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逝水年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8-20 05:20:13

点击下载

作者:马塞尔·普鲁斯特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追忆逝水年华

追忆逝水年华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追忆逝水年华作者: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桂裕芳 译设计:亦木排版:郝全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07-01ISBN:9787212047900本书由北京新华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时光流逝,回忆是时间送给每个人最好的礼物。人生越丰富,这份回忆的味道越香醇。一个阳光午后,若能静静地陷入回忆之中,闲听岁月,细品人生,那不失为一件惬意的事。只可惜,在这个“快餐文化”大行其道的年代,更多的人只知埋头行路,不愿意停下脚步,想一想走过的流年。

步履匆匆几十年,直到邂逅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内心才稍作停歇。这部著作虽然满载盛誉,却一直被大众敬而远之;即便是在小众读者群里,能静下心来阅读的也是为数寥寥。小说中那种吃一顿饭也可以天马行空地絮叨几十页的文风,需要读者于气定神闲中仔细寻味,而这正是这个时代所缺少的。更重要的是,这部书让忙于行走的我们幡然醒悟——学会领会生活的美好,时不我待。

那久久尘封的记忆之门豁然开启,那些曾经在生命中来了又去的人和事一股脑儿涌现在眼前,光影交错,就像“蒙太奇”镜头;那里面的故事像穿越多年发生在自己身上,不由自主地把身边的人对号入座,于是那一个个短小镜头渐趋完整,成为一部永不结束的电影。

人们总是会假想“倘若当初”,似乎觉得过去缺憾重重,而最美好的永远在未知的远方。所以为了自己幻想的美好,当人们头也不回地奔赴将来的某时某地,殊不知,唯有经历过的岁月才是完全属于自己的,而唯有属于自己的才是真实可感的。“唯一真实的乐园是人们失去的乐园,唯一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也许这就是普鲁斯特创作这部《追忆逝水年华》的初衷。

这是一本不太容易读的书,但是一旦读进去,却不知道要在哪儿停下。那些超越时空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语言,即使略显晦涩,也能够让我们热泪盈眶。翻译这样一本小说带给我几多感动,几多欣喜,当然也有忐忑不安,担心蕴含在文字中的微妙感觉,会因为我的翻译水平而黯然失色。所幸在翻译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学者和专家的指点和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一些问题和缺陷,希望广大读者朋友能够给予批评指正。译者

在商量请德·诺布瓦先生第一次来我家吃饭时,母亲说,遗憾的是戈达尔教授目前在外旅行,她本人又完全断绝了与斯万的交往,否则这两位陪客会使那位卸任的大使感兴趣的。父亲回答说,像戈达尔这样的显赫上宾、著名学者,会使餐桌大增光彩;可是那位爱好卖弄、唯恐旁人不知自己结交了达官贵人的斯万,其实只是装模作样的庸俗之辈,德·诺布瓦侯爵会用“令人恶心”这个词来形容斯万的。对父亲的这个回答我得稍加解释。某些人可能还记得,戈达尔从前十分平庸,而斯万在社交方面既谦和又有分寸,含蓄得体。但是我父母的旧友斯万除了“小斯万”、赛马俱乐部的斯万之外,又增添了一个新头衔(而且不会是最后的头衔),即奥黛特的丈夫。他使自己素有的本能、欲望、机智服从于那个女人的卑俗野心,尽力建立一个适合于他伴侣的、由他们两人共有的新的地位,这个新地位大大低于他从前的地位。因此,他的表现判若两人。既然他开始的是第二种生活(虽然他仍然和自己的朋友单独来往。只要他们不主动要求结识奥黛特,他不愿意将她强加于他们),一种和他妻子所共有的、在新结交的人之间的生活,那么,为了衡量这些新友人的地位,也就是衡量他们的来访给自己的自尊心所带来的愉快,他所使用的比较尺度不是自己婚前的社交圈子中最杰出的人物,而是奥黛特从前的朋友,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即使人们知道他乐于和粗俗的官员以及政府部门舞会上的花瓶—名声不好的女人来往,但他居然津津乐道地炫耀某办公室副主任的妻子曾登门拜访斯万夫人,这未免使人愕然,因为他从前(至今仍然)对特威肯汉城或白金汉宫的邀请都曾潇洒地保持过缄默。人们也许认为昔日风流倜傥的斯万的淳朴其实只是虚荣心的一种文雅的形式,他们也许认为我父母的这位旧友和某些犹太人一样,轮流表现出他的种族所连续经历的状态,从最不加掩饰的附庸风雅,最赤裸裸的粗野,直到最文雅的彬彬有礼。然而,主要原因—而且这普遍适用于人类—在于这一点,即我们的美德本身并不是时时听任我们支配的某种自由浮动的东西,在我们的思想中,美德与我们认为应该实践美德的那些行动紧密相连,因此,当出现另一种类型的活动时,我们束手无策,根本想不到在这个活动中也可以实践同样的美德。斯万对新交无比殷勤,眉飞色舞地一一举出他们的姓名,这种态度好似那些谦虚或慷慨的大艺术家:他们在晚年也许尝试烹饪或园艺,为自己的拿手好菜或花坛沾沾自喜,只能听夸奖,不能听批评。但一旦涉及他们的杰作,他们是乐于倾听批评的;或者说,他们可以慷慨大方地赠送一幅名画,可是在多米诺骨牌桌上输了四十苏却满不高兴。

