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太阳(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洁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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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太阳试读：

一

不记得我写过多少文字，却记得写过的那些不值得留存的文字。

文集的出版，给了我一个清理的机会。

如果将来还有人读我的文字，请帮助我完成这个心愿——再不要读已然被我清理的那些不值得留存的文字，更不要将它们收入任何选本——相信版权法的监控力度，会越来越强。

收入文集的篇章，在我看来有些仍不必留存ꎻ但其中许多已在西方若干国家出版发行，并深受那里读者的喜爱，因此不能一一删除，还得保留一部分。不然的话，如果那里的读者问起它们的出处，远在异国的出版社不易搜寻。

凡事难两全。作者一

护照号码是275381，或者是273581。他又看了一遍。

他不能错。

这里的差事收入可观，工作环境舒适，如这燠嘈的都市生活里一片清凉的薄荷。

每天他走进这块飞地，都像走进一个精致的、玩具般的日子。心里便生出可惜不是真的惋惜，和哪怕置身其中一会儿也是白捡的满足。

那几个数字如浸了水似的漫散开来。

也许是他的瞳仁变成了散黄鸡蛋。如果天天看这套文字，而且每天看上

二

眼睛和舌头一样，也需要换换口味。

他抬起头，望着玻璃窗外等候签证的队伍。

那是一支壮观的队伍。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尽管已经司空见惯，但每每还是让他触目。特别是在早晨，刚刚在被窝味儿还没散尽的房间里吃过早饭，度过一千一百零一个同样的早晨之后。

早上他又和父亲吵了一架。“你为什么不先烧开水？”父亲端着一个大花脸盆，站在马靴靿子那儿问道。随着他的质问还送来一阵不甚明确的汗馊。

把家里的走廊，和走廊拐弯处的厨房比作一只马靴再恰当不过。而且是一只十分可脚的马靴，穿的时候非用鞋拔子不可。

家里最近没有婚娶，却不知怎么有个印着大红喜字的、足以说明一个家庭在各方面水准的脸盆。有过多次他都想把这个热闹得不得了的脸盆，从窗户里扔出去，又终于没有这样去做。到底是钱买的，到底也没有一个从各方面来说水准更高的人会看见这只脸盆。

父亲刚从床上爬起来。长及膝盖的大裤衩子使他显得十分凋萎。

这种内裤穿着舒服吗？也许人们会因为这条内裤说他思想纯正、品格高尚、道德完善。可是除了家里人，那些有可能给他做出如许结论的人，是没有机会看见他穿的内裤的。

有时你真不明白人们穿衣服是为了什么。

那样的结论如今一钱不值。

说是一辈子，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来去匆匆。这样和自己过不去，何必呢？

那条大裤衩子既让他怜悯，又让他看不起。“暖瓶里的水足够您洗脸用了，等我热完牛奶就给您烧开水。”“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父亲说这话时的神气，就跟中央电视台的张宏民宣读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胡耀邦党中央总书记的决议那么严正。张宏民那天还特地换了一身中山装。那件事整个儿特别得让他一辈子难忘。“先烧牛奶有什么关系，不耽误您沏茶、洗脸不就得了。”他一字一顿，力求把每个字说得格外清楚，以证明自己确有耐心。

这份被突出强调的耐心，显然居心不良。气氛没有得到丝毫的缓和。“我现在就沏茶。”

谁能说这个要求不近情理？特别是提出这个要求的人是你的父亲的话。

正是因为它的合情合理，反过来说，你如果不那么做就是不近情理。真是岂有此理！“您现在喝吗？”他愁眉苦脸地把那个“喝”字说得很重，仿佛正在受着无尽的虐待和折磨。“喝！”一个人既然被打扮成暴君、迫害狂，他能不火冒

三

要是天天有人用这样鸡毛蒜皮的事折腾你，哪怕是你亲爹你也会忍无可忍。“你就这样跟我说话？！我的肾炎老好不了，就是让你们哥儿俩给气的。”

他这么说的时候，你会觉得肾炎不是差点儿要他老命的病，而是他的荣耀、奖状、克敌制胜的法宝。他很爱它。

如果他想不讲理，想让人们照他那不讲理的办法办，想找别扭，他准来这一手。因为你不能做个不孝顺的儿子。

不能说公费医疗不治病。除非你净得急性肠炎、长脚鸡眼什么的。好病房、好医生、好药什么的全照顾老外、高干、高知什么的了。

中国，慷慨啊。

父亲不属于被照顾之列。他是什么？不过是个邮局小职员。偏偏得了一个纠缠不清、难解难分的病。

全靠茅台、登喜路，以及愚公移山的精神。

茅台多少钱一瓶？

二百六十块。往三百元浮动。

父亲的病明明一天天地好起来，却偏说自己好不了。

天地良心。“你甭倚病卖病。”

父亲把大花脸盆往地上“咣”地一砸：“我白养你这么大了，你这没良心的东西！”

他也讲良心，怪不怪？

他赶快把盛着牛奶的瓷碗往地上一砸。要是不赶快往地上砸，很可能就会砸到父亲脑袋上去。

他们用碗喝牛奶，而不是用杯。

那些青花粗瓷碗真叫结实。由于洗得匆忙或使用得不经心，个个在边缘上磕碰出缺口，一条条裂纹从缺口直探碗底，又因吸足了残羹醒目于碗壁，到了这个地步居然还不肯裂开。

而在使馆里，他和那些老外一样，安静地用盘子托着茶杯喝咖啡，或喝红茶。那安静并非来自无人之境，而是来自一份教养。

那才是一种文明的生活。

他们吵架不吵架？摔盘子摔碗吗？

这文明的生活教给他茶盘里的小勺是用来搅和奶里、咖啡里或红茶里的糖，而不是用来舀饮料喝的。因此他看不起电影、电视里那些扮演华侨巨商或巨商的千金公子的演员。居然拿着搅糖的小勺舀咖啡喝。仅从这一细节就露出了那些演员的穷酸相，还扮演什么华侨巨商！

他又觉得自己很像电影或电视里的地下工作者，在家里过着清寒的日子，搞情报时不是搂着姨太太（也许是女儿）跳舞，就是喝威士忌，或者和哪个对他的身份开始怀疑的对手唇枪舌剑地斗智、争风吃醋。

也许他不应该和父亲为那些琐事吵架，一个懂得文明生活的人应该宽容、豁达。父亲长期患病而又难以痊愈，心理上的压力应该可想而知。一个健康的人如今还有许多受不了的时候，何况一个病人。

要是家里有个女人，矛盾就会少一些。

母亲去世了。

没有女人照料的家庭简直像个工棚。但是女人比以前贵了。即使她们自己不想贵也没有办法。永安里一条街上，随便一件女人的衣裙就是上百块。女人怎么能不涨价呢？

这位申请移民。黑白色的条纹裤子和棕红色的格子上衣更使他眼晕。

他会说yes和no。在说yes时摇头，在说no时点头，并且像本牛津版的英汉大辞典那么令人不容置疑。

仅仅为了他给他的这份眼晕，他难道不能用英语和他练练？“你患有性病吗？”“Yes.”新移民摇着头说。“你母亲是你父亲的正式妻子吗？”“No.”新移民点着头说。“你的出生年月日？”

“Yes.”“你是否申请移民？”

“No.”

