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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20 14: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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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致

出版社:四川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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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文存:我与川剧

李致文存:我与川剧试读:

文前

1997年,李致率川剧团出访日本总序他用所有时光回答一个问题廖全京凝视着这五卷(六册)沉甸甸的文字,仿佛望见无数春花秋月在叠彩流光。面前这套《李致文存》,朴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作者过往几十年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人和事。这是他灵魂的笔记。这里面包含着他过去岁月的所有时光。他用所有时光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做人?中国古代的贤人或智者,无一不把如何做人视为人生第一要义甚至是唯一要义,由此而形成人文传统。钱穆关于读《论语》是学习“做人”的看法,则代表了近代以来的人文学者对这一传统的遵循。日积月累,潜移默化,这传统已经随同中国历代的主流思想意识即孔孟儒学浸入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成为整个社会言行、公私生活以及精神领域的导向和规范。即使是经历了“五四”时期及其后几十年新思潮的反复冲击,中国传统的这种积淀仍旧保留着它的神髓,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不同程度地显露出来。自然,在漫长的传统浸润与新潮冲击的矛盾过程中,人们对于如何做人的理解和履践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正所谓“曲翻古调填今事,义探新思改旧观”,尤其是在主张冲破世俗的道德规范、抵御旧的社会道德戒律对个体的人的压制的一批政治家思想家陆续登上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舞台之后,这种变化尤其明显。在追求建构现代政治的民主体制和社会理想的强劲之风的推动下,对传统思想意识进行解构的呼声日益高涨,张扬现代革命伦理主义的具体行动日趋激烈。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通过对如何做人的各种回答呈现出来的新旧矛盾的冲撞和撕裂状况,一直是时代和民族的重要精神现象。李致就是在这样一种大的精神背景下,踏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开始了对如何做人的思考和探索。回头看去,这条路上重峦叠嶂,遍布荆棘。时或星汉灿烂、朝霞开曙;时或乱云飞渡、阴霾蔽日。但所有的历史波折,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李致自始至终对方向和道路的选择,反而更加激励了他一路之上的生命意志,坚定和饱满了他对于如何做人的信念和情绪。这些都可以从这几卷文字里窥见其大略。所以称大略者,是因为他一生的所有行为、行动,远远多于、大于他留在纸面上的这些文字。尽管如此,对于走近并理解李致来说,这些文字仍然有它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这重要性,首先的和根本的就在于这些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文字告诉我们,李致对于如何做人的认知与实践其精神趋向既是为传统道德观念所规范的,又是受现代革命伦理主义影响的,还是带有某些启蒙色彩与理想主义成分的。归根结底,李致的做人准则和为人行止,无论从个人修养还是从社会公德的角度来说,都符合一个由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现代中国人的标准。李致做人是从“爱人”出发,由“亲亲”做起的。十六岁那年,他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了进步学生运动,从此在“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下,学习做一个普通的、真正的中国人。在传统的氛围中高扬起反传统的旗帜,这是那一辈先知先觉者们的精神特质。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恐怕是在看似相互背反的传统与反传统之间,却有着对于人的相当接近的理解和尊重,虽然各自的理解和尊重的角度和程度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着眼于人的解放,人类的解放;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核心是“爱人”。我们看到,二者在李致的一些言行中,奇妙而自然地结合乃至融合到了一起。当我们深入李致的心灵世界时,进一步发觉他的“爱人”是从对亲人的爱的基础上提升出来的。这又与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的精神暗合,而这种暗合,又被李致用行动赋予了新的含义。上述种种,都可以在这几卷文字中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一直觉得,在李致的以《大妈,我的母亲》《终于理解父亲》《小屋的灯光》《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亲情散文中,能明晰地见到他的思想情感之流的源头及质地。更重要的是他对父亲、母亲、妻子、四爸巴金的思念和追怀已经不可以用简单的传统观念如孝道之类去把握,那是一种建立在理解基础之上的对传统道德中的愚、盲成分的批判和超越。我曾经这样写道:“李致一直自觉地把理解别人,尤其是理解自己的亲人,作为通往人格理想的一条重要路径,努力想在理解别人的过程中获得内心的纯净、光明、温暖。”(《对李致散文的一种解读》)这种理解,源于在长期艰难曲折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对人类现代文明思想和新的道德观念的吸纳和认知。从对“爱人”的现代理解出发,李致在如何做人的漫漫长途上执着前行。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今,李致几乎将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献给了自己服膺的信仰、信念、事业。在那一辈先知先觉者心目中,一切为了他人,乃全部信仰、信念、事业的核心,他们甚至一度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燃烧着激情同时有些浪漫色彩的口号写满了江河大地。无论历史将如何评价,他们身上从内到外的那一个闪光的“诚”字已经为后人立下了精神的丰碑。李致作为那一辈先知先觉者们的追随者,他的言行,一直是符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和“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不同的是,他不是为立己而立人或达人,而是为了他心中神圣的信仰、事业而立人或达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立人或达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一种批判和超越。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李致先后在共青团部门、党政部门、新闻出版部门、文化艺术部门留下了精神足迹。他在所承担的每一项工作任务中,都特别注意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支持人、爱护人放在重要以至首要的位置。无论对上级领导、下级同事,还是对编辑、记者、作家、艺术家,他都一视同仁,认真倾听他们的倾诉,尽力排解他们的烦难,畅快分享他们的喜悦,往往成为他们的朋友。在他看来,立人、达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亲亲”的过程。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他勉力地向古往今来那些“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君子学习,待人接物一秉至诚:诚其心,诚其意,诚其言,诚其行,关键是一个“诚”——真实无妄。古人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仁之道也。”(《礼记·中庸》)诚哉斯言!在四川文化界,李致有许多彼此知根知底相互推心置腹的朋友,比如马识途、王火、杨字心、高缨、沈重,比如魏明伦、徐棻,又比如周企何、陈书舫、竞华、许倩云,等等。他们之间的友情,正是仁之道的生动体现。20世纪80年代,魏明伦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从自贡本土脱颖而出,以“一年一戏”“一戏一招”轰动海内外,他的成长,得到过自贡、成都、北京的领导和朋友伯乐们的发现和扶持。魏明伦常常提起的浇灌他的五位园丁中,就有他尊称为“恩兄”的李致。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致,继承巴金遗风,爱才惜才,肝胆相照。在魏明伦遭受极左棍棒打压之时,是李致力排“左”议,抵制“左”风,支持和保护了魏明伦。我觉得,李致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诚,除了传统道德的影响之外,还含有现代文明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成分。这成分,表现为一种现代意味的爱。对此,我曾经写道:“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需要不断学习、耐心修炼的过程。