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权威（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邢春如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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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权威（上）试读：

一　领导讲话，展示魅力

1.讲话水平体现领导的政治思想水平

社会离不开政治风云的洗礼。古今中外的执政者和有识之士。历来看重说话的重要作用。

纵观历史，横看现实，成功的政治家无不以自己高超的说话水平取胜。他们机敏睿智、伶牙俐齿、巧发奇中、一言九鼎。为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或游说、或劝谏、或答辩、或谈判、或演讲、或辩论，均以说话水平导航政治风云，左右形势变幻。高超的说话水平可以叱奸佞于朝堂，醒群众于街衢；化干戈为玉帛，挽狂澜于既倒。

战国时，秦国吞并了韩、魏这两个大国之后，企图染指小国安陵。安陵君派唐睢到秦国交涉，同专横、凶残、贪婪的秦王进行了一场殊死的唇枪舌剑之战，痛斥了秦王的无理要求，打击了秦王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汉末，诸葛亮对刘备的“隆中对”，一席话将天下三分，奠定了蜀汉的基业；后又巧言游说江东，劝说了孙权与刘备联手共同抗击强大的曹操。近代爆发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爱国学生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走上街头，挥泪演讲，极大地调动起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深刻地揭露了汉奸卖国贼丧权辱国的卑劣行径，有力地挫败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阴谋。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周恩来于12月24日到西安与蒋介石进行面对面谈判，使蒋介石接受了中共的政治主张。至此，国内纷纷扬扬、动荡不定的政治局势得以稳定。公元前44年，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凯撒被布鲁特斯派刺杀身亡，名列罗马共和国“后三头”之首的安东尼站在凯撒的尸身旁发表了《灾难，你已来临》的演说。尽管他一再声称自己“只是有话直说”、“不善言辞”、“又不善雄辩，所以不可能激励大家的情绪”。可是他的这一演说却煽动起人们为凯撒报仇的怒潮，从此造成共和国的长期混乱，直到覆灭。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奴隶主驱使奴隶为自己卖命。为了粉碎南方奴隶主分裂国家的企图，林肯总统及时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了《解放黑奴宣言》，他向奴隶们庄严宣告：“从1863年1月1日这一天起永远获得自由！”两天后，他又站在白宫讲台上向群众演讲，重申这一宣言。他深信，这可以“换取这个国家未来的幸福和繁荣昌盛”。果然，宣言发布之后，奴隶纷纷倒戈、逃亡，南北形势发生巨变，很快林肯领导的北方军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这些例子无不体现出讲话水平在政治风云中体现出的巨大威力。

1998年3月，刚刚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记者招待会上郑重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就这么一句话，就对深受金融风暴困扰、一直动荡不安的亚洲经济形势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的每一次谈话，哪怕只言片语，都会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掀起巨大的波澜，甚至波及世界。如1982年10月14日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中，言简意明地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1992年初，他视察南方，沿途就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表了许多谈话，如解放生产力问题、市场经济问题、“三资”企业问题、“两手抓”问题、发展速度问题，等等。这对中国后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引进外资、高速发展经济都起了奠基的作用。

一个人的思想装在自己的脑子里，究竟怎么样，别人无从知晓；一个人要禁锢自己的思想，也不可能。人的思想需要表达，需要与别人交流。这样，别人才知道你，你才知道别人。交流的方式当然可以是文字、表情、手势、动作，但更多的、更普遍的、作用更大的，则是口语。无怪民谚有云：“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列宁是一个善于接触群众，经常与群众进行思想交流的人。苏联历史学家、党的活动家普·凯尔任采夫的《列宁传》记载了这么一段：1921年列宁来到高尔基城的一个小乡村，“列宁走进了草房……然后他开始和农民谈话。他们先是像朋友间那样风趣地谈日常琐事。当他们已经这样打趣了半小时左右时，当他们把那些话题诸如粮食、巡逻队、跑单帮的和投机商人谈完了的时候——他们在列宁面前拿这些事情说笑，列宁听了他们叙述的这些欺骗行为也笑。这一切，作为题材，对他都是有用的——这时，伊里奇就势站起来开始清楚地用通俗的语言把新经济政策告诉给农民。农民用心听，他们之所以倾听，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个人确是为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未来、一个幸福的生活”。列宁在同农民的思想交流中，一方面了解了农民的要求、希望、另一方面，把新经济政策传递给了农民，调动起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2.讲话水平体现领导者的领导能力

领导的工作过程，大部分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讲话水平的高低，是领导能力的直接体现。可以说，讲话水平体现在领导行使权力的过程中。（1）体现领导者的组织协调能力

领导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组织协调工作，决策的制定、执行、监督、控制，哪个阶段都少不了组织协调工作。领导工作的特点就是对人不对物，而与人打交道的关键便是组织与协调组织，协调与被协调。

组织协调，是一种高超的领导能力。没有良好的语言素质，没有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组织协调是很难奏效的。由于被协调者的类型不同，组织协调时要点把握又有很大区别，这就需要领导者细心琢磨，灵活掌握，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切忌不分对象，一副面孔，一个腔调，—套说辞。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对诸葛亮的印象都非常深刻。书中不但描写了诸葛亮卓越的军事才能，而且也展示了他高超的讲话水平。特别是“舌战群儒”中的说辞，更是脍炙人口。实际上，不论是舌战群儒；还是智激孙权和周瑜，其目的，都是为了协调两国关系，达到共同抗曹的目的。当时的形势是东吴的臣，文的要降，武的要战。吴主孙权犹疑不定，都督周瑜又不在建业。刘备新败，将寡兵微。面对曹操八十万大军，蜀汉生存的惟一希望——就是联吴抗曹。年轻的孔明，身负蜀汉危机和存亡重任，只身赴东吴。首先，舌战群儒，以其雄辩口才，使东吴的文臣哑口无言，无由再言降曹。然后，智激孙权和周瑜，坚定主帅抗曹决心。并以巧妙言辞，表明刘备抗曹决心。至此，孙刘连合抗曹大局已定，孔明出使东吴的目的达成。然后才有赤壁大胜，天下三分的结局。组织协调能力，也就是当今领导工作中的1+1＞2的能力。正如赵本山演出的喜剧《大观灯》：说的是一个瞎子背着一个瘸子，如果只凭自己，他们谁都不能很好地单独行动，但一旦协调组织起来，各取所长，这种综合效益就显而易见了。（2）体现领导者的洞察预见能力

