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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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杂文二集试读：
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隐士
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2]还有人提及。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一方面，是“自视太高”，于是别方面也就“求之太高”，彼此“忘其所以”，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从此口舌也多起来了。
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一到挂上隐士的招牌，则即使他并不“飞去飞来”，也一定难免有些表白，张扬；或是他的帮闲们的开锣喝道──隐士家里也会有帮闲，说起来似乎不近情理，但一到招牌可以换饭的时候，那是立刻就有帮闲的，这叫作“啃招牌边”。这一点，也颇为非隐士的人们所诟病，以为隐士身上而有油可揩，则隐士之阔绰可想了。其实这也是一种“求之太高”的误解，和硬要有名的隐士，老死山林中者相同。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哉，[3]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4]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5]“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
所以我们倘要看看隐君子风，实际上也只能看看这样的隐君子，[6][7]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要在他们身上赏鉴隐逸气，我敢说，这只能怪自己胡涂。
登仕，是噉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假使无法噉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飞去飞来”，正是因为要“隐”，也就是因为要噉饭；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噉饭之道。帮闲们或开锣，或喝道，那是因为自己还不配“隐”，所以只好揩一点“隐”油，其实也还不外乎噉饭之道。汉唐以来，实际上是入仕并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穷，[8]必须欲“隐”而不得，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诗人左偃，自述他悲惨的境遇道：“谋隐谋官两无成”，是用七个字道破了所谓“隐”的秘密的。“谋隐”无成，才是沦落，可见“隐”总和享福有些相关，至少[9]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颇有悠闲的余裕。但赞颂悠闲，鼓吹烟茗，却又是挣扎之一种，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虽“隐”，也仍然要噉饭，所以招牌还是要油漆，要保护的。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10]就为了这缘故。其实连和苍蝇也何尝有什么相关。明白这一点，对于所谓“隐士”也就毫不诧异了，心照不宣，彼此都省事。一月二十五日【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上海《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署名长庚。
[2]陈眉公：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曾隐居小昆山，但又常周旋官绅间。“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是清代蒋士铨所作传奇《临川梦·隐奸》一出出场诗的末两句，全诗为：“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按松江古名云间，所以这诗曾被人认为是刺陈眉公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刊登再青（阿英）的《明末的反山人文学》一文中，曾引用这一首诗。
[3]“悠哉游哉，聊以卒岁”：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按现在的通行本《诗经》中并无“聊以卒岁”句；“优哉游哉”则见于《小雅·采菽》。
[4]陶渊明：参看本卷第173页注[5]。南朝梁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5]“庚款”：指美英等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一九〇〇年（庚子）八国联军入侵我国，次年强迫清政府订立《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付给各国“偿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后来英、美等国宣布将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退还”，作为在我国兴办学校、图书馆、医院等机构和设立各科学术文化奖金的经费。
[6]“隐君子”：即隐士。语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老子，隐君子也。”
[7]汗牛充栋：语出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
[8]左偃：南唐诗人。《全唐诗》载有他的诗十首。“谋隐谋官两无成”，原作“谋身谋隐两无成”，是他的七律《寄韩侍郎》中的一句。
[9]赞颂悠闲，鼓吹烟茗：周作人、林语堂等人长期提倡悠闲的生活情趣。一九三四年林语堂创办《人间世》半月刊，更大肆提倡“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在他所办的《人间世》《论语》等刊物上，经常登载反映闲适生活的谈烟说茗一类文字。
[10]《人间世》的《发刊词》中，曾说该刊内容“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之为人间世。”
“招贴即扯”
工愁的人物，真是层出不穷。开年正月，就有人怕骂倒了一切古[2]今人，只留下自己的没意思。要是古今中外真的有过这等事，这才叫作希奇，但实际上并没有，将来大约也不会有。岂但一切古今人，连一个人也没有骂倒过。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这不能混谓之骂。[3]
