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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24 19: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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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杰·洛温斯坦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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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的诞生:读懂美元的本质和逻辑

美联储的诞生:读懂美元的本质和逻辑试读:

译者序

随着中美政府、商务、学术等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对美联储的分析和报道越来越多,信息不畅时期蒙在美联储上的“神秘面纱”正在逐渐揭开,一些阴谋论也得以澄清。但这些分析和报道经常是碎片化的、强调时效性的,可供全景地进行观察研究之用的历史性文献仍然比较稀缺。

罗杰·洛温斯坦(Roger Lowenstein)热衷于研究美联储,对美联储的历史了如指掌,2015年10月他的著作《美联储的诞生》首次出版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洛温斯坦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是《华尔街日报》资深财经记者,负责《华尔街听闻》和《固有价值》的股票专栏。他也是红杉基金董事,2016年加入莱斯利大学董事会。他的父亲,已故的路易斯·洛温斯坦(Louis Lowenstein),是名律师,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经常写书著文批评美国金融业。洛温斯坦在父亲的影响下,已经出版了六本书,其中《拯救华尔街》《巴菲特传: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等均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

与常见的分析美联储近二三十年货币政策或是简述美联储历史的书籍不同,《美联储的诞生》以美联储创建为主线,按照时间顺序对美联储从酝酿到最终诞生的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评述,从1858年开始到1913年圣诞节前夕达五十余年, 时间跨度之久、历史资料之丰富、人物言论之鲜活,在已有的研究美联储的文献中极为罕见,非常珍贵。

一个世纪前,美国金融体系陈旧杂乱,几乎人人都想改革金融体系,但很难达成一致。最早的先驱是麦金利时代的财政部长莱曼·盖奇(Lyman Gage)。在高关税政策导致关税收入增加、同时因国内经济蒸蒸日上造成财政部大量财富盈余的情况下,他决定将财政部储备投入流通领域,通过调整货币供给来缓解秋季货币短缺的季节性周期问题。外来移民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清楚地看到美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他于1907年1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论述了美国金融体系的缺陷,并阐明了美国经济对中央银行的需求。与此同时,英国不再为美国的繁荣融资,导致1907年秋开始的美国大萧条。之后尼尔森·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的欧洲大陆考察之旅让他转变了自己的思想,从现行银行体系的支持者变成了改革者,1910年他策划安排了杰基尔岛的秘密会议,计划对银行体系进行彻底变革,会议最终形成了众所周知的奥尔德里奇计划。奥尔德里奇计划的发布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此银行家们将改革的接力棒交到了政治家们的手中。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这位学者出身、思想先进的民主党候选人,更倾向于支持中央银行。威尔逊1912年当选为美国总统,在他的推动下,雄心勃勃的南部国会议员弗吉尼亚·卡特·格拉斯(Virginian Carter Glass)提出的格拉斯-欧文方案最终得以公布,在经过多方博弈和妥协下,在格拉斯-欧文方案的基础上,1913年12月23日,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案》,美联储最终得以成立,弥补了美国银行体系与欧洲发达的银行体系之间的差距,美国得以成为金融强国。美联储成立背后的美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演变史,由此完整而细致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贯穿美联储成立始终的,是美国人对“集权”的恐惧。杰克逊的思想影响广泛而持久。如何与这种思想对抗以改变美国银行业的落后状态?书中的沃伯格、奥尔德里奇、威尔逊以及格拉斯们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

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最后形成的联邦储备体系也是多方妥协的产物。当下我们看起来顺理成章、毋庸置疑的一些政策,历史上往往都经历过漫长地探索和反复。比如,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全球中央银行中享有盛名。早在美联储成立之初,《联邦储备法案》就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美联储相对于政府的政策独立性。但在实际的演进和探索中,迫于某些历史时期政府、国会的压力和严峻的经济形势,美联储的独立性都曾受到过严重挑战,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困扰美国的“滞胀”,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美联储过度迎合政府、试图同时追求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而造成的恶果。

尽管涉及的文献、主题浩繁,但洛温斯坦的观点和线索却极其简单、清晰。今天,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大众与华尔街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一个世纪后,联邦政府的反对者,仍然充满反对美联储的情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当美联储向最大的银行提供紧急援助时,美国人对“集权”的恐惧又卷土重来,并在全美蔓延。在缺乏制度制约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领导的更迭与情势的变迁,仍有可能让中央银行重回窠臼。就这个意义上讲,百年联储的变革仍任重道远。

总体说来,洛温斯坦的著作为我们研究美联储及其货币政策提供了很多新鲜、客观的观察视角。它提示我们,美联储的诞生都有着哪些历史的背景,可以帮我们避免生搬硬套的谬误,以及避免遗漏和忽视的风险。特别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工具创新也层出不穷,如何去评价这些创新的作用与价值,可能还需要借助更长的历史视野,而本书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参考。

借由这部译著的付梓,寄望我国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研究随着日益开阔的国际化视野,成果更加丰硕。本书所涉及的文献资料浩繁,囿于译者水平,疏漏在所难免,还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以便我们不断改进和完善。习辉 2017年10月于北京

引 言

(1)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以下简称美联储)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今天的美国人几乎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美联储的世界。美联储作为美国中央银行,发行我们称为“钱”的美联储票据;美联储设定短期利率,该利率影响抵押贷款市场、汽车贷款市场和企业债务市场,甚至影响股票市场的水平;美联储管理信贷供给,尽管其管理方式时好时坏,信贷水平却影响着商业盛衰;美联储还监督(或者说,它应该监督)美国的银行。作为美国人,至今仍会不由自主地想起2008年金融危机的情景,当信贷关闭时,美联储充当最后贷款人向银行提供贷款以避免市场的资金流动性枯竭。

一个世纪以前,美联储并不存在。尽管其他工业化国家都有这样一个中央银行来监督银行体系以保障金融稳定,但美国的金融体系——如果可称之为体系的话——是陈旧杂乱、充满缺陷的。美国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幅员辽阔,铁路网络四通八达,电话线路纵横交错,城市里工厂林立,熔炉中钢铁搅动。然而,仿佛历史错过了一个转折点,一个世纪之前,美国的银行之间却互不相干、彼此孤立,任其兴衰凋敝,仅能依靠各家机构自身的储备能力予以应对。正如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我们故事的主角之一——以其标志性的敏锐眼光所观察到的,美国的银行不像是一支由统一指挥部指挥的正规军,而更像是一个早期的、相互脱节的、散乱的步兵团。因此,随后的事态发展一点儿都不让人感到意外,整个19世纪后半期以及20世纪初期,工业化国家中仅有美国遭受了接二连三的金融恐慌、银行挤兑和资金短缺,并且,整个国家陷入大萧条。

