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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23 15: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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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颖

出版社:长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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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工潮

中国民工潮试读:

序章:抓一把泥土都是金

土,还是一样的黄土,不过比黄土高原的略呈褐红;山,和许多平原地带的山丘没有两样,只有长不大的难以成材的树丛。像这样的地方能有“芝麻开门”的宝藏吗?看到它的人相信都会摇头。

不知在何时,也许在此时,这个地方出现了神奇。有许许多多中国的年轻人奔向这里,也有许许多多的台湾、香港、日本和欧洲商人奔向这里,他们都是来“淘金”的。这股潮流,比起当年美国人、英国人涌向美国西部去淘金更加踊跃。

这里没有金子,也可能连一座金矿都难找到,但这里的确有无穷无尽的“金矿”,很可能花中国人几辈子的努力也淘掘不完。反而会越淘越多。

是什么造就了中国的“芝麻开门”奇迹呢?造就了连四十大盗和阿里巴巴都垂涎欲滴的人工宝藏呢?当地有人为我们算了这样一笔账。这笔账可以概括为两个10:1和一个100:1。

从那些穷困山区奔来的农民工在这里得到了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当他们在家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的时候,一年到头除了温饱,能节省下四五百块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试想,许多农村人均只有几分地,全家也只有两三亩,一亩地即便能打十担谷子,一担谷子能卖50元钱(据农业部信息中心2003年2月在湖南省双峰县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早稻价格为45元/百斤;晚稻价格为48元/百斤,花生由1998年的2元/斤下降到1.3元/斤,大豆则由2.5元/斤下降到2.1元/斤),全部土地产出还到不了2000元,除了全家人所吃,所剩无几。我们鼓起勇气假设有些农民到了年关还能积累400-600元钱,就算是农村中名副其实的富裕家庭了。但是如果这家中有一个年轻人到了这里来打工,每个月就可挣得600〜800元的工资,除去他的吃喝,他每年可以积攒4000~6000元寄回家中。这就是说,这个年轻人要是外出打工,比全家人的劳动积累要高出10倍的效益。

而那些港台的、外国的商人们是更会算计这笔账的:他们在东南西亚其他国家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及韩国雇请一名工人,起码每月需付800~1000美元的工资;而在中国内地,这份必付的工资至少可以减少到800元甚至600元人民币。换句话说,他们在一个工人身上能够“挤”出700美元的效益。现在,在那里,一个有着两千人的工厂不算大厂,这样工厂的老板在其他因素(原料成本、销售价格)都不变的情况下,一年可以从工人身上获得1500万美元的利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呢——中国工人的低工资就能在一年中造就他们成为亿万富翁!

这是第二个10:1。

当地老百姓与乡镇干部呢?

他们在若干年前也是与那些打工仔无异,靠着“锄未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苦去填饱肚皮。而今天,他们让出大片的土地,出租给本国的商人或外商办工厂、建起简朴的楼舍出租给打工仔居住。他们竟能获得每月数千元的红利,而比老百姓更高一层的村干部和镇的领导,每月的工资可达到1.2万元,甚至2至3万元。他们获得的收益能够猛增到原来的100倍。

老板、民工、坐地户农民,竟共同获得了“三赢”的结果,这是始料不及的皆大欢喜。而这一切的关键,是因为中国有了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那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农民工。

这是什么地方?是以深圳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继后是以上海、苏州、温州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它已成为说声“芝麻开门’’就能看到亮闪闪宝藏的神奇洞库,而这些“黄金”、“珠宝”,以前还不过是几垅黄土。

这就是“深圳奇迹”!

深圳,这个在20多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镇,在这个奇迹之下一举成名,变成了世界知名的大都市。到1999年特区成立20周年时,它的经济实力,已经成为中国大都市的老四,除了上海、北京和广州,就轮到它了。根据2002年的统计数字,上海(国内生产总值)为5408.76亿元;北京为3212.70亿元;广州为3001.69亿元。排名第四的深圳则是2256.82亿元,苏州排在第五位,是2080.37亿元。

只要我们分析一下排在前五名的城市,就能够明白,除了北京之外,广州和深圳代表了珠三角洲的开放地区;而上海和苏州代表了长江三角洲的开放地区。在以上数据中,我们还漏数了珠三角的珠海和东莞、中山;长三角的南京、无锡、常州、杭州、宁波、绍兴和温州等城市,如果要把这些全算上,这两个三角洲地区具有的经济实力超过了半个中国。

在深圳特区成立的前一年,也就是1978年,深圳的前身宝安县的工农业总产值还不到1.8亿元,每人平均只有537元,比同期全国人均收入的585元低48元,财政收入1741万元,人均52.1元,比同期全国人均59.4元低7.3元。其时,深圳河北岸的罗芳村,人均只有513元。这在宝安县算得上是一个富裕的村落,但相比于几百米外的香港较寮村,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因为那里的人均收入早已高达7.8万港元。

科学家告诉我们,就是细菌、病毒这样的微生物,也存在着预期与预测能力,我们可以称之为“微意识”。当研究人员在一杯溶液中加入一滴营养液或者不利于细菌的刺激源之后,细菌便对刺激作出了反应——视情况而定,向剌激源游过去或者迪开——这被叫作微生物的“趋向性”。

香港与深圳这百倍的位差会引发什么样的现象呢?这个问题不言而喻,因为人比微生物肯定更精明一些。因此故,便有了深圳A向香港迁流的“偷渡潮”。在那个时候,爷管视偷渡为非法,尽管在边界建立了铁丝网和驻扎着边防部队,想要阻止这种偷渡,却无济于事。从1957年到1977年,宝安县参加外逃的总计有119ZM人次,其中成功地到香港的有60157人;另据1989年的统计,旅居港、台和海外的深圳人,多达55.18万人,人数接近当时深圳本地人口的一倍。

过去只有500元年收入的深圳人,到了2000年,人均收入已达到GDP23761元(合美金2873元),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21626元。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今天,香港人反而想要返回深圳创业了,据报道,截止到2004年初,由香港返回深圳的各类人员有20余万。

深圳和珠三角地区的人民,一提起邓小平同志来便深怀感激,坐在出租车上,碰到的那个司机便说:这真得感谢邓小平,他一句话,20年后,深圳人就不再羡慕香港人了。因此,一首《春天的故事》,在深圳人听起来就特别有味道。是小平同志的果敢决策,让这一带人民改革开放富起来。旅游者如果登上莲花山,这种感激就看得更加明显。山顶上有一座邓小平的塑像,是用深圳人的方式雕塑的,那不是一个立像,而是一个竞走者的形象。年轻人在像前合影留念,有些老年人却双手合十,把雕塑当成神像来膜拜。

