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民间信仰史话试读：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作者小传
侯杰侯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天津口述史学会副会长等，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座教授，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美国加州大学、芬兰土尔库大学、法国远东学院、日本横滨市立大学、韩国岭南大学及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机构的访问学者、交换教授等，在世界3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发表演讲、授课、合作研究。从事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教学、研究工作二十余年。撰写《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中国民众意识》等著作，以中、英、韩文发表论文近百篇。
绪言
民间信仰是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拥有辉煌灿烂的历史。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民间信仰与社会组织结构、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说，民间信仰是中华民族纷繁复杂的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既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变化，为广大普通民众所接受，又衍生出一系列的优秀文化成果，被后世所继承、发扬，成为文化认同、信仰认同的重要载体。
在千百年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民间信仰不断受到民间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滋养，并在满足不同信仰者的基础之上，大胆驰骋自己的想象，不断添加意蕴丰富的诸多内涵。这使其在中国民众之中更具魅力，在中国文化之中展现出独特的价值。透过民间信仰，可以发现在民众日常生活和祭拜行为中所彰显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宇宙观，以及他们对生前身后的各种认知等，进而对中国文化产生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经过历史上风霜雨雪的冲刷、洗礼，民间信仰似乎也变成了一个有些模糊和笼统的概念，经历了耐人寻味的发展、演变，存在着如何命名等一系列的问题。目前，人们基本上是将那些在民间社会长期流传并被广大普通民众普遍崇信的神灵及其观念、行为等视为民间信仰。换而言之，它的内涵极为丰富，包含着广大中国民众所传承的有关自然、神灵、祖先、鬼魅等多重信仰及其祭祀活动、组织以及仪式等，呈现出耐人寻味的样貌。
中国民间信仰的产生、发展与其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密不可分，存在多重互动的关系。
中国民间信仰形成于人与自然所结成的各种关系之中。千百年来，中国民众在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的过程中，既有对自然界各种事物的接受、顺从、调适，又有对大自然的抗拒、改造和斗争。他们一方面感受到自然的伟大，养成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海吃海，也就是靠天吃饭，从山水自然特别是土地中求生存的习惯；另一方面，他们又要鼓足勇气，在大自然面前显示人的力量和存在，产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冲动，甚至相信人定胜天。无论如何，中国民众在认识和了解自然的过程中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因而他们也开始并持续不断地对各种自然现象进行观察与思考，逐渐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将自然界的风调雨顺与人们的辛勤劳作进而获得丰收紧密联系起来，并将这一切都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充满灾荒的国度，各种自然灾害往往会不期而至。这不仅使民众的生存受到巨大的威胁，农业劳作是否能够有所收获，似乎也成了问题，而且还导致民众在心理上产生因“轮番上场”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莫大恐惧。于是，民众期盼有超自然的力量显示出神威，降恩赐福，保佑、帮助自己和周围的人们消除灾祸，转危为安。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会参与到民间“造神运动”中去，虔诚地祭拜、礼遇、祈求各路神仙，赋予神灵以各种神力，冀望其保佑一方平安。
除自然环境外，社会环境也在不断影响着、塑造着中国民间信仰，并促使其发生转变。由于民众的生产活动需要家庭成员的齐心协力、共同劳作，因而自周代以后，以血缘家族为纽带的宗法制度逐渐形成，并具有相对稳定性。血缘家族作为社会的重心，具有生产、生育、情感支持、教养、娱乐、信仰、政治等方面的功能，是陶冶人的信仰与习惯的社会土壤。随着专制统治的建立，皇帝以“天子”的身份，代表上天的意志来到人间管理万民。尽管中国历史上曾经上演过无数次改朝换代的悲喜剧，但是专制制度却很少受到根本性的动摇，反而是不断地被加强。专制君主深知民间信仰是一柄锋利无比的双刃剑。为了更好地从思想上、信仰上控制民众，他们千方百计对民间信仰加以利用和控制，甚至不惜大开杀戒，以维护王朝统治，并通过政权的力量制定诸多相关谕令、政策予以限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间信仰的生存、发展、变化。当王朝统治面临民间信仰的冲击和挑战时，君主们便毫不迟疑地冠之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常言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专制君主一次次的威逼利诱和取缔绞杀面前，中国民间信仰依然顽强地存活下来。
