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耀中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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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试读：
序言
徐惟诚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争取解放的科学，只有掌握了群众，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也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才能获得争取自身解放的锐利武器。
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以种种不同的方式不断走向大众化的曲折过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些胜利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大众化的过程是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挑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新的更大的发展，指导人们战胜各种困难，夺取新的胜利。
在这样的时刻，《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课题成果的出版发行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本书的研究采取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方法，尤其侧重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丰富实践的汇集、梳理，取材严谨，资料丰富而翔实，尤其是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不同形势和任务、人们思想困惑的焦点相结合，从而很好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统一的角度来展开叙述和论证，同时又侧重于大众化领域的重要经验教训。本课题研究对历史的经验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分析评估，不回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失误，甚至包括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失误。由此引出的结论也就更加可靠、可信。事实上，打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旗号散播伪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对马克思主义威信的损害是极其严重的。
立足于丰富的实践基础，本课题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大众化的一些基本经验，主要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尊重大众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主体地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遵循传播规律；以党内理论学习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基本经验，同时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本课题的作者崔耀中等同志大多长期在党的理论宣传和教学部门工作，长期宣传和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回答和分析各种现实问题的成功经验，使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这些基本问题具有切身的感受，叙述起来也就更加自然、明白、晓畅，这也是本书的一个优点。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大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升自身素质，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多。我们希望，也相信，会有更多深刻研究的成果问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一定会更加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一定会成为中国最广大人群的共识，指导着人们夺取新的胜利。2013年6月
绪论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来是党的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只有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真正理解、深刻把握并高度认同，进而使广大人民群众养成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自身社会实践的高度自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才能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才能实现。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群众，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证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成就党和人民伟大事业，不断开辟事业发展新局面的一个重要法宝和宝贵经验。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实践本性与大众化
大众性是理论本身的一种属性，任何理论都有一定程度的大众性，都有大众化的要求，完全自言自语、自说自听的理论是不存在的。一般说来，社会科学领域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创立，都是代表一个特定人群的共同利益和诉求。如果这个理论不能通过大众化的途径让这个人群中的大多数理解、接受，并努力地把它转化为行动的指南，那么这个理论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发展的源泉和创新的动力，最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能对社会生产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理论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大众性，也不在于需要不需要大众化，而在于大众性和大众化的内容和范围与别的理论根本不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所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所要求的。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使然。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来源于实践又归结于实践，它以改造世界为自己的理论归依，真正实现了理论探求上的理性尺度和价值尺度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集中表现在：基于现实物质实践基础和历史生成视野，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透彻的本质分析，将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换言之，建立在唯物主义之上的科学的实践观是这一科学理论的重要基石。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作为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一般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和立足于主观认识和客观实践的统一。首次提出科学实践观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在这一重要文献中，马克思强调，“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就从根本上指出了实践在历史以及人的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样重要的是，马克思强调实践的主要内容是生产劳动，实践的主体则是人民群众，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最终又归结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满足上来。完全可以说，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也是其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实践、运用于实践、发展于实践，并且最终由实践来检验，它在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同时，更注重通过实践改变世界。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或同一历史时期，也出现了各种在世界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理论和思潮，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有诸如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社会改造等理论和思潮，而且这些理论和思潮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着相当的社会影响，但显然这些理论和思潮在科学实践观上都存在致命的缺陷。无论是依靠在普遍理性或抽象人性的不断完善中探求人的解放路径的人本主义，还是寄托在权贵良心发现或绝对真理的自我表现上的空想社会主义，在社会实践中都注定要失败。经过历史的洗礼，显示普遍持久的生命力，尤其是体现在改造现实世界的作用意义上的，还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毫不留情地批判和反对通过自我意识的解放或劳动异化的自我扬弃来实现人的解放的理论思路和主张，它科学地阐明了思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把思想建树的基石立足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之上，不是从现实与预设的理想状态的表面冲突中，而是深入到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内部来寻找批判现实社会、分析社会矛盾的支点，并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中获得了揭示社会内在矛盾及其根源的现实前提，通过对现实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分析，科学地指出了人类解放的根本道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产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影响。正是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无产阶级事业得以克服种种障碍，尽管其间有挫折甚至失败，但最终使世界面貌发生重大改变，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它同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必须要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在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理论主旨和价值归依之下，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受压迫民众及其解放运动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切。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得到了真正的统一。这就为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实现解放指明了科学的路径。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致奥本海姆的信中就强调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以此来反对那种把理论同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分割开来的假激进主义。“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决定了它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它的生命力和真理价值只有在成功地指导实践中才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和具体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和批判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它们发现的动力正是源于对阶级对立日益严重，无产阶级受到严酷压迫，需要找到科学的解放之路的历史责任和现实关切。也正是在这两大发现之上，科学社会主义成为现实，而不再像以往那样“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最初都是互不相关的”。面对无产阶级的悲惨状况以及资本逻辑的高歌猛进，不在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过程中真正找到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及其出路，各种思潮和理论就不可避免地或走向纯粹形而上学的探求，或沦落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列宁曾经评价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是引导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创立的革命理论，阐明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指出了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毫不隐瞒自己的阶级立场，始终高举无产阶级革命伟大旗帜，把引领、指导、服务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理论和实践探索历史轨迹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一理论的深化和他们亲自参与并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之间的紧密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的大多数著作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等论战性和针对性很强，都是针对具体现实问题和斗争实践的观点阐发，体现着对无产阶级解放的强烈责任意识和历史担当。其中更不乏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以及《哥达纲领批判》等直接以那一时代的具体社会历史事件为材料来揭示历史运动规律及社会发展规律的光辉作品。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它的实践本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必须与时俱进的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之源、力量所在。只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不负科学和真理之名，才能实现其指导实践的作用。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真理不是抽象的、无条件的、绝对的，真理是个发展过程，一切要以条件为转移。从广度上看，它只是对客观世界的一定范围、方面的正确认识，有待扩展；从深度来说，它只是对特定事物的一定程度、层次的近似正确的认识，有待深化；从进程来说，它只是对事物的一定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有待发展。任何真理都有自己的特定的对象、范围和条件，如果超出这些具体的规定，真理就会变成谬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时间”意义上的发展，即由于时代和历史发展阶段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反映新时代的新内容，从而不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另一种是“空间”意义上的发展，即由于地域和历史条件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充实不同国家的新经验、新创造，由此形成了新的理论成果。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时间”还是“空间”意义上的“发展”，都需要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基础之上。人民群众是真正的历史主体，他们的社会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丰富的实践基础，并最终检验和实现这一理论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诞生后，随即在世界各地得到运用、验证和发展。1848年的欧洲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这些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在相当程度上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曾7次为《共产党宣言》作序，对其中不成熟的观点加以改进。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发表24周年时，马克思恩格斯为该文献再次作序，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从“两个必然”到“两个决不会”，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革命的设想到提出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从暴力革命到夺取政权的两种方式，从对未来社会的原则性描述到提出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从提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论断到论述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学说，从资本主义的私人资本到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从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到全面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与时俱进中得以生机无限，展现出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再放眼望去，在地球的东方，俄国的十月革命及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点和具体国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成果——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一一出现，并不断丰富发展。
综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只有，而且必须通过人民群众，通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以“大众化”的方式出场并不断开辟道路，才能体现其真理性价值，达成其革命性目的，实现其与时俱进的要求。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社会实践对真理检验、丰富和充实的过程，也是人民群众从中感受真理力量、掌握真理内容、推进社会进步的过程。因此，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其本质要求。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程度，取决于人民群众学习、接受并掌握这一理论的程度。纵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以掌握群众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它给自己提出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人民群众的科学理论武装，就是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实现理论的“大众化”与“化大众”的统一，从而发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的功用，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近百年的历史对此已做出了生动的诠释。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时代化与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根本上说是个实践性课题，是寓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中的，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事业目标的。这就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紧密相连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要指导实践，就需要反映实践，而且是特定时代条件和国情下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特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代表未来运动方向”的同时又必须代表现实的运动方向。唯其如此，马克思主义才是“立足于现实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指导实践。这实际上就提出了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将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结合起来的要求。于是，要促成马克思主义在实现指导社会实践意义上的大众化，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不同国家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揭示其中的客观规律，并运用各民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来阐述马克思主义，以实现具有特定国家和民族风格、特色、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大众化；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反映这个时代人民群众最新需要、回答这个时代提出的最新课题、适应这个时代发展最新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并实现其大众化。
