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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22 03: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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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小民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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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世界的第一本经济学书

读懂世界的第一本经济学书试读:

经济向钱看

市场经济改革之初,有学者提出,市场经济就是“向钱看”的经济,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应该承认,这种简单化的说法对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宣扬“重义轻利”,似乎只有为什么主义或理念奋斗才崇高,一谈到钱或利就俗不可耐了。所以,尽管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交换到各种享受,人人内心里都爱之甚深,但却要装出一副“疾钱如仇”的样子。文雅点的把钱称为“阿堵物”,直白点的把钱称为“铜臭”。说的和做的完全是两回事,这就是传统文化道德的伪。计划经济下,我们也是重精神、轻物质。钱似乎成了万恶之源,谁要强调一下与钱相关的物质激励,就被指责为金钱挂帅、修正主义。

对钱的这种错误认识使社会不能建立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资源配置失误,生产效率低下。人人都不敢说钱,人人都没有钱。说起来是社会平等,实际上是共同贫穷。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从讲“钱”、调整经济利益关系(就是钱的关系)开始的。商鞅变法、贾探春掌管荣国府、赫鲁晓夫在20世纪60年代的试探性改革,以及中国最早的包产到户,莫不如此。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把利润(金钱)作为企业提高效率的“牛鼻子”。对金钱的态度往往成为保守与改革的分水岭。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位学者在改革之初强调人们敢于“向钱看”,是进步的、有意义的。把市场化经济改革简化为“向钱看”固然片面了一点,但当年这种矫枉过正的说法还是有震撼意义的。矫枉必过正,正是这样吧。

但是,矫枉过正的极端说法毕竟不是科学的观点。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可以从一个极端的口号开始,但如果不回归到科学的态度,则会随风而过,甚至产生破坏作用。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来以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向钱看”这个口号。

市场经济当然要讲“钱”。对社会来说,“钱”或者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经济状况的最重要指标。对企业来说,“钱”或者利润是经营好坏的最重要指标。对个人来说,“钱”或者收入是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指标。“钱”作为可衡量的物质利益或财富,能推动社会进步。“钱”并不低俗,也没有什么罪过。

然而,“钱”并不是市场经济的一切。从本质上说,自由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概括了市场经济的实质。市场经济要使整个社会福利不断提高,或者说使每个人的物质与精神享受增加。“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或基础,但并不是这个目标本身。把“钱”作为市场经济的中心和全部,往往会引起不合意的结果。一个社会把GDP作为唯一目标会引起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平加剧等问题。结果GDP增加了,“钱”多了,人民未见其幸福。一个企业不惜一切手段追求利润,甚至突破了法律和道德底线,在某一时期内会得到大量“钱”,但绝不可能基业常青。一个人只知道赚钱,“钱”再多也谈不上“幸福”二字。完全用“钱”去引导一切,这个市场经济就会脱离它的终极目标、脱离正常发展的轨道。其结果必然是一场社会灾难。“向钱看”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推动社会前进,也可以摧毁一个社会。

市场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向钱看”的经济。市场经济讲“钱”有三个重要前提。一是立法。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用法律来维护社会秩序。赚钱是正当行为,但如果用违法手段去赚钱,如走私、贩毒、侵权、造假,就不是我们提倡的正常的“向钱看”。二是道德。市场经济不仅讲“钱”,还讲一切美好的东西,如对社会的责任、对其他人的同情、没有金钱利益的见义勇为、人与人之间纯洁的友情,等等。为金钱而抛弃一切,为金钱而突破道德底线,绝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市场经济。三是公平竞争。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把“钱”(利润或收入)作为一种引导,才会有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因为竞争是效率的来源。如果存在垄断,垄断者“向钱看”,看到的只有它自己的“钱”,而无助于效率提高。不讲这些前提,简单地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向钱看”,其不利于社会进步的那一面刃就要危害社会。

中国是一个“口号化”的国家。“口号化”的特点就是把那些本身并不错的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从而引起很坏的结果。强调市场经济要“向钱看”并不算错,但成为一个简单的口号,忽略了它本身许多至关重要的内涵时,就产生了许多倡导者意想不到的结果。社会“向钱看”,就有唯GDP论;企业“向钱看”,就有伪劣产品;个人“向钱看”,就有种种诈骗事件;甚至医生、教师也“向钱看”,就有收红包、乱收费了。“向钱看”到了这个地步,就糟蹋市场化的名声了。“口号”害人,“口号”误国,现在是该清理一下包括“向钱看”在内的“口号”的时候了。

GDP不是万能的

有一阵子,人们对GDP爱得要命,唯GDP论英雄,为追求GDP增长而舍弃一切。这阵GDP热过去之后,人们发现,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了、环境污染加剧了,于是又开始恨起GDP来,倡导不具操作性的绿色GDP,甚至要取消GDP。这GDP到底怎么了,让人爱来,又让人恨?

其实GDP仅仅是衡量一国整体经济状况的一个数字指标,爱与恨都大可不必。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和企业都要根据整体经济状况做自己的决策,政府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势态制定政策。这就需要一个具体的指标来反映整体经济运行状况。而且,这种指标必须具体、明确,让人一看就懂。于是经济学家建立了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创造了GDP这个指标。自从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建立这个体系以来,GDP这个指标一直在使用和改进中。应该说,GDP是能基本反映一国整体经济运行状况与历史趋势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为公众接受的另一种指标体系来替代GDP,也没有一个国家不使用GDP这个指标,或有放弃GDP统计的计划。人人都用这个指标,我们有什么理由放弃?

经济发展的基本目的是提高所有人的福利。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或者从世界各国来看,GDP增长与人民福利的增长是同方向变动的。GDP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这代表一国的经济实力和财富,是人民福利增加的基础。没有GDP的增长,绝不可能有福利增加。追求GDP是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何罪之有?