本书讲述了美联储如何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在1913年的圣诞节前夕得以成立的故事。美联储诞生之路曲折而漫长。对于20世纪初(2)的美国人,尤其是农民而言,设立中央银行的前景威胁了小政府下舒适的杰斐逊主义原则。对他们来说,地方自治神圣不可侵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银行与更强大的联邦政府相结合,这个设想让他们深感不安。中央权威的反对者已经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训练了民兵,建立美联储的战役如同第二次美国革命——一场金融的革命。

当然,美国建国初期也曾尝试过建立中央银行。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却陷入一场金融灾难,政府债务缠身。是时,美国签署宪法,国家政治统一有了宪法框架,而在金融领域却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3)(Alexander Hamilton)提议参照英格兰银行模式成立合众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为美国政府服务,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他的众多追随者对此强烈反对。[1]尽管如此,汉密尔顿还是说服了华盛顿总统和美国国会的多数议员,合众国银行于1791年开业,总部设在费城。

在现代人眼里,这家银行是一头怪兽,它20%的股份归政府,80%属于私人投资者。[2]它被授权持有政府存款,却同时明确它并非国家的货币管家,也不行使中央银行的其他职能。不过合众国银行已经开始扮演中央银行这个角色,特别是提升了联邦政府在过去一直伪劣不堪的信用。在合众国银行特许证有效期的20年里,金融业不断发展壮大,从政府那里得到特许证的私人银行数量从5个猛增到100多个。(4)

但随着遍布于白宫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党羽和国会的反联邦主义者的崛起,合众国银行最终走向灭亡。[3]1811年,合众国银行特许证到期,国会在一次投票中拒绝予以延期。于是,美国重新回到货币的自然状态,或者说自由放任状态,即货币发行再次成为各家银行自身的业务,他们根据自身能力独立发行票据。通货膨胀随之而至,并且当政府信用因1812年的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而不堪重负时,银行全都暂停运营,麦迪逊不得不重新思考成立中央银行这件事。1816年,美国国会在麦迪逊的支持下,特许成立第二合众国银行(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第二银行)。

尽管第二银行被赋予更多资本,它却更像是第一家银行的复制品。第二银行成功抑制了美国的银行发行过多的票据,从而努力遏制了通货膨胀;它还致力缓和商业周期过度波动。同时第二银行发行的票据作为通用货币被广泛接受,这对一个在未开化大陆上扩张的民族而言非同小可。但与第一家银行相比,第二银行依然时运不济。尽管美国国会已经批准特许证,其优势却不足以对抗第七任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一票否决权——1836年,国家银行第二次被废除。美国再次陷入通货膨胀,这一次还伴随接踵而至的严重衰退。1841年,国会特许成立了第三家银行。但约翰·泰勒总统(John Tyler),一个对国家权力孜孜以求的南方人,又一次将之废除。随后70余年,再没有人重提成立国家银行之事。

有记录表明:这两家国家银行总体而言还是运转有效的(当然各自也存在部分失灵的情况)。这样一来,人们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要这样仓促地废除国家银行?因为国家银行虽有成功之处,但许多美国人仍然对国家银行抱有浓厚的怀疑态度。杰克逊时代曾游历美国的法国政治思想家亚历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旅行中发现美国仍是一个有待开发的社会,他注意到一对貌似冲突的事实:一方面,第二银行发行的纸币可以流通全国,“纸币在边远地区的价值与银行所在地费城完全相同”,这表明了人们对其信用的看好;与此同时,第二银行却已然成为人们心中“被强烈憎恨的对象”。[4]托克维尔认为这是因为“美国人的心中显然被一个巨大的恐惧所占据”,这是对暴政或者说“集权”的恐惧。[5]对此托克维尔显然很难理解。对他及大多数法国人来说,法国银行就像是国民政府发展的自然产物,对法国人民而言其重要性不亚于凡尔赛宫。但美国人却不这样看待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的概念唤醒了美国人的原始焦虑——一种曾经作为殖民地居民的恐惧,他们担心来之不易的自由会被一个遥远的国王粉碎。

即便独立之后,在这种边界不断向美国西部推进的移民方式下,总会有“外来人”对东部尤其是东北部的权力结构产生反感,奋力抵制。像其他事情一样,对设立中央银行的反对一直是地域上的问题。[6]众议院对第一家银行进行投票时,来自南部的国会议员只有三名投赞成票;而来自北部的只有一个投反对票。废除第二银行的“印第安人杀手”杰克逊是第一任来自东海岸之外地区的总统,这绝非偶然。

许多早期的美国人不仅不相信国家银行,他们甚至对所有的大银行都抱以怀疑的态度,那种若隐若现的偏见在农村地区尤其明显。对商家和城市居民而言,银行是一种恩赐,而农民和债务人(通常是同一群人)却非常反感被银行特别是大都市的银行所绑架。美国大部分地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农村:杰克逊当选总统时,15个美国人中只有一个居住在城市。[7]

虽然欧洲也有农耕传统,欧洲农民也住在乡村,但他们毗邻而居,习惯了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在美国,农民是分散和孤立的。他们很少依靠劳力(美国劳动力相对稀缺),而是更多地依靠资本,也就是依靠银行。[8]有种风趣的说法,是认为美国农民痛恨银行是因为他们需要贷款。杰克逊特别憎恨金融,他认为银行业是一个有道德污点的行业。[9]值得一提的是,杰克逊18岁之前从来没有去过城镇。他也不喜欢金融家。他废除第二银行的主要原因是他觉得银行是东部精英的工具。

