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曾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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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丈夫之词(增补本)试读：
大丈夫之词——论辛稼轩
由周成王时青铜器（即1963年于陕西宝鸡发现之尊）之“宅兹中或”（唐兰《尊铭文解释》）铭文，知“中国”一词最晚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已然出现，未是国家之名称，居于中而别于四夷而已。彼时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周朝，对周边的民族，一般取鄙夷不屑的态度，往往取名不恭，若猃狁、鬼方等等。那时，周已是名副其实的国家，而周围大体是部落，没有疆界的概念。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在他们心目中，哪儿有水草，他们的牛羊便可以去哪。殊不知，骑在马背上的部落首领，却更看重农耕社会的财富。因此，当他们势力坐大，兵强马壮的节候来临时，那会走的马匹牛羊，便不再是他们的生产品，而是他们活动的粮仓。他们永不餍足的贪欲，使他们的战争行为化为流动的劫掠，所到之处烧杀抢夺殆尽，带给农耕社会的是一片狼烟野火。
概言之，古代华夏与四周民族的战争，基本上是荷锄的民族与马背的民族之间的战争。荷锄的民族本想在礼、乐的社会秩序之下过着带月荷锄归的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清静田园生活，他们恋土重迁，热爱和平。马背上的民族的凶狠，来自他们草原上的邻居——狼的楷模，甚至天才的群体战伐，也仿效着狼对巨兽的攻击，那种迅猛的战术、协调的步骤，对蛮貊的人类群族而言，在在有所启发。农业社会的国家，对此是有些招架不住了。包括古代的罗马帝国，对匈奴人也是闻风丧胆的。游牧民族对华夏丝绸的迷恋，那是由于他们自小只看到兽皮的灰褐色，一旦绚烂的花纹呈于目前，他们内心的砰然而动就可以想见了。那么唯一迅捷的办法是：抢。
于是，游牧的民族崇尚火，那是他们行抢的光照、暴虐的徽号（火崇拜在各民族极其普遍，如通古斯各族萨满教之火崇拜、氐羌族之火崇拜等，历史上如“安史之乱”之首领安禄山、史思明皆信仰拜火教之昭武九姓胡）；而华夏自古以来则崇尚水，因为它是农作物的饮料，润物无声，圣洁而宁静。
我们要注意的是辛稼轩是一个爱水的民族的后人，他深深知道马背上的民族善于野战，而不善于攻城；善于速决，而不耐久战；有一时之骁勇，而无长治久安的方略。这在后面剖析辛稼轩的《美芹十论》和《九议》时会详为论述。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以柔克刚的不二战略便是持久战，是辛稼轩万字平戎策的核心。
辛稼轩生不逢时，当他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诞生于济南历城时，宋高宗已渡江，苟活于临安（今杭州）十四年。他诞生的这一年，本应是南宋起死回生之年，南宋名将刘顺昌大捷，岳飞郾城大捷，此时，正宜猛追穷寇，“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宋史》）。然而怯懦的帝王高宗赵构和阴诈的秦桧，坐失时机，以媾和结束了垂成的匡复大业。至此，南宋的猥琐卑怯至于极点。当岳飞及其子岳云、名将张宪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被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抗金名将韩世忠兵权被收，主战的张浚、赵鼎诸将被贬逐之后，南宋庸帝和奸相将自己赤裸着奉上了金人的刀俎之下。难怪无力的士子们痛哭于新亭（新亭之泣为晋典。南宋时则多为人道及，如辛稼轩词《水龙吟》：“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对破碎山河和无望的朝廷，他们能做什么呢？
朝廷固然是可恶之至，然则宋代的确所遇的马背上的虎狼之师太多。自公元960年赵匡胤得了天下，到1126年他的八世孙赵佶（宋徽宗）、九世孙赵桓（宋钦宗）“北狩”，被金人掳到黑龙江五国城，前后一百六十七年，边陲无一日平静。然则北宋并非无人，寇准、范仲淹不都曾先后使辽（契丹）和西夏（党项）人望风披靡吗？可恨的是赵匡胤重文偃武以来，竟然有了不成文的自保之模式，打了胜仗反倒输银贡绢，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宋真宗在景德元年（1004年），在寇准的力主下，不得不到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宋军不仅打了胜仗，射杀了辽军大将萧挞凛，而且又于辽军背后壁垒森严。辽人在恐骇下提出与宋议和，此时正宜一不做、二不休，乘胜追击，了却北方边患。但宋真宗非其人也，赶快缩回汴梁。派降将、奸贼与求和的辽人谈判，于是订下了历史上十分滑稽的“澶渊之盟”。辽失败了，但宋每年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这大概就是后来宋高宗赵构与奸相秦桧于岳飞朱仙镇大捷后，求和订约的祖上遗制。
水，当然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存在，“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莫之能先。其无以易之”（《老子·七十八章》）。那是不可替代的力量。水有着至善的本性：“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八章》）水不只哺育万物，而且甘于居卑处微，与世无争。不争则不争矣，可是当其澎湃激荡、震惊万壑之时，我们看出了水的威风，那是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伟力。当它再一次复归宁静之时，依旧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这种状态，历史上的词人，只有辛稼轩差近，在他的性格中包含了这样的品质。此其所以为大丈夫的根本。所谓能屈能伸者，是因为辛稼轩进也豪、退也豪，屈、伸只是表象，而肺腑高致则不因屈、伸而略有改变。“大丈夫”一词，于《孟子》一书中有结论性的评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而东周也的确是一个需要大丈夫也能产生大丈夫的时代。列国的纷争，改变了对帝王从一而终的观念，产生了诸侯与士的双向选择模式，这就使人才不易淹埋，“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贾谊《过秦论》）。朝秦暮楚的陈轸，似乎并不曾为人耻笑，选择是士的权利。然而与此同时，那十分遥远的，起于夏、商之世的古老传统，即在士的心目中君王即社稷，忠君即爱国的龙逢、比干、伯夷、叔齐式的“忠君”潜流也已渐渐强烈，它的代表人物便是楚国的屈原。“橘受天命，生于江南，不可移徙。种于北地，则化而为枳也。屈原自比志节如橘，亦不可移徙”（洪兴祖《楚辞补注》）。辛稼轩当然是十分自负的，他有词《浪淘沙》云：
