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莉丝·默里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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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哈佛路试读：
前言
我只有一张母亲的小相片，这张相片是黑白的，上面有很多折痕。相片里，她微微地弯着腰坐着，胳膊放在膝盖上支撑着她的后背。我对她这个时期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唯一的线索就是写在相片后面的字：1972年拍摄于第六大街麦克家门前。根据她的生日我知道她当时17岁，我也知道第六大街位于格林威治村，但我并不知道麦克是谁。
在这张相片里：她看起来很严肃，抿着嘴，像是在思考着什么；她的头发浓黑、弯曲，像烟一样；她的眼睛，我尤其喜欢，就像两个黑黑的大理石球一样闪亮着。这一刻永远地留在了岁月的痕迹里。
我仔细地观察着相片里母亲的每一个特征，照着镜子比对着每一个细节：眼睛、脸型甚至嘴唇。我们在很多地方有相似之处，但我知道，我没有母亲那么漂亮。
在我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那几年里，我经常将自己锁在朋友家的卫生间里，整夜照着镜子，将自己和母亲进行对比。每当夜深人静时，母亲那优美的动作就会不断浮现在我眼前。
我整夜都站在镜子前，直到黎明的到来。住在杰米家时，我会在她母亲的闹钟将她吵醒前或在她上卫生间前，溜回客厅的沙发上；在鲍比家时，每当听到清晨垃圾车发出噪音，我就溜回折叠床上。
我经常静悄悄地穿梭在他们的家中，从没好好地休息过一次，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每天的归宿在何处。
每当我躺下时，在黑漆漆的夜里，我都会用手指在自己的脸上比划着，和母亲进行对比。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她在16岁时也无家可归，她也经常逃课，她也经常在闲逛时作出自己的一些决定，布朗克斯区对我俩来说都意味着不安和危险。和我一样，母亲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恐惧中，而我每天都要为自己睡觉的地方发愁——是睡朋友家？还是睡火车上或楼梯间里？
每当我的手指从额头滑到嘴唇时，我似乎感觉到母亲正用她温暖的身体拥抱着我。每当此时，我都会泪流满面，接着我又会用手抹干泪水，用朋友那借来的毯子紧紧地裹住身体。
我尽力不去想她；住在朋友家时，我尽力不去想她；在街上流浪时，我也尽力不去想她。为了让自己睡会儿觉，我一遍又一遍地强迫自己不去想她。我实在太困了，需要睡觉，哪怕是短短的几个小时。1. 学院大道
在一次例行探监中，母亲背着一岁多的姐姐莉莎，撩起她的衬衣，悲喜交加地向父亲展示着她那圆滚凸起的肚皮。父亲透过玻璃第一次发现了我的存在。
关于这个时期的生活，母亲总是解释说：“小南瓜，原本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和你父亲从没打算过这样的生活。”
尽管母亲自13岁时就开始染上毒瘾，离开家人独自过活，但她一直都坚持说：“我和你父亲将来会有所转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像其他人一样过上正常的生活。你父亲会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我也会成为一名法庭速记员，我们一直都有梦想。”
母亲吸食可卡因，每当她将液态的白色粉末注入自己的静脉时，这种白色粉末就像闪电般在她体内游动，给她快感，短暂的快感，日复一日。“舒服”……每次注射完，她都会发出这样的尖叫。
母亲年少时期就染上了毒瘾，或许是因为她成长的环境中充满了愤怒、暴力和伤害。所以她才会找这种方式去逃避。
母亲曾提起过她的母亲，是这样说的：“莉丝，你的姥姥就是个傻子、疯子，每次你姥爷醉醺醺地回到家，用绳子、棍子或任何他能找到的东西在我们面前抽打垃圾，把屋子弄得一团糟时，你姥姥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嘴里哼着歌，跳着轻快的舞步打扫着房间，5分钟后家里就打成了一团。”
母亲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为了逃避家庭暴力，13岁时便离开家人开始四处流浪，每当提起此事她都感慨万千：“那个家我一刻都待不下去，我想洛里和约翰尼也和我一样待不下去。就吉米还好些，他们对他还算仁慈。我打赌你们肯定会赞同我的想法，我必须离开这个家，就算睡天桥下也会比在这个家更好，更安全。”
当我懂事时，我就一直很想知道母亲当时在天桥底下是如何度过的。
关于那时的生活，母亲是这样跟我描述的：“嗯，小南瓜，具体的我也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我和朋友们整天闲逛，讨论人生，讨论各自家庭的不幸，讨论我们怎样改变生活，怎么让日子过得好起来。我们不停地讨论着，大家都很兴奋，最后我们就飘飘然了。”
母亲是从少量吸食大麻和嗅胶开始染上毒瘾的。母亲在青春期时，寄宿在朋友那里，通过卖淫或者做点零活来养活自己，满足自己的毒瘾。
母亲对我说：“莉丝，当时的村子特落后，不过我那时有好几双厚厚的长皮靴。我当时才不在乎自己是不是瘦得不像样子，我穿着超短裤、戴着披肩，模仿那时‘酷极了’的偶像。小南瓜，你真应该看看那时我有多酷！”
我父母相遇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非常流行可卡因、低腰紧身长裤，还有络腮胡和迪斯科。母亲对父亲的第一印象就是：黑、帅、聪明。“你知道吗？莉丝，当别人不知所措时，你父亲总有很多鬼点子，如果你那时见到他，你肯定也会说他真了不起。”
父亲出生于一个郊区的爱尔兰天主教中产家庭。他父亲是名船长，嗜酒如命，充满暴力。他母亲则是一位勤劳坚忍的家庭主妇。
父亲曾经对我说过：“莉丝，关于你的爷爷和奶奶，你只需知道这点就好了，你的爷爷是个野蛮的酒鬼，你的奶奶不能容忍这点，尽管在那个时代离婚是件难以启齿的事情，但她最终还是和你爷爷离婚了。”不幸的是，爷爷奶奶离婚后，爷爷离开了父亲，再也没有回过家。“莉丝，你爷爷的离开或许是件好事，有他在时，情况可能会更糟。”
父亲的熟人曾这样描述父亲的童年生活：“孤独、无聊、心碎，一直生活在被父亲遗弃的阴影中。”