杰克逊的思想影响非常持久。甚至几代人之后,寻求建立美联储的改革者都不能承认偏好“中央银行”一词——这一特有词汇成为了禁语。罗德岛参议员尼尔逊·W. 奥尔德里奇(Nelson W. Aldrich)——20世纪第一位起草了国家银行法案的立法者——他感到自己不仅仅在与当代民粹主义者和反对银行的煽动者战斗。用他本人的话来说,似乎还在与“安德鲁·杰克逊的幽灵”作战。

国会在能够考虑立法之前,必须说服公众或至少让公众了解建立一家统一金融机构的想法。在本书的第一部分,银行家和其他人发起了一场运动,以赢得企业、大学和媒体里有影响力的公民的支持。改革者鱼龙混杂——有经济学家、银行家、一心寻求现代化的理想主义者,也有野心勃勃的华尔街金融家,后者的目的更为自私,他们亟须提高利润。

纽约的银行家们想要一个中央银行,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需要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19世纪末的美国是一个工业强国,但在金融方面却很落后。美元是一个二流货币[10],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用美元报价的货币市场竟然少于相对更弱的意大利里拉或奥地利先令报价的货币市场。在货币方面,美国紧跟英格兰银行,英国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控经常使华尔街陷入衰退。美国金融独立需要一种更有弹性的货币,其货币供应调控应在美国本土进行,而不是在伦敦或巴黎。

但是,什么样的银行能够发行这种货币?货币发行应该遵循什么规则?自内战以来这些问题就一直困扰着美国人。他们不停地争论,货币供应到底是否应与国家的黄金储备、白银储备,或者一些其他标准相挂钩。镀金时代的银行家们还是像往常一样担心通货膨胀,然而,对于被绑架的农民来说,货币供应则长期不足。农民、商人、银行家、消费者和工人,各方面都存在利益冲突。1907年的灾难性恐慌之后,银行账面现金已枯竭,让每家银行仅靠自己储备金过活的现行金融体系基本停摆。

初到美国的德国侨民保罗·沃伯格对美国金融系统的不足了如指掌。他对美国银行业的原始状况感到震惊,不遗余力地游说金融家们拥护以欧洲中央银行为蓝本的改革。沃伯格融入了美国,认识到培育政治体制的必要性,他成为彻底的共和党人,并为其事业选择了有权有势的奥尔德里奇参议员。

然而,奥尔德里奇对重塑美国政治的进步潮流毫无思想准备。彼时,社会活动呈日益上升趋势,那时的美国人不满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铁路大亨和工业富豪那富丽堂皇的豪宅是贫富差距活生生的例子。进步运动努力对这种情况进行平衡。进步主义者希望一切都要现代化,他们理应赞同中央银行的建议,但他们对银行家抱有天生的警惕心,即使是对有改革意识的银行家也不例外。而且他们极其不信任参议员奥尔德里奇,后者已经在与垄断者的幕后交易中获得了巨额财富。奥尔德里奇在失势之后,与华尔街顾问一起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重新秘密起草国家的银行法。奥尔德里奇远赴乔治亚岛的秘密行动,比小说更奇幻,这也使美联储的成立成为了阴谋论者永恒的话柄,他们对此发挥了最疯狂的想象。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沃伯格的提议被精心纳入立法后,银行家把接力棒交给政治家。这一进程直到1912年国会议员中有民主党人当选才开始启动。虽然民主党人敌视中央银行,但毕竟他们是安德鲁·杰克逊的政党。此外,他们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南部,当然担心中央银行会增强纽约大银行的力量。但民主党无法忽视席卷全国的改革带来的压力。另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比小政府主义的前辈们思想更为先进。尽管算不上一个新政风格的活动家,威尔逊更愿意对个人自由、国家团结以及社会和谐予以平衡。因此,在中央银行这一具体问题上,威尔逊——一个美国政府的追随者——更倾向于支持。

协调银行改革与政党权力传统的任务,难以置信地落到南部国会议员弗吉尼亚·卡特·格拉斯(Virginian Carter Glass)的肩头。格拉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度过了童年,他骨子里富有反叛精神,雄心勃勃地看到现代化的银行可以成为他的一张王牌,足以使他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但他也不得不为此设计一个程序,以使他的雄心与他所属政党的偏见互不冲突。

在威尔逊的推动以及沃伯格和华尔街银行家的施压之下,格拉斯模仿联邦制的宪政实践经验,提出了一项法案:不同于欧洲的中央银行(它们均是单一的银行),美联储将由12家银行组成,以达成中心和外围、联邦政府和私人银行之间的权力制衡。美联储的成立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美国社会方向从自由放任向政府控制转变,但不得不说,此时的美联储仍然是一个折中的产物。

格拉斯的目的在于缓和紧张局势,包括调和地方政府和联邦当局、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农民和商人,以及小城镇、大都市和华尔街的银行家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他力争按照集体安全原则,汇聚国家银行的储备以应对危机,而无须创建一个强大的怪物,以致违反美国传统,引发对大型银行的普遍敌对情绪。然而他和其他创始人未曾预料的是,这一紧张局势将持续很久。事实上,即使是在今天的政治气氛下,美联储法案能否通过仍令人怀疑。一个世纪后,联邦政府的反(5)对者,比如共和党右翼阵营的茶党,一如既往地充满反对美联储的情绪。1913年,格拉斯必须克服中央银行成为华尔街工具的恐惧;2008年危机之后,当美联储和财政部向最大银行提供紧急援助或信贷,这种恐惧在全美蔓延。而且,正如美联储的反对者抗议的那样,当代美联储持续贯彻的近零利率的利率政策引发了批评。批评者警告说,危险的通货膨胀日益逼近。至今,美国仍在疗愈着金融危机的伤口,中央银行和著名的私人银行都成为被怀疑和不信任的对象。1913年,关于美联储的争论正预示着我们今天的分歧。上篇通往杰基尔岛之路第一章禁词

我赞成国家银行。[1]——亚伯拉罕·林肯,1832年

1858年,卡特·格拉斯出生时,美国已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但其银行体系却依然滞后于其他行业的发展,停留在尚待开发的时代。随着国家建造工厂、铺设铁路的进展,陈旧的金融系统和繁荣的城镇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关于“货币问题”的争论日益白热化,并逐渐成为美国重要的政治话题,但无论人们多么不满意现状,由于当时盛行的偏见,任何倾向于中心化的解决方案都不可能被提上议程。(6)