他不知道该哭该笑还是该给他一个嘴巴子。

为什么他过得连这yes、no都不如？

他有什么理由要爱这些个yes、no？哪怕他现在不用小勺舀咖啡喝了也不成。

这个男人来取护照。

他记得这个男人。上次来送申请表的时候，不多的几份表格和证件，在他手里倒腾得像有几百份。“请问，如果家里没电话，填机关的电话行不行？”“你自己看着办。”“我……我不清楚……”“你连这个都不清楚还到国外交流什么？”“出生年月日填阴历还是填阳历？”“你爱填什么历就填什么历。”

他似乎让人噎惯了，或者根本想不到有人会使坏。像对一个熟人似的说下去：“我一直怀疑我应该不应该属龙，也许我应该属兔。我出生在三十晚上，接生婆能说准我出生的时辰吗？我们家穷得连个钟也没有。唉。”为不能断定自己是不是弄虚作假而心虚。

这哪儿像个交流学者？洋人可不是这样，越是有身份的人话越少，也越自信。好比这里的领事。

她绕过那些桌子，特地走出来问他：“一切都顺利吗？”“很好，谢谢。”“真抱歉，我们给您增加了麻烦，今天才把您的手续办好，而您明天就要启程。”“我想来得及。”“一路平安。”“谢谢。”

一旦说起英语，他似乎利索了很多。

要是看他的衣着穿戴，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是一位学者，使他露出学者本相的是他的神态，好像眼下这个雇员，看上去就是个雇员。

他姓班？盆？潘？她始终读不清楚。中国字的发音实在令人难以捉摸，每个字都能发出

四

如果再把中国字用于外交场合，就更加令人难以捉摸。她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宴请一位中国官员，司长问起他对首都的印象，那位官员只说了一个“嗯”字，而且嗯得很气派，好像拿破仑皇帝认可一道佳肴。可是那位官员的翻译，却译出：“我很荣幸能到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这样美丽的一个城市来访问……”这样的一番话。汉语简直像压缩食品一样，既可浓缩，又可发散。

等候签证的队伍消散了。她看了看表，下班的时刻到了。

班？盆？潘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伸腰伸胳膊伸腿地将身子扭变成各种形态，他脸上的每一条纹路都伸长了，仿佛想多抓住一些什么，可见变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之后，他用一种营造出来的随意，捅了捅三秘巨型的肚子，好像他们之间确实亲密。她看见几个最后离去的办理签证手续的人，流露出对他可以和洋官洋将平起平坐的艳羡。

之后，他又用这份随意往三秘的烟斗里瞧了又瞧，瞧完之后又呵呵地大笑，好像烟斗里有什么可笑的事情。不过他的笑声很老，不像他的脸那么嫩。那张脸看上去光滑细腻，纯洁透亮，绝不是一张会使坏的脸。

她抽出一支香烟。还没等她看清他是怎么绕过横在他们之间的那些桌子、椅子，班？盆？潘先生已经在她面前打燃了打火机。“谢谢。”她向他微微一笑，他竟向她抛出了一个媚眼儿。

班？盆？潘先生好像有些异想天开。

不一定每个西方女人都想到中国找个中国丈夫。相比起来，西方男人对中国女人的兴趣，比西方女人对中国男人的兴趣大。

好比那位先生。“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讲授时间的表述。比方三点四十

五

电话铃报警似的响了起来。他故作洒脱地笑了一下，又将眼珠斜抛过去，铆住了听课的学生，好像接不接电话全靠他们来决定。其中几个学生俏皮地摇了摇头，其他几位则毫不客气地沉默着。当然，他们不但珍惜他们的钱，也珍惜他们的时间、学业。

他已经沦落到了以教授私人英语为业。

所谓沦落，是指他根本不是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公民或者是种族，更没有任何一种哪怕是玩票儿专业的硕士证明书。

现在许多中国青年对英语的学习如饥似渴，并且以为所有的老外必然都是英语教授，只有从他们那里，才可以学到原装的英语。他们宁肯相信一个三等水平的老外，而不愿意相信一个一等的中国英语教师。

所以这个钱挣得很容易，据他了解，北京有不少老外操此行业。它既不需要资本，也不冒什么风险。更不必像中外合资企业或外商独资企业那样，为突破中国官僚机构的层层关卡而历尽艰辛。他这几个学生，就是一个荷兰女人拨给他的。

每个学生每月学费四十元（人民币），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月收入可达五百多元，除了不能上建国饭店、长城饭店，糊口还是不难。

好，不接电话。

他本来就不想接这个电话，他料定现在的电话，一律不会带来好消息。

在中国混饭吃已经不像前几年那么容易。那时候中国人以为每个老外不是福特财团就是爱因斯坦。中国的官员差不多都知道福特垄断集团，大概不是从列宁的著作里，就是从斯大林的著作里读到的。可是最近福特家族中的一个女孩，嫁了一个中国青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知道爱因斯坦——否则还叫什么知识分子——以及他的相对论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具有的哲学意义的革命。

聘用他的中国单位，一俟合同期满，立即表示不再聘用，但是和他谈判的那位官员，似乎十分倾慕不学无术的他，愣将那份工作不知怎么干以及不知有什么可干地干了两年之久。同时再明白不过地表示了对他的熟知，以至那种熟知变得不像是对他的弹劾，而是对自己可以这样熟知的炫耀。

中国人喜欢档案，也善于搞档案，包括对他这种等而下之的角色也会兴味盎然。这个民族似乎人人具有情报人员的天才。

母亲的来信里，常常夹有黑色的男人短发和烟灰，而她从不吸烟，头发极长且灰。

与朋友通电话的过程中，会突然插进一股电波的强烈干扰，说明这里的监听技术还相当落后。听说常住北京的外国人就有两万，不包括那些旅游、访问、使团人等在内。一定有一支浩浩荡荡的监听队伍。

你要是问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他们可能知道费孝通、钱伟长的档案，乃至他们当右派时的检讨，乃至三十年后他们对待刘宾雁的态度，但是他们绝对不会知道哪个单位把大门的档案。可是中国人知道。“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再讲……”

电话铃继续响着，好像存心让他洒脱不得。这东西和其他的摆设不同，好比桌子、椅子。也许因为能够传递信息，便像个小妖精似的伏在你的房间里，赖皮赖脸地把你只在心里想的，躲在房间里干的，看个一清二白。什么时候一高兴，在你最不愿意让人打扰，或是最怕接到哪个电话的时候，没命地响了起来，弄得你最后非接不可。“先生，我们是宾馆业务室。请您务必于本月底结清拖欠的租金，从下月一号开始，有新的客人租用这个房间。谢谢。”

不能说中国人不客气，甚至可以说客气得过分。要是在西方，任何旅馆都不会允许客人拖欠哪怕一天的房租，他们早就把你的行李扔到房间外边去了。

他不是不想搬走，找个便宜的旅馆，北京有几块钱一天的通铺，也有两块钱一天的公共浴池。但是不结账就走不了，而几块钱一天的通铺和两块钱一天的公共浴池则影响他的公众形象，他就更别指望找到工作。不论什么时候，排场都是一种身份证明，在中国就尤其如此。