当然,还应该强调的是,GDP并不是衡量一国经济和人民福利的完善指标。首先,GDP的统计并不是准确的,难免有重复计算或遗漏。GDP是计算物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不进入市场交易的物品与劳务就无法计算进去。例如,毒品、娼妓等非法交易;虽然合法但为逃税而产生的地下经济及相应的灰色收入;自我服务的家务劳动或自给自足的物品生产,等等。法治越不完善,市场化程度越低,GDP遗漏的就越多。据经济学家统计,就全世界而言,这一部分占GDP的2%~7%。而且,经济越不发达,这一部分越大。

其次,GDP没有反映出为增加GDP而付出的代价。例如,在GDP增长的同时环境恶化了,自然生态破坏严重,资源枯竭。这种代价无法算入GDP中,但对人民福利有负面影响。再如,当把更多资源用于军备时,GDP也会增加,但GDP反映不出用于提高人民福利的物品与劳务的减少。正基于这个原因,经济学家早就区分了反映生产水平的GDP和反映人民福利的净经济福利(NEW)指标。

最后,GDP是总量指标,不能反映收入分配状况。在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随着GDP增长,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象。这时,GDP增加反而会引起人民福利的下降。GDP也好,人均GDP也好,都无法反映收入分配状况,从而出现“富裕中的贫困”这种不正常现象。

由于这些原因,各国都不把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状况的唯一指标。在衡量经济与福利状况时还有物价指数、失业率、贸易总量、人均收入、环境污染指数、基尼系数等指标。同时,由于各国市场化程度不同、汇率不同,也很难仅仅用GDP来比较各国的经济与福利水平。

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GDP这个指标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也在努力地完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和GDP指标。但仍然是理论上的分析多,实际的可操作性小。例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提出了净经济福利这个指标,但至今仍没有一套可以操作的计算方法,至今未被各国和联合国统计当局采用。至于绿色GDP云云与净经济福利指标也并没有什么根本差别。在没有更好的、可替代GDP的指标出现之前,我们还不得不用GDP。无论你爱GDP也好,恨GDP也好,使用GDP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对我们国家来说,不是要不要用GDP指标的问题,更不是用绿色GDP来代替GDP,而是要完善GDP统计工作。从以往经济普查之后中国GDP数字较大幅度的调整来看,GDP的统计工作还有缺陷。总体上是低估了,但不同省份有的遗漏较多,有的还有“注水”。这就要严肃统计工作立法,更全面、准确地收集统计资料,并运用更先进的统计技术手段,使GDP更真实、更准确。GDP越接近于真实,经济政策的失误就越少。

这些年来,中国GDP的增长率相当高,但由于底子薄、人口多,GDP总量和人均GDP都不高。因此,追求GDP增长、保持较高的GDP增长率,仍然是重要的。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却是万万不能的。和谐社会的建立,GDP增长还是基础。我们要纠正的是唯GDP的那个“唯”字。这就是说,我们在追求GDP的同时,要注意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并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如果把唯GDP作为“右”,把放弃GDP指标作为“左”,在GDP问题上就要既反“左”又防“右”,走一条中间路线。

未来不是预测出来的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他的《通论》中集中分析了短期宏观经济。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分析长期问题时,他回答了一句:长期中我们都要死。

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时间越长,这种不确定性越多,无法预测的突发随机事件也越多。因此,在经济学家所做的许多长期预测中,正确者极少。“二战”之前,汉森等一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长期停滞论”。他们预言,战争结束后军备开支急剧减少,总需求会严重不足。因此,在从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时,经济会出现一个相当时期的低迷,甚至停滞。从理论上看,这种预测没有问题。但结果,这种长期停滞并没有出现,战后整体经济是繁荣的,即使在战争刚结束的一段时间,经济也没有出现他们预言的严重衰退。这是因为他们当时没有预料到战后的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国家干预经济,用政府公共工程支出来代替军备支出,总需求不仅没有减少,还有所增加。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当权时实行的高速公路计划就强劲地拉动了经济。二是“二战”结束并不是战争消亡,军备支出减少。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而且,冷战引起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

长期停滞论者当时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以后世界的这些变化,预测当然落空了。

长期停滞论是根据经济理论从逻辑上推导出来的,依据并不充分。如果运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大量翔实的数据,预测的结果会如何呢?

20世纪60年代后期,面对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严重,不少人对人类未来的前途忧心忡忡。1968年,意大利菲亚特董事长邀请西方国家的科学家、经济学家等各界学者讨论人类的未来,这就是著名的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委托计算机专家麦多斯对人类未来进行预测。这种预测结论就是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麦多斯把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作为制约人类未来增长的五大因素,建立了一个反映这些因素与增长之间关系的反馈环路以及相关模型,并代入各种实际数据进行运算。结论是如果照现在的方式增长下去,人类将在2100年之前崩溃。唯一的出路是在1975年停止人口增长,1980年停止工业资本增长。但从这些年来看,人类并没有停止人口与工业资本增长,也没有人类崩溃的预兆。这种对人类未来的悲观预测被称为“带计算机的马尔萨斯”。如今人们都很少谈起这种预测了,因为模型没有考虑到以后发生的许多事件,尤其是各国政策变化与技术进步。

让我想起这些失败的长期预期的是一份《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这份报告预期,到2050年,中国人的最低工资按2002年价格要达到1300美元,信息化率达80%,出国旅游率达50%,汽车普及率达50%,等等。看了这份报告,未来真的很好,但网民的评论是“画明天的饼,充今天的饥”。

写这份报告的研究小组似乎就是以“画明天的饼”为己任。他们的同类报告甚至预言了哪一个城市将在哪一年进入现代化。学者对此的反应也是批评者居多。

这些专家学者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运用先进技术所做出的预测为什么被人们嘲笑?他们预测的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但这几十年间的变数太多了。退回过去,谁敢想象中国会走市场经济之路?谁能想到“非典”的流行?想想过去发生了多少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而这些事件对经济的未来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谁又能想象出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事件,这些事件对中国未来的走势又会有什么影响?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切都在出人意料地变化。任何一个模型,即使包含了随机变量,也难以对较遥远的未来做出接近实际的预测。

这个报告是根据现有的数据资料预测未来的。这世界是一个变动的世界。我们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不可预期的因素更多。用现在已知的情况去预测未来,颇有点刻舟求剑的传统。这样的结论如何让人相信呢?根据《报告》提供的预测数字,在2050年我们可以达到现在美国的水平;有些指标,如绝对贫困为零,养老、医疗保险覆盖率达百分之百等,还超过了美国。但千万别忘了,现在我们比美国落后100年,用40多年就赶上,甚至超过现在的美国,是不是又有点想跃进了?

