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小荷 曲飞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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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历史试读：
人物简介
董啸
吉林长春人，诗人，专栏作家，《骚客文艺》主编。
张不叁
媒体人、秦史写作者，著有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将军》、历史普及读物《秦朝穿越指南》。
李冬君
独立历史作者，自由写作者，人称“女史”，现居北京。著有《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与刘刚合著）、《青花里的乡愁》等十几部作品。
陈峰韬
历史爱好者，致力于学习和普及魏晋南北朝历史，著有《后三国战争史》一书，在多家媒体杂志发表文章二十余万字。
张发财
演过金马奖影片，不严肃设计师，非正经历史写作者。现居南宁。
张明扬
媒体人，专栏作家，历史写作者。著有《此史有关风与月》《天命与剑》《史不语》。
李开周
河南开封人，专栏作家，著有《武侠物理》《武侠化学》《吃一场有趣的宋朝饭局》《摆一桌有趣的宋朝茶席》《包公哪有那么黑》《陆游的英雄梦》等书。
苗欣宇
前小说作家，前媒体记者，前图书编辑，现任专职奶爸，著有《仓央嘉措诗传》等百万余字。未来不知道，打算有生之年把买的书都看完。
端木赐香
文史学者，信奉人在江湖漂哪能不耍刀。著有《那一次我们挨打了》《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等。
李楠
撰稿人、书评人，热爱历史文化。已翻译出版《林肯传》《西方人眼中的中华帝国》等，写作出版《第三帝国》《鸦片战争》等作品。
阿丁
男，七零后作家，新锐画家。当过医生、记者、编辑、图书出版人。有长篇小说《无尾狗》《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短篇小说集《寻欢者不知所踪》《胎心、异物及其他》《厌作人间语》，随笔集《软体动物》《职业撒谎者的供述》出版。现居宋庄，跑步画画，偶尔到外地开个画展。
罗三洋
1998年赴德国留学，就读于海德堡大学，留学期间翻译了中世纪史学名著约达尼斯《哥特史》，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有著作《欧洲民族大迁徙史话》《柔然帝国传奇》《罗马的黑人皇帝》《袁本初密码》等。
侯虹斌
作家，资深媒体人，直播节目主播。著有历史长篇小说《长信宫词》，散文集《活在汉朝不容易》《我不代表真理我只代表你》等。
十年砍柴
院墙外文史学者，著有《闲看水浒》《找不回的家乡》《历史的倒影》等书。
林迷糊
大学工科教师，业余写作者。
金满楼：
原名金松，作家、近代史学者，已出版《辛亥残梦》等二十余部作品。
新垣平
作家，代表作《剑桥倚天屠龙史》《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
安梁
文史撰稿人，主攻美洲史与文化史。
阎京生
历史作家，自由撰稿人。
押沙龙
工程师，专栏作者。
历史的背后
历史的真相不在纸面上
而在背后的逻辑中，
历史不是一堆堆热热闹闹的故事，
而是一条条逻辑清晰的故事链条。
墨子：和平主义的武士道
李冬君诸子百家中，墨家学派最有名的标签是“兼爱”“非攻”，有人解读说，这说明墨子绝对反暴力，所以坚定不移地主张“非攻”。因此，“非攻”的“兼爱”“尚同”，就不可能含有攻击性的兼并的意思在里边，而是强调爱的普世性。这样看来，墨家倡导的，跟今天的和平主义者是一样的。
但这是对墨家只知其一。墨子主张“三知”，“闻知”是学者，“说知”是思想者，“亲知”是行动者。“亲知”是去做，做什么呢？为真理而斗争，“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是墨侠行动的精神口号。这就是梁启超先生所说的，中国侠客的“武士道”。
墨子一生中，最伟大的行动，就是“非攻”的和平主义。注意，是最伟大的行动，不是最伟大的思想。墨子对他所提倡的东西，是要去亲身践行的，光说不练不是墨家的风格。
齐国要攻打鲁国，墨子对齐将说：齐攻鲁，齐国要倒霉了。吴王曾经东伐越国，西伐楚国，北伐齐国，不可一世，结果呢？反而被诸侯灭了。智伯是晋国四卿，他灭了范氏与中行氏，还要兼并三晋之地，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取灭亡。《墨子·公输》也讲了一则非攻的故事：
公输般是当时最有名的工程师，为楚国造攻城的云梯。云梯以及其他攻城的器械都造好了，楚国就要去攻打宋国了。
墨子在齐国，听到了这一消息，就赶紧出发，赶了十天十夜的路，赶到了楚国的郢都来见公输般。
公输般说，你想对我说什么呢？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我，我想请你去杀他。公输般不高兴。墨子接着说，我送你十金如何？或千金？当时，楚国使用金币，十金已是大数，而千金则是巨款了。
公输般说，我崇尚仁义，所以是不杀人的。墨子立即起身，向他一拜：那你就听我说吧。我在北方就听说你在造云梯，要去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楚国有的是土地，就是人民还不够多，让人民去打仗，难道不是杀不足而争有余吗？这是不智行为；宋国无罪而去攻打它，是不仁；你明明知道杀人不对而不谏争，是不忠；如果你争了而没能说服楚王，说明你不强；你义不杀少人而杀众人，那是大不义。
公输般被说服了。
墨子说，那你为什么还不停止呢？公输般说，不可言而无信。我已经跟楚王说过了，都决定了。墨子说，那你带我去见楚王吧。公输般说，行。墨子，名翟，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尚贤”。
墨子见了楚王，又谈了一番非攻的道理。楚王说，道理很好啊！可公输般已经为我造好了云梯，他说用他制的器械一定能够攻取宋国。墨子虽以“说知”折服了公输般和楚王，但这还不够，他知道还要用“亲知”来证明。于是，墨子与公输般在楚王面前较量了一番。
墨子解下腰带为城，用进城的通行牒为械。公输般用他的攻城器械变换着攻了九次，都被墨子挡住了。公输般的攻械用完了，而墨子的守备还有余。此番攻守演习，虽为模拟，但攻防装备的优劣以及攻防技术的差异，已一览无余。墨子赢了，不光“说知”赢了，“亲知”也赢了。
输了的公输般不服，说我知道怎样赢你，但我不说。墨子应道，我也知道你怎样赢我，不过，我也不想说破。楚王问其中缘故。墨子说，我知道公输子的用意，不过是想杀了我，他以为杀了我，宋国就没有人能防守了，楚国还可以去攻打。他哪里知道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拿着我的守城器械，在宋城上等待。您就是杀了我，也只能杀我一个，不能杀光他们。楚王说，你讲得真好，我不攻宋了。
