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梦溪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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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与国学(增订版)试读：
刘梦溪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院长。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研究，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1996）、《〈红楼梦〉与百年中国》（2005）、《中国现代学术要略》（2008）、《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2012）、《陈宝箴和湖南新政》（2014）、《陈寅恪的学说》（2014）、《现代学人的信仰》（2015）、《学术与传统》（上中下三卷、2017）等。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All Rights Reserved.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马一浮与国学／刘梦溪著．—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7ISBN 978-7-108-06320-5Ⅰ．①马… Ⅱ．①刘… Ⅲ．①马一浮（1883～1967）－思想评论 Ⅳ．①B261.5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1117号责任编辑 张 龙装帧设计 蔡立国责任校对 龚黔兰责任印制 徐 方出版发行 三联书店（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网 址 www.sdxjpc.com经 销 新华书店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版 次 2018 年7月北京第1版2018 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2.75字 数 224千字 图10幅印 数 0,001-3,500册（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马一浮先生（1883—1967）马一浮自题影像
二十余岁自题
是我相，非我相，佛者心，狂者状。
六十四岁自题
无色无心，非生非灭。常寂光中，本无一物。
无位真人，面门出入。离相离名，追之弗及。
七十岁自题
忧来无方，老至不知。空诸所有，乃见天机。
七十九岁自题
行若遗，坐若忘，宇泰定，发天光。
黜聪明，绝言思，守寂默，顺希夷。马一浮语要
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
学者当知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唯其可以推行于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至高；唯其为现在人类中尚有多数未能了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
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
不信六经，更信何书。不信孔子，更信何人。
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信自己身心修养之深切而必要，信吾国学术之定可昌明，不独要措我国家民族于磐石之安，且当进而使全人类能相生相养而不致有争夺相杀之事。
学问却要自心体验而后得，不专恃闻见。要变化气质而后成，不偏重才能。知识、才能是学问之资藉，不即是学问之成就。
人之气质，焉能全美。学问正是变化气质之事。识得救取自己，方解用力。
向外求知，是谓俗学；不明心性，是谓俗儒；昧于经术，是谓俗吏；随顺习气，是谓俗人。
境界不出顺逆二种，如富贵、贫贱、夷狄、患难、毁誉、得失、忧喜、苦乐，皆能移人。以仕宦夺志，以饥渴害志者，不足与立。
思想之涵养愈深厚，愈充实，斯其表现出来的行为言论愈光大。自序
我关注马一浮先生，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正编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有《马一浮卷》，得以读了马先生的大部分著作。由于我的心性偏于审美与哲思，又略有佛缘，与马一浮的思想一拍即合。后来，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马一浮集》问世了，三巨册，二百多万字，让我兴奋不已，一年之内读了两遍。尤其他的诗作和信札，我以为那是马先生学问的宝藏。写一本研究马先生的书的想法，不禁油然而生。可是，当时我已经在写陈寅恪，马先生只好暂且靠后了。
同时，也由于研究马一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起码需要熟悉宋学和佛学。因此好长一段时间，我是一面研究陈，一面准备马。我不得不跟着马先生的足迹往佛学里面走。孰料佛禅义海路有万重，追寻两载还不见内学的边际底里。写了一篇《熊十力与马一浮》，对唯识之学稍存感会。时间积久而生变，马著中的佛学部分慢慢可以读懂了。于是又写了《马一浮的佛禅境界和“方外诸友”》，是自己比较满意的文字。这是2004年到2005年的事情。《马一浮的学术精神和学问态度》《马一浮与复性书院》两篇，也是此前此后写成的，刊载于《文艺研究》和香港的《九州学林》。《马一浮的儒佛会通思想》当时也写成了初稿，但没有改定发表，直到最近才修润完成。
我还得跟着马先生进入宋学。又是一年多的时间，读竟了濂、洛、关、闽四家五人的全部著作。进入宋学比进入佛学相对障碍较少。各家都有版次比较好的排印本、手边书，阅读方便。宋明学术史这一块，原先我是先明后宋，阳明学摸清楚以后，才返宋去碰朱子。这和我研究陈寅恪有关，因为义宁之学的传统，从陈宝箴的父尊陈琢如，到陈宝箴，再到陈三立，都是以阳明学为宗主。我的大好阳明与此不无关联。张载、朱子也喜欢，早已是旧相识。只有“二程”属于新知，不料如同旧雨，从细读来，方知洛阳两兄弟的厉害。难怪朱子那样称颂他们，连他们的门弟子也拿来讨论。写了一篇《为生民立命——“横渠四句教”的文化理想》，首载2008年的《中华读书报》，增补后又刊于2010年的《中国文化》，是为研习宋学的一次心得。2009年写的《竹柏春深护讲筵——白鹿洞书院访学记》，主要想重构朱熹当年创办白鹿洞书院的艰辛历程，载2009年8月9日《文汇报》，也属于涉宋学的文字。
