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农村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马克·布洛赫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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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农村史试读：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商务印书馆编辑部2011年3月

中译本序言

马克·布洛赫不但是一个卓越的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个值得后世永远怀念的民主自由战士，一个英勇的爱国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多次为法国荣立战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纳粹势力侵入法国以后，他因为是犹太人，被迫辞去教职。这时他本来可去美国或阿尔及尔任教，却宁愿留在法国参加抵抗阵线活动，最后于1944年被捕，在德军集中营中遇害。这时他还不过58岁。

马克·布洛赫的过早去世，使得他能够留给后世的著作不是太多。《法国农村史》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史学造诣的代表作品。这书的特征，或者也可以说是马克·布洛赫史学的特征，我认为有这样三方面：

第一，古为今用。

马克·布洛赫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在德军集中营用小学生笔[6]记簿写了（没有最后完成）一部小书《史学罪言或史家行业》 。在这本书里，他开宗明义讨论了“历史有什么用处”或“为什么要研究历史”的问题。他认为史学也能够成为一门科学。史学研究的目的虽然不能是探索严格和永恒不变的规律，也应当是分辨事物和增进人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使他们通过古为今用，能够生活的好一些。 [7] 由此，他认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任务不能限于铺陈史料、描绘史实，而是要去解释史实，说明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或揭示事物表象[8]下面的隐含实质。 上乘的历史著作应该能够古为今用。

马克·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是这样的一本著作。这书的内容是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法国社会的物质和经济基础，也就是农业生产和庄园制度。庄园制度（农村生产关系）史占四分之三的篇幅，是全书的主要内容。专门论述农业生产的部分只占很小的篇幅：开头谈了荒地开垦、耕种技术、传统土地公用制度，最后谈了农业革命的开始和农民个人主义。但我们从书中不难看出，马克·布洛赫研究庄园制度史的目的，主要不是在于了解这种中世纪社会生产关系制度本身，而是在于了解这种制度对法国中世纪以来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个人主义的影响。在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后的长短不同时期，欧洲地区几乎都存在过与法国庄园制度大致相同的农村社会关系，但从16世纪开始农业革命以后，西欧像英国或德国的农业一样，逐渐形成了以大地主经营的、围圈起来的大农场为主的局面；而在法国则除了少数省区有圈地农场以外，占统治地位的是农民小土地所有制，是农民个人主义经营。个体小农业直到今天还是法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拖后腿的因素。这是什么缘故呢？马克·布洛赫现在提出了答案。他在《法国农村史》的最后写道：“土地形状上的传统主义，共同耕作方式对新精神的长期抵抗，农业技术进步的缓慢，这一切的原因不都在于小农经济的顽固性吗？远在王家法庭最终批准法律承认自由租地耕种者的权利之前，小农经济就名正言顺地建立在领主的习惯法基础上，并且从地多人少这一现象中找到了它经济上的存在理由。”

这也就是说，马克·布洛赫并不认为贵族地主庄园和农奴制度是法国所以盛行小农经济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和其他的条件可能对一地的土地占有和农业经营方式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马克·布洛赫是怎样得出自己的结论的呢？主要是从他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在本书中，马克·布洛赫的两个史学观点是清楚的：整体史观和多因素论。

第二，整体史观，多因素论。

马克·布洛赫认为史学是一门研究在时间过程中的具体的人类社会或其中某一现象的科学。由于任何时代的社会都是一个整体，任何社会现象，不论是某一事件的发生，还是某一制度的兴起或中衰都是既有历史渊源，又有当时各种环境因素的作用。全部人类历史便是这样由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个整体。从时间上来说，这是一个不断运动，不断前进，绝不返顾的整体。历史“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剪不断”。马克·布洛赫因此认为：从古到今的历史本来不能割断，只是因为一个人的生命过于短促而历史的范围过广，所以才需要断代研究，但不论是哪一段历史的研究都不能画地为牢，闭关自守，而必须看到别的时代，上下古今互通声气，因为唯一的真实历史是通史，而通史是只有通过断代史或部门史之间的互相合作才能写好[9]的。

从空间关系来说，任何一个特定时间的社会现象都是同当时周围环境相联系的。“欧洲封建制度不是由〔古罗马〕遗迹拼凑而成，而是从我们历史上一个时期的社会总体情况中兴起的。”马克·布洛赫因此引用阿拉伯人的一句成语——“人的近似他们的时代要超过近似他们的父亲”，来告诫历史学家不要脱离具体时代来理解一种社会现象，不要把人类社会抽象化，而是应“在思想上充分领略当时的时代[10]气氛” 。一个时候的社会总体情况或时代环境自然是复杂的，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和社会因素无疑十分重要。马克·布洛赫正是因为认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所以才用“经济与社会史”来命名他和费夫尔在1929年创办的《年鉴》杂志；但他同时认为其他如地理、心理和生产技术等也是在不同时期起着程度不等的作用的因素。

马克·布洛赫就是用这些观点写成《法国农村史》的。

第三，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

根据整体史观和多因素论，马克·布洛赫主要运用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两种方法来研究法国农村史。他在这部书中的比较研究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法国各地区之间的比较，这是全书的主题；其次是，他认为法国问题只有摆在整个欧洲当中去，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

比较研究是根据整体史观需要的史学方法。根据多因素论，马克·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不但是一部社会经济史，而且也是一部农民心理史和人文地理史，一部这些专门史的综合系统历史。书中对法国近代农民个人主义的论述是比较研究和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成果。《法国农村史》没有涉及封建主义。马克·布洛赫把庄园和农奴制[11]劳动看作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认为庄园制度和封建制度是在性质上和历史上都不相同的制度，不宜混为一谈 [12] ，所以他把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中一般人的思想文化意识和政治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问题，一概留到《封建社会史》中去详细论述，不在这里涉及。