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
古往今来，能与他比列的英雄三五个而已，他当然有苏秦、徐尚之智，有乐毅、齐明之谋，有廉颇、赵奢之威，他身上集中了智略、识见和勇气，凛凛然大丈夫也。然而辛稼轩成不了大业的根本原因是南宋是个无耻而偷生的偏安政权。辛稼轩的存在不仅多余，而且扎眼。他没有像岳飞那样作为奉献给金人的鼎脔，已是万幸了。南宋从杀岳飞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国家的败亡。辛稼轩虽然没有被杀，但比他年长的陆游，在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辛稼轩死后，题诗当哭：
君看幼安气如虎，一病遽已归荒墟。（《寄赵昌甫》）
死后犹有小人倪思上疏弹劾辛稼轩，为的是佞臣韩侂胄为私欲北伐惨败事。辛与韩疏于交往，韩之败与辛何干？昏聩之极的宁宗，竟追削爵秩，夺从宦恤典。此大冤案一直等到七十年后，宋恭帝德祐元年，史馆校勘谢枋得请于朝，才得到彻底平反，然而这种帝王的表面文章，救不了宋的国运，辛稼轩的亡灵也不会因此而含笑九泉。
辛稼轩当然有过轰轰烈烈的青年时代。他出生于金。金完颜亮死后，中原豪杰并起，耿京啸聚山东。少年时代的辛稼轩目击亡国奴之悲哀，毅然加入耿京的部队并鼓动耿京南归。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关键时刻出了叛徒，第一个是慈眉善目的伪和尚义端，“喜谈兵，弃疾间与之游”（《宋史》）。结果义端偷了耿京的印玺，奔赴金帅。耿京大怒，欲杀稼轩。稼轩于此时方显英雄本色，对耿京说：“丐我三日期，不获，就死未晚。”果然辛稼轩手到擒来，叛徒义端讲：“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宋史》）稼轩斩其首归报，耿京以为壮士。辛稼轩不只腹笥阔大，通经读史，并且膂力过人，万夫不当，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奇才。
第二个叛徒是张安国。辛稼轩奉耿京之命到建康（今南京）见宋高宗，决定南归时，张安国杀耿京而降金。稼轩乃与王世隆、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弃疾时年二十三”（《宋史》）。这是发生在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的事，此时辛稼轩二十三岁，而秦桧已死七年，昏聩的高宗如梦初醒，看到北方来的英雄，也不免“一见三叹息”，而久处惕息忐忑中的儒士们亦“为之兴起”。辛稼轩的豪气和壮举，使绝望的死水顿生涟漪。这是辛稼轩一生引以为荣的回忆：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
这首词是辛稼轩第二次被罢官住在信州城北的带湖时写的，他自称这首词是“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辛稼轩一腔的热情，在怯懦的偏安朝廷中遇到的是冰冷的回应。自“锦襜突骑渡江初”到辛稼轩殁，在江南四十五年中，只被任职二十五年，且位居下僚，不被重用。1162—1181年（即22岁到42岁）用二十年，1181年被王蔺弹劾落职。1181—1190年（即42岁至52岁），十年间赋闲带湖。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被起用为福建提点刑狱至1195年，遭何澹劾奏，免去辛稼轩秘阁修撰，时年五十六岁矣。五十六岁至六十四岁八年间赋闲铅山瓢泉。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到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改知隆兴府，未到任。此年又遭弹劾。综窥其宦海生涯可谓命途多舛，三起三落。
南宋的皇帝，既患于得，又患于失。自视力量微薄，不足以御强胡，而又对失去的江山有所不甘，父皇与兄弟在五国城被囚，不能说不有所羞耻与怀想。父皇徽宗本是个不能驾驭天下的糊涂君王。《宋史》称“宋中叶之祸（即靖康徽钦北狩），章、蔡首恶”。这指的是章惇和蔡京。宋的国运，从来就不曾好过，而到了这些佞臣掌权之时，除去谋私之外，更打着变法的旗帜为号召。大可悲叹者，领导变法的王安石辈，心忧天下是不用怀疑的，但刚愎自用，视事易而举措急，竟至虽有改革变法之心，而收天下震动混乱之果，老臣谏士被废逐摈斥；而跃然于新法推行之际的投机者章惇、蔡京辈，则是祸国殃民，他们绝对不管社稷之存亡，人民之死活。王安石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当然本心无可厚非，而司马光辈之反新法，也是老臣深谋，或有道理。坏就坏在王安石不知道自己周围有小人作祟。君子在台面上相互指责，小人则在台下乘机行事。作为一代书家的蔡京，留下了一块万古遗臭的元祐党人碑，从此宋书坛之苏、黄、米、蔡四大家，就以蔡襄取代蔡京之位（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蔡京的小人嘴脸是他第一个拍司马光的马屁反对王安石，取信邀宠，惯伎用尽。而到章惇执政时，他立刻倒戈投靠。徽宗即位后，被罢免。旋又穿梭于佞臣童贯门庭，最后取得徽宗之宠信。可悲这宋徽宗，丢下国事，一头栽向道教，最应务实的帝王一旦谈无论虚，危机就深深埋下了。《宋史》论徽宗之失国：“由……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逸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宋徽宗不事朝政，而于宣和画院且加意焉。他本人则是一位造诣极高的书画家。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而为艺术家者有三：其一，南朝之陈后主，诗人也。隋兵已临门下，而诗人仍与宫女于枯井中，饮酒作乐，真够得上“忘怀得失”四字；其二，五代十国时南唐李后主，固词坛之帝王、治国之庸君，赵宋掳其北上，他则“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苏东坡斥之谓：此时正应痛哭于九庙之外，宜其为亡国之君；其三，赵匡胤之北掳李煜，来报于其八世孙宋徽宗，这位喜欢道士的帝王却真正画得一手高雅的工笔画和写一笔潇洒的草书。以我之见，帝王正应做帝王之事，艺术则是余兴，万万不能当真。
宋徽宗能留给儿孙什么遗产呢？优柔寡断，沉溺虚无，耽迷书画。国之将亡，佞臣朱勔以花石纲媚上。“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宋史》），国是亡定了。而在徽宗的遗传中的确是有艺术的基因。高宗赵构的宫中有米友仁陪伴着，他父亲米芾的书法，有宋第一家也，高宗网罗天下米字，这倒和唐太宗网罗天下王字有些像，就是宋高宗不具备唐太宗的文韬武略。绍兴五年（1135年）宋徽宗死于五国城，不是信息时代，两年后消息才传到江南。在北国的九年，宋徽宗是备尝胡人的凌辱了。绍兴十二年（1142年）尊宋徽宗“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这十六个形容词大概宋高宗也背不出来，我看除“文”字，徽宗当之无愧外，其他十五个字与他渺不相关。宋高宗，重用奸佞，杀戮名将忠良，这是他平生最可耻的一页。孝宗时追谥岳飞“武穆”，宁宗时追封鄂王，意在凝聚民心，但似乎朝政病在膏肓，气数已尽，急救也无济于事了。