李致用笔墨记录下的所有感情,都是在学习和修炼过程中的感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卡拉玛佐夫兄弟》里借佐西马长老的嘴说过:‘用爱去获得世界。’李致也许并不接受作为基督徒的这位俄国作家思想中的宗教情绪和神秘主义成分,但是,我相信,他对这位反对沙皇专制暴政的死牢囚徒关于人类爱的认识是完全同意的。”(《对李致散文的一种解读》)说到李致对如何做人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不能不说到他的精神导师巴金。巴金的思想和作品,巴金的为人和一生,为李致树立了一个做人的榜样。在李致的生活中,四爸巴金是鲜活的灵魂的精神支撑和性格、情感的源头。巴金远走了,李致的许多亲人都远走了,但巴金及巴金的亲人们给李致留下了一笔宝贵而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中,巴金留给李致的四句话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盏温暖心灵的灯火,至今仍是李致做人的标准。他在顺境中牢记这四句话,他在逆境中不忘这四句话。通过这四句话,他不仅为自己更为广大读者树起了一个清洁的精神的思想标杆。其实,归结起来,巴金留给李致的也是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遗产就是两句话:一句是“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还有一句是“人总得说真话”。关于巴金对李致的影响和李致对巴金的深情,那篇《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有极其感人的揭示。这里我只想说,巴金与李致之间深层的内在联系就是,巴金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他的影响下,李致也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溯起来,李致心目中的精神导师还应当有鲁迅。他是读着鲁迅的作品在暗夜中走向破晓的,是鲁迅教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用这种精神指导自己去回答如何做人的问题。而巴金对鲁迅的崇敬和追随,无疑更加重了鲁迅在李致心目中的分量。曾经为巴金辩护从而保护了巴金的鲁迅说过:“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而在巴金那一代青年作家心目中,鲁迅是给他们温暖的太阳,也是为他们挡住风沙的大树。在所有进步作家的心目中,鲁迅先生的人格是比他的作品更伟大的。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执着思想的火把,引导着无数的青年向远远的一线光亮前进。这些青年中,应当也有李致,尽管当时他还只是一株幼嫩的秧苗。在“文革”被关“牛棚”的后期,李致靠“天天读”鲁迅的书获得精神支柱,度过他一生最困难的时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检验一个人的人生态度的唯一标准。无论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引领,还是“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的思想勉励,在李致身上都不同程度地默默化作了认真而坚实的实践。这些实践在他从事出版工作期间显得尤其突出。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李致与出版结缘。他担任四川省出版工作的领导职务之初,中国正闹“书荒”,读者求书若渴,彻夜排队买书,但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买不到需要的书籍。面对此情此景,李致难过、内疚,心急如焚。全身心投入出版工作的李致团结带领四川出版界同仁,在迅猛发展的改革开放形势推动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从突破束缚地方出版社手脚的“三化”(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框框入手,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勇于实践,埋头实干,使四川出版在短时间内异军突起,以品种多、成系列、有重点的鲜明特色,在国内以至海外出版界产生很大影响,广大读者由此对四川出版赞誉有加,四川出版事业由此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一时间,许多作家、诗人、翻译家大受鼓舞,一部部佳作纷纷投向四川的出版社,人们戏称“孔雀西南飞”。曾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对李致说:“你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李致将这些话理解为是对当时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整体评价,他向出版社全体职工传达说:“冯至同志说四川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李致,这位四川出版事业的有功之臣,就是这样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注重经济效益,以改革的思路、开放的心态,将鲁迅、巴金关于如何做人的观念,落实到一步一个脚印的重大社会实践中。李致的实践,往往渗透着感情。实践的过程,就是积累感情的过程,深化感情的过程。而这感情,则是他与事业的感情,与人的感情。从担任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到顾问,李致与川剧界结缘几十年,将自己的身心融入了川剧事业。当年他抓川剧抓得十分具体,从讨论规划、研究创作、筹措经费、安排会演到带队出国访问、亲临排练现场、关心演员生活、解决剧团困难,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更重要的是,他“踩深水”、边做边学;将演职人员视为知己,情同手足。川剧界对他的评价很高,他则甘心自始至终当川剧的“吼班儿”。由于他不仅懂川剧,而且懂演员,川剧界无不为他那颗热爱川剧、热爱川剧人的心所感动。“望着满头白发的李致,我感叹,川剧之幸!”川剧表演艺术家左清飞的这句话道出了川剧人的心声。天地之间,做人不易,做知识分子更不易,做中国知识分子尤其不易。偶读陈寅恪先生著作,见他曾谈到古代文人的自律问题,那是他在研究唐史时因诗人李商隐在“牛李党争”中的遭遇而引发的感叹:“君子读史见玉溪生与其东川府主升沉荣悴之所由判,深有感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纷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缺也。”(《唐代政治制度史述论稿》中篇)字里行间,强调的是知识分子(士)的“自处”及“内行之修谨”。用今天的话说,知识分子首先要注重自我修养、自我提升、自我完善。只有自己有了良好的修养、坚定的信念,咬定青山不放松,才能不仅做到立人、达人,利国利民,而且做到宠辱不惊,进退从容,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是如何做人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和原则。从这个角度看,《李致文存》透露出来的当代文人李致的所思所言所行,似可视为如何做人的一个鲜活个案;也可以说《李致文存》记载了作者对于如何做人问题的基本答案。读读《李致文存》,会给我们在如何做人、如何自处自律等方面带来一些启示,这也许是《李致文存》出版的重要意义吧!2018年6月10日[1]2002年版前言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1982年发出“振兴川剧”的号召,我直接参与振兴川剧工作有九年(1983—1991)时间。这期间我除了做一些实际工作外,免不了有讲话、答记者问和起草文件之类的事,也就留下了不少文字记录。今年是振兴川剧二十周年,川剧界的一些朋友鼓励我将那九年间形成文字的东西进行整理,加上我离休后写的一些与川剧有关的散文随笔,配以照片出版。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的领导同意把它列入“振兴川剧丛书”,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局的领导又给予热情支持。于是,便有了这本由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杜建华做特邀编辑的《我与川剧》。个人的经历毕竟有限,这本书,只算我祝贺振兴川剧二十周年的一点心意,供有兴趣的朋友翻阅。我热爱川剧,希望川剧之花能永不凋谢。2002年5月4日[1]此系《我与川剧》前言,2002年。[1]2012年版代序2002年,即振兴川剧二十周年之际,我出版了一本《我与川剧》。通过我这个侧面,反映川剧和振兴川剧工作的历史片段。今年是2012年,即振兴川剧三十周年,我把这十年所留下的一些文字,补充进去,成为增订本。这十年中有一件事必须书写。在2006年,由廖伯康同志发起,邀约了杨超、何郝炬、杨析综、冯元蔚、廖伯康、聂荣贵、马识途、韩邦彦、徐世群、李永寿、章玉钧、李致共十二人,经过调查研究,交换意见,向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写了一份《关于坚持振兴川剧工作的建议》,全面地分析了川剧的现状,提出若干重要的建议。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针对川剧演员青黄不接和川剧学校招生困难,廖伯康同志提出,川剧招生应采取师范学校招生的办法,免收学杂费,不收伙食费,学习优秀的给奖学金,毕业后尽可能包分配;二是针对观众流失,何郝炬同志提出,送戏上门,政府买单。我认为,这是为振兴川剧下的“猛药”,应该实行,也会立竿见影的。我为此写文章和讲话呼应。这两方面,剧团和省川剧学校(现在叫四川艺术职业学院)都做了一些工作,但没完全落实。我当年负责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离休后仍热爱川剧。我了解川剧的一些现状,经常听到川剧人讲他们的心愿。为了使川剧这个瑰宝不至于消失,我愿为之鼓与呼。我既非在职领导,又非专家学者,只能为振兴川剧当个“吼班儿”。我年过八十,四肢无力,但中气尚足。既如此,就这样“吼”下去吧!2012年4月4日[1]此系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李致与川剧》代序,题为“我愿为振兴川剧当‘吼班儿’”。话说振兴[1]开创川剧事业的新局面

