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奥勒·托斯滕森
出版社：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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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挪威做木匠(浮躁时代的珍贵匠心)试读：
［1］只有一个人的团队
我是一个和木头打交道的人。以前，我是领照的合格学徒。现在，我是可靠的工匠师傅、手艺人，也就是大多数人所说的木匠。
当学徒时，我学的是这门手艺。后来出师后，作为一名老师傅，我要学的是如何打理生意。对我来说，手艺，也就是工作本身，要比经营管理更有意义。因此，我的学徒合格证书对我而言更重要。
这种需要技能的手工活儿没有任何神秘可言。我按订单完成工作，其内容取决于他人的要求和指令。“承包商”“企业家”“生意人”——这些词可以用来描述我的行业。但我称自己是“木匠”，并且我还经营着一家个人的木匠公司。
在建筑行业，通常是小型公司接小活儿，大型公司对小合约不感兴趣，他们忙着建造全新的住宅楼、医院、学校，有时也会承包幼儿园和商业楼宇的建设。
小的承包商忙于挨家挨户地去装修浴室、更换窗户、搭建车库。他们也会建造大量新房屋，以及屋外信箱的信箱板和信箱杆。挪威约有250万户住宅，大量住宅的维护和更新工作，是由这些小承包商完成的。
像我们这样的小承包商为数众多，到处都能找得到我们。我们是一群形形色色的手艺人。虽然都从事着同一个行业，但是工匠们会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干活儿，这一点确实是工匠们的强项。我们有的人干活儿快，有的人干活儿慢；有的人手艺好，有的人手艺差；有的人总是阴沉着脸，有的人整天乐呵呵的；有的人收费低廉，有的人要价高昂；有的人诚实，有的人奸诈。以上这些描述都与这个行业、手艺和工作相关。
我住在奥斯陆（Oslo）的托耶恩区 （Tøyen），工作地点多半是在城里，主要是在东区。有时我会跑到西区去揽活儿，最远到过奥斯陆以南的城市如希（Ski）和奥斯（Ås），以及奥斯陆以西的阿斯克（Asker）。我不是奥斯陆本地人，因此借由工作来逐渐熟悉这座城市。当我和别人在城市里散步时，我偶尔会停下脚步，指着某一处告诉同伴：我给这家换过一扇门；给那家改建过阁楼；为那户人家翻新过浴室。对于一个方向感不佳的人来说，这倒是一个了解一座城市的方便的方式，因为我从来不会忘记自己做过的活儿。
我没有雇员，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或经营场所。我的工具都放在家里的储藏室，和那些不能抵御霜冻、不能被放在室外的设备和材料放在一起，如胶水之类的东西。我把螺丝、钉子和其他各种东西放在阁楼里。我的工具就是我身体的延伸，妥善保管它们，是我对这份职业、这个工作，以及对自己的尊重。
我把那辆略显破旧的厢式货车，停在工作地点附近街上的空地。每天下班后，我会把所有的设备都搬回我的公寓里。随意地把工具放在显眼的地方不是个好主意。如果有人透过车窗偷窥我的车，他们会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便没有破窗而入的必要了。
我的公寓在三楼，所以我得把我的那些家伙扛上扛下，因此得精打细算每次工作所需的工具。现在我只把用得上的东西搬上车以节省时间，避免耗时耗力来回跑。
我家的客厅也是我的办公室。公寓不大，我把所有的文件都放在一个柜子里，眼不见为净。虽然行政工作是必须做的，但如果把家完全变成办公室的样子，实在太令人心烦了，就像长途跋涉结束后，我仍旧背着沉重的背包，无法真正休息。我从来没有到达一个可以休息一下的时段，让我可以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经过的风景。当我完成了真正的工作——盖完真实的建筑物之后，我便打开那个橱柜，拿出相关文件，启动电脑，支付增值税，写电子邮件，将文件归档，填写各种表格，计算投标价格。我花在处理文档工作上的时间，比我花在材料和工具上的时间要长得多。
我的公司只有我一个员工。个人的私生活和职场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我必须实际接触那些工具和材料，也得处理劳动后的效益和成果。我和我的电钻、货车、正在铺设的地板、正在修建的房屋，还有我的收支清单，都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有时我会感到难以承受，但这未必是一种单纯的负面感受。这让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份工作不仅对那些请我翻修房屋的客户意义重大，对我而言也是如此。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职业角度，我都是无遮无挡，暴露在风险里，不像大多数人在日常工作时受到理所当然的保护。
我以制造可被替换、会被销毁的暂时性物品为生，这也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我们身边有许多事物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但同时它们又无足轻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大教堂被烧毁时，轻松地说出“幸好没有人丧命”这样的话来。
目前我在卡积沙斯（Kjelsas）的工作快要完工了。在我的工作预约簿上，此后的三个星期都是空白页。我一直都是这样，出门干活儿的同时也留意着下一份工作。
［2］有新工作了
我坐在客厅里，立体音箱中播放着牛心上尉（Captain Beefheart）的歌。这是一个寒冷又潮湿的11月的夜晚。昨天我在外面待到很晚，所以此时牛心上尉的歌声——“我整天四处奔忙，月光深陷双眸中”听来尤为顺耳。我正在仔细欣赏美妙的音乐，突然响起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雅兴。是一个我不认识的来电号码。“你好!”“嗨，我叫约恩·彼得森，是海伦妮·卡尔森给我你的电话号码的。”“啊，是托尔肖夫（Torshov）的海伦妮和小男孩儿们，这么说是有关房子的事吗？”
几年前，我帮海伦妮家改建过一间阁楼。那家人很和善，我当时干的活儿也挺有意思。海伦妮和她的丈夫一共有两个儿子，就像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的法国情景剧《海伦妮和小男孩儿们》（Helene and the Boys）中一样，所以我喜欢这样称呼他们，他们大概也觉得这个称呼很有趣。但话一出口我才意识到，约恩·彼得森对此是一无所知的。“是的，我们住在托尔肖夫，我们也打算改建阁楼，正在找靠谱的承包商。你知道，外面有大把压低工资的高产工人。”他的话音中似乎在暗示着什么。“我们想找一个靠谱的工匠，所以海伦妮向我们强烈推荐了你，他们对你的工作特别满意……”