问题是马一浮由宋学又返归到“六经”，并独发单提“六艺之学”。这块天地更加广袤无垠、渊深无底了。我只好跟着往那个云雾缭绕的高点上走。好的条件是，自幼熟读《语》《孟》，熟悉“诗三百”，喜欢《左传》，细读过前四史。需要啃一番的主要是《尚书》《礼记》和《周易》。《礼记》不难读，马先生也认为需要读此书。《大戴礼》马先生也颇看重，只好也去涉猎。《大戴礼·哀公问五义篇》对“士”的解释简直妙绝。哀公问孔子：“何如斯可谓士矣？”孔子说：“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是故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顺之，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若此，则可谓士矣。”这是孟子之后对“士”行的最好论述。知、行、言都必须有其理由，而且守之“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贫贱、富贵均无以“夺”，不足“损”，这才是“士”。试想这是何等分量。“六经”中《尚书》一向以难读著称，连韩愈都有“佶屈聱牙”的感会。当然，读《易》玩辞最难，但我的兴趣驱之不退。孔子说五十学《易》，我学《易》快六十了。马先生是高深博雅的易学大师，他称《易》为“六艺之原”，不学《易》无以研马。应《中华读书报》的约稿，当时写了《2008我读的书》一文，其中讲了学《易》、温“经”、读程子的情形。此一期间，又写了《马一浮和“六艺论”》《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分别载《中国文化》和《中华读书报》。但这时我对先秦学术的兴趣超过了对马一浮的兴趣，往而不知有返，于是研马又停下了脚步。梳理“国学”概念的源流及探讨如何在当代发用，花去我许多时间，《论国学》和《国学辨义》两篇长文，即写于此一时期。尽管是因研马而引起的上下“旁骛”，写马书的时间毕竟延宕下来了。
何况我还得写陈寅恪呢。研陈二十年，到2012年才有《陈宝箴和湖南新政》出版。其实研陈的积稿早逾三四十万言，只需要连贯的时间整理定稿。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在今天的意义，是近两年我的学术关切。这缘于对《语》、《孟》和“六经”的研习。我想探讨中国文化的观念的思想史。2012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是这方面系列思考的一部分。研陈之书，去年又从积稿中整理出一部《陈寅恪的学说》，日前已付梓。
走进宋学和研习“六经”的收获，使我解开了研究马一浮的一个难题。马的《泰和会语》和《宜山会语》两论著，其中有八篇文字在题目下面标有“义理名相论”字样。开始接触，茫然不知所对。十余年过后，开始拨云见日，知道马先生在说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说了。本书第五章“马一浮的‘义理名相论’”，探讨的就是此一问题，新近才完成。马先生是通过融通儒佛，以佛家之名相来阐释儒家的经术义理，二学比较推勘，达到由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的目的。天下的事物与人物，无不为名词概念所笼罩，所以孔子才有“必也正名乎”的教言。人文学术研究尤其如此。本体、性体、性理是无形无色、无声无臭的，眼不可见，手不可触。所能见及的无非一个个单独的“器”与“物”，以及因“气”的流行而形成的“相”。跟“器”“物”“相”相关的称谓、名词、术语、概念、范畴，形成于万千斯年，也是可辨、可梳、可推、可演而不可见的抽象物。至“气”中之“理”“器”寓之道、“相”后之性，亦为不可见及的空无。性理和性体是同等概念。研究者之所能事，不过是识得性体，参究本体，见得道体。这就需要引入思维，而思维需要分析名相、破除名相、排遣名相，然后会相归性。其间经过了极为艰难曲折的体认、体究、审谛、察识的过程，此即学问的过程。因气明理、即器见道、明体达用的境界，就是在此种情况下产生的。也只有在此种情境之下，所谓“体用一原、道器无二、显微无间”的“实理”，才能为我们的理性所认知。理性和义理为人人所同具，但容易为各种“习气”所汩没，须得刊落“习气”，才能恢复本然之知和本然之性。章太炎民元之前因苏报案囚上海狱中，得读唯识旧师的著作，深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的谛义并与之发生共鸣，以至于十年之后撰写《菿汉微言》犹忆及此一公案。而马先生的为学，则完成了从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的学理超越过程。故马一浮“义理名相论”的宗旨实在于“复性”，他的谛言是：“会得者名相即是禅，不会者禅亦是名相。”
终于有机会将以往研究马一浮的文字全部梳理增补厘订一遍，共得九章，即为是书。书写体例，大体以义理题义为纲，以时间为序，似乎带有学术思想传论的性质。马先生的学术思想系直承宋学而来，特别受朱子的影响至为明显。但他的思想义理多为原创独发，“六艺论”和“义理名相论”可视为他的两项极为重要的学理发明，足以在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现出光辉。要之，马一浮的学术思想体系，可以用“新义理学说”立名，其学理构成为“六艺论”和“义理名相论”两部分，其方法则是儒佛互阐和会通儒佛。所谓“新”者，是针对宋儒的义理学说而言。宋儒融佛而辟佛，马先生视儒佛为一体之两面，只是名言化迹之不同而已。他的“六艺论”亦与郑康成的“六艺论”有别。他将国学重新定义为“六艺之学”的“国学论”，前贤不逮，义显当代，泽被后世。事实上，只有如此厘定国学的内涵，国学才有可能成为一单独的学科，与文史哲诸科门不相重叠。中华文化具有恒定意义的价值理念悉在“六经”，以“六经”为国学，可以使国学进入现代教育体系。马一浮的“六艺论”包括“六艺之道”“六艺之教”“六艺之人”三项连贯的思想范畴，现代国学教育可以通过“六艺之教”，传播“六艺之道”，从而培养“六艺之人”。此即马氏“六艺论”之一“新”也。二“新”则是视“六艺”为我国最高之特殊之文化，由古即今，永不过时。我曾说《语》《孟》和“六经”的基本价值伦理，是以敬、诚、信、忠恕、仁爱、知耻及“和而不同”为代表，成为中华民族两千年来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此即直承马氏“新六艺”学说而来。
本人多年研究马一浮，有一深切的体会，即在马先生其人和他的著作面前，我们的话说得越多，离马先生越远。因此本书的写作，力求让马先生自己说话。笔者之所为作，在个人是梳理、体悟与思考，形诸文字则是辨析、归纳与介绍。所介绍者为题义、事体、故事，介绍前须予以归纳类分。所辨析者为学思、义理、名相。马先生说：“学原于思。思考所得，必用名言，始能诠表。名言即是文字，名是能诠，思是所诠。”马一浮的“学”“思”“诠”“表”，是我辨析与介绍的重点内容。马先生又说：“必先喻诸己，而后能喻诸人。”这个居于“先”位的“喻诸己”的过程，我想我大体做到了。至于能否“喻诸人”，则不敢预其必也。