美国成为一个货币巴别塔(Babel),有数千种货币;每个州负责监督各州自己的银行,它们共同组成国家货币发行体系。据官方统计,美国经济建立在硬通货基础上,但黄金流通量并不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正如当时的一位作家写道,“携带满足长途旅行开支所需的金属硬币”对旅客而言是不切实际的。[2]如果他旅行时携带除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的最大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发行的货币,他的钱很可能被拒收,或被大打折扣。而如果他随身携带黄金,那么,“无论在酒店,在车厢还是在轮船上”,他都会得到纸币兑换服务,用一位西方银行家的话说,这些纸币包括“缅因州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其他

(7)各州,密歇根州、佐治亚州、加拿大、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州、内布拉斯加州、北卡罗来纳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和弗吉尼亚州,以及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等发行的常常毫无价值的纸币”。[3]

理论上,这些纸币可兑换成黄金或国债,但西部各州银行发行的纸币非常不可靠。[4]从发行者的角度来说,银行家想尽办法让他们发行的纸币流通至遥远的地方,这不足为奇。这样一来,纸币可能永远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流转回来,银行也因此避开了债务赎回的恼人细节。没有机构监管发行纸币的质量或数量,而在各州采取所谓(8)的自由银行制后,发行人只需一台印刷机就可以开店铺了。1853年,印第安纳州州长感叹道:“投机者来到印第安纳州,一手拿着钞票,另一手是股票,24小时内就可以揣着由他自己命名发行的法定货币,去往联邦某个较远地方使用了,而这是经过印第安纳州的立法机关批准的。”[5]这一体系确实民主,几乎所有人都能发行“货币”,但这必将导致信贷泡沫,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破裂。

据费城一位金融家杰伊·库克(Jay Cooke)所言,一些银行发行的货币量是其资本的25倍,“除了靠机构自身的诚信外,货币信用没有其他任何安全保障”。[6]然而,这种诚信往往是短命的,因此,“混乱……是那个时代的秩序”。内战时,据《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统计,美国有1395家银行,每家发行各种面额的货币——总共达8370种。[7]即使是小心谨慎的银行柜员,要审查这样泛滥成灾的货币也几乎无望。因此除了银行倒闭,美国还充斥着骗子,他们伪造的假币可能一钱不值。假币如此猖獗,以致“假币探测器”这样的指南得以出版并广为流传。[8]

对19世纪后期的改革者而言,这种货币混乱所形成的画面,是理解格拉斯那代人对货币看法的关键。货币——通常指黄金或白银——是具有内在价值的物质。而流通的纸币,虽被用作交换媒介,却仅仅只是个符号,是对实物的一种承诺,其货币价值会根据人们对承诺可能不被兑现的担心程度而打折扣。

某种程度上,内战期间的立法提供了一种补救措施。由于政府急需信贷,林肯的财政部长萨蒙·蔡斯(Salmon P. Chase)别无选择,只能提出并经国会批准建立了国家特许银行新体系,允许以国民银行票据的形式发行流通纸币。这将是一种新的统一货币,一面是标准印刷,另一面是发行银行的名称。

然而,货币发行被严格控制。[9]能够发行货币的国民银行必须持有储备并提交联邦银行审查。此外,为发行货币,他们还必须投资一定比例的政府债券,并存入财政部作为抵押。这一要求扩大了对政府证券的需求,这当然也是蔡斯的目的之一。通过激励银行投资于政府债券,美国发明了为战争融资的一种新手段。国民银行体系快速形成,许多州银行转为联邦特许的国民银行,这样他们就有资格发行货(9)币。

新货币与原来相比确有进步,但发行仍存在随意性。流通中货币的数量由国债的投资水平决定,而与贸易需求没关系。由于资本总是追逐更高的利润,当商业活动扩张时,银行可以找到比国债更好的投资,因此货币流通量常常刚性下降,而此时实体经济却正需要更多的资金周转。令人担忧的是,纸币供应量缺乏弹性——金融危机时银行持有债券,没有新货币发行。现代这种中央银行可在需要时提供额外流动性的概念,那时根本不存在。

不过我们也很难对蔡斯过于苛责,因为正如他所言,他的目标是“首先保证战争对货币资金的巨大需求”。[10]蔡斯不仅规范了货币,还削弱了银行发行无价值纸币、制造通货膨胀的能力,这使得他备受赞许。威廉·萨姆纳(William G. Sumner)是一位耶鲁大学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对此深表欣慰:“这个货币体系已经杜绝了银行家们玩通胀通缩的老把戏。”[11]而经济在增长,货币发行量须随之增加,这点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与此同时,被忽视的还包括《国民银行法案》(National Banking Act)中对国家储备那种岌岌可危的管理方式。在英国或法国,储备金存放在中央银行。而在美国,《国民银行法案》却引入了一个复杂而脆弱的、银行储备金层层存放的管理体系。

该法案将银行分为三个不同层次。最底层的银行,所谓乡镇银行,必须将储备金存放在本行的库房中,或将部分储备金存放在中间层的城市银行里。而城市银行,则要么将储备金存在本行库房,要么将部分储备金存在最高层的银行,即在纽约、芝加哥和圣路易斯这种“中央储备城市”里的银行。实际上,由于银行不想让资金闲置,便令储备金流入纽约。而纽约的银行也不想闲置资金,于是又将闲钱借给股市。因此,美国的银行体系建立在一个投机性的金字塔上。每当信贷供应不足时,整个链条反向循环,乡镇银行通过加急电报向存放他们储备金的城市银行要求收回贷款,后者再向纽约的银行收回贷款。这可能会引发股市的恐慌性抛售。格拉斯写道,该系统“助长了恐慌”,国家的闲置资金“纯为投机的目的涌入货币中心”。[12]

这一问题很快变得明显起来。1873年,新时代开幕还不到10年,杰伊·库克的公司,就因在铁路债券上的过激投机行为而倒闭,并引发了一场历时六年的大萧条。作为体系缺陷的一个警示信号,流通中货币量急剧下降。[13]甚至当经济恢复后,美国又出现了周期性的现金短缺,或称“通货紧缩”,利率飙升至100%。这一问题到秋季更加严重,因为这时农民进行农作物的收割需要现金,用于雇人、喂马、操作机器和采购运输。农业经济发展随季节周期变化,对货币的需求也受季节扰动,收割时节需要成捆的现金。城市和农村对货币需求的相对不平衡,导致周期性的现金短缺,却并没有一个中央银行的资金池来消除这个季节性问题。总之,该体系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它始终不能产生足够的货币来适应市场交易的需要。