楚、越水战时，公输般为楚国制造舟船战械，做钩拒，船退则钩之，船进则拒之，楚人因此打败了越人。公输般不无得意地告诉墨子，说：我舟战有钩拒，不知你的义，是否也有钩拒呢？
墨子说，我拥有义的钩拒，比你的钩拒要好得多。义的钩拒，是用爱来钩，以恭来拒。不用爱来钩，人就不会亲近；不以恭来拒，就没有规矩。而你用钩抓人，用拒拒人，与我义的钩拒如何能比？
墨子的力量，基于“尊天”的信仰，来自“兼爱”的理想，一发而为“非攻”的主张。他的力量之表现，一为思想的力量，一为行动的力量。
思想的力量依靠逻辑，而行动的力量则凭借科技。墨子在当时，拥有高科技，但他对于技术的评价，却以民生为目的，而不以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和难度为标的。《韩非子·外储说》讲，墨子造成“木鸢”，三年而成，飞一日而败。弟子见了，都来恭维他，说他巧夺天工，能使木鸢飞上天去。可墨子却说木鸢无用，不足以言巧。
木鸢，大概就是飞机的模型了。从商业上来说，木鸢在当时没有社会需求，只是玩具，花三年的时间造一个这样的玩具，他认为太亏了。与其花三年时间去造一个无用的木鸢，还不如随时制造一批车，因为车的需求很大，关系到民生国计。，相当于木栓，置于车辕前端与车衡衔接处一穿孔中，虽为一零部件，却是木车运行的关键，易坏，所以要常修多换。制是实用技术，有很高的商业价值。
越王也派人来请墨子，来者是墨子的弟子公尚过。越王曾对公尚过说，先生如果能使墨子来越国，我封吴地五百里给他。公尚过答应了，越王为他备车五十乘，到鲁国去迎接墨子。
见墨子，墨子说，越王会听我言，用我道吗？会，我就去，不会，就不去。去了就是拿义做交易，如果我想交易，在中国（中原）就可以，何必到越国去。
公输般与墨子的区别在于，公输般做交易，墨子行义。思想的巨人，往往是行动的矮子，而墨子是行义的圣人。他的逻辑，是行动的依据，逻辑的彻底与行动的彻底一致，思想的辩者与行动的侠者一致。墨子（明刊本）
墨子止楚攻宋后，回齐国去了。路过宋国时，天上下起了大雨，他想进城去避雨，可看守城门的小吏却怕他是间谍，坚决不让他进去。
他救了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却没有人知道他。他只好在无边的风雨里，独行踽踽，如落汤鸡，向世人诠释着墨侠的个人主义。
由此看来，墨子非攻，与当代和平主义不同。当代和平主义者们，主要在媒体上鼓噪，在大街上游行，他们无法像墨子那样，通过“亲知”来实现非攻。（本文选自“搜历史”公众号，文章原名《和平主义的墨家武士道》，作者：李冬君。）
荀子：正能量说唱的鼻祖
张不叁众所周知，中国嘻哈亘古不变的精神是爱与和平，这种精神足可上溯至战国年间，积淀千年而历久弥新，穿越发黄的简册告诫着后人们：我们玩音乐的，个个都是匡扶正义，满腔正气，弘扬爱国，Diss丑恶。
先秦典籍中已有对中国民间音乐的记载。和嘻哈起源于黑人劳作时的自编自唱一样，中国这些Keep Real的民歌同样以劳动为主题，而且没有那些三俗内容，足以验证中国人的天赋技能。《诗经·国风》中大量关于耕织渔猎的描写自不必提，据称创作于三皇五帝时期的两首歌谣也都是在讲劳作。号称黄帝时期的《弹歌》只有八个字：“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形象地描写了先民们打弹弓追逐猎物的场面。号称尧帝时期的《击壤歌》也很简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当时还有一种“舂相”歌，是民众伴随舂米节奏唱的劳动号子，歌词不详。《礼记·曲礼上》称：“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巷不歌。”意为邻居有了丧事，为了照顾人家情绪，舂米时就不要再唱这类歌了。
在今人看来，《诗经》中的不少诗句已颇显晦涩，但在当时，这就是直白俚俗的大白话，再加上铿锵的节奏（经典的四字一句）、接地气的题材以及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很容易和嘻哈一样，成为2000年前的“农业重金属”。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描写，秦人的日常娱乐方式是敲着瓦罐、弹着筝、拍着大腿，嘴里“呜呜”唱着，“真秦之声也”，颇有些喊麦、社会摇的狂热投入。
战国后期一位名人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民间音乐的生命力，他就是荀子。先秦诸子中，荀子属于比较无趣的一位，比不得孟子、庄子、韩非子那样个性鲜明；文章写得严谨工整、中正平和，生动比喻当然也挺多，但终究少了几分天马行空、灵光乍现。假设先秦诸子都坐在一起侃大山，荀子多半是最闷的一个。
说是说不过别人，那么唱呢？《荀子》有一篇《成相》，在全书中别具一格。荀子写文章很讲究韵脚，比如我们熟悉的《劝学》：“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这篇《成相》则是把押韵做到了极致，几乎就是一首长长的歌谣。光是开头就能感受到一股rap的味道：
请成相，
世之殃，
愚暗愚暗堕贤良。
人主无贤，
如瞽[gǔ]无相，
何伥伥！
……
如果用白话翻译过来，Diss精神更是扑面而来：“请成相”，
什么是世上的灾殃？
那就是愚昧之徒陷害贤良！
人主没有贤臣扶匡，
好比盲人没“相”一个样！
……《成相》全文总计1600余字、22句韵文，绝大部分韵文都和第一句一样，格式统一为“3-3-7-4-4-3”，节奏相当铿锵，尤其是前半句的“3-3-7”格式，堪称韵脚界的黄金分割法。史料上所见的许多歌谣诗句都是这种节奏，比如我们把《诗经》中的《摽有梅》进行适当处理，就成了：
摽有梅，其实七，求我庶士迨其吉。
再比如后世的一些歌谣和诗句：
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汉）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南北朝）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唐）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宋）
吃他粮，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明）
连当代儿歌都沿袭了这种格式：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坐飞机。
小小子，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
XX的头，像地球，有山有水有河流。