然而,邓小平并没有给深圳金钱上的支持,他给的只有一个政策,或者说只有一句话:“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句话抖落掉了绑在深圳人思想上的束缚,也解开了农民世世代代被捆縛在土地上的铁链,不过,真正深圳奇迹的创造者却是那些尘垢满面的“泥腿子”。

研究深圳问题的专家刘开明博士认为,让深圳发生巨变有三种力量一是政策因素,二是外来投资,三是外来劳动力。”他还指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外来工极高的劳动生产率与极低的劳动所得为这个城市创造了大量的‘剩余价值’”。“外来工是创造深圳奇迹的主力军。”

2000年8月26曰,是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纪念日。从这一天到11月14曰,在深圳隆重举行庆祝经济特区成立如周年大会期间,来了许许多多的政府官员、学术界名流、传媒的记者、外地外省的祝贺人士,他们对这座迅猛屹立起来的现代化城市和深圳的发展速度赞不绝口,却不经意地忽略了创建这个速度与这座城市的劳动者,即那些为这个城市做出了最大贡献和牺牲的千百万民工。

不仅仅是深圳,在全中国,开始几乎都是忽略的,只是到了电视台和报纸上不断出现报料,人们看到了拥挤于火车站急于想回家过节的人流,看到他们爬上高塔,为讨不到工钱而急得跳楼的时候,我们才蓦然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的农民工或者叫外来工,在我们身边为我们服务着、劳瘁着,默默无闻地献出他们的青春,甚至生命。

第一章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杭州市有一个企业家叫陈立钻,他对我这样说:“理论家有这个理论那个理论,经济学家有这个规律那个规律,要我说,只有一个,那就是‘肚皮规律’。肚皮饿了要吃饭,哪里能吃得饱就上哪里去;哪里能吃得好就上哪里去。为什么城里那些捧‘铁饭碗’的工人觉悟得晚,不主动‘下海’去经商?他们的肚皮没饿,他们的碗里有饭嘛!为什么没有正当工作的人倒先做起小买卖来,为什么最贫穷山区的农民急着外出打工,他们肚皮饿嘛!肚皮越是饿的人就越着急,肚皮半饥半饱的人慢着急,肚皮饱着的人还不着急。这同过去旧社会里沿海一带的人下南洋是一个道理,那些人都是在家乡混不下去的人。”“这明明是常理,许多理论家却不知道,或者不敢讲,而广大的老百姓弄不灵清。要是你两天吃不饱穿不暖了怎么办?你还有心思埋头写作吗,你的心思都在一个吃字上,你会一门心思去找饭吃。这是人的本能,也是所有动物的本能。吃的第一个层次是吃饱;第二个层次就要吃好;再发展到吃出健康和文化来;然后就上升到精神层面上去。你管也没有用,卡也没有用,生产力不是管出来的,是放出来的。你管理者硬要把农民捆在一亩三分地上,就是再精耕细作,农民也富不了。如果你放呢,把农民放出去,让他们自己去找饭吃,那就用不着粮票和布票了,放得越快富得越快。所以,管理最好是宜粗不宜细。”

这是我听到的农民企业家最入木三分的一席话。

从偷渡潮到民工潮

在不少电影、电视剧中,对于从内陆到香港的偷渡客有着太多的描写:从丛林中、从划桨的小船上,或者是从剪开的铁丝网边,那些偷渡者杂乱的脚印、紧张的眼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后,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后面是内地公安人员打着手电的追击;前面是香港警员在海滩上的围捕。一场偷渡梦,最后在监狱中醒来。那些偶尔的成功者,或是蹲躅在灯光昏暗的街边,或是拥挤在郊区无人居住的破房里,在无望中决定着下一步路怎么走。那找不到工作的无奈与饥饿令人同情;那铤而走险的行径叫人生畏与厌恶;那流落风尘最终堕落的结果发人深省。当看到这样的电影镜头时,我们不禁会发问,既然偷渡的路是如此危险,结局是那样悲惨,偷渡者为什么还要像飞蛾扑火那样,以身试法呢?

这里,我们可以回答那些困惑者了。当一边的人有着8万港元的年收入,而另一边的人却只有500块人民币之时,这160倍的经济位差会给人们的行为带来什么样的趋向呢?

答案就在我们的嘴边:即使有上断头台的危险,也阻止不住人们铤而走险!

于是,一串串“人往高处走”的脚印便组成了一串串膨胀的数字:

1962年,深圳逃港人数为12144人;1978年,深圳逃港人数为17456人……

从1957年至1977年,宝安县参加外逃的人数是119274人次,平均每年5000人次。

由于人口长年流失,宝安县成为广东省劳动力流失的主要县份之一,也造成了其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低于广东省的平均水平,它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280人。

然而,一旦这里建立了特区,情况便逐年得到了改观。原来离乡背井的穷乡镇、渔村变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

从1980年至1982年,开始形成了移民流的初潮,在这三年中,深圳人口的增长每年超过10%。在这个初潮中,有这样四批人进入深圳:一是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家建筑公司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二是2万名开赴深圳深圳横岗镇的公司、工厂星罗棋布并就地转业的工程兵;三是由内地调入的数百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四是近10万名各种新兴企业招聘的外来工。再接下来——

1983年,有15万人涌进深圳。以后每年都以超过前一年的速度递增。到了1987年,在册暂住人口达到59.84万,首次超过了户籍人口(55.6万人)。

1989年,深圳暂住人口突破100万;

1990年,深圳总人口超过200万;

1990年,深圳暂住人口超过200万;

1994年,深圳总人口突破300万;

1999年,深圳总人口突破400万,其中暂住人口接近300万人。

2001年4月16日,全国公布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深圳的情况令人大吃一惊:总人口已达到700.84万人,其中户籍人口是121.48万,暂住人口达到579.36万人。

而今天,到了2003~2004年,深圳的户籍人口达到二百七八十万人,而暂住人口则超过700万。深圳已成为超千万人的大都市。在深圳行走的每4个人中,有3个是外来人。

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与之相邻的东莞市。

东莞有一个小镇,叫“寮步”,顾名思义,是在一条河的边上搭起几座茅寮,铺上几块石阶,供卸货的人休息或转成陆运,最初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码头。就是到了今天,这个镇的常住人口也不过6.3万。可是,外来人口的增长却令人吃惊:

1993年,外来人口为31749人;

