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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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探秘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古代刑罚
千刀万剐：古代惨绝人寰的死刑宫刑与杀俘
中国古代的刑法可谓千奇百怪，手段极其残忍。从名目上来讲就有笞杖、鞭扑、枷项、宫刑、刖刑、割鼻、斩首、腰斩、梳洗、剥皮、烹煮、绞杀、凌迟、车裂等多种名目。在这些刑法之中，笞杖、鞭扑等只会使人受些皮肉之苦，一般不会危及性命；有些刑法会使人致残；有些刑法可以使人痛痛快快地死去；而有些刑法则会先把人折磨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才让其死去。在以上的这些中国古代刑法中，以宫刑、刖刑、斩首、腰斩、绞杀、梳洗、烹煮、剥皮、凌迟、车裂等酷刑为最，有中国古代的十大酷刑之称。而其中又以凌迟、车裂等刑法最为残酷。
千刀万剐
凌迟也称“陵迟”，俗称“千刀万剐”。就是把活人一刀一刀地割死。据说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刑法，但将凌迟作为正式的刑罚、作为法外之刑，则始于五代。据陆游记载：“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南宋时期凌迟被明确地列入刑法，成为同斩刑、绞刑等同级别的死刑名目，并一直为后来的王朝所沿用至清朝灭亡。
凌迟的方法是用极其锋利的小刀切割全身的皮肉，让全身没有一点完好的皮肤。然后割掉生殖器，挖出内脏使其毙命。人死之后连骨头也要被切碎。据历史记载有些受刑者身上被割得皮肉尽无只剩白骨了，嘴和眼睛都还在动；内脏都被挖出来了，痛苦的呻吟声还没有停止。其残酷程度可想而知！
凌迟从辽开始正式写进法律。在此之前，唐朝就屡有剐的记录，周利用害死敬晖、安禄山害死颜杲卿，都是剐，所谓剐，就是把身上的肉一小片一小片割下来。《宋史》刑法志上说：凌迟是“先断其肢体，乃绝其亢。”亢是指咽喉，这样看来宋朝的凌迟是一种肢解刑，而不是脔割。辽代凌迟始定为正式刑名。《辽史？刑法志》记载：“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凌迟为死刑之一。《大明律？刑律》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凌迟发展到明朝，终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人们发现一片片脔割皮肉，比连筋带骨割更省力，时间也更持久。凌迟一般从胸部开始，依次为上臂、大腿，再到身体各部位，有的直接用小刀脔割，有的把一张渔网紧紧蒙在犯人身上，用刀削割突出的皮肉。最精致的是用小钩子把皮肉钩起来，每次割指甲大小的一片，有些讲究的刽子手，行刑时有徒弟端着一个托盘，一把小刀和一个钩子组成一对工具，每对对应胸、腹、背、腰、臂、大腿、小腿等不同部位，比外科医生动手术还要复杂。受刑的刀数有限制，但随时代而有不同。宋朝时只有8刀至120刀，到明朝时往往超过千刀，有1000刀以至3000刀之说。倘若割多或割少了刀数，刽子手都可能会受罚。大太监刘瑾被剐，按例该剐3357刀，每十刀一歇一喝，第一天割357刀，暂时结束时给他喝点粥维持生命，总共剐了三天。后来郑曼被剐，闻宣读圣旨，应剐3600刀，可见刀数并不绝对固定，但这两例都在3000刀以上。凌迟下刀次序亦有一定的限制：先从胸部开始，把乳头割去，然后割胸肌；若是男性犯人，接着会割生殖器；然后轮到大腿，双臂，腹肌，臀部。最后割耳，鼻，眼，唇。下刀的时候助手负责报告刀数，割下来的皮肉，放在桌上排列出来等待验查；但亦有丢到地上，甚至是卖给旁观的群众。有时凌迟以后会再以利刃臬首，用巨斧剉尸。
历史上以凌迟处死的人中，最为有名的要数明朝将领袁崇焕。袁崇焕是明末著名军事统帅。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被破格擢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深为大学士、蓟辽督师孙承宗之倚重。修筑关外重镇宁远城，进兵备副使，再进右参政。在其后的宁远之战中袁崇焕拒绝执行高第撤守关内的命令，刺血为书，激励将士，誓死守卫宁远孤城。大败后金十万围攻大军，炮伤努尔哈赤，赢得明朝对后金作战的第一次胜利。朝廷擢其为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时魏忠贤遣其党羽刘应坤、纪用等出镇辽东，他抗疏进谏，未被采纳。其后不久，后金兵渡鸭绿江南下，他采取积极战略，遣将修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破后金主力，取得宁锦大捷。战后终因不附魏忠贤，被其党所劾去职。
明熹宗驾崩之后，崇祯帝即位，袁崇焕也被重新起用。崇祯元年（1628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袁崇焕刚到御辽前线，即遇上了驻宁远的士兵因长期缺饷而哗变。他当即单骑入营，惩治了贪虐的将领以抚军心，又将兵变为首者枭首示众，以严明军纪。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军心，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饷济远。崇祯帝见袁崇焕到边境未立一战功，请饷之奏却频传，心中颇为不悦。在召集众臣讨论时，崇祯帝没好气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站在一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听出了崇祯帝的弦外之音，趁机挑拨，说什么军事哗变实非缺饷，而是另有隐情。崇祯帝一听，对袁崇焕的十分信任顿时减去三分，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开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以充私囊。不久，又传来了袁崇焕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消息。毛文龙原系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他在岛上择壮为兵，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但毛文龙恃功跋扈，根本不听袁崇焕的指挥，反而虚功冒饷，诬袁崇焕克扣了他的军饷。为了统一边防号令，袁崇焕借督饷赴皮岛之机诱捕毛文龙，先斩后奏。崇祯帝接到袁崇焕的奏疏，心中十分恼怒他竟敢不经圣裁擅杀边将。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参见京畿之战）。由于蓟州一线边防松弛，使得清军轻易攻破，很快便会师于遵化，直逼京师而来。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急赴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清军交锋，一场恶战，清军败退。
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饷犒师，并命各路勤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袁崇焕担心所部日夜奔驰，马卒疲怠，请求入城休整再战。但遭到了崇祯帝的坚决拒绝，只好移师城外驻防。皇太极见又遇劲敌袁崇焕，心中又恨又怕，决定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心头大患。他首先假拟了两封所谓的“密信”，让部下有意“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此信一传开，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谤纷起。那些往日与袁崇焕有隙的朝臣也趁势“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际，两名从清营中逃回来的宦官又报告说在清军中亲耳听见将士议论，称袁崇焕已与清主和议，不久将不战而献北京。崇祯帝至此深信不疑，当即传令袁崇焕入见，趁其不备将他逮捕下狱。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崇祯以“谋叛欺君罪”将袁崇焕凌迟处死。押赴刑场后，刽子手尚未下手，北京围观百姓即扑前生咬其肉，直见内脏。之后亦争买其肉，以下酒泄愤。一代忠良竟然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似乎也正应了那句伴君如伴虎的古训箴言。当然历史上被凌迟处死的忠臣并非只有袁崇焕一人，太平天国时期的翼王石达开，领兵出走后被困大渡河，后来为了解救全军性命，自动前往清营，后来也被清朝凌迟处死，同时凌迟处死的还有他的几个属下，行刑时他的下属不胜痛楚惨呼不止，石达开说：“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正如此可耳。”至死寂无声。英烈如此，真不是常人啊！
车裂之刑
车裂是古代一种残酷的死刑，又称为辕或车辕。《周礼？秋官？条狼氏》中云：“誓驭曰车辕。”前人注解说：“车辕，谓车裂也。”民间俗称五马分尸，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相传此刑乃将犯人的头及四肢分别缚到五辆车上，由马引车前进以撕裂其身体。
车裂的这种行刑方式引起了诸多争议，有人认为车裂并非如民间流传所指的五马分尸，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汉代辞典《说文解字》将车裂和斩首相提并论：“斩法，车裂也。”车裂中的“车”字并非指“车子”，而是某些古体字在字形变化中产生讹误而成为“车”字。五马分尸只属民间传说，实际上该刑最初是以牛拉车分尸的。亦有人认为车裂指的正是五马分尸。他们以《辽书》中的句子“淫乱不轨者，五车辕裂之”作例，证明两者确有关联。另外，关于车裂的执行时间，各方意见亦不一致。多数人认为车裂是用在尸体（包括已斩首者）上的，而非撕裂活人。
但无论是否用在活人之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容受到残害或割裂，许多人一旦获罪，常苦苦哀求“赏个全尸”，而杀人者不仅让人身首异处，连四肢都各在一方，难怪一些罪犯想起这一刑名，都会不寒而栗，因为这酷刑不仅让死者的最后一刻肉体异常痛苦，精神也备受煎熬。一般情况下，它专用于谋反、篡逆等大逆不道的人。
相传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商鞅就是死于此刑法。商鞅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他本名公孙鞅，也叫卫鞅，后来在秦国被封为商君，因而又叫商鞅。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和贡献，是在秦国实行变法，历史上称之为“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以后，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而且也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经过多年的努力，秦国日益富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强国。
变法奠定了秦国兵强国富的基础，却激起旧贵族势力的愤恨，商鞅采取暴力手段，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反抗，因而遭到旧势力的反对。商鞅掌握秦国的军政大权，独断专行，因而同秦国的官僚中的一些人物也发生利害冲突，积怨甚多。商鞅对于这种处境，自己也很害怕，每次出门，都要有武装卫士的保卫。后来，秦孝公病重，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孝公病重时，曾打算把君位让给商鞅，商鞅没有接受。孝公二十二年（前338年），秦孝公死了，太子驷即位，史称秦惠文王。公子虔诬告商鞅密谋反叛，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立即逃跑。
当他在路上要求住店时，因没有任何凭证，店主不敢收留，并对他说：这是“商君之法”的规定。商鞅没有办法，又跑到魏国，魏国对他早已恨之入骨，他只好回到自己在秦国的封地商邑。他组织了一些人马，准备抵抗秦军，但寡不敌众，被惠文王的军队抓获。惠文王以残酷的“车裂”刑法，把商鞅处死。
后来秦王嬴政当政时，宦官嫪毐得宠于太后，结党营私，又因酒后失言，道出他与太后的关系，事后自知罪不可赦，便起兵叛乱。秦王对其恨之入骨，逮获后也将其处以车裂之刑，并夷其三族。此外，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组织者之一马元义、隋朝礼部尚书杨玄感等，都死于此刑。
莫言无辜受诛戮，只缘帝王兴起时——其实没有几个帝王是一时兴起而杀人。一般说来，宫廷杀人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远古时期祭祀用的人殉和人牲，一种是按照王朝法制依法处死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在宫廷斗争中被杀的人。远古时期的人牲和人殉出于无知的蒙昧，宫廷按照法制处死有罪的人也无可厚非。但是，那些在宫廷斗争中杀人的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但是最令人发指、最惨无人道的杀人方式却也往往诞生于此。巍巍皇宫，九重之地，曾是多少人向往的地方。但是，又有谁知道就是在这金碧辉煌的繁华背后到底发生了多少父子相残、手足相诛的人生惨剧呢。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在宫廷争斗中杀人的例子实在数不胜数，远如秦朝李斯、赵高为了拥立二世胡亥矫诏逼死太子扶苏和大将蒙恬，又如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伏兵诛杀手足谋夺皇位。与这二者相比，北齐皇帝高洋杀人的故事和西汉初年吕后处置戚夫人的手段，显得更加的悲惨和惊心动魄。从宫廷达官贵人们的争执到后宫万千粉黛的算计与自相残杀，表面上庄严恢弘的皇宫重地实在像一个无形的屠宰场。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在宫廷的斗争中丧失了性命。
玩乐皇帝的杀人手段
说起皇帝杀人的故事，就不能不提到北齐的开国皇帝——高洋。高洋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疯子型的暴君，一个荒淫暴戾的人间恶魔。高洋为了一人的享乐，征发30万工匠在邺下大兴宫室，为他修筑了一座极其奢华的宫殿，此外还建起了大庄严寺等一批建筑物。就在这些金碧辉煌的宫殿中，高洋肆行淫暴，不知做下了多少令人发指的罪孽。
高洋平日在宫中，总是裙钗环立。高洋或是饮酒击鼓、或是讴歌舞蹈，经常通宵达旦、日以继夜地胡混乱闹。他兴致一来，就越发出格，散乱头发，拔刀张弓，狂欢不止。这还不够，他又专门派人到各处征集宫女，为寻刺激，又命人砍来荆棘，扎成草马，逼迫宫女们骑在上面，拖来拖去，看到她们被刺得鲜血洒地的痛苦模样，便满意地哈哈大笑，以此为乐。
高洋也念佛，还常住甘露寺中，而他一去往往关起寺门，在里面不知干些什么。有次他竟忽发“慈悲”，指令宦官去寻来2600个寡妇，由他主持配给他部下军士，寡妇数目还缺三成，宦官就抓来有夫之妇冒充，弄得民怨沸腾。当他心血来潮时，不免要骑射演武，即使是这类活动，也不忘逼迫京城妇女悉数前往观看，谁若不到，就军法从事，而且一次折腾就长达七天。
有一次，他出游市井，见到一个女子，便上前问道：“你觉得当今天子为人如何？”那女子说：“痴痴癫癫，哪像天子！”他听完这话，当即将那女子杀掉。而在宫中，凡遇到他不顺眼的人，一律杀害，或是肢解躯体，再用火焚掉；或者投入河中冲走，不留尸骸，真是残忍之极。
高洋有个宠妃姓薛，早先与清河王高岳相好，后被高洋看中，强行将她迎入宫中。薛氏的妖媚之术，令高洋感到新鲜、刺激，他那三千宫娥顿时变得索然无味。薛氏极受宠幸，被封为薛嫔。薛嫔有个姐姐，长相也很妖艳，高洋干脆将她也弄进宫来，高洋与薛氏姐妹，有时一连数日不离床榻。后来高洋探知薛嫔依旧与高岳藕断丝连，不禁大怒。便令人当着他的面，将薛嫔的姐姐活活锯成八块，接着又砍掉薛嫔的头，将她的尸体乱刀剁碎；又把两姐妹的血渗进酒里，让大臣共饮。他还叫乐师剔去薛嫔大腿的筋肉，用白森森的腿骨做成乐器。在每次杀人后的酒宴上，让乐师用薛嫔腿骨做成的乐器弹奏“佳人再难得”的曲子，以示对薛嫔的“怀念”。
