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启超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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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试读：
序例
一、本书全部仿照西方撰写人物传记的体裁，记载讲述了李鸿章一生的事迹，而后加以论断，从而能够使后世的读者知晓其为人。
一、中国古代旧的文学体裁，所有用来记载人物事迹的，有的采用传记，有的采用年谱，有的采用行状，这些文体都只含记事，但是不予评论，其中有的会把对主人公的评价附在全篇末尾。然而夹叙夹议这种写作方式，实则由太史公司马迁开创，《史记》中的《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都是。后人的历史知识有所欠缺，不敢轻易学习太史公这种写作方式。著者不才，私自在这里附上本人认为合适的评论。
一、四十年来，纵观中国的所有大事，几乎没有一件是与李鸿章没有关系的。所以本人才为李鸿章作此传，而且特意采用近世的语言亲自来写。著者对于当时局势略微的一些个人见解，丝毫不敢隐瞒和避讳半分，意图不在于古人，而在于能够为后世之人提供一些启发。遗憾的是准备时间太仓促，甚至带的行李箱中连一本可供考证的书都没有，所以深知本书记录和讲述的内容中难免有错误。至于修补和纠正错误的事情，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一、在平吴之役这一战役中，记载了非常多关于湘军的事迹，似乎涉及了事情的枝蔓；但是湘军和淮军的关系极其烦琐复杂，如果不这样记载的话就不能够清楚地阐述当时的形势，希望读者能够原谅。
一、《中东和约》《中俄密约》《义和团和约》，本文都收录了它们的全文。因为关于李鸿章事迹的原因和结果与这些公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一点儿都没敢拖沓，尽快地把这些都记录了下来。
一、在中国有很多关于合肥人李鸿章不好的言论。著者与他，在政治上是公敌，私交上也不深，属于泛泛之交，但一定不会存心写一些冤枉他的言语。不过书中多为他解释的言语，与世俗的言论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差异的地方，本来记载历史就要秉持公平之心；否则的话，为什么要在书籍出版方面取祸呢！英国的名相格林威尔曾经斥责某个画工说“Paint me as I am”，说画像一定不要失去我本来的面貌。我撰写这本书，自信不至于会被格林威尔斥责。合肥人李鸿章如果知道了，一定会在黄泉之下微笑着说：“这小子懂我！”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著者自记第一章绪论
天下只有庸常之辈既不会受责备，也不会得到赞誉。如果一个人能够让全天下都恨他，那么他就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奸雄；如果一个人能够让全天下的人都赞美他，那么他则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豪杰。虽然天下有很多人，但是其中庸常之辈占了绝大多数，非常之人不到百分之一，用普通人的标准来评价非常之人，靠谱吗？所以誉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欺世盗名之徒；谤满天下的人，也未必不是伟人。俗话说：“盖棺定论。”可我却发现有些人死了几十年几百年，还是没有一个确定的评价。说好的还在说好，说坏的还在说坏，后世的评论者即使想要评价一番也没有可以借鉴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被千万人赞扬，但诋毁他的人也不下千万；夸他的人把他捧到极致，骂他的人也把他贬到一文不值；他今日所受到的诋毁恰好可以抵消从前得到的赞誉；他所得到的赞誉也足够与他所受的诋毁相抵偿。能够做到这些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答：这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超乎寻常的人了！他是大奸之徒还是超乎寻常的英雄豪杰，姑且先不要去谈论，总之，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不在他的位置上的人所能够看得清的，也不是庸人可以信口雌黄的。如果你明白了这些，就可以读一读我写的《李鸿章传》这本书了。
我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我痛惜李鸿章的胆识，我伤悲李鸿章的遭遇。李曾经被派遣出访欧洲，到了德国，去拜见前宰相比斯麦（今译为俾斯麦），询问他说：“作为朝中大臣，想要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是朝廷里有很多政见和自己的不相符，他们群体联合起来想要牵制我。碰到这种情况还是想要实现自己的志向，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比斯麦回答说：“最主要的在于得到君心。你单独占有君心后，还有什么事是不能做的呢？”李鸿章说：“譬如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的君主不管是谁的话都会听；位于关键位置的大臣和君主身边的贴身侍从等，这些人经常假借君王权威挟持大局。如果遇到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办？”沉默良久，比斯麦说：“我们作为朝中大臣，用最虔诚的心担忧国家，大概到最后没有不能得到君心的。只有与妇人和孺子一起共事，则可能不会这样。”听后，李鸿章若有所思的样子（这段话根据西方报纸翻译出来，平常用华文登载在《星轺日记》上的那些内容，因为有所忌讳所以不敢全部写进去）。呜呼！我看到这里，而知道李鸿章胸中好像积郁着石块，满腹牢骚抑郁，有的不是旁观者所能明白的。我之所以责备李鸿章就在于此原因，我之所以体谅李鸿章原因也在此。
自从李鸿章这个名字出现在世界上以来，五大洲很多国家的人士，几乎只见到过李鸿章名号，却不知道有中国。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李鸿章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代表人物。听甲国人来评论乙国的事情，必定不能得到事情的真相，这道理本来就不必用过多言语解释，但是总而言之，李鸿章还是中国近四十年来第一重要的人物。读中国近代历史的人，一定不能不谈论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的人，也一定要查看中国近代史。这是有识之士都能认同的。所以我今天所写的这本书，也可以称为“同光以来大事记”。
