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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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全2册试读：
新校本說明
錢穆先生全集，在臺灣經由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整理編輯而成，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錢賓四先生全集」為題出版。作為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籌劃引進的重要項目，這次出版，對原版本進行了重排新校，訂正文中體例、格式、標號、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誤。至於錢穆先生全集的容以及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的注解說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九州出版社
出版說明
民國二十二年秋，錢寳四先生在北京大學開授中國通史課程。其前此課由校方分延北平史學斷代專家凡十餘人，輪流作專題講演；至是改而公推先生一人獨任講授。當時為配合每週四小時課程之安排，其講授務求本諸客觀史實，對歷代之文治武功、制度經濟，皆能提綱挈領，兼羅並包，而尤要則著眼於全部國史之上下相關處，求其成一大體。第二年並就每講編一綱要；又別就所講須深入討論之問題，自二十四史、三通等古籍，選錄原文，纂為參考材料，俾聽者自加參研。綱要編至東漢止，自嫌太簡，遂未續編。而參考材料亦下迄唐五代而止，由北京大學講義部印行，專供北大學生之用。
二十六年七月，蘆溝橋事變，先生避難南下，轉香港，至湖南，隨北大加入當時與淸華、南開合組之長沙臨時大學。二十七年初，學校遷昆明，命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而文學院則轉遷蒙自，先生隨往任教。
先生在北大講授通史，先後凡四年：後在西南聯大，續講兩年。每年所講容皆有所增損，然其大宗旨則始終不變。其在聯大，同事陳夢家教授嘗兩度力勸先生，宜應時代之迫切需要，即為中國通史寫一教科書，俾可使全國靑年受益。先生納其議，遂決意撰寫國史大綱一書。此本書撰著之最先因緣也。
二十七年秋，聯大文學院由蒙自遷返昆明，先生以昆明煩囂，不宜著述，故除半週任課外，其餘半週則卜居宜良。因友人之介，得獨自借居宜良縣長座落城外西山岩泉下寺之別墅，不接人事，專意撰著。先生自在北大講授通史，每堂先一日必寫錄所需史料，累積得五六厚；至流遷南嶽、蒙自，又續有添寫。此則先生在宜良山中撰寫史綱所憑之惟一祖本也。
先生之撰是書，其先就北大所編綱要，自魏晉以下續編之。及初稿既成，復嫌其東漢以前舊稿文例詳略未盡相協，因又重加改寫。依先生自記，自二十七年五月十日，至二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先後凡十三月而書成。全書計凡八編，四十六章，約五十餘萬言。稿既成，以其時昆明屢遭空襲，急欲付印，乃於二十八年暑假赴香港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商務雖已遷港，惟仍須交回上海舊廠付排。先生昔就讀常州府中學堂之業師呂思勉先生，時任上海光華大學教授；先生因拜託呂先生代作最後一校。呂先生既校讀是書，特盛讚其中論南北經濟一節，又謂：「書中敍魏晉屯田以下，迄唐之租庸調，其間演變，古今治史者無一人詳道其所以然。此書所論誠千載隻眼也。」
然是書之印行，復遇曲折。蓋當時規定，書籍出版須先經中央某處審查；上海遂將書稿送重慶審查。批示謂需改「洪楊之亂」為「太平天國」；章中多條亦須重加改定後，呈請再審。稍後先生始知其事，乃作答云：「孫中山先生以得聞洪楊故事，遂有志革命，此由中山先生親言之。但中山先生排除滿淸政府，創建中華民國，始是一項正式的民族革命。至於洪楊起事，尊耶穌為天兄，洪秀全自居為天弟，創建政府稱為太平天國；又所至焚燬孔子廟；此斷與民族革命不同。前後兩事絕不當相提並論。凡本書指示需改定語，可由審查處逕加改定。原著作人當保存原稿，俟抗戰事定，再公之國人，以待國人之公評。」審查處得先生函，乃改批示可一照原稿印行。然亦因之延遲半年，故其初版面世，則已至二十九年之六月矣。
是書卷首有引論一篇，凡兩萬言，揭橥全書之精神宗旨與撰著方法。先生於稿成後，先披載之報端，一時議者鬨然。及其書出，學者交相稱譽，群推為中國通史之最佳著作；而議者遂寢。然是書出版後，僅最先一批數百本得經海運河內，轉運後方。此後海運即斷，不得再送。於是改在重慶以國難版發行。當時有人購得滬初版攜返北平，知者乃有輾轉借來整書傳鈔者。其對學界以至一般社會影響之深遠，亦於此可見一斑。
本書因用大學教科書體例寫成，不得不力求簡要，故以綱目體出之，僅舉大綱，删其瑣節。正文為綱要，而輔以低格注文或行中夾注，為相關之論證與補充說明，務求要言不煩，綱舉目張。內容於學術思想、政治制度、社會風氣、國際形勢，兼有顧及；惟但求其通為一體，明其治亂盛衰之所由，闡其一貫相承之為統，以指陳吾國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至其人物之詳、事業之備，則待教者、學者之自加參考與引伸。而所以呈現之者，則袪門戶之私見，在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探取其發展動態之所在。如戰國則重在學術思想，秦漢則重在政治制度，三國、魏、晉則重在社會經濟之類，其闡述之著眼點即在發明各時期之如何為變。蓋謂「變之所在，即歷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繫」也。要皆不尚空論，一一歸本於史實。其主要宗旨，在以有限之篇幅，扼要之敍述，一則「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眞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再則「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蓋欲藉歷史知識之培養，以為國人應付現時代之種種事變作根據之借鑑。以其符合時代需求，所以風行海外數十年，歷久而彌新，其意義與價始終不稍減也。
本書自民國二十九年六月滬初版以還，版行無數。本會亦未能盡搜，所得而知者，計有三十二年八月成都蓉一版、三十三年一月重慶一版、三十六年五月滬一版、三十七年八月滬五版、一九五二年九月臺一版、一九五五年港特版、一九六〇年臺七版、一九七四年九月臺修訂一版、一九九一年四月臺修訂十七版等。一九七四年修訂時曾改訂第一編第一章考古部分；同時由王恢教授代繪助讀地圖，增入凡二十八幅。
先生生前嘗謂本書當與其中國文化史導論合讀，庶可對我國歷史之全體有更深入之認識，但惜其文化史未如史綱之為社會所注意，常以為憾。一九九一年，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決定出版先生全集，編委會因提前整理此兩種，並於一九九三年先交臺北商務印書館，據此最新整理者改版印行修訂二版。
翌年，北京商務印書館亦同時重印此兩書之新修訂本，以為先生百年誕辰之紀念。
又一九八〇年十一月，臺北東昇文化事業公司印行中國通史參考材料一書，即先生在北大通史課所編發學生之參讀材料。先生以原編材料未完，且其後屢有增改，而其要義亦已寫人國史大綱之中，因不主再將初編材料重印。故今編全集，乃承先生遺命，不再收人此編。
本書之整理，乃以一九七四年臺北商務修訂本為底本，參考其前各本，正其綱目、注文之錯紊；原書引文起訖多無標示，今悉予補入引號；其引文亦儘量複查校竅。各版除雙行夾注用小字外，其餘字體一例無別；今則綱目別排較大字體，務求眉目楚，更便讀者閱讀。本書容繁富，關涉甚廣，整理工作雖力求重，惟錯誤疏漏，料將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由河澤恆先生、張蓓蓓女士負責。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引論一
