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友梅、殷凤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面向全球科创中心的服务业态试读：
前言
当前，新一轮产业与科技革命蓬勃兴起，新技术群体性、颠覆式突破态势一触即发；传统产业加速向智能化和网络化方向发展，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创新要素全球流动的速度持续加快、范围和规模持续扩大，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和产业形态深刻调整；创新已经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随着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全球高级创新要素出现系统性东移的趋势，全球创新中心由欧美向亚太、由大西洋向太平洋扩散。[1]上海正面临抢占新产业与科技革命制高点的挑战以及把握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历史性机遇。
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是上海持续走在改革开放前沿、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上海提出，“十三五”时期要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运行由高速增长向平稳增长、增长动力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经济结构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打造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竞争优势；要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抓住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大契机，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充分释放创新活力，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2]2015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中提出，要加快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2016年2月16日，中央批准上海以张江地区为核心承载区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该中心将建立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推动设施建设与交叉前沿研究深度融合；构建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创新网络；探索建立重大科技设施组织管理新体制。该中心将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和顶尖水平，汇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为重大原创性突破提供基础性、战略性、高端性、前瞻性、综合性的高水平支持服务。2016年4月12日，国务院印发《上海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方案》，提出上海市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要以推动科技创新为核心，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主攻方向，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目前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各项工作已经到了全面深化、全面落实的关键阶段。上海通过系统地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将主要完成四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二是建设共性技术研发和转化平台；三是实施引领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项目和基础工程；四是推进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3]这些任务的完成，有赖于创新要素的互通、汇聚与协同，而要吸引和集聚国内外优质资源、高端人才及创新企业、组织和机构，使上海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一个高效运转的专业化、网络化、规模化的服务体系不可或缺。围绕创新提供专业化服务的行业不仅是城市重要的支柱产业，而且该行业自身强大的创新能力也可以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级。上海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必须建立健全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发展的服务体系，构建包含多种服务业态的创新生态系统，提高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创新链条内部的承接性，以及产业链与创新链之间的衔接性。
创新生态系统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基础条件。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4]是由在创新链中影响创新活动的一系列环境要素构成的，包括创新创业孵化育成体系、研发服务体系、创新平台体系、创新成果转化体系、创新金融体系、创新法律法规体系、创新中介服务体系、创新人才培育体系和创新文化体系等。近年来，营造创新生态系统一直被认为是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朱迪·埃斯特琳基于美国经验的研究指出，任何一家企业或组织的创新生态系统，都要依靠整个国家和世界的创新大环境。创新生态系统里的不同栖息者，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群落：研究、开发和应用。创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上述三个群落之间实现健康的平衡，研究群落以长远的眼光发现新知和观念，开发群落推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交付，应用群落把这些进步技术散布全世界。[5]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科技领先的一些国家如美国，都强调了营造创新生态系统在创新战略中的重要地位。[6]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需要资金、人才等要素投入的增加，也需要创新要素之间、创新要素与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动态关系的优化，而相应的、适时的、开放协作的、优质保障的和多维有效配合的服务正是这一优化过程中的“黏合剂”与“催化剂”。服务主体、服务方式和服务产品的不断创新，为相关产业提供发展空间与动力，提升了价值链增值效应，大大提高了现代产业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例如，斯坦福大学为硅谷培养了大量人才，众多天使投资人和风投资本使资金与技术有效结合，不断涌现的小企业形成创新的微生态种群，大批从事创业孵化、研发设计、知识产权、市场推广、会计法律等服务的企业提供了专业化、高水平的配套服务。正是由于这种开放多元、有机联系、依存共生的创新生态系统，保证了硅谷的持续活力。[7]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深圳高新区等地的发展经验也证明，完备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对于高端要素与创新主体的集聚至关重要。
