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煜全 薛兆丰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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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风口：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新机遇试读：
前言
不只做投资者，更要做产业协调人我1994年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就创业了，当时做的是咨询公司。因为专业是生物学，所以便从医药咨询开始，逐渐扩展到其他行业。
到了1997年，我慢慢意识到做咨询需要知识库，需要系统积累，需要知识储备，也觉得自己积累不够，毕竟大学刚毕业就去创业，很多知识并不具备，也缺乏经验。幸亏当时的中国没人愿意从事咨询行业，但凡有工作经验的人都去创业了，而且很多人并不愿意成为咨询行业的个体户。那时，咨询行业在中国基本上是空白领域，所以我们才能有机会活下来。风险投资是一场充满发现和惊喜的旅程
但是，我也意识到自己实力不够是做不大的，所以就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看看谁能帮助我们建立知识系统，帮助我们走得更远。于是，我们找到了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Frost&Sullivan）——一家立足硅谷、致力于研究全球企业成长的咨询公司。1998年，我们跟它合资了，业务也从原来单纯的医药咨询扩展到了电信、IT、工业品，包括仪器仪表、电子设备等领域。
开始的时候，我们采取的还是比较传统的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的模式——写报告。我们在任何一个行业领域都有专家写中规中矩的行业分析报告。但之后发生了一件很偶然的事情——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连带的后果是我们当时的IT电信部门垮掉了，没人买报告了。
垮掉以后，我就痛下决心要转型，要从传统的写报告式的咨询转成偏战略和管理的咨询，实实在在帮人做事，而不只是分析。于是，我们就切入到电信领域，我重建了电信咨询部门，开始做所谓的电信运营咨询。运气也很重要，那时正是中国电信业刚刚蓬勃发展的时期，推出了很多新业务，对咨询的需求也很大。但是，当时基本没有人能做电信咨询，因为对咨询业的人来说，电信属于陌生领域。
我们的运气比较好，有写电信行业报告的基础。我便下决心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培养我的队伍。我们可以没有项目，但是要熟悉电信行业的实际操作，摸爬滚打，慢慢做进去。当时的电信运营咨询行业，基本没有竞争对手。
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别人不愿意付出的东西，比如专门写了一系列名为《电讯运营体系》的报告，十几本汇集起来，厚度惊人。不过一本也没卖出去，都是送出去的。现在很多运营商老总的书架上应该还有那套《电讯运营体系》报告。
虽然没卖出去，但是我们把这个系统研究透了，所以对咨询工作非常有用，之后给运营商做了很多年咨询。做咨询的那些年，我有两个体会：一是咨询不是一个好商业模式，因为要靠人。越资深的人，别人越希望你去做咨询；而越不资深的人，别人越不希望你去做咨询。所以，新人没有机会得到锻炼，而老人会被累死。二是咨询按小时收费，它是体力活。你再贵，他也会说“别人200元1小时，你2000元1小时行了吧”，他不会跟你说20万元1小时，所以价格空间很有限。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咨询对产业的推动能力比较弱。因为你需要说服别人，但是人是很难被说服的。所以我们发现真正要推动产业，投资比咨询更好。因为是我给别人钱，如果我不喜欢这个人，不给他钱就可以了，只给自己喜欢的那些项目就好了，所以，投资对产业的推动力和影响力更大。
发现这个问题后，我们就慢慢地从天使投资做起。从2007年开始尝试，找了一群业内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但是，天使投资有它自身的局限，回报周期特别长，且只能投资很小的项目，所以对产业的推动力也没有那么大。慢慢地，我们决定还是要去做更大规模的风险投资，所以建立了更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基金。我们做风险投资有一个信念：不只是做投资人，我们的投资理想是协调产业，推动产业发展。
但是我发现，真正的投资人没谁做这件事，因为他只要求能赚到钱。投资人在意的是我是不是投中了百度，是不是投中了阿里巴巴，而不是我是不是协调了产业，为产业作出了贡献。投资人在整个生态里有点像攫取红利的人，有点像寄生者。
所以，一般产业的交流会议也不会邀请投资人。投资人是另外一群人，他们谈论的是投资机会，与产业无关。但是因为我们在做电信咨询时曾经很长时间都在做协调产业的事情，习惯了从整个产业的角度看问题，并不是只做一个投资人，而是想利用投资这个工具推动产业发展。所以，我们就投资了一批社交网络公司，就是最早的O2O，也就是当时所说的电子商务的线上线下打通模式。
一方面因为中国市场中的企业科技含量太低，另一方面当时我太太正好到国外读书，我去陪读。那段时间没其他事可做，就研究国外的科技创新，发现国外的科技创新这两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作为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的股东，我能看到它的所有数据。数据显示，最新、最前沿的科技并不在大公司手里，而是在小公司手里。
