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澳）迈克尔·罗伯森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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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她的秘密试读：
第一部分
阿加莎
我并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主角是梅格，她和丈夫杰克是两个无可挑剔的孩子的无可挑剔的父母。两个孩子都是金发碧眼，长得比蜜糖蛋糕还要甜美。梅格又有了身孕，我感到异常兴奋，因为我也怀了孩子。
我把额头抵在玻璃上，沿着人行道往两边看，视线扫过蔬果铺、理发店和精品店。梅格比平时晚了些。通常这个时候她已经把露西和拉克伦分别送到小学和日托所，然后跟朋友们去街角的咖啡馆了。她的妈妈群每周五上午碰一次面，坐在室外的桌子边，婴儿车像渡轮的车辆甲板上排列的牵引车一样整齐。一杯脱脂卡布奇诺，一杯印第安拿铁，外加一壶花草茶……
一辆红色巴士经过，挡住了对面的巴恩斯绿地。巴士开走后，我又看到梅格在街对面。她穿着弹力牛仔裤和宽松的毛衣，手里提着个色彩斑斓的三轮踏板车。一定是拉克伦非要踩着踏板车去日托所，这才耽误了她。他还会停下来观察鸭子、锻炼班，以及打太极的老人，他们动作慢得都可以当定格动画人偶了。
从这个角度丝毫看不出梅格怀孕了。只有等她侧过身去，她的肚子才会看起来像个篮球，圆滚滚的，而且一天比一天下垂。上周我听到她抱怨自己脚踝肿了，背也酸疼。我理解她的感受。这额外的体重使得我爬楼梯都像在锻炼一样，而我的膀胱只有胡桃那么大。
她左右看了看，穿过教堂路，一边对朋友们说着“抱歉”，一边跟她们行贴面礼，柔声跟孩子们问好。人们都说婴儿很可爱，我猜这[1]话没错。我曾经往婴儿车里瞟过几眼，看过那些咕噜长相的魔鬼，双眼外突，头发稀少，不过总能发现什么可爱之处，因为他们是那么天真无邪。
我本该在第三通道往货架上堆货。超市里这个地方是个安全的藏身之地，因为经理帕特尔先生对女性卫生用品有障碍。他不会使用“卫生棉”或“卫生巾”之类的词汇，而是统一称它们为“女士用品”或者直接指着他想拆开的那些纸箱。
我一周工作四天，早班到下午三点，除非另外一个兼职工请病假。我主要是往货架上堆货和贴价格标签。帕特尔先生不让我在收银台工作，他说我总是打坏东西。这种事只发生过一次，而且不是我的错。
他姓帕特尔，我本以为他是巴基斯坦人或印度人，谁知道他比水仙花的威尔士血统还要纯正，一头蓬乱的红发，加上修剪过的胡须，像极了阿道夫·希特勒姜黄色的私生子。
帕特尔先生不太喜欢我，自从我告诉他我怀孕了以后，他就急不可耐地想甩掉我。“别想有产假——你不是全职人员。”“我没指望。”“检查身体也要在非工作时间。”“可以。”“另外，如果你不能抬箱子了，就别干了。”“我可以抬箱子。”
帕特尔先生家里有老婆，四个孩子，可这并没有让他对我的身孕产生一丝同情。我觉得他不怎么喜欢女人。我不是说他是同性恋。我刚来超市工作的时候，他像皮疹一样缠着我——我在储藏室或是拖地的时候，他会找各种借口碰我。“哎哟！”他会说，用他勃起的阴茎顶着我的屁股，“停一下自行车。”
变态！
我回到购物车旁，拿起打价枪，仔细检查各种设置。上周我给桃子罐头打错了价格，被帕特尔先生扣了八英镑。“你在干吗？”一个声音突然叫道。帕特尔先生偷偷溜到了我身后。“给卫生棉条补货。”我结结巴巴地回答。“你在往窗外看，你的额头都在玻璃上留下油印子了。”“没有，帕特尔先生。”“我花钱让你来发呆的吗？”“不是，先生。”我指着货架，“我们没有超大号丹碧丝卫生棉条了——带敷抹器的那种。”
帕特尔先生看上去有点不自在。“好吧，那就去储藏室找找。”他走开了，“第二通道里有东西洒了，去拖干净。”“好的，帕特尔先生。”“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可是我三点才下班。”“德芙雅尼会代你的班，她可以爬梯子。”
他言下之意是她没有怀孕，也不恐高，还会让他“停自行车”，而不是以女权者的姿态指责他。我真该起诉他性骚扰，可我又喜欢这份工作。我有理由待在巴恩斯，这让我更靠近梅格。
在后面的储藏室里，我倒了一桶热肥皂水，挑了一把还未磨到金属架的海绵拖把。第二通道更靠近收银台，我能清楚地看到咖啡馆以及室外的餐桌。帕特尔先生不在旁边，我慢悠悠地拖着地。梅格和她的朋友们要走了。大家彼此亲吻脸颊，看看手机，把孩子放进婴儿车里。梅格最后说了句话，笑了起来，甩了甩她那美丽的长发。几乎是下意识地，我也甩了甩自己的头发，但是不行。这就是鬈发的问题——它们只会弹，没法甩。
梅格的发型师乔纳森警告我，说她的发型不适合我，可我偏不听。
梅格正站在咖啡馆外，用手机给别人发信息，很可能是给杰克。他们在讨论晚上吃什么，或是周末的计划。我喜欢她的孕妇裤。我也需要一条这样的裤子——腰部有松紧带。我想知道她是在哪儿买的。
尽管经常见到梅格，但我只跟她说过一次话。她问我们店里还有没有麦麸片，不过我们卖光了。我真希望我们还有。我希望能穿过那两扇塑料门，特地为她取回一盒麦麸片。
当时是五月初。我那时就猜她已有了身孕。两周后，她从药品区拿了一个验孕棒，证实了我的猜测。现在我们都处在妊娠末期，距离预产期还有六周，而梅格已然成了我的榜样，因为她让婚姻和为人母看起来如此轻松。首先，她极其美丽动人。我打赌她可以轻而易举地做个模特——不是患着贪食症、迈着猫步的那种，也不是夺人眼球的三版女郎，而是健康性感的邻家女孩，在洗衣液或是居家保险广告中跑过开满鲜花的草地或是和一只拉布拉多犬沿着海滩跑动。
我不是其中任何一种。我并不十分漂亮，但也算不得平庸。“不具威胁性”可能最为恰当。我是所有漂亮女孩都需要的那种长相稍逊的朋友，因为我不会抢她们的风头，还很乐意接过她们剩下的东西（包括食物和男友）。
零售行业的悲剧之一就是人们不会注意理货员。我就像睡在门口的流浪汉或是举着一块硬纸板的乞丐一样透明。偶尔会有人问我问题，但是我回答的时候他们从不看我的脸。要是超市遭到炸弹威胁，除了我，所有人都被疏散了，警察会问：“你看到里面还有人吗？”“没有。”他们会说。“那理货员呢？”“谁？”“整理货架的人。”“我没太注意他。”“是个女的。”“是吗？”
这就是我——一个无人注意、微不足道的理货员。
我朝外望去，梅格正朝超市走来。自动门开了，她拿起一个塑料购物篮，沿着通道一逛蔬果区。走到尽头后，她就会转过身朝这边走来。我盯着她，看到她走过意大利面和罐装番茄区。