不仅如此，凡是一国今天的现状，必定与这个国家之前的历史是相呼应的，所以之前历史是当今现象的原因；当今发生的现象是历史的结果。依我看李鸿章和今天的中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那么深厚，要想谈论李鸿章这个人物，一定要以洞察世事的眼睛，观察中国数千年以来政权动荡和变迁的大势、民族势力暗中的此消彼长和李鸿章在世时中外交涉的隐情，如此来得出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孟子说：知人论世。况且这世道都不能那么容易谈论，人哪是那么轻易就能了解的呢？
当今中国的俗论家，往往都是以剿灭太平天国等北方起义兵团来作为李鸿章的功劳，将数次与列强和议列为李鸿章的罪状。我认为只说这两件事，功劳和罪状的定义未免不太妥当。昔日比斯麦曾经对李鸿章说：“我们欧洲人以能够打败不同国家的人为功劳。同一国家的人自相残杀来保住一种姓氏，欧洲人不认为这是什么可骄傲的事情。”李鸿章剿灭太平天国等北方起义兵团，就好比兄弟之间分割家产，哥哥杀害了弟弟。这种行为还能称为功劳，是为兄弟们所惧怕的。再说国人们都对国耻愤怒，十分痛恨和议的事情，就把这所有的怨恨都聚集到李鸿章一个人的身上，虽然这件事并不是没有原因，但是如果反过来想想，一八九五年二三月、一九○○年八九月之交的时候，假使把议论李鸿章的人放在他的位置上，那么他们处理的结果能够比李鸿章处理得更好吗？把这些统统归罪于李鸿章一人，只是那些看客和笑骂者逞一时口舌之快而已。所以我所谈论的李鸿章对于中国的功劳和罪过，正是其他方面。
李鸿章已经去世了。外国人谈论他，都认为李鸿章是中国最厉害的人。又说：“李鸿章之死，对于中国今后的全局来说，一定是很大的变动。”李鸿章到底能不能称得上是中国最厉害的人，我不敢随便说；但是要光看现在朝廷五十岁以上的人，能够做到三四品以上的官员，没有一个是能赶得上李鸿章的，这是我能断言的。李鸿章之死与中国全局是否有联系，我不知道；但是要说当今政府失去一个李鸿章，就像老虎失去帮助它的伥鬼，瞎子失去帮助和指引，前途岌岌可危，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发生，这又是我敢断言的。但是我希望外国人相关方面的言论都不是真的。如果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我们中国这么大，却只依赖李鸿章一人，那么中国怎么还能重新兴盛起来？
西方有一句人们常常讲的很有哲理的话，是这样说的：“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像李鸿章这样的人，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即使这样，他也只能称得上是被当时局势所造就的英雄，而不是能够造就时势的英雄。被时势所造就的英雄，只是寻常的英雄而已。天下这么大，古往今来，那么长的时间，哪个地点、哪个时间没有时势呢？所以当我们读完一部“二十四史”，会发现像李鸿章这类的英雄，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如果要说造时势的英雄，放眼望去，数千年都难得遇到一个。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总是沿袭老一套，缺乏创造和革新，所以最终不能大放异彩来震惊和照耀世界的原因啊。我著写这本书的时候，心中不断萦绕着这种感想。
史家有对霍光的评论，惋惜他不学无术。我认为李鸿章之所以不能成为非同寻常的英雄，也只不过是因为这四个字罢了。李鸿章不了解治理国民的原则和道理，不通晓世界发展的大的趋势，不知道政治的根本原理，正赶上19世纪这个物竞天择和不断进化的世界，却只想靠着缝缝补补小的漏洞来弥补，图一时的安宁，而不去致力于扩张和培养国家和人民的实力，想要将国家处于实力道德皆完备的现实，却仅仅捡来西方的一些皮毛，只是一味地汲末流之水却不思其本源，于是这样自己就满足了。更糟糕的是，凭借一些小聪明和小伎俩，想要和世界上那些著名的大政治家相角逐，把丰厚的大的利益让给他们，却争取一些鸡毛蒜皮的小利益，不是不能做到鞠躬尽瘁，可是又会有什么成就呢？孟子说：“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大概他说的就是这类人吧。李鸿章晚年时期一次次的失败，都是出于这个原因。即使是这样，这又哪是什么足够值得深深责备的呢？他李鸿章本来就不是能够造就时势的人。每个平凡的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都会被这个社会数千年存留的思想、习俗、道义、伦理所束缚，自己却是不能也无法从中脱离的。李鸿章没有生在欧洲却出生在了中国，也没有出生在今天，而是出生在了数十年之前，先于他出生的前辈、和他一起出生的同辈，甚至连一个有能力、能够造就时势的来引导他或者帮助他的英雄都没有。既然这样，我们可以说那个时代，那个地方所孕育出来的人物，充其量也就是这样了，本来就不能算是李鸿章一个人的错误啊。又考虑到他所遭遇的一些事情，再加上他的好多志向并没有完全得到实行，所以我这才说了敬重李鸿章的才干，痛惜李鸿章的胆识，伤悲李鸿章的遭遇。但是此后有继承李鸿章的后起之秀吗？时代的局势既然已经变了，那么造就英雄的时代基础自然也会改变，希望千万不要再拿我所说的宽恕李鸿章的这些原因来自我饶恕了。第二章李鸿章之位置
●中国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本朝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如果想要评定李鸿章这个人物，那么我们论述李鸿章生活和居住的国家，和他出生和成长的时代的时候，有两件事不能不仔细研究：
第一件事是：李鸿章居住的地方，是有着数千年的君权至上、君主专制的国家，而此时又恰好正值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发展到巅峰，到达鼎盛极点的时代。
第二件事是：李鸿章居住的地方，是满洲人入主中原华夏后建立的国家，而当时又赶上各民族混合生活已经很久了，汉人的权利逐渐初始恢复的时代。
那些评论的人们动不动就说：“李鸿章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很有权势的大臣。”我不知道那些评论者口中所说的权势之臣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对权势之臣的定义是怎样的。但是，如果要是拿李鸿章与汉代的霍光、曹操，明代的张居正，和与他时代相近的欧洲、美洲、日本等所谓的立宪君主的大臣们相比较，那么他的权力必定和他们的是迥异又不相等同的。假使李鸿章果真是他们口中所说的有权势之臣，再来看古代的中国有权势之臣独断专横，作威作福，挟持威胁君主，天下人都惧怕他们，他们甚至都威胁到江山社稷。但是李鸿章却努力为君国而忠直谏诤，忠心耿耿，甚至都不顾自身，完全不考虑个人得失，这可以称得上是纯粹的忠臣了。假使李鸿章果真是他们口中所说的有权势之臣，再来看近代各国有权势之臣都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采取措施改革朝政，做事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丝毫不会避讳别人的怨恨和闲话，但是李鸿章却萎靡不振，因循守旧，害怕头害怕尾的，没有什么大的成就，这样的他也只能算是庸臣了吧。虽然话是这样说，但是李鸿章所处的环境还是有很多与那些人完全不相同的。我试着和读者一起明察事物，洞察奸邪，罗列证据，从上到下，由古至今，放到一起来谈论。
