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抗战：刻骨铭心的记忆》编委会编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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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讲述6：远征军、滇军、粤军试读：
前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共御外侮的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国人民经过14年的艰苦鏖战，承受了巨大的创痛与牺牲，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其间，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万人以上，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超过6000亿美元。
作为抗战的主体，中国的普通民众和士兵为抵御日本法西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经济供给和强大的精神支持，体现出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真正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从这些普通民众和士兵的视角，回忆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真实反映当时中国社会基层兵民奋起抗战及其所涌动的爱国激情，正是我们编辑《抗战：刻骨铭心的记忆》丛书的立意所在。
全套丛书共16册，近300万字，分为《老兵讲述》十册、《百姓讲述》四册和《“草根”英雄》《铁蹄与生存》各一册。所收回忆文章，均源自1985年全国政协相关机构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而举办的一次全国性征文，为尘封30年后首次面世。
这些抗日战争的亲历者，来自社会基层的方方面面。他们有秘密协助部队作战的邮电职工、铁路工人，有饱受战火蹂躏而奋起反抗的农民、士绅，有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的教师、学生，有坚持在烽火前线的医护人员，有奋战在沦陷区的普通共产党员，有捐款捐物、扶危济困的社会救助工作者和普通职员，更有为数众多的为国家、民族浴血奋战的士兵。之中，既有来自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也有来自国民党中央军，还有来自全国各省、地区的抗日军队，如川军、湘军、桂军、滇军、粤军、西北军、晋绥军、东北军，几乎涵盖了全国所有各类抗日作战队伍。
一篇篇浴血奋战的战场记忆，一篇篇国破家亡之痛的追述，生动勾勒出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恢宏时代，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如此大规模反映社会基层兵民抗日的回忆资料集中出版，目前尚属首次，从而使本丛书极具史料研究价值。《抗战：刻骨铭心的记忆》丛书编辑委员会
中国远征军
第一章血染滇缅路成意诚：夜袭老东城，攻克龙陵城1940年6月，我由中央军校十六期毕业后，被分到陆军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听说这个军是八一三上海抗战的一个先锋队，举世闻名的四行八百壮士就是该军八十八师的谢晋元团。在上海、大别山、中条山等抗战中，其当面所对的敌人就是日军精锐部队坂垣师团。领导这个军的是爱国将领张治中、宋希濂将军。当我被分到这个部队时，我为能跟着这个部队走上抗日前线感到荣幸和自豪。
当时，敌人由密支那沿滇缅公路直逼昆明，企图侵占我国整个西南地区，而宋希濂任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率领我军由四川进驻昆明，将进犯保山怒江之敌击退。我军从此就在怒江惠通桥两翼几十公里处构筑工事防守。敌人退守怒江西岸在松山构筑了坚固阵地，不时向我阵地及居民区炮击、轰炸、扫射，并派部队偷渡袭击、扰乱，搞得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
大约是1944年，军队在宋希濂将军的指挥下，反击滇缅，强渡怒江。我师为先头部队，当时我是师二六〇团第三营营附，我营为我师先头部队，渡江后，九连攻占惠通桥敌后左翼阵地，掩护各部队完成渡江部署。第三天我营奉命攻击滇缅公路由龙陵到松山之间的第二据点大坝之守敌，经过一日的激战，于下午5时许，将守敌全部歼灭，孤立了松山之敌，此役是强渡怒江后有名的第一次大捷。在这次攻击中，我营七连连长王厚德阵亡，共伤亡官兵60名之多，我负轻伤。第九连连长刘继周英勇善战、沉着指挥，攻占靛地敌堡，阻击龙陵敌援，使大坝之敌在短时间内就被歼灭了。
以后我师几次攻占龙陵城都遭到敌援，转移到黄州坝之间阻击，敌人企图增援松山守敌，并以大兵力向我不断进攻。在我军英勇奋战中，敌人退守龙陵城，并加强堡垒。几次拉锯战中，我师伤亡惨重，师团将直属部队及杂务士兵缩编后继续进攻龙陵。总部转移到前线，宋希濂将军亲自指挥。某日宋在城外召开军事会议，组织自告奋勇队50余名。由个人自报，由宋的旧部刘某任队长，以下编成若干组，只带冲锋枪、美式手榴弹准备夜袭城外既高且坚固的老东坡，于拂晓前开始猛攻。约一个小时的激战，敌守部队被全部歼灭。此役，刘队长和分队长郝致汉重伤送医院后死亡，以下大部分士兵牺牲，即使是幸存的人员也都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又加前方医疗设备差，以致死亡者不少。
占领老东坡阵地后，敌固守城内，我师采取围困办法，伺机进歼。团再次缩编为两个加强连，步兵连由刘继周负责，重机枪手由我担任，团直属迫击炮连、轻机枪连总共40名左右。在开始进攻龙陵城前约一小时，刘继周、轻机枪连长张凌恩和我三人在城外战地吃早饭，刘、张说：“我们师的同学只有我们三人了，不知什么时候也会碰上那一遭。现在我们把家中通信处留下，如果谁有那个意外的话，就告诉家里让他们也晓得下落吧。”我们饭还未吃完，正在拿笔书写的时候，团长贾运鸿来了，说：“刘连长，你马上出击，张连长你为援队，成连长你负责掩护。”我们听到命令后各自执行任务去了，10分钟左右，刘连长攻入城内。街巷战斗开始，枪声、手榴弹爆炸声，瞬间响彻了整个城内外。20分钟左右，刘连一士兵向团长报告：“我连长和三排排长牺牲了，二排长负重伤，留下的人不多了。”团长当即命令张连长增援。张在进攻时，敌人正在乘势反攻，张上去不到5分钟又有士兵报告：“连长阵亡了……”团长命我坚守外围阵地，阻击敌人。团长率特务排及杂务人员阻击反攻之敌，此时敌伤亡加重，固守城内与我军继续对峙中。