我国从先秦以来就是一个小农经济社会。其渊源所自以及所以如此的原因，似乎到今天还有待于很好研究。对于这种研究，马克·布洛赫用以研究欧洲封建社会和庄园制度的观点、方法以及他的研究成果都可能值得我们参考。现在张朋浩、车耳和余中先三位同志把《法国农村史》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把它作为“世界学术名著”之一出版，对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史教学和研究都将起帮助和促进作用，自然是很大的好事，但我还希望这书的续篇——《封建社会史》也能不久就有中文译本出版，好使大家能更深入和全面地了解马克·布洛赫。陈振汉1989年2月，北京大学

[1] 法文原名《法国农村史的基本特征》， 1931年初版；再版，二卷， 1952年、1956年。（第一卷，1952年，系重印1931年版原书；第二卷系布洛赫在1931年后的论文和为增订1931年版而作的笔记，由 R.Dauvergne 编辑成书。）英文译本， 1966年，中译本系据1931年初版法文原著译出。

[2]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史学家波士坦（M.M.Postan）称他为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英国《经济史评论》杂志，1944年，新辑，第14卷，第2期，第161页）。

[3] 《史学论文集》包括1911—1948年间发表的马克·布洛赫论文。

[4] 前引波士坦文，〔英〕《经济史评论》，新辑， XIV：2：161—162。

[5] 前引波士坦文，〔英〕《经济史评论》，新辑，XIV：2：161—162；费尔南·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马克·布洛赫”，载《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6] 布洛赫死后，由费夫尔整理成书，于1949年出版；英译本《史家行业》， 1954年。

[7] 《史家行业》（英译本），第10、12、17页。

[8] 《史家行业》（英译本），第9—13、190页。

[9] 《史家行业》（英译本），第47页。

[10] 《史家行业》（英译本），第27、34—35页。

[11] 《封建社会史》（英译本，1961年），第446页。

[12] 《史家行业》（英译本），第171页。

导言 对方法的几点思考

若将应由作者一个人承担的责任转嫁到可爱的客人们头上，这恐怕可以称之为一场恶作剧。但是我要说，假如比较文化研究学院去年秋天并未邀请我去作一系列讲座，这本书也许就不会出世。一个深知职业困难的历史学者——按福斯泰尔·德·库朗热的话来说，这是一切职业中最艰难的一项——在决定用几百页纸的文字描述一段漫长的进化史时不会不犹豫再三的，更何况这段历史还模糊不清。我终于屈从于一种欲望，向比我在奥斯陆的宽厚仁慈的听众数量更多的读者提出一些假设，直至今日，我仍未有暇运用必要的证据进一步发挥这些假设，然而眼下，我觉得这些假设会向研究者们提供有用之物，指明工作方向。在触及问题的要害之前，最好简单地解释一下我是在什么思想方法指导下致力于本书写作的。当然，关于方法的有些问题会超出、甚至大大超出我这本小书的范围。

* * *

有些时候，在一门学科的发展中，一种设想，哪怕表面看来很不成熟，往往会比许许多多的分析研究更有用，换句话说，有时候揭示问题本身比试图解决它们更为重要。我国的农村史研究似乎也到了这种时候。一个探险者在钻入茂密的丛林之前，总要简略地环顾四周，一旦钻入密林后，他的视野再也不会开阔了，我希望实现的就是这种环顾。我们的无知是惊人的。我尽力不去遮掩这种无知，也不遮掩研究中存在的空白，尽管我的资料有些部分所依据的是第一手调查，但[1]终究是东一NC56C头西一棒子，难免流于不全。 然而，为了使我的论文不至于不可卒读，我只在万不得已之处，才用上一两个问号。总而言之，难道不可以这么认为：在科研课题中，一切肯定都只是假定？今后更深入的研究将会宣告我的论文已彻底过时，到那时，如果我可以相信，我的错误臆测曾帮助了历史真理意识到它本身的正确，那么我的辛苦就算得到了完全的报答。

只有那些小心谨慎地囿于地形学范围的研究才能够为最终结果提供必要的条件。但它很少能提出重大的问题。而要提出重大问题，就必须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绝不能让基本特点消失在次要内容的混沌体中。甚至有时候，把视野放在整整一个民族的范围中还嫌不够：如果不在一开始就将眼光放在全法国，我们怎么能抓住各不同地区发展中的独特之处呢？推而广之，法国的发展运动只有放到全欧洲范围内来考察才能显出其真正意义。这种研究，既不是强迫同化，更不明确区分，也不是像玩拼照片游戏那样构建一个虚假的、传统的、模糊的总体形象，而是通过对比，在指出它们的共同性的同时指出其独特性。因此，我目前进行的民族历史某股潮流的研究紧密地与我以前努力从事的比较研究相联系，也与邀请我的比较文化研究学院已往做了大量工作的研究事业相联系着。

但是，论文形式本身所要求的简单化不得不带来某种程度的曲解，这一点必须正大光明地指出来。“法国农村史”这几个字看来十分简单。然而仔细考察起来，众多的困难就接踵而至。从农业的基本结构上看，构成现代法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别比任何一个单独地区同政治边境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地区的差别要大得多，在过去，这种特点尤其明显。渐渐地，在这些基本的差异之上，一个人们称之为法国农村的社会建立起来了，这一过程固然十分缓慢，而且吸收了原先属于国外的许多社会或社会碎片的因素。如果我们事先不讲清楚，对这些借助于各个不协调社会的古老现象的了解与现代及当代法国的智力水平绝不可分离（而这种智力则是从原始的多样化的差异中一代接一代传继下来的），那么，把有关9世纪的材料当成是“法国”的，如同把13世纪的材料看作普罗旺斯的一样实属荒谬至极之事。一句话，定论只能在终点得出，而不是在起源，或是在发展途中：也许这是一个公认的惯例，但愿它有自知之明。