还回到谈《鹧鸪天》，写这首词已是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辛稼轩六十一岁，而词中所云“壮岁”则是指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左右南归时，稼轩二十三岁。而向宋孝宗皇帝上《美芹十论》则是乾道元年（1165年）辛稼轩二十六岁时的事。据邓广铭先生之考，写作年代可能推前至隆兴二年（1164年）的秋冬之交，稼轩二十五岁。“但写成之后未必立即奏进，稍有迟延，岁序已更，便已经是乾道元年乙酉了”（邓广铭《〈美芹十论〉作年考》）。《宋史》对孝宗颇有赞词，称他“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孝宗即位之初，虽称锐意恢复，然而也不过停留于口头，实际上不过借天厌南北之兵，欲休民生为托辞，继续苟且偷安。而对辛稼轩之《美芹十论》不予重视，实所必然。《美芹十论》即辛稼轩词中所称之“平戎策”。南宋士人善策论之文，其中深入其理，至乎于道者，莫过于朱熹；而纵横捭阖，可践乎行者莫过于辛稼轩。而他们两人都是在孝宗即位之初“诏求直言”（《宋史》）的形势下，忠言直谏，无所忌讳。因之观诸其文，亦叩玉振金、掷地有声，不啻是李斯《谏逐客书》、贾谊《过秦论》之俦。而朱熹以大理学家而论时事，其鞭辟入里，固所宜矣。举其上封事言之一段可见：
夫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
修攘之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误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愿断以义理之公，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数年之后，国富兵强，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宋史》）
在辛稼轩的心目中，朱熹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兄长。可亲在其抗金言说既积极而又慎重，不是“元嘉草草”之辈；可敬在朱熹为博学通儒，睿智圆融。比较起来，辛稼轩的策论则是具体实践的大方略，而其文采飞扬，有朱熹所不及者。辛稼轩的万字平戎策毫不夸张，《美芹十论》即在一万五千字以上。更由于他是曾在北方沙场上实刀真枪的剽悍的战士，他在《审势》第一章中就开宗明义地描述了金人“地虽名为广，其实易分”的表面地广势众，实易瓜剖豆分的危卵之势。而其中所述辛巳之变（1161年，辛巳，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金世宗大定元年）更有亲历的经验：辛巳之变，萧鹧巴反于辽，开赵反于密，魏胜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齐、鲁，亲而葛王又反于燕，其余纷纷所在而是（《美芹十论·审势第一》）。其论金人敛财而疏于理，兵众而易于溃，皆言之有据；其更看破金人朝廷杂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议论龃龉……且骨肉间僭弑成风”。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辛稼轩可当之者矣。而于金人之色厉而内荏，辛稼轩更述其三不敢必战：其一，辛巳之变，可谓“商鉴不远”；其二，彼时海、泗、唐、邓等州在宋手中，“彼用兵三年而无成”；其三，“契丹诸胡侧目于其后，中原之士扼腕于其前”，这是金人所畏惧者。而金人并非就此罢手，有必欲尝试者二：其一，生怕宋朝看到金的外强中干而绝岁币，“则其势不得不张大以要我”；其二，“心惟务于侥幸，谋不暇于万全”（《美芹十论·审势第一》），贪欲之心会使金人唐突冒进。因之辛稼轩劝朝廷“心定而虑审，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先给宋孝宗吃下定心之丸，然后辛稼轩继续展开其宏论，若“观衅”，论民心之亲叛向背，以为金人实“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揭示金人不得民心之由；若“自治”，极言绝岁币、都金陵之急迫待行；若“守淮”，献“聚兵为屯，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若“屯田”，稼轩议以州郡之卒屯田，“使阡陌相连，庐舍相望，并耕乎两淮之间”，以其监临归正之军民，有以民制民之意；若“致勇”，辛稼轩提出“《兵法》曰‘军赏不踰时’”，然须“徐以予之，且欲使之常舋舋然有歆慕未足之意以要其后效”，则收买军心之术也；若《防微》论人性之浮动，欲帝王“不吝爵赏以笼络天下智勇辩力之士，而不欲一夫有忧愁怨怼亡聊不平之心以败吾事”，则笼络天下之道也；若“久任”，则劝帝王之任人、处事宜从长察之，不宜以一胜论其贤，一败论其佞；若“评战”，“评其所战之地也”，稼轩于此则评述山东战略地位之重要。至此，于南宋之局势，可谓剖析透彻，言尽而意永，所谓不忍辍读者，情动于中，不愿释卷也。《美芹十论》揆诸史乘，验于当世，可谓尽善矣；而其文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亦可谓尽美矣。梁任公评辛稼轩于淳熙六年（1179年）所作之《摸鱼儿》一词云：“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此评辛稼轩之《美芹》，不亦宜乎？要之，文士谈武，则往往托空词以自炫，于世无补；而英雄之论战，则“大声镗鎝，小声铿鍧”，无一处不指到要处。“大丈夫”之名，舍稼轩其何人？
读《美芹》既毕，复展读《九议》，此文被收录于《永乐大典》，而《稼轩集钞存》所收《九议》为自《永乐大典》中辑录者。邓广铭先生发现其错落疏漏处，曾以文意与逻辑校正推移之，应无大讹。即使，观其豹纹一斑，已足惊叹，更况经邓先生努力，刘克庄所称“辛公文墨议论尤英伟磊落，……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是确乎无疑的评价。又据邓广铭先生之考，《九议》之写作年代应为宋孝宗乾道六年、七年（1170年、1171年）两年之内，亦即辛稼轩三十或三十一岁时，已是《美芹》之后五六年的事。
细审之，“论”与“议”，“论”重论述事态的始末与预测形势之消长，略类沙场主帅之谈战略战术；而“议”重总体谋划与宏观控驭，重形而上之归纳推断，大似军师谋士之运筹帷幄。而其中，朱熹之格物致知之学、天理人欲之辨有之矣。朱熹以为“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 《宋史》）。朱熹并特别强调“正心诚意”，谓“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朱熹误以为孝宗“诏求直言”是真，于是呆鸟般递上疏言，竟有“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上以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暬之鄙态。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喜则阴为引援，擢置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挤排，交通货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而且不畏以危言警示孝宗“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独未之知”。