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社会现实是实践的客观基础。只有随时随地从不同国家的特定历史条件出发，紧密结合多样多变的客观现实而灵活运用，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新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才能指导丰富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更不是什么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方法。任何认识都受到主客体状况的限制，受到社会实践水平的限制。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是充分吸收当时世界文明成果的科学理论。其产生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的来临。但这一理论同样不能穷尽真理。“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它“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对于这一点，恩格斯特别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他还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列宁也强调，“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因此，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反对认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主张认识要在实践的基础上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要使思想理论同变化着的实际相符合，以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即便对《共产党宣言》这样一部划时代的伟大文献，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应该根据实践的发展，对其中某些观点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他们一方面肯定这一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样具有相对性和条件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不掌握这一点，就谈不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运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强烈的实践本性，决定了它自身一定要关注具体的国情和时代特点，关注历史主题和任务的转变，并在这种现实关注中实现自身的与时俱进，在与时俱进中展现自己的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体现了真理的具体性。世界上没有抽象真理，一切以条件为转移。不论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只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实际出发，独立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他还说过，“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体现了真理的过程性。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所谓永恒真理。事物是过程，实践是过程，认识是过程，真理也是过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产物，但它之所以没有成为历史的陈迹，关键就在于它坚持在实践基础上的与时俱进，坚持民族化和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一个整体，这就要求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必须要有整体的视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着力于理论创新和发展，但不能自动实现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着力于理论武装和普及，而且着力于民族化、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和普及。民族化、时代化要求大众化，大众化能够进一步推动民族化、时代化，二者既相互衔接，又互为因果；既相互促进，又各有侧重；既不能等同，也不能相互取代。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在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理论准备的同时，内在地包含和提出了大众化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具有民族特色、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在指导各国特定历史阶段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更具指导意义。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得到科学理论武装的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更具自觉性和科学性，社会实践的经验积累和人民群众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理论的成熟与丰富以及新的理论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更高层次和更新阶段的民族化、时代化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绝不是简单的经典文本单向传播，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积累真理、检验真理，用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方式阐释真理、发现真理。由此，在大众化初期，作为“被唤醒者”角色的人民大众，其“历史创造者”的主体身份也愈加成熟。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传播者与创造者历史的统一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大众化和大众实践成就马克思主义创新的过程。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是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过程中的，并促成后两者的实现，三者在历史上的出场中是一体的。
要将理论要求转化为实践要求，“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面对复杂艰巨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必须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状况、实践需求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动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所要实现和能够实现理论武装，实现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一定是适应了实践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个主义满足了这个国家、时代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所以理论的“实现程度”才有可能是充分的。尽管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普遍的规律需要特殊的规律来表现和体现。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实践实际上是一个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具体化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道路探索问题。这就要求，在结合具体国情和时代特点条件下用不断发展着的和具体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在民族化、时代化进程中不断实现大众化，进而以科学自觉的群众性实践推动历史进步。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贯穿于无产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始终。每一次“结合”的提出和实施，在本质上都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都是围绕各个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展开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关系，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已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科学社会主义从无到有、从一国到多国的成功实践无不是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的产物。反之，这一结合如果做得不好，理论和实际出现脱节甚至背离，就必然不能很好地武装群众，实现科学理论的大众化。所以说，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一定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帝国主义时代，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指导俄国革命实践的列宁主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并在同错误思潮的斗争和革命实践中确立了其理论地位并成功地掌握群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的探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的有机结合，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思想学习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思想上的统一，并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业。
第三节 理论武装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群众的理论，它的科学性和战斗性彰显在亿万人民群众求解放、谋幸福的事业中。“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先进阶级和科学理论的结合使得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形成推动文明进步的强大力量。
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接受者、传播者。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然而，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要达到改造自然、改造世界、改造自身的目标，进而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跃迁，单凭分散的、盲目的、自发的探索是不行的。历史进步条件的形成是全方面的，科学理论的出现、传播和大众化是“历史合力”中极为重要的因素。无产阶级运动从自在走向自为，人民群众有意识地创造历史，必须依靠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进行社会实践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而被人民群众掌握了的马克思主义，则转变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掌握的人越多，就越能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解放的“心脏”——无产阶级，一定要对应上解放的“头脑”——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头脑”，就没有自觉的运动，就没有解放事业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科学理论武装的重要性。马克思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就提出了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以及革命实践的主体——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历史任务。早在1847年，在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第一个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党章《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就明确将“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作为党员的一个基本条件。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还强调，“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马克思还指出：“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1874年，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一文中再次强调，“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也强调：“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任务就是要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
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任务，马克思恩格斯不遗余力地宣传他们的思想，而且是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来对待。他们曾把正义者同盟于1840年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变成宣传教育工人的“大讲堂”，马克思还亲自给工人们作报告，对工人进行切合实际的理论宣传教育，引导他们逐步走进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指导无产阶级的斗争。他们还积极创办共产主义的机关报，如先后创办《新莱茵报》等，并以此为阵地，发表或刊载有关文章。他们还全力指导帮助各种工人报刊以及其他具有进步倾向的报刊，如英国宪章派报刊《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美国的工人报刊《革命》、《改革报》、《人民呼声》，德意志工人协会的《人民报》等以及美国《纽约每月论坛报》、德国《新奥得报》、奥地利《新闻报》、法国《改革报》等，坚持为它们撰稿。
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的现实前提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时代条件决定了社会主义意识不能在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该“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科学社会主义要“深入他们的血肉”，首先就需要培养他们的“理论感”。而群众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国情下的群众，他们的思想觉悟和理论认知是不能够超出其所在的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的。要让马克思主义从少数理论先贤和革命领袖走向大众，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就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转换，从理论话语、政治话语转向群众话语，实现理论的“通俗化”、“大众化”，以符合人民群众思维方式的形式，把深刻的道理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使抽象的理论思维转变为形象的生活逻辑，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过程中，灌输、宣传、普及和推广马克思主义，使之得到群众普遍认同，拥有并不断扩大群众基础，最终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掌握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何以必要”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何以可能”。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所以可能，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彻底性和抓住事物根本的理论，具备实现大众化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是无产阶级利益、愿望和要求的表达。作为对世界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反映，马克思主义是人的抽象思维发展到较高阶段，由对世界历史有着天才透彻理解力的历史性人物理性思维的理论成果，相对于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经验和直观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对于绝大多数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民群众而言，显得抽象和深奥也是在所难免。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朴实或朴素性。唯物主义是朴素、诚实而又彻底的。之所以如此，因为它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经验相一致。这种朴实或朴素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可能性。邓小平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朴实性和朴素性，不仅仅表现在其世界观、价值观的真和善，而且表现在其理论基本内容上的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践，表现在其理论风格上的简洁明快、坦率真诚和不加修饰。正是借助着一种精确、优美、富于激情的语言翅膀，马克思主义飞越英吉利海峡和阿尔卑斯山脉，在世界各地得以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所以可能和之所以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率先实现这种可能，更直接的原因在于它为当时的国家和人民所需要，人民群众迫切需要革命理论的启迪和指导，历史将马克思主义推向了前台，特别是对于被压迫民族和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除此之外，就中国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入世的文化心理、辩证的思维方式、对大同世界的追求更使得适合于中国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表达形式转化和内容具体化——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以及中国内容变得可行和丰富。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马克思主义要成为人民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首先要以通俗化和形象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由于理论本身具有抽象性的特质，特别是在基础理论层次方面更具抽象性，有其特殊的语言文字表达规范，这就需要有个话语转换。恩格斯指出：“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从自发的运动开始，工人阶级随着运动的发展而日益联合，并转向自觉行动，同时吸引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群众的广泛响应，是需要有先进理论的引领和武装的。这需要一个过程，特别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条件相对落后的国家，这一过程更具复杂性和长期性。这就需要通过理论“通俗化”来“破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革命领袖历来重视并且亲身实践理论通俗化，以实现理论武装群众，推动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就是马克思以1847年底向布鲁塞尔的德国工人协会作报告时的手稿为根据写成并刊载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坚持通俗易懂的原则，就是为了让广大工人群众明确地认清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自己的阶级利益以及在斗争中所要达到的目的。后来，还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过好几种单行本，其中也有经恩格斯修改并“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用”的新版本。恩格斯甚至还建议把《资本论》中的主要章节和观点改写成若干通俗的小册子，并就这个小册子的内容结构和写作构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作为带领人民群众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胜利的党的领袖，列宁也高度重视通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列宁强调：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坚决抛弃难懂的术语，外来语，背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等一系列重炮”。列宁毫不客气，甚至是愤怒地发出了“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的呐喊。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论列宁》一书中评价列宁“善于清楚、简单、具体、通俗易懂地向工人和农民讲解重要的和严肃的问题，同时又不造成任何的简单化和庸俗化”。