绝大多数人并不相信2050年最低月收入可到1300美元,这种预测也并不能鼓励我们的斗志。如果这种研究是个人进行的,他用自己的钱也就罢了。但这个项目是国家资助的,参与者都是领国家的工资、花纳税人的钱。把并不多的研究经费用于这种遥远的未来,不如去研究近一二年中的现实问题,如资源和环境制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等等。

中国美好的未来不是预测出来的,是干出来的。画一张明天的饼,不如踏踏实实地做好今天的饼。

别把模型当个宝

偶尔翻一本杂志,看到国内一家颇负盛名的学术机构和香港合作对2005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测。据他们的预测,2005年下半年GDP增长将以7月份为拐点,呈现下滑态势。全年平均增速8.6%,消费物价指数持续下降,第三、第四季度为负数。

2005年已经过去了,结果与预测相差甚大,全年的增长率为9.9%,经调整后又为10.2%。整个经济在持续上升,根本没有拐点和下滑的迹象。消费物价指数并不高,但并没有出现负的情况。两家权威的学术机构、一批学富五车的海归学者,为什么对半年内的经济走势做出了如此错误的预测呢?

据报道,这个预测依据了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由于它据称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得到了国内相当一批学者的支持和认可。所谓“科学的基础”就是用经济计量模型“依靠机器算出来的冷冰冰的数据”。如此科学的工具居然得不出科学的结论,我们不得不问,这种工具到底有多少科学的成分?

经济学家经常用数学工具来研究经济问题。其中运用最广的就是编制经济计量模型来预测未来经济走势,或者检验经济政策的效果。应该说,这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首创经济计量模型的两位经济学家弗瑞希和丁伯根获得了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获奖的经济学家至少一半以上与经济计量模型相关。国外经济学家运用经济计量模型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根据这类模型所进行的预测正确的比例也相当大。把经济计量模型作为“科学基础”也并不为过。但为什么这种“科学基础”运用到中国,预测并不长远的经济走势,就不“科学”了呢?

运用经济计量模型要能得到大体上正确的结论,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这个模型所反映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要是正确的;二是代入这个模型中的数据要是大体正确的。如果这两个前提不存在,模型的“科学性”就会变成“不科学”。预测2005年下半年宏观经济走势的模型变得“不科学”,正在于缺少了这两个条件。

经济计量模型是用数学公式来表述所涉及的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差别相当大。现在的各种经济计量模型都是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国情编制的,并没有普遍的适用性。例如,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利率变动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投资的利率弹性大。但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国家,尤其在政府做出重要投资决策、私人投资并不重要的情况下,利率的变动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就不密切了,或者说,投资的利率弹性小。如果把表示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的利率与投资关系的模型运用到市场化程度低的国家,其科学性就不存在了。经济预测的不正确首先是所运用的模型不正确。中国的市场化时间短,经济学研究总体水平也不高,还没有能正确反映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要借用国外的模型就很难符合中国国情,也谈不上是“科学的基础”。

模型不正确,所用的数据再正确也难以得出正确的预测。何况我们的统计数据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预测中关于消费物价的走势,除了模型本身的问题之外,所用的数据可能有问题。公布的消费物价指数由于所选的商品以及各种商品的权重数,往往低估了实际通货膨胀,与人们的感觉不一致。人们感到物价上升较快的房价、教育、医疗、劳务等项目,或者没有包括在计算消费物价指数的商品中,或者权重数太低,或者所计算的价格与消费者的支出不同(医生红包与教育乱收费不可能计入)。统计局也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并在逐步进行调整。不对这些消费物价进行调整,就作为预测未来物价走势的依据,科学的模型就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经济预测对政府、企业和个人做出决策都十分重要。好在政府并没有依据这种貌似科学、实际错误的预测。根据这种预测应该采用松的政策,如降息或增加货币投放,等等。如果这样,经济岂不更热?政府对宏观经济走势有清醒的认识,继续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现在看来是正确的。

运用“科学的模型”预测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告诉我们,不能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照搬到中国。西方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发达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我们的经济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我们应该吸取、借鉴这种经济理论中对我们适用的内容,如加强产权保护、完善市场调节机制、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等等。但绝不能把它们现成的模型拿过来就用。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出发点不应该是这些引进的现成理论与模型,而是中国的现实。不从实际出发,任何貌似科学的东西都会变为不科学的或者荒谬的东西。

一些学院派经济学家会迷恋模型。其实模型的运用是有条件的。在现实中,比模型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的认识和感悟。有时直觉比模型更重要。记住这一点,经济学家才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死亡和税收确定无疑

中国的税制正在不断调整之中。2005年年底所得税扣除标准上调,从4月1日开始实施的消费税税目和税率调整都属于这种情况。但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对税收的目的和影响都有不同程度的误解。

自从有了国家、有了政府,就有了税收。作为统治社会的机构,政府总会有必要或不必要的活动,总要提供或多或少的社会服务。这些事都需要钱。政府并不是生产单位,不能创造财富,这些钱只能来自向公民强制征收的税费。作为个人或企业,无论愿意不愿意,纳税是一项不可逃避的义务。早在1789年,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就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税收,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

