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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28 04: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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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乔治·莱考夫(GeorgeLakoff)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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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想那只大象

别想那只大象试读:

版权信息本书纸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20年5月出版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书名:别想那只大象著者:乔治·莱考夫电子书定价:56.99元The ALL NEW 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 by George LakoffCopyright © 2014 by George LakoffCheers Publishing Company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Co, White River Junction, VT, USAwww.chelseagreen.comAll rights reserved认知语言学的创立者

在2007年汤森路透发布的“人文学科作者被引用率最高的35人”中,乔治·莱考夫榜上有名。在这个名单当中,还有弗洛伊德、康德、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乔姆斯基等。

乔治·莱考夫在印第安纳大学学习语言学,196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去哈佛大学任教。20世纪70年代,莱考夫开始了与认知科学和神经生物科学相结合的新型语言研究。80年代,乔治·莱考夫与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罗纳德·兰盖克(Ronald Langacker)一同创立了认知语言学,他们提出:语言的创建、学习及运用,都必须能够通过人类的认知加以解释,因为认知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根本。

莱考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特聘教授,圣塔菲研究所科学委员会委员,国际认知语言学协会主席,认知科学学会理事会成员,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计算机科学研究所与杰尔姆·费尔德曼(Jerome Feldman)共同主持语言神经理论项目(Neural Theory of Language Project)。

乔治·莱考夫的第一部认知语言学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已被译为几十种语言,在各国语言学界广为传述。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语言教练”“要是民主党早几年读了乔治·莱考夫的作品,我们恐怕不会丢了在白宫的权力。”200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美国民主党前主席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乔治·莱考夫一直运用认知语言学研究政治,尤其是公共政治辩论的框架构建问题。影响力深远的《道德政治》(Moral Politics)一书就是他的作品。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时,民主党候选人霍华德·迪安将乔治·莱考夫的《道德政治》(第二版)作为指导手册,并多次邀请他参加民主党核心成员会议。《别想那只大象》则被认为是“进步派的基本指南”。

乔治·莱考夫也是美国左翼智库洛克里奇研究所(Rockridge Institute)的主要研究员之一。挑战语言学泰斗

乔治·莱考夫曾向语言学界最权威的专家乔姆斯基发起挑战,还引发了两个阵营语言学家的一场著名大辩论,这场辩论被称为“语言学大战”。

其实,莱考夫最初学习语言学时,学的正是语言学界的主流理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莱考夫成为生成语义学派的主要成员,提出深层的语义结构才是理解语言的核心,反对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学。莱考夫说乔姆斯基声称语法和语义是各自独立的,而乔姆斯基则反驳了莱考夫的这种说法,他举了一些自己著作里谈及语法与语义之间关系的例子,还进一步宣称,莱考夫“根本不懂自己在讨论什么”。

语言学界的争论一时很难盖棺定论,但争论必将推动学科的前行。序言重温框架的含义,理解最新的时代

2004年,本书第一版刚问世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听过或想过,更不曾讨论过“怎样为社会和政治议题建立框架”。“建立框架”是一个无人知晓也无人讨论的概念,游离于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的学术领域之外。《别想那只大象》成为畅销书之后,这一切发生了改变。如今,怎样为议题建立框架的讨论,在美国各级媒体上已司空见惯。数百万人在讨论议题时会听到“框架”这个词,而且基本理解了它的含义。这对于本书而言,算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但《别想那只大象》还有一些更长远的目标。2004年,在为议题建立框架方面,共和党的表现比民主党好得多。1994年,共和党成为美国国会的多数党派,他们在建立框架方面的优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和其他一些人希望,从2004年开始,随着人们广泛地理解框架的运作原理,民主党能够扭转这一局面。

到了2008年的总统选举,贝拉克·奥巴马率领民主党运用更加出色的框架和同样出色的草根战术(当然,他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候选人),横扫白宫和国会。我曾希望,民主党的框架优势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可惜事与愿违。2009年,几乎就在奥巴马第二次当选总统之后,共和党重新获得了公共话语中的框架优势,这在国会及美国各州(1)议院的茶党占据优势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此刻,共和党的框架视野不只放到了州一级的议会,甚至还瞄准了各个城市的议会。

那这些年发生了些什么呢?

本次《别想那只大象》的全新版不仅将重温框架是什么及怎样运作,还有一个新的目标:解释美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民主党为什么再一次打输了框架之战,我们又能为此做些什么。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让我们着手干起来吧。乔治·莱考夫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测一测 你对语言表达是否敏感?1.在辩论过程中,为自己的话题构建框架有什么作用?