回国？以他这样既无一技之长，又无一纸文凭的人，只能加入蓝领阶级卖苦力。不行，他受不了那个苦，也不甘心于那种毫无光彩的日子。只要有光，不管什么光都行。

当然也没有指望再打进什么学术单位、文化团体、商社、企业，诸如此类。

真是山穷水尽。

他握了握手里那本《中国当代女名人录》，如今只有靠它来指点迷津了。

这本书装潢得很像西方的畅销小说。又窄又厚。也很适合装在男人屁股后头的口袋里，以便他们随时翻阅。

中国真的开放了。有了这样的当代女名人录，不但对中国男人，恐怕对西方男人也大有裨益。他爱开放的中国。他更赏识编纂这本女名人录的人，单这书名就值一万元。

他吹了一声口哨。口哨带着花哨的颤音，用手指弹了弹封面，便坐下来阅读。

虽然他没有一纸文凭或一项专业，但是凭着偶然的兴致，他超前地学会了读，并且学会了说汉语。在共产党中国开放之后，是早期进军中国的西方人之一。

他如探警般机敏、迅速地排除了不足以构成注意对象的人选，而在具有实际意义的名字上，用有力的笔触，做上雄心勃勃的记号。

为什么不试一试？他喜欢试一试，尤其在这种试一试不需要付出什么的时候。结果无非是两种可能：成功，或者是不成功。

不成功有什么损失？什么损失都没有。顶多损失一本《中国当代女名人录》。像他和玛丽娜的婚姻。结就结，离就离。他没有财产，也没有收入（所以他选择这个时候离婚），律师也拿他没有办法。何况事情发生在中国。可怜的中国律师，他们本来就不能说什么，对两个老外的离婚更不能说什么。

他损失了什么？什么也没有损失。

而一旦成功却无本万利。

既然有那么多外国骗子在中国活得像个大亨、绅士，为什么他就不行？比起那些骗子，他的作为甚至可以称得上英勇牺牲。他卖出的，将是一个男儿的自由之身。

这本小书很不经看，只能提供一些线索，更重要的信息，比如已婚未婚则需进一步的了解。好在全世界的名人都一样，他们永远被公众放在嘴里，使劲儿地咬着、嚼着。

一进门廊，一股霉凉、阴湿的泥土味儿便扑上面来。很淡。淡到不但与腐烂的败草枯叶、长白毛的破砖烂瓦毫无干系，而且还有一点安神的作用。如果没有大门外那个冒着千百种气味的都市味做比较，也许根本就无法察觉。

他果然就见到像这种院子所应有的花木扶疏的景致。栽植着海棠、扶桑、藤萝什么的，格局很是讲究。

即使同样的泥土、同样的林木，属于大众的公园绝不会冒出这种小院的这种霉阴气味。它的气味可能和不经常打开的大门，以及门里的日子有关。

好比到了如今，还能独居北京的四合院的中国人真是寥若晨星。差不多都是上得史料或文件的名字。她就这么神神仙仙地住在这个院子里。

刮过一阵轻风。

他像猎犬一样仰起了脑袋，扇动着鼻翼，似乎随时准备腾空一跃。

在中国女人里，她不仅显得怪诞，而且放肆。披着一件晨袍坐在书房里看报纸，并且就这样地接待他，不能不使他浮想联翩。晨袍的开衩下，露着她还算丰腴的腿。还好，不怎么皱巴。亚洲人经老。要是西方女人到了这个年纪，真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你又来了。什么？向我求婚？”她仰着脖子，放出一个人只有到了把全世界都不放在眼里的份儿上才会放出的、肆无忌惮的大笑。此时，她尤其像匹河马。

显然她深知自己那像河马一样的大嘴，显然她也不在乎世人对这张嘴的印象。然而对他来说，这张嘴未免过于难堪。事到如今，也只好因陋就简，还有什么话可说。“真是开玩笑。关于我你知道些什么？你知道的不过是我的地位，需要的也是我的地位（汉语）。年轻的先生，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已遍游欧洲（德语，略带汉堡口音）。什么人我没见过？我一眼就看出，你不过是个洋混混（英语，纯粹的牛津音）。我劝你别在我的身上花力气，我这样的女人你消化不动。我没有时间和你啰嗦，你要是再来打扰我，我就要叫警察了（法语，南部口音）。”

每每进入这样的住宅，他都觉得像是进入了地下室，或者是家乡附近依然歪斜在河岸上的那个碉堡。

二次大战已经烟消雾散。如果没有那个碉堡，他真不知二次大战为何物。

有时他觉得那碉堡就是二次大战。颓废、庞然、生硬、苍凉。村里的人在它的身旁漠然地走来走去，就跟从来没有它一样。所以他始终不能明白，每每提起二次大战，人们为何能这样那样地说出许多。只有夏日，万物不曾忘记。含羞的雏菊年年依旧地倚立在碉堡的脚下，在轻风中悄然抬起低垂的头。

那时他常帮助父亲将面包运送到河的对岸。送完面包回来，日娜总在碉堡里等他。

沧海桑田了。

从碉堡里俯视下方的河流、河流上的木桥、桥上的少年的已不复是一管枪眼，而是日娜如熟透了的李子的双目。

对他来说，堆砌的水泥常常和女人滑腻柔软的肌肤联系在一起。始终让他回忆起初次品尝女人肉体的强烈印象。他对堆砌的水泥可以说是有些偏好。

果然如他料定的那样，电梯不运行。

在这样的公寓里，电梯或者是在休息，或者坏了不能使用，或者什么理由也没有，不运行就是不运行。这部电梯的情况属于后者。

她长得很苦，一副必受愚弄的模样，却误会地以为自己凡事都知道怎么对付。自然就准备了一份很足的信心去敲电梯旁的一个房门。在门上叩出断断续续、畏畏葸葸又决心到底的声响。

那屋子像一口沸腾的锅。葱、姜、蒜味因不堪锅内的拥挤，只好从门缝下不断地溢出。所以那个白嫩得如煺了毛的小母鸡的年轻女人，就像是被那股汹涌的气味顶出来的，并且被葱、姜、蒜调煨得极其可口。“敲什么敲敲什么敲？”她鸡啄米似的问她。频率很快，节律整齐。脑袋歪来歪去地盯着她的脸，好像那不是一张脸，而是一摊米。“我有心脏病，十五层楼实在爬不动。谢谢你了，开一开电梯吧。”

她好像不止有心脏病。“电梯坏了电梯坏了。”对着她的脸，她又叼了几嘴。猛然看见电梯旁的他，极快地盘算了一下，便打开电梯门，对准一排按钮，也如鸡叼米似的一阵乱捣，指示灯红红绿绿地闪了一阵复又归于沉寂。“坏了坏了就是坏了。”“好吧。”她只好无奈地下定决心，去爬那无尽的楼梯。但是想拿这种鬼话对付他，可就没有那么容易。

他伸出手臂，往电梯门上一横，拦住了小母鸡的去路：“真的坏了？”他的眼睛放肆地在她的脸上摸来摸去。他知道如何对付这种热爱生活的女人。对于哪怕有一点灵活性的男人来说，碰到这种女人，一切难题变得再容易不过。“你再试试看，也许毛病不大。”

她果然笑得妖冶。虽然齿缝里夹着一些绿色的植物，那份妖冶却并不因此而逊色。货真价实得十分可以。“你还会说中国话？”她的眼睛一瞬间便翻飞出许许多多的花色。“只对漂亮的女士。”