爷爷离开家后，奶奶做起了长时间的全职工作，养家糊口。奶奶不善言谈，沉默寡言，父亲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孤独地打发时间，要么待在家中，要么去朋友家玩儿，和奶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尽管奶奶平常工作很忙，没时间陪父亲，家里缺乏温暖，但她还是尽最大努力关心父亲的成长。为了不让父亲生活在缺乏父爱的阴影中，奶奶尽力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为了让父亲上最好的天主教学校，奶奶同时做了两份记账的临时工作。在夏米那德，父亲上的是一所名校，那学校以培养社会精英而闻名。父亲的大部分同学都很富有，他们在16岁时大都会得到一份贵重的礼物——一辆汽车。而父亲每天上学只能坐大巴，奶奶每个月还要为父亲的学费发愁。
讽刺的是，这所上层私立学校并没有让父亲走向成功，反而让他成了瘾君子。
十五六岁时，父亲开始阅读一些美国经典文学作品；在同学的海边度假屋度假，根本不接奶奶的电话；他还在学校足球场的看台下藏了些兴奋剂来消遣。
父亲很聪明，学习能力也很强，但是在药物的作用下，他注意力不能集中，总是马虎地对待作业，还经常在上课时打瞌睡。后来，父亲勉强高中毕业，走了狗屎运，居然进了一所位于纽约市中心的大学。
对他来说，真正的生活才刚开始，大学成了他放荡不羁生活的跳板。除了长大几岁，没有生活在鲍德温郊区，而是生活在世界中心这些不同之处外，他高中时的那些劣习不久便卷土重来，一切照旧。没多久，父亲将他的天资用在贩卖毒品上，慢慢地，他变成了贩卖毒品的小头目。在这些人中，父亲的学历最高，受的教育最好，大家为他取了个“教授”的绰号，他们还时不时找他寻求指导，制定贩毒蓝图。
父亲大学时主修的是心理学，但在大二时便辍学了。那时他已有些社会经验，赚的钱比最低工资高那么一点儿。那时他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选择：平淡无奇的生活和激情奢侈的生活。在毒品高额的利润和奢侈生活的诱惑下，他选择了后者。他索性搬进了纽约东村区，全心全意地从事毒品交易工作，每天生活在一群古怪的、有犯罪记录的人群中。碰巧的是母亲当时正和这群人混在一起。
几年后，他们在双方共同朋友的家中相遇了。那时，兴奋剂、可卡因就像饮料一样到处销售。每晚，在炽热的熔岩灯下，人们激情地跳着迪斯科，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香烟的味道。父亲向母亲兜售兴奋剂和可卡因之前，已经和母亲见过几次面了。父亲给母亲的印象就像电影明星一样酷。
母亲对我说：“你父亲叫来所有的手下，在那里高声训斥着，你要是亲眼看见当时的情景，你就知道你父亲有多酷了。”
父亲和母亲正式交往时，母亲22岁，父亲34岁。母亲那时穿着佩花嬉皮短上衣，超短裤。父亲是这样形容母亲的：野性，长发，犀利的眼神，周身散发着迷人的味道。父亲说，他对母亲一见钟情，他喜欢她的单纯，坚毅和激情。父亲说：“她令人捉摸不透，又是那么天真无瑕。”
很快，他们就相爱了。在很多方面，他们像其他情侣一样，充满激情，如胶似漆。但不同的是，他们很少成双成对去看电影或吃饭，毒品才是他们共同的兴趣爱好，这玩意儿让他们越走越近。慢慢地，父亲和母亲疏远了他们原来的狐朋狗友，他们手牵着手，紧紧相互偎着在曼哈顿大街上闲逛。他们还经常带着小袋的可卡因和啤酒来到中央公园，在那里，他们舒展着躺在山顶上，在柔美的月光下紧紧相拥，不分你我。在他们相遇之前，父母各自对生活都保有不同的理想；但他们相遇后，就彻底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1977年初他们开始同居，1978年2月生下了姐姐莉莎，那时我母亲23岁。
莉莎还是婴儿时，父母便开始干起了一桩利润更大的贩卖止痛药的勾当。为了使止痛药处方合法化，他们装成医生办公室的医护人员。父亲曾经说过，这种止痛药足以杀死一匹马，一般是为收容所里的癌症患者准备的，一小粒就值15美元。靠这种假处方骗来的止痛药，父母每个月仅从老主顾那里就能赚数千美元。
为了逃避警察，父亲处心积虑。利用电话簿和地图，父亲仔细地寻找纽约市所有地区的药店，每个星期他都会光顾这些药店。在这勾当里，最危险的是走进药店根据假处方获取药物。但如果药剂师要通过打电话向医生证实处方是否真实，这桩生意的风险就大大增加了。
父亲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拦截药剂师的核实电话。那时电信公司不会核查医生的证书，所以父亲频繁地更换姓名和电话号码，甚至有时他还从他原来的教授（纽曼博士、科恩博士和格拉瑟博士）那里获取灵感，想出更好的办法。药剂师每次都会打电话亲自核实处方的真实性，但每次核实都会有医生和秘书亲自接电话证实。当然医生和秘书就是我的父母亲，他们合伙作案，工作起来很卖力，整天都在干活，几乎租遍了纽约市的廉价旅馆。那时，他们太忙，不得不叫朋友来照顾才几个月大的莉莎。
在他的团伙的帮助下，父亲伪造处方，再用这些处方换取巨额利润。父亲说，他的计划很周密，如果不是母亲出错，他的计划绝不会失败。
尽管父亲承认至少一半错误是他自己造成的，但他还是坚持说：“要是你妈妈小心些就好了。”
没有办法证明，到底是母亲的毒瘾让她忽略了明显的错误，还是她不耐烦的典型性格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父亲曾经认真地提醒过母亲药剂师好像已经有所察觉了，叫她一定要提防：“你看，如果你提前一整天将处方交给药剂师，当你到达药店时，药剂师却通知你再等20分钟，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药剂师已经报警，警察正在路上了，如果是这样，你必须跑得越快越好。”
母亲的性格很坚毅，对她想要的东西总是坚持不懈。在她被捕后，她肯定会这样解释：“莉丝，当时药剂师很有可能就给我药了，我想赌一把。”
众目睽睽之下，她戴着手铐钻进了一辆警车，旁边的警察一脸的得意。那时，大家都不知道母亲已经怀上了我。
在后来一年多的时间里，联邦调查局的人搜集了各种证据，有文件资料，还有我父母进入各大药店的录像。如果这些证据还不够，下面的这些证据就更有说服力了：联邦调查局的人抓住父亲时，在他的住所里发现了大量的可卡因和止痛药，还有许多的奢侈品——一衣柜的貂皮大衣，数双高档皮鞋，数件皮衣，数件黄金首饰，数千美元的现金及一条缅甸巨蟒皮……
父亲被认定为多起欺诈案件的主犯。为了引人注目，控告方推出了满满三大购物车的假处方，这些假处方都是经我父亲之手开出的。
审判官问道：“芬纳蒂先生，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父亲回答说：“尊敬的法官大人，我无话可说，你看着办吧。”
因为这事，父母几乎失去了对莉莎的监护权。但是在母亲被逮捕后到最终审判之前，她被严格要求参加父母改造计划。法院开庭的那天，母亲又挺着个大肚子，这使她获得了宽大处理，最终被释放了。