谈到戈达尔教授,我们将在很久以后,在拉斯普利埃宫堡维尔迪兰夫人府上再次和他长久相聚。此刻,关于他,只需首先提请注意一点。斯万的变化严格说来无法使我惊讶,因为当我在香榭丽舍大街看见希尔贝特的父亲时,这变化已经完成,只是尚未被我看透罢了。再说他当时没有和我讲话,不可能向我吹嘘他那些政界朋友(即使他这样做,我多半也不能立即觉察到他的虚荣心,因为长时期形成的对某人的看法使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母亲也是一样,在三年里,她竟然没有觉察到侄女嘴上的唇膏,仿佛它溶解在流体之中无影无踪了。直到有一天,过浓的唇膏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引起了所谓超饱和现象,于是从前没有看见的唇膏结成晶体,母亲突然看见了缤纷的色彩,大叫可耻,如同在贡布雷一样,并且几乎断绝了与侄女的一切来往)。戈达尔的情况却相反,他在维尔迪兰家目睹斯万跨进社交界的那个时期已经相当遥远,而岁月的流逝给他带来了荣誉和头衔。其次,一个人尽可以缺乏文化修养,尽可以做愚蠢的同音异词的文字游戏,但同时仍可以具有一种任何文化修养所无法取代的特殊天赋,例如大战略家或杰出医生的天赋。在同行们眼中,戈达尔不仅仅是靠资历而由无名小卒终于变为驰名欧洲的名医。年轻医生中之佼佼者宣布—至少在几年内,因为标准既然应变化之需要而诞生,它本身也在变化中—万一他们染病,戈达尔教授便是他们唯一能以命相托的人。当然他们愿意和某些文化修养更深、艺术气质更重的主任医生交往,和他们谈论尼采和瓦格纳。戈达尔夫人接待丈夫的同事和学生,盼望有朝一日丈夫能当上医学院院长。人们在晚会上欣赏音乐,戈达尔先生却无意聆听,而去隔壁的客厅里玩牌。然而他的好眼力,他诊断之敏捷、深刻、准确,令人赞叹不已。第三点,关于戈达尔教授对我父亲这种类型的人所采用的声调和态度,应该指出,我们在生活的第二部分所显示出的本质可能是第一本质的发展或衰败、扩大或减弱,但并不永远如此,它有时是相反的本质,是不折不扣的反面。戈达尔青年时代的那种迟疑的神情、过分的腼腆与和蔼曾使他经常受人挖苦,当然迷恋他的维尔迪兰家除外。是哪位慈悲为怀的朋友劝他摆出冷冰冰的面孔呢?由于他的重要地位,这样做是轻而易举的。在维尔迪兰家,他本能地恢复原貌,除此以外,在任何地方,他表现得冷若冰霜,往往是一言不发。而当他不得不说话时,他又往往采取断然的口吻,故意令人不快。他将这种新态度试用于求医者身上,既然求医者以前从未与他谋面,自然无法作比较。他们如果得知戈达尔并非生性粗鲁,准会大吃一惊。戈达尔极力使自己毫无表情。他在医院值班时,讲述同音异词的玩笑引得众人—从主任医生到新来的见习医生—捧腹大笑,而他的面部肌肉却纹丝不动。由于他剃去了胡须,他的面孔也完全变了样。最后说说德·诺布瓦侯爵为何许人,战前他曾任全权公使。五月十六日危机期间他任大使。尽管如此,使许多人大为吃惊的是,他后来曾多次代表法兰西出使国外执行重要使命,甚至赴埃及出任债务监督,并施展他非凡的财务能力,屡有建树,而这些使命都是由激进派内阁委任于他的。一般的反动资产者都拒绝为这个内阁效劳,更何况德·诺布瓦先生:他的经历、社会关系和观点都足以使他被内阁视为嫌疑分子。然而,激进派的部长们似乎意识到此种任命可以表明他们襟怀坦白,以法兰西的最高利益为重,说明他们不同于一般政客,而当之无愧地被《辩论报》称为国家要人。最后,他们可以从贵族姓氏所具有的威望及剧情突变式的出人意料的任命所引起的关注中得到好处。他们明白,起用德·诺布瓦先生对他们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不用担心后者会违背政治忠诚,因为,侯爵的出身不仅没有引起他们的戒备防范,反而使他们放心。在这一点上,共和国政府没有看错。这首先是因为某一类贵族从童年时起就认为贵族姓氏是一种永远不会丧失的内在优势(他的同辈人,或者出身更为高贵的人对这种优势的价值十分清楚),他们知道自己大可不必像众多资产者那样费尽心机地(虽然并无显著效果)发表高见,攀交正人君子,因为这种努力不会给他们增添任何光彩。相反,他们一心想在身份比自己高的王侯或公爵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价,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往姓氏中添加原来所没有的东西:政治影响、文学或艺术声誉、万贯家产。他们无意在资产者所追求的、无用的乡绅身上浪费精力,何况得到一位乡绅的无实效的友谊并不会导致王侯的感激。他们将大量精力使用于能有助于他们担任使馆要职或参加竞选的政治家身上(即使是共济会会员也不在乎),使用于可以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帮助他们进行“突破”的、声誉显赫的艺术家或学者身上,简而言之,使用于一切促使他们扬名,促使他们与富人结成姻亲的人们身上。

德·诺布瓦先生从长期的外交实践中吸收了那种消极的、墨守成规的、保守的精神,即所谓“政府精神”,这是一切政府所共有,特别是政府之下各使馆所共有的精神。外交官的职业使他对反对派的手段—那些多少带有革命性的、至少是不恰当的手段—产生憎恶、恐惧和鄙视。只有平民百姓和社交界中少数无知者才认为所谓不同的类型纯属空谈,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不同类型的相互接近不是出于相同的观点,而是出于相同血缘的精神。像勒古费这种类型的院士是古典派,但他却为马克西姆·杜冈或梅西埃对维克多·雨果的颂词鼓掌,却不愿为克洛代尔对布瓦洛的颂词鼓掌。同一个民族主义使巴雷斯与他的选民接近—后者对他和乔治·贝里先生并不细加区别—却无法使巴雷斯和法兰西学院的同事们接近,因为后者虽然与他政见一致但精神迥异;他们甚至不喜欢他而偏爱政敌里博先生和德沙涅尔先生;忠诚的保皇派感到与里博和德沙涅尔十分接近,而与莫拉斯及莱翁·都德相当疏远,尽管这两人也希望王朝复辟。德·诺布瓦先生寡言少语,不仅出于谨慎稳重的职业习惯,还由于言语在此类人眼中具有更高的价值,更丰富的含义,因为他们为使两个国家相互接近而作的长达十年的努力,在演讲和议定书中,也不过归纳、表现为一个简单的形容词,它貌似平庸,但对他们却意味着整整一个世界。这位在委员会中以冷若冰霜著称的德·诺布瓦先生在开会时坐在我父亲旁边,因此人们纷纷祝贺父亲居然获得这位前大使的好感。父亲本人也感到惊奇,因为他脾气不太随和,除了一小圈知己以外,很少有人和他来往,他本人也确认不讳,他意识到外交家的殷勤是出于一种由本人决定好恶的完全独立的观点。当某人使我们厌烦或不快时,他的全部精神品质或敏感性就丧失作用,它们还不如另一人的爽直轻松能赢得我们的好感,虽然后者在许多人眼中显得空洞、浮浅、毫无价值。“德·诺布瓦又请我吃饭,真是件大事。”委员会里大家都很吃惊,因为他和委员会里的任何人都没有来往。“我敢肯定他又会和我讲关于一八七〇年战争的扣人心弦的事。”父亲知道德·诺布瓦先生也许是唯一一位提请皇帝注意普鲁士的军备扩张和战争意图的人,他知道俾斯麦对德·诺布瓦的智慧表示佩服。就在最近,在歌剧院为狄奥多西皇帝举行的盛大晚会上,报界注意到皇帝曾长时间接见德·诺布瓦先生。“我得打听皇帝的这次访问是否确实重要,”对外交政策颇感兴趣的父亲对我们说,“我知道诺布瓦老头守口如瓶,但他对我可无话不谈。”

在母亲眼中,大使本人也许缺少最能使她感兴趣的那种智慧。应该说德·诺布瓦先生的谈话是某种职业、某个阶层、某个时期—对于这个职业和阶层来说,这个时期可能并未完全废除—所特有的古老的语言形式之大全,我未能将耳闻如实笔录下来,不免感到遗憾,否则我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创造语言老朽这个效果,正如罗亚尔宫那位演员一样:有人问他从哪里找到那些令人惊奇的帽子,他回答说:“不是找来的,是保存下来的。”总而言之,我感到母亲认为德·诺布瓦先生有点“过时”。就举止而言,他并未使她不快,但就思想而言—其实德·诺布瓦先生的思想是十分时新的—或许远不如说就语言表述而言,他在她心目中毫无魅力。不过她感觉到,如果她在丈夫面前对那位对他表示如此少有的偏爱的外交家称赞一番,丈夫定会暗暗得意。她肯定了父亲对德·诺布瓦先生的好评,同时也引导他对自己产生好评,她意识到这是在履行职责:使丈夫愉快,就好比使菜肴精美、使上菜的仆人保持安静一样。她不善于对父亲撒谎,因此就培养自己去欣赏大使,以便诚心诚意地称赞他。何况,她当然欣赏他那和善的神情、稍显陈旧的礼节(而且过分拘谨。他走路时,高大的身躯挺得笔直,但一见我母亲乘车驶过,便将刚刚点着的雪茄抛得远远的,摘下帽子向她致意)、有分寸的谈吐—他尽可能不谈自己,而且时时寻找能使对方高兴的话题—以及其速度令人吃惊的回信。父亲刚寄出一封信就收到回信,父亲看见信封上德·诺布瓦先生的笔迹,第一个反应是莫非这两封信恰巧错过了。难道邮局对他特别优待,加班为他收发信吗?母亲赞叹他虽百事缠身,却复信迅速;虽交游甚广,但仍和蔼可亲。她没有想到这些“虽然”其实正是“因为”,只是她未识别罢了,她没有想到(如同人们对老者的高龄、国王的不拘礼节、外省人的灵通信息感到吃惊一样)德·诺布瓦先生正是出于同一种习惯而既日理万机又复信迅速,既取悦于社交界又对我们和蔼可亲。再者,和所有过分谦虚的人一样,母亲的错误在于将与自己有关的事置于他人之下,即置于他人之外。她认为父亲这位朋友能即刻复信实属难能可贵,其实他每日写大量书信,这只是其中的一封,而她却将它视作大量信件中之例外。同样,她看不出德·诺布瓦先生来我家吃饭仅仅是他众多社交活动中之一项,因为她没想到大使昔日在外交活动中习惯于将应邀吃饭当做职责,习惯于表现出惯常的殷勤,如果要求他在我家一反常态地舍弃这种殷勤,那就未免太过分了。