由此来看,税收的目的就是为政府的各种支出筹集资金,或者说是以最低的税收征收成本,获得最大的税收收入。税收的多少取决于税基(国民收入)和税率,征税成本取决于税收征收与管理的效率。就税收本身而言,不应该有其他目的。“二战”之后,各国根据凯恩斯主义把财政政策作为调节宏观经济的工具。这样,税收又被赋予调节经济的目的,增税、减税以宏观经济状况为依据。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效果有限,且操作起来不容易,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已被放弃了。如今发达国家调节宏观经济的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税收的另一种目的是调节收入分配、实现收入平等化。累进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税种都是为这一目的而设计的。但从实践的效果看,税收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相当有限。中国香港地区2005年取消了遗产税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实现收入分配差距缩小首先要靠经济发展,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使他们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高收入水平。过高的累进所得税抑制了富人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富人也往往是有能力者,他们进行投资和从事创造性活动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火车头缺乏动力,社会经济得不到发展,哪里有共同富裕基础上的平等?把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工具会削弱税收筹资的主要目的。因为税收对投资和生产的抑制作用会减少税基(国民收入)而减少税收。税收是在分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供给学派用拉法曲线说明了税收与税率、税基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个学派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但拉法曲线被作为经典留下来了。

缩小收入差别并不是税收的目的,仅仅是税收的作用或影响之一。在设计税制时,如何缩小收入差别并不是主要考虑的因素。一种税制应该使富人多缴税、穷人少缴税,并不是出于劫富济贫的目的,而是根据税收设计的公平原则。对于税收公平的解释有“能力说”与“受益说”两种理论。“能力说”认为,按纳税能力(即收入水平)来纳税就实现了公平。这种公平又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收入相等的人缴纳相同的税收。纵向公平是收入越高缴纳的税收应该越高。按照这种公平的原则,实行累进所得税,富人多缴税是天经地义的。“受益说”认为,按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获得的利益来纳税同样实现了公平。富人从政府服务中获得的利益大于穷人,所以多缴税也应该。例如,政府提供产权保护的服务,富人要保护的财产多于穷人,从这种服务中得到的利益当然大于穷人。税收中有一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直接受益的是穷人。但社会保障为社会创造了一个和谐、安定的环境,富人不获得社会保障,但也同样受益——在安定的环境里享受自己的财富。根据公平原则设计的税制,结果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但这并不是当初设计税制时的目的,而是税制实施的结果。

为了增加税收收入,必须扩大税基。税基扩大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税制设计要考虑到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这就是税制设计的效率原则。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的征收当然对投资与生产有抑制效应。税制设计的效率原则,从消极的方面说就是要尽量减弱这种抑制效应。300年前法国财政部部长柯勒贝尔形象地把这种情况称为“征税就像从鹅身上拔毛,你要拔尽可能多的毛,但又最好不要让鹅叫”。一般而言,人们对所得税这类直接税较为敏感,而对消费税这类间接税的敏感程度差一些。或者说,与所得税相比,消费税较为隐蔽一点,引起的抑制效应小一些。这正是一些经济学家建议用消费税替代所得税的原因之一。

从积极的方面看,税制设计的效率原则应该是鼓励投资与生产,或者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许多国家对公司利润实行投资赋税优惠,即对用于再投资的利润实行税收减免,正是为了鼓励投资。国外普遍征收汽油税,中国在消费税调整中对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征税,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对污染环境的经济活动征收“庇古税”(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而得名)是为了保护环境。这些都有利于整个经济效率的提高。

税制设计要从税收的目的出发,并考虑到税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这也是中国以后调整税制的出发点。

大危机的货币因素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在许多人心目中已经是一个远逝的噩梦,但经济学家围绕这次大危机原因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

大危机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总需求的大幅度、持续减少。但又是什么引起总需求的这种变动呢?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中提出,引起这种总需求减少的最主要原因是货币量的减少。尽管美联储并没减少发行量,包括流通中现金和银行准备金在内的货币基础也没有减少,但由于许多债务人无法偿还贷款,银行不良资产剧增,以及储户挤兑,许多银行破产。银行破产减少了货币量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存款,正常的货币供给量减少了20%。这是总需求减少和大危机如此严重的最根本原因。换言之,货币是引起大危机的关键因素。

针对这种观点,美国经济学家彼得•特明在1976年出版了《是货币因素引起大危机吗?》一书。他认为大危机产生于自发支出的减少,这种减少与货币供给量无关,主要是由于人们日益增长的悲观情绪和不确定性的持续。

对历史的争论总是为现实服务的。这两种观点的背后是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界一直关注,而且至今也没有一致看法的一个问题:货币对经济到底有多重要?货币以什么方式影响经济?这个问题对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极为关键,只有了解不同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做出的回答,我们才能解释和评价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所运用的货币政策,才能知道这些政策背后的理论、它能起到的作用及局限性。

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是与人类社会的交换活动同时出现的。当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部落与部落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交换时,世界各地就出现了不同形式的货币。尽管以贝壳、石头、贵金属为形式的货币与今日的纸币不同,但它作为交换媒介、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价值储藏的基本职能并没变。对个人来说,货币,或者俗话所说的钱,是财富的代表;货币的多少决定人的生存状态,当然极其重要。但对社会而言,货币无非是便利交易和商品流通的工具。在德语中,货币(Geld)包含通用(Gelten)的意思,即货币是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一种工具对整体经济当然谈不上有什么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人类社会进入市场经济之后,货币的作用日益重要了。不仅市场经济的最早代言人重商主义者把货币等同于一国的财富,以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实现富国富民,而且,有更多的经济学家看到了货币对经济的直接影响。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就指出:“在货币输入空前激增的各国,一切都有了起色,面貌一新;各行各业朝气蓬勃,干劲十足;商人更加雄心勃勃,力图进取;制造业者更加兢兢业业,精益求精;连农民扶犁也手脚轻稳,格外用心了。”休谟的这句话是指货币增加刺激了总需求,引起经济繁荣。

但货币量剧增也未见其是好事。十五六世纪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西欧各国对海外的掠夺,使作为货币的金银大量进入这些国家。货币的这种急剧增加并没有引起经济繁荣,相反却导致物价飞涨。这被经济史学家称为“价格革命”。这场“价格革命”使经济学家更加审慎地看待货币,这就产生了至今仍有影响的货币数量论。在对货币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中,凯恩斯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形成了一种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古典二分法。