对于臣僚，高洋尤其喜怒无常。他看不惯大司农穆子容，就命令穆某脱去衣裤伏在地上，他则取箭来射，结果没有射中，于是生气地操起木棒，朝穆子容下身狠命一戳，这一戳径直戳到下腹之内，大司农当场一命呜呼。即便对他所倚重的大臣杨愔，兴发时也会毫不顾惜地加以摧残。杨愔肥胖，高洋给他取名杨大肚，还用马鞭抽他背脊，抽得杨愔袍褂浸满鲜血，接着又用小刀扎进杨愔腹中，宦官崔季舒在一旁看不过，故意用俳优的语言，像做戏一般地边说“老小公子恶戏？”乘机将刀掣出。这样整治以后，高洋还不甘心歇息，又叫人将杨愔活活装进棺材，钉上铁钉，用车运了出去，算作送丧游戏。幸好杨愔命大，被人救起，才暂免一死。
高洋杀人，有时经常半点情由都没有。有一次在晋阳时，他手握长矛，正找地方刺，忽见都督尉子耀站在一旁，便顺手朝他戳去，尉子耀当场被刺死。又一次，在太光殿上，莫名其妙地召来都督穆嵩，然后下令将他按下锯成两段。还有一次，在开府暴显家，只因为喊得出当时在场的都督韩哲之名，便随口一呼，当众把他叫了出来，用刀砍成几段才罢休。
高洋造下种种罪孽，典狱丞李典实在看不下去，便舍命仗义直谏，当着高洋的面指责他比桀纣还不如，要他改正。高洋哪肯听谏，歇斯底里地命人将李典绑起来沉入水中。李典宁死不屈，过了好一阵，高洋又命人将他捞起来再问，李典仍然矢志不移。高洋无奈，再次命人将他沉入水中，就这样沉了捞起再问，问了再沉，就是不能折服李典。高洋忽将口气一变，狂笑道：“天下真有如此的痴人，我今天才相信古时候确实有龙逢和比干了。”说完，竟然下令给李典松绑，将他放了。众臣正自诧异，谁知转眼间高洋又召他上朝，装出从谏如流的样子，表彰李典忠心，可还没等李典开口谢恩，就又下令将他拖出去腰斩了。
高洋是一个酒鬼，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杀人狂，他在金銮殿上设有一口锅和一把锯，每逢喝醉了酒，必须杀人才能快乐；而他从早到晚都在喝醉，所以他必须从早到晚不停地杀人。宫女宦官和亲信每天都有人惨死在他的盛怒之下，最后遂由司法部门把叛决死刑的囚犯，送到皇宫供高洋杀人时之用。后来杀的人太多，死囚不够供应，就用拘留所里正在审讯中的被告充数，称为“供御囚”；不但送到皇宫，即使高洋出巡时，供御囚也跟在高洋的后面，只要三个月不死，即作无罪释放。
高洋凶性发作时六亲不认，他曾把母亲娄太后坐的小矮凳推翻，使老太婆跌伤；还有一次威胁说要把母亲嫁给鲜卑家奴。高洋到岳母家，一箭射中岳母的面颊，吼叫说：“我喝醉了连亲娘都不认识，你算什么东西！”再把已满脸流血的岳母打一百皮鞭。高洋把平日经常规劝他的两个弟弟高浚和高涣囚在地窖铁笼之中，高洋亲自去看他们，纵声高歌，命二人相和。二人既悲又惧，唱出歌声，声音颤抖。高洋听了，不禁流下眼泪，然后提起铁矛，向二人猛刺，卫士群矛齐下，两个弟弟霎时成了一团肉酱。高洋还把北魏帝国元姓皇族全部屠杀，婴儿则被抛到空中，用铁矛承接，一一刺穿。
当然历史上的暴君可不止高洋这么一个，像他这样出类拔萃的暴君在魏晋南北朝实在太多，像苻生、石虎、刘骏、刘昱、萧鸾个个都是杀人的能手。
吕后制造的人彘惨剧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并非只有皇帝才能做出变态杀人的惨剧来。比如西汉时期，高祖皇后吕后所制造的人彘惨剧，绝对不亚于任何一位残暴皇帝的作为。
高祖刘邦死后，惠帝软弱，皇太后吕雉弄权。为了稳固自己手中的权力，维护自己儿子的帝位，吕后使出各种手段打击宫廷对手。高祖在世之时，戚夫人受宠，吕后怀恨在心，再加上刘邦驾崩之前曾经动议立戚夫人之子赵如意为太子，则更加加剧了吕后对戚夫人母子的怀恨。
刘邦死后，吕后就开始四处活动起来，她偷偷地和自己的亲信审食其商量要杀害功臣。她对审食其说：“朝廷中的大将，当年和高祖一样，都是平民百姓，后来对着皇帝称臣，现在又要他们来辅助年轻的皇帝，他们怎么会甘心呢？我看不如把他们一个个除掉，也免得以后生些麻烦。”有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即跑去告诉大将郦商。郦商对审食其说：“我听说皇帝已经死去4天了，你们却打算杀害功臣，这不是给天下制造危险吗？陈平和灌婴带着10万兵马驻守在荥阳，樊哙和周勃率领20万兵马在平定燕代，如果他们听说皇帝已经去世，朝廷又想杀害他们，那他们联合起来造反不就坏事了吗？”审食其把这话转告吕后，吕后也觉得不能轻举妄动，就把太子刘盈立为皇帝，这就是汉惠帝。
汉惠帝刘盈刚满17岁，他天生软弱无能，身体又不太好，这样吕后就实际掌握了朝中的大权。待地位巩固后，吕后就让人将戚夫人抓起来，囚禁在宫中的长巷——永巷内，这里原先是囚禁犯罪的宫女的地方，押解了许多宫内的犯人，戚夫人在这里受尽了犯人们的凌辱。但吕后并不满足，她让人剃光戚夫人的头发，用铁链锁住她的双脚，又给她穿了一身破烂的衣服，关在一间潮湿阴暗破烂的屋子里，让她一天到晚舂米，舂不到一定数量的米，就不给饭吃。这时候，戚夫人和刘邦的儿子如意在赵国做诸侯王，戚夫人想到往昔，又想起儿子，非常伤心，就一边舂米，一边唱着哀歌：“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使谁告汝！”吕后听到戚夫人的哀歌后，就把戚姬的儿子赵王如意从赵国封地上召到京城里来，准备杀害他。
惠帝刘盈心地善良，听说母亲吕后把如意召来，知道母亲想要对如意下毒手，他很可怜这个年幼无辜的弟弟，决心加以保护，于是乘赵王未入长安之前，背着吕后到城外去迎接。他把赵王一直接回自己的宫室居住，起居饮食都在一起，吕后虽然痛恨如意，却没有机会对如意下手。一天，汉惠帝清早起来出去打猎，如意正在睡懒觉，惠帝就没有忍心叫醒他。吕后终于找到了可乘之机，她立即就派人送去毒酒，把如意给毒死了。惠帝打猎回来一看，如意早已毒发身亡。
赵王已死，戚夫人失去了最后的靠山，吕后就让人砍掉戚夫人的手和脚，挖掉眼珠，弄聋耳朵，又灌了哑药，把她叫做“人彘”，放在厕所里面。过了几天，吕后又叫汉惠帝来看。惠帝从未听说过“人彘”，觉得很新鲜，便跟着太监去看。太监打开厕门，指示惠帝说：“厕内就是‘人彘’。”惠帝向厕内一望，看见是一个人身，既无两手，又无两足，眼内又无眼珠，只剩了两个血肉模糊的窟窿，身子还稍能活动，一张嘴开得甚大，却说不出一句话。惠帝又惊又怕，不由地缩转身躯，问宫监这是什么东西？宫监说出戚夫人三字。惠帝大哭起来，回去后大病一场，卧床岁余不能起。他派人对太后说：“人彘之事，非人所为。戚夫人随侍先帝有年，如何使她如此惨苦？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惠帝大病一场，此后天天喝酒作乐，再也不管理国家大事，没过几年，就在忧伤里死去了。
像“人彘”这种令人发指的历史惨剧，历史上还不止出现一次。唐朝的武则天、南宋光宗的李皇后等都曾这样杀过人。只要存在无所限制的极权，历史的惨剧就不会避免，从“人彘”惨剧可以管窥到宫廷历史的黑暗。
自古至今，对于战争的参与者来说，他们的命运无非有三种，即胜利凯旋者、战死者和被俘者。对于战争的胜利者而言，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幸福与荣耀的到来；对于战争的阵亡者而言，胜负已经没有意义，他们的一切其实早在生命逝去的那一刻就已经融为战争的一部分；但对于那些战争中的俘虏而言，战斗的结束也许标志着苦难的开始，从他们在战场上被迫放下武器的那一刻起，他们的生命就被画上了人生的另一种符号——等待他们的不是鲜花，也不是荣耀，而是无休止的肉体折磨和精神屈辱，甚至是比阵亡更为悲惨的死亡。战俘的种种境遇可以说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悲惨的一面。自从有战争以来，战俘的血泪历史就没有结束过。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大规模的残杀俘虏的事件主要有四次：第一是秦将白起在长平“坑赵卒四十万”，第二是楚霸王项羽坑投降秦军二十万。第三是唐朝名将薛仁贵活埋铁勒军十三万。第四是拓跋珪活埋投降燕兵五万。
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
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乱不休，出现了战国七雄争衡天下的混乱局面。其中地处关中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成为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秦国的国势强大起来之后，就开始进攻自己的邻国，对外扩张。
公元前269年，秦派大将胡阳率精兵数万越韩境上党进攻赵国的阏与，反被赵奢所统领的赵军精锐突骑所击败。公元前268年起，秦国首先出兵攻打魏国，迫使魏国归附了秦国。接着秦国又出兵攻打韩国，韩桓惠王闻讯异常恐惧，派使者入秦向秦国请和，表示愿意割让上党郡给秦国。但是韩国的上党太守冯亭却不愿意献地入秦，拒绝执行王命，为了促成韩、赵两国联合抗秦，他想将上党十七县献与赵国。赵国统治集团内部，关于是否受地问题发生分歧，以平阳君赵豹为首的主和派认为冯亭献上党是引秦赵相争的嫁祸之计，不可受地。以平原君赵胜为首的强硬派认为不战得上党十七县，控山西形胜之地机不可失，赵应迅速接收上党以防被秦国占先。赵孝成王采纳平原君之议，派兵接收上党。赵国虎口夺食置秦国霸权于不顾，深深激怒了强秦。悲壮惨烈的秦赵长平大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拉开了帷幕。
赵王贪利受地，引起了秦国的极大愤怒。公元前261年初，秦国进行全国总动员，发倾国之师攻赵。秦军兵分两路，一路出宜阳攻韩国堠氏以防韩魏援赵，用以掩护大军侧翼。秦军主力由左庶长王乾率领出安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取上党。由于实力悬殊，上党陷落，韩赵上党军民退守赵境长平。秦军主力迅速向长平推进。赵国见情况危急，紧急征发大军由老将廉颇统率星夜驰援长平。秦赵两国重兵集团之间的历史性大决战，由此展开。
长平之战，战争规模空前。秦国是当时军事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秦军有奋击之士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赵国有带甲之士六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秦赵双方总共投入百万以上的军队。到公元前260年春，战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赵军副将统率的前锋部队，在长平以南与秦军激战，全军覆没。赵军几次出战都以战败结束。鉴于这种情况，老将廉颇及时改变了战略方针，决心转攻为守，率赵军主力四十五万退守长平以北，成囤居之势，依托有利地形，筑垒坚守，避不出战。廉颇的这一手段起了作用，秦军的进攻势头被抑制了，两军在长平一带相持不决。在赵国边境相持，赵军给养充足，而秦军则是劳师远征，长久相持则大大的不利。四月至七月，王乾率秦军猛攻赵军营垒。双方激烈交战，秦赵两军均损失惨重。赵军前后六名尉官阵亡，丢失了两处要地，至七月，赵军西营垒被秦军攻占。在数战不利的形势下，赵军凭借地形，继续坚垒不战。秦军在之前的攻坚战中，死伤大半，攻势也逐渐减弱。双方在战场上，逐渐进入相持阶段。
为了打破这种不利的局面，秦国实施了离间计，派人携带重金前往赵国的都城邯郸，收买赵王左右的权臣，离间赵王与廉颇之间的关系。这些权臣在收受了秦国的贿赂之后，开始四处散布流言：说廉颇固守防御，只守不攻，是因为要讨好秦军，以寻机投降秦国。秦军最害怕的不是廉颇，而是赵国的大将赵括。糊涂透顶的赵王本来就认为廉颇怯战，听到这些流言之后，改变了主意，将廉颇从前线调回，任命赵括接替廉颇做了赵军的统帅。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只知道夸夸其谈，纸上谈兵，而没有实战经验。他到了长平后，马上改变廉颇的只守不攻、以逸待劳的战略防御方针，积极筹划战略进攻，企图一举而胜，夺回上党，好向赵王邀功。秦王见离间计得逞，立即任命骁勇善战的大将白起代替王乾出任秦军统帅。为了避免引起赵军的警惕，秦王命军中对此严守秘密。白起针对赵括没有实战经验、鲁莽轻敌的弱点，采取后退诱敌、围困聚歼的作战方针，对兵力作了周密的部署。
公元前260年，赵括统帅赵军向秦军发起了大规模进攻。两军交锋后，秦军的诱敌部队随即假装失败后退。赵括不问虚实，立即率领赵军开垒出击，长驱直入，攻击秦军营垒。秦军早有防备，赵军不能攻下秦军的营垒，只好在阵前硬耗，士气消沉。与此同时，秦将白起派出两支骑兵部队，在赵军的左右两翼迂回攻击，切断了赵军的退路。秦军为防止赵军突围在赵军被合围后，迅速出动轻兵反复冲击赵军，以挫其兵锋。合围圈中的赵军初战不利，赵括为防赵军被分割歼灭，命全军修筑营垒工事，连成一片，坚守待援。赵军在长平被围的消息传至邯郸，赵统治集团深为震惊，举国震动。赵国在全国搜集留守部队，竭尽全力援救长平。为防止赵军内外联合破围，秦昭襄王亲赴河内尽征十五岁以上男子从军，组建了打援兵团自河内直插丹朱岭，在出赵军长平大本营之后，实施更加深远的纵深包围，彻底地阻断了邯郸与长平之间的一切联系。在被围困了几个月后，赵军缺粮断草，只得杀马充饥，饥寒交迫中的士兵，加上伤病的困扰，逐渐人心离散，斗志全无。绝望之中的赵括将赵军的精锐部队分成四队，试图通过轮番冲击，企图杀出一条血道突出包围圈，但未成功。赵括也在带领士兵突围的时候被秦军乱箭射死。
赵军大将战死，丧失统帅，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突围无望，在绝望之中，军心崩溃，四十万赵军在万般无奈之下，集体放下武器向秦军投降。赵军投降秦国之后，由于人数实在太多，秦将白起怕投降的赵军日后一旦反叛难以镇压，便心生杀机。除了让其中年少体弱的240人回到赵国以外，其余的40万赵卒全部被坑杀于长平之外。40万个生命就这样在瞬间消逝，这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令人心酸的一幕。但是，悲惨的历史并没有因为这40万生灵的鲜血而停下固执的脚步，仅仅几十年之后，同样的惨剧又上演了。
项羽坑杀秦降卒二十万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秦将章邯在镇压了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又打败项梁领导的反秦武装，攻破邯郸。赵王歇和张耳也被秦将王离率领的20万秦军围困于巨鹿。同时秦将章邯也率军20万屯于巨鹿南数里的棘原，修筑甬道为围城的秦军输送粮草。赵将陈余率军数万屯于巨鹿之北，但由于兵力悬殊，不敢前往救援。为解救巨鹿之围，楚怀王派出两路兵马，一路军队前往巨鹿解赵国之围，以宋义为主帅，项羽为副帅，另一支军队进攻关中，以刘邦为主帅，并许诺说谁先攻下关中，就封谁为关中王。
项羽进攻秦军之前，虽已有十几路诸侯军抵达巨鹿前来救援，但都慑于秦军威力，只是屯兵于外围，不敢出战。当楚军进攻秦军的时候，各路诸侯军仍闭门不出，各个将领只是从营垒上观望。项羽率领全部楚军渡过河水，下令全军破釜沉舟，每人携带三日口粮，以示决一死战之心。楚军以一当十，奋勇死战，九战九捷，大败章邯军，齐、燕等各路援军亦冲出营垒助战，俘王离，杀其副将，解巨鹿之围。后来，项羽日夜兼程渡三户津（古漳水渡口，今河北滋县西南），断秦军归路，大败秦军。章邯进退无路，率军20万请降。秦军主力遂告覆灭。但不久之后，项羽担心秦朝降军生变，便把20万的降兵活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屠杀俘虏的事件。
薛仁贵活埋铁勒军十三万
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屠杀俘虏的事件发生在唐朝时期，即薛仁贵活埋铁勒军的事件。薛仁贵（公元614年～683年）名礼，绛州龙门人（今山西河津），天生神力，勇武过人。
贞观末年，唐太宗亲征辽东，薛仁贵成为张士贵的部下。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直指高丽。唐军到了安地，一位郎将被高丽军队团团围住，情势危急，薛仁贵飞马上前，立斩敌将，将人头悬挂于马鞍上，一举震慑敌军。唐军四面合围，势不可挡，高丽军队溃散奔逃，折兵2万。唐太宗提升薛仁贵为右领军郎将，让他守卫玄武门。
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薛仁贵与梁建方、契苾何力一道，与高丽军队激战于横山（今辽宁辽阳附近华表山），薛仁贵一马当先，箭无虚发，敌人无不应弦而倒，在随后的石城之战中，一位高丽神箭手连杀唐军十余人，薛仁贵怒发冲冠，一人一骑，风驰电掣，扑向神箭手，立马将敌人生擒，吓呆了的敌人竟来不及拉开弓弦。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契丹阿仆固联合奚族共同反唐，薛仁贵和辛文陵在黑山大败契丹，活捉了阿仆固及一干首领，将他们押到东都。
龙朔元年（公元661年），铁勒酋长比粟毒伙同其他部落起兵犯境，唐高宗任命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薛仁贵为铁勒道行军副大总管，出兵讨伐思结、拔也固、仆骨、同罗四部。当时铁勒九姓拥兵十几万，凭借天山之地利，企图与大唐雄师一决胜负。他们派出数十位骁勇骑士出马挑战，眨眼间，就被薛仁贵三箭射死三人，胆寒之下，铁勒人下马投降，放弃了抵抗。为了消除后患，薛仁贵命令部下将13万已经投降的铁勒人就地坑杀，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杀降暴行。铁勒人害怕了，拼命逃窜，薛仁贵追击到漠北，擒获了叶护三兄弟。铁勒九姓衰落了，薛仁贵成了天上下凡的杀星，大唐敌人眼中的凶神恶煞。