四川省1983年川剧调演大会今天正式开幕了!

这次全省川剧调演,是在省委、省政府发出“振兴川剧”的号召后出现的大好形势下举行的。去年7月,省委批转了省文化局党组《关于振兴川剧的请示报告》,指出“振兴川剧是全省人民群众的愿望,对具有优秀传统的川剧艺术进行抢救、继承、改革、发展,是当前我省文艺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并成立了四川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统筹和协调全省川剧工作,传达贯彻了省委、省政府关于“振兴川剧”的重要批示。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各级党政领导部门把振兴川剧工作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战略任务来抓,许多市、地、州成立了相应的领导班子,部署振兴川剧的工作,并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各地宣传、文化部门积极采取措施,迅速贯彻落实,做了大量工作。省委的号召受到全体川剧工作者的热烈拥护,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大家认识到振兴川剧在“四化”建设新时期的重要意义和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川剧艺术的“推陈出新”。许多老艺人听说振兴川剧,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兴高采烈,纷纷授徒传艺,培养新人。不少中年业务骨干,欢欣鼓舞,干劲倍增,勇于挑起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担。一大批青少年演员看到前途,增强信心,安下心来孜孜学艺,踏踏实实练好基本功。总之,振兴川剧已成为大家共同奋斗的目标。

为了积极参加这次调演,各地广泛动员编、导、演人员,紧张地投入创作、改编、整理和排练工作。地区和地区之间、剧团和剧团之间、领导和群众之间、老中青演员之间,都出现了互相支持、团结战斗的新气象。许多市、地、州文化部门的领导,深入到编、导、演职人员中间,和他们一道修改剧本,研究舞台艺术。重庆、成都等市调出一批艺术骨干支援友邻地区或所属县级剧团进行剧目的加工和准备工作,一些市、地、州举办了小型川剧调演或会演。由于各地都把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因而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涌现了一大批新戏。各市地和省直属单位推荐参加调演的剧目共四十七个,其中大戏三十九个,小戏八个。按类划分,计有近代和现代戏二十一个,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七;新编历史戏二十个,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五;整理传统戏六个,占百分之十二点八。

对各市、地、州推荐的剧目,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和调演办公室的同志,认真观看了部分剧目的演出和绝大部分剧目的录像。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也抽空观看了一部分推荐剧目的演出和录像,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本着“质量第一,择优选调,不讲平衡,不讲照顾”的原则,经过反复讨论、评议,从各地推荐的剧目中评选出近二十台戏参加调演。这些剧目,包括川剧的五种声腔,喜剧、正剧、悲剧、文戏、武戏俱备,体现了现代戏、新编历史戏、整理传统戏“三并举”的戏曲剧目方针,体现了题材、体裁、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

这次推荐的剧目,好的和具有较好基础的较多,由于多种客观因素的限制,决定分两批调演。第一批调演于5月23日至6月12日举行,参加第一批调演的,计有大小剧目十六个,其中大戏十台,中小型戏两台。第二批调演将于国庆至明年元旦期间举行,剧目仍按艺术质量选调。当然无论第一批或是第二批参加调演的剧目,都需要广泛听取意见,继续加工,千锤百炼,不断提高质量。至于这次没有剧目参加调演的市、地、州,他们对支持这次调演,对振兴川剧也都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我们期待并相信他们能在不久的将来搞出优秀剧目。首届振兴川剧调演开幕式。右起:吴雪、聂荣贵、何郝炬、袁玉堃、杜天文、李致

调演不是目的,而是振兴川剧、繁荣创作、推动理论研究、活跃评论、造就人才的一种手段和措施。这次调演大会期间,将聘请到会的专家、学者、川剧名家讲课,同时开展戏剧评论工作,互相交流,共同切磋,以促进艺术水平的提高,把这次调演办成名副其实的学习会、训练班,我们希望省内的演出团队和观摩人员把精力放在学习、观摩、交流、提高上面。