中国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国家，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这种专制政治体制，也是遵循着进化的天理，渐渐发展，直到今天这个时代，完善程度终于达到极致。所以那些有权势的大臣们的权力，迄今为止已经被剥夺得所剩无几。让我们追溯到春秋战国的时候，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齐国的陈田，他们是历史上有权势的大臣里最为出色的。当时采用的是纯粹的贵族政体，大臣对于国家来说，是万人里挑千人，千人里挑选百人，枝杈强壮却伤及了树干，这样的发展趋势是必然的。再回顾两汉时期，天下统一，中央集权的政体已经在渐渐萌芽，但是它的根基还没有稳固，所以外戚发动侵略的这类祸端特别严重。霍、邓、窦、梁这等人的动乱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发生，气焰很盛。王氏趁此机会甚至盗取了皇权，但这一时期大体上仍然还保存着贵族政治发展的余波。如果不是有着巨大功绩和非凡经历的人，是不敢觊觎朝廷大权的。范晔在他所写的《后汉书》里谈论张奂、皇甫规这些人的时候，说他们的功绩占了全天下的一半，声名远扬四海，他们的举手投足，足以影响朝廷的意见。但他们还是谦卑谨慎，不存二心。把这一结果归功于推行儒术的功劳，也是当然的事情。但那时贵族掌握大权的风气还没有衰落，所以那些不是贵族的人，丝毫不敢有非分的想法，也是原因之一啊。这是有权势的大臣里的第一类。等到到了董卓之后，英雄豪杰各地蜂拥而起，曹操趁着这个机会来窃取皇位，凭借着武力而能够成为有权势的大臣。这种夺权方式从曹操开始，此后的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这些人，都是遵循着曹操的轨迹。这些是有权势的大臣里的第二类。再比如说秦代的商鞅，汉代的霍光、诸葛亮，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等人，都是出身于平民百姓，没有什么靠山，而是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得以结交君主才为世知晓的。被君主委以重任，接受封官，并得以施行他们的志向，全国上下都听命于他们，在一段时期内，权臣的权力大到极致，几乎具备了近代君主立宪国家里大臣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有权势的大臣里的第三类。在此之下，就是靠着用花言巧语和媚态伪情来迷惑、取悦君主，表面献媚，暗自里却偷偷滥用国家权力，残害和荼毒百姓的那一类了，比如秦朝的赵高，汉代的十个常侍，唐朝的卢杞、李林甫，宋朝的蔡京、秦桧、韩侂胄，明朝的刘瑾、魏忠贤，他们残害百姓，贪污腐败，做的坏事数不过来。这是有权势的大臣里的第四类。以上的四类，中国数千年以来的所谓的有权势的大臣，大概全部就是这些了。
进一步来谈论这些，越是古代那么掌有权势的大臣就越多，越是近代那么掌有权势的大臣就越少。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有权势的大臣数量的减少和增长，是与专制政治体制的进化成相应比例的，而中国的专制政治之所以会那么发达，其中有两大原因：一点是因为教义禁锢和束缚人们思想，另一点是因为封建君主的统治和管制。孔子鉴于周代末期贵族跋扈的弊端，思考遵奉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以此来安定天下，因此对权在朝臣的现象痛心疾首，著述立言，反复再三地阐明思想。汉朝建立后，叔孙通、公孙弘这些人改进儒家思想，以此来树立君主的权威。汉武帝推行儒家六艺，罢黜百家，一心通过这些措施来教导天下百姓，尊卑的分辨日益严格，由此世人才开始把权臣当作是政治治理上的弊端。从那以后的两千多年来，都把这种思想作为国民教育的中心内容。宋代的贤良之士更是大肆发扬它的影响，此思想的基础更加牢固。凡是缙绅知识分子和上流人士、洁身自好的人等，没有不战战兢兢的。这种思想既然已经深入人心，自然能够消除那些枭雄心中飞扬跋扈的想法，被束缚在名教里乖乖遵规蹈矩。汉代的诸葛亮，唐代的汾阳，还有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甚至是李鸿章，他们的行为处事都是拜这一思想所赐。再说历朝历代的君主，学习借鉴兴盛和灭亡的原因，思考修补挽救的方法，所采取的办法一天比一天缜密，所以贵族把持大权的现象到了汉代就消失殆尽，没有了。汉代的光武帝、宋代的宋太祖对待功臣，俸禄等待遇都十分丰厚，却解除他们的兵权；汉高祖、明太祖对待功臣，铲除自己心中怀疑的人，灭杀其整个家族。虽然他们宽容度、忍耐度的做法不一样，但是通过削弱他人权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样的思想都是一样的。到了近代，天下都统一为实行郡县制，得到土地不再通过世袭，内外彼此之间都互相牵制，况且天子还手拿长鞭，像对牲畜一样使唤他们。即使担任侍中高官十年之久，即使开疆拓土千里之大，一纸圣旨早上传下，傍晚就会立即解除印绶，束手就擒，任人摆布，和普通百姓没有什么两样。处于重要地位的人没有几个能够幸免的，他们只能用不要持有过重的权力、保证能够全身而退来劝诫和勉励自己了，这岂是一定比古人性格善良吗？也就是大势所趋，被现实逼迫的罢了。因为这两个原因，狡黠圆滑的人都会有所顾忌，不敢放肆，天下稍稍得以安宁一些。洁身自爱的人，心中常常怀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不想使自己处于受人猜疑的境地，即使事关国家大事，就算明明知道这件事的意义并且应该当仁不让，也不敢力排众议，忤逆君主之意使自己处于风口浪尖之中。有一句谚语是这么说的“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全朝廷的所有官员都是遵守这个原则的，这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这个行为准则的由来是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
等到了本朝，又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本朝廷曾经是东北的一个部落，崛起发达，入主中原，凭着数十万的外族人，驾驭着数万万主流民族的居民。他们不可能不存在满汉之分，势必要分出你我彼此，是现实的形势所致使的。滇、闽、粤三地曾经任命投降的将领作为知府，却形成尾大不掉朝廷难以控制的局面，朝廷竭尽全力加以改变后，威权才开始完全被朝廷控制。此后这两百多年来，只有满族的官员可以成为权臣，而汉族的官员里没有掌握权势的大臣。