她转进了我所在的通道。我把水桶推到一边，向后退，心里打鼓：我应该若无其事地拄着拖把，还是应该把它像木枪一样扛在肩上。“当心，地面是湿的。”我说道，口气像在跟一个两岁的孩子说话。
我的话让她有些意外。她含糊地说了句谢谢，侧身挪了过去，她的肚子几乎擦到了我的肚子。“你预产期是什么时候？”我问。
梅格停下脚步转过身。“十二月初。”她注意到我也怀孕了，“你呢？”“跟你一样。”“哪一天？”她问。“十二月五日。”“男孩还是女孩？”“我不知道。你呢？”“是个男孩。”
她手里拿着拉克伦的滑板车。“你已经有一个了？”我说。“是两个。”她回答。“天哪！”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我告诉自己往别处看。我看了看自己的双脚、水桶、浓缩奶以及蛋黄粉。我应该说点什么，可就是想不出。
梅格的购物篮很沉：“那祝你好运。”“你也是。”我说。
她朝收银台走去。突然，我想到自己该说什么了。我可以问她在哪里生产，哪种分娩方式，我可以评论她的弹力牛仔裤，问她是在哪里买的。
梅格加入了收银台前的队伍，一边等，一边随意地翻着八卦杂志。新一期的《时尚》还没有上市，不过她满足于《闲谈者》和《私家侦探》。
帕特尔先生开始扫描她的商品：鸡蛋、牛奶、土豆、蛋黄酱、芥菜和帕尔马干酪。你能从一个人购物车里的东西得出许多信息：素食主义者，严格的素食主义者，酗酒者，减肥者，轻断食减肥者，爱猫人士，养狗人士，吸毒者，麸质过敏症患者，乳糖不耐症患者，掉头皮屑者，以及糖尿病、维生素缺乏症、便秘或嵌甲症患者。
我就是用这个办法才对梅格了解这么深的。我知道她是个没坚持下来的素食主义者，怀孕之后又开始吃红肉了，这很可能是为了补铁。她喜欢番茄做的酱汁、新鲜的意面、白干酪、黑巧克力以及罐装的奶油酥饼。
我已经跟她正经说过话了。我们建立起了联系。我和梅格，我们将会成为朋友，我也会变成她那样。我会建立一个温馨的家庭，让我的男人幸福快乐。我们会一起上瑜伽课，交换菜谱，每周五和我们的妈妈群一起喝咖啡。
[1]英国作家J. R. R.托尔金小说中的虚构角色，出现在《霍比特人》和《魔戒》等作品中。
梅根
又是一个周五。我一直在倒计时，在日历上打叉，在便笺上画记号。这次的孕期似乎比之前的两次都要漫长。仿佛连我的身体都在反抗这种想法，要求知道为什么没有咨询它的意见。
昨天晚上我还以为自己突发心脏病了，结果只是胃灼热。真不该吃椰汁咖喱鸡。我喝了一整瓶盖胃平，那口感像液态的粉笔，弄得我像个卡车司机一样不停地打嗝。这孩子出生后一定像安迪·沃霍尔。
眼下，我要去小便。我应该在咖啡馆上厕所的，但那会儿还没感觉。我的盆底肌一直在超时工作，我快步穿过公园，每次拉克伦的滑板车撞上我的小腿，我就骂上两句。
不要尿出来。不要尿出来。
一个健身班占据了公园的一角。旁边几个私人教练站在顾客身边，让他们再做一个俯卧撑或仰卧起坐。也许等孕期过了，我也会请个私人教练。杰克已经开始挑剔我的身材了。他知道我这次怀孕比之前两次都胖，因为生了拉克伦以后我还没来得及瘦下来。
我不该感到惭愧。怀孕的女人有权吃巧克力，穿实用而舒适的睡衣，在做爱的时候把灯关掉。并不是说那个最近有多频繁。杰克已经几周没有碰过我了。我觉得，对于跟怀着他的孩子的女人睡觉，他怀着一种奇怪的厌恶感，把我看成一个不容玷污的纯洁的圣母。“并不是因为你胖。”一天晚上他这样说道。“我并不胖，只是怀孕了。”“当然，我正是此意。”
我骂他是浑蛋。他称呼我为“梅根”。我们每次吵架他就这样干。我讨厌自己名字的完整形式。我喜欢“梅格”，因为它让我想起肉豆蔻——一种让男人和国家为之打仗的外国香料。
我和杰克只会有小冲突，不会有战争。我们就像冷战时期的外交人员，当面都是好话，却在背地里囤积弹药。我在想，夫妻之间什么时候会无话可说？激情什么时候褪去？对话什么时候会变得愚蠢而无聊？手机什么时候会出现在餐桌上？妈妈群什么时候开始不再讨论孩子，转而抱怨她们的丈夫？什么时候男人的家庭训练变成爱的证据？什么时候每个女人心目中的理想丈夫和每个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变成了遥不可及的两极？
嗯，这段话真不错。我应该写到博客里去。
不，我不能这样。嫁给杰克的时候，我曾发誓不会试图去改变他。我爱的就是那样的他，现成的，出厂设置，不需要任何定制。我满意于自己的选择，拒绝把时间浪费在琢磨别种生活上。
我们的婚姻没有那么糟。它是一种志趣相投的伙伴关系。只有凑近了，其中的瑕疵才会显现，就如掉落后又被粘起来的精致花瓶。旁人都注意不到，但是我在心里照料着这个花瓶，希望它还盛得住水，并告诉自己，中年危机就像减速带一样，能让我们慢下来，闻一闻玫瑰的芳香。
杰克和我没打算再要一个孩子。这个纯属意外，没有脚本，但并非多余——至少我不觉得。我们好不容易周末出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四十岁生日会。我妈提出来帮我们照顾露西和拉克伦。杰克和我喝多了，跳了舞，瘫倒在了床上，然后第二天早上做爱了。杰克忘了戴套。我们决定冒一次险。为什么不呢？考虑到我们之前无数次冒险速战速决，却总是在事中被打断，“妈妈，我渴了”或是“妈妈，我找不到小兔子了”，又或者是“妈妈，我尿床了”。
之前两次怀孕都安排得像军事行动一样，但这次则如同黑夜里的一击。[1]“如果是女孩，我们就叫她鲁莱特。”震惊过后，杰克说。“我们不叫她鲁莱特。”“那好吧。”
这些玩笑话之前，是争吵和互相指责，虽然这会儿平息了，但当杰克生气或是压抑时，可能再次浮现。
他是有线电视频道的一名体育记者，做英超比赛的现场报道和全场进球及球员的简讯。夏季，他还会报道包括环法自行车赛在内的一系列赛事，但从不报道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和英国高尔夫球公开赛。他是冉冉升起的明星，这意味着更大型的赛事，更多的飞行时间，以及更加高调。
杰克喜欢被人认出来。通常是一些模模糊糊地觉得之前见过他的人。“你不是那个谁吗？”他们会打断我们的对话，然后跟杰克说个没完，把我晾在一边。我看着他们的后脑勺，特想说：“喂，我可真多余。”然而相反，我会面带微笑，让他们慢慢聊。
之后杰克会道歉。他有雄心壮志，而且事业有成，我很喜欢，可有时又希望他更多地向我们展示公众面前的“帅哥杰克”，而不是早出晚归的“抑郁杰克”。“或许你可以重新开始工作。”昨天晚上他说，又在挖苦我。杰克怨恨我“没有工作”。这是他的话，不是我的。“那谁来照顾孩子？”我问。“别的女人都去工作。”[2]“她们有保姆或者互惠生。”“露西上学了，拉克伦去托儿所。”“只去半天。”“现在你又怀上了。”
