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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26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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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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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中)

史海钩沉(中)试读:

简介

历史是什么样子的?大家都说历史是这样的历史就是这个样子的吗?史书上这样写历史历史就会因为史书的记载而改变吗?关于历史,你又知道多少呢?

第一章 历史疑团

明朝名臣为何逼嘉靖皇帝称父亲为叔父?

通过三年的不懈斗争,特别是通过迫使杨廷和退休、通过用暴力惩治在左顺门请愿的官员,18岁的嘉靖皇帝终于给父亲争到了一个他认为应该得到的尊号,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

按理说,接下来他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家的事情上。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埋头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清理他个人的恩恩怨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

在中国的文化词典中,对于任何问题的解释,几乎都是相互矛盾的。当然,也可以说都是带有辩证性的。比如,既说“量小非君子”,又说“无毒不丈夫”,既说君子“以德报怨”,又说大丈夫“恩怨分明”。那么,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个人的恩怨?是豁达大度、还是小肚鸡肠,是“宰相肚里能撑船”、还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这就是一对矛盾。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理念上的矛盾,导致了一切决定都是因时因地而异,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处理问题。

现在,嘉靖皇帝站在自己立场上,开始以恩报恩、以怨报怨了。

先说他的报恩。

在杨廷和的高压之下,张璁是第一个挺身而出为皇帝说话的,可以说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对于这样一个两肋插刀、鼎力相助的朋友和臣子,嘉靖皇帝当然是第一个需要报答的。嘉靖三年四月,也就是杨廷和退休之后不久、左顺门事件发生前夕,虽然张璁还只是一个三年前才中进士的南京刑部主事,正六品官,嘉靖皇帝却破格任命他为翰林院学士。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翰林院学士。在明朝,翰林院学士虽然只是正五品的中级官员,却是一个十分“清要”的位置,他可以陪皇帝读书、可以给皇帝讲学、可以有许多的机会接触皇帝,这层关系一建立,只要不使皇帝讨厌,下一步就可以出任礼部左侍郎,并具备入阁为大学士的资格了。

事情就是这样不可理解。六年前,当张璁在第七次会试失败后,精通相术的友人预言他三年后中进士、又三年“骤贵”。张璁由赋闲的南京刑部主事,一步即为“清要”的翰林院学士,完全可以说得上是“骤贵”。那么,到底是友人的预言或鼓励成为一种暗示,使得张璁敢于义无反顾地和强大的杨廷和等大臣作斗争,还是因为张璁和嘉靖皇帝一样的误打误撞,让友人的预言或鼓励成为现实呢?这永远是个史无定论的“哥德巴赫猜想”。

对于当时的官员们来说,翰林院学士的分量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嘉靖皇帝一任命张璁为翰林院学士,立即便引起了轰动。有一批翰林院的官员认为,与张璁同事,是毕生的耻辱。他们向皇帝打报告,要求皇帝收回这个任命,否则,他们就辞职,或者请求调离翰林院。理由是:翰林院这样的高贵衙门,只能由高贵的人在这里任职,他张璁是什么人?考八次才弄一个进士,有什么学问?特别是,历任翰林院学士都是饱学持重之士,哪里容得了张璁这种“势利小人”?听到张璁进京的消息,一些激进的翰林院官员甚至四处拦截,准备把他活活打死。张璁连续几天躲在友人家中,不敢露面,更不敢去翰林院“上班”,其狼狈也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这些反对都是徒劳的。在嘉靖皇帝强硬的态度面前,反对者或者乖乖地收起辞职报告、老老实实回去上班,或者是卷起铺盖自己走人。嘉靖皇帝的态度很明确:你们谁敢示威,我先炒了谁的鱿鱼。要知道,等着这个位置的人正在排着长队呢!所以,大凡在官场上混的,都不要轻言辞职。你以为你是老几呀?何况,你辞职不是炒上司的鱿鱼吗?这个权力你是不能用的,得留给上司。

不仅如此,张璁的好运并没有到此完结。左顺门事件之后不久,嘉靖皇帝继续对他进行提拔。但并没有按常规提升为礼部侍郎,而是提升为兵部侍郎。到嘉靖六年冬,又从兵部侍郎提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

这个时候,距离张璁中进士才六年半的时间。在这六年半的时间里,张璁在官场上走过了无数人一辈子都走不完的路。如果按照正常升迁,像张璁这种年近半百的老进士,此时充其量也就在一个贫瘠的地方做知县、知州,或者正在收拾行囊,去某个王府做长史,就像当年兴王府的长史袁宗皋那样。

我们可以断定,对于张璁的这样不合常规的提拔,完全是嘉靖皇帝个人的主意。因为按照这个时候明朝的制度和惯例,一个南京的刑部主事是完全不可能到北京直接做翰林院学士的,而翰林院学士也同样是没有可能直接做兵部侍郎的,当然,兵部侍郎也没有直接转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道理。

但是,嘉靖皇帝虽然不懂得这些规矩、不懂得这些“组织程序”,却完全有权力左右官员的命运。特别是在左顺门事件之后,任凭他怎么瞎弄、怎么折腾,也没人反对。有人是不敢反对,有人是不屑反对,懒得和他理论。更何况,你反对也没用。人们都看到了,这个皇帝连杨廷和的话都不听,你算什么?你玩得过他吗?

不仅仅是一个张璁得到火箭式提拔,凡是响应张璁的号召,在张璁之后站出来支持嘉靖皇帝议礼的官员,也都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其中有两个还步张璁的后尘,做了大学士。

当然,这一系列的提拔和重用,看上去是嘉靖皇帝在报恩,在报德,实际上却是最高决策层的一次重新洗牌。是新皇帝以报德报恩的方式培植自己的亲信,构建起嘉靖朝的决策和行政班子。

当然,张璁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报答了嘉靖皇帝的信任。在杨廷和退休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真正能够帮助嘉靖皇帝解决一些重大国家事务的,还恰恰是这个义无反顾地帮助他渡过“大礼议”难关的张璁。这个被反对派称为势利小人、视为恶魔般的张璁,在明朝著名学者王世贞的笔下却是另外一番风采:张璁从小就与众不同,有主意,有气魄,而且容貌秀伟、读书刻苦,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的礼仪有精深研究,所以后来能够在“大礼议”中一展才学。《明史》则说他“刚明果敢,不避嫌怨”,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物。明朝中期的一些积重难返的事情,如权贵们侵占民田,宦官们到各地镇守等,都在张璁主持朝政时被革除。张璁和杨廷和在“大礼议”中是对手,却进行了一场革除正德时期“积弊”的接力。

而且,张璁还“持身特廉”、痛恨贪赃枉法,是个大清官。在他主政的时候,竟然“苞苴路绝”。

报德报恩的同时,嘉靖皇帝更念念不忘的是报怨,是报复。如果说报恩的过程是培植势力的过程,那么,报怨的过程则是铲除异己的过程。

重点报复的自然是杨廷和、杨廷和的家人,以及杨廷和父子的支持者。

因为杨廷和的决策,朱厚熜做了皇帝。所以嘉靖皇帝即位后一直对杨廷和客客气气。事实上,除了有关皇帝的家事即“大礼议”之外,两人对于国事并无太多政见上的矛盾。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杨廷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手段,才使得嘉靖皇帝即位的最初几年政通人和,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使嘉靖时代成为一个走向繁荣的时代,嘉靖皇帝自己在若干年后也还念叨他的好处。

但是,能够让嘉靖皇帝感到委屈、乃至感到屈辱的,也正是这个杨廷和。因为杨廷和固执地要求他称伯父为父亲、称父亲为叔父,嘉靖皇帝认为这是一生之中的奇耻大辱。杨廷和退休之后,他儿子杨慎竟然领头抵制张璁进翰林院,后来更领头大闹左顺门,俨然成了反对派的新领袖。所以,嘉靖皇帝决定先拿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开刀。

这位杨慎是正德六年的状元,中状元时才24岁,后来更成为著名的学者。《明史》说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为明代第一人。左顺门请愿事件之后,杨慎先是被押赴午门外,和一百多个官员一道接受廷杖,那一次死了16人。接着由于有人告密,说是他领头闹事,于是又和另外6人再一次被押赴午门,再一次受到廷杖,又有1人当场被杖毙。

我们多次说到的这个廷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创举,后来成了常刑。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只要皇帝一道谕旨,便由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校尉行刑。有人记载了施廷杖时的场面:受刑者被绳索绑住双腕,身穿囚服,押至午门外,趴在石板上。司礼监监刑太监手捧诏旨端坐,喝声“用刑”,侍立在两旁的锦衣卫校尉便轮流上前,用大棍猛击受刑者的臀部,左右站立的校尉喝声雷动。场面令人毛骨悚然,午门外也因此常常血迹斑斑。

杨慎连续两次遭受廷杖而死里逃生,应该说是一种幸运。廷杖之后,他被发配到云南的永昌卫。这个永昌卫的位置在现在云南省西南部靠近缅甸的保山市。不要说当年,就是现在,交通也极不方便。亏了给皇帝出主意的吏部官员,因为在当时明朝国家权力能够控制的地域之内,恐怕再难找到如此偏僻的地方了。

重创之余的杨慎能否活着抵达云南贬所,完全要看他个人的造化。不仅如此,我们曾经说过,杨廷和执政时,曾经革除了十多万在锦衣卫等衙门冒领钱粮的工匠,以及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得官职的宦官的义子、干儿。杨廷和父子倒霉了,有人便在杨慎被贬出京时进行跟踪,寻找机会行刺。杨慎虽然是大学者,却和父亲一样,精明强干,一路提防,终于在山东临清摆脱了刺客,安全抵达云南。

说嘉靖皇帝小心眼,那是毫不为过。他不但要求杨慎毕生不得迁回原籍四川,而且,凡有从云南到京师面见皇帝的官员,他都要问杨慎的状况。当听说杨慎在云南过得不好,水土不服、饮食不足,又体弱多病,他就开心了。

其实,嘉靖皇帝也是白操了心。杨慎虽然说是以罪臣的身份发配云南永昌卫,但当地官员和民众都善待他、保护他。因为他们都知道杨慎是因为向皇帝请愿示威、向皇帝提意见而获罪的。而在那个年头,谁敢向皇帝提意见,谁就是英雄,人们就佩服谁。何况杨慎还是大学者,既然他向皇帝提意见、请愿示威,那肯定是皇帝有过错。而且,他父亲是杨廷和,杨廷和是什么人?是对国家有大贡献的人。皇帝可以革了杨廷和的功名,却消除不了杨廷和的威望和影响,他的儿子当然要受到众人的爱戴和保护。所以,杨慎虽然在云南发配了35年,却是往返于川、滇之间,大多数时间则在省城昆明讲学、著述。

事情就是这样滑稽,嘉靖皇帝要惩罚杨慎,却让杨慎成为当时尚属“蛮荒之地”的云贵高原的“文化传播者”,在当地产生了极大影响,也成就了他成为明代著述最为丰富的学者。通过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传唱,有一首明朝的《寄调临江仙》已是家喻户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三国演义》的这个开篇词,并不是人们传说中的作者罗贯中或施耐庵的作品,而是杨慎的作品。

我们常常说中华民族的精神,其实杨慎身上就体现着这种精神。尽管在“大礼议”的过程中有偏执,但不畏权势、不怕艰辛,在任何时候都不气馁、不怨天尤人、不丢失高尚。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也绝非个别。当年柳宗元贬谪永州、柳州,不仅写下了“永州八记”,而且到处移风易俗、兴利除弊。苏东坡一路贬谪一路歌,贬谪到黄州,有前后《赤壁赋》,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文赤壁”;贬谪到惠州,弄出了一个惠州西湖;贬谪到琼州,京中权贵以为这个地方“非人所居”,苏轼却和当地居民成为朋友,以著书为乐。他们是伟大的,因为他们都为伟大的中华文化提供了强劲的元素。相对于他们,贬谪他们的唐顺宗、宋神宗,以及我们现在正在述说的这位明朝的嘉靖皇帝,却是渺小的。

当然,和杨慎一道遭受廷杖并发配到各地的人们,却没有杨慎那样幸运,他们大多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身体的原因,很快就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杨慎受到打击既是因为他是杨廷和的儿子,也是因为他领头在左顺门闹事。但即使不闹事的,只要是杨廷和亲属,也在嘉靖皇帝的报复之列。

嘉靖六年,也就是左顺门事件发生、杨慎被发配到云南后的第三年,有一个名叫王邦奇的锦衣卫带俸署百户向杨廷和发难。这个王邦奇和他的这个官名都有些复杂,我们得先作点解释。锦衣卫和东厂并称厂卫,是大家都知道的明代两大特务机构。东厂由司礼监太监提督,但东厂的特务则是由锦衣卫的校尉充当,所以,锦衣卫的编制就无法用规定的名额来控制了。由于权力大,缺乏监管,锦衣卫成了明朝最黑暗、最腐败的衙门之一,有许多并不在这里当差却挂名拿军饷的官员。文官们只要一说到清除腐败,首先就要说到锦衣卫,以及宦官各衙门。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在锦衣卫及宦官衙门挂名拿饷的就高达十多万人,大多被杨廷和革除,没有革除的也遭到降级处理。

这个王邦奇就是许许多多挂名在锦衣卫拿军饷的一个,不仅如此,他还通过不正当手段从百户升为千户,可见来头不小。杨廷和清理积弊时,把王邦奇谋得的千户革除,但并没有一撸到底,而是降到他原来的职名,叫“锦衣卫带俸署百户”。这个“署”表明并没有实际任职,而“带俸”,则明确了他挂名拿军饷的实际身份。对于这个处分,王邦奇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杨廷和一退休,他就伙同其他人,一起不断鸣冤叫屈,要求恢复职位。

虽然王邦奇等人的要求没有得逞,但被这样的小人盯上,而嘉靖皇帝又一直在寻找机会实施报复,这就给杨廷和带来了诸多的麻烦。嘉靖六年二月,王邦奇上疏,指责杨廷和为“奸党”,指责杨廷和的次子、杨慎的弟弟,兵部主事杨惇,以及杨廷和的女婿余承勋(修撰)、义子叶桂章(侍读)均在奸党之列。

嘉靖皇帝等的就是对杨廷和的指责,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先将正在任职的杨惇等人下狱,叶桂章正在家乡守制,也火速派锦衣卫校尉解押进京。

嘉靖皇帝这样无端地对杨廷和的家人进行的报复行为立即招致了朝臣的反对。杨廷和一再坚持让嘉靖皇帝称伯父为皇父、称父亲为皇叔,固然有失偏执,但毕竟还是为着你朱家的皇统着想。如今人家已经退休多年了、垂垂老矣,长子也被发配到极边的云南,你还要怎么样?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又何必对其家人斩尽杀绝呢?