像是鳌拜，像是和珅，像是肃顺、端华这些人，差不多可以和前朝的权臣相比的，他们都是满族人。统计每次军队军事行动，像平定三藩，平定准噶尔，平定青海，平定回部，平定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定西藏廓尔喀，平定大金川以及小金川，平定苗族，平定白莲教、天理教，平定喀什噶尔，出兵十几次，用的都是旗人的军队，任用亲王贝勒或者满族大臣来率领军队。日常的情况，朝廷内部的重要职位，外派委任的地方主官，汉族人只是凑数补充而已，对于政事没有什么发言权。比如顺治、康熙年间的洪承畴，雍正、乾隆年间的张廷玉，虽然职位很高，个人声望很大，然而实际上只是一个摆设而已，有名无实。剩下的百余号同僚，更不值得一提了。所以说咸丰帝以前，将帅、丞相等这一类的重要职位，汉人从来就没有当上过（将领里有一两个，也是加入满族的汉人）。等到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发动起义，赛尚阿、琦善这两个大学士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率领着八旗精兵远征，拖延贻误了战机，令敌方扩张了实力，到这时才开始知道旗人军队不能用，委派、任命汉族人执掌军事，于是就从这里开始了。所以金田一战，实际上是满、汉两族权力削弱和增长的最开始的重要关头。等到曾国藩、胡林翼在湖南、湖北起兵，成为平定江南的中坚力量，即使这样，朝廷仍然任命正白旗的官文大臣，以大学士的头衔当钦差大臣。在当时的情况，朝廷虽然不得不依靠重用着汉族人，然而怎么能一下子就对汉人推心置腹呢？曾国藩、胡林翼费尽心思取悦朝廷派来的官文，每当有军事上的事情上奏朝廷时，一定会让他领头签署。遇到论功行赏的事情，或者向朝廷上报胜利的消息，也一定要等到官文过目后才发出去，这种形式上的谦虚虽然值得敬佩，他们的良苦用心也是很可怜的。试着去读一读《曾文正集》，自从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曾国藩就战战兢兢，好像有芒刺扎在背上一般坐立不安。就算是曾国藩这样学识渊博、修养深刻的人都是这种感觉，更何况是李鸿章这个自信力还不如曾国藩的人呢。所以我才说，李鸿章所处的地位，是和诸汉的霍光、曹操，明代的张居正，和与他时代相近的欧洲、美洲、日本等所谓的立宪君主国家的大臣们，有着迥然不同的地方，是当时的形势导致的。
姑且可以谈论李鸿章的地位，但是更需要或者说是不能不明白的是中国的官僚制度。李鸿章曾经担任过的职务，有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以及直隶总督。从表面上来看，李鸿章可以称得上是位极人臣了。然而，清朝自从雍正皇帝以来，政府的实权都掌握在军机大臣手中（虽然自从同治皇帝以后，地方总督巡抚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是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而是因人而异的，不是所有的都一样）。
所以一国政治上的功劳和过错，军机大臣应当负其中责任的一大半。虽然李鸿章当总督巡抚时候和寻常的总督巡抚不太相同，至于列举近四十年的政治失误，都归罪于李鸿章一个人，那么，对李鸿章肯定也有不公平的地方。试着列举同治中兴以来的有实力的军机大臣如下：第一文祥、沈桂芬时代同治初年第二李鸿藻、翁同龢时代同治末年及光绪初年第三孙毓汶、徐用仪时代光绪十年至光绪廿一年第四李鸿藻、翁同龢时代光绪廿一年至光绪廿四年第五刚毅、荣禄时代光绪廿四年至今
说明：就这个表，也可以看出满汉权力削弱和增长的一些情况。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之前，汉族人没有真正执政的，文祥大学士提拔沈桂芬，实际上是汉人执掌政权的开端。他们后边是李鸿藻、翁同龢，接着是孙毓仪和徐用仪两个尚书，他们这些人的实际能力且不谈论，重要的是，同治以后，不仅仅是地方大臣中汉族人占了一大半，即使在中央核心部门，汉族的实力也骤然增加了。自从戊戌八月之后，形势又是一次很大的变化。这其中的内幕，说来话长，因为跟本书的内容主旨关系也不大，所以在这里就不详细讨论了。
由此来看，这数十年来和李鸿章一起共事的都是些什么人，就可以知道了。这些人是不是贤德的人，是不是满腹才学，在这里我们暂且先不细细讨论，最关键的，他们都不是和李鸿章同样的心思、同样的努力、同样的见识、同样的信仰、遵循同一个主义的人。李鸿章当时对比斯麦说的话是有根据的吗？他的话是有根据的！又何况那些军机大臣里还有一些只会盲目听从信奉朝廷旨意的，唯唯诺诺，这是我为李鸿章感到悲伤的原因。我在这里说的这些话，并不是有意偏袒李鸿章，或者说是为李鸿章开脱，即使李鸿章果真是有实权的，能够尽情实行自己的志向和政策，我敢断言他可以取得的成就也绝对不会远远超过今天的成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李鸿章本来就是没什么学问和才识的人。假如李鸿章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豪杰，那么凭借着他在朝廷中本来有的地位，怎么会无法继续获取更好的官位，在天下广泛根植自己的势力，通过这些方式来期望在天下施行他的政策呢？像格兰斯顿、比斯麦，他们这些人在施行自己的政策的时候难道前方就没有阻力吗？所以想为李鸿章当辩护的人也很困难。虽然是这样，如果把中国施行政治的错误全都归罪于李鸿章一个人，李鸿章本人虽然没有什么可值得同情的，但那些掌管政治、贻误国家发展的朝中的内阁大臣，反倒是有了可以推诿的理由，用这些话来辩驳他人，来逃脱自己的罪责，而我们全国上下，四万万的百姓中放弃国民该承担的责任的人，也不会再知道自己的罪责在哪里。正是因为我看到李鸿章在国家中处于这样的境地，所以不得不来为他反复辩论。至于他的功劳和罪过，以及这个人的人品和才干到底是怎样的，敬请读者翻阅本书后面对他的谈论。第三章李鸿章从政以前及当时中国之形势
●李鸿章的家世
●欧洲势力的东扩
●中国发生的内乱
●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关系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合肥县人。父亲名叫李进文，母亲姓沈，他们一共生了四个儿子，李瀚章做官做到两广总督，李鹤章、李昭庆都投身军旅并且在军队立下战功。李鸿章在家中排行老二，出生于道光三年癸未（西方算法是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初五。李鸿章自幼在普通的私塾接受教育和学习，学习科举应试文章，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进入了翰林院，当时正值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李鸿章出生的那一年，正好赶上法国大革命的风波和浪潮刚被平息的时候，绝世英雄拿破仑落荒而逃，被流放后死在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异国孤岛上。西欧大陆上发生的波澜，既然已经被平息，欧洲各个国家没有再想着要互相侵略和掠夺，而是专门治理本国事务，养精蓄锐，将战略目光瞄准东方，希望可以在东方大肆掠夺。于是封闭了长达数千年之久的统一国家——中国，逐渐发生了好多麻烦。与俄罗斯在北部签订的伊犁条约，被俄罗斯人单方面撕毁；鸦片战争，在南方遭到英国人的挑衅。当时真称得上是多事之秋，正是全国上下需要用人才的时候。再加上瓦特新发明了蒸汽机，大型的轮船舰艇可以远洋航行，冲过惊涛骇浪，拉近世界的距离，即便是远隔天涯也像是邻居一样近；苏伊士运河终于开凿成功，一下子拉近了东西方的距离，西方势力越来越强大，东方大国越来越衰败，西方势力逐渐侵入东方，席卷之势如万马奔腾、大海澎湃，像是飓风，像是狂怒的浪潮，啃噬着海岸，击打着悬崖，黯淡了日光，侵蚀了月亮，怎么阻止也阻止不住，怎么抵抗也抵抗不了。因此自从李鸿章出生以来，实在是中国打开国门、和世界开始产生联系的时代，也是中国和这个世界交涉得最艰难的时代。
