袁因腹背受阻,乃瑟缩躲于床下,后被群众拖出,异口同声地历数其生平罪恶,并当场格毙。不到一天,原先堂皇壮丽的教堂,在群众的捣毁后,已变成一片瓦砾之所。

教案既兴,上峰派员查询,县令郑廷清被撤职,另委干员接办。由于案情重大,牵涉颇宽,地方官一直不愿也不敢将此事作为教案进行处理,相继拖延,迟迟未能决断。在川中洋人教会和清政府的压力下,至1894年,县令才以“甲申大旱,乡村群众祈雨,秉烛焚香,人群塞途,此时天主教教会会长袁茂三高坐店内,疾声厉色地指责众人迷信偶像,旷时废工,劳民伤财。当即遭到众人反对,并说祈雨救灾,关系全县人民生命,现在官府都未禁止,你是何人,妄加干涉?由于袁茂三骄横不让,激起众怒,行将斗殴,袁即入内寻取凶器,势将用武,群众急不善处,遂群殴袁茂三重伤致死。上面以民间习俗启衅,又查得袁茂三平时作恶,县人已恨之入骨,迄今时逾十载,官易数员,尤其当时肇事人多,究竟谁为祸首,并且行凶者或逃或亡,更难缉捕归案定罪,乃依原呈所拟,将少数人判处刑期”结案。

袁茂三死后,照地方习惯,应有一篇妻祭夫文。袁妻平时恭顺,多次劝袁收敛,免得激起民愤,带来不良后果。而袁飞扬跋扈,不听劝告。死后,袁妻知县人不肯代作祭文,乃专请资阳举人秦立堂来县。出人意料的是,秦作这篇祭文,竟打破历来歌颂死者的常规,秉笔直书,不仅将袁罪恶的一生揭露无遗;还将其爪牙仗势作威作福、鱼肉乡里,官吏低首下心、俯顺曲就,以及地方士绅钩心斗角、老百姓含冤受屈等情状详尽其实,极尽绘声绘影之能事。自从这篇祭文传诵后,地方官把它作为有力的佐证,后来附呈上报,上峰经过详查,对这次教案便避重就轻,只作地方事件处理,以免另生枝节。

附:祭文摘要

一、只愁头上没有顶儿戴,脚下没有靴儿穿,因才捐一个九品巡检。

二、蒲阳春已曾入武举,打死他不能把命填。

三、掌坛师名叫蒋邦彦,见了夫不敢把诀挽,打鼓匠名叫郑仕范,见了夫不敢所腔搬,冷锡堂吓得打尿战,蔡奎光一旁咬牙关。

四、可怜妻被人拉至对门店,只说是风平浪静转回还,霎时间举目一看,竟成了西望长安。

乐至人民的反教会斗争,是四川最早发动反洋教斗争的地方之一,是省内外反教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乐至人民掀起反帝革命斗争的一次大展示,为乐至后来的革命运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五、辛亥革命时期的乐至

辛亥革命在四川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到保路运动的群众风潮,再到武装起义推倒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这是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

1905年8月,资产阶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东京联合留学日本的以中国学生为主的各革命团体,组建起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决定武装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1906年,四川的重庆、成都、泸州同盟会支部相继建立。四川同盟会建立后,根据中国同盟会指示,先后在川中各地发动了十几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促进了同盟会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川中的广泛传播,为其后四川“保路运动”的爆发和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发动,起到了动员群众的作用。处于成都至重庆之间的乐至县也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当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时,乐至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酝酿投入保路运动,这是因为“保路”也和乐至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

1904年,清政府批准四川修建从汉口经宜昌、重庆到成都的川汉铁路,开始定为官办,后来又改为官商合办,因经费缺口大,几年后都没有开工,最后改为商办,定名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商办公司不借外债,不招外股,主要采取经政府批准的“田亩加赋”即抽取“租股”的集资方式筹修路资金。这种办法就使全川人民不论贫富,都成了股东,都与川汉铁路发生了直接的利益关系。后来,清政府为献媚于帝国主义,决定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将路权出让给帝国主义以换取借款。这样,四川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几经奋斗争得的路权,和全川人民用多年血汗筹集的修路资本转眼间就落入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手中。1911年5月22日,清政府下令“所有川、湘两省租股,一律停止”,并“著该督抚迅即誊黄,遍行晓谕”。这就断了川汉铁路筹措股款的主要渠道,无疑是以釜底抽薪的方式置川、湘两省商办铁路于死地。