1994年,外来人口为38180人;

1995年,外来人口为43560人;

1996年,外来人口为43600人;

1997年,外来人口为40520人;

1998年,外来人口为42012人;

1999年,外来人口为53467人;

2000年,外来人口为53950人;

2001年,外来人口为171289人;

2002年,外来人口为165732人。

与深圳的结论一样,在东莞这个小镇,每4个人中,也有3个是外来人。

只要有机会去一趟深圳,或是东莞,你不会看不到这样的现象,在火车站、汽车站,从一趟趟车里走下来的,有许多就是那些衣服穿得并不入时的农民工,他们的头发有些蓬乱,皮肤有些黝黑,眼睛里带着些许迷茫些许兴奋些许期待,肩扛手提着大型的编织袋、铺盖卷,随着其他的人群开始进入城市。他们像渠水、像雨,落到流到了哪个城市,便慢慢渗透了进去。然后,在建筑的工地,在大的工厂与小的作坊,在酒店和饭馆,在娱乐场所和小小的发廊,都可以随时看到他们。还有一些是没有融入的,三三两两还站在路旁、职业介绍所等待着他们的工作,也等待着他们的希望。每一座沿海城市稍微富裕的地方,都将成为他们的梦开始的地方。

这些外来工的流向开始是奔向珠江三角洲,继后又发展到长江三角洲,再扩大到整个沿海城市,于是,一股前所未有的民工潮在中国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涌动了起来,奔流了起来,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建设力量。

我们十分吃惊于这种变化,它远比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的变迁来得更叫人不可思议,也更加壮伟。

因为这种从偷渡外逃到大量涌入的变化,既有着具象性的意义,也有着现实意义。它的确说明,中国的某些地方富起来了,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内地人不再需要通过外逃来寻找致富途径,国内自有他们挥斥方遒的空间。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2004年的春天随着民工潮的提前到来也过早来到了。虽然在全国各地,春节一般都是7天长假,有的地方还要到正月十五才上班。但据记者报道,从初四、初五起,外地返京的民工就开始升温。仅从年初四中午12时到初五中午12时,北京站和北京西站到站人数就超过了15万人次。据有关方面估计,2004年初次到北京来打工的人数至少有几十万。

在今天,打工的人数愈来愈多,而工作岗位却是有限的,因此他们都想抢占先机,提前几天来占一个位置。

记者汪震龙如此写道:“在北京做了4年家政服务员的何姐应客户的要求提前3天进京。她告诉记者,来北京打工的这几年受到了不少北京客户的照顾,他们既然有需求,自己二话没说就赶赴北京来了。“与何姐这样在京长期打工者不同。昨天走出北京站的还有不少是第一次来京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几名从河南来京的女孩子对记者说,她们是在同乡那里听说北京特别缺小时工,就趁着返京高峰到来之前提前赶来了,比别人早到几天,找工作的机会也就大一些。“北京巾帼家政服务公司的王女士告诉记者,随着北京人对家政服务需求越来越多,这几年许多家政服务员回家过年的时间也一年比一年缩短,从昨天(初五)开始,该公司就有一些家政服务员开始到客户家里上班去了。”

比别人早半拍、快半拍,无疑就有了更多的机会。

这使我们想起了“民工潮”始发时期外出打工的那一些人,他们是如何得风气之先想到要走出那块贫瘠土地的,他们的命运有了什么样的改变。

那应当是1980年到1982年,我们可以称作为移民浪潮的前奏期。

在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黄布镇,有一个名叫宦境村的地方。宦境的名字很怪,听老一辈的人说,这里原名叫“番径”,是少数土著人居住的偏远山区。抗日战争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黄布镇宦境村,新楼是外出打工者盖的房子期间,成为一块革命根据地,东江纵队经常出没于此。解放后还活着的老革命成了高级干部,于是才将这地方更名为“宦境”,表示这里是出官宦人才的风水宝地。

这个村子里原有5000多人,在民工潮到来的前奏期,一下子走出去3000多人,他们主要是到深圳去打工,还有的人跑向了广州和上海。

20年过去了,这些“先驱者”的现状到底怎么样了呢?

笔者随着朋友曾庆刚先生,乘着他的奔驰车,到那个山村里去深入了一回。

这是一个非常闭塞的村庄,四面都被小山围绕,土地既少且贫,每人只有三分地。山村里新楼与旧房间杂,据介绍,那些盖新楼的户主都是在外面挣了钱后盖的,而那些旧房的主人则一般是守家不出的农民。不过,这里守家不出的农民实在太少了,在整个村子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613899部队”,“61”是儿童;“38”是妇女;“99”是老人。这是外出打工农村的普遍现象。

黄姓村长告诉笔者,这个村主要有两姓,一姓曾,一姓黄,当初出去的3000人,现在成为千万富翁的有200余人,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有十余近二十人。这个村里出去的人,一般都做家具买卖,广东人称之为家私。他还为我说出了几个名字,他说道:“有个曾升华,在深圳开出租汽车公司,公司有小车300多辆;还有一个曾其中,做家私生意,已拥有十几家商场,什么国泰商场、顺高商场等。黄文辉、黄廷阳、黄仕涛、曾海艺、曾建国等都是开家私商场的,什么光辉家私商场、松宝家私商场、先岭家私城,都是他们开的。可能还有不少人,我们不清楚了,有些人怕露富呀,就瞒着乡里不说。”

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照是,这个村子在改革开放前些年,陆续逃到香港去的有1500人,在香港形成了三个村落,村长就是曾姓和黄姓人,这些人也不同程度地富起来了。

我看不出村子有任何奇特之处,但相信迷信的黄村长说,这是因为他们村子的风水好,所以以前出官,现在出富商。黄村长说道:“围着我们这个村子的是两条龙,两龙对接的地方还有一只乌龟,现在我们在接口处又修了水库,挖了一个大塘。你想,龙与龟都需要水,有了水还能不飞腾吗?”

宦境村住的都是客家人,曾、黄两姓来到宦境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前480余年都没有“发”过,惟独这些年“发”了起来,这难道不是今天的政策今天的时代给了宦境村如此良好的机遇吗?不过,这些话我没有对黄村长说。

时代与政策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些人却及时利用而走向成功,另一些人却还躺在国有企业捧着“铁饭碗”睡懒觉,因此坐失良机。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那些“早行人”,他们得以成功的初始原因是什么?

