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建平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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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普陀山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普陀山／刘建平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4
ISBN 978-7-5473-0317-7
Ⅰ．①红… Ⅱ．①刘… Ⅲ．①《红楼梦》研究 Ⅳ.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9590号
责任编辑：武子灵
封面设计：房惠平
红楼梦·普陀山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1092毫米 1/32
字 数：101千
印 张：4.875
版 次：201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0317-7
定 价：1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序蒋宝华“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所创作的《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伟大作品，代表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至今无法逾越的高峰。“假去真来真胜假，无原有时有非无。”全书时刻流露出来的宗教色彩也为《红楼梦》及作者曹雪芹披上了神秘的面纱，令后人追溯。
曹雪芹无疑是有浓厚的宗教情怀的，他自身经历了一场梦幻般的人生变迁，由“当年笏满床”的百年显赫家族的贵公子沦落为“举家食粥酒常赊”的钦定罪囚后裔，在这种“叹人世，终难定”转瞬间荣兴辱衰的变幻人生里，使他悟到了“一切皆空，终归于无”的佛学思想，包括《红楼梦》之名，曾原名《情僧录》，后正式为《红楼梦》，并以一个“梦”字，概括了小说中“尘世万物皆虚幻，世事无常性本空”的禅宗思想，书中贯穿全文的癞头和尚更是在情节发展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曹雪芹这种佛教思想不仅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更是当时社会佛教文化背景的产物。
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这部伟大著作的社会背景是清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社会生活画面。清代诸帝都笃信佛教，特别是清初的三帝，即顺治、康熙、雍正三帝都尊崇佛教。康熙六次南巡，都为南海观音道场普陀山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福祉，促使普陀山奠定了“五朝恩赐无双地，四海尊崇第一山”的崇高地位。据史料记载：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命杭州织造孙文成、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运送内造自在观音像供普济寺，救度佛母像供法雨寺。两像均连底座高一丈六尺，佛身五尺，脱沙泥金，于四月十八日由孙文成及曹寅之弟曹宜护送到山安供。由此推想，幼年曹雪芹曾跟随其叔祖曹寅同往普陀山并非不可能，或者说以后他叔祖曾向曹雪芹介绍过“海天佛国”的那块“通灵”奇石以及普陀山的海山景色、人文传说，使得曹雪芹对它产生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著写《红楼梦》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红楼梦》中虚无缥缈的幻境、似懂非懂的偈语、因空见性的宗教宿命感，都为《红楼梦》一书逃脱政治迫害和文字狱的封杀起到了关键作用，也为后人留下无限的遐想和解读。
正如曹雪芹所撰楹联：“自在自观观自在，如来如见见如来。”千百年来，普陀山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梯山航海的众生，小求的仅仅是身外的功利，大求的却是心灵的感悟。如果说当年曹雪芹这位高贵的“痴者”来山有感，始有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那么，如今无锡科技职业学院的刘建平先生，也带着几分痴意，历时数年，潜心研读《红楼梦》，翻阅无数史料，寻觅字里行间的草蛇灰线，独辟蹊径，描述了红楼梦与普陀山的诸多因缘，见解独到，研析透彻，也可谓“音亦能观，始信聪明无二理；空也可取，果知道释原同宗”。是否二者缘因缘果，皆为灵感？“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作为海天佛国、观音道场普陀山，当下，正以其神圣、神秘、神奇的风采，日益感召着十方众生，共同塑造着《普陀山宣言》倡导的“六和”人生、社会乃至世界，同时也造就着普陀山“世界佛教圣地、国际旅游胜地”。在此，我也期待更多的有缘之士，登临普陀山，徜徉于文化长廊之中，灵感于山海之间，在各自绚丽的生命长河中，谱就精彩华章；在普陀山浩淼烟波的历史里，留下一叶菩提。
是以为序。辛卯年初春于普陀山绪言
曹雪芹在北京写成《红楼梦》，内容是清康熙、雍正时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在京城和江南的生活，这些普通常识，高中文化以上的中国人都知道。此书诞生二百多年来，一代代读者对书中地理区域的认识，都没有超出北京和江南的范围。然而谁都没有想到，这本处处春秋笔法、章章设置谜局的伟大著作，其众多谜底却在东海之中的普陀山。这个说法或许令人难信，却是一说便知、一点就通的事实。
普陀山与《红楼梦》存在深刻密切的关系，从乾隆时期直到今天的红学界，似乎还无人言及。这个情况令人费解。看来，普陀山确实是一座神奇玄妙的宝地，而曹雪芹的艺术构想也确实出人所料。作为观音菩萨道场，普陀山让世人崇敬和景仰。殊不知，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也将眼光投向这里，并将普陀山的观音菩萨、莲花洋、潮音洞、小白花、寺庙藏印、康熙雍正碑文等素材，一股脑儿纳入其空前绝后的艺术架构，成为《红楼梦》的精彩元素和艺术魅力的重要来源。