讵知孝宗大怒：“是以我为亡也。”（《宋史》）意思是你朱熹难道竟敢说国家亡于我之手乎？朱熹之不得宠是在所难免了。当然，除去孝宗时的宰相汤思退、洪适辈苟且主和之外，尚有如宁宗之时良臣赵汝愚，不仅首推朱熹，而且当其为相时收召四方知名之士。然而赵汝愚低估了奸佞韩侂胄的力量，历史上迎来了一次大冤案。韩侂胄大兴“庆元党禁”，这时已是宋宁宗朝，宁宗是一个更加庸碌无能的帝王，“汝愚亦以诬逐，而朝廷大权悉归侂胄矣”。不久朱熹去国，韩侂胄声势炎蒸，于是将朱熹之学由伪学而诬为伪党，更诬为逆党，群小之嚣噪有谓赵、朱“窥伺神器”者，有上书“乞斩熹”者。朱熹的门人、学生们有的丑态可掬：“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宋史》）有无耻之徒如沈继祖者由对朱熹的崇拜，而匐伏于韩侂胄之门下。从容不迫的朱熹，可称威武不能屈者：“而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其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朱熹在从容的应对中去世。他的葬礼十分寂寥，噤若寒蝉的友朋门人们在得知朝中有佞臣上疏“仅防四方伪徒期会，送伪师之葬”后，一个个龟缩不出。此时的辛稼轩，虽未列入“伪学逆党”，然而他孤踪独往，从铅山瓢泉到建阳武夷山朱熹简陋的墓前凭吊，挥泪写下了“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宋史》）的名句。这是庆元六年（1200年）的事，时辛稼轩六十一岁，朱熹享年七十一岁。愤怒的辛稼轩写下“算不如闲、不如醉、不如痴”（《行香子》）的激越疾俗的词句。朱熹的这段公案，一直等到二十七年后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才得以昭雪。理宗淳祐元年，手诏以周、张、二程及朱熹从祀孔子庙。理学濂、洛、关、闽之说，始成定论，朱熹已殁四十一年矣。
再读辛稼轩的《九议》，不难看出辛稼轩之议，与朱熹的学说有着血脉之关联，其所谓“气”者，正朱熹“理”之运行。稼轩认为以言与貌而为勇者，其实为欺世求售，而以“气”为勇者，是为公而不为私也。他认为恢复中原，这是“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所共也，岂顾吾君吾相之私哉”（《九议》）。又说：“论天下之事者主乎气，而所谓气者又贵乎平。气不平则不足以知事之情，事不知情则败。今事之情有三：一曰无欲速，二曰宜审先后，三曰能任败。”（《九议》）这三点都是宋宁宗和韩侂胄所做不到的。韩侂胄以奸佞之私心，作尽表面的虚饰，若请宁宗追封岳飞为鄂王，若改秦桧之“申王”，谥“谬丑”。然韩侂胄之“谬丑”岂在秦桧之下？为一己之功名，草草出兵攻金，败绩，金人论罪于首谋，宁宗竟割下韩侂胄之首级函奉金廷，其于国体可谓荒谬绝伦。以朝廷重臣、位在左右丞相之上的韩佞头颅去换取金人的见谅，朝廷之卑下可见。正不如以韩佞之头供奉于朱熹的亡灵前，还不失帝王的威仪。“无欲速”即对金要取持久战，亦如朱熹所谓的“徐起而图之”。因为宋的对手不是以言、貌为勇者可抵挡的，在此辛稼轩以朱熹一分为二之法辨析主客观之条件，以论敌我之短长。他说：“今土地不如虏之广，士马不如虏之强，钱谷不如虏之富，赏罚号令不如虏之严，是数者彼之所长、吾之所短也。然天下有急，中原之民袒臂大呼，溃裂四出，影射响应者，吾之所长，彼之所短。”（《九议》）他看出决定战争的胜负在于民心之向背。“既知彼己之长短，其胜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而已也，故莫若骄之，不能骄则劳之。”（《九议》）此骄兵必败，以逸待劳之谓也。而兵不厌诈，正义之所在，虽诈何妨？“某以谓今日阴谋之大者，上则攻其腹心之大臣，下则间其州府之兵卒，使之内变外乱”（《九议》）。大阴谋中藏大忠烈、大智慧，非可以稼轩之字面误解也。稼轩以兵家深知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意义，故曰：“故凡强大之所以见败于小弱者，强大者分而小弱者专也。”（《九议》）集中优势之兵力，各个击破，正用兵之大略也。以弱小而胜豪强，则“其要在为之以阴，行之以渐，使敌人莫吾觉耳”（《九议》）。在当时从临安而迁建康当然是稼轩梦寐以求的。然而这“渐”的步骤则极重要：“异时兵已临淮，则车即日上道，驻跸建业以张声势；兵已渡淮，则亲幸庐扬以决胜负。”（《九议》）而当此时，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则绝对是必胜的根本。武王伐纣，“武王曰‘受（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胜商杀受（纣），诚在于此”（《九议》）。在逆境中辛稼轩力劝孝宗不要“怀千金之璧（指民心）而不能斡营低昂，而俯首于贩夫（指金），惩蝮蛇之毒（指金），不能评核真伪（金人之外强中干）而褫魄于雕弓”（《九议》）。对金人屈膝投降、杯弓蛇影是南宋帝王的一贯猥琐之状。辛稼轩行文至此，可谓居高训斥矣，其非大丈夫而谁何？有云封建时代之“大丈夫”于帝王前乃为弱者，略类“臣妾”，视辛稼轩之所为作，余不敢同之也。
我们再一次回到前文相隔遥远的《鹧鸪天》。在辛稼轩渡江之初，可谓豪情万丈。对于一个卓越的英雄，战场别有其审美价值。那托生死于鸣镝丛中的险恶，在他则有一番绚烂的描述：“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同样的描述见于辛稼轩的《破阵子》：“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健康而年轻的生命，在正义之战中只会生发出如此壮丽而无畏的火花，烈火中能飞出的必是凤凰而非燕雀。然而当迟暮之年来临时，朝政每况愈下，那“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悲叹，不是无聊者的苦语唱酬，不是怯懦者的喁喁低吟，那是英雄椎心泣血的浩叹，烈士大木飘零的感喟；以极平淡萧瑟之句，令人不禁感极而悲，正应奔赴江西铅山稼轩墓前，抚茔大哭。
历史固不可假设，然我们不能不叩问一下，倘然孝宗初年果真锐意进取，果真听取忠谏之士如朱熹、辛稼轩逆耳之言，历史的进程将会如何？亡宋者非金也、非元也，宋也！
八百年过去了，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金剑沉埋，壮志蒿莱。然而这“万字平戎策”却于中国战史和文学史上熠熠生辉。而“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两句词也成为千古之绝唱，不朽之咏叹。其间感人肺腑的力量从这十四个字中摩荡控抟而出，使后来者心旌风动，一唱三叹。