法国农村是一个庞杂的社会，在其边境之内，在同一片社会色调的版图内，顽固地聚集着各种截然不同的农业文明的遗迹。洛林的大村庄四周无圈围的长条田，布列塔尼的圈地和农舍，像古希腊卫城那样的普罗旺斯的村庄，朗格多克和贝里的不规则地块，凡此种种不同形象，我们即使闭上眼睛，也能在思想的目光前看到它们的形状，它们解释了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差异之深刻。我努力试图给这些差别以及其他许多差别以公正的评价。然而，考虑到叙述必须简要，又希望首先将重点放在几个常遭世人轻视的重大共同现象上，我不得不再三约束自己，多谈普遍性问题而少提特殊性问题，至于共同现象在各地的细微差别就留待以后的研究者去考证吧。这番做法的基本弊端是在某种程度上会掩盖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大自然加之于人类活动的条件即使不能解释我们农村历史的基本特征，也可以为弄清地区间的差别提供自己的帮助。将来进一步的研究必定能在这方面给予重大的纠正。

历史首先是一门研究变化的科学。在考察各类问题时，我尽量做到永远抓准这条真理。然而，我有时仍以一种离我们较近时代的光芒去照耀遥远的过去，尤其当我研究农业经营制度时。在上一门关于家庭的课程时，迪尔凯姆曾说过：“要想了解现在，首先必须离开它。”我同意他的说法。但在有些情况下，为了说明过去，人们必须看一看现在，或者至少也该先看一看离现在最近的一段过去。这就是文献资料状况要求农业问题研究采取的方法，我们将看到这样做的理由。

* * *

从18世纪起，法国农业生活才得以见诸历史书籍，而不是在以前。直至那时，除了几位只关心烹调法的专家外，作家们极少考虑这方面的事；行政官员亦无更多的关注。仅有几本法律著作或几部习惯法向人们提供诸如公共放牧制之类的农耕基本法则。无疑，在本书中我们将会看到，要从旧的文件中摘取许多珍贵的指示并不是不可能的。但这样做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善于发现它们。而真要这样做，首先要从整体上综观，唯有如此，才能把握住研究的总线索。18世纪以前，不可能提供这类情景。人们生来只善于发现剧烈变化着的事物。多少个世纪中，农业从习惯来看几乎一成不变，因为实际上它变化极小，而且当它进化时，一般都平平稳稳，没有断续现象。18世纪，耕作技术与法则进入了一个更为迅速变化的阶段。更有甚者，人们竟想改变它们。农学家们描绘了陈规旧习以便清除它们。行政官员为了测定可能实行改革的范围，纷纷探听政府的风声。由于公共放牧制和圈地问题引起的1760—1787年间的三次大调查勾勒出一幅巨大的地图，至此从未有过一幅可以与之媲美。这一切只是以后世纪中连续不断的长链条中的第一个环圈。

在文字的一旁，几乎与文字同样必要的是地图，它将土地的解剖模型置于我们的眼皮之下。最早的地图可以追溯到更古的年代，直到路易十四时期。但这些多数出自贵族领主之家的漂亮地图只是在18世纪才开始增多。自然，它们还存在着许多空缺，小地方的空白，甚至整个地区的空白。若想从整体规模上了解法国土地的面貌，就必须深入到第一帝国和七月王朝的土地簿册中，这段时期，农业革命正值[2]高潮，而且尚未结束。

这些相对较晚时代的文献资料应该成为我们研究法国农村史——我理解的农村史应既包括农业技术又包括多少紧密地支配着经营者活动的农业习惯——必须遵行的出发点。举一个例子，就能比长长的论述更清楚地说明采取这种方法的必要性。

1885年左右，一位当时正致力于探索我们称之为长形敞地的土地制度问题的英国农村史大学者弗雷德里克·西博姆写信给福斯泰尔·德·库朗热，向他请教，这种在大不列颠已有例证的耕地形式是否早就存在于法国。因为他们两人在欧洲文明的起源问题上具有共同的观点，所以来往很密切。福斯泰尔回复道，他丝毫不见有这种耕地形式[3]的痕迹。 不是他忘了记起来他自己并非那种轻易受外部世界影响的人。他无疑从未十分注意地观察过法国整个北部和东部那些形状奇特的、使人一下子就联想到英国的敞地的耕地。由于对农学并无特别的兴趣，所以他对收到西博姆来信的同时正在议会进行的关于公共牧场制问题的辩论漠不关心。为了向他的通信者提供情况，他只查阅了几篇十分陈旧的文章。但他对这些文章倒是深爱熟知的。它们若是能向他提供相当明晰的证明，为何对这些现象却什么也揭示不了呢？梅特兰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刻指责他带有民族偏见，对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但是长条形田地真的是日耳曼的特产吗？真正的解释不是这样的。福斯泰尔只看重了文献资料本身，而没有以最新的研究对此加以阐明。如同当时许多高明学者一样，他对起源问题深深迷恋，始终忠实地追随着一种与历史年代紧密相扣的体系，一步一步地从最遥远的古代走向现今。至少，他只是无意识地实践着相反的方法，因为无论如何，这方法总归要以某种方式强加于历史学家头上。一般来说，最偏远的不可避免地同时也是最模糊的。如何才能避免从最明了到最不明了的必由之路呢？当福斯泰尔寻求所谓“封建”制度的遥远之根时，他的脑子里必须有一个这些制度在发展鼎盛期时的形象，至少也要有一个暂时的形象，人们有权问自己，在钻入神秘的初期社会之前，有没有确定已完成的草图的线条。历史学家永远是自己的文献资料的奴隶；尤其是献身于农业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他们必须从今到古倒读历史，不然的话，就有可能辨读不了往日的天书。

