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兆骞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走出晚清：大师们的涅槃时代试读：
小引
甲午战败，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民族危机、社会危机。为挽救中国，尚未成熟的资产阶级仓促而毅然地登上历史舞台，承担起领导改良、领导革命，推动中国向近代化方向发展以救国之历史重任。
孙中山、梁启超等一批知识分子，“或则忧愤而上封章，或则感愤而抒议论，又或则蓄其孤愤而形之于咏歌……群思补救，挽既倒之狂澜，撑天下之全局”（孔广德《普天忠愤集·序》）。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重新思考救国之道，反思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旨在建立资产阶级政体。
经历了1905年前后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迅速壮大，建立了同盟会，迎来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于1912年推翻清王朝，结束两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革命成果一度被袁世凯窃夺，但并未阻止新的革命运动兴起和社会近代化发展的步伐。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催生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国社会涌现了一大批由戊戌变法时期的士大夫转化而来的维新志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谭嗣同、黄遵宪、柳亚子、秋瑾、章士钊、陈独秀、胡适等，他们以“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为己任，同时自觉地自我启蒙，宣传民权，传播“新学”，鼓吹文化革命，以救亡图存。民国元年至民国六年（1912—1917年），中国出现了新思潮汹涌澎湃的壮丽景观。
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胡适等人所表现的“民族之正气”（孙中山语）和文化生命的巨大魅力，写就了当时和后来的“人与文化”的深刻内容。当我们回溯民国初年中国文化的进程时，没有谁可以绕过这些文化巨人。
新文化运动大潮，已澎湃而来，那涛声惊天动地，雷霆万钧，于是才生生造出一段值得表述却难以表述的清晰又模糊、斑斓又灿烂的历史……第一章民国元年 （1912 年）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周树人随蔡元培入京；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涯；苏曼殊以小说奉献文坛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其在任职典礼上宣读誓词曰：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中华民国初建，可谓流年不利，经济凋敝，民生艰难，社会矛盾重重，与列强关系复杂，改良革命党派较量纷争，新旧思想文化冲突，各种乱象迭出。怎一个乱字了得！
南京建立中华民国，北京清廷犹在，南京革命党人在北京暗杀清廷大员。1月16日，袁世凯乘车途经祥宜坊酒店时，从店内飞出炸弹，炸死其侍卫八人，而袁毫发未伤逃离现场，当日即派军警捕杀张光培等革命党人。26日，皇室亲贵宗社党党首良弼，被刺杀身亡，王公贵族闻讯纷纷逃离北京。
是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大清王朝寿终正寝。次日，孙中山谨守承诺，推举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新总统必须亲到南京受任，遵守《临时约法》三个条件。29日，袁世凯指使曹锟发动政变，以此为借口，拒绝随蔡元培、宋教仁等迎袁专使南下南京履职。袁世凯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5月，上海公共租界华洋巡捕来到民权报社，拘捕《民权报》主笔戴季陶。因他曾在该报发表短文《杀》，写下此语：“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舆论界强烈谴责租界当局干涉言论自由，戴被罚洋三十元，获释。
6月，沙俄在新疆策动和阗（今和田）策勒县血案，借此派兵入侵喀什噶尔，要求赔款，袁世凯政府以付给“赔偿款”和惩处中国有关官民的条件，屈辱了结此案。
7月，西藏发生叛乱，边陲危殆，举国哗然。遂有川军入藏，滇军征西。正值川滇两军顺利收复川边藏族区，乘胜深入西藏腹地之际，英国驻华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声称中国不得干涉“西藏内政”，并以不承认中华民国，助西藏独立为要挟。迫于压力，袁世凯下令入藏军队停止前进，川滇军入藏平叛功亏一篑。
9月11日，清皇室在北京金鱼胡同那家花园设宴欢迎孙中山和黄兴。宴会上，贝子溥伦致辞，赞扬“孙、黄二君皆今日中国非常之人，故能建非常之业”云云。黄兴致答词，言及“非隆裕皇太后之明哲及诸公之辅佐，成功绝不能如此之神速”。有趣的是，双方皆退出政坛，其互捧皆言不及义。
10月，梁启超正式结束十四年流亡生涯，在各方力邀之下，回到天津。在梁氏广泛周旋下，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共和俱进会六个政体合并，组成民主党，推汤化龙为干事长，后又推梁启超为领袖。该党政纲为普及政治教育，建设巩固政府，拥宪法护自由等。其实际目的在于实现组阁。
是年，伴着国民政府成立，文化也出现新气象。“南社奇才”苏曼殊，以小说奉献文坛；章士钊、蔡元培联名登报《求刘申叔通信》，寻找“国学深湛”之士刘师培。清流纷纷登场亮相。1.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政界、文化界空前活跃，周树人随蔡元培入京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上海火车站聚万人之众，彩旗招展。上海各界欢送孙中山乘沪宁线专列赴古城南京，参加大总统受任典礼。
去岁12月28日晚，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相聚南京，举行选举预备会。选出孙文、黎元洪、黄兴三位为大总统候选人。在次日举行的正式选举大会上，以一省一票计，实行无记名投票。代表投票后，公开开箱验票。十七省代表依次投票，十六票投给孙文，一票给黄兴，孙文以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那天，会场掌声雷动，口号响亮，众人呼曰：“中华共和万岁！”泪飞如雨。
孙文乘坐的专列，在冬季的南方大地上驰骋了七个小时，徐徐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军乐高奏，礼炮齐鸣，口号声此起彼伏。不远的长江上停泊的军舰，也响起隆隆的礼炮声，在如血的夕阳中，漂向远方。
大总统的受任典礼是深夜11时举行的，孙文在受任典礼上宣读了誓词。各界代表、驻华使节、中外各大报纸的记者，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1月2日，孙文通令各省，自此刻始，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以公元纪年。