我们从战壕里互相扔手榴弹，炸来炸去还是那些老地方。“我有自己的博客。”我说。“那有什么用？”“上个月挣了二百英镑。”“是一百六十八英镑，”他回答道，“我算的账。”“你看看给我寄来的那些免费商品。衣服、婴儿食品、纸尿裤，那辆新婴儿车非常高端。”“你要是没怀孕，我们也用不着新的婴儿车。”
我白了他一眼，试着换个思路：“如果我回去工作，挣的钱得全花在孩子托管上。我不像你，打卡上下班。你上次因为做噩梦或是小便半夜醒来是什么时候？”“你说得没错，”他挖苦道，“那是因为我得起床上班，好养这所可爱的房子，还有我们的两辆汽车，还有你衣橱里的衣服……还有度假花销、学费、健身房的会员费……”
我应该闭上嘴的。
杰克瞧不起我的博客——“脏孩子”，但是我有六千多个粉丝，上个月，一份育儿杂志还称它为英国五大育儿博客之一呢。我该用这个回击杰克的，不过那会儿他已经去洗澡了。他下楼了，只穿着短睡袍，每次看到他穿这个，我都要笑。道完歉，他主动提出来给我揉脚。我翘起眉毛：“你想在什么上面揉？”
我们在厨房里坐下来喝茶，讨论要不要雇一个保姆，列举支持和反对的种种理由。理论上我喜欢这个想法——个人的专属时间、更多的睡眠以及更多的精力做爱——但是我立刻就想到一个丰满的波兰女孩弯下腰往洗碗机里放盘子和碗，或是松松地裹着浴巾走出浴室的画面。我想得太多了吗？也许吧。太敏感了？完全正确。
我是在北京奥运会上遇到杰克的。我当时负责在媒体中心照顾特派记者。杰克受雇于欧洲体育台。他当时还是个新手，正在学习和观察其中的门道。
在北京的时候，我们都太忙了，完全没有注意到对方，等奥运会结束了，主转播方为所有的下属媒体举办了一场派对。那时，我认识了很多记者，有的还很有名，但大部分都很无聊，三句话不离本行。杰克看起来与众不同。他很风趣，帅气而性感。我喜欢他的一切，包括他的名字，它让他听起来就像一个普通人。还有他那迷人的笑容和电影明星式的头发。我注视着房间另一头的他，错误地在六十秒内设想了我们的整段关系。我们会在伦敦结婚，蜜月在巴巴多斯，至少有四个孩子，一只狗，一只猫，在里士满有栋大房子。
派对临近尾声了。我想了几句俏皮话，穿过人群朝他走去。可还没等我走到杰克身边，他就被一个意大利天空电视台的女记者截和了。爆炸头，性感撩人，两个人脸贴着脸，大喊着让对方听见自己的声音。二十分钟后，我眼看着他跟那个意大利女人走了，我立刻感觉自己被骗了。我找了一打不喜欢杰克的理由。他傲慢，他往头发上涂增亮剂，他做了牙齿美白。我告诉自己他不是我的菜，因为我不喜欢漂亮的男人。这个可能不是有意识的选择。漂亮的男人通常不喜欢我。
我们再见面是两年之后。国际奥委会为来伦敦参观二〇一二年伦敦奥运会场馆的代表举行了一场招待会。我看到杰克在酒店大堂里跟一个女人吵架。他很生气，在坚持着什么。她在哭泣。后来我看到他独自在吧台边，喝着免费的酒水，从经过的服务员手上截下一盘盘点心。
我挤过人群，跟他打了招呼，面露微笑。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乘虚而入是不是不好？
我们边聊边笑，喝着酒。我努力不让自己显得太急切。“我想出去透透气，”杰克说，他差点从凳子上摔下去，“出去走走怎么样？”“没问题。”
走到外面，我们步伐一致，紧靠着对方，这种感觉很好。他知道考文特花园有一个很晚才打烊的咖啡馆。我们聊个没完，直到被他们赶出来。杰克陪我回家，把我送到门前。“你愿意跟我出去吗？”“去约会？”“可以吗？”“当然。”“那去吃早餐怎么样？”“现在都凌晨两点半了。”“那就早午餐。”“你是想在这儿过夜吗？”“不，我只是想确认明天还能见到你。”“你是说今天？”“是的。”“我们可以去吃午餐。”“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那么久。”“你听起来很急切。”“是的。”“今天我看到你跟一个女人吵架，是为了什么？”“她跟我分手了。”“为什么？”“她说我野心太大了。”“你是这样吗？”“是。”“就因为这个？”“她还说我弄死了她的鱼。”“她的鱼？”“她养了一些热带鱼。我应该照顾它们的，可我不小心关掉了加热器。”“你跟她住在一起？”“我们其实算不上住在一起。我们有各自的房间。”“她当时在哭。”“她演技很好。”“你爱过她吗？”“没有。你一直都是这样吗？”“什么样？”“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很感兴趣。”
他笑了。
我们第一次正式约会是在考文特花园吃午餐，那里离我们俩工作的地方都很近。他带我去了歌剧院露台，之后我们欣赏了那些街头艺人和活雕像。杰克很容易相处，好奇而有礼，精彩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
我们第二天晚上又出去了，之后共乘一辆的士回家。当时已是后半夜。我们第二天都要上班。杰克没说要进来，但我抓住他的手，领着他上了楼。
我恋爱了。疯狂，深沉，无可救药。每个人都应该体验一次——尽管爱从不应该无可救药。我喜欢杰克的一切——他的笑容，他的笑声，他的相貌，他的吻。他就像一包无穷无尽的巧克力饼干。我知道吃得太多会不舒服，但还是吃个不停。
六个月后，我们结婚了。杰克起初事业兴旺，然后停滞了一段时间，但现在又有了起色。我怀了露西，所以拒绝了一次升职，因为升职后的工作地点在纽约。两年后拉克伦出生了，于是我辞职做起了全职妈妈。我的父母帮我们在伦敦郊区的巴恩斯买了套房子。我想再往南一些，这样可以少贷点款。但杰克想要这里的邮编以及这里的生活方式。
所以，这就是我们——完美的四口之家，外加一个马上出生的孩子，以及开始浮现的中年时期的怀疑和争吵。我爱我的孩子们，我爱我的丈夫。但有时我又会深挖记忆，去寻找让我真正快乐的瞬间。
我爱上的那个男人——他说是他先爱上我的——已经变了。那个无忧无虑、脾气随和的杰克已经变成了一个脆弱的男人，他的情感被带刺的铁丝网紧紧包围，我根本没办法解开。我不是盯着他的失败或是记录他的缺点。我依然爱着他，真的。我只是希望他不要只关注自己，或是一个劲地问为什么我们家不像迪士尼频道综艺节目里的家庭那样——每个成员都幸福、健康、机智，花园里拴着独角兽。
[1]Roulette，有赌博用的轮盘的意思。
[2]即参与互惠生计划（Au Pair），以帮做家务、照顾小孩等换取食宿和学习语言的外国年轻人。
阿加莎
下班了，我在仓库里换衣服，把工作服和胸牌卷成一个球，塞到听装橄榄油和番茄罐头后面。帕特尔先生希望员工把制服拿回家，我才不要帮他洗衣服。