不过，有必要明确地指出，这种逆自然秩序的辨读也有它的危险。谁看到了陷阱，就不会往里掉。

新近的资料唤醒了人们的好奇心。古旧的文章还不能让这些好奇心永远处于不满足状态。这些资料应运而生，提供了比人们一开始所期望的更多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法庭诉讼的证明，那些判决，那些法律条文，遗憾的是，就我们现在科学技术设备的状况而言，分析整理工作做得太差了。不管怎么说，这些资料远不能回答一切问题。要从这些执拗的证人的言辞中得出精确的结论十分困难，而且这样做也丝毫不合法律：各种解释千差万别，人们倒很可以把它们编成一本有趣的集子。

还有更糟糕的。威廉·莫勒于1856年写道：“只要对当今英国的各郡稍稍瞥一眼，就能发现绝大多数的农耕单位都是独立的农场……今天看到的这种状况可以帮我们得出明确的结论，在以往时代，”——他指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农村人口都是分散居住的。”他完全忘记了“圈地”革命这一置于往日与今日英国农村之间的深深的缺口。多数情况下，“孤立农场”的诞生是土地集中与兼并的结果，[4]比亨吉斯特和霍萨 的出现要晚得多。在这一点上若犯错误则是不可饶恕的，因为它涉及相对较近时代的变化，很容易认识和确定。不过，真正的危险存在于推理原则本身：假如人们不加注意，它就可能带来许多其他更加难以摆脱的错误。人们常常给一个合理的方法加上一个完全任意的公式：旧的农耕习惯的不变性。这就不对了。说实在的，由于物质条件的困难，由于反作用较缓慢的经济状况，由于周围的传统主义气氛，耕作法则在当时的变化远比今天要小得多。再则，能帮我们了解昔日农业变化的资料通常既贫乏又不清楚。但我们将看到，它们甚至都达不到我想象的虚假的永恒性的程度。有时突然发生的村庄生活的某种中断——劫掠或战后的人口增长——迫使人们在地图上划出新的犁痕，有时，例如在现今的普罗旺斯，村社集团一下子决定改变祖传的习俗；更为常见的是，人们几乎难以觉察地甚至不情愿地偏离了最初的秩序，迈泽恩在表达一种对所有献身于古代农业研究的人们来说十分熟悉又使人伤心的感情时，说过一句富有浪漫气息的漂亮话，“在每个村庄中，我们都漫步于史前遗迹的废墟之间，它们比村镇的碎瓦残屑或城市的断墙塌垛还要古老得多”，这句话并无一丝谎意。事实上，在不止一块土地上，农田轮廓的古老程度要远远超过最引人瞩目的古石。但这些遗迹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却从来不是“废墟”；它们更像那些体现古代结构风格的混合式建筑，千百年来，人们不停地在那儿建屋筑舍，一遍又一遍地对它们整修。因此，它们绝非以纯粹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村庄的外衣太陈旧了，但它经常拾掇缝补。一味死抱成见地忽视、拒绝研究这些变异，人们就是在否定生命，生命本身只是运动而已。让我们逆着时间的流向而进吧；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推进，永远细致入微地摸索运动曲线中不规则及变异之处，而不要希望——可惜人们经常这样做——一步就从18世纪跳向圆石时代。在最近的过去，有一种合理施行的逆退法，为获得越来越久远的年代的固定形象，它不要求一张可以不断翻拍出与原来一模一样形象的照片，它所希望抓住的，是电影的最后一张胶卷，然后它可以倒卷回去，尽管人们会发现不止一个漏洞，但事物的活动规律得到了尊重。1930年7月10日于斯特拉斯堡

[1] 顺便提一下，我远远不能达到自己曾希望达到的数量上的精确性，尤其是在农田地块的面积上：研究古代度量衡制度必需的计量工具几乎全都找不到。

[2] 关于18世纪的大调查（本书在以后还将经常提到），请看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1930，p.511；关于地图，同上，1929，p.60及390。

[3] 见 F.Seebohm，French peasant proprietorship，载 The Economic Journal，1891。

[4] 亨吉斯特（?～约488年），霍萨（?～455年），弟兄二人，相传为第一批迁到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领袖。——译注

书目指南

一本综合分析的书中，最棘手的莫过于参考书目的问题。难道为了减轻写作负担就可以不提供任何书目吗？但若这样，就违反了历史学者应遵守的法则，正直的做法是，未经证实，不应超越。那么全部提供吗？可是这样一来，注释就会占满书页。我只能采取如下的办法：每当所提的事实及文章比较容易找到（对于博学的学者而言）时，我就克制，不作附注，这部分资料有的来自众所周知的文献，由于有较好的表格，其摘录工作不很困难，有的借助于以下书目表中所列的图书，它们的性质清楚地揭示了应该查阅哪些书籍；相反，当万一缺少指引，连最谨慎的读者也显然会无从着手找寻时，我就明确而仔细地标明资料来源。我并不掩盖这种方法的缺点，它具有一定的任意性；它容易使我显得对那些历史学家忘恩负义，似乎我频繁地利用他们的著作而很少声明。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必须好好选择嘛。

以下的“指南”局限于主要的书籍。只有与法国相关的著作才在此提及。我愿首先提一句，从那些对各国农村史研究作出了贡献的著作中，我汲取了有益的成分，说实在的，假若没有这些著作提供的比较，没有它们研究成果的启发，我现在进行的研究是完全不可能的。提及我所利用过的所有著作等于建立一座全欧性的图书馆。不过，至少让我来提一下主要的几位：德国的格奥尔格·汉森、G.F.克纳普、迈泽恩、格拉德曼，英国的西博姆、梅特兰、维诺格雷道夫、托尼，比利时的德马雷，农村社会史研究人员提起这些名字无不怀着深深的[1]感激之情。

I. 关于各时期法国农村人口历史的著作：

M. Augé-Laribé, L’évolution de la France agricole,1912.

M. Augé-Laribé, L’agriculture pendant la guerre, s.d.(Histoireéconomique de la guerre, série française).

Fustel de Coulanges, L’alleu et le domaine rural pendant l’époque mérovingiènne, 1889.