1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这一天，在绍兴府中学任教的周树人，于绍兴《越铎日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越铎〉出世辞》一文，署名黄棘。文章从“于越”（古会稽）“无敌于天下”，“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而后“黄神啸吟，民不再振”，写到现“越人于是得三大自由，以更生于越”，“民气彭张，天日腾笑”，“共和之治，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此为最早颂扬建立中华民国之民间话语。
周树人于1909年自日本返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课余集唐代以前的小说《古小说钩沉》，编成古代有关会稽史地人物的逸文《会稽郡古书杂集》，思想消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受到鼓舞，在家乡积极宣传革命。1912年，周树人用文言文作短篇小说《怀旧》，署名周逴，于1913年4月发表在上海的《小说月报》上。
小说描绘了一个小镇在革命风声吹到时封建势力的种种表现。《小说月报》在主编“附志”中，认为该小说对那些“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比喻堆砌辞藻——引者），无有是处”的初学作者说来“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
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在《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先锋》一文中说，由于小说“用现代的眼光观察世界，对现实的某些方面有与众不同的新兴趣”，特别是小说以“现代方式”结构情节，“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它完全是一部新的现代文学的作品，而不属于过去一个时代的文学”。《小说月报》主编在“附志”中说的话，可信。而普实克的评价有溢美之嫌，他回避了小说对革命的冷漠，且其“现代的眼光”“现代方式”云云，概念颇为含混。但周树人继承中国小说传统又汲取世界文学营养的极富个性的小说中入木三分的讽刺笔墨，让人们看到小说的一种新气象。他的高水平小说已呼之欲出。
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周树人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先在南京教育部任职，旋又到北京任教育部佥事。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让他由些许的兴奋再次陷入苦闷和消沉。1912年至1917年，周树人没有一篇像样的文学作品诞生，拿着丰厚的俸禄每天以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帖、校订古书、潜心于佛道经典，消磨时光。
1月4日，章太炎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日报》。这是民国元年重要的报纸之一。章太炎是一位革命家，也是著名的学问家，人称古代杂文学体系的总结者。其弟子众多，弟子周树人兄弟、钱玄同等皆成大学问家。他从追随康（有为）梁（启超），到与维新派分手，与保皇派斗争而成为革命者，对当时一代人转投革命，产生过较大影响。
3月2日，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废除《大清报律》。两天后，内务部公布《民国暂行报律》三条，不料引起舆论界之轩然大波，遭到各大报纸的声讨。这是给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当头棒喝。
3月7日，章太炎在自创的《大共和日报》及老牌《申报》刊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反对《民国暂行报律》，各报纷纷转载。3月6日，《申报》《大共和日报》《时报》《神州日报》《天铎报》等全国各大报纸联合致电孙中山，说：“今杀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
3月9日，孙中山以“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为由，令内务部取消《民国暂行报律》。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王朝结束。
1月10日，张謇密电袁世凯，以南北军人名义，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决定政体，迫清帝退位。袁接电后，一面积极逼迫其主子宣统退位，一面向南方探询自己被举为总统的可能性。15日即得到孙中山让位临时大总统之承诺，袁大喜过望，开始施展权谋“逼宫”。
1月16日，天飘大雪，北方革命党人组织行刺袁世凯。上午，袁氏马车途经祥宜坊酒店时，飞来一颗炸弹，炸翻袁世凯马车。袁却从车下爬出，抓住马匹，翻身上马，绝尘而去，死里逃生。当晚，宗社党领袖良弼从外面乘马车归家，埋伏该处的革命党彭家珍化装成军官，扔出炸弹，一块弹片从下马石回弹进他的后脑，彭家珍立即被炸死。良弼被炸成重伤，送往医院急救，两日后身亡。坚持不愿清帝退位的王公贵族闻讯后，纷纷逃至天津、上海，躲在租界地，当起寓公。后来，袁世凯令军警搜查刺客，捕获十人，其中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喋血当时。
1月26日，袁授意段祺瑞等四十六名将领，通电要求清廷明颁退位谕旨，确定共和，否则将率兵入京。
1月30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决定退位，接受共和政体。
2月3日，隆裕太后悲悲凄凄授权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11日，隆裕太后认可议定的优待条件，决定让清帝溥仪退位。此日，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清廷最后一次朝仪，以溥仪名义发布了退位诏书。遗老遗少长跪大殿，以头抢地，哭声震天……
2月13日，清帝逊位后，孙中山谨守承诺，推荐袁世凯担任民国临时大总统。这天，孙中山向临时参议会提交辞职咨文并推荐袁世凯继任。咨文提出三个附带条件：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不得更改；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原总统及国务员始行解职；临时参议院所定临时约法，新总统必须遵守。
2月14日，临时参议会接受孙中山辞职。
2月15日，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决定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并电请袁世凯前来就职。是日，临时参议院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为特使，赴北京促请袁世凯到南京。27日，迎袁专使抵达北京，袁世凯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各国驻华使节、各界名流、新闻界都应邀参加。次日，袁世凯又特邀蔡、宋等人开茶话会。袁表示：“极愿南行，一俟拟定留人选，即可就道。”然而，29日傍晚，袁世凯却派兵袭扰特使住所，指使曹锟所属陆军第三镇两个营发动兵变，为拒绝南下就职制造借口。此后两天，通州（今北京通州区）、保定、天津也发生“兵变”，政局混乱。袁不能南下的理由充分。
3月10日，袁世凯如愿地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混迹政坛军界多年的袁世凯略施小技，便使政治对手处于被动。