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倡导者和推行者，毛泽东堪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而且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亲自深入工农群众中间深入浅出地宣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四卷没有用什么艰深的理论词汇，却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阐释得淋漓尽致。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要让马克思主义群众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邓小平指出，抓思想政治教育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否则，就会误大事，要负历史的责任。他还强调学马克思主义要“精”、要“管用”，“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他以鲜活生动的语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所作的精彩论述对于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贡献，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江泽民也强调指出：“理论武装也好，思想政治工作也好，道德教育也好，都不能脱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都不能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而应该努力做到形式多样、生动活泼，为群众喜闻乐见，能够回答群众中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能够在群众的工作和奋斗中不断发挥精神支柱的巨大作用”。
基于以上对实现理论武装的理论和实践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具体时代特点和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根本的历史依据和前提，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践是其最基本的要求。需要提出和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根本而言是理论建设与理论武装的统一，仅从用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不完整，甚至是不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同特定的时代、民族和经济文化水平以及其他特定条件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中，通过通俗易懂的、新鲜活泼的理论转化形态和多样的传播方式走向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过程。换言之，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延伸体系向人民大众的宣传、普及和教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这就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什么”的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个鲜明特征和要求：其一，突出实践性，就是一定要面对实践，着眼和服从于解决特定国家和时代的问题。这要求理论要联系实际，在以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实现科学理论大众化，进而为无产阶级在各个国家和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服务，推动党和人民事业的进步。其二，重视通俗化，就是具体化、生动化，架起沟通理论与群众的桥梁。这就要求要贴近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社会现实，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的转变和传播手段的创新，以符合特定民族文化传统、思维习惯和接受方式，体现民族作风、气派和风格，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实现大众化。其三，坚持人民性，就是一定要面向广大的人民群众，使科学理论真正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并化为人民群众的理论和实践自觉。这就要求要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群众观点和实践观点，充分注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诉求，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实际的问题入手，把教育群众和群众自我教育结合起来，既“化大众”，更要“大众化”。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
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逻辑的必然，也是历史的结论。建党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得以不断推进。
一、“以俄为师”与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影响
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并不断传播和扩大影响，最终成为意识形态主导思想，是和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分不开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进程是在遭遇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这一外力作用下被开启的。鸦片战争的失败，彻底动摇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此后先进的中国人日益觉醒，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从“戊戌变法”进行社会体制变革到系统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制度，马克思主义伴随着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作为众多种西方新思潮的一种被引入国内。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时代条件，特别是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现实需要直接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时期的传播、理解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伴随着中国化的理论突破——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成功地在中国推进，并由此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由于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了“以俄为师”的特殊路径依赖，以至于在某些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简单化、教条化和实用化的解读，作为在根本上从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也出现相当多的问题，并带来了消极的实践后果。
马克思主义于20世纪前期传入中国之际，适值反帝、反封建斗争正酣，国人“救亡图存”、“救国图强”意识空前强烈，争取民族独立、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以及实现人民翻身求解放成为中华民族紧迫的时代课题。在磨难中前行的许多中国人把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看作拯救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伴随着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首先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理解、选择和接受，然后又走出书斋，迅速传播而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认识、接受，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先进思想武器，并作为一种强劲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影响着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以李大钊、陈望道、李达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借助日本学者的翻译、著述和理解，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介绍传播。与此同时，蔡和森、周恩来等赴法勤工俭学的优秀青年，也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欧洲，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并通过通信、通讯报道以及翻译法、德等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研究成果，向中国引入并传播马克思主义。须指出的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范围相当有限，其影响主要停留在理论界和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之中，当时并未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社会思潮。
马克思主义真正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之后。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同样落后的俄国进行了成功的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国家，它使得如饥似渴地寻找新的思想武器和革命理论的先进中国人看到了曙光和希望。“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随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共同作为有力的催化剂，使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在这个总的指导思想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解、传播和发展也采取了“以俄为师”的特殊路径。这样，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特殊路径依赖关系和理论后果。这种路径依赖关系主要体现在：其一，由于苏共和中共的特殊关系以及革命实践经验的不足，加之早期党的主要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等原因，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和传播受制于理论的“权威”，“权威传播者中心论”或“文本中心论”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以权威理论面貌出现的则往往是教条化、片面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以王明等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实际，致使中国革命屡受挫折。这背后还是当时党的理论水平有限，正确的思想路线没有形成并在实践中确立和成熟。直到毛泽东思想确立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有了科学的和现实的理论作为基础和前提，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有可能在革命事业中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去实现大众化。其二，随着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以及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建成”，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空前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大众化也进入了高潮。这一时期苏联国内正兴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马克思主义著作大量出版，教科书体系不断成熟，经过对不同学派的批判，斯大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特别是1938年9月，斯大林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权威性的阐述，并被作为联共（布）党的理论基础。这样，来自苏联、经过诸多学者不断完善并完成于斯大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体系，得以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其代表著作更是被迅速译介入中国。先进的中国人把来自苏俄，经由当时的苏联学者根据自身认识水平，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体制需要所理解、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教材体系当作了理论权威，成为中国人进行思想启蒙、培育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承担了中国人民学习、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载体和中介的历史角色与时代使命。不仅如此，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机构的设立、体制机制的确立和运作、方式方法的运用，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苏俄的影响。“以俄为师”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是历史的选择。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以俄为师”从总体上规制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和路径，但正如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由中国的同志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结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走出了一条中国之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中诞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理论成果，并在斗争实际中被充分认可和广泛传播。这是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轨迹。在这一曲折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以卓越的宣传手段使马克思主义赢得了群众，使之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出于指导革命斗争的需要和苏联教科书的影响，“以俄为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多地突出“革命”的目标取向，大众化的主要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也并没有全面、系统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走向大众的方式方法从总体上来说也是简单的。
二、中国社会主义探索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继毛泽东思想后，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这个理论成果，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要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
这一道路充满着艰辛曲折。建国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基础上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做了大量的有益探索，也取得了不少好的成绩和经验。建国以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也正是在这艰辛的探索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通过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历史观，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等活动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使之成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的主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就斐然。但需要坦诚面对的是，在应对“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上，我们党是留下很大历史遗憾的，犯了许多错误。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就是，没有实现好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由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上出现严重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不可避免地走进了误区。尽管建国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上也提出要实现哲学大众化、要学习辩证法等正确主张和意见，但由于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上出了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走了弯路，甚至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了严重挫折，一定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着眼于发展中国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目标上没能取得根本性的进展。一句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在这一时期的探索是曲折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实践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邓小平理论第一次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条件下，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阶段性特征，面临着新的历史任务和挑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深刻总结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借鉴世界其他国家谋求发展成败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思想。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思想物质基础、夯实政治理论基础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及其成果的宣传普及和教育活动以及在此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前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群众。