正如《圣经》上所说：“缺乏预见，人们就危险了。”预见是一种吸引和召唤着人们前进的目标。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向世人描绘了一幅蓝图：美国要在1970年之前将人类送上月球。电脑巨子比尔·盖茨则一心想让计算机进入每一间教室，每一个家庭。如今，他们的预见都实现了。

中国历史上的“大说客”苏秦，就很有洞察预见能力，他第一次出游失败回来，老母诟骂，妻不下机，嫂不为炊，满面羞愧，于是发奋读书，“锥刺股”的故事被传为美谈，认真研究其师鬼谷子的“揣摩”韬略，闭门一年，再出山时，针对六国不同的地理、历史和资源状况，揣摩六国国王不同心理活动，分别游说，以利害动之，推行“合纵”战略，一举成功，“于是六王（会盟之时，经苏秦建议，六国国君均称王）合封苏秦为‘从约长’，兼佩六国相印，金牌宝剑，总辖六国臣民”，可谓神气已极，成功至极。

苏秦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在短时间内，从燕国开始，到赵国请赵王主约。到韩、魏、齐、楚等国，每到一地，每说一词，马到成功，使各国国王立即被感化，加入“合纵战略联盟”之中。不能不承认苏秦是个旷世奇才。（3）体现领导者的影响感召能力

领导影响感召力的实现，基本的反映应是在行为和语言褒扬方面。

美国内战期间，总统林肯就通过演讲、著述和会谈向人们宣扬了他对美国未来的信念，他向人们标明了一个美国历史从没达到过的高度。当时的美国急需有人提出这个国家的前途如何，以及为联邦进行内战提出合理的理由。正是林肯完成了这一重任。不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会利用一切机会重申，向人们强调和提醒国家的立国之本。他的信念非常简单，那就是对国家的热爱，对人民的尊重，和对正直、价值和崇高理想的追求。他的演讲体现出极大的影响感召能力，使得他的信念得到了人民的认同，这把他同普通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美国北方联邦军队获得了最重要的战役——葛底斯堡大捷之后，林肯总统为阵亡将士们建立了葛底斯堡国家公墓。在公墓落成典礼上，林肯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从他这次演讲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所有的想法和目标都是他多年来对这个国家所保持的坚定信念。

在听了当日主要致辞人爱德华·艾沃雷特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之后，林肯只用两分钟就再次提醒了人们内战到底意味什么，美国本身意味什么：87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座大陆上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她以自由为立国之本，并致力于这样的奋斗目标，即人人生来都具有平等的权利。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内战，这场战争能够考验我们的国家，或任何一个具有同样立国之本的同样奋斗目标的国家，是否能够持久存在。我们在这场战争的一个伟大的战场上相聚在一起。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将这战场上的一块土地作为最后的安息之地献给那些为国捐躯的人们。我们这样做是完全恰当的，也是完全应该的。然而在更广的意义上说，我们没有能力来奉献这块土地，我们没有能力来使这块土地更加神圣。在这里战斗过的、仍然健在或已经牺牲的勇士们，已经使这块土地变得如此神圣，我们微不足道的能力不足以增加或减少它的圣洁了。世人也许不会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话，却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勇士们在这里取得的崇高业绩。更重要的是，我们仍然活着的人应该献身于在这里战斗过的勇士们曾高尚地推进、却终于未竟的工作。我们应该献身于他们留给我们的伟大任务。这些值得尊敬的先烈们为了自己的事业竭尽忠诚，鞠躬尽瘁，我们应当继承他们的遗志，为我们的事业奉献出更多的士志。在此我们下定决心，要努力使他们的鲜血不会白流，决心使我们的国家在上帝的保佑下在自由中获得新生。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林肯让美国人民知道了美国该往何处去，给人民指明了奋斗方向，并且不断地宣传、重复提及这一目标。它影响感召着每一个人都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去。林肯清楚地重申了自己的信念和目标，并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他激起了人们的巨大力量，并使它得以释放。林肯明白，人们的意识一旦复活，将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和智慧，这对领导者实现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3.讲话水平体现领导者的领导魅力

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指出：“一个成功领导者的魅力，就像磁铁一样，吸引许多优秀的人才。”

魅力是一名领导者特有的素质与能力。一名领导者是否拥有魅力，并不在于权力有多大，地位多高，关键在于是否赢得人心。而领导者赢得人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领导者的讲话水平。

领导讲话水平的高低，体现着领导魅力的强弱。归纳起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理解：（1）胸怀宽广产生魅力