在组织学的研究者看来，创新活动也是一个社会过程。创业情境中有三个方面很重要：网络、知识和资源。个人联系的多样性有助于扩大信息来源；知识既受个人智力和工作经验的影响，也受所受教育、能够接触到的专家以及可以利用的普遍技术水平和组织知识的影响；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人在不同时间里获取各种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能力各不相同。[8]同样，从组织层面来看，在一个特定边界内具有共同形式的所有组织构成一个种群，同一个种群中的组织对环境的依赖程度不同，其会影响这些组织的活动方式及其结构。[9]服务业包罗万象，按其属性划分，主要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类。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社会分工细化和消费结构升级，服务业态与服务系统也处于动态变化中。具体业态包括：金融保险服务、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科技成果孵化基金、成长型企业股权投资基金等）、研发与科技服务、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服务、物流配送服务、中介服务（会计、审计、评估、认证、法律、咨询、产权服务等）、商务服务、文化教育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健康医疗服务、社区居民服务、生活福利事业等。服务业态与服务系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创新活动的重要社会环境，由此，完备的服务业态与服务系统代表着创新活动整体优化配置的协调水平，是创新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当前，科技创新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创新服务链的环节不断细分，科技服务业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配置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从价值传递向价值创造转换，承担着改造和优化生产力的重任。未来上海应积极推进科技服务新业态发展，健全服务机构，完善产业链条，构建新兴业态活跃、产业规模适度、组织形式新颖、投入渠道多元、区域特色突出、布局科学合理、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的科技服务体系，把创新链上的各种新兴业态串联起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科技创新需要结合具体的技术和行业，它具有独特的创新发展规律，同时还须得到环境的支撑并受到历史文化的影响。三者之间相互促进，形成了创新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为了激励创新，营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也是必不可少的，创新文化既是影响或制约创新过程的环境要素，又是影响创新者思想和行为的潜在要素。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认为，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10]创新文化的内涵包括树立以创新为荣的价值观，鼓励开放协作的竞争观，推崇理性批判的精神，形成鼓励挑战和允许失败的氛围。[11]同样，费尔普斯追溯了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在某些国家爆发的经济繁荣之后指出，这种兴盛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等，这些价值观点燃了实现广泛的自主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济活力。[12]这也正说明创新文化尤其是其价值内核对于创新活动具有主导意义。当然，创新文化的培育需要相应的制度体系来保障，也需要相应的多维服务体系的支撑。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际先进的科创中心除了具有科研机构与人才、发达的金融市场与风险投资等以外，还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开放的创新环境以及强有力的制度支持。[13]相比之下，上海的科技服务体系尚不完善，有效供给不足，服务能级不高，导致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根据《中国城市创新创业环境评价研究报告（2015）》，北京在产业发展、人才环境、研发环境、中介服务、市场环境、创新知名度6项一级指标的排名中均位列第一，上海仅在政府支持和金融支持2个指标上排名第一。[14]主要“短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尚不健全。科技中介服务业起源于西方，在国外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并持续推动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进步与技术创新。从实践来看，发达国家科技中介服务业模式虽有不同，但在扶持政策上有其共同特点：制定政策法规，鼓励和规范科技中介服务业的发展；加大金融支持的力度，培育市场供给和需求能力；积极推进科技中介服务的网络化。[15]相比之下，上海的科技服务组织行业分布相对不均衡，专业化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尚未形成行业分布合理、服务层次分明、完善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许多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在人员组成、资金实力、产出能力等方面相对薄弱，无论是机构内部管理还是外部市场运作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混乱。它们缺少必要的硬件设施和技术手段，服务技术落后，模式陈旧，内容单一，主要业务仍局限于简单的、低层次的商务及技术信息服务，高端服务业态较少，难以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技术服务。总体来看，运作规范、服务能级高且有知名度的综合性中介企业稀缺，科技服务业专业技术人员的规模偏小，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具有技术、营销、管理、法律专长及有良好产业联系的复合型人才严重短缺。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不顺畅。