中国民间信仰尽管产生于社会下层，但是却与精英文化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精英人士为了维护由他们所倡导的文化理念，进而稳定社会秩序、引导时代潮流，对民间信仰的存在和发展采取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态度。有时候，为维护自身利益，他们会有选择地对某些民间信仰加以提倡或反对。即使是同一种民间信仰活动，也完全可能在某一特定的条件下为其所许可，而在其他特殊的情况下被禁止。当然，他们对民间信仰的支持和阻挠有时候并不是以一种激烈的形式来进行，这就使得民众甚至很少能够感知统治者的态度对民间信仰自身的演变所带来的影响。虽然民间信仰是对被认为能够指导与控制自然及其人生进程的超自然力量的迎合与抚慰，但是，有些时候，它既没有明确的创道人，又较少利用文本化的经典进行传承。尽管普通民众是民间信仰的主要实践者，但他们往往视其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随时随地赋予其至高无上的神圣性。
那么，中国民间信仰为什么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它又具有哪些重要特征呢？
其一，中国民间信仰是一种客观存在。千百年来，民间信仰以多种不同形态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满足着民众的神圣与世俗的各种需要，并不是仅仅依托于某种特定宗教团体和组织。在历史上，中国民众表面看来似乎并不属于某个宗教团体和组织或不专属于某个宗教团体和组织，但是却不能因此而否认或质疑他们信仰的真实性。在近代中国生活了数十年的外国传教士就曾慨叹：对生活在村庄的普通民众来说，信仰有时候是隐而不彰的，即使这个村庄没有一座庙，你也不能就说这个村庄没有信仰。一旦村民的公共事务靠既往经验不能解决，而又没有其他任何外来援助的时候，求神、避邪是村民最为可能寻求的依靠。
其二，中国民间信仰具有原始蒙昧性。中国农业文明的早熟以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稳固地支配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使中国民间信仰保留着浓厚的原始色彩。由于多数普通民众对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因此，占卜、祭祀、祈雨、咒术等各种充满神秘色彩的原始崇拜在东方土地上不断上演。可以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一个偶然的事件，也会讹传为与人的吉凶福祸有关，从而导致广泛的社会恐慌。1768年，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传布开来，以至于人们普遍相信人的灵魂和躯体是可以相互分离的，若对着某个人身上的相关部位施行妖术，就可以掌握此人的灵魂。这种恐惧感在几个普通的偶然性事件发生过后，就会莫名其妙地增强，逐渐演变成社会性的群体大恐慌，并深刻地影响着民众的正常生活。
其三，中国民间信仰实用理性色彩浓厚，功利性突出。民众之所以选择与鬼神仙佛打交道，求神拜佛、祭天祭地，目的在于通过随时可行的仪式与信仰表达满足自己延年益寿、消灾趋福等方面的心理需要。于是，华夏诸神被民众不断赋予各种各样的功用，随时随地接受民众的祭拜，满足着人们的各种诉求。对于这一点，费孝通曾说：“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对接受祭祀并得到美酒、美食、美言等供奉之后的神灵是否显示神力，民众会有相应的不同表示。无论是不遗余力的回报，还是不敬，乃至戏谑、惩罚，所有这一切都是现实社会中人际交往模式的投射或翻版。
其四，中国民间信仰具有超强的包容性。民众不断对各种神灵进行筛选、淘汰、组合之后，形成一个杂乱的神灵信仰体系。而各种神灵在同一地区和谐共存的现象也非常普遍。民众以为求一神不如求多神，很少有人觉得只信仰某一种神灵便可以满足他们的所有需求，保佑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平安无虞。于是，数量众多的神灵不但被赋予了各种神格，具有的功能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可以来自不同的系统，形成多元的局面。
其五，中国民间信仰还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趋同性。中国幅员辽阔，平原、山地、丘陵遍布，江、河、湖、海纵横，有些地方甚至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就为各地产生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民间信仰也逐渐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地域性。长期以来，中华文化具有“大一统”的格局，因此生活在天南地北的普通民众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和强烈的信仰认同。这在民间信仰上也有充分体现。即使在崇拜对象、信仰仪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也不会破坏中国民间信仰的整体性，只能是丰富和补充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内涵。
可以说，民间信仰在塑造和丰富中国文化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在概括分析了民间信仰的源流及其总体特征之后，有必要以民间信仰诸神的神格演变与祭祀活动为线索，进一步分析民众是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表达自身的宗教情感和现实诉求，从而对中国民间信仰及其典型特征有一个比较全面而透彻的了解。一万物有灵中国民众对自然界的敬畏之情产生于遥远的古代。早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人们对自然界的许多奥秘无法认识和理解的时候，就寄希望于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能够出现，来解除人类生存的困厄。“万物有灵”的观念由此逐渐形成。在此基础上，中国民间信仰的初始形式——自然神崇拜逐渐产生。其核心内容是将风、雨、雷、电、日、月、星辰等视为神灵，加以虔诚祭拜。正如《礼记》中所言：“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总的来讲，自然神崇拜的基本特征有二：其一，民众所崇拜的自然神皆有灵魂和意志。其二，虽然中华文化日渐昌盛，但民众对原始自然神的崇拜一直延续下来，并依照以下三种轨迹加以演变：部分自然神转变为人格神；某些自然神的神圣性逐渐提高，成为民众崇敬的图腾和精灵；仍然有少量自然神以其原初面目继续存在，受到普通民众的礼拜。1敬天