我穿上冬外套，溜出后门，绕过垃圾箱和被丢弃的纸箱。我把帽子拉到头上，想象自己就像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梅丽尔·斯特里普。她饰演一个被法国海军军官抛弃的妓女，整天盯着大海，等他回来。我的海员就要回家找我了，而我会给他一个孩子。
我在帕特尼公地东边坐上22路双层巴士，车子沿着下里士满路开往帕特尼大桥。我怀孕的早期，人们不知道应该祝贺我还是给我买张健身卡，但现在，在巴士上和拥挤的火车上都有人给我让座。我喜欢怀孕，感受肚子里的孩子伸展、打哈欠、打嗝以及踢腿。仿佛我再也不会孤身一人了。我有人陪伴，有人倾听了。
对面坐着一位商人，穿西服打领带。他四十多岁，头发跟蘑菇汤一个颜色，我注意到他的视线扫过我鼓胀的肚皮。发现我挺有吸引力的，他露出了微笑。能生育，多产。这应该是好词吧？我前几天刚学到的。多——产。读的时候要把重心放在“产”上，音调要拐弯。
这位商人正盯着我深深的乳沟。我在想能不能色诱他，有些男人非常喜欢跟怀孕的女人上床。我可以带他回家，把他绑起来，对他说：“让我来爱抚你。”当然，我不会这么做的，可海登已经离开七个月了，女孩也有七情六欲。
我的海员是皇家海军的一名通信技术员，尽管我不知道那是干吗的。跟电脑、情报和向高级军官汇报有关——海登跟我解释的时候，感觉非常重要。现在，他正随皇家海军“萨瑟兰号”护卫舰在印度洋上追捕索马里海盗。此次部署长达十八个月，他要到圣诞节才能回来。
我们是去年新年前夜在索霍区的一个夜店遇上的。那儿又热又吵，酒水贵得离奇，灯光快速地闪烁着，离午夜还早，我就想回家了。大多数男的都喝醉了，打量着那些穿着露裆短裙和轻佻高跟鞋的年轻姑娘。我为现在的妓女感到难过——她们还怎么夺人眼球呢？
时不时会有人鼓起勇气，去邀请女孩跳舞，结果却被女孩轻弹一下头发或是撇一撇红唇拒绝了。我就不一样。我打了招呼，显示出了兴趣。我让海登紧贴着我，对着我的耳朵大喊着说话。我们接吻了。他抓了一把我的臀部。他以为自己是被选中的。
我也许是夜店里最年长的女人，但是档次比其他人高得多。没错，我的屁股没那么翘了，可我的脸很漂亮，如果妆化得好的话。另外，如果穿上合适的衣服，也能遮住腰上的赘肉。重要的是，我的胸很大，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很大了，那时候我开始注意到人们不停地盯着我的胸脯看——成年男人、年轻小伙、人夫、老师以及家里的朋友。我一开始没在意——我是说我的胸。后来我就尽力通过节食来瘦胸或是用布条来包裹，可就是没办法压扁、压平，也藏不住。
海登喜欢大胸女。从他看我（或者我的胸）的第一眼我就看出来了。男人都表现得太明显了。我都能看透他的心思：它们是天生的吗？当然是真的，浑蛋！
起初我觉得他年龄太小了。他当时下巴上还有青春痘，瘦得皮包骨，但是他长着一头可爱的黑色鬈发，我一直觉得这样的头发在一个小男孩头上是种浪费。
我把他带回家。我们上床了，就像之后的八个月里都没办法上床一样，这很可能没错，尽管我不知道海员们上了岸以后都干些什么。
和我的很多男友一样，他也喜欢我在上面，好让我的胸脯垂到他的脸上，我一边动一边呻吟。之后，我去浴室冲洗干净，内心有几分希望海登会穿上衣服离开。但是他钻到被子下面，把我抱住。
第二天早上，他还在。我给他做了早饭。然后又上了床。我们一起吃了午饭，之后又回到床上。接下来的两周基本都是这样。最后，我们出去了，他像对女朋友一样待我。我们第一次约会，他带我去了位于格林尼治的国家航海博物馆。我们从河岸码头站登上水上巴士，海登给我一一指出沿途的地标，包括伦敦塔桥旁边的“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博物馆。海登了解她的全部历史——她是如何在二战中被德国水雷炸伤以及后来参加诺曼底登陆战役的。
在航海博物馆，他继续对我普及知识，向我讲述纳尔逊勋爵以及他与拿破仑的多次海战。
有一幅画吸引了我。那幅画叫《再访塔希提》，画的是南太平洋上的一座小岛，岩石山峰，葱郁的森林，棕榈树，以及在河里洗浴的撩人的女子。我盯着那幅画，能感觉到脚下沙子的温热以及鸡蛋花的芬芳，我感觉盐水在皮肤上渐渐干燥。“你去过塔希提吗？”我问海登。“没有，”他说，“不过我以后会去的。”“你会带着我吗？”
他笑着说我在水上巴士上都有点晕船。
第二次约会，我们去了位于南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我了解到超过五万名士兵在二战中丧生。这让我为海登感到害怕，但是他说上一次英国有军舰在海上沉没还是马岛战争中的“考文垂号”驱逐舰，那时他都还没出生呢。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三个月，直到海登返回军舰。我知道这看起来并不长，但在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结婚了，我好像是某种大于我和他的事物的一部分。我知道他爱我，他跟我说过。尽管他比我小了九岁，也到了成家的年龄了。我们在一起很不错。我让他大笑，性爱也很棒。
海登不知道我怀孕了。这个傻小子觉得他离开之前我们就分手了。他逮到我浏览他的邮件和短信，然后小题大做，说我是妄想狂和疯子。我们彼此说了一些事后会后悔的话。海登气冲冲地离开我的公寓，直到后半夜才回来，醉醺醺的。我假装睡着了。他摸索着脱掉衣服，扯掉牛仔裤，一屁股坐下。我能感觉出他怒气未消。
早上，我让他睡着，自己去商店里买来培根和鸡蛋做早餐。我给他留下一张字条。爱你，吻你。我回来时，他已经走了。我留的字条被揉成一团扔在了地上。
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有接。我去了巴士站和火车站，但我知道他已经走了。我给他留言说我很抱歉，恳求他给我打电话，但他没有回复我的任何邮件和信息，还在脸书上跟我解除了好友关系。
海登没有认识到我是在努力保护我们俩。我认识很多乐于偷别人的男友或丈夫的女人。比如他的前女友，勃朗特·弗林，一个不折不扣的妓女，喜欢不穿内裤。海登还在脸书上和Instagram上关注她，评论她那些淫荡的自拍照。我是因为她才看他的手机的——并非出于爱或忌妒。
不管怎样，现在我怀孕了，我不想在邮件里告诉他这个消息。我要当面告诉他，不过这要他同意跟我说话才有可能。海军人员在海上执行任务时，每周可以打二十分钟的卫星电话，但是打电话的对象必须在一份名单上。海登需要把我当成他的女友或配偶，然后把我的电话交给海军方面。