3月11日，未解临时大总统之职的孙中山，正式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该约法按照西方民主制度和“三权分立”“代议政法”的原则，规定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国家统治权。并规定参议院行使全国立法权，选择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对临时大总统行使的重要权力，具有最后决定权。参议院自国会成立之日起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使。
临时大总统揽政务、公布法律，统率全国陆海军、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员等。其行使职权时，须有国务员副署。
约法同时规定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和信教等自由。第十五条又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有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云云。
正在主持《民立报》笔政的章士钊，立刻著文予以批驳，指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非常紧急必要”等皆缺乏一定的界定，伸缩性太强，难以公正执行，有悖言论自由的原则，且与第六条构成冲突。
章士钊，字行言，湖南长沙人，1901年至武昌求学，次年入南京陆学堂，因参加学潮被开除，后到上海入爱国学社。1903年任《苏报》主笔，宣传革命。“《苏报》案”发生后，闻讯潜逃。后又创办《国民日日报》继续鼓吹革命。报纸再次被迫停刊。于1904年与黄兴筹建华兴会，密谋发动长沙起义，未成，逃至上海。不久，因参与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事件被捕，获释后东渡日本留学。1908年，转至英国求学，入爱丁堡大学专修政治经济学。1911年，武昌起义后回国，任《民立报》编辑，继而自创《独立周报》，批判当时的政治弊病。
3月29日，袁世凯任命的国务总理唐绍仪出席参议院会议，发表政见，并提出十个总长的人选。经参议会投票通过，外交总长为陆徵祥、内务总长为赵秉钧、财政总长为熊希龄、陆军总长为段祺瑞、教育总长为蔡元培、司法总长为王宠惠、农林总长为宋教仁、工商总长为陈其美。
但刚到6月15日，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离京去津。
唐绍仪，又作绍怡，字少川，广东香山人，近代资产阶级官僚。1874年，由容闳带领赴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天津结识袁世凯，并随之到朝鲜，任驻仁川领事。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后，继袁任代理驻朝鲜商务专员，后又以道员随袁至山东、直隶任职，后历任外务部侍郎、邮传部尚书、铁路总公司督办、奉天巡抚和赴美专使等职。辛亥革命时，任北方议和全权代表，参加南北议和。唐乃袁之亲信，一直受其重用。
当了国务总理后，在责任内阁制问题上，与袁发生分歧。唐绍仪采取与同盟会合作的态度，提议在内阁中“多用南方人”。而袁则坚持在各要害部门安插北洋旧人。唐感到自己完全被架空。
4月，唐与比利时华比银行签订借款合同，遭到四国银行团强烈反对，并蓄意报复，扬言“非唐辞职，不能借款”。唐内阁陷入财政困境。
6月，经袁批准的直隶都督王芝祥到京，袁又改派他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并发出唐绍仪拒绝副署的委任令，公然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条例，唐绍仪被迫辞职。
唐绍仪辞职后，先到天津，再赴上海，于民国六年（1917年）再度出山，参加护法军政府。民国八年（1919年）任南方议和代表，与北洋军阀代表朱启钤在上海议和。此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国府委员、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山县县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本占领上海后，唐甘当汉奸，与日本人勾结，被刺杀身亡。
8月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召开大会，正式宣布，五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发表宣言并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黄兴等八人为理事。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后，人数大增。唐绍仪内阁倒台，同盟会总干事宋教仁，积极筹划改组同盟会，以争取在参议院中占据多数议席。
孙中山一行是8月24日经天津到达北京的，袁世凯以迎接国家元首的礼节，隆重欢迎。袁世凯为了麻痹革命党人，邀请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等人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在京逗留二十五天，同袁晤谈十三次，讨论迁都、币制改革、铁路计划诸问题。9月，黄兴也到达北京，同孙中山极力劝说袁加入国民党，组成国民党内阁，袁虚以逢迎，骗取孙中山和黄兴的信任。
9月，孙中山等人离京后，袁世凯公布与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商谈拟定的中华民国“八大政纲”。袁在5月便与黎元洪秘密勾结，电邀武昌起义重要将领张振武到京“商议国是”，张奉召北上，被授以总统府军事顾问虚职。6月，再召张入京。张和随员方维到京后，袁表面盛情招待，暗中派军警捕逮张及方维，并命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连夜将二人杀害。消息传出，舆论大哗，黄兴两次通电袁世凯，要求公布张、方“谋反”证据。蔡元培等成立法律维持会，呼吁各界“尽维持之天职”。于是，袁世凯急忙拟定“八大政纲”并通电全国，制造与革命党人精诚合作之假象，以稳定动荡的政局。
张振武，原名尧鑫，更名竹山，字春山，原籍湖北罗田，后寄居竹山。早年入湖北师范学校求学，1904年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法律政治，入体育会研究战阵攻守之法。次年入同盟会，担任湖北党务领导工作。不久，回国参与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后再逃亡日本，旋即归国继续奔走革命。1908年加入共进会，发动并领导武昌起义，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率部众与清军鏖战，身负重伤，仍坚守武昌孤城。南北议和达成后，与孙武、刘成禺等在上海组织民社，成立民社武汉支部。袁世凯先后委以总统府顾问、蒙古调查员等职，张均不就。袁认为其对己有异心，遂与黎元洪勾结将他骗到北京，罗织罪名，秘密杀害。
10月8日，梁启超自日本买舟渡洋抵天津，结束自戊戌变法失败后，长达十四年的流亡生涯。
从上面枯燥而冗长的叙述中，读者对中华民国元年应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清廷退位，南北议和，中山让位，举国共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然而乱象频频，灾难重重，各种政治力量在暗中较量，政局仍动荡诡异，虽为民国，而国民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2.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苦涩咀嚼往事