首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一位名叫杨言的礼科给事中。这位给事中公然为杨廷和辩护:“(杨)廷和当权奸辱横之日,保全神器,归于陛下,持危定难,有正始之功焉。即所拟诏条,或矫枉过直,然事专为国,心本无他。今去国未几,祸延子婿。臣恐自今全躯保身之臣,皆以廷和为口实,谁复为国家任事者哉。”大意是杨廷和有大功于国家,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也是为社稷考虑。现在刚刚退休,便祸及子婿。如果这样弄下去,还有谁敢为国家出力呢?这番言论可以说是义正词严,但这位给事中立即被拘捕,与杨惇一并拷讯。当然,王邦奇对杨廷和诬告也很快被澄清,全属“虚妄”,目的是假借建言进行钻营。但主持调查的官员却被嘉靖皇帝指责为“徇情”。最后,杨廷和儿子杨惇被削职为民,义子叶桂章在解押进京的途中,因不堪受辱而自杀。而告黑状的王邦奇仅降了一级。

然而,嘉靖皇帝对杨廷和的报复仍然没有了结。

嘉靖七年六月,张璁等人奉命编撰的一部名为《明伦大典》的文献完成。所谓的“明伦”,指的是澄清为人父、为人子的这个根本性的伦理。这个《明伦大典》主要收集左顺门事件发生之前,张璁等人所上的支持嘉靖皇帝的奏疏。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在嘉靖皇帝,特别是在张璁等人看来,左顺门事件应该是“大礼议”的一个分界线。在这之前,杨廷和等人的气焰极盛,而皇帝则处于弱势。这个时候敢于和张璁一样,与杨廷和们进行抗争的,应该属于“英雄”,是真正的“忠臣”。等到左顺门事件发生后,嘉靖皇帝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这个时候你站出来,说要保卫皇帝,这皇帝还用得着你保卫吗?这显然就是拍马屁,是进行政治投机,虽然这样的人也需要,但绝对不能和张璁等人相提并论。

这个《明伦大典》收集的,就是这批反杨英雄们的议礼奏疏,经过嘉靖皇帝的作序,这些文献上升为本朝讨论“礼”的经典文献。但嘉靖皇帝指示编撰这个《大典》的目的,并不完全为了表彰功臣,更重要的是借这个机会再一次进行清算和报复。

在《明伦大典》编撰完成而向全国颁布的诏令中,嘉靖皇帝公开对杨廷和的“罪行”定了性。这个罪行就是:“以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这个杨廷和倚老卖老,自认为有恩于皇帝,处处给皇帝难堪。嘉靖皇帝表示,像杨廷和的这种罪行,本来是应该处以极刑的,但皇恩浩荡,留他一条性命,予以“削籍”,也就是革除一切功名。至于追随杨廷和和自己作对的其他几名大学士,以及去安陆州迎请他到北京来登基的礼部尚书毛澄等人,也一概削籍为民。无论是已经退休的,还是已经死去的,统统剥夺一切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若此时作出的不同选择,往往会对一个时代的时代特色和时代精神造成差异。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后做了皇帝,以开阔的胸怀收罗了一批曾经反对过自己的有真才实学的人,开创了伟大的贞观时代。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夺取了皇位,而管理国家事务的几乎都是建文旧臣,进入内阁的七人,更是清一色的建文旧臣,正是因为这样,才开启了永乐时期的文治和武功:编撰了《永乐大典》,成就了郑和下西洋及开拓北部边疆的伟大事业。

而通过“大礼议”,特别是左顺门事件开始建立起绝对权威的嘉靖皇帝,却显然没有这种气魄,他是以一种睚眦必报的狭隘心态,以恩报恩、以怨报怨,从而造成嘉靖朝官场上无休无止的折腾,这是一种相对于正德时期的另一类的折腾。这就使得本来有可能成为又一个伟大时代的嘉靖时代,在政治上却没有大的作为。

最该报的恩报了,最该报的怨也报了;最该提拔的提拔了,最该铲除的铲除了,嘉靖皇帝踌躇满志了。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嘉靖皇帝对所有的人实施顺昌逆亡的时候,有几个宫女竟然联手对皇帝进行谋杀。这个以凶残的手段对待政敌的嘉靖皇帝,却险些死于这些真正手无缚鸡之力的宫女之手。

清朝错失八次图强维新的历史机遇

顺治元年(1644年),清迁都北京,入主中原,中国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皇朝时代。几乎同时,1649年(顺治六年),英格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世界历史开始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资产阶级民主化的新时代。清朝面对世界国际化、工业化、民主化的大潮,虽有“康乾盛世”,出现一段辉煌,却仍恪守祖制,未能革故鼎新,错过了八次图强维新的历史机遇。

第一次,清朝入关之初,皇太后和顺治帝礼遇外国传教士汤若望,为清帝了解西方开启一扇窗户;但随着顺治帝病故,汤若望被讦告,下狱而死,从而使这扇中西文化交流的窗户刚打开便被关上。

在顺治朝,底定中原,稳固政权,是朝廷当务之急。然皇太后和顺治帝礼遇汤若望,为清帝了解西方开启一扇窗户。汤若望是德国人,耶稣会士,明末被征参与天文推算,设馆于今宣内南堂。顺治初,汤若望掌管钦天监事,受命修成《时宪历》并颁行。他因此获得太常寺少卿衔,后成为清朝命官。皇太后尊汤若望为义父,顺治尊称其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顺治帝向汤若望学习天文、历法、宗教等知识,以及治国之策。顺治曾24次亲到汤若望馆舍,或召汤若望入宫,君臣畅谈,竟至深夜;汤若望向顺治先后呈递300多件奏帖,陈述建言。皇太后懿意立皇三子玄烨,征询汤若望的意见。他以玄烨出过天花,支持皇太后的旨意。顺治帝便一言而定玄烨继承皇位。史书说汤若望“直陈万世之大计”。陈垣说:“吾尝谓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犹魏征之于唐太宗。”顺治帝24岁病故,不久汤若望被杨光先讦告而下狱,后死于羁所。这扇中西文化交流的窗户刚打开便被关上。是为第一次。

第二次,在康熙朝,西方耶稣会士将西方科学技术最新成果送到皇宫,使得康熙对欧洲国家的社会、地理、人文、科技等都有所了解,由此组建了被西方誉为清朝皇家科学院的“蒙学馆”,但康熙死后,人亡政息,没有使之成为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

在康熙朝,西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将西方科学技术最新成果送到皇宫,其时康熙学习西方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医药学、解剖学等科学技术是热忱而认真的。康熙对欧洲国家的社会、地理、人文、科技等都有所了解。那个时候测绘的《皇舆全览图》,可以作为一例明证。畅春园的“蒙学馆”被西方誉为清朝皇家科学院。然而,康熙皇帝仅作为个人的兴趣、需要,而没有像俄国彼得大帝一样再往前迈一步,使之成为国家政策、政府行为。可惜,康熙死后,人亡政息。是为第二次。

第三次,雍正时期,天主教与儒家传统发生冲突。雍正帝驱赶天主教徒、废除天主教堂,在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把通往西方科技文化的窗户关上。

在雍正朝,全国天主教堂约300座,受洗教徒约30万人。天主教与儒家传统发生冲突。雍正初年,驱赶内地耶稣会士到澳门、封禁天主教堂改其为“天后宫”。浙江巡抚李卫在雍正帝支持下,撰写《天主教改为天后宫碑记》说:我皇上“去荒诞狂悖之教,而移以奉有功德于苍生之明神,不劳力而功成,不烦费而事集,此余今日改天主堂为天后宫之举也。”如果说将天主堂改为学宫,尚有普及教育的正面作用;而将天主堂改为天后宫,两者都在供奉“明神”,没有本质的不同!显然,雍正帝最关心的是“天主”与“人主”的矛盾,是“一国之中宁有二主耶”?他还是为着帝王的专制。雍正帝驱赶天主教徒、废除天主教堂,在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顺手把通往西方科技文化的窗户关上。是为第三次。

第四次,乾隆朝,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但乾隆帝高傲自大,固步自封,造成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乾隆帝看不到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工业科技的进步,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堵塞了交流的渠道。

在乾隆朝,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等一行92人来到中国。英国使团的使命是“交使通商”,乾隆帝却以为是来向他进贡祝寿的,旨称英使为“贡使”、礼品为“贡品”,并在其车船上插着“英国特使进贡”的旗子。马戛尔尼等在北京圆明园稍事休息后,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参加乾隆帝83岁寿辰庆典。途经万里长城,马戛尔尼等颇为震惊和钦佩。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的万寿庆典上,英使会见乾隆帝的礼仪成为争论的焦点。清朝要求马戛尔尼行三跪九叩礼——“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下跪表示英国的“归降”;马戛尔尼只同意行单膝跪礼。马戛尔尼,递交了英王用英、法两种文字书写的表文,要求英国派代表常驻北京。乾隆帝认为:此不合天朝体制,断不可行。马戛尔尼还要求: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今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经商,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个买卖货物的洋行,并在珠山、广州附近划一个小岛为英国商人存放货物等。乾隆向英王发出回书,对英王的上述要求,逐条批驳,断然拒绝。这标志着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失败。乾隆帝高傲自大,固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他看不到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工业科技的进步,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堵塞了交流的渠道。是为第四次。

第五次,嘉庆朝,英王第二次派遣以罗尔·阿美士德为正使的访华使团,再次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再遭拒绝,从而使清朝堵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向西方借鉴、学习的机会。

在嘉庆朝,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王第二次派遣以罗尔·阿美士德为正使的访华使团,再次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嘉庆帝以“蕞尔小国”,前来“输诚”,而“勉从其请”。这次还是因为英使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而被降旨:“该贡史等即日返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一一发还。”使英国使臣被驱逐出境。清朝堵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向西方借鉴、学习和吸纳的机会。是为第五次。

第六次,道光朝,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但不从失败中总结教训,卧薪尝胆,奋发图强,进行改革,却继续封闭,狂妄自大。

在道光朝,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封闭,狂妄自大。本来应当在鸦片战争后,总结教训,卧薪尝胆,奋发图强,进行改革;然而,道光皇帝以穿带补丁的裤子显示节俭,捡芝麻而丢西瓜,拒不汲取教训,拒绝改革图新。是为第六次。

第七次,同治朝,恭亲王奕讠斤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行同治新政,派出留学生,但不久却遭节制,致使同治新政夭折,清朝再次梗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

在同治朝,恭亲王奕讠斤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行同治新政,派出留学生,引进新机器,创办新工厂,开始有了一股维新图强的新鲜空气,同治三年(1864年),清军“江宁克复”,第二年就对奕讠斤“罢议政王及一切职任”。后命奕讠斤“仍在内廷行走”,只让做事,不给职权。七年,捻军威逼京畿,又命奕讠斤节制各路大军。同治亲政,奕讠斤“降郡王”。奕讠斤的军机大臣三任三罢,同治新政夭折。后以剪辫子等理由调回留美学生。日本恰在同年实行“明治维新”,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清朝再次梗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是为第七次。

第八次,在光绪朝,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但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却将这场维新变法葬送。

戊戌变法可以说是历史给清朝最后一次图强维新的机会。然而,慈禧集团以权力与恩怨为重,以社稷与民意为轻。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将这场维新变法葬送。是为第八次。

在分析清朝历史上的八次历史机遇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看到:清朝同中国历史上其它皇朝所处时代不同。其时,英、美、法、德等西方列强,已经过资本主义工业化、资产阶级民主化;日本、俄国也经过变革而逐渐强大。清朝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当然,清朝也做过一些改革,但对其基本制度——皇位继承制度、八旗制度等没有做实质性的改革,却是以不变应万变。《清史稿》论曰:大清帝国“因循废堕,可谓极矣!”清朝皇室,自残自戕,堵塞鼎新道路,错过维新机会。宣统初,清政府虽曾想做一点改良,但为时已晚。革命派已经对清朝的改革失去信心和耐心,辛亥革命将冥顽不化的清帝赶下历史舞台。

清朝鼎新的八次机遇之历史给人们以启示——历史应当受到敬畏:为什么要“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越南的自卑:曾被中原王朝统治上千年

“祸水东引”转移内部压力;试探中方忍耐底线;寻求美国介入机会。

近几个月来,外界对于南海地区局势能否保持稳定的担忧不断加剧。自5月底以来,越南与中国接连爆发海上摩擦与外交争执,而双方的争议更在过去一周里达到了近期的高峰。10日晚,越方宣布,将于13日在其中部海岸附近某海域举行实弹演习,并警告各种船只远离该海域。越方这一姿态立即引发了各方关注。

专家指出,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不断试探中方的忍耐底线,一方面想“祸水东引”,利用来自中国的压力吸引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越南判断能在南海问题上取得美国支持。然而,对美国来说,越南却只是中美之间博弈的一颗棋子。

越媒体猛炒“南海问题”

就在越南指责中方破坏其海洋勘探活动后不久,6月9日,越南称“中国渔船在中国海监船的掩护下再次剪断越南勘探光缆”,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再次“反对中国侵害越南在南海的主权”。

然而,6月9日事件的真实情况是,中国渔船当天上午正在正常作业,不料突然遭遇越南武装舰船的非法驱赶,其中一艘渔船的渔网与在现场非法作业的越南油气勘探船的电缆缠绕在一起,越方船只不顾中国渔民的生命安全,拖曳中国渔船倒行长达一个多小时。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9日表示:“越方船只的做法严重威胁了中国渔民的生命安全。越南在中国南沙群岛万安滩海域进行非法油气勘探并驱赶中国渔船,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要求越方停止一切侵权活动。”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洪磊此番讲话的第二天,越南进一步拔高姿态,宣布将于13日“在其中部海岸附近某海域举行持续6个小时的实弹演习”,并警告各种船只远离该海域。美联社就此评论称,越南此举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回应”中国此前要求越南停止在该海域的所有石油勘探活动。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越南语部的陈敏玲告诉《世界新闻报》记者,纷纷扰扰的南海争端引发了越南各方媒体的大量报道,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民间媒体,都对南海问题表现出极大的敏感和关注,从文字到图片、再到视频,报道的信息量远超过了中方媒体。“在他们的报道里面,一直强调某些具有争议的海域是属于越南的领土”陈敏玲说。对于中方的相关报道,越南媒体都会进行及时反驳。此外,十分引人关注的一点是,越南媒体在日常报道中还进行了大量潜移默化的宣传,人们可以在其以往很多报道中,阅读到越南士兵在其占领的南海岛屿上艰苦的生活细节,以及如何开发岛屿的过程等,“这类的报道几乎没有中断过”。“祸水东引”转移矛盾

近几年来,越南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树立自己国民的海洋意识。就在本月,越南还专门举办了“海洋月”活动,并在国际媒体上投放了大量的海洋宣传短片,其中就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这样的国际化媒体;而越南国内媒体则努力寻找“历史依据”,企图证明南沙群岛以及部分西沙群岛都属于其领土。

海洋意识的增强,只是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大做文章的一个原因。自从2008年以来,越南的经济形势就开始处于不稳定状态,而就在这一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更加重了越南的经济困境。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褚浩在接受《世界新闻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从去年12月以来,越南整体通胀形势非常严峻,并已有赶超2008年形势的苗头。“越南现在非常头疼的事情就是担心社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他说,今年4月底,越南的西北部民族聚居区曾经发生了“闹独立”事件,大约有近1万人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王国,尽管在军警镇压之后事件被摆平,但越南官方对于整体社会稳定仍有深深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就会考虑‘祸水东引’,即通过外部压力来吸引国内民众的注意力,这个时候,中国就成为了靶子”。

越南能得到美国支持吗?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中越军事力量悬殊,越南在军事上并非中国的对手,而越南又为何敢于挑战中国呢?一直以来,中国对外展示了一贯的和平发展形象,而这种和平发展的政策,也使得越南敢于不断探寻中国的容忍底线。

褚浩认为,中国一旦表示强硬,越南马上就会“收回去”,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政策和外交的博弈。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年来,美国在西太平洋区域谋取限制中国势力发展,越南更是抓住这一点,判断能在南海问题上取得美国的支持,这也促使其敢于采取冒险行动。

越南与美国曾打了长达15年的越南战争,战后两国关系冷落,一直到1995年,美越之间才恢复外交关系。然而近年来,美国与越南的关系发展迅速,2010年8月,在越南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高调介入南海争端,引发了外界关于越南会不会成为美国“新盟友”的众多猜测。此后,越南也成了美国媒体格外关注的热门国家。

6月10日晚,就在中越南海争端紧张之际,越南外交部宣称,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协助降低南海紧张程度。路透社评论说,中越紧张局势近期持续升级,这种紧张关系会令外交陷入麻烦,并有可能将美国卷入纠纷之中。

有分析指出,越南一旦判断能取得美国的支持,它就可能采取冒险行动。但大多专家都认为,越南寄望得到美国支持是对形势的误判,以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国际处境,美国的国际战略目标还是稳定为主。

褚浩则指出,菲律宾和越南都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有争议,而美国在支持这两个国家的过程中会有很大不同。菲律宾是美国的军事盟国,美国与菲律宾签订的同盟协定中规定,如果在菲律宾近海发生冲突,美国便有义务对其进行保护。但越南则不同,尽管美越关系相比以前改善很多,并且越南也通过不同的渠道想要获取美国的安全承诺,“但越南对美国来说,只是中美之间博弈的一个棋子”。