敬天包括天体崇拜和天象崇拜。天体崇拜，是自然神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指将日、月、星辰等天体作为神灵加以礼拜。
太阳神崇拜，在中国起源较早。仰韶文化遗址就曾出土绘有太阳纹饰的陶片：将太阳画成圆形，四周闪烁着光芒。这是中国发现的最早有关太阳神崇拜的文化遗存。此外，在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陶尊中，也发现了太阳神崇拜的痕迹。有关太阳神的形象，民间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主要有羲和、东皇太一、东君等，也有以金乌代表太阳的说法。
太阳神崇拜在夏、商、周三朝进入相对繁荣的时期。人们对太阳有“东母”之称。有关祭日的具体时间，历代亦有所不同。夏朝人尚黑，祭祀的时间多是在夜间；商朝人尚白，祭祀多是在白天进行；周朝人尚红，祭祀一般是在黎明时分举办。春秋战国时期，太阳神位列“八神”之中。虽然由于天神地位上升，太阳神崇拜在官方祭祀中的地位似乎没有太大的提升，然而其在民间信仰中依然十分重要。
在《山海经》中，有不少关于太阳神的记载。围绕太阳神也衍生出了许多民间传说，如后羿射日。相传古时十日并出，酷热、高温令人难耐。后羿得知此情后，射掉了九个太阳，使温度适宜人们居住。有些地区在太阳神生日时还要专门举行祭祀活动。在天津，太阳神的生日被认定是二月初二。旧时，每到农历二月初二，人们要将为祭祀太阳神而准备好的豆腐、焖子，放入两碟。两碟之间，是一棵立放在碟子中的大白菜心，菜心上有一张小公鸡图案的红剪纸。此外，民众还要准备糖饼一盘，是为“太阳饼”。在山东宁津地区还流传着“接太阳”的风俗习惯。当地民众以农历六月十九日为太阳的生日，因此在太阳生日前夜，各村寺庙热闹异常，锣鼓喧天，村民们纷纷涌向庙里念经诵佛。黎明时分，民众便向东致祭，直到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当太阳红润的笑脸露出来时，人们欢喜万分，为把太阳接到手而雀跃；如果不巧恰逢阴天，太阳藏着不出来，他们就会感到异常沮丧，担心年景不好。太阳神崇拜在北方一些地区的迎神赛会中也十分常见。以山西贾村赛社为例，其《排神簿》中就多见“日宫天子太阳星君”的字样。
在南方的一些地区，民众也普遍信仰太阳神。如湖北沙市的普通民众在每年农历三月十九日，便手持八开纸大小、木刻印制的《太上感应太阳真经》挨户散发。其经文包含如下内容：“个个神明有人敬，那［哪］个敬我太阳神。太阳三月十九生，家家念佛敬香灯。有人传此太阳经，合家老少免灾星。无人传此太阳经，眼前就是地狱门。佛说大明朱光佛，传与善男信女们。每日清早念七遍，永世不走地狱门。临终之时生净土，九原七祖尽超升。有福念我太阳经，世代儿孙福禄深。”在江浙等地，类似的《太阳经》也流传较广，反映了民众祈求太阳神降恩赐福、趋吉避凶的心理。
此外，在中国民众的眼中，太阳不仅是神，更是某种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一旦太阳受损就必须想出解决办法，否则对崇拜者也不利。于是，当某地发生日食时，人们便会认为是天狗吃太阳，必须鸣锣击鼓，赶走天狗。
月亮除了可以帮助人们记录时间、在夜间辨明方向之外，还因为嫦娥、蟾宫、玉兔等美丽的神话传说而成为较早接受人们虔诚崇拜的天体之一。月神崇拜起初是指对月亮的信仰。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不少文献记述民众崇拜月神的情况。正如《尚书·舜典》所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其中“六宗”就包含日月诸神。秦汉以后，民众将月神奉为主宰人间祸福、男女婚姻的神灵。有关它的神话传说亦越来越多，如月下老人、嫦娥奔月等。这在传统节日中也有所体现。与月神崇拜密不可分的节日当属中秋节。当天，家家户户都要团聚，并烙月饼，以祭拜月神。值得注意的是，这天所举行的祭拜月神的活动主要由女性来主持和进行，男性只能参与祭祖活动。正所谓“男不拜月，女不祭祖”。同时，一些地区的女性还在这一天结伴出游，以娱身心。
星神崇拜，也是中国民众重要的天体崇拜之一。最初泛指对各种星辰的信仰，随着时代的发展，民间对星神的崇拜逐渐集中在对二十八宿、十一曜星君的崇拜上。所谓二十八宿是指：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人们又给每个星宿配上动物的名字，即角（蛟）、亢（龙）、氐（貉）、房（兔）、心（狐）、尾（虎）、箕（豹）、井（犴）、鬼（羊）、柳（獐）、星（马）、张（鹿）、翼（蛇）、轸（蚓）、奎（狼）、娄（狗）、胃（雉）、昴（鸡）、毕（乌）、觜（猴）、参（猿）、斗（懈）、牛（牛）、女（蝠）、虚（鼠）、危（燕）、室（猪）、壁（貐）。此后，民众又将每个星宿与五行、日、月相配，便有了角木蛟、亢金龙、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奎木狼、娄金狗、胃土雉、昴日鸡、毕月乌、觜火猴、参水猿、斗木懈、牛金牛、女土蝠、虚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貐。在一些地区，二十八宿还与乐器演奏的乐曲相对应，在山西贾村赛社中便是如此。后来，人们还将二十八宿附会为东汉二十八位名将。这二十八位名将分别是：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岑彭、冯异、朱佑、祭尊、景丹、盖延、铫期、坚镡、耿纯、臧宫、马武、刘隆、马成、王梁、陈俊、傅俊、杜茂、任光、李忠、万修、邳彤、刘植、王覇，并衍生出《二十八宿姓名诗》。
除二十八宿外，十一曜星君在星神崇拜中也十分重要，其中包括金星、木星、火星、水星、土星等。
需要强调的是，天神崇拜曾泛指民众对天的信仰。随着专制统治的不断加强，民众逐渐将专制君主视为“天子”，对天更是高度敬畏，视其与统治者一脉相承。他们将天唤作“老天爷”，并视人间的官吏为“青天大老爷”。民众还用“人算不如天算”等谚语、俗语表达对天的至高权威之尊崇、敬畏。在普通民众的观念中，若遭遇不幸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天还是他们控诉人间罪恶、倾诉人世冤情的对象，可以帮助他们主持公平、正义。如元杂剧《窦娥冤》中便有这样的唱词：“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此外，天神崇拜还体现在传统婚姻观念与风俗习惯中。故而，民间还有“姻缘天注定”的说法。新婚夫妇在结成百年之好的过程中，一定要拜天地。即便是私订终身的男女，也要向天祈祷，跪地发誓，以天、地为证，以保佑他们白头偕老，永不分离。