然而世间往往混为一谈。就以现在最流行的袁中郎为例罢，既然肩出来当作招牌，看客就不免议论这招牌，怎样撕破了衣裳，怎样画歪了脸孔。这其实和中郎本身是无关的，所指的是他的自以为徒子徒孙们的手笔。然而徒子徒孙们就以为骂了他的中郎爷，愤慨和狼狈之状可掬，觉得现在的世界是比五四时代更狂妄了。但是，现在的袁中郎脸孔究竟画得怎样呢？时代很近，文证具存，除了变成一个小品[4]文的老师，“方巾气”的死敌而外，还有些什么？[5]
和袁中郎同时活在中国的，无锡有一个顾宪成，他的著作，开口“圣人”，闭口“吾儒”，真是满纸“方巾气”。而且疾恶如仇，对小人决不假借。他说：“吾闻之：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又闻：为国家者，莫要于扶阳抑阴，君子即不幸有诖误，当保护爱惜成就之；小人即小过乎，当早排绝，无令为后患。……”（《自反录》）推而广之，也就是倘要论袁中郎，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不妨恕其偶讲空话，作小品文，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6]正如李白会做诗，就可以不责其喝酒，如果只会喝酒，便以半个李白，或李白的徒子徒孙自命，那可是应该赶紧将他“排绝”的。
中郎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么？有的。万历三十七年，顾宪成辞官，时中郎“主陕西乡试，发策，有‘过劣巢由’之语。监临者问‘意云何？’袁曰：‘今吴中大贤亦不出，将令世道何所倚赖，故发此感[7]尔。’”（《顾端文公年谱》下）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8]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
中郎之不能被骂倒，正如他之不能被画歪。但因此也就不能作他的蛀虫们的永久的巢穴了。一月二十六日【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署名公汗。
过去城市中有些人家在临街的墙壁上，写着“招贴即扯”、“不许招贴”等字样，以防止别人在上面粘贴广告。
[2]林语堂在《论语》第五十七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发表《做文与做人》一文，其中说：“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这样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
[3]袁中郎：参看本卷第176页注〔21〕。
[4]“方巾气”：又称“头巾气”，意思就是道学气。方巾是明代学者士人日常所戴的帽子，明代王圻《三才图会·衣服》卷一载：“方巾：此即古所谓角巾也……相传国初服此，取四方平定之意。”林语堂在《方巾气研究》一文（连载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五月三日《申报·自由谈》）中说：“方巾气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
[5]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无锡（今属江苏）人。明万历进士，官至吏部郎中，曾因“忤旨”被革职；万历三十六年（1608）始起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力辞不就。他在万历三十二年重修无锡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同在东林书院讲学，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死后谥端文。著有《泾皋藏稿》《小心斋劄记》《自反录》等。
[6]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后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唐代诗人。著有《李太白集》。
[7]《顾端文公年谱》：四卷，由顾宪成之子与沐、孙枢、曾孙贞观相继编定，成书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
[8]《金瓶梅》：长篇小说，明代兰陵笑笑生撰，一百回。它广泛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世态和生活，其中有不少淫秽的描写。明代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载：“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1606）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秩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按袁中郎在《觞政》之十“掌故”中分酒经酒谱、子史诗文、词曲传奇为内典、外典、逸典，并说“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
书的还魂和赶造
[2]把大部的丛书印给读者看，是宋朝就有的，一直到现在。缺点是因为部头大，所以价钱贵。好处是把研究一种学问的书汇集在一处，能比一部一部的自去寻求更省力；或者保存单本小种的著作在里面，使它不易于灭亡。但这第二种好处，是也靠着部头大，价钱贵，人们就因此格外珍重的缺点的。
但丛书也有蠹虫。从明末到清初，就时有欺人的丛书出现。那方法之一，是删削内容，轻减刻费，而目录却有一大串，使购买者只觉其种类之多；之二，是不用原题，别立名目，甚至另题撰人，使购买者只觉其收罗之广。如《格致丛书》《历代小史》《五朝小说》《唐人[3]说荟》等，就都是的。现在是大抵消灭了，只有末一种化名为《唐代丛书》，有时还在流毒。
然而时代改变，新花样也要跟着出来了。
推测起新花样来：其一，是豫先设定一种丛书的大名，罗列目录，大如宇宙，微至苍蝇身上的细菌，无所不包，这才分头觅人，托他译作，限定时日，必须完工，虽然译作者未必定是专家，但总之有许多手同时在稿纸上写字，于是不必穷年累月，一大部煌煌巨制也就出现了；其二，是原有一批零碎的旧译作，一向不甚流行，或者虽曾流行，而现在却已经过了时候，于是聚在一起，略加类别，开成一串五花八门的目录，而一大部煌煌巨制也就出现了。
出版者是明白读者们的心想的，有些读者们，苦于不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书，所以往往以为被选进丛书里的，总该是必要的书籍；而且丛书里的一本，价钱也比单行本便宜，所以看起来好像很上算；加以大小一律，也很合人们爱好整齐的心情。本数又多，一下子可以填满几书架，规模不大的图书馆有这几部，馆员就省下时常留心选购新书的精神了。然而出版者是又很明白购买者们的经济状况的，他深知道现在他们手头已没有这许多钱，所以这些书一定是廉价，使他们拚命的办出来，或者是分期豫约，使他们逐渐的缴进去。