于是电梯轻而易举地将他载上十五层楼。

门前有一块使西方人感到久违的、编织得极富立体感的擦脚草垫。对于那个小门来说可能是过于阔大的草垫，似乎是主人的一份说明。

敲门。

没有人应。

再敲。还是没有人应。他正在考虑是否转向下一个目标，却见那位长得很苦的女士拖着一双分量很重的细腿走了过来，恰恰在这门口站定。满脸都是从未见过这种事情的疑惑。

他颇为熟络地对她点点头。那份疑惑却仍旧迟迟钝钝地留在她的脸上。“你好。”“我？”“我想找你谈谈。”“我？”

他头一次碰到这样一个你简直不知道拿她怎么办的对手。他摊手，倒脚，“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去谈？”

他本来以为她会又来一个“我？”

蒙她开恩，这次来了一个“为什么？”“站在这里讲话是不是不太方便？”他学着她的办法，将谈话一律改为问式，果然就有了可观的进展。他终于被引进室内。也许不必如此，进门时他还是弓了弓腰，他觉得要是不弓腰脑袋非撞到门框上不可。

这是一套袖珍式的住宅。比起一般人家不能不算宽敞，由此可见主人的特殊地位。住着这样一位袖珍式的女人，倒也相得益彰。

他一面打量着室内的格局，一面考虑他将来住在哪一间。“……噢，你说什么？噢，中外合资的电视制作公司。中方是哪个单位？A省B县。一般地说，现在是人都比知识分子有钱。你这个题目挺吸引人——《我的中国女朋友》，”她努着嘴唇想了想，好像在盘算它的销路，然后又肯定地点点头，“销路一定很好。女人嘛，不管是什么样的女人，也不管她是哪个种族，不但是人类另一半关注的对象，也是她们同类关注的对象。”与其说她在和他谈话，还不如说她在出声地思想。想着、想着，便突然摘下脸上的平和，“以至这一个常常想掐死另一个，没有深仇大恨，只不过是你的成功就是她的失败；你的存在就是她的障碍；这一个绝不能容忍另一个的哪怕是比她少了一条皱纹。好比社会主义的赖莎和资本主义的南希谁又碍着谁了，她丈夫当总书记碍不着她丈夫当总统，她丈夫当总统碍不着她丈夫当总书记，可是她们好不容易见了面，都巴不得用自己的舌头把对方宰了。”

他点头、微笑、耸肩、大睁眼睛、挑起一根眉毛，对她所说的内容不时发出赞同或难以想象的惊叹，啊！哦？唉什么的一样不落，同时掐准时间不失时机地在整整三十分钟之后，咔嚓一下整整齐齐截住她的话头，将谈话引入正题。“啊，这可不行，先生。我算你的什么朋友？今天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况且你提出的摄制方案实在离奇，像‘我理想的丈夫’这样的题目，如何可以在摄影机下一面同先生你在林间漫步一面讨论呢？已经有

七

他果真发了财，也果真和一个中国当代女名人结了婚。不过这不关大使馆的事，所谓的双方情愿。

在中国人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的时候，中国对西方人来说实在是块无价之宝，或者套一句俗话，叫做冒险家的乐园。

依然如此。

尽管他们当中已经有人明白了一些，甚至已经很明白，明白到已经开始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中国有十二亿人口，要让十二亿人口都明白过来不那么简单，所以西方人在中国还有不少美好的时日。“班？盆？潘先生，我查了查登记簿，你把刚才那位先生的文件，没有什么道理地扣压了二十三天，我们差一点影响了他的行程。”

对中国雇员，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力。中国的劳动服务公司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雇员，他们就得接受什么样的雇员。

公寓里给他们开电梯的小子肯定是个克格勃，那张脸简直就是用棍棒、带铜头的皮带、手铐、擒拿术什么的铸出来的。有一次回公寓，电梯门开着，那小子不知在哪个犄角里藏着。她等不及了，便走进电梯。刚准备按关闭的电钮，他却不知从哪儿一下子就蹦了进来，一脸凶杀气，两只眼睛像两束激光一样射向她的脖子。当时她确实感到有两只大手扼住了她的脖子，越掐越紧，越掐越紧。她千真万确地感到被扼杀了。

她做了什么？！

无非因为等不及他，想自己开电梯而已。

听说申请移居海外的中国人，通常在申请移民报告里给班？盆？潘先生夹上一百美金。其中一个到了海外就向中国驻当地使馆反映了这个问题，有关方面不过让他赔偿一千元人民币。他对使馆里的人殷勤得让你窒息，弄得她见了他就想逃跑。对本国人却很苛刻，好像他们不是他的同胞。

她倒了一杯马提尼酒，对着镶在乌七

八

其实它是往她的家乡去了。

这里的黄昏，就是那里的早晨。

谈什么升落。

住在北京，如同住在猴房，不管房子里怎么闹腾，你只能倚在墙角里吸烟。

或者，午夜，从一个人人都像老女人那么唠叨的聚会上回来。街灯昏暗得如上个世纪的煤气灯，白天那个人声鼎沸、拥挤得快要爆炸的城市却不知去向，好像被一个巨大的手指抹掉了。那是一个怎样巨大的手指，它的力量神秘得有点让人恐惧。代之而起的似乎是一个突然从地层深处冒出来的古城的废墟。

有时候一个城市很像一个人。

浮躁而稳重、气盛而麻木、自卑而自尊、浅薄而深沉。有文化而无文明，淡泊超脱而又贪得无厌，风流倜傥而又庸俗不堪，妄自菲薄而又目空一切，好客而又充满敌意，容易上当受骗同时也毫不含糊地欺骗他人，盲动盲目而又深思远虑，激扬文字而又不失时机地拈取哪怕一分小利……这一半儿蜷缩、压缩、收敛、掩盖在另一半儿的下面。只要有一点火星就能爆发出意想不到的后果，比方说世界大战什么的。

比方说。

事实上你根本无法估量。

在这个世界上你能猜透什么？！

有趣的朋友本来就难找，到了这里更是难上加难，外交官们基本上都像一条傻头傻脑的狗。

下班以后，大使先生的秘书约她打一会儿网球。

换好衣服走到网球场上，忽然瞥见秘书先生的肚子，便说：“中国人的宴会实在太多。”

他有下等人的精细。“反正他们是国家出钱。不像我们，一切交际费用都包括在大使先生的工资之中，自负盈亏、节约归己。”他又显出一个下等的笑，“明天有一个招待中国人的冷餐会，大使吩咐，量要大，味道不必过于精致。”他用他的精细把不论是大使先生还是中国人，不露声色地、全无例外地阴损了。

虽然他的穿戴无懈可击，不管什么时候看见他，他都像是刚从理发店里出来。但是她一开始就觉得他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果然出身低微，凭着一脑子的精细考上名牌学府，并在上千人的角逐中进入外交部，因此他对一切抱有一种平民阶层的复仇意识。