在杭州,有一位天皇药业有限公司的老总,叫陈立钻。这样讲也许有很多人不知道他,但是要提起立钻牌“铁皮枫斗晶”,相信知道其名的就大有人在了。

陈立钻生于1955年阴历2月24日,是天台县城关镇一个农家的孩子。上过两年高中,16岁他就当了“赤脚医生”,开始了他“江湖”的历练。先是跑到山上的水库工地打了两年的山洞,以后,又到小五金厂、工艺厂、橡胶厂里去打工。那时还不叫打工,他是当采购员和销售员,跑过上海,去过东北,推销他们天台县的产品。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当人们把“万元户”的称谓加到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身上时,他的口袋里已经有了四五万元的积蓄了。

这时候,他有了一个违反常规的选择,他不是拿着这笔钱到大城市里去做生意,而是拿回家来种草药。

让别人看来是违反常规的做法,对陈立钻说来却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他是“赤脚医生”,对草药的性能熟悉,而且他深知天台山是块风水宝地:济公李修缘就出生于此,并且,东汉时刘晨、阮肇入山采药而遇仙的故事,也发生于此。

无疑地,先前的磨练给了他莫大的好处,他竟在山里种了8年草药,相当于中国打了一场抗日战争的持久战。

因为他种植的草药非同一般,是一种叫“铁皮石斛”的东西。据古籍《道藏》中记载,千年石斛精,千年山参精,千年首乌精,以及海底珍珠、茯苓、冬虫夏草等为道家的九大仙草。其中铁皮石斛排在首位。而在这九大仙草中,惟独这个铁皮石斛,是补阴的良药。民间传说,这千年的石斛精、千年的山参精都能够像白娘子那样变化成人形,谁遇到了谁就有福气。在旧社会里,能吃得起这种名贵药的,只有黄金荣、杜月笙和梅兰芳这样的有钱人。

也许自然界就存在着这样一个规律,愈是珍贵的草药愈难生长。铁皮石斛生长的条件极其苛刻,晒到太阳必死,种在土里必死,它一般生长在悬崖峭壁的背阴处,承雨露雾气而生,采月华精神而挺。如果有一个山里人能在峭壁上采到一棵这样的石斛,他一年的生计就不必犯愁了。

由于这种草药自然繁殖率极低,所以到解放后,就极少了,而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自然界再也看不到野生铁皮石斛了。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农业专家们,早在1932年就开始试着人工栽培,至今未获成功;而在我国,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从最高研究机构到各省市农业院校,都曾投入过大量精力和财力,试图将它培植成功,而失败的比例是百分之百。

这个陈立钻,硬是将这种草药栽培成功了。他遇到的失败,他亏空的钱财,都难于一一算计,他告诉我最简单的情况是,由于太艰苦,跟随他在山里一齐劳动的十余个民工,没有一个坚持下来,而他那条忠诚的看家狗,也耐不了艰苦与寂寞,离他而去。

由于他种出了这样一种珍贵的草药,便趁机到杭州去发展,成立了天皇野生植物实业公司,成了一名小老板。

一种由铁皮石斛为主要原料的“铁皮枫斗晶”应运而生,而且很快打开了销路,成为浙江省最名贵的保健品,继后又被开发为正式药品。数学家陈景润、文学泰斗巴金,以及中科院百多名老院士,都吃过这个药。它还被邓楠介绍给了父亲邓小平,陈立钻曾经去过小平同志的家,指导过小平同志服用这种中药制剂——这,是陈立钻一生引以为傲的事情了。

现在,这家公司到底怎么样了呢?2004年的4月,我再次访问了更名为“浙江天皇药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先生。

陈立钻告诉我,他的企业共分两摊,一摊是天台山种植与研究基地,在那里他吸纳了农民工200多人,如果加上季节工,约有300多人;在杭州这一摊,是销售公司,也有上百人。他去年的销售额为2.7个亿,天台、杭州两地交税是4000万元,他现在种植的铁皮石斛,已经扩大到2000亩地了。

当我问到他给这些农民工多少工资的时候,他回答道,天台山那一边,能够达到年5000美元;杭州这里,能达到1万美元。这是因为杭州公司里招的大都是毕业于医科大学和财经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而天台那里则是从农村招来的普通工人。他说:“我发的工资在杭州市来说是上等的了,比起深圳那些效益好的企业,一点不差。”

令我惊奇的是不仅仅是他自己致富后带动了天台经济的发展,带起了一批农民共同致富,而是他正在从事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在天台山,陈立钻已经投资了3000万元,和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搞生物基因药物的开发,取名“浙江赛尔生物医药品研究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成立有一年之久了,从事的是生物技术、生物基因药、干细胞工程等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技术研究。比如,如果癌细胞已转移到了骨头上,就可以用生物技术和药物将它阻断。这个研究进行得很快,他说下半年就可以进入临床研究。在杭州,他也悄悄搞了个实验室,是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在不久的将来(这个词是陈立钻说的,大约是时间保密的意思),有三个一类的国家新药能够生产出来。

陈立钻不属于纯粹的企业家或者商人,他是兼中草药种植家、中药研究家合一的人物,但是有一个特点是共同的,他开“钻”得很早,也很早找到了“金矿”。这不仅是指他发家之时的前期准备,还指他是开发生物学药品的先行者。

像陈立钻这样的企业,在浙江省只能算是中等。大的有“农夫山泉”、“娃哈哈”、“利群”、“雅戈尔”、“大红鹰”、“红蜻蜓”、“雕牌”、“正泰”、“奥康”等等,浙江产品的广告几乎包揽了电视台的一半,整日里在我们的耳际与眼光中“爆炸”。我认识的一位新朋友孙星炎先生,就是“农夫山泉”的大股东。这位50多岁的中年人个子不高,却透出江浙、上海一带人的睿智与精明。在上山下乡那个年代,曾到黑龙江插队7年。在别人还浑浑噩噩混日子的时候,他早就在悄悄地学习英语和机电知识。于是他最早考进大学、较早赴日本留学。在他请我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浦东开发区办公大楼里面的自动化控制设备,就是他公司安装、调试的。这时候,正巧有一个美国朋友给他来电话,对着手机,他纯正熟练的英语让我嫉妒了起来。从他的身上,我不仅领略到了浙江企业家的一流头脑和一流的做生意本领,而且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强者早半拍,强者快半拍。

早飞的丑小鸭成天鹅

一个农民工,他跑出来打工,就会一下子成为老板,一下子成为亿万富翁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许多人会抱着怀疑的态度。因此,在采访的时候,我特别注意那些已经成为企业家的人,在他们的身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发财“基因”。