民国元年，在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曾比邻而居于神户须磨“双涛园”。那是个群山拱卫、面朝蔚蓝大海、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的地方。神户已迅猛发展起来的绿色产业界人氏，多在此购地筑宅，休养度假。康有为在此自筑小楼临海，名曰“天风海涛楼”。后又迁近月见山下须磨寺侧公园前，桃樱满山，居有小园。
康有为五十五岁大寿时，梁启超等在日本的弟子十余人，为其师祝寿。礼毕之后，喝茶。此乃广东人之习俗。茶毕，梁启超等弟子设宴孝敬老师，康甚喜，即有诗兴，连赋七律三章，曰：
月见山前海有痕，须磨寺里佛乃尊。
劫灰飞散知何也，逋客孤羁得小园。
蜡展游频思睹墅，桃花开遍或逢源。
一枝栖托聊随喜，豺虎中原何处村。
念乱哀时观我生，东华旧梦忆承平。
满园桃李谁为主，去国衣冠变尽行。
宾客解为文字饮，竹丝难写哀乐声。
白须诗海归无日，碧血三秋劫尽兵。
我比古贤寿已永，幼讶衰翁今与参。
绝域苏卿人老矣，书空殷浩事何堪。
婆娑槐树伤身世，烂漫樱花照壑岩。
故国于今易朝市，惟将凄惨问江潭。
康有为以苍凉之声吟罢三章，举座肃然，思绪已飞，遥想当年，以士林阶层拼死抗争的“公车上书”的壮阔往事，皆悲从中来。
十八年前，系甲午岁，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战败。初春四月，清被迫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签订屈辱之《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为：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给日本，并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并不得逮捕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
此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不胫而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那群为求取功名，进京会试的举人，更是群情激愤，意气难平。
康有为在中举之前，曾以布衣身份，上书朝廷，要求变法救国，提防日本，此举在大清实乃破天荒之举，朝廷震惊，全国士人更是钦佩他勇敢谏言，自此康有为声名大震。等到甲午战败，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想起这个敢说敢言的康有为，认为他有先见之明。
据《任公先生大事记》载：
乙未（1895年）公车上书，请变法维新。倡之者康南海（有为），而先生（梁启超）奔走之力为多，割台议起，先生联同顺德麦孟华、香山张寿波、增城赖际熙上书都察院，请代奏，力言台湾万不可割。格不得达，三君皆公车报罢者。
经康有为、梁启超奔走呼号，先是湖南的举人响应，接着闽、赣、黔、川、直隶、鲁、豫等地举人也纷纷响应，来自台湾的举子更是“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康南海自订年谱·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
最后赴京会试的十八省一千三百多举人被发动起来。康有为一天两夜，奋笔疾书，遂有一万四千字的《上清帝第二书》（“公车上书”）诞生。其书力言拒和、迁都、变法三项建议。
5月2日，上千名清流云集于宣武门外炸子桥胡同里的松筠庵。这些为求功名而来帝京赶考的学子，聆听了康有为力挽国势、变法图强的雄伟大计之后，甘愿放弃十年寒窗苦读孕育的功名梦，以杀身成仁的胆魄，参与国家兴亡的斗争。这在京城是前所未有的创举，经过讨论，通过了康有为的上书内容。松筠庵的士子激情澎湃，热血沸腾。
松筠庵，原是明代谏臣杨继盛的故居。庵内尚存景贤堂，堂外有大香炉，供祭祀之用。堂内有杨继盛画像和牌位。杨继盛，明代人，字仲方，容城（今河北保定）人。嘉靖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后改兵部员外郎。1550年，西部蒙古族瓦剌俺答部南侵，大将军仇鸾率军迎战，一败涂地，请开马市，屈辱求和。杨以“仇耻未雪，议和示弱，有辱国体”劾鸾。后被鸾勾结严嵩所诬，贬狄道典史。鸾得罪，杨被召回，擢刑部员外郎，改兵部武选司。再因上《请诛贼臣疏》奏权臣严嵩“十大罪五奸”而下狱，三年后杨被杀。刑前吟下一首铁骨铮铮的诗，流传天下，诗曰：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
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康、梁及众举人，重吟该诗，凭吊贤臣，自生一股浩然之气，冲上心头。因清廷规定，举人无权直接上书皇帝，只能通过都察院代转。于是上千名举人，簇拥着他们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和他的“万言书”，气概凛然、口号冲天地走在初春桃花红、杨柳绿，有些空旷的街道上，涌向都察院。举人上街游行，这实在是千年帝京从不曾有过的景观，麻木的路人惊惶而好奇地驻足观望。
当举人们得知，军机大臣孙毓汶已抢先勾结阉人李莲英，通过慈禧逼迫光绪签名盖章，签订《马关条约》后，愤慨至极，扬言要抬棺到孙毓汶宅第示威，杀死国贼，以谢天下。“万言书”虽没呈到光绪手上，却经辗转传抄，很快传遍京城。住在东交民巷的美国公使田贝，向康有为索到“万言书”文稿后，次日便在上海出版了《“公车上书”记》。《“公车上书”记》这一小册子，并非出自康有为之手。他当时与各方联系，四处游说，没有时间执笔，他只能提供意见，由梁启超负责撰写。它的主要内容有四点：
一、建议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惩办主和及打败仗的臣子，破格擢拔新人；
二、建议皇上下诏定天下之本，迁都关中或太湖流域；
三、建议练新兵，选新将，用精械，以强大武装力量；
四、建议变法，筑铁路，开矿山，造轮船，修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贫；停科举，建学校，办报馆，改举官制，以治理建设好国家和社会。“公车上书”递交都察院的次日，是清廷会试放榜之日，康有为榜上有名，中了进士，并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但意气难平的康有为并没有在亲友纷纷祝贺之际前往就职。
不久，康有为又第三次上书，与上次不同，将拒和、迁都二事略去不提，而对变法有较详细的建议。此书居然送到光绪手上，光绪和恭亲王奕看后，倍加赞赏，命誊抄四份，呈慈禧太后一份，交军机处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另一份存勤政殿，以备展阅。
翁同龢受命亲自去拜访康有为。至此，上书运动总算有了积极结果。
光绪阅过康有为之“上书”，受到启发，赞成变法维新，对甲午战败及签订《马关条约》也深觉不快。他曾责问李鸿章：“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公车上书”，表达了士林阶层的爱国求强思想，推动了全国人民谴责、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恶行的爱国运动。维新志士谭嗣同悲愤地发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呐喊，表达了中国国民的沉痛心情。“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开端。此后全国各地的学会、学堂、报馆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维新变法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发行三千份，在朝野产生很大影响，但各种谣言诽谤也如影随形。