上周，我联系了皇家海军福利办公室，告诉他们我怀孕了。一位善良的女士记下了我的信息，对我的情况非常同情。现在，他们会让海登给我打电话，舰长会直接给他下达命令。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每天晚上都会回家，在电话旁等待。梅根
我的父亲马上就要六十五岁了，在一家金融公司工作了四十二年之后，这个月就要退休了。今晚是他的生日晚宴，杰克却迟到了。他答应了五点半到家的，现在都过六点了。我不会给他打电话，否则他又要说我唠叨。
他终于到了，抱怨路上太堵了。我们在车上小声吵了一架，露西和拉克伦坐在后排的座位上听《冰雪奇缘》中的歌曲。
杰克加速通过一个正要变红的交通信号灯。“你开得太快了。”“是你说的我们迟到了。”“所以现在你想要了我们的命？”“别胡说八道。”“你应该早点下班的。”“你说得没错。我应该中午就回家。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涂指甲了。”“丫的！”
这句话脱口而出。露西立刻抬起头。杰克看了看我，似乎在说，真的吗？当着孩子们的面？“你说脏话了。”露西说。“不，我没说。我说的是鸭汤。我们晚上可能会喝鸭汤。”
她嘟起嘴。“我不喜欢鸭汤。很恶心。”拉克伦嚷嚷道。“你都没有喝过。”“恶心，恶心，鸭子汤。”他唱起来，声音更大了。“好吧，我们不喝鸭汤了。”我说。
我们默默地坐在车里，缓慢地通过车流，朝奇西克桥驶去。我在心里默默发火，想着那些因为杰克迟到而搞砸的饭局。我讨厌他嘲笑和贬低我的工作。我们七点钟到了我父母家。孩子们跑进了屋。“有时你真的很浑蛋。”我边说边拿起沙拉，杰克则抓起旅行折叠床。
我妹妹出来帮忙了。格雷丝比我小六岁，单身而快乐，身边总有一个迷人的成功男人，对她所从事的工作总是充满了敬意，即使在她对他态度非常恶劣的时候。“爸爸怎么样？”我问。“等着你们呢，”我们拥抱了一下，“他已经点着了烧烤用的火，我们又要吃烧焦的香肠和烤串了。”
我跟格雷丝并不像姐妹。我更漂亮，但她更有个性，我听到别人这么说，我十四岁时觉得这是夸奖，但现在不这么想了。
杰克在一间空卧室里搭好旅行折叠床，然后加入花园里围着烧烤架的人群——烧烤架是传说中伟大的平衡器，任何人只要火钳在手，就是老大。他几分钟内就喝光了两瓶啤酒，又拿了第三瓶。我什么时候开始计数的？
妈妈在厨房里需要帮手。我们一起处理沙拉，在土豆泥里拌上黄油。格雷丝在跟露西和拉克伦玩，吃饭前一直哄他们开心。她说她喜欢孩子，但我怀疑那是因为是别人的孩子，等他们玩累了或是哭闹了，就可以交还回去。
我听到外面的笑声。杰克讲了个故事，把大家都逗乐了。他们爱他。他是每个聚会上的活跃分子——满肚子转会和签约的小道消息的电视明星。很多人都很了解足球，但在这个话题上，他们都尊重杰克的看法，因为他们觉得他有额外的洞察力或是内部消息。“有他你真幸运。”我妈说道。“什么？”“杰克。”
我笑着点点头，依旧看向花园里，火焰从烤肉架上蹿出来。“我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我妈说，她是指我爸退休这件事。“他有计划。”“打高尔夫和弄花草？不到一个月他就无聊死了。”“你们可以去旅行呀。”“他一直想回我们之前去过的地方。就像朝圣一样。”
她让我想起了他们上次重访位于希腊的蜜月之地的情形。他们凌晨三点钟被一个挥舞着钞票、要求性服务的俄国人吵醒了。“那地方已经变成妓院了。”“听起来挺刺激的。”“我已经老了，经不起那种刺激了。”
等肉烤得差不多了，我们都坐下来享用。拉克伦和露西单独一张桌子，不过最后我是跟他们坐在一起，哄着露西吃东西，还要阻止拉克伦把香肠整个蘸进番茄酱。
其间大家不断举杯、讲话。爸爸说到家庭对他的重要意义时，有些伤感，声音也变得沙哑。杰克继续说着俏皮话，但是时间和地点都不对。
十点整，我们俩一人抱着一个孩子回到车上，告别离开。我开车。杰克睡着了。到家后我叫醒他，再每人抱起一个孩子，抱到他们各自的床上。时间还不到十一点，我已经累坏了。
杰克想睡前再喝一杯。“你还没喝够吗？”我说道，刚说出口就想把话收回。“你说什么？”“没什么。”“有，我都听到了。”“抱歉。我不是故意的。”“是的，你是故意的。”“我们不要吵架。我很累。”“你总是很累。”
他的意思是累得不能做爱。“我整周都想做爱，但你一直都没有性趣。”我反击道，不过这并非实话。“这能怪我吗？”杰克问道。“这话什么意思？”
他没有回答，但我知道他是说他现在觉得我不够漂亮，而且他没想再要个孩子。两个就够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圆满了。“我也不是故意要的，”我说，“那是个意外。”“但你决定生下来。”“我们共同决定的。”“不，是你决定的。”“真的吗？你就是这样告诉你在酒吧里的朋友的——说你怕老婆，被我强迫着生孩子吗？”
杰克握紧了杯子，闭上眼睛，仿佛在从一数到十。他端着酒杯走进花园，从厨房挂钟边的架子高处拿起一包烟，点着一支。他知道我讨厌他抽烟。他也知道我不会抱怨。
我们之间的吵架就是这样。我们打伏击，而不是扔盘子。我们专找那些痛处、弱点和难堪之处，我们都在婚姻中学会了如何找到这些东西。
我们曾约定绝不会带着怨气入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变了。我不断地对自己说，等孩子生下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会有更多精力。他的怀疑也会消失。我们会重新变得幸福。阿加莎
有时，我感觉我的过去就像身体里的幽灵钟，提醒着我那些必须铭记的日子以及需要抵偿的罪孽。今天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十一月一日，算是个周年纪念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阴冷的灰色天空下，我乘一辆国家快运公司的长途客车，沿着公路的内车道向北而行。
我额头抵着车窗玻璃，看着一辆辆汽车和卡车从旁边驶过，车轮下水花四溅，雨刷快速摇摆着。这雨最是应景。我的童年记忆与没有尽头的夏日、漫长的黄昏或者草丛中的虫鸣无涉。我幼时记忆里的利兹永远是灰色，阴冷，下着小雨。
我小时候的家已经不复存在，为了给一个散货仓库让位被推倒了。我妈又买了房子，一栋小排屋，离我们的旧房子不远，用的是我继父留给她的钱。他死在高尔夫球场上——突发心脏病，把球车开到了水塘里。谁会知道他有心脏病啊？我妈打电话通知我，问我愿不愿意去参加葬礼，我告诉她我宁愿远远地幸灾乐祸。