这一注意使我体会到,凡是这些发财致富的人,并不是地地道道的从山村出来的两眼一抹黑的“泥腿子”。而是早就混迹于经济市场上的弄潮儿,他们或是长年当过“盲流”,或是早年就当过工厂的采购员和销售员,抑或是在外面当过兵,见识了外面世界很精彩的军官、士兵。这种长期的“热身赛”既对他们的意志是一种极好的磨练,也使他们完成了如何走向市场的经验积累。所以,一旦国家的政策趋向于开放,一旦农村可以进行劳务转移的时候,他们就显得从容不迫,成竹在胸。

安徽巢湖市无为县,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安徽小保姆”县,那个表现安徽保姆在北京打工的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就是以无为县的保姆为原型的。

无为保姆起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新四军七师的根据地在无为的红庙,解放后,这个师有一批老干部在北京安顿了下来。他们想起了当年闹革命时群众对他们的支援、掩护,这种鱼水之情使他们念念不忘要报答老区的乡亲们,起先他们是让自己熟识老乡家的孩子到北京来,既当保姆,又当“女儿”,既帮他们干家务活,又让她们上学读书。当一个老战友来看望另一个老战友的时候,发现这个家既干净又整洁,又看到那个“小保姆”烧水端茶十分利落,不禁称赞几句。老战友便热心地说:“我也替你找一个吧。”如此一来,无为县小保姆就开始“占领”北京市场了。虽然是那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还没有“市场”这一说。

县宣传部赛勤玲部长不无骄傲地告诉笔者:“那时候,中南海里,中央军委、国务院有许多保姆都是我们无为人。只要县里去一位副县长这样的七品八品官,就有高级小车来接,还住高档宾馆。我们无为人聪明、机灵,还讲诚信。说到诚信,这在旧社会也是如此,大约是遗传吧,要是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无为人也是倾其所有满招待。”她顿一顿又说道:“不过,现在无为县的保姆很少很少了——”“为什么?”我问。“我不是说到无为人很精明吗?她们起先当保姆,后来赚到了票子,闯出了路子,又换了脑子之后,就不甘心当保姆了。她们就在北京开起了店,做起了买卖,成了老板。在中国100强里,就有我们无为两个企业家。”

我想去采访一个较为典型的无为保姆,谁知宣传部的新闻干事张勇立即拿出他的两篇报道来,对我说:“你先看看吧,‘小保姆’邓立翠就是一个,她曾出席过全国第九次妇女代表大会。如今是安徽省最大的孵鹅企业的总经理。”

张勇是这样描写她的:

邓立翠是无为县仓头镇人,兄妹3人,她排行老二。她的父亲腿有残疾,家里所有农活全靠母亲一人支撑。可想而知,在那个只靠土中觅食的年代,生活是何等艰苦,一家人常常连饭都吃不饱。兄妹3人一年到头也难得做上一套新衣服。大多数时候都是花一两角钱从旧货市场买旧衣服穿。迫于生计,哥哥很小就开始帮妈妈干活了。由于家中仅有的几个钱都给邓立翠交了学费,妹妹就上不起学了。兄妹3人,邓立翠是惟一读过书的幸运儿。

勉强读完初中,家中再也无钱供她上学了,就在这时,她无意中得到一个消息,改变了她的命运。1980年冬天,邓立翠一位要好同学的妈妈到北京当保姆去了,一个月工钱20元。20元,对于当时的邓立翠来说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全家人辛辛苦苦地干一年,到头来也挣不到这么多钱。邓立翠非常羡慕,觉得这钱来得真是太容易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人家能当保姆,为什么我就不能呢?正失学在家的邓立翠失眠了。她很清楚,能挣点钱回家,是她对全家人的最好报答,也是对哥哥、妹妹没有读书的最好补偿。于是,她决定和其他5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出门当保姆。

让一个才16岁的女孩子外出当保姆,父母当然不放心。但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好的出路。加上她的软磨硬泡,最终父母还是同意她出去。家里四处借钱为她凑齐了盘缠,在亲人的千叮咛万嘱咐和依依不舍中,邓立翠来到了北京。

邓立翠干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石景山一个普通工人家里当保姆,月工资12元。她不敢说出自己真实年龄。就说自己已经19岁了。由于她有文化,悟性高,学什么都很快,所以主人非常满意。她先后在四五个家庭里当过保姆。但是她有块“心病”,很厌烦别人叫她“小保姆”。虽然她觉得当小保姆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但是她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在一辈子当一个保姆的水准上。

她最终离开了北京。3年后,她最后做活的那家人家帮助了她,被招到上海崇明一家畜牧场当工人。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技术,很快成了畜牧场的养殖能手。她曾创下一个人喂养370头牛的记录,还和她爱人李志春一起,用40天的时间完成了上海畜牧局交给的“胺草饲料试验”,获得了“稻胺化养牛”成功奖,他们的事迹上了《新民晚报》。

学会了技术,为什么不回家乡一显身手呢?1987年,邓立翠夫妻俩辞去了畜牧场的工作,回到了家乡。

现在,邓立翠的“三缘养殖实业有限公司”年产“无为大白鹅”苗鹅200万羽,销往全国十几个省市,产值1000多万元,社会效益6000多万元,带动了3万户农民从事白鹅的养殖,扶持贫困户和下岗职工近千人。并迅速成为巢湖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安徽省最大的孵鹅企业。

一只丑小鸭,一旦离开了那个贫穷的故乡之后,转眼间就变成了白天鹅,她飞回来不是寻找王子,而是为故乡产下金蛋,孵化富裕。邓立翠,向我们诉说的是一个现代的“童话”。

人类的行为学家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形成了某种思维类型和文化类型之后,也便形成了一条固有的“行为轨道”,“赤脚医生”出身的陈立钻要图发展,首先想到的是中草药的种植和研制;邓立翠要创建自己的事业,也自然而然地会利用她学到的养殖技术。但是,一切的发展都不会是空中楼阁、水上浮萍,你的前期准备有多少,你成功的概率也便会有多少,你获得的回报也就会有多少。

父母在,要远游

我的故乡浙江省湖州市,下属三个县,分别为长兴、安吉、德清。这个德清县,就是当年的武康,也是唐朝中期诗人孟郊的家乡。

孟郊留传下来的诗有400多首,惟独那首《游子吟》,老少咸宜、人人会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读了真让人有些戚戚然。料想这位苦吟诗人当年也是个家境贫寒的饱学少年,要到长安那么远的地方去赶考,又见慈母在夜晚的灯下为他赶制新衣,才有感而发,写得如此真挚动人。今天,在德清县,就有一个“春晖广场”,让大家去回味母爱与家乡的爱。不过今人的观念早已改变,那种孔子的“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已经涤荡无存。湖州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富饶地区,他们一般不会到浙江的其他地方去打工,要去,就到能够挣到大钱的国外去。