古典二分法就是把经济分为两个互不相关的部分——实物经济与货币。相应的,经济学也分为两个互不相关的部分——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经济理论研究实物经济中产量的决定,决定产量的是资源、人口、技术这些因素。货币理论研究货币如何决定物价水平。根据货币理论,物价水平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与货币量同比例变动,货币的价值(即购买力)也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与货币量反比例变动。换言之,货币量变动引起物价水平同比例变动和货币价值反比例变动。这就是著名的货币数量论。由这种古典二分法又得出了一个重要的推论:货币中性论。这就是说,在经济中,货币量的变动只影响物价、名义利率、名义汇率、名义GDP这些用货币单位表示的名义变量,并不影响真实利率、真实汇率、真实GDP这些用实物单位表示的真实变量。这种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货币对经济没有实质性影响。

在今天看来,古典二分法太简单了,也许它反映了金本位货币制和经济尚不像现在如此复杂的经济中的规律,但已经不适用于今天。即使继承了货币数量论或货币中性论观点的经济学家,理论也大大改变了。今天的经济学家用不同的理论解释货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对国内和国际经济的复杂影响。这些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经济学的重要发展,也是各国不同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利率是影响经济的纽带

一种理论,无论如何权威,当它不能适应现实时,必然遇到挑战。20世纪初,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把实物经济与货币分开的观点已无法解释现实经济生活。这时,古典二分法遇到了挑战。挑战者是瑞典经济学家威克赛尔。

威克赛尔是个思想有点激进的经济学家,他蔑视宗教中的神权、现实中的王权,主张言论自由、节制人口,也曾由于激进的言行而被捕。也许正是大无畏的反潮流的精神使他敢对传统的古典二分法发起冲击。他在《利息与价格》这本书中以利率为纽带把实物经济与货币联结为一个整体。

威克赛尔认为,货币对实物经济有实质性影响,而不仅仅是决定物价水平。货币是交换、投资与资本交易的媒介,可以通过利率变动影响储蓄和资本积累,进而影响产量变动。他的论述是从区分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开始的。自然利率指不使用货币时供求关系所形成的利率,相当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货币利率指资本市场上用货币支付的利率,由借贷双方的供求关系决定。自然利率不受货币影响,对货币是中立的,但货币利率要受货币影响。这两种利率一致时,如果增加货币量,货币利率就下降。当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这两者之间的差额称为超额利润,它刺激了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生产扩大引起生产要素需求增加,价格上升。生产要素流入支付能力高的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生产要素的这种流动和消费支出增加引起消费品价格上升,这又引起对生产资料需求的增加,从而引起经济扩张的累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资料与消费品比例失衡,物价持续上升。这时只有减少货币量,使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一致。如果银行减少货币量提高了货币利率,这个累积过程正好相反。

威克赛尔用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来解释经济周期。这种理论成为瑞典学派的理论基础,也被奥国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吸收,发展为经济周期理论中的货币投资过度理论。在今天看来,威克赛尔的最大贡献还在于打破了统治经济学一百多年的古典二分法,用利率把实物经济与货币联系起来,说明了货币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以后的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正是由这个思路发展下来的。

但是,也许由于威克赛尔所在的瑞典是一个小国,也许由于他的著作最早是用德文出版的,也许他的理论还不够完善,威克赛尔的理论当时只在德语世界对奥国学派有所影响。而真正建立一种至今在理论和政策中仍有重大影响的货币理论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通论》中用有效需求不足来解释30年代的大危机。有效需求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取决于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增加的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费的比例)。由于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消费需求不足。对经济而言,重要的还是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资本边际效率指心理上的资产未来预期收益,相当于投资的收益率,它决定投资的收益。投资的成本是利息,由利率决定。投资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的差额,即净利润率。凯恩斯认为,资本边际效率是递减的,所以,投资就取决于利率。货币量增加可以降低利率。这样,凯恩斯就说明了货币影响经济的传递机制。这就是,货币量影响利率,利率影响投资,投资是有效需求(即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影响整个经济。这也是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中央银行正是通过对货币量的调节影响利率进而影响经济的。这就是凯恩斯所说的“货币是刺激经济体系活跃起来的酒”。

但是,凯恩斯又指出“在酒杯和嘴唇之间还有几个易于滑脱的环节”。这是因为货币需求取决于人们心理上的流动偏好。流动偏好指人们出于交易、谨慎和投机动机,想以现金形式持有一部分财富的愿望。利息是对人们在某一时期内放弃这种偏好的报酬。流动偏好的存在使得维持一定利率所需的货币量必须加大。当利率降低到一定水平时,货币量的增加都被居民吸收,利率就无法再下降,起不到刺激经济的作用。这种情况称为流动性陷阱,现在也称为凯恩斯陷阱。这种流动性陷阱的存在使酒杯中的酒进不了嘴,货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受到限制。所以,凯恩斯认为,如果流动偏好的增加大于货币量增加,或者如果资本边际效率的减少大于利率的下降,利率就无法刺激投资和经济。这正是货币政策的局限性。正因为如此,凯恩斯本人更重视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作用。

凯恩斯论述了货币如何以利率为纽带影响整个经济。尽管他还更多地强调了用货币调节经济的局限性,但无疑彻底打破了古典二分法,为以后的经济学家认识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利率成了牛鼻子

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众多记者要求他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理论。托宾说了一句至今仍广为流行的话:不要把你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托宾在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分析了有关货币和金融资产的金融市场与有关消费、生产和投资的实际市场之间的联系,建立了金融市场与消费和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和物价之间关系的理论。这种理论的起点正是可以概括为“不要把你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