拓跋珪活埋投降五万燕兵
历史上第四次大规模屠杀俘虏的事件发生在道武帝拓跋珪时期，拓跋珪率兵攻燕时，近五万燕军兵败被俘。魏王拓跋珪挑选了有才的燕臣后，想对被俘的四五万燕军派发衣粮遗还。中部大人王建劝道：“燕国强大，现倾国而来攻打我们，我们侥幸大胜，不如都把这些人活埋掉，燕国就空虚易取了。”拓跋珪听此言有理，就把近五万燕兵全部活埋。这个数字为中国历史上活埋敌军的第四名。
古语云“杀降不祥”，历史上的这些杀降者的下场都不是很好，白起最后被秦王迫逼自刎，项羽自杀于垓下，道武帝拓跋珪被儿子杀死，唯独薛仁贵于七十之年善终。时至近代，战俘们的命运才开始有所改变，后来通过的《日内瓦公约》，其中还专门规定了一些旨在保护战俘的条文。《日内瓦公约》规定，战俘享受多方面的权利和待遇，其要点如下：冲突各方对战俘应予以人道待遇，不得基于任何原因或标准进行歧视，不得杀戮、残害、虐待和施以酷刑；不得将其拘押于生命安全缺乏保障的地带；不得作为人质；不得损害其个人尊严（包括受到恫吓或被观众好奇地烦扰），特别是不能进行侮辱和降低身份；不得作为报复的对象；不得因个人行为受到集体惩罚；冲突停止后不得拖延将其释放；等等。该公约被认为是国际主义人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约束战争和冲突状态下敌对双方行为规则的权威法律文件。但条约永远只是写在纸上的，现实中的战俘处境依然远不乐观。
第二章 名人背后
想娶的侄女自杀了：希特勒发誓独身不婚
希特勒为什么一直没结婚？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他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并没有涉及在他的内心深处藏得很深的那些理由——因为这些理由，他才发誓要做一名独身者，直到自杀前夕才违背这个誓言。
希特勒生硬地解释说，结婚会分散他的精力，一位国家元首只有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他的人民时，才能为人民的幸福作出彻底的自我牺牲。他还列举了一些国家元首的例子，他们由于顾虑家庭，为家庭操心，而忘记了他们对人民所承担的责任。希特勒说，“他们身上有着被锻炼得无比坚强的品格，却因为家庭的原因，毁于一旦。我们还看见一些男人，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在他们开辟的道路上成就伟业，也因为家庭的原因，变得优柔寡断，一事无成。”他认为他的使命重大，不允许他在个人事情上分散精力。
希特勒说这番话时，一脸的严肃认真，语气也不容置疑，最终既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也说服了那些心存怀疑的人。这个问题也到此为止了。但是在死之前几个小时他才结婚的真正原因，构成了他生命中最悲壮的一面。
他爱过格利·劳巴尔——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的女儿，他对她倾注了极其深厚的感情，使他不可能考虑在他的外甥女离奇死亡后再去迎娶另外一个女人。他经常对我说，她实现了他在女人身上寄予的最完美的理想，还说他有朝一日会娶她为妻，如果不是那场离奇的意外事故夺去了她的生命的话。
身为舅舅的希特勒把格利从维也纳接来的时候，她才十六七岁，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少女，浅褐色的眼眸，身材高挑，声音悦耳动听。一开始，希特勒把她当成大孩子对待，让她上音乐课，妒嫉她和别的男子来往。
1927年，当她秘密地与她的司机埃米尔·莫里斯订婚时，希特勒勃然大怒，命令那名司机与她断绝往来，同时威胁说，如果他对此置若罔闻，就会立即被扫地出门。希特勒本来就是一个粗鲁固执的人，为了拆散这对年轻人，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他不仅威胁格利要把她赶出慕尼黑，而且还真的收回了他发给格利的母亲和她的其他家庭成员的资助，以前他习惯用金钱援助他们。1928年夏天，他的要挟讹诈大获全胜，彻底地拆散了格利和她的司机。没过多久，年轻的格利认识了林茨的一名绘画艺术家，画家为她的魅力所倾倒，很快就提议和她结婚。希特勒通过自己的私人侦探知道了这个事情，也采用同样的手段迫使他姐姐反对这门婚事。
希特勒采取这些行为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他对自己的外甥女的感情，远不只是一种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和呵护之情。他深受一种强烈嫉妒的折磨，而这种嫉妒则是由爱情引发的，只是那时他还不便表露出来。
我曾有机会看到那位年轻画家写给格利的情书。在情书中，那名绝望的求爱者穷尽所有的理由要格利跟他一起走。我为希特勒将那封情书重新誊抄了一份，所以现在还可以把那封信中最有特点的段落引用于此：“现在，你舅舅意识到他对你母亲的影响力，恬不知耻地利用她的软弱。不幸的是，只有等你成年后，我们才能回击这种要挟讹诈。他果真在我们俩的幸福前面设置了许多障碍。然而他知道，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母亲在同意我们结婚之前要求我们分开的这一年，只会增加我们彼此的爱慕和依恋之情。我的诚实善良很难接受如此卑劣的做法。”“然而，我只能从一些把你舅舅和你连在一起的本质上自私的理由，来解释他的所作所为。他只是希望你有朝一日只附属于他一个人，而不属于别人。”
在信的另一段，年轻的画家宣称：“你舅舅依然把你看成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女孩，他不会明白你已长大成人，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你舅舅性格暴烈，在他的那个党派里，所有的人都像奴仆一样对他殷勤备至，卑躬屈膝。我不明白他这样聪明敏锐的人怎么就不明白，他的顽固不化以及他对于婚姻的奇谈怪论，在我们俩的爱情和心愿前只会化为齑粉。他希望在今年内成功地战胜我们，但他太不了解你那炽热的感情了……”
正是在这个时期，希特勒已经下定决心，一旦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就娶格利为妻。1930年，他租下了位于慕尼黑普令茨雷根坦广场16号一栋房子的整整一层楼，格利也搬到这套公寓里住下。和格利共同生活的这些年，按照希特勒自己的说法，是他这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后来，当他回忆起这一段往事的时候，他容光焕发，详细向我们描述他们俩如何在一起度过的令他陶醉的快乐夜晚。他们俩总是一起出去购物，一起去看戏，定期参加音乐会。他带着一丝涩涩的酸楚，跟我们道出格利的一些小小的怪脾气：“当我带她去时装店时，她叫店员把礼帽部的所有的帽子都拆开包装，还吩咐店员把陈列在橱窗里的帽子也拿过来。当商店里所有的帽子都在她的头上戴过一轮之后，她才告诉店员说没有一顶帽子适合她戴。她说话非常放肆无理，弄得我十分尴尬。我小声对格利说，她不能这样把商店弄得乱七八糟后，什么也不买就离开商店。她却朝我投来一个让人无法生气的微笑，并从嘴里撇下一句话：‘可是，阿道夫舅舅，这些人在这里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希特勒照顾格利，时刻保持着警惕，心怀妒意。他每一次外出做巡回宣传的时候，格利都必须向他庄严地发誓，保证不趁他外出的时候去和那些曾经要好的人来往。只是在她回她母亲家的时候，他才不会强行要求她接受他的陪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9月，当时，希特勒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商店里认识了一名小店员，名叫爱娃·布劳恩，她迷上了希特勒，相信自己会征服他。希特勒和她逢场作戏，打情骂俏。
1931年9月17日，希特勒打电话把格利从贝希特斯加登叫了过来，当时格利正在那里休息。第二天，他们俩大吵大闹了一场，因为希特勒突然决定要去纽伦堡。格利指责舅舅没什么事就把她叫过来，他不在家，却禁止她去维也纳让一位声乐教师检查她的嗓音，她对此十分气愤。第二天早晨分手时，他们俩开始陷入冷战。当天，格利在搜查舅舅的外套时，从里面发现了一封爱娃·布劳恩写给希特勒的表白爱情的亲笔信，格利的恶劣心情顿时变成了绝望。当晚，她用手枪朝自己的嘴巴里开了一枪，一命呜呼。
希特勒接到消息，从纽伦堡紧急赶了回来。他为外甥女自杀的事感到非常难过，差点要为此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他的副手赫斯好不容易才把手枪从他的手中夺了下来。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不思饮食，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想着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外甥女做出如此决绝的举动。
当他恢复饮食后，他再也吃不下肉食了。也正是从那一天起，他变成了绝对的素食者。
连续好几个月，希特勒一直拒绝会见朋友，完全生活在对格利的回忆之中，格利的房间也保持着她死时的样子。他让那间房子每天都开着鲜花，此后的每年依旧为她举办生日庆典。直到战争爆发，他身上都带着那个房间的钥匙，甚至连格利在伯格霍夫别墅的那个房间也总是关着的。后来，当他翻修这栋别墅，扩大房子的空间时，外甥女位于侧翼的房间也原封不动。她的衣服、梳洗用品和所有属于她的东西都保留在原来的地方。格利的母亲想要一些格利用过的东西或者一些信函留做纪念，都被希特勒拒绝了。格利的所有信件都被她心存嫉妒的舅舅小心翼翼地保存着，1945年4月，希特勒向他的副官绍布下达命令，如果绍布觉得希特勒没有什么机会离开柏林的话，就把那些信件销毁。他还让人按照格利的照片临摹了许多肖像画，挂在他在慕尼黑、柏林和伯格霍夫别墅的套间里。这出悲剧曾让他沉湎于孤独之中不能自拔。
格利自杀六个月后，元首的朋友们终于成功地把他从孤独中解救了出来。一天晚上，海因里希·霍夫曼把他带去电影院，成功地把爱娃·布劳恩安排在他旁边，就像是偶然坐在一起似的。
就这样，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又开始眉来眼去了。几年下来，他们的打情骂俏演变成牢固的关系。有一天希特勒向我坦诚相告，他对爱娃从来就没有产生过那种伟大的爱情，只是对她已经习惯了而已。还有一次，他对我说：“爱娃非常善良，但在我的一生中，只有格利才能在我心里激发出一种真正的感情。我永远都不可能有娶爱娃做妻子的念头。我生活中唯一可能与之结合的女人只是格利。”
1945年初，在一次交谈中，有人影射有三个女人曾企图为他自杀，那三个女人是格利、爱娃和米特福德小姐。希特勒就格利之死作了回答：“她是唯一能博取我欢心的女人，也是唯一我可能娶的女人，她的死对我来说是一次可怕的经历。然而，回首往事，我开始相信，她这么做也许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因为她应该得到的幸福我也许永远也不能给她。”
一天晚上，在慕尼黑一家咖啡馆里，希特勒发现一个女孩长得和格利出奇地相像。他让人把那个女孩叫到他就坐的这一桌来，结识了她。几年里，他安排她去听戏剧课，尽管她几乎没有任何舞台表演才能。在此期间，这个被保护的女孩过着非常放纵的生活。希特勒知道后，就再也没去看过她，也完全停止了对她的资助。
在与希特勒交往的最初那几年里，爱娃·布劳恩只是一个非常平凡、没有自信的女孩子。她在与希特勒的交往中所持的谨慎态度，给希特勒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使希特勒对她产生了好感。
她从不参加官方招待会，希特勒在客人面前也从不提及她。那个时期，她还没住进伯格霍夫，住在那里的是凶恶的看守人、已故的格利的母亲——难以对付的劳巴尔太太。爱娃只是在附近的普拉特霍夫饭店有一个房间，时不时地到伯格霍夫去，与希特勒在一起呆上几个小时。
劳巴尔太太激烈批评爱娃和她的同父异母弟弟的交往，对爱娃表示出极度的蔑视，把她当成闯入者，见自己不能把她和希特勒拆开时很是气愤。劳巴尔常常建议希特勒找一个和埃米·索内曼夫人一样的女演员结婚，索内曼夫人后来成了戈林的妻子。有一天，她在戈林面前情不自禁地说：“我好羡慕您，帝国元帅先生，羡慕您两样事情：首先是您娶了索内曼夫人，其次是有罗伯特这样一个十全十美的仆人为您服务。真遗憾我弟弟没像您这么做。”戈林带着满意的微笑回答说：“必要时，我可以把罗伯特让给他，至于埃米·索内曼嘛，我绝不会给他，决不！”
尽管从外表上看，爱娃·布劳恩只是一个弱不禁风的金发女子，但她却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她完全屈从于其主子的反复无常和心血来潮，渐渐地巩固了自己的位置。
爱娃是在1936年的纳粹党代会召开之际得到希特勒的认可，并正式成为他的情人的。劳巴尔太太对她横加指责，理由是在纽伦堡举行游行检阅时，爱娃没有充分地参与。她把这件事对自己的弟弟说了，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希特勒完全站在他的女友那一边。由于遭受劳巴尔太太的刻薄指责，爱娃确实曾想到自杀。这种绝望的举动让希特勒大为震惊，使他毫不客气地把姐姐打发走了，并终于把爱娃安顿到了伯格霍夫。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爱娃正式走进了第三帝国元首的生活。希特勒送了慕尼黑的一套小别墅给她，还送了她一辆汽车，并用珠宝和价格不菲的裙子来包装她，还给了她一笔年金，以满足她所有心血来潮的行为。
爱娃·布劳恩懂得适应上流社会的生活习惯。她想变成一个贵妇，竭力模仿戈培尔夫人的举止神态，把她当成自己的榜样。然而，她所做的一切努力和她的一切开销，都不能使别人忘记她的出身。她依然是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跟成千上万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她们唯一的兴趣是奇装异服，一想到自己的体重又增加几克就会惊恐不已。爱娃害怕体重增加，饮食特别没有规律，而且每顿饭后都要吃泻药。由于这种饮食习惯和限制饮食，她患上了胃病。当她胃病发作的时候，希特勒就会彻底惊慌失措。这时，他的行为举止就像恋爱中的初中生一样，没完没了地抚摸着她的手和胳膊，一边叫她“我的小宝贝”。
爱娃并不是什么时候都看起来很美。她的眼睛是浅褐色的，睫毛很长，非常迷人。但当她一旦生气地撇一下嘴，她的美丽顿时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她的唇角会垂下两道深深的纹路，使她显得特别苍老。她极度敏感而且容易受刺激，因为她挣扎于其中的不真实的处境使她时刻处于忧心忡忡之中。想到元首身边负责照顾他的一些女子会与他巧妙地私通，她就惶惶不可终日。那时，她会有一种可怕的自卑情结。她极想了解他们闲聊的内容。每当有人向她揭发有一些女客人向她的情人示爱时，她都觉得自己要完蛋了。
爱娃的性格使她很难与人相处。她性格冲动，不懂得控制自己，时而大发脾气，时而又欣喜若狂。对于接近她的人，她毫不掩饰地表露出自己的厌恶或者好感。她很自私，但对她的家庭成员和好朋友除外。她那反复无常的性格使她经常更换身边的人。由于希特勒很少带她公开露面，她十分懊恼，这种情绪折磨着她。一想到在晚会上，他的周围会簇拥着一大群漂亮的女人，各种令人陶醉的话从她们的嘴里说出来，就像焚香升腾而起的香味一样，可她却被迫独守空房，等候他回来，她都快疯了。只有在希特勒小范围招待客人时，爱娃才得以坐在希特勒身边。我发现，有这种机会的时候，她总是千方百计地让自己引人注目。她固执地迫使别人接受她对各种事情的看法。在伯格霍夫，她被客人们视为屋子的女主人。每一顿晚宴，希特勒都要更换女傧相，但爱娃总是坐在希特勒的左边。在离开餐桌的时候，希特勒总是先亲吻她的手，然后才吻坐在右边的女客人。
在用餐的时候，爱娃·布劳恩很少参与交谈，至少在开始的那几年是这样。几年后，当她自信了一些的时候，她也会参与谈话，但要看她当时的心情。每一次用完餐后，希特勒尚未起身离席，仍在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特别喜爱的话题时，我都发现她特别急躁不安。她不加掩饰地表示出她的不耐烦。在战争期间，她已经确信自己对希特勒的巨大影响力，甚至敢于向他投去斥责的目光，或者大声问他，现在已经几点钟了。于是，希特勒会突然中断自己的夸夸其谈，起身离席，一边对自己的喋喋不休表示歉意。
希特勒习惯了爱娃易于激动的性格，但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对她做出一丝一毫的让步，她必须服从一些非常严格的命令。比如说吧，她不能晒日光浴，因为她的主子不喜欢褐色的皮肤；她想参加舞会也只能偷偷地去，因为希特勒讨厌跳舞。爱娃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喜欢游泳、滑雪和体操。她喜欢饲养宠物，身边有一条牧羊犬，一条短腿猎犬和两只狐更（左边加反犬旁）。1945年4月，希特勒又新养了一条长毛垂耳猎狗。此外，爱娃还极有耐心地养了两只乌鸫，它们在她的套间里自由地飞来飞去。