这个发现让人震惊，通过深入探索其原因所在，我们发现了美国积木式开放创新的新趋势，也发现了《拜杜法案》带来的科技产业化的价值，包括互联网造成的积木式拼插合作机制的顺畅化。我认为，中国投资人投资美国企业的机会到了，这还可以实现我们当时的理想。创新是紧密结合的社会网络中的深度协作
现在，我们在美国的科技前沿领域都有系统性布局。所以回到本质上来讲，我们还在坚持一个信念，即希望对产业有贡献，而不是仅仅做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或者基金。
中国的投资人基本上分两类：一类是金融或者财务出身，积累了一定经验后自立门户；另一类是创业非常成功的人，企业上市后赚了很多钱，再去融资做风险投资。我们两者都不是，既没做到企业上市也不是金融资本出身，但是在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时刻，我们有自己的独特价值：产业协调能力。这是之前我们做电信行业咨询时积累下来的经验、视野和能力。
那为什么我又一直强调是运气呢？因为现在中国强大了，中国人有钱了。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的市值达2000亿美元，所以别人愿意跟你合作，他们相信你有资本，也相信你会越来越正规化。中国的市场扩大以后，对国外企业的吸引力也就加大了。过去，中国市场只占全球市场的百分之几甚至零点几，没有人会在乎你。现在的中国市场占全球市场的30%，国外企业自然就会重视你。
因为中国市场太大了，我们投资的这些企业也很愿意进入中国，愿意被我们引领着利用中国的资源继续发展。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踩到了一个正确的位置。
这有点像当初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所说的：如果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你会发现过去的很多经历都对这件事有价值，那就证明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
我们常常也是这种感觉，当初做电信的产业协调，根本就不觉得是多么有价值的事情，今天它的意义都显现了出来，使我们能够从产业的角度利用资本的杠杆去推动整个高科技行业的发展。既然上天给了我们这种运气，让我们站在这个位置上，那么我们就应该恪尽职守，把这件事情真正做好。这不仅能提升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实力，更可以用中国的实力来推动世界科技的发展，我认为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2013年10月的《科学美国人》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刊登长篇报告，讨论世界科技与创新形势。文章指出，“很多人以为创新就是某个人脑子里的灵光一闪，其实现在的创新更像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社会网络中不同专长的人之间的协作”。这与我在美国投资企业的过程中观察到的趋势非常一致。很幸运的是，在一次美国考察的旅途中能够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薛兆丰教授有深入的交流，他对美国高科技创新产业转化的趋势也非常感兴趣，且有敏锐深刻的洞察，于是我们决定合作写作这本书，将我在投资实践中的观察和体会以及薛兆丰教授的研究分享给大家。在此，薛兆丰教授也感谢王兰夫、王俐、周克成、唐夕雅和丁凌霄诸君的资料收集和文字整理工作。“万众创新、大众创业”这也许是本年度最热的词汇了，在政府的推动下，中国的创业氛围越来越浓厚。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大家打开另一个视野，看看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化机制、未来的产业趋势和正在变化的社会形态，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制造业的优势，看到我们的新机会和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投资美国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过程中，我们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进程，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次自我革命，某种程度上它会对全球经济形成一次革命性的冲击。如果从机会的角度来看，你可以将其称为“全球风口”；如果从一个更为系统的角度来阐述，我想将其定义为新资本主义或者是社会化资本主义（Social Capitalism）。
西方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人士往往将改造资本主义当作自己的一种信念，他们希望能打破跨国公司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垄断，希望提升个人的社会价值和地位，希望人类能够有更为美好的未来。这一切已然发生。因为有了互联网，有了全球协作的平台，越来越多的创新涌现出来。
如果说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抓住了全球制造业资源重新配置的机会，从而在30年的时间里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希望我们能再次抓住新的全球变革机遇，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更上一个台阶。PART 1创新新生态：无法阻挡的全球新机遇技术推动资本主义自我革命