曹雪芹之所以如此大费周折，苦心孤诣，绕了一个几千里的弯路，以“假语村言”敷衍故事，将“真事”隐藏其中，写出这样一个至今尚未完全揭开面纱的文学瑰宝，还得“归功”于乾隆皇帝一手推动、殃及全国、令无数文人闻之丧胆、又让数百人头落地的“文字狱”。
乾隆皇帝这样做，是继承了祖父康熙皇帝和父亲雍正皇帝的统治方法。作为满族入主中原，最怕的就是汉人思想情感的反叛。想到此，康、雍、乾这祖孙三代皇帝都会不寒而栗，其共同做法是首先大兴文字狱，通过大开杀戒以惩效尤，风波稍停后又竭力安抚拉拢汉族知识分子。这个方面的情况，原中国《红楼梦》研究所冯其庸老先生在《论红楼梦的思想》一书中有详细的介绍。《红楼梦》正是写于乾隆时期。
更让读者惊讶的是，《红楼梦》的笔头所向，直指乾隆帝的爷爷康熙帝和父亲雍正帝。对于康熙皇帝，曹雪芹内心充满怀念和感恩之思；与之相反的是，雍正皇帝则是曹雪芹决不放过，发誓用笔力大加讨伐、令其遗臭万年的对象。对康熙、雍正帝的不同情感评判，正是曹雪芹创作这本书的根本动机之一。
如果说曹雪芹胆大包天，此言绝对不谬。但如果说曹雪芹真的愿将自己的头颅送上乾隆的断头台，或者说曹雪芹为了全身避祸而对国恨家仇钳口隐忍，就此作罢，放弃对雍正的口诛笔伐，让已经流转百年、对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曹家从此灰飞烟灭，在历史上彻底消失，即小瞧了一代文化大师的大智慧及坚定的文心。要知道，由于家族命运的天翻地覆，曹雪芹过早阅尽人间冷暖沧桑，并没有等到“五十而知天命”。在京城郊区的乡下，曹雪芹决意以自家和皇家的百年纠葛，凭“字字看来都是血”的笔迹，创造一个文化上的大奇迹。
问题是不能对乾隆帝周围那些嗅觉极其敏感、为讨好主子不惜制造莫须有文字事端的鹰犬有任何幻想。在那种血腥弥漫的文化环境中，曹雪芹注定只能用非常规的方法写他的书。
艺术是解决一切难题的最好办法。
曹雪芹还是幸运的，有心者就有舞台。这不，历史的某些因缘巧合，恰恰给曹雪芹发挥天马行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想象力提供了一个千载希逢的机会，也给曹雪芹戏弄乾隆帝的文字政策布下了一个慧眼也难识破的疑阵。
这巧合就是康熙、雍正帝在普陀山留下的种种痕迹。本书后面将要仔细叙述，此处且按下不表。
更为巧合的是，康熙帝多次南下苏杭时，随同人员的行列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如影随形，侍奉左右。康熙帝许多与普陀山相关的事务，都交由曹家办理。曹寅的弟弟曹宜还亲自护送康熙赐予的佛像等物品前往普陀山。康熙帝不能去普陀山进香，耿耿不能释怀，曹及地方官员乡绅看在眼里，他们共同捐资，索性在苏州造了一个与普陀山同名的“普济寺”，以解康熙帝对普陀山的无限渴念。为此，康熙帝亲书“香岩普济”四字匾额，由曹及苏州织造李煦共同挂在该寺普济堂正中梁上，并为此举行隆重典礼。故宫有关档案对这些有详细的记载。
从《红楼梦》相关内容看，曹家祖辈与康熙帝的这些交往，都源源不断灌输到了年轻的曹雪芹心中，普陀山进入曹雪芹的艺术视野，是自然的事。
普陀山的主要特征是它与红尘拉开了足够的距离。普陀山浓厚的佛道氛围，使之成为世俗社会的鲜明反照。普陀山远在东部海疆，属舟山群岛，为波涛海浪环绕。自远古直到明清前，该岛虽有人居，亦有道人先足踏入，甚至有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站一说，但到底是一个蛮荒之地，远离政治中心京城，与经济中心、百里繁华地的苏嘉杭相比，也宛如两个世界。普陀山山横亘，海无涯，天无际，山海形势，海天之境，孤绝一隅，千古如一。所有的景致，让人会自然联想到鸿蒙、原始，远古、尘外和无限。正因为如此，它挡住了许多人前往的脚步，也挡住了许多人对它的精神关注，使它具备足够条件成为曹雪芹回避文字拷问、为尘内尘外两个世界设局布阵的艺术原型，满足了曹雪芹沉潜伟大情思的创作需要。
有一利就有一弊。
曹雪芹的设想毕竟太出格了，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读者，甚至学人智者对作品的感悟能力。谁会在欣赏京城大观园里是是非非的同时，联想到数千里之外、波涛汹涌的东海呢？会联想到金銮殿上的皇帝与大海的关系呢？即便曹雪芹在书中明确提到大海，创造了一个与普陀山高度一致的太虚幻境，一代代的读者还是没有意识，甚至曹雪芹身边的脂砚斋也处在完全的懵懂之中。享誉海内的脂评，没有一句话与普陀山挂上钩。对这个问题，合理的逻辑是曹雪芹出于对脂砚斋的保护，即使对身边亲近的人也是三缄其口，不作任何透露。曹雪芹将“真事”隐藏得这么深，这么离奇，以至于面对茫茫人海和无数的硕学鸿儒，依然要感叹“谁解其中味”。曹雪芹的预言成了谶语，至今还有某些红学家仍将太虚幻境牵强附会成北京的某个庙宇，实在与曹雪芹的构思南辕北辙。《红楼梦》成为千古谜书，普陀山是重大因素之一。
然而有了普陀山，曹雪芹笔下的众多金钗，包括逃避红尘的甄士隐、柳湘莲和贾宝玉就都有了命运和精神的最后归宿。
有了普陀山，《红楼梦》才如此让读者心醉神迷，百读不厌。
有了普陀山，周汝昌老先生一再论证推究的“情榜”，才能找到一处最适合挂的地方。
翻完此书，读者会自然明白，没有普陀山，《红楼梦》将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
曹雪芹欲隐藏“真事”，普陀山，就成为将真事隐藏起来的主要手段。曹雪芹手段太高妙了，这一藏，就是二百多年，不但成功躲过了乾隆时期严酷的“文字狱”，还“蒙过”了一代一代的读者。今天，当普陀山与《红楼梦》之间的迷障逐渐清晰起来的时候，我们完全有理由问一声：不关注普陀山，怎么能读懂《红楼梦》呢？一、海天佛国与太虚幻境
海天佛国是普陀山最鲜明的文化性格，太虚幻境是《红楼梦》最诡谲神秘的虚构境界。这两者有关系吗？
仔细对比，读者可以发现，《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明显是照着海天佛国普陀山画的。《红楼梦》“大旨谈情”，曹雪芹这样做，目的就是以观音菩萨照护下的“有情世界”讥刺雍正皇帝统治下的“无情世界”。读一读雍正帝留在普陀山的碑文，上面写着对康熙帝的眷念和对观音菩萨救度众生的赞美。而世人在雍正时期感受到的，恰恰与碑文上所写的相反。这给曹雪芹讽刺雍正帝留下了广阔的空间。鉴于乾隆时期的文化高压政策，曹雪芹竭力避免时人轻易看出太虚幻境与普陀山的关系，一旦时过境迁，又须让后代读者明白太虚幻境就是普陀山。为此，曹雪芹在书中对普陀山作了改头换面的重造，重点是将莲花洋改为灌愁海，将普陀山改为放春山，将观音菩萨化身为警幻仙姑。