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之下，并得到光绪和翁同龢的支持，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推选翁同龢门生陈炽担任会长，梁启超任书记员。每十天集会一次。士子聚于“强学会”孙家花园，请人讲演自强之学。“强学会”逐渐团结和影响了一批爱国官僚和知识分子，形成一个学术性、政治性兼具的团体。有志于维新变法的光绪每年从户部拨款数千两，作为“强学会”活动经费，他的老师翁同龢积极参与活动。连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都参加了“强学会”，督抚张之洞、刘坤一也不甘落后，自称要维新，二人各捐五千两的白银为会费。李鸿章也欲捐两千两白银入会，由于其名声不佳，被婉拒。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则欲打入“强学会”，以施加其政治影响。英美公使表示愿意赠送西方图书和先进印刷机器。
守旧势力自然不能坐视“强学会”的影响扩大，受光绪冷落的徐桐奏请慈禧太后，要求严惩康、梁，那原本想打入“强学会”并企图控制该会的李鸿章，阴谋未能得逞，就再出狠招，唆使他的亲家御史杨崇伊上书弹劾康、梁。罪状是康、梁私立会堂，鼓吹西学，背叛圣教。
一时间，守旧势力兴风作浪，掀起一股抑制维新变法的浊流。康有为感到风雨欲来，离京赴沪，在上海设立“强学会”分会，并创办《强学报》。江浙清流张謇、章太炎、黄遵宪等纷纷加入“强学会”，与在京由梁启超坚守之“强学会”相互呼应。但好景不长，在保守势力的围追堵截中，“强学会”无疾而终：
其年（1895年）七月，京师强学会开，发起之者，为南海先生，赞之者为郎中陈炽，郎中沈曾植，编修张孝谦，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等。余被委为会中书记员。不三月，为言官所劾，会封禁。而余居会所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浏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梁启超《三十自述》）
梁为生计，只好去给英传教士李提摩太当秘书。上海的“强学会”和《强学报》也遭查禁。《强学报》停办后，有余款一千二百元，黄遵宪自掏一千元，邀梁启超南下创办了《时务报》。由梁任主笔的《时务报》设在英租界四马路右路，于1896年8月9日正式创刊。《时务报》的宗旨是“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阅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况”，团结了严复、谭嗣同、容闳、章太炎等一批维新志士。《时务报》渐成开民智、雪国耻、沟通上下舆情的舆论阵地，在全国知识界、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又是北京桃红柳绿之时，康有为发起成立“保国会”，入会者多达一百八十六人。《保国会的章程》曰：一、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二、本会遵奉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上谕，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三、为保国家之政权土地；四、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五、为保圣教之不失；六、为讲内治变法之宜……
梁启超在第二次开会时，发表《保国会演说词》：
今日中国……瓜分之事已见，为奴之局已成……今数万里之沃壤，固犹未割也，数万万之贵种，固犹未絷也，而已俯首帖耳，忍气吞声，死心塌地，束手待亡，斯真孟子所谓是自求祸也。《论语》之记孔子也，曰：“知其不可而为之。”夫天下事可为、不可为，亦岂有定哉？人人知其不可而不为，斯真不可为矣！人人知其不可而为之，斯可为矣。使吾四万万人者，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之闻也。“保国会”成立，北京再次涌动维新浪潮。光绪收到潘庆澜弹劾保国会奏章，曰：“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
1898年6月11日，在康梁维新运动不断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光绪皇帝终于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开始。
光绪下诏“明定国是”后的第五天，在颐和园东宫门仁寿殿召见了康有为。梁启超之《戊戌政变记》，记录了此次召见。康有为进得仁寿殿，行了君臣之礼后，光绪忙赐座。见康有为仪表不凡，眉宇间有逼人英气，心里先有了好感，遂请康陈辞。
康有为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光绪点头说：“甚是，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
康有为陈述了变法图强的种种利害后，问皇上曰：“眼看国家危亡，皇上为什么不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政呢？”
光绪看了看帘外碧波千顷的昆明湖，沉默了片刻，叹息道：“我受着种种的限制，身不由己矣！”
康有为自然知道，光绪帝一直受西太后那拉氏的牵制，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便建议道：“皇上如想变法，可以破格擢用有才干的人手。”
光绪点头认同。君臣交谈甚欢，光绪苍白的脸上，泛起红润。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光绪召见康有为，“历时至九刻钟（两小时十五分）之久，向来召见臣僚所未有也”。
召见后，康有为被光绪任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并准许他专折奏事。不久，光绪又召见梁启超，梁力陈组织人力，翻译西方书籍，让人阅读，吸取精华；开办新学校，让学生学习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人才。光绪接受其建议，并赐六品卿衔，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不久，又赐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维新派士子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批阅诸臣的奏折，为光绪颁布诏书拟稿。时人称四人为“军机四京卿”。
维新变法派将新政建议变成皇帝诏书，谕令颁发。新政诏令竟有一百一十多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教诸方面。力度之大，历史罕见，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
史家一直在说，维新变法的新政，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利益，再加上光绪不过是个无实权的“儿皇帝”，而康有为们，不过是一群无政治和执政经验的书生，维新变法运动注定要经历千难万险，且以悲剧形式告终。
这样的说法，似尚未接近历史真相，在另一些史家看来，维新党人策划政变，乃是维新变法失败的导火索。
9月13日，光绪让杨锐带出密诏，维新派将视线聚焦，诏内有“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朕位且不能保”等语，他们惶惶然找袁世凯商议。其实，光绪的密诏虽陈述了变法受阻的事实，但处理得当，还可峰回路转，他希望做的，是让杨锐、林旭、谭嗣同等人策划良策，争取“旧法可以全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