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胸襟有多大，他的事业就有多大。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是世界著名的政治家，为了南非人民的民主自由，为了南非黑人同白人一样的权利，他同种族隔离主义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且历经磨难，被南非白人政权囚禁达27年之久。长久的革命斗争铸就了曼德拉坚强的个性、不屈的人格和豁达的胸襟，而这些又特别从其政治幽默中表现出来。人们能从其恰到好处的幽默里，领略其博大的胸怀、洒脱的气度及超凡的人格魅力。在曼德拉被囚禁长达27年以后，南非黑人出于长久受白人政权压抑的愤怒情绪，强烈要求把白人赶到海里去。面对这些愤怒情绪，他冷静地号召黑人同胞把长矛扔到海里去，抛弃种族积怨，实现民族和解。曼德拉自己在这个方面为全国树立了榜样。他的肚里不仅“能撑船”，甚至“可以载舰艇”。2000年，南非全国警察总署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种族歧视事件：在总部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当工作人员开启电脑时，屏幕上的曼德拉头像竟逐渐变成了“大猩猩”。全国警察总监和公安部长知道后勃然大怒，南非人民也义愤填膺。这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任何人都不能容忍这种侮辱。曼德拉如何处理这件事呢？听到消息后，曼德拉非常平静，对这件事并不“过分在意”，认为“我的尊严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仅做出“出现这类问题，看来警察总署需要整肃纪律”的反应。几天后，在参加南非地方选举投票时，当工作人员例行公事地将曼德拉身份证上的照片与其本人对照时，曼德拉慈祥地一笑：“你看我像大猩猩吗？”在场的人都笑得合不拢嘴。不久，在南非东部农村地区一所新建学校的竣工典礼上，曼德拉又幽默地对孩子们说：“看到你们有这样好的学校，连大猩猩都十分高兴。”话音刚落，数百名孩子都笑得前仰后合，曼德拉也会心地笑了。要是换成别人，会追查个没完没了，甚至会上法庭见分晓，在种族隔离制度刚消灭不久，种族隔阂的情绪尚未完全清除的情况下，为了种族和睦，曼德拉采取了极为明智的态度，他不愿这件事重新挑起种族仇视、对立的情绪，而是化对立情绪于幽默之中。

我们不能不惊叹曼德拉高明的领导才能，卓越的处理问题水平和宽广博大的胸怀！1999年6月2日南非举行第二次全民大选，曼德拉在自己所属的选区约翰内斯堡投票。他兴致勃勃地走出投票站时，记者们纷纷问他投了谁的票。他神秘地一笑：“这是一个秘密，你们要索取可得付费，在完说笑话后，他正经地说：“我为南非投票！”

是啊，曼德拉投票是为南非的强大，为了南非人民的幸福。

人们看烦了有的领导刻板的面孔，听厌了有的领导的空洞语言，这种领导除了外在的权力，有什么魅力吸引人？幽默是一种灵性，一种睿智，一种轻松和自信，它能显示出心灵的高尚和智慧的深邃。

领导者少点刻板，少点僵硬，少点呆滞，多点灵动，多点真情，多点智慧吧！

像曼德拉一样。（2）机智灵活产生魅力

机智是领导者最能产生魅力的源泉。语言的机智，是指领导者在交际中，自己或他人的语言出现意外情况时，能够灵活、迅速、机敏又不失风度地用口才来进行处理，尽量避免或减少意外情况带来的损失，从而进一步增强领导者的魅力。

周恩来全身上下都透着魅力之光。而他讲话水平折射出的魅力，更是让人惊羡不已。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时，看到周恩来总理桌上一支美国派克钢笔。他以带有几分讽刺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的国钢笔呢？”周总理听了，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话就长了。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那位美国记者听了，如鲠在喉，无言以对。1972年2月，周恩来陪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参观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当踏上引桥时，尼克松突然问：“总理阁下，请问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多少人经过？”总理答道：“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五个人经过。”看到对方发愣的样子，他又自豪地解释说；“每天经过南京长江大桥的人是工，农、兵、学、商，不是5个人吗。”尼克松听后，“啊”了一声，随即连连点头赞叹。一次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我国建设成就。刚讲完，一个西方记者就结结巴巴地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吗？有18元8角8分。”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他又解释道；“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一次，周恩来接见美国记者，对方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呢？”他听后没有急于用刺人的话语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马路。”对方又问：“总理阁下，在美国，人们都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着头走路呢？”他又微笑道：“这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的，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要低着头走了。”寥寥数语，使对方哑口无言。（3）成熟稳定产生魅力

古人说，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讲的是一个人所具备的成熟稳定的能力，这也是一名成功领导者所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

普京就是非常成熟稳定的政治家。就在普京担任总理100天以后，俄罗斯关于普京的流言开始流传。而当时并不是普京干得不好的时候，恰恰是普京的支持力扶摇直上的时候。而在普京之前的几年间俄罗斯的总理像走马灯似的换了几任，有的任期只有短短几个月。俄罗斯《今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普京将被解职》。文中说：“俄罗斯总理人选总是变来变去，无非接班人的角色没有选好。这不，又轮到普京了，前天已正式通知了，总统亲自宣布他‘作为接班人的权力’如今已是一个大问题……”当流言纷传时，普京坦然面对。他对采访他的俄罗斯《生意人报》观察家康·斯尔诺夫说：“怕就别做，做了就别怕。如果老想着会不会下台，就没时间工作了。我是俄罗斯政府第29任总理。这就意味着，不管我在位时间多长，我之后都将是第30任、第31任……至于本届政府能存在多久，我个人认为，如果能在一个月里向好转方向迈出哪怕小小重要的一步，那么这一个月的存在时间已算是很多了。换言之，如果我们人民的生活在一年里都没有出现好转，没有变得更加稳定，没享受到更多的保障，那么即使存在一年也没有什么意义。”

普京是一个相当成熟稳定的政治家，当流言充斥各大报纸时，他还是我行我素，根本不因流言而紧张，或者放松工作，或者频频发表谈话。他的精力一点也没有分散，他一如既往，推进着自己制定的计划。

在俄罗斯人民的印象中，普京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政客，而是一个寡言少语的实干家。在执政仅仅100天时间里，工资发放情况正在好转，拖欠的军饷数额正在减少……不仅俄罗斯人民认可他，叶利钦总统也从内心赞赏他。

普京不仅没有被解除职务，在不到两个月后，反而被叶利钦宣布为俄罗斯代总统。在迈向总统的途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二　言为政声，权威准确

1.一锤定音：领导语言的权威性

领导者是组织中最重要的角色。领导者在组织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领导语言具有权威性。（1）领导语言的权威性由组织赋予领导者的权力作保证