大家都知道，普陀山以佛家为主，道家次之；曹雪芹改造后，放春山看上去以道家为主，佛家次之，但实际上是道家显之，佛家隐之，当家人成了一个“仙姑”。为此，曹雪芹用多种方法烘托渲染。如宝玉第一眼见到警幻仙姑，书中用了“蹁跹袅娜”四字描写其姿容，显然不是佛教用语，却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神话中飘逸美妙的仙子。为牵引读者思路，曹雪芹又以一赋为其定调：方离柳坞，乍出花房。但行处，鸟惊庭树；将到时，影度回廊。仙袂乍飘兮，闻麝兰之馥郁；荷衣欲动兮，听环佩之铿锵。靥笑春桃兮，云堆翠髻；唇绽樱颗兮，榴齿含香。纤腰之楚楚兮，回风舞雪；珠翠之辉辉兮，满额鹅黄。出没花间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飞若扬。蛾眉颦笑兮，将言而未语；莲步乍移兮，待止而欲行。羡彼之良质兮，冰清玉润；羡彼之华服兮，闪灼文章；爱彼之貌容兮，香培玉琢；美彼之态度兮，凤翥龙翔。其素若何？春梅绽雪。其洁若何？秋菊被霜。其静若何？松生空谷。其艳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龙游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应惭西子，实愧王嫱。吁！奇矣哉，生于孰地，来自何方？信矣乎，瑶池不二，紫府无双。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有中国文化常识的人，读到此赋，会很自然联想到曹植的《洛神赋》，联想到西施、王昭君，以及瑶池紫府，压根儿不会想到佛教人物。熟读中国文化的脂砚斋也认为“此赋则不见长”。脂砚斋这样说，显然将此赋与他脑中所有描写美人仙子的中国辞赋作了比较，怎么也不可能往佛教那个方向想。二百多年来，差不多所有读者都是这么一个思维。效果如此显著，曹雪芹还觉不够，索性让宝玉从口中呼出称谓，进一步巩固读者印象。书中这样写道：
宝玉见是一个仙姑，喜的忙上来作揖问道：“神仙姐姐，不知从那里来，如今要往那里去……”宝玉如此称呼，脂砚斋评为“千古未闻之奇称，写来竟成千古未闻之奇语。故是千古未有之奇文”。脂砚斋显然也未能识破曹君用心。“神仙姐姐”四字，属“假作真时真亦假”，是用中国本土美人仙子引导读者情思，将佛教为主色调的普陀山隐藏在道教和民俗之后。这当然是曹雪芹的预设，却轻而易举遮蔽了太多读者学人的法眼，到了21世纪的当下，也没人意识到警幻仙姑与普陀山佛教人物的关系。曹雪芹并非卖关子弄才情，实在是无奈之举。另一方面，我们不可忘记，曹雪芹的本意还是要将太虚幻境与普陀山紧密联系在一起，否则颂扬康熙、贬斥雍正的意思就不能有效传出，切实让读者领会，他这本书就真的白写了，“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功夫也就白费了。曹雪芹用了另外一些信息落实自己的企图。比如警幻仙姑尚未出场，先有一歌声传出：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春梦”是女孩子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只是像天空浮云一样被风吹散了，可见理想不过是“空”而已；“飞花”指女孩子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它随着再不回头的流水永远消失了，生命因而也是一场空。“闲愁”即青年男女的爱之情怀，它正是青春时期的“春梦”。既然如此，天下众儿女何必再去寻觅那本来就实现不了的“空空之物”呢？
显而易见，警幻仙姑唱的是佛家“四大皆空”的歌。此歌给书中红尘世界定调，实际是给雍正、乾隆时代定调。如果用书中情节印证“闲愁”，非二十二回宝钗的“生日风波”莫属。这一回，黛玉接续宝玉“你证我证”一偈，用了“无立足境，方是干净”的禅语，非常彻底地表述了“四大皆空”的佛家思想，宝钗接着说了神秀和尚与六祖慧能的故事，其中慧能一偈是：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黛玉、宝钗所言都是为了说明他们之间是非冲突是无意义的，但细细品读这四句偈语，谁都能朦胧感觉到，警幻仙姑“春梦随云散”一曲，似乎正是从此偈翻出。仙姑唱着空空如也又大慈大悲的歌，意在点醒普天下的少男少女，不要妄作红尘之念。这仙姑显然是一个觉者，一个女佛，不是观音菩萨还能是谁？
警幻仙姑与普陀山的关系，在其向宝玉作自我介绍时道破天机。警幻仙姑说：吾居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离恨天”是佛教观念。根据《汉语大词典》解释：佛经谓须弥山正中有一天，四方各有八天，共三十三天。民间传说：三十三天中，最高者是离恨天。后比喻男女生离、抱恨终身的境地。警幻仙姑说自己“居离恨天之上”，正是男女生离死别之地；她“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正是“离恨天”特性使然。“灌愁海”是曹雪芹对“莲花洋”的改称。普陀山“不肯去观音”的故事世人皆晓。当初那个日本僧人手捧观音像从普陀山乘船回日本时，四周海面突然生成无数铁莲花，让僧人坐船无法动弹，从此这一片海就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莲花洋”。这不仅表明观音要留在自己的道场，也是观音对众生苦厄的怜悯。可见“莲花洋”的内涵是“情之海”。“愁”乃众儿女的苦情悲思，可见“灌愁海”亦为“情之海”。曹雪芹巧妙利用了“莲花洋”的内在意义，造出“灌愁海”一词，使两者在“情”字上暗合起来。这里，警幻仙姑与普陀山的关系已经初见端倪。“放春山”，春花满山开放也。有相关梵语知识的读者或许知道，“放春山”即从“普陀山”一词化来。“普陀山”梵文原义就是“小白花山”。自然造化，不可思议，佛缘更是奇妙无比。每年大地回春的时候，普陀山特有的一种小白花就满山开放，脱俗、纯洁而又安静，将普陀山装扮成名副其实的一片净土。小白花加上其他争相开放的百花，可以想像普陀山的春天是一幅什么景象。可见，“普陀山”就是“放春山”，“放春山”实乃“普陀山”也。“遣香洞”的原型是“潮音洞”，也有一定依据。“遣”，用也。“遣香”即“烧香”。熟悉普陀山历史的都知道，普陀山潮音洞是观音显圣之所，唐宋以来一直吸引无数香客前来烧香礼拜。当然，将“潮音洞”转化成“遣香洞”，还有更多艺术元素。实际上，曹雪芹将僧众烧香之“香”，洞内仙女之天“香”，普陀山花草之“香”与佛之“香”都融合在一起，以“香”为媒，将“潮音洞”与“遣香洞”暗合在一起。“警幻仙姑”的原型是观音菩萨吗？似乎也没有疑问。观音菩萨俯瞰红尘，聆听世音，救度众生，启发愚痴，给人送子，现身显灵等，警幻仙姑一样都不少，“仙姑”的美丽华妆，不过是曹雪芹的隐藏术罢了。如果不隐藏，直接写观音菩萨，别有用心之人就会联系普陀山，进而联想到雍正和他的碑文，曹雪芹一家或许就要再次大祸临头，《红楼梦》也将堕入万劫不复之地。
曹雪芹很明智地防止了这一切的发生。
观音菩萨和普陀山在书中被藏起来，但她们与太虚幻境之间已经有了一一对应的关系。为了让读者增加印象，本书作者再次归纳如下：
普陀山有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太虚幻境有司红尘风月、解人间困厄的警幻仙姑。
普陀山有莲花洋，太虚幻境有灌愁海。
普陀山有梵天，太虚幻境有离恨天。
普陀山有大名鼎鼎的潮音洞，观音菩萨曾在洞内现身显圣；太虚幻境有神秘莫测的遣香洞，警幻仙姑让宝玉梦中闻香、喝茶、饮酒、听歌、看女子册页，也是现身显圣。