对于“成相”的含义，学界说法不一。“请成相”是文章开头，之后又出现了两次。后文的段落开头还有“请布基”“请牧基”“基必施”等，与之含义类似。郑玄、应劭等学者认为，“相”是当时一种简单的伴奏乐器，用熟牛皮制成，里面塞满糠（“拊者以韦为表，装之以糠”），拍打时会发出沉闷声音。按照这种解释，这种乐器有点像沙锤。“请成相”成了“把‘相’敲起来”，有点“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或者“手拿碟儿敲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的意思。不难想象，当时的Rapper们一边晃着“相”来打节拍，一边歇斯底里地饶着舌酷炫。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所谓的乐器从来没存在过。他们从“如瞽无相”这一句推断，“相”其实是一种身份。
先说“瞽”，这是先秦时期对盲人的称呼。当时有用盲人当乐师的传统，著名乐师师旷就是盲人。秦始皇之所以把高渐离留在身边又弄瞎他的眼睛，未必是猫耍老鼠般的残忍，而是在遵循这一传统。盲人失去了视力，听觉也就格外敏锐，可以专注于音乐本身。《周礼》称：“以其无目，无所睹见，则心不移于音声。故不使有目者为之也。”
盲人乐师行动不便，演奏时需要有人帮忙做些辅助工作，这些帮手就叫“相”。郑玄注解：“相，扶工也，众宾之少者为之，每工一人。……天子相工使视瞭者，凡工，瞽蒙也，故有扶之者。”比如“乡饮酒礼”时，他们的任务是左手拿瑟，右手扶乐工。等乐工入座后，“相”再把乐器交给乐工，自己下堂。
按这种解释，“人主无贤，如瞽无相”的真实含义就成为，君王如果没有贤臣辅佐，就好像盲人乐师没有助手搀扶一样，顿时两眼一抹黑。这的确比把“相”理解为乐器更贴切。
至于这篇《成相》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答案或许会令人失望——中心思想无非一句“明君要用贤臣，不然就倒霉”，再辅以上古三代的各种“以史为鉴”：
世之灾，妒贤能，飞廉知政任恶来。卑其志意，大其园囿高其台。
世之衰，谗人归，比干见刳箕子累。武王诛之，吕尚招麾殷民怀。
世之祸，恶贤士，子胥见杀百里徙。穆公任之，强配五伯六卿施。
世之愚，恶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绌，春申道缀基毕输。
总之，它最吸引人的是颇具节奏感的形式，而不是内容本身。有迹象显示，这种形式也颇受当时官府的欢迎，比如秦国，尽管“虎狼之国”总被一些学者痛斥为“流氓治国”，认为其毫无礼义廉耻，但官府其实从未排斥过道德教化，甚至也和荀子一样，专门推出过正能量rap.《云梦睡虎地秦简》有一篇《为吏之道》，正是当时官吏们的道德守则；《岳麓秦简》还有一篇《为吏治官及黔首》，内容与之大同小异。《为吏之道》的主体部分是四字一句，在竹简上写得十分整齐，专家推断这是用于官吏的识字课本。竹简的最下一栏还有八句韵文，格式、用韵与《成相》极其相似，比如其中几句是这样的：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人。儒家代表人物，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时人尊称“荀卿”。荀子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岳麓秦简
操邦柄，慎度量，来者有稽莫敢忘。贤鄙既薛，禄位有续孰昏上。
邦之急，在体级，掇民之欲政乃立。上毋间却，下虽善欲独可急？
审民能，以赁吏，非以官禄夬助治。不赁其人，及官之暋岂可悔？
之所以要通过音乐来进行宣教，荀子在《乐论》中专门进行过阐述。文章开篇就指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大意是，“（音）乐”等同于“（快）乐”，人不可能不需要快乐，也不可能不把这种快乐通过音乐表现出来。后面他又讲，对这种天性必须进行引导，以避免祸乱，所以上古那些圣王才创作《雅》《颂》等音乐以“感动其善心”。
荀子还相信音乐的力量，“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
想法很美好，效果却大有疑问。底层民众喜闻乐见的终究是各种“三俗”歌谣，听不懂也没耐心听那黄钟大吕的音乐教育。荀子在教育形式上的尝试固然令人耳目一新，只是当听众打开这个新瓶，却发现里面装的还是旧酒，怕是仍旧不会买账吧。（本文选自“搜历史”公众号，文章原名《战国有嘻哈，荀子才是正能量说唱的鼻祖》，作者：张不叁。）
独孤皇后：宫斗界的独孤求败
陈峰韬1隋文帝的独孤皇后，名伽罗，北周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女儿。
独孤信是北周威名赫赫的功勋人物，他最大的本事，是选女婿的眼光。他大女儿嫁给周明帝，做了皇后，四女儿嫁给了另一位八柱国、太尉李虎的儿子李昺，后来他们生了个儿子，叫李渊，就是唐高祖李渊，所以这位四小姐后来也被李渊追封为皇后。再加上做了隋文帝皇后的独孤伽罗，独孤家一门三皇后，历代极其罕见。以至于唐朝大才子令狐德棻在《周书·独孤信传》中感叹：周隋及皇家，（独孤氏）三代皆为外戚，自古以来，未之有也。
但这些都是后话，在独孤伽罗还没成为皇后之前，其实是充满波折的，独孤伽罗嫁给杨坚刚一年，她父亲独孤信图谋推翻权臣宇文护，结果事败被赐自尽，独孤氏诸子都被罢官。接着，她的公公、杨坚的父亲杨忠因为拒绝宇文护的拉拢而被排挤。更要命的是杨坚本人，长得太奇特，《隋书·文帝纪》上说他“为人龙颔，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沈深严重”。“龙颔”是说大下巴，“五柱入顶”，似乎是脑门上隆起五根条状的骨头，总之长得十分不像人。杨坚长这模样，独孤伽罗看着看着总能习惯，问题是北周的宗室重臣们却看不惯，认为这是“反相”——也是，长成这样，不造反确实可惜了。
于是，杨坚被当成重点盯防对象，几次险遭不测，而他与独孤伽罗夫妇顶着这样的压力艰难生存，这段日子留下的心理阴影可想而知。
我们知道，后来杨坚果然造反了，并且成功推翻北周，建立隋朝，成了隋文帝。不过对当上皇后的独孤伽罗来说，虽然日子苦尽甘来，但早年经历带给她的戾气，非但没消散，反而越来越重，她用斗争的姿态看待世界，把一切人等都当成潜在的斗争对象。2
第一批遭罪的是独孤皇后的妯娌们。隋文帝有两个同母弟，大弟蔡王杨整（蔡王系死后追封）和次弟滕王杨瓒。杨瓒的夫人是北周武帝的妹妹顺阳公主，杨整的夫人尉迟氏是周武帝姑母的孙女。这两位夫人出身北周皇室，背景比长嫂独孤伽罗硬，因此平素颇有不敬。独孤伽罗跟她们针锋相对，妯娌斗法，也连带着杨坚三兄弟关系紧张。有次杨坚生病，杨整、杨瓒私下里对老爹杨忠幸灾乐祸地说，老大恐怕要生大病了。杨坚听说后气得说：“若是我日后当了天子，一定把这两个狼心狗肺的弟弟改姓为‘悖’！”
杨坚备受猜忌的日子里，杨整和杨瓒为了划清界限，经常借着妻家的关系靠拢宇文护，说杨坚的坏话，几次害得杨坚差点丢了性命。杨坚后来自述，我家诸兄弟全无友爱，每每回家便觉走进了地狱一般。
杨坚称帝后，因为大弟杨整已死，独孤皇后对两个弟媳的满腔怨毒，便全发泄到二弟媳顺阳公主身上。她撺掇着隋文帝逼滕王杨瓒休妻，岂料滕王甚有夫妻之义，硬是抗旨不从。隋文帝把顺阳公主开除了杨氏宗籍，滕王仍然不肯休妻。隋朝建国第十一年，隋文帝召滕王去栗园游玩，兄弟二人坐于树下，刚要举杯饮酒，滕王忽然鼻中流血，片刻便一命呜呼。显然，这是杨坚干的。