马先生援引《易·系辞传》的话写道：“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他的意思是说，对“一切事物表里洞然，更无暌隔，说与他人，亦使各各互相晓了，如是乃可通天下之志，如是方名为学”。对此，我只能引孟子的话为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2014年7月30日凌晨序于京城之东塾第一章 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一 我们知马一浮先生很难《文心雕龙》的“知音篇”，开头第一句就是“知音其难哉！”千古文章，难在知音。如果说了解任何一个作者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了解马一浮这个特殊的作者，尤其不容易。不是谁都可以了解马一浮的。不是简单地读他的书，就可以了解他。他是中国现代学者当中最难解读的一位。
陈寅恪先生也比较难于解读，但他是史学立场，时、地、人出典清楚。他的思想的关键，是晚清大变局所引发的家国悲剧给他的精神世界带来的伤痛。了解马一浮的难，难在他的学问并不都在他的正式著作当中。他的著述其实不是很多，我们经常读的，无非是泰和、宜山两《会语》和《复性书院讲录》，以及《尔雅台答问》和《答问补编》等。但他的书信和他的大量诗作，是他的学问的延伸，或者说是马一浮学问的另一载体，那里呈现的是马一浮先生学问境界和学术精神的最生动的世界。马先生自己也讲，看他的诗，可以了解他的学问。可是，真正读懂他的诗，又谈何容易。还有更重要的，马先生的学问是向内体究的学问，不以闻见知识为能事，不以著书立说为究极。而且其学术思想的结构，表现为融通三教、会通儒佛，佛禅义理充溢于字里行间，今天解读起来自然增加难度。
学术界习惯把马和熊（熊十力）、梁（梁漱溟）联系起来，称作新儒家的“三圣”。但是，如果加以比较（其实不大好比较，他们各有擅长），我个人认为，马先生和熊先生相比，会觉得熊先生在学理方面有一点“杂”，而且还有“理障”；而马先生不杂不泥，显微无间，毫无理障。当然，熊先生我也喜欢，率性真情，文气充沛，学问己出。如果把马先生和梁先生相比，我觉得梁先生未免太过讲究学问的实用性，而马先生更强调对学问本身的体验。讲经术义理，他虽然提倡践行，但绝不以通常所谓实用为依归。所以，如果以为学的本我境界来衡量，马先生的名字在“三圣”中，应排在最前面；虽然他们都很了不起，都有足以传世的学问成果。
解读马先生的难，还可以从他极少知音得到证明。跟从他的学生很少能够了解他。1939到1945年，时当抗战期间，马先生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讲经术义理，听课的人没有几个能听得懂。就是长期跟随在身边的王星贤、乌以风等资质好的早期门生，也没有真正读(1)懂他。马先生自己说：“我为学得力处，只是不求人知。”这确是马先生一贯的为学境界，但也未始不反映他的学问有不容易为人所知的一面。马先生的书信里面，常常流露出一种孤寂感。一次与弟子发为感慨，说道：“吾于今世，气类之孤也久矣。独尚友千载，开卷则亲见古人，有以得其用心，下笔则确乎自信，知古人之必不我远，可(2)为乐耳。他是如此的孤独而自信，不愧为超绝的大学者。也许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马先生也是“后世相知或有缘”吧。不过，马先生自己，似乎并不期待后世的了解。二 马一浮其人就是一个文化典范
马一浮与近现代以来的学术文化潮流完全不能相契，如同陈寅恪一样，也可以说是“迥异时流”。他不染尘俗，不汩习气，不沾势利。学问家有不同的等差分际，有专门家，有通儒；专门家多，通儒少。马先生是通儒。另外还有一种学问家，可以称作“高人”，就更少了，很少有人能够担当得起。譬如，我们不能讲熊（十力）先生是高人，也不能说梁（漱溟）先生是高人，但马一浮先生的的确确是高人。不仅是高人，他还是逸士。古代有高人逸士的说法，马先生既是高人，又是逸士。这在近现代中国是极为少见的。陈寅恪自是高人，但还不能说是逸士。马一浮是20世纪学者里面真正的高人逸士。隶书九言联
他为我们树立了一种气质清通、不染尘俗、彻底刊落习气的纯粹学者的典范。他在纷乱的时代开启了一种文化境界，这就是不任教职、不著时文，“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这八个字是《易经》里的话，马先生喜欢引用。比如，办复性书院，最高当局具名特请，这在一般人眼里，很容易认为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实际上熊十力先生就有类似的看法，所以主张把此事做得像样一些。但马先生却很低调，认为是一个异数，是不应有、不可为之事，他是不得已而应之。因此，他想用佛道山林的方法来办学，力主不隶属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内，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也反对所谓“名士论政”。
国民政府开始虽有筹办经费拨给，马先生仍主张通过社会的途径筹措，反对仰赖政府。他并不存有奢望，认为有少数人在这里从事就足矣了。实际上，书院的生员一向不多，持续的时间也很短，随时随(3)地都在等待如何终局。总之，是“自行吾素，不能枉道徇人。马先生的这种办学理念和行事方式，熊十力先生不以为然，所以两位老友发生了争论，以至于后来熊竟拂袖不辞而别。不“枉道徇人”，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不“曲学阿世”，都是冀图保持学者人格与思想的独立性。
1991年，华夏出版社出版的《马一浮遗墨》这本书值得一顾，收入的马先生的法书自然是重点内容，兹不具论。引发我兴趣的是书后的附录，包括叶圣陶先生的《与马一浮先生交往琐记》，披露了不少关于马一浮的有趣故事。熊十力先生和马先生的分歧，贺昌群和马先生的分歧，大家都尊敬马一浮但马先生的办学理念却不为人理解，叶的文章都写到了。熊先生离开书院之后，贺后来也离开了书院。分歧是熊、贺主张书院要为学生谋出路，课程应包含有切合实际的可以致用的内容。而马先生坚持不求致用，不谋出路。这些，在书院筹划过程马和诸当事人的通信中，已经反复讲明了。
我个人非常敬爱叶圣老的学品和文品，他是淳厚的前辈，但遗憾的是，他也未能懂得马一浮先生。当时除了马先生自己，几乎没有谁赞成他那种办书院的方法。可是，时过境迁，是非经久而论定，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们会觉得马先生的理念是对的，他的坚守是难能的。恰好证明他有先见之明，为人行事守持学理之正和信念之纯，是为学不徇己、行事不为势力所屈、特立达人而不随顺时俗的文化典范。三 马一浮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马一浮先生学问的特点，是主张把“闻见知识”和“自性本具之义理”区分开来。每一个人的一生，都难免通过耳朵（闻）和眼睛（见）接触到许许多多的“闻见知识”，但这些“知识”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思维过滤，不返身体究，不化作生命本体的一部分，这些“闻见知识”不过是与自己无关的暂时堆放物而已。即使是往圣前贤的嘉言懿行，也必须入于自己的思维，经过自己的体悟，方能发用。