回过头看国家内部的实际情况，自从乾隆皇帝以后，表现出盛极而衰的趋势，百姓民不聊生，民力凋敝，官吏骄纵蛮横，国内每天都发生很多麻烦事。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的时候，湖南、贵州一带苗民发动乾嘉大起义；嘉庆元年的时候，白莲教兴起，迅速蔓延到五个省份，前后九年，（嘉庆九年）为平定此次叛乱共耗费军队费用高达两亿两白银，花这么多钱才仅仅是刚刚控制住形势而已。与此同时海上大盗蔡牵等人，把贼窝安在越南，时常侵略和骚扰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方，十分放肆地蹂躏百姓，等到了嘉庆十五年（一八一〇年），才能够铲除他们。紧接着天理教的李文成、林清等又迅速兴起，扰乱山东、直隶一带；陕西也有万行五变乱的警报。在道光年间又发生了回疆张格尔的叛乱，边境受到了很大的扰动，官兵军队出兵用力出征讨伐，持续了整整七年才平定。这样看来嘉庆、道光年间，国家实力凋敝，民心极其不稳，但是全朝廷上下都是些醉生梦死的人，文武百官还都在贪图安逸享乐，对下层的水旱灾害等都不予理睬，整天歌舞升平，唯唯诺诺，维持着表面的一团和气。有识之士都在担忧着国家。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流血的历史。那些所谓的人才，也是杀了别人后才有的今天。纵观古往今来的那些大事，只有乱世才会产生英雄，安定和平的世道是没有英雄出现的。事情发展趋势就是这样。到了道光至咸丰末年的时候，那些被认为、被称作英雄的人，都是磨刀霍霍，等待时机，盼望着改朝换代的人。自中国这个国家被建立以来，没有中国人民参与国家朝政的范例，百姓就是被官员欺凌压迫的一种存在，官员们霸占着政治，肆意妄为，百姓却没有申诉的途径，百姓用来反抗的方式只有两种，往小了说是罢市，不做生意了，往大了说就是作乱起义了，这是被逼的没办法了在事实面前采取的无奈之举。因此人们将改朝换代，更姓受天命看作平常事；失败的人就落草为寇，成功的人就可以称王称霸。汉高祖、明太祖，二人做皇帝之前都出身于市井无赖，今天我们眼中的盗贼，可能就是明天的神人、圣人，只有厉害的强大的人才会永远被人尊崇，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这样的想法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后，因为所有人心里都存留着这样的想法，所以历朝历代民间揭竿而起，起义的事情在史书上常常会看到。这中间国家安定团结的数十年里，也只不过是经过上次的祸乱和屠杀之后，人们心里十分厌烦，又正好赶上人口不多，谋生变得容易了一些；或者是君主、宰相管理百姓确实是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拿一些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获得民望，靠着做一些小事情来缝缝补补，只是图得国家一时的安定罢了。实际上，国家内部的深层隐患从来都没有消除过，没有斩草除根，稍微一不留神，看见一点儿缝隙，就立即重新猖狂起来，所以中国数千年来流传下来的历史，实际上是以血流充斥、用肝脑点缀的历史。说这些话也没有什么好隐讳的。清朝自关外兴起，进入中原当上主人，我们的国民在自尊自大的态度和蔑视其他民族的心理作用下，当然心里不能舒服，所以当明朝灭亡之后，他们幸存的子民们就立即秘密结社，构建党会组织，以此希望能够光复汉人的王朝，二百多年来都没有剿灭干净，分散分布在全国十八个行省里，哪个地方都有。在之前虽然屡次有一些煽动造反，可是因为有英明的统治者相继出现，所以没有一个最终能够成功的，郁结积累得久了，最后一定会爆发的。等到了道光、咸丰两代之后，朝中为官者们都十分平庸、低劣，不值得畏惧，官员的问题已经是所有人都清楚的事情。国家政治里的错误叠加堆积起来，国家的一些耻辱纷纷席卷而来，怀有爱国热情的人想要一扫污浊之气来建立新的环境和社会，狡黠的人想要趁机得到一些利益，心怀非分之想，这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形势使然”。后来的一代英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他们的事情就都趁机发生了；于是一代英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他们也都趁机崛起了。
李鸿章一开始是靠着地方向国子监贡入学生才得以进入京城的，因为自身的文学素养被曾国藩看中，所以李鸿章就拜了曾国藩为老师，二人朝夕相处，曾国藩讲授，李鸿章学习言辞、文章的含义和观点，还有治理国事的学问，他一生都得益于这段时间的学习。等到李鸿章进入了翰林院，还不到三年，就赶上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洪秀全身为一介匹夫揭竿而起，开始在广西起义，仅仅用了两年多，就攻打和占领了全国的一半，中国东南的一些有名的城市，一个接着一个地沦陷，这个国家的统治眼看着就要土崩瓦解了，君主的统治岌岌可危，惶惶不可终日。当时李鸿章刚好在他的安徽老家，辅助安徽巡抚福济和工部侍郎吕贤基处理军事问题。那时候庐州已经沦陷了，敌人分布占据附近城市，敌人这种分布可以非常容易地互相援助配合，夹击他们。福济想要直接收复庐州，却没有成功，李鸿章就提出建议说，先攻占下含山、巢县来，这样就可以断了敌人的支援，福济听完后，立即派遣兵将，于是顺利地攻占了这两个县城。经过这件事后，李鸿章通晓用兵之道的名声开始叫响，被别人知道，当时是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的十二月。
当洪秀全攻陷武昌的时候，此时正担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还在家乡守孝，接到朝中圣旨负责军队团练，曾国藩慷慨激昂，以团练精兵、解救国难作为自己的任务，所以就有了湘军的诞生。湘军这支军队，算是淮军的母体。那时候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的官兵，都非常懒散，举止散漫，士气低迷，胆小怯懦，且人员冗杂，没有什么可用的人才；那些旗营的将领大多都昏庸顽劣，而且完全没有能力，不明事理，不能尽自己的职责。曾国藩深刻观察大局，经过详细调查，深知如果组织内不进行大清扫，另外换一套人马，那么施行什么政策也不会奏效，所以决定招揽人才。其统筹全局，意志坚韧，努力刻苦，百折不挠。反攻太平天国，恢复国家安定的转机，实际是从这里开始的。