天象崇拜指的是民众对主宰天特别是天气变化的自然神的信奉与祭祀。这些自然神包括风、雨、雷、电等诸神。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自然现象，其特点是变化莫测，与人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有时会对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造成极大危害。因此，风神信仰在民众之中逐渐衍生、发展。于是，民众对风神的称谓先后略有不同，如风伯、箕伯、风师、司风等。张衡在《思玄赋》中云：“属箕伯以函风兮。”《风俗通》曰：“风师者，箕星也，主簸物，能致风气，故称箕伯。”起初，中国民间风神崇拜的对象是风本身。唐宋以后，风神人格化的倾向十分明显。《集说诠真》所描绘的风神之形象是“白须老翁，左手持轮，右手执扇，若扇轮状”。
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风神信仰流传久远，遍布各地。例如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福建，各县均建有风神庙，祭祀风神。在当地普通民众的心目中，风暴除由风神总掌外，一年中所发生的不同风暴则由某位或多位具体的神灵掌管。为保证航船出行顺利，泉州等地还定期举行祈风仪式。至今，在泉州九日山还保留着13块宋代祈风石刻。此外，风神信仰在中国内陆地区同样有迹可循。在山西，人们所尊崇的风神便是名为风婆的女性神灵。在各地普通民众之中，有关风婆的传说也比较普遍。相传尧在位时，八方安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是，某日突然狂风四起。于是，尧急忙派人查明原因，得知这是风婆由于没有得到更多的赏赐而发泄不满，因此马上对其一家大行封赏，予以安抚。
雷神又称雷公、雷师、雷王爷、雷震子、司雷之神等。起初，雷神具有自然崇拜的性质。后来，它逐渐被拟兽化、拟人化。《山海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战国以后，雷神开始被人格化。《离骚》云：“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风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到了汉代，民间开始尊黄帝为最高雷神。《历代神仙通鉴》称黄帝“为九天之应元雷声普化真王……凡行雷之时，亲王真击本部雷鼓一下，届时雷公、雷师发雷声也，雷公即如雷泽而为神者”。随后，雷神又出现若干下属，如邓元帅、辛元帅、庞元帅、刘天君、毕元帅、葛天君、石元帅、吕元帅、谢天君、袁千里、法术呼律令等。
云神又称云中君。屈原所创作的千古名篇《九歌·云中君》就是祭祀云神的唱词。人们将瞬息万变的云视为龙变幻出来的各种形态，并对云加以崇拜。《易经》中称“云从龙”。在江浙地区，民众多认为积雨云为龙挂、龙摆尾、吊龙，暴雨为龙雨。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该地“以五月二十为分龙日……前此夏雨时，行雨之所及必广。自分龙后，则有及有不及，若有命而分之者也”。
由于普通民众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离不开雨水，雨水过多或不足都会引起自然灾害，因而雨神也在民间信仰生活中占据突出地位。起初，雨神多指雨水本身。后来，各地普通民众加入很多想象的成分，将雨神塑造成人的形象。商代奉女神媚为雨神。西周后，民间逐渐称其为雨师。《韩非子》中有这样的记载：“风伯进扫，雨师洒道。”在不同的典籍中，雨神的形象亦各有不同。《风俗通》以玄冥为雨神；《搜神记》和《历代神仙通鉴》中也以玄冥为雨神；《集说诠真》中以冯修为雨神。而在民间更为普遍的雨神形象，莫过于龙王了。《抱朴子》曰：“山中辰日有自称雨师者，龙也。”
特别是在广大的农耕地区，普通民众对龙王的信仰异常虔诚。如生活在天津等地的普通民众遇到大旱天气，就举行求雨的仪式，抬龙王巡游。旧时，在河北省（旧称直隶，1928年后改为河北省）良乡吴店村（今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如果遇到天旱无雨，人们就会举行祈雨仪式。他们先在庙中为龙王烧香，然后将龙王像抬上轿子，抬出寺庙，在本村和附近村子里巡游，最后到位于10公里外的玉皇庙外的井里取水回来。祈雨后三天内，如果下雨，他们会为龙王像清洁、涂漆，以为回报。如果遇到丰年，他们还会在秋季供奉龙王，感谢其保佑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粮食生产获得大丰收，是为“谢秋”。在东北一些地区，每逢干旱季节，地方官便率领当地士绅以及民众祭祀龙王。此后，如果天降甘霖，他们就要带上各式各样的供品到龙王庙祭祀龙王，并上演酬神戏，是为“谢降”。与此同时，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民间谚语：“大旱不过五月十三。”同样，在四川地区，每逢旱涝灾害降临，官员们也都会设坛于城隍庙或龙王阁，集僧诵经。乡民亦设坛于其里。旱甚，则露顶赤足，遍祷百神，情尤迫切。如果龙王并未显灵，依然久旱不雨，很多地区的普通民众都会迁怒于龙王，将龙王像置于庙门外任凭太阳暴晒，是为“晒龙王”。
雹神又称冰雹神，多在易受冰雹灾害的地区供奉。总而言之，雹神信仰在北方较为发达，其具体名目各地有所不同。山西一带以狐突为雹神；东北地区以秃尾巴老李为雹神；山东某些地区称雹神为“沧浪神”。各地祭祀雹神的时间也有明显的差异性：山西民众祭祀雹神的时间是每年夏秋之交；东北及山东等地的民众则在每年春夏之交祭祀雹神。
在各地出现的雹神祭祀组织，有的就叫做“冰雹会”。其中河北高碑店的大义店村于每年正月举行的冰雹会比较典型。相传该村冰雹会的仪程、神位和祭文等都是进京面圣的张天师亲自传授的。每年正月初九，村民们开始筹备冰雹会。正月初九，管事会的人到香头家里印束、安排日程。正月初十，灯会挂灯笼，糊云灯，做走马灯。正月十一，敛香钱，管事的人逐门敛钱。村民们根据自家条件自愿捐奉。正月十二，准备烟火、饭菜。正月十三，悬神，进会，印束。正月十四，上午搭建神棚，下午散香。音乐会奏乐，晚上请神，放焰火、燃放云灯、挂走马灯。正月十五，拜神。其内容共有烧香、磕头、供饺子。管事会到旧庙址拜神。正月十六晚，送神。正月十七，落宴。如今，人们对雹神的信仰除了预防冰雹的降临等内容，还增加了免灾增福、延年益寿、婚姻美满、合家幸福、万事如意等美好而善良的意愿。2拜土地