德·诺布瓦先生第一次来家吃饭的那一年,我还常去香榭丽舍大街玩耍。这顿饭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那天下午我总算能看拉贝玛主演的《菲德尔》日场,还因为与德·诺布瓦先生的谈话使我骤然以新的方式感到:希尔贝特·斯万及她父母的一切在我心中所唤醒的感情与他们在其他任何人心中所引起的感情是多么的不同。

新年假期即将到来,我也日益无精打采,因为希尔贝特亲自告诉我,在假期中我再也见不到她。母亲大概注意到我的神气,想让我解解闷,有一天便对我说:“如果你仍然很想看拉贝玛的戏,我想父亲会同意的,外祖母可以带你去。”

这是因为德·诺布瓦先生曾对父亲说应该让我去看拉贝玛的戏,对年轻人来说这是珍贵的回忆,父亲才改变一贯的态度—他反对我在他所谓的无聊小事(这种看法使外祖母震惊)上浪费时间并冒生病卧床的危险,并且几乎认为既然大使劝我看戏,那么看戏似乎成了飞黄腾达的秘诀之一。外祖母一直认为我能从拉贝玛的戏中学到许多东西,但是,为了我她放弃看戏,为了我的健康她作出巨大牺牲。此刻,她无比惊异,因为德·诺布瓦先生的一句话便使我的健康成为微不足道的东西了。她对我所遵守的呼吸新鲜空气和早睡的生活习惯寄托于理性主义者的坚定希望,因此认为打破习惯便会招来灾祸,她痛心地对父亲说:“您太轻率了!”父亲生气地回答说:“怎么,您现在又不愿意让他看戏!多么荒唐,您不是口口声声说看戏对他有好处吗?”

德·诺布瓦先生在另一件对我至关重要的事上,改变了父亲的意图。父亲一直希望我当外交官,而我却难以接受。即使我在外交部内待一段时期,但总有一天我会被派往某些国家当大使,而希尔贝特并不住在那里。我愿意恢复从前在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时所设想的、后来又放弃的文学打算。但父亲一直反对我从事文学,认为它比外交低贱得多,他甚至不能称它为事业。可是有一天,对新阶层的外交官看不上眼的德·诺布瓦先生竟对父亲说,当作家和当大使一样,受到同样的尊敬,施展同样的影响,而且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哎!真没想到,诺布瓦老爹毫不反对你从事文学。”父亲对我说。父亲是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因此认为什么事情都可以通过和重要人物的谈话得到解决,得到圆满的解决,他说:“过几天,开完会后我带他来吃饭,你可以和他谈谈,露一手,好好写点东西给他看。他和《两个世界评论》的社长过从甚密,他会让你进去,他会安排的,这是个精明的老头,确实,他似乎认为外交界,在今天……”

不会和希尔贝特分离,这种幸福使我产生了写篇好文章给德·诺布瓦先生看的愿望—而不是能力。我动手写了几页便感到厌烦,笔从我手中落下,我恼怒得哭了起来。我想到自己永远是庸才,想到自己毫无天赋,连即将来访的德·诺布瓦先生向我提供的永不离开巴黎的良机都没有能力利用。当我想到能去看拉贝玛的戏时,胸中的忧愁才有所排解。我喜爱的景色是海滨风暴,因为它最猛烈,与此相仿,我最喜欢这位名演员扮演的,是传统角色,因为斯万曾对我说,她扮演这些角色的艺术堪称炉火纯青。当我们希望接受某种自然印象或艺术印象从而获得宝贵的发现时,我们当然不愿让心灵接受可能使我们对美的准确价值产生谬误的、较为低劣的印象。拉贝玛演出《安德罗玛克》《反复无常的玛丽安娜》《菲德尔》,这是我的想象力渴望已久的精彩场面。如果我能听见拉贝玛吟诵这段诗句:听说您即将离我们远去,大人……那我会心醉神迷;就仿佛在威尼斯乘小船去弗拉里教堂欣赏提香的圣母像或者观看卡帕契奥的系列画《斯基亚沃尼的圣乔治》一样。这些诗句,我已经在白纸黑字的简单复制品中读过,但我将看见它们在金嗓子所带来的空气和阳光中出现,好比是实现了旅行的梦想,我想到这里时,心便剧烈地跳动。威尼斯的卡帕契奥,《菲德尔》中的拉贝玛,这是绘画艺术和戏剧艺术中的杰作,它们所具有的魅力使它们在我身上富有生命力,使我感到卡帕契奥和威尼斯、拉贝玛和《菲德尔》是融为一体的。因此,如果我在卢浮宫的画廊里观看卡帕契奥的画,或者在某出我从未听说的戏中听拉贝玛朗诵,我便不会再产生美妙的惊叹,不会再感到终于看见使我梦绕魂萦的、不可思议的、无与伦比的杰作,其次,既然我期待从拉贝玛的表演中得到高贵和痛苦的某些方面的启示,如果女演员用她卓越和真实的艺术来表演一部有价值的作品,而不是在平庸粗俗的情节上添点儿真和美,那么,这种表演会更加卓越和真实。

总之,如果拉贝玛表演的是一出新戏,我便难以对她的演技和朗诵作出判断,因为我无法将我事先不知道的台词与她的语调手势所加之于上的东西区别开,我会觉得它们和台词本是一体。相反,我能倒背如流的老剧本仿佛是特有的、准备好的广大空间,我能完全自由地判断拉贝玛如何将它当做壁画而发挥她那富有新意的创造力。可惜几年前她离开了大舞台,成为一个通俗剧团的名角,为它立下了汗马功劳。她不再表演古典戏剧。我常常翻阅广告,但看到的总是某某时髦作家专门为她炮制的新戏。有一天,我在戏栏里寻找元旦那一周的日场演出预告,第一次看到—在压轴节目中,因为开场小戏毫无意义,它的名字显得晦暗,其中包含对我陌生的一切特殊情节—拉贝玛夫人演出《菲德尔》中的两幕,还有第二天第三天的《半上流社会》和《反复无常的玛丽安娜》。这些名字像《菲德尔》名字一样,在我眼前显得晶莹可鉴、光彩照人(因为我很熟悉它们),闪烁着艺术的微笑。它们似乎为拉贝玛夫人增添光彩,因为在看完报上的节目预告以后,我又读到一则消息,说拉贝玛夫人决定亲自再次向公众表演往日创造的角色。看来艺术家知道某些角色的意义不仅限于初次上演、使观众一新耳目,或再次上演而大获成功。她将所扮演的角色视作博物馆的珍品—向曾经欣赏珍品的老一代或未曾目睹珍品的新一代再次展示的珍品,这的确是十分有益的。在仅仅用来消磨夜晚时光的那些演出的预告中,她塞进了《菲德尔》这个名字,它并不比别的名字长,也未采用不同的字体,但她心照不宣地将它塞了进去,仿佛女主人在请客人入席时,将他们—普通客人—的名字一一告诉你,然后用同样的声调介绍贵宾:阿纳托尔·法朗士先生。