资产组合选择指人们在金融资产中所选择的各种形式资产的比例。在传统的理论中,金融资产只采取货币和债券两种形式,而且不考虑风险。托宾认为,人们的金融资产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货币、定期存款、债券、股票、外汇,等等。人是风险厌恶者(即人们都不喜欢风险),因此,他们会根据各种形式资产的风险和收益选择一定比例各种形式资产的组合。不同形式资产的风险与收益是不同的,一种资产的风险越大,收益也越大,反之亦反之。人们要实现风险最小时的收益最大,就要按一定的比例把具有不同风险和收益的资产组合在一起。这就是“不要把你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含义。每个经济主体都要做出资产组合选择的决策,把这些决策加总在一起就得出了整个金融市场各种形式资产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用供求分析法就可以解释各种形式资产均衡价格和收益率的决定,说明货币等因素对资产价格和收益率的影响。这就为分析金融市场与实际市场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

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托宾分析了货币传递机制,即货币的变化如何通过利率来影响整个经济。这种传递机制是:货币供给量变动影响利率,利率影响实物资产的现期证券市场价值和现期重置资本的比率(托宾用q来代表这个比率,被称为“托宾q”),这个比率又影响投资,投资影响整个经济。理解这种传递机制的关键是托宾q,即实物资产的现期证券市场价值和现期重置资本的比率。例如,某种资产的重置成本(即购买同样资产的价格)为100万元,为购买该资产所发行的100万股股票的现期市场价格为1.2元,该资产的现期证券市场价值为120万元,则托宾q为1.2。q的大小随股票价格同比例变动,随重置成本反比例变动。

举个例子来说明这种传递机制。比如,货币量增加,引起利率下降,在资产组合选择中人们就要减少货币而增加购买其他资产(如股票),这就使股票价格上升,q值增加,从而刺激了投资和整个经济繁荣。托宾强调q在联系金融市场和实际市场中的重要作用。利率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可以影响q,而不在于它可以直接影响投资。

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利率是作为实际经济和货币之间的联系的纽带。这种纽带把利率与投资联系起来了。在托宾的理论中,利率要影响更广泛的变量,从而利率成为整个经济的牛鼻子。

利率对投资的影响是通过对实际资产的现期证券价值(即股票价格)的影响来实现的,而不是像凯恩斯所说的那样通过对投资的成本(利息)的影响来实现的。这就确立了利率和股市之间的关系,说明货币政策引起的利率变动如何影响股票价格。现在大家都认识到,利率上升,股票价格下降;利率下降,股票价格上升。正因为如此,股市经纪人极其关注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一举一动。他们甚至观察到,当美联储开理事会时,如果格林斯潘拿的皮包厚就会调利率;如果这个皮包薄,利率就不会变动。各个证券公司也把退休的美联储专家高价雇为顾问,为其分析货币政策走向。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利率是不影响消费的,但根据托宾的理论,利率对消费支出也有重要影响。消费取决于收入和财产的市场价值。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一部分财产是以股票为形式的金融资产。股票的市场价值取决于股票价格。当利率下降,股票价格上升时,尽管人们拥有的股票量未变,但其市场价值增加了。股票价格上升引起的人们财产增加就引起消费支出增加。这称为消费的财产效应。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住房、汽车这类耐用品作为实物资产。购买这些物品通常靠长期贷款,利率是决定重置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利率下降会显著地降低重置成本,从而刺激购买。克林顿执政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利率下降,股票价格上升,成为消费支出增加、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说凯恩斯把利率作为联系实际经济与货币的纽带,那么,托宾就把利率作为整个经济的牛鼻子。这正是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把利率作为中间目标,主张“盯住利率”的原因。但要全面了解货币如何通过利率来影响经济,分析货币政策的影响,我们还必须考察开放经济中货币、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整个经济的影响。

汇率让你喝到免费啤酒

有一个关于汇率与经济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小镇上。一个游客在墨西哥一边的小镇上,用0.1比索买一杯啤酒,他付了1比索,找回0.9比索。他到美国一边的小镇上,发现美元和比索的汇率是l∶0.9。他把剩下的0.9比索换了1美元,用0.1美元买了一杯啤酒,找回0.9美元。回到墨西哥的小镇上,他发现比索和美元的汇率是1∶0.9。于是,他把0.9美元换为l比索,又买啤酒喝。这样在两个小镇上喝来喝去,总还是有1美元或1比索。换言之,他喝到了免费啤酒。

这位游客能在两国不断地喝到免费啤酒,在于这两国的汇率是不同的。在美国,美元与比索的汇率是1∶0.9,但在墨西哥,美元和比索的汇率约为1∶1.1。在墨西哥,比索与美元的汇率是1∶0.9,但在美国,比索与美元的汇率约为1∶1.1。这位游客正是靠这两国汇率的差异,进行套利活动,喝到了免费啤酒。免费啤酒是指喝酒的人没花钱,但酒店还是得到钱的。谁付了钱呢?如果美国的汇率正确,墨西哥低估了比索的价值,喝酒钱是由墨西哥出的。如果墨西哥的汇率正确,美国低估了美元的价值,啤酒钱是由美国出的。如果两国的汇率都不正确,则钱由双方共同支付。

当汇率定得不正确时,就会有人从事套利活动,即把一种货币在汇率高估的地方换成另一种货币,再把另一种货币拿到汇率低估的地方换为原来的汇率。套汇是市场上套利活动的一种,套利就是在价格低的地方买,在价格高的地方卖,获取其差额。在国家严格控制外汇,并规定汇率,且汇率与货币实际购买力不一致时,必定有套汇出现。旧中国时四大家族正是通过套汇攫取国家财产。在我们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套汇赚钱的人也不少。如果只有美、墨边界上的游客喝点免费啤酒,损失倒不大。但如果两国的交易不止一杯啤酒,套汇者也不止一个游客,那损失可就大了。