普陀山观音菩萨能送子，放春山警幻仙姑亦专事投胎。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就是在警幻仙姑亲自操持下，从太虚幻境出发，投胎京城贾府和苏州林府，才有贾宝玉和林黛玉的。
普陀山是“佛道同山”，放春山也常见“一僧一道”同行，也是“佛道同山”。“太虚幻境”、“警幻仙姑”等名号本身也是“佛道一体”。“太虚”是道家观念；“幻”即“空”，是佛家观念。太虚幻境之“幻”与警幻仙姑之“幻”，实际来自于《金刚经》的说法。《金刚经·应化非真分》中，释迦牟尼最后对世界及万物作了一个结论，形成一句佛界名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警示世人无须执著于红尘中的一切，看来成为警幻仙姑的使命。
总之，普陀山是海天佛国，太虚幻境亦是海天佛国，普陀山是梵天莲花洋小白花山潮音洞观音菩萨，太虚幻境是离恨天灌愁海放春山遣香洞警幻仙姑。它们之间的相似度近乎百分之百。
读者或问：曹雪芹为什么这样写？
一是为了绕过文字狱，用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方法抒写胸中无限积郁，绝对不是曹雪芹有意要为难读者。二是普陀山与康熙、雍正的关系太紧密了，曹家与康熙、雍正的关系也太紧密了。三者就这样关联起来，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红楼梦》的面貌。二、康熙皇帝与普陀山
康熙皇帝与普陀山的关系非常特殊而深厚。现在普陀山繁荣兴旺的景象，可以说就是康熙帝亲手促成的。康熙帝对普陀山的关注，几乎可以与他所关心的重大国务相提并论，几十年如一日，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
据《浙江通志》记载，眀末清初时期，东南沿海一带海寇猖狂，普陀山也未能幸免。顺治八年夏，普济寺前身“普陀禅寺”被烧毁，只剩下大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寺庙人员的安全，康熙十年，也就是1672年，康熙帝下旨将普陀山僧众迁徙到内地。在这之后，康熙采取了一系列解决海盗问题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派出重兵，在康熙二十二年（1684）将聚拢在台湾岛一带的海盗彻底消灭。至此，重建普陀山的计划逐步被提上议事日程。康熙为普陀山到底做了哪些事呢？
康熙二十八年（1690），定海总兵官黄大来奏请朝廷重修，康熙批准，并拨帑金一千两，分赐普陀、法雨二寺重建佛殿；
康熙三十八年（1700），康熙南巡到杭州，又赐给帑金五百两修饰，并改名为“普济禅寺”。同时，康熙还御赐自在观世音一尊，银制吉庆阿哥一尊，宝印一颗，渗金佛三尊，《金刚经》一部，《佛塔心经》、《金字心经》各一部，临米芾书单条一幅，御书“普济群灵”、“潮音洞”、“皓月禅心”匾额。至今“普济群灵”一匾还悬挂在普济寺主殿的正中梁上；
康熙三十八年御书“天花法雨”、“修持净业”诸匾额，康熙还下诏拆了南京明故宫一座九龙宫殿，搬迁到法雨寺重建，同时在法雨寺刻石立碑。又御赐《金刚经》一部，临米芾书一幅；
康熙四十二年（1704）又御书“大圆通殿”、“狮子窟”二额；
康熙四十三年御制南海普陀山普济禅寺碑文，勒石寺中，并御书“宣布声闻”四字；御制南海普陀法雨寺碑文，勒石寺中；
康熙四十六年赐“栴檀林”；
康熙五十九年御书“海月常辉”等。
以上情况说明，清朝普陀山佛光重照，香火再燃，首先结缘于康熙皇帝。康熙对普陀山念念不忘，厚待普陀山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且几乎贯穿了他在位握权的全部过程。康熙三十八年送给普陀山的礼品尤其值得注意，除了一些佛教器物外，还送了银制吉庆阿哥一尊，宝印一颗，临米芾书单条一幅。“阿哥”代表皇子，宝印是皇权的象征。皇帝送这样的礼，闻所未闻，其意义远不止是送“厚礼”及让普陀山光耀门楣，而是康熙对佛家，尤其是观音菩萨的精神皈依和重大托付，并欲借佛家法力护佑大清王朝直至子子孙孙。米芾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首，米芾身上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众所周知，康熙作为满族皇帝，为了实行对汉族的有效统治，其对汉族文化的学习钻研穷其一生。在相当程度上，康熙皇帝是一个既保持满族习俗，又充分汉化的皇帝。康熙皇帝临米芾帖，是一个比较私人化、个性化的行为。他将临米芾字幅送给普陀山，不但表明与普陀山特别亲情的姿态，尤其是要观音菩萨将其视为一个合法合格的汉族皇帝来护持对待。这种心理，从他送的礼品中是能够一目了然的。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居然异想天开，创意大发，将南京一座九龙宫殿拆到普陀山，这个行为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含义。从政治角度看，康熙既拆明故宫，又下力气保护明皇陵，很有些矛盾。实际上，九龙殿是明朝皇帝处理国务的地方，象征权力运行，新朝皇帝当然难以容忍。拆了它，有驱散明朝皇帝阴魂的意思。而明朝皇帝躺在坟墓里，对清王朝统治已经无碍，关照它可以收买汉族人心，因此保护明皇陵尤显必要。从文化层面看，康熙不免受到梁代皇帝舍身事佛故事的影响，认识到皇帝的身家国家均可寄托佛家，还有什么东西舍不得呢？当然康熙皇帝没有梁代皇帝那么疯狂，但千里迢迢拆宝殿，足以与历史上任一皇帝的痴迷佛心媲美。康熙皇帝将九龙殿安放在法雨寺，明摆着希望自己的统治如法雨普施，万物沾足，百姓感恩戴德，又弥补自己不能亲上普陀山的遗憾。康熙做了这些以后，显然觉得天下人未必理解他的用心，于是事隔几年，即康熙四十三年，他干脆在普陀山最重要的两大寺，普济禅寺和法雨禅寺立碑镌文，明明白白袒露自己的心迹。为了进一步了解康熙与普陀山的深刻关系，读一读他留在山上的碑文是非常必要的。御制补陀洛迦山普济禅寺碑记
稽考梵书补陀洛迦山有三，一居厄纳忒黑，一居忒白忒，一居南海，即是山也。本山志书未得其详。当年海寇猖狂，凡禁海之外寺宇梵刹，皆为灰烬。自康熙二十二年荡平台湾，海波永息，故游方衲子，因旧基址斩蓬蒿刈黎藿而更新焉。朕时巡浙西，特遣专官虔修净供，敬书题额，永镇山门。复发帑金重修寺宇，务俾殿堂庑牖丹碧华烨棼橑焕美，而一木一石悉出公家，一夫一役不烦民力。上为慈闱延禧，下为苍生赐祉也。朕自幼龄诵经读史，以修齐治平为本，未暇览金经贝叶空寂泡影之文，所以不能窥其堂奥而言之。元者，善之長也；佛者，以善为本。推而广之大约无二。上天好生，化育万汇；大士慈悲，度尽众生，亦无二也。朕求治勤民四十余载矣。今者兵革已销，而民生未臻康阜；梗顽虽化，而民情未尽淳良。皆由水旱靡常，丰歉各异，此朕寤寐孳孳不能释也。以大士之力，庶几慈云法雨甘露祥风，使岁稔人安，万姓仁寿，则普济之鸿功，即时雍之上理，是朕之心也。夫爰书翰简，勒诸穹碑，垂示无尽云。康熙四十三年岁次甲申嘉平上旬