土地神是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的一种重要的自然神。土地神，最早指泥土本身，后来逐渐被人格化。民间有关土地神的传说很多，其中包括这样两种说法：其一，周朝有一位官吏名叫张福德，自小聪颖至孝。36岁时任朝廷总税官，为官廉洁，勤政爱民。他死后，有一贫户以四大石围成石屋奉祀，不久即由贫转富。此后，民众都相信这位土地神具有无穷的威力，于是合资建庙并塑金身加以顶礼膜拜，尊称其为“福德正神”。其二，土地神是周朝上大夫的家仆张明德（或张福德）。主人因为赶赴外地做官，遂将幼女留在家中。此后，张明德带女寻父。不巧，他们途中遇到风雪天气，张明德舍身脱衣保护主人幼女，自己活活冻死。据说，在他临终之时，空中出现了“南天门大仙福德正神”九个大字。事后，上大夫念其忠诚，建庙奉祀。而周武王也不禁赞叹道：“似此之心可谓大夫也。”因此，各地普通民众供奉的土地公有戴宰相帽者。此外，共工之子句龙在一些地区也被奉为土地神。
由于土地神信仰在中国民间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民众将土地神称为“土地公”。土地公大多为慈眉善目、白须白发的老人。有些还因为前述原因而身穿官服。汉唐以后，土地公的形象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不仅有显赫的高官贵族形象，也有了寒酸的土地老儿的模样。从土地神中又衍生出庙门土地、桥头土地、七郎土地、水口土地、秧苗土地、青斋土地、家龛长生土地等。既然有“土地公”，一定也会有配偶神“土地奶奶”接受民众的祭拜。
土地公的职责和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随着国家地方管理制度的日益完善，土地公成为管理本乡本土的最普遍的神灵。其次，由于土地本身具有滋生万物的功能，因此土地的神职和功能也不断增加和扩大。于是，生育和送子也成为土地神的功能之一。再次，在许多地区普通民众的风俗习惯中，每个人出生都有“庙王土地”——即所属的土地庙。因此，土地公又有保护坟墓不受侵扰的功能。最后，在东南沿海地区，土地公还被赋予保佑生意人经商顺利、旅客旅途平安等神职。
民间供奉土地公的庙宇往往被称为“土地庙”。由于土地公非常普遍，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加之神格不高，因而土地庙多为民众自发修建的小型祭祀建筑。在中国，土地庙几乎遍及城镇和乡村地区。民众对土地公的祭祀一般分为春秋两祭。春祭是在每年立春之后的第五天，人们抬着美酒、肉、香纸、蜡烛等物来叩拜土地公。秋祭的具体时间和做法略有不同，有的地方民众是在收割前先向土地爷“小祭”；有的地方民众则是待所有的农活忙完之后，再进行“大祭”。一般来讲，春祭是为了祈祷神灵降恩赐福，秋祭是为了答谢酬神。在祭祀时，人们一般是要筹集钱财，聘请戏班子，在土地庙或谷场等处上演酬神戏。值得注意的是，祭祀土地神的贡品比较丰富。每年祭祀土地神的日子被称为“社日”，其神会被称为“社会”、“土地会”等。
当普通民众的家中有人死亡时，家里人往往会到土地庙去报丧。旧时，在天津，家中若有人死亡，亲友们多要先到土地庙告庙，祭拜死者。在河北省顺义县（今北京市顺义区），人死之后，妇女也要先往附近的土地庙中报丧，此为“报庙”。在潮汕地区，“报庙”也被当地人称为“报地头”。在“报地头”时，由村中长者手持白灯笼，带领死者男性子孙穿孝服到地头神庙报告。来到寺庙之后，长者上香后取出年庚帖，对着神像奉告、祈祷。
在台湾地区，土地公还是许多商家所崇奉的财神。因此社会各界人士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为土地公举行祭典。农历二月初二既是土地公诞辰之日，又是第一次祭典的举行之时，此为“头牙”。每年最后一次祭典既被称为“谢土地”，又被叫做“尾牙”。除此之外，每逢祭典举行之时，商家还要照例用祭拜土地公的牲醴，招待伙计、房东、亲友和老主顾，此为“造福”。3祭祀城隍
城隍神，又称水庸神。城隍神起源于城墙和护城河的神话，后来经过人格化的过程逐渐发生改变。随着正人直臣死后成为城隍神的观念的形成，越来越多的城隍都是那些享誉本地的人物。一些生前拥有某种奇异的力量或死于非命、为国捐躯的人士常常会被赋予某种超凡的神力，从而成为护佑一方的城隍神。当然，也有一些并不显赫的地方神灵充当了城隍神。因此，一个地区往往会有多位城隍神接受人们的祭祀。也正因为如此，天下城隍名号不一。例如，苏州城隍姓白，杭州城隍姓胡。仅上海一地，便有“一庙三城隍”之说。除了霍光、秦裕伯之外，为纪念驻守吴淞口的近代民族英雄陈化成，当地普通民众也将其立于城隍庙之中，加以虔诚祭拜。在很多地区，人们还为城隍神配以“城隍奶奶”，共同供奉和祭祀。
在发轫之初，城隍信仰带有很强的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的色彩，其主要功能是保境安民。随着时代的发展，城隍神所具有的惩恶扬善的属性不断增强。当人们对官府、司法逐渐失去信心的时候，往往就把城隍神视为主持人间正义、维护司法公正的代表。不仅如此，城隍神还肩负着掌管亡灵的重责。人在去世以后，其生前的良善或者罪恶，都会由城隍神作出最终的审判。那些生前行善的人来世会获得财富或者禄位。相反，那些生前作恶的人，来世常常不会再托生成人。
民众对城隍神的祭祀由来已久。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了祭祀城隍神的明确记载。《北齐书》就披露过这样的事实：“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于祈祷。”隋唐时期，城隍祭祀已经盛行于江南。晚唐时期，城隍信仰扩大到北方。元朝以后，城隍祭祀在地域分布上更加广泛，逐渐从城市扩展至集镇，以至于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皆有城隍庙，都祭祀城隍神。
明朝以后，民间对城隍神的祭祀形式多样，热闹异常。一般来说，民众对城隍神的祭祀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到城隍庙进香，二是清明节、上元节举行城隍出巡仪式。城隍出巡之时，要乘坐八抬大轿。在出巡的队伍中，还有马僮、打扇、悬灯以及扮演罪人、判官的人。因此，一般城隍庙内都有两尊城隍：一座是泥塑的、固定的，供于庙前；一座是木雕的、活动的，可以抬走出巡。在一些地区，城隍出巡之时，民众不但要对城隍进行隆重祭祀，还要请僧人、道士诵经，祭祀孤魂野鬼。
此外，各地有关城隍神的民间传说很多。某些地区，城隍神疾恶如仇、为民除害的故事在民间亦流传颇广。这也是现实生活在民间信仰中的某种投射。城隍神若无法满足民众的善良心愿，往往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河南焦作，城隍神就曾因执法不公而被愤怒的民众推歪而没有办法端坐。在民间举行的“城隍出巡”的仪式中，也时常有人扮演鬼魅和囚徒，做出各式各样嘲弄地方官吏的举动。在乾隆年间，对城隍神不恭的种种行为遭到了官方的禁止。