她忽然觉得手里的网球拍子很黏，再也没了兴致。

在电梯上恰巧碰上住在对面公寓里的夫妇。他们刚从宴会上回来。那位太太一身好莱坞的打扮，夹着银色的黑色上衣与银光闪闪的高跟鞋交相辉映，如夜总会里闪闪烁烁的灯光。到了电梯上，她丈夫的脸上还挂着外交官那副体面的面具。一般来说，这副面具要在关上家门之后才会摘掉，对于这副面具，有些人并不仅仅出于职业的需要才戴着，他们真是打心眼儿里爱它。

太太提着一个仿佛给了她极大污辱的点心盒子。“这里连蛋糕都做不好，在国内我们总是到市政厅旁边的点心店买蛋糕，那里的蛋糕用的都是当天的奶油。”

她的丈夫不过是个科长吧？忘了。好像就是那么个东西。如果一直呆在国内，他们一辈子也不可能住一次五星级宾馆。可是到了中国，他们个个都像王室成员。“那就把它扔了。”她说。

好莱坞的太太似乎没有听见，依旧提着那盒使她的身份蒙受了极大的污辱的点心。“我们的中国女佣真是糟糕透了，连酒杯都擦不干净，”她扭头看着丈夫，他好像终于对谈判内容表示同意地点着头，而所有的谈判又都是一定妥协的产物，“桌布熨得也不平整。厨子烧的菜味道太浓，有时还有一股煳味儿。我们实在受不了这样的佣人，如果这种情况再不改变，我非辞掉他们不可。”

好像他们在国内有一打厨子和女佣。其实这些太太在国内无一不是天天跪在地上擦地板、烧饭、熨桌布、擦酒杯……如果去超级市场，一定还会为花两块五角钱买二百克起司合算，还是花四元五角钱买四百克起司合算费一会儿脑筋。“我想你们顶好去参加×国大使馆×先生家的沙龙，那儿经常性的消遣就是批评北京的生活，以及怀念他们在西方的上等日子。”

哪儿都有装模作样的小市民。

文化参赞的太太——你不能把一个文化参赞的太太叫“娘儿们”——对待使馆里的西方人，和那位班？盆？潘先生一样，对中国人都像一个冒牌皇后。

他是在上海留学时被她搞上手的。

昨天使馆为国内一个出版家代表团访华举行招待会，请了不少中国出版家。她亲眼看见这位文化参赞的太太，伸着指头指着两个坐在长沙发上的中国人说：“嗨，往里挤一挤，让我们的这位先生坐下。”

连个“请”字也不会说，还用手指头指人。那个手指头不但非常黄，而且像是没有洗干净。她在中国住了这么久，头一次感到中国人皮肤的黄。

佣人托着托盘送食品来了，她大声地指点着中国人：“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pizza（意大利式烘馅饼），是外国最好吃的一种点心。快吃，快吃，出去就吃不到了。”

要么文化参赞根本就没好好待过她，要么她真是这么喜欢pizza，要么她是成心捉弄中国人……她看见一个显然熟悉西方生活的中国人，怜悯而又轻蔑地打量着文化参赞的太太，就像看一个小妓女。

就算她学会说“请”，学会不用手指头指人，她这辈子也学不上“夫人”的派头了。

一套翡翠绿的衣裙下，蹬着一双橘黄色的皮鞋，活像一只鹦鹉。只有三等喜歌剧里的女主角才这样穿衣服。逢到别人穿了新裙子或新皮鞋，她总要像厨娘一样问人家多少钱一件，或多少钱一双。你就是抢白她一顿她也浑然不觉，下次依旧。连领会抢白的修养都没有。

那两个中国人在这只鹦鹉的命令下，居然往一块儿挤了挤，给国内来的那个出版家让出一个真不算小的座位。如果是她，一定会站起来就走，并且在向大使告辞的时候说：“你们这里好像座位不够，文化参赞的太太不得不令我们挤一挤。我既不喜欢做听任主人指挥的客人，也不喜欢挤一挤，对不起，告辞了。”

据说当初他们两个人在上海谈情说爱的时候，当中还坐着一个朋友当翻译。天底下有如此尽心尽力的朋友，实属难得。其实连翻译也用不着，对于他们来说，直接上床可能更好。

有一个来中国谈生意的商人，一下飞机，还没走出机场就看上了一个中国女人。除了《汉语会话手册》上的第一句话，他什么汉语都不会说。他就那么走上前去，对那个中国女人用他仅会的一句汉语说：“我是一个机械工程师。”他们后来不是也结婚了吗？

西方男人见了中国女人好像进入发情期的牲口那么容易成交。

电梯还有到头的时候。

太阳终于连它最后的余晖也敛走了。把世界丢在浑浊的暮色里。街灯和每扇窗口的灯，渐次地亮了。

每每，一个点亮的灯光，总让她感到一种开始。好比现在，就让她感到每一个家庭的生活，似乎经过一段停顿之后，又行将开始。

她也不能如此地在窗前站着，应该开始她自己的工作。

她转身走进书房，在电脑前面坐下。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好像要把心头的压抑吐个一干二净。她按动键钮，屏幕上却现出“心灰意懒”几个字，令她大吃一惊。真是出了鬼。她将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惊奇地想，这哪里是电脑？！恨不得吻它一下才好。

当她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随着人们过分、夸张的称赞，她的信心反而越来越小，弄得她后来甚至开始怀疑她那本书的真实价值。

当她出版了《关于中国改革障碍之我见》这本书之后，人们的称赞与她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相比，不但谨慎而且吝啬，好像这本书根本就不存在。大使先生对她的工作明显地不满起来。好比在一词多解多义的情况下，他总是难得耐心地、用极为花哨的草体，把她的报告改得眼花缭乱，像个无人管理、野草丛生的园子。这等阴险得与他那光芒万丈的身份极不相称的事，他干得十分随心所欲。用以说明她连起码的行文语法都不懂，还有什么资格著书立说。其实她这样用词和他那样用词并无原则上的区别。

她被这种无所不在的挑剔包围着、折磨着，几次想向外交部提呈辞职申请书，可是她又舍不得离开中国，因为她正在写第三本书，那本书写的是西方在中国投资的可能、效益和前景。

她的一位朋友劝解她。这有什么不好懂？人们之所以称赞你的第一本书，正像称赞一个刚学会五个字母，和一加一等于二的儿童，或者一个从来不会打枪的人，突然鬼使神差地打死了一头鹿，因为这绝对不会危及他们的地位和成就，反而说明他们对后来者的宽宏大量。你的第二本书证明了你的成功绝非偶然，他们不得不郑重地考虑，你的成功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损失甚至威胁。首先人们会想，驻华使节那么多，为什么只有你写出了那本书？你就是离开外交部，到了别的地方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全世界都如此。

全世界都如此？

全世界都如此！二

初次乘坐国际航班的兴奋终于过去。

对航空小姐手推车上的各种饮料表示了得体的兴趣，并加以周到地品尝；

在经济舱里遛了几个来回；

翻阅了机上的一切杂志，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又从最后一页翻到第一页。巴黎香水、美国香烟、英国威士忌、日本手表……“大韩航空公司翱翔宇宙，殷勤侍奉贵宾。”“汉莎公司体贴入微，笑逐颜开。即使您要一杯清水也会得到尽善尽美的服务。”“您终年辛苦地工作，休假时当然要选择令您毕生难忘的去处——就像意大利所给予您的一样。在这里，酒店、食物、旅馆的收费合理，租赁汽车和汽油费用更为低廉，还能享受拿波里的歌声、威尼斯的欢乐……请今日便与旅游公司安排您的行程。”