译文：
考察佛经，普陀洛伽山一共有三座，一在厄纳特黑（指印度的补怛落迦），一在忒白忒（指西藏的拉萨），还有一座在南海，就是本座山。《普陀山志》记述并不详备。当年海寇猖狂，禁海之外的寺观庙宇，全部烧为灰烬。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扫平台湾，海波永远宁息，云游僧人根据普济寺旧基址，斩除蓬蒿黎藿而重建。其时朕正巡幸浙江西部地区，特派遣专职官员虔诚修持净心供养，朕敬书题额，永镇山门。朕又派发朝廷钱财重新修建庙宇，务必使殿堂房间窗户丹碧一新，栋梁焕彩，而一木一石全都出自公家，一夫一役不去烦扰民力，上为太后延续福气，下为百姓赐以福祉。朕从幼年开始诵读儒家经典和历史，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根本，未有时间览读佛家四大皆空之书，所以不能看到佛家深奥的道理。元者，善之长也；佛者，以善为本。推之广泛大约是一致的。上天好生生不息，化育万物；观音大士慈悲，发愿度尽众生，也是一致的；朕追求治国安宁为民操劳四十多年了。今天战争已经消除，而百姓生活尚未达到安康富裕；顽固者虽然得到感化，而民情民俗尚未尽归淳厚善良。这些都因为水旱无常，各地丰收歉收不同，是朕日思夜想始终不能释怀的地方。以观音大士之神力，但愿能以慈云法雨甘露祥风，使岁丰人安，百姓安康长寿，则观音普济世人之功德，也是时世平安之至理，也是朕的心愿。因此特写这一篇文字，刻之于碑石，垂示无尽之后世。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腊月上旬康熙在这篇碑文中重点讲了三件事，一是自己费心重建普济寺的经过；二是自己以修齐治平为本，操劳四十多年而民情问题还不少；三是希望观音大士以慈云法雨甘露祥风助大清王朝稳定繁荣。第三件事清楚解释了康熙皇帝几十年毫不懈怠慷慨支持普陀山的真相。一个皇帝对普陀山如此的拳拳之心，一定会深刻影响他的群臣。江南命官多次陪同康熙南巡，承办了康熙涉及普陀山的所有事务，一定更加了解康熙的内心。比如曹寅、曹宜兄弟，他俩对于康熙此类思想情感，一定更加洞悉，也一定会将这些情况作为与家族辉煌有关的重大事件向后代讲述。从《红楼梦》中提到“当年太祖皇帝（即康熙）仿舜巡”的事情，并将普陀山作为故事重要元素的事实看，曹雪芹深受前辈事件的影响是可以推定的。御制南海补陀法雨寺碑文
盖闻圆通妙象，般若真源。开觉路于金绳大地，证菩提之慧；闻潮音于碧海恒沙，诵普度之声。绀殿维新，沧波永静。惟兹法雨寺者，南海普陀山，大士之别院也。名山佛国，大海慈航。青嶂干霄，高逼梵天之上；洪涛浴日，祥开净土之场。一柱如擎，震旦指为名胜；三山可接，方舆记其神奇。值氛祲之震惊，致山川之阒寂。僧徒云散，佛宇灰飞。比者运值清宁，庆海波之不作；地连溟渤，望法界而知归。特颁内府之金，重建空王之宅。鸠工揆日，蔀屋不劳，庀材筑基，鼛鼓弗作。珠宫贝阙，涵圣水以无边；鳌柱鼍梁，觉迷津之可渡。坐青莲之宝像，圆满轮辉。艺紫竹于祇林，庄严毫相；瞻慈云之普照，赐法雨之嘉名。海若效灵，天吴护法。标霞高建，来万国之梯航；彼岸可登，作十方之津筏。藉其广大，上以祝圣母之遐龄；假此慈悲，下以赐群黎之多福。则栴檀香外，尽成仁寿之区；水月光中，悉是涵濡之泽。勒诸琬琰，昭示来兹。康熙四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书
译文：
圆通无碍之庄严妙像，是智慧的真正源泉。在金绳大地开通觉悟之路，证明了觉悟之智慧；在碧海恒沙听潮音梵语，吟诵普度众生之声。殿堂庙宇一新，沧海波浪永静。这南海普陀山的法雨寺，是观音大士的另一所院落。名山佛国观世音，大海慈航度众人。青峰直插云霄，高高逼近佛天之上；洪涛浴洗红日，祥开佛家净土道场。佛顶山如擎天之柱，中国公认为名山胜迹，海外三神山可连通，华夏大地记载其神奇。不料遭逢令人震惊之海盗侵扰，致使普陀山水一时寂静荒芜。僧人云散，庙宇灰飞。普陀山近来运转，恰逢天下清静安宁，庆幸海盗不再兴风作浪。普陀山地连渤海，众僧遥望佛家境界而返回。因此特颁令发放朝廷钱财，重建观音之宅第。聚集工匠，选择吉日，不劳百姓，准备建材，夯筑基础，不敲大鼓兴师动众。珠宝宫阙，蕴涵朕无边之圣恩；龟柱鼍梁，使迷津之人觉悟度彼岸。青莲上坐观音宝像，圆满轮辉；种紫竹于土地，令观音宝相更庄严。仰慕观音大士慈云普照，特赐“法雨”之美名。大海显灵，水神天吴护持佛法。标霞高建，万国来者之途径；觉登彼岸，为十方人造迷津宝筏。借佛法之广大无边，上以祝圣母之长寿；凭观音大慈大悲，下以赐百姓之多福。如此，则栴檀境地之外，尽成仁德长寿之区；如水月光之中，都沉浸于大士恩泽。刻之于碑石，明示来者。康熙四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书与普济寺碑文有所不同的是，康熙在法雨寺碑文中主要表达了对观音菩萨的仰慕与皈依，并希望将自己的施政理国与观音赐福百姓统合起来，形成合力，同创仁德长寿的儒学之国。其中“珠宝宫阙，蕴涵朕无边之圣恩”一句，则是指将南京明代九龙殿拆到法雨寺的事情。
两篇碑文，表明康熙既是君临天下的皇帝，也是一位虔诚的信佛者。作为初入中原的皇帝，康熙深知通过文化认同去凝聚汉民族的心。作为同时接受了儒家、佛家思想的统治者，他关注天下苍生的疾苦，还希望观音菩萨普济天下，赐福百姓，普度众生到达彼岸，以此来护持大清帝国直至无尽之年。需要指出的是，康熙在碑文中表达的许多观念、想法，都被曹雪芹所吸收，成为《红楼梦》的基本思想和艺术元素。三、雍正皇帝与普陀山
雍正皇帝步康熙皇帝后尘，更加不遗余力支持、关照普陀山。根据有关资料，雍正是历史上对普陀山最慷慨大方的一位皇帝。清代普陀山梵宇广被，香火鼎盛，繁荣空前，与雍正格外关心及一批批大量拨给皇帑，大规模建设分不开。雍正皇帝为何如此，非常值得研究。根据《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记载，雍正学父亲康熙，也在普济寺、法雨寺各竖碑镌文。雍正的碑文有何特色，与《红楼梦》有何关系，读者不妨一览：御制普陀山普济寺碑文
普陀洛伽山为观音大士示现之地，历征灵应。自梁贞明中始立佛寺，宋元以来代有修葺。我皇考圣祖仁皇帝巡幸浙西，遣官兴建殿宇，上为皇太后祝禧，御题赐额，勒文丰碑以记其事。山灵拥护，圣绩丕昭。朕缵绍鸿基，于兹十载。念兹山为古圣道场，瑞相神光，灵异显著，重以圣祖仁皇帝宸翰留贻，尤宜敬谨崇奉。爰特发帑金重加修饰，专官往董。其役经始于雍正辛亥年九月，越雍正癸丑年六月工成。朕惟天下名山大川皆扶舆清淑之气，磅礴而融结普陀，秀峙海堧，迥立于天风紫涛浩瀚无际之中，尤灵秀所萃聚，宜其为仙真之所栖息，况大士以慈悲济物为心，随声赴感，无所往而不在。其示现在一时，实无时而不示现，神通感应不可思议。即示现与不示现，举可不论也。今夫佛法广大无边，大海包涵无际，亿万百千里不足以测海之广，而一勺未尝非海也。亿万百千法不足以尽佛之相，而一法无适非佛也。今以大海视普陀，一拳石耳，而菩萨现相之场，善众皈依之地。泛慈航于彼岸，结宝筏于迷津，证普度之慈缘，显弘深之愿力。珠宫在望，香界重新，宁不与鹫峰鹿苑均为净域之名区也欤！用为斯记，镌诸翠珉，以志灵山之胜概。