新闻链接:越对华戒心从何而来

近年来,中国不断强大并快速崛起,同时,中国的海洋维权意识也在不断提升,包括在能源、航道、安全利益上都呈现出不断延伸的局面。然而,面对中国采取的各种相关举措,越南认为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很大影响。

越南是一个国土狭长形的国家,两头宽中间窄,因此,地理战略位置的先天不足非常明显。越南国土面积最窄的地方不足50公里,这大约相当于北京西六环到东六环的距离。因此,越南非常担心遭遇被拦腰截断的命运。

为了避免这种局面,越南采取了两种措施,其一就是向海上扩张,加大自己的战略纵深;另一方面就是在陆路上向西面扩张。在中国的海洋意识和维权观念未被全面唤醒之前,越南的这种海上扩张进行得十分快速,到目前为止,越南已在南海地区占据了29个岛屿。

越南对中国心存芥蒂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越南都处在中国古代各政权的统治之下。历史上称为“北属”时间。越南认为,这段时期是中国对其侵略的一段时间,不管中方做出多大宣传,除了越南与法国和美国的战争时期之外,越南始终对中国抱有戒备心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越南的年轻人占据总人口的60%-70%,而这些人大多出生在1975年之后,他们都是越南战争之后成长起来的,曾经受到“反华教育”的影响。6月5日,越南部分民众在河内中国驻越使馆和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前进行抗议,而这里面的参与者大多都是年轻人。

第二章 四大文明古国

四大文明古国

——古巴比伦

古巴比伦(约前30世纪—前729年)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大致在当今的伊拉克共和国版图内,在距今约5000年前左右,这里的人们建立了国家,到公元前18世纪,这里出现了古巴比伦王国。“美索不达米亚”—《圣经》称为“伊甸园”,是古希腊语,意为“两条河中间的地方”,故又称为两河流域。两河指的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这平原上发展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颂布了第一部法典,流传最早的史诗、神话、药典、农人历书等,是西方文明的摇篮。

两河流域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文明距今已有6000多年。虽然巴比伦现已消失,但其影响(尤其宗教方面)却很多流存至今。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实在当之无愧。

巴比伦文明大致以今天的巴格达城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以古亚述城为中心,称为西里西亚,或简称亚述;南部以巴比伦城为中心,称为巴比伦尼亚,意思为“巴比伦的国土”。巴比伦尼亚又分为两个地区,南部靠近波斯湾口的地区为苏美尔,苏美尔以北地区为阿卡德,两地居民分别被称为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最初就是由苏美尔人创造出来的。

苏美尔人几乎和古埃及人同时发明了文字。他们用削尖的芦苇做笔,把文字刻在泥胚上,然后把泥胚烘干,成为泥板。由于这种文字形状成尖劈形,所以被称为楔形文字。

公元前2006年,阿摩利人入侵两河流域,摧毁了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1894年左右,阿摩利人建立起一个以幼发拉底河河畔的巴比伦城为首都的王朝。从那时起,美索不达米亚就被称为“巴比伦尼亚”,那里所有居民都被称为巴比伦人。

古巴比伦王国时期是两河流域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这个国家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君主——汉摩拉比。汉摩拉比用武力统一了两河流域后,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他个人集宗教、军事、行政、司法和水利建设等各种大权于一身。为了更有效的统治自己的国家,他颁布了著名的《汉摩拉比法典》。法典共282条,刻在一块高2.25米的黑色玄武岩石柱上,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完备成文的法典。

古巴比伦王国在汉穆拉比统治时期达到极盛,但是汉摩拉比死后,帝国就瓦解了。王国先后受到赫梯人、加喜特人的入侵,直到公元前729年终于被亚述帝国吞并。四大文明古国——古代埃及(一)

古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尼罗河中下游地区的一段时间跨度近3000年的古代文明,开始于公元前32世纪左右时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建立第一王朝,终止于前343年波斯再次征服埃及。

古埃及的居民是由北非的土著居民和来自西亚的塞姆人融合形成的,前4千年后半期,逐渐形成了国家,至前343年为止,共经历了前王朝、早王朝、古王国、第一中间期、中王国、第二中间期、新王国、第三中间期、后王朝9个时期31个王朝的统治(参见“历史”一节)。其中古埃及在十八王朝时(前15世纪)达到鼎盛,南部尼罗河河谷地带的上埃及的领域有现在的苏丹到埃塞俄比亚,而北部三角洲地区的下埃及除了现在的埃及和部分利比亚以外,其东部边界越过西奈半岛直达迦南平原。古埃及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完善的政治体系和多神信仰的宗教系统,其统治者称为法老,因此又称为法老时代或法老埃及。古埃及的国土紧密分布在尼罗河周围的狭长地带,是典型的水力帝国。对古埃及的研究在学术界已经形成一门专门的学科,称为“埃及学”。

古埃及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同尼罗河密不可分,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言:“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时,尼罗河几乎每年都泛滥,淹没农田,但同时也使被淹没的土地成为肥沃的耕地。尼罗河还为古埃及人提供了交通的便利,使人们比较容易的来往于河畔的各个城市之间。古埃及文明之所以可以绵延数千年而不间断,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相对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地理环境,古埃及北面和东面分别是地中海和红海,而西面则是沙漠,南面是一系列大瀑布,只有东北部有一个通道通过西奈半岛通往西亚。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外族不容易进入埃及,从而保证了古埃及文明的延续。相比较起来,周围相对开放的同时代的两河流域文明则经常被不同民族所主宰。

埃及学家一般将古埃及历史和历代法老王朝分为前王朝时期(前31世纪之前)、早王朝时期(约前3100年—前2686年),古王国时期(约前2686年—前2181 年),第一中间期(约前2181年—前2040年),中王国时期(约前2040年—前1786年),第二中间期(约前1786年—前1567年),新王国时期(约前1567年—前1085年),第三中间期(约前1085年—前667年),后王朝时期(约前667年—前332年),其中年代均有争议。

距今9000多年前,人们在尼罗河河谷定居,开始在岸边建立房屋,并进行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活动。在尼罗河上游河谷地区和尼罗河入海口三角洲地区分别形成了上埃及和下埃及两个文明地区,象形文字也在这个时候出现,并沿用了3500余年。公元前3188年左右,传说上埃及国王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建立第一王朝,定都孟斐斯(今开罗西郊),成为古埃及第一个法老,古埃及从此开始了王朝时期。此时的埃及已经具备了文明的几个基本特征,比如有行政官员、士兵、宗教、文字等。

古埃及统一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稳定的,这段时间经历了从第一王朝到第六王朝共六个王朝,时间大约为前3188年到前2270年。古埃及历史学家曼涅托将其称为“古王国时期”。这是古埃及史上农业、手工业、商业、建筑业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第一个伟大时代。确立了以官僚体制为基础的、君主独裁的专制统治,并且出现了金字塔。第六王朝以后,王权衰落,法老失去了对国家各地区的控制,国家开始分裂,史称“第一中间时期”(前2270年—前2060年)。这种分裂形式到十一王朝重新统一。

之后埃及进入第二个政治稳定期即中王国时期(前2060年—前1785年)。埃及在十二王朝时迁都底比斯(今埃及卢克索),开始使用青铜器。此时期埃及与叙利亚、克里特的交往扩大。十四王朝时政权又开始瓦解,“第二中间时期”开始,此时期埃及第一次遭到外族的侵略,侵略者为驾车作战的喜克索斯人,他们占领了埃及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长达100多年的“太阳神不在的统治”(前1720年到前1570年)。埃及人在这期间学习了喜克索人的战术和武器,十七王朝的阿赫摩斯一世于前1570年将喜克索人逐出国境,重新统一埃及,开始了十八王朝,这之后被称为新王国时期(前1570年—前1070年)。十八王朝国力强盛,对外频繁发动战争。十九王朝时埃及与赫梯帝国发生了卡叠石战役,经过16年之久的战争,最后以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王哈杜西勒签订和约告终。此时的埃及成为了一个大帝国,极盛时的统治范围:北起叙利亚,南到尼罗河第六瀑布,横跨北非和西亚。

埃及到了二十王朝以后,一系列的奴隶起义导致国力衰竭,其间经历了被利比亚人、努比亚人和亚述人的统治;这是跨越5个王朝的第三中间时期(前1070年—前664年),期间的王朝有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和二十五王朝。埃及自第二十六王朝进入古埃及后期,最终在前525年被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所灭,古埃及时代结束了。波斯人在埃及建立了第二十七王朝和第三十一王朝,埃及二十六王朝后裔反抗波斯人成功和内战,建立了短暂的第二十八、二十九和三十王朝。前332年埃及又被亚历山大大帝所统治,亚历山大死后,其部将托勒密占领了埃及,建立了托勒密王朝,也被称为法老,但当时的埃及已经是彻底在外族人的统治下了。随后,古罗马崛起,成为地中海世界大国,埃及也被其占领。之后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再次入侵埃及,古埃及原有的文明在这一过程中被阿拉伯文明所取代,而逐渐消失。

前王朝时期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北非的气候变得愈加干热,迫使这一地区的人们集中居住在尼罗河流域,尼罗河成为了埃及的生命线,游牧民族在约180万年前的更新世开始生活在这一地区。尼罗河每年的定期泛滥带来肥沃的土壤,为稳定的农业经济和完善的中央集权社会创造了条件,构成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块基石。

约在公元前5500年,一些小部落开始生活在尼罗河流域,发展成一系列牢固控制了农业和畜牧业的文化。最早的文明开始于下埃及的奥玛里(el-Omari)、莫林达(Merimda),和法尤姆(Faiyum)。由于处在撒哈拉沙漠、尼罗河流域和近东的十字路口上,法尤姆的新石器文化显示出各自的特征,因先进的石器而闻名,发展成为埃及史前的石器工艺(Lithic Technology)。莫林达(Merimda)是北方最大的部落之一,拥有独一无二的精巧的花瓶、陶环架、勺子,以及古王国时期流行的石制权杖。

埃及南方最早的文明,巴达里(Badari)文化的出现比北方晚了几个世纪。与北方的马底(Maadi)、布陀(Buto)、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文明同时代。巴达里文化以它高超的制陶业、石器和铜的使用而闻名于世。巴达里墓葬,带有社会阶级痕迹的简易墓坑,显示出文明已经在有权势的首领的控制下。

在北方,马底人的陶器有时装饰有鸟和标记法老荷鲁斯名的serekh(意为“王宫门面”,为古埃及方形王徽),这是文化融合的标志。马底也是黑陶器皿的主要来源,当北方落入上埃及统治者之手后它在南方的分布更加广泛。

在南方,约公元前4000年,涅伽达文化(Naqada culture)逐渐发展成尼罗河沿岸的文明。它的政治中心有奈赫恩(Nekhen)和阿拜多斯(Abydos),并开始扩张它在埃及北方的势力。当时的人懂得制造彩陶,精美的装饰的石制花瓶,化妆用调色板,以及金子、青金石、象牙制成的珠宝。他们也从事与努比亚和黎凡特的贸易。涅伽达人制造了一种被称为埃及彩陶(Egyptian faience)的彩色釉制陶器,被广泛用于饰杯、护身符和小雕像,直至罗马时代。前王朝时期最后一位法老的统治时期,涅伽达文化开始使用符号进行书写,后来发展成为一套完善的埃及象形文字系统,以记录埃及语言。

早王朝时期

古埃及人以名为“米尼”(希腊语为米尼斯)的国王作为他们历史的正式开始,他们认为是这位国王统一了上埃及和下埃及。向统一王朝的过渡实际上比古代埃及作家让我们认为的更加渐进。而且也没有与米尼斯同时代的记录。尽管如此,学者们现在认为,这位传说中的米尼斯也许是那尔迈。在那尔迈调色板(Narmer Palette)上,描绘他在仪式上身着皇家盛装,成为埃及统一的象征。公元前3世纪埃及牧师曼涅托将米尼斯到曼涅托自身所处时代的埃及法老分组,将其分为30个王朝,这一体系沿用至今。

在早王国时期的约公元前3150年,第一位法老巩固了他在下埃及的统治,定都孟斐斯。在那里他们可以控制富庶的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和劳动力,以及利益丰厚的通往黎凡特的商路。法老们不断膨胀的权力和财富反映在他们精心制作的石室坟墓和考究的埋葬仪式,这些用于歌颂死后被神化了的法老。法老们建立了强大的王权以使他们对国家土地、劳动力、资源的控制合法化,而这些对古代埃及文明的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四大文明古国——古代埃及(二)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古王国时期建筑、艺术、科技取得惊人进步的基础,而完善的中央政府使这些成为可能。在“维齐尔”(Vizier)的指导下,国家官员征税、协调水利工程以提高农作物产量,征用农夫进行建筑工程,建立司法系统维护和平与秩序。富裕和稳定的经济保证了财政的盈余,使国家有能力主持建设纪念性质的巨型工程和让皇家工场委托制作杰出的艺术品。乔塞尔、胡夫和他的子孙们修建的金字塔是古埃及文明(和法老们的权力)令人难忘的象征。

中央政府重要性的上升随之而来的是被法老承认土地拥有权并供养的官吏和书吏阶层。法老也会将土地用于修建陵寝或赠与地方神庙以保证死后对自己的崇拜。这样的五个世纪的封建统治逐渐削弱了法老的经济实力,到古王国后期,法老已经无力维持庞大的中央机构。法老的权力下降了,地方统治者随即开始挑战法老的权威。再加上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2150年的严重干旱,最终导致国家陷入被称为“第一中间期”的长达140多年的饥饿和动荡之中。

第一中间期

古王国后期中央政府崩溃后,政府已经无法维护经济稳定。地方统治者无法依靠国王帮助及时化解危机,接着发生的食品短缺和政治辩论升级为饥荒和小规模内战。尽管存在难题,但地方统治者不再对法老进贡,而利用新获的独立维护各省的繁荣。一旦掌握了自己的资源,各省经济上变得更加富足——社会各阶层的更大更好的墓葬证明了这个事实。在这次创作力爆发之际,各省的艺术家继承和调整了古王国时期服务于王权的文化主旨,书吏们发展和丰富了文学的风格,表现出这一时期的创造力和乐观。

从对法老的效忠中解脱后,地方统治者开始互相争夺领土和权力。到公元前2160年,耶拉孔波利斯(Hierakonpolis)的统治者统一了下埃及,而底比斯的因提夫家族统一了上埃及。因提夫家族不断在北方扩张势力,南北朝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约公元前2055年,底比斯军在门图荷太普二世率领下击败了耶拉孔波利斯统治者。埃及的再次统一,开创了经济和文化复兴的新时期。

中王国时期

中王国的法老们恢复了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刺激了艺术、文学和纪念性建筑工程的复苏。第十一王朝的门图荷太普二世和他的继承者们从底比斯统治全国。约公元前1985年,维齐尔出生的第十二王朝建立者阿蒙涅姆赫特一世将首都迁往法尤姆绿洲的伊塔威(Itjtawy)。在那里,第十二王朝的法老们实行了富有远见的垦荒和灌溉计划以增加这一地区的农业产量。此外,对努比亚的再征服获取的领土中富产石料和黄金,人民被驱使在三角洲东部修建防御建筑,称为“大公墙”(Walls-of-the-Ruler),用于抵御外族入侵。

拥有可靠的军队、政治稳定和丰富的农矿业财富,国家的人口、艺术和宗教繁荣起来。与大力推崇神灵的古王国形成鲜明对比,中王国时期经历了一种被称为“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个人的虔诚”的增长,依据这种信仰据说所有人都能支配一个灵魂并能在死后陪伴神灵。

中王国文学的特点是诡辩的主题和自信而雄辩的人物风格。浮雕和肖像雕塑艺术精湛,细节上尽善尽美,达到了新的技术高度。

中王国的最后一位有为之主,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允许亚洲移民进入三角洲地区以为他的采矿业和水利工程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但这些充满雄心的水利工程和采矿活动,与他统治后期尼罗河泛滥不足联系起来,透支了经济,加速了国家衰落,最终在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3世纪进入“第二中间期”。这次衰落期间,外来的亚洲移民开始控制三角洲地区,甚至建立了希克索斯王朝。