被誉为词史压卷之作的《永遇乐》是辛词之冠冕。心血来潮的宁宗忽然想起了辛稼轩，然而辛稼轩早生华发，垂垂老矣。这是对他的第三次起用，时在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辛稼轩六十四岁。虽然宋廷光复大业已经完全无望，但对于这次出山，辛稼轩隐然感到有一线的光照在前，于是熄灭的火焰又在胸中复燃。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稼轩六十六岁，他来到京口（今镇江）的北固亭，发出了烈士暮年的最后一次慷慨长啸：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伫立于北固亭上，这“千古江山”一词正差不多言中，三国孙权到辛稼轩果是一千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那当年坐断东南的孙权式的人物，只今不见矣。孙权了不起的地方是，他的对手一位是刘备，自是汉的皇族后裔；一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唯一无所依恃的便是孙权，他联刘备而败曹操于赤壁，稳定了三国鼎立之势。辛稼轩又想到那八百年前出身寒微的宋武帝刘裕，他带兵北伐，灭南燕、收巴蜀、入关中、灭后秦，固一世之雄也。年四十二掌握东晋大权，最后代晋称帝。年轻时“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何等气派。然而到了他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对北魏作战不力，于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瓜埠一战大败，国势顿衰。北伐，苟无朱熹的“徐起而图之”，无辛稼轩的“无欲速”，草草从事，是必败无疑的。虽有霍去病“封狼居胥”的雄心，只不过是镜花水月，瞬间破灭。辛稼轩二十三岁渡江南归，至此时六十六岁，四十三年过去，那金主驻跸的扬州，在金兵撤退时的烽火连天犹在记忆之中。而今日竟如何？南宋的孤忠之臣依旧在回忆着靖康之耻，有志之士仍谋图着北伐申雪。但在金人统治下半个世纪过去，那愚昧的土人是甘做顺民了吗？为什么在立春或立秋之日，那么欢乐？—“一片神鸦社鼓”，娱神亦以自娱。啊！忘却，是苟活者生存的前提，辛稼轩看到这样的情景是何等的悲哀、何等的凄凉？然而，一生为恢复中原身心备受煎熬的辛稼轩，依旧此心不死。他以廉颇自比，说明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然而这句问话中，也隐伏着他莫名的忧虑。会不会有郭开多之类的小人作祟，而在帝王面前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史记》）一类的谤词，使他生命最后一次可能的腾飞折翅？“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离骚》），所有杰出的人，一生中无一例外地受到这样的妒恼和怨恨。
同一年辛稼轩又作《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一词，怀古之情依旧，而豪情更有胜于《永遇乐》：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辛稼轩晚年之词老辣跌宕，气宇高迈，显为斫轮老手。信笔挥洒而不失周赡；激越之中蕴有冲融；刘勰所谓：“纷哉万象，劳矣千想。元神宜宝，素气资养。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郁此精爽。”（《文心雕龙·养气》）这“精爽”二字，谈何容易？为艺如作画、书法、戏剧、舞蹈；为文如诗、如词、如赋、如文章，哪里容得拖泥带水，邋遢龌龊？有自以为天才横溢者，必使其艺奇丑极陋而后快，不亦荒诞可笑之至？询诸当代大数学家陈省身、大物理学家杨振宁论科学家心目中或微观世界之美，皆简洁合度，恰到好处。诚如天体物理学家开普勒所云，宇宙是六声部的大交响。其中有数、有律，这就是秩序，而秩序则必以和谐为其前提。在混沌中放出光明，乃是科学巨人和大艺术家之本分。我曾在所描绘的陈省身与杨振宁先生一画“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中题七律一首：纷繁造化赋玄黄，宇宙浑茫即大荒。递变时空皆有数，迁流物类总成场。天衣剪掇丛无缝，太极平衡律是纲。巨擘从来诗作魄，真情妙悟铸文章。
杨振宁先生激赏此诗，以为方之英国大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或无多让。今以谈及辛稼轩晚年之诗《永遇乐》与《南乡子》，可以看到凡至极境，古今中外、科学、文艺必有相通之处。亦有以告于当今之从事者，万勿侥幸以求捷径。终南之下有卢藏用而北山有周颙者，皆以其伪而为世所不屑，能不自警欤？
辛稼轩作词以赋入词、以诗入词、以散文入词，甚至以俚语入词，有无所不可入词者。“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这“拉杂运用”四字看似贬词，其实有前边“横绝古今”，后边“笔力之峭”，知道这不是任什么人都能“拉杂”得起来的。于此我们也不妨一听反面的意见：一、“微觉用事多耳”（岳珂《桯史》）；二、“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王弈清《历代词话》）。此等评述，窃不敢苟同者，以诗词一道，倘平白说去，虽有亲切感，而往往不足供回思咏叹，且也中国诗统自《诗经》六义中之赋、比、兴开始，必有所铺陈、有所比列、有所兴起。楚辞《离骚》苟无典章故实，则非屈子之作矣。故必有宓妃、有有虞之二姚、有有娀之佚女、有女嬃，然后有美人；有木兰、秋菊、宿莽、留夷、揭车然后有香草。有美人香草矣，故司马迁有“其志洁，故其称物芳”之赞，此中故实多矣。至于论三后之纯粹、桀纣之猖披、宁戚之讴歌、彭咸之所居，此中人物多矣。未有称屈原掉书袋者。要在用事准确，则意蕴丰厚。且也诗词本非必待人人解透而后知其佳作。杜甫之《秋兴八首》中有句“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但感杜甫之抑郁不得通其道，而未必问匡衡家在何处，刘向年龄多大，唯知其为朝廷命臣、经学大家则足矣。再说辛稼轩用典最多之词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鲙，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起，红巾翠袖，鲙英雄泪。
这里用了张翰、刘裕、桓温等人故实，但觉其美不觉其赘。倘“季鹰归未”改“贱子来归”，“刘郎才气”改“高人奇才”，“树犹如此”改“树竟长大”，那便成恶札而不为诗矣。有“树犹如此”即可想到“人何以堪”，想到北伐将士的苦辛，其中的意味既深且长，令人拍案叫绝。嫌掉书袋者，读书少耳，正应责诸己，不当苛求人。
我们进一步知道这《水龙吟》作于宋孝宗淳熙元年，辛稼轩三十五岁之时，这已是他上书《美芹十论》十年、《九议》五年之后的心境了，当初孝宗的“诏求直言”告示早已发霉，辛稼轩虽年富力强，却已预后不佳，本想南归之后一展宏图，讵料已成幻梦，这是何等的悲切，正值得一挥英雄之泪，他在犹豫中选择，做张翰？不甘；比刘裕？不如；即使桓温，虽年华过尽，终有在北伐中一展身手的经历。比谁？如何比？都使辛稼轩无奈而无援，但有谁能理解他无可慰藉的悲哀？
君子无所不能而有所不为。“用事多”、“掉书袋”之类贬词之不足道，已有以之辩诬。
那我们再看一看辛稼轩完全不用事、忘掉书袋的词，和那些直白说去的恶札亦大异其趣。天才在任何地方都不同凡响。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他赋闲带湖，写了一首《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四十七岁的辛稼轩如此淡淡说愁，更足见其愁之深。对愁的淡化述说，丝毫无法抹去那深不见底的连绵愁绪。亦若痛定之思痛，其痛楚之剧，应不会在痛苦当日之下。回忆，是个奇妙的、已经消逝但非虚拟的人生历程。也许不少事已然忘却，而那最不应忘却的则是那刻骨铭心的往事，那改变了一生命途的历史。一旦触及，便不能自拔。如托尔斯泰《复活》中的玛斯洛娃，她在狱中经常回忆那苦多乐少的、情窦初开的时节，唯有一个人——涅赫留道夫，她不会想起他。辛稼轩的“欲说还休”，正是这种违心自制状态。这儿不须用事，因为辛稼轩不能找到比自己身受的悲切更甚的事物来比列自己。那“壮岁旌旗拥万夫”、那“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的年华，正是他最有作为、也最爱说愁的锦瑟时节。那时他有泪水。人生最怕的是泪水的枯涸，最怕百无聊赖的平淡。