近代以来，民众对城隍神的祭祀活动仍在继续。据《满铁调查报告》记载，在华北广大地区，家里若是有人逝世，亲人就要向城隍神报告。城隍神派判官前来调查。因为死人的事不能出差错，所以判官一定要带着账簿（生死簿——上面写着人的生死年限）来确认。此外，举凡祈雨求晴、招福禳灾诸事，人们也都会祭告城隍神。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社会动荡，城隍信仰在某些地区也难免衰落。以河北省顺义县（今北京市顺义区）为例，抗战后城隍庙一年举办三次庙会，分别是在正月十五、四月二十七、七月初七。每次庙会的会期是三天，祭祀的形式和过程也比较简单。4山有山神、水有水神、火有火神
在古代，人们普遍相信，山是众神活动的舞台。山的各种自然属性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现象，更使人们产生敬畏之情，山神崇拜由此形成。一开始，山神多为怪兽的形象。如《山海经·南山经》中所载：“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自周朝以来，人们以“五岳”为各位山神的典型代表。
东岳，又称泰山府君、东岳大帝。据民间传说，该神在五岳中居于首位，主宰幽冥十八层地狱，以及人的生死贵贱。此外，东岳还配备七十二司和诸子，分管众务。
南岳，在西汉时期主要指安徽的天柱山。唐朝之后所谓南岳，则为湖南的衡山。南岳神的具体形象是伯益、崇黑虎以及明代大臣茹瑺等。其具体职司乃主世界分野之地，兼管鳞甲水族。
西岳，又名华山神君。在唐宋时期受到人们的普遍推崇。唐玄宗封其为金天王，宋代封为金天顺圣帝。华山神君主司世界金银铜铁五金之属，兼羽毛飞禽。民间传说华山神君有子华山郎、女华山三娘。
北岳神又名恒山神君，主司江河湖海。
中岳神，又名崇山君神、崇高神君。唐朝封为中天王，元朝封为天崇圣大帝。其形象为人面三首，半人半兽，主司土地山川陵谷，兼牛羊食稻。
民间对五岳的祭祀，商周时期就有了。西汉时期，民众对五岳的祭祀开始成型。由于人们认定五岳有通天地、兴风雨、主万物生长等功能，所以庙祀五岳的典礼被历代沿袭下来。
在民众的心目中，东岳大帝的主要功能是驱逐鬼魅。这种观念始于汉朝。流传颇广的汉乐府诗《薤露》、《蒿里》等就流露出人的魂魄归于泰山等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东岳大帝的职司不断扩大，开始掌握现实人生的命运。正因为东岳大帝是一位有求必应的神灵，所以得到中国各地普通民众的祭拜，并蔚然成风。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大帝神诞时，各种祝祷活动十分隆重。其香火之盛，为众多山神祭祀所难以企及。
唐宋年间，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华山信仰逐渐受到民众的推崇，并由此衍生出众多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反映了华山神的主要功能是预知人生命运。然而，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华山神信仰也一度衰落。除此之外，因为南岳、北岳、中岳之神多具有上述功能，所以得到民众虔诚祭拜的庙宇亦十分普遍，且香火不断。
除五岳神之外，其他山神信仰在各地普通民众中亦十分普遍。试举两例：
三茅真君为汉朝修道成仙的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早在汉朝，陕西咸阳的茅氏三兄弟，即长兄茅盈、二弟茅固、三弟茅衷，均看破红尘，留在山上过隐居的生活。他们修道养性，采药炼丹，济世救人。天长日久，茅氏三兄弟终成正果，名列仙班。后人因此建三茅道观，称他们为“三茅真人”，称山为“三茅山”。慕名来此学道者、求医者，不绝于途。其时，江南句容一带，瘟疫流行，闻江北茅山有三茅真人道法高超，医术高明，能治百病，便不畏艰难前来，请求诊治。于是，三茅真人欣然前往，居于句曲山华阳洞。经真人救治而病愈者达数百人之多。三茅真君仙逝后，人们踊跃捐资，建庙宇于山巅，塑雕像以供民众奉祀。人们进香多是在农历正月至三月，即是大茅君得道的时日。这段时间也是民众进香的高潮期。“三山国王”主要是粤东地区及台湾地区的潮州籍民众所供奉的山神。三山国王起源于“三位神人镇三山”的神话故事，三座山分别是独山、明山、巾山，相传有三位神人住在其中，镇守三山，后来演变为三山国王。三山国王是当地的山神，其职能为禳灾纳福。潮州人对三山神普遍顶礼膜拜，每年都要定期举办祭祀三山神的仪式。各王的封号及神诞日分别为：独山惠威宏应丰国王是农历三月十六日；巾山助政明肃宁国王是农历二月二十八日；明山清化盛德报国王是农历三月二十四日。此外，每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为“国王生”，到当地庙宇隆重祭拜的民众络绎不绝。春节游神时，三山国王的神像也被民众抬着出巡。明清以来，随着粤东民众的迁徙，三山国王信仰被带往邻近省市，后来又漂洋过海，传到台湾及东南亚的一些地区。
除此之外，某些普通民众还尊长期栖息于山林中的动物为山神。以东北地区为例，山中居民多称老虎为山神爷，并立庙祭祀。不仅如此，山神崇拜还有大量的衍生形式，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对泰山石敢当的崇拜。泰山石敢当又名石将军、石丈夫。关于石敢当的起源，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认为是来自于五代勇士石敢当，也有人认为是一种灵物崇拜。为了借助神力达到驱邪避祸的目的，人们在房前、院外、村口或路旁立一石牌。石牌多为长条形或为人形，上镌“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在山东各地，泰山石敢当还多被用于镇宅。而在与山东毗邻的河北广大地区，石敢当也被赋予上述功能。此外，在四川地区的民间社会，石敢当信仰也有所体现。一般人家多于门中钉上一虎头匾，写有“泰山石敢当”几个字，用来辟邪。
除石神外，洞神信仰在中国的一些地区也颇为流行。一般来讲，洞神信仰属于原始自然崇拜的一种。由于岩洞神秘莫测，人们便认为其中有神灵主宰，洞神由此而产生。然而，人们对洞神的崇拜一直停留在原始形制阶段，即对岩洞本身的崇拜。
水神则是人们对掌管水域之神的泛称。《山海经》就言及：“朝阳之谷，神曰天昊，是为水伯。”它的形象是半人半兽，“八首八面，八足八尾，皆青黄”。后来，随着水神的不断增加，逐渐形成包括河神、江神、海神、潮神等在内的神灵体系。其基本功能无非是主宰全国各地的江河湖海以及农业收成的丰歉。