“文革”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拨乱反正中再次起步并有力推进，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等，让人民群众从思想上认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从而为开辟和推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征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经历和成功应对苏东剧变的影响和挑战后，通过在全党和全社会兴起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与研究工程等，新的历史时期的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又受到了普遍的、深刻的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教育，与时俱进的多样的大众化传播手段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加走向深入，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为推进党的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提出及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展现真理的光芒，就必须中国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发挥对实践的巨大作用，就必须大众化。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这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群众的战略举措，是凝聚全党全国人民智慧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在党的十八大上，这一战略举措和任务又再次被强调。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任务，新的时代呼唤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走向新的历史阶段。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从狭义上讲，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广义上讲，还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由列宁推进到新阶段，并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加以中国化和发展了的理论观点与学说的体系，其内涵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与解放、建设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前进的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时空意义上的“当代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后一系列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科学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造。它们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始终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几大基本问题而展开、深化并不断丰富，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是党在各个历史阶段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根据实践和理论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以此对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成果做了一个科学完整的概括。十七大报告指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党的十八大又把理论体系的表述作了一定的调整，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提出，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动力。建党90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伟大胜利，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这是历史和时代的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没有这个指南或者偏离了这个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走向歧途，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面临危险。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要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巩固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深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工作。这是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提出的要求。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在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的同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新变化，各种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增多，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更加深刻复杂，综合国力和发展主导权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给改革攻坚带来新的挑战，新的五位一体的建设总体布局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也对思想、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人们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很容易发生的。在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面前，如何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科学回答当前出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形成推动事业前进强大精神动力的关键所在。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仍很激烈，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在新的时代条件与执政环境下，继续深入回答重大理论问题，加强理论阐释，使人民群众明辨理论是非，成为时代的课题。另一方面，经济社会转型加速使得各种问题相互交织叠加，矛盾日益错综复杂。面对诸多问题，人民群众如何看、怎么办，成为事关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对社会和人的冲击以及各种信息包括不同社会思潮的全方位形塑下，人们思想活动日益多元多样多变。统一思想的任务更加艰巨，难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与此同时，党的建设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大力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是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事业的关键。只有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才能明辨理论是非、澄清模糊认识，不会在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上误读误判，不会在热点难点问题上迷茫徘徊，从而筑牢思想防线，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不为风险所动，不为干扰所惑。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的指导下，全力投身改革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征程中，进而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一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艰辛探索
导言
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开始零星传入和译介到中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早期文献资料的积累。但是，不论是译介者还是接受者，都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而这种传入和介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直到五四运动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迅速接受和赞同马克思主义，率先实现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并自觉地在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群众基础、理论队伍开始初步形成，政党基础也在建立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才真正开始。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宣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有目的、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随着以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传播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初步展开，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一种科学理论走向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少数先进知识分子走向了广大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
大革命失败后，在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中，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纠正以往革命实践中的错误思想，明确提出了用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领导和武装群众的重大任务，创办各类宣传教育机构和阵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用极大的热情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特别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教育和引导群众，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在领导人民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战争的过程中，党积极开展了红色书刊出版发行工作、苏维埃教育事业和红色革命文艺工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和党的思想教育工作，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土地革命运动的同时，也在上海、北平、武汉等城市领导了进步文化界的文化活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大众化和哲学社会科学大众化运动，涌现出了瞿秋白、艾思奇、李达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创作了一大批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不同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并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为日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一步开展提供了资源、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及时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成立了专门机构翻译出版马列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基础，建立了严格的学习制度和系统的教育机构，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普及，党的有关领导和理论工作者也开展了行之有效的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宣传。在此期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也是一次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通过这次思想理论教育运动，党的领导干部、广大党员群众和知识分子，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著作，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更好地深入到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当中。此时，毛泽东思想深入发展，日益成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七大前后，全党掀起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宣传高潮，成为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适应重大历史转变的要求，及时开展理论宣传教育工作，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教育普及。
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把思想动员机制、政党动员机制和局部政权动员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同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把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同提高社会大众知识水平有机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日益走向革命实践，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一种自觉信仰力量。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早期开展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发展的重大历史性事件。20世纪前后，马克思主义开始零星传入和译介到中国。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队伍、群众基础初步建立，政党基础也在建立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宣传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有目的、有组织、有领导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初步发展起来。
第一节 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译介
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和译介到中国。但是，这种传入和介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只是一种不自觉的文化传递过程。尽管如此，中国人通过这些译介开始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大致情况，这就为下一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人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条件、积累了素材。
一、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零星传入
19世纪后期，一些洋务派思想家在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政治思想、重大政治活动的同时，开始零零星星地提到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提供了早期基础。19世纪70年代，中国早期改良主义代表人物王韬（1828—1897）在欧洲期间，经历和耳闻了巴黎公社的情况。他和张宗良合作在香港的《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报纸上，最先报道了巴黎公社运动的有关情况。江南制造局所编写的《西国近事汇编》，在逐周汇述西方各国的重要时事中，也经常记载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及共产党人的活动，在报道欧洲革命的时候，开始将共产主义学说引入中国的文化当中。他们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把社会主义译述为“主欧罗巴大同”、“贫富适均”、“贫富均材之说”；将共产主义翻译为“廓米尼士”、“康米尼”。中国早期外交家李凤苞在其《使德日记》（1878—1879）中，也介绍了德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他把共产主义翻译为“廓密尼士”，将社会民主党翻译为“莎舍尔德玛噶里”，他记述道：“‘莎舍尔德玛噶里’，各国皆有之”。
19世纪末期，中国人在翻译欧洲学者的著作中，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以及社会主义学说，他们或者是简单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或者是简单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个别内容，而这些翻译出来的文字，大都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别是有关大同社会、均贫富的观念等表达。1898年，胡颐谷将英国人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翻译成中文，以《泰西民法志》为名在上海广学会出版。书中专门有一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书中写道：“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他及他的同心朋友昂格斯都被大家承认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1899年，李提摩太节译了英国社会学家纪德的《社会的进化》一书的部分章节，其中个别地方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连续刊登了蔡尔康根据李提摩太节译章节所写成的《大同学》一文的前4章。同年5月，广学会出版了此书的单行本，共10章内容。在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名字的同时，称马克思是“百工领袖”，他们讲求“安民新学”，也就是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文中还专门有一段阐述恩格斯观点的话：“恩格思有言，贫民联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别禽兽，而不任人簸弄也。切从今以后，使富家不得不以人类待之也。”
上述这些节译的内容，初步涉及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其中不乏褒扬之词。从文化积累和知识介绍角度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引入，是有一定意义的，客观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流传空间，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影响的早期文献。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第一，这些被节译的著作，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作，而是别人的介绍，著作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介绍就是不完整、不准确的，因此不可能提供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第二，翻译者在进行文本语言转换时，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均贫富”、“安民养民”等观念来译述马克思主义概念，从而在语言转换之时就往往已经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意。第三，翻译者们只是在无意中摘译了与马克思相关的内容，而不是要主动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社会实践中。第四，这些译文用的都是文言文，在大众传播功能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辛亥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译介
辛亥革命前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陆续传入中国思想界，见诸中国知识分子的有关译文或自己的著作。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动机、不同的态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这些情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了早期的文化积累，为中国人正确理解和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化前提。
1. 留日学生翻译日本学者的社会主义著作