之后，据伤愈由医院归队的传令兵说，刘连长攻到城内时，敌人约有十几名狙击手埋伏在街巷四周，同时都上着刺刀。连长用冲锋枪射击打倒了两个，枪卡壳了，鬼子一齐而上把他一身戳得血肉模糊。他当时也负伤不能动，倒在墙角下，说话时怒语相加，令人不堪回忆。
龙陵城克复后，我奉命向芒市、畹町前进，追歼残敌。在畹町某高地身负重伤，右腰骨被击中，两个排长阵亡，士兵伤亡20余名，步兵连长李葵中负伤。我上午11时负伤到晚10时后被送医院，芒市野战医院是帐篷搭的，医药设备很不完全，连X光都没有，忍痛四天四夜，才在露天下施行手术，取出弹片。
此役就是反攻滇缅的最后一战，与远征的盟军新一军在芒市举行会师大捷，号称世界战地第一高地怒江西岸的松山也于几天前攻克。滇缅畅通，远征告捷，粉碎了敌人企图侵占我西南的迷梦，所留下的是漂流山谷腐朽的尸骨。唐天佑：装甲兵从腊戍撤退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很快东南亚形势紧张，美、英呼吁我国协同作战。这时，胸章上印有绿白相间、新月与亭台几何图案的新编第五军，刚从广西全州、兴安一带赶到云南昆明。
1942年早春，这支部队以昆仑关战役后两年来养精蓄锐的士气，开始远征入缅。
作为先遣部队，军直装甲兵第一团（第二团在西安属胡宗南部）首先抵达缅北重镇腊戍，驻防休整。原先的计划是为了拒敌于大门之外，只准备在缅京曼德勒（瓦城）以北丘陵地带作战抗击日军。后来仰光吃紧，英殖民当局请求紧急军事支援，装甲兵团于3月离开腊戍向仰光进发。
出发前夕，专为供应我军给养而设的、由英方管理的军需仓库突然半夜失火。我们闻讯赶去，可用于救火的只有一处手压水泵，因缺乏工具，不能全面展开救火，不大一会儿，油桶、罐头纷纷爆溅，仓库倒塌，烈焰熏烤，已无法近前。
当年，我国的坦克（战车）吨位最重的是苏联援赠的九吨T-26式，因为滇缅公路有几处桥梁的载荷限重不得越过7吨，T-26这次没有入缅。首批入缅的是第二、三营各一部分意大利造的3吨“菲亚特”和4吨重呈六角柱形炮塔的法国坦克。为了确保这些坦克的作战运动力，除非是驰骋沙场，直接参战，一切转移均由GMC（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牌美国造载重卡车载运。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横杆制动、绰号“一溜烟”的德造方头老柴油卡车，没让它出国。
从腊戍扬旗开拔，我们都是夜间行动。那时缅甸尚未独立，当地人对英国很仇恨，对日本却不反感。据说，缅甸亲日派还说什么“宁可相信真实的魔鬼，不愿相信虚无的上帝”。我们被警告要提防缅甸土人从树上往车厢里扔炸弹。幸好一路上还没发生过这类事件。
过了避暑胜地——梅苗、缅京曼德勒和平蛮那（今地图注“彬文那”，不知是否为此地）。所过之处，村庄疏散，空无人烟。一夜，部队突然停止前进，卸下全部坦克，立即疏散在公路两侧，汽车后撤约1公里，在一个树林中隐蔽待命。在那里，我见到树上有一种大四脚蛇（蜥蜴）在“咯咯”大叫。这对我来说，比想象中的扔炸弹的土人更为恐怖。当夜又奉命送三名华侨青年赴前沿阵地。他们是自告奋勇愿为祖国军队当向导、翻译的。黎明时分，他们下了车立即钻进了工事掩体。前方不远的公路上，堆塞了路障，里程碑指示，离仰光112公里。我们已经走过了东瓜和彪关。
从战场上某些迹象分析，当时日军战线过长，未曾将其主力精锐部队投入缅甸：一是我军损失的坦克无一不是被毁于战防炮、平射炮的穿甲弹。有一辆法制坦克炮塔上被崩掉一块钢甲（1厘米厚），未伤到车内人员，是被迫击炮、掷弹筒、手榴弹之类击中；二是空袭的日军飞机是双座老式机，射手与飞行员背靠背，俯冲飞过目标前方，才抬头上升，向后用机枪扫射目标。而我们的盟军呢？拥有的坦克，吨重都在10吨以上，炮口径大，火力强，车速高，坦克履带上，套装橡胶板块与汽车同速行驶不需载运。载重汽车车厢与驾驶室之间，空出一段，架设有高射重机枪。凭着如此优越的装备，却络绎不绝地从我军侧翼不战而退，退到密支那向印度方向去了。什么“协同作战”“反法西斯”，简直是一盘西洋象棋，牺牲别人的兵卒，保存自己的车、马、炮！
本来条约规定入缅部队的服装、给养、主副食全部由英殖民当局负责供应，据说按军阶每人还有若干“卢比”月饷。记得我领了一双胶鞋，6天就磨透了底；一床薄拉毛、灰棉毯一夜间就散了边；从腊戍出发就经常吃不上饭。有一次，前线燃料紧张，我们赶快去后方，路过一处英方油库，我们本着一切为了“反法西斯”就近领取油料的原则而来，但他们就是紧闭大门不给，等我们老远赶到自己的军需油库领了油再返回前线时，他们的油库却烟焰腾空，燃烧殆尽，管理人员也逃之夭夭了。真是气得人咬牙切齿。
因为两侧翼不战而退，我们被暴露在日军的包围圈中，在缅甸这狭长的走廊地势，我们也只能不战而退。记得有一次，我们担任团部的警戒，半夜里，我们矮胖的少将团长胡献群手执文明棍挨着车辆敲打，用老俵腔骂人（他顶善于用英国军校学来的那一套），对我们擅离职守大为不满、懊恼。其实大家是怕他，都悄悄地躲开他。他指着两侧不远的山影：“那里，那里都已被日军占领。”这一句话，倒是真把我们吓了一大跳。而这以后，当我们还在缅甸掩护撤退时，这位团长却悄悄地躲开我们，撤到几百公里远的云南保山筹备“收容”去了。
从彪关、东瓜撤退以来，我们始终战在最前、退在最后。退出平蛮那、曼德勒、眉苗之后，一路上的情景不堪入目。村庄在燃烧，也不知是被敌机轰炸的还是自己纵火的，沿途时时发现有崭新的前后双主动轴的军用载重汽车翻倒在沟里，有些不用起重设备也可以拖到路面上来，他们是新近装备的后续部队，先我们而撤退时，留下这一片惊慌失措、风声鹤唳的混乱景象，真令人又好气又好笑。
在腊戍，我们派了两个人去寻找食物，不见返回。我们饿得浑身软绵绵的，又困得睁不开眼，一躺倒就永远不愿醒来似的，但我们不敢停车，我们已经衡量过了，日本人没啥了不起。可心头上，总是有个缅甸土人挥舞狭长的雪亮齐头缅刀的不祥阴影。
估摸着快到达贵街（今地图注“古开”），这是距我国边境最近的缅甸最后一站。突然，前方响起机关枪声，子弹呼啸而过，我们顿时心弦绷紧，紧急刹住车，闭了所有车灯，头一闪念是：“被日军包围了！”“怎么办？”“拼！”