辛稼轩的性格最易遭妒，因为他集才情、壮烈、柔情、慷慨于一身，已如上文所述：1181年台臣王蔺诬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前者可视为李白式的“千金散尽还复来”；后者则当其处乱世，盗贼蜂起，则用重典也其宜。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195年御史中丞相何澹劾奏辛稼轩，谓其“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深文罗织，并未证实。“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啄谓余以善淫”；1205年又遭劾奏，谓其好色、贪财、淫刑、聚敛、滥杀。好色可算是英雄末事，毋庸为辩。好色矣，又如何？历史上还少英雄美人的故事吗？其独稼轩不可？而其他的事，苟有一件着实，则《宋史》不会记录他鼓励廉洁的事件：“同僚吴交如死，无棺敛，弃疾叹曰：‘身为列卿而贫若此，是廉介之士也！’”（《宋史》）足见稼轩以为美德者“廉介”也，廉洁而耿介也。其为人也廉介，必不曲逢阿时，必“临财廉”而“取予义”，其必是大丈夫无疑。而辛稼轩以“稼”名轩，亦以标示己所崇者稼穑也，勤劬也。而稼轩的二斋室名为朱熹所题“克己复礼”、“夙兴夜寐”，固有勖勉、表彰之意在焉。从辛稼轩的词里，我们时时看到他无瑕的童心，那种天籁自发的快意、任情恣肆的意态。那是只属于天才卓绝的人的本性。他的词如陈廷焯云，大部分是“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如惊雷怒涛、骇人耳目，洵天地钜观也。而一旦这排空浪涛过去的时候，那清澈如镜的碧水，天光云影在其间徘徊，是那么沁人心脾。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的《清平乐》，那是兴风狂啸者的怜子柔情。有着这样一双慈爱的眼睛的人，是不会滥杀无辜的。甚至可以断言，辛稼轩以他的吴钩所驱赶者，正是伤害人类至亲至情生活的魔鬼。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这是一幅农家乐的和平图景。“茅檐低小”，清贫不意味着痛苦和烦恼，而安其居、乐其俗、美其服、甘其食则是农耕社会的追逐；“醉里吴音相媚好”，从北方来的大汉、操着一口山东话的辛稼轩，是很可以将吴语当做音乐来欣赏的。当纳兰容若刚入关内，到吴地时写下了：“山水总归诗格秀，笙箫恰衬语音圆。”在北方人听来，吴语是亲和而圆润的。而当吴语溶解于美酒中的时候，那妩媚感人，更非北方人可梦见。这是一对相濡以沫的农家翁媪。词人对那被娇宠惯了的“无赖”小儿，更倾注了无限的爱心。这是夏末时节，芙蕖香销而莲蓬果熟的时候，大儿锄豆，已担负了主要的农事；中儿编笼，主管着家庭的饲殖；而只有浑浑沌沌的小儿，纯任自然，享受着这清贫之家的珍果。最平凡的、毫无用事的语言却是那么清新、那么迷人，这就是大手笔不同凡人的地方。这种词，无酬酢之痕迹，“使吾人忘利害之念，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于此对象之形式中”（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因之爽籁发而清风生。你能想象这是那以“整顿乾坤”（辛稼轩寿韩南涧有“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为己任的辛稼轩写出的吗？人性的多面性，往往于天才之身标著最烈。
英雄之解愁，远取诸高山大水，急雷灼电；近取诸美人名酒，宝剑骏骥。酒，陪伴着辛稼轩度过了带湖十秋、瓢泉八载的苦闷生活。酒，把愁云驱散，把豪兴激发，它是词人放浪形骸的催化剂。在酒的沉醉中，辛稼轩发现了另一个快意的人生。它不同于现实生活，在迷糊的半醒中，英雄自有英雄的作为，词人自有词人的眼力。当愁云铺天的时候，辛稼轩以“放下”二字自解。作年不详的《丑奴儿》即是：
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
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
在陇西的酒泉，那儿俯饮即可的滔滔泉流，都是浓醇芳香的酒，那是词人的理想国、极乐天。那儿没有君王的天下事待我了却，没有乾坤的无穷业待我整顿，那儿只有一块青石板待我醉卧。形骸算什么？而精神正脱却形骸的羁束，得以自在地升腾。作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的《西江月》更是老夫醉后的狂态：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对现实的失望，引发出对历史的虚无。古人的书中有英雄的大自在吗？我稼轩的平戎策又有谁来相信？那么我为何还去信奉古人的书？这首词最妙处在问话、行为都是醉人的状貌。然而英雄不待他人扶持的心胸，即使在醉中，也大别于俗子。我自醉卧于松下，干松何事？非胸罗万象者不会作如此想，不会作如此说。然则其天真痴迷的状态，令人击节三叹。微斯人，无此醉后之豪。这时他已是六十一岁的老者。另一首作年不详的《浪淘沙·山寺夜半闻钟》，写醉后惊梦：
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
梦入少年丛，歌舞匆匆。老僧夜半误鸣钟。惊起西窗眠不得，卷地西风。
晚年的辛稼轩看人类历史不过如蜗角蛮触（《哨遍·秋水观》：“蜗角斗争，左触右蛮，一战连千里。”）。他被庄子“齐一”说所动，既然是非难判，“齐一”便是最圆融的解释。在梦中他似乎见到了庄子：“庄周吾梦见之。正商略遗篇，翩然顾笑，空堂梦觉题‘秋水’。”（《哨遍·秋水观》）辛稼轩的醉中之梦，颇值得一谈。这不是乡愿之醉生梦死而是英雄的醉后无奈。梦与醒，难道能够是“齐一”的吗？—“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辛稼轩作了肯定的回答。功名竟如何？“从来天地一稊米”（《哨遍·秋水观》）、“万事皆空”，可谓怨而不诽的繁华过尽、红尘看透的浩叹。那么就寻找梦境的欢愉吧！然而那不知趣的老和尚，偏偏在他“梦入少年丛，歌舞匆匆”的时候，误将月色当朝暾，敲响了深山古钟。关键在最后两句：“惊起西窗眠不得，卷地西风。”辛稼轩做不到酒不醉人人自醉，一旦清醒，为何而“惊”？惊岁月之流逝、时不我予。为何“眠不得”？往事如潮，又注入心头。这“卷地西风”，不唯卷去了虚幻的梦境，更描述了心头的荒寒。
在瓢泉，辛稼轩的嗜酒渐渐损伤着他垂老的身体。他决心戒酒，但决心不大。可能旧瘾复发之后，倍饮于前，把损失的追回来。连他自己也觉可笑，于是作《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进》自嘲：
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