洪秀全既然已经占据了南京，于是骄奢的心情日益生出，随后开始出现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的局面，腐败到了极点。假如当时官军有得力的人才，通过军队硬实力攻打他们，那么成功平定太平天国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无奈官府的军队骄奢淫逸，以及腐败程度，比敌人更胜一筹。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向荣在南京大营遭到一次失败；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和春、张国梁在南京大营再次被击溃，紧接着江浙沦陷，敌人的气焰比咸丰初年的时候更加嚣张。再加上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丁未年以来，和英国军队开战，张国梁、和春在战场上死亡的那个时刻，就是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的那天。天灾人祸交叉着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对清军步步紧逼，到了这个时候传了十代的大清宗庙已经命悬一线了，局势十分危急。
曾国藩虽然治理军队长达十年之久，然而他所平定的仅仅是长江上游一带，这固然和曾国藩老谋深算，做事情非常慎重，不追求急功近利，踏踏实实，一步一步不断进取有关；也和朝廷方面不委任专人，做事情无实权，以致曾国藩不能全部施行自己的志向有关。所以当湘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等省份的时候，途中因为地方掌权的大官们阻挠他们办事而贻误战机的情况，不止一个而是很多，无法列举齐全，所以军队在那里待了很久都没有什么成就。等到南京大营打仗又失败的时候，朝廷终于知道了除了湘军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四月，朝廷先是派曾国藩担任名义上的两江总督，很快又授予他实权，并且命他为钦差大臣，监督办理江南的军务。从这时开始，曾国藩才终于将兵权、财权归到了一起行使，得以与左宗棠、李鸿章诸位贤才一起合作来设法处理苏州、安徽、浙江一带的问题，大的局势才开始有了转机。
李鸿章曾经在安徽巡抚福济手下做幕僚，福济曾经疏通门路推荐他当道员，但是郑魁士从中阻挠，所以最后也没有当成。当时谣言纷纷，诽谤他的话经常传出来，李鸿章几乎不能在老家立足，后来虽然被授予福建延邵建遗的道员这个缺位，但是只是获得了一个虚名，没有实职。等到了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曾国藩把他的军队移到建昌，李鸿章来拜见，曾国藩就把他留了下来。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年）五月，曾国藩派遣在抚州的湘军，有老兵四个营，新招募了五个营，让自己的弟弟曾国荃统领他们，赶赴江西景德镇帮助剿匪，并且让李鸿章作为参谋一同前往。江西的太平军全部处理清了后，李鸿章又跟着曾国藩在指挥部待了两年多。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商议振兴淮阳的水师，向上面请求让李鸿章补上江北司道的位置，未获得批准。后来又推荐他当两淮盐运使，奏折刚刚被送到北京，恰好赶上咸丰皇帝向北逃到承德，事情就这样被搁置了下来。那时候李鸿章年纪为三十八岁，怀才不遇，学人家刘备拍着大腿叹息每天都在浪费时间、蹉跎时光，人生都已经过去了一半，自己认为自己命运不好，就不好意思再谈论为官怎样了。唉！这是老天给了李鸿章不好的磨难吗？抑或是老天给李鸿章的恩赐吗？让他过上不顺的生活，颠沛流离了十多年，所以才能够磨炼他的气度，让他的思想更加成熟、老练，等到他时之日，他可以担当大任；而且在跟随着曾国藩军队的数年里，又算得上是对李鸿章帮助最大的实验学校，学到的很多东西对于李鸿章来说，都终身受用。第四章兵家之李鸿章（上）
●李鸿章的崛起和淮军的成立
●当时官军的弱小和军饷来源的枯竭
●江浙两省得与失之间的关系
●常胜军的兴起
●李鸿章和李秀成
●淮军平吴的功劳
●江苏军队与南京军队、浙江军队的关系
●南京的武力收复
秦朝末年的战乱，天下都受到纷乱的侵扰，起事的英雄豪杰不断涌现出来，等到项羽称霸后，韩信才开始出现；东汉末年的乱世，天下都受到纷乱的侵扰，等到曹操称霸后，这时候诸葛亮才开始出现。自古以来，那些伟大人物，他们的进退还有升降，上天好像都是有意在控制着一样，一定要让他们机会成熟，像一张拉满待发的弓，没有力量可以主宰他们，又好像有力量在支配他们。谢康乐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诸位虽然生天在我谢灵运之前，但是成佛一定在我谢灵运之后。”在我看来，同光中兴的大臣里，他们声名和威望达到鼎盛的时间，数李鸿章的最晚，但是论成名后名望的高度、掌控权力时间的长久来说，还是李鸿章最厉害。行事的时机布满天下，时机和当时的大势才能造就英雄，李鸿章称得上是当时时代的天之骄子！
在咸丰六年末、咸丰七年初的时候，太平天国气焰的强盛达到了顶峰，但是朝廷官军越发衰败，朝廷对战事进行的谋划经常动摇，各个大帅、将领之间互相猜忌，再加上军需用品缺乏，国库空虚，财政拮据，户部束手无策，只能依靠各个省份自己筹措军饷，这一点儿那一点儿，东拼西凑，拆东墙补西墙，来挽救当时的紧急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非常忠诚、雄才大略的人，他也不能急着做出什么功绩来，这道理不就明摆着呢吗？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采用的办法，就是让欧美雇佣军来帮助围剿太平天国。
先是洪秀全、杨秀清已经占领了南京，派兵四处践踏蹂躏掠夺，十八个行省没有一寸土地是没有被糟蹋过的，经历了十年之久，朝廷也没有做到用武力平定他们。北京政府的无能与乏力，既然已经暴露给天下人看了，所以英国领事，还有在上海的英国富商们，也不把洪秀全看作乱臣贼子，甚至把他们看成和欧洲列国倡导民权的革命党是同一件事情，用文明交友的礼仪对待他们，这中间有的时候还供给他们武器、弹药和粮食。后来洪秀全变得骄奢淫逸，太平天国内部也互相残杀，内政治理荒废松弛，一天比一天严重。欧美的有识之士看到他们这样的举动，这才知道所谓的天平天国，所谓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所谓的平和还有博爱，所谓的平等自由，都只不过是披露在外面的虚假的东西，至于其中的真相，实际上和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流氓盗贼没什么两样，因此断定他们不可能成就什么大业。于是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都一致地改变了自己的方针，都想要借给北京政府兵力，来帮助它平定战乱。正式用这种意图来请示中国政府，已经是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的事情了。但是俄罗斯也想要派遣海军小舰队，运载若干士兵，逆长江而上，来帮助清政府围剿起义军，俄罗斯的使节伊格那亲自出面拜见恭亲王来讲述他的意图。