戊戌变法失败后，托古改制的思路显然已经走不通了，搬用资产阶级改良的路子也不行。此时，大量的在日留学生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在日本初步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大量译介日本人的社会主义著作和思想，形成了一次社会主义思想译介高潮。
早在19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就已经在日本出现。1898年，日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日本社会主义协会。1901年，幸德秋水、片山潜等发起成立了社会民主党。1904年，《共产党宣言》在日本翻译出版，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得到传播。当时，日本出版了大量的社会主义书籍。留学生主要是根据日本新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想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掀起了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和译介日文社会主义著作热潮，他们成立了第一个译书团体即译书汇编社，并在1900年出版了《译书汇编》刊物，翻译介绍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当时中国留学生翻译出版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著作有：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广长舌》、《社会主义精髓》，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1902年12月上海《翻译世界》杂志编译），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1903年3月广智书局出版），乌村满都夫的《社会改良论》，持地六三郎的《东亚将来大势论》，太原祥一的《社会问题》，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1903年2月《新世界学报》翻译），岛田三郎的《社会主义概评》，矢野龙溪的《新社会》以及英国人克喀伯的《俄罗斯大风潮》等。这些著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都有一定的介绍。这些著作的翻译，增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
需要注意的是，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都是直接从日本学者那里搬来，很少有自己的观点，而且他们所翻译的书中的观点并不完整准确，从而也就不可能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而且，这些学者本身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之，这个时候的马克思主义译介和流传，都是在少数知识分子、留学生中进行的，对于广大中国社会民众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充其量只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小众化而不是大众化。
2. 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
梁启超是最早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之一。他在自己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多次对马克思的生平、学说做过零星的、片段的介绍，从而使中国知识界知道了马克思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
早在1899年，梁启超就在《论强权》一文中对社会主义有所涉及。他认为劳力者反抗资本家强权的革命和妇女反抗男子强权的革命，是“不可避免之二事”。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三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他说：“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他在谈到马克思的观点时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1903年9月，他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介绍到社会主义时说，“夫帝国主义也，社会主义也，一则为政府当道之所凭藉，一则为劳动贫民之所持执，其性质本绝相反也，而其实行之方法，一皆以干涉为究竟”。1904年2月，他在《新民丛报》第46～48号合刊上发表《中国之社会主义》，介绍了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和马克思、拉萨尔的观点。文中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檃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
梁启超在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也从实际中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矛盾，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他还根据社会主义者的统计，得出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财产分配之不均，至于此极”的结论，因而提出“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社会之一大革命，其终不免矣”的感叹。但是，梁启超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是均贫富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当然，梁启超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不赞成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曾明确表达了自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态度，指出：“大抵极端之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则其流弊不可胜言。”他还把社会主义看作同基督教一样的迷信宗教。他说：“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
尽管梁启超本人并不赞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他也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质和基本内容，但是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却是有功劳的。作为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后也在苦苦寻找新的理论、新的思想，他在介绍西方各种思想流派的时候，没有特定的选择，而是客观地介绍和引进，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一同进入了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同时也为中国知识界进一步在这些思想中作出选择提供了早期的文献基础。
3. 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学说。1903年2月，马君武在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第11期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对马克思的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有所介绍。文中写道：“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马氏之徒，遂谓是实与达尔文言物竞之旨合。”在文末，他还列举了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拉萨尔、马克思等一些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如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及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文中误认为是马克思的著作）等。
孙中山为了寻找改造中国的道路，广泛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思想，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学说也有广泛接触，他曾在文章中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同盟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也以很大的热情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兴起了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派译介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当时，译介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叶夏声等。
1905年，孙中山在欧洲同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王德维尔德、书记胡斯曼会面时谈到，中国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平均资本”的纲领也就是社会主义者的纲领。他还指出，中国一方面要采取欧洲的生产方式，同时又要防止像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而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使中国的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三民主义理论，并把民生主义看作社会主义，这个认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基本信念。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更加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建立民国后，中国政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要实行社会革命，即实行民生主义，这种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1912年1月1日，《民立报》以《大总统与社会党》为题刊载了孙中山1911年12月30日同江亢虎的谈话。孙中山说他对社会主义“竭力赞成之”，希望对社会主义学说“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并说“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1912年4月，孙中山在其发表的《社会革命说》的演说中称，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以民族、民权为核心的政治革命已经完成，接下来的就是以民生主义为核心的社会革命了。“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社会党总部发表演讲，后被整理为《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一文。文中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作了阐说。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就是一种解决社会生计的政策，“至若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他认为，“马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他在文中大量解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公有理论多加借鉴，使之归纳入他的土地公有、资本归公的主张当中。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中，朱执信在《民报》1906年第2号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主义革命家小传》是非常重要的文献，特别是其中的《马尔克》一篇，对马克思、恩格斯及社会主义学说作了较详细介绍。文章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十大纲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历史地位。他认为，马克思“学理上之论议尤为世所宗者，则资本史及《资本论》也”。他还介绍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主要内容。他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凡财皆从劳动而出”，而资本家的财富来源就是剥削劳动者。朱执信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同空想社会主义的重大区别。他认为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是“空言无所裨”，马克思主义则“异于是”，从阶级斗争入手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根源，指出打破资本主义统治的途径。他在文章中阐明了自己介绍德国社会主义学说的目的在于使这种学说在中国民众中推广、被接受。他说，把德意志社会主义革命家“介绍于吾同胞”，其目的在于“所期者数子之学说行略，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也就是说，朱执信自己在传播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有了比较明确的自觉性和目的性，那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传播到人们的头脑当中，用这种学说为中国革命提供一种理论的参考和借鉴。除此之外，朱执信的《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叶夏声的《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廖仲恺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大纲》和《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胡汉民的《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等都构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文献。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在《天义报》上也介绍过一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中国社会党人江亢虎等也在他们创办的《社会星》、《社会党月刊》、《社会党日刊》、《新世界》等刊物上，宣传单税社会主义，译介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资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影响作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王缁尘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之学说》和《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两文，是民国初年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代表作。1912年5—7月，《新世界》杂志在1、3、5、6、8期，以《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为题，刊载了由施仁荣翻译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第一、二节和第三节的部分内容，这是恩格斯的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著作在中国最早的译本。
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和引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和观点也作出了许多较正确的阐释，并且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试图借鉴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尝试。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往往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同民生主义之间的界限，把马克思主义同民生主义等同，并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更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因此不可能得出真正的结果。
三、前期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条件
发生在20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五四运动之前的前期新文化运动，虽然没有直接同马克思主义发生关系，但是，它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主旨，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思想，开启了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传播创造了文化环境和群众思想条件；掀起了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形成了新的文体，为社会大众接触文化创造了基础条件，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语言条件；培育了一代具有开拓思想、敢于追求真理的青年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极其重要的理论队伍。从这个角度来说，前期新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的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1. 为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传播创造了文化环境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皇帝的统治，但是并没有完成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任务，封建专制并没有真正结束，封建军阀统治取代了封建帝制，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双重任务都没有实现。辛亥革命失败后，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经济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一步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在袁世凯复辟的潮流中，中国出现一股文化复古思潮，成为中国发展的文化障碍和思想藩篱。只有打破这种反动的文化倒退，掀起思想启蒙运动，才能推动中国思想进步和政治变革。
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宗旨就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对此，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得非常明白。他说：“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只有德、赛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前期的新文化运动以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对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进行了猛烈批判，为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传播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文化环境。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一方面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另一方面，对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主义道德文化进行了猛烈攻击，直斥这些文化教条是“奴隶之道德”。这一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巨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引进了民主、科学等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潮，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激起了人们争取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热情，推动了人们追求科学真理的愿望，破除了长期束缚中国人民思想的封建主义文化道德，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传播扫除了思想障碍，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思想文化环境和群众条件。
2. 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造了语言条件