B. Guérard, Polyptyque de l’abbé Irminon, t.I. (Prolégomènes),1844.

N. Kareiew, Les paysans et la question paysanne en France dans ele dernier quart du XVIII siécle, 1899.

J. Loutchisky, L’état des clsses agricoles en France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1911.

H. Sée, Les classes rurales et le régime domanial en France au moyen âge,1901.

II. 主要的地区研究：

A. Allix, L’Oisans, étude géographique, 1929.

Ph. Arbos, La vie pastorale dans les Alpes françaises, 1922.

Ch. De Robillard de Beaurepaire, Notes et documents concernant l’état des campagnes de la Haute Normandie dans les derniers temps du moyen âge, 1865.

Y. Bezard, La vie rurale dans le sud de la région parisienne de 1450 à 1560, 1929.

R. Blanchard, La Flandre, 1906.

A. Brutails, Etude sur la condition des populations ruralesdu Roussillon au moyen âge, 1891.

A. de Calome, La vie agricole sous l’Ancien Régime dans le Nord ede la France, 1920. (Mém. de la Soc. des Antiquaires de Picardie, 4 série, t.IX.).

L. Delisle, Etudes sur la condition de la classe agricole et l’étude de làgriculture en Normandie pendant le moyen âge, 1851.

A. Demangeon, La plaine picarde, 1905.

D. Faucher, Plaines et bassins du Rhône moyen, Etude géographique, 1927.

L. Febvre, Philippe II et la Franche Comté, Etude d’histoire politique, religieuse et sociale, 1911.

André Gibert, La porte de Bourgogne et d’Alsace (Trouée de Belfort), 1930.e

Ch. Hoffmann, L’Alsace au XVIII siècle, 2 vol.,1906.ee

R. Latouche, La vie en Bas-Quercy du XIV au XVIII siècle 1923.

V. Laude, Les classes rurales en Artois à la fin de l’Aneien Régime, 1914.

G. Lefebvre, 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24.

M.Marion, Etat des classes rurales daus la généralité de Bordeaux, 1902 (et Revue des études historiques, même année; econcerne le XVIII siècle).

R. Masset, Le Bas-Maine, 1917.

P. Raveau, L’agriculture et les classes paysannes dans le Haut-e[2]Poitou au XVI siècle, 1926.

Ch. De Ribbe, La société provençale à la fin du moyen-âge d’après des documents inédits, 1897.

G. Roupnel, Les populations de la ville et de la campagne edijonnaises au XVII siècle, 1922.

Th. Sclafert, Le Haut-Dauphiné au moyen-âge,1925.

H. Sée, Etude sur les classes rurales en Bretagne au moyen-âge, 1896 (et Annales de Bretagne, t. XI et XII).e

H. Sée, Les classes rurales en Bretagne du XVI siècle à la Révolution, 1906 (et Annales de Bretagne, t.XXI à XXV).

A. Siegfred, Tableau politique de lα France de l’Ouest sous lα Troisième République, 1913.

J. Sion, Les paysans de la Normandie orientale, 1909.

Théron de Montaugé, L’agriculture et les classes rurales dans le epays toulousain depuis le milieu de XVIII siècle, 1869.e

L. Verriest, Le régime seigneurial dans le comté de Hainaut d XI siècle à la Révolution, 1916—1917.

[1] 我还利用了 H.Levi Gray 的著作 English field systems (1915)中的材料以及各种关于“圈地”的英国著作，在此我只提最简单的几部：G.Slater 的 The english pea-santry and the enclosure of common-field, 1907，和 H.R.Curtler 的 The enclosure and redistribution of our fields, 1920.e

[2] 同一作者的文章还可补充：La crise des prix au XVI siècle en Poitou 载 Revue Historique, t. CLXII, 1929, 和 Essai sur la situation eéconomique et l’état social en Poitou au XVI siècle, 载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1930.第一章占有土地的主要阶段一、 初始阶段

当我们称作中世纪开始的时期，可以视为法兰西的民族和国家缓慢地开始形成的时期，那时，农业在我国国土上已经存在3千年之久。考古资料清楚地证明，现今法国大量的乡村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由那时的耕作者建立，他们的田地在还没有金属镰刀割穗前一直使用硬质[1]的石器工具来收割。 这种史前的乡村虽然不是我这里所要叙述的主题，但对我的研究却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要从各种特征上去说明在我国土地上实行过的诸类基本农业制度之所以常常发生困难，就是因为它们的根源过于久远，产生它们的社会的深刻结构对我们已几乎完全消失。

在罗马帝国统治下，高卢曾是帝国的主要农业地区之一，但当时在居住和耕作地周围，仍然有广袤的荒地，这些未被占领的空地在罗马帝国时代结束前夕有所扩大。那时，在动荡混乱、人口锐减的罗马尼亚，到处是不断扩大的被废弃的农地。中世纪时期，在一些土地的周围不得不一再重新消除灌木或树林，另一些地方则直至今天仍是空地或很少房舍，考古发掘工作才揭露出这里存在许多古代遗址。