给我看病的医生,即禁止我作任何旅行的那位,劝父母不要让我去看戏,说我回来以后会生病的,而且可能会病得很久,总之,我的痛苦将大于乐趣。如果我期待于剧院的仅仅是乐趣,那么,这种顾虑会使我望而却步,因为痛苦将会淹没乐趣。然而—正如我梦寐以求的巴尔贝克之行、威尼斯之行一样—我所期待于这场演出的,不是乐趣,而是其他,是比我生活的世界更为真实的世界的真理。这些真理,一旦被我获得,便再也不会被我那闲散生活中无足轻重的小事所夺去,即使这些小事使我的肉体承受痛苦。我在剧场中所感到的乐趣可能仅仅是感知真理的必要形式,但我不愿它受到影响和破坏,我盼望自己在演出结束以后才像预料中的那样感到身体不适。我恳求父母让我去看《菲德尔》,但是自从见过医生以后,他们便执意不允。我时时为自己背诵诗句:听说您即将离我们远去……我的声调尽量抑扬顿挫,以便更好地欣赏拉贝玛朗诵中的不平凡之处。她的表演所将揭示的神圣的美如同圣殿中之圣殿一样隐藏在帷幔之后,我看不见它,但我时时想象它的新面貌。我想到希尔贝特找到那本小册子中的贝戈特的话:“高贵的仪表,基督徒的朴素,冉森派的严峻,特雷泽公主及克莱芙公主,迈锡尼的戏剧,泽尔菲的象征,太阳的神话。”这种神圣的美不分昼夜地高踞在我内心深处、永远烛火通明的祭坛之上,而我那严厉而轻率的父母将决定我能否将这位女神(她将在原来隐藏着她无形形象的地方显露真面目)的美吸进,永远吸进我的精神之中。我的目光凝视着那难以想象的形象,我整日与家庭的障碍搏斗,但是当障碍被扫平,当母亲—尽管这个日场戏正好是委员会开会,而会后父亲将带德·诺布瓦先生来家吃饭的那一天—对我说:“唉,我们不愿使你不高兴,如果你实在想去那就去吧。”当一直作为禁忌的戏院此刻只由我来决定取舍,我将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实现夙愿时,我却反而犹豫不决,是该去还是不该去,是否除了父母的反对以外尚有其他否定的理由。首先,虽然他们最初的残酷让我讨厌,但此刻的允诺却使我觉得他们十分亲切。因此,一想到会使他们难过,我自己就感到难过,在这种情绪之下,生活的目的对我来说似乎不再是真理,而是柔情,生活的好与坏的标准似乎只是由我父母快活还是不快活而定。“如果这会使您不快活的话,我就不去了。”我对母亲这样说。她却反过来叫我不必有这种顾虑,这种顾虑会破坏我从《菲德尔》中得到的乐趣,而她和父亲正是考虑到我的乐趣才解除禁令的。这样一来,乐趣似乎成为某种十分沉重的义务。其次,如果看戏归来病倒的话,我能很快痊愈吗?因为假期一结束,希尔贝特一回到香榭丽舍大街,我便要去看她。为了决定看不看戏,我将这全部理由与我对拉贝玛完美艺术的想象(虽然它在面纱下难以看见)作比较,在天平的一端我放上“感到妈妈忧愁,可能去不了香榭丽舍大街”,在另一端放上“冉森派的严峻,太阳的神话”,但是这些词句本身最后在我思想中变得晦暗,失去了意义,失去了分量。渐渐地,我的犹豫变得十分痛苦,我完全可能仅仅为了结束这种犹豫,一劳永逸地摆脱这种犹豫而决定去看戏。我完全可能任人领到剧院,但不是为了得到精神启示和完美艺术的享受,而是为了缩短痛苦;不是为了谒见智慧女神,而是谒见在女神面纱之下偷梁换柱的、既无面孔又无姓名的无情的神明。幸亏突然之间一切都起了变化。我去看拉贝玛表演的夙愿受到了新的激励,以致我急切和兴奋地等待这个日场,原因是那天当我像每日一样来到戏剧海报圆柱前时(我像柱头隐士那样伫立在那里,这种时刻近来变得更严峻),我看到了第一次刚刚贴上去的、仍然潮湿的、详尽的《菲德尔》演出海报(其实其他演员并不具有足以使我作出决定的魅力)。这张海报使我原先犹豫不决的那件事具有了更为具体的形式,它近在眼前,几乎正在进行之中—因为海报上落款的日期不是我看到它的那一天,而是演出的那一天,而落款的钟点正是开幕的时刻。我在圆柱前高兴得跳了起来。我想,到了那一天,在这个准确的钟点,我将坐在我的座位上,等着拉贝玛出台。我担心父母来不及为外祖母和我订两个好座位,便一口气跑回家,如痴如呆地望着那句富有魅力的话:“正厅不接待戴帽的女士。两点钟后谢绝入场。”这句话取代了我脑中的“冉森派的严峻”和“太阳的神话”。

可惜,这头一场戏使我大失所望。父亲提议在去委员会时顺便将外祖母和我带到剧场。出门时他对母亲说:“想法弄一顿丰盛的晚餐吧,你大概还记得我要带德·诺布瓦来吧。”母亲当然没有忘记。从前一天起,弗朗索瓦丝就沉浸在创造热情之中。她很高兴在烹调艺术上露一手,这方面她的确极有天赋。她听说来客是一位新客,更为兴奋,决定按她的秘方烹制冻汁牛肉。她对构成她作品的原料的内在质量极为关切,亲自去中央菜市场选购最上等的臀部肉、小腿肉和小牛腿,就好像米开朗琪罗当年为修建朱尔二世的陵墓而用八个月时间去卡拉雷山区挑选最上等的大理石。弗朗索瓦丝兴冲冲地出出进进,她那绯红的面孔不禁使母亲担心这位老女仆会累垮,就像美第奇陵墓的雕刻师当年累倒在皮特拉桑塔石矿里一样。而且从前一天起,她便吩咐人将那粉红色大理石一般的、被她称为“内约”的火腿,裹上面包屑送到面包房去烤。她第一次听人谈到“约克”火腿时,便以为自己听错了,以为别人说的是她知道的那个名字—她低估了语言的丰富性,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可能同时存在“约克”和“纽约”呢?真令人难以相信。此后,每当她听见或在广告上看见“约克”这个名字时,她便认为是“纽约”,并将“纽”读作“内”。因此她一本正经地对打下手的厨娘说:“你去奥莉达店买点火腿。太太一再嘱咐要‘内约’火腿。”