汇印新作，当然是很好的，但新作必须是精粹的本子，这才可以救读者们的智识的饥荒。就是重印旧作，也并不算坏，不过这旧作必须已是一种带着文献性的本子，这才足供读者们的研究。如果仅仅是克日速成的草稿，或是栈房角落的存书，改换新装，招摇过市，但以“大”或“多”或“廉”诱人，使读者化去不少的钱，实际上却不过得到一大堆废物，这恶影响之在读书界是很不小的。
凡留心于文化的前进的人，对于这些书应该加以检讨！二月十五日【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署名长庚。
[2]我国最早印行的丛书，是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太学生俞鼎孙及其兄俞经辑刊的《儒学警悟》，内收宋人著作六种，共四十一卷。度宗咸淳九年（1273），左圭又辑刊《百川学海》十集，共一百种，收有汉、晋、六朝、唐、宋各代著作，其中宋人著作，占十分之八以上。
[3]《格致丛书》：明代万历间胡文焕编。据《汇刻书目》说：“是编杂采诸书，更易名目，古书一经其点窜，使人厌观。且所列诸书，亦无定数……世间所行之本，部部各殊，究不知其全书凡几种。”所收各书从周代到明代都有，名目较多的一部凡分三十七类，共三四六种，现存者只一六八种。《历代小史》，明代万历间李栻编，收六朝至明代的野史、杂记共一〇六种，每种一卷。《五朝小说》，不著编者名氏，收魏、晋一一四种，唐一〇四种，宋、元一四四种，明一〇九种。《唐人说荟》，旧有桃源居士编刻本，收小说、杂记一四四种，清代乾隆间陈莲塘增编为一六四种。后来坊刻本又改名《唐代丛书》。
漫谈“漫画”
孩子们吵架，有一个用木炭──上海是大抵用铅笔了──在墙壁上[2]写道：“小三子可乎之及及也，同同三千三百刀！”这和政治之类是毫不相干的，然而不能算小品文。画也一样，住家的恨路人到对门来小解，就在墙上画一个乌龟，题几句话，也不能叫它作“漫画”。为什么呢？就因为这和被画者的形体或精神，是绝无关系的。
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要确切的显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3]
漫画是Karikatur的译名，那“漫”，并不是中国旧日的文人学士之所谓“漫题”“漫书”的“漫”。当然也可以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的，但因为发芽于诚实的心，所以那结果也不会仅是嬉皮笑脸。这一种画，在中国的过去的绘画里很少见，《百丑图》或《三十六声粉铎
[4]图》庶几近之，可惜的是不过戏文里的丑脚的摹写；罗两峰的《鬼[5]趣图》，当不得已时，或者也就算进去罢，但它又太离开了人间。
漫画要使人一目了然，所以那最普通的方法是“夸张”，但又不是胡闹。无缘无故的将所攻击或暴露的对象画作一头驴，恰如拍马家将所拍的对象做成一个神一样，是毫没有效果的，假如那对象其实并无驴气息或神气息。然而如果真有些驴气息，那就糟了，从此之后，越看想像，比读一本做得很厚的传记还明白。关于事件的漫画，也一样的。所以漫画虽然有夸张，却还是要诚实。“燕山雪花大如席”[6]，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变成笑话了。“夸张”这两个字也许有些语病，那么，说是“廓大”也可以的。廓大一个事件或人物的特点固然使漫画容易显出效果来，但廓大了并非特点之处却更容易显出效果。矮而胖的，瘦而长的，他本身就有漫画相了，再给他秃头，近视眼，画得再矮而胖些，瘦而长些，总可以使读者发笑。但一位白净苗条的美人，就很不容易设法，有些漫画家画作一个髑髅或狐狸之类，却不过是在报告自己的低能。有些漫画家却不用这呆法子，他用廓大镜照了她露出的搽粉的臂膊，看出她皮肤的褶皱，看见了这些褶皱中间的粉和泥的黑白画。这么一来，漫画稿子就成功了，然而这是真实，倘不信，大家或自己也用廓大镜去照照去。于是她也只好承认这真实，倘要好，就用肥皂和毛刷去洗一通。
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但这种漫画，在中国是很难生存的。我记得去年就有一位文学家说过，他最讨厌论人用显微镜。
欧洲先前，也并不两样。漫画虽然是暴露，讥刺，甚而至于是攻击的，但因为读者多是上等的雅人，所以漫画家的笔锋的所向，往往只在那些无拳无勇的无告者，用他们的可笑，衬出雅人们的完全和高尚来，以分得一枝雪茄的生意。像西班牙的戈雅（Franciscode Goya）[7]和法国的陀密埃（Honoré Daumier）那样的漫画家，到底还是不可多得的。二月二十八日【注释】
本篇最初印入《小品文和漫画》一书。该书是《太白》半月刊一卷纪念的特辑，内收关于小品文和漫画的文章五十八篇，一九三五年三月生活书店出版。
[2]“小三子可乎之及及也”二句，意思是“小三子可恶之极，戳他三千三百刀。”“同同”，形容戳的声音。
[3] Karikatur ：德语，又译“讽刺画”。
[4]《百丑图》：描绘一百出丑角戏的图画，作者不详。《三十六声粉铎图》，全名为《天长宣氏三十六声粉铎图咏》，描绘昆剧三十六出丑角戏的图画，并加题咏。清代宣鼎作，《申报馆丛书》之一。
[5]罗两峰（1733─1799）：名聘，字遁夫，号两峰，江苏甘泉（今江都）人，清代画家。《鬼趣图》，是一幅讽刺世态的画。
[6]“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北风行》中的句子。燕山在河北蓟县东南。
[7]戈雅（1742─1828）：一译戈耶，西班牙讽刺画家。作品多取材于民间生活，作有铜版组画《奇想集》、版画集《战争的灾难》等。陀密埃（1808─1879），通译杜米埃，法国画家。晚年曾参加巴黎公社革命运动，作品有石版画《立法肚子》等。
漫画而又漫画
[2]德国现代的画家格罗斯（George Grosz），中国已经绍介过好几回，总可以不算陌生人了。从有一方说，他也可以算是漫画家；那些作品，大抵是白地黑线的。
他在中国的遭遇，还算好，翻印的画虽然制版术太坏了，或者被缩小，黑线白地却究竟还是黑线白地。不料中国“文艺”家的脑子今[3]年反常了，在挂着“文艺”招牌的杂志上绍介格罗斯的黑白画，线条都变了雪白；地子呢，有蓝有红，真是五颜六色，好看得很。
自然，我们看石刻的拓本，大抵是黑地白字的。但翻印的绘画，却还没有见过将青绿山水变作红黄山水，水墨龙化为水粉龙的大改造。有之，是始于二十世纪过了三十五年的上海的“文艺”家。我才知道画家作画时候的调色，配色之类，都是多事。一经中国“文艺”家的手，全无问题，──嗡，嗡，随随便便。
这些翻印的格罗斯的画是有价值的，是漫画而又漫画。二月二十八日【注释】
本篇最初印入《小品文和漫画》一书，署名且介。
[2]格罗斯（1893─1959）：德国画家、装帧设计家，后移居美国。一九二九年上海春潮书局出版许霞（许广平）翻译、鲁迅校订的匈牙利童话《小彼得》，收有格罗斯作的插图六幅，鲁迅并在序文中作了介绍（参看《三闲集·〈小彼得〉译本序》）。一九三二年在上海举行的“德国版画展览会”中，曾展出他作的《席勒剧本〈强盗〉警句图》十幅。