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一者「悠久」。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從古竹書紀年載夏以來，約得三千七百餘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二六八一。二者「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七五二。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春秋編年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六三三。魯哀公卒，左傳終，中間六十五年史文稍殘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資治通鑒托始，至民國紀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詳密」。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此本春秋。二曰紀傳，此稱正史，本史記。三曰紀事本末。此本尚書。其他不勝備舉。可看四庫書目史部之分類。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於並世固當首屈一指。
然中國最近，乃為其國民最缺乏國史智識之國家。何言之？「歷史智識」與「歷史資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於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而非吾儕今日所需歷史的智識。材料累積而愈多，智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智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智識，貴能鑒古而知今。至於歷史材料，則為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後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於後人之所欲知。然後人欲求歷史智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則所謂「史」者非史，而所謂「識」者無識，生乎今而臆古，無當於「鑒於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當知舊。不識病象，何施刀藥？僅為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蠻幹強為，求其實現，鹵莽滅裂，於現狀有破壞無改進。凡對於已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所貴於歷史智識者，又不僅於鑒古而知今，乃將為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嚮導之責任也。
且人類常情，必先「認識」乃生「情感」。人最親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婦乃至朋友。凡其所愛，必其所知。人惟為其所愛而奮鬭犧牲。人亦惟愛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認識與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當面覿體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為上帝者，而後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於國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愛國家民族則由乎智識，此其異耳。人之父母，不必為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愛，不必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無害其為父母，為所愛者。惟知之深，故愛之切。若一民族對其已往歷史無所了知，此必為無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對其民族，必無甚深之愛，必不能為其民族真奮鬭而犧牲，此民族終將無爭存於並世之力量。今國人方蔑棄其本國已往之歷史，以為無足重視；既已對其民族已往文化，懵無所知，而猶空乎愛國。此其為愛，僅當於一種商業之愛，如農人之愛其牛。彼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賴於是，彼豈複於其國家有逾此以往之深愛乎！凡今之斷脰決胸而不顧，以效死於前敵者，彼則尚於其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有其一段真誠之深愛；彼固以為我神州華裔之生存食息於天壤之間，實自有其不可辱者在也。
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真實之瞭解。我人今日所需之歷史智識，其要在此。二
略論中國近世史學，可分三派述之。一曰傳統派，亦可謂「記誦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謂「宣傳派」。三曰科學派。亦可謂「考訂派」。「傳統派」主於記誦，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亦間為校勘輯補。此派乃承前淸中葉以來西洋勢力未入中國時之舊規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則起於淸之季世，為有志功業、急於革新之士所提倡。最後曰「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此派與傳統派，同偏於歷史材料方面，路徑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時或過之。二派之治史，同於缺乏系統，無意義，乃純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無寧以「記誦」一派，猶因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博洽史實，稍近人事；縱若無補於世，亦將有益於己。至「考訂派」則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狹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誇創獲，號客觀，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為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現實相結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時時注意及於自己民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論意見，多能不脛而走，風靡全國。今國人對於國史稍有觀感，皆出數十年中此派史學之賜。雖然，「革新派」之於史也，急於求智識，而怠於問材料。其甚者，對於二、三千年來積存之歷史材料，亦以革新現實之態度對付之，幾若謂此汗牛充棟者，曾無一顧盼之價值矣。因此其於史，既不能如「記誦派」所知之廣，亦不能如「考訂派」所獲之精。彼於史實，往往一無所知。彼之所謂系統，不啻為空中之樓閣。彼治史之意義，轉成無意義。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彼對於國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評價，特激發於其一時之熱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據。其綰合歷史於現實也，特借歷史口號為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於已往之歷史智識中，而透露出改革現實之方案。彼等乃急於事功而偽造智識者，智識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國人乃惟乞靈於此派史學之口吻，以獲得對於國史之認識，故今日國人對於國史，乃最為無識也。三