说明：欧美各邦那时候刚和中国通商，它们一定不希望中国老是处于一种战乱状态。所以当两支军队相持不下、好多年都分不出胜负的时候，它们一定希望出手给予一方一些帮助来迅速安定局面。而当时北京政府的腐败，长久以来已经被西方人厌烦了，他们肯定是对太平天国寄予厚望，这样的行为也属于人之常情。那时候的欧美各个国家帮助哪一方，哪一方肯定就会获得胜利。胜利的机会转瞬即逝，情势危急到了极点。假使洪秀全果真有雄才大略，具备远见卓识，内部治理朝政，外部非常懂得和别人交涉，迅速地和列国通商并签订条约，趁机借着它们的力量来平定中原，那么天下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就不知道了。这小子不明白这个道理，自己内部先开始腐败，在外交上也出现了失误，树立了新的敌人，最终被消灭掉，这不也是应该的嘛。而李文忠等人的功名，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
当时英法联军刚刚攻破北京，咸丰皇帝在遥远的热河。虽然已经确定谈判定下和约，但是猜忌的心依旧存在。所以恭亲王关于借军队帮助围剿太平军的想法，不敢自己决定，他一面请示文宗，一面咨询诸位江南、江北的钦差大臣，有曾国藩、袁甲三（他是袁世凯的父亲），还有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人，让他们具体说出他们的意见。当时极力反对他这个主意，说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只有江北的钦差大臣袁甲三。江苏巡抚薛焕虽然不认为这样可以，还是建议雇用印度兵，让他们防卫上海还有上海附近地区，并且请求任命美国的将军华尔、白齐文担任队长。曾国藩同样来上奏，他的意思也和薛焕的大致相同，说这时候正是中国衰败腐朽达到极点的时候，最好不要拒绝外国友人的好意。所以应当用温和的语言先回应他们帮助围剿的热烈的心情，再推迟他们出兵来这里会合的日期，另一方面利用外国将领和士兵，从而收到围剿敌军的实际效果。于是朝廷依照建议的内容，谢绝各国派兵帮助围剿的事情，然后命令曾国藩聘请洋人按照西方的方式来训练新兵，这实际是常胜军开始形成的起点，而李鸿章取得功勋和名声，开始发家，跟这件事也有很大的关系。
华尔，是美国纽约人，在他自己国家的陆军学校完成学业，后来做了将军，因为犯了一点儿小罪过离开了本国，一直藏匿在上海。当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的时候，洪秀全的军队践踏蹂躏折磨江苏，苏州、常州都沦陷了。上海候补道杨坊，知道华尔沉静、刚毅，又有才学，便把他推荐给布政使吴煦。于是吴煦才去请示美国领事，请求赦免他以前犯下的罪行。让他招募了欧美愿意当兵的差不多几十个人，并交给他数百个招募来的中国志愿者，让他训练他们如何防守和保护苏州及上海。后来这支军队屡次和敌人战斗，常常都能够以少胜多，战无不胜，没有输过，非常厉害，所以官府的军队，还有敌人的军队，都称这支军队是“常胜军”。常胜军的建立，实际上是李鸿章还没有到上海之前发生的事情。
在开始叙述李鸿章的战绩之前，请允许我先说李鸿章立下功劳的地方当时的情形和局势。
江苏、浙江两个省份，是支撑中国的财富，还有赋税的中坚力量，可以说没有江苏、浙江两省的钱，国家基本上就要崩溃了。所以说争抢官兵最好的地方，哪里也不如武汉，争抢军饷最好的地方，哪里也不如苏州和杭州，稍微明白一些用兵之道的人就能知道这些道理。洪秀全因为最近各地的军队的声势非常旺盛，不再是之前他们所蔑视看不起的那样了，而且安庆刚刚被武力攻打收复（咸丰十一年辛酉八月曾国荃依靠武力收复），南京周边的实力越来越单薄，所以才派遣他手下的将帅李秀成、李世贤等人，兵分几路扰乱江苏、浙江两地，通过这样来牵制官府军队的兵力。李秀成的军队进展非常顺利，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都被他接连攻陷，浙江巡抚王有龄也战死在他的手中，江苏的城市也几乎被李秀成的军队全部攻陷，死尸遍地，逃避战乱的人群都聚集到了上海。
安庆被武力收复以后，湘军的声望一天比一天高。以前那些和曾国藩意见不合的中央或地方的高官，都被处死或者罢官，也因此出征和围剿太平天国的重要任务，都集中到了曾国藩一个人的身上。朝廷屡次下诏催促曾国藩把军队转移到东边，收复苏州、常州、杭州这些已经沦陷的郡县，五天之内，下了四道口气严厉的圣旨。曾国藩已经上奏朝廷推荐左宗棠专门办理浙江的军务，江苏的绅士钱鼎铭等人又在十月乘坐轮船沿着长江逆流赶赴安庆，专门去拜见曾国藩，哀求他派遣官兵前往江苏增援，说他们那里淞沪一带会让敌人有可乘之机，而且和平稳定不能持久下去。说这些话有三个原因：有当地的团练，有枪支和轮船，还有埋伏下来的内应。此外还有仍然归属于朝廷但是不能守住的三个城市：有镇江，有湖州，还有上海。曾国藩看到这些情况后深深地感到悲痛，心生怜悯。当时湘军钱财紧缺，兵员力量单薄，左宗棠的楚军也不能分兵支援，所以曾国藩才和李鸿章商量，期望明年二月份可以出兵援助江苏。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有圣旨向曾国藩询问关于援助江苏的部队的将帅人选，曾国藩拿出李鸿章来应答；并且向朝廷申请调派数千部队，让他们尽快赶赴下游，去援助围剿敌军。于是李鸿章回到庐州，去招募淮军的英勇之士。等到把他们带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军营制定必须遵守的纪律，军队器械的用法，军饷还有粮食的数量，这些一律全都模仿湘军队伍里的规章制度，但也参照楚军军营里的方法来训练他们。先是淮南的百姓不断被太平军、捻军骚扰、践踏和蹂躏，百姓民不聊生、生活困难，只有合肥县的仁人志士张树声、张树珊两兄弟，周盛波、周盛传两兄弟，以及潘鼎新、刘铭传等人，自从咸丰初年，他们就开始组织团练习武，从而能够保卫乡里不受侵害，还修筑堡垒来防止流寇骚扰，所以安徽全省都被践踏得体无完肤，只有合肥县自己保护得很完整。等到李鸿章开始招募淮军的时候，他将这些旧的团练武装组织起来加以严格地训练，二张、二周、潘、刘都跟着他。淮人有个叫程学启的，以前是在曾国荃那里当部下，这个人本来是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部下的一员猛将，后来投降了湘军，一直做官做到了参将，不管是论智慧还是论勇敢都是数一数二的，曾国藩特意挑选他，让他跟着李鸿章，后来他凭借着骁勇善战，名声大噪，称得上是名冠一时。淮军刚刚组建好的时候，曾国藩拨出部分湘军的军营当作附加的援助，然后特意从湘军的将领中选择一员优秀的大将统领他们，听从李鸿章的指挥，这个人就是郭松林了。因此淮军的著名将领，唯有程、郭、刘、潘、二张、二周。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的二月份，淮军组建完毕，一共八千来人，打算顺着长江一路往下，从太平军的要塞边冲过，去援助镇江，这个方法还没有最终决定。二月二十八日，上海的官僚绅士筹集了十八万两银子，雇了七艘大轮船，行驶赶赴到安庆来迎接淮军，定好分三回把他们都拉到上海去。三月三十日，李鸿章的军队全都到达了上海，他接到圣旨，暂时代理江苏巡抚这一职务，并让薛焕当通商大臣，专门办理和别人交涉的事情（薛焕，原来是江苏巡抚）。
那时候常胜军的制度管理等还没有完全制定好。华尔作为一个外籍的将领，他监督管理着五百人的军队，驻守着松江。同治元年的正月，敌兵一万多人来侵犯松江，把华尔部队围了几十圈之多，华尔奋力战斗击退了他们。等到李鸿章抵达上海的时候，华尔所在的部队被划归李鸿章指挥，又新招募了一些中国的壮士勇者，李鸿章命令华尔对他们加以训练。这些士兵的军饷和粮食，比那些湘军、淮军的每支军队都要多。
从此之后，常胜军终于成为一支得力的武装队伍。