最初的河神崇拜指的是人们对掌管河水的各种神灵的信仰。此后，人们逐渐将河神人格化。东周时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民众称河神为“河伯”。“河伯”初为国君之称，战国后，人们认为河伯是白龙、大鱼、人面鱼身。随着黄河地位的上升，四渎逐渐成为河神的代表。所谓四渎，包括江、河、淮、济，其命名与天象有着密切的联系。据《晋书·天文志》记载：“东井南垣之东四星曰四渎，江、河、淮、济之精也。”历代对四渎之神均有定期祭祀的礼仪。明清之际，民众又进一步将河神人格化，称金龙四大王和黄大王为河神。“金龙四大王”指的是南宋抗元义士谢绪。其赴难后，被奉为河神。清朝统治者又将他尊为运河神。黄大王本为明末清初的治水专家黄守材。他生性好水，后成为知名的治水专家。为了感谢他的恩德，民众奉其为神。
除黄河流域外，河神信仰在长江流域也十分普遍。如长江上游的一些地区以奇相为河神。长江中游则称河神为湘君、湘夫人等。明代又出现了以屈原为河神的信仰。此外，河神信仰在东南沿海水系发达的地方也比较发达。福建地区把河神称为“拿公、拿婆”。相传宋朝末年的时候，福建地区瘟疫流行。有一个名叫卜福的人在夜间外出，见有人奉瘟神之命向井中投掷瘟毒，便自吞毒丸，牺牲自己，以警醒其他人。其妻闻讯赶来，抱头大哭，也被毒气熏死。因二人皆为拿口人，故被人们称为拿公、拿婆。此后，福建人便将拿公、拿婆作为河神来祭祀。福州大庙山有拿公庙，三保一带也建有拿公楼，专门供奉拿公。旧时，每年的农历五月十六，民间还为拿公举行盛大的巡游和祭祀仪式。
海神信仰起初指的是对掌管海洋的神灵崇拜。后来，人们也逐渐将海神人格化。在早期的民间传说中，海神为黄帝的子孙，人面鸟身。据《山海经》记载，海神的名字是禺虢，是黄帝的子孙。他生下来后便远赴东海，成为海神。到了汉朝，又出现“四海神君”之说：以祝融为南海之神，句芒为东海之神，玄冥为北海之神，蓐收为西海之神。其主要功能是为人们指明方位。宋元两朝之后，中国的海上交通有了极大发展，海神也逐渐被赋予新的职能。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四海龙王。他们本是奉玉帝之命掌管海洋的四位神仙。他们之中，东海龙王敖广为大，其次是南海龙王敖钦、北海龙王敖顺、西海龙王敖润。他们的职责是管理海洋中的生灵，在人间司风管雨。除此之外，一些女神也被民众当做海神祭拜，如天后、三婆婆（三美人）等。后来，一些地方性海神也随之出现，如泉州海神、盐官州海神、烟台海神等。在台湾地区，出海之人所祭拜的神祇主要有以下五位：大禹、伍子胥、屈原、王勃、李白。
潮神指主宰海潮之神，是由水神和海神派生而来。潮神崇拜缘于人们对潮汐本身及其变化的信仰。后来，潮神在民间也逐渐被确定下来，并被人格化。最早的潮神是伍子胥。相传吴王夫差杀死伍子胥之后，将其尸体煮烂，投入江中。伍子胥不甘受辱，便在海中兴风作浪。人们为保一方平安，便将其奉为潮神。有关民众对伍子胥的祭祀情况，正如《古今图书集成》中所说：“一乡一里，必有祠庙焉……有为伍员庙之神像也，五分其髯，谓之五髭须神。”明清以后，部分地区的人们还将杜十娘作为伍子胥的配偶。此外，在民间被奉为潮神的还有十二潮神、晏公爷爷、肖公爷爷等。明代以后，晏公爷爷和肖公爷爷合二为一，成为平浪侯，主司平定海浪，保护行船安全。
由于火对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具有照明和烹饪等功用，因此火神崇拜也比较普遍地存在于中国的广大城乡。最初，火神就来源于自然界中出现的火或者是人们钻木取得的火，后来人们逐渐将其人格化。一般来讲，民间传说中的祝融、帝喾均被视为火神。据《史记》记载：“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不仅如此，火神还包括火祖燧人帝君、火德星君、炎帝、阙伯等。
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中国民众对火神信仰的表达方式也并不完全相同，可谓各具特色。在河南商丘，每年正月都要举行火神节，普通民众纷纷奔赴火神庙祭祀阙伯。旧时，在山东济宁，人们建立了许多火神社，将香客一批一批地组织起来并且都要于此日进庙烧香，上供磕头，舍给和尚香钱。在每年腊月二十日前后，该庙和尚又挨门逐户收敛各家的香钱、灯油钱，还要以黄表纸二张，写上“祈福保安”四字，每年要写一两千份，作为结缘品，送出去之后才可以。此外，在山西乡村中也多有火神庙。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区的普通民众甚至将火神和灶神混为一谈，不加分辨，予以祭拜。5动物、植物亦有神
作为对自然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动植物神崇拜在中国民间信仰中也占有独特的位置。一般来讲，民众崇拜动植物神灵的主要动机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生命力的追求。他们悉心观察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的生命消长，目的就在于从它们的身上吸取生命力，借以满足人们追求人丁兴旺、六畜兴盛的愿望。二是“物我一体”的二元论宇宙观。在中国民众的眼中，万物既是同源，又是一体。他们深信这些动植物长久吸取日月之精华，因而有神灵蕴于其中，从而可以保佑人的平安顺利。三是对吉祥如意的向往。由于中国民众长期生活在农业社会之中，靠天吃饭，因此，面对难以预测的大自然，需要某种或多种超自然的力量，护佑自己平凡的生活。他们为了追求长命百岁、多子多福、平安顺随，常常将一些动植物奉为神灵，加以祭拜。
动物崇拜是普通民众对某些被赋予超自然力量的动物所进行的顶礼膜拜。在中国各地流行的原始动物崇拜中，鸟类崇拜无疑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一般来讲，某些鸟被人们赋予呼风唤雨，为人类带来幸福和安宁的神能。例如，鹤就被民众视为一种仙鸟。在神话传说中，鹤能把人类护送升天，并使其长生不老。在某些地方，乌鸦则被民众看成是预言家，能报告未来的祸福吉凶。正是由于鸟类被赋予上述属性，祭拜鸟类的活动在中国民间就越发普及起来。在不同地区，鸟所承载的寓意不尽相同，得到民众的喜恶也大相径庭。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北人喜鸦恶鹊，南人喜鹊恶鸦。”“药圣”此说未必能够得到北方人的赞同，因为身为北方人的我们也是喜鹊恶鸦的，但是这却揭示出各地民众的好恶确实存在一定差异的事实。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可以说，鸡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进行性别解说，用以昭示祸福。