权力是一切组织活动的必要条件。组织的活动需要有统一的意志，这种统一意志的贯彻与执行，一般均需靠权力来保证。领导者的职位即是权力的象征。

当领导者与组织成员进行交往时，由于领导权力的影响，会使双方有一种不平等感。领导者的言谈要符合领导身份，从而具有权威性，这时，领导者是充当组织代言人的角色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领导者的权力来源。领导者的权威是领导者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它以职权为基础，包括领导者之间的关系，领导者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等多项内容。所以领导者在运用语言艺术与特定对象交往时，要注意维护领导者的权威，并努力在实践中增加权威。（2）领导语言艺术的权威性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领导者受角色限制，其在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的言谈均具有权威性，但是权威性的表现形式却并不相同。

在正式场合，领导者主要充当组织负责人的角色，因而在运用语言艺术时直接体现权威性；在非正式场合，领导者并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因而在运用语言艺术时仍有权威性，只不过是以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3）领导语言艺术的权威性要求领导者要出言谨慎、小心为上

这是因为，无论在何种场合，领导者的一言一行都受人关注。领导者随口而说的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往往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甚至有可能严重危及组织的利益，铸成大错。

综上所述，权威性是领导者语言艺术最基本的性质。领导者语言艺术的权威性，有利于领导工作的顺利开展，从而实现特定的领导效能。

2.“仙人”指路：领导语言的准确性

准确性是领导者运用语言与其他任何个人及组织进行交往的基本要求。任何一个领导者所说出的话，如果失去了准确性，不但没有任何艺术可言，而且还会失去所有与之相联系的个人和组织的信任。

领导语言的准确性一般包括这样几个方面：（1）语言运用的准确性

领导者在领导活动过程中，能够准确地运用语言，是十分必要的。领导者语言的准确运用，首先是指领导者语言运用的条件限定；其次是指准确地使用语言。

所谓条件的限定，具体来说，就是语言的运用是由各种特定的客观环境以及领导活动的特定内容来决定的。任何一个领导者，不仅在社会活动中有特定的地位，同时，他又是一个现实的社会人，因此，他就需要运用语言来表达、反映自己的思想和意愿（其中包括决策等领导行为的表露）。但是，由于领导者在社会活动中的特定地位，所以领导者的语言表达，就不能是随心所欲的。例如，在大庭广众之下，作为一个领导者，就不能谈论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问题，那是组织纪律所不允许的。因而就需要由特定的客观环境以及特定的领导内容，来予以限制与决定其语言运用的范围。如果将环境与内容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就形成了领导者被限定的语言运用场。

当这种语言运用场确定以后，就需要领导者正确地使用语言。在这里来说，正确地使用语言，就是语言运用的技巧，就是每个人驾驭语言的方式方法。在语言的驾驭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如果按标准性的要求来说，一般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第一，要认识明确。对一种事物自己尚且不知其所以然，其语言的运用也必然暧昧不清。第二，要建立宏大的“词汇库”。一个领导者词汇贫乏，语言单调，是不会受欢迎的。第三，语言运用要有感情色彩。感情色彩主要是指褒贬语词的正确使用，这种语词的使用是对内心世界的真实表达。第四，对古语及国外的一些优秀语言的使用。在语言的运用过程中，如果恰到好处地使用一些有生命力的古代语言文字和国外的一些优秀语言，就可以更加丰富自己的语言。

语言运用的准确性，还表现在语言的精炼上，即需要领导者尽量使用最少的词句，而准确地陈述出所要叙述的内容。恩格斯曾说过：“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2）说明问题的准确性

领导者在进行领导活动中，与自己以外的个体、组织相接触时，所运用的主要手段是语言。领导者在运用语言进行某些问题的交谈时，必须要准确地说明问题，要避免出现不知所云、不知所往的情况。领导者不论是主持会议，还是同下级谈话，都必须注意说明问题的准确性。如果只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却没有把所要说明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说清楚，这就很难使领导活动获得成功。（3）掌握知识的准确性

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可见知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领导者运用语言进行领导活动时，首先必须掌握丰富的知识，如果没有丰富的知识，那么语言的运用就会表现得浅薄、粗俗、蹩脚、空泛而缺乏吸引力。在知识丰富的基础上，还要使知识的掌握趋于准确，不准确地使用知识，既害自己，又害别人。

当今社会是科学文化迅猛发展的时代。这一时代的领导者所面临的决策方式，既包含社会科学内容，又包含自然科学内容。因此决策者的思想、业务素质，就不单单由社会科学所提供，还要加上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知识，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决策更加完善。

3.群情振奋：领导语言的激励性

激励是人本身的干涉变量。它是根据外界的需要，接受外界的信号，从而形成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变量对人起到加强、激发和推动的作用，并引导行为指向应达到的目标。领导者为了使被领导者将预定的目标完成，就要运用语言的技巧，对被领导者发出某种信号，以刺激被领导者，使干涉变量值达到一定较佳状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使预定目标圆满地完成。

领导者运用语言艺术，对被领导者进行有效激励，这种激励因素在领导活动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特性：（1）有效激励的系统性

激励与被激励是由复杂的精神状态形成的。领导者运用语言技巧的激励，必须要分清被激励者的品性以及活动的客观环境，这是达到激励效果的变量。如果不充分地考虑这些条件，那么激励的结果就可能导致领导活动的失败。因为人类的行为不是一个简单的运动，而要把这种行为看做是一个由各个变量和某些重要的激励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系统。（2）有效激励的随机制宜性

领导者在对被领导者进行有效的语言激励时，必须要立足于随机制宜的基础上。因为领导者对被领导者进行激励，是为了实现行为的目标而进行的。由于被领导者的个体、时间以及组织环境之间的差别，都使得语言激励要充分地考虑条件。激励的随机制宜性，决定了语言激励几乎是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没有适合任何情况下的灵丹妙药，应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灵活运用。运用语言进行激励是一个古老而新鲜的课题。过去曾有许多运用语言激励成效显著的典型事例，今天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人们又有许多新的创造、新的经验。领导者应该善于总结、善于创新，以提高领导工作水平。