杨整和杨瓒的后人，此后惶惶不可终日。杨整的儿子蔡王杨智积闭门自守，不争名不要利，战战兢兢地活到了炀帝时代才因病而亡，死前不知是悲是喜地说：我终于能安安稳稳地去死了。真是可怜之至。
杨氏三兄弟之争，主要原因还在于杨坚夫妻的性格。独孤伽罗过于强势，杨坚也十分忌刻，两人一拍即合，硬是把本来属于家庭矛盾的小事，折腾成你死我活的政治悲剧。3
第二批遭罪的是隋文帝的儿子们。隋文帝共有五个儿子，全是独孤皇后所生，太子杨勇、晋王杨广（就是后来的隋炀帝）、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五位皇子除了杨广是自己把自己作死的，其余几位的死亡，都与亲生母亲独孤皇后有关。
先说废太子杨勇。此人没别的大毛病，就是好色。杨勇的正妻元氏是西魏皇族之后，是独孤皇后特意物色娶进门的，生性和独孤皇后一样，刻板深沉。杨勇看不上元氏，他更喜欢出身一般但多才多艺的云氏，并让云氏越俎代庖，以正妻的身份管理家事。这就犯了独孤皇后的大忌。
独孤皇后与杨坚成婚时，立誓决不移情，此生不再与别人生子。独孤自己是这么做的，也把这个原则推己及人，强加到他的儿子身上。她见杨勇不喜欢元氏，数次批评儿子不懂事。结果没多久，元氏患了心脏方面的疾病，过了两天便病发死了。这下更是激起了独孤皇后的滔天之怒，怀疑是杨勇毒杀了元氏。
在独孤皇后的影响下，隋文帝也对云氏产生了极大偏见。云氏生下儿子长宁王杨俨，隋文帝对云氏也没有改观，反而说，绝不能让下贱的女人抚育大隋未来的继承人。
杨勇为人神经大条，并没意识到普通家族的婆媳矛盾，换到帝王家，就是重大政治事件，这就注定了杨勇的人生悲剧。
晋王杨广猜到母亲的心思，立刻装成苦行僧的样子，不近女色，以博取父母的好感。同时，杨广拿嫂子云氏作为突破口，向母亲进谗言，说自己正在被杨勇和云氏迫害。这一下勾起了独孤皇后对当年两个妯娌挤兑自己的惨痛回忆，云氏挑拨皇室兄弟不和，绝不能忍，杨勇护着云氏，那就连他也要拿掉。
独孤皇后联合朝中最有权势的重臣杨素，利用隋文帝对太子的不满，经过一系列运作，终于废黜了杨勇，另立杨广为太子。废立事件无疑给隋朝带来了长远的打击，可以说二世而亡的根由，都可以上溯到废立太子上。
其他几个儿子，秦王杨俊被父亲斥责后重病而亡，死后父母都不怎么悲伤。蜀王杨秀因事被责，关了终生禁闭。汉王杨谅因为诸兄悲惨的遭遇内心无尽悲凉，又被炀帝猜忌，索性举兵造反，失败后被幽禁至死。五兄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隋书》悲悯地指出：父子之道，灭于天性。
家庭关系失和，淋漓尽致地反映出独孤皇后的极度偏激、刻薄和嫉妒，这种心理超越了亲情，使得杨氏家庭一直处在不正常的氛围之中。杨勇五兄弟之间虽说有一定矛盾，但还处于可调停范围之内，只要父母处理公允，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独孤伽罗虽然政治方面尚可称道，但在处理家庭关系方面，却着实连及格线都没到。4
第三批遭罪的，是以高颎为代表的朝中重臣。高颎原是独孤信的部属，一度改姓独孤，后来又恢复本姓。他与独孤信家人关系十分亲厚，即使独孤信家落难也一直不离不弃，是独孤伽罗坚定的政治支持者。
高颎出将入相，一代能臣，就连杨素都对其倾心佩服。隋文帝一直倚为心腹之臣，对他言听计从。
独孤皇后撺掇隋文帝废太子杨勇，杨坚便先来咨询高颎的意见。高颎坚称长幼有序，废立容易引发混乱，坚决反对。
独孤皇后暗暗生气，觉得高颎是出于私心，因为高颎的孙子娶了杨勇的女儿，他是标准的太子党。然而不管怎么说高颎还是娘家人，她一时还不好说什么。
恰巧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急剧加深了独孤皇后对高颎的怨气。
原来偶然一天，隋文帝春意勃发临幸了一个漂亮的小宫女，品尝到了遗失多年的男女之乐，不禁大为欢娱，一时之间把当年与独孤皇后的爱情誓约抛到了脑后。独孤皇后知道后，简直气炸了肺，待隋文帝上朝时杀了小宫女。隋文帝见春花桃李转眼翻作死尸，简直欲哭无泪，气得牵了匹马到山中暴走了二十多里。皇帝家炸了窝，只有大臣来劝。高颎和杨素赶忙去山中拉马劝解，折腾到后半夜，好歹把隋文帝劝回了家。隋文帝杨坚墓（泰陵），陕西杨陵五泉乡双庙坡村。
整个过程都没什么问题，坏就坏在高颎在劝解过程中说了一句话——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
一千多年过去了，我们不知道高颎所谓的“一妇人”，到底是指那位可怜的宫女，还是妒妇独孤皇后。
这话传到独孤皇后耳朵里，本就心里有气的她，立刻主动对号入座——好啊，敢骂我是“一妇人”。娘家人仅存的一点情义就此全部完蛋，独孤皇后从此再无负担地开始暗算高颎，为废立太子扫清障碍。
偏巧高颎自己家里也出了点情况，他的正妻因病去世，独孤皇后假惺惺地请隋文帝给他张罗再娶个夫人。高颎知道独孤皇后那点爱好，于是连连推辞。谁料没过多久高颎的一房小妾居然怀孕生子。隋文帝乐不可支，本来还准备找他取取经逗逗乐，独孤皇后却说，高颎口口声声说不要新夫人，背地里却做出这种事，真是奸诈之极，陛下你以后还敢信他吗？
晚年的隋文帝本就多疑，经过独孤皇后这么一点，顿时如梦初醒，从此开始嫌恶高颎，后来居然因此罢了高颎的官。
高颎不仅是隋朝开基立国的大功臣，还是满朝文武的正义担当，罢高颎意味着对高颎一系的政治摧毁。此后，能够约束皇帝胡作非为的正直力量开始解散，随着文、炀易代，杨素、宇文述等辈逐渐掌控了朝政，他们不仅没有匡正隋炀帝的失误，反而在一味顺应上意、助纣为虐上越走越远，这无疑加速了隋朝的灭亡。
然而这些，又怎能为被嫉妒干扰了理智的独孤皇后所知？5
隋仁寿二年八月，在结婚后第四十五个年头，五十九岁的独孤皇后走到了人生尽头。独孤皇后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从妯娌、儿子、大臣、情敌，全部斗倒，堪称一代宫斗圣手、独孤求败。
然而她的晚景，却正应了她的姓氏，独孤终老。
经历了杀宫女事件后，独孤与隋文帝感情上的裂痕没有弥合，这或许成了她死前最大的遗憾。令人齿冷的是，她刚一死，宣华夫人陈氏（陈宣帝之女）和容华夫人蔡氏便被升为贵人，不仅接管了内宫之政，还曲尽逢迎，让隋文帝压抑了数十年的椒房之乐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中夜梦醒时分，揽着两位美娇娘的皇帝，不知是否会想起同甘共苦、誓不异生的结发之妻。
仅仅过了两年，暮年的隋文帝架不住两位青春年少的贵人折腾，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他弥留之际，闻说太子杨广与宣华夫人私通，恼怒的隋文帝大骂杨广：“畜生何足付大事！”想起当年独孤皇后力主废立太子，他忍不住埋怨道：“独孤诚误我！”他企图召回废太子杨勇取代杨广，然而大势已去，羽翼已成的太子搞定了一切。连续的心理暴击终于摧毁了六十四岁的老皇帝。
仁寿四年六月，隋文帝撒手而去，与独孤皇后合葬于太陵。这对毕生坚持一夫一妻的模范夫妻，终于在凄风冷雨中划上了句号。（本文选自“搜历史”公众号，文章原名《兄弟儿子情敌大臣全斗倒——宫斗界的独孤求败大隋独孤皇后》，作者：陈峰韬。）
魏忠贤：魏公公如何被洗白？