…………

不错，好极了。

司马南江滋味难辨地笑了笑，相信这一切都不是卖假药。

他喜欢这次旅行，也喜欢旅途上的一切点缀。它让你感到又真实又虚妄。好像他今天真会和一家旅游公司安排一下他去意大利的行程，享受一下拿波里的歌声、威尼斯的欢乐什么的。然而这一切又真的和他毫无干系，即使有朝一日他真的去了意大利，这一切与他也毫无干系。收费合理、价格低廉什么的。

说到价格低廉，这个飞机上恐怕没有一个人和它的关系，像他那样密切了。

他们需要买一把二胡。虽然他们自己更需要买一个冰箱。

尤其是在冬天，只要一进胡同口，远远就能看见他们那栋楼每一个背阴的窗口，都毫无例外地用绳子吊着大小不等的塑料包。当然不光是他住的那栋楼，北京的很多居民楼都是如此，好像那些楼全都得了皮癌，那癌症又都到了晚期，扩散得满身都是。每每看到这些瘤子，司马南江浑身的皮肤就没良心地冷不丁一阵发紧。其实塑料包里都是好东西，包着鸡鸭鱼肉什么的。而那些楼不但给人们提供了可以脱掉他们戴够了的面具、藏起他们不愿被人窥见的一切以及遮风挡雨的一隅，还额外地承担了一个义务冰箱的职责。真的，他不该那么没良心地一哆嗦。

他们需要买一把二胡，哪怕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尽其财力的。

当他们把那一摞让无数人捻过、数过，因而沾满了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肺结核菌、甲型乙型非甲非乙型肝炎病毒、各种动植物油、各种香精香料、各种排泄物等等，因而比人民银行新发放的钞票更有钱味儿的五百元置装费，也如多数人一样正过来倒过去地数了几遍之后，他们便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科学院院长依林先生去年随×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时，司马南江作为国内某一方面的同行专家，参加了会面、会谈，并陪同该团观看了一次民族乐团的演出。

依林先生对中华民族艺术的爱好和崇拜，简直到了令司马南江愕然乃至惭愧的程度。

报考音乐学院提琴班的邻居二小，初试就被淘汰下来，回家后对他母亲说：“……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主考老师是个拉二胡的。他那两根弦还来考我这四根弦，凭这，我能考上吗？”

二小他妈说：“就是就是就是，两根弦考四根弦笑话不笑话。”

邻里们也都说：“就是就是就是。”

到了眼下这个时代，连二大妈都知道如果是人还不知道四根弦简直是土包子、土老帽儿、土鳖、老赶、没文化水。如果还不知道四根弦比两根弦的档次高，简直是对自己的修养、教养、素质、气质、智力、智慧、智商、智能什么的污辱、怀疑、否定。

依林先生说，听二胡演奏，似见白鹤在湖边漫步。款款地收起长腿，再矜持地将腿伸出。似乎担心脚下的泥土不够洁净，总在寻找一块不会弄脏它的脚爪的地方落脚。

又似听见有一条极深、极阔的河，自天地未开之时便朝这里流来，至今方才流到这里，流得艰苦卓绝，不免仍带有天昏地暗的余韵。“中华民族是一个大智大难的民族。”依林先生一面说，一面用长而略弯的手指沿着西服上衣的翻领上下滑动，“我觉得我已经变成二胡上的一根弦了。”他的眼镜片后面，似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烁。是泪吗？

司马南江十分局促，为依林先生容易的泪和自己不容易的泪。“你总得有一套像样的衣服，不然怎么应付那些大场面？”妻对司马南江说，怎么分配使用这笔钱显然让她煞费脑筋，“人家说中国的毛料又好又便宜。男人做一套衣服总得要用二点五米，你虽然瘦，恐怕也得用二点三米。”妻的眼睛只将他上下一扫，便量出了这个精确的用量，如果用皮尺验证一下，顶多差个贴边，不过那可以用碎料拼接，不影响衣服的外观。自从和司马南江结婚以后，她终于学会一切从实际出发，诸如量布裁衣、看米下锅等等以至炉火纯青。“做一套澳毛花呢的得用多少钱？”她自问自答，“按一套二点三米计算……”她算出一笔可观的数字。

从楼梯上往下看，那些蹿动着的黑色的、白色的、剃光的、卷发的、秃顶的、茂盛的、长发的、短发的头顶，像蒸汽活塞似的，不停地捣着他的脑子，争先恐后地把它们揳进他的脑子，这样揳下去，科学家的脑子也不行。他觉得这些头顶渐渐地把他淹没，把他锥死。

呢绒部的毛呢味使人昏昏沉沉，似乎有迷魂药的功效。人们从各个方向喷出的热气形成了一股热的漩涡。千千万万的脚步擦出排山倒海的轰鸣。

空气里尘土飞扬，这些尘土被吸进他的肺里、吸进所有人的肺里，人人被这尘土窒息得脸色青灰。这些尘埃打在每个人的脸上，打上就黏住不放，一个个蒙着尘土的面孔看上去十分狰狞。他扭头看看妻的脸，果然也狰狞了许多。要是人们在这个环境里连续呆上几个昼夜，要不互相掐他们的脖子才叫怪事。幸亏百货商店还有关门的时候。

所以当他再来到大街上的时候，觉得平时拥挤得似乎就要裂开的大街，实际上并不那么拥挤。分明还有阳光，尽管被烟尘蒙蔽得含含糊糊。分明还有空气，尽管被各种排泄物调得黏黏稠稠。

他们往复奔波于各大商店的呢绒部，嗅够了呢绒部那和蒙汗药差不多的呢子味儿；对各种呢绒的质地、价格进行过反复的比较、讨论、算计；又经过无数次犹豫不决的痛苦之后，司马南江还是穿了一套西城区第一生产合作社生产的弹力呢西服上了飞机。

你别无选择。

在纯羊毛西服和一把相对好一些的二胡来说。

一旦远离大地，他才知道云很温柔，天空永远晴朗。航空小姐的笑脸也使他受宠若惊。

司马南江深深地被感动了。这感动使他有几分迷离。他的思绪飘浮如烟，不成形体。于是心里涌起一股并非源于伤感的湿润。

就在此时，他嗅到一股不雅的气味。

司马南江怀疑自己的鼻子出了毛病，便又仔细地辨味，果然是臭脚丫子的味儿，而且浓得几乎要将鼻孔掀开。能够发出如此浓臭的脚，一定五天没有洗过。必是汗脚无疑。

他确信这股臭味儿绝不是从自己脚上发出的。差不多是临上飞机前他才现理的发，现洗的澡，现换的新裤衩、新背心、新衬衣、新袜子、新皮鞋，最后是那身重头的新西装，简直就像第二次做新郎。他被那套新姑爷的行头弄得僵手僵脚，到了机场一看，几乎满场都是新姑爷式的人物，手脚才渐渐地柔软下来。

但是……司马南江猛然一惊，洗澡堂子里也有一股臭脚丫味儿。他苦苦地分析再三，才确定澡堂子里是泡臭脚丫子的味儿。至于理发铺里的围布、毛巾则是脑油子味儿，这几种味儿是截然不同也混淆不了的。司马南江有化学家必不可少的嗅觉。他终于将自己排除在臭脚丫子之外。