我今天不是要见我妈。就像她说的，她在“西班牙越冬”，也就是在马尔韦利亚的泳池边像只鸡一样接受太阳的烘烤，喝着桑格里亚酒，粗鲁地对待当地人。她并不富有，只是种族歧视而已。
我从利兹长途汽车站走到最近的花店，让店员用满天星和绿植做了三个小花冠。她用包装纸包好，放进一个精美的纸盒里，我把纸盒塞到背包里。之后，我买了一份三明治和饮料，然后拦下一辆小型的士，车沿着A65公路行驶，直到郊区的柯克斯托尔，公路在这里与艾尔河相交。的士在布罗德利亚山附近把我放下，我爬过一段台阶，顺着一条泥泞的小路朝森林深处走去。
我能叫出大部分乔木和灌木，还有鸟的名字，这得感谢我的前夫尼基。当他为我指认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以为我没在听，但其实我很喜欢听他讲故事，并惊叹于他渊博的知识。
我是过完三十岁生日一个月后碰到的尼基，那正是我觉得再也遇不到我的白马王子、错误先生或是任何“老头”的时候。那时，我的大多数朋友不是已经嫁作人妇，或订了婚快要为人妻，就是已经有了稳定的恋爱关系。有的正怀着第二或第三个孩子，期盼着儿女成群，或是更多的福利补贴，或者根本不做打算。
我住在伦敦，受雇于一家临时工服务中介，做着短期的秘书工作，主要是补那些休产假的女人的空缺。我在卡姆登有个小开间，楼下是个烤肉店，夜里酒吧关门之后，这里提供土耳其烤肉，以及斗殴。
那是万圣节前夜。成群的女巫、小妖精和幽灵敲我的门，手里拿着麻布袋和篮子。再次为英国牙科行业做了捐献之后，我光着脚站在厨房里，像一盒在冰箱里放了太久的牛奶。
开着的笔记本电脑在餐桌上。电脑两侧各有一沓打印纸。三个月来，我一直在帮一位名叫尼古拉斯·戴维·费弗尔的作家誊写录音，他写一些著名士兵的传记和战争史。他把录音带寄给我，我再把誊本寄回给他。除此之外，我们唯一的联系就是他想让我重打部分内容时写在空白处的古怪备注。
我猜他是在跟我调情。我猜测他的长相。我想象着一个安静、备受折磨的艺术家，在阁楼上创作优美的散文，或是头发蓬乱、酗酒无度、过着惊险生活的战地记者。我对他的了解止于他的备注以及录音带上的说话声，他的嗓音温柔而和蔼，偶尔在个别音节上结巴，忘了说到哪儿时会发出紧张的笑声。
我做了个决定。我没有寄誊本，而是亲自送过去，去敲他位于海格特的家门。尼基一脸惊奇，但同时也很高兴。他邀请我进去，沏了茶。他没有我期盼的那样英俊，但长相不差，身材瘦削，比身上的衣服小一圈。
我问及他的书。他让我参观他的图书馆：“你读书吗？”“我小的时候经常读书，”我说，“最近我不知道该读什么好。”“你喜欢什么样的故事？”“我喜欢圆满结局。”“大家都喜欢。”他笑着说。
我提议在他家里誊写录音，这样省去了寄送的费用，还能加快进程。我每天上午九点到，在他的餐厅里工作，偶尔沏茶或是用微波炉热点吃的。数周的调情之后，尼基才第一次吻我。我觉得他还是个处男。他温柔而体贴，殷勤但没什么技巧，做爱时我希望他呻吟或是喊出声，但他总是默不作声。
在朋友身边，他表现得像个典型的公子哥，喝酒赌马，但是跟我在一起，他就变了样。他带我去乡间长久地散步，探访破败的城堡，找寻林中的禽鸟。在一次探险之旅中，尼基向我求婚，我同意了。“我什么时候见你的父母？”他问道。“不用见。”“可他们会来参加婚礼，不是吗？”“不。”“他们可是你的父母。”“我不在乎。我们还会有很多别的客人。”
哪怕是结婚以后，尼基还在极力促成和解。“你不能就这样不理他们。”他说。但是我可以，也是这么做的。就像任何一种感情一样——如果双方都不再为之付出，它就会枯萎凋零。
我沿着一条散布着水洼的骑行小路缓缓上行。我定时往回看，确保没有人跟来。我的大肚子藏在外套下面，但我还是能感觉到婴儿的重量对髋关节及骨盆的压迫。我笨拙地扶着树苗翻过一段路堤。树枝和干枯的树叶在我脚下断裂。我来到一条沟渠前面，像一只跃起的河马一样跳了过去。
太阳的威力渐渐增强，我也暖和了些，外套下面开始出汗了。我沿着曲折的小路来到一片树丛边，这里紧邻一间农舍的废墟。沿着斜坡再往前是个水坝，我能听到水流入坝底的深水池塘的声音。
我跪在潮湿的地上，清走藤蔓和野草，起出成簇的植被和泥块。慢慢地，三个用石头堆成的小金字塔露了出来，彼此之间距离相当。清理得差不多了，我脱掉外套，摊在地上，作为临时的野餐布，背靠着农舍摇摇欲坠的墙坐下来。
我在遇到尼基之前很久就发现这个地方了。我当时十一二岁，骑车沿着纤道经过柯克斯托尔修道院和锻造厂，朝霍斯福斯骑行。我记得自己穿着棉布裙和凉鞋，朝运河中正在通过水闸的船只挥手。我转个弯，瞥见树丛中隐约可见的塌掉的烟囱。我奋力穿过荆棘和藤蔓，找到了这间废弃的农舍，感觉就像童话中一千年前陷入休眠状态的城堡。
很久之后，我带尼基来到这里，他也爱上了它。我说我们应该买下这块地，重建这栋房子；他可以写作，我们生养一大群孩子。尼基笑着让我“耐心点”，不过我当时已经在努力怀孕了。
无保护措施的性爱就像每二十八天买一次刮刮乐彩票一样，等着中大奖。我什么都没中。我们去看了无数的医生，跑遍了生育治疗诊所，尝试了各种替代疗法。我试过荷尔蒙注射、维生素、药物、针灸、催眠、草药以及特殊饮食疗法。当然还有体外受精，我们试了四次，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然后每次失败都伴随着一次心碎。一段充满希望的婚姻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尼基不愿再试了，但为了我还是做了。在这最后一搏后，一个胚胎附着在了我的子宫壁上，像帽贝贴在多礁石的海岸上一样。尼基说这是我们的“奇迹宝宝”。我每天都提心吊胆，因为我不相信奇迹。
时间一周周过去。几个月过去了。我的肚子越来越大。我们终于敢给孩子起名字（女孩叫克洛艾，男孩就叫雅克布）。怀孕三十二周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孩子动了。我立刻去了医院。一位助产士把我连到一台机器上，却找不到心跳。她说孩子可能在某个奇怪的地方，但是我知道情况不妙。来了一名医生，他又帮我做了一次超声检查，还是找不到任何血液流动或心跳的迹象。
他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死了，不再是一条生命，而是一具尸体。
我和尼基悲痛欲绝，哭了很久。那天晚些时候，我进行了引产。我经受了分娩的阵痛，但是没有婴儿的哭声，没有喜悦。我接过那团东西，盯着依然温热的女婴的眼睛，她甚至没来得及呼吸一口这世上的空气，没来得及听到自己的名字。