康有为们，早就深知，推行维新，皇帝并无实权，慈禧一直是变法的绊脚石，已在谋划除之而后快。光绪密诏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他们打着“救驾”的幌子，密谋“围园劫后”铲除西太后的行动。正是这“围园劫后”的密谋，将并不想采取激烈手段推行变法的光绪推入万丈深渊，从此光绪母子恩断义绝，光绪终究被囚禁致死。这也将维新党人送上了断头台。
康有为的想法，江湖气太重，他夸大帝后矛盾，即使变法失败也可归咎慈禧的阻挠破坏，更异想天开的是，想借变法失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希望日本、英国出手干涉。
康有为们维新变法的失败，操之过急、铤而走险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有人说，袁世凯告密，出卖光绪皇帝和维新党人，则是维新变法失败的另一原因。
袁世凯与维新党人素有交谊，康有为认为，“以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福祥）、聂（士成）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而袁与荣禄密，虑其为荣禄用，不肯从也”（《戊戌变法》）。
康有为们以武力夺取政权，曾在6月派人试探袁世凯，当时得到回复是，“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康等考察的结果是，袁支持维新变法，与荣禄貌合神离。于是将赌注押在其身上。
正是康有为们缺乏政治谋略，奏请光绪提拔袁氏，光绪依准于9月16日擢升袁世凯为兵部侍郎候补。这一破格擢拔，造成的后果是严峻的：给慈禧释放的信息，是光绪试图求军事后盾，谋划权力格局。这将维新推上了风口浪尖。
更糟糕的是，光绪发出密诏之后，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与袁商讨举兵“围园劫后”后诛杀荣禄的密谋。
康有为其实并不了解袁世凯，他骨子里并不认同激进的夺权变革。而且老于世故的袁，岂能放弃自己的无限前程，去参与康有为们的冒险行为？
慈禧的反击是残酷且有力的，三道“懿旨”一下，光绪便无计可施，只好传密诏，“今朕位几不保”，命康等设法以相救。亲笔密谕曰：“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皇帝在危难之中，尚对康等如此体恤，让这些维新派感动得或泣涕，或哭号，甚至搭上了后半生，为“共建大业”不惜流血牺牲。康有为在万般无奈之际，突然想到一个让他和维新派陷入深渊的人——袁世凯。
谭嗣同在八月初三（9月18日）深夜，到袁世凯所住的法华寺，请求其出手相助。还是《戊戌政变记》，再现了这夜的场景。
谭嗣同：“君认为皇上是怎样一个人呢？”
袁世凯：“是旷世圣主。”
谭：“荣禄他们想借天津阅兵的机会，废除皇上的皇位，这一阴谋，君可知晓？”
袁：“诺，曾听说过。”
谭：“今日救皇上，只能靠君了，若愿救皇上，就去救吧……如果不救皇上，请到颐和园去告诉西太后，砍了我的头，去换荣华富贵吧。”
袁厉声道：“你把我当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的共事之主，你我皆受皇上恩宠，救皇上之责任，非独有你，我也是义不容辞的。君若有什么指教，我洗耳恭听。”
谭向袁讲荣禄是奸雄，很难对付。
袁慷慨道：“若皇上在我营，则诛杀荣贼如杀条狗罢了。现在形势紧迫，我须马上归营，更选得力将官，贮备弹药，请多加保重。”
令谭嗣同始料不及的是，这位一贯伪装进步，赞同变法，取得光绪信任被授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握有兵权的袁世凯，出了法华寺即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乘专车从津赶到京，直奔颐和园，向慈禧报告了维新派的计划。
9月21日，烈日炎炎，慈禧在众臣簇拥下，乘辇回宫，先夺了光绪的权，将其囚禁在瀛台，自己再度“训政”，同时下令捕杀维新派。当日中午，禁卫军即包围南海会馆缉拿康有为。所幸康已于昨日携光绪托人交他的密诏，经天津去往上海。
梁启超在当日上午，到谭嗣同所居浏阳会馆莽苍苍斋，平静对坐榻上，商讨事变对策。忽有人来报慈禧第三次垂帘听政的上谕和清兵抄捕了南海会馆的紧急形势。谭听罢，从容对梁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康有为），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戊戌政变记》）
梁启超离开谭宅，即至日本使馆。据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之《我的七十年》一书载，梁甫一到，即云：“请给我纸。”遂写出：“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梁接着说，“如果我也被捕，最迟在三天内也将被杀。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请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并救康有为氏。所说奉托之事，只此二端。”
林权助见梁氏脸色苍白，却一派浩然悲壮之气，便曰：“可以，君说的二事，我愿承担。”
梁听罢，热泪涟涟，肃然而去。但至深夜，梁忽又奔来，请求避难，伊藤曰：“梁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便派人将梁化装成猎人。到天津车站时，被人发现，报告清捕手，所幸在混乱中，被日本领事郑永昌送上日本军舰，脱险，“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九月至日本”（《三十自述》）。
从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到那拉氏发动政变，共计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的变法，就这样草草收场。3.“佞西学太甚”的谭嗣同喋血菜市口
就在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准备乘船东渡日本避难之时，谭嗣同赶到日本使馆见梁启超。梁又劝谭与其一道去东瀛，谭坚辞不往，而是将一木匣交给梁，那里面是他自己所著的书和诗文辞稿本多册及家书，托梁带往日本。
要说的话太多，但此次分手或成永决，反而不知说什么了，两人只有一抱而别，任泪水流淌。谭嗣同择夜回寓所后，京城义士大刀王五便登门，相议设法营救光绪，无奈禁军森严，瀛台难近，只能仰天长啸。
谭嗣同是位激进的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活动家、勇猛的革新者。同时，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文学家，是诗歌改革的尝试者，被史家称为写“新诗”的诗人。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其父继洵，官至湖北巡抚。幼年随父在京读书，师事名流欧阳中鹄，少时嫡母亡故，备受父妾虐待，“遍遭纲伦之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中说他“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曾六应省试不第，然足迹遍及名山大川，行程八万里。既饱览江山壮丽，又目睹艰难。激起强烈民族意识，故在《三十自纪》中，发出“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之感慨。
甲午战败的严酷现实，给其强烈刺激，深感民族危机深重，“经此创钜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不恤首发大难”，与康有为、梁启超相交，决心立志变法，倡言新政，走维新变法之路，他的学问思想，深受孔、墨、佛、耶的影响，也受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熏陶，后习西学，益趋激进。1896年，写《仁学》，可视为其一生学术思想之精髓。其“冲击一切网罗”的呐喊，代表那个时代思想界最先进的反封建觉醒，他曾参与策划湖南新政，主编《湘报》，创设学会等，如前面所说，1898年被荐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议光绪新政，成为“百日维新”主要人物之一。