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平居鸩毒猜。况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
这酒杯是遭不白之冤了。可以看出，辛稼轩的霸气。明明是你自己饮酒无度，却迁怒于酒杯，酒杯敢在你面前如此说吗？—你喝吧，像刘伶那样命童子背上酒瓮和一把锄头，喝死后就地掩埋。这全然是辛稼轩嫁祸于酒杯。不唯如此，还说饮者与你本是知己，何以寡情薄义如此？叫酒杯走还不解恨，还要砸碎酒杯。那受了一肚子窝囊气的酒杯只有唯命是从说：“麾之即去，招则须来。”知道你辛稼轩戒不了酒，别装模作样，过两天叫我，我敢不来吗？这真是一则老人的童话。其中的幽默，还隐含着哲理：“况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还推测着人间的阴谋，是否“更凭歌舞为媒”，准备害死我。文字之开阖张弛，至此达于极致。虽为戏作，但辛稼轩用笔疏宕奇幻，不可思议；而其韵态天成，不事雕琢，开前人所未见之境域。袁弘道所谓“本色独造语”，不只宜论苏东坡，论辛稼轩也宜。
刘熙载评北宋、南宋词之辨，云：“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艺概》）以此参阅辛词，可知熙载只眼。辛词于疏放处，当知其缜密；于明白处，当识其内蕴；于激越处，视其沉稳；于阔大处，辨其精微；于浑沌处，悟其光明。以此眼力而读辛词，事过半矣。即以此戒酒戏作论，潇洒中是何等功力，阅诸古今词人不作第二人观。
老境确乎来临了，当他最后一次为国效力的梦破碎之后，他是悲莫大于心死了。他对朝廷的失望，见于他的一则跋文，题于宋高宗的绍兴间诏书之后：
使此诏出于绍兴之前，可以无事仇之大耻；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仇敌俱存也，悲夫。《（宋史》）
亦即倘高宗赵构南渡之初三四年间，有志匡复北伐，则不会发生此后向金称臣、纳岁币的大耻；倘孝宗赵昚接位之后能中兴帝业，那么北伐当可成功。遗憾的是，这种徒托浮词而不付实践的诏文，既不在前，又不在后，坐失先机之兆，则失不再来，它将与仇敌俱存于世，予我无益，予敌无害，实在可悲得很。
朝廷对年老力衰的辛稼轩似乎又生起用之意，而且授命他为兵部侍郎，稼轩恳辞。接着授予“龙图阁待制在京宫观”，此后又给予稼轩叙复朝请大夫，继又授叙复朝议大夫。不久，又进为枢密都承旨。身患重病的辛稼轩看着这雪片似飞来的廉价的虚誉，无动于衷，1207年9月初十辞世，结束了充满风涛和危机的生命。“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信然！
辛稼轩殁后一年，即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有恶人倪思者上疏弹劾辛稼轩，以为辛迎合韩侂胄开边。辛与韩在政治上绝无瓜葛，愚以为，可能韩侂胄被杀前作的一些表面文章，如主张北伐、追封岳飞、贬谥秦桧，颇掩盖了他在大兴“庆元党禁”时罢斥赵汝愚、罢逐朱熹的丑行。而辛稼轩以词人之性，颇易上当受骗，对韩侂胄之北伐，或有稍稍同情。至于世传之辛稼轩寿韩侂胄词有：
堂上谋臣尊俎，边头将士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欤曰可。今日楼台鼎鼐，明年带砺山河。大家齐唱大风歌，不日四方来贺。（范注：此词见刘过《龙洲集》。刘过年轻易上当，又效稼轩豪词，眼钝者误为辛作，不亦冤哉。）
词鄙俗不可读，对韩侘胄草草北伐，与朱熹、辛稼轩一向主张显然不侔，辛稼轩断不会对昔日之仇人，献今日之谀词。少时偶读此词，便觉非出自稼轩辈豪杰之手。缘其“豪”中有伪态、有酸气。稼轩之用俚语则有奇趣、有真情，岂会出“天时地利与人和”、“大家齐唱大风歌”之类令人生厌之句？
倪思之疏是否得宁宗之诏准，则据邓广铭先生之考，是肯定的，即对稼轩追削爵秩，夺从官恤典。不仅如此，据《铅山辛氏家谱》所载，辛氏后人还遭封门抄家之祸，四散潜逃，竟有改姓辜者。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年），即稼轩死后二十六年，朝中已以为对稼轩处置不当，赠光禄大夫；稼轩死后六十八年，即宋恭帝德祐元年，史馆校勘谢枋得为辛稼轩冤案事请于朝，得以彻底平反，追赠少师，谥忠敏。也许谢枋得为此事颇造舆论，假天意以谏宋恭帝：
咸淳间，史馆校勘谢枋得过弃疾墓旁僧舍，有疾声大呼于堂上，若鸣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绝声，枋得秉烛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声始息。《（宋史》）
我愿信其为真，“惊天地、泣鬼神”，本来是诗意的判断。然以精神现象判断，谢枋得之幻觉乃如伯格森之说：记忆及心灵独立于身体，利用身体达到其目的。而谢枋得之记忆乃辛稼轩平生浩然之气、壮烈之举，其心灵固与辛稼轩相通。耳中所闻僧舍中呼号因以出之矣。这是一则既壮而且悲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故事，这则故事的意义，不在其真伪，而在其最能沁浸于心灵，唤起对英雄的无限同情。
人以群分，南宋朝亦并非无人，如叶衡、韩南涧、郑舜举、傅安道、虞允文、汤朝美、李正之，或官至卿相，或为地方大吏；如陈亮、朱熹、陆放翁、刘过，或为鸿儒文宗，或为剑客谈士，都与辛稼轩有着深厚而诚挚的友情。郑舜举被朝廷召举，辛稼轩以平日交游甚笃，别离寄语，感人至深：
湖海平生，算不负、苍髯如戟。闻道是、君王着意，太平长策。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便凤凰、飞诏下天来，催归急。
车马路，儿童泣。风雨暗，旌旗湿。看野梅官柳，东风消息。莫向蔗庵追语笑，只今松竹无颜色。问人间、谁管别离愁，杯中物。 （《满江红·送郑舜举郎中赴召》）
是有治国平胡之厚望于郑舜举也。与韩南涧相互激励，韩有“使君莫袖平戎手”句，辛稼轩则回赠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
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甲辰岁》）
辛稼轩即使在带湖、瓢泉，凡遇至友之迁升，心中必涌动起对友人建功立业的期盼，于是由离怀忧伤升腾到把袂壮别。如《满江红·送李正之提刑入蜀》有上阕云：
蜀道登天，一杯送、绣衣行客。还自叹、中年多病，不堪离别。东北看惊诸葛表，西南更草相如檄。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
读之令人热泪沾襟，深为稼轩之期许所感。
不可抗御的岁月流逝，使辛稼轩情绪渐趋恬澹，然而这与陶渊明就大有轩轾了。在辛稼轩心目中最欣赏的诗人只有陶渊明，他爱渊明，但不愿做一个彻底的陶渊明，他对社稷的用情太深，而陶渊明也确实没有辛稼轩的一身文治武功。辛稼轩把陶渊明作为异代知己，南朝王、谢诸子是断断不在辛稼轩眼中的。他的《贺新郎》一词，最是对陶渊明的怀想与冥谈：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辛稼轩的性格跌宕不羁，即使本来想平澹一下，忽而兴起，却又恣纵无状，其老成却总被天真所冲破，这首词简直是从低谷到峰巅的飞云直上。而这首词也不啻是辛稼轩对自己的词抱负着神圣之自尊的总结，而且我以为是再准确不过的评语了。“古来三五个英雄”是辛稼轩对千古英雄的傲视，“知我者，二三子”则是辛稼轩对自己词章成就的无上评许。