第二中间期和希克索斯王朝

约公元前1650年,中王国衰落,居住于三角洲东部城市阿瓦瑞斯(Avaris)的亚洲移民随之夺取了这一地区并逼迫中央政府迁往底比斯。在那里,法老们成了附庸,称臣纳贡。希克索斯们(即“外来统治者”)效仿埃及统治模式,也将自己描绘为法老,把埃及要素融入到他们的青铜时代文明中。

南迁后,底比斯的国王们发现自己被夹在北方的希克索斯王朝和它的努比亚盟友——南方的古什之间,100多年在沉闷和不作为中度过。到公元前1555年,底比斯的军队终于强大到可以挑战希克索斯王朝。冲突持续了30多年,法老陶二世和卡摩斯最终打败了努比亚人。卡摩斯的继任,雅赫摩斯一世成功地在一系列战役中让希克索斯王朝永久地退出埃及的历史舞台。之后的新王国时期,军队成了优先考虑的核心问题,法老们籍此扩张埃及的疆界,维护他们在近东的优势。

新王国时期和阿马尔那时代

新王国的法老们通过维护边境安全和加强与邻国的外交确立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图特摩斯一世和他的孙子图特摩斯三世时的军事征服让埃及的势力扩张到叙利亚和努比亚,巩固了人民的忠诚,打通了急需的铜和木材的进口通道。新王国的法老们推崇太阳神阿蒙,开始大兴土木,对它的崇拜的基点是卡纳克神庙。法老们还修建了一些纪念碑为自己的(现实的或虚幻的)成就增色。两位法老之间上台的是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她通过宣传使自己的权力诉求合法化,她统治时期的特点是停止对外战争,派遣商业探险队联络庞特(Punt),开展与邻国的贸易;以及修建了位于卡纳克的典雅的停灵庙,一对巨型方尖石塔,一个小礼拜堂。尽管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在她死后,她的过继外甥图特摩斯三世大量毁掉刻有她名字和形象的塑像,希望抹去这位篡位的母后的统治痕迹。

约公元前1350年,阿蒙霍特普四世出人意料地登上王位,开始了一系列激进且无秩序的改革,威胁到新王国的稳定。他改名阿肯纳顿(字面意思为“阿顿的仆人”或“阿顿光辉的灵魂”。),将以前不起眼的太阳神阿顿(Aten)捧为最高的神,禁止对其他神的崇拜,打击了僧侣集团的权势,还将首都迁往新城埃赫塔顿(Akhetaten,意为阿顿的视线,即今天的阿马尔那(Amarna))。他对外国事务置若罔闻,全神贯注于他的新型宗教和艺术风格。在他死后,对阿顿的崇拜很快被禁止,首都迁回了底比斯。后来的法老图坦卡门,伊特努特·阿伊,哈伦海布迅速抹去了阿蒙霍特普四世的所有记载,这段短暂的时期被称为阿马尔那时代。

第十八王朝结束于最后三位法老——图坦卡门、伊特努特·阿伊、哈伦海布,他们死后都没有后裔。18岁的拉美西斯二世,或称拉美西斯大帝,于公元前1279年继承王位,他是埃及历史上修建神庙、树立方尖石塔、生育子女最多的法老。

大胆的军事领袖,拉美西斯二世率军抵抗赫梯的入侵,双方在卡迭石战役中死伤惨重,最终在约公元前1258年缔结了有史以来第一份被记载的和约。埃及的财富让它成为侵略者,尤其是利比亚人和“海洋民族”(Sea People)垂涎的目标。起初军队还能抵御这些侵略,但埃及最终失去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外患在腐败、盗墓贼、动乱等内部问题辅助作用下急剧恶化。底比斯的阿蒙神殿(Precinct of Amun)大祭司们聚敛了大量土地和财富,他们势力的膨胀在第三中间期分裂了国家。

第三中间期

公元前1078年,拉美西斯十一世去世,斯蒙迪斯一世取得埃及北方的统治权。南方则在底比斯阿蒙神庙的大祭司的有效统治下,后者仅在名义上承认斯蒙迪斯的权威。这一时期,利比亚人已经在三角洲西部地区定居,移民的首领们开始逐步取得自治权。公元前945年,利比亚王子舍顺克一世控制了三角洲地区,建立了所谓“利比亚王朝”或“布巴斯提斯王朝”(布巴斯提斯是首都),即第二十一王朝,持续200多年。舍顺克也通过将自己的家族成员安置在重要僧侣位置上控制了埃及南方。利比亚统治腐朽的同时,它在三角洲地区的对手开始在利安托波力斯(Leontopolis)兴起,库施威胁于南。约公元前727年,库施国王皮耶侵入北方,占领了底比斯,并最终占领了三角洲地区。

到第三中间期结束时,埃及原本深远的影响力大打折扣。它的外国盟友沦为亚述的势力范围,到公元前700年两国间的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公元前671年到公元前667年,亚述人开始攻击埃及,遭遇塔哈尔卡和他的继任坦沃塔玛尼坚决抵抗,埃及赢得了几次胜利。但最终,亚述人将库施人赶回努比亚,占领孟斐斯,洗劫了底比斯神庙。

晚期

亚述人没有长期占领埃及的打算,统治权落入二十六王朝一系列称为“赛特王”(Saite kings)的诸侯手中。到公元前653年,赛特王普萨美提克一世借助唯利是图的希腊雇佣军驱逐了亚述人,并在希腊人的帮助下建立了埃及的第一支海军。希腊在埃及的影响急剧膨胀,三角洲地区的城市纳奥克拉提斯(Naucratis)成了希腊人的家园。建都塞易斯的赛特王们见证了这次短暂而充满生气的经济文化复兴。然而好景不长,公元前525年,强大的波斯帝国在冈比西斯二世率领下开始了对埃及的征服,最终在贝鲁西亚(Pelusium)之战中抓获了法老普萨美提克三世。冈比西斯二世于是采用法老称号,但却在远在苏萨的家中统治,将埃及划为总督区。公元前5世纪有几次较成功的反抗波斯的起义,但埃及从未能永久地驱逐波斯人。

在波斯的统治下,埃及与塞浦路斯、腓尼基被一同划入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下的第六总督区。波斯第一次统治时期也被称为第二十七王朝,结束于公元前402年。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43年,最后的本土王朝、第三十王朝统治埃及,结束于奈科坦尼布二世(Nectanebo II)。公元前343年,波斯人短暂地恢复了对埃及的统治,也被称为第三十一王朝。但不久后,在公元前332年,波斯统治者马查西斯(Mazaces)将埃及拱手让给了亚历山大大帝。

托勒密王朝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几乎没有遇到波斯人抵抗的情况下,被埃及人当成解放者占领了这片土地。亚历山大的继承者托勒密仿照埃及模式建立了政府机构,定都亚历山大港。这座城市试图展现希腊统治者的权威,并以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为核心,成为了文化和学术的中心。亚历山大灯塔照亮了许多船只的航程,保证了城市间贸易的畅通。托勒密统治者将商业和创收行业作为发展首选,例如纸莎草纸的制造业。

希腊文明并没有取代埃及的传统文明,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扶持埃及历史悠久的传统以保证人民的忠诚。他们建立了埃及风格的神庙,维护传统的宗教仪式,把自己描绘成法老。两种文明的许多传统融合了,希腊和埃及的诸神融合为兼具多重神性,如塞拉皮斯(Serapis)。古典希腊风格的雕塑也影响了传统埃及的艺术题材。尽管希腊统治者试图缓和埃及人的情绪,托勒密王朝还是面临叛乱、家族权力斗争,以及伴随托勒密四世之死而来的于亚历山大港发生的暴乱。此外,由于罗马严重依赖埃及的粮食进口,罗马人对埃及的政治状况也大有兴趣。持续不断的叛乱、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和强大的叙利亚对手动摇了王朝统治,以至埃及沦为罗马的保护国,并最终成了一个行省。

罗马统治时期

屋大维在亚克提姆海战中打败了马克·安东尼和托勒密王朝的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后,埃及在公元前30年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罗马人严重依赖埃及海运输出的粮食,罗马军队在皇帝任命的长官的控制下,镇压叛乱、强征重税、打击强盗,而后者此时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亚历山大港逐渐发展成为东方重要的商业中心,充满异国风情的埃及奢侈品在罗马销量旺盛。

虽然罗马人比希腊人更加敌视埃及人,但很多传统如木乃伊和对传统神灵的崇拜保留了下来。法尤姆画像(Faiyum mummy portraits)艺术繁荣,一些罗马皇帝也将自己描绘为法老,虽然不及托勒密统治者的程度。罗马统治者远离埃及,无法履行国王的职责。地方政府机构风格上罗马化,更加接近本土埃及王朝。

公元1世纪中期,基督教在亚历山大港扎根并传播。与其他宗教不同,基督教试图使异教徒皈依,威胁到当时流行的传统宗教,引来了对基督徒的迫害,在公元303年戴克里先的大清洗中达到顶峰,但基督教最终获胜。因此,埃及的传统宗教逐渐没落。尽管埃及人仍然说他们的语言,但随着神庙祭司的减少,能读懂象形文字的人越来越少。而神庙有时也会改建为教堂或遗弃于沙漠。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被分成东西两部分,埃及属东罗马帝国,继续归“新罗马”的皇帝管辖。640年,埃及被阿拉伯人占领,随之开始阿拉伯化。至12世纪,已普遍使用阿拉伯语,皈依伊斯兰教,延绵数千年的古埃及文明被阿拉伯文明取代。1517年,埃及开始受奥斯曼帝国统治,1798年——1801年受法国统治,1869年后英国势力侵入。埃及最终在1922年取得独立,1953年建立共和国,但它已经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了。

第三章 揭秘史实

明朝灭亡与东林党的“偷税漏税”

1644 年农历甲申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35 岁的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东林党,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只有太监王承恩陪在旁边。

崇祯吊死的时候,太监的评价是:“若魏忠贤还在,天下本不会如此的。”文官的评价是:“独夫授首,何足道哉!”崇祯皇帝对东林党的遗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可惜,崇祯到死的时候才发现东林党“偷税漏税”的真面目。

在明朝后期有一个“怪现象”—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无一例外地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

明代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他们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但想逃税,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手中征税。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收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精彩演出,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江南工商业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天启的死是个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可崇祯只免除他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此时辽东战事吃紧,明军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极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最贫穷的西北农民起义了。还攻进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了。

国破家亡,人财皆失,时人短视,疯狂逃税数十年,自以为占了大便宜,却不知这实乃地地道道的自杀之举,可悲可叹。

十六国简介

五胡:匈奴,羯,鲜卑,氐,羌

十六国:

前赵(初期名为汉,刘渊所建,到孙子刘粲时被靳尚政变,刘渊侄子刘聪于长安扯起旗帜继续,并改名为前赵)

后赵(传奇奴隶皇帝石勒所建,死后皇位被侄子石虎从儿子手中夺过,石虎就是一代暴君石季龙,石虎死后被汉人冉闵所篡,冉闵为石虎养孙,当时名为石闵。)

前秦(真正意义上的开创者为蒲洪,后改姓为苻,之后苻健立国,又经历了暴君苻生,之后到了一代圣主苻坚之手,开创了一个辉煌时代,淝水之战后分崩离析,之后还有苻丕、苻登继承国祚,但都是半壁江山了。)

后秦(真正意义上的开创者为姚弋仲,在经过姚襄,之后到了姚弋仲子、姚襄弟姚苌手中,在击败了苻登后,基本稳定,子姚兴发扬,孙姚泓亡国,为刘裕所灭。)西秦(在淝水之战后为乞伏国仁所建,一度亡国,后乞伏炽磐再度建国,到乞伏暮末亡国,为胡夏所灭)

前燕(真正开创者慕容廆,稳定辽东,慕容皝建国,慕容儁时期强盛一时,到了慕容暐亡国,慕容暐前期有名将慕容恪辅政,死后不断衰弱,并逼走了慕容垂,垂至前秦,巡发动灭前燕之战。)

后燕(淝水之战后慕容垂趁乱所建,雄霸一时,但参合陂之战惨败,国势日微,最后冯跋之乱,杀死末代皇帝慕容熙。)南燕(慕容皝末子、慕容儁、慕容垂、慕容恪之弟慕容德建立,于山东地方,慕容德时期强盛,慕容超时期国势日微,为刘裕所灭)

北燕(冯跋之乱后冯跋拥立慕容云(高云)所建,后冯跋自立,于冯跋时期强盛,弟冯弘亡国。)

前凉(西晋凉州刺史张轨割据自立,后为前秦所灭)

后凉(前秦大将吕光所建,一度称霸凉州,后南凉、北凉等纷纷割据,国中内乱不断,后为后燕所灭)

南凉(秃发乌孤所建,经秃发利鹿孤、秃发傉檀,后为西秦所灭)

北凉(沮渠蒙逊拥立傀儡皇帝段业所建,后政变自立,于沮渠蒙逊时期强盛,至沮渠牧犍时为北魏所灭)

西凉(李暠脱离北凉所建,后为北凉所灭)

夏(一般叫做胡夏,刘库辰子刘勃勃所建,改姓为赫连,曾打败刘裕北伐军,后为北魏与吐谷浑所灭)

成(后改名汉,习惯性称之为成汉,开创者为李特,后李雄建国,最后为英雄桓温所灭)。

另外还有如代国(北魏前身)、冉魏(被YY很多的冉闵篡后赵所建)、西蜀(谯纵所建,不久被刘裕灭了)、西燕(慕容泓所建,另一说为无数少女的怀春对象慕容冲所建)等不计入十六国之内。

阿斗乐不思蜀吗?

蜀汉亡后,刘禅移居魏国都城洛阳,封为安乐县公。某日司马昭设宴款待刘禅,嘱咐演奏蜀乐曲,并以歌舞助兴时,蜀汉旧臣们想起亡国之痛,个个掩面或低头流泪。独刘禅怡然自若,不为悲伤。司马昭见到,便问刘禅:“安乐公是否思念蜀?”刘禅答道:“此间乐,不思蜀也。”他的旧臣郤正闻此言,趁上厕所时对他说:“陛下,下次如司马昭若再问同一件事,您就先注视著宫殿的上方,接着闭上眼睛一阵子,最后张开双眼,很认真地说:‘先人坟墓,远在蜀地,我没有一天不想念啊!’这样,司马昭就能让陛下回蜀了。”刘禅听后,牢记在心。酒至半酣,司马昭又问同样的问题,刘禅赶忙把郤正教他的学了一遍。司马昭听了,即回以:“咦,这话怎么像是郤正说的?”刘禅大感惊奇道:“你怎么知道呀!”司马昭及左右大臣哈哈大笑。司马昭见刘禅如此老实忠恳,从此再也不怀疑他。刘禅就这样在洛阳安乐地度过余生。而这就是乐不思蜀一典故的来历。

或许很多人对于这个故事已经很熟悉了,而且也已经默认了刘禅是个乐不思蜀的人,也认为刘禅是扶不起的阿斗!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段历史,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那我们来拨开历史的浓雾来看看历史的真相!