如果说这一天使弗朗索瓦丝体验到伟大创造者的炽热信心,那么,我感受到的却是探索者的难以忍受的焦虑。当然,在听拉贝玛朗诵以前,我是愉快的。在戏院门前的小广场上,我感到愉快,两小时以后,路灯将照亮广场上栗树的细枝,光秃的栗树将发出金属般的反光。在检票员(他们的挑选、提升、命运全部取决于那位著名女演员,只有她掌握整个机构的管理权,而默默无闻地相继担任领导的经理只是有名无实的匆匆过客而已)面前,我感到愉快。他们索取我们的票,却不看我们,他们焦急不安;拉贝玛夫人的命令是否全部通知了新职工,他们是否明白绝不能雇人为她鼓掌,是否明白在她上台以前不要关门,而要在她上台以后关上所有的门,是否知道应在她身旁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放上一罐热水以便控制舞台上的尘土。再过一会儿,她那辆由两匹长鬃马驾辕的马车将来到剧院门口,她将身着皮大衣由车上下来,不耐烦地回答别人的招呼,并且派一位随从去前台看看是否为她的朋友们保留了座位,并且打听场内的温度、包厢的客人、女引座员的服饰。在她眼中,剧场和观众仅仅是她将穿在外面的第二件衣服,是她的天才将通过的或优或劣的导体媒介。在剧场里,我也感到愉快。自从我得知大家共用一个舞台时,与我幼稚的想象力长期所遐想的相反,我便以为,既然周围是人群,那么别的观众一定会妨碍你看得真切,然而,正相反,由于某种仿佛象征一切感知的布局,每个观众都感到自己处于剧场中心,这使我想起弗朗索瓦丝的话。有一次,我父母让她去看一出情节剧,座位在五楼,但她回来时说她的座位再好不过了,她丝毫不感到太远,相反却感到胆怯,因为生动而神秘的帷幕近在咫尺。我开始听见从帷幕后面传来模糊的声音,音量越来越大,就像雏鸡在破壳而出以前发出的声响。此刻我更为愉快,因为虽然我们的目光无法穿透帷幕,但帷幕后面的世界正在注视我们。突然,来自帷幕后的声音显然向我们发出信号,它变成无比威严的三下响声,像火星上的信号一样动人心弦。幕布拉开,舞台上出现了十分普通的写字桌和壁炉,它们表明即将上场的不是我在一次夜场中所看见的朗诵演员,而是在这个家中生活的普通人;我闯入他们的生活中去,而他们看不见我。这时,我的乐趣有增无减,但它却被短暂的不安所打断,因为正当我屏息静气地等待开演时,两个男人走上了舞台,他们气势汹汹、大声吵嚷,剧院里的一千多观众听得十分清楚(而在小咖啡店里,要知道两个斗殴的人在说什么,必须问侍者)。这时,我惊奇地看到观众并不抗议,而是洗耳恭听,而且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偶尔从这里或那里响起笑声,于是我明白这两个蛮横无理的人正是演员,明白那个称做开场戏的小戏已经开始了。接下来是长长的幕间休息,观众重新就座以后,不耐烦地跺起脚来。这使我很担心。每当我在诉讼案的报导中读到某位心地高尚者将一己的利益置之度外而为无辜者出庭辩护时,我总感到担心,唯恐人们对他不够和气,不够感激,不给他丰厚的酬劳,以致他伤心气馁而转到非正义的一边。在这一点上,我将天才与德行相比,因此也同样担心拉贝玛会对缺乏教养的观众的无礼感到气恼,我真盼望她在观众席上能满意地认出几位其判断颇有分量的名流,因而不卖劲,以表示对他们的不满和蔑视。我用哀求的目光看着这些跺脚的野人,他们的愤怒会将我来此寻求的那个脆弱而宝贵的印象打得粉碎。最后,《菲德尔》的前几场戏给我带来愉快的时光。第二幕开始时,菲德尔这个人物还不出场。然而,第一道幕,接着第二道红丝绒幕—它在这位明星的表演中加强舞台深度—拉开,一位女演员从台底上场,容貌和声音酷似人们向我描绘的拉贝玛。这么说,拉贝玛换了角色,我对忒修斯的妻子的精细研究算是白费工夫了。然而又一位女演员上场与第一位对话,我把第一位当做拉贝玛显然是弄错了,因为第二位更像她,而且朗诵的声调惟妙惟肖。这两位都往角色中增加了高贵的手势—她们撩起美丽的无袖长衣,使我明显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明白了手势和台词的关系—和巧妙的声调。它时而热情、时而讽刺,我明白了曾在家中读过但未加留心的诗句究竟何所指。但是,突然,在圣殿的红丝绒幕布的开启处(仿佛是镜框),出现了一个女人。于是我感到害怕,而这种害怕可能比拉贝玛本人还害怕。我害怕有人开门从而使她感到不适;害怕有人搓揉节目单从而破坏她的某句台词;害怕人们为她的同伴鼓掌而对她的掌声不够热烈从而使她不高兴。我产生了比拉贝玛本人的想法更加绝对的念头,认为从此刻起,剧场、观众、演员、戏,以及我本人的身体都只是声音介质,只有当它们有利于抑扬顿挫的声音时才具有价值。这时我立刻明白我刚才欣赏片刻的那两位女演员与我专程前来聆听的这个女人毫无共同之处。然而我的乐趣也戛然而止。我的眼睛、耳朵、思想全部集中于拉贝玛身上,唯恐漏过任何一点值得我赞叹的理由,但一无所获。我甚至未在她的朗诵和表演中发现她的同伴们所使用的巧妙的声调和美丽的姿势。我听着她,就仿佛在阅读《菲德尔》,或者仿佛菲德尔正在对我讲话,而拉贝玛的才能似乎并未给话语增加任何东西。我多么想让艺术家的每个声音、每个面部表情凝住不动,长时间地凝住,好让我深入进去,努力发现它们所包含的美。我至少做到思想敏捷,在每个诗句以前准备好和调整好我的注意力,以免在她念每个字或作每个手势期间我将时间浪费在准备工作上。我想依靠这种全神贯注的努力,进入台词和手势的深处,仿佛我拥有长长的几个小时一样。然而时间毕竟十分短暂!一个声音刚刚传进我耳中便立刻被另一个声音所替代。在一个场面中,拉贝玛静止片刻,手臂举到脸部的高处,全身浸沉在暗绿色的照明光线之中,背景是大海、这时全场掌声雷动、然而刹那间女演员已变换了位置,我想仔细欣赏的那个画面已不复存在。我对外祖母说我看不清,她便将望远镜递给我。然而,当你确信事物的真实性时,用人为的手段去观察它并不能使你感到离它更近。我认为我在望远镜中所看到的不再是拉贝玛,而是她的图像。我放下望远镜,但我的眼睛所获得的那个被距离缩小的图像也许并不更准确。在这两个拉贝玛中,哪一个是真实的?我对这段戏曾寄予很大希望,何况她的同伴们在比这逊色得多的片断中曾不断向我揭示巧妙的弦外之音。我料想拉贝玛的语调肯定比我在家中阅读剧本时所想象的语调更令人惊叹,然而,她甚至没有达到奥侬娜或阿里西所可能使用的朗诵技巧,她用毫无变化的单调节奏来朗诵那一长段充满对比的独白,那些对比是如此令人注目,以致一位不太聪明的悲剧演员,甚至中学生,都不可能不觉察它的效果。她念得很快,当她念完最后一句话时,我的思想才意识到她在前几句台词中所故意使用的单调语气。