彼得森给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海伦妮一家是如何利用他们的阁楼，以及他们也希望进行类似的改建。他们居住的大楼的住房合作社委员会（Housing Cooperative），终于同意他们将阁楼的一部分改造成生活空间。在这样一个住房所有权体系中，搞定这些并不容易，人们会对这样的变化心存警惕，认为这是毫无必要的。不过现在他们终于买下了这块土地，并准备将它改头换面。“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阁楼是否和你目前居住的公寓直接相连？”“是的，客厅里有一段楼梯通向阁楼。就是说，我们已经打掉了一面墙，所以现在我们家是开放式格局，客厅和厨房连在一起。”“你们画好图纸了吗？获得建筑规划许可了吗？建筑工程师的报告完成了吗？”
彼得森告诉我，他们已经做好规划了，工程师也已经提供了施工说明书和详细图纸。他们已申请了建筑许可，预计很快就会获得批准。我告诉他，如果我接下这份工作，我会亲自监工完成所有的木工活儿。我发出去的分包都是和我合作多年的伙伴。不同承包商之间的区别很大：有的人有自己的工人，有的人会把工作外包给别人。也就是说，一种是工匠，另一种是招聘代理人或工匠批发商，这两者存在很大的区别。
随后我发现这项工作是公开招标的，我将和另外两家公司竞争上岗。这样的招标数不错，如果有五家的话，我就不参与投标了，因为中选的可能性太小了。
对彼得森来说，他得从一群竞选者中挑出一个承包商。但最优秀的承包商，也许根本就不在这份候选名单中。因为我不是唯一会这么想的人，而这跟我是不是一个优秀的承包商也没有关系。优秀的承包商懂得审时度势，并借此评估客户。那些将备选报价单控制在三份之内的客户会更有机会获得高质量的服务。因为招标数过多、咨询多家报价的客户，会吓退经验丰富的工匠。
招标的办法之一就是去走访十家公司。客户可以查阅各家公司的参考项目清单、财务状况，以及他们希望了解的一切，然后再请他们中意的公司花点时间计算报价。提供参考项目清单并不麻烦，但准备报价单却要花不少时间。
如果我是根据上述资料受邀参加招标的三家公司之一，那我会很高兴，因为我很有可能会中标。我为海伦妮一家所做的工程，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他们也仅邀请了少数公司投标。
我在交谈中了解到，彼得森在挪威国家铁路公司（Norwegian State Railways）上班。他说自己是做行政工作的，他的妻子卡里在当地政府的文化部门上班。他隐约提到，他们都没有什么改建阁楼的经验，对这样的建筑工程知之甚少。所以很明显，他们将非常依赖专业的得标者。
这对夫妻有两个男孩，他们需要更多空间。一开始他们想四处找找，换个地方生活，但翻新房屋的机会出现后，他们便赶紧把握住。他们喜欢目前的公寓大楼，也喜欢托尔肖夫这一带，所以决定改建阁楼。
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陆续和住房合作社的人，还有建筑师沟通过，并通过建筑师联系上了工程师和住房规划办公室的人。从理论上来说，阁楼改建和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大同小异，对他们而言比较容易理解。但现在必须完成的实际建筑工作，却没有那么容易理解。迄今为止，彼得森处理改建的行政公文已经一年多了，显然有点不耐烦，他迫切地想要往前推进。这意味着我得小心一点，不要再给他增加麻烦，并且还要帮他添砖加瓦，助他一臂之力。或者，对我来说，就是给他多装上一些2厘米×4厘米的木板。
文书工作的优点就在于可以改进，只要没有付诸实践，文书的意义微乎其微。但是，我不能把已经写在纸上的东西当成和现实无关的。我可不能仅仅为了验证是否行得通，就按照图纸匆匆施工，然后再把已经建好的东西拆毁，重起炉灶。如果顾客愿意付钱，我当然也可以这样做，不过这样的事不太可能发生。
我要在脑海里把纸上的理论转换成最终成品的一张张图片。我要计算出，一共需要多少个钉子、每种材料的长度，还会计算工时。我在脑海中像过电影一样，想象自己施工的过程。那些图纸和技术规格书就是我的剧本。客户们最关心的是结果，最在乎的是承包商宣告完工时，他们所看到的最终成果。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客户相对更容易理解纸上的描述说明。
等工程完成后，那些图纸和技术规格书便被我抛诸脑后，再也无关紧要了。它们连接着阁楼的过去和现在。
我忙着筹划要做什么、该怎么做，而通常客户、建筑师、工程师都以为我做的事是轻而易举的。这种关注点上的分歧往往会造成建筑师、工程师和工匠之间的误解和距离。
我想，大多数工匠会这样希望：建筑师能亲临现场，我们渴望和他们直接交流，一起找到最符合客户利益的方案。
但大多数情况下，建筑师很少亲自去施工现场。而且，他们在进行测算之前，也绝不会“大驾光临”。有时我会想方设法地哄骗他们离开办公室。幸运的是，每次找来建筑师后，我们总能更完美地解决掉那些突然冒出来的问题，通常比他们不到现场时取得更佳的效果，更省钱，使得改建后的阁楼更适宜居住。
在我从业的25年，建筑行业的学院派和实干派工匠之间的合作关系一直在不断恶化。建筑业更倾向学院派了。与此同时，工匠们积极运用他们的专业技能来影响施工过程的习惯已日渐式微。以前，这是一个项目的自然组成部分。但后来，随着工匠们那些颇有见地的观点不再受到重视，他们的想法和反思也就越来越少了。
当你不曾学会更重视合作的工作方式时，你就永远不知道你错失了什么。我认为，许多建筑师和工程师的内心都希望建筑业的文化环境有所改变，他们期盼更多的合作。而在目前这样太过强化自我的状态下，他们只能不断地进行自我提升。其实，这一行中的所有人都是如此。我们都已习惯了各自为政的工作方式，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但目前并没有根据一定的行业标准建立相应的基本规则。这意味着，每个工匠在和所有相关人员打交道时都得学聪明一点，包括客户、建筑师和工程师。用“一枚硬币的两面”来形容现状，实在是太贴切了。
［3］阁楼里的秘密
我喜欢改建阁楼。
我喜欢与改建阁楼相关的一切，包括支撑结构、消防安全、装修建材、与客户联系、工作氛围，等等。我喜欢自己所做的即时决定兼具长期考量，这是一项能看到明显成果的工作。我能让有年代感的老旧建筑，在一双巧手之下变得焕然一新。
我会把这样的旧屋改造工程想象成是我接手了别人130年前的工作，并继续将它完成。就像这个建筑工程在经过漫长的间歇期后又再次启动了，但这仍然是一个连贯的施工过程。以前，一个用来干燥物品的阁楼空间很重要，但现在已经不再具备此项功能，它现在的功能是储藏。现在人们需要储存的东西真的很多。在这样的阁楼里，我可以找到130年间的种种活动痕迹。施工期间，我与这间阁楼的“过往”亲密接触，看到它的水渍、晒衣绳、旧电线、通风道，或许还有石棉，它们无一不在诉说着这间阁楼的历史。