清政府“铁路国有”的上谕一发表,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由于清政府首先劫夺的是粤汉、川汉两大铁路干线,因此,保路风潮率先在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兴起,而四川较之其他三省更为勇猛壮烈,对全国影响最大。

1911年6月16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各县纷纷成立分会,一场全川民众参加的伟大的保路运动就此开始。8月,各地组建同志会的消息不断传到乐至,乐至城内的官员和兵警人心惶恐。9月,各地保路同志会组织保路同志军,开赴省垣,包围成都的重要消息也传到乐至。乐至县的倪茂之率民团声援四川保路同志军。

10月28日,知县许先德恐县城动乱,下令封闭城门多日,禁止出入,城内居民难熬饥寒,十之三四缒城外逃避难。11月2日,外地同志军数十人,路过乐至宝林场,要求借取路费,过境即走,许先德派出兵士截击屠杀。

从1911年9月起,四川各地保路同志军宣布武装起义。同志军王丕承率众攻占资阳,释放狱囚,驻扎月余,后又进入乐至县的高寺场、童家坝等地。知县许先德饬令街巷设卡,城楼布置武装,昼夜巡守,因时久松懈,疏于防范,不久后的一个半夜,正当守城武装送粥分食时,王丕承部已悄然逼近城下,督人搭梯,从西北登城,双方发生激战。适逢巡防军至,开枪轰击,互有死伤,王部撤退。当夜,许先德命令全城搜索,在城内西北方向的东岳庙、风筝坡隐蔽处捕获王丕承部60余人,全部杀害。王部撤走途中,遇反正六路军某部,被截缴械,内有铜炮2尊,运置东岳庙存放。

许先德自知力弱,恐同志军再次攻城报复,遂化装潜逃离开县城,被县人发现挡回。许不得已,向潼川府(今三台县)告急,请求立即派兵到乐至县平乱,两次告急,均无回应。许先德乃调集各乡团练数千人,进城防守。居民恐受兵祸,扶老携幼出城,上山寨自保。

11月7日,夏之时率革命起义军进驻乐至县城。

夏之时,字亮江,四川合江县人,1904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从事反清活动。1908年年初,奉命回川,策动革命,准备武装起义,1911年春,四川保路运动兴起,11月5日晨,夏之时策动驻成都龙泉驿新军步兵一队的骑、工、辎重兵各一排,共二百三十余人在龙泉土地庙誓师起义,士兵们拥戴夏之时为革命军总指挥,夏之时又说服驻龙泉驿的孙合浦部起义,孙部一百八十余人加入起义军,夏之时随即率部东下,急行军一百八十余里到筒阳县施家坝时,夏之时亲手刊刻“中华革命军总指挥印”,出榜安民,宣示革命事业。夏之时起义的消息传到成都,清政府十分恐慌,急忙派出大队人马追剿起义军。夏之时伪装成援助乐至的部队,派先遣人员通知乐至地方武装和知县,占领乐至县城后,夏之时召集知名人士、地方武装负责人和知县开会,宣布自己率领的是革命起义军,并发表自己为什么要革命的演说,希望乐至的各界人士认清革命大势,拥护革命。

夏之时在乐至的革命举动,对乐至的各阶层人民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乐至的清政府官员被迫承认了革命的行动,也答应接受革命军的节制,在此形势下,一批乐至的革命进步人士在辛亥革命中成长起来。

12月,县人张怀仁、黄濂溪、邓万程、吴炳臣、黄开运等以许先德属清朝官员、祸国殃民为由,上书请求立即撤换,经由川北宣慰使张澜核查,认为许先德疲软无能,难任繁巨,转请四川军政府将许撤职。许先德为保存面子,也上书称乐至先后被土匪扰乱,陆军毁榜衙署,银两衣物,悉受损失,公费无着,旧病复发日剧等情,请求辞职。新生的军政府将许先德免职,改派李泽鳌(大竹人)任代理知县,李于12月12日莅任。