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增加货币供给,但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应由谁来供给货币,应供给什么样的货币?”尽管新的国民银(10)行票据可作为通用货币,但实际上美国市场上竟然出现了七种不同的交换媒介,流通数量各不相同。在格拉斯的早年生活(南北战争后的头几十年)中,各地的美国人就如何在这种金融混乱中建立秩序进行了激烈争辩。尤其是,货币供给除黄金外,是否还应通过一些其他类型的货币予以补充?包括“绿钞”——内战期间联邦政府发行纸币的通俗名称。因为缺乏金属或有形资产支撑,银行阶层普遍对绿钞感到厌恶。它们不过是张纸,一种“法令货币(正是今天的流通货币)”,对19世纪的银行家们而言,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亵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会决定,绿钞可兑换黄金,而想要加入货币交换行列中的人们改变了基调,建议货币供应量可通过以白银为支撑的货币来提升,白银产量比黄金更加丰富。但金本位的支持者认为,白银也是一样,只会让货币贬值;人们会从道义上反感,在经济上排斥。

金本位的捍卫者往往是债权人——资本家。他们不希望货币贬值,因为他们不希望收债时收回的是更便宜的金属货币。黄金比白银稀缺,因此更有价值。在19世纪70年代,世界许多地方已经和英国一样继续实行金本位制(同意用黄金支撑他们的货币)。1879年,美国也实行了金本位制。但国会试图安抚农民游说者,因此指示财政部按白银对黄金16﹕1的历史比例,铸造数量有限的银元。由于金银价格的差异,银制“美元”明显贬值,银行家们和共和党人都把白银看成为一种对价值的亵渎和稀释。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被称为“黄金民主党”总统,他于1884年当选,又于1892年再次当选,他代表华尔街和意见领袖发言时指出,如果美国实行了银本位,“我们就再也不能以一流国家自称”。[14]

实际上,银行家们是正确的,金银复本位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因为人们会用较便宜的金属(此情形下是白银)来换取更贵的金属。但金本位也给美国人带来了许多问题。简而言之,黄金产量不足以支持货币供应。

货币短缺对不同的美国人影响不均,这造成了极大的分歧。托克维尔指出,美国农民与其说是农民,不如说更像小商贩,他们贷款购买种子和设备。[15]当价格下跌时,则无法偿债。信贷在农场社区极其稀缺。《国民银行法案》明文禁止房地产贷款,这削弱了国民银行在农村地区的实用性。现金甚至比信贷更稀缺,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堪萨斯州、密苏里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所发行钞票的总额比康涅狄格州的东海岸发行的钞票还要少。[16]

这种痛苦和明显的不公平,催生了政治觉醒——一种对公平的渴求。人们纷纷指责是华尔街或英国的朗伯德街(Lombard Street,伦敦金融中心)造成货币稀缺。卡特·格拉斯也是其中之一。[17]艰苦的童年时代滋养了他的这种委屈和辛酸。南北战争前三年,格拉斯在弗吉尼亚州林奇堡出生,母亲在他只有两岁时去世,父亲梅吉·格拉斯(Major Glass)是一位大出版商,战争期间遭遇巨大损失,不得不卖掉自己的报纸。战后,政府向父亲提供了邮政局长的职位,但他拒绝为联邦政府工作,虽然他也有政治野心,但这都因战后重建南方而遭受挫败。对儿子格拉斯来说,父亲的挫折与联邦军队占领弗吉尼亚的场景交织在一起让他感到痛苦。然而格拉斯是个有决心的小伙子。他身体虚弱,皮肤蜡黄,嘴唇很薄,因为消化系统问题而体弱多病,只有五英尺四英寸(约162.5厘米)高,由于性格固执、脾气火暴而以“勇猛”著称。格拉斯14岁时就被迫辍学,不过他在晚上继续学习,在煤油灯下阅读了父亲收藏的柏拉图、伯克和莎士比亚等人的著作。虽然在报社找到一份工作,但因为1873年的萧条,格拉斯的前途一片暗淡。格拉斯对这一灾难的看法可由他对北部银行的敌意看出端倪。[18]正当他试图在这个世界上谋得一席之地时,美国正处于连续六年货币市场不断缩水的局面。这些钱到哪里去了?格拉斯相信是黄金把它们吸走了。纽约和伦敦都站在黄金这一边。他认为金融家的恶毒阴谋是罪魁祸首。因为不信任权力,他不想有更多的权力。他不想要中央银行。

1880年,格拉斯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工作——他成为报社记者。10年之内格拉斯晋升为出版商,在这期间他不断发表社论倡导银本位。“为什么金币可以无限量地自由铸造,而银币却不能?”他在《林奇堡新闻报》(Lynchburg News)上怒喝。格拉斯的讨伐更多是一种情绪的演绎。“我承认,就我所读过的货币问题两面性的材料而论,我对此了解极少。”他私下里对一位同事说,“但是,当我看到一边是企业和个人财富的无情力量,而另一边是辛苦劳作的大众时,我只能认为我们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19]

银币的倡导者常常被描述成情绪化的、无知的。但他们的忧虑是真实的。30多年间,从卡特·格拉斯还是个孩子开始,美国物价稳步下降。大萧条之后诞生的美国人甚至从未经历过连续两年的通缩,但令人惊讶的是,1867年至1897年,物价无情地跌出历史低点,整体下跌了50%以上。[20]1867年,当这位未来的国会议员九岁时,一蒲式耳(约35.238升)冬小麦售价为2.84美元;30年后它的售价仅为90美分。[21]

商品价格在下降,换一种更有启示性的说法,货币价格在上升。而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源于预期到的原因——货币是稀缺的。宾夕法尼亚州代表约瑟夫·西布利(Joseph Sibley)指出,黄金是唯一价格不断上升的商品。“你不想要一种诚实的美元,”他斥责克利夫兰总统说,“你只想要一种稀缺的美元。”[22]