首先,说说刘禅其人;刘禅从公元223年登基,至公元263年降魏下台,称帝在位共41年,是在三国时期所有国君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在那种群雄割据、兵连祸结的战乱年头,能执政这么久,没有相当的才智是不行的。有人把刘禅安稳地做皇帝归因于诸葛亮的辅佐。其实,诸葛亮死于公元234年,他死后,刘禅还做了29年的皇帝,很难说成是全凭诸葛亮的辅佐之功的。相反刘禅是一个有着高深政治思想的人,通俗一点就是他懂得如何搞政治,如何纵横捭阖,将臣下玩弄于鼓掌之上,让聪明的臣子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至于说到亡国,那是治国才能,与政治无关。

话说曹魏兵围成都,刘禅心里很清楚要是抵抗,士兵的伤亡一定会很大,而且很有可能招致曹魏屠城,让百姓遭殃。为了保全子民,刘禅在深思熟虑后,决定开门投降。刘禅投降后,北上到达洛阳,被封为安乐公。这样一来,刘禅多了一个卖国的骂名,却保全了百姓的性命名财产,无论在当时老百姓来看,还是从当代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都应该是一件好事。对于刘禅不战而降,实乃“全国为上之策”。刘禅这样注重国人现实利益的政治家,与“打肿脸充胖子”的面子政治家所不能同日而语,他没有为一己私利,而不断地鼓动老百姓为自己卖命。

亡国之后,作为亡国之君,不仅刘禅自家生命,而且包括对蜀地百姓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所以,刘禅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才能,才能瞒天过海,养晦自保。某个西方的著名文学家说过:“装傻装得好也是要靠才情的……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在刘禅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潜藏着过人的狡诈和机智。

司马昭若想杀刘禅,可谓易如反掌,身为阶下囚的刘禅,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想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就必须让司马昭觉得他懦弱无能、不足为虑,而“此间乐,不思蜀”正是刘禅所释放的一个烟雾弹,给司马昭留下了:“我无忧矣”的好印象,成功地保住了性命。在当时的环境中这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堪称上上之策。在这个问题上,刘禅实在是一个能称得起大智若愚的智者。

在中国“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主导文化氛围里,人们不愿意接受失败的英雄,似乎只有干得轰轰烈烈的人才是英雄。中国人不能接受像美国人那样生命是宝贵的概念,不能容忍任何的变节和投降,更不用说像美国人一样认为投降的人只要活着回来也是英雄!刘禅投降后在洛阳的一段表演,为他博得了“全无心肝”的臭名,从此“扶不起的阿斗”的帽子就算牢牢地扣在了他的头上,甚至连他的名字刘禅(Shàn),我们也经常错误地读成Chán,可见世人对他的误解之深了。

在人事任免上,刘禅也表现出过人的一面。鉴于诸葛亮生前权力太重,刘禅废除了丞相制。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以管政务为主,兼管军事;费祎以管军事为主,兼管政务,军政及内政大权不再同一人一把抓。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安排,意味着刘禅决不允许再次出现事无巨细,皆决于丞相一人,而自己则大权旁落的尴尬局面。蒋琬死后,刘禅更进一步“自摄国事”。任官封爵,要刘禅同意;人事任免,要刘禅同意;出兵征讨,要刘禅同意,几乎所有的大事,都要刘禅同意。刘禅总统一切,直接掌管蜀汉政权达19年之久。将在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分出去的皇权,又牢牢的把握在了手里,这一系列举措,能是一位智商低能的人想得出和做得到的吗?

历史也好,现实也罢,你越是正着看,越看越是雾里看花,糊里糊涂;假若你颠倒过来,倒也能看出个一二来。在魏蜀吴三个企业集团中,刘禅领导的蜀国一直处于弱势,然而41年来,刘禅能知人善任,国家稳固发展,重现实轻面子,使百姓免受战争涂炭,要是阿斗真的扶不起,又怎能做到这点?任何人对于历史都有自己的看法,在中国的环境里,只能是刘禅乐不思蜀了!不过能够保住大臣和臣民的性命,当然还有自己的性命,何尝不需要一种忍的心态和大智慧呢?

怎样评价秦始皇的功与过?

虽然是暴君但统一六国,统一货币,统一衡量度,建造万里长城的功绩不能泯灭!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中国长期战乱的局面,并初步将“大一统”思想灌输给了中国人,为以后的中国统一战提供了依据。李白的“秦王扫六合,虎视何耽雄”概括了他的丰功伟绩。

秦始皇,名叫赢政,后灭六国,统一中国,称始皇帝,是秦王朝的开国皇帝。

两千年来,对他的评价是很有争议的,那么秦始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秦始皇励精图治,用“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前后用了十年的时间灭掉了六国,统一了中国。秦始皇用武力平定天下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铸造12个金人。然后在经济上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下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政府申报土地数额,交纳赋税,其土地所有权就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并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在文化思想方面,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等制度都以六为数。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以此为依据加重严刑酷法的实施。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由于实行严酷法律,引起了士人的不满,纷纷指责秦始皇。已经升任丞相的李斯主张严厉镇压这些胆大妄为的士人,他给秦始皇写了一封奏疏,要求进行焚书。即除了《秦记》之外的所有史书一律烧毁,全国百姓和士人私自收藏的经书和诸子百家的典籍,也全部由官府统一烧毁。敢再违抗命令,议论政事的人一律处死。如果官吏知情隐瞒不报,也和藏书的人同等治罪。除了少数史书之外,其他的最后只留下了关于农业、卜筮和医药的书籍。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清洗,和法律一样是秦朝暴政的集中体现。只烧掉书籍并不能堵住士人的口,反而激起更大的反抗,百姓和士人对秦始皇的暴政怨愤异常,对他不利的言论遍布天下。这使秦始皇勃然大怒,派出御史到全国各地追查,最后抓到四百六十多人,秦始皇下令一块押到骊山的山谷中,全部坑杀,也就是活埋。因为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儒生,所以被后人称为“坑儒”。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无法抹去的一大污点,极大地抵消了他统一全国的历史功绩。秦始皇即位后,派蒙恬率兵出击匈奴,还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结起来,修筑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在征服百越地区后,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始皇末年,秦郡数由统一之初的36郡增至40余郡,其版图“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纪功,炫耀声威。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方士徐(即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二千多年来秦始皇被大多人视为暴君,人们批评他焚书坑儒、修长城、广建宫室,大兴土木;然而亦有人赞扬他为“千古一帝”,肯定他开统一之局、统一度量衡、奠定中华版图之贡献。那么,秦始皇究竟是暴君亦或是千古一帝呢?这个其实是你从怎样的角度去评价他。角度不同评价自然不同,所以才有两个不同的秦始皇。其实,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应该肯定“人”的性格是立体的,即是说性格是多方面的,不可片面下定论,评价秦始皇也一样。

我们常说秦皇修长城、建宫室,劳民伤财,然而在秦代那个时代,建筑技术不发达,要建一个如长城般的军事防线,不动用大量民力,行吗?虽然为人民带来痛苦,但却为秦代建成了坚固的防线,抵御匈奴的入侵,也为后来的历代提供了基础,这不可以说是功吗?而秦始皇的其他所作所为,如并天下、称皇帝、废封建、置郡县、销兵器、迁富豪、夷险阻、征百越、逐匈奴、通沟渠、车同轨、书同文、一法度等等措施,对于全国之大一统,对于中国政制之创建、中国版图之确立、中国民族之从传承,是有重大之影响的,这方面他可称为“千古一帝”。可是,秦始皇的专制独裁、横征暴敛、严刑峻法,不仅使秦朝在统一中国后只历十五年即告覆亡,而且也开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极权统治,使中国老百姓长期过着难以忍受的非人生活。对于秦始皇作为“暴君”的这一面,则不应随便为之辩解。由此可见,秦始皇一方面是首创统一局面的“千古一帝”,一方面是专制独裁的“暴君”正好印证人性是立体的事实。所以评一个历史人物不偏于一面,应多角度探讨,才能还历史人物真面目。

隋炀帝为何不爱给自己修陵墓爱修大运河?

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在登基后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修建自己的陵墓,但杨广却是个极大的例外。他对自己陵墓一事只字不提,因为在他看来,人生才刚刚开始,至于结束,还离得很远呢。

他登基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每月役使二百万人营建洛阳,同时又征集各地的奇材异石,运往洛阳。许多农民迫于性命的压力,不得不劳作。所以,在当时的隋朝,四处可见络绎不绝的搬运工人推着破车行走在路上。许多身体羸弱的人就活活累死在路上了。

没有人知道杨广为什么会对洛阳如此偏爱。在建造基本完成时,他又下令在洛阳西郊建筑一座西苑,这座苑子占地二百多亩,苑内有海,海中修造三个仙岛,高一百多尺,岛上建筑亭台楼阁,壮观非常。在海北面,有龙鳞渠,渠水曲折流入海中,沿渠修建了十六个别院,建筑非常华丽,每院由一个妃子主管。整个西苑被点缀得四季如春。就在这一年,杨广下令征调一百多万民工,开始修建东北起自涿郡(今河北省涿县),东南到苏杭,全长四千多里的大运河。这条河就是有名的隋唐大运河。他下令在河的两旁开辟大道,道旁种上榆树和柳树,岸边每隔两个驿站设置一座供他休息的行宫。自洛阳到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共设置了四十多座行宫。

据统计,杨广开凿大运河,共用了约一亿五千万人工,按照当时的人口数量来算,平均每户百姓要出近二十个人工。为了让这条运河能名垂千古,杨广对工程质量要求相当严格。曾经有一段河道挖得浅了些,杨广就下令将挖掘这一段的官吏和民工五万多人全部捆住手脚,活埋在岸边。

那么,这条运河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杨广不愧是那个时代“最聪明”与“最有魄力”的帝王,他建造这条运河,名义上是为了连接南北,以达到统治作用,其实是为了游玩。从大业元年(605年)八月起,他曾三次坐船通过大运河到江都巡游,他乘着长二百尺,高四十五尺,上下四层的大龙舟。随行的嫔妃、王公大臣、僧尼道士分别乘几千艘华丽的大船,首尾相望,绵延二百多里。仅在岸上拉船的纤夫就有十万多人,两岸还有骑兵护送,旌旗蔽日,场面壮观异常。

这只是白天,到了晚上更是热闹。灯火通明,鼓乐喧天。最有魄力的帝王在船上纵情饮酒作乐,观赏着两岸被铺天盖地的灯笼照到的风景。他不但享乐无度,而且还扰得百姓不得安宁。在他经过的地方,五百里以内的百姓要么奉献食物要么奉献人头。许多百姓被搞得倾家荡产,全是为了保住性命不得已而为之。有一年,杨广突然不去江南了,而是带了五十万大军从陆路去北方巡游。为此,他特地征调了十几个郡的民工,把太行山开出来,修起一条大道。同时又征调一百多万人,限期二十天,修筑长城,为的是保护他的安全。

他的这一切所为只不过是一种玩乐,对国家与百姓虽然造成伤害,但还不能彻底摧毁一个帝国。而他下面做的事情就足以把一个帝国推进深渊了。

隋朝时,朝鲜半岛分为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三国之中高丽最强。杨广继位后,征召高丽王入朝,高丽王不理他。一向以大国自居并非常有魄力的杨广大怒,在大业八年(612年),他对高丽进行了第一次征讨。为了一击致高丽于死地,杨广在出征前做足了准备,先是征调大批工匠在山东东莱(今山东省掖县)海口大规模造船。可他太着急,让这些工匠日夜不停地在水中工作,这些工匠的腰部以下被水泡得生了蛆,十个人里有四到五个人死掉。他同时还征调江淮以南的民工和船只,把黎阳仓、洛口仓的粮食运到涿郡,船只前后相继,长达一千多里。在路上奔走的民工和兵士,经常有几十万人。许多民工因为营养不良而倒地毙命,使得活着的人为了不闻尸体的臭味而匆忙而行。这一切准备就绪后,他自己乘船从扬州到涿郡,集结了共二十四军,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这一百多万人分海、陆两路进攻高丽,但由于粮草不能及时供给,大将指挥错误,此次战争隋朝大败而归。

因为此次失败,民间已有人起来反抗,农民起义开始了。但杨广丝毫不为所动,在大业九年(613年)正月,他又第二次征讨高丽,四月份,他再渡辽水。正当大军胜利在望时,该年六月,国内杨玄感起兵攻洛阳,他急忙跑回国内来对付杨玄感。第二年,百姓不堪忍受隋炀帝的残酷压迫国内农民起义席卷了整个帝国。

杨广突发奇想,又征高丽,他想以对外胜利来扭转帝国危亡的命运。可这次征讨已经是强弩之末,国内的农民起义军给他捣蛋;他征集的士兵又不能按时到达,或是沿途逃散,从而兵员不足,杨广无奈,只好与高丽议和,乘势收兵。

他虽然收回了面子,但已经收不回帝国的败势了。为了躲避各地的农民起义,他在大业十二年(616年)躲往扬州。

此时,他想修建陵墓已经来不及了,作威作福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等待他的恐怕也只有一个土包了。据说,他躲往扬州时,许多人都不让他走,这些人还以为他是去玩。临出发时,官员崔民象上表谏阻,他立即将崔民象杀了。走到汜水(今河南省荥阳县),官员王爱仁上表劝谏,他又把王爱仁砍了。到了梁都(今河南开封),有人拦路上书,说,如果你定要去江都,天下就不是你的了。杨广心里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性命要紧,他又把上书人杀死。最后,他到了扬州。

到了扬州后,杨广幻想“重振雄风”,或者说,他想占据江南,找机会再杀回中原。他招募了一部分人为禁国军,这些人都是中原人。这些人听说自己的老家越来越乱了,都想回去看一看。而当时有种传言,说皇帝要杀尽北方人,和南方人长期住在江南。杨广为了稳定这些人,就让他们娶南方妇女为妻。可这并不能安定这些人的心。这些人纷纷选择了逃跑,或是造反。杨广得知后,经常学着江南口音说:“外边大有人图侬。”有时候,他还会摸着自己的脖子说:“好头颅,谁当砍之?”这时,他的皇后萧氏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他笑着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这是他的痛心的绝望话,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能说出几句哲理来。此时的他,虽然有心要为自己选一个好归宿,但已经无力办到了。

据说,他在洛阳时就经常心神不安,面对着烽火连天,他总认为末日临头,经常要宫女像哄孩子那样哄着才能睡着,过不久又被噩梦惊醒。而就在那段时间,他仍旧摆脱不了享乐主义的熏陶,他经常对皇后萧氏说:“外面有不少人想计算我,且别管他,还是快快活活地饮酒吧。”

可到了扬州后,他的思想就大为改变,那时已经是随遇而安,而不是过一天算一天了。

纵横家的公关艺术

纵横家是战国时随着游士阶层的出现而出现的,从事政治外交活动,崇尚权谋策略及辩论技巧的学派。其代表人物有鬼谷子、苏秦、张仪等;代表作有《鬼谷子》、《战国策》。

作为三教九流中的一家,纵横家和其它诸子百家一样,也是为治国服务的,因此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智慧,其中公关艺术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现代管理学认为,公关即公共关系,是社会组织(或个人)为了与公众达成与维持良好关系而以传播沟通为主要手段所开展的一种经营管理活动。纵横家在游说中所体现出的高超公关艺术,如:攻心为上的目标、度权量能的技巧、量宜发言的言辞等,对当今的公关实践依然有重要指导意义。

1 攻心为上的公关目标

纵横家非常重视攻心,因为攻心是游说成败的关键。鬼谷子说:“心灵是精神的主宰。”如果能够影响对方的心灵,就能够控制对方的思想,左右对方的动机和意图,一切游说谋略的施行就易如反掌了。

为此,纵横家提出攻心为上的公关目标。鬼谷子提出的“飞钳之术”,其宗旨就是论述如何运用巧妙的言辞和各种方法去钳制人心,使之为我所用,因此本质上就是一种攻心之术。这里的“飞”即“飞扬”的意思,就是制造声势,博取声誉;“钳”即“钳制”的意思,就是控制对方人心,使之为己服务。所谓“飞钳之术”,就是指在游说过程中,对游说对象首先要大力褒扬,用好听的话去套出对方的实情。这样,一方面讨其欢心,取得信任;另一方面乘对方志得意满之时,找到其弱点,投其所好而控制对方的心思。很明显,“飞钳”的重点在“钳”而不在“飞”,因为“飞”只是手段,“钳”即攻取、控制对方人心才是根本目标。

那么,如何达到攻心为上的目标呢?鬼谷子认为必须懂得“揣情”和“摩意”的方法;因为只有懂得它,方能制定正确的攻心策略。所谓“揣情”,就是揣度游说对象的真实想法。具体的做法是:就是在对方最高兴的时候,去加大他们的欲望,他们既然有欲望,就无法按捺住实情;又必须在对方最恐惧的时候,去加重他们的恐惧,他们既然有害怕的心理,就不能隐瞒住实情。