我们把克洛艾的骨灰带到了这里，葬在了水坝上方这摇摇欲坠的农舍旁，我们的专属之地。我们承诺每年克洛艾的生日会回到这里，也就是今天，但是尼基从未来过。他跟我说我们应该“向前走”，我却从来都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斗转星移，时光流逝，我们哪怕站着不动都是在向前走呀。
我们的婚姻没能挺过这次打击。不到一年，我们就分居了——是我的错，不是他的。我对孩子的爱超过了对一个成年人的爱，因为它是一种单恋，并非建立在肉体诱惑、同甘共苦、亲密无间，抑或长相厮守之上。它毫无条件，无法估量，不可动摇。
离婚简单而干脆。五年的婚姻随着手起笔落而结束。尼基搬到了伦敦。我最后一次得到他的消息时，他正跟一个女教师生活在纽卡斯尔——女教师离婚了，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一个速成家庭，只需要加点水搅拌一下。
我拿出烤牛肉三明治和饮料，打开三角形的塑料袋，慢慢地吃起来，一只手在下面接着碎屑。一只知更鸟在灌木丛的细枝间跳跃，然后跳到了克洛艾的石堆顶上，在上面转来转去。我把面包屑撒到草地上。小鸟就跳下来啄食，时不时抬起头来看看我。
今天是克洛艾的生日，但是我为我所有的孩子哀悼——我失去的以及未能挽救的孩子们。我为他们哀悼，因为必须有人为此负责。
离开这片空地之前，我打开背包，拿出那几个小花冠，小心翼翼地不伤及花朵，叫出他们的名字，把花冠放在石堆上。“我又怀宝宝了，”我告诉他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减少对你们的爱。”梅根
我最近在给婴儿房刷漆，往墙上贴墙纸。我在家庭装饰方面没有多大的冒险精神。这都怪我父母，他们不允许孩子自由表达。树必须是绿色的，玫瑰必须是红色的。
我还得一只眼盯着拉克伦，他已经在门上印上了手印，还把一个油漆刷放错了油漆桶。这都是博客的理想素材，我边在洗衣池里给他洗手，边这样想。
对我又要生宝宝这件事，拉克伦并不兴奋。这不是因为同胞相争或是被抢去了家里最小的孩子的地位。他想要一个跟他同龄、可以一起玩的人，或者一只小狗。“为什么小宝宝不能是四岁，像我一样？”“因为那样我的肚子就装不下他了呀。”我解释道。“你不能把他变小吗？”“不能。”“你可以再长大点。”“妈妈已经够大了。”“爸爸说你很肥。”“他是说着玩的。”这个浑蛋！
说到杰克，他早些时候打了电话，说他今晚回家，不坐火车去曼彻斯特了。听上去他心情不错。一连几个月，他都在策划一档新的电视节目，邀请大名鼎鼎的明星讨论体育方面的热点问题。杰克想做主播。他已经写好了毛遂自荐的话，但还在等待正确的时机去拜见“当权者”。“不要睡着了。”他说。“为什么？”“我有事告诉你。”
我决定去做顿好吃的——牛排，新鲜的土豆，外加莴苣沙拉。典型的法国菜。我还要开瓶红酒，让它醒着。自从怀孕以后，我就很少下厨了。前三个月，我甚至想到吃的就想吐。
我上楼冲了澡，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我侧过身，查看了臀部和胸脯，没理会那些妊娠纹。我凑近镜子，注意到一根奇怪的鬈发，呈螺旋状从左侧太阳穴处伸出来。我凑近一点再看。
噢，天哪，我长了一根白头发！我拿起一副镊子，拔下这根扎眼的头发，仔细看，希望是染上了白漆。不，是白头发，千真万确。又一件有损尊严的事。我写下一篇博文。
今天我发现了一根白头发，被吓得不轻。这根头发洁白无瑕，发梢呈金属丝状。一直以来，我都为自己一根白头发都（还）没有而沾沾自喜，而我认识的人当中，有人二十一岁就开始拔白头发、染发了。
现在，时间的破坏力开始显现。之后是什么？皱纹？静脉曲张？更年期？我拒绝恐慌。有些同龄的朋友完全拒绝接受现实，拒绝盘算进入四十岁以后的情形，而告诉所有人：“这里没什么好看的！快走开！”
过去我总是嘲笑她们，可现在我也有白头发了。我想把它归咎于怀孕带来的压力，但是谷歌说没有证据显示压力会导致白头发。外伤或在太阳下晒太久也都不会导致白发。好在我不用担心拔了这根会再长出来三根。坏消息是还有将近十年，白色就将成为我头发的自然色了。
是的。没错。除非我死了。
发布了这篇博文，我开始读最近的一些评论。大部分评论都很友善，持支持态度，但偶尔也会碰到不喜欢我“心不在焉地唠叨”的评论，或者让我“放下当妈的傲慢态度”。我被人称作讨厌鬼、娼妓、牢骚满腹的家伙，以及荡妇。更糟的是，我是个不称职的妈妈，因为我送拉克伦去托儿所，我还在那些不能生育的女人面前摆架子，此外，我还得为全球的过剩人口负责，因为我马上要生第三个孩子了。
上周，有人写道：“我喜欢你闭上臭嘴的声音。”另一个写道：“你丈夫肯定喜欢被你的责难声吵醒。”我删除了那些辱骂性的评论，但是没管那些负面评论，因为显然谁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即使是那些无知和满嘴脏话的人。
杰克九点多才到家。那时我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弯下腰亲了一下我的额头。“抱歉。”我说着抬起头，吻了他。
他扶我站起来。我给他倒了一杯酒：“今天过得怎么样？”“很棒。再好不过了。”他在厨房里的长椅上坐下来，看上去很得意。“要我猜吗？”“我们边吃边说。”
他等不了那么久，在我还在料理沙拉的时候就全部告诉了我。“我今天提出了新节目的想法。他们都觉得很棒——贝利，特恩布尔，整个团队都兴奋起来了。他们要把它列入春季档期。”“你来主持吗？”“我肯定会主持的。我的意思是，这点子毕竟是我提出来的。”
我感到一阵担忧，但不想扫杰克的兴致：“你什么时候能知道结果？”“几周之内。”他的鼻子贴着我的脖子，手在我的屁股上捏了一把。我顽皮地推开他，叫他去洗手。我太久没听到他这么乐观了。也许情况开始好转了。一个新工作，更高的收入，还有一个宝宝——向前进的方法太多，而止步不前的方法只有一种。阿加莎
周六，杰克会早早起来，然后沿着泰晤士河跑步。之后，他会带孩子们去一家位于巴恩斯的餐馆，喝宝宝饮料，吃松饼，跟其他带孩子的爸爸一起，喝喝咖啡，看看报纸，跟那些互惠生和漂亮妈妈眉目传情。
盖尔餐厅最近刚在巴恩斯开张。每逢周末，里面满是带着孩子来的爸爸，以及身穿莱卡骑行服的周末骑行者，他们把自行车锁到栏杆上，进店补充能量，然后准备返程回家。
伦敦的这块区域是一个树木茂盛的乡村，位于帕特尼和奇西克之间的河流弯曲处——一片宁静的绿洲，布满了昂贵的房子、专卖店和餐馆。住的大多是企业老板、股票经纪人、外交官、银行家、演员以及体育明星。有一天我看到史坦利·图奇步行穿过巴恩斯桥。我还曾在农夫市场里看到过加里·莱恩克尔。他曾为英格兰队效力，现在像杰克一样，是一位体育评论员。