所謂「革新派」之史學，亦隨時遷變。約言之，亦可分為三期。其先當前淸末葉。當時，有志功業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彼輩謂：「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譜。」彼輩於一切史實，皆以「專制黑暗」一語抹殺。彼輩對當前病證，一切歸罪於二千年來之專制。然自專制政體一旦推翻，則此等議論，亦功成身退，為明日之黃花矣。繼「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輩之目光，漸從「政治」轉移而及「學術思想」，於是其對國史之論鋒，亦轉集於「學術思想」之一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停滯無進步，而一切事態，因亦相隨停滯不進。」彼輩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孔學所掩脅。」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老學所麻醉」故或則以當前病態歸罪孔子，或則歸罪於老子。或謂：「二千年來思想界，莫不與專制政體相協應。」或則謂：「此二千年來之思想，相當於歐洲史之所謂『中古時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現代之所需。」或則謂：「思想限制於文字，欲一掃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之沈痼積痗，莫如並廢文字，創為羅馬拼音，庶乎有瘳。」然待此等宣傳成功，則此等見識，亦將為良弓之藏。繼「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經濟革命」。彼輩謂：「無論『政治』與『學術』，其後面為『社會形態』所規定。故欲切實革新政治機構、學術內容，其先應從事於『社會經濟形態』之改造。」彼輩對於當前事態之意見，影響及於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一『封建時期』也。二千年來之政治，二千年來之學術，莫不與此二千年來之社會經濟形態，所謂『封建時期』者相協應。」正惟經濟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輩議論，猶足以動國人之視聽。有治史者旁睨而噓曰：「國史浩如煙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為博洽諦當之記誦而已，為精細綿密之考訂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論為！」雖然，國人之所求於國史略有知，乃非此枝節煩瑣之考訂，亦非此繁重龐雜之記誦，特欲於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文化有大體之瞭解，以相應於其當身現實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歷史也。」則彼固已為共和政體下之自由民矣，無怪其掉頭而不肯顧。或告之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時期思想所支配下之歷史也。」則彼固已呼吸於二十世紀新空氣之仙囿，於孔、老之為人與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覩，闇曶而無知，何願更為陳死人辨此宿案，亦無怪其奮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封建社會之歷史耳，雖至今猶然，一切病痛盡在是矣。」於是有志於當身現實之革新，而求知國史已往之大體者，莫不動色稱道，雖牽鼻而從，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一日，則我國史仍將束高閣、覆醬瓿，而我國人仍將為無國史智識之民族也。四
前一時代所積存之歷史資料，既無當於後一時期所需要之歷史智識，故歷史遂不斷隨時代之遷移而變動改寫。就前有諸史言之，尚書為最初之史書，然書缺有間，此見其時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為最初之編年史。又其次有左傳，以綱羅詳備言，為編年史之進步。然其時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書，兵戎非常事，故左傳所載，乃以列國之會盟與戰爭為主，後人譏之為「相斫書」焉。又其次為史記，乃為以人物為中心之新史，徵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古代封建、宗法社會之團體性而嶄露頭角也。又其次為漢書，為斷代作史之開始，此乃全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權已臻穩固後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繼此而複生「通史」之新要求。於是而又杜佑通典，此為「政書」之創作，為以制度為骨幹之新史，非政體沿革到達相當程度，不能有此。又繼而有通鑒，為編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紀事本末，為以事件為中心之新史之再現。然如袁氏通鑒紀事本末，取材只限於通鑒，則貌變而實未變也。於是而有鄭樵通志之所謂二十略，其歷史眼光，乃超出於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譜，如學案，形形色色，乘一時之新需要而創造新體裁者，不勝縷舉。要之自尚書下逮通志，此皆有志於全史整面之敘述。今觀其相互間體裁之不同，與夫內容之差別，可知中國舊史，固不斷在改寫之中矣。
自南宋以來，又七百年，乃獨無繼續改寫之新史書出現。此因元、淸兩代皆以異族人主，不願國人之治史。明廁其間，光輝乍闢，翳霾復興，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未有的變動劇烈之時代，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尤亟。而適承七百年來史學衰微之末運，因此國人對於國史之認識，乃愈昏昧無準則。前述記誦、考訂、宣傳諸派，乃亦無一能發願為國史撰一新本者，則甚矣史學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二者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後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證侯，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於國人之前，使曉然了解於我先民對於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與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
此種通史，無疑的將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將於極艱苦之準備下，呈露其極平易之面相。將以專家畢生盡氣之精力所萃，而為國人月日劉賢之所能通貫。則編造國史新本之工作，其為難於勝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見矣。五