张明扬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一位叫张瑗的巡城御史在北京郊外巡视时突然震惊地发现，在西山碧云寺一侧，有一座极其壮丽宏大的坟墓，居然是前朝的太监传奇“九千岁”魏忠贤。
当然，魏公公晚年被打倒，死相难看，死后也并没有福缘入住这座他为自己准备的豪华阴宅。出于巨大的政治责任感，张瑗立即上疏康熙，痛心疾首地表示：“乃畿辅近地，尚留此秽恶之迹，僭越之制，何以儆巨憝、昭大法哉？”，要求毁碑平坟。这一请求立即得到了康熙的批准，将魏忠贤的大墓彻底铲平，再无任何遗迹。
厂公魏忠贤的墓虽早已湮灭，却不必担心厂公身后凄凉——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处处都有公公的隔代知音们虎目含泪，为此千古奇冤扼腕叹息。
百度贴吧里有一个“魏忠贤吧”，Slogan叫“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吧内文章的标题多为《魏忠贤不死明朝不灭，东林党才是祸国殃民的废物》《东林党人误国，如果魏公公没死就好了》《魏忠贤：大明帝国的最后守护神》此种经典画风；一篇大概是吧主写的镇吧强文，更是大走成功学励志路线云：“即便抛开魏忠贤的功过不说，我们在这里要学习的是他的精神，从一个家徒四壁的农民出身，混到权倾朝野的人物，这其中包含了多少智慧、辛酸和汗水？”
东林党和魏忠贤似乎成了价值观的两端。一位知乎网友说得煞是有趣，“十岁时，魏忠贤的形象，全凭电视剧描述，一个非常不堪的大坏蛋；十五岁，读了几本书，多数是其残害东林党人的事，魏的形象更加不堪；二十岁时，接触的史料多了，又觉得东林党人更祸国殃民。如今二十五岁了，再也不敢轻易给历史人物下结论了”。
一般来说，“厂公粉”都是“东林党黑”，他们坚定地认为，东林党是大明亡国的最大罪人，空谈误国，大搞党争，对抗皇权，反对对富人收税，和臭公知一样可恨。而魏公公呢，厂公粉们从不粉饰他的道德情操，这的确没啥好说的，但坚决反对拿私德说事。最离奇的观点是，魏忠贤代表着帝国底层群众与东林党代表的士绅阶层作斗争，正因为公公反对将税收加在农民身上，力主向士绅阶层开征“工商税”，这才遭致东林党人的疯狂报复。
厂公粉还演绎了一个源于野史的段子说，崇祯死前非常后悔杀魏公公，收葬魏忠贤遗骸，葬于西山碧云寺，正式平反了公公的奇冤。他们认为，崇祯的遗言金句“然皆诸臣误朕”，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误朕”的诸臣就是东林党人，这就说明崇祯皇帝后悔杀了中流砥柱魏公公。
我其实也并不喜欢东林党。东林党人和晚清的清流有一点很像——自命清高，似乎总是一副真理在手的样子，高谈阔论，但他们大多数人又严重缺乏治国的实操能力。袁崇焕画像
从明末政局来看，东林党人不是没有得到过执政的机会，天启初年也的确出现过他们自称的“众正盈朝”的局面，但从当时的政绩来看，表现平平而已，并没有因为“众正盈朝”而产生出什么绩效奇迹。
但反过来说，东林党人也只是迂腐和才识平庸而已，非要如厂公粉们所说的那样“大明亡于东林党”，实在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还不如“大明亡于鼠疫”和“大明亡于小冰河期”这些故作惊人之语来得靠谱。退一万步说，天启初年之后，东林党人都被魏公公清洗得差不多了，哪里还有什么能力出来祸国殃民呢？
东林党人不会治国，这没错，但难道魏公公就会了？不知道从何时起，魏公公突然被捧成了天赋异禀的治国高手。事实上，魏忠贤的那种“私德有亏，才华横溢”的政治形象是今人出于某种政治想象逐步建构出来的。魏忠贤缺乏足够的文化素养，又没有任何国家层面的政治经验，单凭一些不入流的小聪明和阴谋诡计，就可以操盘一个内忧外患中的大帝国吗？
举个例子。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魏忠贤突发奇想，依大明朝旧例，大臣有特殊贡献者可赐给在宫中骑马的特权，不过，作为条件，骑马者逢年过节要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魏忠贤就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而后就不断地降谕旨让他们进献马匹，逼得这些太监同僚直骂娘。朝廷由此倒真的得到不少马匹，但结果呢？由于管理不善，献马又多以老病充数，等到了辽东，“随至倒死者相望，军士啖马者比比也”。用苗棣先生在《魏忠贤专权研究》一书中的说法，国难当头，“魏忠贤表现出来的多是小农式的狡黠和算计，并不是政治家所需要的文韬武略”。
东林党人短暂的执政虽然没有什么政绩，但魏忠贤的执政时代，大明国势总体上也是江河日下。厂公粉们的一大政绩理由是，魏公公曾经慧眼识珠，力挺无名小卒袁崇焕，这才让袁崇焕有机会在宁远大败努尔哈赤。对此，我只能说，袁崇焕的上级明明是魏忠贤的政敌孙承宗，如果一定要说魏公公有功的话，也只能说他没有刻意地像对付东林党那样对付袁崇焕。
但如果这也算功劳的话，对厂公才是侮辱，因为我并不认为，魏忠贤会刻意地想把大明朝搞坏，刻意地让明军打败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魏忠贤也想把国家搞好，也想收复辽东，树立个人的政治权威，只是，他的执政水平太差罢了——他那种党同伐异的狭隘格局已经严重摧毁了大明朝的政治生态。和同样热衷于党争的东林党人相比，魏忠贤那可是要搞肉体毁灭的，而不是东林党那种逼人辞职就天下大吉的书生玩法。
就厂公粉们对魏忠贤的各种吹捧，有一点我是基本同意的，那就是魏忠贤的确没有什么改朝换代的野心，无论对天启还是对崇祯，他对皇权大体上还是忠诚的，原因很简单，他的所有权力都是依附于皇权而产生的，离开皇权几乎无法自处。天启皇帝喜欢在后宫做木匠活儿，魏忠贤虽权倾天下，但几次躲过东林党等政敌的关键一击还都是靠跑到皇上那里摇尾乞怜，只有当皇上点头，他才敢对东林党报复回去。但换一个喜欢亲自执政的新主子崇祯，魏忠贤这种二流的政治替身就没有任何价值了，面对新皇上的紧逼，魏公公一点儿还手之力都没有，再然后，就是厂公粉们口中的千古奇冤了。
厂公粉们似乎乐于被视作道德虚无主义者，对士大夫的道德主义有着天然的鄙夷与仇恨。但可惜的是，他们喜欢的那个作为大明中流砥柱的魏公公并不真实存在，而他们攻击的东林党人或许有着中国传统士大夫身上的一切弱点，但也未必个个都是他们最喜欢拿出来说事的钱谦益。袁崇焕书法魏大中绝命书。明代魏大中，东林党成员，被阉党迫害致死。
魏公公最害怕的人杨涟死于狱中前有遗言：“涟即身无完骨，尸供蛆蚁，原所甘心。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此痴愚念头，至死不改。”士大夫的风骨与道统，又岂是魏公公能懂的。（本文选自“搜历史”公众号，文章原名《魏公公变形记——死了390年之后，魏忠贤怎么就被洗白成中流砥柱了？》，作者：张明扬。）
陈近南：起底真实的天地会总舵主