所以，马先生说：“古人之书固不可不读，须是自己实去修证，(4)然后有入处，否则即读圣贤书亦是枉然。”1938年他在江西泰和对浙大毕业生发表的讲词，有如下的警醒之论：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
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5)
体系，名为思想。人们一直都在讲思想、讲文化，文化为何物，讲得比较多，定义内涵或不难把握。但何为思想？则讲得不多。马先生认为，知识和思想是不同的概念，知识是“外铄”的，属于“闻见”的范围，不化入本我的生命，便无法形成思想。换言之，并不是把知识连缀起来就叫思想，而是转化为自身的义理才是思想。这是他给思想下的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我们讲思想的同时，也讲思想家。可什么是思想家？是不是读书多的人，占有很多知识的人，就是思想家？当然不是。知识未化入思维而融会贯通，就不成其为思想。
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向学生灌输的大都是新旧杂陈的各种知识，不容易化为个体生命的自觉意识。马先生向以读书多享誉士林，但他的学问，是在知识的海洋中通过切身涵泳体究的结果，知识已经化作了思想，已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与自性本具之义理融而为一，也就是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来源于宋代的义理之学，而又归之于先秦“六经”，综合阐发，以佛解儒，最后形成经术义理的思想体系。因此可以说，马先生是少见的重视思想义理的国学学者，是20世纪的一位当之无愧的思想家。四 马一浮的儒佛会通的学问结构
马一浮是儒学大师，学术界向无异议。我甚至讲过，在儒学的义理构建方面，几乎可以说他是宋明以后最重要的学者。我所以这样说，是由于他的儒学研究与佛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义理学说。这有他的著作为证。无论是《泰和会语》《宜山会语》，还是《复性书院讲录》，抑或是《尔雅台答问》，以及其他的文字著述，都是儒佛一体的讲述。即使是集中讲论儒学，甚至专门讲述“六艺之学”，也都是与佛学联系起来一体讲的，几乎是讲儒就讲佛，无佛不讲儒。
我个人反复阅读马先生的著作，发现他的佛学造诣和对佛理的探究深度，绝不在儒学之下。他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学者中，佛学造诣最深湛的一位。我一时想不出还有另外哪几位学者在佛学方面能和马先生相比。金陵内学院的创始人杨文会以及欧阳竟无两位现代佛学大师，他们的著作我仔细读过，就圆融贯通而言，我宁愿相信马先生是站在了杨、欧的前面。吕秋逸先生的佛学源流研究，是一等的，因为他通梵文，佛学知识的传达非常准确。但学者个人的佛禅境界，对佛氏的义学和禅学的研究体悟，吕先生还不能与马先生站在一处。
我曾经说过，马一浮先生的佛学造诣，使得有幸和他多所接触的人，难免有出尘之想。李叔同就是个例证。当然，李的出家，有各种缘会，马只是其中一因。但另外一位叫彭逊之的人，其出家跟马先生的影响应有直接的关系。其实，马先生不赞成其出家，后来彭出家后因不能戒掉瞋恚忿怼，甚至和小僧人吵架，结果不得已又离寺还俗。马先生早预知其佛缘未到，只是不便强行劝止，只好对彭的家庭、子女多方施以惠顾。
马一浮的治学方法，是以佛解儒，儒佛双融，儒佛会通。他的一(6)句著名的话是：“儒佛等是闲名，心性人所同具。他说：“《华严》可以通《易》，《法华》可以通《诗》，苟能神会心解，得意忘言于文(7)字之外，则义学、禅学悟道之言，亦可以与诸儒经说大义相通。他认为只有从佛学里翻过身来的人，才有可能真正通解儒学。如果问，马先生的学问到底哪一方面为主？我倾向是儒佛并重，儒学和佛学同为马一浮学问大厦的支柱。
如果说熊、梁都经过“由佛返儒”的过程，那么马则是在不同时期对儒佛各有侧重，不存在返而不归的“返”的问题。比如，他在复性书院和弟子讲，如果以大乘佛学来解释儒学义理，“彼此印证”，可以说“无往而不合”，并说他所以对圣贤语言尚能知得下落，就是因为“从此得来”，因而“颇觉亲切”。然后才说：“比年颇少道及，(8)亦所谓‘反之于六经’。”从“比年”一词，可知指的是1938年在浙大开始国学讲座，然后创办复性书院于乐山这一时期。而究其实，即使在泰和、在宜山、在乐山，主要讲的是儒学，也未见佛学少讲。事实上，他随时随地都在讲经说禅，他一生的精神旨趣从未曾离开过佛学。五 马一浮的学问是“达道之学”
学问有各种分类的方法，人文的、社科的、史的、论的、哲学的、艺术的等等。就学问和“道”的关系，也可以分作“达道之学”和“非达道之学”。中国现代学者中，由于受西方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影响，很多都是不能“达”之于“道”的学问。我们把西方的教育体制照搬过来，一个很大的遗漏，就是“道”的丢失。
我们的传统教育方式包含有传道的内容，所以韩愈的《师说》开头便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你看，传道是第一位的。但是现代的知识主义的教育，却不再担负传道的职责。有人也许会发出疑问，说西方的教育不是也不传道吗？我们为什么还要感到遗憾？其实西方并非不讲传道，只不过另有系统，他们的宗教设施专门负有此项使命。这种情况下，现代学者的为学而能“达”之于“道”，是越来越少了。
很多学人只讲“证据”，不讲“证悟”。只满足于“知”，而缺少“识”。按《说文》段注，“识，常也”的“常”是“意”字之误，应作“识，意也”。而“意”，则是“心之所存”。如果要做到不仅有“知”，而且有“识”，就需要用“心”去“体究”或者“证悟”。经过“证悟”，才会有智慧产生。智是明理，慧就是悟。
马一浮先生的学问，是与道体合一的学问。他认为一个人吸取知识，不仅需要“学习”，而且需要“涵泳体究”；不仅要“格物致知”，而且要“穷理尽性”；不仅是“道问学”，而且是“尊德性”。他主张把“德性之知”置于“闻见之知”之上。有德性之知，学者才有可能秉持大智慧。这样的学问态度，显然和通常所谓求知的学问是相区隔的。求知的目的是为了探求真理，可是在马先生看来，“求真理”仍然是“向外寻求”的方法，其真实性未免可疑。只有“反身而求”，才能达之于道。
如何达道？需要拔俗。马一浮说：“向外求知，是谓俗学；不明(9)心性，是谓俗儒；昧于经术，是谓俗吏；随顺习气，是谓俗人。当然，他提出问题的语境，主要是在文史之学等人文学科的为学范畴之内。六 马一浮“国学论”的学理价值