「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今將為國史寫一簡單扼要而有系統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將效記誦、考訂派之所為乎？則必氾濫而無歸。其將效宣傳革新派之所為乎？又必空洞而無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則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學術思想，又次則曰社會經濟。此二者，「社會經濟」為其最下層之基礎，「政治制度」為其最上層之結頂，而「學術思想」則為其中層之幹柱。大體言之，歷史事態，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將輕重先後，分主客取捨於其間乎？抑兼羅並包，平等而同視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試設一淺喻。今人若為一運動家作一年譜或小傳，則必與為一音樂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遠異矣。即為一網球家作小傳或年譜，則又必與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迥別矣。何以故？以音樂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與運動家不同故；以網球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又與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國家亦然。寫國史者，必確切曉瞭其國家民族文化發展「個性」之所在，而後能把握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而寫出其特殊之「精神」與「面相」。然反言之，亦惟於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中，乃可識其個性之特殊點。如此則循環反復，欲認識一國家、一民族特殊個性之所在，乃並不如認識一網球家或足球家之單純而簡易。要之必於其自身內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個性，則一也。
何以知網球家之個性？以其忽然投入於網球家之環境，而從事於網球之活動故。其他一切飲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無所異於人。若為網球家作年譜，而抄襲某音樂家已成年譜之材料與局套，則某年音樂大會，其人既無預；某年歌曲比賽，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於音樂史上絕無一面。不僅了不異人，抑且有不如無。不知其人之活動與事業乃在網球不在音樂。網球家之生命，不能於音樂史之過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國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屢爭不舍、僅而後得之代表民意機關，如英倫之「大憲章」與「國會」之創新而無有也。又求一轟轟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國「人權大革命」之爆發，而更無有也。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歷史」矣。以言思想，求一如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幟，以與羅馬教皇力抗，軒然興起全歐「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無有也。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束縛於一家思想之下」矣。以言經濟，求一如葛馬、如哥倫布鑿空海外，發現新殖民地之偉跡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歐、美社會之光怪陸離，窮富極華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沉眠於封建社會之下，長夜漫漫，永無旦日」矣。凡最近數十年來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謳歌歐、美，力求步驅，其心神之所嚮往在是，其耳目之所聞睹亦在是。迷於彼而忘其我，拘於貌而忽其情。反觀祖國，凡彼之所盛自張揚而誇道者，我乃一無有。於是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乃若一冬蟄之蟲，生氣未絕，活動全失。彼方目眵神炫於網球場中四周之采聲，乃不知別有一管弦競奏、歌聲洋溢之境也則宜。故曰：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六
凡治史有兩端：一曰求其「異」，二曰求其「同」。何謂求其異？凡某一時代之狀態，有與其先、後時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劃分一時代之「特性」。從兩「狀態」之相異，即兩個「特性」之啣接，而劃分為兩時代。從兩時代之劃分，而看出歷史之「變」。從「變」之傾向，而看出其整個文化之動態。從其動態之暢遂與夭閼，而衡論其文化之為進退。此一法也。何謂求其同？從各不同之時代狀態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啣接、相連貫而成一整面，此為全史之動態。以各段之「變」，形成一全程之「動」。即以一整體之「動」，而顯出各部分之「變」。於諸異中見一同，即於一同中出諸異。全史之不斷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其民族之「文化」，為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積累之成績。此謂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國史不必先存一揄揚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門戶立場之見。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學術思想」，例如戰國先秦。我即著眼於當時之學術思想而看其如何為變。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漢。我即著眼於當時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為變。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社會經濟」，例如三國魏晉。我即著眼於當時之社會經濟而看其如何為變。「變」之所在，即歷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繫。而所謂「變」者，即某種事態在前一時期所未有，而在後一時期中突然出現。此有明白事證，與人共見，而我不能一絲一毫容私於其間。故曰：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云云，是無異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無變，即不啻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歷史無精神、民族無文化也。其然，豈其然？七