我们还期望通过这次调演开创振兴川剧事业的新风气,宣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风尚。我们全体川剧工作者,要向张海迪同志学习,注重艺术道德,端正思想作风,自觉按照《文艺工作者公约》规范自己的言行,集中精力把这次调演搞好。

省委、省政府振兴川剧的决策,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文艺界、戏剧界的老前辈、专家、学者以及兄弟省市的关注和鼓励。调演前夕,以阳翰笙同志为团长的包括陈白尘等同志的中国文联赴川访问团,先后在成都和川南地区看了五场川剧,对振兴川剧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现在,以吴雪同志为首的文化部代表团和很多兄弟省市的同志,不远千里,不辞辛苦,前来指导工作,传经送宝。贵宾们的光临,为这次调演增添了光彩。在此,我代表四川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和全体川剧工作者,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振兴川剧是广大川剧工作者的光荣职责,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这次调演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川剧战线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也是省委、省政府发出“振兴川剧”的号召后第一次交流观摩学习艺术经验、检阅川剧创作成果的盛会。在我们这次调演大会开幕的时候,适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一周年,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调演,进一步振奋精神,加强团结,鼓足干劲,努力实践,不断提高剧目的思想艺术水平,为开创川剧艺术事业的新局面迈出新的步伐!1983年5月23日[1] 本文系振兴川剧首届调演开幕词。[1]振兴川剧工作的六点意见

会议安排我讲有关文艺工作的几个问题。之所以叫几个问题,就是说不全面讲。为什么不全面讲?一是中宣部可能在10月份召开文艺工作会议,到时候我们还要贯彻会议精神;二是我们对全省文艺状况(特别是文艺思想)了解不多。这次会议在文艺方面主要是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中有关的部分,学习和讨论中宣部文艺局的“征求意见稿”;围绕这个目的,我们特地请马识途同志作了报告。现在由于时间关系,与其泛泛地讲几个问题,不如集中就振兴川剧作一个发言。整个文艺工作的回顾和安排,部里文艺处有一个书面发言,可供同志们参阅,我不在这里重复讲了。

川剧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份宝贵财富,在四川和西南一些地区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西南局的领导,特别是小平同志、贺龙同志,对川剧十分重视。据白戈同志、艾芜同志回忆,当时经常举行川剧晚会,规定有关的领导同志都要看。外来的同志不习惯看川剧,就锁着门不许中途溜走。有的同志听了沙哑的男声帮腔发笑,贺龙还站起来制止。这些做法初听起来可能让人觉得“武断”,但认真一想才懂得这是小平同志、贺龙同志的群众观点。川剧既为四川人民喜闻乐见,外来干部应该尊重和理解四川人民的喜爱,取得共同的语言。同时,还要运用川剧这个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群众进行教育。由于老西南局的重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面临绝境的川剧得到新生,以后川剧多次进京、出国和到全国各地演出,都受到热烈的赞扬。许多老艺人回忆说:50年代是川剧的“黄金时代”。“十年动乱”期间,川剧遭受一场空前浩劫。全省一百多个专业川剧团,或被勒令解散,或被迫改为文宣队,甚至改唱京剧“样板戏”。有位“宣传大臣”居然要川剧说普通话,真是荒唐之极。许多编导演人员被打成“牛鬼蛇神”。川剧艺术遭受这样的摧残,使人非常痛心。马识途同志关在“牛棚”里所写的“满园落红救不得,空言赤诚护花人”,充分反映了人们的心情。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下,特别是小平同志来川视察工作时对川剧的关心,川剧很快得到复苏和发展。这几年,全省恢复和重建了一百三十四个川剧团,有一万七千多人从事川剧艺术工作,出了一些好戏,在改革上也做了一些探索,成绩是主要的。但与此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长年积累的问题和新出现的种种矛盾。如老一辈川剧艺术家的宝贵经验没有及时总结,一些传统表演技巧和绝招、特技未能很好继承,致使有的已经失传。青年一代演员功底差,文化素养不高,有不少人缺乏事业心。不少优秀传统剧目,还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再整理和加工,上演的一些戏推陈出新不够,并普遍存在剧本长、内容重复、节奏慢的问题。川剧研究工作没有很好开展,改革的步子跨得不大。总之,观众减少,年轻人不愿意看,剧场门庭冷落的现象比较普遍,川剧不景气已属客观存在。尽管别的一些传统剧种也有类似问题,但川剧似乎更突出一点。别的剧种,很注意学川剧的表演艺术。川剧的一些剧目,被人家看中了,拿去移植上演或改拍电影,引起轰动,而我们自己却放过了。有同志说:川剧成了各剧种的剧目资料室。川剧艺术的这种状况,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与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严重地不相适应。1983年第一届振兴川剧晋京演出时贺敬之、阳友鹤、李致、袁玉堃(从左到右)在剧场休息室

值得庆幸的是,省委继承了老西南局的传统,十分重视川剧艺术事业在新时期的繁荣和发展,在去年7月召开的常委会议上研究和部署振兴川剧的工作,并在批复省文化局的文件中指出:“振兴川剧是全省人民的愿望,对具有优秀传统的川剧艺术进行抢救、继承、改革、发展,是当前我省文化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号召“各级党委对振兴川剧的事业予以重视和支持,督促宣传文化部门采取积极措施,贯彻落实”。与此同时,省委、省政府批准成立四川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确定其主要任务是“在省委领导下,统筹全省川剧事业的全局,促进川剧的繁荣发展”。由省委常委讨论和部署川剧艺术工作,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大家决心遵照省委、省政府的指示,尽心竭力搞好川剧振兴工作。各级党委都立即行动,把这一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省委宣传部在部署宣传工作时,把振兴川剧列为今后的重要任务之一。省文化厅党组多次召开会议,学习这一文件,制定贯彻省委、省政府指示的具体措施。各市、地、州、县党委和人民政府,也给予高度的重视,很多地区的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布置或过问这项工作。由此,一个上下一致、团结战斗、振奋精神的振兴川剧的热潮,在全川范围内逐渐形成。