马一浮先生对国学的立名原是有所置疑的，他认为这个名词“本不可用”，如果一定随俗使用，他认为国学应该指“六艺之学”。这是马先生给出的国学的不同于以往的新定义，可惜学术界长期未予足够重视。2006年我写《论国学》一文，重提此案，郑重表示对马先生的国学定义本人最能认同，并建议在小学教育中设国学一科，内容以《论语》和《孟子》的选读为主，搭建通向“六艺”即“六经”的桥梁。
2008年8月，我又在《文汇报》和上海《社会科学报》分别刊出《国学辨义》长文，再一次对国学是“六艺之学”的学理价值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说。我说国学以往有过两个定义，一是国学是“国故学”的省称，二是国学指中国的固有学术。马先生给出的国学是“六艺之学”的定义，是第三个定义，其学理内涵最为恰切，可以施之于现行的教育体制，并有助于厘清国学概念的乱用和滥用。最近几年，国学前所未有地热络，人人都在讲国学，不懂国学的人也讲国学，什么都成国学了。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奥运会开幕式是一次“国学的盛宴”，实在拟于不伦。还有人把古代的胎教也称作“国学”。最近又有人提出“大国学”的概念。
马一浮先生讲国学是“六艺之学”，使国学回到了中国文化的初典，可以看作是对国学定义最经典的表述，更容易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相连接，也更容易入于现代教育体制。《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也就是“六经”，是中国学术思想的经典源头，是中华文化的最高级形态。马先生说：“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10)之文化。熊十力也说：“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晚周(11)诸子百家皆出于是，中国人做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实在六经。中国的以文史之学为主的人文学如果不把经学从文史哲各科门中独立出来，则现代学术终走不出学科的混沌不明之路。而“国学”的名称亦将难以获得与普通民众与教育结合一处的实际意义。
熊、马的学术思想虽存在分歧，但他们对“六经”的看法完全一致。马一浮先生是迄今最重视“六艺之学”的现代学者，也是将中华文化的最高典范“六艺”楷定为国学的现代学者。七 马一浮言文体制的典范意义
马一浮先生的言说和书写方式极为独特，是典雅的文言和带有文言色彩的典雅白话相结合的文体，而且何种题旨、何种文类，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言说方式，马先生极为讲究。他讲述、论说、诠解、叙论、答问、称谓，均讲究分际，用词遣字，非切毋取。他重文体，重正名，重场景，重义理，重礼仪。为言为文，不只在于达理，而且在于达礼。达礼需要持敬。马的言文都有“敬”存焉。百年来的学风和文风，是越来越世俗化、粗糙化和粗鄙化，可是马先生的文字，既能曲尽事体情理，又能做到典则质雅。
他对华夏文藻，对国家的文事，实抱持极大的期待。在全民抗战的艰难窘迫的环境，他对国家未来复兴之后的文体问题便提出了自己的设想：“飞书走檄用枚皋，高文典册用相如。中土如有复兴之日，必不安于鄙倍。但将来制诰之文，必须原本经术，方可润色鸿业，此(12)尤须深于《诗》《书》始得。同时援引汉代张汤使倪宽写奏书，汉武帝明其来路不寻常，以“此非俗吏所能为”一语道破的例证，说明制诰之文，须通达治体。“鄙倍”一词见于《论语·泰伯》，曾子说要想达之于道，有三点亟须注意：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二是“正颜色，斯近信”，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鄙倍”是俗陋悖理的意思，马先生以之批评40年代的文风，是很严厉的。而今天，文风之恶俗，辞气之鄙倍，取喻之不伦，更今非昔比了。马先生文风辞气的雍容典雅，本身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修辞立诚的典范。
兹举一例，以见马先生文辞称谓的断限之严。1942年岁杪，一位叫李芳远的人士，将弘一法师临灭前的偈语二首寄给了马一浮先生。此即为大家比较熟悉的弘一大师的最后偈语，其第一偈为：“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第二偈为：“问余何遗，廓而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马先生用偈中语成一诗，写给李并嘱其告于弘一法师的灵座。第二年，李又有一函寄奉马先生，信的内容已不可知，但马先生的复信颇耐人寻味。由于李在信中对马一浮以“师”相称，又有“座主”“师叔”等称谓，属拟于不伦。故马先生说：“来书谬欲相师，所以见呼者，忽曰座主，忽曰师叔，皆非所当施。”又解释道：“吾非讲经法师，何来座主之号？与尊师弘一虽为朋友，然在俗素非同门，出家更非法眷，师叔之称，尤为不伦。凡世间名字称谓，各有所当，岂得混乱而施。又贤固未尝及吾门，未具师资之礼而遽自称弟子，亦为不可。若依通俗以先生见称，自称后(13)学，此犹不失于礼也。
人我之间的称谓问题，直接与礼仪相关，马先生特别重视。本来由于弘一法师的关系，马先生对这位李芳远是优礼的，前信还称李为“仁者”；这次由于称谓不伦，严重失礼，马先生不得已施之以教诲。按之今天当然算不得什么了，岂止“师”可以随便称呼，“师傅”不也是各阶层人士乐道互称彼此为礼为尊的普世性概念么。是又越发证明马先生当年对一青年后学失礼的施教，在辞气鄙倍和称谓紊乱远迈前代的今天，应具有怎样的启悟证发的意义。
马一浮先生的言文辞气带有浓厚的佛禅意境，其发为言说或写为文章往往千回百转，荡气回肠。他的许多书信尤其具有这方面的特点。刘公纯是马先生比较看重的弟子，因一次提问不惬，被马先生严加钳锤了一番。公纯想寻觅“悟缘”，马先生说：“悟后一字用不着，但可借此引起疑情，切莫向他言句上觅，转觅转远，忽然捉得自家鼻孔，方知死尸原是活人，到此方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瞒也。”然后又说：“参禅须是猛著精彩，古人从这里翻过身来者，个个似生龙活虎一般。所谓‘野狐跳入金毛队’，如此方真是变化气质，立地超凡入圣。岂是不唧溜汉，终日寻寻觅觅，伫思停机所可等待者，不可将一(14)言半语小有解会便当作悟也。
古代禅宗大德为使人解悟，有时不免用“恶辣语言”，钳锤棒喝，而其发心则无限慈悲。马先生说，他仅仅是对他喜欢的弟子，“聊为倾出一栲栳”，尚不是古德的“骂会”。以此，如果认为佛氏义学和禅学的修养，使得马一浮先生的语言在典则古雅的同时，还增加了活泼痛快，真的如“生龙活虎一般”，“猛著精彩”，恐怕不算溢美之词。八 马一浮的诗学成就