4世纪和5世纪发生过几次大规模“入侵”。蛮族人数并不多，这时的罗马高卢人数无疑也大大少于现在，而且他们分布不均匀，就入侵者方面说，他们在整个地区没有形成单一的密集的集团，因而他们的影响总的说是微弱的，在各处只处于相对重要的地位。在有些地区，他们的影响则相当重大，新来者的语言代替了被征服人民的语言，如佛兰德就是这样的地区，从中世纪以来直至今天，那里住宅相互挨近，而在罗马帝国时代却曾是尽可能的散开，而且那里的拉丁文化和势力缺乏像别处那样的城市的支持，那里的城市很少很弱。整个法兰西北部地区，人们的话语中，只在很小程度上还刻印有罗马的痕迹，在他们的语音和词汇中却反映了无可争议的日耳曼影响，甚至在一些习俗惯例上也是如此。我们对奠定这一情况的条件还了解得极差，但有一个事实是肯定的，即征服者不会相互分散，否则，就会陷于最可怕的危险之中。对新石器时代证物的考察，尤其是对业已确定的“蛮族人墓葬”的研究，证明他们没有犯这一错误，他们在一块土地小群聚居，每群可能围绕一个首领而组织在一起，其中或许还多少有一些来自被征服人民的隶农和奴隶，这些小群体有时就形成从原高卢—罗马人属地中游离出来的新居住点的起源地，不管愿意与否，贵族不得不同[2]其战胜者分配这些属地。 可能到这时，未耕作过的土地或因入侵而荒芜的田地又被开垦或重新垦殖起来，我们相当多的村庄的名称就是从这时开始形成的。有些名称显示出蛮族集团是一个真正的氏族集[3][4]团，一种氏族族群，例如 les Fère 或称 La Fère ， 在伦巴第人的意大利存在过与此极为相似的集团形式。此外，这些村名经常以一个人姓氏的属格——首领的姓——加上一个集团性词汇，像Villa 或Villare 组织在一起，例如Bosonis vllla，即我们现在建立的布宗维尔。词的排列顺序——表示属格的词放在前面，而它在罗马时代的组合词中则放在后面——尤其是人名的日耳曼式的外表是极有特征的。命名这些村庄的英雄人物并不都是日耳曼人。在蛮族国王统治下，那些当地的家世悠久的家族，也习惯于模仿占领者的人名。我们的博[5]松 难道真是法兰克人的子孙或哥特人的后裔？很可能美国所有的佩西或威廉今天也同样不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代。但可以肯定，表明这些居民点的名称是比蛮族入侵更晚的事，而这些居民点自身呢？却未必如此。毫无疑问，古老的居住地往往已经更名换姓，但这些已定的遗存地区仍然以相类同的地名方式挨紧排印在地图上，人们应该设想到来自外部的人文因素对土地的占有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那些远离作为罗马文化园地的主要城市的各个地区，尤其是由于史前农民寻求不太干旱的地区而成为今天法国盛产小麦的富饶地区，如博斯地区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整个法兰克时期，文献中都提到拓荒。大领主、克洛提尼公爵、图尔的格雷古瓦写道：“村庄（领地）建立起来了，种植了葡萄，建造了房舍，开辟了耕地。”查理曼大帝曾命令自己的总督们在其森林中清理出能种植庄稼的土地，并且绝不允许如此开拓出来的耕田重新成为森林的侵占对象。在所有有关该时期的历史珍贵资料——财富的私有主的遗嘱材料中，几乎没有一份不回忆新建立的农庄建筑以及从占有的土地到收获的庄稼。但是不要搞错，在经常混乱的社会中那么频繁的人口流失的地方危机后，真正的夺取土地常常少于重新占有土地。例如查理曼大帝和虔诚的路易在塞提马尼——现在的下朗格多克——收容西班牙难民，在荆棘丛生的荒地和森林中开辟新的农业点，如同约翰在科比耶尔山脉“广袤的荒漠中”，先在“灯心草泉”（la Fontaine aux Joncs）附近，接着在“苏尔斯”（Sources）和“烧炭人小棚” （Huttes de Charbonniers）附近安置自己的隶农和农[6]奴。 这些地方位于萨拉森人出没的通道上，长期受战争摧残而被彻底毁没，那时甚至有过真正的占有土地，这些人类征服自然的胜利，无疑经历了十分艰苦的劳动才弥补了已经丧失的东西，因为被破坏掉的东西是太多和太严重了。9世纪初，领主们的财产中，无人耕种的份地的数目令人不安地增加，根据816年前的一份简略资料，里昂教[7]堂的垦殖地中有六分之一以上处于这种情况。 克服荒芜状况，荒芜又不断重新出现，这种斗争一直在继续，甚至从无停止过，这种努力本身就是生机勃发的最好证明，但是很难相信这种努力会获得成果。

这些努力最终仍归于失败，在加洛林王朝崩溃后，法兰西的农村明显地荒芜了，到处是一块块无人耕种的荒地，许多耕作过的土地也中断了生机。拓荒年代的历史文献——约从1050年开始，它紧接着我们称之为占有土地运动减退的时期——一致表明，当时人们首先是重新恢复田地，为此首先必须重新占有失去的土地“我们（在1102年）获得了博斯地区的迈松村，完全是一片荒原……我们开发它，清理那些未耕作过的土地”。我们收集的莫里尼修道院的编年史资料大量地提供了这种过程的类似的证明。晚一些时候（1195年），阿尔比日瓦济贫院院长指出拉卡佩勒—塞加拉尔村的情况时写道：“当这片乡村捐赠给我们时，拉卡佩勒是满目荒凉，既没有男人也没有妇女，[8]它已经很长时间荒无人烟。” 我们现在再更清楚地来描述那时的景象：在居住点——一小簇房舍——周围，有一些小块田地，而在这些零星的绿地四周却是大片大片从未犁过的荒地。还要指出，如同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到的，耕作方法是至少两年或三年就有一年休耕，甚至常常几年禁止耕作，这样，林木又重新生长满地。10世纪和11世纪时的社会建立在极端松散的土地占有形式上，这是一个稀稀拉拉、松松垮垮的社会，人群很小，相互居住相隔很远，这就是当时的基本特点，并决定着那一时期许多相应的文化特征，这一切，其连续性一直没有中断。诚然，村庄到处在消失，如托内尔地区的佩松村，虽然后来邻近地区的村民们稍晚些时候重新清理出了这个农区，不过居民[9]点却远没有再重建起来。 但是，大多数村庄却继续存在下来了，虽然土地多少有所减少。各处传统的技术也有所消失，罗马人施用泥灰石的技术是比克东人的真正专长。直到16世纪，这一方法才又在普瓦图重新出现。但基本上，旧的方法一代又一代地不断演变着。二、 大拓荒时代