李开周“平生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看过金庸《鹿鼎记》的，想必都会记得这两句拉风的判词。很多人印象中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就是这么个样子。《鹿鼎记》里写了很多真实历史人物，康熙、吴三桂、李自成，都跟史实大差不差，但唯独“陈近南”，却跟历史上的原型人物相去甚远。真实的“陈近南”什么样？要是信了金庸，才真的会让你“不识陈近南”。“陈近南”是谋士，不会武《鹿鼎记》里，陈近南向韦小宝透露自己的真名叫“陈永华”，永远的永，中华的华。这个陈永华，历史上确有其人。
陈永华，生于1634年，死于1680年，祖籍福建漳州，出身书香门第。
他父亲名叫陈鼎，是天启朝的举人、崇祯朝的进士，南明时期在福建同安县当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副局长兼县中学校长。1655年，清军攻陷同安县城，陈鼎上吊自杀。二十多岁的陈永华带母亲逃出，去厦门投奔郑成功。《鹿鼎记》里的陈近南口才了得，而历史上的陈永华却不善言谈，不过他不说话则已，一开口就能说到点子上。
郑成功接见陈永华，与他谈论时局，茅塞顿开，称赞道：“复甫（陈永华的字），今之卧龙也！”于是请他当参军，相当于作战参谋。
1659年，郑成功统领十七万大军围攻南京，以及1661年渡海东征收复台湾，都是陈永华在出谋划策。1662年，郑成功病逝，临终前遗命儿子郑经，要向对待老师一样对待陈永华。
陈永华辅佐郑经治理台湾，官至“东宁总制”，相当于“行政院院长”。他兴修水利，发展贸易，在台湾建孔庙、办学校，是把内地教育推广到台湾的第一人。他在台湾威望很高，所以招人眼红嫉妒，这个嫉妒的人就是冯锡范。
冯锡范是郑经的侍卫首领，职位可能类似于现在美国负责总统安保工作的“特勤局长”。其实侍卫首领关键是懂政治、讲忠心，武功高低并不重要，所以冯锡范即使会武功，肯定也没厉害到“一剑无血”的份上。
郑经生下三个儿子，大儿子郑克臧娶了陈永华的女儿，二儿子郑克塽则与冯锡范的女儿订了亲。冯锡范想让未来女婿上位，就必须除掉郑克臧，而要想除掉郑克臧，就必须除掉郑克臧的岳父。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冯锡范成功逼迫陈永华辞职，隐居台南养老去了。
1680年，陈永华病逝于台南，享年四十七岁，并不像《鹿鼎记》里写的那样，被郑克塽所杀。陈永华死的时候，郑克塽实际上还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既没有能力跟韦小宝抢女朋友，也没有能力提剑杀人。
像郑经一样，陈永华也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在清军攻台时战死，二儿子陈梦球和三儿子陈维衡跟随郑克塽一起降清，被编入正白旗，成为汉军旗人，住在北京。后来陈梦球和陈维衡都参加了清廷的科举考试，陈梦球考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陈维衡只考中秀才，多年后搬回祖籍漳州定居。
陈永华终生抗清，而他的两个儿子居然降清，若以传统史观评价，实乃不忠不孝，但若换上“统战史观来看”，则陈永华是武力拒统的分裂分子，而他的两个儿子则顺应历史潮流，维护了祖国统一。
天地会？康熙从没听说过！
抛开这些不谈，我们接着探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陈永华真的创办过天地会吗？
答案是，NO。
天地会当然是真实存在过的秘密组织，但是陈永华活着的时候，天地会尚未诞生。
清廷第一次注意到天地会，清朝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天地会，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以后的事情。
这一年，台湾爆发起义，持续三年，耗尽了清廷半个国库的财力。清廷派出福建、广东、广西、四川、湖南、贵州等六七个省的军队，才把起义基本扑灭。
这场起义的大头领是林爽文，他就是天地会的成员，跟随他起义的很多是来自福建漳州的新移民，也是天地会成员。就是这场起义，让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乾隆注意到了“天地会”这个秘密组织，赶紧派各省督抚严查天地会的源头。
入台平叛的军队和各省大员逮捕了许多天地会成员，先是严刑逼供，然后再按照供词顺藤摸瓜。他们得到的供词有真有假，彼此打架，直到林爽文起义被平定之后第五年，才得出一个较为靠谱的结果——天地会起源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前后，首创者是一个和尚，法号提喜，法名云龙，俗名郑开，小名郑洪，人称“洪二和尚”。按漳浦土话，“洪”与“万”发音相近，洪二即万二，万二即万云龙。
万云龙和尚在福建漳州云霄县东厦乡高溪村观音亭出家。观音亭又名“凤花亭”，讹称“红花亭”，是一座小小的寺庙。万云龙是这座寺庙的方丈，他野心很大，立誓反清，但并不复明，因为他梦想自己当皇帝。
要反清，单枪匹马可不行，万云龙借着做法事的机会，结交了江湖好汉马九龙与当地富户朱鼎元，以及一个名叫李少敏的俗家弟子。四个人拜天为父，拜地为母，以万云龙的乳名“洪”为姓，天地会诞生了。
作为天地会的四大元老，万、马、朱、李都在发展下线会员。万云龙、朱鼎元、李少敏秘密串连，马九龙则明着拉拢徒众结拜，结果被县官杀掉。故此，林爽文起义时流传一句天地会切口：清代天地会腰牌“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升天李朱洪。”“九龙升天”指的是马九龙被杀。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天地会已经在福建发展到几百人，万云龙开始策划会众起义，他暗示自己会呼风唤雨，麾下还有一个赵姓成员是赵宋子孙，事成都有官做。会众信以为真，查黄历，选良辰，攻打漳浦县城，大半被杀。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万云龙再次策划会众起义，他宣称结拜兄弟朱鼎元是朱明子孙，许诺事成后每人发给银元。于是又有会众准备扯起反清大旗进攻县城，但尚未举事就走了风声，起义再次失败。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壮志未酬的万和尚病死了，但他播下来的“革命种子”却在福建生根发芽，他的下线不断发展出更多的下线，靠着江湖切口与各种暗语，将天地会的起源演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因为天地会创立者万云龙万和尚是在红花亭（凤花亭）出家的，所以晚清天地会抄本给红花亭画了一幅像，门前一副对联：“一派溪山千古秀，三河峡水万年流。”并且发展出一套切口：“地振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鹿鼎记》第八回，陈近南教给韦小宝的就是这套切口。
天地会的组织架构非常松散，从来没有一个总舵主，更没有十堂香主。任何一个成员都可以自由成立分会，任何一个分会的首领都可以自封大哥，就像一个极为混乱的秘密传销组织。