所谓“摩意”,就是探测验证“揣情”的真伪。这是一种与“揣情”相配合的方法。“揣情”的目的在于掌握游说对象的真实想法,但游说对象内心真实想法却往往是隐而不现的,故往往可导致“揣情”错误。这就要适当地去“摩”,即投其所好地进行试探、验证,最终保证“揣情”正确。“触龙说赵太后”就是采用揣摩之术达到攻心为上公关目的的典范。赵太后刚刚执政,就遭到秦国的进攻,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要求以太后幼子长安君为人质方肯出兵。太后溺爱长安君,不肯让其当人质,并明告大臣不得进谏。触龙求见太后,首先只谈老人养生之事,缓和气氛;接着请求太后照顾自己的幼子,让其能到王宫当护卫;这样不知不觉地把太后引向父母如何疼爱子女的话题,委婉地提醒太后如果爱长安君,就应该为他长远考虑,让其当人质,为国立功,最终说服了太后。在这触龙充分揣摩了太后的爱子心情,然后采取正确的攻心策略,最终达到了攻心为上的公关目的。

2 度权量能的公关技巧

纵横家非常重视公关技巧,鬼谷子主张:“要始终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度量对方的智谋,测量对方的能力,再比较技巧方面的长处和短处。”在此基础上,鬼谷子提出了“捭阖”、“反应”、“内楗”、“抵隙”、“飞钳”、“忤合”、“揣”、“摩”、“权”、“谋”、“决”等公关技巧,即“说人十术”。

在“说人十术”中,“捭阖”是总纲和灵魂,是其它公关技巧的基础。“捭”主要是指开口出言,即用言辞拨动对方,使之出言,然后从中探知就里,把握实情;“阖”主要是指闭口不言,或者冻结对方相反意见,使之沉默;或者暂保沉默,以待时机。“反应”是反观过去,验知将来;反观对方,明察自己。“内楗”是用巧妙的言辞和适当的计谋内结君心,取得宠信。“抵隙”主要是相机待时,对事主或者补塞漏洞,或者取而代之;同时也有离间对手之意。“飞钳”是用巧妙言辞和各种方法钳制人心,使之为我所用。“忤合”指通过背离或符合两种手段,择主用世。“揣”即揣量天下强弱和揣度诸侯内心实情。“摩”即验证揣情的真伪。“权”指权衡选择言谈技巧和游说对象。“谋”即出谋划策和用计施谋。“决”即决断,使人主采纳自己的谋略。

在实际的游说活动中,纵横家总是依据游说对象的具体情况,而灵活运用这“说人十术”。张仪游说楚怀王实行连横政策,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张仪说:“秦国的土地占了天下的一半,兵力与各诸侯国相匹敌;境内有高山,东边有黄河,四边有险要的屏障;勇士百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粮食堆积如山,法令严明,士兵不怕困难,勇于赴死;君主威严明察,将领聪敏勇武,即使不出动多少军队,也可以席卷恒山天险,控制住诸侯的要害之地,天下不屈服的必先被灭亡。”——这里从揣情量权入手,运用“捭阖”中的“捭”术,杂以“飞钳”中的“飞”术,对秦国的强大进行了大肆渲染。

接着张仪指出合纵政策的危险:“实行合纵政策的国家,就像驱赶羊群攻击猛虎一样,弱羊敌不过猛虎,这是很清楚的。如今大王不去结交像猛虎一样的秦国,却去结交像弱羊一般的诸侯,我认为大王的想法错了。”——这是采用“反应”术中的比喻方法,以猛虎喻秦国,以弱羊比六国,同时兼用“抵隙”之术攻击合纵者是驱弱羊而攻猛虎。

再接着张仪分析了楚国当时面临的形势:“楚与秦两国不相上下,互相争夺。如果大王不结交秦国,秦国出兵东进,先使韩国和魏国臣服于秦国。那时秦国进攻楚国的西面,韩国、魏国进攻楚国的北面,楚国岂能不危险吗?”——这是运用“揣情量权”之术,论说天下大势,同时又采用“言其害不言其利”的“阖”术,并兼用“摩”术中的“摩而恐之”,极言其不连横的灾祸。

再接着张仪针对楚怀王对合纵的幻想指出:“秦兵进攻楚国,楚国不出三个月就要遭难;而楚国得到诸侯的救援,却要在半年以后。在这种形势下,楚国要靠诸侯救援是来不及的。依靠弱国的救援,而忽视强秦之祸,这是我替大王忧虑的。”——这是在先运用“揣情”之术,揣知楚王对合纵抱有幻想后,再运用“抵隙”之术和“捭阖”之术揭露合纵的缺点,同时运用“摩而恐之”的方法,极言合纵之害。

最后张仪亮出“底牌”:“如今秦国与楚国,边界相接,土地相连,在地形上本来就是亲密友邻。大王如果真正听从我的话,使两国发展为兄弟之国,永远不互相攻打,我认为没有比这更有利的。”——这里运用采纳意见和进献计策的“内楗”术和呈献谋略的“谋”术,鼓吹连横。其结果自然是楚王受到钳制而接受连横之策。

3 量宜发言的公关言辞

纵横家认识到要想取得良好的公关效果必须做到量宜发言。所谓量宜发言,就是针对不同的游说对象、游说目的,揣度其内心想法,选择适宜的言辞,以求达到良好的游说效果。而要做到量宜发言,就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3.1 根据不同的公关要求,使用不同的游说言辞。鬼谷子因应不同公关要求,提出三种游说言辞:“应对”是回答别人的问题,其言辞应该疾利,应答如流,使论说便利轻捷;“成义”是明确自己的立论,其言辞应该明辩真伪,言之成理,符合实情;“难言”是辩驳对方的观点,其言辞应该紧扣论题,认真探讨,弄清事情的隐密之处,掌握论辩的主动权。

3.2 根据不同的公关对象,选择不同的游说方式。鬼谷子具体总结了九种游说方式,他说:与聪明的人谈话,就要依靠广博的知识;与知识广博的人谈话,就要依靠善于雄辩;与善辩的人谈话,就要依靠简明扼要;与地位显赫的人谈话,就要依靠宏大的气势;与富有的人谈话,就要依靠高瞻远瞩;与贫穷的人谈话,就要以利益相诱惑;与卑贱的人谈话,就要依靠谦和的态度;与勇猛的人谈话,就要依靠果敢决断;与愚鲁的人谈话,就要依靠敏锐而有穿透力。总之,要针对游说对象的不同特点,对症下药,选择不同的游说方式,才能取得良好的公关效果。从现代公关原理看,语言沟通有特定的对象,其效果如何,不仅受社会环境影响,更受到沟通对象制约,沟通对象的身份、地位、职业特征、文化层次、心理状态、性格及年龄等都会影响沟通效果。

3.3 根据不同的公关情况,采取不同的语言技巧。为此,鬼谷子提出佞言、谀言、平言、戚言、静言等五种语言技巧。所谓“佞言”就是用诌媚奉承的语言以求忠,“谀言”就是用旁征博引的语言以求智,“平言”就是用平实果断的语言以求勇,“戚言”就是用忧心献策的语言以求信,“静言”就是用反省自己的语言以求胜。但到底采用何种语言技巧,应根据当时的公关情况而定。

战国时期,赵国平原君到楚国商讨“合纵”抗秦的事,但是楚王惧怕秦国,犹豫不决。平原君的门客毛遂按着宝剑,闯入堂上。楚王怒道:“我和你家主人谈话,你休得多言,还不快下去。”毛遂按剑上前说:“合纵是天下大事,人人都有发言权。你在我主人面前这样辱骂我,不是太失礼了吗?”楚王脸色缓和下来。毛遂继续说:“楚国有五千里土地、精兵百万。按说应该称霸天下。可是却被秦国一个小小的白起屡屡打败,占领了你的都城,逼得你迁都到这陈州。这百年难忘的仇恨,连三尺儿童都感到害羞,难道大王你不觉得耻辱吗?今天平原君来与你商讨‘合纵’抗秦的事,正是要为楚国报仇。哪里只为赵国呢?”楚王连连称是,于是当场订立了盟约。在此毛遂充分展现了纵横家量宜发言的公关技巧,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把楚秦的形势利害关系讲得明明白白,又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合纵的目的,气势逼人,豪气冲天,最后终于说服了楚王。

由上可知:攻心为上的公关目标、度权量能的公关技巧、量宜发言的公关言辞共同构成了纵横家公关艺术的三个方面。它们互相联系,缺一不可。值得一提的是,当前的世界并非完全太平,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企业层面,群雄并立,弱肉强食的格局并未改变,与战国时乱世局面有某种相似之处,所以,作为乱世之学的纵横家管理智慧,尤其其精华:公关艺术,对当前的外交纷争和商业谈判及企业经营等依然有重要指导意义。

浅谈忽必烈及其祖孙三代的宗教思想

忽必烈(1215-1294),是成吉思汗之孙,拖雷的第四子,蒙哥汗的弟弟。1232年,父亲拖雷逝世,丧父之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早年走向成熟。他从青年时代就喜欢听别人讲述前代帝王的经历和业绩,在他的王府中,聚集了一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如窦默、姚枢、刘秉忠、史天泽、董文用等人。这些著名文化人,不但为忽必烈灌输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帮助他了解中原汉地各方面的情况,而且成了忽必烈的重要幕僚,治理国家的诸多策略和思路都出自于这个幕僚班子。同时,在宗教文化选择方面开始接触藏传佛教并形成自己的宗教思想,对元代及元代以后的藏传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忽必烈接受藏传佛教思想始于驻哗六盘山时期

六盘山是成吉思汗攻灭西夏的前夜选定的行宫。1227年正月,蒙古大军南渡黄河,接连攻占积石、临挑、河州、西宁之后,挥师进人宁夏南部固原。德顺军(今宁夏固原市隆德县)是成吉思汗进人宁夏南部的第一站。闰五月,天已大热,成吉思汗驻夏于六盘山。六盘山行宫的地位,从此奠定,了蒙哥、忽必烈等成吉思汗后人驻军六盘山并消夏的历史格局,也奠定了后来安西王府的历史地位。

蒙元攻灭南宋,经过窝阔台、蒙哥、忽必烈时期的经略,先后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前后历时40余年。蒙哥即位后发动了历时7年的第二次蒙宋战争。忽必烈平定吐蕃、亲征大理,是这次战争的第一阶段。

1252年夏,蒙哥汗命其弟忽必烈为统帅,老将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为副统帅,率大军远征大理国(今云南大理)。这是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重事后,第一次承担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远征大理,从西南包抄夹攻南宋,是成吉思汗既定的战略方针。同时,征服吐蕃也是这次军事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月,忽必烈在曲先脑儿觑见大汗并受命专征。

因当时南宋没有统一,进兵云南的线路需取道于川藏地区。忽必烈率大军南下,在六盘山行宫驻哗。这期间,他派人到凉州请藏传佛教萨迎派的新教领袖八思巴到六盘山行宫会面,咨询进兵云南时路经藏区的相关事宜。从此开始,由于政治的需要,他们走到了一起,忽必烈最后也成了虔诚的佛教徒,接受了八思巴的喜金刚灌顶,包括他的王妃察必。忽必烈大军进抵六盘山之后,请远在凉州的八思巴到六盘山行宫议事的意义非常重大,显然与征大理国的用兵、线路和粮草供给有关。八思巴应邀随阔端之子蒙哥都前来六盘山行宫与忽必烈会见,忽必烈向八思巴询问有关藏族的历史、宗教方面的问题,之后要求八思巴派人回藏区摊派兵差,征集财物,八思巴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忽必烈也拒绝了八思巴的请求。这样,双方心里都不高兴。忽必烈的妃子察必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她是忽必烈近身的一位重要参谋和助手,忽必烈征大理的过程中,她随侍在军中。此刻,当她看到这种尴尬局面时,马上出来调合,并提出应将八思巴留下来继续问法论道。

忽必烈召见八思巴,主要是为了军事。在与忽必烈的接触过程中,八思巴逐渐揣摸到忽必烈的心事,就是进军大理要通过藏族地区,需要仰仗藏传佛教领袖帮助。当八思巴与忽必烈达成共识后,八思巴通过对西藏宗教知识的灌输,对吐蕃、西夏藏传佛教的影响以及对汉文典籍的了解和深入讲解,对忽必烈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从单纯利用藏传佛教转变到在利用的同时也崇拜西藏佛教。当他们的关系更深一层的时候,王妃察必向八思巴请求传授萨迎派的喜金刚灌顶。“灌顶”,本来是印度古代的一种仪式,国王即位时取四大海之水灌于头顶表示祝福,后来佛教密宗也采用这种仪式。八思巴给王妃察必传授了结缘灌顶。之后,八思巴也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迎派的喜金刚灌顶,这一年忽必烈38岁。从此,八思巴成了忽必烈宗教方面的老师,被封为国师。1254年,当忽必烈出征大理北返驻六盘山时,与八思巴应该还有过会面。

忽必烈的这些重大宗教活动,是在驻蹿六盘山时期完成的。总体上,这些宗教活动与他进军大理的思路是一致的。此外,从宗教意义或宗教政策方面看,忽必烈接受八思巴密宗灌顶一事,对后来元朝的宗教政策和对藏族地区的政策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忽必烈以八思巴为上师,对八思巴执弟子之礼,可以说是后来元朝以藏传佛教(喇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滥筋,影响了整个元朝。

二、皇子安西王忙哥刺的藏传佛教思想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第二年冬,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刺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封地,驻兵六盘山”。同时,安西王府应运而生,并立王相府,以商挺为王相。安西王驻节六盘山,目的在于分制陕西、四川等地,任务和使命艰巨,因为统一南宋的战争正在进行中。早在数年前,忽必烈在召见刘好礼时,刘就上言:“陕西地重,宜封皇子诸王以镇之。创诸都城,宜给直以市民地。”忽必烈觉得说得很在理。

忙哥刺受封的第二年,即1273年,朝廷明确安西王分治陕西和四川,遂建立开城府。在王府格局上,“仍视上都,号为上路”。不久,皇帝又封安西王为“秦王”,别赐金印。此时的安西王,实际上一藩二印,两府并开。其府在长安者曰安西,在六盘者日开城,皆视为王府。《诸王麟三》安西王冬居于京兆(长安),夏徙居六盘山,每年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开城安西王府这种政治上、军事上的特殊地位的形成,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形成的,安西王府及其所在的六盘山有着非常重要的军事作用。

安西王受封后,六盘山行宫成了他的驻躁之地。当时元朝政治中心仍在开平,之后才开始迁人大都。在此前,开平、六盘山、四川三点一线,安西王居六盘山统一指挥,实际上是中央派往陕西、四川地区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安西王“一藩二印,两府并开”,地位至尊,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他实际上是皇帝经营陕西、四川的直接代理人。安西王有权派遣官吏巡视和督战,调解内部纷争,可以奏报四川的战况,还可以因特殊情况发布特殊命令,称之为“教”,以别于天子的“救”,同样具有“圣旨”般的权威。可见安西王府当时的崇高地位。

安西王忙哥刺信仰藏传佛教,与他的父亲忽必烈有直接关系。当藏传佛教被忽必烈定为国教之后,藏传佛教的信仰与推崇,就与元代的政治文化与统治策略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皇子忙哥刺自幼奉父皇之命,延请当时的中原著名文化人做他的教师,接受汉文化。但从他的名字来自“梵文幸福”之意的情节看,他应该随父母信奉了佛教。忽必烈阪依藏传佛教,对忙哥刺影响很大。1275年八月,国师八思巴为皇子安西王忙哥刺写《皇子忙哥刺父母造广、中、略三种梁若及华严经的说明》;第二年七月,又为忙哥刺写《授皇子忙哥刺之教戒—吉祥串珠》。这些都说明忙哥刺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安西王忙哥刺时期,正当他的父亲、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执政时期。在宗教文化信仰方面,忽必烈以藏传佛教萨迎学派的代表人物八思巴为“国师”,以藏传佛教作为全国的宗教信仰而尊崇。在这个文化背景下,安西王忙哥刺同样受这种时代宗教文化的影响,对藏传佛教十分推崇,就连他的王相府重臣商挺都饭依了藏传佛教。历史远去了,但当年安西王忙哥刺留在甘肃平凉蝗炯山上的宗教文化遗迹却传了下来。由《创修腔峋山宝庆寺记碑》(《峻恫山志》),我们仍能看到安西王忙哥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思想。