终于,在观众狂热的掌声中,我最初的赞佩之情爆发了。我也鼓起掌来,而且时间很长,希望拉贝玛出于感激而更加卖力,那样一来,我便可以说见识过她最精湛的演技了。奇怪的是,观众热情激昂的这一时刻,也正是拉贝玛作出美妙创新的时刻(我后来才知道)。当某些超先验的现实向四周投射射线时,群众是最早的觉察者。例如,发生了重大事件,军队在边境上处于危急之中或者溃败,或者告捷,这时传来的消息模糊不清,未给有教养者带来任何重要信息,但却在群众中引起巨大震动。有教养者不免对震动感到吃惊,但当他们从专家那里获悉真实的军事形势以后,就不能不佩服民众觉察这种“光晕”(它伴随重大事件,在百里之外也可被人看见)的本领。人们获悉战争捷报,或者是在事后,在战争结束以后,或者是在当时,从门房兴高采烈的神气中感知。同样,人们发现拉贝玛演技精湛,或者是在看完戏一周以后从批评家那里得知,或者当场从观众的喝彩声中得知。然而,群众的这种直接认识往往和上百种错误认识交织在一起,因此,掌声往往是错误的,何况它是前面掌声的机械后果,正如风暴使海水翻腾,即使当风力不再增大,海浪也仍然汹涌一样。管他呢,我越鼓掌就越觉得拉贝玛演得好。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普通妇女说:“她可真卖劲,用力敲自己,满台跑,这才叫演戏哩。”我很高兴找到这些理由来证明拉贝玛技艺高超,但同时也想到它们说明不了问题。农民感叹说:“画得多么好!真是妙笔!瞧这多美!多细!”这难道能说明《蒙娜丽莎》或本韦努托的《珀耶修斯》吗?但我仍然醉饮群众热情这杯粗酒。然而,当帷幕落下时,我感到失望,我梦寐以求的乐趣原来不过如此,但同时,我需要延长这种乐趣,我不愿离开剧场从而结束剧场的经历—在几个小时里它曾是我的生活,我觉得直接回家好比是流放;幸亏我盼望到家以后能从拉贝玛的崇拜者口中再次听到关于她的事,这位崇拜者正是那位使我获准去看《菲德尔》的人,即德·诺布瓦先生。

晚饭前,父亲把我叫进书房,将我介绍给德·诺布瓦先生。我进去时,大使站起来,弯下他那高大的身躯向我伸出手,蓝色的眼睛关注地看着我。在他作为法兰西的代表的任职期间,人们往往将过往的外国人介绍给他,其中不乏多少有点名气的人物,甚至有著名歌唱家。而他明白,有朝一日,当人们在巴黎或圣彼得堡提起这些人时,他便可以夸耀说曾在慕尼黑或索非亚和他们一同度过夜晚,因此他养成了这种习惯:亲切地向对方表示认识他有多么荣幸。此外,他认为,在外国首都的居留期间,他既能接触来往于各国首都的有趣人物,又能接触本地居民的习俗,从而对不同民族的历史、地理、风俗以及对欧洲的文化运动获得深入的、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因此他在每个新来者身上应用尖锐的观察力,好立即弄清楚站在他面前的是什么人。长久以来,他不再被派驻国外,但每当别人向他介绍陌生人时,他的眼睛便立即进行卓有成效的观察,仿佛眼睛并未接到停职通知,同时他的举止谈吐试图表明新来者的名字对他并不陌生。因此,他一面和气地、用自知阅历颇深的、要人的神气和我谈话,一面怀着敏锐的好奇心,并出于他本人的利益而不停地观察我,仿佛我是具有异域习俗情调的、颇具教益的纪念性建筑物,或者是巡回演出的明星。因此他既像明智的芒托尔那样庄严与和蔼,又像年轻的阿纳加西斯那样充满勤奋的好奇心。

关于《两个世界评论》,他绝口不提为我斡旋,但对我过去的生活及学习,对我的兴趣,却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这是头一次听见别人将发挥兴趣爱好作为合理的事情来谈论,因为在此以前,我一直认为应该压制兴趣爱好。既然我爱好文学,他便使话题围绕文学,并且无比崇敬地谈论它,仿佛它是上流社会一位可尊敬的、迷人的女士。他曾在罗马或德累斯登与她邂逅而留下一段美妙的回忆,但后来由于生活所迫而很少有幸再与她重逢。他带着几乎放荡的神情微笑,仿佛羡慕我比他幸运、比他悠闲,能与她共度美好时光。但是,他的字眼所表达的文学与我在贡布雷时对文学所臆想的形象完全不同,于是我明白我有双重理由放弃文学。以前我仅仅意识到自己缺乏创作的天赋,而现在德·诺布瓦先生使我丧失创作欲望。我想向他解释我的梦想。我激动得战栗,唯恐全部话语不能最真诚地表达我曾感觉到、但从未试图向自己表明的东西。我语无伦次,而德·诺布瓦先生呢,也许出于职业习惯,也许出于对人们所通常采取的漠然态度(既然别人求教于他,他便掌握谈话的主动权,听任对方局促不安、使出全身解数,而他无动于衷),也许出于想突出头部特点的愿望(他认为自己具有希腊式头型,尽管有浓密的颊须),当你向他阐述时,他的面部绝对地静止不动,使你以为面前是石雕陈列馆里一座古代雕像—而且是耳聋的!突然间,就像拍卖行估价人的锤声或者代尔夫的神谕,响起了大使的回答,它令人激动,因为你从他那木然的脸上无法猜到他对你的印象或者他即将发表什么意见。“正巧,”他不眨眼地一直盯着结结巴巴的我,突然下结论似地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儿子,mutatis mutandis,和你一样(于是他用一种安慰的口气谈起我们的共同倾向,仿佛这不是对文学,而是对风湿病的倾向,而他想告诉我我不会因此丧生)。他放弃了父亲为他安排的外交仕途,不顾流言蜚语投身创作。当然他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两年以前—他的年龄当然比你大得多—他发表了一部作品,是关于对维多利亚—尼昂萨湖西岸的‘无限性’的感触。今年又写了一本小册子,篇幅稍短,但笔锋犀利,甚至尖刻,谈的是保加利亚军队中的连发枪。这两本书使他成为了不起的人物。他已经走了一大段路,不会中途停下来的。在伦理科学院里,人们曾两三次提到他,而且毫无贬谪之意,虽然目前还未考虑提他为候选人。总之,他还不能算声誉显赫,但他的顽强拼搏已经赢得了优越的地位和成就。要知道成功并不总是属于那些骚动者、挑拨者、制造混乱者(他们几乎都自命不凡)。他通过努力一举成名。”

父亲已经预见我在几年以后成为科学院院士了,因此十分得意,而德·诺布瓦先生又将这种满意推向高峰,因为他在仿佛估计自己行动后果的片刻犹豫以后,递给我一张名片,并说:“你去见见他吧,就说是我介绍的。他会给你一些有益的忠告。”他的话使我激动不安,仿佛他宣布了我次日就将登上帆船当见习水手。

我从莱奥妮姨母那里继承了许多无法处置的物品和家具,以及几乎全部的现金财产(她在死后表达了对我的爱,而在她生前我竟一无所知)。这笔钱将由父亲代管,直到我成年,因此父亲请教德·诺布瓦先生该向何处投资。德·诺布瓦先生建议购买他认为十分稳妥的低率证券,特别是英国统一公债及年息百分之四的俄国公债。他说:“这是第一流的证券,息金虽然不是太高,但本金至少不会贬值。”至于其他,父亲简略地告诉客人自己买进了什么,客人露出一个难以觉察的微笑,表示祝贺。德·诺布瓦先生和所有资本家一样,认为财富是值得羡慕的东西,但当涉及他人的财产时,他认为以心照不宣的神气表示祝贺则更为得体。另一方面,由于他本人家财万贯,他便将远不如他阔气的人也看做巨富,同时又欣慰而满意地品味自己在财富上的优越地位。他毫不犹豫地祝贺父亲在证券的“结构”问题上表现出“十分稳妥、高雅、敏锐的鉴赏力”,仿佛他赋予交易证券的相互关系,甚至交易证券本身以某种美学价值似的。父亲谈到一种比较新的、罕为人知的证券,这时德·诺布瓦先生便说(你以为只有你读过这本书,其实他也读过):“我当然知道啦,有一阵子我注意它的行情,很有趣。”同时露出对回忆入迷的微笑,仿佛他是某杂志的订户,一段一段地读过那上面长篇连载的最新小说。“我不劝阻您购买将发行的证券,它很有吸引力,价格也很有利。”至于某些老证券,父亲已记不清它们的名称了,往往将它们与类似的证券相混淆,因此便拉开抽屉取出来给大使看。我一见之下大为着迷。它们带着教堂尖顶及寓意图像的装饰,很像我往日翻阅的某些富于幻想的古老书刊。凡属于同一时期的东西都很相似。艺术家既为某一时期的诗歌作画,同时也受雇于当时的金融公司。河泊开发公司发行的记名证券,是一张四角由河神托着的、饰有花纹的长形证券,它立即使我回忆起贡布雷杂货店橱窗里挂着那些《巴黎圣母院》和热拉尔·德·内瓦尔的书。