长兴县民工输出的方向是日本,不过它不叫民工,而称为研修生,比一般的劳务输出要高一个层次。这是得到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认可,由日方社团、企业组织,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回国后可以学以致用的一种合作方式。长兴县1993年开始起步,至今已历11年的时间,全县输出约有800余人,形成了一个远去东瀛的小气候。

周健琴,是个腼腆、善良、勤奋而聪敏的长兴姑娘,在村里开一家服装店,生意清淡,过着清贫的生活。1998年,他的舅舅“先斩后奏”,替她在县外贸局报名赴日研修。她是被动地走上这一条道路的。

说实在的,这些农村姑娘出这样的远门,要不是政府性的行为,她们想都不敢想,怕受骗上当的戒备心理,是中国农民最传统的心理负担之一。

1998年,周健琴、李惠鹤、丁金妹等一行6人来到了日本的四国香川县Y.K.S株式会社研修服装加工,由于周健琴以前就掌握了一定的服装加工技术,加上她的刻苦努力,很快得到了该会社社长的器重。

在与楠井芳社长的一次闲谈中,社长问周健琴:“你回家后打算干什么?是继续搞服装还是改行?”周健琴顺口说道:“还想做服装,但我本钱不够,如果楠社长到我们长兴去办厂,我就继续帮你干。”

赴日研修生报名站对周健琴而言,讲过了也就算了,要一个日本老板到她的家乡去办厂,哪能像她说话这般随意。岂知,这个楠井芳女士还真的听进去了。

2000年下半年,楠井芳趁着到苏州分公司出差的机会,走访了长兴6位研修生的家。集天目山余脉的雄峻和太湖碧波之柔和于一身的长兴,引起了日本客人极大的兴趣。楠井芳决定在长兴开办她的分厂,她看中的当然还不仅仅是这里的投资政策、投资环境和这里天生就是丝绸的产地,还有那6个她培养考察过的研修生,这些人不仅学习了日本的技术、日本的管理,还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是她信得过的。

于是,2002年6月,投资1000多万元人民币、占地16亩的日商独资企业长兴惠凯丝服装有限公司在长兴白岘乡动工了。2002年12月26日,该公司投入试生产。而周健琴,也实践诺言,成了该厂的生产课长,那个随同周健琴去日本的李惠鹤,成了该厂的总务课长。

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招收了100多个民工,还准备再上两条生产线,到时候还会增招80个工人,其时,年出口创汇就可达到200万美元。

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外经贸科的科长刘桂英,由于她把这盘“蛋糕”做大,功不可没;也由于政府与企业脱离,她开始着手成立一家经贸公司。刘经理告诉笔者:“开始这项工作做得很艰难,人们不相信也不愿离开家,东动员西动员,好歹凑了10个人,临了有一个女孩子被她妈拉下了车,只去了9人。现在了不得了。除了周健琴,还有罗叶平,他已经成了湖州市政协委员。陶爱辉,1999年到日本研修服装,2001年回来后与姐妹们共同创业,在五山岗村塘互坪和邻近的长桥租用了270亩水面,投资近30万元,开发了优质珍珠养殖。目前第一批珍珠已出售,获净利12万元。富了生活也富了头脑的陶爱辉尝到了甜头,现在把她丈夫也闹出去了……”刘桂英愈说愈兴奋,她还告诉笔者:“他(她)们不仅带回了钱,有了创业的资本,主要是各个方面的修炼成熟了。那个叫张莉的小姑娘,出去前什么都不会干,从小娇生惯养。研修3年,回来后非常老练能干,在日本交了一个同是中国研修生的男朋友,两人一起创业,在宜兴搞了一个股份制公司,是一个高科技公司,她是研发部经理,这种产品能够出口日本。还有曾庆伟和王锦春在日本茨城县农协研修了1年,学习了日本的温室暖棚栽培技术和农业管理经验。回国后,两人都开始用温室技术搞日本美隆甜瓜、优质无籽西瓜及优质蔬菜的育苗种植和开发。现在,曾庆伟和新台农业公司生产的甜瓜、西瓜在江、浙、沪一带已经颇有名气,很多大超市都为其产品开设了专柜。不久前,他又与一位台商合作,租赁了650亩土地,由他提供技术培训和种子、肥料、农资器材,让当地农民负责种植,公司销售产品,带动大家一齐富起来。两个长兴县去日本的研修生现在,长兴在日本已经小有名气,当然他们不说长兴,只说在上海附近,有一个小镇,那里的中国人都会说日本话。就这一点,日本人非常感兴趣,常常到咱们这里来旅游、考察,还愿意到这里来投资办厂。”

我问道:“难道他们研修一两年就能学好日语?”“不错,他们知道机会难得,人人都很刻苦。3年回来,一般都能达到日语的三级水平,很多人都达到了二级(相当于英语6级),还有比较优秀的人能达到日语的一级(相当于英语8级),他们的日语就讲得非常溜了。你想,我们一个县,就有那么七八百人会讲日本话,日本客人无论走到哪里,那里就自然有人出来自动做翻译,他们看了会有什么感觉,这里简直成了他们第二故乡了。”

中国的农民工仿佛是一排浪潮,第二线省份的湖南、湖北、安徽、河南人走向了沿海的省份和城市,再内地的西部省份的民工们则进入中部地区或沿海区。而沿海省区的农民们,如福建、浙江、山东(青岛、烟台)、辽宁(大连)等地的人,则表现出空前的大胆,他们像是被后浪所推似地,渡过大海大洋,到世界各地去打工了。

不得不承认,由于许多中介公司其实是被我们称为“黑中介”的,大量的民工则完全缺乏政治、文化、地理等常识,受骗上当的悲剧连续不断。据英国《卫报》的报道,英国西部的莫克姆海湾刚刚出事,死了20个中国的拾贝人。这个悲剧让那些痛失亲人的亲人们眼泪还未干,被英国老板招募的180名中国民工又在他们死去的同乡的脚印上走了过去。

而那个绑架、凶杀和汽车炸弹不断的伊拉克,也有那么7名中国人稀里糊涂地闯进火线,说是到那里去打工,结果也被绑架。幸好伊拉克人对中国还算友好,不久就将他们放了。询问那些惊魂未定的民工和家属,他们几乎一致地回答:“我们不知道那里还在打仗!”