[3]挂着“文艺”招牌的杂志：指《文艺画报》，月刊，穆时英、叶灵凤编，一九三四年十月创刊，一九三五年四月停刊，共出四期。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五年二月）曾刊载格罗斯的漫画八幅，其中四幅就是蓝地、红地、黑地和五彩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一[2]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3]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的创[4][5]作小说，陈嘏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6]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7][8]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9]着安特莱夫（L.Andreev）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较多的倒是[10]在《新潮》上。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留学而消灭的两个年中，小说作者就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11]
俞平伯的《花匠》以为人们应该屏绝矫揉造作，任其自然，[12]罗家伦之作则在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虽然稍嫌浅露，但正是[13]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输入易卜生（H.Ib-sen）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这时候也恰恰成熟了，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之[14][15]敌》和《社会柱石》。杨振声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泛敬熙并且装着笑容，揭露了好学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灾难。但究竟因为是上层的智识者，所以笔墨总不免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小民生活之间。后[16][17]来，欧阳予倩致力于剧本去了；叶绍钧却有更远大的发展。汪[18]敬熙又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创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选了一本《雪夜》，但他好像终于没有自觉，或者忘却了先前的奋斗，以为他自己的作品，是并无“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的”了。序中有云──“我写这些篇小说的时候，是力求着去忠实的描写我所见的几种人生经验。我只求描写的忠实，不搀入丝毫批评的态度。虽然一个人叙述一件事实之时，他的描写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观之影响，但我总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竭力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因为持了这种客观态度的缘故，我这些短篇小说是不会有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我只写出我所见的几种经验给读者看罢了。读者看了这些小说，心中对于这些种经验有什么评论，是我所不问的。”
杨振声的文笔，却比《渔家》更加生发起来，但恰与先前的战友汪敬熙站成对蹠：他“要忠实于主观”，要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而且凭自己的理想还怕不够，又请教过几个朋友，删改了几回，这才[19]完成一本中篇小说《玉君》，那自序道──“若有人问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
历史家用的是记忆力，小说家用的是想像力。历史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实于客观；小说家取的是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一言以蔽之，小说家也如艺术家，想把天然艺术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与意志去补天然之缺陷。”
他先决定了“想把天然艺术化”，唯一的方法是“说假话”，“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于是依照了这定律，并且博采众议，将《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
二“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20]也遭了艰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21][22]；留给国内的社员的，是一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和七千部[23]《点滴》。创作衰歇了，为人生的文学自然也衰歇了。
但上海却还有着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不过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24][25]学的一群。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弥洒社。它在一九二三年三月[26]出版的《弥洒》（Musai）上，由胡山源作的《宣言》（《弥洒临凡曲》）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艺文之神；
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
也不知何为而生：
……[27]
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Inspiration！”
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页上便分明的标出了这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即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但其实，是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陈
[28]德征的《编辑余谈》说：“近来文学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者，所谓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底色彩！这是我们所深恶而且深以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讨伐“垄断文坛”[29]者的大军一鼻孔出气的檄文。这时候，凡是要独树一帜的，总打着憎恶“庸俗”的幌子。