4.形象鲜明：领导语言的生动性

生动性是领导者语言艺术的基本要求之一。领导者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需要使用易被对方接受，鲜明生动的语言，而忌讳那种干涩难懂、空泛乏味的说教。这就需要领导者在报告、演说、对话、交谈等各种场合下，努力把握好以下几点：（1）语言的生动性

领导者运用语言的生动性，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使用自己的语言。有些领导者往往愿意使用一些现代的“时髦词”，或者是流行的套话，把这些东西生拼硬凑在一起，乍听起来挺“新鲜”，实际上细细回味起来，有的是“生吞活剥”、“消化不良”；有的是似曾相识，改头换面；有的似是而非，很不准确。这些语言不仅不能给自己的语言增色，反而使其逊色。加里宁曾在《论共产主义教育》一书中感慨地指出：“斯大林同志曾说过，最坏不过的事便是用现存的公式和现存的口号来思想。这种做法，当然容易得多，但若用自己的话把某种理论表达出来，那首先得好好地思索清楚，了解清楚，不然你就会犯错误。如果你说话时只背诵那些记得烂熟的公式，那时你的脑子并没有真正起作用，而是在睡觉。”同时他还明确地指出：“为什么你们在发言中，总是力求用现成的公式来讲话呢？……什么叫作说现成的话呢？这就是说，你们的脑筋没有起作用，而只是舌头在起作用。说现成的一些套话，你们就不能够给人家以深刻印象。为什么呢？因为这套话用不着你们说，大家也知道。你们害怕若按自己的意思来讲话，那就会讲得不很漂亮。其实你们错了。这样的话，大家更愿意听，更容易懂。”“每个人应当力求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用母亲教会的语言说话。母亲所教出的语言是最好的语言，请你们相信我说的是良心话。”

加里宁的这番话是颇能给我们以启迪的。每一个领导者在运用语言的实践中，都要大胆地去总结，去思考，去创造，通过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去分析问题，并善于说服人，让人接受，愿意跟你共同去实行。（2）说明形象的生动性

说明形象的生动性，就是语言叙述所选择的形象应该具有较高的生动性，感人性，并且在语言的运用上也要真实地描述出其生动性，这就要在形象的选样和描绘上精心筹划，适当使用比喻、拟人、衬托、渲染、夸张等手法。

比如领导者就事论理，以理服人的场合很多，应该做到把抽象的理论形象化，最好能声色俱备，使听者仿佛可以看到你所讲的事物的形象和情景。

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形象地描绘了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形象，他说：原来的货币所有者，现今变成了资本家，他昂首走在前头；劳动力所有者，就变成了他的劳动者，跟在他后头。一个笑眯眯，雄赳赳，专心干事业；另一个却是畏缩不前的，好像是把自己的皮运到市场去，没有什么期待，只期待着搜刮似的。这种形象的选择和形象化了的语言十分逼真，人们可以从中比较容易地接受真理，受到教育。（3）自身形象的生动完美性

领导者自身形象的生动与完美，是领导活动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任何一个领导者在运用语言进行各种交流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听觉的效应，而且会产生视觉的效应。而视觉效应有时往往会在对方的心目中先入为主，首先形成一种态势，并且会牢牢地打上烙印。而且听者运用这种预先产生的印象来接受感应，调整听觉效应，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并迅速通过心理因素进行评判，以此来认识领导者。

领导者外在形象的生动与完美，需要从下面两个方面努力：

一是仪表美。每一个领导者，不论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条件、与什么样的人进行语言上的交流，其最终的心理目的，无一不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拥护者和支持者。那么为了使对方能够接受自己的观点，甚至服从自己的意志，就必须要使对方能够尊重和爱戴自己。要做到这一点，美的仪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恩格斯在平时就很注意自己的仪表，特别是在集会以及各种公开的场合，更注意自己的仪表。保尔·拉法格在回忆恩格斯时曾说过：“恩格斯非常注意仪表，他总是精神抖擞，衣着整洁，就像在普鲁士军队志愿兵时准备参加阅兵典礼似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一套衣服能够穿得这样久而一直保持着原来的式样，看起来好像新的一样。”这种生活作风是值得学习的。

二是举止和礼仪要适度。文明礼貌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修养，你要想使别人尊重自己，就必须要首先尊重别人。加里宁曾经说过：“你的一举一动，都应该使周围的人感觉到你诚恳正直。虚伪绝对瞒不住群众，所以应当极力避免这点。群众是欺骗不了的。如果人们发现这个人假仁假义，那他们永远也不会相信他了。”领导者的态度，是领导者形象的一个部分。因此，领导者必须重视自己的一举一动，使自己的举止、礼仪符合文明、道德的要求，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完美的形象。

三　把握原则，特征鲜明

1.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原则性是指一个领导者不论是处在何种社会环境中，运用什么样的语言，都不能超越一定的原则限度去阐述、说明、表现领导者的思想意识。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领导者不能无原则地去评价某些事、某些人；二是领导者不能无原则地按照自己的思想意识，一味地表现自己，以我为中心。领导者只有坚持原则，才会使领导活动的成功具有可能性。而语言又是思想的体现、行动的先导，因此在语言的运用中，如果削弱了原则性，那么就会使领导活动的目的难以实现。

就现代社会而言，不讲原则的语言表现主要有这样几种：（1）任意投桃报李。即不以其所处的社会、集团的根本利益为重，而无原则地博得交往对方的好感。（2）个人随意改变集团的意向。即以个人的意向代替集团的意向，满足对方的各种要求，甚至是无理的要求。（3）在不适宜的环境中，说出不应说的话。（4）为塑造自己的形象，自我吹捧，贬低他人。这些不讲原则的语言运用的形式，都是领导活动中所不允许存在的。

但是，领导者语言运用的原则性要求，又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与灵活性相联系的。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缺少任何一个方面，语言的运用就会出现缺陷，因此，必须对二者正确地理解，并且在实践中合理地运用。（1）灵活性是原则性运用过程中的必要补充