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有多年的历史，对这一社会形态的分析和评价也已经非常丰富。我感觉资本主义正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将其命名为社会化资本主义，其形成有6个方面的影响因素。最基本的因素是科技的发展。《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作者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他通过大量的数据研究得出了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资本的增值速度超过了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速度，这意味着，如果你是资本家，你将永远都是资本家。
但现实并没有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在资本主义阵营里领跑的国家里。一方面，资本家过世之后，子孙后代在继承财产时要缴纳很大一笔遗产税，很多人由于缴不起税，遗产只好捐赠给国家。当然，美国还有洛克菲勒这类家族，他们的财富积累并不完全依靠财富本身，还要依靠家族的人丁兴旺、教育水平高、子孙的努力以及财富和人脉优势，才能保持家族财富的不断增长，并不仅仅是因为家族的资本优势。
打破这个逻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财富在不断地被新人创造。比尔·盖茨的父母并不是亿万富翁，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父亲也不是亿万富翁，但是他们有一个共性：都是因对新科技的掌握和运用而获得了巨额财富。所以，《21世纪资本论》把美国单独列出，因为美国的科技变化太快。假设没有高科技的发展，资本主义肯定会向垄断的方向发展。
当对人力的调度水平足够高时，才能完成很多复杂的个体不能完成的工作，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国的长城都需要举国之力才能完成。那时，国家是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它能驱动最先进的生产力去做任何事。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跨国企业是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它能够调动最先进的生产力，调动最为庞大的资源，在全世界做想做的事情，包括让航天飞机上天以及修建高铁。跨国企业基本上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标志性形态。
但是，跨国企业有先天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提出的人的异化，在一个几十万人的跨国企业里，每个人都成了一颗螺丝钉，自身的价值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在这些跨国企业中，一方面，人们会追求安全感、良好的工作和福利保障，不过，获得安全感的代价是自身价值的丢失，你成了一颗螺丝钉，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也就感受不到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了。另一方面，当跨国企业庞大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有操纵社会和政府的倾向，因为它强大的实力让它获得了跟政府讨价还价的权力，那为什么不通过和政府讨价还价来获取更高的利益呢？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面对跨国企业的讨价还价，政府被迫支持工会，因为工会不仅仅代表劳工的利益，也是对跨国企业的一种制衡。但是这种制衡往往会产生消极作用，因为工会本身没有更先进的诉求，所以用工会来制衡有时会形成恶性竞争的局面。此时就会衍化出一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即一方面希望现代科技，包括资本主义给社会带来的实惠通过跨国企业来实现；另一方面，跨国企业也像一只贪婪的“老虎”，不断为自身攫取更多的利益。
马克思看到了这个矛盾，他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现在可以通过科技革新来改善这种状态。当科技迅速进步时，很多跨国企业原本赖以生存的竞争力基础就不再有竞争力了，新的科技完全可以替代既有的科技，使得跨国企业本身也要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例如，柯达曾经在胶卷产业做到了全球垄断，但是当数码照相技术发展起来以后，它就被淘汰了。跨国企业也不是高枕无忧的，原因并不是市场多么有效，而是科技的发展会带来新的撒手锏，让曾经的垄断很难再持续下去。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教育。
教育的普及使得很多新兴科技并不是始终掌握在传统的拥有各种垄断资源的人手里。在古代，只有贵族才能上学，知识永远掌握在富人手里，富人可以利用对教育的垄断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不过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更高素质的工人，所以教育必须普及化。这样的结果是，最先进的科技并不仅仅被资本家掌握，而是更多地被掌握在普通民众手里。