A.为自己的观点创造源源不断的金句

B.强烈地反驳对方的观点

C.抢占话语权,清晰、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D.彻底改变听众对常识的认知2.“税收缓解”这种说法表达了什么意思?

A.国家应该加重税收

B.税收是一种痛苦

C.税收是福利的来源

D.缴税是公民向国家应尽的义务3.以下哪种说法没有使用隐喻?

A.家国情怀

B.开国之父

C.黄河母亲

D.知心姐姐4.以下哪个选项是系统性因果关系?

A.你拿起一杯水喝了一口,杯中的水少了

B.老王经常吸烟,得了肺癌

C.妈妈转动烤箱的旋钮,火苗燃起来了

D.你朝着窗户扔出一块石头,玻璃碎了扫码下载“湛庐阅读”App,搜索“别想那只大象”,获取问题答案。

我们用自己的大脑思考,没有别的选择。从表面上看来,有些政治家似乎是用身体的其他部分思考,但其实他们同样是在用大脑思考。

为什么这对政治来说很重要呢?因为所有的想法都要靠大脑里的神经回路来执行,我们只能理解大脑允许我们理解的东西。这些神经结构中最深层的部分相对固定、不易改变,而且我们基本上对它们的活动和影响毫无意识。

事实上,98%的大脑活动都在意识层面之下。出于这个原因,到底是大脑里的什么东西决定了我们最深刻的道德、社会和政治信念,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甚至可以说,其中的大部分我们都不知道。然而,我们的行为却恰恰建立在这些意识基本察觉不到的信念上。

我所研究的领域(认知科学)已经找到了研究思维的意识和无意识模式的方法。身为认知科学家,我的工作是帮助人们意识到无意识,找出决定我们的社会和政治行为的因素,并告知全世界。我相信,这种知识可以带来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大脑中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进入神经层面才能理解政治吗?在某些情况下,是的。进入大脑深层太重要了,等有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对大脑展开讨论。但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从心智的角度,来研究对政治而言最重要的大脑结构,这就叫作“框架”。什么是框架

框架是塑造我们看待世界方式的心理结构。因此,框架也塑造了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制订的计划、我们行为的方式,以及我们行动的好坏结果的认定。在政治上,框架塑造了我们的社会政策及我们用来执行政策的制度。改变我们的框架,就是改变所有这一切;重建框架,就是变革社会。

框架,是你看不见也听不到的东西。它属于认知科学家称为“认知无意识”(cognitive unconscious)的环节,是我们大脑里无法有意识地访问,只能根据其结果来认识的结构。我们所谓的常识就是由无意识框架所产生的无意识的、自发的、毫不费力的推论。

我们还通过语言来认识框架。所有字词都是相较于概念框架来进行定义的。你听到一个词,它的框架就在你大脑里被激活了。正如本书的书名所示,就算你是在否定一种框架,同样也是在激活该框架。如果我对你说“别想大象”,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大象。

尽管我最初是在认知语言学研究中发现这一点的,但它已开始得到神经科学的证实。猴子抓住一个物体,其腹侧前运动皮层中的一组神经元(负责编排动作,但并不直接让身体运动)就被激活了。而如果猴子被训练不去抓物体,其此类神经元里的大多数会遭到抑制,但用于抓握的同类神经元的一部分仍然打开着。也就是说,想主动地不去抓握,就需要先想去抓握什么。

否定框架不仅会激活框架,而且处于激活状态的框架越多,它就越强大。政治话语道义分明:如果你使用对方的语言和框架来否定对方阵营里的某个人,那么你就激活了他们的框架,也就在听你说话的人们大脑里强化了对方的框架,从而破坏了自己的观点。对于持进步立场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不要去使用保守派的语言以及该语言所激活的框架。这还意味着,你应该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对方的语言来说出你所相信的东西。重建框架

如果我们成功地为公共话语重建了框架,就改变了公众对世界的看法,也就改变了人们眼中视为常识的东西。由于语言激活框架,因此建立新的框架也需要新的语言。不同的思考,需要不同的说法。

重建框架并不轻松、简单,它不是要寻找什么神奇的词汇。框架是观念,不是口号。重建框架是要让我们以及志同道合者的本就无意识相信的事情进入意识,并不停地重复它,直至它进入正常的公共话语中。这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需要重复、专注和奉献。