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进程加速,国内各阶层分歧日益扩大。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能够利用资本,制造业企业受到关税保护。高关税和强势美元的体系非常适合东北部,但它使农民和债务人仍旧陷于贫困。

然而,可能从货币改革中获益最大的人对改革也最为抵触。建立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概念,虽然在其他国家很常见,却激起了美国人根深蒂固地对垄断的恐惧,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地区。农民提倡采取一个较为粗糙的解决方式:多印绿钞。当讨伐停息,提倡者把精力转移到白银上。对农民而言,关键是要印更多的钱——任何种类的钱都可以。

1890年,迫于压力,美国国会要求财政部白银的月购买量达到450万盎司(是原来的两倍)。由于政府同时也用黄金支撑纸币,问(11)题出现了。如同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所预期的那样,矿工和其他人用廉价的白银按面值换取了黄金,黄金就从流通中消失了。黄金从国库中不断流出,外国投资者担心美国将被迫放弃黄金,因此争先恐后抛售美国证券。

这场黄金崩溃带来了银行业的恐慌。储户纷纷提取存款,乡镇银行拼命要求从城市银行收回他们存放的储备金。体系过于脆弱,根本无法处理货币的运送。一位评论员指出:“金银根本无法在一天之内从纽约运到丹佛,48小时的延迟可能很轻易就决定了西部机构的命运。”[23]

毫无疑问,1893年的大恐慌,暴露了该体系的问题,同时其地域上的不对称性也显现出来。[24]在倒闭的360家银行中,除了十七家之外,都是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或者南部的银行。罗伯特·莱瑟姆·欧文(Robert Latham Owen)是俄克拉何马的马斯科吉第一国民银行总裁,他发现半数存款在几天之内便流失殆尽。这位格拉斯未来的立法合作伙伴从此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

克利夫兰总统说服国会废除白银购买法案,但白银的游说者不停施加压力要求恢复法案,投资者一直争论不休。政府不断借来黄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流失。货币审计署审计长巴顿·赫本(A. Barton Hepburn),这样写道:“对银本位的恐惧占了上风,尤其是国外,每艘快船都带来美国证券,同时带走黄金。”[25]随着黄金供应量日渐减少,1895年,总统迫于压力与摩根(J. P. Morgan)携手,摩根接受用三十年政府债券(他联合投资者投资政府债券)换取黄金来摆脱国库的困境。[26]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华盛顿向华尔街屈从的例子。谈判的私人性质和摩根从这个联合组织获利的事实引发了阴谋论的指控。[27]虽然缺少证据,但格拉斯认为,银行家们如摩根之流煽动黄金短缺,以便从随后的债券销售中牟利。[28]虽然与摩根的这笔交易很可能是克利夫兰所做的交易当中最好的一笔,但使他的政党出现严重分歧。

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一个人——至少在所有格拉斯的党羽中,建议政府换掉摩根,培养自己的银行家。虽然中央银行可能会提供更多的流通货币,但仅仅是关于它的建议就激起对杰克逊时代名誉扫地的第二银行的质疑。这就足以宣判其死刑了。克利夫兰否决了一项制造银币的措施后,格拉斯因为华尔街敦促否决权而怒气冲天。“这就是金钱权力,第二银行曾用它来影响政府的财政状况。”他在《林奇堡新闻报》发表社论,“如果不是杰克逊将军以其权力废除了第二银行,这种金钱影响力将持续到今天”。[29]

1894年,反对杰克逊主义的银行家和企业家在巴尔的摩召开会议并提议改革。“中央银行”这个词被刻意回避。然而,对与会人员来说,很明显内战时的银行架构已失去意义。恐慌已经演变成彻底的萧条。铁路成沓倒闭,成千上万的工厂关闭,失业率飙升。在农村地区,农民无法偿还抵押贷款。弗吉尼亚州的农民被债务毁了:40%的人被迫成为租户。[30]

尽管这是美国迄今为止最糟糕的一次大萧条,克利夫兰并未因此提供联邦救济。作为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克利夫兰肥胖而实诚,他坚持人民应该支持而非反对政府。[31]这是民主党自由放任的信条。但格拉斯极力将这一理念与美国农民的困境相调和。

那时美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民粹主义者鼓动收入税、电价改革、铁路监管和直接选举美国参议员(原来参议员是由立法机构选择)。工人时常爆发罢工,有时非常暴力,其中著名的1894年普尔曼罢工使美国大部分轨道交通陷入瘫痪,并导致骚乱和破坏行为,最终被联邦军队镇压。

对货币体系不满是导致这些不同叛乱的共同原因。普尔曼罢工同一年,一名俄亥俄州商人雅各布·考克斯(Jacob Coxey),率领一支失业大军前往华盛顿。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要求增加货币流通——这是第一个关于货币体系的民众抗议。与此同时,美国山谷的乡村里,人们在油灯下埋头细读威廉·哈维(William H. Harvey)迷人的寓言故事——《硬币的金融学校》(Coin's Financial School)。该书出版于1894年,作者哈维是个失败的银矿工,后来华丽转身,成为银本位的推动者。他的这本书卖出了几十万册。

在新一届总统选举上,白银成为压倒性的问题。随着美国陷入萧条,增加货币供应量被视为一剂补药。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小心翼翼地防止与白银势力疏远,但党魁坚持说他站在黄金这一边。[32]

民主党大会在芝加哥举行。卡特·格拉斯作为政纲草拟委员会成员,坐火车连夜赶往处在情绪高度亢奋状态的中西部地区,他六周前刚刚埋葬了自己的父亲。他已经认真思考过梅吉·格拉斯出席的上一次大会——1860年的民主党大会,会上民主党曾就奴隶制进行辩论。这次大会似乎同样意义重大,但格拉斯预感到他将在这次重大事件中发挥作用。尽管世事艰难,格拉斯很享受自己越发重要的地位,他已收购了林奇堡的三家报社,并拥有美国速度最快的印刷机。弗吉尼亚州最上流的圈子每天都在阅读他鼓吹白银自由铸造的社论。[33]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接踵而至,譬如劳动改革和垄断,但不管是格拉斯还是大部分民主党人,都没有做好对这些问题的准备。格拉斯是一个保守的改革者,警惕着任何可能分裂民主党和削弱坚实南方的举措。南方的民主建立在种族隔离的基础上,他在社论中恳求对该体系予以支持。对格拉斯而言,任何类型的联邦干预(诸如中央银行)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可能威胁到白人至上的理念并使其终结。