彼得森目前居住的这栋公寓位于赫格尔曼斯门（Hegermanns gate），约建于1890年。在20世纪初，许多这样的大楼都安装了电气设施，并通上了电。我偶尔也会发现第一套电气系统的残余线路，虽未接上电，但也没有拆除，用瓷绝缘体支撑的黑色电线，在瓷柱、瓷管之间蜿蜒。如果通风管周围裹着石棉防火布，那很可能是1930年前后的工程。
这些老建筑的墙壁上和阁楼中遗留的报纸，多多少少会透露出当年主人的信息。1930年，个人通常会选择与其政治观点相符的报纸。如果你发现了《晚邮报》（Aftenposten）和保守的行业刊物，那么这间阁楼的主人不太可能是一位工党选民。而《国家报》（Nationen）很可能属于某个从外省搬来都市居住的人。《工人日报》（Arbeiderbladet）是我在城市东区常见到的报纸。
我有一份1945年5月吉斯林政党（Quislings party）的《自由人民报》（Fritt Folk），里面报道了德国的防御性胜利。这份报纸是我在福格茨门（Vogts gate）的一间阁楼中发现的。不知这间屋子的原主人为何一直收藏着这份报纸，是因为和我一样对历史充满着强烈的好奇心，还是和他们的政治立场有关呢？
老阁楼的屋顶构造都做得十分扎实，优雅而精准。各个区域都有明确的功能，既体现了严谨的逻辑，也展现了漂亮的工艺。以前工匠们在建造阁楼时，以沉重的木材框架为主，和公寓的其他区域一样。在这样一些木材框架上蚀刻文字和罗马数字，就像实物大小的模型套件一样。这是一种早期的预制工艺，显示施工者没有浪费时间，这是优良工艺的一大特色，这点至今没有改变。
他们先绘制出施工图，然后在能够高效工作的地方分别制作单个部件，然后在施工现场迅速安装。施工很简单，但要求木匠有精湛的工艺，现在只有少数木匠能达到这样的水准。而我会凭着自己掌握的知识，根据时下流行的方式，针对当代人的需求打造房子。
［4］理解规划图
彼得森把建筑师的规划图、工程师的施工图纸和施工说明书一并交给了我，并附上一份对项目的简要说明。我将基于这些材料，开出[1]一个100多万挪威克朗的报价。等阁楼改建完毕，彼得森一家会发现，建成的阁楼和施工图中一模一样，只是大了50倍而已。就像我小时候做的飞机模型。而区别是，这次模型的主人才是重中之重。此外，和飞机模型不同，阁楼的各个部分并不完整也没有编号。
我看着这些规划图和施工图，知道得花点时间才能消化它们。还有，我得去实地考察一下，和客户当面聊一聊，争取全面了解他们的想法，还有他们究竟想要什么。每位工程师的施工图都是有其设计理念的。有的是根据建筑物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有的则是反映了客户的需要和理念。我用了“理念”这个词来形容，是因为规划图所体现的东西也许和客户的初衷相去甚远，而最终的成品甚至更为偏离。我能理解这一点，因为我自己也需要时间才能透彻理解这些规划图和施工图，以及这些草图背后的理念。如果我能清晰地理解草图背后的建造理由，那么我工作起来就会容易得多。
根据规划图，要改造的阁楼部分，是略大于60平方米的楼层空间。这个区域包括一间卧室、一间客厅和一间浴室。现存的楼梯井将通过屋顶下的夹层成为房间的一部分。如果发生火灾，楼梯井的门就是逃生通道。阁楼将通过一节全新的半旋转楼梯与下面的公寓相连。阁楼选用实木地板，而非镶木地板。我觉得把钱花在地板上是明智之举，这样地板能经久耐用，而且外观也漂亮很多。对我来说，偶尔有机会铺设实木地板感觉挺不错的。
我试着领会这些图纸，仿佛阁楼已如图纸所示搭建完毕，仿佛我就站在八个月后耗资百万克朗的阁楼里。这必须花点时间。但我明白，多做一些准备，充分理解这些图纸，绝对不是浪费时间。
有时我会逼问客户各种问题，几乎到了惹火他们的程度。我会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布局，虽然我能看出来。但到底原因何在？我会请他们做出解释，引导他们将头脑中的想法转化成文字，然后等待这些问题发酵，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再把同样的问题重新提出来，从客户那里得到更理想的答案。我这样做是为了自己，为了让自己理解它；也是为了让客户们明白，我们这样做或那样做，结果会有什么不同。我们必须对布局的理解达成一致。
客户知道他们是埋单的一方，这一事实不应被低估。也不可忽视客户的性格和我自己的性格。
有的客户喜欢掌控一切。如果遇上这种客户，我会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时强悍一点。还有的客户乐于让别人做出大部分决定。
有的客户会说，你觉得怎样好就怎样做。他们对你相当信任，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有可能是最难搞定的客户，因为他们往往难以做出决定。这时，我就必须得让他们明白，我只是为他们施工的，他们需要自己做出选择。如果我们彼此有误解，结果一定是双方都不满意，所以不管他们是什么类型的客户，我都该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钱的问题很重要，开销成本不能超过客户能够支付或愿意支付的金额。虽然不同的施工方案价格其实都差不多，但对客户而言，不同的方案意味着他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然而，几乎所有计划改建房屋的房主，都会考虑房地产经纪人的意见。即便他们将来打算长住，在改建房屋时，还是会从有利于房屋买卖的角度来考虑布局。再加上目前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室内设计杂志，以至于多数住房显得千篇一律。比如，在房屋外墙上刷上深浅不一的白色、灰色和浅蓝色，就是现在流行的时尚。受到这些不成文规定的影响，现在的某些浴室看上去颇似屠宰场中那些用瓦管排水的房间；而厨房几乎都是由宜家（Ikea）或诺尔玛（Norema）等类似的家居公司的“顾问”一手包办的。我所谓的家居顾问，并非某一领域的专业人士，如一个眼光不俗的建筑师，或一个技艺精湛的工匠。这里所指的“顾问”，就是商店里的销售员。
我手头的施工说明书和施工范围确认书似乎不太详细。我有几个问题想问建筑师。我想知道，他是否打算做一份更详细的方案。此外，我对房屋的承重结构也有疑虑。图纸中没有提到砖墙该如何处理，以及浴室里该用什么样的瓷砖。
我打电话给建筑师克里斯蒂安·赫洛夫森，他似乎对我的那些疑问不屑一顾。因此，我只能根据手头的文件和方案自己想办法。
［5］实地勘察
星期四的晚上，我来到托尔肖夫，站在赫格尔曼斯门的那幢公寓大楼外。我从马路对面观察着这栋大楼。灰色的外墙很简朴，没有太多人工装饰的痕迹。我很喜欢。很多人喜欢粉刷外墙，在窗户四周采用裱花装饰，但我觉得简朴的外观就很美。可以想象，这栋楼房和所有建于1890年前后的房屋一样，也有过辉煌华丽的往昔。他们按米购买装饰材料，然后像我安装踢脚板和门窗镶边一样，一块一块地装裱上去。现在房屋的外观很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翻新的结果，和之前的外观一样，它也构成了房屋历史的一部分。