从实践来看，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各有千秋：美国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展合作研究；日本通过政府制定相应的制度、政策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为科研成果拥有者与有意进行科技开发的企业牵线搭桥；德国注重中介服务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由此可见，适应市场需求、产学研合作、政府宏观调控、中介机构的发育以及风险资本市场的完善等是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16]相比较而言，上海的高校、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产业化主体创新意愿不强，研发投入不足。各类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尚不成熟，专业转化中介机构数量稀缺、能力不足，转化配套服务欠缺，开展知识产权战略分析及产品市场战略、风险评估和预警等高端信息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相对低下。科技成果市场发育迟缓，技术交易市场、技术产权市场还存在较为浓厚的行政色彩，信息资源交流机制不够顺畅，交易与运行效率不高。缺乏大量具有科学、法律和商业等复合背景，能对科技成果进行鉴别、培养、保护、转化的专业人才。
生产性服务能级还不高。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电子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传送器”的角色日趋明显，并日益成为制造产品差异化、价值增值以及竞争力提高的主要源泉，同时，也进一步加速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产业边界逐渐模糊。[17]相比之下，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尚未能形成足够的规模，层次较低，是产业发展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之一，对相关产业发展、资源有效配置和价值创造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专业化、市场化程度较低，不少行业仍停留在低层次服务和传统服务方式上，高端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一些被动植入的现代服务业缺乏长效发展机制，产业关联度与服务能级不高，技术服务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而环保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急需的科技服务供给不足。专业化生产性服务企业数量不足，产业链短，服务半径小，服务模式落后，价格高，致使社会需求无法得到充分的释放和满足，产业专业分工难以深化。
生活性服务配套不足。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性服务业在扩大消费、促进就业、保障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生活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与较高的水平，直接作用于科技发展与经济增长。同样，作为科技创新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生活性服务配套将能够直接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务支撑，为其解决后顾之忧。从上海目前的情况看，生活性服务行业发育不充分，企业小、散、乱的问题比较突出，高质量、多样化、便利化的服务供给不足。特别是在一些高科技园区和上海外围城区，产、园、城融合不足，为产业集群研发和办公等提供便利的服务以及成本可承受的土地和空间供给有限，相关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发展不足，个性化、差异化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如健康管理、房屋租赁、职业培训等，服务层次偏低、服务功能偏弱，消费环境有待改善，无法很好地集聚人才。
科技金融体系支持不够。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科技发展需要金融体系的支持。美国发达的风险投资和高效的资本市场，能够很好地适应科技型企业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为之提供融资等方面的支持；日本、德国的间接融资发达，为迎合科技融资的要求，开发了不少创新金融工具；另外还效仿美国，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建立二板证券交易市场。总体上，这些科技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各有特点，都对本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8]相比之下，上海的科技投融资体系建设和手段工具创新方面能力不足，科技金融产品种类不够丰富，各类金融主体与科技企业融资需求适配性不强。风险投资不够活跃，金融服务功能不完善，财政支持薄弱，财政政策投入方式“活力”不够，信贷体制不健全，银行缺少发现和培育创新型企业的主动性，风险管控水平有待提升，科技贷款覆盖面较窄，资本市场的层次发展不够完善，股权众筹、互联网金融、科技保险、地方性OTC交易平台等金融要素及其市场发育尚不成熟，中小企业融资难度依然较大。
要改变以上状况，上海必须加强科技服务业与现代产业的深度融合与互动，要从主要倚重经费投入、项目扶持转变为更多地关注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和创新文化建设，从供给侧发力，切实提升三方面的能力：一是对创新资源的集聚能力（人才、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创新创业企业、创投机构、跨国公司研发总部等）；二是对创新成果的转化利用能力（孵化、交易、扩散、推广等）；三是对创新要素的流动配置能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整合科技、金融、产业、服务、管理等诸多方面，形成一个多要素联动、覆盖创新全链条的“热带雨林型”综合创新生态体系，支撑经济、社会、文化、民生、环境等各领域、各环节和全过程。上海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也是全国最早开展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建设的城市，上海不能仅在本地方的视域内进行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建设，更要着眼于全国，不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规范、制度以及相关经验和理念。而在现实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人们不仅要面对科技创新和技术组织需求的各类服务，还要面对那些运作创新和谋划组织的行动者群体的各类决策机制。因此，21世纪大数据时代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建设者，既要能够以政府的行政手段推进工作，还要有能力凝聚并借助政府行政系统以外的力量发挥协同作用。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实践来看，创新发展意味着要将营造创新生态环境摆在重要位置。由此，为全面提升面向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服务能力，上海应探索“科技+金融”“科技+文化”“科技+流通”“科技+民生”“科技+生态”等各种新模式融合发展，多种服务业态相互支撑配合，大力发展科技研发、产品设计、创业孵化、科技金融、数据服务、管理咨询、众创空间、技术市场交易、知识产权管理、检验检测等科技服务业，着力培育科技服务业新业态。创新服务载体、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夯实服务支撑体系。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企业融资条件。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加快建设公共技术平台、投融资平台、信息交流平台、中介服务平台和政府服务平台，推动专业化中介服务组织发展，提高中介结构服务能力。发挥不同创新载体之间的协同作用，打造一批具有较强服务和辐射能力的机构、设施和成果，形成开放协作、功能完备、高效运行的科技服务体系，推动上海在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和服务全国发展中提升综合服务辐射能力。同时，聚焦民生需求，大力发展精细化、高品质的社会生活类服务业、公共服务业，使上海成为中国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新文化、新机制的源头，全面提升产业能级、服务功能和全球影响力。