父亲瞧不起我这种类型的智力,但这种蔑视往往被亲子之爱所克制,因此,总的来说,他对我做的一切采取盲目的容忍态度。他不加思索地叫我取来我在贡布雷散步时所写的一首散文短诗。当年我是满怀激情写的,因此,我觉得谁读到它都会感动不已。然而,德·诺布瓦先生丝毫未被感动,他交还给我时一言不发。

母亲一向对父亲的事务毕恭毕敬,此时她走了进来,胆怯地问是否可以开饭。她唯恐打断了一场她不应介入的谈话。此刻父亲确实在向侯爵谈到将在下一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必要措施,他那特殊的声调使人想起两位同行—好比两位中学生—在外行面前交谈的口吻,他们由于职业习惯而享有共同的回忆,但既然外行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当着这些外行的面提起往事时只能采取歉然的口吻。

此刻,德·诺布瓦先生的面部肌肉已经达到了完美的独立,因此他能够以听而不闻的表情听人说话。父亲终于局促不安起来:“我本来想征求委员会的意见……”在转弯抹角以后,他终于说道。可是,从这位贵族气派的演奏能手的面孔上,从他那像乐师一样呆滞地静等演奏时刻的面孔上,抛出了这句话,它不紧不慢,几乎用另一种音色来结束已经开始的乐句:“当然,您完全可以召集委员们开会,何况您认识他们每一个人,让他们来一趟就行了。”显然,这个结束语本身毫无新奇之处,但是,在它以前的那个状态使它显得突出,使它像钢琴上的乐句那样清脆晶莹,十分巧妙地令人耳目一新,就好比在莫扎特的协奏曲中,一直沉默的钢琴按规定的时刻接替了刚才演奏的大提琴。“怎么样,对戏满意吗?”在餐桌前就坐时,父亲问我道。他有意让我显露一番,认为我的兴奋会博得德·诺布瓦先生的好感。“他刚才去听拉贝玛的戏了,您还记得我们曾经谈起过。”他转身对外交家说,采取一种回顾往事的、充满技术性的神秘语调,仿佛他谈的是委员会。“你一定会十分满意吧,特别是你这是第一次看她演出。令尊本来担心这次小小的娱乐会有损于你的健康。看来你不是十分结实,一个文弱书生。不过我叫他放心,因为现在的剧场和二十年前可是大不一样。座位还算舒适,空气也不断更换,当然我们还得大大努力才能赶上德国和英国,他们在这方面,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比我们先进。我没有看过拉贝玛夫人演《菲德尔》,但我听说她的演技极为出色。你肯定很满意吧?”

德·诺布瓦先生比我聪明千倍,他肯定掌握我未能从拉贝玛的演技中悟出的真理,他会向我揭示的。我必须回答他的提问,请他告诉我这个真理,这样一来,他会向我证明我去看拉贝玛演出确实不虚此行。时间不多,应该就基本点提出疑问,然而,哪些是基本点呢?我全神贯注地思考我所得到的模糊印象,无暇考虑如何赢得德·诺布瓦的赞赏,而是一心想从他那里获得我所期望的真理,因此我结结巴巴地讲着,顾不上借用现成的短语来弥补用词之贫乏,而且,为了最终激励他说出拉贝玛的美妙之处,我承认自己大失所望。“怎么,”父亲恼怒地叫了起来,因为我这番自认不开窍的表白会给德·诺布瓦先生留下不好的印象,“你怎么能说你没感到丝毫乐趣呢?外祖母讲你聚精会神地听拉贝玛的每一句台词,瞪着大眼睛,没有任何观众像你那样。”“是的,我的确全神贯注,我想知道她的出类拔萃表现在什么地方。当然,她演得很好……”“既然很好,你还要求什么呢?”“有一点肯定有助于拉贝玛夫人的成功。”德·诺布瓦先生说。他特别转头看着母亲,一来避免将她撇在谈话之外,二来也是认真地对女主人表示应有的礼貌,“那就是她在选择角色时所表现的完美鉴赏力,正是鉴赏力给她带来了名副其实的成功,真正的成功。她极少扮演平庸角色,这一次扮演的是菲德尔。再说,她的鉴赏力也体现在服装和演技中。她经常去英国和美国作巡回演出,并且大获赞赏,但是她没有染上庸俗习气,我指的不是约翰牛,那未免不够公允,至少对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来说不够公允,我指的是山姆大叔。她从来没有过度刺目的颜色,从来没有声嘶力竭的叫喊。她那美丽的悦耳的声音为她增添光彩,而她对声音的运用竟如此巧妙,真可谓声乐家!”

演出既已结束,我对拉贝玛的艺术的兴趣便不再被现实所压制和约束,它越来越强烈,但我必须为它寻找解释。再说,当拉贝玛表演时,她对我的眼睛和耳朵提供的是在生活中浑然一体的东西,我的兴趣仅仅予以笼统的关注,而未加任何区分或分辨,因此此刻,它在这番称赞艺术家朴实无华和情趣高尚的颂词中高兴地发现一种合理解释,它施展吸引力,将溢美之词据为己有,正好比一位乐天的醉汉将邻居的行为据为己有并大发感慨一样。“是的,”我心里想,“多么美妙的声音,没有喊叫,多么朴素的服装!挑了菲德尔这个角色,又是多么明智!不,我没有失望。”

胡萝卜牛肉冷盘出现了。在我家厨房的“米开朗琪罗”的设计下,牛肉躺在如晶莹石英一般的、硕大的冻汁晶体之上。“您的厨师是第一流的,夫人,”德·诺布瓦先生说,“难得呀!我在国外时往往不得不讲排场,因此我明白找一个高超的厨师多么不容易。您这真是盛宴。”

的确如此,弗朗索瓦丝兴高采烈地为贵宾准备美餐,好显显身手。她卖力地重新施展她在贡布雷时的绝技,没有客人来吃饭时她已经不愿意这样费心劳神了。“这是在夜总会,我是指最高级的夜总会,所尝不到的。焖牛肉,冻汁没有浆糊气味,牛肉有胡萝卜的香味,真是了不起!请允许我再加一点。”他一面说,一面做手势表示还要一点冻汁,“我真想尝尝府上的法代尔的另一种手艺,比方说,尝尝她做的斯特罗加诺夫式牛肉。”