街面很宽，我可以把车停在街面上。我的机动式起重机和装载车都有地方停了。大楼的入口正对着街面，而不像通常那样，有一个通向大楼后面，然后从大楼后面通往公寓的隐蔽入口。入口通往一个院落，但车辆并不能入内。但如果街面上暂时没有停车位，这里也能派上用场。
我一边上楼梯，一边开始进行初步考察。到处都有重要的信息等着我去发现。楼梯井的可用空间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到运送物料的难易程度。有搬运木板的足够空间吗？能不能将较长的材料从楼梯中间的扶手之间递送上去？墙壁是否最近粉刷过？如果是，那么搬货时就得特别留心墙壁。
施工说明书中没有提到公寓入口和楼梯中的防火设施。为了遵守整个楼梯井区域的安全防火规定，在改建阁楼时必须采取一些额外的措施。为了遵守防火规定，通往地下室的门，以及各个公寓的大门，全都已经替换过了。从地下室往上也都铺上了必要的石膏板。毫无疑问，这里的人们已经考虑到了消防问题，在这些地区没有任何关于防火的参考资料，这并非因为对具体条款的忽略。
彼得森和我打招呼，把我介绍给卡里。孩子们今天晚上被送去爷爷家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也许也是最后一次。他们想见见我，看我行不行。我们相互打量着彼此，他俩似乎挺和蔼的。我们围坐在餐桌前研究规划图，简单地讨论了一下这个项目。我不时提出几个细节问题，以便暗示他们，我已经了解了这个施工内容，并且还能让他们觉得我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我的确有兴趣。充分了解这个项目固然很重要，但这耗时太久。目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取得第一印象分。这是第一个回合，如果我想得到这个项目，那么第一次见面必须顺利。就凭双方隔着桌子交流得顺畅与否就能看出，日后双方是否能顺利合作。了解双方是否合得来，这点很重要。
我已经和彼得森聊过好几次，现在又见到了卡里。他俩构成了我脑海中的“彼得森一家”。我们走上阁楼，那里光线很暗。我打开了LED头灯以便看清那些角落。我把苹果电脑放在一个凳子上，然后，我把他们提供给我的信息，以及他们的回答都写了下来。我还一一记录下那些注意事项。
冬天并不适合进行实地考察。很多你希望能一目了然的特征，被暗淡的光线和厚厚的积雪给掩盖了。尽管如此，冬天仍然充满魅力，你能听到各种模糊不清的声响，看到群星在夜空中闪烁。即便是在城市里也是一样。
我从旧天窗中探出脑袋，环顾四周，看到了一个个烟囱、通风口和无数个屋顶。四下一片漆黑，我恍若置身于《钟楼怪人》（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的场景中。仿佛有一把巨斧将烟囱劈成了两半，然后两个烟囱又分别被竖了起来，并在它们之间特意保留着一点距离。一钩新月就这样出现在它们俩之间。积雪很厚，导致我无法看清防雨板的情况，还有防雨板和石板瓦衔接处的情况。
屋顶在8年前替换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烟囱也检修过，保养得也不错。从建筑角度来看，阁楼与奥斯陆19世纪末的其他顶层空间相似。这里很大、很宽敞，从地面到屋脊有五六米高，有各种系梁、连系材和支柱。它们占据了大量空间，而且非常挡道，但不少人觉得这些东西很美观。也许这是乡村浪漫主义的城市变体。这个阁楼的屋面坡度很陡，支撑墙很高，因此非常适合改建。改建之后，天花板下将有非常宽敞的空间。楼梯井就像阁楼中一个竖立着的立方体，翻新后仍将保留，并将在上面建个夹层。在这个立方体周围还要搭建防火墙。
那些木结构的储藏室简朴、通风。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整座大楼刚刚落成的时候。未来，有的储藏室将从阁楼生活区移出，移到仍然是干燥室的区域。尽管这个区域被保留下来的部分会很少，但仍然有足够的空间做储藏室。
电线、电话线和电视线乱成了一团，需要重新布线。该重装的重装，该移到别处的就移到别处，而且有很多线可以拆掉。一般来说，电视和电话问题需要尽早处理，因为我们很难控制这些问题，并且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切断人们和外部世界的所有联系可不是小事一桩，不能掉以轻心。谁都不想给邻居带来这样的不便，惹恼他们。那样他们很快就会把你当成甲壳虫，或诸如此类的害虫，因为你已经制造了大量的噪声和烟尘。而且，说不定这栋大楼已经经历了多次改建和翻新，现在又有工匠要来改建阁楼，其他住户一定非常厌恶这样乱哄哄的吵闹环境。任凭是谁都难以忍受看着自己生活的家园，一次次沦为建筑工地。
我将那些还没有和彼得森一家商议的事项也都做了笔记。尽管让他们早点儿注意到这些问题是好的，但现在说这些还为时过早。比如：两段用石棉隔离的通风管需要处理；需要用新管重修通风管道，而新的通风管道需要穿过屋顶，然后封上盖子；另外，有一根污水管需要更换，或移到其他更适合的位置；两个油烟顶盖需要移位；屋顶下方的一个砖砌的通风管道部分已被拆毁，但顶部却没有密封。我不知道当时施工的人是怎么想的，这样做极易走火，因为火势会顺着砖砌的通风井一路蔓延到阁楼中，浓烟也会一路通到公寓里。通风井需要通过绝缘的通风管道通过屋顶。
彼得森夫妇说过，他们希望能在保证质量的同时避免产生额外的支出，并且希望能够尽早地了解各项支出。目前，我所列的物料清单并不长，跟高昂的项目总费用相比，额外项目所需的费用简直不值一提。有几处开销工程师并没有在施工说明书中详细列出。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也许是因为列出额外开销的做法并不常见，好像这些开销和你有关似的，所以他们还不如假装不知道，把这事丢给别人。这俨然已经成为工作方式，甚至是一种文化：坏事不看，坏事不听。如果无法做到不看或不听，那么只有最后一种可能性：坏事不说。
本来在施工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和难点是很正常的，但由于他们这样的做法，那些本身就存在的问题就会被搁置一旁，直到避无可避之时才浮出水面。通常只有在施工开始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些问题和难点就落到工匠们的身上，于是工匠们不得不去通知顾客。如此一来，客户就很容易把工匠当成制造麻烦的人。
我情愿坦率一点、真诚一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希望能让他们尽早了解这些事情，但我现在没法告诉他们，因为那样会降低我中标的成功率，所以我得再等等。