1912年1月1日,国民政府改用“中华民国”纪元,改称清朝的知县为知事,改知县衙门为县行政公署。缴销象征权力的清颁县印(文曰“乐至县印”,满汉文字篆书并列),由四川军政府另颁新县印(文曰“四川乐至县印”,汉文篆书),标志着清政府在乐至的统治彻底结束,乐至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县署内裁去原设立的吏、户、礼、兵、刑、工、仓廒、盐仓,承发九房书吏,改设民刑两科书记,旋又改为行政、司法两科。年内又改设为案牍、征收、庶务、统计四课,各课设课长主管。

1912年4月5日,代理知事李泽鳌奉令调赴松潘厅任职,士绅蒋玉其等具文挽留,未准。

县城成立“县城议事会”,为县城的议事组织,提议城区公益事务,由选民票选正副议长各一人,议员19人。另成立“县城董事会”,作为县城的执行组织,由选民票选总董、陪董及董事各一人,名誉董事4人。在石佛、倒流、石湍、桂林、放生、宝林6乡各设“乡议会”及“乡董事会”,均由各乡选民投票选举组成,为各乡的议事及执行组织。以上带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性质的议事会和董事会,到1916年袁世凯称帝时被废止。

1912年年初,乐至县由城乡合格选民票选议员26人,筹备设立“县议会”。

1913年,县成立县议会,议员26人,选蒋德勋为议长,张子野为副议长。县议会以团练局、肉契两项附加费作为活动经费。县议会每年召开常会一次,对地方公益事业、县知事及议员提议事项进行讨论,表决后交知事公署执行。同年在议员中票选参事员5人驻会组成参事会,由县知事兼任会长。每月开常会一次,主要讨论知事公署疑难事项,然后公布执行。乐至县西和北四乡原设的差役,全部裁撤,另设司法队丁,办理传唤、送达等事务。1916年,袁世凯称帝,通令县议会及参事会为非法机构,停止活动,直到1922年,才又恢复两会活动。1926年,两会再次奉令废止。

1912年,改光绪四年(1878)设立的征收盐税机关票厘局(亦称盐厘局)为榷税署,设榷税官一人,主管署务,由川北盐运副使任免。县人邓万程(即邓鹏九)首任此官,他在任内烧毁“盐引”、永杜苛扰,为乐至盐业做了件大好事,深受全县盐商称颂。

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皇权统治,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是一次完整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是胜利了。但是,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没能形成一个能够领导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没能形成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能充分发动中国人口比例最大的下层劳动群众,因此未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根基,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没有成功。

辛亥革命失败后,乐至县建立起来的一些象征着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也在封建主义的复辟中被一一取缔。即使后来的某些机构有所恢复,那也是新旧军阀用来欺骗人民的摆设。在这以后,地处川北要道上的乐至成了新旧军阀你来我往的战场,乐至人民被推入了痛苦的深渊。六、车耀先、贺龙在乐至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有两位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员的革命先驱,曾经率领部队在乐至驻扎,时间虽然非常短暂,但给乐至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传为美谈,他们就是车耀先和贺龙。先期率部到乐至的是车耀先,他出生在四川省大邑县灌口场(今悦来镇)炭市坝一个小商家庭,19岁进入由“四川保路同志军”改编的川军二师八团三营当兵。在任连长时,“他从一本《少年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讲到中国老百姓穷苦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盲多,文化低。中国的古文难学,方块字难认,推广注音符号却是扫除文盲、提高文化的好办法。他试着在士兵中教注音符号,效果很好。军队驻防荣昌县时,他在驻地附近的群众中传授注音符号,得到了县教育局的支持,邀请他为当地的小学教员讲课,‘车连长热心教育’的好名声传开了”。后来,部队驻简阳县(今简阳市)时,车耀先结识了福音堂一名牧师,介绍他读新旧约《圣经》,也许基督教能减轻人民的苦难,他怀着这样一个天真的幻想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并在军队中传教。车耀先成为注音符号的努力推广者,同时又是基督教义的信奉者。1921年,车耀先率部到乐至,短时间停驻,军风军纪甚严,在县内传播基督教义,提倡注音符号。1924年,车耀先再次率部到乐至,驻扎时间较长。这时的车耀先仍“喜讲福音,并于教堂创办的两级小学内兴办平民夜课学校,招收失学青年,所有书籍各费概由校方负担。其次,精选古人有益身心的格言书于木牌,遍悬通衢,作为宣传。留给县人之印象深刻”。此时,国共合作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运动高潮,车耀先十分关注国内的政治局势,并于1928年“游历日本、朝鲜归来,甚觉国事蜩螗,对于一切均感不满”。他为祖国的命运、人民的贫苦而心急如焚。经过严肃思考与阅读革命书刊,车耀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觉得是“喜见东方瑞气生”,他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中看到了祖国的希望。此时,刘湘提出保送他进陆军大学深造,或者委派他出任县长,任其选择,车耀先一律加以拒绝。他已下定决心,同基督教决裂,去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只留下扫除文盲用的注音符号。1928年冬,车耀先由重庆返回成都,在中国革命遭遇失败的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在车耀先率部驻乐至前后,1923年12月中旬,贺龙奉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之命令率军进攻乐至县。