今於國史，若細心留其動態，則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於「和平」中得進展是也。歐洲史每常於「戰爭」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劃界限的時期，常在驚心動魄之震盪中產生。若以此意態來看中國史，則中國常如昏騰騰地沒有長進。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不幸此等常為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限之進步。秦末劉、項之亂，可謂例外。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其他如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近人治史，頗推洪、楊，夫洪、楊為中華民族革命之先鋒，此固然矣。然洪、楊數十餘年擾亂，除與國家社會以莫大之創傷外，成就何在？建設何在？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鬭爭，常不為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國史非無進展，中國史之進展，乃常在和平形態下，以舒齊步驟得之。若空洞設譬，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變換。詩則只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令人不可劃分。所以詩代表中國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劇曲之在中國，不占地位。西洋則以作劇為文學家之聖境。即以人物作證，蘇格拉底死於一杯毒藥，耶穌死於十字架，孔子則夢奠於兩楹之間，晨起扶杖逍遙，詠歌自勉。三位民族聖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舉音樂家與網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幾幕精彩的硬地網球賽，中國史則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八
姑試略言中國史之進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漢大統一政府之創建，已為國史闢一奇績。近人好以羅馬帝國與漢代相擬，然二者立國基本已不同。羅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勢力於四圍。歐、亞、非三洲之疆土，特為一中心強力所征服而被統治。僅此中心，尚複有貴族、平民之別。一旦此中心上層貴族漸趨腐化，蠻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窩，而帝國全部，即告瓦解。此羅馬立國形態也。秦、漢統一政府，並不以一中心地點之勢力，征服四周，實乃由四圍之優秀力量，共同參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圍，亦更無階級之分。所謂優秀力量者，乃常從社會整體中，自由透露，活潑轉換。因此其建國工作，在中央之締構，而非四周之征服。羅馬如於一室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射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鑠於一時，而中國文化則輝映於千古。我中國此種立國規模，乃經我先民數百年慘澹經營，艱難締構，僅而得之。以近世科學發達，交通便利，美人立國，乃與我差似。如英、法諸邦，則領土雖廣，惟以武力貫徹，猶惴惴懼不終日。此皆羅馬之遺式，非中國之成規也。
談者好以專制政體為中國政治詬病，不知中國自秦以來，立國規模，廣土衆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內，而李斯、蒙恬之屬，皆以遊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無預焉。漢初若稍稍欲返古貴族分割宰製之遺意，然卒無奈潮流之趨勢何！故公孫弘以布衣為相封侯，遂破以軍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變相之貴族擅權制，終以告歇。博士弟子，補郎、補吏，為入仕正軌，而世襲任蔭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開客觀之標準。「王室」與政府逐步分離，「民衆」與「政府」則逐步接近。政權逐步解放，而國家疆域亦逐步擴大，社會文化亦逐步普及。綜觀國史，政體演進，約得三級：由封建而躋統一，一也。此在秦、漢完成之。由宗室、外戚、軍人所組成之政府，漸變而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漢中葉以下，迄於東漢完成之。由士族門第再變而為科舉競選，三也。此在隋、唐兩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試」與「銓選」，遂為維持中國歷代政府綱紀之兩大骨幹。全國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選拔與任用，則一惟禮部之考試與吏部之銓選是問。此二者，皆有客觀之法規，為公開的準繩，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搖，宰相政府首領。所不能動者。若於此等政治後面推尋其意義，此即禮運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之旨。就全國民衆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複於此種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於國家；再就其服務成績，而定官職之崇卑與大小。此正戰國晚周諸子所極論深覬，而秦、漢以下政制，即向此演進。特以國史進程，每於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國歷來政制，惟有專制黑暗，不悟政制後面，別自有一種理性精神為之指導也。
談者又疑中國政制無民權，無憲法。然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與機構，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國自秦以來，既為一廣土衆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運行民選代議士制度，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然誠使國家能歷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程，以為官位進退之準則，則下情上達，本非無路。晚淸革命派，以民權憲法為推翻滿淸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若遂認此為中國歷史真相，謂自秦以來，中國惟有專制黑暗，若謂「民無權，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為不情不實之談。民國以來，所謂民選代議之新制度，終以不切國情，一時未能切實推行。而曆古相傳「考試」與「銓選」之制度，為維持政府紀綱之兩大骨幹者，乃亦隨專制黑暗之惡名而俱滅。於是一切官場之腐敗混亂，胥乘而起，至今為厲。此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所應食之惡果也。