一切作品，诚然大抵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宛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在这刊物上，作为小说作者而[30]出现的，是胡山源，唐鸣时，赵景沄，方企留，曹贵新；钱江春[31]和方时旭，却只能数作速写的作者。从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但在《樱桃花下》（第一期），却正如这面的过度的睡觉一样，显出那面的病的神经过敏来了。“灵感”也究竟要露出目的的。赵景沄的《阿美》，虽然简单，虽然好像不能“无所为”，却强有力的写出了连敏感的作者们也忘却了的“丫头”的悲惨短促的一世。[32]
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韩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华，林如稷，徐丹歌，顾，莎子，亚士，陈翔鹤，陈炜谟，竹影女士，都是小说方面的工作者；连后来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33]人冯至，也曾发表他幽婉的名篇。次年，中枢移入北京，社员好[34]像走散了一些，《浅草》季刊改为篇叶较少的《沉钟》周刊了，但[35]锐气并不稍衰，第一期的眉端就引着吉辛（G.Gissing）的坚决的句子──“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
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
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36]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37]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38]（Oscar.Wilde），尼采（Fr.Nietz-sche），波特莱尔[39]（Ch.Baudelaire），安特莱夫（L.Andre-ev）们所安排的。“沉自己[40]的船”还要在绝处求生，此外的许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41]秋非我秋”，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42]曲。虽是冯至的饰以诗情，莎子的托辞小草，还是不能掩饰的。凡这些，似乎多出于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难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见了。[43]
不过这群中的作者们也未尝自馁。陈炜谟在他的小说集《炉边》的“Proem”里说──“但我不要这样；生活在我还在刚开头，有许多命运的猛兽正在那边张牙舞爪等着我在。可是这也不用怕。人虽不必去崇拜太阳，但何至于懦怯得连暗夜也要躲避呢？怎的，秃笔不会写在破纸上么？若干年之后，回想此时的我，即不管别人，在自己或也可值眷念罢，如果值得忆念的地方便应该忆念。……”
自然，这仍是无可奈何的自慰的伤心之言，但在事实上，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它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44]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然而他们并不能做到，他们是活着的，时移世易，百事俱非；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肮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45]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46]
冯沅君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卷施》──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也是一九二三年起，身在北京，而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于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的作品。其中的《旅行》是提炼了《隔绝》和《隔绝之后》（并在《卷施》内）的精粹的名文，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47]或衒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然而也可以复归于平安。陆侃如在《卷施》再版后记里说：“‘淦’训‘沈’，取《庄子》‘陆沈’之义。现在作者思想变迁，故再版时改署沅君。……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48]托我代说。”诚然，三年后的《春痕》，就只剩了散文的断片了，更后便是关于文学史的研究。这使我又记起匈牙利的诗人彼兑菲[49]（Petofi Sándor）题B.Sz.夫人照像的诗来──“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
三
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〇至二[50]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晨报副刊》，[51]后来是《京报副刊》露出头角来了，然而都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的刊物，它们在小说一方面，只绍介了有限的作家：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黄鹏基，尚钺，向培良。[52]
蹇先艾的作品是简朴的，如他在小说集《朝雾》里说──“……我已经是满过二十岁的人了，从老远的贵州跑到北京来，灰沙之中彷徨了也快七年，时间不能说不长，怎样混过的，并自身都茫然不知。是这样匆匆地一天一天的去了，童年的影子越发模糊消淡起来，像朝雾似的，袅袅的飘失，我所感到的只有空虚与寂寞。这几个岁月，除近两年信笔涂鸦的几篇新诗和似是而非的小说之外，还做了什么呢？每一回忆，终不免有点凄寥撞击心头。所以现在决然把这个小说集付印了，……借以纪念从此阔别的可爱的童年。……若果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们肯毅然光顾，或者从中间也寻得出一点幼稚的风味来罢？……”
诚然，虽然简朴，或者如作者所自谦的“幼稚”，但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53]