贺龙,1896年3月22日出生在湖南桑植县北部洪家关一个贫苦人家。14岁时,他就在川鄂湘黔边赶骡马駚运贩卖盐巴、药材为生。由于受尽世态炎凉的苦难,贺龙萌生了革命思想。1913年,贺龙和父亲赶马来到湖北恩施县,由当地的革命党人、哥老会龙头大爷唐伯义介绍加入了哥老会,只有17岁的贺龙当上了“十排老幺”。1914年,经人介绍,正式加入中华革命党,成为一名中华革命党党员,投身到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1916年春,贺龙两把菜刀起义后,正式成立了一支有1000多人组成的“桑植讨袁军”农民队伍,并被推为总指挥。贺龙起义后,他率领的部队在起起落落、艰难曲折中,始终坚定地跟随孙中山的革命脚步。1922年春,石青阳受孙中山派遣,回川整理部队,途经湘西时,向其旧部陈渠珍借兵,陈趁机将他视为称霸湘西障碍的贺龙推荐出来。贺龙衷心拥护孙中山,也不愿受陈渠珍节制,便随石青阳入川。贺龙战功卓著,1922年7月升任川东边防军警卫旅长,先后驻防川东(今重庆)涪陵、彭水等县,是年,陈炯明在广东发动反革命叛乱,贺龙派参谋周长兴带上慰问信从川东去上海见孙中山,表示愿意竭尽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处境困难的孙中山十分高兴。12月,孙中山给贺龙复信:周参谋持来大札,备悉一是。边徼久戍,艰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此真可为干城之寄,当勉望于无穷者也。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任命贺龙为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12月中旬,贺龙奉命从江津到内江攻打乐至、安岳,他即刻率部向乐至县城进军,乐至的人民,一听有军队入境,且已经到达县属东山寺场上,还买有棕绳数十根,大有抢夺财物和绑架肥主的迹象,一时城区惊骇,决定先关闭四城防守、同时派南街的街正高大林,衙门口食店商人曹占云前往探听虚实。傍晚,高大林和曹占云回报:来的军队整齐,枪弹充实,并有机枪数挺,不像乱兵和土匪,建议妥慎对待,免因误会而造成严重事件。

辛亥革命失败以来,乐至人民遭受的兵祸极为惨痛,为了自保,遂采纳建议,仍然分配团防武装,守城戒严。12月19日黄昏时,一支军队来到乐至县城下,大呼开城,团队在拒绝的同时,开枪射击。军队并未还枪,因团队枪弹密集,军队才向天开枪示威。相持到天明时,团队见势不妙,纷纷下城溃散。军队进城以后,很有纪律。当时,一些人在街道屋檐下观望,入城的先遣部队很有礼貌地请人引往县公署、盐场署、征收局、县商会等所在地。