正是靠着这种混乱的架构，天地会居然在清廷的严酷镇压下存活了下来。甲处的天地会被扑灭，乙处的天地会很难受牵连，即使清政府自认为逮到了所谓的天地会总舵主，各地的分舵也能安全逃脱——因为连总舵主都不知道麾下究竟有多少会员。
加入天地会，无非混口饭
彼此互不统属，甚至互不认识，天地会成员靠什么方法辨识同道呢？一是靠切口，二是靠手势。他们最常用的手势是三根手指：对方向你行礼，你伸出左手，大拇指朝天，食指和小指平伸，无名指和中指蜷曲；对方请你喝茶，你只用三根手指端起茶杯，另外两根手指蜷起来……这些都是被天地会统一认可的暗号。
那些加入天地会的人，大都是没文化的小商小贩小苦力和流氓地痞，政治热情并不高涨，家国情怀并不激烈，对反清复明并没有兴趣。天地会之所以吸引他们，主要在于组织的那份“兄弟情谊”——被人欺负时可以请天地会兄弟出头，欺负别人时可以请天地会兄弟撑腰。
万云龙死后，他的再传弟子严烟到台湾开布店，将天地会帮兄弟出头的宗旨传到了台湾。当时在台湾谋生的福建人与广东人械斗，福建内部的漳州人又与泉州人械斗，谁加入天地会，谁就能在械斗中占优势。再加上台湾天高皇帝远，驻台军队和地方官都没有意识到帮会组织的巨大隐患，所以天地会在台湾发展得非常迅速，直到几年后林爽文起义。
这场起义影响深远，万云龙活着时在福建传会多年，始终默默无闻，可是台湾起义之后，福建的天地会突然壮大起来，广东和广西也冒出许多分会，成为“出口转内销”的经典案例。
从乾隆年间到清朝末年，天地会的势力始终局限在华南地区，绝不可能有堂口开到北京的局面，但是在福建、广东、广西三地，天地会的起义始终不断。
洪秀全“金田起义”的时候，有一千多名矿工投奔他，那些人主要是天地会的会员。太平天国有一员大将罗大纲，也是天地会的人。洪秀全在南京定都，还专程派亲信到广东，策动广东天地会响应。
咸丰四年（1854年），东莞、佛山、花县等十几万天地会员围攻省城，将广州围困了四个月。两广总督叶名琛请求英国出兵，才打退了天地会的进攻。
清朝后期防范天地会有如洪水猛兽，各处天地会为了自保，一般都改了名，有的叫“添弟会”，有的叫“三合会”，有的叫“洪门”。这个“洪”字与洪武皇帝朱元璋无关，它只是天地会创始人万云龙的小名（郑洪）。
在晚清与民国时代的华南地区，洪门和三合会相当火爆。我们历史教科书上备受赞颂的抗法名将冯子材、民国时代的桂系军阀陆荣廷，都出身于三合会。
天地会成员知识低下，离不开封建迷信。1915年陆荣廷起兵讨袁，先摆香案斩鸡头喝血酒，还拿鸡爪子来占卜吉凶，这种充满巫术的做法，洋溢着天地会遗风。
天地会宣传材料里，陈近南是和尚
后人之所以会误认为天地会在康熙年间就已兴起，这正是被天地会自己的宣传给领错了路。
晚清天地会的内部抄本上记载着这样一个传说：
康熙年间，西鲁入侵中原，满朝文武无人能敌。康熙立下招贤榜，福建少林寺128名武僧揭榜出征，在六丁六甲神的帮助之下，将西鲁打得屁滚尿流，随后返回少林寺，深藏功与名。
朝中奸臣见这些和尚如此神勇，心怀妒忌，诬陷他们谋反。康熙听信谗言，派出大军火烧少林寺。有五个和尚逃出火海，在广东惠州遇见大哥万云龙、和尚陈近南、幼主朱洪竹，八人结拜，共创天地会，以万云龙为大哥，以陈近南为军师，以朱洪竹为大家共同辅佐的明君。
那五个和尚的俗家姓名在抄本上写得也很清楚，分别是胡德帝、蔡德忠、李色开、方大洪、马超兴。大约在咸丰年间，这五个和尚被洪门成员尊为“五祖”。金庸先生写《鹿鼎记》时，又将五人稍稍改名（例如将“李色开”改为“李式开”），另外加上五个人，杜撰为天地会的十堂香主。
我们用不着查阅正史，也知道康熙年间并没有什么“西鲁”进犯。那么天地会的秘密抄本上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荒诞不经的传说呢？我觉得有三个原因：
第一，我们看到的抄本是天地会发展到后期的产物，一群文盲口口相传，当然会传出很多谣言；
第二，为了避免清廷追查，天地会创立者及其继任者一定会故意搅混源头，让官府摸不着头脑；
第三，编造一个功臣蒙冤的故事，可以激发那些文盲会员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清代天地会“风云际会”花钱
当然，这个传说也不能说全是无稽之谈，例如万云龙就是实有其人的，只不过他是乾隆年间而非康熙年间的人。
那么传说中的陈近南、朱洪竹又是谁呢？洪门五祖是否可能是乾隆年间万云龙谋反失败后的第一批殉道者呢？在更多靠谱史料出现之前，暂时都不得而知。
民国时代，会党研究成为显学，学者们无法搞清天地会起源真相，不得不祭出“影射”大法。1929年，学者温雄飞著《南洋华侨通史》，推断万云龙即是郑成功，康熙火烧少林寺即是清廷杀掉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胡德帝、蔡德忠等洪门五祖是郑芝龙的部将，朱洪竹是指南明小朝廷中的桂王永历或者唐王隆武。
温雄飞认为，郑成功戎马倥偬一生，没有工夫创立天地会，只有可能派部下去创立。郑成功的部下当中谁最有能力创立天地会呢？当然是陈永华了。陈永华姓陈，抄本上的陈近南也姓陈，所以陈近南应该就是陈永华的化名。
上述推断极其牵强，但是很有市场，以至于金庸也采用了这一推断。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市场很大，所以最近海外最大的华人秘密社团“洪门”已经将陈永华视为创派鼻祖来加以供奉了。（本文选自“搜历史”公众号，文章原名《真实的陈近南怎么样？信金庸你就上当了！》，作者：李开周。）
江春：第一代红顶徽商
安梁提及“红顶徽商”，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胡雪岩，然而早在乾隆下江南的时代，就有一位前辈“以布衣上交天子”，令后来者难望项背，他就是江春，第一代红顶徽商。江春以文人雅好见幸于乾隆，因皇恩浩荡红极一时，但他终究也难逃“伴君如伴虎”的魔咒。
红顶商人“贾而好儒”：交四海之友，贩八方之盐
士农工商，士居其首，商居其末。纵是富甲天下的两淮盐商，也难免为跻身士人阶层蠢蠢欲动。把持两淮盐业这块肥肉的徽商，尽管鼎盛之际富可敌国，却更喜欢标榜“东南邹鲁”的雅号，千金虚掷只求一个“贾而好儒”的名声。
江春生于儒商之家，自祖父一辈迁居扬州，两代熬成盐业大亨，可见颇有经商基因。但他的第一选择仍旧是入仕，追随名师学诗作文，可惜他科场运气不佳。屡试不第后，江春无奈子承父业，经营家传字号“广达”。胡雪岩故居，内部陈设
尽管名落孙山，但多年书香浸淫并非没有成效，江春的诗作颇有名气，与康乾之际誉满淮扬的程梦星齐名。清代大才子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记载一桩趣事：“余游黄山，携曹震亭、江鹤亭（江春）两诗本作印证。以为江乃巨商，曹故宿学；以故置江而观曹。读之，不甚慊意，乃撷江诗，大为叹赏。”能被袁大才子夸赞“心胸笔力，迥乎寻常”，想来也非浪得虚名。