这时── 一九二四年──偶然发表作品的还有裴文中和李健吾[54]。前者大约并不是向来留心创作的人，那《戎马声中》，却拉杂的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后者的《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55]（G.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56]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许软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父亲的花园最盛的几年距今已有几时，已难确切的计算。当时的盛况虽曾照下一像，如今挂在父亲的房里，无奈为时已久，那时乡间的摄影又很幼稚，现已模胡莫辨了。挂在它旁边的芳姊的遗像也已不大清楚，惟有父亲题在像上的字句却很明白：‘性既执拗，遇复可怜，一朝痛割，我独何堪！’
“……”“我想父亲的花园就是能够重行种起种种的花来，那时的盛况总是不能恢复的了，因为已经没有了芳姊。”
无可奈何的悲愤，是令人不得不舍弃的，然而作者仍不能舍弃，没有法，就再寻得冷静和诙谐来做悲愤的衣裳；裹起来了聊且当作“看破”。并且将这手段用到描写种种人物，尤其是青年人物去。因为故意的冷静，所以也刻深，而终不免带着令人疑虑的嬉笑。“虽有[57]忮心，不怨飘瓦”，冷静要死静；包着愤激的冷静和诙谐，是被观察和被描写者所不乐受的，他们不承认他是一面无生命，无意见的镜子。于是他也往往被排进讽刺文学作家里面去，尤其是使女士们皱起了眉头。
这一种冷静和诙谐，如果滋长起来，对于作者本身其实倒是危险的。他也能活泼的写出民间生活来，如《石宕》，但可惜不多见。[58]
看王鲁彦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所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他所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他听得“秋雨的诉苦”说──“地太小了，地太脏了，到处都黑暗，到处都讨厌。人人只知道爱金钱，不知道爱自由，也不知道爱美。你们人类的中间没有一点亲爱，只有仇恨。你们人类，夜间像猪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着，白天像狗一般的争斗着，撕打着……“这样的世界，我看得惯吗？我为什么不应该哭呢？在野蛮的世界上，让野兽们去生活着罢，但是我不，我们不……唔，我现在要离[59]开这世界，到地底去了……”这和爱罗先珂（V.Eroshenko）的悲哀又仿佛相像的，然而又极其两样。那是地下的土拨鼠，欲爱人类而不得，这是太空的秋雨，要逃避人间而不能。他只好将心还给母亲，才来做“人”，骗得母亲的微笑。秋天的雨，无心的“人”，和人间社会是不会有情愫的。要说冷静，这才真是冷静；这才能够和“托尔斯小”的无抵抗主义一同抹杀“牛克斯”的斗争说；和“达我文”的[60]进化说一并嘲弄“克鲁屁特金”的互助论；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
然而“人”的心是究竟还不尽的，《柚子》一篇，虽然为湘中的[61]作者所不满，但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懑，在王鲁彦的作品里，我以为倒是最为热烈的的了。[62]
我所说的这湘中的作家是黎锦明，他大约是自小就离开了故乡的。在作品里，很少乡土气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他一早就在《社交问题》里，对易卜生一流的解放论者掷了斯忒林培黎[63]（A.Strindberg）式的投枪；但也能精致而明丽的说述儿时的“轻微的印象”。待到一九二六年，他存告不满于自己了，他在《烈火》再版的自序上说──“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如其有灵魂，他们的灵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罢，自然，《烈火》即在这情形中写成，当我去年春时来到上海，我的心境完全变了，对于它，只有遗弃的一念。……”
他判过去的生活为灰色，以早期的作品为童马矣了。果然，在此后的《破垒集》中，的确很换了些披挂，有含讥的轻妙的小品，但尤[64]其显出好的故事作者的特色来：有时如中国的“磊砢山房主人的[65]瑰奇；有时如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cz）的警拔，却又不以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但其失，则又即在立旨居陆离光怪的装饰之中，时或永被沉埋，倘一显现，便又见得鹘突了。《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但那些作[66][67]者，也还是新潮社和创造社的老手居多。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68][69]──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四[70]
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71]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是被推为编辑的。但声援的很不少，在小说方面，有文炳，沅君，霁野，静农，小酩，青雨等。到十一月，《京报》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其时所绍介的新作品，是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72]的魏金枝之作：《留下镇上的黄昏》。
但不久这莽原社内部冲突了，长虹一流，便在上海设立了狂飙社。所谓“狂飙运动”，那草案其实是早藏在长虹的衣袋里面的，常要乘机而出，先就印过几期周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间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还带着并不自满的声音──“黑沉沉的暗夜，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没有一点声音，一件动作，阒寂无聊的长夜呵！“这样的，几百年几百年的时期过去了，而晨光没有来，黑夜没有止息。“死一般的，一切的人们，都沉沉的睡着了。“于是有几个人，从黑暗中醒来，便互相呼唤着：“──时候到了，期待已经够了。“──是呵，我们要起来了。我们呼唤着，使一切不安于期待的人们也起来罢。“──若是晨光终于不来，那么，也起来罢。我们将点起灯来，照耀我们幽暗的前途。“──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这样呼唤着，虽然是微弱的罢，听呵，从东方，从西方，从南方，从北方，隐隐的来了强大的应声，比我们更要强大的应声。“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周刊便叫作《狂飙》。”