不过，西方的底层社会受到的教育有很多局限，最优秀的人才往往出自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孩子受到了最好的教育，能从高校把科技拿出来，实现更快、更广的转化和扩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科技在10年或20年的时间里，从原来的非常稀有变成了对公众而言的完全普及。想想20年之前电脑是多么稀有的东西，现在基本上每个人出行大概都会随身带着一台电脑。
这根本上取决于教育的普及，计算机学科也已经成为通识课程之一，每个中学生都需要学习计算机，教育使得这些先进科技不再稀缺。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曾经写过一本书《IT不再重要》（The Big Switch：Rewiring the World, from Edison to Google），主旨是信息技术在多年的发展之后已经不再是稀缺资源，已经非常普及而不再是独特的竞争力。其实任何科技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变得不再重要，因为掌握它的人太多了，甚至已经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对任何个人和企业而言，都不再是可以取得竞争优势的力量。要想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必须谋求在下一代科技变革中掌握最新的技术，才能获得先机。这一切都是教育的功劳。第三个因素是协同，尤其在互联网时代。
虽然教育可以为整个社会提供良好的基础，但是对社会的真正推动还是要通过企业来完成。在前互联网时代，人的能力再强，往往也只是大公司的螺丝钉，所有的技能也只是一颗螺丝钉的技能，人被拧死在那儿很难改变自己的职能或者换一种与人合作的方式。但是有了互联网，尤其是远程办公或者远程沟通越来越普及之后，原来需要一个大办公室才能跟别人协作完成的工作可以通过网络来完成，一个人可以物理上独立于大企业。而在实际协作上，依然是按照大企业的运作方式使得各部分紧密配合。创新积木新企业机制过去处在很多大企业里的职能部门纷纷独立出来变成相对独立的公司的前提是，有足够强的协同能力。这种独立恰恰丰富了整个生态系统，当创业公司需要任何过去只有大公司才能完成的协作服务时，很快就能从各种小公司那里获取这样的能力。
我们投资的XCOR公司做的是私人航天飞行器，公司目前只有110个人，可以完成整个航天飞行器的设计、开发和制造，其原因并不是这110个人有多么聪明，而是利用了协作的力量。比如，它的起落架是美国一家专门设计战斗机起落架的公司帮助设计的，这样的公司在过去也许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波音公司的一个部门，独立出来之后不仅可以为洛克希德·马丁这样的公司提供服务，也可以为XCOR这样的创新企业提供帮助。飞机起落架这么狭窄的领域都有独立的企业生存，你可以设想整个生态系统是多么地完备。
生态系统的完备和复杂恰恰是新物种能够繁衍和成长的重要前提条件，沙漠里的动物种类很少，但是在热带雨林里，各种各样的动物层出不穷。所以，一个创新生态的前提是协同性的增加和各个职能单位的相对分离。第四个因素是信用。
大规模的社会化协作需要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信用。资本主义社会非常强调公司的信用，越是大企业，越是世界500强这样的知名企业，企业品牌树立以后，越有客户愿意埋单。
现在小企业和个人也需要有信用，关键不是为了产品销售，而是远程协作。如果两家企业能够相互信任，那么很快就能合作起来。例如当下非常热门的Airbnb，任何一个家庭只要有富余出来的房子，甚至客厅里的一个沙发只要愿意出租，都可以将信息发布到其平台上，别人看到后就可以来租。这个平台建立了一个双向评价系统，使得租户和出租者可以相互评价。这种商业模式能够建立的前提是整个社会的普遍信用的确立，不会出现类似“青岛大虾”那样的宰客现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阿里巴巴对整个中国零售业的最大贡献并不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是建立了一个全民零售信用体系。过去，商品的质量要通过质量监控部门监测，但作为政府机构，质量监控部门的效率不够高，很难对那么多的商品提供足够有效的保证。通过用户的自动评分系统，基本上保证了阿里巴巴平台上的商品价值与价格的对等。第五个重要的因素是人，是企业家。
当科技足够发达，独立小企业乃至个人就可以协作，而当信用体系基本确立之后，最重要的一类人登场了，他们是企业家。这些人可以把所有这些因素贯穿起来，迅速获得和过去的巨无霸般的跨国企业竞争的能力。企业家可以从大学里拿到科技专利，可以集结一批高素质人才，找到最有信用的公司形成一个联盟。这种联盟在具备了跨国企业的能力的同时又能避免跨国企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端。创新积木新木桶理论我把这种以企业家为核心的运作模式叫作“新木桶理论”：最好的企业家拿到最先进的科技专利，找到最具行业洞察力和执行能力的人一起合作，找到最好的协作企业共同开发，迅速对跨国企业形成冲击和挑战。
这时，你的木桶能够盛多少水，不再是原来的木桶理论所说的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最长的那块。因为在新木桶理论中，每个人的贡献都是独特的，没有人会有自我价值的缺失感，只有最好的协作能力才能带来更好的发展。最后一个因素是风险投资。