窃以为词之有婉约与豪放两宗，多是后之评家为方便计，其实这方便是多余的，往往塞人视听而入迷雾障。余以为词只有好、坏之别，这才是论者正道。以苏东坡、辛稼轩之才，本无意于开宗立派，只有意于万古盛名。以婉约豪放论，陶婉而辛豪；以好坏论，则伯仲之评在焉。明辨苏、辛之别，亦不在门户，而在苏旷而辛豪，苏东坡旷宕、疏放、散淡、通达，有高士之气，总评之曰：恢宏而高远，不失之颓；辛稼轩豪放、恣纵、磊落、任侠，有英雄之气，总评之曰：慷慨而恣肆，不失之粗。而辛稼轩深层的悲凉，苏东坡或缺。前面所引刘熙载之评，述之已详，兹不赘矣。“大丈夫”是中华民族自周秦以还民族脊梁的符号，也将是我们新时代民族性的灵魂。二十一世纪神舟六号载人飞船之上天，民心大振。微吾老书生，竟夕不眠，以待聂海胜、费俊龙之回归。至陈炳德将军宣布胜利完成之时，不禁老泪纵横。此无他，以十九世纪中叶以还，中华民族备受宰害凌辱，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热切期望西学东渐，然则西学之于武器而秘藏者，其渐可乎？鲁迅先生有云：“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深为祖国之前途祷，为生民之幸福祷！扫荡民族的劣根性，亦即鲁迅先生当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所有品性，正是当代青年所深应痛绝者。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此中“知耻近乎勇”，则大丈夫立于世之根本。“知耻”二字应为当代青年心目中的警言。
郭沫若先生于辛稼轩墓前，曾有联焉：“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谨以此佳联，为本文结。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谈战争与《诗经》
战争无疑是残酷的，古往今来任何战争都是极端的暴力行为。它是死亡的信号，而不是欢乐的节日。人类的历史，悲剧多于喜剧，而悲剧的主要内容则无疑是战争。《战国策》上有一则《唐雎不辱使命》的故事。当时凭恃着虎狼之师的秦王想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许。秦王对安陵君的使者唐雎说：“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说：“臣未尝闻也。”秦王勃然，说：“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这在当时，他说得出，做得到。据《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所载，自秦献公至秦王政（秦始皇），前后屠杀晋、魏、韩、赵、楚诸国的士兵，总一百四十余万。二千三百年前没有热兵器、没有爆炸，那是排头砍去或者活埋。“纸上谈兵”的赵括四十万将士一下子全被秦军活埋。农民战争的残酷性也不例外，那作诗述怀“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它年我欲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的黄巢，杀人逾八百万（《新唐书》）。那是远远超出阶级斗争的观念范围的，是一种大恐怖。这样的残酷性，中、西皆然，公元前三世纪古罗马之消灭迦太基，那是灭绝迦太基种族的大杀戮。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夏代，在地中海曾盛极一时的苏美尔人的文化，因为塞姆人所建的巴比伦王国的胜利，不仅这优秀的文化被灭绝，这个人种也不复存在，其间战争的血腥可想而知。随着苏美尔人在地球上的消失，那唯一可与中国古代象形文字比美的一种文字——楔形文字，成为远古遗存的一个令人哀伤的哑谜。对那无数生灵死亡前的哭号，这哑谜只是无声的回应。自上古至近代最残酷的战争当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此书中的每一个字，就使一百二十五人失去生命。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血淋淋、最残酷暴虐的一个统计数字。
战争当然是破坏性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这是二千五百年前中国大哲老子的谔谔言教。战后十室九空，赤葵依井、崩榛塞道。饥荒之后继之瘟疫，饿殍横陈于沟壑，豺狼奔突于郊野。西晋永嘉之乱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惟一旅，公私有车四乘”（《晋书》）。
战争的破坏性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带来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害，从古希腊巴底隆神庙（公元前五世纪）到中国清代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的毁灭（1860年为英法联军所劫掠焚毁），所留下的庞大的残骸，无不使人对昔日繁华的一朝毁隳，发出怅然的浩叹。
唐代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所描述者非指一地，是诗人的意象之作，而所刻划者有非军旅诗人可达的惨烈：
尸培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可胜言哉？……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伤心惨目，有如是耶？
这无穷极的灾难根源何在？这种地狱变相的人间世有无尽头？有什么办法使古战场不复出现？诗人提出了一系列的叩问。然则他的回答不能使人满意，对战争的源起，诗人没有可能作入木三分的判断。他说“周逐猃狁”，对；而“秦筑长城”，错。这真是浮泛浅陋之判。
当人类石斧相向的时候，那是人文未开时的争夺，远非今天我们所谓战争的涵义。那时的氏族或氏族联盟甚至此后的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伐，都只是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自然淘汰率在起作用。黄帝和蚩尤之战、黄帝和炎帝之战都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也没有效忠君王的伦常。我想象那时的黄帝一定孔武有力、智商超群，力足以斗群雄，智足以伏诸夷，绝对是从荒蛮中砍杀出来的强者。那时的人群还没有道义的框架左右他们的思维，也没有伦理的绳索制约他们的行动，他们要保卫的乃是生命赖以存在的土地和食物。《三才图会》上画的黄帝已带着帝王的冕旒，那真是荒谬有趣。那是后代的画家据《周礼》凭空杜撰出来的偶像，似乎华夏的初祖不应披着兽皮麻葛，正应穿着这种天子的礼服接受万国来使的朝拜。古代也没有天子的概念、禅位云者，不是由于尧舜有着高尚的品德，只是那时私有制观念淡漠，因之部落联盟族长的传承，与血统关系不大。战争成为一个涵义确凿的词汇时，国家必已形成。在中国历史上战争以道义和伦理为其后盾并以为号召，那应当是从商汤伐桀时开始，中国诗的源头《诗经》也正可以上溯至此时。对人类历史存有总体性怀疑主义精神和对战争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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