为了实现社会变革,重建框架需要公共话语有所改变,而这又需要建立起一套沟通系统。美国的保守派已经建立起一套非常广泛和复杂的沟通系统,而进步派却尚未建立同类的体系。进步人士需要理解何为有效的沟通系统,并着手开发之。在没有沟通系统的条件下重新建立框架,是得不到任何成果的。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将要讨论的,重建框架的核心是诚实和正直,它是斡旋与操纵的对立面。重建框架是要把我们信念和认识模式里最深层的东西带到意识里。要学习表达我们真正相信的东西,而且,我们的表达方式能让那些与我们有着共同信念的人理解自己对什么最深信不疑,并为了这些信念而采取行动。

建立框架,也是为了理解我们最不认同的那些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投票给了保守派,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坏人,也并不蠢。只不过,他们对世界有着不同的理解方式,对何为真理有着不同的看法。所有的政治都事关道德

当政治领导人提出政策或者建议我们应该如何行动的时候,这隐含着一种假设:该政策或者行动是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没有政治领导人会说:“你应该这样去做,尽管它是错的、纯粹邪恶的,但你去做吧。”没有政治领导人会以“这一政策无关紧要”作为理由提出这一政策。他们都假设自己的政策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不同的政治领导人对于什么是正确的政策有着不同的看法。

所有的政治都事关道德,但不是人人都本着相同的道德观来行事,而且很多道德信仰是无意识的。很多时候,我们连自己最深层的道德观点都意识不到。我们后面会看到,美国的政治分歧是一种道德上的分歧。我们需要了解这一道德分歧,弄清楚进步派和保守派的道德系统各自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许多人在生活的不同领域中,奉行着不同且不一致的道德体系,这有个专门的术语叫作“双重概念论”(biconceptualism)。这里,大脑变得更加关键了。在大脑中,每一套道德体系都是一套神经回路系统。不一致的系统怎样在同一个大脑里流畅地运转呢?答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相互抑制,即一套系统打开时,另一套系统关闭;二是神经绑定到不同的议题上,即每一个系统针对不同的事件运转。

双重概念论是政治的核心,理解它的运作方式至关重要。贯穿本书,我们都将对它进行讨论。什么是理性

什么是理性?保持理性意味着什么?大脑和认知科学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遗憾的是,有太多的进步人士接受的是错误、过时的理性理论,这套理论的框架、隐喻思想和情感都跟理性毫无关系。这使得许多进步人士认为,事实(也只有事实)才能让你获得自由。于是,进步人士不断地罗列事实。

事实确实无比重要,但如果想让事实变得有意义,就必须从道德重要性的角度来对其加以框定。请记住,你只能理解大脑中的框架允许你理解的东西。如果事实与你大脑中的框架不吻合,那么,大脑中的框架就会保留下来,事实则会遭到忽视、批评或贬低。我们将在稍后的篇幅里详细探讨这些框架。

为了迎合大众的需求,这本书简短而精炼。如有读者希望获得更系统、更学术性的知识,可以参考我的另外几本书:《道德政治》、《思考点》(Thinking Points)、《谁的自由》(Whose Freedom)、《政治思维》(The Political Mind),以及我与伊丽莎白·韦林(Elisabeth Wehling)合著的《小蓝书》(The Little Blue Book)。如果还有读者喜欢读那种写得清清楚楚、厚达600页的学术大部头,以及上百篇论述政治和学术主题的文章,可以上网去寻找我的书单。不过,如果你是初次接触框架,只希望获得概略的信息,那就不妨从本书入手吧。

对于整个美国来说,理解进步价值观至关重要。如果进步人士想要在将来获胜,就必须为美国指明一幅清晰的道德愿景,一幅所有进步人士都认同的道德愿景。它不能仅仅罗列事实、政策和计划,而要展现出一种道德选择,这种选择既契合美国的传统,也是美国人引以为傲的一切的基础。

这本《别想那只大象》的全新版,就本着这一愿景而写。愿各位喜欢!框架的力量

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认知科学基础课上讲框架时,总是先让学生做一个练习。练习内容是这样的:别想大象!你做什么都行,就是别想大象。我还从来没发现有学生能做到这件事情。每一个词都跟“大象”这个词一样唤起了框架,而框架又涉及一种形象或者其他类型的知识:大象体格庞大,有蒲扇般的大耳朵、长长的鼻子,马戏团里有大象,等等。这个词的定义与该框架相关联。每当我们否定框架,也就唤起了框架。