新文化运动掀起了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语言条件。早在1887年，黄遵宪就认为语言和文字一致的国家，人民“通文者多”，主张改变旧文体，要使文字能够“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梁启超在自己的文本中创造了通俗流畅的“新文体”论说文。1898年，裘廷梁在上海《苏报》发表了《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一文，提出白话文的主张，明确提出要“崇白话而废文言”。1899年，陈荣衮也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中提出“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的主张。此后，白话报刊、小说等渐次流行，从而成为新文化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先导。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以“文学改革”为口号的白话文运动开始了。1917年，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明确提出进行文体改良。同年2月，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要改革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之后，一场以白话文为方向的文字和文体改革运动广泛展开，实现了中国的语言文字革命。
白话文运动虽然表面上只是一场文字改革运动，但是包含着极大的革命性因素，把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推进到了语言、文字、文学领域，为先进思想的传播疏通了语言渠道，打破了思想文化传播的语言障碍。文字的通俗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新思想、新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基础。如果没有这种新的文字和文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方面极大地受到文字本身的限制；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大众难以掌握艰涩的文言文，即便是马克思主义被引入到中国文化当中，也只能在少数文化人中传播，而不能进入到社会大众的思想当中。
3. 为马克思主义传播锻造了理论队伍
新文化运动锻造和培育了一批敢于解放思想、追求真理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为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传播创造了条件。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成为当时杰出的理论家，他们敢于破除旧的思想藩篱，大量引进各式各样的西方新思想，引导着当时的思想界不断走向思想解放。
尽管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后来发生了分裂，在进一步的思想发展中分道扬镳，但是他们对开启中国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和新的文化环境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他们所开辟和倡导的精神铸造了一代人的信仰和理论品格。毛泽东后来在谈到《新青年》对自己的影响时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毛泽东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觉得要改变中国现状，就要把改造哲学、伦理学同变化民质、改造国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相当普遍的。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新青年》周围迅速地聚集起了以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瞿秋白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知识青年，形成了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青年理论家队伍，他们在思想理论界开始崭露头角，这是一代真正有别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旧式士大夫的新人，他们很快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骨干，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
第二节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传播
五四运动时期，在十月革命的推动和感召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得到了迅速传播，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赞同和选择马克思主义，实现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并开始自觉地在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队伍初步形成，群众基础初步建立，政党基础也正在建立之中。
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救国救民的前途希望
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国救民，在世界上苦苦寻求适应中国革命需要的先进文化。以洋务派为代表的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代表找到了资本主义的技术理论和新学以图救国，失败了；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革命力量，找到了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作为太平天国革命的指导理论，失败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找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力求把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政治体制相结合来改造中国，失败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寻找到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民主思想，力求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来实现救国救民，也没有成功。也就是说，不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的宗教文化、资产阶级改良文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都不能够真正救国救民，中国必须找到最科学的、最先进的文化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正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苦恼彷徨之时，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这个消息犹如一声春雷，给苦苦寻求真理的中国人带来了希望和生机。俄国同中国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都是经济社会相对落后、封建主义文化和专制体制非常顽固的国家。俄国十月革命获得了巨大胜利，这无疑给中国人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和方向。
正因为十月革命对中国人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报以极大的热情，并从俄国十月革命那里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找到了自己要走的道路。
最能代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首推李大钊。他在1918年7月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分析了法俄革命的区别，阐述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和世界历史意义。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文章强调要迎接十月革命带来的革命曙光。他还说：“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11月，他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在文中，李大钊写道：“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在十月革命的带动下，将来的世界必将是赤旗的世界。在1919年1月的《新纪元》一文中，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是人类进步发展的曙光，给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
陈独秀也以极大的热情赞同和讴歌十月革命的道路。他于1919年4月在《每月评论》上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把十月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并称为“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
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化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俄国革命那里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价值和力量，从而开始把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发生重大转变，迅速接受和赞同马克思主义，实现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
那么，为什么同中国一样落后的俄罗斯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中国的辛亥革命却没有真正实现救国救民的目的呢？这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中国人对俄国革命的理解才更加深刻，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才更加直接。经过认真分析和深入思考，李大钊等人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这就是：俄国革命者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中国人却没有找到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用李大钊的话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这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十月革命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通过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其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
由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那里看到了前进的道路，把中国革命的前途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再从俄国革命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价值，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开始自觉赞同和选择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中国的指导理论。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道路、理论等方面作出了正确的抉择：走俄国的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旗帜、为指导、为理论基础，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是马克思主义掌握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开端。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阐述了唯物史观创立的重大意义以及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原理，阶级斗争的理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等等。该文的发表表明李大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在这个方面，毛泽东也是一个典型的代表。20世纪初，毛泽东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临的最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寻找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道路。在此之中，中国知识分子引进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道路，诸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改良主义等，毛泽东自己也尝试了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道路，但是都没有什么成效。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接受俄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在1920年12月给萧子升和蔡和森以及在法会友写的信中称，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在1921年1月的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对于中国社会必须进行大规模改造。在比较了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罗素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和列宁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等不同道路之后，他明确表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转变除了源于他所从事的社会斗争实践外，还源于他在1920年冬到1921年初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和《阶级斗争》三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这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来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他坚定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实际问题，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他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同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多次通信联系，商谈建党事宜。1921年1月，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毛泽东完全赞同蔡和森提出的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并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就是说，毛泽东在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后，完全被马克思主义所掌握、所征服，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自觉传播的开始
五四运动时期，在先进知识分子和进步团体的直接推动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被大量译介和出版。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和进步团体以及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阵地也逐步建立，并初步开展了用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工人的实践。
1. 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李大钊把他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其中还摘译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内容。之后，《新青年》杂志陆续译载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据统计，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该杂志先后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论文等共137篇。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先后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译文、倍倍尔的《傅里叶》一书的部分内容等。此外，北京《晨报》副刊刊登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其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部分内容；1919年5月到6月连载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文；6月至11月在“马克思研究”专栏中分183次连载了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译为柯祖基：《马氏资本论释义》）一书的译文。1920年8月，郑次川翻译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后半部分（译名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由上海群盆书社和伊文思图书公司联合出版。在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新青年出版社作出了巨大贡献，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季翻译、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1921年恽代英翻译、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都是由新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需要注意的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介绍都是自觉的、主动的，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早期形式和重要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献基础，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没有可供阅读的文本，所谓大众化是不可能的。
2. 建立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阵地和培训机构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各进步团体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图书馆和书社等纷纷成立。如1918年底李大钊、高一涵在北京大学创立的“马尔克斯学说研究会”，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创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18年4月毛泽东等创办的“新民学会”及1920年8月开办的“文化书社”，1917年10月恽代英等在武汉创办的“互助社”及1920年2月开办的“利群书社”，1919年9月周恩来等在天津创办的“觉悟社”及《觉悟》杂志，1919年王尽美等在济南创办的“励新学会”及“齐鲁书社”，1921年1月方志敏等在江西创办“改造社”及《新江西》杂志等。其中，“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设立了以“亢慕义斋”（“COMMUNISM”的音译）命名的图书馆，设有英、德、法三个翻译组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这是我国最早的收集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图书馆。长沙的“文化书社”，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经销马克思主义书籍164种，还有50种杂志和4种报纸。