这种补充，是为了原则性的实现，是以基本原则为指导，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灵活处理。

这就是说，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各种客观环境下的领导活动，都是不尽相同的，因此，领导者在特殊条件下的领导活动中处理普遍问题的原则，就是要求领导者能够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将灵活性的因素灌注到普遍的原则之中，即从语言的运用上体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2）在原则性的限定下，对灵活性的要求是“神似”而非“形似”

任何层次的领导活动，其活动的过程，活动的方式、方法，以及活动的内容都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那么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其语言的运用就必须从对象及相关联的人和事物（即客观环境所要求的各种因素）的实际情况出发，追求其语言运用的最大功效。领导者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具有求实精神，这主要应从两个方面来认识：（1）从实际情况出发，及时地把握住领导活动的对象，以及客观环境等各种能够引起环境变化的因素；（2）要根据各种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语言和运用技巧。在领导活动过程中，进行语言交流时，如果语言选择得不合适，技巧运用得不适当，那么领导活动的预定目标就不可能达到。（3）灵活性还体现在创新精神上

领导活动的灵活性，要求在领导活动过程中，适当地将一些既定的问题予以修改，同时又根据所属特定环境的实际情况提出更切合实际的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这是对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高要求，需要领导者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

2.幽默性与随机性相结合

适当增强语言的幽默性，不但会提高语言的艺术魅力，而且也会为领导者增添风采。对此，连资产阶级政治家也很重视。美国总统都十分注意言行的诙谐和幽默。为此，不仅他们自己搜肠刮肚，绞尽脑汁，而且雇佣专门的班子，为他们设计幽默语言，拼凑笑料。例如1984年里根在总统竞选中，竞选对手蒙代尔在电视辩论中针对里根的年龄发问，指出高龄不适合担任总统职务，里根幽默地回答说：“蒙代尔说我的年龄过大，我却不会把对手的年轻、不成熟这类问题在竞选中加以利用。”这番语言引得观众哈哈大笑，选民在笑声中接纳了里根，由此可见幽默在语言中所体现出的巨大力量。当然，这些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做法，并不是为了寻开心，逗乐子，而是为其政治目的和领导活动服务的。

幽默性往往要与随机性相伴为伍。因为领导者在活动中常常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或者临时变化，需要及时、果断地处理，随机应变。在这种情况下，将随机性与幽默性结合起来，就可以起到如下作用：（1）延续时间，调节大脑的信息处理机制，为应变做准备；（2）将紧张或难堪的气氛淡化，避免出现不愉快的局面；（3）回避敏感或难点问题，借机巧妙周旋；（4）显示领导者的渊博知识、豁然大度、机敏灵活，以获取听众（观众）的好感。

当然，幽默性和随机性是博学、机智、敏捷的表现，而不应被当作随随便便，油嘴滑舌，讲俏皮话。我们需要的是：幽默而不俗气，诙谐而不油滑，轻松而不轻浮，在含蓄之中寓有哲理。

3.民族性与外来性相结合

所谓民族性，就是要求领导者的语言，要体现出本民族的语言风格，心理特点，群众意愿；如果对另一民族听众讲话，则应尊重和反映该民族的风俗习惯、心理特点、民族利益。中华民族有五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语言有比较深的民族性，其中有很多能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特色。对于这些我们应该很好的借鉴和吸收，发扬民族语言的长处，使汉语这个世界上讲的人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活语言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来。与此同时，也要吸收和借鉴外来语言的长处，非现时语言的优点，取彼之长补己之短，丰富自己的语言词汇，把语言的民族性和外来性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汉语语言艺术。

4.时代性与政策性相结合

广义地讲，任何人的语言运用，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尤其是领导干部，作为一个时代的先驱者的象征，在这方面显露得更加突出，特别是在许多政治术语的使用上尤为明显。一个领导干部，要想站在时代的前列，站在历史的高度，就应该对新出现的政治术语具有特殊的敏感，避免使用那些已成为历史的词汇语句。不仅旧时代许多语言不能使用，即使是刚成为过去的某些名词术语，由于形势的发展，也应被很快淘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便是文革期间的大量政治术语，诸如“红五类”、“黑帮”、“臭老九”、“狗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如果在语言表达中稍不注意，重者会造成政治事故，轻者也会予人以思想陈旧、观念落后，跟不上时代步伐的糟糕印象。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词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常用语词，而以前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就已逐步缩小了使用范围，使用时就应格外谨慎。据说，中央某首长到某县视察工作，县委书记开始是这样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县变化很大。广大的贫下中农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中央首长听到这里，当即提出批评。因为在他的语言中，仍然还在使用已成为历史的概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贫下中农”已为广义的农民代替，而这位县委书记的口头语言依然停留在过去的年代，难怪要受到中央首长的严肃批评了。

一名合格的领导者，他的语言必须跟上历史发展的步伐，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最基本的素质。一席谈话，一次报告，一场演讲，要使人民大众从中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气氛，这是获得广大人民信赖和拥护的重要资本。我们摘录一段党的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更能加深对此的体会：

改革和开放，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使经济活跃起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发展。沿海地区，从南到北，正在形成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依靠广大群众积极性的发挥，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

改革和开放，也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积极改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开始形成潮流。

将这段话同过去任何一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比较，都会更让人耳目一新。全新的概念，全新的术语，使每个听者、读者都能感受到自己所处时代的伟大、责任的重大；每一句话，都像一股清新活泼的春风，吹拂着我们的身心。这样的语言，才是真正的时代先驱者的语言，真正体现了领导语言的鲜明的时代特色。