大约在1050年左右——有些条件特别优越的地区可能更早一些，如在诺曼底或佛兰德，另一些地区则略晚一些——开始一个新的时期，即大拓荒时代。这一时代到13世纪才终结。从各方面看，这一时期是自史前时期以来，我国土地耕种面积扩大得最快的时期。

这种巨大的努力，最动人的直接的奋战是同树木的斗争。

在这之前，长时期中，人们对是否进行耕作是犹豫不定的。在荆棘遍地、杂草丛生的草原荒野上，新石器时期的农夫因那时气候较现[10]在干爽而选择在这样的地方便于建立自己的村庄， 就他们使用的简陋的工具而言，砍除林木这一任务是过于艰辛了，从那时以来，人们无疑砍除了无数稠密的枝枝叶叶，这种工作从罗马时期一直到法兰克时期都在进行，例如，9世纪初，在卢瓦尔河和阿莱讷河流域之间，领主唐克雷德就是“靠砍伐稠密的森林”而取得完全新建的拉诺克勒[11]村的土地的。 在中世纪的古代森林中，原法兰西森林中，总的情[12]况是林中没有翻耕过的地块，森林远未被开发，到处空旷无人。

唯有的是那些“林中人”，但也往往并不就一定定居在森林里，他们只不过是常出入于森林之中，或者在那里建了一些木棚，这些人是猎人、烧炭者、铁匠以及寻觅野生蜂蜜和蜂蜡者、采集制造玻璃或肥皂用的瓷土的工匠、为鞣制皮革或制造绳素而采集树皮的人等。甚至在12世纪末，瓦卢瓦夫人在自己的维里森林中还保留着四个仆人，其中一人是清理林地的工人（当时已经是大拓荒时代），另三个人是：一个专门负责铺设捕兽器，一个为弓箭手，一个是“烧灰工人”。在林中狩猎不仅是一种体育活动，而且也为城市或领主的制革厂、修道院图书馆的装帧工场提供兽皮，甚至还可提供菜肴和武器。1269年，阿尔丰斯·德·普瓦提埃为准备十字军远征，命令在他的奥弗涅地区浩瀚森林属地中捕杀大量野猪，以此为“海外”远征携带腌肉。那时期，森林为居住在林区附近的居民（当时比今天更接近于古代采集的习惯）提供我们现在再也猜想不到的丰富的生活资源。他们到森林去觅取木材，比之我们现在的煤炭、石油和金属时代来说，木材对生活是更为不可或缺的，木材用于薪材、火把、建筑材料、房梁、要塞碉堡的栏栅、制作木鞋、犁柄、各种用具，以及用作加固道路的木桩。人们并向森林索取其他各种植物产品：用作垫草的干苔藓或干树叶，榨油的山毛榉果实，野生的啤酒花，野生的果树果子：苹果、梨、花楸子、黑刺李等，人们还把这些原生的梨树或苹果树移栽到自己的果园里。但是，森林的主要经济作用却在别的方面（我们现在已经不习惯去探索它了）。森林的新鲜树叶，鲜枝嫩芽，林下的青草，橡栗和山毛榉果，这一切首先有利于用作牧场。在许多世纪中，除了有过正式的丈量土地的时候外，杂食的猪的数量曾一直作为牧场大小的最常用的衡量尺度。住在林边的村民们在树林里放牧自己的牲畜，大领主们则在森林中畜养着大群的畜群，对马群来说，这里成了真正的种马场。这些牲畜群几乎完全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这种状况一直保留了很长很长时间，到16世纪还是如此。诺曼底的古贝维尔的领主有时到自己的森林中去寻找其牲口而每次都找寻不着，一次，他只是碰到了一头“系着铃铛”“两个月前人们曾见过的”公牛，另一天，他的奴仆成功地抓住了几头“发狂的牝马……这是两年来人们所一直[13]未能抓获到的”。

对森林这种相当过度的、往往是滥采滥伐式的利用，使树群的密度逐步地下降。人们只想着剥取树皮，却使大片美丽的橡树林死亡！在11世纪和12世纪，森林由于充塞着死去的树干和满地荆棘，以致难于繁衍滋长，到处勉强长着几棵稀疏的树木。那时，叙热尔修道院院长想在伊弗林森林为大教堂挑选12根优质粗大的梁木，他的守林人员都怀疑是否会找到这样的栋材，只好期望于出现奇迹，最后总算[14]幸运地发现了，才得以如愿以偿。 牲畜的牙齿和工匠们的双手长时期地使森林变得稀疏和羸弱，为大拓荒作了准备。但是在中世纪上半叶，大森林还是与人类生活分开的，它们大都远离教堂属地，这种教堂属地遍及甚至包括整个居住区。