我们还不要忘记马一浮先生的诗学成就。马先生生平为诗三千多首，数量已经可观，而质量尤少可比肩者。20世纪学者当中，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萧公权、吴宓等都能诗，但马先生的诗学成就应该排在前面而又前面（诗似逊于静安先生）。他的诗避熟弃俗，禅意馥馥，独辟胜境，自创理境。他说“作诗以说理为最难”，古贤理境高妙者应推陶渊明、谢灵运等人。对释氏义学和禅学影响下的诗的创作，他给予正面评价。自作诗
实际上，他自己的诗就充满了禅悟和理趣。《答虞逸夫》信中所说的“自有义学、禅学而玄风弥畅，文采虽没而理极幽深，主文谲谏，比兴之道益广，固诗之旨也。唐宋诸贤犹未能尽其致，后有作者，必(15)将有取于斯”，以及“舍俗游玄，绝求胜之心，则必有合矣，所表达的固然是他关于我国诗歌流变史的认识，但如视作他对为诗的禅意理趣的自评，亦无不可。当然禅悟和理趣不等于在诗中说理，而是指诗旨的幽深和意象变化的无穷。
马先生所以擅长诗道，首先在于他是感情极为深挚充溢之人。所以，他主张“诗以感为体”。在复性书院讲《论语大义》，阐诗教之旨，曾说：“诗以感为体，令人感发兴起，必假言说，故一切言语之(16)足以感人者皆诗也。还主张“诗贵神解”“诗人感物起兴，言在此而意在彼”“其味无穷”（《论语大义·诗教》）。这里，不妨引录抗战时期马先生的诗作两篇，一为五言古诗《八月十五夜月》：万古中秋月，今年特地看。身云同出没，人海各波澜。独客乾坤老，千军壁垒寒。(17)巴山吟望处，北斗已阑干。马先生自己对此诗颇看重，他说这首诗“虽苍凉衰飒，故自沉雄可以断言”。又说：“此时虽于人无益，后世闻风兴起，亦可以厚风俗，(18)正人心，固非汲汲流传以取虚誉也。
另一是《杂拟》，由七首绝句组成的乐章：银汉迢遥拂露行，微波辞好惜倾城。玉颜总被胭脂涴，一片
秋心画不成。邻女溪头昔浣沙，绿杨门巷认栖鸦。妆成顾影娇无那，误作
吴宫绝代花。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才调世无伦。千金但买长门赋，何用
相如谕蜀文。斗胜端阳宜百草，分曹腊日又双钩。绕床俗汉呼卢雉，不及
猧儿覆一楸。雁门人说郅都鹰，破虏争夸上将能。不待金牛安蜀道，早看
秦火下夷陵。谁见佳人出九河，空闻栲栳唱回波。霜林黄叶纷纷下，未抵
苍鹅列阵多。秦树吴云望渺然，素娥青女斗婵娟。芦花枉作漫天雪，野水(19)
西风扑钓船。马先生对这组诗也有自评，他说：“老来亦谬作绮语，然却是好诗，欲以相示。其间用事稍隐，别纸疏示大意：（一）讥倭使聘美；（二）见某领袖参政会演词，自居不世之功；（三）为参政会通电补作；（四）交战国如博徒，各言最后胜利；（五）谓战报多夸而少实；（六）罗、邱宣言不惟不能弭战，益使诸夷以利器为可(20)恃；（七）苏、德战未央，中国亦以反侵略阵线自豪。诗中具体用典，笔者就不逐一拆解了，大家意会可也。马先生说第二首是“见某领袖参政会演词”，则由“邻女溪头昔浣沙”句，可知该领袖应为浙籍，盖尝与浣纱之西施为“邻”也。
马一浮先生诗作三千余首，是现代学者诗人为诗最多的一位，我举两例实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过略示其意而已。马先生说：“作诗(21)须是所感者深，胸襟广大，则出语不落凡近。他不同意前人所谓诗不关学的说法，认为多读书是作得好诗的必要条件。还需要激起灵感，以便随手拈来，都成妙谛。用语则可拙而不可俚。作为诗人来说，还需要有天真之气和旷逸之趣。发而为诗的这些条件，马一浮先生悉皆具备。一次，他颇为自负地说：“但使中国文字不灭，吾诗必传，(22)(23)可以断言。又说：“吾诗当传，恨中国此时太寂寞耳。马先生为人谦谨，很少作如是语，可知他对自己的诗学和诗道是何等看重。而对沈寐叟、陈散原、郑孝胥等近代大家，他能道其所长，也知其所短。揆诸民国时期的学人诗坛，马一浮先生是有一无二之人。(1) 《马一浮先生语录类编》（乌以风等编次），《马一浮集》第三册，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78页。(2) 《马一浮先生语录类编·诗学篇》，《马一浮集》第三册，第1024页。(3) 《马一浮先生语录类编》，《马一浮集》第三册，第1065页。(4) 《问学私记》，《马一浮集》第三册，第1140页。(5) 《对毕业诸生演词》，《泰和会语》，《马一浮集》第一册，第50页。(6) 《答吴希之》，《尔雅台答问补编》，《马一浮集》第一册，第743页。(7) 《马一浮先生语录类编》，《马一浮集》第三册，第1064页。(8) 《马一浮先生语录类编》，《马一浮集》第三册，第1052页。(9) 《示吴敬生》，《尔雅台答问续编》卷一，《马一浮集》第一册，第550页。(10) 《泰和会语》，《马一浮集》第一册，第23页。(11) 熊十力：《论六经》（与《中国历史讲话》合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4页。(12) 《示王子游》，《尔雅台答问续编》，《马一浮集》第一册，第667页。(13) 《致李芳远》，《马一浮集》第二册，第1013—1014页。(14) 《示刘公纯》，《尔雅台答问补编》，《马一浮集》第一册，第730—731页。(15) 《答虞逸夫》，《尔雅台答问补编》，《马一浮集》第一册，第741—742页。(16) 《论语大义》，《复性书院讲录》，《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61页。(17) 《八月十五夜月》，《马一浮集》第三册，第142页。(18) 《马一浮先生语录类编·诗学篇》，《马一浮集》第三册，第1024页。(19) 《杂拟》，《马一浮集》第三册，第152页。(20) 《马一浮先生语录类编·诗学篇》，《马一浮集》第三册，第995—996页。(21) 同上书，第1029页。(22) 同上书，第1024页。(23) 同上书，第1029页。第二章 马一浮青少年时期的学问储备一 早慧的天才
马一浮原籍浙江绍兴，1883年4月2日（农历二月二十五）生于四川成都，幼名福田，单名浮，一浮是他的字，又号湛翁，别署蠲戏老人。他的家族世系，可以上推至汉代的会稽太守马稜。高祖俊生，做过徽州知府，后来则一直家运不昌。他的父亲马廷培，字冠臣，17岁入川承嗣其大伯父，究心法律、刑名、经济之学，能识其窾要。而后，长时间在成都府、顺庆府以及绵州、遂宁等府县充当幕僚。光绪七年（1881）以通判发四川，得到当时川省布政使鹿传霖的赏识，委以查库总办之任，政绩昭然。因得以调署潼川府通判及仁寿县知县。马一浮出生时，正当马廷培在仁寿知县任上。
1869年，马廷培的本生母倪太恭人在绍兴病逝，因当时查库事急，没有获准前去奔生母之丧，这使他痛不欲生。1888年复遭遇庶母饶宜人之丧，他又亟请回原籍奔丧，仍未获批准。这位笃于儒学伦理的马廷培，无论如何不愿再留下心灵的憾事，而且也由于深感晚清官场的腐败，便自动弃官离职，携妻儿回到绍兴上虞长塘乡后庄村旧居，为生母和庶母举丧，从此过起闲散隐居的生活。这年马廷培44岁，马一浮5岁。