译文：
普陀洛伽山为观音大士现身之处，每次都证验了其灵应。普陀山自梁代贞明年中开始设立佛寺，宋元以来每个朝代都加以修葺。我的皇父圣祖仁皇帝康熙巡幸浙西，派遣官员兴建殿宇，上为皇太后祝寿，亲自题词赐匾，刻石立碑记载其事，普陀山百姓和山灵拥护，我皇考圣绩得以彰显。朕继承皇父的宏大基业，到今日已经十年。念此山为古圣观音道场，又隆重得到圣祖仁皇帝赠送墨宝留存，朕尤其应对普陀山恭敬地尊崇信仰。因此，朕特颁旨发放内府钱财重新加以修饰，并派专职官员前往监督。工程开始于雍正九年九月，雍正十一年六月告成。朕以为天下名山大川都有清淑之气盘旋升腾，气势磅礴而融合凝聚于普陀山，挺秀耸立于海边，屹立于天风紫涛浩瀚无际之中，尤其为灵秀之所萃聚，适合神仙真人的栖息之所。更何况观音大士以慈悲救助众生为怀，随世声前往显圣，无所不在。观音现身虽然在片刻，实际上无时不在现身，神通感应实在不可思议。观音现身还是不现身，姑且不论。佛法广大无边，大海包容无际。亿万百千里不足以测大海之广阔，而一勺海水未尝不是海。亿万百千法门不足以说尽佛之真相，而一法门也无处不是佛也。今从大海看去，普陀山不过是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却是观音菩萨现身显灵之场，广大善男女皈依之地。观音驾慈航度众生到彼岸，在迷津结成宝筏，证普度众生之慈缘，显现了博大精深的誓愿力量。普济寺庙宇殿堂再现眼前，焚香拜佛之地重获新生，岂不能与灵鹫峰、鹿苑共为净土名胜之区啊！专以记此，刻之于石，以记灵山之美景。
雍正这篇碑文不长，却有三个特点，一是开头直接提及观音菩萨多次的灵应，下文又连续四次提及。字里行间，读者能明显感悟到雍正极度渴望观音大士能为他及他的王朝现身显灵才好。雍正有什么难言之隐需要观音这样做呢？二是雍正用不少文字说到康熙，最后落脚却郑重声明“朕继承皇父的宏大基业，到今日已经十年”。为什么雍正上台已经十年，还要在一块碑上如此严肃言及此事？结合当时社会上和皇家高层对雍正皇帝登基的种种流言蜚语，以及雍正镇压残害皇兄皇弟的情况，那么雍正选择在观音道场说这件事，倒是让人有所领会，甚至恍然大悟。如果再联系雍正慷慨为普陀山拨付皇帑一事，让人怀疑雍正是不是有想用贿赂佛家的方法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为自己打气、标示自己是正统继任者的嫌疑。回头再看碑文五次提到“观音灵应”的事实，雍正的所作所思似乎可以得到符合某种心理逻辑的解释。当然，本书作者在这儿说的都不算数，但雍正皇帝怎么也不会想到，被他严厉查办的江宁织造曹的儿子曹雪芹，则从这篇碑文中嗅出了一些特别的东西，如碑文中的“清淑之气”与“宝筏迷津”等，已经被吸收进《红楼梦》，成为曹雪芹施展想像、无情嘲讽雍正的素材。这些，我们将在后面分析。御制普陀法雨寺碑文
法雨寺者，普陀山大士之别院也。皇考圣祖仁皇帝既修建普济寺，上为慈圣祝禧，复念兹寺为海氛所震荡，发帑重新，俾僧徒得所栖止，赐额立碑，增辉瀛峤，历今已数十载，宜加崇饰。朕特遣专官赍内帑，庀材鸠工，不劳民力，香林梵宇丹雘焕然，与普济寺大工同时告竣。督臣请摛文勒石以纪。夫大士以慈缘普济，度尽众生为愿。朕尝绎法雨之义，谓济物之普遍者，莫如雨当。夫慈云布濩，甘澍滂沱，高下远近一时沾足。凌霄耸壑之乔柯，勾萌甲坼之微卉，华葩果蓏无不濡被润泽，发荣滋长，畅茂条达，各遂其性而不自知。假使物物而雨之，朝朝而溉之，将不胜其勤，而终不足以遍给。惟本大慈悲现大神力，周遍一切，在在具足。所谓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乎天下者，济物之功莫大于是。神山宝刹，缁侣云集，自当有被时雨之化，证心印而传法乳，普利生之实用，以不负大士随缘接引之慈恩，而副朕弘振宗风护持正觉之至意者，朕深有望焉。雍正十二年正月十五日
译文：
法雨寺是普陀山观音大士之另一庙院。皇考圣祖仁皇帝康熙修建普济寺，上为太后祝寿，也念及法雨寺为海盗所侵扰震荡，以致倾圮，故拨款重建，使僧徒有栖止之所，赐予题额，立碑记之，令海山增辉，至今已经数十年，应该再次予以装饰。朕特派遣专职官员携带内府钱款，准备材料，积聚工匠，不动用民力，使香刹庙宇的色彩焕然一新，与普济寺的浩大工程同时竣工。监造之臣请求朕铺陈文章刻石纪念。观音大士以慈缘普济红尘，以渡尽众生为誓愿。朕曾经翻译“法雨”的意义，所谓能普遍接济万物的，都不如“雨”能够承当。慈云布满天空，甘霖滂沱。高下远近一时全部浸湿，凌云高耸之大树，发萌初出土之小草，花朵果实无不被润湿淋透，生长茂盛，枝条伸展畅达，草木各遂其性而不自知。假使以人力一物一物淋之，朝朝勤于灌溉，将不胜承担，最终也不足以普遍给予浇灌。只有观音大慈悲显大神力，才能一切周遍，一切存在物都足够具备水分。所谓天降及时雨，山川出云，运气聚合，一个早晨而遍乎天下者，接济万物之功再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了。神山宝刹，僧侣云集，自有被及时雨所感化，从而以心证之而传佛法，普利众生之实用，以不负观音大士随缘接引众生之慈恩，也符合朕大振宗风护持正觉之最深意愿也，朕深寄希望也。雍正十二年正月十五日
雍正这篇碑文，出人意料抓住“法雨”一词，作了淋漓尽致、极富想象力的解释。细读之下，可发现雍正对观音大士更加虔诚崇敬，甚至没有提及自己的护位护国的愿望。雍正笔下的佛家世界实在太滋润、太美好、太诱人了，令人无限向往之至。雍正真的只是描述佛家境界吗？显然不是，这位情思特别的皇帝看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法雨与皇恩的某种一致性，祈盼自己君临天下之恩泽，也同观音菩萨的法雨一样，泽被天下万物，让一切生命各遂其性，生生不息，大清王朝江山永固。稍有眼力的读者都能看出，雍正赞观音菩萨，也是在说自己啊！读一读历史就知道，雍正皇帝在这里释放的“仁德善意”和理想中的善政，与他实际施行的暴政及世间舆论之间显然存在巨大反差，说的和做的远不是一回事。一般读者听雍正这样讲，无可无不可也就算了，不是有许多人还认为雍正皇帝是一个有才干有作为的皇帝，他治下的中国，怎么也算是一个盛世吧。然而有一个人可不干了。雍正这样说，他是怒从心头起，火往头上冒，恶心连连啊！这人就是曹雪芹。想想舅祖父李煦家和自家在雍正时期遭受的灭顶之灾，曹雪芹怎么也不能原谅雍正皇帝在这里胡言乱语。曹雪芹不能公然开骂，所写的文字含蓄得不够不行，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雍正也不行。怎么办？还是用艺术来解决。如果读者精读《红楼梦》，会发现书中的一些重要章节，比如第二回和第五回，里面的话题、氛围、用语和意思的脉络，都与雍正碑文存在若隐若显的深刻联系。曹雪芹实际上抓住雍正言行的重大矛盾，以皇帝“仁政”“恶政”为重大主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通过巧妙的人物关系和春秋笔法，避开文字狱，对雍正皇帝作了痛快淋漓、入骨三分的讽刺。“假作真时真亦假”在《红楼梦》中既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艺术方法，也是倾向性鲜明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曹雪芹都毫不客气用在了雍正身上。