这是整个机制的润滑剂。不管多么先进的科技，在挑战巨无霸企业时，后者总会想方设法封杀后来的创新企业。比如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就是PC领域的垄断者，如果你开发了一款新浏览器，微软就会在Windows系统上捆绑自己的浏览器跟你竞争，虽然微软为此遭起诉而被罚了很多钱，但还是有很多创新企业因为这样的垄断竞争而不得不退出市场。
这时创新企业要想占领市场，就需要有足够的资本实力和巨头企业对抗，资本的来源就是风险投资家们，他们用自己的资本实力再匹配创新企业的科技实力，才有可能打翻身仗，将跨国企业巨头掀翻。新生态：广泛协同的创新体系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科技、教育、协同、信用、企业家再加上风险投资机制，造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形态。这个新的经济形态具体有哪些特征呢？
旧的经济形态以跨国企业为象征，新的经济形态以拥有先进科技且经验丰富的企业家为象征。以他们为核心组织各种资源，使得新型企业的成长速度非常快，最近经常听到的说法是“指数级增长”，那些老的跨国企业一般需要上百年的历史才能长成如此庞大的规模，而这些新兴资本主义企业的生长方式是“积木式创新”，外部协作资源像积木一样即插即用，就好像乐高积木，不管最终的规模有多大，都是由一堆小积木组成的。这样来看，新兴经济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企业成长速度非常快，其潜台词是——很可能衰落速度也非常快。因为这些企业往往依靠单一科技成长起来，一旦这个科技产品完成自己的使命，就有可能迅速衰落。
也许你会说它还是不如百年老店好，但是在新的经济形态中，恰恰不再塑造百年老店。我们认为百年老店其实是社会进步的阻碍，不再是一个推动力。这就相当于人类之所以有今天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一直追求长生不老活到了今天，而是人类祖先中最聪明的人谋求让他们的孩子更聪明，不断地把智慧传递给下一代，因此人类一代比一代强，才走到了今天。你能想象一个原始人生活在今天，他的那些早已过时的生存技能怎么才能适应这个社会吗？
我觉得一个社会要健康发展也应该如此，不应该追求百年老店，而是应该追求任何一个企业完成了自己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之后，社会能够给它足够的奖励和回报，企业家、投资人都能得到合理的回报。当它完成历史使命后就退出历史舞台，让其中的每个角色都能各得其所。
第二个特点是协同工作的程度会越来越深。过去以资本主义跨国公司为平台的协作模式，更多的是基于生意基础——给多少钱交多少货，即便是供应链上企业间的合作也是货和钱的关系。但是，未来的协作可能会涉及很多股权的方面，以实现长期的利益共享。这时一种崭新的协同方式出现了。过去，跨国企业强调的是管理的顺畅性，从“泰勒制”开始都是在考虑如何能够管理好更多的人，但现在“管理”这个词提得越来越少，即使一个企业的协同生态系统涉及10多万人，能够被管理的也就是处于公司内部的少数人，企业外部的协作人员是不归它管的。
我认为有一本书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那就是LinkedIn创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的《联盟》（The Alliance）。未来，“联盟”是新经济形态的标准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协作，不再有谁依附于谁的概念。所以，这些年在西方管理学界，“Leadership”（领导力）这个词一直是核心词汇，它强调的不再是更粗鲁、更权威的管理方式，而是领导者的身先士卒精神、示范作用和影响力。因为在一个生态系统中，你需要协同生态里的合作伙伴一起完成任务，靠强硬的命令是做不到的。
可以看到，很多创新企业成长的速度非常快，市值增长更是迅速，参与协作的生态系统人数庞大，但是一个企业内部的员工并不多。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对比：Facebook上市时，大概有3400名员工，那时它服务于9亿多用户；中国移动当时也服务了9亿多用户，但有10万员工，这在中国的运营商里已经是规模最小的了。从服务水平上看，Facebook的投诉肯定比中国移动少，因为用户是自维护的，每个人都是它的合作伙伴，都在Facebook上贡献价值，已经成为Facebook的生态协作者之一。所以，你可以说它有了9亿多协作者，而不是9亿多用户。这种广泛的协同会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造成新的颠覆，很多人不再像过去那样追逐金钱，很多新的慈善资本家也出现了，这些人采取的是“裸捐”的方式，在世时就把自己的钱全都捐出去。这也许就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创新积木联盟生态新资本主义协作生态以核心企业家为盟主形成联盟化的协作体系，正在迅速击败很多传统的跨国企业，我认为在未来的三五十年里，全球经济中处于这种协同生态的新型资本主义企业家将会成为主流，传统企业家会慢慢消失。
很多数据都支撑这一点：1973—1983年间，全世界《财富》1000强企业里有350家消失了，但在2003—2013年的10年里，全世界《财富》1000强企业里有712家被换掉了。更换的速度在加快，一方面是跨国企业本身谋求更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带来了很多新的大企业，但是更多的是新兴科技企业用协同的方式迅速地占领了世界1000强的位置。中国创新为什么不能学硅谷
如今的中国讲创业创新，都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创意和突破。大家赶时髦般去硅谷“朝圣”，一波又一波的中国人去那里“朝拜”，朝拜那些叫谷歌、Facebook的企业，希望在谷歌公司的食堂里吃个饭，沾染点“仙气儿”。