中國政制所由表達之方式與機構，既與近代歐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爭取民權，而保育長養之，亦複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國規模既別，演進淵源又不同。甲族甲國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國而見窒礙者，其例實夥。凡於中國而輕言民衆革命，往往發動既難，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壞遠過於建設。所以國史常於和平中得進展，而於變亂中見倒退者，此由中國立國規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貽政制，以求適合於我國情，而為今日吾人所應深切認識之一事。若複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則又必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九
其次請言學術思想。談者率好以中國秦以後學術，擬之歐洲之「中古時期」。然其間有難相比並者。歐洲中古時期之思想，以「宗教」為主腦，而中國學術界，則早脫宗教之羈絆。姑以史學言，古者學術統於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學術之全權。「史」者，乃宗廟職司之一員，故宗教、貴族、學術三者，常相合而不相離。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皆政治社會實事，不語怪力亂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學乃始與宗教、貴族二者脫離。
然西漢司馬氏尚謂：「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此非憤辭，乃實語。漢代太史屬於太常，則為宗廟職司之一員。太樂、太祝、太宰、太卜、太醫與太史，同為太常屬下之六令丞。太樂之下，自有倡優。宗廟祭祠，太史與倡優同有其供奉之職。則史學仍統於皇帝、宗廟、鬼神之下。然司馬氏不以此自限，發憤為史記，自負以續孔子之春秋；即對當朝帝王卿相種種政制事態，質實而書，無所掩飾。司馬氏不以得罪。及東漢班氏，以非史官，為史下獄，然尋得釋，所草懸為國史。自此以往，中國史學，已完全由皇帝、宗廟下脫出，而為民間自由製作之一業焉。
且王官之學，流而為百家，於是「史官」之外，複有「博士」。此二官者，同為當時政治組織下專掌學術之官吏。「史官」為古代王官學之傳統，而「博士官」則為後世新興百家學之代表。博士亦屬太常，是學術仍統於宗廟也。然太史僅與星曆卜祝為伍，而博士得預聞朝政，出席廷議而見諮詢，則社會新興百家學，已駕古代王官學而上之矣。然自秦以來，占夢、求仙之術，皆得為博士，猶在帝王所好。及漢武聽董仲舒議，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博士，於是博士性質，大見澄淸；乃始於方技神怪旁門雜流中解放，而純化為專治歷史與政治之學者，所謂「通經致用」，即是會通古代歷史知識，在現實政治下應用。又同時肩負國家教育之責。而博士弟子，遂為入仕惟一正途。於是學術不僅從「宗教」勢力下脫離，並複於「政治」勢力下獨立。自此以往，學術地位，常超然於政治勢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複常盡其指導政治之責任。而政治亦早與宗教分離，故當時中國人所希冀者，乃為地上之王國，而非空中之天國也。孔子成春秋，前耶穌降生480年。馬遷為史記，亦前耶穌降生100年。其時中國政治社會，正向一合理的方向進行，人生之倫理教育，即其「宗教」，無所仰於渺茫之靈界；而羅馬則於貴族與軍人之對外侵略與對內奢縱下覆滅。耶教之推行，正因當時歐人無力建造合理之新國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歸向上帝。故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特承續當時政治組織之空隙而起，同時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說大部分。政治之任務。若必以中國史相擬，惟三國魏晉之際，統一政府覆亡，社會紛亂，佛教輸入，差為近之。然東晉南北朝政府規模，以及立國之理論，仍沿兩漢而來。當時帝王卿相，誠心皈依佛教者，非無其人；要之，僧人與佛經，特為人生一旁趨，始終未能篡奪中國傳統政治社會之人生倫理教育而為代興。隋唐統一政府複建，其精神淵源，明為孔子、董仲舒一脈相傳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則無其指導之地位。西洋所謂「國家建築於宗教之上」之觀感，在中國則絕無其事。繼隋唐統一盛運而起者，有禪宗思想之盛行。禪宗教理，與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態度路徑，正有相似處。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長期殘酷的普遍相互屠殺，而中國則無之者，以中國佛教仍保其原來一種超世間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攬政治、經濟種種俗世權利於一身，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牽連發生世態之擾動也。中國佛教雖盛極一時，而猶始終保全其原來超世間的本色者，則因中國政治社會一切世事，雖有漢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擾亂，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東晉南北朝以迄隋唐，仍從此源頭上演進，與西洋之自羅馬帝國解體以後，政治社會即陷入黑暗狀態者不同也。何以西洋自羅馬帝國覆亡，即陷入一黑暗時期之慘運，而中國漢亡以後幸不然？則以羅馬建國，本與漢代精神不同。羅馬乃以貴族與軍人之向外征服立國，及貴族、軍人腐敗墮落，則其建國精神已根本不存在。北方蠻族，在先既受不到羅馬文化之薰陶，及其踏破羅馬以後，所得者乃歷史上一個羅馬帝國軀殼之虛影，至於如何創建新國家之新精神，則須在其自身另自產生。要之，北方蠻族之與羅馬帝國，乃屬兩個生命，前者已老死，後者未長成，故中間有此一段黑暗。至於漢代統一政府之創興，並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圍而起，乃由常時全中國之文化演進所醞釀、所締造而成此境界。換言之，秦、漢統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學術思想盛興後，伸展於現實所應有之現象；並不如西洋史上希臘文化已衰，羅馬民族崛起，仍是兩個生命，不相銜接也。漢代之覆亡，特一時王室與上層政府之腐敗；而所由締構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個民族與文化，則仍自有其生命與力量。故漢末變亂，特如江上風起，水面波興，而此滔滔江流，不為廢絕。且當時五胡諸蠻族，中國延之入內地者，自始即與以中國傳統文化之薰陶，故彼輩雖乘機騷動，而彼輩固已同飲此文化之洪流，以澆溉其生機，而浸潤其生命。彼輩之分起迭興，其事乃僅等於中國社會內部自身之一種波動。惟所缺者，在其於中國文化洪流中，究竟澆溉未透、浸潤未深而已。然隋唐統一盛運，仍襲北朝漢化之復興而起。如此言之，則淵源於晚周先秦，遷衍至於秦漢、隋唐，此一脈相沿之學術思想，不能與羅馬覆亡後西洋史上之所謂「中古時期」之教會思想相比，斷斷然矣。
北宋學術之興起，一面承禪宗對於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晉以迄隋唐社會上世族門第之破壞，實為先秦以後，第二次平民社會學術思想自由活潑之一種新氣象也。若以此派學術與西洋中古時期之教會相比，更為不倫。元明以下，雖懸程朱經說為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為當時之宗教。明代極多遵陸王而反抗程朱者，淸代尤盛以訓詁考據而批駁程朱者。社會學術思想之自由，並未為政治所嚴格束縛，宗教則更不論矣。