父亲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他从看守所被转移到新泽西帕特森的帕塞克监狱。他服刑的第一天，正是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的日子。
在母亲宣判的那天，她带着两盒香烟，她以为在法庭上会花很长时间。但出乎意料的是，法官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就决定判母亲缓刑了。当时的保证金是1 000美元，这些钱是父母剩下的最后一笔钱。这1 000美元以支票的形式返还给了母亲。
母亲拿到支票后，立即燃起了开始新生活的希望。她用这1 000美元购买了一些涂料、厚厚的窗帘和地毯，翻修我们在学院大道的布朗克斯公寓。这个区域那时正慢慢地成为纽约市犯罪率最高的地方。
我出生在秋天的第一天，那时暑热还没消退。邻居家的孩子们不停地打开消防栓放水来防暑降温，母亲则开着嗡嗡响的风扇。
1980年9月23日的下午，还在看守所等候法院判决的父亲接到了姥姥打过来的电话，得知我已出生，虽然身上感染了少量毒瘾，但庆幸的是没有先天缺陷。即使在怀孕的时候，母亲也不是很注意自己的身体，但我和莉莎都很幸运。我出生时体重9磅3盎司，身体健康，当时还撒了护士一身的尿。“皮特，她长得很像你，和你的脸一模一样。”
那晚，父亲在监狱里为我取了个名字——伊丽莎白。父母没有正式登记结婚，我出生时他又不在场，没法核实他的父亲身份，所以我跟母亲姓“默里”。
回到家里，我被安置在为我新装饰的婴儿房里。每次母亲回家看我和莉莎时，她从来不敢正视和接受自己那身社会工作者的装扮。
我和莉莎穿着崭新的衣服，冰箱里装满了食物，我们的公寓干干净净。母亲笑容满面，因为她得到了工作奖励，还获得了照顾我和莉莎的稳定的福利。作为一个家庭，我们的一切都重新开始了。
在后来的几年里，母亲都是偷偷地探望父亲，冷静地扮演着她单身母亲的角色，以便获取资助。偶尔，通过我们家附近的教堂侧门，一位修女会向母亲派发一些免费的美国奶酪、无盐花生黄油和一些长条面包。母亲手里拿着这些东西，莉莎用小推车推着我，我们都静静地站着，等修女在我们身上画完十字后才能离开。
这些东西，加上葡萄干和燕麦片，就是我们当时的早餐和零食。在Met Food超市，一包8根的热狗才卖99美分。我们的晚餐就是这些廉价的食物，还有一些通心粉和奶酪。
在衣服方面，尽管我们没有见过奶奶，但她却一直在帮助我们。假期时，她会从一个叫长岛的地方邮寄一些包裹给我们。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长岛是个美丽的地方，那里街边都是整齐而漂亮的房屋。这些邮寄东西的包裹盒子尽管很旧，但它里面却装着珍宝。在一层一层的报纸下面，我们发现了很多让我们兴奋的东西：漂亮的衣服、小小的厨房用品以及一些好吃的饼干等。在盒子的开口处，还工整地写着一些非常礼貌的话——母亲从来就没耐心地看过。盒子里有时还会放一张5美元的钞票。
母亲每次都将字条丢掉，把钱用橡皮筋捆好，放在化妆台上的一个红盒子里。每当钱够厚时，她都会带我们去麦当劳解解馋。她自己则买些云斯顿香烟、黑瓶装的啤酒及一些奶酪。
我3岁时，父亲出狱了。在父母房里的大号席梦思上，父亲在我旁边展示着他的出狱证明。我当时两眼发直，很奇怪我们公寓里怎么会有男人的声音，母亲怎么会温顺地在这个男人身边走来走去。父亲的动作很迅速也很性急，这让我很难注意到他的脸庞。
他头戴报童帽，清晰大声且严厉地对我说：“我是你的父——亲。”好像我听不懂他的话似的。
我惊慌失措，躲在了母亲身后，小声地哭着。那晚，我独自一人睡在自己的房间里，而不是像往常一样睡在母亲的身旁。那是自我出生以来，父母的第一次团聚。那晚，一些细微的声音时高时低地穿过隔墙，从他们房间里传了出来。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母亲变得越来越懒散，很少做家务活。脏盘子散落在厨房的水池里，很多天都没人清洗，我也变得越来越脏，没人打理。我们一起去公园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我当时很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再重视我，置我于不顾。我决定寻找办法，重新回到他们中间。
我渐渐发现父亲和母亲有一些奇怪的共同爱好，而且这一切都瞒着我。每天，按照惯例，在厨房的桌子上，他们都会摆放一些勺子和其他东西：一小杯水、鞋带、皮带……然后他们就会悄悄说一会儿话，他们不许我去厨房打扰他们，但是从远处观望是可以的。为了探个究竟，我经常扒着门缝往里看，他们在桌子旁做些奇怪的事情，到快结束时，他们中总有一人会关上厨房的门，将我完全隔开。
直到一个夏日的傍晚，这个谜才解开。那天，我坐在我的小推车上，小推车停放在厨房门口，我在那里静静地待着。厨房很久没人打扫，我看见蟑螂在门缝里慢悠悠地爬来爬去。母亲打开厨房的门出来时，我看见她紧绷着脸，嘴唇紧凑在一起。
这时我说了一句让我回忆多年的话，我举起双手一字一句地说道：“完事啦？”
母亲突然警惕起来，一愣，弯着身子，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口气对我说：“小南瓜，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重复道：“完事啦？”我当时很高兴，因为感觉母亲突然又对我感兴趣了。
她突然向父亲喊道：“皮特，你看，她知道啦，她全知道啦！”
父亲轻轻地笑了笑，然后接着做他自己的事情去了。母亲则在我身边，抚摸着我的头发，对我说：“小南瓜，你知道什么啦？”
从此，每次他们进入厨房后，我都坐在厨房门口前，静静地等待着。我当时很高兴，因为能在他们的游戏中扮演观众。
后来，他们索性敞开大门，让我随便观看了。
我5岁时，我们家的全部经济来源就是政府救济金。每个月的第一天，救济金会按时发放。这一天，也是我们全家最高兴的一天。这天早晨，我们都会举行一些圣诞节仪式来庆祝一下。对救济金的期盼，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给我们全家人带来了一丝欢乐，至少这些救济金能保证我父母每个月有24小时的欢乐时间。
政府每个月会向那些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工作而没有收入来源的人发放几百美元的救济金，尽管我经常看见一些四肢健全的邻居一窝蜂地跑到邮筒前焦急地等待着属于他们的救济金。由于我母亲有先天眼疾，几近失明，所以她能得到政府发放的SSI级救济金。
我知道母亲有资格获取这种救济金，因为我陪她去面试过，她被认定为合格的救济金领取者。我还记得，母亲在接受面试时，有位工作人员对她说：“你快瞎了，千万别开车，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你会成为马路杀手。”