我应该克制一下自己的工作热情，但仍旧抑制不住地仔细琢磨着，脑海中一遍遍地“过电影”，很快，整个工程变得明朗起来。我想通过新旧结合的方式将椽子和天花板横梁安装到位，然后再用石膏板覆盖它们。在今后的50年或100年中，再也没人会看到这些椽子和天花板了。跟我类似的人说不定也是一天到晚头脑中都在“过电影”。我未来的同事应该在很多方面都和我颇为相似，但在这一点上一定和我不一样。既然与我素不相识，他们肯定会担心我的施工质量。要知道，在进行拆除工作时，原来工程的质量是显而易见的。我的手艺非常细致，在将来的某个时刻，能够发现并愿意看到这点的人一定能看到。目前我也是这样看待这间阁楼和它当初的施工者的。我本来想告诉彼得森夫妇，如果他们能够信任我，允许我帮他们改建阁楼的话，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但这样行不通。得等建筑师、工程师、规划署的办事员忙完后，才能轮到我上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级别都比我高。
我可以为自己代言，但我得谨慎、谦虚，选择一种近乎谦卑的态度。因为无论从实际情况来看，还是从人们的心理预期和社会办事方式来说，这才是正常的秩序。在我按照图纸施工、改建阁楼的那段时间内，建筑师也许已经完成了二三十份这样的图纸，而结构工程师也许已经完成了对百余间阁楼的核算。
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个项目，我付出的心力远远超过他们。我会这样想并非纯粹基于我所消耗的时间，也包括用心程度。因为我和不少建筑师、工程师合作过许多类似的项目，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对我而言，这份工作的报酬几乎等于我半年的收入。在此期间，我会因努力工作而大汗淋漓、满身泥水，也有可能会割伤手指或冻坏自己。如果我中标，那么这份工作将成为我那段特定的岁月中最重要的人生印记。
我希望别人能根据我的职业来评价我，就好像这个职业本身就是一个人一样。因此，我认为有能力的工匠在未来的某一天评价我的作品质量，是非常个人的想法。我想，100多年前的许多建筑者也有同样的想法。在我心中，他们都是我的同事，甚至朋友。
［6］理论和实践
我在卡积沙斯（Kjelsas）的斯里乌斯维恩（Siriusveien）的工作如期进行着。我换下了几扇窗户、铺好了地板、干了一些其他的零活儿。在这个季节，房屋的主人并不使用户外区域，而且他们人挺好的，他们允许我将剩下的工作推后几天。这样，我就有时间计算彼得森家阁楼改建的报价了。
这次现场勘察进行得不错，我检查到了一切该注意的地方。我还调整了自己的视角，试图让图纸和我眼前所见的实物更加一致。有时我只需看一眼施工现场就知道二次造访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得再来一趟才能把一切都尽收眼底。要想在这样规模的项目中中标，你就必须对工程有个全面的了解，并且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个项目的总费用会超过100万挪威克朗，单单木工项目就需要600～700个工时。如果我计算失误，开价过低，那么我自己的成本就会变得很高。如果我开价过高，那么我就不可能揽到这个活儿。
建筑师已经详细描述了工程内容，并预估了这个项目主体部分所需的建材数量。但这份资料缺乏细节，如从这段就能看出：“墙面和天花板抹灰泥、上底漆、涂两层涂料，实木地板清洁并上油。两扇78厘米×160厘米的威卢克斯（Velux）天窗，两扇55厘米×78厘米的威卢克斯天窗。玻璃窗衬石膏板，浴室内部装饰采用宜家产品。”诸如此类。图纸和施工说明书都语焉不详，如果依样画葫芦，很可能会出问题。
我可以现在就提及需要额外施工的内容，并说明这些内容是施工说明书中没有的，因此不包括在报价中。我也可以不提醒他们，不拿出这份清单，不过这样做似乎有点阴险。
无论如何，我都必须详细说明我的报价包括哪些内容，但我也不能过于细致。如果我为此花费了太多时间，我也将面临风险——我有可能是在白白给他人提供免费咨询。我有过许多次这样的教训——我的报价和细节描述被转交给接到那份工作的其他公司。
对于这样一个有四位承包商参与投标的项目，每个承包商在中标前都已经花费了大量时间。如果我们来粗略地计算一下，就能更清晰地说明这一点。
假设四位承包商分别用了4天时间（总共是16个工作日）计算报价。这四位主承包商得从他们的分包商那里获得报价。假设他们各自有五个分包商，每个分包商承担下列工程之一：泥瓦、电气、采暖通风和空调、管道、粉刷和装饰工程。
如果四个主承包商每人都有五个分包商，那么一共有20个分包商。再如，每个分包商花一天时间准备投标，包括现场勘测在内，那么一共就需要20天。五个主承包商所需的工作日共计16天，二级分销商则需要20个工作日。因此，在施工图纸和说明书都已经做得很完善的前提下，像这样的一个项目，需要36个工作日的时间来准备竞标。
如果1个工作日按照8小时来计算，那么总共需要288个小时。如果将288个小时乘以每小时500克朗的计时工资，那么税前的招标成本总计达到14.4万挪威克朗。
当有四家公司参与竞争时，那么中标的概率是25%，正常情况下，你平均得参加四次这样的招标才能中一次标。
为了得到这样一份工作得耗费14.4万挪威克朗，或者288个工时。为此要付出的劳动还真不少。
招标图纸和施工说明书是最基本的，因为它们列出了工作内容。正如人们所说，文字是基础。建筑师和工程师提供了这些文件，而我根据这些文件做出预算。从表面上看，似乎他们的工作比工匠的工作更重要，更有难度。如果工头觉得缺乏相关描述，那么他就难以给出合适的报价，并避免和客户发生冲突或矛盾。
有时，当麻烦出现时，建筑师便会退到一旁，他们希望客户和工头自行解决问题。也许在客户看来，建筑师的方案设计得更加合理。或许在纸上看着不错，但如果缺乏具体描述，那么实际操作起来会很昂贵，会出现客户预算之外费用，甚至会出现愚蠢的错误或缺陷。
建筑师和工程师越来越不重视实用性，不重视和工匠交流的价值。比如，在实际施工方面，工匠会给他们带来更多启发。但其实这些建筑师和工程师的职业经验在萎缩。
无论这是否出自建筑师或工程师的初衷，由此造成的影响都是相当大的。我认为，这是他们职业生涯的重大问题，但他们却能丝毫不受任何影响，就因为他们比工匠拥有更高的威望。当然，如此断言很难得到他们的认可，但我认为，很多建筑行业中的实际施工人员都会同意我上面的观点。
在一个理论变得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中，的确会出现理论概念比实际操作更重要的判断。理论概念是干干净净的，而实际操作是肮脏和不精确的。理论往往是完美无瑕的，直到你试图将理论付诸实践时才会出现种种问题。而人为的错误和建材的缺陷会让问题雪上加霜。图纸出错的可能性非常低，毕竟那只不过是一些线条：干净、简约、无可挑剔。可实际施工几乎与之完全相反。
说起来很奇怪，每次我投标时都会想到这些事情。虽然我宁愿只考虑具体施工时要做的事，但现实却让我不得不成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此外还得做好我自己：一个对微观经济学和法律有些许了解的工匠。