爱娃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化妆上。在这个特殊领域，她的专心致志非同一般。为此她做了一个文件柜，柜子里所有的裙子都用相同的衣料和样式做了备份，并标上了号码。这样，她对衣柜里的衣服就能一目了然，并能快速浏览一遍。爱娃对所有与之相关的东西都喜欢归类，这种习惯绝对是出类拔萃的。希特勒很欣赏她的这种优点，说她非常干净整洁，从未因为她的小小疏忽而批评过她。
爱娃经常光顾戏院和电影院，并且乐此不疲。希特勒常问她对看过的戏剧有什么看法，但也经常诱使她犯错误，因为爱娃并不从现实意义方面来评判表演的优劣，而是根据艺术家们见到她时所表示出来的或多或少有点奉承的态度来评判。我从未见她阅读过一本比较严肃的书，她只喜欢侦探小说或者流行文学作品。她的这种阅读兴趣与她的文化程度有关。
1938年初，米特福德小姐终于可以比以往更加频繁地见到希特勒了。爱娃·布劳恩一下子呆若木鸡，她上演了第二次自杀闹剧。这次企图自杀的行为，使她的情人带着懊悔回到了她的身边。从此，她的地位彻底稳定了。希特勒一想到她有可能再次自杀，想到有一天会爆出惊天丑闻就不寒而栗。总之，我很明显地感觉到，从那时起，爱娃终于成了一个有名望的女人。她越来越彰显自己在社交生活中的个性，受到周围人们的尊重和重视。
每一年，她都被允许带着几位女友去意大利度假，时不时也可以在柏林露一次面。然而，在柏林，她没有像在伯格霍夫一样引人注目。希特勒不禁止她在柏林散步、购物、上美容院和裁缝店，甚至允许她在戏剧节期间一场接一场地看戏，但是，在任何时候她都得隐姓埋名。
爱娃的妹妹格利特与紧跟元首的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的联络官赫尔曼·费格莱因结婚，标志着她在解放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从那时起，在上流社会，人们介绍她时说她是费格莱因的姨姐，因此她从心底里喜欢这位妹夫。可是，无论如何，在柏林沦陷的前几天，希特勒下令对费格莱因执行枪决的时候，她还是没能保住妹夫的脑袋。
1945年初，她问我：“您不觉得我比以前要自由得多吗？以前，在官方酒会上，我不知道该作何姿态，可现在我是个人物了：我是费格莱因少将的姨姐。他把我介绍给一大群我不认识的人，我还知道了许许多多以前我一点都不了解的事情。”
1945年初，爱娃在柏林逗留的那两天非常失望，一年来，希特勒遵循更严格的素食摄生法，也要求她一起食素。她为此叫苦不迭，“我们俩每天都因为这个问题争吵。我怎么也咽不下他喜欢吃的那些可怕的大杂烩，我还发觉这里的气氛整个儿地都变了。先前我是那么兴致勃勃地想去柏林见他，现在却开始后悔了。除了他的饮食和他的狗，阿道夫不再跟我谈别的事情。布隆迪（希特勒喜欢的德国牧羊犬）这个肮脏的畜生让我生气。有的时候，我用脚在桌子底下使劲地踹它，阿道夫看见它疯狂的样子时非常惊慌。这是我复仇的方式。”
可以说，从政治的观点来看，爱娃绝对懵懂无知、无忧无虑。当她透过希特勒的幕僚和秘书们脸上的沮丧表情，发现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她就来找我们的麻烦，想知道其中的原因。
她经常抱怨没有人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她。当别人告诉她令人不愉快的消息时，她总是一脸天真地叫道：“可是，我的孩子们，这些可怕的事情我绝对一点也不知道。”
她常常在酒会的翌日，坦白地对我说：“费格莱因把我介绍给一些人，他们跟我说了许多奇怪的事情，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就像被带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但她立即就补充道：“说到底，我不知道别处发生的事情不是更好一些吗？反正，我是什么也不能改变的。”她就这样，像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一样，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说完这些话后，她的心情总是非常好，然后鼓励我们大吃大喝，享受生活。她还向既定秩序发起最后的挑战，她敢吸烟了。可是，在做完这件反抗的事情之后，她总是急匆匆地仔细漱口，然后才回到生性多疑的情人的房间里。
有了女性的支持，男人自然就会追随你。
——希特勒
对于女性，希特勒总会表现出一种极其自然的殷勤与真诚。他那带有“古老奥地利”口音的殷勤和文雅，给他的言行举止增添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他对在他手下工作的女性总是十分尊重，而且没有任何偏见。当然，他要求手下的工作人员专心致志并且彻底牺牲个人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他懂得承认她们工作的重要性，总是给予她们高额的报酬。在她们生病的时候，他也总是关怀备至。对我们这些做秘书的，他一直彬彬有礼，每次都会起身向我们致意，给我们让路，跟他在社交场合一样殷勤。我们和他同住在伯格霍夫的那些日子，轮到我们就餐的时候，总是他领着我们去，对我们就像对他的那些女性贵宾一样。
他经常在德国各地来回奔波。出门在外时，他习惯有秘书在场，即使是在柏林，他也总是有规律地邀请我们喝5点钟的下午茶，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在帝国总理府有一套元首套房，其中有一个小房间是留给我们的。他在休息放松的时候，总会走进小房间里来和我们聊天。那是一间真正意义上的多用途房间，我们在那里与外界进行通讯联络，未被邀请的时候我们总是在那里一起用餐，而且在那里修补长统袜……我们在那里等待着。小房间里的家具是东拼西凑的，是最没谱的那种。有一张沙发床，一个漆成白色的大衣柜，一张办公桌，几张扶手椅，还有一张所有的人都觉得碍手碍脚的巨型八边形桌子。但希特勒在那里感觉特别舒服。他每次想换换脑子的时候，总爱躲进这个房间，在那里歇上片刻。
元首对女性的美总是非常敏感，但他在狂热崇拜这种美的时候，总是很乐意赋予这些外表美丽的女人一些优秀的内在品质，而这些品质却总是不能被证实。他在某些美貌女人的身上看到她们的才华，而这才华通常是他异想天开杜撰出来的。当别人提请他注意他所犯的错误时，这种批评却对他起不到一点作用，他总是固执地认为，他周围的美丽女人都很聪明、有学问，但他的判断却都是不切实际的。于是就经常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一些外表迷人的年轻女子由他资助去学校听课，进行艺术深造，几年下来却一事无成。
希特勒在女性领域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心理学家，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喜剧演员，很难分辨哪是本性，哪是伪装。所有接近他的人，尤其是女人，总是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示出来，而希特勒对她们表现出来的殷勤和虚伪总是信以为真。他明显偏爱他的一名女秘书，的确，那名女秘书脾气特别好，什么事都同意他的意见，非常懂得满足他的虚荣心。她在场的时候，希特勒总是露出愉快的笑容，而且总是谈笑风生，妙语连珠。
希特勒对心灵和精神方面的事情没有任何概念。比如说，他就不明白婚姻中夫妻双方必须情投意合。在他看来，一对夫妻是不是理想夫妻，专从外表上就可以判断出来。他认为和一个漂亮健康的女人结婚理所当然就是幸福的婚姻。所有由他一手安排的婚姻，他也只是从这些方面加以考虑，但他对于幸福的推断却总是与事实不符。有一天，我请他注意，党内高层领导内部的离婚率在上升，他们借口说，他们的妻子不能适应丈夫新的社会地位，不能与时俱进，这种借口似是而非。我跟他解释说，人民都严厉地批评这种离婚现象的蔓延，它给党的声望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希特勒激烈地反驳说：“在我看来，最美丽的女人理所当然属于优秀的战士。”这说明他只是从世俗的角度看待人类，尤其是两性问题……
我抬高嗓门说，你本人就没结婚，这是因为家庭及其带来的责任会给你的职业生涯和奋斗带来太多的妨碍。他向我坦白说，他一旦结婚，就可能失去很大一部分他引以为自豪的、对他有好感的女性选民，失去在她们心中的威信：“正是由于我没有变成单独某个女人的男人，我在帝国的女性公民中的影响才会直线上升。我决不会允许自己失去在德国女性中的声望，因为她们在选举中代表着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希特勒不止一次地显示出，他是一个恬不知耻的、会打如意算盘的人，是一个为达目的而准备牺牲一切的人。
的确，有许多女人深情地迷恋着他，还有许多女人着了魔似的想和他生一个孩子。有一天，一个年轻女子成功地闯进了他在慕尼黑的府邸。一见到他，该女子就疯了似的扯掉了自己的贴身短上衣。
从那一天起，希特勒不再单独接见陌生女性，他担心单独会面会使他陷入丑闻之中，使名誉受到影响。希特勒尤其担忧的是，一个女人散布一些有损他这个正派男人名誉的言论。这种困扰也可以解释他在爱情上为什么那么审慎。在我们面前，他绝口不提他和女人的亲密关系。同样，在选择女宾客的时候，他也表现得非常谨慎，即使是在官方招待酒会上。一旦察觉到哪个女演员利用他邀请她参加晚宴的荣幸，谋取个人的利益，他会当众揭发这种行为，并且把这个轻率的女人列上黑名单：她将永远也不会再出现在这样的酒会上。
在那么多年里，我有机会客观地观察希特勒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坦白地说，我相信自己可以驳斥那些对他的性生活进行诋毁的言论，根据那些言论，他过的是一种反常的性生活。他是专一的素食者，拒绝所有含酒精的刺激性饮料，加上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所以我认为他要放纵自己是非常艰难的。我觉得，在性生活方面，他完全正常。相反，我觉得他常常在努力克制自己，不受这个或那个他喜欢与之在一起的女艺术家的诱惑。
在12年的时间里，希特勒深深地依恋着爱娃·布劳恩。我前面已经说过，他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对她表现出的谨慎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爱娃娇弱的体格和金色的头发与他理想中的女人相差十万八千里。他喜欢德国南方女子的那种类型，棕发，强壮，肤色自然。
希特勒在他的谈话中承认，女性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在选举运动中，他总是有步骤地迎合女选民的趣味和天性。从一开始，女性就是他传播信仰的热情而狂热的崇拜者。我知道，他被监禁在兰茨堡监狱的时候，收到过无数女人的包裹和来信。在他动荡不安的事业生涯中，每一次当他碰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都有女人帮他走出困境。他喜欢向我们列举下面的例子：“有一天，我以党的名义承兑一张4万马克的汇票。让我绝望的是，这笔钱没有产生预期的效益。钱柜里可怕地分文不剩，票据的期限快到了。我不知道如何支付自己签字的票据，都已经打算自杀了，不想就此忍辱偷生。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到来的4天前，我把自己的悲惨处境告诉了布鲁克曼太太（她是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商的遗孀），她听了之后马上开始为我活动。第二天，煤炭联盟主席基尔多夫先生请我到他家里去一趟。应他的要求，我洋洋洒洒地陈述了自己的计划，而这个计划的适逢其时使他震惊不已：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重要门徒。但更重要的是，他帮我承兑了前面说的那一笔钱，使我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再还清债务。”
希特勒认为，第三帝国造就了4位高等女性。首先是萧尔茨-克林克夫人，纳粹妇女运动天才的组织者；然后是瓦格纳夫人，她在拜罗伊特重新营造了天才作曲家瓦格纳作品的神秘气氛；然后是特洛斯特夫人，他钦佩她对于艺术的执着，她因为坚信艺术而继续亡夫的事业。希特勒在慕尼黑装修房间时，布鲁克曼夫人带他去建筑师特洛斯特的画室，这名建筑师设计出了一种新的室内装潢风格，希特勒被他那种简洁的美迷住了。特洛斯特借此机会向他呈报了他设计的重建慕尼黑镜宫（艺术画廊）的计划，而这项计划并没有被评委会采纳。希特勒对重建计划兴奋不已，在慕尼黑建造“德国艺术宫”的时候使它得以实施。特洛斯特后来还负责建造了慕尼黑的“棕屋”以及柏林帝国总理府的一部分，并被授予教授头衔，这一荣誉称号在他死后又授给了他的妻子。后来，特洛斯特夫人对希特勒的艺术品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成功地让他接受了她自己关于颜色协调的概念。她独自承担希特勒在柏林、慕尼黑和伯格霍夫的府邸的内部装潢，但只有慕尼黑的私人房间还保留着从前的印记，希特勒的外甥女格利·劳巴尔曾陪他在那里度过了他最幸福的岁月。
希特勒特别崇敬的第4位女性是莱妮·里芬施塔尔，从她身上，他看到了一位卓越的女演员，一位不容置疑的天才女导演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关系引发元首对这位年轻导演的狂热激情？各国报刊对此非常感兴趣。爱娃肯定是讨厌莱妮·里芬施塔尔的女性气质的。但是，既然结果才是最重要的，难道她没有在打上死亡烙印的婚姻中，与帝国那位多疑的独身者结合的同时，最终战胜了“蓬巴杜夫人”吗？
唐僧不是一个人：世界史上的误会与人名
总统、老师、先生、大校、二哥、局长等称谓，在特定场合起到了人名的作用，但并不是人名。后来，有些称谓有了变化，如总理是一种职务，总理不止一个人，但中国人说的总理，一度专指周恩来。以职务、称号称呼人是经常的，但有些名人总是被人们用职务、称号称呼，久而久之，他的真正姓名反而鲜为人知了。这些称号、职务被“独占”，人们误以为这就是他的本名。
唐僧是悟空的师父，是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其实，唐僧根本不是人名，凡是唐朝的僧人都是唐僧，现在却成了“私人所有”，只用于玄奘一个人。玄奘本名陈袆，生于洛州缑氏（现在河南省偃师市缑氏镇），法名玄奘。他遍研经书，深感国内佛经译本缺乏，译文不准，决定到天竺国取经。与《西游记》中讲述的不一样，悟空、八戒、沙和尚还真没跟着玄奘去，马倒是有一匹，后来也在途中死了。玄奘在天竺国游学十多年，回长安后译出经、论七十五部。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为玄奘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三藏是佛经、戒律、论述或注解的总称。因此，玄奘又叫三藏法师，这已是“西游”之后的事了。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成吉思汗是个叱咤风云的名人，但是他的真名并不是成吉思汗，应该叫他铁木真。铁木真原来也不是他的名。他出生时，父亲战胜了塔塔儿部落，杀死了塔塔儿首领铁木真。为了纪念这次战争，以铁木真为他命名。铁木真后来统一蒙古草原，蒙古各部尊他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是尊称，意思是强大有力的汗王。
在成吉思汗以武功震撼欧亚时，出现了一位给蒙古文化以巨大影响的人，他叫八思巴。八思巴原名罗追坚参，他是藏族的宗教首领。因为7岁就能读几十万字的经书，9岁就能为别人讲解经文，被誉为八思巴。八思巴也不是人名，是藏族语神童的意思。八思巴参照藏文字母，创制出蒙古新字，对以武力著称的蒙古族的文化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的真实姓名是乔答摩·悉达多。公元前565年，他生于释迦族贵族家庭。传说他35岁那年大彻大悟，成了“佛”。以后，在恒河两岸传教，他反对把人分成等级，同情不幸者，宣传因果报应。他的教义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要求，因此信徒很多。人们尊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他还被称为佛陀，意思是觉悟者。他还有如来、大雄等十几种尊号。
阿凡提，人人都喜爱这个机智、幽默的老人。他可不是虚构出来的，他不叫阿凡提，“阿凡提”是维吾尔语先生、学者、老师的意思，他本名叫纳斯尔丁，是13世纪中亚一带一位学识渊博、富有正义感的诙谐大师。后人将他的故事编成书。因为人人都喜欢他，中国、中亚、西亚各国人民都把他说成是自己人，于是阿凡提有了“多重国籍”。因为他是智慧的象征，凡是机智、幽默的故事都成了他的。纳斯尔丁先生的逸事不断增加着，阿凡提作为先生、学者、教师，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古希腊有两部英雄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它们是人类早期活动的记录，也是欧洲文学的源泉，它们的作者叫荷马，因此这两部史诗又合称《荷马史诗》，古希腊氏族制度解体的时代也叫荷马时代。“荷马”在古代爱奥尼亚土语里意为盲人。荷马的真实姓名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可能是生于公元前9至公元前8世纪间的一个民间唱诗人，是个盲人。