那位工作人员握着母亲的手，对她表示庆祝地说：“祝贺你有资格获取救济金，而且你还有能力过马路。请在这边签上你的名字，每个月的一号，是你领取救济金的日子，请注意查收。”
从此，每个月的一号，我们都会按时领取救济金，这也是我们家每个月唯一的希望。邮递员的到来总会引起多米诺效应，大家都望眼欲穿。我的工作，就是在卧室窗边探着头，守候邮递员的到来，以便第一时间通知父母。“莉丝，你要是看到了邮递员，赶紧告诉我。”
如果母亲提前几分钟知道邮递员的到来，她会在第一时间从抽屉里拿出她的福利卡，跑到邮筒前守候着，然后第一时间将救济金支票从邮筒里取出，来到支票兑换点换取现金。我在这件事情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每个月一号的早晨，我都会用手扒着窗户，伸长了脖子，注意观察邮递员到来的每一个信号。每当我看见身穿蓝色制服的人在街上出现时，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向父母汇报。我会注意他们作出的反应。这项任务让我感觉到了我在家里的重要性。“该死，真该死，这家伙速度真慢！”
父亲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兜着圈子走来走去，极力平复他焦急的情绪。“好啦，珍妮，再不要买可卡因了，我们还要交电费，还要为孩子买半磅大红肠，我还要钱文身。”
有时我也可以稍等候片刻再宣布以示我的重要性。但每次当我看到邮递员时，我都忍不住大声地喊了出来：“快看，他来啦，我看见他啦，快看！”
然后我们全家人一窝蜂一样冲了出去。
在支票兑现点的玻璃窗后面，有着大家各自期待的东西。孩子们都迫不及待地挤到自动售货机前挑选着各自喜欢的礼物：小玩具、卡通书、粉红或红色的装饰品等，每个25美分。在支票兑现点的附近，还有为那些想碰碰运气或嗜赌如命的男男女女准备的彩票销售点。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只有等支票兑现才能实现这些小小的愿望。
女人们带着孩子排着长长的队，皱着眉头紧紧地掌控着每个月为数不多的救济金。男人们（如果来了的话）都站在一边，靠在冰冷的金属墙板上，他们要么和女人一起来等着救济金兑现，要么比女人早些来巴望着从她们手里分些救济金。女人们则尽自留住大头。我和莉莎都已经习惯了他们面红耳赤地争吵。
莉莎在25美分的自动售货机前徘徊，一直盯着她喜爱的贴纸。而我和父母在一起——他们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我则尽力地讨好他们。和母亲一起排队的时间最为欢乐，排队时母亲时不时地靠着我，这让我感到无比幸福。“我们前面还有8个人，现在只有7个了，别着急，妈妈，工作人员的速度很快。”
我时刻为母亲报告排队进展，母亲的微笑让我开心极了。在这一刻，我知道，母亲不会离开我们，她不会离开我们去干那些非法的勾当——这一刻她只会和我们在一起。
曾经，我们一家四口来到洛斯天堂剧院看打折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路上父亲向我们解释说：这个地方原本非常富裕，聚集了很多富人。但是我所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空荡无人，四处堆满了垃圾，蟑螂四处乱跑。
母亲时不时地出去吸“烟”，我知道不是她不想和我们待在一起，而是无法控制自己。电影放映完，母亲独自离开了我们。
我们回到家，发现房间的录音机里传出来悲伤嘶哑的歌声，母亲吸着烟，站在镜子前，仔细研究着自己纤细赤裸的身体。“你们去哪儿啦？怎么没跟我一起回来？”母亲问道，我就纳闷了，是她自己先离开的。估计她那时已经神志不清了，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
我知道，只有在排队等候兑现支票时母亲才不会离开我。不管她多么烦躁不安，没有钱她是不会离开我的。所以我抓住这个机会，牵着她的手，问她童年的一些事情。“莉丝，我忘记了，我只记得我是个坏孩子，我偷别人的东西，还经常逃课。我们前面还有几个人排队呢，小南瓜？”
每次我问她问题时，她总是把话题转到排队上，督促我盯着。让她回答我的问题需要一些技巧，我不仅需要问她问题，还要让她知道，我一直在关注我前面排队的人数。我一直不断地安慰她：“就快到我们了。”其实，我内心希望和母亲一直在那排队，时间越长越好。有时我还问我小时候的情形。“我真的忘记了，莉丝，你是个好孩子，你不哭也不闹，你最多发出‘嗯、嗯’这样的声音，这样很好。莉莎就不一样了，她喜欢哭闹，还撕坏我的杂志。我还一直担心你智力有问题，可是医生说没事。你一直是个好孩子。对了，小南瓜，前面还有几个人？”母亲再次转移话题。
尽管母亲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相同的回答，但我还是不厌其烦地问，“我开始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妈妈’，你当时把你的奶瓶递给我，说‘妈妈’，就像你在告诉我把奶灌满一样。你这个小白痴！”“我那时多大了呢？”“10个月。”“我们在这个房子里住了多久了？”“几年了。”“多少年？”“莉丝，很多年了，快轮到我啦！”母亲再次打断我的问题。
我们家有两个房间，客厅是给我和莉莎的，客厅旁边的厨房是父母的。与其他大部分时间不一样，每个月的第一天我们的食物都会很丰盛。我和莉莎在黑白电视机前享受着我们的大餐，父母则在厨房享受着他们共同的欢乐。
最后，我们4人将会享受那天中最美好时光——我们坐在一起，看着那台破旧的黑白电视。
外面，孩子们围着冰激凌车，聚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做着游戏。
姐姐莉莎充满了神秘感，她总做些恶作剧，还经常吓唬我。她很有天分，印象最深的是她会扎各式各样的辫子，会把手指弄得嘎嘣响，还会吹口哨吹一整首《家有仙妻》的主题曲。她在我面前很有威严，好像什么都懂，我对她总是深信不疑。也正是这种盲目的信任，导致她总是愚弄我，经常拿我开涮。“莉丝，上次妈妈去兰花沙滩带回来一些贝壳，你可以从这些贝壳里听到海的声音，现在我们离海很近了，我在你头上面再加个沙发垫子，你把耳朵贴在沙发垫上，用力贴，一会儿你就会听到海的声音。”“真的吗？”“当然，别让我说第二遍，你知道的，我只说一遍。如果你想听海的声音，你就这样做；如果不想听，你就别做。”“我做了，但是我没听到。”“用力些，使劲贴，然后听。”
她接着就坐在了我的头上，还放了一个很响的臭屁。这段恶作剧为我增长了教训，在万圣节的一次游戏中，我就把一块口香糖藏在手中并揉到了莉莎的头发里。