在思想内容上，领导语言除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外，还应具有强烈的政策性。可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领导干部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一个组织、一个政府、一个委员会，以群体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他的许多讲话往往就代表了这个组织的工作方针、工作原则、工作目的，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对他在正式场合的讲话负全部责任。否则，轻者让人产生误解，影响工作，影响团结，重者给党、国家、人民带来重大损失。我们许许多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1949年，北平解放初期，国共和谈在六国饭店举行，一部分刚从解放军部队转业的服务员不愿意招待国民党和谈代表，一方面是由于阶级感情的驱使，一方面也怕出了差错，承担政治责任。周恩来总理便把她们请来，对她们说：“那里，有什么差错，首先我来承担责任。南下是战争，和谈也是战争啊！而且是一场极其复杂而激烈的战争。这些，同样需要我们战士来承担。……在国民党里，也不都是反动派，还有杰出的爱国将领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张治中先生便是，他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在重庆谈判时，他让出自己的住宅，供毛主席会客和休息，是我党一位可敬可信的朋友。你们负责招待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脑瓜要复杂一些，不能单打一，一定要热情细致。这项任务，很光荣啊！”一席话，说得服务员们口服心服，毅然挑起了接待任务。

这就是领导语言的政策性带来的力量。

领导语言的政策性，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最高阶层的领导者，说话必须权衡轻重，不能信口开河；二是作为普通的领导人员，要在语言中贯彻上级组织制定的方针政策，尽量与上级领导的语言在口径上保持一致。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感情冲动行事。革命战争时期是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比如在对待敌伪军俘虏的处理问题上，普通的群众往往深恶痛绝，希望置之死地而后快，但作为我党我军的领导人员，虽然可以理解人民的这种情感和要求，却不能随声附和群众的呼声，否则既有悖于我党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又影响人民军队的声誉。同样，对外开放政策实行以后，我们的一些中层领导干部对外国资本家来我国投资办工厂不太理解，说出一些埋怨的话，什么“剥削工人”、“搞资本主义”等等，这也是凭纯朴的感情用事，而忽略了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在语言中应具有强烈的政策性。

领导语言的政策性特征在对外工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也尤其重要。涉外领导干部的言谈举止，代表着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形象、尊严。对时事的评论，对双边关系的建议，都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标志，影响一个国家的地位和声誉。中日建交之初，不仅国内的部分人民不能忍受，就是国际上许多友好人士也无法理解，但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这样向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进行解释的：“侵华战争，是不容抹杀的历史和事实，它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是这不能完全怪日本人民，日本人民是友好的、爱好和平的。制造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多数已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今天，我们愿同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建立和保持友好关系。”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胜利，同时也显示出了领导者语言的政策性的巨大力量。

5.鼓动性与启发性相结合

由此看来，一个杰出的领导者，首先应该是一个鼓动家。他要以语言去撞击人们的心灵，激动人们的情绪，坚定人民向前的意志。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领导者首先必须具有宏大的气魄、宽阔的胸襟和无畏的胆略。以反映我国现阶段农村改革题材为内容的电视剧《新星》家喻户晓，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在古陵县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实际上也就是他的就职演说，就充分展示出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家的魄力：“他们（欧洲代表团）问我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持什么看法。我对他们说，这个问题我已经不感兴趣了，因为，这已经在成为事实了。他们接着问我，那你对什么感兴趣？我对他们说，我对一部分县先富起来感兴趣。我希望古陵县尽快在全国先富起来，最好富成全国第一！”“同志们，使咱们古陵县成为全国两千个县中的富户——最好是大富户，这就是我的想法，这就是我们大家应该奋斗的目标之一。”谁也无法否认，年轻的县委书记的话是富有感召力的，他使人们从震惊到领悟到热烈地激动，好似给平静得如死水般的县城投下了一颗重型炸弹，掀起了强烈反响。没有创全国第一的决心，没有果断的勇气和魄力，是无法讲出这样掷地有声、催人奋进的语言的。

除了热情和魄力，领导语言的鼓动性特征，还体现在语言技巧的运用上。首先，在短时间就能调动人们情绪的口号、格言、警语，都具有极强的鼓动力。因为这些经过加工、浓缩、简洁、凝练的语言，都蕴含着某种真理，容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其次，领导语言鼓动程度以及戏剧性效果也与领导者在讲话中表明努力的目标，以及展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后的灿烂前景有关。人们总是为了某种希望而活着，即使有些人暂时处于相对平静的生活中，他也期待能有人给他指点更明媚灿烂的前景。因此，杰出的领导者往往就是利用了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在报告、演讲、谈话中传达给人们某种可能达到的目标和希望，最大限度调动听众的情绪。李向南在古陵县的就职演说实际上也是这种特点的体现。“尽快成为全国最富的县之一”，这无疑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设想，在客观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古陵县的哪一个人不会为之而奋斗呢？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和政府迅速地调整了治国方针，很快地转移到经济工作重心上来。为此，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也提出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目标，比如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些都是调动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的最佳手段之一，也是最典型的富有鼓动力的领导语言艺术。