如今的硅谷在中国人眼中变成了美国创新的代名词。但是我认为，硅谷不能代表美国创新，我也认为，中国的创新不能学习硅谷。
为什么这么说？先回顾一下硅谷的历史，历史上的硅谷并不是今天这样。如今的硅谷充满商业味，似乎人人都在创业，希望成为亿万富翁。但如果当年的硅谷就是这样，它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
它当初的环境恰恰是非常反商业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微软。微软是从硅谷里出来的，比尔·盖茨最开始将公司设在硅谷，但是遭到了很多硅谷人的声讨。因为微软最早对软件进行收费，但是硅谷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叛逆。他们认为终于有机会建立一种和现实完全不同的文化——在这个新的虚拟世界里，他们希望世界大同、平等和免费。比尔·盖茨当时受到了很多攻击，他自己说搬到西雅图是怕竞争对手挖墙脚，但是不是被骂惨了之后灰溜溜走的，其实也未可知。硅谷之所以有今天的繁荣，恰恰是因为当时的多样性。而今天，硅谷的多样性消失殆尽了，大家都忙着挣钱。
第二个原因是，硅谷当年是借着软件和互联网的潮流兴起的。微软的英文名“Microsoft”的意思是“又小又软”，但是软件和互联网走到今天，整个产业出现了巨大的回潮。
回潮是什么呢？软件和互联网已经做得非常好，但是如果没有硬件，用户体验就不会很好，所以软硬结合成为必然的趋势。举例来讲，大家都说特斯拉其实是一个互联网汽车公司，为什么呢？因为它把互联网的“软”植入了汽车的“硬”件里，所以如今特斯拉卖的就不是“又小又软”，而是“又大又硬”的汽车。如今的硅谷还有Space X、XCOR，这些公司生产的航天飞行器可都是大家伙。
这些产品当然也需要软件和互联网，但是在硬件时代，创新就不是靠硅谷了。硅谷的特点是业务模式突破，因为底层技术是差不多的，不管是TCP/IP协议，还是WWW协议，基础是一样的。在基础上能产生什么样的应用，这是硅谷擅长的，恰恰也是中国现在鼓吹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鼓吹这种业务模式创新——我的模式跟你不一样，你的模式叫Friendster，我的模式改了名叫Facebook，那我就赢了，但其中的科技含量并不高。过去硅谷里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如惠普、微软，已经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科技含量不高但业务模式领先，如Snapchat或者Instagram这样的企业。
为什么慢慢把科技含量高的企业挤出硅谷呢？道理很简单。起初硅谷以高技术含量起家，聚集了很多风险投资人。这就意味着企业融资相对容易，业务模式好的企业有一个特点就是赢家通吃，一旦成功就能够占领整个互联网。科技含量高的企业未必是赢家通吃，它可以占据一个利润非常稳定的市场角落。赢家通吃是风险投资人的最爱，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赌博式的投资行为。
对于风险投资人来说，他追求的不是成功率，而是最成功的那个企业带来的最大回报是多少。这时，商业模式就特别受人追捧，这样的创业公司就容易在硅谷拿到钱。
另外，如果企业只有模式优势，要想实现赢家通吃，就必须用“快鱼吃慢鱼”的策略——在对手还没反应过来时已经把对方吃掉了。没有特殊的技术壁垒又要跑得非常快，这样的企业在硅谷很合适，因为这里充斥着很多希望一夜之间变成巨富，而又确实身负绝学、编程技能好得不得了的技术人才。他们希望效命于像谷歌这样的公司，有风险投资公司支持，摇身一变成为巨富。所以，硅谷有风险投资支持的创业企业更容易找到顶尖的技术人才帮助其迅速实现扩张，用“快鱼吃慢鱼”的方式巩固自己的优势。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们进入了一个不是“微软”而是“大硬”的时代，硬件有很多的专利保护，那么那些专利从哪里来？是从高校里来的。全美国的高校都有大量高科技专利，不仅是在硅谷一枝独秀的斯坦福大学。而因为有了《拜杜法案》，这些专利的产品化速度也得以加快，高校周围聚集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企业。创新积木硅谷之外的高科技在美国高校附近的创新企业拿到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专利技术，这比聘请一个顶尖程序员重要得多；如果专利技术足够强，那么你根本不需要去硅谷找投资商，他们反而会来找你。硅谷对这类企业的吸引力大大减弱了，反过来讲，如果这样的企业真的待在硅谷反倒有弊端，至少付给员工的工资要高很多。
总的来讲，在这一轮创新潮流中，硅谷模式并不那么受青睐。不过，人们对硅谷也有很多误解。比如，很多人以为硅谷的文化很开放，整个商业体系都支持创业，但实际上，硅谷的商业体系非常不支持创业。总部位于硅谷的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全球总裁阿洛普·朱特希（Aroop Zutshi）有一次在回答别人的提问时，说过这样一句话：“硅谷能有今天的成功，政府支持得很得力，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硅谷会比今天更成功。”
其实就是说，政府帮了倒忙。最近还有很多人呼吁政府要改变对硅谷的政策，比如，硅谷对移民越来越不友好，硅谷的大学对华裔抵制得非常厉害，等等。那么，是不是硅谷就没有优势了呢？其实并不是，硅谷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与自由叛逆是相关的——奖励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中国的古训在硅谷得到了承认。今天的硅谷依然还有这样的优势，鼓励失败，甚至奖励失败——你失败了，我会认为你积累了经验，下一次更愿意相信你，但是其他优势几乎都消失了。