稍顷，前方有一个灯照射过来，有人用广东腔喝问：“口令！”我们不知道口令，也没搭话。接着又有河南腔高喊：“干啥的？”这时，我们如释重负，副连长是浙江人，高兴地答道：“自家人，我们是第三营的！”“不许开灯，快过来！”这里并不仅仅是因为在异国他乡口音便是“口令”，更主要的是在装甲兵团内部往常便早已习惯一种不成文的“密码”。听来人说话的口音，便知对方的资历：江浙腔代表他来自卫戍过南京的老战车营，河南腔保卫过武汉，粤桂腔参加过昆仑关战役。
他们检验了我们，我们车头上也确实有一小块镶红边的新生活盾牌，中间有一个菱形图案（代表战车），它就是装甲兵团的团徽。“啊！你们也来啦！”原来他们是李宜年（上校营长）率领的第一营，他们用来放哨警戒的竟是两辆T-26！它们怎么可能飞渡弱桥？原来它们到达载荷限重小的桥梁时，用起重机卸下炮塔和弹药（半吨），另外再装车运过去。他们也真够辛苦的，他们爬坡力小，行动迟缓，没有车辆载运，最困难的是这种坦克是“十月革命”以后为适应西伯利亚寒带平原而设计制造的，在这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山区作战，算不得是个有用武之地的英雄！
这夜，我们就停靠在T-26哨旁，放心大胆地痛痛快快地睡了一大觉，醒来时，天已大亮。第一营早已悄悄转移，我们竟然毫无察觉。也许我们不应该告诉他们，我们的后面再也没有别的撤退部队了。我们急忙起来，第一次白日用全速追赶。5月3日，一直冲过瑞丽江，再过畹町桥，也不再见第一营的踪影。以后才知道，他们已向八莫、密支那、印度方面转移，追寻军长杜聿明去了，连人带车再也没有返回祖国。徐继光：缅甸皇城首次被炸目击
1942年3月，杜聿明率中国远征军主力入缅对日作战。那时我是新二十二师的一名军医。3月20日前后，我刚到曼德勒（mandalay）郊区，就被英军汽车撞伤头部，由该车直接送到皇城内英国皇家陆军医院。次日苏醒后，我用英语询问英国医生，才知道我是后遗症脑震荡及三叉神经麻痹。同病房有5名印、缅籍患病的军官，因我军二〇〇师在前线打了胜仗，他们对我也就很尊敬。在这家医院共收了7名中国受伤的远征军，我们互相照应着。
皇城呈正方形，周围有8公里，墙高8米，四门上有城楼。病房为一排排亚热带风格离地2尺的木结构，医院设备很好。有一天我看到英军在空地上，用白被单和红毛毯摆成一个有足球场大的红十字。有一名英国军医向我说：“国际公法，医院不会被炸的！”我摇头说：“没有用，日军不讲人道，在中国医院也照样被炸！”他们表示惊疑。整个市区及医院，没有见到防空设施。
约在3月底，一天上午，突然有40多架日军飞机首次轰炸曼德勒，城内外一片混乱，而医院里白衣飞舞，大多数人都钻到木板下以躲避轰炸，其中一名生病的小兵连小便都吓出来了，而中国人都镇定地走到事先找好的一个小木桥下。飞机在城外、城内投弹，轰炸声响彻云天。
躲避在木板下的英、缅人发现我们躲避的地方比他们的更安全，都向我们这边的小桥下奔来。小桥下的人越来越多，我便挤出来跑到了城门洞下以躲避炸弹。几名英军看见后也跟着我跑了进来。这时看见护城河对岸的街道上在燃烧，有一枚炸弹丢在两辆马车附近，炸弹爆炸后，马受惊吓，奔跑相撞，两辆马车都滚到河里去了。
飞机飞走后，我攀上城楼，一个五官科中尉军医背着防毒面具也跟着我爬了上来，并问我日军飞机会不会投毒气弹。空袭后，我和这名五官科中尉军医先到中国人的病房查看，把其中一名重伤员平安转移，然后又去参加了X光室和手术室的救火。
因首次投弹不多，弹小伤亡也很小。不过，因为他们之前没有经历过空袭，到了晚上大多印、缅伤病官兵都自己跑出医院了。少数英国医生、护士也把物品捆在汽车上，随时准备跑。我代表中国伤员向英代院长某上尉交涉，希望他能想办法把我们送回国，但他说：“腊戍有敌情，没有汽车送你们回国，你们自己设法走吧。”
迫于无奈，我们只好将6名重伤员交代给他们，并嘱咐说一定要帮忙照顾好，如果撤退烦请将他们也能一并带走。随后，我们轻伤的二人跟着送弹药的汽车到仰光附近的斯瓦前线寻找第五军。后来，再回到皇城外，只见城墙、城楼已被摧毁。唐天佑：炸断惠通桥
1942年夏，日军截断了我西线部队归国的退路。
一是离国境线尚有200余公里之遥的惠通桥早已守候着一个机械化工兵营。桥上已安装好爆炸装置，工兵营的任务是尽最大可能保全后撤军民，在最后关头把这座唯一通往昆明的怒江天堑上的钢索桥炸毁。
二是龙陵、芒市一带的步兵营、团纷纷穿过滇缅公路向东转移，东边不远便是天险怒江。当时交通不便，各民族往来两岸全凭架设的竹索荡渡，显然，部队绝无择此地形背水决战之理，必然东渡怒江。虽然雄踞怒江山险要有遏阻、钳制敌人之利，出击制胜的运动力却大为减弱。
惠通桥当年属腾冲县辖。记得新编第五军装甲兵团入缅时，从下关经漾濞、永平、保山爬上高坡爬了一整天，满以为山那面定是一马平川。结果，从山巅西眺望过去又是层峦叠嶂，一望无际。怒江与高黎贡山东西对峙，平行排列，海拔都在4000米左右，真是“隔江呼唤耳相闻，绕山终日难见面”。谷底是奔腾咆哮的怒江自北向南流入缅甸境内的萨尔温江。
惠通桥是钢索桥，载重限量7吨。车辆缓驶其上，宛若浪里行舟。桥西，悬空在路面上有一巨岩突兀，我们车上装载的坦克顶盖距岩底仅一拳之隔。巨岩上用白漆标“海拔2500m”。
记不清是在怒山这边还是高黎贡山这边，路边一黑石石碑，碑文记载着修筑此桥此路时各族民夫的艰苦卓绝的情景。为此工段而英勇死亡的是一个颇为触目的数字。
我们从畹町撤退到遮放时，遇见第二营六连的意大利造的3吨重“菲亚特”坦克在那里担任警戒。头戴钢盔的官兵在安详地吃罐头食物，喝听装淡牛奶，这些都不是军需供应品。他们比我们早三天从腊戍撤退，可能是发的“洋财”。我们饿急了，也只好“饮贪泉而觉爽”了。
离开遮放继续上路东驶，沿途经芒市、龙陵，车辆拥挤，交通阻塞，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不时有军车、民车、商车以及旅缅侨胞的逃难车穿插，分隔我们的车队，不知不觉地连接成一条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的车链。这些车有各种牌号的舶来汽油车、柴油车，也有改装的酒精车以及抗战特用木炭车。当时，燃料紧缺，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说法，木炭、酒精车也就应运而生。
作为历史产物，现已绝迹的木炭车值得插笔介绍一下。木炭车大多是老旧的汽油车改装，驾驶室后、车旁设一“气体发生炉”，是两个50加仑容量的汽油桶焊接的。内烧木炭产生可燃气体，经布袋过滤灰尘进入气缸，完成进、压、爆、排推动活塞行程。木炭车马力小，爬坡时助手要迅速搬起沉重的三角木垫跳下车，趁车尚未开始后滑时把木垫塞在后轮下，再跑到前面使劲摇炉旁的鼓风机。把气体鼓足了，拔出木垫，还要在车旁边小跑边摇鼓风机，直到车爬上坡顶。搭车的人也要在车旁边帮着前推后拥。不然的话，在滇缅公路上就寸步难行。这种车，大多车主即司机，本小利微，无不超高超载，货物顶上还要搭人，男女老幼簇拥一团，随时都有坠车的危险，沿途关卡勒索、警员敲诈，有时也难免被匪徒刀客抢劫和伤害。