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成立后,立即开展了工作。首先,召集了成、渝两地及省川剧院等重点演出单位学习文件,统一认识;又在去年9月初,召开全省川剧工作座谈会,全面部署振兴川剧工作。第二,认真抓了剧团的调整、整顿和改革工作。要振兴川剧,必须改变现有剧团设置过多、队伍臃肿的状况,对现有川剧队伍进行调整和精简。省文化厅在今年春节后召开一次剧团体制改革座谈会,交流了各地的经验,推广了一些好的典型。第三,针对川剧创作、表、导演薄弱的问题,省文化厅还抓了编导人员的培训,并结合为川剧调演做准备,认真抓了重点剧目。此外,文化厅还成立了录像室,翻录了部分著名老艺人的拿手戏和技艺的录像资料,有关单位在搜集、整理、出版川剧艺术资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了推动振兴川剧的工作,今年五六月,举行了川剧调演。这次调演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涌现了一大批新戏,有一百二十多个。各市、地和省直属单位向省上推荐的剧目共四十七个。本着质量第一、择优选调的原则,评选出十二台(十五个剧目)参加第一批调演。参加调演的剧目都经过反复加工,“三上三下”。第一批调演历时二十一天,参加演出人员有八百九十一人,省内观摩人员五百六十四人,来自二十二个兄弟省、市、自治区的戏剧、文艺界同志六百三十三人,共计二千零八十八人。如此盛大和隆重的川剧调演,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是第一次。这次调演的剧目坚持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和“三并举”的戏曲剧目政策,内容健康,不少剧目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一定的艺术质量,塑造了较为鲜明的舞台形象,表现了启迪人心的积极主题。自贡市川剧团创作演出的近代戏《巴山秀才》,达到较高的水平,受到观众和专家的一致赞扬。《丑公公见俏媳妇》《思亲送柴》《人与人不同》《燕儿窝之夜》《镜水桥》等现代戏的演出,表明川剧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宽广;《绣襦记》《禹门关》《鞭督邮》《芙蓉花仙》等传统剧目,经过整理,又一次证明川剧具有悠久的传统,推陈出新大有可为;《王熙凤》《阚泽荐陆》《轵侯剑》等新编历史(故事)剧的出现,说明川剧可以运用我国丰富的历史和文学遗产,从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袍带戏、生旦戏;《李冰》《草莽英雄》取材于四川,歌颂了巴蜀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使人倍感亲切。这次川剧调演,不仅出了一批新戏,还涌现了一批新人,包括编剧、导演、演员、音乐、舞美人员。不少编导人员努力学习,深入生活,发挥聪明才智,为编演新的剧目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中青年演员勤学苦练,积极进取,创造的舞台艺术形象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许。音乐、舞美工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锐意革新,使之更符合当代观众的欣赏要求。

调演期间,还特别倡导和发扬了两个方面的新风,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一是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在学术上、艺术上实行民主的自由讨论的好学风;大家反映,有了这种学风,就能进一步促进创作的繁荣和演出的活跃。二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倡“五讲四美”,树立讲求职业道德、反对行帮习气等文明新风。各代表队涌现了大量好人好事。在整个调演期间,近两千名演出、观摩人员,没有发生过争吵、闹不团结和违反纪律的事件,这在以往是少见的。大家自觉认识到,作为一名光荣的文艺工作者,不仅要以编演内容健康的文艺节目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贡献,而且自己首先应当成为树文明新风的表率。因此,领导上归纳这次调演大会的最大特点是有“三新”,即新戏、新人、新风。

省委、省政府领导对这次调演大会十分重视,自始至终给予大力关怀和支持。省、市,成都军区、省军区主要领导同志分别出席了大会的开、闭幕式,杨汝岱、聂荣贵同志还代表省委、省政府先后讲了话。谭启龙同志为大会作了“振兴川剧,务求实效,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题词。正在成都视察工作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同志观看了部分调演剧目,并在闭幕式上以川剧老观众的身份,作了十分亲切的讲话,对振兴川剧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他还兴奋地为大会题词:“乡音喜闻乐见,古曲今开新面。群星汇蓉城,百花齐放艺湛。堪羡,堪羡,天府新秀千万。”文化部派出以吴雪同志为首的代表团,观看了全部调演剧目。吴雪同志作了两次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四川首先以省委名义向各市、地、州、县委发布文件,直接指导全省振兴川剧的工作,这是全国首创的。省委、省政府把振兴、改革川剧事业当作一项战略任务,由省委常委亲自负责,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成立了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受到了文化部、全国各地文化部门的极大关注,应在川剧史上大书一笔,这是发展川剧艺术事业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许多外省的同志对我们说,四川省委领导亲自抓戏,提出“振兴川剧”的口号,加上你们卓有成效的工作,振奋了全国的戏剧工作者。四川发出的“振兴川剧”的号召,必将对全国戏剧事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有的同志还说,四川的川剧调演,实际上是一次不是文化部安排的全国性戏剧工作经验交流会议;是你们“振兴川剧”的号召,把全国大多数省份召唤来了,共同来做好振兴地方戏剧事业的工作。省内的许多名老艺人参加开幕式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衷心感激党和政府对川剧事业的关怀,感到深受教育和鼓舞。各演出观摩队的领队同志反映,这次调演是历次会演中最隆重和最认真的一次,大家情绪高,纪律好,收获大。许多业余爱好者也说,能看到川剧调演剧目,很是高兴;认为能多演出像《巴山秀才》这样的好戏,振兴川剧必定前途辉煌。

为了赢得青年观众,并听取他们的意见,调演期间,我们组织了三百多名大学生观看《巴山秀才》。这三百多名大学生中,只有少数人对川剧有点兴趣,绝大多数是没有看过或不愿看的,但戏一开始就把他们吸引住了,使他们兴致勃勃地看到底。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他们纷纷表示,希望把川剧送到学校演出,并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吴雪同志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很赞赏这种做法,他说:“在重视培养川剧工作者的同时,重视培养川剧的青年观众,通过优秀剧目吸引青年观众,这是振兴川剧不可忽视的、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振兴川剧领导小组这一做法,是有远见、有深远意义的。”