随着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不断壮大和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这些进步团体逐步转变为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同时也更加明确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任务。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率先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发起创办《劳动界》周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是主要撰稿人。该刊是一份通俗工人读物，内容设有“演说”、“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界”等专栏，所刊载文章多生动活泼、短小精悍，以生动的事例揭露了资产阶级压榨工人的罪行，启发工人的觉悟。该刊共出版了24册，1921年1月终刊。1920年11月，陈独秀等人还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当时，该刊在全国秘密发行，李达任主编，陈独秀、李达、施存统、沈雁冰等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作为当时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该刊明确提出“跟着俄国共产党”，在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第三国际和俄国共产党情况的同时，还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和其他知识。该刊共出版6期，1921年终刊。1920年10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组织出版了《劳动音》和《工人周刊》，对工人进行教育，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后者销量最多时达两万份。这些组织和刊物，成为各地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织和基地。此外，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创办机关报《广东群报》，辟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工人消息”等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报道工人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6月，“广州省立宣讲员养成所”正式创办。该所是陈独秀在主管广东教育期间创办的一所新型公立学校。创办宣讲员养成所的目的是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培养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教育，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适应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需要的宣传员。宣讲员养成所是广东早期党组织的重要活动阵地，实际上是党培养理论、宣传干部的学校。其开创时期的教职员主要是广东早期党组织的成员，先后由陈独秀、陈公博主持，谭植棠任教导主任，谭平山等任教员。其教学的主要内容为反帝反封建、社会主义、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宣传方式等。
3. 用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工人
在五四运动中，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声势浩大的政治大罢工显示出崭新的战斗姿态。自此，“中国近代史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此时，革命斗争中的中国无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强烈的理论需要。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大力宣传“劳工神圣”，启发工人觉悟。特别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使得先进知识分子对工人的宣传教育更具组织性。
在上海，陈独秀出席有关工人团体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讲。俞秀松等进步青年深入工厂调查研究如何开展工人运动。上海的党组织还在小沙渡创办了工人半日学校。在北京，李大钊等人组织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研究，邓中夏等人还到长辛店工人中进行宣传教育。1921年元旦还开办了长辛店工人劳动补习学校，教员由北京党组织以北大学生会名义派出的先进知识分子组成，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与此同时，广州、武汉、郑州、长沙这些工人较集中的城市，在进步团体和早期共产党组织的组织下，先进知识分子以工人补习班、夜校等为阵地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如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民众夜校和青年补习班等。
四、在思想斗争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自觉宣传、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同时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也在中国思想界传播，并同马克思主义发生碰撞。随之，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关于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关于无政府主义问题的三大论战。在论战的过程中，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信念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同各种错误思想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赞同在中国实行暴力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倡导实用主义，宣扬通过社会改良解决中国问题。胡适在1919年7月的《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人们多研究些问题。该文发表的次月，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批驳。李大钊强调研究和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对于胡文提出的改良之路，李大钊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明中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之路只能是寻求革命。他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也发表《主义与努力》、《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等文章批驳胡适的观点和实用主义，并指出改革社会与行船一样，掌握方向与努力划船同等重要。胡适也多次发文进行针锋相对的辩驳，双方的拥护者也纷纷加入论战。这场论战是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一次反击，其争论的实质是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继该问题争论之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争论。1920年，张东荪发表文章，表示赞同英国哲学家罗素关于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的观点。该文及观点得到梁启超的积极回应，并表示赞同。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对于中国存在的问题，他们主张要依靠“绅商阶级”，通过发展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来解决，并强调世界上没有不通过资本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的。对此，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人纷纷著文反驳张、梁二人的观点和主张。他们指出，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且中国无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有强烈的革命需求，“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但要改变中国的贫困落后的状态，出路在社会主义。其中的一些文章还被编辑成《讨论社会主义专辑》。这一问题的争论从本质上说，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和需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争论。
在五四运动前后，以区声白、黄凌霜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这一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否定一切强权，认为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国家都是罪恶的根源，反对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鼓吹在社会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主张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对此，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以《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为阵地，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鼓吹作出了坚决回击，发表了《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新青年》还编印了《讨论无政府主义专辑》。他们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一切阶级国家的必经途径；不要国家、不要政权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有产阶级的恩人，无产阶级的敌人”；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使许多知识分子和工人逐步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经过这些论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得到进一步验证，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同时还吸引了一大批进步人士认同和接受这一主义，从而也使马克思主义从一种一般的社会思想上升为中国思想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主流思潮。
第三节 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初步开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有目的、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壮大，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不断提高，相关组织机构和制度相继建立与完善，宣传教育阵地不断扩大，党通过开办工人俱乐部、创办刊物、建立党校、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方式，充分发动和教育群众，同时积极捍卫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工农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把主要工作放在发动工人运动上。党的一大纲领明确提出推翻资本家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同纲领规定的奋斗目标相适应，大会要求党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在次年的中共二大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行动方针和革命任务，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在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很快出现蓬勃兴起的局面，并在1922年初至1923年2月形成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3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革命新局面迅速形成，再掀高潮，并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大革命”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农运动的结合中，马克思主义从五四时期的掌握先进分子发展到了掌握先进群众。
党高度重视工农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规定：在工人组织问题上，“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在宣传工作问题上，“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在工人学校问题上，“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例如，应成立‘运输工人预备学校’和‘纺织工人预备学校’等等”，“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在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问题上，“成立这种机构的主要目的应为教育工人使其在实践中能够实现共产党的思想”，这种机构的研究工作应分“工人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几类，“研究的成果应定期发表”，“应特别注意中国工人运动问题”。1923年6月，在党的三大上，陈独秀在谈到各地工会开展宣传工作时提出：“宣传工作进行得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特别指出“本党过去在职工运动中常因太偏重机关式的组织工作，竟使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以致基础不固”。
在建党前进步团体和党的早期组织开办工人夜校、补习班的基础上，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和革命斗争需要，党在工人中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不断深化，开办了大量的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如：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在补习学校的基础上，帮助长辛店工人成立和完备了工会组织，此后又将工会改名为工人俱乐部；1921年8月，在郑州工人夜校的基础上成立了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1921年秋，陈潭秋在武汉创办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此外，在长沙有泥木工会工人补习学校、缝纫工会工人补习学校及子弟学校、新河工人补习学校及子弟学校、工人特殊补习班等。这些工人补习学校除了识字辅导外，还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革命道理，成为提高工人觉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除此之外，一些高校进步知识分子也以开办夜校等方式对工人和平民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如：1924年6月成立的杨树浦平民学校由上海大学学生张琴秋担任校长，学生多为各纱厂的工人；1924年11月成立的民智平民学校负责人为杨之华、张琴秋等人，教学员唱《国际歌》，介绍俄国革命，用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启发工人觉悟；1924年在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基础上成立的沪西工人俱乐部，大多数老师是共产党活动较多的上海大学的师生，邓中夏、项英、蔡和森、恽代英、杨之华、李立三等都曾到俱乐部教书或演讲。在对工农群众进行教育中，党特别重视和强调通俗化问题。李大钊到郑州工人夜校发表讲话时这样启发工人：“工人两字连成一起就是‘天’字，工人是顶天立地的，劳动创造了世界”。
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学校。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在广州举办了一至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军占领武汉后，1927年3月至6月，在武昌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一时期，其他许多地方如广西、湖南、福建等也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或农民运动讲习班。农民运动讲习所名义上是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或各地方党部农民部主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负责，起着主导和核心作用。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至六届主任、所长均由共产党人担任，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由毛泽东主持实际工作，农讲所教员大多由共产党人担任。所教育的内容除了农民问题等，还有诸如帝国主义、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中国史概要等基础理论。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量的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运的发展。
二、出版机构和报刊的创办
党成立后，随即成立专门翻译、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机构，并相继创办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刊发了大量的理论宣传文章，由此也影响了社会上一些进步媒体对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参与。与此同时，一些宣传和培养马克思主义人才的学校和教育机构相继成立。
中共一大在通过的决议中特别强调了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并制定了宣传工作计划，规定中央和地方组织都要利用出版书籍报刊等方式，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使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深入人心。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1923年10月，中央成立了教育宣传委员会，隶属党中央，下设编辑部、通讯部、印刷部和图书馆等机构，各地方委员会也选出专人负责宣传教育工作。1924年5月，中央又设立了以蔡和森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以加强党内教育，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的影响，同时指导“各地参与国民党报纸的同志”的工作，等等。
1921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专门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社长由李达担任。1921年9月1日，《新青年》刊发了“人民出版社通告”，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共产主义丛书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设立了人民出版社，已经印行了马克思全书2种，列宁全书5种，共产主义丛书5种，共12种，各印行3 000册。1922年，人民出版社同新青年出版社合并，继续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3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了上海书店，主要任务是出版中央宣传刊物，先后出版《共产党宣传》、《社会科学讲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浅说》等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此同时，中央还高度重视发行销售网络建设。中共成立之初，《新青年》的销售网店已经遍布国内各大埠，在国外也有代派处。上海书店也在长沙、南昌、广州、太原、安庆、重庆、宁波等地设立发行机构。这都有力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由于当局对邮件检查日益严格，党报和党的信件不能通过正常的邮寄途径发行、传递，中共开始建立秘密发行网。1925年1月，中共四大规定党的组织部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设立一能够普遍地传布党的印刷品之机关”。1925年底，毛泽民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健全党报的秘密发行网。《新青年》杂志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就在中国思想界有着巨大影响，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党成立之后，《新青年》的党刊性质更加突出，1923年6月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刊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文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比如普列汉诺夫的《辩证法与逻辑》的全译本和阿多那斯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几个规律》节译本。1924年，《中国青年》杂志专门刊登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其中有《共产党宣言》、《工资、价格和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等16种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对每一本著作都作了简介，方便读者阅读这些经典著作。1922年9月，经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该报是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指导革命实践的同时，还承担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任务，刊发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批判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澄清理论是非做了大量工作。《向导》周报，初由陈独秀、蔡和森任主编，继之由彭述之、瞿秋白担任主编，主要撰稿人有蔡和森、瞿秋白、陈独秀、高君宇、彭述之等。毛泽东、周恩来、赵世炎等也在此刊上发表过文章。陈独秀在历时近5年出版的201期的《向导》周报上，共发表文章258篇。此外，《前锋》、《政治生活》、《中国青年》、《先驱》、《新时代》等刊物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阵地。