不过后来却日见其自以为“超越”了。然而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终于使周刊难以存在，可记的也仍然只是小说方面的黄鹏基，尚钺──其实是向培良一个作者而已。[73]
黄鹏基将他的短篇小说印成一本，称为《荆棘》，而第二次和读者相见的时候，已经改名“朋其”了。他是首先明白晓畅的主张文学不必如奶油，应该如刺，文学家不得颓丧，应该刚健的人；他在《刺的文学》（《莽原》周刊二十八期）里，说明了“文学绝不是无聊的东西”，“文学家并不一定就是得天独厚的特等民族”，“也不是成天哭泣的鲛人”。他说──“我以为中国现代的作品，应该是像一丛荆棘。因为在一片沙漠里，憧憬的花都会慢慢地消灭的，社会生出荆棘来，他的叶是有刺的，他的茎是有刺的，以至于他的根也是有刺的。──请不要拿植物生理来反驳我── 一篇作品的思想，的结构，的练句，的用字，都应该把我们常感觉到的刺的意味儿表现出来。真的文学家……应该先站起来，使我们不得不站起来。他应该充实自己的力，让人们怎样充实他自己的力，知道他自己的力，表现他自己的力。一篇作品的成功至少要使读者一直读下去，无暇辨文字的美恶，──恶劣的感觉，固然不好，就是美妙的感觉，也算失败。──而要想因循，苟且而不得。怎样抓着他的病的深处，就很利害地刺他一下。一般整饬的结构，平凡的字句，会使他跑到旁处去的，我们应该反对。“‘沙漠里遍生了荆棘，中国人就会过人的生活了！’这是我相信的。”
朋其的作品的确和他的主张并不怎么背驰，他用流利而诙谐的言语，暴露，描画，讽刺着各式人物，尤其是智识者层。他或者装着傻[74]子，说出青年的思想来，或者化为渝腿，跑进阔佬们的家里去。但也许因为力求生动，流利的缘故罢，抉剔就不能深，而且结末的特地装置的滑稽，也往往毁损掉全篇的力量。讽刺文学是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戏笑的。不久他又“自招”（《荆棘》卷首）道：“写出‘刺的文学’四字，也不过因了每天对于霸王鞭的欣赏，和自己的‘生也不辰’，未能十分领略花的意味儿，”那可大有徘徊之状了。此后也没有再看见他“刺的文学”。[75]
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可惜的是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轻小了，使他为公和为私的打击的效力，大抵失在由于器械不良，手段生涩的不中里。[76]
向培良当发表他第一本小说集《飘渺的梦》时，一开首就说──“时间走过去的时候，我的心灵听见轻微的足音，我把这个很拙笨地移到纸上去了，这就是我这本小册子的来源罢！”
的确，作者向我们叙述着他的心灵所听到的时间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儿童时代的天真的爱和憎，有些是借着羁旅时候的寂寞的闻和见，然而他并不“拙笨”，却也不矫揉造作，只如熟人相对，娓娓而谈，使我们在不甚操心的倾听中，感到一种生活的色相。但是，作者的内心是热烈的，倘不热烈，也就不能这么平静的娓娓而谈了，所以他虽然间或休息于过去的“已经失去的童心”中，却终于爱了现在的“在强有力的憎恶后面，发现更强有力的爱”的“虚无的反抗者”，向[77]我们绍介了强有力的《我离开十字街头》。下面这一段就是那不知名的反抗者所自述的憎恶──“为什么我要跑出北京？这个我也说不出很多的道理。总而言之：我已经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游离了四年之后，我已经刻骨地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我只看见请安，打拱，要皇帝，恭维执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这都是奴才们的绝技！厌恶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鱼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呕吐，于是提着我的棍走了。”
在这里听到了尼采声，正是狂飙社的进军的鼓角。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78]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的希求温暖之心，也不过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Nihi-list）。巴札罗夫（Bazarov）是相信科学的；他为医术而死，一到所蔑视的并非科学的权威而是科学本身，[79]那就成为沙宁（Sanin）之徒，只好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了。但狂飙社却似乎仅止于“虚无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队，现在所遗留的，就只有向培良的这响亮的战叫，说明着半绥惠略夫[80]（Sheveriov）式的憎恶”的前途。[81][82]
未名社却相反，主持者韦素园，是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人，事业的中心，也多在外国文学的译述。待到[83]接办《莽原》后，在小说方面，魏金枝之外，又有李霁野，以锐敏的感觉创作，有时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但因此就往[84]往不能广，这也是孤寂的发掘者所难以两全的。台静农是先不想到写小说，后不愿意写小说的人，但为了韦素园的奖劝，为了《莽原》的索稿，他挨到一九二六年，也只得动手了。《地之子》的后记里自己说──“那时我开始写了两三篇，预备第二年用。素园看了，他很满意我从民间取材；他遂劝我专在这一方面努力，并且举了许多作家的例子。其实在我倒不大乐于走这一条路。人间的酸辛和凄楚，我耳边所听到的，目中所看见的，已经是不堪了；现在又将它用我的心血细细地写出，能说这不是不幸的事么？同时我又没有生花的笔，能够献给我同时代的少男少女以伟大的欢欣。”
此后还有《建塔者》。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
五
临末，是关于选辑的几句话──
一，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大约集成时本已各个不同，后来更各有种种的变化。在这里，一九二六年后之作即不录，此后的作者的作风和思想等，也不论。
二，有些作者，是有自编的集子的，曾在期刊上发表过的初期的文章，集子里有时却不见，恐怕是自己不满，删去了。但我间或仍收在这里面，因为我以为就是圣贤豪杰，也不必自惭他的童年；自惭，倒是一个错误。
三，自编的集子里的有些文章，和先前在期刊上发表的，字句往往有些不同，这当然是作者自己添削的。但这里却有时采了初稿，因为我觉得加了修饰之后，也未必一定比质朴的初稿好。
以上两点，是要请作者原谅的。
四，十年中所出的各种期刊，真不知有多少，小说集当然也不少，但见闻有限，自不免有遗珠之憾。至于明明见了集子，却取舍失当，那就即使并非偏心，也一定是缺少眼力，不想来勉强辩解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写讫。【注释】