松江府所在的位置在江苏、浙江的边上，是提督级别的武官们驻守的地方，还是江苏的交通要道，因此太平军攻打这里十分猛烈。李鸿章命令常胜军和英法的消防兵集合到一起（当时英法有部分消防兵，专门聚集在上海来保护自己的租界），攻打松江南边的金山卫和[1]奉贤县；淮军的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这些将帅攻打松江东南的南汇县。太平军拼死奋力攻打，英法的军队敌不过就撤退[2]了，导致嘉定县又沦陷了。太平军想要趁着胜利的余威进攻上海，程学启在太平军行进途中出兵迎战，击败了他们，南汇的太平军将领吴建瀛、刘玉林等人打开城门来投降。川沙厅（在吴淞口的南边）有上万名太平军来侵袭，刘铭传死死防守着南汇，终于击败了他们，顺便又收回了川沙厅。然而尽管是这样，太平军的主力依旧强劲雄壮、威武不屈，一部分部队围攻松江青浦，一部分部队潜伏在广福塘桥，聚集在四滨，偷偷观察着新桥。当年五月，程学启带着一支军队驻守在新桥，强大的太平军冲过来，程学启的军队接连好几天都被太平军围攻，当时情况十分紧急。李鸿章知道情况后，亲自带着军队过去增援，和太平军的部队在徐家汇相遇，李鸿章奋力拼搏，殊死搏斗。程学启在自己的军营中看见了李鸿章的帅旗，全都离开营地和自己的部队一起夹击敌人，获得胜利，杀死了太平军三千多人，俘获四百多人，投降的有一千多人。囤聚在松江府郊区的太平军，听到这个事情后，都被震惊了，急忙集合队伍向北撤退，这才为新桥解了围，上海的紧急戒备解除，防御情形得到了好转。
淮军刚到上海的时候，西方的洋人看他们的衣服和帽子非常简陋，都偷偷地嘲笑他们。李鸿章不断地对身边的人说：“一个军队优不优秀、厉不厉害，难道是因为身上穿的衣服吗？等他们那些人看到我们大张旗鼓、士气高涨的时候，自然心中会重新定论。”之后，欧美人看见淮军将领的勇敢刚毅，军队纪律的严明，没有不一改往常的态度、对他们心生敬意的；就连那些统辖之下的常胜军，也开始对李鸿章服服帖帖，听从李鸿章发号施令。
当时曾国藩已经接受了独自围剿太平天国的重大任务，任务艰巨，责任也很明确，没有什么人可以分担的，也没有什么阻挡牵绊他们。于是他就命令李鸿章负责肃清江苏南部，左宗棠负责肃清浙江，曾国荃负责肃清南京。南京这个地方，是太平天国的根据地，而南京和江苏、浙江两个省份相互庇护，才形成了巨大的势力。所以如果不能把江苏的太平军都扫除完，是不能围困住南京的；如果不能成功进攻、围剿敌人的老窝南京，那么江苏也不能全部收复。当淮军前往上海的时候，曾国荃和杨载福（后改名为岳斌）、彭玉麟等人，谋划从水路和陆路协助前进，攻破长江南北两岸太平军的壁垒。四月的时候，曾国荃从太平府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攻下金柱关，抢夺东梁山的营寨，又进攻收复了秣陵关、三汊河、江心洲、蒲包洲等军事要塞。五月的时候，他就进入南京城外的雨花台屯兵驻扎。这实际上得力于李鸿章解除了松江的围攻。所以谈论这场战役的战绩，大家当然就可以知道，湘军之所以能收复南京，歼灭厉害的敌人，并不是曾国荃一个人的功劳，实际上是靠李鸿章他们消灭了太平军外围势力，使得太平天国的钱财和物资、兵力形成一种孤立的形势，使太平天国的主力不能不坐以待毙。淮军之所以能够平定苏南地区的敌人，也并不是李鸿章一个人的功劳，实际上是通过曾国荃等人率兵端了敌方的老窝，让他们的将领和士兵们心生忧虑，军心动摇，战斗力下降。苏东坡有句诗，是这样说的：“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同治元年、二年之间的时候，中国的景象就是这个样子。
李秀成这个人，是李鸿章的强劲的敌人，是敌人的将帅中后期成长起来的最优秀的将领。洪秀全刚起义的时候，他们党内有不少杰出的领袖，比如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在当时这五个人号称“五王”。后来，冯云山、萧朝贵战死在了湖南；杨秀清、韦昌辉在南京争夺皇权，二人互相屠杀，剩下的石达开，他自己有别的远大志向，不满足于现在的位置，自己重新起家，自立门户，在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川这些省份横行霸道，于是五王就都没有了。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五年的时候，是官府军队最萎靡不振的时候，但也是太平天国的势力最衰落的时候。李秀成原来只是一个小兵，地位很卑微，就算是太平天国攻占南京以后，他也只不过是杨秀清部队里面的一个侍卫。但是他非常聪明，有智慧，人又机灵，擅长谋划和战略部署，有胆有识，气度非凡，所以洪秀全统治后期，仍能够利用残留下的一点儿兵力制造动乱，让官兵落荒而逃，太平天国持续了六七年才被平定，这些都是李秀成和陈玉成两个人的功劳。陈玉成在长江中上游活动，尤其是在河南、安徽、湖南、湖北这些地方煽动；李秀成在长江下游及入海口出没，在苏州、杭州、常州、扬州这些地方制造动乱。等到陈玉成死后，洪秀全能够像靠着柱子一样倚重的，就只剩了李秀成一个人了。李秀成的智慧和勇气都超过常人，而且为人十分有度量，对自己的部下也十分关爱，能得到士兵的忠心，所以安庆那个地方虽然用武力收复成功了，但是长江下游的形势更加不乐观。自从曾家兄弟合作围剿雨花台后，江苏，还有南京等地方的战争仍然持续着，李鸿章，还有曾国荃费尽心思，尽心尽力攻打，付出超乎寻常的代价，才换来了战争胜利的荣誉，这些也都是李秀成造成的。所以要是谈论李鸿章这个人，就不能不知道李秀成。
自从南汇这一战役之后，李鸿章的根基渐渐牢固，所以想要和在南京的官军商量一下对策，如何牵制敌军的势力，然后选定一个恰当的进攻敌人的方向。那时候是七月，李鸿章命令程学启、郭松林等人立即攻打青浦县城，攻占了那里；并且让另外一支部队乘坐汽船，渡[3]海去攻打浙江绍兴的余姚县，也攻占了那里。八月的时候，李秀成命令谭绍洸带着十万多名士兵进攻北新泾（江苏的一个地方，离上海很近，只有几里地）。刘铭传在太平军行进途中加以攻击，英勇搏斗，打败了他们，敌人于是退了回来，想要保住苏州。[4]
还是那个月，淮军和常胜军一起进入浙江，攻打慈溪县，收复了那里。就是那场战争，常胜军的统帅华尔浴血奋战，身先士卒，胸部中了好多枪后逝世，他死以后遵照他的遗言，用中国的衣服为他入殓，美国人白齐文代替他继续指挥常胜军。
这一年，夏秋换季的时候，江南流行起了传染病，死了好多官兵。李秀成趁这个机会想要解除他们对南京的围困，所以就在闰八月的时候，带领苏州、常州的十多万精兵奔赴南京，包围曾国荃的大本营，调集十门西洋的开花大炮，使劲轰炸，攻击他们，十五个日日夜夜都不停歇，政府官军殊死搏斗，气势一点儿也没有削减。到了九月份，李秀成又派李世贤从浙江率领十几万士兵和他们一起围困南京，攻击越来越猛烈。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担忧那里，急忙调集其他地方的兵力前来援助。然而当时浙江还有长江以北好多将领都有各自的任务，最后还是没有能够前去支援。这一战役，是两军开战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最激烈的战斗。当时敌人的军队有二十来万人，政府官军被重重包围，困在里面的有三万多人，而且其中病死的、战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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