忙哥刺受封安西王,离开大都前往王府时,作为统辖西北、西南大片土地的亲王,在宗教文化方面同样非常重视藏传佛教的信仰。据商挺撰写的《创修岭酮山宝庆寺记碑》看,离京时有国师的叔父架里吉察揭兀相随到安西王府,商挺也以受戒弟子的身份相随,到六盘山下的安西王府从事藏传佛教的宗教活动。

商挺,原本是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幕僚班子的重臣,官至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至元九年(1272)出为安西王相。商挺何时饭依佛门,已没有资料来说明,但从他撰写的《创修峻蛔山宝庆寺记碑》看,在元朝建立前就已经受戒于架里吉察揭兀。商挺随安西王忙哥刺来到六盘山下的安西王府,除行施王相的职权外,还肩负着宗教传播的任务。在安西王府,商挺“旦夕持诵,修作佛事。小心精进,不懈益虔。安西王及妃逊多礼,世子阿难答、帖古思不花阿董赤,公主呐论普演怯力密失,咸受戒于商,师事之为谨。商请居平凉之蝗恫山建设道场”囚。商挺虔诚信佛,诵经不懈,安西王与王妃、世子、公主等都以“师事之”。这与忽必烈在朝中的做法是一样的。道场,原本是指“佛陀”成道之处,后泛指僧家诵经行道的场所。腔蛔山,为天下第一道山,在这里建寺礼佛,自然是商挺等人所看重的。在岭炯山佛教文化发展过程中,架里吉察揭兀和商挺都是著名的僧人,也是宁夏宗教文化发展史上的著名人物。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任用藏传佛教学派领袖八思巴为国师,设立总制院,负责管理全国的宗教事务和西藏地方事务,这是忽必烈创立的一种全新的宗教制度。皇室亲王受封治理地方,也同样要按照这种宗教体制来实施。安西王忙哥刺受封后来到六盘山下的王府,除了宗教人士外,像商挺这样的政府高官阪依受戒后,也要伴随在王府,是一种双重身份。安西王忙哥刺、王妃和王子等王府上层人物都以商挺为师而在六盘山下的王府受戒,正式饭依宗教。

由商挺提议、安西王出巨资修建的宝庆寺,经过数年,于1278年秋天完工落成。整个殿阁宏伟,金壁灿烂。安西王和王妃亲往平凉腔桐山宝庆寺上供拜祀,“周视规制,嘉靖其精敏,特授陕西、四川、西夏等路释教统摄,仍刻银比三品界之。”此时的陕西、四川、西夏等路,都是安西王所辖的地域范围,当时的安西王和他的王相府,正是安西王历史上权力最大、最为辉煌的时期。安西王将这些管理统辖宗教事务的人,授予三品银印,彰显的是安西王忙哥刺时期的特权。

1278年八月十八日商挺的这通碑记,记载了700多年前一桩鲜为人知的宗教文化盛事,也使我们看到了元代宗教及其在六盘山安西王府的影响。

安西王忙哥刺的儿子阿难答,继承王位后却饭依伊斯兰教。而且他属下的蒙古军队有一部分也信仰了伊斯兰教。

由忽必烈到他的子孙,在数十年的经历中,他们的宗教文化走向是不一样的。研究他们三代人的宗教思想变化,对于元代宗教思想的研究具有其特殊意义和一定的参考价值。其实,也是一种宗教文化多元的体现。

三、皇孙安西王阿难答的宗教思想

从中外史料和元代人的文字看,第二代安西王阿难答的宗教思想是多源的。

首先,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安西王府的建筑格局与建筑规模,如果已经遗失的《开城志》不能失而复得,可能就没有相关的史料来详尽说明它了。笔者曾用《元史·五行志》里的记载,试图印证安西王府的建筑规模。大德十年(1306)八月,固原曾发生过一次较强烈的地震,“开城地震,坏王宫及官民庐舍,压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余人。”从地震伤亡的人数看,开城安西王府的建筑规模是很大的,此其一。其二,“延厘寺”是安西王府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厘寺的修建,“以都城软建诸寺为师而小之”,与北京皇家救建寺院一样,就是小一些而已。是安西王阿难答为纪念其祖父忽必烈和祖母察必皇后,于元贞二年(1296)报请成宗皇帝准允动工修建的。前后经过八年时间,始告峻工。姚隧为新落成的寺院题名并撰写“延厘寺”碑文。

姚隧(1238-1313),号牧庵,是元代著名学者。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的《牧庵集》,就是以他的号冠名的。他的伯父姚枢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被忽必烈邀人藩邸,提出过许多“救时之法”。忽必烈征大理时,他力主不妄杀人。忽必烈即位后曾任宣抚使、司农使。姚隧曾学于伯父姚枢,有家学渊源。姚隧撰“延厘寺”碑文时,正在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任上。“延厘寺”碑文,收入姚隧的文集—《牧庵集》,文字不是很长,大约不足1300字,但涵盖的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记载了延厘寺的缘起及碑文撰写的前前后后。

延厘寺的名字是颇有些佛教文化内涵的。在姚隧看来,如果佛教亦视“忠勤”、“孝恭”者为“善”为“福”的话,那么,佛教与儒学在教化方面可谓殊途同归。缘此,在寺院的命名上,他将宗教与山脉连在一起思考:按传统礼数,诸侯只祭祀封地内的山川。在安西王封地内,华山为西岳之尊,为安西王封地内至尊之山。“揭而宣厘,则表寺之名,莫延厘寺为宜也。”“厘”字如果读“xi,是“福”的意思,通“禧”,自然是取福、禧之意。即以华山作为标帜,寺门取华山之祠门,延及六盘山,是最为合适的,便有了“延厘寺”的名字。姚缝将安西王府的两处府邸(西安、固原),用华山和六盘山连在一起,蕴意实在是深远。

延厘寺是第二代安西王阿难答时期主持修建的。如果延厘寺的取名与佛教文化有关,那么,阿难答的宗教文化思想就是一种多元接受了,当然主要还是伊斯兰文化。过去国内外学者对阿难答的研究认为,信仰伊斯兰教,是与他自身的生活经历有关。但依照“延厘寺”的取名,能够看出阿难答在对待宗教文化方面的宽容。从忽必烈到其父忙哥刺,藏传佛教文化的环境对阿难答的影响是不能排除的。再者,藏传佛教还是元代的国教。

其次,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蒙古贵族的伊斯兰化,是阿难答板依伊斯兰教的宗教文化背景,这主要是指横跨欧亚四大汗国(金帐汗国、伊儿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的蒙古贵族上层的伊斯兰化。这四大汗国在13世纪至14世纪初,都相继走上了伊斯兰化的道路。由于他们的影响及其他原因,阿难答就成为信仰伊斯兰文化的典型。

成吉思汗及其之后的两次西征,来华的回回人已难以计数,他们被陆续安排在蒙古诸军队之中。因此,在安西王所辖的军队中,有大量的伊斯兰信仰者,这是伊斯兰文化生成的背景。至元十五年(1278)阿难答袭封王位。忽必烈之后,他的继承者元成宗把忽必烈时期给予忙哥刺的那支军队以及原属于他的唐兀惕(西夏)地区,赐给了阿难答。这里说的安西王的那支军队,就是史籍里记载的“依附于他(阿难答)的十五万军队的大部分阪依于伊斯兰教”。阿难答便在他的领地上倡导和推行伊斯兰化政策。史籍还记载了阿难答在饭依和信仰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与皇帝元成宗在对待伊斯兰文化及其认同问题上发生过激烈争执。至于巧万军队的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问题,可能在界定上有出人,有学者对此也提出质疑。但不管怎样,阿难答饭依伊斯兰教,接受伊斯兰文化有特定的历史原因。

总体上看,忽必烈祖孙三代的宗教思想在经历了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之后,虽然形成并确立了以藏传佛教文化为主体的宗教文化思想,但专制背景下其他宗教文化信仰相对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在阿难答身上就折射出了这样的影子,在阐释元代宗教文化的过程中,他应该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阿难答接受伊斯兰文化,是有其大背景的。蒙古民族进人中原之前,先一步到达的地区是中亚。在那里,蒙古民族接触到的是回回人、畏兀人的文化,这些文化本身带有强烈的伊斯兰文化色彩。这就意味着蒙古民族在接受汉文化之前已经接触和吸纳了伊斯兰文化,此其一。其二,元朝建立后实际上实施的是一种宽容的宗教政策,是多种宗教接受和传播的态势。

成吉思汗时,就对宗教实行兼容并蓄的政策;成吉思汗之后的继承者,虽因其本人对某些宗教的好恶而略有所差异外,基本上沿袭了成吉思汗时期的宗教政策。因此,在元代出现宗教多元并存的繁荣局面。从这个意义看安西王阿难答饭依伊斯兰教,文化背景就清楚了。

第四章 浅谈诸葛亮

浅谈诸葛亮的缺点

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为我们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在这众多的人物形象中,诸葛亮是千古难遇的贤相的典范、智慧的化身。大多数研究者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颂。但一个人终究是有缺点的,诸葛亮的形象也并非完美无缺。本文从多种角度,全面地客观地重新认识诸葛亮的形象。

一、诸葛亮的缺点

诸葛亮是人不是神,每一个人都是优缺点并存的,诸葛亮也不例外。(一)战略方针的缺陷

推崇诸葛亮者,首推《隆中对》,甚至说这是“千古一策”。平心而论,诸葛亮能在隆中而观定三分天下,确属不易。但缺乏必要实践历练的《隆中对》,是免不了缺陷的。

1.荆、益二州,一个易攻难守,一个易守难攻,中间是三峡天堑,难以连接在一起,难免就顾此失彼。而荆州又是兵家必争之地,荆州属魏,则攻吴轻而易举;荆州属吴,则吴国的江防体系得到巩固;荆州归蜀,则吴魏两家都存在巨大威胁。东吴之所以肯把荆州借给刘备,只是想让他帮助分担一部分防务,当孙权的统治巩固后,就会重新拿回荆州。如此战略要地,两方都虎视眈眈,而蜀国又不能够有充足的兵力留守,可以说失荆州为必然之中。

2.“出秦川”很明显是在效仿韩信的《汉中对策》,刘邦采纳了韩信的建议,自汉中入秦川,在富饶的关中建立根据地,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可是时过境迁,此关中已非彼关中,富饶已是过去,蜀道艰难,战事一旦长久,粮草就难以为继。如果不能就地取食,北伐就只能中止了。(二)用人的失误

丢荆州对蜀汉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是这次失败的一大原因。关羽智勇双全,却目空一切。作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大将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缺点。本来关羽可以东和孙权,这样可能就不会造成后来的吕蒙袭荆州,至少可以暂缓东吴取荆州的时日。但是高傲的关羽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东吴,甚至孙权希望与他联姻,也被他不留情面地驳回。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用人的一次重大失误。

留马谡守街亭是诸葛亮的又一次用人失误,而这次用人失误直接导致了第一次北伐的失败。马谡是个赵括式的人物,只会纸上谈兵,没有实战经验,也不懂得如何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活用兵法。让只能纸上谈兵的他去指挥千军万马,实在勉为其难。马谡被斩确实有些冤,这次失败最主要的责任应由诸葛亮来负,是他不能把合适的人用在合适的地方,把最关键的地方交给了没有实战经验的马谡。(三)没有容人之量

诸葛亮的用人偏于主观,从书中可见,他不喜欢那些敢言之人,而喜欢谦虚稳重之人。魏延最初投奔刘备,并不是刘备已经建功立业、打下江山的时候,而是在刘备被曹操大军追得入地无门之际。当个人意见被否定后,魏延经常在人前发牢骚。这无疑招致了诸葛亮的不满。面对优缺点同样明显的魏延,身为主帅的诸葛亮没有正面对其进行教育,并有节制地加以引导。他的桀骜不驯在诸葛亮眼中成了日后必反的证据。诸葛亮病危之际,作为军中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魏延,被排除在最后的会议之外,且密瞩马岱:“我死,魏延必反。”这一句话就提前判了魏延的罪。诸葛亮对待魏延的态度,将自己不能容人,偏于主观的缺点暴露无遗。(四)事必躬亲影响到人才的锻炼《出师表》是诸葛亮的名作,却束缚了刘禅,要这样,不要那样。固然是谆谆教诲,却又不给实践的机会。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诸葛亮没有把刘禅放到战争前线的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成长,而是在温室里。刘禅却不能上前线一战,只能待在成都。可政事无论大小,都要经过诸葛亮决定,刘禅根本插不上手。在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之时,除了在后宫里玩耍,还能干什么呢?久而久之,坏习惯也就养成了。蜀汉江山一朝易主,刘禅面北称臣。事实证明,能否锻炼培养可靠的接班人直接影响国家的兴亡。(五)过于谨慎,缺乏魄力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诸葛亮拒绝魏延的建议,不愿让其兵出子午谷。当时三国之中,蜀国最弱,没有能力与实力强大的曹魏打持久战,应该速战速决,出奇制胜。诸葛亮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只因五千兵马可能受困而不用魏延之计,实在非常可惜。这样的后果就失去了快速进军长安的机会,让魏国有了调动军队的喘息之机。诸葛亮作为蜀国最高的军事指挥者,为追求万全之计,着眼于局部得失,却没有关注整体的得失,不能不说是太过于谨慎所致。

二、结论

诸葛亮的优点人不可及,诸葛亮的缺点也令人遗憾:未经实践检验的“隆中对”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智者千虑,也难免有失,但丢荆州和失街亭造成的后果实在太严重,所以他逃不过用人失误的指责;魏延的性格不合他的脾胃,可是不能重用却不是一个优秀领导人应有的气度;鞠躬尽瘁没有错,但掌握不好度就成了大权独揽,免不了荒废人才的培养;谨慎是好的,但要把握好战机。没有完美的人,正是他同时具有优点和缺点,他才是一个真实的人。

司马懿家族是如何一步步蚕食曹魏政权的?

三国时期,曹操与曹丕父子可谓是强权政治的代表。曹操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政客逐渐在政治赌博中获取了实力,先“挟天子以令诸侯”,使汉献帝成为自己手中的玩偶;然后位及丞相,九千岁加“九锡”,他自己虽然没有亲自登基称帝,没有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他历经多年苦战,消灭了黄河流域许多实力强大的诸侯,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地区。他的儿子曹丕把他父亲的基业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终于迫使汉献帝“禅位”,实现了以魏代汉的目的,也开创了我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三国时期。

然而,曹氏父子开创的曹魏政权仅仅传承了两代,到明帝曹睿死后,曹魏政权就出现了衰相。曹氏政权逐渐被司马氏掌控,明帝以后的几个小皇帝都成为了司马氏手中的玩物,最后,司马炎也玩起了曹丕的游戏,迫使曹奂“禅位”,建立了晋朝。

司马氏掌控曹氏政权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司马懿老谋深算,周密布置,巧设机关,经过一番血雨腥风的搏杀,铲除掉自己的政治对手曹爽后才逐渐确立起来的。

司马懿是在蜀汉战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将领,他足智多谋,善于用计谋破敌,在和诸葛亮的多年对阵中,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军事才华,与诸葛亮的多次较量中也丝毫不占下风,成为魏政权抵御蜀汉政权进攻的一道坚实的屏障,这也使司马懿逐渐成为魏政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公元239年,魏明帝曹睿病危时,封曹爽味大将军,总摄朝政;又从前方召回司马懿,以八岁的幼子曹芳相托。明帝的意图应该很清楚,有关政治上的事务由曹爽负责,而军事上的事情尤其是对外战争则又司马懿负责,他们两人互相掣肘牵制,以确保曹魏政权能够稳定过渡。殊不知这样一来也就埋下了一个祸根,曹爽和雄才大略的司马懿之间会同心协力共同辅佐这个年仅八岁的少年天子吗?