从芒市、龙陵到惠通桥只有几十公里，却行驶了一天半。中途遭遇到大批敌机编队轰隆隆地飞来，我们既无法疏散，也无处隐蔽。幸亏这天阴天，敌机在我们头顶云层之上又轰隆隆地向东飞去。不知是没有发现这长达十余里的拥挤车列还是别有目的。总之，敌机并没有重视这个轻易便能取得大量杀伤的战果，我们也没听说何处被轰炸。当时，楚雄、呈贡、昆明都有飞机场，有美国志愿助战的陈纳德十四航空队。他们的战斧式飞机速度高飞得远，机头都画成咧着红嘴、龇着白牙、鼓着黑眼的鲨鱼头，俗称“飞虎队”。敌机是不敢迫近昆明的。所以，敌人的这次大规模空中行动，可能只是制造进攻我西南的假象。
半夜，翻过了高黎贡山山巅，开始向谷底滑行，几公里的路程直到黎明时分，惠通桥影才隐隐在望。对面怒山公路上的车辆像一条巨龙盘旋逶迤地向远方山巅蠕动。突然，我们发现在遮放担任警戒的“菲亚特”坦克群从后面赶上来了。他们能冲能闯，不一会儿，一辆辆地钻到我们前方去了。载运车全速后撤是极罕见的，形势必定万分危急。只见工兵们板着脸孔在指挥车辆过桥。先是每次桥上只允许一车通过，渐渐一车驶至桥彼端，另一车立即进入桥这端。现在是前车刚过了桥中央，后车即开始上桥。若有稍微迟缓、不服气的“丘八”车辆，工兵营长立即上前吼叫、骂娘、扇耳光，出示盖有朱砂关防的“阻碍交通，格杀勿论”的军令。对面山上，一辆爬不上坡的木炭车被工兵推出山崖，轰隆轰隆地跌撞弹跳，碎残的车体坠入深谷，坠入汹涌的怒江。
9点钟左右，我驶过惠通桥，爬上了几个急转弯，听见西边山上响起了炮声，接着炮弹嘘嘘飞过头顶，在远方什么地方爆炸。突然轰隆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回头看时，谷底腾起一股硝烟卷云。惠通桥的钢索已被炸断，正在摇晃、荡动、下垂。那标记着“海拔2500m”的巨岩下面尚有20辆车搁置在那里，静悄悄的，也不见人影晃动，仿佛桥成了“奈何桥”，把世界劈成两半，割分阴阳界了。
山下传来了枪声，我们的一旁是悬崖，一旁是陡壁，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朝前冲。炮弹在空中呼啸，我们要去的地方就在炮弹爆炸的地方，而成营成连的步兵又从炮弹爆炸的地方纷纷下山，进入阵地以防御敌军强渡。
再前进几百米，转过山坳，便能进入敌炮火力的死角。前边的车辆被击毁一些，也伤亡了不少人。后续赶来的车辆到这儿被阻，又一辆一辆地首尾衔接摆开“长蛇阵”。开始还有人自告奋勇去排除路障，不一会儿又纷纷退了回来，其中一些人挂了花，带了彩。有人在喊，叫坦克开路。可是“菲亚特”已远走无踪迹。车上的坦克又无法卸下，也无法对敌还击。成群成群的军民在弃车爬山，眼看敌炮的弹着点越发移近，我们也只好携带枪支爬山。光秃秃的石山上，到处是密集的人群，反而把敌炮引了过来，伤亡了人却保存了车辆。
我们爬山时，云层之上有机枪声，搞不清是敌我空战还是我机向西山之敌扫射，不久敌炮寂默了，也许是翻过山梁我们听不见了。
机械化兵的两腿没有步兵的训练有素，所以我们觉得苦不堪言。这天的日期是1942年5月5日，与端午节的数字相合，使我想起诸葛亮《前出师表》的“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至今记忆犹新。
这里离滇西重镇保山不远，只有三四十公里。保山驻扎着中央军和龙家军“息烽”部队。装甲兵团的少将团长胡献群也在这里早已筹备了“收容所”，果然是备预不虞，用在一朝。后来我们得知这次事件仅是小股流窜之敌所为，所谓的“第五联队”专门化装潜入我后方破坏捣乱的。他们在遮放拦截几辆民车混进我退却的车辆行列，幸亏守桥的工兵营长察觉这些人形迹可疑，他们的鸭舌帽檐特别长，当机立断接通了电流把惠通桥炸了。我们在山上听见山下响起的枪声、机枪声就是工兵营全歼已偷渡过惠通桥的这股约二三十名敌人的战斗。论功行赏时，那位营长得了一枚“一级××勋章”（记不清是否云麾两字），真是“一人把关，万夫莫当”。直到抗战胜利，日军始终没有越过怒江半步。
当晚，我们又组织力量重返怒江前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被困阻的车辆、坦克全部解救出来。当然，也有人私肥民车、商车，趁机浑水摸鱼，大发“抗战”财和“国难”财。赵雨林：在滇缅边境上的一次战斗
在艰苦的抗战年月中，在祖国的南天，我们这群中华的抗战健儿、民族的赤脚草鞋之兵，在那春意常青、景色宜人的滇池碧水之滨，葱郁巍壮的西山之旁，正以全神贯注之精力，执戈勤训于昆明之郊。戍守征战在碧鸡雄关之前，忽闻世界战云突变，日军在太平洋上乘偷袭珍珠港成功，后乘战功之威，以迅雷破竹之势，席卷东南亚，挥兵缅甸，企图打击盟军在西南亚战略部署，更为主要的是切断我抗战外援唯一通道“滇缅公路”，妄想以闪电之势，直捣我国门，突进深入，逼侵昆明，进攻我四川，尽快完成它征服中国之迷梦。因而我边境危急，我陆军第七十一军受命挺进滇西，以汽车载运，日夜兼程，奔驰在西南高原险路之上，急进在群山万谷之中，山陡谷深，盘山而上下，路窄而曲折，稍有不慎就会车翻人亡，葬身于谷底。
斯时，正值我国参与盟军作战的我第五军戴安澜师，在缅北与敌浴血奋战之际，敌人乘隙以装甲快速部队，迅猛地突破我国国境，直扑我惠通桥。我军先头部队三十六师，迎头赶上阻击敌军于惠通桥。在激战中，我八十七师此时也进抵707公里处（距惠通桥约几公里），奉命徒步急进缅甸，向攀枝花、大里渡沿江控制江边，防止日军强渡。在风雨交加、山路泥泞的夜色中，奔向怒江，而我的阵地在大里渡。
日军在惠通桥遭我军猛烈阻击，伤亡惨重，急转向芒市、龙陵、腾冲等交通要地为据点待援，敌我在怒江沿线形成对峙之势。怒江原名“泸水”，保山就是古之“永昌”，依史书记载，结合当地遗迹，证明我们当时的戍守征战之地就是先贤“诸葛”的古战场。千年以来，泸水边滨，每年的5月都是瘴气弥漫、瘴毒猖獗之期，如果染上瘴毒，确实有九死一生之险。我们保卫国土，日夜守御在沿江瘴幕之中，岂能不受瘴毒光顾？我部因此病亡很大，适逢盟军美国医疗队来助，经检验确认，此谓瘴毒，实际是恶性疟蚊传染之害。毒源既有定论，预防和根治之法可施，千年瘴毒之谜，至此揭晓于世间。
为防敌偷渡，我连奉命西渡，并被任命为敌前警戒，以排为活动小组，游动警戒沿江及敌占范围。
在一个深夜里，我们从山林深处、民众的商铺里获知敌情：在山背后的阙叶坝，黄昏前到达一队日军，并在该村宿营。从情报细节中判断，此股日军约有百名，是在进行示威性游巡，到民居各地抢掳生活物资。