总之，雍正的两篇碑文，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曹雪芹的艺术和思想。雍正对于《红楼梦》，“贡献”真的不小，读者以为然否？四、曹家与康熙皇帝的关系
曹雪芹诞生于1715年，大约在1764年，即乾隆二十八年去世。曹雪芹活着的这49年，覆盖了康熙晚期、雍正时期及乾隆前半期。曹雪芹出生的时候，康熙皇帝在位已经五十四年。由于曹雪芹曾祖母孙氏是康熙帝的乳母，祖父曹寅是少年康熙的伴读，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因此康熙与曹家的关系极为深厚亲密。曹家虽是包衣出身（家奴），但在相当程度上被康熙视为亲人。康熙登基后，对曹家关怀备至，不但多次委任曹寅担任江宁织造和两淮盐课监察御史的官职，还让曹家后人几代连续袭任。
故宫博物院编的《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有几个资料可以说明曹家与康熙的深厚情谊。
1．曹家承办康熙的普陀山事务。
康熙六下江南，有四次以江宁织造府为行宫，曹寅多次陪伴在侧。因此，康熙一些关于普陀山的事务，都交给曹家去办理。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时候，要赠送一座佛像给普陀山，就是由曹寅的弟弟曹宜进京奉佛，直接从京城张家湾乘船出发，经过四十天航程到达扬州。曹寅和杭州织造孙文成亲自到扬州迎接，再由曹寅、李煦及孙文成三人商定，仍令曹宣跟随孙文成到普陀山安置佛像。
2．康熙赐驿马星夜给曹寅送药。
康熙五十一年（1712）六月十六日，曹寅在扬州处理刻书事宜，不慎染病，转为疟疾，用药不能见效。曹寅向前来看望的苏州织造李煦请求：“必得主子圣药救我……若得赐药，则尚可起死回生。”于是李煦紧急报告康熙。康熙朱批：“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金鸡挐（即奎宁）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往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
康熙还令送药人：限九日到扬州。可惜药没送到，曹寅已经一命呜呼。虽然如此，仍可看出康熙对曹寅关怀之细微，超出了对一般朝臣的关心。四个“万嘱”，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康熙的情感一览无余，康熙后令曹寅之子曹颙接替江宁织造一职，可谓对曹家情深谊长。
3．曹专门在苏州给康熙造普济寺。
康熙多次下江南有一件憾事：他虽然无限牵挂普陀山，神往普济寺，但由于交通、安全和必须及时回京理政等问题，始终不能亲自前往普陀山普济寺进香，使他久久不能释怀。康熙年复一年关爱甚至痴迷普陀山，曹等人看在眼里，为皇上之急而急。为了弥补皇上这一缺憾，康熙五十五年（1716），时任江宁织造的曹觉得皇上年事已高，不能再等，一定要乘其健在时满足皇上的愿望。于是干脆带领地方士庶，捐出巨额款项，在苏州精心造了一个与普陀山主庙同名的普济寺。此事似乎得到了康熙皇帝的批准，并亲书“香岩普济”四字匾额赠送寺庙，专旨要求曹安排挂匾。挂匾之日，苏州普济寺举行隆重庆典，士民往贺，焚香唱戏，热闹无比。曹还特地安排建醮，诵经三日，共祝康熙万寿无疆。
也正是这种主子奴才间非同一般的情谊，在相当程度上害了曹家。曹家对于主子的知遇之恩，恨不得掏出心窝子和江宁织造府的全部家底予以答谢。曹寅对康熙忠心耿耿，康熙则将江宁织造府和苏州织造署当成自己的钱袋子，随意支使。康熙六下江南，曹家至少接待了四次，由于康熙一再放言不用老百姓的钱和工，严令各地府署遵照执行，否则严惩。这样一来，许多花销都是由江宁织造署和苏州织造署垫支，用费巨大，长年累月，拆东墙补西墙，留下难以弥补的巨额亏空。其次，对于苏州和南京的一些地方事务，康熙也常常让曹寅出钱。前述给朱元璋修整陵墓等。还有，曹家为了让主子开心，也任意开支，比如在苏州为康熙建普济寺，就是一个能说明问题的案例。晚年康熙虽然作出一些安排，让李陈常和李煦在担任两淮巡盐时，用余款帮助曹家清偿亏空，而且一度将亏空填补完毕。但用这个方法清债，还是有许多地方可以让雍正抓住把柄，予以惩处的。《红楼梦》中，贾家债务仍是一个重大的故事元素，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可见康熙的安排并没有最终解决问题。
曹家与皇家的关系或许比一般人想像要深刻丰富得多。《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一书中有两个奏折值得注意。
1．《江宁织造曹寅奏谢复点巡盐并奉女北上及请假葬亲折》（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初四）
有这样一段记载：“今年正月太监梁九功传旨，著臣妻于八月上船奉女北上，命臣由陆路九月间接敕印，再行启奏。钦此钦遵。窃思王子婚礼，已蒙恩命尚之杰备办，无误筵宴之典，臣已坚辞。惟是臣母冬期营葬，须臣料理，伏乞圣恩准假，容臣办完水陆二运及各院司差务，捧接敇印，由陆路暂归，少尽下贱乌哺之私……”朱批：知道了。
2．《江宁织造曹寅奏王子迎娶情形折》（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
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寅谨奏：
前月二十六日，王子已经迎娶福金过门。上赖皇恩，诸事平顺，并无缺误。随于本日重蒙赐宴，九族普沾。臣寅身荷天庥，感沦心髓，报称无地，思维惝恍，不知所以……所有王子礼数隆重、庭闱恭和之事，理应奏闻，伏乞睿鉴。朱批：知道了。“福金”即“福晋”，满语义为“妻子”。清代内廷制度，亲王、郡王及亲王世子的正室均封为福晋。
这两个奏折证明，曹寅确实有一个女儿嫁给了康熙的一个王子作福晋（福金）。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康熙四十五年（1706）正月，康熙下旨要曹寅的妻子李氏带着女儿北上京城，应该是让皇帝皇后郡王王后等过目，然后按礼数举办筵宴，再返回金陵候嫁。照常理，京城举行预备性典礼的时候，曹寅作为父亲应该到场。因要营葬母亲，曹寅无奈，只能辞掉典礼，回到江南。当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新郎王子由其他多个王子兄弟陪同，南下金陵正式迎娶福金。