大军入城后,仅一部分驻扎公地,其余分驻西门外月亮房子一带。群众经过了解情况,才知过境的部队是四川讨贼军熊克武的第一混成旅旅长贺龙率领的部队。

一场虚惊后,群众的误会解除了,情绪稳定了,军民也团结了。民团击伤了几名士兵,贺龙并未进行指责,还出榜告示,要求对老百姓进行安抚,此举得到广大百姓的传颂称赞。贺龙的军队在乐至驻了几天后,行将整顿开拔,全城兵、绅、工、商筹集银币一万三千元,作为行军慰劳费。1924年1月18日,贺龙在内江显城会见石青阳,然后率两骑兵团开往安岳。1月21日占领乐至后向安岳进攻,22日与另一旅攻克安岳,向乐至追击, 23日再次占领乐至。随后,贺龙又奉命率部在沱江赵家渡一带与刘湘激战。1926年1月,贺龙离开四川,不久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但仍然保持着革命党人的本色。第一次国共合作领导的大革命运动失败后,贺龙转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听从中国共产党的安排,率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总指挥。1927年9月,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最为艰难的时候,这时的贺龙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车耀先两次率部驻防乐至,给乐至人民做了许多的好事,乐至人民是没有忘记的。贺龙三次率部过乐至,革命军人的爱民本色得到充分的体现。当时,车耀先、贺龙这两支部队秋毫无犯的做法在封建军阀中是极为少见的,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使人民难以忘怀,记忆深刻,成为乐至县政协文史委编撰的《乐至文史资料》上最闪光的一笔,至今在乐至人民中传颂。七、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

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了革命运动的失败,造成了革命党人的严重分化。有的将辛亥革命中的起义军队据为己有,成为新的军阀,为了自己的私利,新旧军阀掀起了争夺地盘的战争。在川中,除有同盟会背景的熊克武等少数部队服从在广东的孙中山领导外,川内一些有实力的新军阀,大都在明里暗里依附北京的北洋军阀。到1917年,中国实际上已存在南北两个“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省的部分当权者想保持中立,就宣布了四川实行“自治”,并打出了“川人治川”的旗号相互联络,以达到共同反对“中央”和外省军队入川之目的。但这种联络并不能使他们放弃拥兵自重、封建割据。为了结束四川的乱局, 1918年,孙中山任命拥护他的熊克武任四川督军,川中其他一些拥兵自重者心里不服,就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对付熊克武,熊克武手上既无财力,又指挥不了那些拥兵自重的军阀,为避免相互攻击,熊克武决定按各军已经驻防的地区为准,自行征收地方税款,作为粮饷之需,避免相互攻击的战争,这就形成了四川军阀统治四川的基本体制——防区制。熊克武本想用防区来规范各部的势力范围,但防区制实行的结果,却对四川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大小军阀们为扩大防区,增强实力,相互间为争防区、守防区,爆发的战争连绵不断。据统计,从1912年以后的20多年内,四川爆发了大小战争470多次,军阀混战次数冠于全国。而战争的经费主要来自于极端贫困的农村。乐至地处交通要道之上,军阀部队来来往往如过江之鲫,乐至本来就地瘠民穷,加之战乱频繁,苛政为虐,民不聊生,成为川中多灾多难的一个丘陵县。

在清朝时,乐至是没有驻军的,乐至驻军始于1916年。1916年川军第三师团长张鹏舞部驻县,他还派兵在简阳市施家坝枪杀反对袁世凯的四川商界著名人士樊孔周。在此以后,乐至的驻军就没有断过,现仅将辛亥革命后、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乐至驻军叙录如下。

1917年,川军第二师旅长李樾森部驻县,未及一年,勒派银圆三万元。

1918年,四川财政厅指挥官萧德明部营长游蒸云部、清乡司令谢仲坚部、四川清乡司令石青阳部先后驻县。

1919年,川军第五师吕超部驻县。

1920年,陆军第二十二师唐廷牧部驻县。

1923年,鄂军第五混成旅旅长江永明部驻县。仅10余日,与川军第二师师长唐式遵争夺地盘,激战于大佛场,败走内江。唐部驻县约半年,后离县。1923年年底,川军混战,四川军阀熊克武的各师由潼川溃退,过县仅三日,即勒索派款六千元。