文化部十分重视振兴川剧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要求组织统一的振兴川剧代表团赴京汇报演出。现已决定带《巴山秀才》《绣襦记》及《丑公公见俏媳妇》《禹门关》四出戏(共三台演出),从9月25日到10月28日在北京演出。目前正紧张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同志们都很关心振兴川剧的工作下一步怎么做。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要进一步认识振兴川剧的意义。正如杨汝岱同志所说:“振兴川剧的目的是为了让四川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川剧艺术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各级党委一定要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来认识抓好川剧振兴工作的重要性,继续加强和改善党对川剧工作以及所有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

当前,应该注意抓好以下工作:

第一,要继续把振兴川剧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认真研究好振兴川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不要认为调演完了就了事,这是我们在相当长时期内的重要任务。在当前的机构改革中,要认真按照“四化”的要求,配备热心于川剧事业的同志担任振兴川剧的领导工作和川剧团的领导。无数事实证明,那些振兴川剧工作搞得好的地方,总是有那么几个热心分子。聂荣贵同志说:“为了振兴川剧的工作,各级领导要抽时间多看川戏。”多看,既可培养兴趣,又能了解情况,取得发言权。宣传、文化部门的同志要和川剧界的同志交朋友,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给他们做工作。过去,李亚群、李宗林同志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川剧界至今怀念他们。

第二,努力提高川剧剧目的艺术质量,不断积累和丰富川剧保留节目。阳翰笙同志希望川剧要在几年内搞一批传统保留剧目。马识途同志建议,从那“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国”的众多传统剧目中,认真选出一批好戏来。比如先选出五十出好戏来,分头交给省、市和各地区川剧团认真打磨,推陈出新,经过大家审定后,作为第一批保留传统剧目。这些意见非常好,我们要逐步实现。今后要求每个市、地力争每年能出一个达到省里调演水平的剧目;省川剧院和成都、重庆、自贡等创作力量较雄厚的单位,每年要力争出一台重点戏;在此基础上,全省力争每一至二年能创作和演出一个接近或达到全国水平的重点剧目。当前要抓好两件事:一是参加调演的十二台戏都要本着“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精神,进一步加工修改,广泛地进行演出或巡回演出,以扩大调演的成果。二是抓参加第二批调演的剧目。第二批调演剧目的调演时间要推迟到明年一季度,其目的也是为了拿出高质量的剧目。许川同志说,与其现在喝十几杯白开水,不如明年多喝几杯浓茶。我很赞成这个意见。

在抓剧目的时候,既要注意继承,又要注意改革,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聂帅最近说,不要把川剧的特色改掉了,不要把帮腔改掉了。杨汝岱同志也说,要研究一下川剧必须保留哪些特点,在保留基本特点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改革。杨析综同志说,川剧节奏慢的问题一定要改革。聂荣贵同志说,如何改革,要在实践中摸索路子,允许各地进行试验和大胆创新,先搞起来再看。我们认为,只要内容健康,有艺术魅力,无非是特点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特点少了可以增加,真正不合适的地方可以再改。不要轻易责备人家“乱改”,也不要听不得意见,反过来给对方扣上“保守”的帽子。杨汝岱同志说,鼓励一切继承传统基础上的试验、探索、改革、创新,造成一个更加生动活泼的艺术局面。

第三,继续加强川剧艺术队伍的建设。目前,我们全省有川剧老艺人一百六十四人,这是很大一笔财富。老艺人热爱川剧事业,许多剧本在他们肚子里,许多精湛的技艺在他们身上,必须把他们记得的剧目用文字记下来,把他们精湛的技艺录音或录像留下来,派有出息的中青年演员向他们学习,整理和出版他们的舞台生活和舞台艺术成果等,以继承和发展川剧艺术,切不要忽视抢救工作,弄得到时人亡艺亡。“面娃娃”彭海清就是一个例子。目前老艺人比较分散,有些担任行政领导,并未发挥他们的特长;有的未被重视,没事干,他们的意见较多;有的参加演出,中青年演员又觉得把他们压住了,矛盾不少。吴雪同志和聂荣贵同志提出,把一些著名的老艺人集中到川剧艺术研究院,让他们研究、示范,同时记录、整理他们的艺术成果。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很赞同这个意见,准备采取措施逐步实现,请有关地区(主要是成、渝两市)加以支持。

我们要重视中青年的工作,努力办好川剧学校和各种专业训练班,认真培养和造就一批各专业、各行当的优秀艺术人才。对有突出成就的中青年演员、编剧、导演,要敢于宣传,把他们介绍给广大观众。最近北京有关单位推荐成都优秀小生晓艇,在中青年演员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应。他们说这不仅是对晓艇的重视,而是对中青年演员的重视。他们还说,陈书舫、袁玉堃50年代在北京演出,引起轰动,陈书舫二十八岁,袁玉堃也不过三十多岁。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许多人风华正茂的年龄很快就要过了。当然,也有这种情况,只要一宣传某个人,接着这个人的问题就来了,告状信就到了。这就需要我们一要把人看准,二是看准了就不要顾虑过多,否则将会寸步难行。

无论对老艺人或中青年演员、编导等,都要继续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川剧艺术团体知识分子比较集中,要从政治上重视他们,关心他们的进步要求,从生活上照顾他们,从艺术上支持、提高他们。魏明伦同志连中“三元”(继《易胆大》《四姑娘》之后又出了《巴山秀才》),这是与自贡市对他的关怀、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我们应该重视自贡市的经验。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要办好川剧艺术研究院,加强川剧艺术的评论、研究和资料搜集、整理工作。重庆、成都、自贡等也要设立和加强研究机构。吴雪同志这次来四川,也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了许多建议,希望我们改变研究工作落后的状况。

第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帮助川剧工作者进一步振奋精神,增强团结,调动所有的川剧工作者为振兴川剧出力,不断把振兴川剧的工作引向深入。通过组织学习《邓小平文选》和《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和坚持“二为”方向,把提高川剧质量作为全体川剧工作者的奋斗目标,把风气搞正。

这半年我参与振兴川剧的工作,深深感到不团结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这次张爱萍同志来,不少人向他反映情况,甚至哭诉,张老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说:“要创造新的艺术,首先要有新的思想、新的风尚。各剧团之间、演员之间,要团结友爱,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共同提高,要坚决克服文人相轻、同行相斥的陋习。”他给省川剧院演员左清飞、张巧凤各写了一张内容相同的单条——“双凤齐飞”,鼓励她们团结起来在艺术上搞出新的成就,不要抵消力量。省委、省政府这样重视振兴川剧,如果我们川剧界和有关部门不团结一致,做出成绩,是对不起党和全川人民的。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要形成一个舆论,把不讲团结看成是不光彩的事情。