据《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附录二简介，曹寅有一个女儿名字叫曹佳氏，所嫁的王子，即康熙二十六年（1687）五月袭封多罗平悼郡王讷尔福之子讷尔苏。讷尔苏于康熙四十年（1701）袭封为多罗平郡王。雍正四年（1726）七月，因罪革退。讷尔苏的长子福彭，于雍正四年七月袭封多罗平郡王。这个郡王应该是曹雪芹的堂兄弟。曹寅的这个女儿应该是小说中“元春”的原型。“虎兕相逢大梦归”或许即指讷尔苏被革退这件事。雍正最后清洗曹家是否是个政治行为，或者说曹家破败不仅仅是经济原因，值得考量。
从以上情况看，通过与郡王联姻，曹家已经成为真正的皇亲国戚，成为康熙的家人。康熙为什么多次让曹寅担任织造官和巡盐官，为什么会星夜快马送药给曹寅，为什么曹寅死后会继续设法帮助曹家清还大量欠账，以及雍正恰恰在讷尔苏被革退的第二年开始审办曹家，或许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某些线索。五、曹家财务严重亏空
康熙很早就觉察到曹家财务严重亏空，也想及早解决这个问题。据《圣祖仁皇帝圣训》记载：康熙四十七年（1708）时，皇帝就告知大学士九卿等说：江南亏空钱粮，数字达四五十万两银子。朕两次派官员审查。朕认为地方虽有不肖之官，侵蚀钱粮未必达到数十万两。前朕南巡时曾有御旨，凡沿途所用之物全部用朝廷财政预备，丝毫不取用于民……朕屡次南巡，地方官员预备纤夫，修理桥梁，开通河道，朕想全部皆用朝廷银子，本来想陆续补足。但是朕三次南巡相隔时间不远，且值蠲免灾荒，所征钱粮为数又少，填补不及，遂至亏空如此之多（康熙想用沿途所征钱粮供南巡）。朕南巡时听说龙潭地方建造行宫，恐怕连累百姓，曾告谕总督令其拆毁。至于其他地方建造行宫，朕未曾知道……
康熙的这番讲话透露出不少信息。康熙认为自己是一个讲仁德的皇帝。他屡次南巡，不想花费一点百姓钱粮。但问题是，皇帝出行，各种开销之巨大，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康熙虽说南巡都用朝廷的钱，却没有从宫廷带钱出来，而是想用沿途地方应该上交给朝廷的钱支撑花销。但由于沿途灾荒频现，蠲免较多，收不到多少钱。然而，皇帝出行的排场是要的，地方官借机捧场拍马是肯定的，比如各地大造行宫就是明证。除此之外，迎驾中开销巨大的项目不胜枚举。这一方面，看看《红楼梦》中省亲所需购买的各类物品就可知道。需求甚巨没来源怎么办？地方官只能东挪西借，拆东墙补西墙，今年动明年的钱等。江南亏空就是这么造成的，这其中还包括使用民力未付或未付足报酬等情况。康熙没有提到曹家亏空多少，但作为皇帝的亲信，又是迎驾的主角，曹家接待了康熙四次南巡。在皇帝这样一种财务周转的方式之下，曹家除了拿出自家大量钱财外，动用织造府的官银是肯定的。曹寅不止一次担任过两淮巡盐御史，动用盐税也是自然的。不管是江南财政还是曹家财务，在康熙频繁南巡的情况下，都动了老本伤了元气。这个情况发展到了康熙五十三年（1714）就更严重了，以致康熙也不得不责令江南官员和曹家全力解决这个问题。请看一个康熙皇帝的一个谕示：
谕大学士松柱等
两淮盐课先欠一百八十余万两，自将李陈常补授运使，所欠银两俱各赔完。李陈常做官甚好，实能效力盐务。将李陈常授为御史，巡视两淮一年盐课。江宁苏州织造二处应解银两，仍照曹寅李煦解送。余剩者，将曹寅李煦商人欠有银两俱令补清。李陈常原系九卿举出之员，此运使员缺，着九卿必如李陈常之人保举具奏。康熙五十三年五月初八日《清代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四集卷四。照理曹寅应该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去世。康熙五十三年还有这样一个喻示，是一疑案。从这一谕示可以看出两淮盐课所欠朝廷银两的规模，以及江宁、苏州两织造府钱粮窟窿的严重情况。实际上直到康熙驾崩，曹家和李煦家都未能还清债务。六、雍正皇帝严查曹家
根据《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有关记载，雍正帝刚上台就将苏州织造李煦免职，重新任命了新的织造官胡凤翚。雍正元年（1723）三月二十二日，胡凤翚向雍正具奏效忠，表示不负皇上委任，保证“一切关系国帑务期彻底清查”。在胡凤翚的奏折里，他报告发现李煦大量亏空，仅康熙六十年应存剩银六万三百五十五两零，并无库存。另外，还查出康熙三十二年，李煦根据内务府行文，动用银二千两，买米四千一百余石，并无存贮，且所用银两已经报销。还有，在李煦任苏州织造的三十年中，还有大量问题需要细查。雍正朱批：“逐细清察毋遗。”
胡凤翚报告后，雍正显然加大了清查江南钱粮的力度，直接派了专门监察弹劾官吏、参与处理重大案件的都察院大员，右佥都御史谢赐履赴江南办案。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谢赐履向雍正报告了下列几点情况：
1．两淮巡盐代江宁、苏州织造向朝廷解送应上交银两已经多年。现已于雍正元年三月十六日奉户部指令，停止江苏织造向两淮支给银两。江苏织造应该上交朝廷的银两直接解送户部。
2．前任两淮巡盐御史魏廷珍在康熙六十一年两次解送苏州织造银五万两，户部认定这是“蒙混支给”，要求江宁巡抚追赔。
3．魏廷珍还解送过江宁织造银两共八万五千一百二十两。此事经户部研究，责令向江宁织造催还。但多次向江宁织造催办，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鉴于以上情况，谢赐履向雍正提出两个建议：
1．将苏州织造应上缴银两一事与审理李煦亏空案合并，同时追缴；
2．江宁织造应上缴的银两，责令曹解还户部。
对谢赐履的提议，雍正完全赞同。不但如此，雍正还提到具体经办人何顺，提请谢赐履注意。雍正的朱批是这样的：照尔所请，谕部矣。闻何顺人甚明白，办事好，操守平常，且瞻徇情面，汝当劝诫之。即将朕旨谕伊知道。（《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雍正居然要求直接将御旨要点传达给案件经办者，明确提出不得徇情枉法。看来雍正是铁了心严办江南曹家、李家。雍正知道，李煦家和曹家都是跟了康熙几十年的老臣，在朝廷盘根错节，有极深的人脉关系，一般人动不了他们，惟有铁面铁心铁拳铁掌，才能掀翻他们。无情，正是雍正处理错综复杂政务的惯常手段。
曹家陷入困境，与雍正因江南亏空上任伊始就对江南织造印象不佳有关。然而曹等人又继续犯下若干错误，导致雍正终于决定对曹家下狠招。这方面，《关于江南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线索。
雍正四年三月初十，“内务府总管允禄等题孙文成曹等织造绸缎轻薄议处本”中提到，江南织造所织绸缎，在熟丝中掺加生丝，织品既粗糙又轻薄，按律罚俸一年。雍正传旨“依议”，亦即“同意”。这种事情无疑会给雍正留下不良印象。
不过，江南织造案子积年久远，不是那么容易查清楚的，直到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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