印度有许多人名中有“辛格”，“辛格”不是人名，而是流行于南亚的锡克教的标志。“辛格”意思是狮子。锡克教创于16世纪初，由那纳克结合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因素创立的，反对印度的种姓制度和莫卧儿王朝的压迫。1699年，第10代祖师高义德·辛格召集来自不同种姓的教徒举行仪式，每个人名字后都加上“辛格”，实行戴梳子，留须发，穿短裤，戴铁手镯，佩腰剑等特殊装束。名字中有“辛格”的人多勇猛善战，在争取民族独立战争中表现出色。“造反起义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利益。”马头琴和着激昂的男声，在草原上飘荡。嘎达梅林成为蒙古人民的骄子。“嘎达”意为幼子，“梅林”是官名。嘎达梅林名叫那达木德，汉名叫孟庆山。1929年反抗达尔罕王与东北军阀相勾结霸占牧民草场，领导了蒙古牧民的起义，最后战死在辽河边。《西厢记》有两个，一个是金代董解元写的《西厢记诸宫调》，被称为“董西厢”；一个是元代王实甫写的，称为“王西厢”。董解元，并非姓董名解元，“解元”本是科举乡试第一名的称呼，后来应举者都俗称解元，成为对读书人的一种尊称。“董西厢”的作者，只留下了姓，却没有把他自己的名留下来，人们只好称他董解元了。
华佗是我国汉末的医学家。生于沛国樵（今安徽省亳州市），卒于208年。精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擅长外科。对“肠胃积聚”等病能利用麻沸散，对患者施行麻醉手术。他还创五禽戏等，强调体育锻炼。后因不从曹操征召被杀。“华佗”二字的古音与梵语中“药”相应，“华佗”实为药神之意，因其医术高明，人们都将他尊为具有印度神话色彩的“药神”，而称之为“华佗”，并一直沿用下来。而他的本名“旉”倒反不为人所知了。“八仙过海”的八仙里有一个大肚子汉，人称汉钟离。这个人的名字可真是有意思，是被逗号点出来的。
传说中的这个仙人本叫钟离权，钟离是古代常见的复姓。《列仙全传》中说，钟离权，燕台人，号云房先生，本是五代时北汉的大将，因征吐蕃失利，一个人骑马逃入深山。走到山里迷了路，夜已很深了，遇见一个胡僧。这胡僧引他走了好几里地，见到一个村庄。胡僧说：“这里是东华先生成道的地方。”说完就作揖而别。过了好久，钟离权听见有人说：“一定是绿眼睛胡人多嘴多舌，引来了这个人。”这时，见一个老人披着白鹿皮的衣服，拄着青藜拐杖，大声问道：“来者莫非是汉大将军钟离权？你为何不跟着山僧同住学道？”钟离权一听大吃一惊，知道这不是凡人，于是就下决心学道，求老人教他度世之方。这样，老人教了他“长真诀”，又传给他炼金的火候、青龙剑法。学会后，钟离权告辞老师，刚一告辞，回头看时，那个村庄已经不见踪影。钟离权继续求学，先后拜华阳真人、王玄甫为师，得了长生不死的秘诀。居崆峒山紫金四皓峰，成为神仙。
传说，那个老人就是铁拐李。后来钟离权又将吕洞宾度为仙人。
本是“钟离权”，怎么变成了“汉钟离”？
据《宣和书谱》说，这钟离权，写过一幅字，自称“天下都散汉钟离权”。都督、都统、都头，“都”意思是大、最，“天下都散汉钟离权”是钟离权的自嘲，意思本为，我钟离权乃是天下最大闲散之人。后人误解，在“散”字后点断，将“汉”当成了姓，变成了“天下都散，汉钟离权”。逗号一点，“钟离权”变成了“汉钟离”。
往事：康熙朝皇帝与臣民对洋教的双重矛盾
1688年3月11日，我们参加了南怀仁神父的葬礼。以下就是对这个葬礼的追记。
早晨7点，奉皇帝之命前来出席神父葬礼的官员就到了，我们一起走进灵堂。灵柩很大，棺木有三四指厚，外面上了漆并镀了金，密封很严，这样就透不进空气。接着，灵柩被放到一辆豪华的圆顶车上，车上装有4根柱子，上面挂着白色的丝幔（中国办丧事都是用白色），柱子和柱子之间则挂了好几条其他颜色的花边，显得美观。车子被固定在两根直径一法尺的横杆上，横杆的长度与粗细成一定比例，60～80名力夫分立柩车两旁，抬着柩车走出，放到大街中央。此时，在院长的率领下，在北京的所有耶稣会士跪在灵柩前，我们以头触地，深深拜了三拜。前来参加这个悲伤的葬礼的天主信徒们都泪流满面，发出悲恸的呼喊。接着，队伍开始行进了。
队伍的最前面，由好几个人高高举着一块牌子，牌子高约25法尺，宽约4法尺，以红色塔夫绸作底，四周饰有丝织的花边，上边用金色的汉文大字写着南怀仁神父的名字和头衔。紧随其后的是一个乐队，而后跟着一个由各种队旗、彩旗、燕尾旗组成的队伍；接着是放在大壁龛里的一个十字架以及几本绸面的书，十字架后面跟着一队天主信徒，有的像前面那队人一样举着小旗，有的手拿大蜡烛，他们两人一排地走在北京宽敞的大街上，显得那样地谦逊，让人心生敬佩。这对信徒后面是一幅放在镜框里的圣母像，圣母怀抱着圣婴耶稣，圣婴手里拿着地球。其后又是一队信徒，像前面的队伍那样手举小旗和蜡烛。
紧接着是一幅护守天使的画像，后面同样跟着一队教徒，而后便是南怀仁神父的画像，同时，他的所有的那些由皇帝赐予的头衔的象征，都被捧了出来。我们紧跟在这后面，身穿白色丧服——如前所述，中国的丧服是白色的，我们也遵照中国的习俗，一路走一路号哭，确实，我们都伤痛难已。随后是南怀仁神父的遗体，由那些中国官员骑马伴同，他们是奉皇帝谕旨来参加这位著名的传教士的葬礼的。走在前面的是国丈，第二个是御前侍卫大臣，第三个是皇帝的一个近臣，还有些其他较次要的官员。整个队列庄严肃穆，秩序井然。队伍的最后面是50个骑兵护卫。大街的两旁站满了老百姓，他们静静地目送我们走过。
教会的墓地位于城外的一个园子里，那是在明朝时，一位中国皇帝赐给首批来华的耶稣会士的。园内建了一个小教堂，另外还有几间小屋子，园子的四周围有围墙。
队伍来到墓地门口后，停了下来，我们在路中央向着遗体跪下，拜了三拜，此时，哭丧的人又开始号哭。接着，灵柩被抬到落葬的墓地，那里已经设了一个祭坛，上面放好了十字架和蜡烛。我们的院长神父穿上白色祭衣，念诵了祷文，按照礼仪点上香。我们又向着灵柩拜了三拜，然后力夫们从车上抬下灵柩，放进墓穴里，哭丧的人再度号哭，他们哭得悲痛欲绝，催人泪下。墓穴深有6法尺，长约7法尺，宽约5法尺，四周砌了一道砖墙。棺材放在中央，就像搁在两道砖砌的、高约一法尺的支架上。而后，他们将砖墙砌到六七法尺高，并封上墓穴，再将一个十字架放到拱形的墓顶上。
最后，人们在离坟墓几法尺的地方竖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碑，这块碑连底座带碑顶高约6法尺，碑上分别用中文和拉丁文刻着亡者的名字、年龄、国籍、去世年份以及在中国生活的时间。
这个园内头上的第一座墓是利玛窦神父的，它的位置很突出，以表明他作为这个传教会创始人的地位。其他的墓都位于其下，列成两排。汤若望神父的墓则在另一边，修得很有气派，这是当今的皇帝为了纪念他，以示对这位伟人的平反，在他去世几年以后下令为他修建的。
现今的康熙皇帝刚为他祖母太皇太后带过孝，在南怀仁神父的葬礼之前，他曾派人来询问我们的名字、我们的特长和能力等。自从他最近两次在国内巡游以来，他统治下的国家一片祥宁。我们读过巴黎现有的关于他的记述，于是禀告他：在法国，人们很钦佩他的思想和功绩，赞叹他的巨大财富。他问起法国国王的年龄、他的武功以及他的治国之道，我们都一一答复，结果让他感到满意。奉皇帝之命前来询问我们的官员告诉我们说：尽管他的主子还不认识我们，但他对我们很重视，对我们远离父母家乡、来到世界另一头来传播福音的勇气表示赞赏，并且说，我们的举动的确证明了我们的教义，但是他希望亲眼看到能更好地证实教义的奇迹，就像人们所叙述的在其他地方发生过的奇迹一样，这样才会让人更为信服。皇帝还说，他将会赐予我们最好的御酒和茶。此外，我们还得知，他正考虑在皇宫内拨一座房子给我们，让我和我的同伴留在他的宫里。
鉴于我们的中文水平还有待提高，我们还不能立即到全国各地去传播福音。此时，皇帝已传令到礼部，让我们前去朝见皇帝，于是，在南怀仁神父的葬礼过后，礼部衙门就召见了我们，因此，我们来到此处报到。这是一个令人畏惧的衙门，在这里，多年以前，所有的传教士都被戴上锁链被关押。这个地方既不宽大也不宏伟，官员们坐在台上，他们对我们以礼相待，先请我们坐下，然后再谈话。为首的官员是一个满人，他向我们传达了皇帝的谕旨，说皇帝第二天要接见我们，到时将由我们的主教来向皇帝介绍我们。
1688年3月21日，我们有幸觐见了康熙皇帝。这位伟大的皇帝对我们态度和善。对于我们不愿意全都留在他的宫里，他感到遗憾。他宣布要把张诚神父和白晋神父留下陪侍，但允许其他神父到各省去传播圣教福音。而后，他吩咐给我们上茶，并赏赐给我们100金币，这在中国已是相当高的礼遇了。在这次朝见之后，李明神父、刘应神父和我都一心想着分赴各省去工作，投身于劝导不信教的人皈依圣教的事业。而在离开北京以前，我们很高兴见识了这个名闻世界的城市中最有意思之处。
北京城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满族人的城，皇宫就位于此城中央；另一个是汉族人的城。这两个城彼此相连，每个城的周长都有4法里，人口稠密，拥挤不堪，虽然街道比较宽敞，但仍然交通不便。妇女们都不出来抛头露面。
我们去看了北京著名的大钟楼，据说那口大钟有几十万公斤重，它是圆筒形的，直径有10法尺。按照中国通常的比例，大钟的高度是宽度的一倍半，它被搁在一个方块砖堆上，钟楼的楼顶已被烧毁，用一个草席顶代替了。
我们也去参观了天文台。那里有很多青铜仪器，所有的仪器都非常精美，气派非凡。不过，我不能肯定这些仪器的精确性，不知用它们来观测天象是否准确，因为它们都被钉在板上，彼此之间的间隔看上去不怎么均匀，贯穿其中的直线有好几处都不能吻合。相比我们的城门来讲，这里的几道城门要高大壮观得多，里面有一个四方的大院子，院子四周有一道城墙，城墙上朝向城内、城外都建有威武的城楼。北京的城墙都是砖砌的，高约40法尺，每隔20托依斯（1托依斯约等于1.949米）都筑有防卫工事，每隔一定距离有一座小堡垒，这些小堡垒都得到了很好的维护，有些地方还建有斜坡，坡面宽阔，可以骑马登上城墙。
当时，中俄和议的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我们很惊讶地得知这个在欧洲离我们很近的民族正和中国人处于战争状态。俄国人开辟了一条道路，从莫斯科一直通到到离中国300法里的地方，这条路首先经过西伯利亚，跨过好几条河流，包括鄂毕河、叶尼塞河以及发源于贝加尔湖的安加拉河，然后进入色楞格河，一直通到中国人称为黑龙江的那条河，这条大河穿过鞑靼地区注入日本北部的东海。莫斯科人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在这些河的流域建起一座座防御工事和城市，来扩展他们的地盘。在离中国最近的色楞格、尼布楚和雅克萨，他们先是在色楞格河上建起了他们的第一个地盘，而后在黑龙江上北纬52°的地方占据第二个地盘，这个地方和北京几乎位于同一经度上；他们接着继续在黑龙江上占据第三个地盘，从而更一步向东推进了很多。
从长城到黑龙江之间广阔的土地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惊讶地看到俄国人竟跑到自己的土地上和他们抢夺黑貂猎场，还建起了防御堡垒。因此，他们认为应该给予抗击，于是他们两次攻占了雅克萨。俄国人则顽强地守住他们的工事，一次次被毁后，一次次重建，于是争执的焦点越来越被激化，这种情况不能任其发展下去。双方都提出过建议，以划定两个帝国的疆界。沙皇派出了全权代表到了尼布楚，康熙皇帝也派出了使节，并命葡萄牙神父徐日昇和法国神父张诚给中国使者充当翻译。皇帝为了表示对这两位神父的器重，赐给他们自己的衣服，并给予他们二品大臣的恩待。而且，虽然中国官员脖子上都要佩戴一种珠子——那是他们官衔的一种标志，并非是迷信之物，但康熙皇帝允许耶稣会士们挂上他们的十字架，以让他人能从他们身上挂的十字架和圣牌上认出他们的身份。
在某些重要的场合，耶稣会士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往往能够发挥很有效的作用，张诚神父尤其精于此道。他来自法国，在法国，由于连年的战争以及和议，使得人们会经常谈论各国君主们的利益，千百遍地权衡后果，考虑对其民族是否有利等问题，因此，他有幸找到了使互不相让、随时准备中断和谈的中国人和俄国人达成和议的权宜之计。俄国人相当骄傲，谈判时目中无人。中国人也自以为自己的帝国是最强大的，他们带了一大队人马去，想要在黑龙江畔得到另一个东部鞑靼。中国人的意图并非要挑起战争，他们是担心西部鞑靼和俄罗斯组成联盟，或者恐怕俄国人会援助那些觊觎中国的其他民族，因此他们希望达成和议，但是又解决不了争议。两位神父看出了他们进退两难的处境，因此和中国人讨论了使谈判中断的问题所在，从他们那里，神父们得知康熙皇帝愿意让俄国人每年来北京进行贸易。“既然如此，”张诚神父说道，“这就好办了，先生们，跟他们讲和、让他们接受你们的条件，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他这些话使中国的全权使节们感到非常高兴，于是请他到俄国人那里斡旋。张诚神父便去了俄国人那里，上帝保佑了他。不出他所料，俄国人很清楚每年到北京进行自由贸易将给他们带来所期望的最大好处，于是他们让出了雅克萨，接受了康熙皇帝提出的疆界。这场谈判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傍晚的时候，张诚神父就带了已成文的和约回来了，两天后，全权代表们就签了字。
和谈成功，给两位耶稣会士带来很大的荣誉，整个军队都向他们致敬，使团团长索额图亲王对他们更是亲切有加。这位王公对两位神父的功劳多次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帮助他解决了很大的难题。他私下跟神父们说，以后有什么事尽可以找他，他非常乐意效劳。张诚便抓住时机启发他了解我们对上帝的感情。“您知道，老爷，”他对亲王说，“我们千里迢迢离开欧洲，放弃那里一切最宝贵的东西而来到这里，为的是什么？归根到底，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让人们认识真正的上帝，遵守上帝的意旨。但是，让我们感到难过的是，从前颁发的几道诏书禁止中国人投入上帝的怀抱。您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恳求您，某天见到皇帝时，请他取消禁令。您这样做将会使我们感激不尽，这比您给予我们财富和荣誉更宝贵。唯一能使我们感动的是让灵魂皈依上帝。”听到这些话，索额图亲王很受感动，答应一有机会就帮助我们。几年之后，当我们认为必须公开请求皇帝给予传教自由时，他非常忠诚地履行了他的诺言。
天下太平之后，康熙皇帝决定学习欧洲的科学知识。他选择了算术、欧几里德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徐日昇神父、安多神父、张诚神父和白晋神父奉旨为他编写这几个方面的教材。他们编成三本，一本是算术，另两本是欧几里德几何原理和几何学，并用满文来作图解。皇帝给他们安排了满文老师，老师和教士们一起进行核对，教材中一有含混不清的用词，他们立即就更换其他词。教士们为皇帝进讲，讲课都很明晓易懂，皇帝的学习兴趣日益浓厚，并对我们科学的实用性越来越赞赏有加。
教士们每天都进宫讲解，和皇帝一起度过上午两个小时、晚上两个小时。平时，皇帝命他们坐到御座旁，让他们坐在他的身边，以便使他们的讲课更为自在。
康熙皇帝学习热情很高，他住到北京两法里外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教士们只得每天都去那里，风雨无阻。他们早晨4点就从北京城出发，到天黑才回来。而且回来后，他们还要马上工作，一直到深夜，以准备第二天的讲课。来回的奔波和熬夜使他们疲劳不堪，但是要讨得皇帝的欢心、以使皇帝能对我们的圣教产生好感，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使他们不顾辛劳。在教士们回去后，皇帝也并不空闲，他会自己复习他们刚给他讲的课，重看那些图解，有时还叫来几个皇子，亲自给他们讲解。如果他对所学的东西没有弄明白，他绝不轻易放过，一直钻研到完全弄懂为止。
就这样，康熙皇帝一直勤奋地学习了四五年，并且丝毫没有懈怠政务，没有一天耽误了上朝。他并不只满足于书本上的知识，而总是把所学的知识付之于实践。他学习得很有乐趣，能够很好地理解那些给他进讲的课程。例如，给他讲到固体的成分时，他就会拿起一个球，精确地称出它的重量，测出它的直径。然后，他就会算出同样材料、直径不同的另一个球的重量，或者算出另一个比较大的或比较小的球的直径该是多少。计算出来后，他会拿来相应的直径、重量的球，来证明实际情况是否跟理论相符。此外，他同样仔细地验证立方体、圆柱体、圆锥体或圆台、棱锥体和球体的比例和性能。
康熙皇帝曾亲自一口气平整了三四法里的河坡地。有时候，他会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河流和池塘的宽度等。他常自己定位、调整各种仪器，进行精确计算，然后，他再命人测量实际距离。每当他的计算结果和实际测量的数据相符合时，他就会非常高兴，而此时在场的朝臣们也会不失时机地表示赞叹，他当然乐意听到他们的赞扬，但他也总是向朝臣们称赞西洋科学和为他进讲的教士们。皇帝有这样的爱好，和传教士们相处得如此融洽，这样一种气氛在中国的君王中是很少见的。在杭州教案发生的时候，恰是这种气氛最好的时候。
教案发生时，索额图亲王正陪同着皇帝。为了缓和事态，索额图亲王应张诚神父之请，亲笔写了一封信到浙江，但是为时已晚。挑起教案的浙江巡抚已经发出通告，命令杭州城内和浙江省内的天主信徒退出天主教，尊崇中国自己的宗教，他下令对教堂进行了查封，并在教堂的大门上贴上了他的通告。