本篇最初印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从一九一七年新文学运动开始到一九二六年十年间的创作和理论的选集，计分文学建设理论、文学论争、小说（一至三集）、散文（一至二集）、诗歌、戏剧、史料·索引等共十册，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出齐。鲁迅负责编选的《小说二集》，是那一时期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团体以外的作家的作品，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开始编选，至二月底选讫，五月间又最后删定，七月间出书，共收三十三位作者的小说五十九篇。
[2]《新青年》：参看本卷第74页注[3]。该刊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一七年一月）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第六号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
[3]苏曼殊（1884─1918）：名玄瑛，字子谷，后为僧，号曼殊，广东中山人，文学家。曾参加南社。著有小说《断鸿零雁记》等。《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四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月）发表他的小说《碎簪记》。
[4]陈嘏：当时的一个翻译家。《新青年》自创刊号（一九一五年九月）至第二卷第二号（一九一六年十月）止曾连载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和《初恋》。
[5]刘半农：参看本卷第73页注[2]。他所译葡萄牙席尔洼的小说《欧洲花园》发表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
[6]胡适：参看本卷第15页注[15]。当时他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者之一。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一九一七年二月）发表了《白话诗八首》，在第三卷第一号（一九一七年三月）发表过所译莫泊桑的小说《二渔夫》等。
[7]果戈理：参看本卷第148页注[5]。《狂人日记》，短篇小说，内容描写一个小职员因爱慕上司的女儿而发狂的故事。
[8]尼采：参看本卷第40页注[4]。这里所引的话见《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三节。
[9]安特莱夫（Л.П.Андреев，1871─1919）：俄国作家。作品多描写人生的阴暗面，有悲观主义气息。著有中篇小说《红的笑》等。
[10]《新潮》综合性月刊，新潮社编，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重要刊物之一。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于北京，不久主要成员傅斯年、罗家伦等赴欧美留学后，该刊一九二二年三月出至第三卷第二号停刊。
[11]俞平伯：浙江德清人。文学家。他的短篇小说《花匠》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一九年四月）。
[12]罗家伦（1897─1969）：浙江绍兴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客。这里指的是他的短篇小说《是爱情还是苦痛？》，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一九年三月）。
[13]易卜生：参看本卷第69页注[10]。他在《娜拉》和《群鬼》中提出了婚姻和家庭的改革问题；在《国民之敌》和《社会柱石》中提出了社会的改革问题。《娜拉》和《国民之敌》曾译载于《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号”（一九一八年六月）。
[14]杨振声（1890─1956）：山东蓬莱人，小说家。曾任北京大学、武昌大学教授。他的短篇小说《渔家》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三号，描写在渔霸剥削和警察勒索下的渔民的悲惨遭遇。
[15]汪敬熙（1897─1968）：浙江杭县人，小说家。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这里所说“好学生的秘密”，指短篇小说《一个勤学的学生》，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一九年二月）；“苦人的灾难”指短篇小说《雪夜》，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后来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三、二十四号（一九二五年五月）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瘸子王二的驴》等。他的短篇小说集《雪夜》收作品九篇，一九二五年十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16]欧阳予倩（1889─1962）：湖南浏阳人，戏剧家。《新潮》第一卷第二号曾发表他的短篇小说《断手》。
[17]叶绍钧：字圣陶，江苏吴县人，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著有童话集《稻草人》、长篇小说《倪焕之》和短篇小说集《隔膜》《火灾》等。
[18]《现代评论》：综合性周刊，胡适、陈源、王世杰、徐志摩等人主办的同人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底出至第八卷第二〇九期停刊。这个杂志的主要成员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原依附北洋政府，后来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
[19]《玉君》：一九二五年二月出版，现代社发行，《现代丛书》之一。作者在该书《自序》的末尾说：“先谢谢邓叔存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一遍。再谢谢陈通伯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二遍。最后再谢谢胡适之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三遍。”
按邓叔存即邓以蛰，陈通伯即陈源，胡适之即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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