他始终不能相信，在这种环境里，怎么会有这种气味，便忍不住左右逡巡。

左边邻座是位洋太太，手指上、脖颈上、耳朵上，以及手腕上套着风格粗犷的金饰。与一身栗色衣裙相协调的是橄榄绿的皮包和皮鞋。一头棕灰色浓发的脑袋倚靠在座椅上，似睡非睡。有树和草的绿香幽幽袭来，像挨着一座森林。

右边邻座是一个左撇子老外，一上飞机就开始写，一直写到现在。身着T恤、牛仔裤，褪履赤足。每个脚趾，随着笔底的波澜或收拢或展开，或快或慢，或上或下，或左或右地摆动着，乐然、陶然、逍遥然。

原来臭脚丫子味儿是从那里升腾而来。

左撇子老外似乎感到了他的注视，向他粲然一笑，说了一句与臭脚丫儿毫无关联的话：“多么美妙的落日。”

他向舷窗外望去，一天明丽的晚霞中，融着一个太阳，它悄然地沉向厚厚的云层为它铺就的无边无际的眠床。它要睡了。

司马南江的手无意之中碰了一下扶手上播放机的旋钮，一个摇滚歌手呼天抢地、痛不欲生地嘶叫，伴着震耳欲聋的号鼓一下子穿进了他的耳膜。仿佛人类的不幸全落到了那歌手的头上，那不幸生撕活捋着他的肉体和心灵，让人觉得生活是那样令人连眼泪都流不出地绝望。

转眼之间，明丽的晚霞也好，无边无际的柔软的眠床也好，将要安睡的落日也好，全那么不经折腾地被这嘶吼扒拉到一边去了。对此他心里不但没有丝毫的惋惜，倒好像这是他早就巴望证实的一个谎言。

同时它也撕去了人们精心造就了几千年的文明，将一个无遮无拦的原来摊给你看。

司马南江的五脏

六

打开厕所门，灯光依稀，好像进了一个盖子没盖严的盒子。关上厕所门之后，灯光陡然亮了起来，照亮了嵌在厕所四壁的，大大小小的壁门，他好奇地、不知为什么有些蹑手蹑脚地依次拉开那些门扇，又像看了不该看的东西，迅速地把门扇关好。

门扇里不过是形状各异，薄厚、尺寸大小不等的纸、纸、纸。如同一个时髦女人的衣橱。

从山坡下往上看去，天底下没有一棵树。于是天就蓝得有包容一切的博大，敞开着它的胸怀，准备保护一切生灵似的。漫坡的玉米，背负着它们的果实，争先恐后地往坡顶上爬去。

司马南江站在玉米地里，仍像站在密匝匝的人群里，无论如何褪不下自己的裤子。

到这里已经三天了，三天没有大便。他苦于找不到一个使他确信是隐蔽的场所。他很知道这里根本没有厕所这一说。但他无论如何越不过没有厕所的障碍。

他的肚子胀得很大，很疼，每一个脚步的震颤，无不加剧着他的疼痛，且不说还要接受劳动的重荷。

晚上，他听见房东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子兄弟姐妹拉开后门，对着巍峨的大山就遍地地拉，遍地地撒。那些声响在漆黑而空旷的山野，与万籁一同奏出奇妙的、自天自地的谐音，令他羡慕不已，乃至感动得几乎落泪，便感慨于天地宇宙之大成，人世的千差万别和人生毫无例外的缺陷。

他又明白他必须越过这一障碍。

谁知道会在这里呆多久？三年或是三十年？右派分子和刑事犯不同。前者是改造到死，也许还会（大多数如此）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而后者却能摊上一杆好秤，能够准确地约出他们的罪行可在三年、五年或无期之中清洗干净。

于是他狠狠地拉下自己的裤子，在玉米地里蹲下。因为决心下得太大，下蹲时用力就很猛，本来并不刺人的田间杂草就刺痛了他的阴部。此时他一惊一乍，便又噌地站了起来，两只手提着裤子空空地站着，想着这件屁事把人消磨到了这种地步，好不惨然。免不了思前想后，将自己怜惜一阵、开导一阵之后，又凄凄惨惨地蹲下。刚一蹲下，便见一条蚰蜒朝他的胯下蜿蜒而来，他立刻想起小时候听到过的种种半真半假的传说，生怕这蚰蜒也会顺着他的脚爬上他的身体，再顺着什么眼儿爬进他的肚子，便又噌地站了起来。若在从前，他万万不会如此有失堂皇地联想。他觉得他的智力正在无可救药地、又可喜可贺地衰退。他叉开两腿怔怔地站在那里，似乎被这衰退所惊吓，然而这不正是他所企望的吗？

他提起一只脚，对准蚰蜒踩下去。蚰蜒并没有被碾碎，它陷进刚才被他刨松的泥土里，快速地划动着两排密密的腿，一会儿就从泥土里钻了出来。他将锄板垫在蚰蜒脚下，只轻轻一点，蚰蜒就被碾碎了。

无论如何他要学会诸如别把脸皮看得那么重要这样的事，他何必也在自己身下垫块锄板呢？

他终于拉出来了，而且拉得极为痛快。

他蹲在玉米地里，眯着眼睛瞧玉米叶子里的天，天蓝得让人心里浪荡，吃了个肚儿圆的甲虫摇摇摆摆地在玉米叶子上爬来爬去。庄稼让太阳烤得噼噼啪啪爆响儿。脚下的杂草撒胳膊撒腿儿还梗着脖子。

万物活得滋滋润润。

在学校里常常讨论的那个永远激动和困惑着幼稚的心的题目——什么是幸福——突然地回到他的心里。

如果现在再让他来回答，他一定会说，一个被屎憋得肚子生疼，却满世界找不着地方拉屎的人，后来终于找到了地方，把满肚子里的屎，哗啦啦地、尽情地、毫无保留地拉下来就是最大的幸福。

然后他像当地人一样，顺手撕下一片玉米叶子，在肛门那里刮了刮，便一身轻松地站了起来。

以后他还用过土坷垃、石块、瓦片、高粱秸什么的。他做得很熟练，绝对干净，一点儿也不会蹭到裤裆上去。

他什么都用过，就是没用过这些形状、大小、厚薄不一的纸。

便池看上去很干净，里面还浸着一池蓝盈盈的水。也许用于消毒，也许用于除臭。便池四周没有排泄物的点滴，通常公用的便池，免不了这样的痕迹，显出这等去处过客身份的杂乱，管理人员的疏懒。人们只是偶然将它一派用场，对它谁也没有爱惜的责任……

但这并不能使司马南江放心，艾滋病的可怕程度，已经可以和癌症相提并论。

他想了想方才看过的航线图，到加油站至少还得六个小时，而且谁敢担保加油站的厕所不是马桶而是蹲坑。

你别无选择。

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为没有厕所拉不出屎来经历过脱胎换骨的痛苦，现而今又要为厕所的进化费尽心机。他是烧包烧的，还是贱命贱的，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啊哈，他终于出来了。

若不是必须给这位邻座起身让路，她没有上厕所的需要。她还是在他进了厕所差不多十分钟以后才过来的，真不知道里头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他竟在里面呆了那么久，好像这不是厕所而是股票市场。