作为妹妹，有些时候我还是捞得着些便宜的。比如有时我会阅读姐姐从别处借来的书，有时我还会学着姐姐应对家里出现的各种问题。当看到莉莎做错事情时，我至少知道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这样我也知道怎么更讨父母的欢心。
星期六是曼哈顿人集中丢弃废旧家具的日子。这时，父亲就会说：“这些家具都好好的，丢掉真可惜了。”曼哈顿人常丢弃一些几乎全新的家具，从垃圾堆里，你总能找到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父亲有几个熟悉的淘宝点，他常带我去淘，我自己淘到了一些小玩意儿，摆在我的卧室：3个金属兵、玩具手铐、弹珠，还有玩具枪和皮带，我看起来就像一名警察。
借着这些玩具，我总是幻想着有关父亲的故事：一位被人低估了的英雄人物，经常利用他的智慧，将人糊弄得团团转。
有时，我会和父亲一起去市区淘宝。我站在父亲旁边，父亲背对着行人，认真地寻找着。他一头黑发，表情严肃，衣衫褴褛，还时不时强装着当年“教授”的表情，惹得人们用怪怪的眼神盯着我们。我那时尴尬极了。
父亲似乎看出来了，他脱掉了报童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莉丝，你感到很难为情是吗？我才不管他们在想什么。你认为对你好的东西，你尽管向前冲去努力争取，不用管他们在背后胡说些什么。”
听完父亲这席话，我感到自豪了许多，就像他在和我分享一个秘诀一样——如何忘记别人对你的评论。我尝试着照父亲说的去做，但还是很难做到。我只有一遍又一遍地用父亲的话安慰自己。
有时父亲会发现一些“好东西”，他经常向我们讲过去的一件事：一个小伙喊他“垃圾工”时，他发现了一个崭新的键盘，顿时那小伙就哑口无言了。父亲经常自豪地重复着他当时的回答：“看，伙计，肥差！”
每次他为我们淘到一些二手玩具，或者淘到送给母亲的旧大衣时，他总会说：“你看，他们的损失，我们的收获。”
父亲有时也会修理一些东西，如背包和眼镜盒之类的，每次他都是面对着我们坐在沙发上翻着他的工具包，我们则在一边期待地等着。这时候我们不能打扰他，他也不喜欢被打扰，因为一旦少了一个步骤，他就会紧张不安，从头再来。
但我和莉莎总是没有耐心。“你在做什么？快告诉我们！”莉莎问道。“是的，快告诉我们。”我跟着问。“稍等会，宝贝们。”
他被一个拉链给难住了，但他总是有自己的办法，他锤了锤，继续做。“当当当当，亲爱的，好啦！”
这时，母亲刚睡醒，看了看我们，耸了耸肩。
一次，父亲为莉莎做了一个塑料玩具吹风机。吹风机很脏，贴纸代表按钮，用不同的颜色标记着。莉莎拿着吹风机，不停地转着眼睛，轻声说道：“谢谢爸爸。”“我猜你就会喜欢。”父亲说，然后接着翻动着他的工具包。“我们现在可以吃饭了吗？”莉莎又问。“稍等会儿。”母亲竖着手指头回答。
接着父亲为我做了一个玩具卡车。卡车看起来又旧又脏。
我知道该怎么回应父亲的馈赠。我对父母亲说的每句话和做的每件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样我就能得到他们的注意。这件事也是如此。爸爸给了我一个“男孩子的玩具”，我自然知道怎么不女孩子气地回答他。他不喜欢女孩子，从他之前说的话里就能听出来。
每当母亲看的脱口秀节目谈论到有关女性的话题，如“抑郁”和“勇敢地抵抗自己的男人”时，父亲总会在客厅里模仿着一个悲伤女人的声音：“哦，这个世界对女人太不公平了，对女人来说太肮脏了。让我们举行一个永不散场的怜悯舞会吧。”
莉莎喜欢待在角落里照镜子，并尝试不同的微笑和面部表情，她可以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做这件事。每当莉莎照镜子时，父亲也会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他转动着眼睛，提起下巴，双手抱着后脑勺，用同样的语调说着：“你能看着我的脸吗？噢，好的，我现在就看。”
父亲每次说完都会哈哈大笑，莉莎则慌张和愤怒地将她的镜子藏起来。“真吓人。”我记得莉莎曾经愤怒地说过。
后来我决定和父亲一样，做每件事都带点“男子气概”，这样他就会忘记我是个女孩。
我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表现出柔弱的一面，裙子对我来说简直是个笑话，女孩样式的帽子我可没兴趣。我知道，我这样做会吸引父亲的注意，会让他开心，会让他更加关注我。
想到这些，我拿起父亲为我做的玩具，模仿男孩子做出夸张的表情说：“哇，谢谢爸爸，太好了，我很喜欢。”我故意将玩具在咖啡桌上玩来玩去，发出很大的声音，生怕他听不到。
父亲笑了笑，手又伸进他的包里。
他转身对着母亲说：“最后的人将得到最好的礼物。”母亲一脸好奇地看着他。
父亲打开一层层的报纸时，我猜，给母亲的礼物一定会很特别。“好啦。”父亲舔着自己的嘴唇，就像服务员端着一盘好菜一样，拿出一个厚厚的玻璃珠宝盒。
母亲接过盒子，轻轻放在手上，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刚开始我还以为她不怎么感兴趣，但后来我发现她特别喜欢这个“珠宝盒”，尽管里面没有任何珠宝。母亲目不转睛地看着盒子。
珠宝盒是用一个圆形玻璃雕刻而成的，上面有个厚厚的银盖子，盖子上有精美的设计图案。盖子的角落还有朵精美的银玫瑰，当转动这朵玫瑰时，它就会转着圈发出优美的声音，尽管像在跳悲伤的芭蕾舞，但它还是很美。突然，我也喜欢上了这个盒子。
莉莎大声说道：“爸爸，这个盒子能给我吗？”她的想法和我一样。父亲没理她。
母亲问道：“这么漂亮的盒子，他们怎么就舍得扔掉呢？”“不知道，他们损失可大了。”父亲一边回答一边解开他的运动鞋鞋带。父亲习惯每次将鞋带打2个甚至3个结。“现在可以吃饭了吗？”莉莎问道。
莉莎的话正合我意，我的肚子早就咕咕叫了，我只是没说出口而已。我们一整天才吃了一顿蛋黄酱三明治早餐。大部分时候，我们每天只能吃到鸡蛋和蛋黄酱三明治，尽管我和莉莎早就腻烦这些东西，但它们能让我们填饱肚子，否则我们只能喝水。救济金支票兑现过了5天，我们的钱就已经用完了，冰箱里空荡荡的。我一直盼望着吃一顿像样的晚餐。“稍等会，稍等会，等我弄完手上的事就可以吃饭了。”父亲回答说。
莉莎看电视时，父母在他们的房间忙着自己的事情。我在门口静静地看着。
母亲挑了张朱蒂·科林斯的唱片播放。自从父亲出狱后，母亲就不听朱蒂·科林斯的歌了，我想肯定是有好事，她才放这歌的。和往常一样，他们为了共同的目的分工协作。父亲坐在床边，小心翼翼地将一些粉末撒在《纽约客》杂志上，母亲将这些东西集中在一张葱皮纸上，舔了舔纸边，又捏了捏。母亲点燃打火机，点了几次才把那团纸点燃，她盯着这支“香烟”，把它递给了父亲。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父亲吸烟。
我不由自主地问道：“你们在做什么？化妆台上已经有香烟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做新的呢？怎么闻起来不像香烟的味道？”