本书对全球典型的科创中心的服务业态体系进行了全面梳理，介绍其先进经验与具体做法，对照上海面向科技创新的各种服务业态，深入分析其现状与不足，探寻引发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本书的出版，是上海大学当前积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上海发展，充分发挥高校智库作用的重要体现。相信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这项研究一定能够为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贡献一分绵薄之力。当然，这还只是该主题研究的第一步，对一些问题的思考还需要深化，书稿撰写过程中的疏漏与不足之处，敬请各位专家与读者批评指正。上海大学教授 李友梅
[1] 聂永有、殷凤等：《科创引领未来：科技创新中心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
[2] 王战等：《转型升级的新战略与新对策——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3] 《上海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方案》（国发〔2016〕23号）。
[4]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Innovate America：Thriving in a World of Challenge and Change，Washington，DC，2004.
[5] 朱迪·埃斯特琳：《美国创新在衰退？》，闾佳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6] 如2015年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与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的《美国国家创新新战略》中，就提出了支持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新政策；再如德国政府于2013年4月提出“工业4.0”战略，由集中式控制向分散式增强型控制的模式转变，致力于建立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并由此形成了由政府、高校、企业、科研中介组织等相互联系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7] 维克多·黄、格雷格·霍洛维茨：《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诸葛越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8] W.理查德·斯科特：《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高俊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9] 汉南、弗里曼：《组织生态学》，彭璧玉等译，科学出版社，2014。
[10] 美国《福布斯》杂志1993年技术增刊。
[11] 奚洁人主编《科学发展观百科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2] 埃德蒙·费尔普斯：《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余江译，中信出版社，2013。
[13] 高维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现状、经验与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4] 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中国城市创新创业环境评价研究报告（2015）》，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15] 熊小奇：《发达国家科技中介服务业发展的经验及启示》，《中国科技论坛》2007年第11期。
[16] 徐鹏杰：《比较与借鉴：以外国经验促进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创新》，《中国科技纵横》2010年第19期。
[17] 党怀清：《国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原因与机理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18] 赵刚、林源园：《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国际经验与借鉴》，《中国金融》2012年第23期。
第一章 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服务业
一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创业创新孵化体系
（一）孵化器与孵化体系1.孵化器的理论基础
孵化器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是一种为新生的小企业提供有利于存活、发展的创业服务环境和空间环境的新型社会经济组织。由于孵化器在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扶持中小企业、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培育区域经济增长点方面的突出作用，其在发达国家得到了快速发展。在理论渊源上，孵化器的产生与发展主要基于三种经济理论，即集成创新理论、专业分工理论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1]（1）集成创新理论认为，创新要素在空间和组织上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新活动的整体效能，因此，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创新要素向某一特定区域集中，并通过创新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和创新环境的营造促进创新要素的融合，进而强化创新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创新企业与上下游供应者之间的联系，实现研究开发与市场的有机整合，从而大大提高创新活动的整体效能。（2）专业分工理论认为，在超强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为了降低风险和缩短进入市场的时间，企业活动要尽可能实现专业化，专业化使企业的活动向核心业务集中，将那些与企业竞争优势和技术能力不相适应的活动转包给专业供应商。孵化器与入孵企业之间正是通过专业化分工，一方面使入孵企业能专注于核心优势的培育；另一方面又为不同企业之间的协作与互补创造了条件。（3）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将企业生命周期分为幼稚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当企业处于生命周期初创阶段的幼稚期时，生存能力、抵抗能力都很弱，市场份额小、管理水平低、破产率高，此时最需要孵化器为其提供良好的软硬环境，促使其不断地成长壮大。孵化器专门为入孵企业提供初创阶段的各种条件，而入孵企业则可专门从事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节约了入孵企业在初创期的成本，为创新企业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2.孵化器的概念与特征[2]