粗略简单的招标文件也会导致顾客将不同承包商相互比较，仿佛拿苹果和梨相提并论。不同的承包商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因此他们对工程描述的理解也是不同的。说不定我的一位竞争对手对项目的解读没有我细致深入，但他仍然中标而我却出局了。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并不会给我带来利益，所以如果这份工作最终产生更多的额外开支，由此导致客户和我的竞争对手发生冲突，也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安慰。
熟练的承包商和提供低价的公司一起竞争，低价是那些公司争取到项目的唯一途径。财务问题往往是比较的最终依据，其重要性超过了专业技能和工作质量等衡量因素。这样的低价竞争给建筑市场的运作带来了重大影响。
在每一个工作年度中，承包商们都会交换许多故事，如新建的浴室不得不拆除、大规模的拆卸和重建等。还有一个常见的事是业主会让承包商再去他家重新评估项目，但问题在于，那个项目是其竞争对手做的，而且已经完工。业主会问他们是否能重新装修。重修别人已经完成的工程，可不是什么有趣的事。如果糟糕到需要彻底重装整个浴室，那会更令人难受。我听到最多的事情是：某个木匠同行擅自拆除了房屋的重要构件，结果损坏了房屋的承重结构，留下了安全隐患。
纠正自己的错误是理所应当的，我希望那些都是小错误。但是，如果你接到一个你无法保证施工质量的工作，那就是在砸自己的饭碗。学徒时期，每当我做了蠢事，我的老板总是叫我放轻松。而在一切都顺风顺水时，他反而会比我搞砸的时候更加严厉。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做得不好就要承担责任，做得好就能期待表扬。寻求帮助并不丢脸，关键是把事情做好。承认错误难免会让自己觉得羞耻，但改正错误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并能收到很好的成效。有时我会缺乏耐心，一旦发生了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就会大为光火。在那样的时刻，我需要冷静下来，并向别人道歉。我的前老板言传身教，给我做了榜样，让我明白该如何做事。我一直记得他说的话，并且还常常套用他的理论。尽管我未必能时时恪守自己的原则，但这并不能说明那些原则是错误的。
我的前老板常说，既然错了，就该道歉。因此，当我意识到自己的某一行为不妥时，我会立即道歉。如有必要，我会竭力补救我犯下的错误，只要我能发现这些错误。
［7］处理遗留问题
项目简介中有一个大漏洞。我第一次浏览那个站点时并没有发现这个漏洞。平面图展示了一个漂亮的浴室：一面长长的墙壁前安装一个长条工作台面，对面墙前安装一个水槽柜。浴室一端是淋浴器和抽水马桶，另一端是一个浴缸。
如果建筑师考虑到支撑屋顶椽子的支柱和纽带，那这将是一个很完美的浴室。这个阁楼和其他同类的阁楼大同小异，那些构件的存在都是有原因的。它们起着支撑屋顶的作用，但如果要给浴缸留下位置，那么这些构件就必须拆除。
如果要改变格局，就得加固屋顶。鉴于现在我们已经计划采取顶楼隔热措施，通过阁楼散发的热量会少得多。这意味着，屋顶积雪的融化时间会更长，阁楼需要承受多余重量的时间也会更长。在重建阁楼时，应符合当代的承重标准，而现在的标准比过去严格多了。
工程师已经考虑到了这点，也附上了加固屋顶所需的工程和费用，但具体所需还取决于保留下来的承重物的多寡。按照现在这种情况来看，几乎可以肯定彼得森夫妇或他们的孩子得躺在一根横梁下面沐浴，毫无疑问，他们一定会抱怨的。这样是挺不方便的，但至少在浴室的另一头，他们不需要坐在一根横梁上面上厕所。
建筑师和工程师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需要新的支撑结构解决方案，工程师得返工。
支撑结构的原理很简单：一切必须依赖地面承重。牛顿的苹果是万有引力的第一课。建造阁楼并不像在哈当厄尔峡湾（Hardanger fjord）上建一座新的桥梁那么复杂，但也没有一眼看去那么简单。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兼顾成本、美观度、施工便捷度的同时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首先，我得找到解决之道，然后再解释问题出在哪儿。这样做的话，我就能给彼得森一家留下一个好印象，让他们在考虑请承包商时会优先考虑到我。
我思索了一番，想到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无论我是否能够接到这个项目，我都希望他们能用这个办法，因为它真的太简单了。
我画了一张草图，打电话给约恩·彼得森，告诉他目前存在这个问题。在彼得森为此沮丧郁闷了一天，并和建筑师通完电话后，我再次联系了他。我告诉他，我有一个主意，但还得花点时间才能画出草图。虽然事实上我早已画好草图了，但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为此耗费了不少工夫。我问他是否愿意把这个项目交给我做，接着又问他，是否愿意让我和建筑师、工程师谈一谈。如果他愿意的话，能否先给他们通个电话，好让他们知道稍后我会跟他们联络。“当然了，好的，好的，谢谢你。”
接着，他们问起了费用。“呃……这个得付多少钱？”“是免费的，”我说，“就当是我的免费服务好了。我需要这个工作，我希望这样做对我有帮助。”
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但我仍然觉得，我把自己贱卖了，就算我高昂着头，仍然卑躬屈膝。我早就得到过教训了——你得把自己当成一件商品，你得学会自我推销。我以前不会这么算计，或者也可以说没有这样狡猾。这样做我自己也觉得不舒服。但如果你上过几次当，被愚弄过几回之后，你就能理解。我也渐渐学“乖”了。
彼得森已经和建筑师通过话了，现在该轮到我了。这位建筑师名叫克里斯蒂安·赫洛夫森，是一家小公司的合伙人。在参加这个项目的竞标之前，我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是我在网上搜索过他了。他已经接触过好几个类似规模的项目，所以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能理解问题出在哪儿，并有兴趣找到解决办法。我和他聊了一会儿，最后他终于问我对此有什么建议，于是我把我的方案告诉了他。
现在这位建筑师不再轻视我，但仍然很难让他承认我是对的。也许，即便让他夸赞我几句，说我发现了问题，并且花时间去寻找解决方案，也是难而又难。
我向他解释了我的想法，最后他终于同意了。现在我该打电话给工程师了，再多提供些免费咨询。我发信息给彼得森，确认他已经和工程师打过招呼，而工程师知道我将打电话给他。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彼得森看到我在为他的事操心。
这个过程真有意思。不过，如果我们不再捉迷藏，而是真的开始一起工作（最好是我能得到报酬的工作）那一定更有意思。我只花了几个小时来做这些事。这种体验有点类似于既当老师也当学生。同样，我再次验证了供求关系的永恒真理，尽管我只是站在建筑行业的底层。