从他们紧张的笑声中，我知道我一直被他们蒙在鼓里。“莉丝，够了。”父亲和母亲咯咯地笑着，就像是我说了幼稚的话一样。当时我的脸红红的。
父亲说道：“现在够了吗？”
一股奇怪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我赶紧用衣领挡住鼻子免得吸进去。他们一直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不是我努力就能进入的。我静静地站着，眼睁睁地望着母亲，希望能从她那里得到希望，希望进入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的秘密，可是母亲竟然没看我一眼。“我们晚上还吃东西吗？”当莉莎喜欢的节目在我们那台小电视上闪烁个不停时，她气愤地问道。
母亲平静地回答说：“当然了，亲爱的。”她踉踉跄跄地走进厨房，就像在太空行走的宇航员一样。她这种可怕的动作只有我一个人发觉了。
不久，我和莉莎就坐在客厅的桌子旁，准备吃摊鸡蛋，喝冰水。
母亲将盘子端到我们面前时，争吵就开始了。
莉莎抱怨地说：“为什么老吃鸡蛋，我不要鸡蛋，我要鸡肉！”
母亲回到父亲身边重吸一口后，平静地回答说：“没有鸡肉，只有鸡蛋。”“我要一些真正的食物，我再也不想看见鸡蛋了，我们每天都在吃鸡蛋，我恨透鸡蛋了，我要吃鸡肉。”
父亲收起笑声说道：“你把它当做鸡肉就好了，反正是鸡身上冒出来的。”“去死吧。”莉莎愤怒地说。“鸡蛋也挺好吃的。”我轻轻说道，心里希望事态能好转起来。
莉莎小声地说：“你撒谎，你和我一样讨厌鸡蛋。”
莉莎讨厌我说假话，当然她希望我站在她那边，一起争取更好的食物。
此时我不敢再说话，只好将番茄酱倒在鸡蛋上，让鸡蛋的味道好些。莉莎说得对，我也非常讨厌鸡蛋。此时电视上正放着唐纳德·特朗普和一位官员握手的画面。我大口大口地吃着，希望这样能好受些。我在盘子周围玩着我的玩具卡车，小块的鸡蛋撒在了桌子和莉莎身上。
以前也争吵过几次，莉莎每次都失败。我想得很简单，如果只有鸡蛋，我们还是必须吃的，不然就得挨饿。我知道如果莉莎不再吵闹，我们都会和睦相处，但是我也非常感谢莉莎，她在为我们争取更好的食物，哪怕机会渺茫。我在家一直是个听话的女儿，我不照镜子，我没有女孩子气，我喜欢卡车，我还吃鸡蛋。
莉莎一直吵闹着，直到眼泪从她眼角流下来。当她知道毫无效果时，她对我大声吼道：“我讨厌你。”此时，房间里充满浓烟味，伴随着吉他声和男人唱歌的声音，父母对莉莎的话没作出任何回应。
莉莎这种不屈服和对生活高标准要求的性格的形成，要从我出生前说起。
母亲怀我时，有神经衰弱的毛病。那时父亲在监狱里，她一边要照顾莉莎，一边还要处理自己精神上的问题。她自己一个人应付不过来，莉莎就被送到了一个寄养家庭生活了近8个月。
收养莉莎的夫妇很富有，但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把莉莎当做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照顾。当母亲病好后来接莉莎时，莉莎把自己锁在衣柜里拒绝离开。母亲不得不撬开门锁，强行将莉莎带回学院大道，当时那对夫妇都眼噙泪水，我想，莉莎一直都没有脱离这个悲伤的阴影。
莉莎把双手合在胸前，看着电视大声说道：“我不是穷人，我的父亲是唐纳德·特朗普。”
这时，父亲说话了：“既然这样，你快去你父亲唐纳德那里拿些鸡肉回来吃吧，你干吗不去呢？”
母亲收住了笑声，用手拍了拍父亲的膝盖。
突然，莉莎将她的盘子扣在我盘子上，把我盘子里的鸡蛋压成了一块饼。她跺着脚起身，将门狠狠地关上。此时父母亲已经做完他们自己的事情，两个软绵绵的身体像煮熟的面条一样躺在沙发垫上。“我讨厌所有的鸡蛋。”我小声地说，但是此时没人在听我说话。
母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姥姥，住在位于里佛岱尔·冯科特兰公园对面的一栋20世纪60年代的老房子里。她每天抽烟，做祷告，给我们打电话。
她是跟我们家唯一有来往的亲人。
奶奶有时也会从长岛邮寄些东西给我们，但自从父亲吸毒后，他就成了他们家的害群之马。她从没来看过我们，也从没有来过我们住的地方。
尽管母亲13岁时便离家出走，但后来母亲和姥姥还是和好如初。我和莉莎刚出生时，姥姥每个周六都会带着老年半价卡，坐着9路汽车来学院大道看我们。
每次姥姥来之前，母亲都会快速地清理房间，将垃圾往床下和沙发底下藏，把盘子放在厨房水池里用热水清洗。在姥姥到达几分钟前，她还会在我们头上喷些空气清新剂。
在炎热的中午，姥姥预计会12点整到，但母亲和往常一样，直到最后一刻才开始打理我们。当姥姥到时，母亲为我喷的清新剂还像毛毛雨一样在我头上缭绕着。姥姥似乎穿得有些多了，满头大汗，走了几步楼梯后便大口喘着气。她的头发是银灰色的，皮肤布满了皱纹。姥姥到家时，莉莎一般在看电视，对她来说，姥姥应该主动弯着腰和她拥抱。而我见到姥姥后，便主动伸开双手抱着她的腰，问她旅途是否愉快。她的回答往往很简单，脸上还带着一丝满意的微笑。“亲爱的，一切都很美好，仁慈的主又给了一天的时间，让我来看望我美丽的孩子们。”
姥姥是一位虔诚的天主徒，在她黄褐色的皮包里，一直带着一本詹姆士版的《圣经》、发卡、立顿茶叶和两包波迈牌香烟。无论去哪里，她都会挎着包，上厕所也不例外。
通常，除了我之外，没人愿意和姥姥交谈。母亲说，姥姥在家太寂寞了，她和别人谈话时，一直到要把别人的耳朵说聋了才停下。母亲还说，我最终会和其他人一样，失去和她交谈的耐心。“莉丝，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你姥姥只会越帮越忙，她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那时我还无法理解母亲的话。我只觉得姥姥和其他人不一样。她对我很有耐心，她会认真回答我问的每一个问题，不管我问多少遍，她都耐心地解答。比如，我问她彩虹是如何形成的，我和莉莎谁更像小时候的母亲等问题时，她总是从她那本《圣经》中寻找答案，并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未解之谜，都是上帝创造的。在门的一边，母亲看着我们，说我俩真是天生一对。
姥姥常在厨房里为我们泡茶、讲述经文。姥姥在茶里放了两块糖和牛奶，仔细地搅拌。我喜欢这甜甜的茶香。我坐在那，双膝顶着下巴，睡袍盖着我的双腿，喝着茶听姥姥讲述经文。“莉丝，不要咒骂，上帝不喜欢嘴巴脏、说大话的人。我偶尔为你可怜的母亲打扫一下房间，上帝会看着、会听着的，他不会忘记的。他知道人们所犯下的错，相信我，亲爱的，有太多的罪人，从未踏进充满上帝之爱的天堂的大门。上帝是我们的主人，他是万能的。”