孵化器是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养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家为宗旨的科技创业服务机构，主要功能是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为入孵企业提供研发、中试生产、经营的场地，办公方面的共享设施，提供政策、管理、法律、财务、融资、市场推广和培训等方面的服务，以降低企业的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提高企业的成活率和成功率，为社会培养成功的科技企业和企业家。
总的来说，孵化器是一种资源能力的集合，这种能力的集合，第一类应该包括所有实物，如房子、设备等有利于企业成长的资源；第二类就是看不见的软件服务，包括如何进行工商注册，如何进行管理，如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等；第三类是资源提供，包括市场资源、技术资源、政府资源。科技孵化器指企业对科学技术成果进行转化，使其逐步走向市场、投入民生运用，常常表现为创业公司伴随科技成果实现商品化、产业化。
孵化器有几个典型的特征：第一，硬件支持；第二，支持的对象是创业期的高科技企业；第三，强化对入孵企业的扶持；第四，介入资本运营。在孵化的过程，不只要给初创企业提供物质空间载体与平台，还要通过专业服务体现“六支柱、一平台、四决策”。其中，“六支柱”包括：科技思维变成市场思维；不断占有新市场；不断地创造新的市场机会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完成合同；不仅进行成本核算，更应该上升到目标成本控制；实行岗位责任制；实行人力资源管理。“一平台”即人力资源平台。“四决策”包括：产、供、销管理决策，技术管理决策，财务管理决策和队伍管理决策。
与风险投资的萌芽期、成长期、扩张期、成熟期四个时期分别对应，孵化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原理成果、模型成果、工业成果、成熟成果。其中，前两个阶段在科研单位和高校是能够完成的，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主要是在第三个阶段，到了第四个阶段由企业作为主体。孵化器就是解决第三个阶段即工业成果期的难题，使成果顺利度过工业阶段，进而完成科技成果转化的全过程。
3.孵化器的体系建设
近年来，孵化器的功能由提供场地、资金等最原始的形式，向提供技术支持、培养专业人才、建立企业制度和培育企业文化的方向发展。孵化对象也由单一的项目孵化向企业孵化、产业孵化以及产业链全方位孵化方向发展。孵育组织网络化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科技孵化体系建设受到重视。
从运营模式来区分孵化器，可以分为四个层面：第一层，物业支持；第二层，综合孵化：以物业作为基础，增加了咨询、培训、中介，综合孵化器又可以叫作通用孵化器，往往是以政府为背景支持建立的；第三层，专业孵化：要求经理人具有较为全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第四层，思维孵化，要求以人为本，进行创业培训和意识引导。以上四个层面是相辅相成的。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孵化重点，多数孵化器适合于初创期企业但难于满足成长期企业的需求。因此，需要根据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建立多层次孵化体系。
孵化体系建设，是指多主体、多形式、多功能的孵化器彼此配合，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孵化器建设，推进各种各样的孵化模式共同发展，注重孵化器和产业化基地的相互配套，实现初级孵化、加速孵化、海外孵化等多种孵化目标，为孵化企业的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以研发中心、孵化成果、孵化人才为重点的科技企业孵化网络。（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创业创新孵化经验
1.孵化器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意义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功能的城市，从世界知名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无不体现着科技孵化器的创新育成功能。孵化器对于推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其资源供给能力可分三类：一是房屋、设备实物资源，这是创新育成的物质载体；二是法律、培训等各类软服务，这是创新育成的生态环境；三是与市场资源、技术资源、政府资源的对接，这是创新育成的阳光雨露。（1）科技孵化器的区位选择和场地租赁，可以全方位提供初创企业运营的基本资源。初创企业最需要的创业场地，要区位优越，配套完善，既不能价格昂贵，又不能偏远简陋。因此，科技孵化器的空间提供能力对初创企业起到重要作用。在硅谷，灵活的写字楼租赁制度和完善的配套服务，完整地提供了初创企业运营所需要的全部商务服务资源。如硅谷的即插即用技术中心，月租500美元的办公空间、稳定安全的数据中心和一揽子提供解决方案的商务服务共同构成了对初创企业十分友好的创业环境。被称为全球第二硅谷的特拉维夫市同样一直致力于为创业者提供所需的资源，比如，免费的无线网络几乎覆盖全市，提供包括城市图书馆、创业写字楼等廉价的创业场所。（2）科技孵化器的创业辅导和专业服务，可以多维度帮助初创企业实现项目商业化。初创企业最需要的创业引导，往往出现在创业理念、发展方向以及各类具体的专业问题上。因此，科技孵化器的专业服务能力对初创企业起到重要作用。各国孵化器提供的服务涵盖了在孵企业基本生存所需要的多种服务。硅谷的YC孵化器于2005年成立，在短短几年内，就基于强大的创业辅导能力和不断出现的成功案例，构建起强有力的品牌影响力，成为全球孵化器的标杆。截至2012年，YC孵化的172家被收购、关闭或成功融资的公司，总价值为77.8亿美元，平均每家公司的价值达4520万美元。即插即用技术中心在除技术和商业模式外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对初创企业加以指导并提供服务，从而避免了企业在创业早期因经营原因而夭折。（3）科技孵化器的风险资本和人脉网络，可以多渠道集聚初创企业成长所需要的创新要素。初创企业最需要的创新资源，莫过于资金和人才。因此，科技孵化器的资源对接能力对初创企业起到重要作用。硅谷YC孵化器的成功经验之一也在于此，YC直接设立种子基金，或由风险投资商和天使投资人另设立基金交由YC管理，并通过演示日等方式搭建初创公司和投资商之间的桥梁，构建投资网络，为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商及时进入项目早期阶段，获得丰富、优质的项目资源提供了平台。即插即用技术中心最大的成功之处是实现了创业者和硅谷创业资源的对接，除自身提供服务外，还积极引进孵化器之外的创业人才和风险资本。橡子园创投孵化器也同样依靠搭建跨区域的人脉网络，依托国内外资源汇聚能力构建创新要素集聚体。以色列的The time孵化器的经验也证明，强大的“产业”人脉网络是确保项目成功商业化、国际化的重要支撑。