若謂中國學術，尚未演進於西洋現代科學之階段，故以興西洋中古時期相比論；此亦不然。中國文化演進，別有其自身之途轍，其政治組織乃受一種相應於中國之天然地理的學術思想之指導，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統之境界。此種和平的大一統，使中國民族得繼續為合理的文化生活之遞嬗。因此空中天國之宗教思想，在中國乃不感需要。亦正惟如此，中國政制常偏重於中央之凝合，而不重於四圍之吞併。其精神亦常偏於和平，而不重於富強；常偏於已有之完整，而略於未有之侵獲；對外則曰「昭文德以來之」，對內則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為學，常重於人事之協調，而不重於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學，正如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同樣無在中國自己產生之機緣。中國在已往政治失其統一，社會秩序崩潰，人民精神無可寄託之際，既可接受外來之「宗教」，如魏、晉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國在今日列強紛爭，專仗富強以圖存之時代，何嘗不可接受外來之「科學」？惟科學植根應有一最低限度之條件，即政治稍上軌道，社會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寧是也。此與宗教輸入之條件恰相反。而我國自晚淸以來，政治驟失常軌，社會秩序，人民心理，長在極度搖兀不安之動盪中。此時難謀科學之發達，而科學乃無發達餘地。論者又倒果為因，謂科學不發達，則政治、社會終無出路。又輕以中國自來之文化演進，妄比之於西洋之中古時期，乃謂非連根剷除中國以往學術之舊傳統，即無以萌現代科學之新芽。彼仍自居為「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實並不如此。此又不明國史真相，肆意破壞，輕言改革，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也。十
請再言社會組織。近人率好言中國為「封建社會」，不知其意何居？以政制言，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中央統一之局，其下郡、縣相遞轄，更無世襲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以學術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學術流於民間，既不為貴族世家所獨擅，又不為宗教寺廟所專有。平民社會傳播學術之機會，既易且廣，而學業即為從政之階梯，白衣卿相，自秦以來即爾。既無特殊之貴族階級，是亦不足以言「封建」。若就經濟情況而論，中國雖稱以農立國，然工商業之發展，戰國、秦、漢以來，已有可觀。惟在上者不斷加以節制，不使有甚貧、甚富之判。又政府獎勵學術，重用士人，西漢之季，遂有「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之語。於是前漢貨殖、遊俠中人，後漢多走入儒林、獨行傳中去。所以家庭溫飽，即從事學問，而一登仕宦，則束身禮義之中。厚積為富，其勢不長，然亦非有世襲之貴人也。井田制既廢，民間田畝得自由買賣，於是而有兼併。然即如前漢封君，亦僅於衣租食稅而止。其封邑與封戶之統治，仍由國家特派官吏。以國家法律而論，封君之興與封戶，實同為國家之公民。後世如佃戶欠租，田主亦惟送官法辦，則佃戶之賣田納租於田主，亦一種經濟契約之關係，不得目田主為貴族、為封君，目佃戶為農奴、為私屬。土地既非采邑，即難「封建」相擬。然若謂中國乃資本主義之社會，則又未是。以中國傳統政治觀念，即不許資本勢力之成長也。
西洋史家有謂其歷史演變，乃自「封建貴族」之社會，轉而為「工商資本」之社會者。治中國史者，以為中國社會必居於此二之一，既不為「工商資本」之社會，是必「貴族封建」之社會無疑。此猶論政制者，謂國體有君主與民主，政體有專制與立憲。此特往時西國學者，自本其已往歷史演變言之。吾人反治國史，見中國有君主，無立憲，以謂是必「君主專制」無疑。不知人類政制，固有可以出於此類之外者。即如近來德、意、俄諸國，即非此等分類可包。然則中國已往政制，僅可有君主，無立憲，而非專制。中國已往社會，亦僅可非封建，非工商，而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適履，謂人類歷史演變，萬逃不出西洋學者此等分類之外？不知此等分類，在彼亦僅為一時流行之說而已。國人懶於尋國史之真，勇於據他人之說，別有存心藉為宣傳，可以勿論；若因而信之，謂國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十一
然則中國社會，自秦以下，其進步何在？曰：亦在於經濟地域之逐漸擴大，文化傳播之逐次普及，與夫政治機會之逐次平等而已。其進程之遲速不論，而其朝此方向演進，則明白無可疑者。若謂其無淸楚界限可指，此即我所謂國史於和平中得進展，實與我先民立國規模相副相稱，亦即我民族文化特徵所在也。
嘗謂世界羣族，其文化演進，主要者不越兩型：一者環地中海之四周，自埃及、巴比倫、愛琴、波斯、希臘、羅馬以漸次波及於歐羅巴之全部，此西方之一型也。一者沿黃河兩岸，以達於海濱，我華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來，漸次展擴以及於長江、遼河、珠江流域，並及於朝鮮、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羅諸境，此東方之一型也。此二型者，其先限於地勢，東西各不相聞接。西方之一型，於破碎中為分立，為並存，故當務於「力」的鬭爭，而競為四圍之鬭。東方之一型，於整塊中為圍聚，為相協，故常務於「情」的融和，而專為中心之翕。一則務於國強為並包，一則務於謀安為系延。故西方型文化之進展，其特色在轉換，而東方型文化之進展，其特色則在擴大。轉換者，如後浪之覆前浪，波瀾層疊，後一波湧架於前一波之上，而前一波即歸消失。西洋史之演進，自埃及、巴比倫、波斯以逮希臘、羅馬，翻翻滾滾，其吞咽卷滅於洪濤駭浪、波瀾層疊之下者，已不知其幾國幾族矣。擴大者，如大山聚，羣峰奔湊，蜿蜒繚繞，此一帶山脈包裹於又一帶山脈之外，層層圍拱，層層簇聚，而諸峰映帶，共為一體。故中國史之演進，不僅自兩漢而隋、唐，而宋、明，一脈相沿，繩繩不絕；即環我族而處者，或與我相融和而同化，如遼、金、蒙古、滿洲、西藏、新疆諸族；亦有接受我文化，與我終古相依，如梁甫之於泰山然，則朝鮮、日本、安南之類是也。朝鮮、安南久屬中國而猶得自存，此尤明受中國文化之賜。將西洋史逐層分析，則見其莫非一種「力」的支撐，亦莫非一種「力」的轉換。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會遂為變形。其文於同一世界中，常有各國並立；東方則每每有即以一國當一世界之感。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為鬭爭；而東方則惟求其力於內部自消融，因此每一種力量之存在，常不使其僵化以與他種力量相衝突，而相率投入於更大之同情圈中，卒於溶解消散而不見其存在。我所謂國史於和平中見進展者在此。故西方史常表見為「力量」，而東方史則常表見為「情感」。西方史之頓挫，在其某種力量之解體；其發皇，則在某一種新力量之產生。中國史之隆汙升降，則常在其維繫國家社會內部的情感之麻木與覺醒。此等情感一且陷於麻木，則國家社會內部失所維繫，而大混亂隨之。中國史上之大混亂，亦與西方史上之「革命」不同。西方史上之革命，多為一種新力量與舊力量之衝突。革命成功，即新力量登臺，社會亦隨之入一新階段。中國史上之混亂，則如江河絕堤，洪水氾濫。氾濫愈廣，力量愈薄，有破壞，無長進。必待複歸故槽，然後再有流力。中國社會，自秦以下，大體即向「力」的解消之途演進。迄於近世，社會各方平流緩進，流量日大，而流速日減。以治西史之眼光衡之，常覺我民族之潺緩無力者在此。然我民族國家精神命脈所系，固不在一種力之向外衝擊，而在一種情之內在融和也。蓋西方制為列國爭存之局，東方常為融和者，至是乃不得不卷而藏之，而追隨於彼我角力爭勝之場；此已為東方之不得不見遜於西方者矣。抑我之所以為國家社會內部一統情感融和者，方其時，又適值麻痹墮退之際，自淸中葉後乾、嘉以來，川、楚、兩粵大亂迭起，洪流四泛之象已成，中國社會本苦無力，又繼之以追隨西方角力爭勝之勢，既不足以對外，乃轉鋒而內向。終於「情」的融和，常此麻木，「力」的長成，遙遙無期。不斷絕堤放壩，使水流不斷氾濫，洪水遍於中國，而國人仍複有沉酣於憑藉某力推翻某力之好夢者。此又不明國史真相，應食惡果之一至可痛心之例也。十二