1924年,各部队为筹款,纷纷来乐至。驻县时间有长有短,先后有成属清乡军彭光烈部;川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包晓岚部,包晓岚还自制“德政”锦旗两面,贻笑县人;川北游击司令李汝舟部,李企图抢先接任县知事未遂,勒派大洋4000元;川军第二十二师独立旅第一团团长王翥部;川军第十一师第二十二旅四十三团团长杨天智部;川军第三师骑兵团杜福林部;川军第一混成旅张团、蒋丹廷部;川军第十一师二旅旅长金鼎部;川军第一混成旅第一团团长张沅部;川军第一混旅旅长朱宗悫部;某部团长喻常庚部。是年所驻部队繁杂,公房住满,抢住民房,欺压民众,勒索钱财,抢劫棉花,断腕夺钏之事,不断发生,群众愤恨,呼为“八部滥军”。1924年年底,川军第十六师第三十一旅旅长王正均率部驻县,驱逐滥军,县境稍安。

1925年,川军第一师师长王缵绪部驻县,未及3月,调离移防。同年,乐至县又成为李家钰部防区,总部驻遂宁县,派第一混成旅旅部及第二团团长曹钟庆部驻县。

1930年,第三师六旅旅长敖集生部驻乐期间,以大修遂简马路及筹集军饷为名,两次提卖全县庙产、公产,并纵容下属从中舞弊肥私,民众深有怨愤。

1931年2月初,陈光藻师驱逐李家钰军出境,由陈书龙的军队驻县。李陈驻防期中,每年或预征四年,或预征八年。

1932年,二十四军刘文辉部陈鸿文、杨宗礼两旅先后驻县。

1933年,二十八军邓锡侯部第三师五旅林翼如部驻县,军纪松弛,常有士兵扰民。

乐至县属于山城小邑,截长补短,纵横不及百里,而册载正粮,达七千余两。依照国课定额,每正粮一两应缴银十二元二角一分;地方附加,逐年增收,每两每年达十一元多,合计全年每两正粮应缴银二十三元。从前都是一年一征,到1924年,更有甚者,每月征粮一年,名曰火饷,由各部瓜分。虽地方附加只随正粮征收一年,但民力有限,兼之此年旱灾严重,全县付出的粮款达一百万元之巨。由于乐民驯良,畏兵如虎,筹款容易,于是各路军阀纷纷来县,给老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

到1935年止,乐至县先后进驻过的军队有二十九支。除少数驻军纪律严明外,绝大多数军队驻乐至时,都是残酷地搜刮乐至人民的钱财。

多数驻乐至的军队纪律极差,而且部队与部队之间有矛盾,士兵与士兵之间有冲突,随时发生武斗,造成乐至县城一日数惊,使得商家提心吊胆,随时都要准备迅速关门。冲突激烈的时候,仓皇逃遁的滥兵,往往闯入民房,待局势和缓,离开民房时便掠夺财物,百姓也无可奈何。有时看形势不对,商家就提前关门息业,以至滥兵无处躲避,造成死亡事故。特别是驻扎在乡村的军队,牵猪捉鸡,锯树封仓,挖菜蔬,抢被盖,种种恶状,难以枚举。一些滥军驻县时,首先将盐仓、济仓、常平仓毁坏,将地方储存赈灾的黄谷一掠而空。至于滥兵抢劫、侮辱妇女事件,更是屡见不鲜。一次,城西猪市坝有一民妇探亲,滥兵为抢夺银镯,竟惨无人道地断腕夺钏而去。当年乐至县的著名诗人黄仲莘先生有“快刀断腕惨无良”之句。又有滥军勒征第七年粮款时,黄先生曾有“七年粮尽春山瘦,八部兵屯战马肥”等句以韵其事。

在军阀独裁统治中国的年代,乐至和全国一样,形成了地主、军阀、官僚“三位一体”体制,他们威权在握,加剧了对农民的剥削。军阀、官僚投资的主要对象是土地,原有的自耕农逐年失去土地转为佃农,农村阶级日益出现两极分化,许多农民被迫离开家乡,有的为了生存而投身军队,有的直接啸聚反抗,上山成匪,更多的是走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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