2.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孵化器建设的案例借鉴[3]
孵化器最早发源于美国，1959年贝特维亚工业中心成立标志着美国孵化器正式进入发展初期，其主要为了缓解美国社区高失业率的状况，为创业企业提供基本的办公场所，发挥企业管理职能以及代理部分政府职能。美国孵化器在发展过程中历经了提供基本创业服务-政府机构强力推广-风险投资介入-孵化器独立投资四个阶段，发展日趋成熟，是世界各国中孵化器运作最为成熟的国家之一，德国、以色列等国家孵化器运作也在国际较为领先。以下对美国、以色列、芬兰等国的中心城市孵化器发展的实例加以介绍分析。（1）硅谷YC孵化器
①发展概况：2005年Y Combinator（简称YC）由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在硅谷发起成立。作为一家“创造公司”，在短短几年内，YC基于强大的创业辅导能力和不断出现的成功案例，构建起强有力的品牌影响力，成为全球孵化器的标杆。在2012年《福布斯》网络版“十大美国创业孵化器与加速器”的排行榜中，YC位居榜首。YC为只是初具想法的团队提供天使投资，通过“训练营”为他们提供创业辅导，在团队间形成了互相帮助的“校友”网络，并搭建天使投资网络，使创业者获得更多的融资机会。2012年，YC孵化企业的总价值已经达到77亿美元以上，但这家孵化器甚至不为初创公司提供办公场所。自成立以来，YC已投资了超过460家创业公司，其中一批已经成长为知名企业。截至2012年，YC孵化的172家被收购、关闭或成功融资的公司，总价值为77.8亿美元，平均每家公司的价值达4520万美元。
②运行模式：YC通过面试，选拔创业团队参加训练营（每年两期），对入选团队投入种子基金，并在演示日帮助创业者与投资者建立联系，吸引融资。活动方式主要有“办公时间”和“晚餐”两种。办公时间指创业团队会与YC的顾问团在办公时间进行沟通并向他们咨询相关问题。谈话中有约10%的时间是被保证用来讨论初创公司的大愿景而不是眼前的细节问题的。这种做法导致有的初创公司在与顾问团沟通后便开始调整甚至完全改变他们原来的想法，约有15%的初创公司最后的作品基于办公时间中形成的新思路而完成。YC鼓励初创者将每次晚餐当作一个小型演示日，为大家展示他们一周的成果。另外，YC还会在晚餐上邀请对初创公司某方面问题比较了解的专家发言。发言人通常包括创业者、风险投资家、律师、会计师、记者、投资银行家和大型科技公司的高管，这些人最后往往会对初创公司给予建议或投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校友”网络。通过举办演示日，YC搭建了创业者和投资者之间的桥梁，增加了创业者获得融资的机会。
③经验借鉴：第一，通过“训练营”为初创企业提供全方位辅导，培育创业理念；第二，建立天使投资网络，为创业项目搭建发达的融资渠道。（2）硅谷即插即用技术中心
①发展概况：即插即用技术中心（Plugand Play Tech Center）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美国硅谷的核心地带桑尼韦尔市，在硅谷创业和投资领域均有较强影响力。即插即用技术中心是一个国际性的企业孵化器，专门服务于高技术企业的初创和成长阶段。该中心成功孵化出包括Pay Pal和Lend Club在内的一批具备新型商业模式或新技术的公司。自2006年以来，被孵化的初创公司已经通过即插即用技术中心融资超过7.5亿美元。
②运行模式：即插即用技术中心主要从办公空间、数据中心、引进投资和商务培训等方面向企业提供创业资源，帮助初创企业成功创业，并使其迅速增长。第一，即插即用技术中心拥有约1.4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新兴企业可以在不签订年租约的情况下以每月500美元的价格租用一处办公场所，并可根据需要随时增加办公空间。中心同时具备数据中心、咖啡厅、法律、会计、秘书等完善的配套服务。第二，桑尼韦尔总部的数据中心能够完全满足初创企业对数据中心的需求，并且全部通过专线连接，使初创企业能够使用到与自购差别不大的数据服务，解决了IT初创企业的一大成本壁垒。第三，通过组织风险投资公司、天使投资人、各类基金、大型企业和自身投资部门，即插即用技术中心构建了一个十分完善的投资者结构。目前与该中心建立联系的投资机构有150余家，包括诺维斯特、红杉资本、巴特利风投等，此外还包括微软、甲骨文等一批大型企业。第四，提供长期稳定的商务培训。
③经验借鉴：第一，除自身提供服务外，全力为初创企业集聚当地优势的创业资源。第二，致力于解决初创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从硬件到服务全方位向初创企业的成长需求靠拢。第三，灵活的写字楼租赁制度和完善的配套服务，完整地提供了初创企业运营所需要的全部商务服务资源。（3）硅谷橡子园创投孵化器
①发展概况：橡子园创投于1997年在美国硅谷创立，是一家由华人创办的高科技创投基金及加速孵化中心，只吸收由橡子园创投公司投资的企业入园孵化。2002年IT业泡沫时期，橡子园及时转移了美国尖端IT项目到中国上海，并同时筹建了橡子园亚洲基金。2005年，改组为“橡子园创投”。橡子园已经成功孵化出Autek Bio、Crown Bio Science、Eureka Therapeutics、Optove等一批在行业内具有创新特色的新兴企业。
②运行模式：第一，提供种子资金。橡子园管理数个创投基金，会从通过筛选的创业团队及他们的计划书中挑选项目，进行投资。第二，提供加速孵化服务。橡子园在初创公司的成长过程当中，提供重要的经营及管理服务，以加速公司的成长。包括：网络及IT相关的服务设施、行政管理、人才招聘、商业计划修订、早期的市场分析、商业开发、法律及财务咨询、银行信用建立等。第三，提供创业导师指导。同时可以让所有被孵化公司一起分担必要的行政、财务、管理费用，以减轻每一个公司的负担。第四，协助寻求后续资金。在公司扩张时，橡子园和初创公司将一起寻求后续经营资金，达到一定规模后将其迁出橡子园孵化器。第五，建立投资组合。橡子园选择产业链中不同环节的企业进行投资，通过建立投资组合帮助被孵企业之间形成协同效应。
③经验借鉴：第一，搭建跨区域的人脉网络，依托国内外资源汇聚能力构建创新要素集聚体。第二，坚持深度孵化原则，导师精心辅导成为初创企业迅速市场化的助产士。第三，发挥产业组织者的优势，通过规模经济最大化实现投资者的资金价值。（4）波士顿Mass Challenge加速器
①发展概况：Mass Challenge成立于2010年4月，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是美国著名的非营利性加速器公司，得到过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盛赞。Mass Challenge每年接纳125家各类刚起步的公司——即使是那些仍处于构思阶段的公司，他们向这些公司发放100万美元的赠款，且不收取任何股权作为回报，甚至连参与者的报名费用都可以报销，因此比世界上其他类似项目孵化出了更多的初创企业。2010～2011年仅仅一年间，Mass Challenge参与者获得的融资总额就达到1亿美元，并创造了500个就业机会。2010年至今，Mass Challenge已帮助了超过361个初创企业，创造了大约2910个工作岗位，筹集了超过3亿美元资金。
②运行模式：Mass Challenge的运行模式和YC孵化器相类似，也是通过筛选、面试、训练营和演示日的流程最终选出获得最多评委和投资人青睐的参与者并给予资金和其他各类资源的协助。Mass Challenge利用其优厚的人际网络，为初创企业和波士顿地区的要人牵线搭桥。
③经验借鉴：第一，非营利性质的加速器，将公益的特性与政府推动作用有效结合，可以达到其他性质的孵化器无法企及的效果，为其带来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更广的人脉资源，使之成为全球最大的加速器。第二，Mass Challenge的社会影响力也使得参与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媒体曝光率，这无形之中为孵化企业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环境，也增加了企业获得第二轮甚至第三轮投资的概率。（5）特拉维夫The time孵化器