对所有的川剧工作者,特别是人数众多的青年,要教育和帮助他们热爱川剧事业,刻苦学习和练功,立志攀登川剧艺术的高峰。我们省有一位取得一定成就的青年演员,当北京一位记者采访她,问她为什么要献身于川剧事业时,她回答说主要是不想下乡当知青。我相信她说的是真话,但经过这么多年,还停留在这个阶段,就不合适了。李致与“双凤齐飞”的张巧凤(右)、左清飞(左)

第五,继续搞好剧团的调整、整顿和经营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加强各方面的工作责任制,调动广大川剧工作者的积极性。

按“一县一团”的原则,除民族地区外,一般不新建川剧团了。现有的川剧团,队伍要精干,县剧团一般控制在五十人左右。多出的人与不适合在剧团工作的人,要请地、县党委和政府妥善安置。

体制改革,实际上是经营管理上的改革,上半年省和市、地做了一些试点工作。由于当时把改革的目的和原则讲得比较清楚,强调要出戏出人,保护演员的身体健康,不要只追求经济收入,加上省文化厅给下面的经费一个钱没有减少,所以总的情况比较好。最近,乔木同志讲,承包以后,积极性的提高是显著的。现在应该及早制定几条出来,哪些可以承包,哪些不可以承包;承包后,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我们应该认真调查研究,总结前一段的经验。

第六,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自觉地为振兴川剧做出贡献。谭启龙同志提出:要加强对川剧的宣传。这就需要报纸、刊物、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宣传川剧,介绍和播放优秀剧目,加强评论,帮助川剧赢得更多的观众。峨影厂已决定拍摄《巴山秀才》,而且表示今后要定期拍摄川剧影片。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些单位响应省委号召,支持振兴川剧的工作。

以上这些意见中,我引用了不少省委负责同志的话,其目的是用事实证明省委、省政府对振兴川剧的重视和关心。过去我们说,不能让川剧这朵花,在我们这一代枯萎了,否则我们将受到历史的谴责。这样说当然对,但似乎消极了一点。现在应该说,要使川剧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事业中焕发出新的异彩,我们还要通过振兴川剧取得经验,把我们省的话剧、京剧、曲艺、杂技等各种艺术事业振兴起来!

我们坚信川剧一定能振兴!1983年9月1日[1] 本文系在四川省市、地、州委宣传部长会议上的发言。[1]在演出和交流中学习提高

省委、省政府发出“振兴川剧”的号召刚好两年多时间。在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体川剧工作者的努力,振兴川剧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李致致开幕词

振兴川剧要求出戏、出人、赢得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两年多来,全省创作和整理加工了二百多个新剧目。绝大多数剧目内容健康,具有一定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其中《巴山秀才》在全国获优秀剧本奖。在老艺人精心指导下,大批中青年演员正在健康成长。成都市中年演员晓艇获得了《中国戏剧》评选主办的梅花奖,川剧事业后继有人。曾经出现过的剧场门庭冷落的现象有较明显的改变。组织大学生看川剧和普及川剧的基本知识,收到了良好效果。现在,川剧观众已不限于“胡子老头尖尖脚”,开始包括“年轻小伙花花裙”了,《芙蓉花仙》上演了近千场,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与此同时,抢救老艺人表演艺术的工作也有进展。为他们的拿手戏录音、录像,整理出版了一些他们的艺术生活和舞台经验的书籍。过去是薄弱环节的川剧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也有加强,成立了省川剧艺术研究院,并举行了川剧基础理论学术讨论会。川剧团的体制改革工作,各地都在进行探索和实践,有的已取得明显的效果。

在去年会演的基础上,我们组织了“振兴川剧”赴京汇报演出团,到北京向中央领导和首都观众汇报演出。共演出二十六场,历时一个月,有同志称为过了一个川剧艺术节。加上成都市川剧院赴京演出和《芙蓉花仙》在京演出,一年多时间内川剧已三上北京。川剧在京演出,受到中央领导同志、中宣部、文化部、戏剧界、文学界和首都观众热情的支持和肯定。各方面都称赞省委、省政府提出“振兴川剧”的口号,并认为振兴川剧使川剧在北京恢复了50年代的声誉。文化部表彰了“出人、出戏、走正路”的自贡市川剧团。朱穆之同志去年11月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的报告中说,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四川省委、省政府去年发出了“振兴川剧”的号召,采取了许多具体的切实的措施,出了一批好戏。最近,文化部给近几年连续创作演出了《易胆大》《四姑娘》《巴山秀才》等几出好戏的自贡市川剧团颁发了奖状和奖金。不少剧种非常关心振兴川剧的情况,这些对我们都是极大的鼓励。此外,振兴川剧在国外也有影响。泰国报纸发表过评论,将在明年举行的西柏林艺术节的主持人曾两次来川看戏,邀请川剧参加他们的艺术节。