我们本想偷袭这一队日军，但民众不给带路，而我们对路线不熟，再加上是深夜，没敢妄动。只能加强哨兵，严密监视。当天色微亮、朝霞初露曙色时，哨兵急促报告，说敌人沿山脚下的大路向咬朗镇方向行进了（咬郎山是在该镇与村之间）。我立即命令迎敌战斗，各班利用昨天上山时路经咬郎镇山脚旁、满山丛树的小高地为阵地，对敌进行伏击，指令火网织成要点和射击开始时机，我的指挥位置是撤退战场后的集结地点。全排都以极度紧张的心情（临战前的心理状态）和奋勇杀敌的决心，跑步下山，（太巧了）刚部署就绪，敌军的行军纵队开始进入我火网范围（敌我距离只有几十米）。敌队中军官为其中骑白马者，只见他手摇枝条神态自若地观赏远山景色，怡然自乐，突然被我部的枪击中，应声死于马下。瞬息之间全阵地枪弹齐鸣，杀声震天，扫射的扫射，掷手榴弹的掷手榴弹，均发挥了杀伤最大效力。
发生在骤然之间的战火，使敌措手不及，惊呼狂叫，乱窜在我火网之中，并发出绝望的哀号。一边是近战搏斗的怒吼，一边是返逃之敌惊慌奔窜，慌乱之中战马也发出悲鸣……在那密集的射弹和榴弹爆炸巨响中交织成威撼山野、声荡长空的乐章。在这块山峦之脚的大道上，只见敌尸遍布，血肉斑斑。这伏击成功的场面，给我们精神振奋、心花怒放的喜悦之情。随后，我们立即果断地撤离战场。
集结后清查，我们也战死三人，全排官兵都非常悲伤。当我们在另一山林密处停休时获知：在敌人返逃后，我们也撤离了战场，而当地龙潞游击队乘机清扫了我们的战场，但三天后又派人给我们送来了战利品，骡马18匹、步枪30余支、太阳军旗10余面、钢盔40余顶、军呢大衣30余件，其他还有袋装大米、各种罐头等。
这是我从军校走到部队第一次在战场上与日军战斗，击毙日军60多名。郑镜棠：参加缅甸战役的回忆
1940年是抗日救国战争的第四年，正是敌人步步紧逼、我方节节抵抗退守的艰苦血战时期。大好河山岂可坐视敌骑践踏，亿万同胞哪能任由敌人蹂躏？一腔爱国热血在我胸中沸腾。
中学刚毕业，我即毅然投笔从戎，弃文就武，投考中央军校第十八期化学兵科。1943年3月毕业时，正值日寇深入内地、战局吃紧、形势险恶的危急关头。打通滇缅路，开辟国际的援华运输线，加强我军削弱敌人，实现持久战略方针，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这一招棋事关大局，非同小可。
于是我便在当年5月随军（重迫击炮第十一团一营二连，当时我任少尉副排长）飞往印度兰姆伽，配备美式和英式的武器装备，并接受森林战训练。半年后我军从印缅交界地出发，向侵占缅甸的日寇第十八师团进攻。
当时我们的军队总称是驻印远征军，总指挥是美国将军史迪威，副总指挥是我国郑洞国将军，他兼任新一军军长。新一军下辖三个师——三十八师、五十师、新二十二师。我所在的炮兵团配属新一军各师作战。当时我军一个师和敌人正面作战，另一个师则迂回到敌人后方，突袭敌人的密支那飞机场，切断敌人的补给线。
机场守敌负隅顽抗，我军奋勇围攻。这时我营奉命乘飞机空降密支那机场，用炮火支援友军进攻守敌，战斗异常激烈。敌我双方距离很近，前面的机枪、步枪子弹有的都从我们阵地的上空掠过，甚至枪声都能听到。在我军前后的有力夹击下，敌人崩溃了，敌人后方的弹药补给品大都被我军所获。于是敌人节节败退，我军节节追击，敌人退守到缅甸的西保、腊戍（这两地和密支那都是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流域），企图在这两地依靠预先挖好的工事，凭险阻击我军。敌酋甚至用锁链把士兵绑在碉堡里，不让他们逃跑，要他们拼死抵抗。但在我军旺盛士气的威压和巨大铁拳的打击下，敌人的碉堡一个一个地被摧毁了，守敌也大都葬身在崩塌的残碉碎堡之下，宣告了侵略者必然的悲惨下场。
虽然这样，但由于敌人的顽抗，每夺取一个地方，每次战斗都很艰苦激烈，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时间；再加上战斗多半在森林里进行，因此就更加艰苦。在森林里作战，非常不容易，敌人到处可以隐蔽起来，到处可以打冷枪，森林便于守，不便于攻，守敌能看到我们，我们却不容易发现守敌。
在森林里常常遇上敌人设置的埋伏——树上的连环弹、地下的地雷、伪装的陷阱（底边立着一根根尖如利刃的竹签）。稍不小心，不是连环弹在空中爆炸，就是地雷在脚底开花，把人炸得粉身碎骨或者跌入陷阱里全身被竹签扎穿。因此只能一步一步地搜索前进，一点一点地消灭敌人。到了1945年3月，缅甸守敌日寇第十八师团终于被全部歼灭，这时英军也收复了缅甸的仰光，缅甸全境告复，我国的国际运输线——滇缅路终于打通了！驻印远征军功成返国。1945年5月，我军空运回到昆明，接着奉命到广西南宁休整。
不久，八一五日寇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震耳的鞭炮声和欢呼声中，我含着异常激动的泪花和怀着难以形容的喜悦心情，同全国同胞一道共庆最后胜利的到来，共享最后胜利的无比快乐！第二章缅北野人山与密支那战场徐鄂州：抗日战争中的滇缅战场
现在仅就我知道的抗日战争中的缅甸战场的情况略述如下：
我是军校毕业，当时是下级军官。1942年初，由总部派我到二〇〇师当联络参谋。联络参谋的任务有二：一是听从部队首长的指挥参加作战；二是将部队作战情况上报总部。那时，二〇〇师正奉命出国作战，我们师部内一批中下级军官接到任务后，都感到非常光荣，斗志昂扬，时常口歌《满江红》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和“能马革裹尸以还，乃男儿壮志”等豪言。与此同时，先后进入缅甸的作战部队，有新一军、新六军，司令官是罗卓英。后来，陈诚任司令长官时，才正式命名为“中国远征军”。
二〇〇师进入缅甸后，接替同古英印军防务。为什么说英印军呢？就是部队中英国官多印度兵多，战斗力不强。英军官兵历来没有钢盔、皮鞋是不打仗的，撤退是坐着汽车跑。他们看到我们这些布衣草鞋兵来接防，感到很惊讶！后又看到我们官兵个个凶猛如虎，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又感到钦佩。
我军在缅甸作战是有困难的：过时的军用地图，得不到对地形地貌的了解；地方上得不到什么支持。换句话说，等于盲目作战。过去我军在内地和日本鬼子作战，打的是“攻守战”、“阵地战”，现在缅甸雨季来临，地形变更，更要学“泥沼战”、“丛林战”。就这些方面来说，日军和我们一样。我们和日军几次前哨战接触中，日军并不比我军强，在机械化发挥不了作用的地区，我们反而更易取胜。双方对峙的几个月中，敌我互有胜负。
不知是什么原因，总部命令二〇〇师向东转撤。究竟是保卫中缅主要交通线需要，还是怕我师孤军深入作战遭到围歼，不得而知。我们也知道那时缅甸军民用物资亟待运入国内，每天都在全力以赴地抢运。第一天由缅甸运到下关，第二天由下关运到昆明。运输车辆，每日行程400公路，两头黑。
二〇〇师在奉命转移中，突然发现有一条公路。这条公路，在缅甸军用地图上并未显示出来。这条公路通到何处，在行军撤离的匆忙中无法弄清。师司令部只得命令凡通过这条公路时的各团，对公路南面必须加强警戒，配备必要兵力防御，还须构筑工事，防止意外。因为日军可以利用公路发挥优势，火力攻击。