与此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教育和革命斗争需要，党及时调整大众传媒的定位，坚持分工与合作相统一。如：《新青年》季刊是“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1925年的《新青年》月刊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运用到理论和实际方面，作成有系统的多方面问题的解释”；《前锋》月刊是“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的研究宣传机关”；《青年工人》月刊是“青年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工人》应称为“党在职工运动中简单明了地解释理论策略描写各地工农状况的唯一机关，并须兼顾各地方的普遍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和影响下，一些非共产党主办的出版社和刊物也开始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发表马克思主义文章。例如，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李季翻译的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译名为《价值价格与利润》）、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施存统翻译的《马克思学说概要》和《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等书。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先后刊登了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和《改良与革命》，河上肇的《资本制度解说》，列宁的《共产主义与社会的进化》、《帝国主义论》和《马克思政治学》（即《国家与革命》）第一章，恩格斯的《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等著作。北京的《今日》杂志明确提出自己以介绍和翻译马克思主义学说为职志，曾经刊载过《资本论》的部分内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1、5、6、9章的译文。
三、党校等教育宣传机构的建立和工作开展
党高度重视运用办党校的形式培训干部，加强党的思想和理论建设。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从此，“党校”一词开始在党的文献中出现。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再次提出“党中教育机关除支部具其一部分作用，另外于可能时更有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或各校临时研讨会，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之必要。而党的中央机关亦宜注意到统一的材料之供给”。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各地党组织先后开办了地方党校和高级党校。
1924年，中共安源地委和共青团安源地委合办了中共安源党校（亦称青年团安源地委党校），刘少奇任校长，这是中共最早的地方党校。安源党校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班，分别招收工人中的党、团员和学生中的党、团员。刘少奇、汪泽楷、任岳、萧劲光等任教，教授课程主要有瞿秋白、王伊维所译《政治经济浅说》、《俄共党史》、《少年运动史》等。每期2个月，每周授课3次。1925年9月，安源党校在北洋军阀逼迫下停办。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成立后，即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办区之下的高级党校，以“造成能够办党的能够做成负责任的工作的人才”的决定，着手在北京开办区委党校。应李大钊要求，中央决定派罗亦农主持北方区委党校工作。罗亦农担任校长，教员有赵世炎、陈乔年等。第一期学员近百人，来自北方区委所辖各地党团骨干。党校对外公开名称是“北京职业补习学校”，并向当时的北京市教育局申请了注册。李大钊出席了开学典礼，并发表了重要演说。北方区委党校师资力量雄厚，罗亦农讲授政治经济学常识、历史唯物主义和世界革命史，赵世炎讲授列宁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职工运动和农民运动，陈乔年讲授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党的建设和世界革命形势、国际工运，萧子璋讲授共青团的任务和学生运动，刘伯庄讲授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问题。第一期学员经过3个月的学习后结业。由于北京的政治环境日趋恶化，北方区委党校没有能按原计划长期办下去。此外，1926年，中共江浙区委党校、湖南区委党校、上海区委党校、广东区委党校、“两湖”党校等纷纷成立。这些党校存在时间虽短，但为北伐战争、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大大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与此同时，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培养马克思主义人才的学校也相继建立。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任教导主任，后聘请李达任校长。学校主要组织学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讲授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发展史等，并探讨中国革命问题。1923年4月，自修大学创办《新时代》校刊，创刊号上发表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以及《哥达纲领批判》等译文。此后，还刊发《马克思学说与中国》、《共产主义与经济进化》等文章。自修大学还为文化水平较低的革命青年设立了补习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还把《向导》、《新青年》等党、团刊物作为课外必读刊物。1922年10月，上海大学成立。邓中夏任校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陈望道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学校的教师大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学者，学校所讲授的课程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有关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当时，上海大学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和革命人才的重要阵地。
四、党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阐释
早期的共产党理论家们在翻译和引入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同时，还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学习和运用，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宣传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文章，特别是出版了《史学要论》、《现代社会学》等中国理论家自己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这也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者的理论水平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意识与能力不断提高。
1924年5月，李大钊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这是中国理论家出版的较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这本书中，李大钊把唯物史观贯穿到自己的史学研究当中，以唯物史观来指导中国革命，并推动史学革命，对历史学的对象、方法、任务、目的等方面作了很好的理论阐述。书中，李大钊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指出了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华民族的历史，同时还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史。他指出，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就要发现和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在阐述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李大钊还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分析了历史发展的曲折前进性，阐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陈独秀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以中国人熟悉的语言把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概括为两大精神，一是实际研究的精神，二是实际活动的精神。为此，他提出要按照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来研究学问，研究社会上的各种情形，特别是要研究当下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同时要像马克思那样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真正在实践中发挥马克思的实际活动的精神。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陈独秀概括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等理论，阐述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作了较好的分析。
在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发表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等著作，翻译了《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以及大量的理论文章。在这些著作文章中，瞿秋白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尤其是在《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中，大量摘译和介绍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思想，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建党后，李达先后在《新时代》刊物上发表《何谓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等文章，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及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驳斥胡适等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辩护的谬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基本理论，阐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现实基础，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指导意义。1926年6月，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由湖南现代丛书社出版。这本书是李达在党的早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的重要著作，旨在宣传唯物史观，为中国人民提供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此书共18章，约17万字，重点是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主要包括“社会之本质”、“社会之构造”、“社会之起源”、“社会之发达”、“国家”、“社会意识”、“社会之变革”、“社会之进化”、“社会阶级”、“社会运动”、“帝国主义”、“社会之将来”等章节。《现代社会学》是李达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对于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此书出版后，在先进知识分子和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1926年到1933年印行了14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党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任弼时的《马克思主义概略》有必要特别强调。这是一篇具有“大众化”的风格的文章。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7周年，1925年5月，任弼时撰写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概略》一文，文章以通俗化的风格从“马克思主义的由来”、“马克思与达尔文”、“唯物论哲学”、“辩证论”、“价值论与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学问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等方面，比较完整而又通俗易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及其发展的情况。这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著作，反映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已经比较全面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能够用适应中国社会大众特点的方式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
五、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更加明确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及其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也开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力图攻击马克思主义并降低它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积极应对这种挑战，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激烈论战，在论战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地位，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扩大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大众的影响。
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思想论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二是对国家主义的批判；三是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首先是在以梁启超、张君劢为代表的反科学的所谓人生观派同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所谓科学派之间展开的。前者以柏格森理论为基础，认为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的，是科学所无法解决的，而且西方的科学之梦已经破产，必须恢复中国的孔孟思想，复活宋明心学。后者则以科学万能论为武器，认为科学方法是普遍适用的，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个争论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延续，但是包括科学派在内的思想界，所坚持的理论观点都是不正确的，丁文江以所谓的“存疑唯心论”为理论支撑，胡适以实用主义为理论支撑，他们在社会历史观上都是唯心主义的。在论战的第一阶段以科学派的胜利结束之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参与进来。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的序言中，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既批判了张君劢的自由意志论，也批判了丁文江的存疑唯心论和胡适的多元论历史观，在他们发表答辩文章之后，陈独秀又发表了《答适之》、《答张君劢及梁任公》，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关系、唯物史观等思想，批判了他们的错误思想。与此同时，瞿秋白发表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等文，对唯心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想进行了批判，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与必然、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理论。
国家主义思潮在西方出现已有多年，从19世纪初期拿破仑入侵德国开始，国家主义就被费希特等人所鼓吹。五四运动时期，国家主义思潮随着各种西方思想进入中国思想界，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天启等的鼓吹下，国家主义在中国的一些青年人中间开始有一定的影响。国家主义派的理论家们在1924年10月创办了《醒狮》周报，宣扬国家主义学说，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从1925年开始以《中国青年》、《向导》等为阵地，对国家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针对国家主义强调所谓的“阶级合作”、“全民革命”、超阶级的国家观、“外抗苏俄”等主张，以瞿秋白、任弼时、恽代英、萧楚女等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斗争思想、国家学说和国际主义思想，同时进一步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猛烈批判下，国家主义很快就失去了思想市场，人民群众对其主张不再迷信，就连原来坚持国家主义学说的一些青年理论家也纷纷觉悟，离开了国家主义派。
戴季陶主义是在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产生的代表国民党右派主张的思想体系。1925年6、7月间，戴季陶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抛出了戴季陶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理论。戴季陶主义出现之后，以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在《向导》、《中国青年》等刊上发表批判文章，从哲学、政治、组织等不同方面对戴季陶主义进行深刻批判，并在批判的过程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针对戴季陶攻击唯物史观、反对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革命、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恽代英在《唯物史观与国民革命》一文中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方法，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瞿秋白还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长文。文章从理论上、政策上、组织上、政治上系统批判了戴季陶主义，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阐述了共产党的基本主张。
第三章 土地革命运动中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和马克思主义传播
在领导广大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以极大的热情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在新的革命形势和任务面前，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用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领导群众的重大任务，创办各类宣传教育机构和阵地，以通俗化的风格和简明化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广大党员和人民大众的头脑当中，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第一节 革命新道路的探索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形势、新任务
大革命的失败，使党认识到政权问题、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本国国情，实事求是，成功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一道路也给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
一、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
随着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中国革命迅速由高潮转入低潮。大革命失败后，走什么样的革命新道路成为党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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