曹睿死后,曹爽和司马义共同扶持曹芳即位。而曹爽和司马懿之间的政治争夺也就此拉开了帷幕。

曹爽毕竟是曹氏皇家血统的后人,在开始争夺的时候,便占得先机,取得了巨大的优势。曹爽先下手为强,他上奏魏主曹芳,建议加司马懿为太傅,曹芳同意。从此政权和兵权就皆归曹爽一人掌控。大权独揽后,曹爽又大量封亲信、兄弟为朝中官将。曹爽权势熏天。

在此种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司马懿并没有急于与曹爽较量,而是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推病不除,他的两个儿子司马昭、司马师也退职回家闲居,暂且回避了曹爽的锋芒,耐心等待机会的来临。

曹爽独掌大权后,生活花天酒地,十分奢侈。他以为自己最主要的政治对手已经被击倒,便放松了警惕,经常与亲信随从等出城打猎,他的弟弟劝他不要出城打猎,以免为人暗算,曹爽不听;司农桓范晔劝曹爽,他仍然不听。

曹爽在朝中专权,不知司马懿的情况,恰逢亲信李胜任荆州刺史,就让李胜前往司马懿家向他辞行,探听消息。李胜来到司马懿府上,司马懿立刻明白了他的来意,他立刻摘去帽子,把头发散开,上床围着被子坐下,又令两个婢女扶着,装作病入膏肓的样子,才情李胜入府。李胜走到床前拜见司马懿说:“一向不见太傅,谁想如此病重。今天子命我为荆州刺史,特来拜辞。”司马懿装作笑容说:“并州那个地方离朔州(边防地区)很近,你要好好防备。”李胜说:“是荆州刺史,不是并州”。司马懿说:“你刚刚从并州来?”李胜说:“是上荆州去。”司马懿大笑说:“你是从荆州来?”李胜说:“太傅如何病到如此地步。”左右说:“太傅耳聋。”李胜说:“给我纸笔一用。”左右取来纸笔给李胜。李胜写完呈给司马懿看,司马懿看后笑着说:“我病得耳聋了,此去保重。”说完,以手指口。婢女进汤药,司马懿将口就之,汤流满襟。司马懿哽咽着说:“吾今衰老病笃,死在旦夕。二子不肖,望君教之。君若见大将军,千万多加照顾,拜托了!”说完,倒在床上,大口喘气。李胜辞别司马懿,回见曹爽,详细介绍了自己所见的情况。曹爽大喜说:“此老若死,吾无忧矣!”(司马懿装病,表演逼真,不由得你不相信他确实病入膏肓了。)

李胜走后,司马懿起身对两个儿子说:“李胜回去,回报消息,曹爽就不再畏忌我了。只等他出城打猎,我们就可以行事了。”..

几天后,曹爽请曹芳去祭祀先帝,大小官僚,皆随驾出城,曹爽骑着高头大马在左右护卫的簇拥下趾高气扬地行走在队伍中间。司农桓范拦住马头劝谏说:“大将军总掌禁军,不宜兄弟皆出,倘若城中有变,如之奈何?”这些耿耿忠言依然没有引起曹爽足够的重视,他用马鞭指着桓范斥责说:“谁敢为变,再勿乱言!”由于盲目自信,他给了司马懿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司马懿见曹爽率众人出城,心中大喜,立即起用从前手下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兵士,并召集自己的家将,引二子上马,采取行动。

司马懿先联络其他对曹爽不满的官员,又令士兵占领了曹爽军营,然后率领众官员进见郭太后,诉说曹爽罪状,请求罢去曹爽兵权。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兵变,郭太后只得同意了司马懿的请求。司马懿立即派重兵把守住了进城要道上的浮桥。

掌握了兵权后,司马懿又令许允、陈泰出城见曹爽,说他无别事,只为兵权。紧接着又令蒋济作书,令尹大目持书去见曹爽。司马懿吩咐尹大目说:“你与曹爽关系很厚,你见曹爽,说我和蒋济指洛水为誓,只因兵权之事,别无他意。”司马懿这样安排,目的是进一步迷惑曹爽。

曹爽正在飞鹰走马之际,忽报城中有变,很快就接到了司马懿给曹爽的奏书。书中叙述先帝相托之情,假郭太后的旨意,请求罢免曹爽兵权。

在此危难之际,桓范劝曹爽“请天子幸驾许都(许昌),调外兵讨司马懿。”还说:“此去许都,不过中宿。城中粮草,足支数载,今大将军别营兵马,近在阙难,呼之即至。大司马之印,我带在身边。将军快走吧,如果迟了就来不及了。

曹爽经过一夜沉思,决定自罢兵权,进城做一个“富家翁”。桓范痛哭出帐,说:“曹子丹(曹爽父亲)以智谋自矜!——今兄弟三人真豚犊耳!”曹爽交出将印,士兵散走。曹爽等于向司马懿投降,丧失了最后抗争的机会。

曹爽进城后,司马懿立即包围其住宅,然后将其兄弟三人及同谋者数人斩杀。

从此以后,司马懿就开始了掌控曹魏大权的时代,然后经过数年经营,其孙子司马炎终于实现了以晋代替魏,最后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

揭秘外来户诸葛亮通过婚姻走向发迹之路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

刘备46岁了,顶着“汉宜城亭侯、左将军、领豫州牧、皇叔”的头衔,一事无成。

那年初冬,刘备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往隆中乡间。这一次他拜访的是一位足足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年轻人。刘备的前半生拜访过很多人,也有许多人才在身边来来往往。他不知道自己这一次的结果会是什么。政治就像投资,风险时时刻刻存在。好在蜗居新野县城的刘备有的是时间成本。可能是他的坚持感动了上天,这一次刘备成为一段佳话的主角,他的事业因此转机。

那个年轻人叫诸葛亮。

诸葛亮是谁?在隆中农村,他是个小有名气的读书人。因为他迎娶了一位丑到相当程度的媳妇——黄氏。乡间盛传“莫学孔明择妇,止得阿承丑女”。我们不知道见惯汉宫美女的刘备有没有在茅庐中被黄氏的相貌吓着。我们更大的疑问是,刘备为什么会甘冒被黄脸婆惊吓的危险,一而再再而三地求见只有26岁、名不见经传的“一介布衣”——诸葛亮。

因为诸葛亮才华出众?

不。刘备纵横天下二十多年,见过的谋臣名士、一代宗师不下百人。诸葛亮只是一名被人推荐的乡下书生而已。刘备不必礼贤下士至此。所谓的“政治才干”是在刀光血影和尔虞吾诈中学来的,不是26岁的书生从书中看出来的。

真正的原因是:拜访诸葛亮能给刘备带来巨大的现实利益。

现代人很轻易地被《出师表》中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自谦所欺骗,以为诸葛亮当时真的是一介布衣,是名小自耕农。事实上,诸葛亮的确在隆中耕耘过花花草草,因为这是汉末世族阶层的雅兴之一。《三国志。诸葛亮传》对诸葛亮早期生涯描述非常简略: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都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这段话的意思是诸葛亮是汉朝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人。司隶校尉是负责京师及其周边地区行政、治安、军事的长官,比一般的省部级官员地位要高得多。可见诸葛亮也是世家子弟。他父亲叫诸葛圭,在东汉末年担任过太山都丞,这是郡一级的中级官员。当时诸葛家辉煌不在,但也还不算没落。遗憾的是,诸葛圭早逝,诸葛亮等被叔叔诸葛玄抚养。诸葛玄是大军阀袁术所任命的豫章(今江西大部地区)太守,就带着诸葛亮和弟弟诸葛均迁移到了南方。可诸葛玄的官位不久为朝廷正式任命的朱皓所取代,只好去投靠旧友刘表,并在诸葛亮17岁的时候死在了荆州。诸葛亮一直到叔父死后才迁移到荆州隆中稳定下来,他儿时的生活是汉末动荡社会的写照。伟人的传记自然少不了传主少有大志的记载。《三国志》中诸葛亮就被记载少年时期自比管仲、乐毅。可惜只有他的好朋友崔州平和徐元直两人相信。

我们再看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的传记。《三国志。诸葛瑾传》载:诸葛瑾字子瑜,琅琊阳都人也。汉末避乱江东。值孙策卒,孙权姊婿曲阿弘咨见而异之,荐之於权,与鲁肃等并见宾待,后为权长史,转中司马。

裴松之注解道:吴书曰: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风俗通曰: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并氏焉。此与吴书所说不同。诸葛瑾的正传记载诸葛亮兄弟三人的经历大同小异。诸葛瑾很早就搭上孙权姐夫弘咨的关系去江东做官了。传记中还透露了两条信息。一条是诸葛亮祖先姓葛,因为经常住在琅琊(今山东)诸县,所以复姓诸葛。诸葛家的具体籍贯是山东琅琊阳都县。诸葛圭在诸葛瑾生母逝世后,曾经续弦。同时这段注解似乎透露出日后各事其主的兄弟两并未生活在一起的暗号,感情疏松。

可爱的裴松之似乎觉得诸葛丰作为诸葛亮的远祖还不够格,搬出了秦末的将军葛婴,还说西汉文帝追封其子孙为诸侯——诸县侯。但他自己也觉得这一说法不太可信。

不管怎么说吧,诸葛亮早年生活是曲折了点,但他的世族子弟身份是确定的。

读者会问了:世家子弟多了去了。何况诸葛亮还是因战乱从北方流落荆州的外来户,他有什么刘备特别需要的价值?17岁的诸葛亮可不是普通的外来世族。在后来短短的十年时间里(公元198~207年),他深深地融入了荆州统治阶层之中,成为人际网络重要的一个节点。

世族门阀政治开始于汉朝,盛行于三国,鼎盛于东晋,衰落于唐宋。东汉时期世代为官的世家和乡里大族掌握政权和选举权。如汝南袁家、弘农杨氏等,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他们以儒教文艺相标榜,抨击时政、品评人物,形成了强大的社会阶层。非世族子弟的曹操年轻的时候就死皮赖脸地往这个圈子里蹭,被人骂了一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反而兴奋地蹦蹦跳跳,名声大振。

东汉末年,荆州襄阳一带是世族大家集中的地方。统治荆州的是大军阀刘表。刘表(公元142~208年)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世家子弟出身,从小就在圈子内被吹捧为“八友”之一。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出任荆州刺史,治都襄阳。刘表成功地取得了本地地主力量的支持,统治荆州长达十八年。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表病死。曹军到襄阳,刘表子刘琮举州降。

支持刘表的主要是荆州本地世族势力蒯家和蔡家。蒯良、蒯越掌管荆州行政财政,蔡瑁控制荆州军队。刘表还与蔡家联姻,巩固统治。除了13 这两大世族外,荆州还有庞家(庞德公:颇有名望的头面人物,经常品评人物;庞统:庞德公的侄子,名望显著),黄家(黄承彦:沔南名士),马家(兄弟五人,并有才名。马良:乡里为之谚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其弟马谡以才干著称),习家(习祯:“有,善谈论,名亚庞统,而在马良之右”)。各家相互联姻,如习祯将妹妹嫁给庞家子弟庞林为妻,蔡瑁迎娶黄承彦的姐姐为妻,结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对于流落荆州的中原世族子弟,因为现实利益分配的考虑,本地世族势力是排斥的。刘表政权也点缀了少量外来势力,但都闲置不用。诸葛亮就是多数失意的北方世族子弟之一。

可是别忘了,关系是人创造出来的。诸葛亮就是编织人际关系网络的高手。

首先,诸葛亮交游的朋友都不是一般的书生或普通地主。崔州平和徐元直是正传中提到的诸葛亮的好友。裴松之引《魏略》补充道: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於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

我们来一一分析诸葛亮的朋友群。崔州平,博陵(今河北蠡县)人。其父亲崔烈是汉朝末期的司徒与太尉,名士;其长兄崔均参与了关东诸侯征讨董卓运动。崔烈因此被董卓关押在长安,死于董卓死后的诸将纷争。崔州平当时算是在荆州避风头。颍川石广元,名韬,后任太守、守典农校尉。这官职相当于担任了一个地区行政司法长官后,兼任了本地区的后勤司令,佩少将军衔。徐元直就是《三国演义》中大名鼎鼎的徐庶,后来在魏国做到了右中郎将、御史中丞。徐庶的官职很大,相当于中将军衔、兼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汝南孟公威,名建,也跑到后来的魏国担任了凉州刺史、镇东将军的官职,相当于甘肃、宁夏及陕西、青海一部分的最高长官,上将军衔。(汉朝的“将军”很少,数以十计,并不是常设的,相当于日后的上将;中郎将、校尉就相当后来的中将、少将。我们发现曹丕能以五官中郎将的官职继承曹操的职务,可见中郎将的分量。)诸葛亮的朋友个个都非凡人。

但诸葛亮比他们更牛。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兄弟四个晚上卧谈的时候,诸葛亮不无鄙夷地说:“你们三个人以后当官,都可以做到省部级。”事实还真让他猜中了。其他三人问诸葛亮想达到什么官职的时候,诸葛亮就不谦虚了,笑而不答,意不在刺史郡守的层次。第二,其他三个学习求精细掌握,而诸葛亮只看其大概,理清思路。身逢乱世,清醒的头脑和宽阔的眼光显然比具体的知识重要。三人中后来做官做得最大的孟公威可能觉得在荆州受排挤,没有出路,要回家乡谋发展。诸葛亮认为年轻人遨游不限故土,要忍耐,求进取。现实生活中,诸葛亮这样的人通常是朋友群的中心。这就是诸葛亮日后成就比三人高的原因。

诸葛亮也与当时的名家宗师交往。比如对庞德公,“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至于进一步的交往,《后汉书》与《三国志》都没有更多的记载了。

诸葛亮娶丑陋的黄脸婆黄氏是其发迹的关键。

世族子弟和政治家的婚姻不应该只是普通的夫妻结合。历史上的野心勃勃、雄心壮志的人都将婚姻作为斗争、发展的工具。黄氏名硕。人如其名,黄硕身体壮硕,头发泛黄,皮肤黝黑,脸上还有雀斑疙瘩等。因此,到二十四五岁了依然无人问津。现在二十四五岁的“恐龙”没有男朋友是非常正常的,好事者为其介绍男友可能还会被以“不想早恋”的理由拒绝。但是战乱的汉末,二十四五都已经到了教子女识字背诵的年龄了。

可是,黄硕不是小家碧玉。她是赫赫大名的荆州黄家的女儿,父亲黄承彦。黄家门第显赫,黄硕的情况就陷入了高不成低不就的两难。于是,嫁给一个外来世族子弟不失为一个选择。

诸葛亮不可能不了解这一当时荆州地主阶级中比较轰动的“小道”消息。他不可能不嗅到其中的浓厚的利害关系。作为失意、流离的世族子弟,诸葛亮极有可能通过“小道”传达出了对黄家小姐的“爱慕”之心。

黄承彦那个高兴啊,自己家的丑女儿终于不愁嫁了。诸葛家也算是有一定影响的贵族,诸葛亮知书达理,仪表堂堂,算得上是青年才俊。黄家与诸葛家联姻并不算过。于是,根据《三国志》集注和其他相关记载,黄承彦老头抢先到诸葛家探班了。诸葛亮自然是欣然应允。

诸葛亮迎娶了黄硕,之前他的几位姐姐都嫁给了荆州的大族。叔父诸葛玄将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了荆州蒯家的蒯祺,庞家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娶诸葛亮的二姐为妻。诸葛亮成功地成为横跨南北世族系统的人物。我们现在来看看诸葛亮的人际关系网:叔父诸葛玄是刘表的旧友;大哥诸葛谨已经去东吴任官,正在提升中;沔南名士黄承彦是自己岳父;主掌行政的蒯家是大姐的婆家,掌握军权的蔡瑁是自己的妻舅;庞家是二姐的婆家。通过这些直接关系的转折,诸葛亮又和马家、习家等牵连上了关系。与诸葛家世交的刘表因为娶了蔡家的女儿,亲上加亲成了诸葛亮的表舅舅。如此的社会关系网,随便炫耀一下都可能吓趴下一打“躬耕南阳的布衣”。

诸葛亮结婚后,声望和地位飞速跃升。先是喜欢品评人物,在荆州说话够分量的岳父首称孔明为“卧龙”,将另一位世家子庞统称为“凤雏”。诸葛亮通过庞家又认识了庞德公的好友,学问和声望都很高的颍川司马徽。司马徽字德操,人称“水镜”,以善于识人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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