二〇〇师每次战备行军宿营时，都会加强警戒，构筑工事，这好像是师里的传统习惯。
部队通过前两个团时，未发生任何情况。师部和直属部队通过时，日军开始袭击，战斗打响了。时正是晚上9时许，戴安澜师长凭着自己多年与日军作战经验和日军的枪炮声，判定这次绝不是偶然发生的遭遇战，而是日军有计划地来一次截击，切断我师归路和我们所有入缅部队的归路，企图将我军各部队消灭在缅甸西部泥沼丛林一带。敌军可能是一个师团。师长命令参谋长，将师警卫营全部兵力使用上，全力阻止当面敌军。
攻防战斗开始，几经周旋，师长接到在警卫营的参谋长的报告，敌人使用兵力，几次冲锋，均被击退。现敌人有增无减，请求调在师部后面的那个团援助。师长接到报告后，即传令该团迅速前来参加战斗，并决定亲临前线指挥。在前进的过程中，敌人的照明弹抛向天空，到处都是子弹横飞，划破空气的嘶叫声经常在头顶出现。借着照明弹的光线，师长手臂有血在滴。随从人员说：“师长的手臂受伤了。”戴师长说：“好像不觉得，壮士临阵，不死即伤，常事。”他到阵地靠近参谋长说：“我们必须全力保住阵地。”正说着，敌人连续发了几颗照明弹，凭着强大的火力掩护，又掀起一次大规模进攻。我军几处眼看将会被突破，戴师长即冲向前，大声喊着：“不能后退！死守着！”恰在这时，师长中弹了，子弹由左腋下洞穿右臂出来。师长倒下去了，随从即将师长背到隐蔽地点。幸好后面的团赶到，才稳住了阵脚。师长被扶上担架，抬到后面。军医忙洗好伤口，打了针。这时，副师长与参谋长商议怎样逐渐撤退。在撤退中，师长因伤势过重，光荣为国捐躯。
最后缅甸的腊戍、八莫逐渐放弃。我军死守怒江沿岸和惠通桥。
由于归路截断，进入缅甸以西的中国军队接奉盟军总部命令：所有部队翻越缅甸西北野人山到印度整补。
1943年春，陈诚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时，才将罗卓英司令部由云南弥渡转移到楚雄，远征军司令部逐渐充实了。黄琪翔任司令长官常住司令部，萧毅肃任参谋长。我由军务处人事参谋调司令部警卫团（只成立一个营）任连长，调昆明“军委会昆明军干团”接受美式训练。遇到军校同学丁浩，他是随部队翻野人山到印度的。他因翻野人山被升为少校副官长，下面就是他的概述：
盟军司令部命令在缅甸西部各部队均翻越缅甸西北部野人山到印度整补。我接到上面通知后，也搞不清翻越野人山究竟要多少天。地图没有，只有指南针，口粮问题都无法解决。当时官兵面临绝境，觉得走比不走好，走可以死里逃生，唯一希望盟军能多派空军支援后勤。
我是稀里糊涂上路的。我是中尉副官，当时的想法同他们都不同。他们都想把口粮多带点，我认为一个人顶多能带十斤口粮。上面发的一顿口粮有一条香烟那么大。用蜡纸封好的，够吃一顿。倒不如多带些火柴及引火物资和食材。我们有的是轻便武器，既可以防卫又可以猎取野兽充饥。后来我带的引火物资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雨季来临，拖延了预定行军时间。天气湿热，走了几天，时而烈日当空，时而大雨倾盆。我们衣帽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原来可以走过的小沟、池、沼，现在水涨了，必须绕道而走。真是露宿风餐、卧地盖天，并且经常受到毒蛇、猛兽的袭击。体质不好的、平时有病的，均已走不动了。那时，我们能走的人，对这些人初是扶着走，后来确实一点办法没有，连医官都病了，药品没有，口粮也快吃完，下一步又怎么办？
一次，恰好遇到一些野动物，我们用自动武器把它们击毙，用刺刀剥皮割肉，用盒子燉了吃。有了引火物资，可以引火，吃的可以勉强维持；为了烘烤衣服，找些干杂物品，把火烧大起来，一时浓烟滚滚，直冲云霄，我们都很高兴。突然听到飞机的声音，大家吓了一跳，以为日本飞机来了，忙疏散藏起来。眼看飞机飞近烟火处，投下一个降落伞携带的东西。眼力很强的，说是盟军飞机。我们跑近一看，尽是食物、消毒药、医药等。因此，得到了对空联络，获得了补给。我们把这个消息传开，并送给同行的官兵一些引火物资，让他们用这种方法同样得到空中补给。
这样一来，的确救活不少官兵，因为能对空联络，官兵都有生机。前后又走了十多天，才到印度边界哨所。杨励初：翻越野人山归国记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珍珠港，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此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日军先后入侵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关岛、中国香港、威克岛、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所罗门群岛，一直到中途岛以西的广大地区。美、英军节节败退，中国西南大后方日益孤立，从陆上和海上取得国际上的补给渠道逐渐被隔离，抗战形势日益艰难。
1942年元旦，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抗日联合国家的宣言。加盟者26国，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当时，日本第十五军团司令官坂田祥二郎，正以第十八、第二十三、第五十五、第五十六4个师团若干特种部队共10万之众，集结泰境，谋取缅甸，以断绝中国的国际交通。
缅甸为中国当时必经的、唯一的陆上国际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英军看到日军大军压境，缅北不保，才向蒋介石提出派中国军队入缅助战。蒋介石先派遣中国空军志愿队赴仰光协助，后又决定组织中国远征军，包括杜聿明的第五军、甘丽初的第六军、张轸的六十六军，由杜聿明兼代司令官，分道援缅助战。
由于英国缺乏诚意，致使中国军队迟迟不能入缅。后因入缅匆忙，导致后勤准备不周，加之英军作战不力、我对日作战上的错误，退路被截断，最后不得不接受命令撤回国内。我率领的第六十六军新编二十八师八十三团1800名战士，经过千难万险，翻越人迹罕至的野人山回国，全团伤亡2/3。
六十六军包括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新三十八师，由张轸军长指挥。六十六军是远征军的总预备队，由于情况紧急，于4月中旬入缅作战。新二十八师赶到腊戍与畹町之线布防。第五军正在东瓜前线与日军发生激战。
战斗开始，在伊洛瓦底江右岸的英国军队7000余人被日军包围，英军向中国求援。远征军司令部迫不得已，过早使用总预备队，调新三十八师增援解救英军。新二十八师接替新三十八师在曼德勒布防，八十三团被急急调往曼德勒，军长张轸、师长刘伯龙已到达曼德勒城。这时右翼第六军与日军发生激战，腊戍告急，军长张轸、师长刘伯龙又急返腊戍布防。曼德勒只留下我八十三团孤军防守了。