①发展概况：The time孵化器总部位于特拉维夫，是以色列创新型孵化器的杰出代表之一。The time拥有清晰的投资目标，那就是要求投资的年轻公司具备成长为“持久性的”“全球化的”“以色列的”公司的潜力。
②运行模式：可以概括为“聚焦少量、长期投入、创造品牌”。The time只专注投资少量的企业，每年的投资数量为10～12笔。对于每个初创公司，The time的初始投资额为40万～60万美元，当看到项目有较好的前景显现时，会有第二笔投资跟进，此时的投资额将涨到50万～100万美元。在此期间，The time将充分利用自己的合作网络，为项目提供资源，持续关注，力争将项目培育为家喻户晓的品牌。从项目孵化-企业毕业-成就品牌，The time的投资时间可以长达5年。因此，The time的盈利不是依靠大规模的退出来获得的，而主要来自出售公司和从盈利公司获取股息，公司每年的收入约为500万美元。在政府和私人资本的参与下，The time已经为Xteam、ITL media、Upp Site等27家不同的创业公司投资了近2000万美元。
③经验借鉴：第一，“专注、专业”的投资理念。The time专注服务于电信、互联网、媒体和娱乐四大领域，这既是对高技术行业发展形势的准确判断，也是高效利用资源、打造专业优势的有力策略。第二，强大的“产业”人脉网络，是确保项目成功商业化、国际化的重要支撑。第三，“创投+孵化”的长期投资模式，是公司形成持续盈利模式的创新探索。脱离了单纯的孵化概念，将创新应用为一种“创投+孵化”的精准、长期投资模式，让The time在孵化和VC之间顺利地对接，并具备良好的持续盈利能力。
3.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孵化器建设的启示（1）孵化器的服务做到极致的途径
目前，各个层面的孵化服务都在力求创新，其中专业化、高端化的加速服务，正日益凸显出竞争优势。
①空间服务更灵活。提供空间服务的孵化器，不论场所条件如何，一般租金水平都会低于市场价格，如高原资本等孵化器甚至在短期内直接提供免费使用权；即插即用技术中心，将办公空间设计得可增可减，力求满足企业不断变化的需求；以YC等为代表的创新型孵化器，通过打造互联网办公平台，直接将空间的概念淡化，成为一种更高级的形式。
②基础服务更周到。基础服务可以分为办公配套服务、政府公共服务及增值商务服务等。一是办公配套服务。大学科技园等传统孵化器，基于规模优势带来的低成本效应，为企业提供的服务也越来越全面。如科技城集团为客户提供从接待、会议、餐饮、IT等配套服务，到法律、会计、咨询等中介服务的全方位办公解决方案。二是政府公共服务。孵化器具有的公共服务特性，使其在发挥创业载体的基础上，也充当着企业与政府沟通的重要桥梁。孵化器在为企业申请专项资金、税收优惠、特许牌照以及处理工商税务等程序方面，有着其他机构难以超越的便捷性和高效性。三是增值商务服务。孵化器发挥的组织能力还可以更丰富，如芬兰科技城集团定期组织的B2B全球交流洽谈活动、Meet Your Neighbors、MONEYTALKS、Techno polis Business Breakfast等特色活动，让园内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得到极富商业价值的对接服务。
③高端服务更专业。如果说低端服务只是吸引初创企业的“保健因素”的话，那么高端服务才是真正的“激励因素”（激励的双因素理论）。如YC、即插即用中心、橡子园等提供的超强创业辅导服务，The time提供的全球商业运作平台，科技城提供的国际高端人才链接服务等。孵化器的服务模式已经超出为初创企业降低门槛、解决资金需求、渡过初创瓶颈的孵化层次，而上升到促使项目从一个“想法”快速实现“商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加速阶段。（2）实现各类资本与孵化器的有效对接
随着孵化模式的不断革新，“投资+孵化”成为孵化器运作的主流趋势，民间资本的积极参与成为推动创新型孵化器发展的关键因素。
①投资主体多元化。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孵化器投资主体改变了由政府或企业单一投资的格局，形成了政府、高校院所、企业集团、风险投资机构、天使投资基金等各类机构并存的局面。如YC和红杉资本合作建立基金；以色列政府依旧是孵化器最为重要的资金提供者，对孵化项目的支持标准达到研发预算的85%。众多主体的参与，不仅带来了充足的孵化资金，更为民间资本提前获得优质项目资源开辟了渠道。此外，专业投资机构和投资人具有的丰富投资经验，也大大提高了项目孵化成功的概率。
②投资机制灵活化。按投资阶段来说，投资机制可以分为单次投资（分固定数额和不限数额）、连续投资两种方式。单次投资，也就是只为项目提供首轮资金，如即插即用启动营对入营的每个项目统一提供2.5万美元的启动资金，YC训练营为入选的每个团队提供1.1万美元的运营基金。Keiretsu Forum的“里程碑”式投资以及The time的多轮投资模式，都是典型的连续投资形式。按运作方式来说，投资机制则有基金运作、自由组合等方式。YC是按投资主体的不同设立基金，YC有自己设立的种子基金，风险投资商和天使投资人也可以设立基金；橡子园则分地区设立基金，目前在硅谷和上海分别成立基金运作；The time等则由投资团队依据项目情况筹集必要资金，灵活决策。孵化器的投资机制，根据投资策略及组成要素的区别，呈现标准化运作和灵活化运作两种形式。（3）孵化器的其他重要角色
如果说孵化器的传统功能与以往相比，是让“想法-公司”的过程在发现、孵化、加速模式上更为创新高效了，那么在传统功能之外，孵化器作为产业组织者和全球资源链接者的能力也在日益彰显。
①发挥产业组织者的作用。基于资源优势和行业经验，针对特定领域的专业孵化器越来越受重视。专业孵化器在抢抓新兴产业机遇、培育原创产业源头、形成产业链配套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如面向互联网和传媒领域的The time孵化器。橡子园创投依赖在硅谷、中国台湾及大陆积累的丰富人脉资源和项目渠道，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创新资源配置，注重投资产业链的不同细分环节，建立其特定的产业投资组合。当细分环节发展为新兴业态或新兴细分产业领域时，再将投资组合目标转变为该领域的产业布局。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橡子园俨然从单纯的孵化器上升到产业的组织者。
②全球资源的链接者。孵化器作为新思想、新产业、新商业模式的重要发现者，进而成为聚集各种创新要素的重要磁体，该磁体辐射的范围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日渐扩大。创业人才、创业经验、风险资本、商业信息等高端要素，由孵化器作为链接的节点，编织成一张遍布全球的流动网络。如Keiretsu Forum论坛，就是一个将全球资源集聚和共享能力发挥到极致的典型代表，其由资深投资者和企业家搭建起全球投资人脉网络，进而带来资源集聚和分享机制，形成了Keiretsu Forum极力推崇的核心价值。从这一点来说，其也验证了“创业最重要的是人脉网络”这一说法。（三）中国创业创新孵化体系的发展历程与上海现状
1.中国科技孵化器的发展历程[4]
中国第一家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成立于1987年6月，在设立初期仅能够提供基本的办公环境，以及打字、通信、工商、税务登记等简单服务，孵化企业数量仅3家，但其对日后中国孵化器乃至未来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创业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内孵化器经过26年的发展，目前发展数目已超过千家，发展势头迅猛。