虽然彼得森已经预先告知建筑工程师哈尔沃森，但接到我的电话时，他依旧显得很吃惊。我们约好第二天通过电话详谈此事。
第二天上午，我和工程师开电话会议。尽管我认为面谈更易于全面思考解决方案，但他不可能和我见面。我怀疑他只看过建筑师的图纸，而且他认为现在进行现场勘察毫无必要，毕竟图纸上说得已经很详细了。
我把问题和解决方案简单叙述了一下。他也同意需要拆除墙边的支撑结构。于是，我说出了我的解决办法：“我们可以重建承重结构，建一个带有屋脊横梁木的三角形桁架。在山墙那一侧，我们将横梁放在一个洞里，四周砌上砖。在另一侧，我们把横梁放在楼梯井墙面上的一根柱子上。”“这样应该能奏效，对吗？”
思索片刻后，哈尔沃森表示同意。“唯一的问题是，在我们拆除原来的支撑结构后，这些椽子的力量就会被削弱，因此需要加固。”他说。“是的，”我说，“我们可以黏合并钉上一些2厘米×9厘米规格的木板，加固它们。然后再在原先那些椽子的基础上，添上新的椽子，让屋顶的椽子数量成倍增长。这些椽子也使用2厘米×9厘米的规格。”
他想使用Kerto（克托）品牌的横梁。我告诉他，2厘米×9厘米规格的就可以了，但他得计算出需求的数量。我们需要用C30质量的椽子，与普通的C24质量的椽子不同，这种椽子要坚硬得多。地面上需要动工的地方也是如此。这种木材价格公道，非常合用。“是的，当然。”他说。
我们一步步达成了一致。“为了方便把新的椽子倚靠在支撑墙上，我们要在下面垫衬一块2厘米×9厘米的木板。我们把它架在墙上，这样它就能承重了。”
他同意了，但他说需要再测算一下是否需要两块木板。“那么就能拆除原来的支撑结构了，对吗？”
可以，这个答案让我俩都很高兴，但我还没有说完。“如果我们能把横梁移到屋脊一侧，那么客户就能得到一个更佳的夹层布局。那就无须将横梁及其下面的支柱安排在那一侧，可以把它们安排在上楼的台阶区域。屋顶中央下方的过道区域很高，因此，如果因为那根横梁让净空高度变低，那就太遗憾了。楼梯的弯道必须置于屋脊的正下方，因为不能让它挡住通往楼梯井的那扇门，而那扇门并不在屋脊的正下方。”“当然。”现在他又活跃起来了。
很快这个解决方案就被他采纳了。他大致说明了一下，那根横梁需要延伸到离屋脊多远的地方。他还花了一点时间解释，如果我们以那种方式移动横梁，会对屋顶施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临界点会出现在哪儿，哪儿的负荷更重。“除此之外，我今天学到了不少新知识。”我说道。
哈尔沃森心情也不错。现在他似乎很喜欢和我交谈，他甚至还有时间跟我聊点别的。我们又聊了一些关于建筑业的事情，还聊了会儿人生，然后才在电话中相互道别。
现在他将做一份图纸，把它交给建筑师赫洛夫森，赫洛夫森会将新的方案整合到施工说明书中。
今天是星期五，是个好日子，晚上我想给自己放个假，明天再研究那些预算价格。明天，明天和今天只隔着一天。
［8］酒吧里的伙伴们
我洗了个热水澡，用了许多香皂，还修剪了指甲。卡积沙斯的那个工作弄得我这几天都脏兮兮的。我们做了大量的拆除工作。那些尘土仍然留在我的毛孔里、皮肤的缝隙中，无法全部除去。我尽可能地把手搓洗干净，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喜欢我的双手，上面有我多年辛劳的痕迹，依稀可见时光荏苒。我手上有好几处伤疤，但都不大，所幸每根手指都完好无损。这是一双木匠的手。我的皮肤很硬，但没有起老茧，我已经很长时间没长老茧了。我手上的皮肤如同一层薄薄的工作手套。由此可见我过往的生活。我想，我的手和我的生活轨迹非常吻合——我干了些什么，正在干什么。我的手就是我手艺的证明，是我的个人简历。
钣金工和砖瓦匠都有着强壮的双手。钣金工常常使用钳子，常常会被锋利的金属刀割伤，这点很容易看出来。泥瓦匠得搬运各种材料，扛起沉重的水桶和麻袋。水泥、灰泥和灰浆可不是润肤霜，他们更像一种特殊的磨砂膏。和这些业内人士相比，我算是有一双细致美观的手了。
我喜欢待在泰迪的酒吧里，这里就像我的第二起居室。那天下午我早早就过去了，正好是喝杯啤酒、吃个汉堡的时间。约翰、埃斯彭、克里斯特都坐在酒吧的角落里。无须特意安排，我总能在这里见到朋友和熟人。
之所以选择去一家好一点的酒吧，理由就是你能在那里找到好伙伴。但知音难觅，所以你得耐心一点。不过，我就在这家酒吧中找到了最好的伙伴。来这儿的朋友们不太在乎吧友的社会地位或个人背景。我们的交谈会随着话题而转移，而并非取决于说话的人是谁。我们可以海阔天空地闲扯，不会有人因为预期不同或者存在某种思维定式，而对你妄加评判。
今晚站在吧台后的服务生是恩格尔和本特，鲁内在厨房里忙活着。他们和酒吧的吧友一样，都是我的好伙伴。每当鲁内烹饪的时候，我都会点一份辣椒汉堡。他的辣调味酱不错，偶尔我还会点双份。
克里斯特在信息技术行业工作，埃斯彭是一个为音乐会和赛事活动服务的装配工。我不太了解约翰做什么，尽管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在这家酒吧里聊过无数回了。他在奥斯陆上班，是阿克什胡斯大学（Akershus University）的管理员或者讲师。我在他们身旁坐下，开始聊工作、书籍，各种闲聊。
斯诺尔来了，他是一位丹麦木匠，受雇于一家大型公司。尽管我们的职业相同，但我们就像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上干活儿。我做的是阁楼改建，而他在市中心的大型建筑点工作。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那就是，我自己做生意。我们各自的星球沿着各自的轨道运转，但有时这两条轨道离得很近。我们都有一双木匠的手，每当大风扬起阵阵尘土时，我们也都会感到寒冷。
斯诺尔穿着工作服，他住的地方离这儿挺远的，如果回家换完衣服再出来的话就太麻烦了。当他穿过大门，走进温暖的房间时，他已经顶着风沙在光秃秃的、没有窗的混凝土墙体之间辛勤劳作一个星期了。此刻他需要的是一次淋浴、一张沙发，所以如果他想来这儿，得干完活儿后直接过来，因为喝啤酒、见朋友很重要，而淋浴和沙发可以等等。斯诺尔和我都觉得天气越温和越好，这周末-8℃～-10℃是不错的，如果-20℃就太冷了。
一个小伙子走到吧台前点单。他瞅了瞅斯诺尔，注意到了他穿的衣服，说道：“你是不是干完活儿就直接来了？还穿着工作服啊。”
他兴高采烈地开着玩笑。我猜也许他想招惹一下斯诺尔。他打趣道，丹麦人会在午餐时间喝巴伐利亚啤酒。“喝了酒后下午有什么感觉？1米还是1米，1厘米还是1厘米吗？”
啊，没错，丹麦工匠会在干活儿时喝酒。斯诺尔瞟了他一眼，又望了望和他坐在一起的那群人。他跷起大拇指向肩后指了指。“你们是今天发了工资，所以来这儿喝一杯吗？”他说。显然是这样。“你们都穿着工作服？我是说，你们怎么像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是因为办公室有着装规则吗，还是怎么回事呢？”
这次，他的确在等对方回答。那个家伙有点莫名其妙。斯诺尔抛下这个没人回答的问题，回过头来看着我们。那个家伙拿了啤酒，回到自己那一桌，我们又清静了。“我是不是傲慢了一点？”斯诺尔说。