汇率对经济的影响当然不只这一点。在开放经济中,国际间物品和资本的流动把各国经济紧紧联系在一起。汇率的变动对一国宏观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一国汇率的贬值,可以降低本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价格,从而增强竞争力、增加出口。出口是一国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增加可以增加总需求、刺激经济。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家就通过汇率贬值来刺激经济。国际贸易中的收入与支出称为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汇率变动引起进出口变动,经常项目变动,从而也影响一国国际收支状况。所以,汇率贬值,出口增加(或进口减少),会增加贸易盈余(或减少赤字),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但要注意,汇率贬值对国际收支的改善有一个过程,往往先是使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到一定时期后才会使国际收支状况改善。经济学家把汇率贬值对国际收支的这种影响称为“J效应”。取其汇率贬值后,国际收支先恶化(向下),然后改善(向上)之意。

汇率对经济如此重要,汇率是如何决定的呢?我们可以把汇率分为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名义汇率是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比如,前面所讲到的美元与比索的汇率为1∶0.9。这是我们在外汇市场上兑换时的比率。实际汇率是一国物品与劳务与另一国物品与劳务交换的比率。换言之,名义汇率是用货币单位来表示的,实际汇率是用实物单位来表示的。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国内价格)÷国外价格。如果用e代表名义汇率,p代表国内物价水平,p*代表国外物价水平,这两个物价水平都用物价指数(消费物价指数或GDP平减指数)来表示,实际汇率=(e×p)/p*。

人们之所以用一种货币兑换另一种货币,目的是为了在他国购买商品。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一种物品在不同国家都应该按同样的价格出售,否则套利活动就会出现,最终结果是价格差的消除。这被称为单一价格规律。如果单一价格规律成立,所有货币的每一单位在每个国家都应该有相同的实际购买力。这就是汇率理论中著名的购买力平价理论。这种理论是由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在1916年提出来的。根据这种理论,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但在现实中由于一些物品与劳务并不能进入国际贸易,在有些情况下单一价格规律并不成立。所以,购买力平价理论有局限性。英国《经济学家》研究了各国巨无霸汉堡包的价格与各国的汇率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日本巨无霸为21.2日元,在美国为2.49美元,按购买力平价理论,日元与美元汇率应该是105∶1,但实际上是130∶1。

尽管购买力平价理论有局限性,但仍然是汇率决定的基础。重要的是,购买力平价理论说明了物价水平与汇率之间的关系。这就把货币与汇率联系起来了。我们可以沿着这条思路考虑开放经济中货币的作用。这就需要另一种理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蒙代尔作秀的资本

蒙代尔近年来在中国活跃得很,又是参加自己公司主办的商业性“2004年世界经理人峰会”,又是为自己的门户网站作秀,还声称要把自己公司总部迁到北京。他大讲中国经济并不过热,人民币不该自由兑换,中国应坚持固定汇率。这些演讲故作惊人的结论多,精辟深入的分析少,以至于有媒体称他在中国“蒙事”。不过,他能蒙事,并真蒙了一些人,还在于他有“资本”。这就是他由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及其他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模型货真价实,是研究开放经济中货币作用的基石。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蒙代尔和已故世界银行专家弗莱明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研究开放经济中货币、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关系,以及政策选择,至今仍然是开放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并对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资本市场完全开放条件下的小国开放模型。在这种情况下,一国利率的变动并不影响世界利率水平。如果世界利率水平是既定的,当该国国内利率高于世界利率时,资本就流入该国,当该国国内利率低于世界利率时,资本就从该国流出。这个模型分析国内可贷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联系这两个市场的是利率。这就是说,国内可贷资本市场(相当于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国内利率水平,外汇市场的供求决定汇率。利率的变动通过对资本流动的影响而影响外汇市场上本国货币的供给,进而影响汇率和整个经济。

用一个具体例子来说。假设一国或者由于中央银行增加货币量,或者由于国民储蓄增加,可贷资金的供给就增加。当可贷资金需求不变时,就会引起可贷资金市场上利率下降。在原来国内利率与世界利率一致时,这种利率下降就使国内利率低于世界利率,从而资本流出增加。资本流出增加了外汇市场上本国货币的供给,在外汇市场对本国货币需求不变的情况下,这就引起本国货币汇率贬值。汇率贬值会增加该国出口,并刺激国内经济。

在托宾的理论中,货币通过利率影响整个经济。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利率还会影响汇率,并进而影响总需求。利率对汇率和总需求的影响被称为“蒙代尔—弗莱明效应”。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还分析了在资本完全流动的开放经济中,当一国采用不同汇率制度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不同影响。这一模型的结论是,在固定汇率之下,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货币政策;在浮动汇率之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财政政策。

固定汇率并不是政府用行政力量确定的汇率,而是在货币自由兑换条件下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外汇市场上本国货币的供给来稳定汇率。为了稳定汇率,当外汇市场上对本国货币需求增加时必须增加本国货币供给,当本国货币需求减少时必须减少本国货币供给。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当一国增加货币量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时,汇率也会下降。这时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又必须在外汇市场上回购本国货币,以减少本国货币供给。这又会引起利率上升。结果最初的增加货币与以后的减少货币相抵消,利率没变,货币政策起不到作用。财政政策有挤出效应,即财政支出增加使GDP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货币需求,引起利率上升挤出投资。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利率上升引起汇率上升。中央银行为了稳定汇率就要增加货币供给,从而使利率下降。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消失,能有效地刺激经济。

在浮动汇率的情况下,汇率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决定,中央银行不加干预。当采用财政政策时,利率上升产生挤出效应。尽管利率上升也引起汇率上升,但中央银行并不干预,也不增加货币供给。这样,利率降不下来,挤出效应使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作用大大削弱。但是,当采用货币政策时,货币量增加、利率下降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同时,利率下降引起汇率贬值,中央银行并不加以干预。这时汇率贬值又可以增加出口,再次刺激总需求和经济。因此,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最大。

尽管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有严格的假设条件,但它仍真实地反映开放条件下货币、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关系,说明货币在开放宏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模型所得出的政策结论已得到了广泛的运用。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赤字,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既实现了经济繁荣,又成功地减少了财政赤字,甚至实现了年度财政盈余。这正是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分析所制定的政策导致的。在考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时,也要根据不同国家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与所采用的汇率制度。