殷铎泽神父被传到衙门受到审问，他被问到他是如何被获准在城内居留的。殷神父能够忍受巡抚对他施加的迫害，但是他对中国信徒们的遭难感到悲痛。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上说：“最让我悲伤的是，他们对我可怜的天主教徒施加的暴行。他们没收了信徒们的家产，到他们的家里打人，毁掉他们的圣像，使他们终日不得安宁。”
北京的传教士们得知了浙江巡抚的所作所为，并收到了他的所有文件，看到迫害继续在进行，教士们便和他们的朋友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立即去请求皇帝开恩，把他们收到的文件副本呈交给皇帝。康熙皇帝认真地听取了他们的陈述，而后他决定不动声色地阻止事态的发展，命浙江巡抚停止迫害，并释放殷铎泽神父和所有的天主教信徒。“但是，如果陛下这次不赐恩从长计议，以后还会发生类似事件，”教士们毕恭毕敬地对皇帝说，“因为，现在我们每天都陪侍在陛下身边，众所周知陛下对我们恩宠有加，咱们可以阻止他们迫害我们的兄弟和我们的神圣教义，但是，一旦我们不再拥有这种荣幸，我们怎能不为此担忧呢？”于是，皇帝令教士们给他提交一个诉状，他将通过大臣会议对此事正式做出决定，并且以后在其他各省也将按此决定执行。
于是，教士们上呈了两份诉状，皇帝亲自进行了批阅，而后接见了他们。由于皇帝的恩宠，教士们便提出，要使有关部门满足他们的所需，这两份诉状还是不够的。出乎意料地，皇帝更进一步开恩，他暗示他们重拟一份能够表达他们要求的诉状，然后由钦天监的徐日昇神父和安多神父在上朝时呈交皇帝。皇帝佯装事先毫无所知，连同其他奏章一起收下了这份诉状，谕令礼部例行审阅后再向他汇报。有人对教士们透露，皇帝的意思是在这件事上要照顾传教士这边，但是，朝臣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坚持已有的做法，向皇帝呈上先皇们在天主教来华初期时的有关谕旨，禁止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皇帝对他们的报告不甚满意，答复让他们再次审议。实际上，他是希望得到一个对教士们有利的结果，然而朝臣们的第二次报告依旧如前，他们仍然排斥我们的圣教，坚决禁止它在中国得到真正的承认。
也许人们对朝臣们敢于这样几次三番地违背皇帝的意愿而感到奇怪，事实上，在中国，朝臣们极受尊重，不仅下级服从上级，而且皇帝也要对他们表示尊重。朝臣们这样坚决反对，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一直对外国人反感，他们中有些人还公开声称反对自由传播天主教；但我个人认为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跟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当皇帝征求朝臣们的意见时，朝臣们根据国法做出回答，进行反对，那是不能为难、指责他们的，但如果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做出回答，就可能遭到皇帝的谏官的弹劾控告，这样皇帝就有权因他们不依国法办事而惩处他们。当时，我想到可以托索额图亲王向皇帝说明，必须用他的权威来废除取缔天主教的诏书，但不久我们得知礼部并不像以前那样对我们反感，近来似乎对我们表示友好。礼部对这件事的意见是，同意殷铎泽神父在杭州居留，让欧洲传教士只在他们的教堂里赞美上帝和从事神职工作，但是禁止中国人入教，这实际上还是确认了从前的禁令。皇帝因为不能得到朝臣们的支持，于是决定同意礼部的意见。这个消息仍使教士们惊愕、大受打击。他们的反应让皇帝大为惊讶，并倍受感动。皇帝对他们传达了慰问，但是他们实在太失望，无论怎样的安慰都无法使他们平静，他们对前来传旨的人说：“我们犹如失去了双亲的人（中国人对这样的话感到震惊）。”于是，皇帝赐封了一位神父，提议派他到外省去向大家说明：皇帝是尊敬欧洲传教士的，他尊重他们的教义。然而，传教士们的痛苦并没有因此减轻，反而与日俱增，他们似乎失去了对一切事物的兴趣。看到这样的情况，皇帝召见了索额图亲王，跟他商议如何来抚慰教士们。
索额图亲王没有忘记在签定《尼布楚条约》时对张诚神父的承诺。他首先赞扬了一番传教士们，向皇帝阐述了教士们对国家以及每日对皇帝本人所做的贡献，而要对他们进行酬谢，只有允许他们在全国公开传教一法，因为他们的神职使他们并不在乎名利。他还说到，天主教教义是神圣的，它主张惩恶扬善。皇帝同意索额图亲王的意见。“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这位伟大的君王问道，“朝臣们不主张认可他们。”“陛下，”索额图亲王回答说，“您是一国之主，您具有无上的权力。您可以降旨给我，让我去跟朝臣们说，我会用强硬口气表明您的意见，这样没有人再敢反对的。”
在索额图亲王尽力之下，满族大臣们首先被说服了，汉族大臣接着也同意了他的意见。报告很快就拟好，其中赞扬了天主教义，但据说皇帝自己删掉了几句赞语，不过他的基本观点没有变动。康熙皇帝批准了的重要几点是，肯定100年来在中国的传教士的贡献，允许中国人入教，保留已经建成的教堂。按照惯例，礼部将其传达到全国各地，奉旨公开张贴并将此诏令记载入册。
……
1692年末，我和刘应神父回到了广州，因为我们的教会决定在广州建立一个长期的固定机构，以接待前来中国的传教士们，为此，我们购置下了房子。就在我们刚要置办家具等物的时候，我们接到了皇帝的谕旨，命我们两人即刻返回北京……
皇帝龙体欠安，张诚神父和徐日昇神父奉皇帝旨意在宫里陪夜。皇帝派了一个内侍和其他教士们一起到城外几法里的地方来迎接我们。我们直接去了皇宫，在这一天剩余的时间里，我们一直陪侍在皇帝寝宫隔壁的房间内。皇长子召见了我们，他对我们极为客气。不久，皇太子也来到这里，他是皇帝的次子。皇太子熟读中国经典，因此，他对以精通中国古典经籍而闻名的刘应神父表现出特别的好感。谈了一会儿话后，皇太子命人取来古籍，拿给刘应神父看，刘应神父进行了简易明了的阐释。皇太子非常惊讶，对周围的大臣们说：“大懂（理解得非常好的意思）。”然后皇太子问刘应神父对中国这些经典怎么看，它们是否和天主教义有共通之处。刘应神父思忖了一会儿，然后对他说，天主教义与中国古籍原典的思想是能够相通的，但是与后人对这些经典所做的注释却不相一致。“应该承认，”皇太子接口道，“后儒的注释不一定完全符合我们先圣前哲的原意。”在这次谈话之后，皇太子特别敬重刘应神父，他毫不掩饰这一点，而我们诚心希望我们的圣教能够由此得益。此外，皇太子还跟我们谈到利玛窦神父的著作，他对这位中国传教会的开创人的精神和博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学者都从他那里受益匪浅。
康熙皇帝关注欧洲的医药已有两年，特别是法国国王分发给全国穷人的那些药粉。我们告诉他那些药粉在法国已经治愈了哪些疾病，于是他进行了反复的试验，验证了这些药粉的价值。一个个已经奄奄一息的垂死之人，在服药后第二天就脱离了危险，这样惊人的疗效使他把这些药粉称为神药。在皇帝生病的一开始，他就在发高烧，虽然通过多次试验，他已经确信有药粉可以治愈他的病，但御医仍然不同意给他服用这种药粉，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来治他的病。然而皇帝的病日益严重，他担心高烧影响到他的脑子，于是自己决定服用一半剂量的药粉。到晚上，皇帝的烧就退了，其后几天他日见好转，不过仍发着低烧，病仍会发作，这也许是因为他服用的剂量不够。尽管发作只持续了两个小时，不算太厉害，但他仍有点不安。为了彻底退烧，他向全城公布寻找良方，并发出通告，患有同样病的人可以进宫来治疗。于是，每天都有来进贡良方的人，也有许多人来让他们做试验。其中，有一个和尚展示了一种奇特的治疗方法，他要求搬来4桶冰凉的井水，而后盛了一杯井水，走出大殿，抬头对着太阳，双手捧杯，接着，朝4个方向转了一圈，做出一种让人感到神秘莫测的动作。做完之后，他把这杯水给一位跪着急切等待治愈的病人喝下，但是毫无一点疗效。这个和尚最后被当做骗子赶走了。
正当此时，我和刘应神父带了一斤奎宁进了宫，这是我们仁慈的多罗神父从法国给我们寄来的。当时这种药在北京还无人知晓，而在法国，人们已经普遍相信这种药的疗效。皇帝派了4位朝廷大臣高兴地接见了我们，验收了我们进献的药物，于是我们把在法国国王之令下制作此药及其服药的方法教给了他们。他们向我们具体了解奎宁如何制成、疗效如何、能治哪些病症等问题。我们告诉他们，作为一位伟大的君主，法国国王是为了他的臣民的健康来普及这种药物，并对献出秘方的人进行了赏赐。
第二天，先做了个试验，找来3个病人试尝了这种药。第一个发作后吃，另一个发作那一天吃，第三个发作间隙那一天吃。结果，这3个病人一下子都好了。消息马上报告给了康熙皇帝，并有4位朝臣自告奋勇来试尝此药，皇帝同意了。晚上六点时，内侍呈上来酒杯和金鸡纳霜，皇帝亲自把酒跟药搅和了，4位朝臣当着他的面喝下去，然后退下。朝臣们夜里睡得平安无事，但皇帝一夜过得很不安宁，早晨3点钟时就把索额图亲王召了进去。一得知4位朝臣都安然无恙，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喝下了奎宁，那天下午3点，他等待高烧再起，但是没有发烧。一天一夜都平安度过了。宫廷里一片欢腾。第二天，4位朝臣前来祝贺我们，奎宁成功地治愈了皇帝陛下。我们回答他们说，这一切都归功于上帝，是上帝对他的福佑。此后，皇帝继续每天服用奎宁，病情渐渐好转了起来。
在龙体大愈之后，皇帝重重奖赏了在他生病期间所有出过力或送过药的人，不管他是否服用了送来的药。但是他严办了3个御医，因为在他病重之时，他们主张不要让他服用任何药。皇帝为此生怒，他说：“你们见危不救，惟恐用错药置我于死而得咎，你们就不怕一旦我真的病死，就什么挽回余地都没有了？！”他谕令将他们下到刑部。刑部依法审查，判处了他们死刑，但是皇帝开恩改判流放。
皇帝也没有忘记我们的功劳。他公开宣布是张诚神父和白晋神父的药粉救了他的生命，我和刘应神父带来的奎宁让他退了烧，为此，他重赏了我们。他命内侍取来皇宫建筑图，在皇城第一进的所有房屋中，他挑选了一幢极大极方便的房屋给我们，这幢房屋本是从前的太子太傅住的，那位官员因罪被抄家流放了。
1693年7月4日，皇帝召见我们。先是由一位内侍奉旨前来向我们传达旨意，他说皇帝陛下将皇城里第一进的一幢房子赏赐给我们4人，我们遵照中国的礼仪跪着听旨，而后站起身来，跟随这位内侍前去皇帝寝殿谢恩。皇帝本人不在殿中，那里有几位朝臣在等候，徐日昇神父和另一位耶稣会士也在场，他们是为了其他事进宫的。他们静静地分立左右，和我们相隔一段距离，我们4人：张诚神父、白晋神父、刘应神父和我，站成一排，立在他们中央。我们跪下，以额触地下拜，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第二天，皇帝特施恩召见了我们，我们又对他重复了这个仪式，皇帝和我们进行了亲切客气的谈话。他派遣白晋神父返回法国，命人将赠送给法国国王的礼物交给他，并请白晋告诉法国国王他对我们的礼遇。
1699年1月，应张诚神父之请，康熙皇帝在皇城里划出了那一大块空地，赐给我们用于建造教堂。皇帝一向会亲自过问所有重要的项目，这次建造教堂也不例外。他赐给每个传教士50金埃居，并示意将这笔钱用于建造教堂。此外，他还谕令工部拨出了建筑材料，并派遣了相关官员来负责工程的监督。最先动工时，我们手头只有2800镑，其余的花费都是捐赠所得，经过4年时间，这座东方最美观的、活动最多的大教堂终于落成。
教堂的进门处是一个大院子，长约50法尺，宽约40法尺，两旁是两间中国建筑式样的大厅，比例适中，一间用作聚会和讲经布道，另一间用作会客厅。在会客厅的墙壁上，挂着我们法国国王、耶稣基督、法兰西各君王、当政的西班牙国王、英国国王等画像，此外还有几个其他君王的画像，摆着一些数学仪器和乐器。大厅内摆放着许多法兰西宫廷的雕像，这些美丽的雕像已经被收集在诸多名著中，向全世界展示了法兰西宫廷的雄伟壮丽。中国人对这座教堂怀有极大的兴趣，纷纷前来参观。
教堂（北堂）的主体建筑位于院子的尽头，长75法尺，宽33法尺，高30法尺。教堂内部建筑有两个层次：每一层都有16对漆成绿色的柱子；位于下层的雕像，底座是大理石的，而上层的雕像的底座都是镀金的，另外，柱子的顶端，柱顶盘的上楣、中楣、下楣也都是镀金的。柱顶盘的中楣上有许多装饰画，其他的顶饰凸凹有致，色彩和光度也各不相同。上层的两侧，各有6个拱形的大光窗，这使得整个教堂十分敞亮。
教堂的顶部装饰着图画，一共是3个部分。中间的穹顶是敞开式的，结构非常复杂。大理石圆柱带着一排拱形光圈，形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大理石本身也和一些放置得恰到好处的花瓶一起，组成另一幅美丽的图画。画面上天父手托地球，高坐云端，四周拥簇着一群天使。
中国人对这一切感到不可思议，他们难以相信这些画都是在同一平面上。当他们看到这些圆柱竟然不是直的时，更是惊奇非常，阳光通过拱形窗给人们造成了这样的错觉。这都是出于意大利画家热拉第尼之手。
穹顶两旁分别是两个椭圆形的欢快的画面。祭台旁的墙上装饰着和教堂顶相同的壁画，作为整个教堂建筑透视的延伸。中国人来这里参观时，总要继续朝前走想看看祭台后面的部分，那个场面很是有趣的。他们走到祭台前停了下来，稍稍退后，而后又继续向前，用手去摸摸墙壁，看看究竟还能否走进去。祭台的比例非常精确。上面摆放着从欧洲带来的贵重之物，那是路易十四特意赠送的。
直到1703年12月初，教堂才开放。我们选了一个星期日举行揭幕仪式：欧洲耶稣会驻东方负责人闵明我神父率领其他不同国籍的传教士，为新教堂的建成作了庄严的祈祷。12位身着白色祭衣的教助员手里捧着十字架、蜡烛和香炉等物，两位佩着襟带、身穿白色祭衣的神父走在圣像两旁，其他传教士两人一排地跟在后面，接着是虔诚的中国天主信徒们的队伍。
祷告结束后，所有人都跪在祭台前，神父们排在内殿，信徒们排在中殿，他们以额碰地，拜了几拜。作为建造这个新教堂的第一功臣，张诚神父领着执事、副执事一起主持了弥撒。有一大批教徒在新教堂领取了圣体，我们也为我们的国王作了祷告，闵明我神父作了一个感人肺腑的讲道。最后，我们为一大批新的信徒施洗，以此来结束了这次重大庆典。圣诞之夜的弥撒同样庄严隆重，信徒们也非常热诚，要不是那些我叫不上名的、朴实的中国器皿提醒我这是在外国的传教区，我会以为我还在自由传播圣教的法国腹地呢。
前来参观这座教堂的人物形形色色，很多人也会在祭台前跪拜。不少人还询问关于我们教会的情况，看来我们的圣教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很有可能，他们将来就会皈依上帝。
第三章 以史为鉴
今非昔比：中国已取代俄国成为美国对手
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本质上是双方在二十一世纪内正在发生的历史地位转化或易位。从表面上看，美国处于采取主动的一方，一向对中国挑衅不断，但它实际上是处于被动的一方，因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已经确立多年，独一的超级大国，自然明白势高易倾的道理，难免会面对各方的觊觎，担忧随时存在的话语权危机，极力试图保持那一高居峰顶的地位，时刻警惕任何显著的或潜在的挑战。这种无可回避的高度警戒性经常促使美国在面对真正的大国及其随之而来的威胁时做出一些令人感到难以理喻的事情。中国的这一方历来显得比较被动，甚至有些狼狈，但却是掌握主动的一方，因为自己从低位起步，面临增长上升的无限空间，甚至存在着拉近与美国距离的可观前景，心理压力相对较小，动力充沛。虽然中国自己或者并非完全明确认识到发展的态势和由持续动能即将带来的历史性变化，心态上仍然十分忌讳张扬，但拥有这种动能和势头却在中美双边关系上隐然占据主动，任何自认为是很正常的行动，包括正常的经济增长和持续的实力积累，都有可能刺激对方，被视为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威胁，过度敏感之余，被迫作出反应。
最让美国举措不定、策略摇摆的原因，是此次来自中国的潜在挑战与其它强国以往崛起称霸的历程截然不同。自从在整体实力上压倒大英日不落国之时起，美国已经安然渡过数次对自己强权地位的挑战。日本孤注一掷挑起的太平洋战争甚至无法间接地威胁到美国的领土，反而给美国带来本国独立之后最好的海外扩张机会，得以名正言顺地卷入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在欧洲利用时机把过去的母国英国直接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彻底控制现代西方文明发源地西欧。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任务虽然更为艰苦，在岛屿血战中损失大量兵力，但仍然处在日本海军突击范围之外的安全地带，得以保持进攻的态势，直至摧毁一度令人畏惧的日本帝国。二战之后的美国顺利地从英国手中夺得世界霸权，却没有料到随即落入与苏联的冷战和半热战之中，包括双方加上中国卷入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霸权被限制在北约范围之内，一度被置于所谓的红色恐怖的阴影之下。但是冷战并未危及美国的基本利益，美国一方毕竟得到西欧盟国的全力支持，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被双方避免核大战的努力所抵消，更重要的是美国在经济上占有近乎绝对的优势，因此并不担心本身制度的瓦解或整体实力的衰落。美国历届总统都明白，只要经济竞争持续下去，美国将会把对方拖垮，只是在时间上他们没有可能预期那一天来得那么早，事变之时依然惊喜不已。美国实际上还大为得益于中国的介入，彻底改变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平衡。亚洲的日本在经济上迅速追赶美国，一度拥有对抗叫板的资本，引起美国的警觉，但日本本身是美国的盟国甚至附庸国，被迫接受美国驻军，因此即使经济上蒙受损失，也要按照美国的战略布局行事。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对美国的策略一以贯之，数十年来满足于充当美国的钱袋和供给基地，以换取美国的保护。日本的走向对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影响微弱，改变不了基本格局，偶尔出现一些小麻烦，也构不成值得高度关注的挑战。