那么这种时候，中国能从中学到什么呢？我们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生态环境，并不是每个环节都需要创新，有很多环节并不负责创新。比如，一辆跑车最重要的指标是速度，它的音响系统和座椅与速度并没有多大关系。创新衡量的是什么呢？整体来看，创新系统要保证能有更多适应市场的新产品，还要能迅速占领市场，但要完成这个过程，其实只是第一个环节需要创新，即在实验室产品开发阶段最需要创新。按美国人的平均估计，一个实验室里出来的技术实现产品化的过程，需要5～8年的时间和上千万美元的投入。
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和这么多钱？因为实验室里研发出的技术是单项冠军。比如通信技术，如果是传输速度快，这仅仅是单项冠军。其他因素，如能传输什么、通信时要配备多大的电池和显示器、需要什么样的传感器、要不要GPS模块，这些问题才是产品化阶段需要面对的。
这个阶段会将诸多单项功能整合到一起，形成完整的用户体验，这和前期的技术开发完全不同。因此，现在国内鼓励科学家创业是绝对错误的。科学家从小被培养的技能是科研，就是如何跑成单项冠军；而做企业有两个阶段的技能最重要，初级阶段的技能叫作“产品转化”，即懂得和科学家、工程师们协同研发。想想iPhone手机，它并没有什么核心技术是苹果公司的，但是它确实整合了世界上很多先进的科技，是一个整合者。
产品化阶段的核心主导者是产品化型企业家，他知道怎么做协同研发。下一个阶段是开发国际市场，到了这个阶段，企业就需要更换CEO。新任CEO的特点是什么呢？要懂得协调市场资源，懂得打广告做宣传，懂得扩大队伍，懂得批量生产，保证渠道供应。这都属于经营型企业家。但是不管哪类企业家，他所具备的技能都和科学家所掌握的技能相差甚远。这两类企业家需要的都不是创新能力，而是管理技能和管理科学。如果把这个阶段再细分的话，还需要有人开发全球产品销售渠道，有人生产制造。目前，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制造。
这些技能都是完成整个创新闭环所需要的。顺便我也想纠正一本书——《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Zero to One：Notes on Startups, or How to Build the Future）里的一些观点，大家以为这是彼得·蒂尔（Peter Thiel）写的，就一定是对的，其实错了。因为从0到1只有在纯虚拟的环境才成立，因为那样的产品在复制时几乎没有边际成本。
另一本书叫作《零边际成本社会》（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也是绝对错误！为什么？只要生产产品，就肯定有边际成本。生产一部iPhone手机到生产100万部、1000万部iPhone手机没有成本增加吗？这是不可能的！现在，一辆特斯拉汽车卖10万美元，据说每辆车差不多补贴3000～5000美元，这不是边际成本是什么？
这说明在大规模制造上，中国的优势是有全球价值的。只要全球的趋势是“大硬”，它就需要产品，中国是全世界最擅长优质低价地生产制造的国家，可以帮助创新企业完成创新闭环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最不需要创新的重复生产环节。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中国，不管这家企业的技术多么创新，都谈不上成功。
甚至可以预言，特斯拉失败的风险巨高无比，虽然它非常领先，但迄今为止，特斯拉连一颗螺丝钉都没有从中国进口过。那就意味着，它根本没有利用中国优质的大规模生产能力。假设特斯拉利用中国的这种能力，估计今天一辆汽车的售价也不会是10万美元，而是3万美元了。特斯拉现在的年量产能力是3万多辆，如果跟中国合作大概会是300多万辆，那么它早就占领全球市场了。
也就是说，中国是创新企业能否成功的最后一班岗，根本没有必要去学习硅谷。美国硅谷是过去时代的典范，代表着开放和自由，借着互联网的潮流探索未知，然而，如今的时代带来了更加开放的创新，硅谷已经成为过去式。
积木式创新的特点是协作，以领先科技为基础，创新企业以开放协作的形式迅速拥有了大企业需要的所有能力和完善的生态系统，能够使业务繁荣，让企业获得成功。
因此，中国的创新不需要学硅谷，不仅学不来，硅谷自己也在变化着。对于美国正在兴起的新浪潮——利用高校科技转化形成的创新，中国正好是完成闭环的最后一步。大规模生产能力，也包括庞大的市场，甚至还能提供资金，才能够保证这些创新企业真正站稳脚跟。中国创新为什么不能学以色列
以色列是另一个中国人特别爱讨论的地方。一说创新就是以色列多么多么的好，但是大家是否发现，以色列本土并没有大公司。当然，你可以说那是因为国家小，市场小，不可能有大公司，但至少它的科技可以为别人所用。
实际上，国家小对于公司的成长确实有致命伤害。举例来讲，中国台湾地区互联网企业在用户体验的很多细节上都比大陆的互联网公司做得好，但是做不大，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用户需求。
说起来有些委屈，但细想想会发现，内地的企业恰恰从根本上解决了用户需求。阿里巴巴的胜出并不是网站的页面更优美，也不是交互设计做得更好，而是做了一套评价系统——用支付宝保证货到以后再决定是否付款。由此形成了一套信用保障系统，让每个商家都可以积累信用，让买家根据“信用”决定购买谁的商品。从商业角度来看，这比设计出优美的用户界面要关键得多。这样的成就只有在大市场里锤炼才能够实现，此时，国家小就是先天劣势。
也许你会争辩，这里讨论的是创新，不是大公司，以色列的创新不是很厉害吗？但另一个现象是，以色列大量的创新公司都被卖掉了。以色列人为什么爱创新？众所周知，犹太人的商业头脑非常发达，很会赚钱，所以结论很简单，因为创新能赚钱。以色列人为什么爱卖珠宝？因为卖珠宝比开餐馆更赚钱。就是这么简单。做创新企业要比做传统企业更赚钱，这就是以色列人爱创新的潜台词。