城内百姓逃走，十室九空，只剩下两名英国官员和一位英军总部派来的联络官高奕少校。日本空军在曼德勒一带上空轮番轰炸，缅甸也四处放火……曼德勒成为火海，但我八十三团仍在构筑工事，誓死守城。
日军是以精良的装备闪击我军右翼，美军、英军不堪一击，节节败退；我三十八师过早使用，我二十八师又分散了兵力，左翼的第六军也开始撤退，日军全力向腊戍挺进，后防归路告急，尽管中路第五军英勇作战，但由于左右两翼溃退，也被迫撤退。
在全线紊乱撤退的情况下，我八十三团仍固守在曼德勒阵地。4月28日，我发电报给师部请示行动，翌晨得到师长的急电：“该团急速向腊戍攻击前进。”曼德勒至腊戍有300里的行程，经一日一夜的急行军，赶到离腊戍约20里处，我亲率征骑到腊戍探索情况，但腊戍已经于4月29日失守。我团立即用电台呼唤军部和师部，均无回应，估计战事已向云南内地展开。我独自乘快吉普回曼德勒，沿途见到英军向印度狼狈逃跑。
我在曼德勒伊洛瓦底江大桥找到杜聿明，并向他请示我团的行动。杜聿明命令我急速赶到纳巴掩护我三十八师渡江，并向云南撤退。我团经一日急行军通过森林地带到达纳巴，可是我三十八师却未到纳巴，无法联系，耳闻炮声向西方移动，该师应该是向印度撤退了。
远征军转战回国，三十八师、二十二师去印度，杜聿明要二〇〇师、九十六师从缅北转向东分道回云南，我团已成孤军，是最后撤退的殿军。
我团沿江而上，一边前进，一边搜索，走至西维古，时间是5月初，搜索到6只小木船，部队先稍事休息，准备渡河。我坐在江边，面对波涛滚滚的江水，不禁思绪万千，我团在缅甸战场上东奔西跑，一枪未发，一仗未打。回想出国时，沿途各城镇贴出的大横幅上写的“出国远征，宣扬国威，入缅作战，无上光荣”，而今就要这么转移回国，怎么对得起祖国和人民？是转移回国，还是在缅甸打游击，我犹豫再三。打游击吗？缅甸人仇视英军也仇视我军。我大军出境，远征异国，由于没有配专门的翻译员，无法向缅甸人民揭露日本的欺骗宣传；我团到达曼德勒时，缅民已逃匿一空，使我失去“人和”之利。最后决定保存实力，回国抗战，以图后效。
回国的通道，已被日军层层封锁，怎么办？突围，还是翻越野人山？可是，都难啊，真好比难于上青天！
野人山是喜马拉雅山的支脉，是指八莫至密支那以北那一线，东至中国，西至印度，这一段全是原始森林。山上曾有极少数的人，称为野人，形成多个部落，他们集群而居，烤食为主，多数男女没有衣穿，用树皮围住身子；睡觉时，蹲在火旁，双手抱膝。总之，他们还过着极为原始的生活。
我们1000多战士绕过八莫和密支那，向野人山前进。迈力开江及无数小河川挡住去路，无桥无船，适逢雨季，水流湍急，于是，伐木扎成木筏，用电线捆挷搭成索桥，渡江前进。进入高黎贡山地区，行路更为艰难，特地组成一个200人的开路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攀登悬崖绝壁，穿瀑布冲江而过……
此时，正逢雨季，终日飞雨不停，战士们全身湿透。每天天亮时起程，黄昏落歇。歇息时，以班为单位搭帐篷，帐篷以树叶覆盖，中心留一个四方小块挖火坑烧火，通宵以熊熊大火驱散蚊虫，防御野兽，借火烤干衣服，大家背靠背地烤火取暖，昏昏入睡。有时我们被野兽的狂吠和厮打声从梦中惊醒，睡眼惺忪地透过帐篷顶树枝残叶的缝隙窥视夜空，思乡怀国之情油然而生。
缅甸的森林极为潮湿。蚊虫、蚂蟥、野兽、瘴气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唯有烧火才能防御。倘不小心被蚊虫叮了，即起指头般大的红癍，痛痒不止。时间久了，可怕的疟疾和回归热就会发作。我这个团的战士参加过上海抗日战役，对日寇非常藐视，却对自然界的四大害虫有谈虎色变之感。
从曼德勒出发，每人带有半个月的粮食，几经辗转，进入野人山之后，粮食即将告罄。眼前是高山苍苍，林海茫茫，何时方能翻越野人山，尚是一个未知数。身处困境，只有不断地鼓动战士奋勇向前。安营扎寨时，以班为单位，一半人扎帐篷，一半人去挖野生植物。他们中挖到最好的一根竹笋有十多斤重，煮成稀饭一班人可以吃一天。找不到嫩竹笋就挖野芭蕉作食物，先用开水煮一下，然后煮稀饭充饥，天天如此。战士们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
道路越走越艰险。我们走至上木拱山区时，遇到了断绝岩，这里形成一条很深的沟，加之大雨如注，洪水填沟成河，天堑相隔无法飞渡。派去三人渡河侦察，均遭灭顶之灾。我亲自沿河侦察，发现河边有一棵又高又大的巨树，便组织全团快刀手砍倒巨树，一树飞架东西，全团人员一个接一个爬行而过。有时我们循着野人出没的小路前进，还利用他们的索桥渡过江河，这种溜绳只能滑到中途就停止不前，悬空摇晃。我们便另选一人攀绳过去，添一根绳索拉重篓过江，拉轻篓而回，一千多人过了三天三夜才过完。
老天还常常为难我们，大雨连绵不断，全团人员衣襟全湿。入夜进入老林，搭好棚子准备造饭时，发现火柴也全湿了！没有火种就煮不成饭，没有火就烤不干衣服……人类没有火怎么能生存下去？天亮了便派几名战士爬上最高的树去观察何处有人家何处有炊烟，终于发现树丛中的一家小棚，盖的是山草，是野人的住家，全团立即开拔前进！
我们颇为费力地走了好半天才到达小棚人家。全团住下找野菜煮熟充饥。可是，我病倒了，开始是发高烧，继之是大小便拉血。战士们对我很是关心，用木棍做成担架，抬着我走了两天。病情日益加重，没有医药，大小便拉血不止。不少战士由于拉血不止死去了，难道我的生命也就要完结了。看护我的一位小战士轻轻呼唤我，他说：“团长，你不用悲伤，你的病有救。我有一个方子，你可以试试，你喝你自尿的小便血，这叫回笼汤，以毒攻毒，保你得救！”我只得如此照办，我闭着眼把小便血强吞下去，只喝了两次，翌晨起来，病情大有好转，烧也退了，一身轻松了许多，还真有点灵哩！以后又遇到住在大山上的两位爱尔兰女士（传教士），她俩专做好事为野人治病。她俩又给我打针洗肠，给了我一些丸药调治，就这样我的病居然逐渐好转了。
我们在野人山已有一个半月的行程，粮食实在无法维持了，我团的一百多匹马已杀来吃了……在目前这样困难的时刻，我们希望尽快渡过一条小河，到达葡萄镇，找到粮食。于是，我叫二营的副营长率领士兵三人，手牵手下河去试探渡河水深浅。下水离岸不远，对岸森林中枪声忽起，我判断葡萄镇已被敌人侵占。我团战士筋疲力尽已经无法进行一场正规战斗了。当时我正掩护九十六师，并由其副师长带领2000人前进，我们商量后，乃改道前进。我派人找到一个野人带路，在树林中开出一条小路来，走了一天，到了大山之巅，见山下缕缕炊烟，官兵喜极而泣，热泪涕泣。
山下是一个聚居50多户的部落。女人都跑了，男人们热情地接待我们。他们地处中缅交界的地方，无人管辖，自然形成了生活倒还优裕的世外桃源了。我们战士帮助他们加工大米，下地耕种除草。同时，我们仍派人上山采野菜做粮，他们见我们吃野菜充饥，颇为同情，给了我们一些粮食。