才高八斗又腰缠万贯，江春自然成了文人圈子的核心。他坐拥大片园林，经常召集诗人墨客齐聚一堂，吟诗听戏，畅游山水，时人回忆，他“招集名流，酒赋琴歌，不申旦不止”。其座上宾之中，不乏扬州八怪、袁枚、蒋士铨等名流，正所谓“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当然，江春毕竟是一个商人，款待文人自是雅趣，但追逐利益也是本能。那些醉心江南风雅的朝廷命官更是他结交的贵客，譬如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此人是纪晓岚姻亲，对藏书、金石、经学皆有研究，常与江春赏花观戏、鉴别书画。乾隆南巡之时，也对江家的脱俗品位赞许有加。
凭借文化造诣混熟了官场与文坛，江春在商业上的纵横捭阖就有了保障。
盐业在明清之际堪称经济命脉之一，国家历来看重，因而对盐商把控甚严。两淮盐业发达，朝廷难以事无巨细地管理，所以选拔一名总商，承揽运销业务、平衡商户之间的势力、缉察贩卖私盐罪行，由于江春“经商扬州，练达明敏，熟悉盐法”，从而“司鹾政者咸引重，推为总商”。
如此一来，他就肩负上传下达的重任，盐业政策随年景不同因时而变，也须盐政官员与总商谋划。江春熟悉扬州市场，精于算计，在决策时举足轻重，后人赞之“才略雄骏，举重若轻，四十余年，规划深远”。况且，两淮巡盐御史赴任前，乾隆也常叮嘱“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江春大权在握，还有皇帝的背书，各路盐商对江春又敬又畏，到了“每发一言定一计，群商张目拱手，画诺而已”的地步。
在掌权的四十余年里，江家积攒了多少财富，恐怕无人知晓，但从他每逢战事动辄捐银百万来推测，绝非一个小数目。另有时人记述，“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彼纲总者，得嘻笑而呼叱之”，盐业总商之富，可以窥见一斑。
以布衣上交天子：乾隆身边的陪玩红人
虽说协助朝廷管理盐务实乃大功一件，但真正令江春跻身“红顶商人”之列的，是乾隆南巡之际的陪玩业务。纵使乾隆现今经常被讥笑为“农家乐审美”，但他也深知江南风景远胜北国。自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皇帝六度巡幸江南，名为督办河务、体察民情，实则大半时间流连山水之间。
天子南巡，排场怎能马虎？御驾所经之处三十里以内，文武官员皆应身穿朝服前来接驾，由鸿胪寺事先演习迎送仪式。耆民老妇、绅补生监跪伏恭迎，八十岁以上老翁老妇穿黄布或黄绢外褂，手执高香跪接。扬州等繁华之都，还要在河道设龙舟灯舫，营造“巷舞衙歌”之盛景。这些奢侈花销，自然有人买单，最积极的莫过于两淮盐商，时人称之“捐输报效”。江春就是捐钱的急先锋，频繁为天子巡幸筹款，每笔皆百万银两以上，以至于“其家屡空”。这笔政治投资物有所值，他被赐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的官衔，加级诰封至光禄大夫，并赏戴孔雀翎，成为毫无疑问的“盐商之冠”。
然而，“以布衣上交天子”仅靠挥金如土是远远不够的。江春得宠，胜在“会玩”，乾隆的雅俗品味，他都能摸透。且看这一则记载：
御舟将至镇江，相距约十余里，遥望岸上着大桃一枚，硕大无朋，颜色红翠可爱。御舟将近，忽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掣霞腾，几眩人目。俄顷之间，桃砉然开裂，则桃内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海新戏。
为了令皇帝耳目一新，江春与众盐商可谓费尽心思，传统的听戏唱曲不足为奇，那就在湖景之中搭戏台，寿桃、烟火皆艳俗，但皇帝就欣赏这个排场。
乾隆鉴赏能力有限，但对名人书画却情有独钟，江春投其所好，在自家园林康山草堂伪造了董其昌书法，专伺皇帝辨伪。乾隆果然中计，得意洋洋指出江家藏品的讹误，又御赐墨宝以代之。
最后一次南巡时，乾隆帝兴致勃勃故地重游，顺便“瞻仰”一下自己的大作，还赋诗一首：“草堂前度辨其假，今觉对山亦未真。更仿董书为题额，他时应有识真人。”更欣然令随行文人记录来龙去脉：
旧有康山草堂四字额欵，署董其昌书。然笔法实不
类，因仿董法重书四字赐之。庚子南巡有即事诗辨其伪，兹重游康山，见有对山楼，亦署董书，而伪更甚，因复仿董法书额以赐。
其实，江春三番五次邀请扬州八怪、袁枚等人来此宴饮，会对名家伪书熟视无睹吗？个中原委，一猜便知。
在曲意逢迎之外，江春为讨皇帝欢心，还有过令乾隆震惊的壮举。《清稗类钞》记载：乾隆巡幸扬州，有一次到大虹园玩，看见当地景致，对左右说：“这有点像北京南海子的琼岛春阴，就是缺一座塔。”江春听说之后，重金贿赂乾隆的近侍，弄到了北京那座塔的图形，然后召集工匠照着施工，一整夜抢工，竟然就把塔给造起来了。次日乾隆又来玩，看见一夜之间多出来的塔，大吃一惊，上前检查，发现是真材实料，不由感叹盐商真是有钱。这一轶闻在扬州流传甚广，还衍生出“以盐筑塔”等多个版本，虽说真伪待考，但足见盐商之心机与能量。
此等挖空心思的陪玩达人，乾隆青睐有加，历次南巡几乎都要在江家园林游赏一番。江春携幼子接驾，乾隆“抱至膝上，摩其顶，亲解紫荷囊赐之”，恩宠备至。有了皇帝撑腰，江家逐渐登上了繁荣的顶峰。
忠君爱国捐银千万，身后难知“皇恩浩荡”
伴君如伴虎，皇帝的喜怒无常、朝臣的欺凌弹压、众商的艳羡嫉妒，对于处在风口浪尖的江家而言，无一不是致命威胁。为了保住红顶商人的殊荣，江春只能处处逢迎圣上，但天子毕竟无法年年下江南，为了刷出存在感，江春只能不停向朝廷“上贡”：乾隆三十六年，皇太后八十寿诞，捐银二十万两；三十八年，金川用兵，捐银四百万两；四十七年，黄河筑堤，捐银二百万两；五十三年，台湾林爽文起义，捐银二百万两……根据《两淮盐法志》记载，江春先后与人合捐白银一千一百万两，数目之巨，一时无人可与之比肩。《乾隆南巡图卷》卷十“江宁阅兵”，本卷描绘乾隆十六年（1751年）五月初四日，乾隆皇帝奉皇太后南巡回京，进入天安门后，经端门，走向午门，即将进入紫禁城的情景。
如此大额的“报效”银两令乾隆喜上眉梢，他数次特令开恩：“纲盐、食盐每引加赏十斤，不在原定成本之内，以二年为限。”这样一来，江春相当于吃了皇帝的回扣，又赚回不少私房钱。盐政官员自然对这种小把戏了然于胸，道光年间整顿两淮盐务的陶澍一针见血指出了这项制度损公肥私的弊端。
皇帝心知肚明，也不时敲山震虎。早在乾隆十三年，漕运总督周学健贪污一案东窗事发，江春就被卷入其中，捐银十万两赎罪。乾隆三十三年的两淮盐引案几乎令江春名誉扫地，以他为首的六大盐商被革职查办，贪污金额多达千万两白银。
江春原本在劫难逃，没成想名士风范救了他一命，据袁枚记载：“公慨然一以身当，廷讯时唯叩头引罪，绝无牵引。上素爱公，又嘉其临危不乱，有长者风，特予赦免。”说句题外话，两淮盐引案的另一主角，就是与江春雅趣相投的卢见曾，此君也不是省油的灯——纪晓岚由于为他通风报信而被贬新疆，而替他平反的是刘罗锅之父刘统勋。
两淮盐引案令江春等盐商欠下朝廷千万两之巨，此后历次捐输报效又献银千万两，纵使盐商富甲天下，也难免导致巨额亏空。乾隆为了展现皇恩浩荡，谕令“朕怜江广达家产消乏，加恩赏借库银三十万两，令其作本生息，以为养赡之计”，后世多称之为“万岁爷的本钱”。殊不知皇帝的赏钱最难拿，江春战战兢兢了一年，回馈圣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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