史家研究谭嗣同的思想和创作，都以他三十岁时即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界，分为两期。过于简单机械，但此系谭氏自分，为表述方便，姑妄听之。
早期作品《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和《石菊影庐笔识》，自定“东海褰（音qiān，把衣服提起来之意）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三十岁后创作之《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脞”音cuǒ，小而繁之意）、《仁学》等稿本自题“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后新学”。后收“旧学”“新学”，有《谭嗣同全集》。
纵观谭嗣同文学创作，以诗特别是“旧学”之诗，造诣颇深，富有个性，自成风格，在文坛独树一帜。
光绪三年（1877年）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谭嗣同从十二岁到二十四岁的这十二年，其父远任甘肃，嗣同随行。有过一段驰骋大漠、扬鞭逐猎、搏击风沙、茹毛饮血的豪放不羁的边塞生活磨砺，还曾往来湖南陇右，西至新疆，东游江浙，北上燕赵，甚至渡苍茫大海南下台湾，正所谓足迹踏遍“莒莒四方，幽忧自轸”，经历时世沧桑，观“薄俗沴气，隐患潜滋”，尝遍人间冷暖，有了大漠的锤炼，有了世事的浸濡，发青年盛气，其诗“升峻远览以写忧，浮深纵涉以骋志”（《三十自纪》）。诗境苍莽辽阔，哀感顽艳，用他自己的诗句“拔起千仞，高唱入云”（《报刘淞芙书》之二）评价其诗，最为贴切。崆峒
斗星高被众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
隔断尘寰云似海，划开天路岭为门。
松拏霄汉来龙斗，石负苔衣挟兽奔。
四望桃花红满谷，不应仍问武陵源。口占二诗之二
白浪舡头聒旱雷，逆风犹自片帆开。
他年击楫浑闲事，曾向中流炼胆来。览武汉形势
黄沙卷日堕荒荒，一鸟随云度莽苍。
山入空城盘地起，江横旷野竟天长。
东南形胜雄吴楚，今古人才感栋梁。
远略未因愁病减，角声吹彻满林霜。
谭嗣同的诗，境界恢廓，描写景物雄奇有力，也充满激情和心胸抱负，更有不羁性格。有广阔的漫游生活和崇高的理想怀抱的基础，一般格调严正、感情真挚、志趣豪迈。《崆峒》写出吞星开天气势，更写奔腾不羁之性格。《口占二诗》乃预示变革之浩荡。《览武汉形势》则直抒所见，感慨宏深。将自然景物人格化、感情化，构成独特的意象和意境，以抒个人情志。上面三首诗，为“旧学”之代表作。总而言之，并未超出传统士大夫“亢慨策治平，试之无一补”之治平理想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甲午战败，谭嗣同写《上欧阳中鹄书》，震惊了清王朝，“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中国虚度此数十年，何曾有洋务……中国不变法以期振作……可使四百兆黄种之民胥为白种之奴役”。又写《与唐绂丞书》，对传统之“道德文章”及自己的学术和思想进行全面反思与批判。又写《莽苍苍斋诗补遗·序》，表示对“旧学”“愤而发箧，毕弃之”。
谭嗣同是在不断反思甲午惨败的教训后，逐渐冲破“旧学”，走上“新学”之路的。
谭嗣同走上“新学”与维新派有关，丙申年（1896年），他经上海至北京途中，结识了梁启超、麦孟华、夏曾佑等人。但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乙未（1895年）秋，与谭浏阳定交”。孰对，待考。结交梁、麦、夏后，共同探讨新学。
谭后到南京，师从杨文会学佛。作《金陵听说法》：
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
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
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
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
此诗西学名词与佛家经语相混杂，晦涩难读。思想也是混乱的，但探索求变的精神，却是可贵的。不久，他撰写了《仁学》，论“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之义，斥“伦常礼义，一切束缚箝制之名”，呼唤“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大胆革新、勇于创造的精神与气魄，诚可感人。但只是“挦撦新名词”，求“新学”困难重重。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谭嗣同、梁启超、夏曾佑等，只能从西方传教士及江南制造局等翻译出版的西学书籍和《万国公报》等报刊中，获得一些肤浅的概念和知识，甚至从教会经典中，领会“博爱”“平等”等思想。可以说，谭、梁诸人，是在对佛教、儒学改造，吸纳简单西学的基础上，既形成“新学”之诗的怪诞风貌，又建构变法、革新的理论“新学”的。
谭嗣同有《赠梁卓如诗四首》，乃是《仁学》的演绎，其三曰：
虚空以太显诸仁，络定阎浮脑气筋。
何者众生非佛性，但牵一发动全身。
机铃地轴言微纬，吸力星林主有神。
希卜梯西无着处，智悲香海返吾真。
此诗与《金陵听说法》一样杂糅孔子之“仁”，佛家之“性海”，耶稣之“灵魂”、博爱，表达了诗人以耶稣的献身精神，拯救民众灵魂的大志向。他后来为了践行此大志，不惜喋血，唤醒民众。谭嗣同是个身践其言的真勇士。
其实，谭弃“旧学”、求“新学”后之诗作，并非皆如上面两首生涩诡异，随着世事的变化，也有不少遒劲雄浑之作。如《和仙槎除夕感怀四篇并序》其四：
年华世事两迷离，敢道中原鹿死谁。
自向冰天炼奇骨，暂教佳句属通眉。
无端歌哭因长夜，婪尾阴阳胜此时。
有约闻鸡同起舞，灯前转恨漏声迟。
伤时而感世，表达诗人因岁月流逝而壮志未酬的苦闷心情，“闻鸡同起舞”，则写不改拯救国难的豪情。《有感一首》，写于甲午惨败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曰：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笔端不仅流露出国事多难、民族危亡之恨，长歌当哭，且表达出国人团结救亡的共同心声。“新学”后期，这位资产阶级维新志士多写兵败于日本之痛、之恨、之志、之忧，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秦淮河》则蕴含反清的民族情绪：
江东旧是他家物，垂柳丝丝尽姓杨。
淮水姓秦山姓蒋，前朝寸土不曾亡。
谭嗣同又是一位散文家，多抒情、记事、议论。年轻时学桐城派，“刻意规之数年，久自以为似矣”。年长后“或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籀绎，益笃嗜之。由是上溯秦汉，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沉博绝丽之文”。且认为“所谓骈文，非四六排偶之谓，体例气息之谓也”。实际他否定了桐城派古文，也打破了骈、散绝对分界的局限，创造了自己的新体散文。
他的散文内容充实，句法也整洁严谨，绝少浮词累语，有骈文影响，往往委婉曲折、凝重、凄恻动人。他后来还推崇“报章文体”，此文体简洁明快，一目了然。他曾以口语编写南学讲义。均可见谭氏勇于革新，具有通俗化、社会化倾向，却文辞锋利，论述严细。存有《远遗堂集外文初编自叙》《刘云田传》《史例自叙》等。
谭嗣同被捕前一天，日本志士曾苦劝他如康、梁逃往日本避难，以图东山再起。谭嗣同曰：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戊戌政变记》）