正如省委常委会讨论川剧时所指出的:振兴川剧取得的这些成绩,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与我们振兴川剧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我们要根据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八字方针和启龙同志提出的“振兴川剧,务求实效,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精神,踏踏实实地干它五到十年。为了贯彻省委、省政府指示的精神,我们举行了“振兴川剧”第二届会演。这次会演,凡有川剧团的市、地、州都认真做了准备,有不少地、市举行了艺术节或调演,向省里推荐了大戏四十一个、小戏三十九个。我们在看戏的过程中,深深感到各地贯彻了省委提出的“要提倡现代戏,并先从小戏、喜剧入手”的精神,热情歌颂了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的巨大变化和建设“四化”的先进人物,乡土题材的剧目显著增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表演、音乐、舞美各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改革。本着质量第一、择优选调的原则,经过省川剧领导小组和会演办公室反复研究,选出了一十六台戏共二十七个剧目,分两轮参加这次会演。参加会演的人数达一千二百余人。其中,现代戏十六个,占百分之五十九多。我们多次强调,会演不是目的,而是振兴川剧、繁荣创作、造就人才、推动理论研究、活跃评论工作的手段和措施。我们期望演出团队和观摩人员要把精力放在演出、学习、观摩、交流、提高上面,并像去年的调演那样,通过会演继续开创振兴川剧事业的新局面。“振兴川剧”第二届会演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我们川剧工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有无限深厚的感情。正是新中国的成立,挽救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面临绝境的川剧艺术,并使川剧艺术得到巨大的发展,许多在旧社会备受压迫和凌辱的川剧艺人得到新生,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党中央和我们的周恩来、朱德、陈毅等许多领导同志,对川剧关怀备至。邓小平同志、贺龙同志在主持西南局工作时对川剧的重视,至今成为佳话,广为流传。经过“十年动乱”,省委、省政府又发出了“振兴川剧”的号召,使我们看到光辉的前程。我们全体川剧工作者对党和国家的关怀爱护,刻骨铭心,永世难忘。这次会演,是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汇报、献礼,请省委、省政府和全川人民检阅我们的成绩,指出我们的不足,我们一定不辜负党、国家和人民的期望,一定要把川剧振兴起来,为实现党十二大制定的总目标、总任务,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和贡献。1984年9月23日[1] 本文系振兴川剧第二届会演开幕词。向新都县川剧团学习——欢迎《芙蓉花仙》赴京拍片归来

对新都县川剧团的《芙蓉花仙》,我是到处宣传、到处表扬。

今年两次到内江去。第一次去,内江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何其愚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振兴川剧,怎样才能把县川剧团发动起来呢?这个问题提得好。省委、省政府发出“振兴川剧”的号召已经两年,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有的同志总有一种错觉,认为振兴川剧是省上的事情,主要是成都、重庆、自贡这些川剧团的事情;县川剧团大多数是集体所有制,基础差,行当不全,要不断地演出,没有时间搞重点戏,谈不上参加省上的调演。这个问题引起我的思考。几天前,省政府派人第二次到内江,去看他们的调演。在闭幕式上,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说:县川剧团在学习自贡市川剧团“出人、出戏、走正路”的经验的同时,还要向新都县川剧团学习。

为什么呢?我谈了三条理由。

现在,县川剧团有两种搞法:一种是东拼西凑,疲于奔命。他们的条件差,不能演50年代整理过的那些剧目,没有那个水平,也没有力量创作新的剧目。但天天又要与观众见面,怎么办呢?有的只好上演那些没有整理过的陈旧剧目。有的便出高价到省外去买剧本,拿回来就匆匆忙忙地移植成川剧(当然,我不是反对移植)。还有的就搞连台戏,十本、十几本,甚至干脆就是“条纲戏”。这个搞法,就谈不上“出戏、出人”了。这些剧团大多收入不好,工资不高,生活艰苦,住的条件也差。长期下去,恶性循环,难于提高。另一种就是新都县川剧团的搞法,有他们自己的拿手好戏,一出《芙蓉花仙》就演了九百多场,观众近百万人次。这在川剧史上恐怕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观众面很广,不仅长期在农村、工矿演出,还到北京演出;不仅在舞台上演出,还拍成了电影。通过这出戏,锻炼了一批年轻演员,能唱、能表演,又会跳舞,又会武打。张宁佳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经济状况也大有好转。据我了解,他们的工资待遇比别的集体所有制剧团要好一些,不仅修了房子,还有八万元的存款。这两种搞法究竟采取哪一种呢?当然是新都县川剧团的搞法。如果全省一百多个县川剧团都这样搞,哪怕在三年,甚至五年内,有五六十个县川剧团,一个团搞出一台类似《芙蓉花仙》的戏,我们的川剧舞台,一定会非常活跃。这样,“振兴川剧”的目标就容易达到了。这是第一条理由。

第二条理由,《芙蓉花仙》贯彻了“抢救、继承、改革、发展”这八字方针。新都县川剧团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个剧本是根据传统戏《花仙剑》改编的,这就是继承嘛。在继承的基础上,它的步子迈得比较大,在许多方面大胆地做了一些改革,吸引了许多的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这是很难得的。我很赞成李累同志的意见:振兴川剧,不能赢得80年代的青年观众那是不行的。有的同志讲,川剧“动不得”。我想,如果一点不动,像日本皇宫里养起来的歌舞伎那样也可以,省上个把剧团可以这么办,但几千万观众要看戏,一百多个川剧团要吃饭,就不行啰!当然,在改革过程中会出现某些问题,会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有的说改得好,有的说还有不足之处,也有的说改得不好,等等。我看这没关系,让观众来检验嘛!只要内容健康、群众欢迎就可以上演,川剧特点少了加强嘛。事实上,《芙蓉花仙》剧组的同志从开始演出到现在,不断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断地在修改。开始时问题多一点。去年我陪张爱萍同志看《芙蓉花仙》,感到大有改进,但有些帮腔像大合唱,不大像川戏。这次拍电影回来,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那天我去看戏,一群“花仙”问我,她们的化装是否比以前好,我说,如果说过去有点土里土气的话,经过拍电影的锻炼,现在漂亮多了。她们听了也很高兴。今天下午,省委、省政府要给新都县川剧团颁发奖状。即使如此,还是应该欢迎不同意见,以便继续改进,“千锤百炼,精益求精”。在表扬《芙蓉花仙》的时候,我希望新都县川剧团的同志以及原来支持这个戏的同志,胸怀要宽广,要更好地听取不同意见,这样,才能形成我们川剧界的大团结,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第三条理由,我们振兴川剧,目的要明确。历来搞调演,各地区都很重视,地委书记送行,县委书记督战,好几个地区都这样。但如果戏没选上,情绪一下就低落了,有的甚至哭鼻子。去年我就讲过,这点要向《芙蓉花仙》学习。他们坚信自己,有股顽强劲,管你承认不承认,只要内容健康、群众欢迎,就是要演!振兴川剧是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不是仅仅为了参加调演。有了好戏就要广泛上演,不能演几场就放在那儿。新都县川剧团所以有这样一股劲,就是因为他们目的明确。

我代表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代表省委宣传部,对《芙蓉花仙》剧组、对新都县川剧团所取得的成绩,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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