尼克松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后才发现了这一点。水门事件期间,尼克松承受着辞职的压力,在电视上向公众发表演说。他站在所有人面前说:“我不是骗子。”结果,人人都以为他是个骗子。这给了我们一条有关框架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你在和对方争论时,切莫使用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语言确立了一个框架,但那绝不会是你想要的框架。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自从乔治·W.布什进驻白宫那天起,白宫里(2)就开始传出“税收缓解”(tax relief)的说法。自此以后,这种说法几乎天天都会重复,介绍小布什政策的媒体会用它,然后它慢慢地成为公共话语的一部分,甚至一些自由派人士也开始用它。

你想想“缓解”这个词确立的框架吧。要有“缓解”,就必然有痛苦,也就必然有承受痛苦的一方和消除痛苦的人,而消除痛苦的人就成了英雄。如果有人想要阻挡英雄,那这个人就成了阻挡“缓解”的恶棍。

一旦“税收”这个词后面加上了“缓解”,就得到了一个带有隐喻意味的结果:税收是一种痛苦。带走痛苦的人是英雄,阻止他的人是坏蛋。这就是框架,由“痛苦”和“英雄”这类概念构成。唤起这一框架的语言出自白宫,进入了新闻通稿,进入了所有的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很快,连《纽约时报》也用起“税收缓解”的说法来了。它不仅出现在福克斯电视台(Fox),还出现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它出现在每一家媒体,因为它是“总统的税收缓解计划”。很快,民主党人也用起了“税收缓解”这种说法,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一做法效果显著。我们看到,进步派采用了保守派的税收观点,推出了一套“针对中产阶级税收缓解”的计划。进步派接受了保守派的框架。保守派设下了一个陷阱:他们的用词把你扯进了他们的世界观。

这就是框架的作用,让语言吻合你的世界观。它不仅仅是语言,更重要的是观念,语言则承载、唤起这些观念。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保守派建立框架的例子,来自乔治·W.布什于2005年1月发表的国情咨文。国情咨文里有句话用了一个了不起的隐喻。小布什说:“捍卫美国,我们不需要举手请准(permission slip)。”“举手请准”是怎么回事?他可以简单地说“(捍卫美国)我们不需要谁批准(permission)”。但说“举手请准”,意思就不一样了。大家不妨思考一下,你什么时候需要举手请准?什么人需要举手请准?人们会向谁“举手请准”?最后,想一想这几个问题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想理解当代的政治话语,这些都是你需要思考的问题。趁着你正在思考,我再给你提几个其他的问题。

我开始从事政治工作就缘于自问的一个问题。那是在1994年的秋天,我正在看竞选演讲,读共和党的“美利坚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我问自己:保守派在诸多问题上的立场一定是彼此相关的吗?如果你是保守派,你对堕胎的立场跟你对税收的立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它跟你对环境的立场有什么样的关系,还有外交政策呢?这些立场是怎样彼此融合的?反对枪支管制和支持侵权法改革有什么关系?这种联系的意义在哪里?我搞不明白。我对自己说,共和党可真是些怪人,他们的主张合在一起居然没有意义。但突然之间,我冒出了一个尴尬的念头。在上述每一个问题上,我都跟保守派持相反立场。那么,我对各项议题的立场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呢?我同样搞不明白。对于一个从事认知学和语言学研究的人来说,这简直尴尬透顶。隐喻的力量

最终,答案还是浮出了水面。它来自一个完全意外的地方——家庭价值观研究。我曾问自己,为什么保守派这么爱谈家庭价值观?为什么有些价值观算是“家庭价值观”,有些就不算?为什么他们的候选人在总统竞选、议员竞选等活动中,眼睁睁地看着世界受到核扩散和气候变暖的威胁,却要大谈特谈家庭价值观呢?

此时,我想起我有个学生在几年前写了一篇论文,揭示出人们都喜欢把“国”隐喻为“家”。例如,美国有“开国之父”,有“美国(3)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人们会说“送儿子们”上战场。这样的隐喻很自然,因为我们通常会从家庭与社区等小群体的角度,去理解国家等大型社会群体。

既然隐喻把“国”和“家”联系到了一起,我进而提出下一个问题:如果存在两种不同的国家认识,那这是否意味着它们来自对家庭的两种不同认识呢?

我回过头去研究了一番,把保守派和进步派的不同立场做了分析。我说:“让我们把它们放进方向相反的隐喻里,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把对国家的两种不同观点放进去,结果弹出了两套不同的家庭模型:严父式家庭(strict father family)和抚养式家庭(nurturant parent family)。我想你应该知道保守派和进步派各自对应哪个。

我第一次这么思考的时候,正好有人要我去语言学大会做个演讲,于是我打算谈谈自己的这项发现。听众里有两个人既是语言学家,也是我的好朋友。散会之后,他们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说的这个家庭的严父式模型,它很接近实质,但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会帮你把细节理清楚。不过,你应该把所有的情况都了解一下。你读过杜布森的书吗?”