她喜欢长途旅行，运气好的时候还会碰上一个有意思的邻座，接着就会有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

这次的邻座偏偏是个中国人。她本来就不喜欢亚洲人，他们不但看上去很脏，身上还有一股怪味儿。酱油味儿？醋味儿？葱、姜、蒜味儿？也许是这些东西的混合味儿。好像他们一个个都是刚从中国餐馆里出来。中国菜虽然好吃，中国餐馆里的那股味儿可真让人受不了。如同中国的钱好赚而中国人让人受不了一样。中国，真像一罐刚熬好的果酱，又馋人，又烫嘴。所以为了她的公司，她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到中国去。

快到目的地了。

航空小姐全体出动，她们有节奏地、有节制地摇摆着她们的胯部，迈着介于舞步和非舞步之间的步子，走出一路的俏皮、干练和朝气。即使是个体态丰腴的女人也会让人觉得身轻如燕。这真是女人才懂的本事。

她们替航空公司送来最后一次令乘客难忘的记忆。一个原料上乘、加工精湛的小酒杯，扣在一小瓶扎着红丝带的名牌葡萄酒上。

大部分乘客当场一饮而尽，司马南江却对那张俯向他的、完美的笑脸摇头、谢谢。他不会再有乘坐这家公司航班的可能，又何必浪费人家一份难忘的记忆。

这次出访是应对方的邀请，旅费、食宿一概由对方负责。去哪个城市、去哪个旅馆、何时到达、何时离开、各地接待单位以及接待人员的姓名住址电话、活动日程（包括莫名其妙地参观一个刀片厂）全有翔实的文字材料备案。上飞机有人送，下飞机有人接，好像你就是个接力棒，无论如何不会掉在地上。像这种腰里一个外汇没有也能做的环球旅行，怎么可能一而再地落在他的头上？

如今老外也很清楚，如若不是官方派出的考察团、慰问团、访问团什么的，而是由国外各团体邀请中国学者、艺术家、教授什么的出席各种国际会议、进行学术交流什么的，他们很难成行，首先是本单位的政治审查，然后是上级有关部门，以及各省、市外事部门的审批等等，在这一通审批之后，还给你来个活动经费自理。银行里顶多卖给你五十元美金的外汇（就算随便让你买你买得起吗），凭这一壶醋钱的外汇，你想上哪儿去？别管多有身份、地位的中国人，到了国外只能到处吃请，而连一杯咖啡也不能回请。为了他们的寒酸你甚至不敢看他们的眼睛。

所以对待中国的学者、艺术家、教授什么的，西方人通常采取对待第三世界的学者、艺术家、教授的办法，一切经费开支由邀请单位负责。为了世界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这笔经费的贡献太渺小了，渺小得不足以证实他们对人类社会进步的热忱，因为他们不得不接受“搭配出售”的办法。为了邀请一个必须邀请的人，他们不得不再邀请若干个他们不想邀请的、不知道跑到西方来干什么的人。

按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接受这份支援本是顺理成章，可是司马南江老有一种处身殖民地的感觉。

邻座那位如森林一片的女士，一见航空小姐就要端着托盘走开，忽然绽出一个来去极快的微笑：“可以吗？”

这是她在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中第一次展露笑颜。居然笑出几分味道。

还没等司马南江明白过来可以什么，或不可以什么，森林一般的女士很利索地拿了两份葡萄酒，又听见她的大皮包很堂皇地“咔嚓”一响，两瓶葡萄酒和两个小酒杯便迫不及待地落进了皮包的底部。“我丈夫喜欢这个。”她向航空小姐说。毋庸置疑。理由充分。如若有人不知道她丈夫的这个爱好，那真是天底下最奇怪的事了。

接着送来了入境申报单。

为了更有效地使用一加三个出访名额，团里决定不带翻译。他们说：对方主要是和你对话，既然你不需要翻译，大家就更不需要翻译了。

司马南江责无旁贷地拿起了笔。

虽然现在熟通麻衣相术，并以此为业的人又多了起来，司马南江却始终怀疑麻衣相术的理论如何在中国得以发扬光大。仅从这些护照的标准相上，你很难猜透他们的性格、爱好、经历……一个个都是正其衣冠、尊其瞻视的样子。

好比团长的脸上，唯一一处让人尚可寻味的部分是他的牙齿。这一处拥挤不堪，那一处却豁然开朗。然而从这豁处从不曾漏出过什么，更不要说漏出一句话。

他又开始研究副团长的照片，除了目光有些散淡，并无其他值得推敲的部分。即便如此，在判断什么的时候，未必没有天平的准确。

而代表团的秘书只有一种句式，提问、反问、疑问……当他不得不讲话，而又没有机会供他选择一个合适的问句的时候便自问。

这真是一行搭配得十分得当、代表着五湖四海的队伍。

司马南江为他们将表上的各栏一一填写清楚。只在“职业”这一栏发生了一点困难，因为找不到完全相应的单词。想来想去，只好填写了他们各自的官衔。

进关的时候，果然遇到了一些小麻烦。那位先生也许好奇，也许喜欢玩笑：“您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

团长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很有身份地点着头。他想，既然司马南江已将一切办妥，他只需一一点头便是。早已过了暮春天气，团长的额上明明渗着汗珠，却始终不肯脱去米色的风衣。“您说英语吗？”

团长又照例点头，并哼出几个言简意赅的声响。“那么请您告诉我‘书记’是什么职业？”

团长不明白此人为什么又是耸肩，又是像喝酒猜拳那样不断把手指张开。让这样不稳重的人接待他这种身份的客人，真是荒唐。

为一行人殿后的司马南江见状不妙，赶紧上前一步：“先生，有什么问题吗？”“不，谢谢，我只是有点好奇而已。”他终于明白和这位非常明白地点着头的先生说了半天英语等于白说，从此便不再说，只好像和聋哑人交谈那样，做了个“请”的手势，果然就见成效。团长像首长检阅游行队伍那样挥了挥手，进关去了。

关于职业的讨论延误了一些时间。等到取了行李，全场几乎只剩下了本代表团全体。于是就相当地瞩目。

恰值“边检”闲得需要恪尽其职，便觉得这一行人的神态有些离奇。他们明明朝着出口走去，看上去却像根本不知道出口在哪儿。

特别是那个两条胳膊显得特别长的瘦子，简直让人猜不出是什么角色。看他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地搬运行李，其他人则站在一旁理应如此地袖手旁观——可能是个脚夫。看他招呼众人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的样子，又像是个导游。而他手里提的那个盒子显然重要无比，时刻处在他的关注之下。总而言之，满场似乎都飞舞着他那两条瘦长的胳膊。

他留住了司马南江，请他把手里的盒子打开。

全团人只好怏怏地站在那里，脸上很不是颜色，司马南江的这个破盒子，使全团遭受了不能先睹为快的损失。那个令他们心里想得十分痒痒，嘴里永远不会承认的地方已经近在咫尺。

盒子里简直像个杂货铺。

为了防止震荡，司马南江在盒子的空隙里塞满了袜子、背心、内裤这一类材料细软的东西，当然还有几大包板蓝根冲剂。据出访归来的人们介绍，在国外就医价格十分昂贵。

面对这样一个少见的杂货铺子，“边检”一时不知从哪儿下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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