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演進，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態焉。生力者，即其民族與國家歷史所推進之根本動力也。病態者，即其歷史演進途中所時時不免遭遇之頓挫與波折也。人類歷史之演進，常如曲線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線以前向。若以兩民族兩國家之歷史相比並觀，則常見此時或彼升而我降，他時彼降而我升。只橫切一點論之，萬難得其真相。今日治國史者，適見我之驟落，並值彼之突進，意迷神惑，以為我有必落，彼有必進，並以一時之進落為彼、我全部歷史之評價，故雖一切毀我就人而不惜，惟求盡廢故常，以希近似於他人之萬一。不知所變者我，能變者亦我，變而成者依然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為我，耐病者亦我，脫病而複起者仍我也。一切可變，而「我」不可變。若已無我，認為變者？變而非我，亦何希於變？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謂。若醫者謂：「君病之起，起於君之有生，君當另換一無病之生」，此為何等醫耶！諱疾拒醫固不當，亦未有因人病而從頭絕其生命以為醫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態。生力自古以長存，病態隨時而忽起。今日之中國，顯為有病，病且殆矣，萬不容諱。然猶有所希冀者，其人雖病，尚有內部自身生力可以為抗。若如今人乃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絕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為「病原」之妄說也。
「生原」者，見於全部潛在之本力，而「病原」則發於一時外感之事變。故求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生原者，貴能探其本而攬其全；而論當前之病態者，則必辨於近世而審其變。國史綿曆，既四、五千年於茲，其病象之見於各時期者，推原尋因，不能全同。有染沾稍久者，亦有僅起於當前者。要而言之，國史自隋唐以來，科舉制既興，士族門第之地位消融漸盡，而社會走上平鋪散漫之境，此中國晚近世一大變也。逆溯中國當前病象，推之最遠，至於中唐安史之亂以來而極。究生力必窮之最先，診病況必詳之最後。西人論史，盛誇起文明光昌，而淵源所自，必遠本之於希臘、羅馬。國人捧心效顰，方務於自譴責，而亦一一歸罪於古人，斷獄於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學也。
中唐以來之社會，既成一平鋪散漫之社會，而其政治，仍為一和平的大一統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會」與「政府」之間，堂階益遠，常易招致「王室」與「政府」之嬌縱與專擅，一也。社會無豪強巨富，雖日趨於平等之境，然貧無賑，弱無保，其事不能全仰之於政府，而民間每苦於不能自振奮，二也。政府與民間之所以賴以溝通者，曰惟「科舉」，然科舉既懸仕宦為鵠的，則從事於投選者，往往忘其義命而徒志於身家之富貴與溫飽，三也。此三者，厥為中唐以來中國政治、社會走入一新境後所易犯之病徵。宋儒講學，即針對此病態而發。然而宋之為病，尚不止於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為急劇之退轉，益與後世中國以莫大之創傷。明祖崛起草澤，征元政廢弛，罷宰相，尊君權，不知善為藥療，而轉益其病。淸人入關，盜憎主人，鉗束猜防，無所不用其極，仍襲明制而加厲。故中國政制之廢宰相，統「政府」於「王室」之下，真不免為獨夫專制之黑暗所籠罩者，其事乃起於明而完成於淸，則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明儒尚承兩宋遺緒，王室專制於上，而士大夫抗爭彌縫於下，君臣常若水火，而世途猶賴有所匡系。故明之亡而民間之學術氣節，尚足照耀光輝於前古。淸人又嚴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書院民間自由講學之風遂熾。於是士大夫怵於焚坑之酷，上之為訓詁、考據，自藏於故紙堆中以避禍，下之為八股、小楷，惟利祿是趨。於是政府與民間所賴以溝貫之橋樑遂腐斷，所賴以流通之血脈遂枯絕。中國之倖免於亂者，亦惟滿淸諸豪酋猜防壓制、誘脅愚弄之力。此稍讀康、雍、乾三朝史略，可以知之。故使世運益敗壞於冥冥漠漠之中，而姑以搏一時之安寧。此乃斬喪我民族永久之元氣，而以換造彼目前之榮華者也。逮滿族統治之力既衰，而中國政治、社會之百病，遂全部暴露。論者每謂自嘉、道以來，東西勢力相接觸，東方乃相形見拙；此似是而未盡之說也。縱使嘉、道以往，長得閉關自守，海道之局不開，滿洲之治權，仍必顛覆，中國仍必大亂。其病先已深中於自身之內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錯出。因使庸醫操峻劑，更奏迭前，茫昧而雜投，以互期於一逞，則幾何其病之不日殆也。十三
晚淸之季，談者率自稱我民族國家曰「睡獅」，曰「病夫」，此又不知別白之說也。夫「睡」與「病」不同。睡者精力未虧，蹶然興起，猶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淸之季則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入膏肓，非輕易所能拔除。異族統治垂三百年，其對我國家、社會、文化生機之束縛與損害，固已甚矣。然中國以二千年廣土衆民大一統之局，「王室」為其客觀之最高機關，歷史沿襲既久，則驟變為難。又況自明以來六百年，政府無宰相，「王室」久握獨裁之權，則激變又難。淸廷不能不去，王室不能複建，逼使中國不得不為一激劇之變動，以試驗一無準備、無基礎之新政體，而不能更於其間選擇一較緩進、較漸變之路，此為晚淸革命之難局，一矣。日本明治維新在此點較中國多獲便宜。天皇一統，於日本歷史及民衆觀念上，並無十分劇變，得漸次引上憲政軌轍。中國政制之劇變，雖幸得冒險渡過，然所嘗苦痛實深。洪憲之稱帝，宣統之復辟，幾許曲折，消損中國前進之精力與元氣者，良不少也。
且滿淸政府，自咸、同以後，其情況視前已大變。各省督、撫，擅權自專，中央無力駕馭，漸成分裂割據之局。又處五洲棣通形勢之下，政府雖腐敗，猶得憑藉其地位，借外債，買軍火，練新兵，整理交通，加強管轄。遂使腐敗之政權，黑暗之勢力，既得外力之助，又因外患之顧忌，迄未得徹底澄淸之機會。革命勢力之起，亦不得不與舊政府下之黑暗勢力相妥協，以順利其進行。革命之結果，僅為舊政權之潰爛解體而非其消滅。於是民國以來，武人弄權，地方割據，日轉增長。內亂層見疊出，斬喪社會之元氣，障礙國家之前進，其間莫非有外力焉為之呼應。此猶人身變病，未先驅解，早服補劑，病根纏綿不去，生機奄息不復。此又為民國以來締構中央統一政權之難局，二矣。
尤難者，不在武人割據之不可鏟滅，而在政治中心勢力之不易產生。滿淸末葉，政治中心早已逐步沒落。革命以還，所揭杆號召者，曰「民主共和」，而實際則去民主之階程尚遠。新中國建設之大業，一時難望於民眾之仔肩。獨裁王室既倒，而不幸當時之中層階級，始從二百餘年長期異族統制下抬頭，八股小楷之素養，升官發財之習氣，淘汰未淨。而革命黨人，則只挾外來「平等」、「自由」、「民權」諸新名詞，一旦於和平處境下加入政府，乃如洪罅之點雪，名號猶是，實質遽化。其名猶曰政黨民權，其實則為結黨爭權。一時中層智識份子，無新無舊，分途依附於地方武人割據勢力之下而互為利用。此輩於前淸末葉，既力阻開新之運，又於民國初年，加倍搗亂之功。此蓋滿淸長期部族政權統治之智識階級，日愚日腐，而驟遇政治中心大動搖之後所應有之紛擾。然此特一時病態，不得謂此綿曆此數千年文化正統而為其最後之結晶。若果如是，則中國文化亦不能綿曆此數千年之久，而早當於過去歷史中煙消灰滅，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此又民國以來，社會中堅勢力未能形成之難局，三也。此一點，日本明治維新較中國又占幾許便宜。日本政權遷禪，自藩府還之天皇，既不如中國變動之劇。而日本在藩府統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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