人就是这样,当那些偏远山区的农民,决心要离开熟悉的小山村的时候,或者说当沿海地区的农民,乘上了海船驰向国外的时候,他今后的命运是一个极大的谜,谁知道他前头照耀着的是一颗灿烂的星辰还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呢?

我们能够给予的,只有一个“一路多保重”的真诚却很软弱的祝福!

第二章 农民致富的三次浪潮

我妻子家住在烟台市牟平区宁海镇,现在来看那也是块风水宝地,可是在那个困难的年代里,她家曾饿死两个最小的弟弟,据她说,那两个弟弟坐在炕上,开始是饿得直哭,到后来连哭都没有劲了,只翻白眼。再后来,就一头栽倒在炕上,断了气。

她那时大约9岁,就担起了整个家庭的家务,烧水做饭,还掌管家中的钱粮。一次,她仅剩下的一个弟弟李七修跑进家来,向她要5分钱,那是因为小学里老师要他们去海边玩,他要钱买几斤西红柿带去吃,既解渴又填饥(那时的5分钱可以买两三斤西红柿)。“5分钱,没有!”她断然拒绝。她把家里的钱把得特别紧,那是“鸡屁股银行”里存的钱呀,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自家舍不得吃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去卖,一个才5分钱。而这5分钱,可以买两根针、一绞线,外加一两酱油或二两盐。弟弟再三讨要,使得在锅台前忙碌的她显得很不耐烦,于是,她一手刷锅,腾出另一只手将小弟一推,弟弟便摔倒在鸡窝里,弄了一身鸡屎,呜呜地哭了起来。

那大约是中国的I960年!

想起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当我采访的行程从广东走到湖南,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毛泽东他老人家写的那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那是在1926年到1927年,中国正处于反军阀、反列强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运动。毛泽东用他那饱满的激情、酣畅淋漓的笔触对这次农民运动作了歌颂。“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击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人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选择罢了。”

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

漫长的时日里中国农民经历了太多的兴奋与失望、太多的升腾与些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间进入20世纪的80年代后,一场新的农民运动悄悄地兴起来了。这场农民运动与毛泽东所说热遵动截然不同,它不再是追求政治上的翻身解放,而是想要从经济上彻底摆脱自己的贫穷。同时,它又是和平的、静悄悄的,没有了那些腥风血雨、刀光剑影。

据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到2003年底止,全省农村流动就业人员已达到736万人。

安徽和河南是两个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大省,安徽的民工已达1120万人,河南更多,为1300万。

四川也是一个民工输出的大省,早在1999年,转移民工就超过1000万人,其中输出到外省的劳动力为430万人,跨国输出的有11070人。到2000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已达到1134.2万人,收入368亿元,出川民工人数达460万人,从外省邮局和银行汇到四川的劳务收人达到了210亿元。

起步最晚、人数最少的当数东北三省,因为那里的人口较稀少,有着开垦不完的黑黝黝的土地,就是再懒惰的农民,要想混个温饱不会有多大的困难。但据黑龙江省劳动厅的介绍,该省2002年流动民10万人,到了2003年就猛增到108万。而2004年呢?他们的经是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他是最懂得“农民打工经济”作用的,所以省府提出的指标是450万。

就是细微到每一个家庭,都无不与农民工发生着千丝万缕的系。在南京,我的一位老同学陆佩媛的女儿张静说,她的父亲张国择在孟加拉国打工,他的丈夫刘和来在嘉兴打工,刘和来的妹妹与妹夫王方杰在北京打工,还有一个四妹在云南打工,有一位亲戚胡月在东莞打工,全家都被打工族“包围”了,整个家族也成了打工家族。

这已经不限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了,中国的西部也已经“运动”起来,陕西、甘肃、青海到东南沿海和北京来打工的人比比皆是,就是最边远的新疆,截止到2003年底,向外转移劳动力也达到了35.7万人,外省到新疆来打工的人数是49.36万人。农民增收中非农收入的比重由过去的13%提升到目前的25%。

这是有着1.2亿农民参加的新的“农民运动”,其人数已经相当于日本的总人口,其后,还有剩余劳动力1.5亿人可以从农村转移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这将是有着3亿农民参与的宏大运动,它能够顶得上世界上6个中等国家的人口。

这众多的流迁农民外出打工,所做出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就拿安徽省言之。1999年,安徽农民工打工收人为217亿元,该年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则为174.3亿元;2001年,外出务工农民的收人为260多亿元,而全省全年财政收人为309.5亿元。以每一个农民工全年净收人4500元计算,安徽省2004年的民工收人将达到500亿元。这个数字早就超出了全省地方财政的收入。因此,这些民工大省的“民工经济”等于再造了一个安徽,再造了一个河南。

这不仅仅是民工输出省在叫好,民工输人省也真心实意地体会到使用农民工的优越性。上海警备区宣传处的方干事用一句话说透了这种好处:“让我告诉你吧,上海新起了3000多幢摩天大楼,没有一幢不是农民工盖的。”

差然在劳动力转移问题上,还会有小小的看法不同,但绝没有“好得很”与“糟得很”的论争,从中央到地方,都加人了“好得很”的“派别”。

让我们还是从毛泽东的家乡说开去吧。

湖南的平江县,是彭老总举行平江起义的老革命根据地,当年闹革命时这里是风起云涌。自平江起义到全中国解放,在这块土地上共牺牲了20余万人,进入湖南省革命烈士名录的有2.1万人。而从那血与火中滚出来的共和国将军则有59名,上将有苏振华、张震、傅秋涛、钟期光,中将有方强、方正平、甘渭汉、刘志坚、邱创成、吴信录、钟赤兵、张令彬、欧阳文、赖毅等,全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

平江起义的这段历史,我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纪念彭老总一百周年的电视专题片《彭德怀》,我就是撰稿人。但是当我去参观这个纪念馆时,那个看门人不认得我了(他当然不会认得我),于是我掏了12块钱买门票。而可以自我炫耀的是,那一天下着雨,整个纪念馆就我们两个参观者——这当然是饭后笑谈。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这里的农民外出打工,努力摆脱贫困的“斗争”也同样风起云涌。这个县外出打工的人数有17万,他们不仅包揽了上海港务局的搬运工,占据了沪东造船厂钳、焊、铣工,还外派了海员120多人。这部分外派海员,都是在外国公司的巨轮上服务,其中有10余人成了三副、二副,还有两个人竟成了大副。他们每年带回来的劳务收入就有800余万元。尤其是那些“副”字头的平江农民们,士别三日早当刮目相看:西装革履、一口流利的西文,你真会误认为他们是长年留学的洋博士。