民主党因此团结在银本位之下,将银本位当成针砭美国时弊的一种万能解决方案,也作为一种安全、统一的咒语应对代表们的各种不满。一种本土化、杰克逊式的对英国同仇敌忾的气氛在代表中弥漫,对他们来说,黄金代表被英国奴役的政策。民主党以银本位为主的政纲猛烈抨击“伦敦的金融奴役”和“银行财团的非法交易”。这是一次农民的大会,浸淫着农民关心的问题,并从一个曾在农场长大的、狂热的杰克逊主义者的儿子那里找到了灵感。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年仅36岁,曾经做过律师,担任过编辑,并作为内布拉斯加州代表连任两届国会议员。他是一个滴酒不沾的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他的许多观点有先见之明(他赞成所得税和竞选捐款公开披露),但布赖恩主要靠演讲天赋在公众视野中崭露头角。对于问题,布赖恩主要是凭借感觉而很少分析。[34]当东部地区的人们判断他是一个危险的激进分子时,布赖恩正憧憬着未来。他因为一种对小城镇、对宗教和自由放任的保守怀旧之情而感到振奋。他的早期竞选资助者是白酒获利者,后者很高兴能找到反对禁酒令的非饮酒者。现在,他由白银的受益者资助。

在1896年7月9日温暖的午后举办的会议上,布赖恩谈到,他承认白银阵营的领导地位还没有确定,虽然他的某些说辞已经在以前的演讲中使用过,但是他的演讲从未如此富有诗意,如此令人兴奋。他对代表们慷慨陈词,这也相当于对整个国家演讲,因为实际上超过60%的美国人是农民和农村居民。他称呼农民为“那些苦命的开拓者”,赞美农民“敢于冒着荒野所有的危险,使沙漠像玫瑰一样绽放了花朵”。事实上,布赖恩是代表“我们”农村演讲,而不是代表“你们”城市,他将白银和黄金,穷人和富人,甚至善和恶都与二元对立法联系起来。他向杰斐逊和杰克逊致敬,他宣称为“生产群众”“商贩利益”“劳动利益”和“所有劳苦大众”代言——只有华尔街被排除在外。对银行家和货币系统的捍卫者,他流露出《圣经》里提到的愤怒。“你们不能给劳动者戴上荆棘王冠。”他怒吼道,“你们不能把人类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35]

据目击者报告,布赖恩讲完,听众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发出巨大欢呼声,他们站在椅子上,做着夸张的手势,在大厅里游行——有些人还把布赖恩架在他们的肩膀上。格拉斯感到自己激情澎湃,也加入了人群。当狂热爆发时,他匆匆挂了个电话给报社,报告说布赖恩已获得提名。

那年秋天的竞选异常艰苦。麦金利在华尔街筹措竞选资金没有任何障碍。甚至某些民主党人都对布赖恩的大受欢迎感到震惊,大家竟然会支持一个小派别的候选人。在那些支持黄金民主党(而不是布赖恩)的人当中,有一位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伍德罗·威尔逊。[36]

将近80%有选举资格的成年人参与了投票,投票率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值。布赖恩仅差4%输掉了普选——考虑到他的财政支持几乎全部来自银矿,他的表现不算糟糕。拉到了650万张选票的布赖恩已是政治运动的无冕之王。并非巧合的是,这次选举的前两周,企业家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会议,讨论对货币体系做出变革。会议组织者看到现有金融体系已经过时,更确切地说,他们害怕主张自由铸造银币者会操纵公开辩论。他们希望在布赖恩逼他们改革之前先行对现有体系进行改革。

印第安纳波利斯货币大会即将发布的这份600页的报告是对“中央银行”单一、随性的参考。代表们正在朝另一方向推进——他们希望政府与银行脱钩,不与金融高层勾结。摩根与财政部的黄金交易已是前车之鉴。

按照印第安纳波利斯货币报告的提议,各家银行应基于向农民、商人和工厂发放的贷款,而非政府债券来发行货币。[37]这样,货币发行的数量将随着普通商业活动的兴衰而波动。当银行基于棉花货运发放信贷时,货币供应量增加,而当棉花货运商偿还债务时,货币量则会减少。

提供给棉花货运商的这种贷款被称为“真实票据”,与供应到股市交易商的投机性信贷区分开来。根据真实票据理论,这种贷款有其内在合理性,因为它们是由有形资产——棉花支撑的。

真实票据理论最主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把货币供应量的决策权从个人手中解放出来。约翰·卡莱尔(John Carlisle)是克利夫兰手下的财政部长,他认为发行票据“不是财政部或其他任何政府部门的通常职能”,这个任务太艰巨了[38]。相反,卡莱尔说,汇率应“完全根据人们的商业利益和贸易规律予以调节”。卡莱尔援引19世纪自然法(12)则的概念——按照自然顺序,货币数量会自我调整。

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会议上,詹姆斯·劳克林(James L. Laughlin)是真实票据理论(又称“商业贷款理论”)的引导者。劳克林是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也是印第安纳波利斯报告的作者。按他的说法,当贸易水平变化导致银行贷款变化时,一种资产货币(基于每家银行各自的贷款)将“自动及时地自我调整”以满足商业需求。[39]

劳克林和其他理论家显然过于乐观——货币管理过于复杂而无(13)法“自我”调节。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美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正迫使美国财政部远离他们如此珍视的自由放任原则。事实上,各任财政部长都开始尝试将政府储备贷给银行。这正是中央银行的职能。麦金利手下的财政部长莱曼·盖奇(Lyman Gage)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口头上宣扬不干涉,但在实践中,他开始像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的先驱一样行动了。

盖奇在纽约州北部出生并接受教育,是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的前总裁,也是印第安纳波利斯会议上主张让政府与银行脱钩的热情的支持者。[40]然而,麦金利的高关税政策实际上会增强盖奇的权力。高关税意味着政府可以投入更多收入到货币市场中。盖奇部长可能并不希望建立一家政府银行,但是随着关税收入不断涌进财政部,他事实上已经建立了一家政府银行。