马一浮是个早慧的天才，童年就有“神童”之称。4岁就学，8岁能诗，9岁能诵《楚辞》《文选》。10岁时，身患重疾的母亲限题限韵，让他作一首菊花诗，他立即应命吟诵道：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处士家。(1)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第二年，马廷培请一位声望颇著的举人来家里教马一浮读书。但没有多久，这位郑姓的先生就提出辞馆，原因是弟子才智过人，自感不能胜任。1898年农历十一月，15岁的马一浮参加绍兴举行的县试，他考中第一名，同考者有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昆仲，分别为三佥三十七名和十佥三十四名。浙省贤达名士汤寿潜以此看中了马一浮的才华，以长女妻之。汤寿潜，字蛰先，籍山阴，民初与会稽合并为绍兴县，遂为绍兴人。光绪十八年进士，与南通张謇善，处身晚清变法维新潮流，两人各有“树识立事”，并称为“张汤”。光绪三十一年，授四品卿衔，总理浙省铁路，连通沪杭，商旅无不称之。辛亥首义后，浙人驱逐巡抚而群起拥寿潜为首任都督。民国政府组阁设官，任命为交通总长，寿潜辞而未就。汤之为人，志强韧，性淡泊，直至1917年（民国六年五月）病逝，未尝接受任何官职，享年六十有二。
马一浮和汤女结婚时，年十七，而汤女（名仪，字润生）18岁，夫妻情感甚笃。但仅两年又七个月，汤仪就不幸去世了。而此前，当马一浮10岁时，也就是指赋《菊花诗》的第三天，即1893年的农历九月十五日，马一浮的生母何恭人病逝，只活了39岁。何恭人名定珠，出身于历代为宦的陕西世家，知书达礼，教子女严而有方。八年后，即义和团变乱的1900年，马一浮的二姊和父亲亦相继弃世。马一浮有三姊，大姊明璧，长其十岁，出嫁丁家后仍悉心照拂唯一的幼弟。三姊惠芳，8岁即夭，当时马一浮6岁。二姊明珪，性刚而有奇气，12岁即誓言不嫁。母病笃，欲自缢以殉，发现后救而复苏。(2)二姊只活了22岁。汤仪之逝与马氏家族的连遭变故实相关联。因此，马一浮极为悲痛，深深感悟“人命危浅，真如朝露，生年欢爱，无几(3)时也。一旦溘逝，一切皆成泡影。遂矢志终身不娶。直到50年代以后，他还视死去爱妻的长塘乡后庄村为伤痛之地，不忍再回故乡一看。二 接触“外学”
1903年是马一浮人生与为学的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的6月，他被遴选为清政府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的秘书，职务本身并没有让他感到兴趣，但在美期间使他有机会直接接触西方的文化和典籍，包括但丁和拜伦的诗歌、莎士比亚的戏剧、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黑格尔的《伦理学》、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基梭的《文明史》和日人村上专精的《佛教原理论》等名著，都成为他搜揽的对象。他还翻译了《日耳曼之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党史》等著作。尤其令他意外的是，他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搜求到了英译本《资本论》。他在1904年3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士《资本论》一册，此书求(4)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此可见青年马一浮接受新思潮的热情，当时他刚满21岁。
马一浮由于受到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益发激起他对戊戌政变后腐朽的清廷统治的不满。一次看到驻美使馆散发的广告中，仍有“我学生当造成辅佐朝廷之资格”一类说辞，他极为反感，在日记里写道：“至于今日，苟尚有一点人血者，尚忍作此语耶？因又念此种崇拜暴主政体，天赋之贱种，直不足与语也。哀哉，我同胞乎！入(5)自由国，受自由教育，而奴性之坚牢尚如是，吾族富有豸耶！对康有为倡立的保皇会，他更是持决绝地反对的态度，蔑称为“保皇会诸(6)贼。青年马一浮和晚清许多学人的青年时期一样，政治思想站在了维新变革派的一边。
马一浮21岁的生日是在美度过的，但内心充满苦痛。他在1904年4月9日（农历二月二十五）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为予生日，予之来此世，至今凡二十一年，过去之痛苦已多，未来之哀毒方亟。悲哉！(7)无家之子，亡国之民，当有感情，何能遣此。只身在外的孤独感增加了对亲人的想念，对家乡的思念，对祖国的怀念。1904年2月15日，是中国甲辰年的春节，马一浮感慨万千，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者中国之元旦也。自哲学理论上言之，历数者不过由于
种族观念之差异而别，无甚关系于社会之事实。自爱国心上言之，
则此历数者，自黄帝以来（自汉以来皆建寅，非一人所定之正
朔）相传之遗物。吾爱祖国，吾亦当爱吾祖国之历数，于是吾对
于历数上之今日而生种种感情。一、对于民族国家之感情（由历数之感情而推及）；一、对于人类社会之感情（由对于民族国家之感情而推及）；一、对于家族自身之感情（由上二者之普遍观念而回转反
省）；一、对于宗教哲学上之感情（由上之普遍狭义二观念结合之
究竟而生）；凡诸感情连续不断，是生迷惑烦恼。嗟乎！吾将截断之乎，
种种现象浮于吾脑，不可驱也。吾将推尽之乎，一切痛苦纷然来(8)
袭，何可穷也。可若何！可若何！孤身羁旅海外的人，难免有一种精神焦虑症。但马一浮不同，他的焦虑延伸到宗教、哲学、自身、社会、家族、国族各个方面，百感交集，万念纷聚，致使他迷惑烦恼，身心俱摧，无限苦痛。他在日记中几次写道，自己已经生病了，甚至“昏然欲死”，到了几近要写绝命词与(9)国内骨肉故旧诀别的境况。马一浮的精神世界极其敏锐，对学问、对事物、对生命，有触必有感。21岁的天才青年，正是情感山崩、理性复苏的青春时刻，宁不穷思竭虑、苦痛而困扰者哉！
尤其几年来族中亲人的相继离世，让马一浮实在难以释怀。1904年4月28日，农历三月十四，是其父尊马廷培逝世三周年的忌日，马一浮伤痛地写下了自己的情感刻痕：“痛哉！吾父弃我于是遂三年哉！吾家庭之痛不可绝。夜回想四年前今日方侍吾父病，二年前今日则吾犹得哭于邱墓；乃今者，去国远，去吾父亦远。哀哀鲜民，惨惨亡国，能不痛哉！又悬想今日家中方举梵呗，设像供，而无一人在前。(10)一触于心，辄如刀裂。这段哀辞之中，自然也会包括对二姊和早逝的爱妻的缅怀。
能够使马一浮的精神得到宁康的，唯有读书。不仅外国书，一边搜罗一边阅读，常常充满惊喜；中国古典也是有书必读。在美期间，他读了《后汉书》《水浒传》《红楼梦》，以及李白、杜甫诗，并写信给家里，希望寄来《桃花扇》《牡丹亭》，又向谢无量索要《楞严经》。甲辰春节过后的正月十六，正在烦闷之中的马一浮，因“得狄(11)摩斯谛尼演说集、但丁诗及罗斯福论文一册，稍解郁闷。诗情易生爱恋，而孤独欲病时，正是读书期。马一浮在美虽只一年的时间，其知识与学问的收获与拓展可是不小，成为他日后回首往事时的一段无法抹去的人生记忆。