一旦是为了赚钱，很多事情的性质就变了。所以，像Waze这家通过收集每个人的交通情况来判断路况的企业，因为谷歌的收购价高就被卖掉了。但是美国有很多创新公司都没有被收购，比如Snapchat，因为它们有自己的理想，价格再高也不卖。这就是区别。那么，我们能跟以色列的这类逐利企业学习什么呢？我们要学的是，中国能不能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在创新企业的技术产品化阶段完成后将其卖掉。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个科技产品转换之后的交易市场？
坦白讲，中国现在并没有形成这样的基础，其基础在于要有大量的科技能够被转换，有很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这样才能形成交易。如果基础科研水平不高，转化效率也不高，还经常受困于山寨问题，显然是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交易市场的。由此看来，目前中国想向以色列学也没得学。
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导致我们根本不该学以色列？以打麻将为例，三缺一还容易成局，一缺三就很难了。创新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从开始的科技实力到产品转化到量产再到全球化，在这几个环节里你会发现，像美国这样开放创新文化比较成熟的大国，往往也是三缺一的局面：先进的高科技在高校里，产品转化机制有《拜杜法案》作保证，还有很多企业家积极地与科学家合作。
特别要强调的是，产品转化的核心是企业家，不是科学家。所以在美国，企业家不一定对科学技术了解得多么透彻，但是他们有丰富的商业经验，往往年龄也很大了。这些人是创业者，但是不是我们所说的90后。科学家可以很年轻，他们是高校里的人才，可以在企业做首席科学家。实际上，中国不应该鼓励高校教师创业，而是应该鼓励他们兼职成为企业的首席科学家。企业家的工作是完成产品研发阶段，寻找真正的市场潜在需求，实现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销售。对于全球市场这个要素，美国、欧洲的渠道很通畅，日本和韩国也不错。但是，它们最缺的就是大规模制造能力。
美国在30年前把大规模制造业移出了自己的国家。但是现在他们发现，制造业是必需的。此时，全球范围内能提供开放性制造能力的只有中国。所以，美国高科技的“三缺一”局面缺的正是中国。以色列是“一缺三”，虽然科研水平很高，但是产品转化能力、全球市场开发能力和制造业都不强。以色列擅长做成单项冠军，但并不擅长真正的复杂协作。
如今的科技创新门槛越来越高，这意味着，越来越少的高科技能直接产品化，而是需要复合的协同研发能力。但是以色列的协同研发能力并不出色，所以它更多的是直接将创新技术和产品卖掉，而不是自己做大。
那么，中国人缺什么呢？我们要学习美国的研发能力吗？目前来看必要性不强，美国的高新技术水平很高，中国人的研发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说实话，技术研发与创新这个长板，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不错，所以我们的选择余地也相对大一些。中国其实更应该学习美国的技术转化机制，然后用自己的制造能力和巨大的市场与别人对接。这就是所谓的积木式创新。就像乐高积木，所有拼插件的口径和标准都是一致的，就可以拼成非常大的玩具。
我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在哪里呢？不是以色列的创新能力，而是和国际标准接口的问题。我自己印象颇深的是，我们投资了很多美国高新科技企业，在将这些企业带到中国之后往往会发现，看似双方的需求很匹配，但彼此说不到一处。比如在商业合作层面，美国人谈如何才能保护知识产权，中国人说我很有钱；美国人问如何能放心在中国销售，不被抄袭和侵权，中国人说我们的渠道很强大。经常会有这样驴唇不对马嘴的情形出现，强大和有钱不代表就懂得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现在的机会很好，毕竟经济发展起来后就有了足够的资本实力。但是我们不要有穷人暴富心态，要懂得钱不是万能的，协作才是本质。这样我们才能和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结合，在整个创新生态环境里扮演最重要的那个环节。工业4.0错在哪里
随着社交网络的兴起，人人都有了话语权，人人都是自媒体，各种各样的言论被自由传播。虽然每个人都有选择说什么的权利，但更多的人只是选择了转发或者传播的权利。这样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公众都参与了信息的扩散，不过这不代表被扩散最广的结论就是正确的。因为很多时候公众对某些专业领域并不了解，更愿意感性地选择——宁愿单纯地相信什么是对的，而不是从理性的角度来判断。
当下传播很广的一个观点，我认为是错的，就是所谓的“工业4.0”概念。为什么公众愿意传播这一概念？一方面，中国的制造业面临困境，不仅仅是出口下滑，科技升级也面临困境。
另一方面，德国制造还是响当当的牌子，产品质量非常好，我们国人也恨铁不成钢——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德国制造那样的品质呢？所以，德国的工业4.0概念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
我认为问题是对的，但是答案是错的。德国的高科技产品推出的多吗？快吗？实际上，高科技产品还是美国推出的最为密集，他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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