科技部发布的《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十二五”规划》中提到中国“十二五”期间孵化器发展量化指标：“2015年，全国孵化器数量达1500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达到500家，并实施国家级孵化器的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国家级孵化器30%以上建立创业苗圃和企业加速器，50%以上具有天使投资和持股孵化功能，60%以上从业人员接受孵化器专业培训，80%建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90%形成创业导师辅导体系。”科技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自1987年创办以来，快速发展，尤其在2005年后呈加速发展趋势，孵化器数量由2005年的534家增至2015年的1500家，复合增长率高达118%；而国家级孵化器由2005年的135家增至2015年的500家，复合增长率达127%（见图1-1）。图1-1 2005年至2015年中国孵化器数量趋势
资料来源：投中研究院整理，转引自http：//www.askci.com。
根据科技部对孵化器的分类，国内孵化器可分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国际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4种形式，简称为孵化器。其中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国际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需经科技部或者联合教育部批准认定才可设立，较多地承担了国家扶持科技创新的职能，享受国家相关优惠政策扶持，具备公益色彩；而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则更多地以市场化方式运作，筛选符合自身孵化器定位的入孵企业，并且需要考虑运营成本，最终以追求营利为目的（见表1-1）。表1-1 科技企业孵化器分类
根据孵化器的发起目的及其控制主体，孵化器可分为国有背景孵化器和民营背景孵化器两大类。国有背景孵化器的发起目的主要是承担国家扶持科技创新的职能，体现的是国家的科技政策导向，控制主体主要是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大学等。其涵盖类别包括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国际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等。民营背景孵化器的发起目的更多的是为创业服务或早期投资驱动，体现的是市场化导向，控制主体主要是个人、投资机构等。民营背景孵化器又可归为三类：投资驱动型孵化器，如创新工厂、创智空间；产业驱动型孵化器，如微软创投加速器；中介型孵化器，如车库咖啡、氪空间。
2.中国对孵化器的扶持政策
孵化器在国内迅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国内创业环境的根本改变，市场化运作的孵化器发展较快；另一方面，国家层面对公益性质孵化器的扶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强，税收层面的减免直接降低了孵化器的运作成本，为引导国内孵化器不断创新和提高整体孵化能力提供直接动力。
如在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就曾提到“扶持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对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自认定之日起，一定期限内免征营业税、所得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随后，2007年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国家大学科技园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提到“自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园、孵化器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孵化企业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向孵化企业出租场地、房屋以及提供孵化服务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2013年12月，国家财政部和税务局将这一政策优惠期限延伸至2015年12月31日，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补充提出“‘营改增’后的营业税优惠政策处理问题由‘营改增’试点过渡政策另行规定；符合非营利组织条件的国家大学科技园的收入，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有关税收政策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见表1-2）。表1-2 孵化器相关国家扶持政策续表
3.上海科技孵化器的发展现状
以1988年上海第一家孵化器“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成立为标志，上海科技孵化器正式起步，最初的创办主体是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各个园区，包括张江、漕河泾、金桥、嘉定、中纺城、上海大学科技园创办的科技创业服务中心。1997年之后，以杨浦创业中心成立为标志，大学科技孵化器开始发展，创办主体为政府和大学，以杨浦创业中心、慧谷创业中心、同济大学科技园、东华大学科技园等为代表。2000年由于上海市中心城区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建立企业孵化器，上海企业孵化器的数量从13家增加到20家，中心城区科技创业中心发展比较快。2002年以后以上海集成电路设计创业中心的成立为标志，孵化器朝专业化方向发展，出现了多媒体、都市工业设计、现代农业、环保等专业孵化器。上海科技企业孵化器经过27年的迅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1）场所租赁的空间供给能力较为强大，但孵化器开发中的“地产化”特征突出
上海科技企业孵化器主要分布在科教密集区，其建设充分利用了现有的设施和资源，各个孵化器均规模较大，孵化企业数量较多，场地面积较大，平均企业数54家，平均孵化面积2.33万平方米。笔者查到的29家孵化器分布在上海13个行政区，且均位于各行政区内大学或科研机构等科技资源比较集中的地方，如徐汇区是上海高校、科研机构比较集中的区之一，有5家孵化器，孵化面积11.36万平方米；张江高科技园区是上海国家级高新区中的一个园区，有10多家具有孵化性质的机构，孵化面积22.8万平方米。上海科技企业孵化器主要通过厂房置换、盘活存量资产或者租用现有办公楼等方式利用社会闲置资源，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目前上海科技孵化器主要有科技园区开发模式、商务园区开发模式、工业园区开发模式。然而，无论采用何种模式，大多都是进行科技地产、产业地产、商务地产开发，部分还处于“圈地盖房招商”阶段，用政府财力完成园区规划和一级开发，通过土地物业的出让出租、招商引资等方式引进产业项目，基本通过土地一级开发获取土地收益，盈利模式简单。虽然实现了物理空间上的产业规模，但不利于业态集聚，除非政府导入重大科技设施和研发机构，否则难以自主构建科技创新生态体系。在当前土地空间紧缺、矛盾凸显的背景下，科技孵化器的开发模式亟待转型，必须加快从“土地开发”向“创新服务”的转变。（2）创业引导的专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但完整的创业培训和咨询服务体系欠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