与姥姥交谈唯一一件与宗教无关的事情，便是我的理想。“我要当喜剧演员，在舞台上为大家讲笑话。”我想姥姥会对我的想法感兴趣，相反，她满怀焦虑地看着我，放低眼镜，手指向天空。“亲爱的上帝，不，千万别那样做。别那样做，莉丝。没有人会因为你的笑话而笑的。甜心，要做一个家庭佣人。我在16岁时就开始做家庭佣人。你会喜欢这样做的。如果你找到一个好主顾，认真地照看他们的孩子，你不仅可以免费吃住，还能过着美好而诚实的生活，这样上帝会为你感到骄傲的。这不好吗？莉丝，你一定要做个家庭佣人，你要好好地为未来作必要的准备，等你有了丈夫后你就会知道了。”
在那个年龄，我还很难听懂姥姥所说的话。我当时想象着这样的情景：在一个方方的、大大的白房子里，一对夫妇坐在一个方桌前，那有个胖乎乎的号啕大哭的小孩正等着我伺候。
姥姥微笑着看着我，我也向她笑了笑。姥姥对我未来的想法让我十分沮丧，我表面上装作同意她的观点，但心里决定要遵守自己的承诺。我找了个理由，说我要去客厅里拿些东西，就跑到了莉莎旁边，和她一起坐在了沙发上。
姥姥并不需要与我或任何人进行一次良好的沟通。如果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待的时间太长的话，她就会闭着眼睛跪在地上，和上帝进行交流。此时，莉莎就会调低电视音量，偷听姥姥与上帝充满激情的对白：“万福玛利亚，满被圣宠者，主与尔偕焉。”她一遍又一遍地念着，不停地捻着手里的念珠，当她念的经文变得富有节奏时，我们就知道她应该和上帝对上话了。
姥姥的祷告声变得越来越大时，莉莎就会“啪”的一声关掉电视机。她祷告的声音让我感到发颤，这声音就像她用电台的市民频道呼叫主为她指点迷津一样。姥姥可以这样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待上好几个小时。当姥姥在厨房和上帝进行交流时，厨房就变成了我们的禁区。
莉莎当时在一边笑嘻嘻的。“嘘，莉莎，小声点，我要听。”
从姥姥的表情和反应来看，我相信她可能真的到了天堂，和主在进行交流。“你这个笨蛋，姥姥是疯了，妈妈说她不是和上帝说话，她就是个疯子。”莉莎责备我说。
当母亲为姥姥的到来而忙碌地作准备时，她曾多次告诉我，姥姥是如何毁掉她童年生活的。当母亲还小的时候，姥姥就逼她放学后几分钟内必须回到家。每次姥姥还会将母亲的手表和家中客厅里的钟表调成一致，如果母亲晚到家，哪怕是晚一两分钟，姥姥就会用手边能拿到的任何东西打她，如电线、鞋跟等，把母亲打得鼻青脸肿。深夜里，母亲和她的弟弟妹妹们经常从被窝里被拖出来，姥姥让他们手里拿着盘子和勺子，尽可能大地制造出各种声音，念着姥姥自己创作的经文，驱逐邪恶，祈求主的保护，一遍又一遍，直到姥姥筋疲力尽为止。
母亲说，这些就是她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
在她小的时候，她经常坐在昏暗的卧室里，听着悲伤的歌曲，想起这些烦恼的事而哭泣：“这样的童年真让人头疼，难道她想让我以后当‘美国小姐’吗？”
大量的药物和与上帝的交流，让姥姥后来安静了许多。不然，母亲说她早就该进地狱了。
母亲也曾经以一种温和的态度向我解释说：“但是，小南瓜，这不是她的错，不能怪她，其实我很爱她，这是遗传的问题，她的母亲，她母亲的母亲都有这种问题。我偶尔也会有一点点这种问题，但绝对和她不一样，百分之百不一样。我得到治疗后，这种病就彻底根除了。你姥姥总是生活在这种半虚幻的世界中，她无法控制自己。”
父亲发现母亲有时出现幻觉听到奇怪的声音后，就把母亲送到了北中布朗克斯医院，进行了为期两三个月的治疗。在我出生之前，母亲尝试过几种药物但效果不好，后来就改吃氟奋乃静和甲磺酸苄片。父亲说母亲攻击别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母亲已经患这种病很多年了，一直都没事。另外，我也确信，母亲百分之百不会伤害我们。
在厨房里，姥姥会意地对自己笑了笑。“终于好啦！”莉莎转动着眼睛对我说，她用手指在自己的头上画了几个圈，表示姥姥脑袋有问题。
在母亲和莉莎指出姥姥这些问题前，我还一直没有将姥姥和上帝的对话与她精神失常联系在一起。顿时，因为自己的无知，我的脸羞得通红通红的。
但我还是挺直脖子对莉莎说：“难道我是个笨蛋吗？你们在想什么呢？难道我不知道姥姥不是在和主对话吗？”
夏天，母亲会通过另外一项政府救济项目来弥补家中的收入空缺，如公立学校里派发的免费午餐。我和莉莎经常不得不哄着母亲起床为我们作些准备，所以我们几乎从来没有按时到达过那里。直到最后一刻，母亲才会匆匆忙忙地为我们打点。“哇，真疼，妈妈。”“坐着别动！如果你乱动的话，会更疼的！”母亲用梳子用力地梳着我的头发，就像拿铁钉划过我的头骨一样。“莉丝，只有15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必须快点出发，我的动作会尽量温和些的，如果你坐着不动，就不会疼。”我知道，这完全是鬼话。
莉莎在门口伸出舌头向我做着鬼脸。她的头发自己就能收拾。我看着她，满脸怒火。当我将头转过来时，我的头被梳子弄出了个大包，母亲动作迅速，像梳理干草一样在我头上使劲梳着。我闭上眼，紧紧抓住床垫的一角。“你看，如果你坐着不动，就好多了。”
那天我整整揉了一上午那可怜的头皮。
如果到得晚了，我们只能吃些残羹冷炙，或者连残羹冷炙都没有了。由于我们是SSI级（社会福利金）救济户，所以这免费的午餐对我们来说就更不容易了。但是我们必须得到这些免费的午餐，这个午餐通常是我们每天最为像样的一餐。
7月的阳光格外强烈，像要融化整个布朗克斯区。炎热的天气迫使我们的邻居从他们那肮脏、没有空调的房间里走出来，到破烂的路边避暑。
我向路边的老婆婆们挥着手问好。她们整天无所事事地在草坪的椅子上闲聊，听着收音机。
一个老婆婆经常给我硬币买花生口香糖，我向她微笑着打招呼：“早上好，玛丽。”“早上好，孩子们。早上好，珍妮。”老婆婆向我们挥着手。
在街角的小商店前，一群波多黎各老男人正玩着多米诺牌，牌就放在煤块上一块腐烂的板子上。母亲经常称呼他们为“肮脏的老流氓”，因为他们的思想很肮脏，一有机会，他们还会对小女孩做些肮脏的事情。当我们靠近这群“老流氓”时，我低着头看着我的鞋，好像向母亲证实我很听她的话。他们用脏兮兮带着啤酒沫的嘴吹着口哨，发出怪声，向母亲喊着我永远无法听懂的话：“mami,venga aqui,blanquita。”
我们弯着腰继续向前走着，路上遇到母亲的几位朋友，她们正坐在路边盯着正在玩耍的孩子，手上拿着一大串钥匙，上面挂着波多黎各塑料国旗，钥匙随着晃动发出有规律的叮当声。孩子围在喷水池旁，年轻人在街角游荡。
我和莉莎牵着母亲的手，帮着她过马路。“还有四条街，对吗，妈妈？”
母亲心不在焉地笑着回答：“是的，小南瓜。”
自助餐厅里充满了鱼的味道。我失望地拿起一个四格的泡沫托盘，排着队，看着我前面的鱼肉蛋糕。
派发牛奶的女士问我：“你在这儿比家里吃得好些，是吗？”“是的。”我垂着头回答说。“快点，向前移动。”
我拿了一小瓶牛奶，坐到一个长长的拥挤的桌子旁，尽量不让盘子里的小土豆滚下来。