1904年6月19日（农历五月初六）马一浮离美。接着又在日本有数月的停留。旅美期间亦曾游历欧洲大陆。还产生过在柏林和欧土诸邦停留较长时间的想法，因故未能如愿。他对吸收外域知识充满热情。赴美之前，已经与谢无量、马君武、邵廉存等在上海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系统地译介西学典籍是他早期的学术理想之一。英、德文字有相当的掌握。对欧西文学，马一浮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甚至有撰写《欧洲文学小史》和《诗人传》的计划。他还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诸如希腊的史诗是英、法等欧洲文学的源泉，可与中国的《风》《骚》相比，以及德国文学体制详备、内容典雅深厚，颇似唐以前的中国作品。可是当1904年年底回国之后，他没有继续往西学的路径上走，而是迭经检讨、反思、比较，最终还是走上了向中国学术传统的回归之路。三 读书最多的人
马一浮开始了新一轮的疯狂阅读。
他先是在镇江焦山的海西庵作中西学问的反思，与好友谢无量同在一处，切磋砥砺，一年有奇。同时，他开始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稽先生传》为书名，陆续发表于上海的《独立周报》。1907年，他在写给舅氏的信里说：“见当世为西学者，猎其粗粕，矜尺寸之艺，大抵工师之事，商贩所习，而谓之学。稍贤者，记律令数条，遂自拟萧何；诵章句不敌孺子，已抗颜讲道。哆口议时政。心异其矜炫，而盈国方驰骛以干要路、营世利，甥实未知其可，故宁黯然(12)远引，不欲以言自显。他认为，晚清以还国内流行的西学失之于粗造稗贩，徒称其“器”，而未能进之于“道”。然则，他自己对西方学术与艺文是如何看法？该信中继续写道：“甥所收彼土论著百余家，略识其流别。大概推本人生之诣，陈上治之要。玄思幽邈，出入道家；其平实者，亦与儒家为近。文章高者拟于周末诸子，下不失《吕览》《淮南》之列。凡此皆国人所弃不道，甥独好之，以为符于圣人之术。知非当世所亟，未敢辄放论，取不知者疑怪。欲综会诸家国别、代次，导源竟委，为《西方学林》，辅吾儒宗，以俟来者。又欲草《西方艺文志》，著其类略，贫不能多得书，病撢绎未广，讫未可就。时人盛慕欧制，曾不得其为治之迹，惊走相诧，徒以其器耳。上所以为政，下所以为教，谓能一变至道，甥不敢知也。夫上智远察，或乖一时之策，高议违俗，易触人上之忌，由来远矣。今独欲排众忤时，轻有所短长，不亦殆哉。此甥所以默守臧密，不露文章，灭景湛(13)身，儋然遗虑者也。马一浮对西学的这些看法显然与时人不同，他试图以中国学术作为参照系，来理解西方的艺文与学术。当然，他的这些思想并没有形诸文字，只是向舅氏报告心得而已。
对中国学问的检讨与反思，他打算用两部著作来完成，一为《儒宗》，记述秦汉至近代的学术源流，“考其师承，别其流派”，以补黄梨洲、全谢山所著《学案》的不足；一为《文宗》，记“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体例则以七序、八史、五表、六论“发挥旨趣，著其得(14)失。我们由此可知，青年马一浮眼界之高和学术怀抱之大。这些学术设想虽然没有最终完成，但在致舅氏信里阐述的学术禀性、学术怀抱和学术理想，却是研究马一浮学术思想的重要材料，值得我们深长思之。这是一段比较长的文字，兹具引如下：甥生禀义方，夙嗜文史。弱岁孤露，沦泊江湖，性慕幽遁，
肆志玄览，不名一艺。于当代之故，未娴人间之节。内自量省，
惟当缮命岩谷，韬影丘园，橡梠自充，猿鹤为群。非有鲁连存赵
之术，徒怀鲍焦抱木之操。材否异受，飞潜殊限。虽欲远谒，末
由自致。窃惟王迹中迈，九州云扰，群鹿竞逐，黔首愁苦。将欲
雍容决策，咄嗟树义。却虎狼于西士，驱狐鼠于中原。使功高泰
山，国重九鼎。斯非常之烈，魁桀之事，非介夫素士所能预。若
乃贯缀前典，整齐百家，搜访文物，思弘道艺；次献（先）哲之
旧闻，俟来者之足征，则中材菲学，可勉而至也。夫仲尼周流，
晚综六艺；伯阳将隐，遂草五千。子长发愤于《史记》，扬维默
守于《太玄》；董生精思于天人，平子推象于灵宪；仲淹崛起于
河汾，尧夫高步于百源；司马萃力于涑水，濂洛绍统于尼山。此
皆名世之业，甥何敢望焉。若《中垒别录》《昭明总集》，班蔡
通故考文，符充抒论正俗，郑樵博洽，端临多识，辨物比类，述
者为贤。虽非至道之契，抑亦著作之林也。今礼敝俗窳，邦献隳
阙。士行回辟，贱义漓真。睢盱喭竞，罔克繇道。甥虽不敏，窃(15)
有志于二宗。此段叙述说明，马一浮通过两年多的典籍阅读与学术反思，对中国学问的了解已经进入新的境界，对自身禀赋才性的体认更加明晰稳定。他说自己“生禀义方，夙嗜文史”“性慕幽遁，肆志玄览”，愿意以“岩谷”和“丘园”作为自己的容身之所，其儒宗和隐士的超绝怀抱已昭然可睹。
为彻底脱却尘杂，马一浮在离开镇江的海西庵后，索性住进杭州西湖边上广化寺的禅房，就近阅读外西湖“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于是，僧舍、青灯伴古籀，心无旁骛，手不释卷，日夜披览。学林中以此有马先生读完了《四库全书》的说法。此说是否真的可靠，已不能完全考知。但马先生读书之多、典籍之熟、记诵之博，远非一般学人所能望其项背，则无疑义。丰子恺和弘一法师是他的契友，对他最了解。弘一法师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16)丰子恺则说：“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引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17)文来。苏曼殊在致友人刘半农的信里谈到马一浮，也说过：“此间有马处士一浮，其人无书不读，不慧曾两次相见，谈论娓娓，令人忘(18)饥也。马一浮在青年时期，即以其博学慧识为南国学林高士所推重。四 陋巷高士
马一浮在广化寺栖居的时间，应该在1906至1908年。中间亦曾借住过永福寺。然后迁移至杭州街区，先后住在宝柱观巷、延定巷和马所巷。所谓“居陋巷”，即指此也。孔子称赞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现代学者中唯马先生当得。书家沙孟海当年曾前去拜谒马一浮先生，他回忆说：“1928年客杭州，由老友童君藻孙陪同，拜谒马先生于延定巷寓居。一片泥地，长满青苔。堂上只放一张新式圆桌，几把椅子，会见客人。壁间挂一副手写小篆楹联，文曰‘任呼茂叔穷禅客，早判公羊卖饼家’。见得(19)老前辈治学的旨趣。丰子恺的《陋巷》一文，记述他三次见到马一浮先生的情形，尤为生动具体。
第一次是1914年，他17岁，留下的印象是：“他的眼不像L先生（指李叔同——笔者注）的眼地纤细，圆大而炯炯发光，上眼帘弯成一条坚致有力的弧线，切着下面的深黑的瞳子。他的须髯从左耳根沿着脸孔一直挂到右耳根，颜色与眼瞳一样深黑。我当时正热衷于木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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