你是否注意到，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脑袋都很大？我不是说他们自大或自以为是，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可能的确如此。我说的是字面意思，就是头大。我见过杰里米·克拉克森，他头大无比。它看上去就像一个膨胀的沙滩排球，双下巴，苍白暗淡。八卦杂志上可没有这些——关于大脑袋——你也不能为了得到一份电视台的工作而故意把脑袋胀大。有就有，没有也没办法。杰克的头很大——脑袋大，头发漂亮，皮肤比牙都白。他的下巴有些瘦削，但他在出镜时会抬起下巴。
现在他在喝第二杯咖啡。我喜欢他舔一下食指，然后翻报纸的样子。他很会照看孩子。画笔掉在地上，他就捡起来，并把孩子们画的画带回家给孩子的妈妈看。
我第一次从这个距离梅格不足一百码的地方看她。她跟露西和拉克伦在公园里，两个孩子在玩吹泡泡，追着肥皂水做的魔法球。梅格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牛仔裤。我把她想象成某个时尚杂志的摄影师或设计师——事实上也差得不远。我想象她有个当股票经纪人的丈夫，在法国南部有一栋度假别墅，他们在那里度过漫长的周末。他们请来的朋友都是迷人的成功人士，他们吃法国乳酪，喝法国红酒；梅格抱怨那些法国长棍面包是“邪恶的食物”，因为它们让她发胖。
我喜欢编这样的故事。我设想别人的一生，给他们起名字，定职业，设定他们的背景故事，在他们的家里加入败家子和可怕的秘密。也许是因为小时候看了太多书。我是读着《绿山墙的安妮》长大的，[1][2]跟哈里特一起做侦探，和乔·马奇一起创作剧本，跟露西、彼得、埃德蒙和苏珊一起在纳尼亚探险。
我午饭时间都是一个人坐着，也很少受邀参加聚会，但是没关系。当我晚上打开一本书，我的书上的朋友们一样真实，我知道早上的时候他们还会在。
我依然热爱阅读，但是最近我忙着上网查找有关怀孕、分娩以及育儿方面的信息。我这才发现梅格有一个博客：一个叫“脏孩子”的网页，她在上面写一些当母亲的体会和发生在她日常生活中的有趣而怪异的事情——比如露西给牙仙子写了一封信，说两英镑“对一颗门牙来说太少了”，或者，拉克伦打破了一整瓶蓝色的指甲油，创造了一幅“蓝精灵谋杀场景”。
博客里有梅格的照片，但她没用真实的姓名。杰克被称为“恺撒大帝”，拉克伦叫奥古斯都，露西是朱莉娅（恺撒有一个女儿），当然，梅格就是埃及艳后。
读了她的博文，你会发现她曾经是一名记者。她为一本女性杂志供稿，她的一些文章还能在网上找到，包括对裘德·洛的一次访谈，她称他为“性感美腿”，并承认在萨沃伊酒店与他一边调情一边享用牡蛎和香槟。
马路对面的餐馆里，杰克正在和孩子们收拾东西，他把拉克伦放到手推车里，扣好带子，然后抓着露西的一只手。他们穿过公园的时候，露西非得用手碰每一棵树，树叶像婚礼上的五彩纸屑一样在他们身后落下。
我远远地跟着，穿过绿地，经过池塘，一路上左拐右拐，一直到克利夫兰植物园路。这是一条漂亮的小路，道路两旁布满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半独立住房和修剪整齐的树篱。
在伦敦大轰炸期间，一枚德国炸弹把道路另一头的三栋房子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公寓，当地人都称之为“离婚楼”，因为有很多误入歧途的丈夫（偶尔也有妻子）在婚外情暴露之后住在这里。有的最终回家了。其他的则继续生活在这里。
杰克和梅格的房子后面紧挨着一条铁路——豪恩斯洛环线，周内每小时四趟，周末则少一些。火车没有那么吵，不像飞机，天刚亮就排着队从头上一英里高的地方飞过，往希思罗机场方向降落。
我穿过这条路，抄近道沿着贝弗利街一直走到地下人行通道。铁丝网有一部分倒塌了，我很容易就翻了过去。确认铁路沿线没有人之后，我沿着铁轨往前走，不时被碎石绊到，我边走边数沿路的后花园。一只愤怒的德国牧羊犬在我经过时在栅栏边拼命挣扎。我吓得心怦怦直跳。我也朝它叫。
快到地方了，我缓慢通过低矮的树丛，爬上一棵倒下的树，这是我最喜欢的观察位置。从这里，我能看到一个长五十英尺的狭窄花园、一间儿童游乐室、一架儿童秋千，以及一间屋后小木屋，杰克把它变成了家庭办公室，但他从没有用过。
我听到小女孩的笑声。露西邀请了一个朋友到家里做客。她们在游乐室里，假装在沏茶。拉克伦坐在沙坑里，用推土机移动微型的大山。法式玻璃门打开着，梅格正在厨房里切水果，准备上午的点心。
我靠着一根粗壮的树枝，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罐饮料，打开封口，用嘴吸溢出来的液体。我还有一块巧克力棒，不过我要晚点再吃。
我可以一连坐上几个钟头，观察梅格、杰克和孩子们。我曾看着他们进行暑期烧烤活动，喝下午茶，或是在花园里玩游戏。一天，我看到梅格和杰克躺在一张毯子上。梅格的头枕着杰克的大腿，她在看书。她看上去就像《诺丁山》里的茱莉娅·罗伯茨，头枕着休·格兰特的腿。我喜欢那部电影。
每十五分钟就有一趟火车隆隆地驶过。我扭头去看亮着灯的车厢，乘客或埋头玩手机，或看报，或头靠车窗。有一两个人经过的时候正看向我。我不担心被人看到。我看上去不像窃贼或者偷窥狂。
天色慢慢暗下来了，我看着梅格把房子里的灯都打开，给孩子们洗澡，刷牙，读睡前故事。
我又冷又饿，不想等到杰克回家，不过我想象着他走进门，脱掉外套，松开领带，揽住梅格的腰。她把他推开，给他倒了一杯酒，听他讲述一天的见闻。吃过饭，他们把盘子、碗放进洗碗机，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脸上映着电视屏幕的闪光。之后，他们彼此搀扶着上楼，在他们特大号的床上做爱。
我曾经进过这栋房子，所以很容易想象这些东西。那时候梅格和杰克还没有住进来，房子处于待售状态。找房子也是我的一个爱好，于是我预约了一次看房。房产中介一头金发，一身紧身衣，她领着我看房，向我指出重要的特征，说这栋房子“独具一格”，而且“物有所值”。
我能看出她的伎俩，一边跟丈夫调情，一边迷惑妻子，但绝不让另一方听到。她很像一个同谋，让夫妻的一方相信她会帮着摆平另一方。她也对我故伎重施，问起我的丈夫，问他要不要也来看看。我假装给他打电话。“是，我觉得挺大的，不过我有点担心火车的吵闹声……夏天开着窗户就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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