也许有点，但那个家伙显然更傲慢，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察觉。就算有人要取笑丹麦工匠，以及他们喝酒的习惯，那也只能是我们——他的伙伴，而不是像他那样一个爱挖苦人的办公室职员，一个谨守着装规则不敢造次，而自己对此浑然不觉的家伙。
我们继续聊天，话题转到了建筑行业上。现在做这行的人也许算不上是健康模范，但过去从事建筑行业的人酗酒更厉害。我是他们几个中的元老，我随口讲了几个故事：20世纪80年代，我刚入这一行时，很多人会在工作时喝醉，我得去把醉倒在空铲车里的工友叫起来。我们聊了一些这样的事情，没有特别提到喝醉的丹麦人。
时代变了，现在你很少听说，有人会在搭脚手架时喝得醉醺醺的，或者在操作危险的机器时喝多了。然而，我还是忍不住想，如果现在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会怎么样？醉酒而丧失行动能力之后，他们会不会在寒冷的户外不幸丧命？从整个社会来说，戒酒人士的比例并未上升。因此，这些爱喝酒的家伙很可能退出这一行了，或者他们改变了自己的饮酒习惯，现在能做到工作时滴酒不沾了。我想对此一定有许多种解释，但有一个统计数据就能给出其中一个解释，即多少人请长病假。如果这个数据真的发生了变化，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拥有的日常生活空间变小了，我们的社会不再像过去一样容忍他们了。
一想到一个醉汉拿着圆锯的场景，我就不寒而栗，所以我绝对禁止工匠在工作场所饮酒。虽然我不希望他们在工作时喝酒，但是为了让工程顺利进行，就将那些爱饮酒的工匠一律排除在外也是有代价的。所有那些从前能被社会接受，而现在却被认为不妥的事情，莫不如此，白天饮酒只是其中一例。流水线工作对个体自由的容忍度为零，个体被规则和权威压得透不过气来，其结果是很多人不愿意工作了。因为现在对于工作，人们只付出70%是不够的，都要100%地投入工作。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么大的变化似乎并不重要。
但我仍然很高兴，至少现在当我搬运天花板瓷砖时，不必再担心空车会砸在我的头上。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工地上，这样的事时有发生。
斯诺尔和我们聊起了他目前干活儿的建筑工地，还有他那二三百个工友。他们使用的工作语言是挪威语和英语——工友们的语言水平相差很多，南腔北调的，此外还有手势。
斯诺尔拿出一张纸，这是他从一个工地中拿来的，在工地的每一扇浴室门上都贴着这样的纸。显然，这些工作间地下有水管，水管里的水有可能会冻住。所以，这张纸上写着：别关淋浴间的水龙头。这则告示在这张纸上用不同的语言写了十遍，最上面是挪威语，下面是九种不同的语言。一个德国人用德语评注道：少了德语。不知道是谁纠正了那条冰岛语告示的语法错误，把它改成了一个完整的句子。冰岛人是出了名地重视语法。
斯诺尔想要借此说明：并非只有在炼油产业或信息技术产业的开放式办公室里才拥有国际化的劳动力。考虑到他已经吹了一个星期的冷风，他的工作地点很可能比大多数开放式办公室更加开放。他还争辩道，多样化的语言也展示了开阔的视野和高容忍度。也许他说得对。那座建了一半的办公大楼就是一座巴别塔（Tower of Babel）。多样性和差异性带来了不少实际后果，不仅仅是语言方面的问题。
在各行各业的行话中，有很大一部分源于外语，并且已经成为我们日常语言的自然组成部分。我们的语言由此变得更丰富了，但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劳动力迁移会带来同样的影响吗？我们会将波兰语和立陶宛语中的词语，而不是德语和英语中的词语，引入我们的挪威语中吗？
实际上，处理语言差异问题挺麻烦的，特别是在我们的大型建筑工地上，这会导致技术性术语的使用大为减少。工友们要费上半天劲儿才能理解对方的意思，这种情况也非常普遍。不同的承包商的存在让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因为他们所提供的报酬和工作条件差异悬殊。不同的施工现场之间存在着语言、文化、专业度和社会方面等各种差异。
我主要做的是建筑业中的中小型项目，在我们负责的那块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尽管相比之下局面要缓和一些。语言问题给我们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很多中小型承包商的挪威语水平有限，无法完全看懂和理解图纸和项目说明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会根据自己有限的经验，连蒙带猜地进行施工，有时会产生一些非常奇怪的施工方案。
对许多来自国外的工匠来说，自己开公司也许意味着实现自己的独立梦想，或者仅仅是给自己找一份工作。他们开出了非常低的计时工资，但聊胜于无，或者说，比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中能开的价高一些。他们的动力就是坚持到底、不放弃，但在这种情况下，未必能保证高质量的手艺。
多个案例的事实证明，这样操作是有问题的，这没什么令人惊讶的，但50年后人们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就不好说了。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劳动力迁移和人口迁移涉及多个层面的问题。
一些手工艺传统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并且可以延伸到欧洲的外围地区，比如说我自己就是这样。这个圈子很小，我们得从更广阔的技术环境中借鉴，比如向采矿业、航运业、造船业等行业学习，向钣金工、纺织工人和建筑工人学习。我们的工匠到国外去学习，我们把国外的专家请来授课。我们相互学到了不少。在过去这种做法非常常见，现在仍是如此。
术语伴随着行业出现了。需要从阁楼上移除的支杆，在托尔肖夫叫“strevere”（挪威语）。这个单词还有“野心家”“机会主义者”的含义。这个词是我们常用的行话，它源于德语“streber”和英语“strive”（“奋斗”“努力”），而且很可能和现在涌现的那些新词一样，是工人们引进来的。建筑行业中有不少人在努力奋斗。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已经成为职业生涯中的一部分，让从业者努力奋斗、参与竞争、力争上游。而这种竞争行为源自我们在这座城市的巴别塔中所见识到的冷酷无情，所以这个术语很可能带有某种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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