鼓动性是领导语言的重要特征。与这一特征相联系，领导者的语言还必须具有启发性，就是将某种正确的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超前意识灌输给他的人民，使朦胧的意识变得清醒，模糊的感觉转为明晰，使人们从纯粹的直觉体验上升到更高的理性分析。在我们国家，由于国情的特殊性，我们的领导干部实际上担负着更艰巨的启发人民觉悟、提高人们思想认识水平的责任。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虽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产，文化宝藏，但在思想观念、为人处世、心理习惯诸方面也积淀了不少保守的、落后的、消极的因素，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甚至左右人们的行为方式，成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走人世界先进行列的沉重包袱。很显然，带着脚镣和手铐跳舞是无法挥洒自如的，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者用科学、准确、富有启发性的语言扭转保守的落后的传统观念，灌输与时代潮流合拍的现代意识，进行观念更新的工作，以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领导语言的启发性特征从哪些方面体现出来呢？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可以达到启发人民教育人民的艺术效果。一是缜密严谨的逻辑力量。这里包括领导者讲话中所引用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充分可信的数据和已成为公理的政策、法律规定；二是适情应景、因人因事、灵活机智、恰到好处的语言技巧。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许许多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方面为我们的领导工作者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杰出的工人革命家巴布什金在回忆革命导师列宁早期如何宣传马克思主义时曾说：“这位演讲人什么稿子都不看，随口把这门科学（科学社会主义）讲给我们听……我们这位演讲人的理智力量使我们大家始终感到信服、兴奋。”所谓理智力量，也就是一种辩证的逻辑思维的力量。电影文学剧本《T省的八四、八五年》有这样一个情节：某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郭刚决定在大范围内公开审理一起经济合同纠纷案，借此显示法律的力量。但他的建议在审判委员会并没有被多数人表决通过，于是，他向各委员说了下面这样一番话：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的执法机关是干什么的？……我们的执法机关是保护人民的，保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是保护我们党的利益的。这是我们执法机关的神圣职责！离开了这个神圣职责，我们的执法机关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近，我到《现代法庭》这个法律杂志了解到这样一件事，这个杂志在一百个人里抽查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人伤害了你，你将怎么办？有三种答案可以选择。一、准备上法院；二、个人准备私下了结；三、准备以牙还牙。这一百个人里，有三十个人准备以牙还牙，六十七个人准备私下了结，只有三个人准备上法院……同志们，只有三个人准备来我们法院！三个人，这说明了什么？而我们的执法机关的神圣职责是保护人民的啊！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法则？我们有法，我们正在健全各种法和法规！……可是为什么只有三个人？……我想了一下，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执法机关的一些执法者们做不到“刑上大夫”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不到“秉公执法”？！是不是因为我们法的天平总是向权威严重倾斜？！……我又在想，人民是不是正在对我们的执法机关失去信心？而我们的法是不是正在失去强有力的支柱——人民？真的，很可怕……也许，我有点危言耸听了……我又在想，如果，人民真的对执法机关失去了信心，就很可能变得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信心，也就很可能会变得对我们中国共产党失去信心。如果真是这样，最后，人民会把我们的执法机关、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统统忘掉并且送上历史的博物馆……这一切都是可能的。我请求在座的同志们，为了让人民信任我们，为了维护我们的法，为了维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说到底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和威信，请举手同意程戈案件大范围公开审理吧！

很显然，这是一席真正的带有启发性质的即席演说。郭刚庭长从法院的职责，从一次民意调查的令人痛心的结果，从我们国家的执法现状，以及如果对这种现状不加以改变将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有理、有据、层层深入的分析阐述，在这样的演说面前，谁能不为之动容，不举起赞成的双手呢？

领导语言的鼓动性与启发性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有时还可能水乳交融，联合起作用帮助领导者完成其交际任务。这其中的关系是否可以这样说：启发性是前提，鼓动性是目标，或者说以启发为第一步，鼓动再进一层，只有通过严密的逻辑力量启发了人们的觉悟，提高了人们的认识水平，才可能最大限度调动听众的情绪，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小说《新星》有这样一段记载：“同志们，”李向南对着人群笑道，“你们大伙儿，有当干部的，有上年纪的，有闹冤家对头的，还有当爹的，”他冲老屠笑了笑，“也没有谁下命令，你们咋都心甘情愿坐在这儿听秀秀这么一个姑娘指挥呀？”“秀秀是我们的权威呗！”……“那大伙儿想想，她的权威靠什么啊……是靠科学技术，是不是？”李向南停顿了一下，“我们现在管理生产有行政手段，比如下计划、下种植亩数；有经济手段，比如超产奖励啦，调整价格啦，等等；还可以有科学技术手段。像现在育种，我们有屠秀秀，以后种田、养猪、养鸡、养蜂、种果树，各方面都可以出这样的技术权威。咱们的秀秀是自己冒出来的，”他指着秀秀笑着说，“这叫自下而上的。我们县里——”他转头看看庄文伊，“还要自上而下加强科学技术指导。这样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互相结合，”他两手一上一下，相对着有力地打着手势，“就一定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多级的科技辅导员、辅导站、辅导中心。慢慢联成片，联成网，就可以从里面产生出新的农业生产的指导体系和管理体系！——同志们，这是大事啊！这条路走通了，在全国闯出个经验来，好不好？”“好——！”

在这段讲话中，李向南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强调农业生产中科学技术指导的重要性；一是向听众宣传自己对工作发展的设想。前者通过活生生的实例使人们受到了启发和教育，后一点又借助某种诱人的目标——在全国闯出个经验来，产生出新的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点燃了人们的希望之火，感染了人们刚刚觉悟的理智。这是一个情理交融的典型范例，每个领导干部都应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

6.慎重性与多变性相结合

语言表达能力不是孤立的表面的东西，动人的口才后面有着强大的后盾，那就是表达者的文化知识和品格修养。说话不仅仅是运用语言的技巧问题，更重要的还有更深层次的修养内涵作为背景。语言之所以能打动广大听众的心，使人心动神移，回味无穷，是因为这种语言熔铸了丰富的学识，诸如文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各门学科知识，而作为领导者，能够掌握多方面的知识是成功驾驭语言艺术的基础。

领导者在组织中担任一定职务，负有一定责任，这就要求领导者具备超出一般成员的特有的思想品德、知识素养和工作能力，具备促进社会发展的信念，强烈的领导责任感，以及服务于群体的献身精神。

领导者的最佳知识结构应该是T型的，既有横向的广博，又有纵向的精深，在精深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广博。领导者的合理的知识结构，表现在人文科学原理、自然科学知识、管理科学、社会实践知识等的合理搭配。

人的能力是呈阶梯状的，是从观察力、记忆力、想像力到创造力的综合。领导者不仅要具备这种综合能力，更要注重培养决策能力、协调能力、实际能力、应变能力、创新能力等。这是对领导者修养的一般要求。

有学有识，方能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德才兼备，方可使语言具有可信度和号召力。敏锐的政治眼光，能使语言一针见血；掌握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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