兔神也是民众虔诚祭拜的主要动物神灵之一。最初，兔神崇拜属于自然崇拜的范畴。后来，它开始被赋予一定的人格属性，多被民众称为“兔儿爷”或“兔子王”。旧时，在北京，每年临近中秋的时候，当地心灵手巧的手工艺人就要用黄土制作出各式各样兔儿爷的塑像，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兔儿爷的形象变化万千，“有衣冠而张盖者，有甲胄而带寿旗者，有骑虎者，有默坐者”。规格也不一样，“大者三尺，小者尺余”。由于兔神信仰与嫦娥奔月的古老传说有一定的联系，因此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一些家庭会给兔神上供。当日，各家置月宫符像，陈瓜果于庭，制作绘有月宫蟾兔图案的糕点，人神共享。
虎神崇拜在古代也极受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商周时期，在青铜器、玉器、兵器上多饰有虎纹。人们普遍认为其能保护农业生产，防治兽害。因此，虎神信仰在民间进一步普及，成为“八蜡之祭”中的重要内容。故而，虎神祭祀在民间信仰活动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鱼神崇拜也是重要的原始自然崇拜。在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上就有不少鱼纹图案，其影响延续至今。后来人们一直将鱼视为吉祥、富足的象征，纳入语言和图画之中。在一些流传极广的图画里，鱼就被放在画面的主要位置。例如，著名的杨柳青年画“连年有鱼（余）”即是如此。
羊是中国民众最早饲养的家畜之一，在古代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也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在古代青铜器中，常有以羊为图案者，如著名的四羊方尊。此外，羊骨在一些地区还是重要的占卜器具。在汉语中，羊同“祥”，这说明它是吉祥之物。
在传统时代，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因此马神也受到了普通民众的祭拜。马神又称马王、马祖。人们将其神化的目的在于赋予其更多意涵，一是祭祀马的祖先，促进马的繁殖；二是让马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起初，马神的形象就是马本身，此后被赋予人格化的某些属性。因而马神又有马神将军、白马元帅等不同称谓。在中国，马神崇拜由来已久。旧时，人们在运送货物时，必先祭拜马祖。正如《尔雅》所说：“‘既伯既祷’，马祭也。”自周代起，历代民众皆有祭马之礼，很多地区还建有马神庙，祭祀马神。
为了起到禳灾驱邪的作用，民众普遍相信某些动物可以修炼成精。一旦成精，这些动物便通人性，既可以助人，也会祟人，因此人们必须十分小心地加以对待。其中最为常见的莫过于狐狸崇拜了。民众一般称狐狸为“狐仙”、“狐老爷”。对它的要求，人们要尽量予以满足，以便得到它的酬谢和关照，避免受到它的骚扰、侵害。例如，若是大年三十包好的饺子忽然不见了，大家都会说这是得罪了狐仙，将饺子搬去了。当正常人突然神经错乱、言行失去常态，大哭大闹、胡言乱语时，普通民众常常认为这是狐仙附体了。于是，人们就会烧香焚纸，拜送狐仙，并仔细检讨自己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它，以便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人们不敢伤害狐狸，反而祈求它能够为人降福消灾。许多妇女遇到烦难就到狐狸经常出没的地方进香许愿。一些古建筑遗址、古树木残骸周围的洞穴，均被人们看成是狐狸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是祭拜最灵验的地方。这些地方经常是香火不断，供品满地。偶有应验，人们还要还愿，或送小衣服、小鞋，或供油条、馒头、糕点，或挂旗、挂红。
黄鼬又称黄鼠狼。人们称之为“黄仙”、“老黄家”。民众对它的信奉有些类似于狐狸。刺猬、老鼠等也都被看做神虫，或称“圣虫”。人们普遍认为伤害这些神虫对自己是不利的，只能虔诚加以供奉。在天津，有关刺猬和老鼠的崇拜异常盛行，其中还有不少有趣的传说。例如，旧时，有位信士大弟子到海光寺烧香求佛，并在佛前毕恭毕敬地摆放了一些供果。不料一夜的工夫，这些供果全都不翼而飞。这位信士弟子纳闷，向该寺住持问询，住持不明究竟，双方发生争执。住持为表明心迹，便于夜间在佛前烧香念咒，诉说满腹冤枉。天亮时，佛前两边蜡台上，出现了一个刺猬和一只老鼠，好像是负荆请罪似地死在蜡台上。大家于是终于明白，佛前供果一定是刺猬、老鼠吃去了。那天恰巧是正月十五。从此以后，每年正月十五之前，人们就要用面粉蒸制刺猬、老鼠作为上供的点缀品，刺猬、老鼠的身上还驮着元宝。久而久之形成这样的风俗习惯：正月十四这一天，人们把面制的刺猬、老鼠供奉到神佛面前。初上供时，要把刺猬和老鼠的脸朝外，等到烧香祭拜以后，再把刺猬和老鼠的脸掉转朝里，表示刺猬、老鼠已经把金银元宝驮回家了。
植物神崇拜泛指民众对各种植物的崇拜和祭祀。由于树同人类生活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在上古时期，树神也成了重要的植物神。其典型代表就是桃树。据说桃木有镇邪驱鬼的作用。古人在辞旧迎新之际，多于桃木板上分别画有“神荼”、“郁垒”二神的图像，悬挂于门首，意在防止恶鬼侵入，满足普通民众祈福祛祸的意愿。不仅如此，桃树的果实还是长寿的象征。所以人们在为老人举行祝寿庆典时，时常以面制和纸画的寿桃作为贺礼。民众还普遍认为，柳树的树枝是驱邪镇宅的利器，因此，某些地区的普通民众往往会在门楣的八卦牌底座上放置柳枝，旨在驱邪纳福。除桃、柳外，还有不少地区的普通民众以榕树为崇拜对象，甚至专门建庙予以供奉。以台湾嘉义县东石乡为例，其主要庙宇庆福宫所祭祀的主神便是老榕树，民间亦称其为“王爷”。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若有人折伤这棵大榕树的枝，便会害上重病。此外，台北万古圣公庙的主神也是一棵老榕树。
苗神又称禾神、谷神。在远古时期的民间传说中，有很多是关于稻谷的。凡是稻谷收成不好时，人们就认定这是谷神在作祟。因此，在农耕地区，祭祀谷神的活动十分普遍。祭礼仪式一般都是在每年播种、栽秧、生长、秋收、入仓等生产活动的过程中来进行的。谷神祭祀或是合祀，或是单一祭祀其中的某种神。一般来讲，春天，农民向谷神祈祷丰收；秋天，他们则向其表达谢意，此为“春收秋报”。平日，他们也会向谷神提出各种请求，祈求护佑。此外，在一些地区，民众对谷神的祭祀还与收成的贩售价格扯上关系。以四川成都为例，旧时，每年正月二十为谷神诞辰日。这天，民众以天气的阴晴来断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