德·诺布瓦先生为了替餐桌增添情趣,给我们端上了他经常招待同行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故事。有时他引用某位政治家演说中可笑的复合句(此人惯于此道),句子既冗长臃肿,又充满自相矛盾的形象。有时他又引用某位文体高雅的外交家的明捷快语。其实,他对这两种文体的判断标准与我对文学的判断标准毫无共同之处。对许多细微区别,我毫不理解。他哈哈大笑,加以嘲弄的字句与赞不绝口的字句,在我看来,并无多大区别。他是另外一种人,关于我所喜爱的作品,他会说:“你看懂了?老实说,我看不懂,我不在行。”而我也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在反驳或演说中所看到的机智或愚蠢、雄辩或夸张,我都无法领会。既然没有任何可以被感知的理由来说明此优彼劣,那么这种文学在我眼中就更为神秘,无比隐晦。我领悟到,重复别人的思想,这在政治上并非劣势的标志,而是优势的标志。当德·诺布瓦先生使用报刊上随手拈来的某些用语,并且配之以强调语气时,这些用语一旦为他所用就变为行动,引人注意的行动。

母亲对菠萝块菰色拉寄予很大期望。大使用观察者的深邃目光对这道菜凝视片刻,然后吃了起来,但保持外交家的审慎态度,不再坦露思想。母亲坚持要他再吃一点,德·诺布瓦先生又添了一次,但没有说出人们所期待的恭维话,只是说:“遵命,夫人,既然这是您的命令。”“报上说您和狄奥多西国王做过长谈。”父亲说。“不错。国王对面孔有惊人的记忆力。那天他看见我坐在正厅前排便想起了我,因为我在巴伐利亚宫廷里曾经见过他好几次,当时他并未想到东部王位(您知道,他是应欧洲大会之请而登基的,他甚至犹豫了很久才同意,他认为这个王位与他那全欧最高贵的家族不太相称)。一位副官走来请我去见国王陛下,我当然乐于从命。”“您对他这次访问的结果满意吗?”“很满意!当初有人担心这位年轻君主能否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摆脱困境,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我,我完全相信他的政治嗅觉,而且事实远远超过了我的希望。根据权威方面的消息,他在爱丽舍宫的致辞,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是他亲自起草的,当之无愧地引起各方面的好感,这确实是高招。当然未免过于大胆,但事实证明这种胆略是对的。外交传统固然有其优点,但正是由于它,我们两国的关系笼罩在一种令人窒息的、封闭的气氛中,更换新鲜空气的办法便是打破玻璃窗,别人当然无法提出这种建议,只有狄奥多西可以这样做,而他确实这样做了。他那襟怀坦荡的态度令众人倾倒,他用词妥帖得体,不愧为母系是博学多才的王公贵族的后代。在谈到他的国家和法国之间的关系时,他用的是‘亲缘关系’一词,这种用词在外交词汇中极为罕见,但在此却极为恰当。你瞧文学毫无害处,即使对外交、对君主而言,”他最后这句话是对我说的,“当然,此事早有迹象,两个强国之间的关系原来就大有改善,但毕竟由他嘴里说了出来。他的话正是人们所期望的,而且用词巧妙,所以效果惊人。我当然双手赞同啦。”“您的朋友福古贝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改善两国关系,他一定很高兴吧。”“当然,何况国王陛下像往常一样,有意让他喜出望外。再说,从外交部长开始,人人都大吃一惊,无一例外。据说外交部长对此事不甚满意。别人问他时,他提高嗓门,好让周围的人听见他那直言不讳的回答:‘我既未被征求意见,也未收到通知。’以此明确表示他与此事毫不相干。当然,这件事引起纷纷议论,”他狡黠地笑笑,然后又说,“我不敢担保那些将‘无为’奉为最高信条的同事不会因此坐立不安。至于福古贝,你们知道他由于亲法政策而受到猛烈抨击,这使他很难过,何况此公心地善良,而且很敏感。这一点我可以作证。虽然他比我年轻许多,但我们是老朋友了,常有来往,我很了解他。再说谁不了解他呢?他的心灵清澈见底,这是他可以受指责的唯一缺点,因为外交家没有必要像他那样透明。现在有人提出派他去罗马,这当然是晋升,但也是‘啃骨头’。我这是私下对您说,福古贝虽然毫无野心,但对新职不会不高兴,他绝不会拒绝这杯苦酒。他也许会干出奇迹。他是孔苏尔塔所赞同的人。对这样一位艺术家,法尔内兹宫和卡拉什走廊是最合适的地方了,至少不会有人恨他。而在狄奥多西国王周围、有一批依附于威廉街的奸党,他们顺从地执行威廉街的意图,千方百计地给福古贝捣乱。福古贝不但要对付宫廷阴谋,还要对付一帮闲文人的辱骂。他们后来像所有被豢养的记者一样怯懦地求饶,但同时依然故我地刊登流氓无赖对我国代表的无理指责。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敌人围着福古贝跳头皮舞。”德·诺布瓦先生特别着重这最后一个词:“不过,俗话说‘早有防范,免遭暗算’。他一脚踢开了诽谤辱骂。”他的声音更响亮,眼睛射出凶光,以致我们在片刻内停止了吃饭。“有一句漂亮的阿拉伯谚语:‘任凭群犬乱吠,商队依然前进。’”德·诺布瓦先生抛出这条谚语后瞧着我们,观察它在我们身上产生什么效果,效果显著。我们熟悉它,因为那一年它在有身份的人中间流行,而另一句谚语“种蒺藜者得刺”却被淘汰,因为它精力不足,不像“为人作嫁”那样永不疲劳、永葆活力。要知道这些社会名流的语言采取的是三年一换的轮种制。德·诺布瓦先生在《两个世界评论》的文章中,擅长使用此种类型的引文,其实它们在有根有据、信息可靠的文章中完全是多余的。德·诺布瓦先生根本不需要这些装饰,只需挑选关键时刻—他也正是这样做的—就行了,如“圣詹姆斯已感危机在即”;或者“歌手桥群情激动,正不安地注视两头王朝的自私而巧妙的政策”;或者“蒙泰奇托里奥发警报”;或者“乐厅广场所永远惯用的两面手法”。即使是外行的读者,一看见这些用语便立即明白作者是职业外交家,并表示赞赏。但有人说他不仅仅是职业外交家,他的修养更为卓越,因为他对谚语的运用恰到好处,而其中最完美的典范是“正如路易男爵所说,您给我良好政治,我给您良好财政。”(因为当时还未从东方传来日本谚语“在交战中,多坚持一刻者必胜无疑。”)正是这种名人学者的声誉,以及漠然的面具下所隐藏的名副其实的阴谋天才,使德·诺布瓦先生成为伦理科学学院的院士,而且有人甚至认为他进法兰西学院也无不可,因为有一次,他在指出为了和英国和解而与俄国联盟的必要性时,竟然写道:“有一点应该让奥尔赛码头的人明白,应该写进所有的地理课本中(这方面确有遗漏),应该作为中学毕业生获得业士学位的标准,那就是:如果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从巴黎去伦敦必须经过圣彼得堡。”“总之,”德·诺布瓦先生继续对父亲说,“福古贝这次大为成功,甚至超过他自己的估计。当然他预料会有一篇十分得体的祝酒辞(在近年来的阴云以后这已算是了不起了),但没有想到比那更胜演说艺术家,他的朗读、停顿都很有讲究,让听众对各种言外之意及微妙之处心领神会。我听人讲过一件很有趣的事,它又一次证明狄奥多西国王充满那种颇得人心的青春风采。‘亲缘关系’一词可以说是演讲中的一大革新,您瞧,它将成为各个使馆长期议论的话题。国王陛下在吐出这个词时,大概想到会使我们这位大使欣喜异常—这是对他的努力甚至他的梦想的公正的报偿,并且会使他获得元帅权杖—因此他半转身朝着福古贝,用奥丹尚家族那迷人的眼神盯着他,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亲缘关系’这个十分恰当的、新颖不凡的词。他的声调表明他使用这个词是十分慎重的,他对它的分量了如指掌。据说福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 2020 txtep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