1971年后,蒙代尔离开了芝加哥大学,学术上也没有更多创新。但仍可以以其成就在世界各地“蒙事”。不过你千万别把他的话全作为真理。他关于中国经济并不过热等言论就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对中国的了解毕竟太少。

格林斯潘的皮包

格林斯潘为什么如此重要?这就因为他美联储主席的地位。这个决定美国货币政策的职务不仅影响美国的经济,而且影响全世界的经济。格林斯潘手中的武器正是在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利率。市场经济中有各种不同的利率,格林斯潘所控制的是一种最重要的利率——联邦基金利率,即商业银行之间短期拆借的利率。每当美国经济出现衰退时,格林斯潘会宣布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每当美国经济出现通胀时,格林斯潘又会宣布提高联邦基金利率。每次调整的幅度并不大——法律规定每次调整的幅度不得超过0.5个百分点(但可以连续调整),在现实中,格林斯潘更为谨慎,每次只调0.25个百分点,甚至0.125个百分点。但这利率微小的变动都对股市、投资、消费和汇率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当然,变动利率的决定也并不是格林斯潘一人做的,而是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每六周一次的例会(特殊情况下随时开会)上集体做的。

在市场经济中,即使是美联储也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决定利率水平,利率是由货币市场(或可贷资金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因此,格林斯潘所宣布的利率调整幅度仅仅是一个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还必须改变货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货币需求不是美联储可以直接控制的,美联储控制货币供给,可以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来达到所宣布的利率调整目标。

美联储改变货币供给量的手段最主要是公开市场活动。公开市场活动就是美联储在证券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当联邦政府用货币筹资方式为政府支出筹资或弥补财政赤字时,就把它所发行的债券卖给美联储。这些政府债券就成为美联储调节货币供给量的工具。具体来说,当美联储买进政府债券时,就向出卖债券的个人或企业支付了货币,这就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量,达到降低利率的目标。当美联储卖出政府债券时,购买这些债券的个人和企业向美联储支付,这就减少了流通中的货币,达到提高利率的目标。在现实中,每当美联储决定降低或提高利率时就会通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纽约证券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政府债券。

美联储还有另外两种改变货币供给量的次要工具——贴现率政策和准备率政策。贴现率指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的利率。贴现率的变动影响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的意愿和能力,从而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这种贷款是流通中货币量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降低贴现率使商业银行愿意而且能够增加向中央银行贷款,从而使商业银行能更多地发放贷款。这就增加了货币量,降低了利率。准备率是中央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吸收存款中作为准备金的比例。准备率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从而影响流通中的货币量。例如,降低准备率使商业银行在既定存款中可以更多地贷款,从而可以增加货币量。在许多国家,贴现率已经相当低,调整准备率程序较复杂,远不如公开市场活动那样方便。因此,这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并不常用。

货币政策的这种运用说起来简单,真正运用起来相当复杂。我们知道,中央银行直接控制的是基础货币,但基础货币并不等于流通中的货币,因为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正常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来使流通中的货币量大于中央银行增加的基础货币。流通中的货币与基础货币的比率称为货币乘数,其数值一定大于1。商业银行通过存贷款活动增加流通中货币量的机制称为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机制。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上的买进活动使基础货币增加了1亿元。如果这1亿元存入某商业银行中,存款增加1亿元,流通中的货币增加1亿元。得到存款的商业银行按0.1的准备率把1千万元作为准备金留下,其余9千万元则可以贷出去。这9千万元又成为流通中的货币。这时流动中的货币已经成为1.9亿元。得到这9千万元贷款的人把这些钱再存入另一银行,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存款增加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下去,流通中的货币会增加10亿元,货币乘数为10(即准备率0.1的倒数)。当然,现实中每一轮存贷款增加中都有现金漏出(得到的贷款作为现金持有),不再参与创造货币的过程。因此,实际的货币乘数比准备率的倒数要小得多。

我们通常只看到格林斯潘宣布联邦基金利率的调整,而不了解发生在其背后的一系列复杂过程。要使利率达到一定目标,必须了解达到这一目标需要货币供给量变动多少,以及基础货币变动多少才能引起这么多货币供给量变动。这既需要精确的计算,又需要掌握这种政策变动的艺术。

格林斯潘担当此重任,言行不能不谨慎。他以讲故意让人听不懂意思的“美联储语言”著称,连他谈了十几年的女朋友有时都听不懂他的话。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据说记者发现,当格林斯潘的皮包鼓时,就要调利率了;当他的皮包瘪时,利率则不变。怪不得一只小小的皮包也成为新闻的热点或电视的特写镜头。

现在这只皮包转到了伯南克手中,但受关注的程度不会下降。

另类的货币政策

美国现行的货币政策是盯住利率。美国是世界上头号经济强国,它的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有示范效应,许多国家也采用了这种货币政策。有些人误认为这就是唯一的货币政策。其实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还采用过其他货币政策。要了解另类货币政策还必须从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主义谈起。

认为货币量决定物价水平是传统货币数量论,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主义的基础——现代货币数量论正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当然,作为当代经济学史上的“货币主义革命”,绝不是简单恢复传统货币数量的观点,而是有重大创新,否则它不能成为一种“革命”。传统货币数量论是运用古典二分法分析物价决定的,现代货币数量论是分析货币对整个经济的影响的。

现代货币数量论重点分析货币的需求。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多元函数,货币需求取决于个人财产及各种形式资产(债券、股票等)的收益率,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财产。他又用个人收入来代表财产,并用持久收入假说来解释个人收入的稳定性,从而证明了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在货币需求函数稳定的情况下,决定经济的就是货币供给,即货币量。他认为,短期货币量的变动既影响价格又影响产量,即影响名义国民收入。但长期中货币量只影响物价水平而不影响产量。他强调,货币在短期对产量的影响不是通过对利率的影响,而是通过对不动产、债券、股票等形式资产价格的影响。这就是说,货币量增加引起支出增加,支出增加使各种资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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