谭被捕时，镇静地在自家庭院散步，他的从容仪态很让捕快吃惊。京人皆知，谭嗣同乃行侠仗义之剑客，剑术极精。故抓捕前，做了充分准备。谭嗣同视死如归，众捕快心生惋惜之情，并不难为谭嗣同。
谭在狱中，一写《绝命书》给梁启超，二在牢房素墙上写《狱中题壁》诗。《绝命书》云：
八月六日（9月21日）之祸，天地反复，呜呼痛哉！我圣上之命，悬于太后贼臣之手。嗣同死矣！嗣同之事毕矣！天下之大，臣民之众，宁无一二忠臣义士，伤心君父，痛念神州，出而为平、勃、敬业之义举乎……嗣同生不能报国，死而为厉鬼，为海内义师之助。卓如（指梁启超——引者）未死，以此书付之，卓如其必不负嗣同、负皇上也。八月十日（9月25日），嗣同狱中绝笔。（《梁启超年谱长编》）《狱中题壁》云：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是谭嗣同的生命绝唱，他把维新救国的希望托付给或流亡、或幸存、或潜伏的维新义士，而自己就要做“因变法而流血者”，以“横刀向天笑”的豪迈气概，为士的责任和道义，迎接死亡，喋血于“贼臣”屠刀。
谭嗣同就义那天，刑场设在菜市口，那里早早地被成千上万看热闹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当谭嗣同一众维新义士被押上刑场，见谭嗣同昂然微笑，从容不迫，众人即刻鸦雀无声，早被那慷慨就义的气场震慑得目瞪口呆。
梁启超用下面几句，写出谭嗣同壮烈就义的场景：
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政变第六天，一直客观报道戊戌政变真相，揭露清廷屠杀维新义士暴行的《国闻报》，以“视死如归”为题，率先报道了谭嗣同拒绝逃亡的消息：
初六、七日中国朝局既变，即有某国驻京公使署中人前往康氏弟子谭嗣同处，以外国使馆可以设法保护之说说之。谭嗣同曰：“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谭嗣同始。”……中国国家拟即日正法以儆效尤。《国闻报》不久又连载《论中国禁报馆事》，说：
上海之《文汇报》曰：“中国之所以不遽亡者，犹赖有杨锐、林旭、谭嗣同等血性男子，节概能死事之人。”夫在中国视之则号为“乱贼”，在局外各国视之，则称血性节概男子，而并以中国之不亡归功于此等能死之人。《国闻报》大胆执言，真实报道，使谭嗣同等爱国者永载激荡之中国百年史。梁之《戊戌政变记》即多取自报刊资料。
谭嗣同就义三个月，梁启超即在《清议报》上陆续登载谭嗣同之《仁学》，并为之作《〈仁学〉序》，曰：“其于学也，同服膺南海，无所不言，无所不契”，“《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
梁概括《仁学》主旨，似不错，但说谭与康“无所不契”，《仁学》为光大康有为“宗旨”而作，则未必妥当。
谭嗣同从未说过赞同康“保（孔）教”之论。谭更注重制度和立法，认为“谨权量，审法度，一道德，同风俗，法立而教自存焉矣”（《报贝元徵》）。此外，谭更强调兼收并蓄，故曾对康的独依《公羊》和独尊孔教，表示“亦有不敢苟同者”。他在《致唐才常（二）》中强调，诸子百家“亦有道同而异术者，要在善取之而已”，老子、墨子、庄子等“虽各不免偏蔽”，但仍近乎“先圣之遗言遗法”。独尊儒术就会自限畛域，妨碍“博取”和“会通”。
当时，维新派多为变法加上“复古”的标签，谭自然未例外，但他明确说变法就是“变西法”，远比康梁的“参以西法”更加旗帜鲜明。他主张“广兴学校”“大开议院”“练海军”“多修铁路”“改官制”“改订刑律”等具体的变法内容，乃古之未有，多带西方色彩。比起康、梁乞灵于古的策略，谭则在《与唐绂丞书》中强调，“公理”而非“圣人之言”，“合乎公理者，虽闻野人之言，不殊见圣；不合乎公理，虽圣人亲诲我，我其吐之，目笑之哉”。其维新主张，远比康梁更彻底。
在变法和程序主张上，谭与康、梁亦有不同。如在兴办何种学校，培养什么人才上就有区别。康、梁更注重中国传统文化，谭则认为“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乃中学将亡之为患”，主张多译多读西方之书。对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上，主张“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尤注重西方的算学与格致。要靠科学的道理和思维方法育一代新人。谭之鲜明的科学主义倾向，康、梁自然不赞同，梁启超曾在《与康有为书》中，无奈地说谭“佞西学太甚”。
但是，在如何变法问题上，比起康、梁采取激烈手段，“围园劫后”及制造光绪伪诏，争取国际社会干预等方面，谭嗣同要比康、梁保守得多。谭嗣同从未出过国门，对西方的实际情况缺乏直接的深入调查了解，所涉及的西学当然是片面的，因此谭强调西学西法，难以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他的“变西法”，就显得一厢情愿，颇有些悲剧色彩，他个人也成了悲剧性人物。4.康、梁与孙中山及梁启超丰富的感情世界
梁启超在登上大岛日舰上，写的《去国行》，大气磅礴：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
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声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此古风长诗表达了他离乡背井、前途渺茫的惆怅，一腔爱国之热血激荡于胸。
梁启超是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1898年10月16日）抵达日本东京的。次月，即在华侨资助下，筹办了《清议报》并出版第一期。梁启超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一文中说：
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复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击（清）政府，彼时最烈矣。而政府相疾亦至，严禁入口，驯至内地断绝发行机关，不得已停办。《清议报》办了三年，在清政府的干涉下，被取缔。《清议报》“专以主持不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其“时评”“短评”，开创了中国现代新闻评论之先河。郭沫若在其《少年时代》一书有“《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他却表现得很有一种新的气象”云云。说《清议报》“浅薄”，是郭氏自己不高深。梁在其上发表的《爱国论》《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首先提出“国民”概念，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国民”，无国民，则只有奴隶。此说极富近代气息，代表梁等新型知识分子对中国最深刻的认识，是在漫漫黑夜里的一道闪电，振聋发聩。
在清政府的严令禁阅下，《清议报》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在日本和中国传布。张之洞对《清议报》极为不满，怒骂：“谤议中国时政，变乱是非，捏造诬罔，信口狂吠。”企图通过外交途径，将康、梁逐出日本。《清议报》最终鸣金收兵。《清议报》一百期，给历史留下了空谷足音。
一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九月，《清议报》毁于大火。此乃慈禧派刘学询带十万金去日本羁拿康、梁未成功，便雇凶放火。
1899年初，孙中山与革命党人陈少白，曾想去拜访因变法失败而逃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以示慰问。即托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和平山周向其示意。但康有为以手奉光绪皇帝的“密诏”，圣命在身，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