莉莎在她的鱼肉蛋糕里弄了个洞，将黄色的奶酪灌了进去。我看着墙上贴着的广告，广告上有孩子们举着勺和叉子的图片，向大家讲述合理营养的重要性。这时一位拿着硬纸板的女士和母亲说起话来。“嗯，你孩子多大了？女士。”她问道。“大的7岁，小的快5岁了。”母亲眯着眼笑着对她说。但是我当时可以肯定那位女士离母亲太远，没法看清母亲的脸。那位女士在板子上记着什么。
她还问了母亲很多私人的问题，如家庭救济金收入，母亲的教育水平，是否和父亲住一起，父亲在哪里，他是否有工作等等。我在一边咬着小土豆，土豆的中间非常凉，像冰块一样。
她指着我继续问道：“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送她去学校呢？”
母亲回答说：“这个秋天，学校在P.S.261号。”“嗯，真的吗？很好，谢谢你，女士。请享受你们的午餐，孩子们。”说完，她走去问旁边的父母。
母亲把我抱到身边对我说：“我的宝贝长大了，再过2个月就要上学啦。”
我在心里默念着“长大了”，看着自助餐厅里的那些大人，寻找着大人的感觉，我希望自己身上也有这种感觉。
那位拿着硬纸板的女士询问着另外一位母亲，当她记下相关信息时，那位母亲显得十分紧张。我不喜欢母亲微笑地回答那女士的问题，就像回答坐在木桌子后面发放救济金的老太太一样，声音中带着哀求。我不喜欢母亲每天为生活而发愁，不喜欢母亲恐惧卑微地和自助餐厅工作者说话。这些都让我感到害怕，因为那些陌生人有权决定我们的生活，他们能给我们些生活来源，也随时能拿走。
自助餐厅里写着：食物只为孩子们准备。尽管这样，在母亲的要求下，莉莎还是偷偷地将一小块鱼塞进母亲的嘴里。为了不让餐厅里的工作人员发现，母亲小心翼翼地吃着鱼，而我则在一旁放哨。看着母亲和莉莎，我想起了母亲说的话“你已经长大了”。
我很珍惜莉莎上学后的那几年时光。每天早上莉莎上学后，我就能和母亲单独相处了。我们每天睡到自然醒，醒后母亲就会和我一起坐在沙发上，如果有足够的食物，母亲还会让我吃些花生黄油和果酱三明治。我们在一起看早上的游戏节目。每当看到鲍勃·巴克的《价格猜猜看》时，她总会点着烟说：“鲍勃·巴克是世界上最后一位绅士。”她还会眯着眼贴着电视说：“他的白头发可真亮，他的西服刚刚才熨好。”有时，我们还一起扮演竞赛者的角色，假装自己赢了小船、家居用品和环游世界等奖项。每当电视里的竞争者赢了大奖时，我都会站起来大声地鼓着掌。母亲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发出“嗯、嗯”的声音。只有这段时间，母亲才完完全全属于我一个人。
有时父亲会带我去图书馆，帮我挑选一些图画书，他自己则会挑选一些厚厚的、封面上有身着西服外套的成熟男人照片的书。我们从没还过书，父亲每次都会用不同的名字申请新的图书馆借书卡。很多个晚上，我都会拿着父亲的书跑进卧室，借着床边的灯光，开始寻找那些母亲为我读过的熟悉的内容。但那些词太长了，让我感到很疲惫。所以我经常看着看着，闻着书的味道，感受着与父亲某些特殊的相似之处就睡着了。
过了不久我就开始着急起来，我想，如果我上学去了，以后就不能和母亲分享早上的时间了，这种着急的心情只有我自己能体会。
同时我还有些期盼：上学会是什么样的呢？上学会帮我长大成人，变得像周围的大人一样吗？我很想知道这些，但我又不敢去问母亲，因为我知道，问这些只会让母亲联想到她自己，会不愉快。我只能今后自己慢慢地去揣摩。
一个周末，一位穿着西服戴着三角帽的播音员在电视上宣布：今天，7月4日，是我们伟大国家的独立日，让我们一起来庆祝吧。随后，他和他身边的一位女士向大家挥着手，共同吹响了卡祖笛。这种笛子的声音，比我们家风扇的声音稍微小些，很刺耳。我独自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之前母亲向我们承诺过，如果天快黑时，她会带着我们到市区的河边看烟花。想到这些，我急忙穿上我的蓝色短裤和扎染衬衣——一身过节的装扮。但我在房间里待的时间太长了，我出来时，母亲早去了“水槽酒吧”，这个酒吧是她最近发现的，她每次都从那里回来得很晚。她从圣帕特里克节（3月17号）后就经常光顾那里了。
父亲和母亲曾带着我们参加过一次圣帕特里克节。
那天，在蒙蒙细雨中，我们从86号大街开始，穿过公园，看见那些身穿苏格兰短裙的男人吹着风笛，用力地敲打着鼓，声音震耳欲聋。为了图个吉利，我和莉莎脸上涂了幸运草图案。在坐火车回来的路上，父亲一直让我睡在他的腿上。
那天母亲没有和我们一起回来。正当我们准备离开福特汉姆路时，她遇到了正去酒吧的一位朋友，她就跟着朋友一块儿走了。父亲对我们解释说：“你们也知道，圣帕特里克节上可没有什么可喝的。”回家后，我洗掉了脸上的图案，坐在窗户边等着母亲回来。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时不时地靠着窗户打瞌睡，直到凌晨3点，母亲才回来。她醉醺醺的，浑身酒味，走路摇摇晃晃的，进门倒头就睡了。从那以后，她就经常光顾那个酒吧了，她随时都可能过去。
随后的几个小时里，我一直穿着我的蓝色短裤和扎染衬衣，坐在沙发上，不断换着电视频道。我想母亲可能是因为我的原因才偷偷去酒吧的。因为我经常一遍又一遍地问她“你必须要去酒吧吗？你到底几点能回来呢？”之类的问题。有时我是情不自禁地问她这些，我还跟着她到门口，牵着她的手舍不得松开。每次她出门之前，我都重复地说：“快点回来，好吗？好吗？”直到她关上门为止。我想这可能让妈妈有点烦。如果我不那么黏人，妈妈可能就不会溜出去了。
又几个小时过去了，重播的新闻都结束了。我站了起来，离开客厅准备去睡觉。当我走到卧室门口时，母亲突然回来啦。“你猜我带什么东西给你啦？”母亲高兴地说。
我听到了几声打火机点火的声音，我想母亲可能在点烟。紧接着我又听到了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像是小蜜蜂在振动翅膀。“妈妈！”“看我为你们带什么礼物啦？小南瓜，叫你姐姐去。”
母亲点着一根魔术棒，它闪闪发光，银白色的光照亮了整个客厅。“当当当当！”母亲举起这根魔术棒唱道。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母亲另外一只手上的塑料袋里装满了烟花。
那晚，我们坐在门阶前，和邻居们一起把母亲带回的烟花一个不剩都放完了。我和小朋友们一起跳舞，转着圈，烟花在我们身边噼噼啪啪地响着。父亲在一旁护着我们，他拿起一个玻璃瓶，教我怎么把烟火放在瓶子里，让它在空中炸开而不伤手。母亲则坐在门阶上和1A公寓的路易莎聊着天。“嘿，莉丝，你去拿根木棍放在瓶子里面，这样你就不会被烧着了。”父亲对我说。
我在父亲旁边缩成一团，帮他点燃烟花。点燃后，父亲用自己的身体挡着我，护着我。此时，我闻到了他身上的味道，和刚划过的火柴的味道混合在一起。他的手可真大，他拉着我，向我演示如何抛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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