最有特点的是这个县的三市镇,它紧靠湘、鄂、赣三省的边界,是个有名的贫困镇。这个小镇仅有5.1万人、4.7万亩土地,却走出去1.1万个打工仔,就2002年统计,他们的劳务收入过亿元,其中银行汇回6500万元,随身带回的钱有4000多万。

说那1.1万人是打工仔,这个称呼早就过时了。因为在这些人中,有许多已经成了经济界的“将官”。当“将官”的标志,是那些富起来的人都骑了“马”——轿车。他们一共买了102辆轿车,其中最多的是“宝马”和“奔驰”。

2003年的春节期间,具体的日子是2月17日,平江县委、平江县政府召开全县民营企业主代表新年茶话会,给全县的老板拜年鼓劲。会议的主持人看了看表,刚想要宣布大会开始时,忽然外面响起了锣鼓声和口号声,还有汽车的喇叭声。原来是三市镇的代表用小车排着队来了,30多辆小车上都挂着大红花,一律的宝马和奔驰,那阵势,那威风,令路边的市民们都拥来观看。只见领头车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三市镇民营企业家代表团向全县人民拜年”。

这也许不单是一种对自己成功的夸耀,而是一种有形的广告:想要外出打工致富吗?我们就是见证!这个镜头被湖南卫视台“曝光”在电视上,很快成为全省民众乃至邻省民众茶余饭后的话题。三市镇老板们的宣传效应达到了——三市镇不再叫三市镇,现在叫“老板镇”或者是“轿车镇”。这的确不假,当我们来到平江县的时候,县劳动局的翁应生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就说道:“我们平江有一个老板镇,输出一万人,赚回一个亿。”只有当我问“这个镇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时,他的第二句话才说出了“三市镇”。

我们应当体谅农民的这种自豪与满足感。那个黄梅戏中的《女驸马》,不也是喜滋滋地唱着:“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夸马御街前”吗?其实在那个社会里,“一女婵娟”对于当官只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巳!

小岗村拉开的大序幕

农民致富的第一个浪潮,掀起于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

年岁大一些的人,都听过凤阳的花鼓调。“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那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我家没有儿郎卖,身背那花鼓走四方。”由此可见,这凤阳县是灾荒不断的穷地方。

哼这几句歌时,我总以为是自己唱错了词。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他因贫穷而揭竿造反,登上皇帝宝座后应当对家乡人民好一些才是,怎么反使那儿的老百姓生活更加艰难了呢?

说穷,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对于食物、衣料太过丰富的今天的年轻人而言,即使相信,也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我,却是结结实实地亲眼目睹过。那还是1962年,济南军区的一支部队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想生产出一些粮食来,于是我们开赴安徽的霍丘县去种水稻。那已经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后期,照样看到农村中啼饥号寒、饿死人而无力收尸的场面;照样看到十几岁的男孩没有裤子穿,大姑娘不得不套着她母亲破衣烂衫的景象。据说,在最困难的那些日子里,安徽与河南两省饿死的人不下百万。

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里,公共食堂再也办不下去了,每天敲钟上工,敲钟下工的农民一天下来只挣到七八角钱,到了年底#不到钱,还得亏欠生产队里的。农民们在田头地边那懒洋洋地抽着單?烟的样子和地里荒芜的杂草总比庄稼高的“特写镜头”,给我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

那时,城市里出现了许多“盲流”,那是逃荒要饭的人流,他们身上没有背着花鼓,口里也没有唱词,因为生活的艰辛和重负令他们连凤阳花鼓的悲调都唱不出来了。

逃荒的人流,一般都是扒车、徒步进城的,他们饥肠辘辘,满脸菜色,或者是全身浮肿。在城区里要饭,得随时躲避公安人员,一旦被抓到,就又被当作犯人一样押送回乡。对于他们而言,离开那一片土地就是“犯罪”,尽管那一片土地已经生产不出粮食来了。

或许,正是这种无奈又无望的积累,令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们完成了那样一次壮举,他们宁可冒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也要在大包干的责任书上留下他们的手印。

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小村庄,和全国农村数百万村庄一样,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它曾经有过“送公粮一路唱,卖余粮排着队”的美好岁月。可惜这令人留恋的甜蜜时光是太短太短了;而接踵而至的穷过渡岁月,又是太长太长了。经过“共产风”的折腾,到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小岗村生产队的人均产量由1955年的1000斤以上,下降到200斤左右,人均年收入只有20元左右,每年吃半年以上的国家供应粮。原来全队34户175人,最少时只剩下10户39人。1100亩地荒了1000亩。从1960年以后直到推行大包干前的每个冬春,全队不论大户、小户,家都曾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乞讨度曰。

1979年初春,穷够了穷急了的小岗队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土地分开,实行包干到户。他们都明白,这可是犯法的,队长可能由此坐牢。会议从傍晚开到黎明。最后决定:联名签订合同,队长如蹲“班房”,其余17户共同养活其家小。全队耕地平分到户,耕牛和大型农具作价到户;国家农副产品交售任务、还贷任务、公共积累和各类人员的补助款等,合理分摊包干到户。18户户主在作出这一庄严决定后,含着激动的泪花在一张旧纸头拟订的“合同”上,一一按上手印。(见《凤阳古今》第214~215页)

采访陆子修,他说他看到的景象比我说的更加严重。他亲眼看到人吃人的现象,那是饥民们把死去的人放到坛子里腌了吃。他说道:“我自己家里就饿死了五口人,父亲、母亲、弟弟、姐姐、姐夫,我那时大小还是一个县里的科级干部。我们那村子里许多家门前都长着蒿草,庄子里人死了一半。”

陆子修,在农村包产到户期间,他先是在滌县地委当政策研究室主任,后任地委秘书长,再当书记,凤阳县就属于滁县管辖,所以他亲自见证了小岗村那一幕活剧。

这位已经早就退了休的省人大副主任与我特别投缘,因此谈风甚健,他说道:“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安徽省军区政委宋佩章当书记。全国都在揭批‘四人帮’,惟独安徽没有动。“农业学大寨,学了许多年,为什么农民还没有饭吃。‘四人帮’倒台后,农村工作抓什么?地委让我牵头,组织了600多名干部,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调査研究。调查后我们写了一份报告。“当时我记得这个报告讲到的核心问题是:农村经济政策不落实;调整利益关系的政策不落实。我们提出了抓农村经济政策落实的问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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