美国基本上只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后期才开始实质性地获得世界领袖的地位，以上这些挑战虽然让美国付出一定代价，它依然能够从容对付那些“熟悉的魔鬼”。但是中国的出场则完全不同，难以归入美国已经建立的对手类别。中国不是美国的天然盟友或随从，军事上正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直接挑战美国军队。中国在体制上与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大为不同，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内部活力大为改观，美国不可能完全以对付苏联的意识形态优势来对付中国，所谓人权民主等招牌对策的杀伤力仍然有限。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苏联虚弱的经济实力是美国打败苏联的根本原因，但是中国一直在经济方面追赶美国，最近发展到以实体经济而论，距离美国的位置相当接近了，而且增长率并未如重多大牌西方经济学家渴望看到的那样减慢和下降，或者因为不堪重负而崩溃，反而承受住内外部的压力和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使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都感到非常的惶惑不解及不安。中国是亚洲大国，但又不象日本那样被美国开放、打击和保护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美国无法在这里任意发号施令，要求中国服从自己的意志和全盘设想。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因此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轻易地在宗教引诱和压力下发生瓦解和转向的可能性极小，通过法轮功那样的变异教派推翻现有秩序更象天方夜谭。对于这个非基督教的国家，美国仍然要持续地与之打交道，但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军事实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美国无法象对待分散的激进伊斯兰组织那样任意实施打击和搜捕。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独特的发展方式正在逐渐浮出和成形，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实行和推广的扩张模式大不相同，美国人对此无法理解，与他们自认为无可质疑、打遍全球的模式不同的体制和发展方式也同样可以获得成功，进而构成一种意识形态势上的无形挑战，虽然不是中国有意为之，但对自认为独霸天下、独享真理的美国来说，则是一个几乎无法忍受的挑战。因此，仅仅从基督教和意识形态方面来说，美国就必然会认真对付中国的发展模式，使用任何手段让其丧失活力和效力，不至于“负面”影响其它美国势力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又是一个文明古国，与其它几个有名的文明古国不同，体制和文化延续千年后一直未曾中断，如果这一古国和大国重新崛起、复兴、和分享世界中心地位，那么对西方国家所宣传的西方中心论和近几个世纪盛行的殖民传统文化是个相当有力的打击。从以上各个方面来说，美国都难免对中国的发展由衷地感到担心，对这个新的对手怀有相当的不确定感甚至反感。
这种不确定感影响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美国的对华政策，尝试过各种策略和推出了不同的方针，软硬兼施，力图保持差距和优越地位。中美双方争端的底线，就是当中国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能够顺利打到美国本土时，中美之间的问题或者纠纷就越容易通过谈判和其它方式解决。一旦中国导弹发射和打击美国的能力受到诸如反导系统的抑制，中国承受的美国压力就越强，美国的蛮横度就越高，中国随之被迫付出的代价就显著加大。所以中国全面发展洲际战略导弹其实惠及两国，直接服务于维持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以及国际正常和平状态，是经典的“以战止战”。
美国在“启蒙”中国之后，一度促成了两国之间比较正常和缓和的状态，包括忽视台湾当局和向中国出售一些军事装备。美国甚至可能重新对中国施行全面“训政”，如同中国近代史上民国初政治格局的那一幕，在国家治理和体制改变上不仅进行深度渗透，而且奠定指导性的思想基础，带领中国走向美国期望和设计的途径，并扮演相关的角色，如同亚洲的另一个菲律宾。引入美国模式和长期压制中国，是四十年代末以来美国曾经认为不可能达成的一种格局，却在八十年代初全面西化风头之下开始浮现出来，以往的“以俄国人为师”，彻底变为以美国人为师，在引入和学习上大力清除了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上的障碍。
美国其实迫切需要中国发生根本转向，得以消除一大对立势力，腾出手来夹击苏东集团。中国的转向已经提前预示了那个庞大帝国日后的瓦解，中国平白为美国结束冷战、跃升为唯一超级大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当时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国，由台湾占据中国这一席位，毫无实际作用，他国也不把台湾政权等同于管治中国大陆的真正大国，只有中国回到她该有的位子，世界政治的格局才略显平等，合理地代表亚洲，美国在这方面的让步是无可奈何的，也是做空头人情，而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无疑将增加在安理会内对抗苏联和东欧可观力量的潜在筹码。
这一短暂蜜月到一九八九年结束，美国人受到中国国内政治事件的震撼，突然发现无法按照原定方案将中国纳入自己划定的轨道，仍然是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异己，只能另类对待。但是此时美国尚未认真对待中国，或当作可能的潜在对手，除了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外，在实力均势上不成比例，在其它领域内尚不足让美国深以为虑。即使中国在西方围攻之下几年内仍未如期“崩溃”，他们也坚信当时的中国不会再象毛泽东时代那样以强硬姿态为主，那么不易把握和操纵，将逐渐陷入技术官员化的陷阱和变得谨小慎微。只要美国继续把握全球范围内的实力优势和至关重要的规则制定，中国最终无法逃出既定轨道，难免会回到向美国输诚和输出利益的可控地位上。美国已经将注意力放在苏联东欧，确定先搞垮最大最可怕敌手的目标，将其大部瓦解，并切实确认其不能复生和再次威胁到美国的霸主地位。这需要付出相当一段时间的精力和努力，必须对付苏联垮台后的混乱局面，既捞取足够的利益，又要避免局势失控，特别是处理苏联手中残存的核武器，是当时美国的当务之急，根据协议美国须拨出巨资进行收买，程序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更为危险的是分崩离析的帝国留下众多小国，美国难免要施展手段，把它们拉到自己这一阵营内，使俄罗斯无法再恢复到苏联的地位和霸权形态。在欧洲占据强力中心之后，令人头疼的伊拉克又劳动美国出动军队，在中东大打一场。在整个这一过程演进之时，中国尚不足为虑，因此当时中美之间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很小。
美国人此时的心态极好，俄罗斯急剧疲软，整个欧洲变为任意纵横之地，美军在中东动武又压制住西亚地区的伊斯兰宗教势力，整个世界之内基督教大获全胜，英美式西方经济模式随之再次走红，成为评价一切的规范。与此同时，年轻的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代表“婴儿潮”年代的人出掌政权，竖起新时期的标志，取代了老布什所代表的年代，表面上完成了更新换代。美国内外前景光明，傲气冲天，难怪会在此期间出现横扫一切的“历史终结论”，实在也是难得再碰上有分量的对手了，看不出会有什么负面因素打断美国的持续霸权。按照以往的经验，只要平定欧洲，例如打败德国和瓦解苏联，基本上就可以排除强大对手，最多只是由美国虚心采用部分欧洲的经验加以改进。欧美处于同一阵线，同宗同源的基督教文明，所以对骄傲的美国人来说改进的空间也实在有限。在这种空前的同一性之下，一些“边缘”文化没有机会形成挑战和取代现有模式。美国人的信心在九十年代初达到顶峰，又簇拥在来自其它地方人们对美国及其利益的尽力维护和无上崇拜之中，近乎神化，因此控制某些潜在的对手已然不成问题，最终可以使用超级武力，靠施瓦辛格式的英雄人物来强力解决问题。
而中国在这一微妙阶段内特意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避免出头，以稳定局面。这对当时尚存的老一代人物来讲是很不容易的，迫不得已，只能按照实用主义的原则，低头渡过西方制裁和孤立的难关。海湾战争正好转移了美国相当的注意力，中国得以有成效地专注于恢复经济。即使是1993年欧美和澳洲等西方国家围攻中国，通过各种极端政治手段把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交给悉尼，沉重打击中国人的情绪和信心，也没有引起太多的过分反应，中国照常参加该届奥运会，与喋喋不休、小题大作的澳洲人保持良好双边关系。但是美国炒作的这一政治事件本质上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引而不发，其潜伏的威力类似于后来美国炸馆引起的危机，影响深远，最后引起二十一世纪初的双方冲突和中国民间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大爆发。
真正开始让美国视中国为潜在威胁和主要对手的，是九六年台海危机和中国渡过九七/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两者意义内容不同，但都向美国发出信号，使其认识到要改变以前重欧战略的做法和转换打击目标。
美国一贯故意模糊的对台政策在九六年台海危机中被迫趋于明确化，突然发现为了这个中国的最大岛屿可能要动用海军，被拉进一场美国并非迫切要打的战争之中。战争若发生在两个大国之间，双方都没有退路，难以轻易放手或主动退出。美国人虽然在海湾战争之后并不高看装备落后和实战经验贫乏的中国军队，但是挑起正面进攻仍然不是他们的最佳选项。海湾战争已经在世界上证明了美国的军事超强，对中国的仓促作战有可能在不经意间毁掉那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不败美誉。在航母和海军方面美国保持着对己方优势的绝对信心，具有相当的把握击溃当时落后和严重不足的中国海军。但是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双方的战争会在中国军舰沉没之后延续下去，拖住大量的美国兵，使美军难以从容脱身，甚至被迫展开对大陆本土的攻击。
政治上的考虑更为复杂。美国对台湾名义上的保护，坚实的法理依据相当薄弱，不过是来自美国议会自行仓促炮制的私货，美国与台湾并非军事同盟关系，非法的“与台湾关系法”也只是提到保证台湾的自卫能力，并不能授权美军名正言顺地加入到台湾针对大陆的战火中。这是一个主要的障碍，即使是大陆率先开展登陆行动，又有所谓的亚洲民主楷模被“践踏”的借口，也不足以将美国全面卷入台海军事冲突合法化，更何谈把战火转到大陆，因为没有一个世界大国公开否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问题只是统一的方式，和平或是武力收回，这是由双方的意志决定的，很有可能最后还是依靠武力作为后盾或者武力解决。这不是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侵略，美国难以象侵入朝鲜或攻打伊拉克那样召集不少国家加入到自己发起的军事干预行列，而利用联合国这一国际机构通过大规模干预的决议为美国提供法理依据，也无可避免地被中国否决，几乎不成为一个选项。由美国独力进行这一对华战争，军事上并非不可能，但却无法收场，将承受巨大的代价和相当的损失。
九六年航母对导弹这种可怕的局面突然摆到美国目前，任意开火将引起大国之间的全面大战，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国也要考虑其它盟友的意见，不敢鲁莽行事。在中国这一方面，当时军力孱弱，攻击力不强，特别是海军，只有依靠导弹和核潜艇与美国的两个航母群对峙，并无优势可言，因此适当地退让，避过了在不利情况下开战的可怕后果。由于这一危机的发生，美国开始注意到中国遵循着与己十分不同的计划，在这一事件上显示出来在利益底线上的强硬对抗态度，对美国构成一定军事威胁，虽然还不是实质性的威胁，但使美国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一新的对手。美国的对台政策也随之更加受到重视，中国已经表明态度，台海可以成为朝鲜和越南之后中美两国之间的又一个战场，任何错误判断和草率行动都可能将美军卷入在西太平洋与中国的直接战争。美国之后不得不严密监视台湾当局的举动，不得行为过火，以免导致美国被迫直接军事卷入，特别是在于己不利的时间内卷入，同时着手向台湾提供更多武器装备。
军事上的冲突，美国有能力应对，按照例行的分析评估，损失也会受到控制，但在经济方面，美国遇到更大的麻烦，即中国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崛起趋势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也没有中断，看来中国开始拥有避免由美国发动的经济攻势破坏自身经济体的能力。台海危机之后不久，美国找到了冲击中国的另一个机会。美国在与中国的对立中屡攻不下，取消贸易“最惠国待遇”这一手段并不见效，每年到待遇延长之际，就有要求取消的声音，既来自国会也来自工业团体，但最后的辩论结果往往是延长待遇，因为现实贸易中双方的需求都很大，使利用这一手段促进所谓人权民主自由的希望落空。对中国施加贸易制裁同样没有达到目的，多种出口产品都受到过调查和威胁，施加各种制裁措施，但是中国也发布对美国的反制裁措施，针锋相对，最后还要通过谈判协调，撤销那些制裁。所以在经济上美国影响中国不小，但在对抗时期就失去效力，不由美国人做主，因此非常恼火。
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和掀起一场金融危机就成为测试中国的一种必要手段。金融风暴的发起人是以美国为基地的对冲基金，目标是各国的货币和股市。虽然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九四年就认为亚洲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缺陷，量化规模扩大，产生泡沫，因此经济危机的风险不远，但最终还要经由美国和西方的基金之手将这一学术性预测真正变为现实。美国投机基金开始集中攻击几个国家的货币，包括泰国和马来西亚，令其损失惨重，经济大幅滑坡，货币贬值，经济财富消失。对中国来说，最为相关的是香港，即将回归中国，英国管治面临终结，中国深感责任重大，非常希望能够顺利渡过这一历史时刻，但此时金融危机连累香港，并让香港成为下一个主要的打击目标。选择的时间也非常巧妙，让人发生联想，在英国人刚刚被迫撤出香港之后不久，特区政府接手之后尚未进入状态之时，西方金融大鳄的冲击已经开始落在香港头上。香港这个曾经的殖民地和金融自由市场，非常适合美国金融大鳄的运作，但以前碍于英国的关系，并未直接进行摧毁性攻击，即使对英国的货币发起过套利活动，也要保持香港在英国管治下的繁荣局面，更要特意制造出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经济大幅下跌甚至崩溃的印象，以验证那些有目的地散发出的“香港已死”的预测。在人们还深度怀疑“一国两制”可行性的时候，经济状况恶化，从而强迫中央政府出手，不出手就造成香港经济下滑，失去民心，出手则更加给人以破坏承诺、干预自由市场经济的印象。因为金融大鳄以前的出手都有所斩获甚至大有斩获，所以对在香港的这一战他们还是很有信心的，并推出了不少配合理论，特别是自由市场不干预的理论，让新上位的特区政府犹豫不定。