是年,美国国内小麦作物获得丰收,一系列的金矿被发现(包括在加拿大育空地区克朗代克区域),这些喜讯更进一步增强了财政部的影响力,经济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41]小麦销售量飙升,黄金储备更加丰富,货币数量猛增,紧缩终于结束了。某种意义上,布赖恩的话得到了印证:更多的货币确实促进了繁荣。只是布赖恩运气不佳,这次增加的不是白银,而是黄金。

盖奇现在面临他的前辈们没有遇到的一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财政部的盈余?他意识到,存放在财政部金库的金条被闲置,这并不能刺激贸易增长。他的解决办法是增加国民银行的存款。换句话说,他开始尝试成为一个中央银行行长。

1898年,麦金利发起与西班牙的战争,这进一步提高了财政部的地位(战争不可避免地使政府与银行业联系在一起)。为了资助美西战争中最重要的圣胡安山战役,盖奇发行了2亿美元的债券,引发了公众的认购狂潮。战争支出点燃了真正的热潮。1899年,股票经纪人亚瑟·豪斯曼(Arthur Housman)乘坐火车环游全国,在向J. P. 摩根提交的一篇报告中展现了一种美好的时光。6月,豪斯曼报告中写道:“全国各地货币储备充足,在最小的城镇,货币按5%的利率自由供给。”[42]火车轰隆隆穿越草原,豪斯曼满意地观察到农民正在建造新的栅栏和谷仓,农场主正在改善牧牛的品种。

然而,麦金利式的繁荣无法掩盖银行体系的潜在问题。到了秋天,乡镇银行需要现金用于秋收,于是纷纷取回了自己的存款。货币流动性在纽约突然蒸发。城市的银行将他们的储备金降到法定的最低点,现在,他们很少放贷,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法放贷。律师和投资者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说:“到处都在要钱,更多的钱。”[43]

并没有做太长时间的思考,盖奇就已决定了财政部储备的用途。他把财政部的储备借给了银行。又一次,盖奇拿定主意将财政部资金投入流通领域。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一做法将有可能降低政府的形象,但正如他在1899年的报告中警觉地观察到的那样,“我们正常的商业生活被严重地破坏”[44]。而这是他不能容忍的。秋季货币短缺的“周期性规律”让他烦恼不已。货币缺乏稳定性,对货币弹性的需求,都说明了现有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

到1900年,盖奇已将超过1亿美元的美国人的钱存在400家不同的银行。国会愤然,开始着手调查。议员们对盖奇在各家银行存款的不成比例,尤其偏向纽约国家城市银行深表愤慨。[45]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这种温和友好引发了旧有的对银行家阴谋的恐惧。M.W.沃尔伯特(M. W. Walbert)在其发表的一篇民粹主义短文“即将到来的战斗”(The Coming Battle)中警告说,货币交易商已经形成“一个巨型联盟”,将威胁到人民的利益。

财政部长对这种批评无动于衷,依然积极向前推进他的措施。在沃尔伯特对银行大肆攻击的同年,盖奇反对称:“认为银行直接用现金进行交易是常识性的错误。”盖奇解释说,银行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进行信用交易,银行日收入中只有不超过10%是现金形式。其余主要是支票或者记账货币——盖奇将其定义为“从一人向另一人转移银行信贷的指令”[46]。

这90%的信贷网络正是问题发生的原因。[47]在经济繁荣、黄金储备上升时,信贷可能枯竭干涸,这点尤为令人不安。盖奇注意到,问题症状一出现,银行就会受“自我保护原则”指导,暂停或大幅降低贷款。[48]此时,货物和证券的所有者都被迫不计成本地出售货物和证券。“深思熟虑选择的企业都被放弃,未来交付货物的订单被废除。”最后,本应有序的收缩演变成“无序下跌,非理性恐慌”。

盖奇担心发生这种恐慌,于1901年春着手干预市场,其时正逢一场对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股份的袭击搅乱股市,9月,麦金利总统遭到暗杀后又一次掀起波澜。[49]1902年初,因不习惯新上司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爱管闲事的风格,盖奇决定辞职。他提交的最后一份报告可看作对这古老国民银行体系的临别赠言。五年任期满后,他得出结论:现有的国民银行体系在很多方面都令人钦佩,但“仅适用于温和的天气,而不适应风暴天”。他感叹道,每家银行都是“孤立和分离的,相互间缺乏配合”。他还感叹说,没有“在经济环境不好或萧条时起共同保护或防御作用”的联盟存在。事实上,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从未有过一个财政部长像盖奇一样离中央银行的需求这么近。

盖奇甚至谈到了禁词。他若有所思地说,或许成立“一家有多个分支机构的大型中央银行”的时机还不成熟,这必然会激起民众反对。但如果是一家较为低调的机构,用宪政风格的检查方式来予以约束,时机已经成熟。他心目中的这种银行,由私人拥有,有权将储备从信贷富余的地区贷到信贷匮乏的地区。他满怀希望地说,如果对这样一家银行的权力进行适当限制,那么它将具备“完美的公信力”。“我们毫不夸张地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感到自豪,它赋予了乡镇自由和独立,给各州带来了有限主权。”盖奇反问道,“每家银行作为独立单元,保持其在当地关系中行为的独立性,虽可能被统一到巨大的中央机构之下,但这难道违反联邦原则吗?”[50]第二章特权银行家,白手起家的参议员

根据我们拙劣的法律,当货币需求……最少时,货币供给常常是最多的。[1]——亚历山大·D.诺伊斯(Alexander D. Noyes)

研究货币问题是导致疯狂的主要原因之一。[2]——亨利·邓宁·麦克劳德(Henry Dunning MacLeod)

1902年,当德国银行家保罗·莫里茨·沃伯格刚移民至纽约时,一场金融风暴正在华尔街爆发。纽约人对此可能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但这位初来乍到的新人,却从中发现美国金融体系存在某些严重的问题。市场萧条越来越普遍。从1887年开始,大约每隔三年,美国就会出现一次严重的金融动荡。[3]最近一次于1902年初开始,当时股市突然崩溃。通过市场与银行之间脆弱的连接,焦虑已经转移到信贷市场。利率飙升,纽约的银行储备暴跌至法律规定的最低点。沃伯格吃惊地看着信贷快速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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