重庆统帅部知道我们在野人山，多次派出飞机侦察，苦于森林覆盖，无法联络，投掷的一些物资也无法觅得。
我们的战士体力衰竭了。一路上被蚂蟥咬伤，手脚肿烂无法医治，加之阴雨和瘴气，只有凭着自己的意志和自身的抵抗力来维持垂危的生命。有一位战士坐在路旁休息，向我伸出手来：“团长，我不行了！”只见他两眼翻白，倒在地上就断气了，怀中还抱着一支中正枪。我无限悲痛地把战士平放在地上，闭合他的双眼，肃穆站立，为他哀悼。我们还为这个战士挖上一个坑，坑底垫上很厚一层干树枝条，上面铺满树叶，再把战士的遗体放在上面，覆盖上军毯……我还亲自为战士盖上一铲黄土，墓前插满山花，后面的战士经过墓前均放上一束山花。
整休三日，清点人数还有1200人了，我们又向着祖国继续前进。
高黎贡山海拔6000多米，自青藏高原平行南下，多峡谷，谷底、谷峰相差1000多米，岩壁陡峭，山势险峻，是中缅两国的自然分界线。我们进入高黎贡山的谷底，真是插翅难飞啊！谷底仅有狭窄的平坝，河底落差很大，水流湍急汹涌，我们无数的战士葬身谷底。我们在这谷底的深渊摸索攀登，历尽人间罕有的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爬出这个深谷。我们在谷口又足足走了七天才登上山顶。这座大山可分三层，底层是原始森林；中层是台阶式的群山，一重又一重，重重叠叠，山中全是松木参天；顶层光秃秃的，草木不生，空气稀薄。我们在山顶呼吸窒息，行动困难，缺粮造成严重威胁，没有野草充饥了……莫可奈何在自个儿身上想出了办法——吃牛皮。把大家的腰皮带、裤皮带、子弹盒上的皮带，把它切碎煮而食之。一营第三连连长蒋志诚，33岁，吃了牛皮带引起肠结，腹部绞痛，在地上打滚、挣扎，额头上沁出了大颗大颗的冷汗……求医无药，告天无门，我成了见死不救的罪人。我把他的头枕在我的左手臂上，我用手轻轻揉着他的小腹。他惨痛的呻吟声渐渐微弱，面色惨白，呼吸急促，泪水横流。他断续说道：“我不行了，不能照看你了。你为什么不令我战死在沙场，却惨死在野人山上，这有什么价值！有什么价值……”我内心充满愧疚，我发抖的手紧紧抱着他的头，与他永别，泪水不断线地滴淌在他的脸上。我无法回答志诚临终时的遗言……我们在高黎贡山之巅，就这样熬过了凄风苦雨的漫漫长夜。山下就是我们的国土，坚持，再坚持一下，就将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们从曼德勒出发，翻过高黎贡山，足足走了两个半月，现在已是7月中旬了。死亡人员2/3以上，下了山只剩700余人，而这700人已是枯瘦如柴，腹大如罐，面黄肌瘦，奄奄一息了。
我们下了高黎贡山又遇到一座山，这处已是中国界，山上住着一个少数民族，他们说不出自己的族缘血系。部落的首领叫南木老郭，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送给粮食60桶（约2400斤），当天晚上，在一个晒场上燃起篝火，煮起几大锅牛肉，开跳舞会欢迎我们。舞会很简单，他们用两根木棒交叉插在地上，在交叉处吊一大鼓，由鼓演奏出抑扬顿挫、富有节奏的旋律。随着鼓声，南木老郭带领30多个男女老少翩翩起舞，南木老郭左手叉腰，右手高举白绸飞舞，其他男女成一字队形踏步跳舞，舞蹈轻快，个个情绪高昂，观众随着鼓声拍手助兴。在篝火与星月交辉下，南木老郭致欢迎词：“远征军打日本，我们欢迎！翻过野人山回国，我们欢迎。你们这样艰辛，我们为你们求神保佑！”最后欢迎杨胡子团长跳舞。我精力不支，南木老郭派来两人扶着我跳，以示共同精神的礼貌。结束时，大家同吃牛肉，情绪热烈，欢呼而散。第二天，南木老郭热情地为我作好行军安排，派人前去通知我国政府，又派出30多名精壮青年提前一天出发，沿途为我们设站，搭好帐篷，做好饭，还有肉有酒！
我们在南木老郭的陪同下又走了一天，进入祖国云南福巩设治局（在泸水河上游），他们派来18个人迎接我们，送来了许多肉、烟、酒等慰劳品。我们700多名战士见到祖国政府和人民，情不自禁地抱头痛哭！回国之后才知道，二〇〇师师长、九十六师副师长也在野人山被日寇狙击队打死了，战士牺牲也同我团一样极为惨重，可谓是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令人痛心的一大损失。李学智：印缅军训
1924年，我出生在鄂西的一个佃农家里。在我成年之时，日本挑起了侵华战争，亡国灭种之灾降临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我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队伍，并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逐渐成长起来。现在回首往事，虽时久境异，然当年所历，仍清晰在目：
1941年底到1942年初，珍珠港事件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进入新的阶段，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逐步建立起来。次年春，我便离开了学校和家乡，开始了军旅生活。
记得是在晴朗的一天，六高的军训教官率领队伍欢送我们，从建始三里出发，当日抵建始，次日到巴东，民生公司的民康客轮仅三日的航行就把我们送到了万县，沿途受到建始、巴东、巫山、奉节、万县各地爱国同胞的热烈迎送，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抵达万县沙坝后，我们六高的同学全都编入了中国青年远征军二〇四师六一〇团二营六连，虽在学校接受过一些基本训练，但到这里后，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这时，“二战”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英、美两国对日作战，亚洲战场规模越来越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逐步形成。1942年5月亚洲战场的同盟国中，英、美军在印度、缅甸对日作战，参战的中国驻印远征军，向国内青年远征军要一部分学生军。通过体检我算合格，于是给我们换装出国。美军空运队从四川凉山送我们到云南霑益县，再乘火车经曲靖县到昆明。在巫家坝机场住宿一夜，次日坐飞机从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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