但是香港特区背后的中央政府并没有在这一问题上犹豫，不允许外国势力轻易击垮新的特区，不管是政治势力还是经济势力，在香港的事务上都要逐渐由大陆来主导，不再继续是英美集团和资本的乐土。本来“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是为了香港的稳定繁荣，为大陆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作相应的贡献，而不是让香港在回归之后反过来成为大陆的经济负担，大陆对香港的借力要持续一段时间，其间不希望发生剧烈动荡，比西方人更不希望香港的衰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直接的挑战这么快就来临了，应对不当，香港经济滑坡或者垮掉，直接影响大陆，不仅香港市民承受财富上的负资产，而且香港本身也蜕变为大陆的负资产，牵连甚广，回归的意义和正面作用将消逝。面对这一严峻局面，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决定必须采取积极的对抗措施，不能回避矛盾，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保卫香港和大陆在香港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摈弃那些按照古典经济学规范提出的做法，拒绝它们对危机对策的干扰，毫不犹豫地保护自己的巨大利益。
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西方影响深入骨髓，西方人的思维和议论倍受推崇，很难出现背离西方说教和规则自立一说或自行其是的，更加少见直面西方的愤慨和恐吓而不退缩的。对新特区政府来说，这一点更加难得，因为其中大部分人都一向在港英政府的体制内受雇和活动，在英国人手下当差时任何言论和行为都受到督导，最终的决策人和裁判人是英国总督，英国人的判断和抉择出于他们自己的考虑，无须顾忌香港本地官员的想法和主意，面对香港以前出现的危机时都是如此处理的。港英政府内的香港官员只是处于一个英国人政策和决策执行人的位置，不必最终负责，也就很少从政策决策的角度考虑事务和行政。这一特点使香港殖民政府下的香港官员易于出现得过且过、疏于负责的习惯，矛盾上交，一切有英国人做主。一旦英国人被迫撤离，百年以来的习惯很难更改，使新特区政府的官员多少一时措手不及，在面对危机必须作出决断的时候容易出现失落和顾此失彼的情况，甚至错过采取有效行动的机会。唯一的优势是现在他们可以把注意力从英国总督那里转到中央政府，寻求中央的最终支持和政策导向。
西方在后冷战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成功控制舆论和他人的思维，一切从西方人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和现象，其实际效果比用武力和金钱要更加有效和全面。对亚洲金融危机来源的解释，一般人很容易按照西方经济学、基金经理和媒体的方式解释，逻辑趋同，而在美国和欧洲对冲基金金融大鳄准备大举冲击香港港元和股市时，香港不少人出于他们受到的西式教育，从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这一西方经济学遵奉的铁律出发，强烈反对香港特区政府出手捍卫“联系汇率”，希望任由香港货币上落和股市动荡，而不干预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出现象泰国铢那样的大贬值，也要任其发生，坐而不理，目的只是捍卫他们历来崇尚膜拜的西方规则和教条，其他可以一概不顾。香港境内在末期港督扶植下出头的一些政党首脑也在媒体上呼吁不要捍卫港元，任由金融大鳄往来，上下其手，反而是进行抵抗则会在未来造成无法想象的灾害，破坏香港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在政治上成为大陆的附庸，从而再也得不到西方人的信任。
回归仅一年时间，香港人对大陆和中央政府的揣测之心未去，这一类的言论很合不少人的胃口，特别是在面对美国金融集团的汹汹气势时，信心十分不足。学术界更加是西方理论和教条的天下，经济学教授们的解释一如既往地偏向于美国一方，中心思想就是即使遭遇巨大危机，财富巨亏，也比损害香港宝贵的自由市场经济内涵要好。象索罗斯一类金融天才本来就是很多学者崇拜的顶级对象，而他又特别多次公开发表言论呼吁香港不应该抵抗，也不会成功，那么西化到底的学者和政客自然不会主动地改变立场，赞扬捍卫香港经济和金融的活动，而是使用教科书的语言和按照美国人的论断发表他们自己跟随性的想法。这对香港特区政府采取主动措施防范金融危机和打击大鳄的决定造成很大的困扰。当时的特区政府高层确实难以下决心，是抵抗和捍卫，但前景未明，还是放弃，承担经济崩盘的最坏后果，那些偏颇的舆论和巨大压力让当时特区的主管官员十分郁闷和彷徨，甚至夜不能寐，戚然泪下。此时没有英国人在总督府作最终决定了，而且此次风暴发生于英国人刚刚离去之时，确实诡异。最后只有在中央政府的承诺和引导下，做出政治性决定，在以后金融危机冲击真正来临时，中央和香港政府已经达成共识，利用香港的经济实力和财力，全力对付美国金融大鳄和国际炒家的冲击。对决之日真是惊心动魄，以香港的全部家底与美国金融大鳄豪赌，大笔投放美元和买入港元，承接所有被抛售的香港蓝筹公司股票，最后顶住了风暴，但仍然不免心软了一下，未能严格执行清交规定，给以外资大鳄足够的时间离去，减少他们理应遭受的巨额损失。中国大陆由于金融产业的封闭性而避免承受直接冲击，在香港发生的这场硬仗成为中美双方交手的战场，香港汇市股市的稳定基本上结束了九八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肆虐，美国对冲基金严重受损之后，失去冲击力和必需的财力，甚至出现破产，此次由美国人挑起的有针对性的金融风暴也就走入尾声。
在此金融领域的对抗之后，中国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美国转而寻找其它对手和敌人，所以清静了不少，再无如此剧烈的风暴袭来。在这一安静时间内美国确实没有什么心思解决中国问题，因为它自己正面对无数挑战，冷战后的克林顿黄金任期，正在充满自信地迎接新世纪之时，出现了那些美国人基本上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挑战和麻烦。上个世纪最后两年爆发的网络泡沫破灭对美国经济产生相当的震撼力，因为美国一直是以技术领先和创新闻名的，甚至对德国日本的先进制造技术和工艺不感兴趣，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引领世界、创造奇迹般财富的国家。通过制造网络泡沫，大量高科技公司涌现出来，大把烧钱，因为它们似乎代表了未来的收入和市场，特别是上市之后的高股价更加让那些幸运的公司得以大展拳脚。但是收入回报仍然是个问题，最后令热门的网络公司难以为继，而网络泡沫最终爆破之后，人们才能够看清背后其实仍然是金融资本运作，一时获得成功，巨量的损失主要是由被诱惑的投资者和股民承担的。网络泡沫的破灭表明美国在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的轨道上已经无法扭转了，只有持续地玩弄金融财技，制造更多的泡沫，吸引资金和投资，才能继续维持下去。网络经济上升期间人们就有很多疑问，没有制造任何产品而只是摆弄电脑的公司真正能够生存下去和盈利吗？实体经济的基础已经被金融转移和数字代替，形成自我循环的过程，并主动或被迫地进入下一个泡沫中的循环。
美国起源的网络泡沫危机很快就被安然公司破产的震撼性事件所掩盖。对美国经济和企业来说，当时这一前所未有的大破产对美国经济的基石，即美国企业的冲击更大，因为新兴起的网络公司还可以有破产的借口，而美国前十大公司之内的公司遭受破产则很难让人接受。更有甚者，安然暴露出美国公司的软肋，即作假账、蒙骗股民和监管机构、虚报收入，这些都让人对上市公司和跨国公司产生疑虑，也对美国产业内的监管会计审计等都连带产生怀疑和不信任。美国的企业就是靠名誉和品牌经营向外扩展的，一旦声誉受损，受到怀疑，整个体系的运作都受到威胁，包括政府的监管职能。安然事件的一个间接后果，就是以前曾经是极不受重视的偏课“商业伦理”和“企业责任”，因为美国自己的恶例而被突然加以强调，世界各地大学里的经管硕士课程都开始大讲特讲。在安然事件之前，公司首脑肯。雷的业绩被作为典范写入美国企业管理的教科书，其大胆创新的精神值得所有美国公司学习，使安然由一个地区性企业暴涨为跨国大公司，这是每一个公司主管都梦寐以求的事，毫无疑义要尽力模仿和赶上。安然破产之后，形势大变，美国大学又开始寻找新的典范，丝毫不意识到这种企业领导人的出现是公司极端追求利润的必然产物，经营环境所致，必然层出不穷。
网络泡沫和安然破产两例实际上都是对美国的警示，提醒人们在美国面临的风险远大于回报，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模式和规范存在着很大的漏洞，经济模式并非健全无误，即使对非美国人来说仍然具有很大吸引力，被视为楷模，却一再暴露弊端，直到再次爆发。贪婪本来已经在网络泡沫和大公司破产中表现无遗，这一痼疾却让其它事务和美国政府的欺骗行为所掩盖过去。
令人更加失去信心的是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不仅令反恐成为时尚，限制了美国自由社会的内部机会，包括资金的流动，更将美国的注意力和精力转向海外，连续发动对外战争，动用大量军队和资源，追求实现海外目标。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新保守主义利用甚嚣尘上的爱国情绪占领了美国政治的中心舞台，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思想，主导了美国舆论媒体，使美国人在将近十年的时间中变得谨小慎微，丧失无数权利，陷入新保守主义的陷阱而不能自拔或没有勇气自拔。此时的美国与以往历史都不同，具有狭隘的视角和关注点，不顾其它，象一个蒙眼的疯狗，咬住任何可能的疑似目标，对失去道德高地、军事行动理据和可行战略等等的质疑，一概置之不理。军费的支出更加惊人，两场战争耗费美国万亿美元，时间拖长至十年，超过了越战。按照奥巴马的讲法，美国将大部分的兵力和资源投放到伊拉克战场，国家的外交重心和国民注意焦点也集中在伊拉克，畸形发展，然后是阿富汗战场，漫漫无期。美国最初绝对没有想到会拖延得如此之长久，特别是阿富汗战争，原计划在打败塔利班和降服个别反抗的部落武力集团之后，短期内结束军事行动，然后期望顺利安全地推行美式架构和扶植代理人政府，直到安然退出。美国政府起初认为这些步骤都是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和终止的，但是事情并没有象预设方案和好莱坞大片脚本般地发展，军事行动仍然在继续，规模不断扩大，战果和控制区域则逐渐缩小。两场海外战争让美国失血和失去豪情胆气，前景依然黯淡，在未结束所有这些恶梦的前提下，美国智囊们只有象在越南战争中那样，继续挣扎下去，连随后上台的魅力总统奥巴马也无能为力，别无选择，只能做出阿富汗增兵三万的痛苦决定，与意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相对照，实际上是把自己推上战争总统的位置。
同时，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极端性在战争的背景下迅速高涨，垄断了美国舆论和思想界，使大多数美国人在一种特殊的强烈的恐惧感之下噤若寒蝉，一向甚为引以自豪的所谓言论新闻自由，在短期内就变为十分可疑可怜的自我吹嘘，连那些媒体明星也变得言不由衷，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限制，最安全地是尽力鼓吹爱国主义，呈现一派全面向右转的景象。这一强烈的单一倾向和趋同性进一步激化了美国内部左右翼之间的冲突，难免在布什政权后期引发关于前景和政策的普遍争论，直到2008年大选，新保守主义在共和党失败后突然陷入低潮，不复时髦，对美国公众和媒体的洗脑效果大减。当然美国人并不会就此承认他们发动两场海外战争的不合法性，这是他们的底线，任何美国政客都不想跨越，即使是象奥巴马这样公认的开明人士也在诺贝尔颁奖礼上为美国尽情辩白，但是战争的残酷和耗费却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这些年之间美国的重心放在那些非常恼人的问题之上，两党之争，左右翼之争，蓝红之争，不亦乐乎，壁垒鲜明，争吵激烈，情绪激动，确实无暇旁顾，直到奥巴马上台才理出些许头绪，被赶下台的共和党政权短期内丧失舆论和政策的主导权，单边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受到沉重打击，开始淡出，一时变为不时髦和政治不正确的同义词。
在美国陷入各种内外麻烦和新保守主义高潮的时候，转过头来，突然发现中国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可以与西方强国并肩而且逼近美国的位置，自然引起警觉和相当激烈的反应，匆忙调整政策和关注重心。症状之一就是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美国的富佬形象转变为以借贷为生的平民。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初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和天文数字的债务，包括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和各种机构和公司债券，数额庞大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些都需要外国投资者的注资才能实现，而正在发展的中国成为一个格外突出的买家。这已经违背了经济学的常识，在中国国内广泛流行的曼昆所著《经济学原理》这本教科书里边，已经对这种资金的逆向流动提出质疑，当时还只是2001年，中国刚刚开始购买美国国债，其后的发展超出想象，对美国人来说更是不可思议。二战之后流行的发展经济学解说应该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多余的资金，形成巨大的海外投资和扩大本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在七十年代之后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地积极吸引美欧日的投资，但形势的演进最后却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无论如何，富裕发达的美国变成中国的债务人并且无力还债，这让美国在霸权笼罩全球的盛况之下突然发现自己的软足。美国人目下仍在享受中国送来的资金，保持他们利率的稳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而且实际上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也间接为美国的海外战争提供资金，中国八九千亿美元的国债基本上与美国近十年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的庞大军事开支相当。
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是美国对中国的增长和动向放任不顾，或防范之心有稍许松懈，而纯粹是因为在多重泡沫和海外战争的背景下，被迫暂时不将对华遏制放在优先考虑之中，轻重缓急次序发生变化。这段时期内，美国对中国的打击主要是侧面的、间接的，在冲击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和金融体系之后，美国也对中国在欧洲的利益进行打击，九八年导弹攻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前所未有的侵犯领土主权的行为。说它是间接的，是因为美国政府尽快采取了挽救措施，使双方冲突未能升级，一向受到中国人赞许的克林顿多次公开道歉，在国际舞台上一贯傲慢的奥尔布赖特女士也紧急行动，按照中方的要求处理后事，结果使紧张状态下降至正常状态。虽然这一恶劣事件在中国民意中留下深远影响，但当时并未重创双边关系，以致中美双方能够在1999年底、炸馆事件几个月之后就结束了长期难缠的入世会谈，达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
中国同样没有给美国造成重大麻烦，特意韬光养晦，没有出头对抗美国在世界上疯狂无忌的单边主义行动，避免招来美国的特别关注。美国也愿意先集中解决它自认为首要的问题，再转向应付下一个问题和挑战。可惜这一次美国没有能够享受到充分的时间间隔进行分项打击，在它准备集中对付中国之前，被迫打击伊斯兰激进恐怖组织，而在美国尚未解决棘手的战争问题时，已经被迫面对新兴国家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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