在12世纪和13世纪，人们积极地热心于使那些森林回到人类生活中来，因而到处又开始耕作，并移来定居的农夫，但是必须缴纳什一税。在高原、山坡和冲积平原上，人们用斧子、砍刀或火来开辟耕地，说实在，完全消失的森林尽管有，但极为罕少。许多地沦为碎块地，并往往在失去其个性特征的同时，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名称。以前，在农村的景象中，每一块这样的黑点，就同河流和起伏的主要地层一样存在于地理词汇中，构成这些地理词汇的因素在许多情况下比之语言（历史保存着它的回忆）都存在更早。人们称呼过比耶尔、伊弗林、拉伊、克吕伊和洛热，而中世纪末期后，人们就差不多不再这样叫了。为了表示这些原来实有的碎地块，如枫丹白露森林、朗布依埃森林、圣日耳曼森林、马尔利森林和奥尔良森林，人们借用城市或猎人小屋的标志来代替旧的名称（由于成为皇家的围场或领主的围场而使那些森林更为著称）。旧名称已是被遗忘了的用语的残迹。差不多与此同时，旷野上参天乔木林的外套被撕开了，多菲内河谷的农民跨上了阿尔卑斯山森林的峰顶，在那里修建了修道士隐居的宅院。

我们再来看看那些专门清除树根的垦殖者们，在沼泽地里也可看到这些人在干活，尤其是在佛兰德滨海地区和下普瓦图的沼泽地里，以及其他许多为浓密的荆棘和杂草占据的未耕作过的地方。这些地方是荆棘和蕨类植物的世界，“所有这些占地广、面积大的植物都扎根于地层深处。”莫里尼的编年史告诉我们，用犁和锄进行顽强斗争的[15]农民，开垦荒地往往首先从清理那些曾经采伐过的林地开始， 同森林进行的战争仅仅是第二步的工作。

这些土地的征服者经常建成新的村庄，在已经清理的采伐林地建立起自发的居民点，如奥尔日河岸边的小村庄冷镇（Froide-ville），一份1224年的珍贵调查材料向我们证明了在此前50年中，一幢又一[16]幢房屋建立起来。 总起来说，这应归功于某些敢作敢为的领主。有时即使没有其它文献资料，只要考察一下地图也能发现这时期开拓出现的居住点，住宅都依照一种规则的图形集聚在一起，而且大致都近似于方格状，如1203年，戈歇·德·夏蒂荣在布里地区的孔特新城建立的村庄，以及在朗格多克地区建立的“城堡”。另外一种，尤其是在森林中，房舍圈起围墙，沿着特意开辟开来的道路伸展很长，耕地也沿着这条中轴线像鱼脊一样向外铺展开来，如蒂耶拉什的圣但尼森林的小村庄（图一）；或者如在诺曼底、在阿利艾尔蒙大森林中，由[17]鲁昂大主教建立的村庄也是排列在一望无头的道路两旁。 有时情况则不是这样，房舍相互拥挤在一起，也无一定格局，一小块一小块分布的田地完全区别不出毗邻那个教区。在塞纳河南岸的小山谷中，叙热尔建立的为人所不知的沃克雷松村落，却从未听说有过小块小块的田地。新垦地常常以启示者的名字命名，当然也并不总是这样，不止一个新建的居民村落在专用词汇中即直接继承未耕作地方的名称，例如称为托尔富的地方过去是一片山毛榉林地，路易六世曾在这里安置过垦荒人员。但通常情况下，人们选用更富表现力的字眼来命名，以便立刻就能清楚地联想到开垦的事来，如国王开垦地（les Essarts-le-Rois），或者是突出新移民的特征，如新城（Villeneuve Neuville） [18] ，有时还往往加上一定的限定词以表明领主的身份，如阿什韦克新城，或表明某种非常引人瞩目的特征，有时是突出田园诗般的风景[19]特点，如莺歌新城 ，有时则强调对居民的好处，如免税城（Francheville），受保护城（Sauvetat），有时新垦地的建立者即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如博马尔谢、利布尔讷，再有是像那些稍后时期在海外殖民的人们，他们为寻找保护以本国享有声望的地名命名新建立的村庄，如达米亚特〔取名于达米也特（Damiette），城市名，同时也是一次战役名〕、帕维、弗勒朗斯（来自佛罗伦萨）。同样，在美国有不下10个地名为巴黎，在密西西比河谷，今天的孟菲斯相近于科林斯，贝阿恩省的人看到在冈村附近于13世纪初建立了布鲁日村，差不多同时期，在卢瓦尔和约讷之间，皮赛的潮湿的森林中，一位可能参加过十字军远征的领主在该地区建立了耶路撒冷、杰里科、[20][21]拿撒勒和贝特法热。

这些新建立的地点中的某些地方，以后成为重要的村镇，甚至成为城市，但大多数则仍然相当小，尤其是在一些原森林地区，这不是由于不适宜于发展扩大，而是因为移民的方式希望它就这样。在森林中，交通极为困难，甚至可能很危险，开垦者往往认为分成数量不是太多的组更方便些。每个组在森林中砍伐出一块面积不很大的土地。香槟和洛林之间光秃秃的平原上是居民最集中的地方。阿戈讷地区至今还插立着许多当时的森林村庄的木桩。在巴黎南部的森林中，一个由几个小居民点构成的村镇，具有清理过的采伐迹地马尼和小村庄马尼二个并无多大区别仅有细微差异的名称。在罗马帝国末期，中世纪前期，法国大部分地区的人们比以前更趋向于互相挨近，在那时消失的居住点中，许多是小村庄，称为微居里（Viculi），我们知道，这些[22]小村庄是由于安全的原因而有时被遗弃。 每次大规模的拓荒活动都导致耕作者的四处分散。

然而，我们在这里要注意，谁讲到小村庄时仍是讲的聚居，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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