我问:“谁?”“詹姆士·杜布森(James Dobson)。”

我问:“他是谁?”“你是在开玩笑吧。他的节目在美国3 000多家广播电台上播出呢。”

我说:“呃……至少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上没有他吧。我从没听说过他。”(4)

他们笑说:“嗯……大概是因为你住在伯克利吧。”“我该去哪儿……呃,他写东西吗?”“噢,”他们说,“写啊!他的书卖了几百万本,他最经典的作品叫《勇于管教》(Dare to Discipline)。”

我的朋友们的建议是对的。我听从他们的指点,来到本地的书店,在那儿我发现一切都明明白白地摆着:严父式模型的一切细节。杜布森在当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政治人物,拥有价值一两亿美元的生意,在美国各地的报纸上都设有专栏,读者众多。他甚至还有专属的邮政编码,因为写信订购他的书和小册子的人太多了。他教人怎样利用严父式模型养育孩子,并且深刻地理解这与右翼政治、福音派信仰、自由放任经济、新保守派对外政策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严父式家庭模型

严父式模型始于一整套的假设: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而且永远如此,因为外面有魔鬼。世界也很难对付,因为竞争激烈,总是会有赢家和输家。错与对都是绝对的。孩子生下来就不好,因为他们只想做自己感觉好的事情,而不愿意做正确的事情。因此,我们必须把他们改造好。这样的世界需要强大而严厉的父亲,他能够:

■ 在危险的世界里保护家人。

■ 在危险的世界里赡养家人。

■ 教孩子们明辨是非。

孩子需要做的则是服从,因为严厉的父亲是明辨是非的道德权威。严父式模型进一步假设,教孩子服从(也就是明辨是非)的唯一途径,就是他们一做错事,就给予惩罚,痛苦的惩罚。这包括狠揍孩子,一些保守派的育儿专家甚至建议用棍棒或皮带打孩子的屁股。有些学者建议家长从孩子出生起就开始这么做,但是杜布森算比较开明,他在书里写道:“打15个月或18个月以下婴儿的屁股,是不可取的。”

体罚背后的理由如下:孩子做了错事之后,如果他们受了体罚,就能学会不再这么做。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会培养起自律精神,不再做错事,以后会变得更顺从,行为更道德。如果不体罚做错事的人,世界就会下地狱,再也不会有道德可言。

这种内在的自律精神还有一个辅助作用:它是在竞争激烈的苦难世界里获取成功的必需品。也就是说,如果人有纪律,在这片充满机会的土地上追求自我利益,他们就会变得成功、独立。就这样,严父式模型把道德与成功挂起了钩。讲究道德,实现成功,靠的是同一种自律精神。两者的连接点是个体责任和追求自我利益。有了机会、个体责任和纪律,追求自我利益应该能够促使你成功。

杜布森很清楚严父世界观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两者的纽带是追求自我利益的道德,也是亚当·斯密的资本观的另一版本。亚当·斯密说,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所有的利益自然而然地就会被无形之手推至最大化。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也是在帮助所有人。

这又与把福祉视为财富的常见隐喻相关。比方说,如果我帮了你的忙,你会说“我欠你一份人情”或者“我亏欠了你”。帮别人做好事在隐喻中就像是给了别人钱,因此他“欠”了你,而且会问“我要怎样才能‘还’你的情”。

把这个隐喻应用到亚当·斯密的“自然法则”当中,就是如果人人都追求自我利益,那么靠着无形之手和自然,所有人的自我利益都将实现最大化。这也就是说,追求自我利益符合道德,而不这么做的人则有一个外号,叫作“空想改良家”(do-gooder)。空想改良家想要帮助别人,不追求自己的利益,还挡了那些追求自我利益者的道。因此,空想改良家搞坏了体制。

在这个模型中,“好人”也有定义。一个“好人”、一个道德的人,就是自律、顺从合法权威、明辨是非、知道对错、追求自我利益以实现成功和独立的人。好孩子长大以后就要成为这样的人。坏孩子不学习自律,不能依道德行事,不做正确的事,因此他们没有足够的自律来实现成功。他们不能照顾自己,因此变得依赖他人。

好孩子长大以后,要么学会自律、走向成功,要么就始终学不会。从这时开始,严父绝不会干涉他们的生活。

从政治上来看,这就转换成了不要政府插手。想想这一切对社会福利项目意味着什么。把不是一个人赚来的东西给他是不道德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不但没培养起自律精神,还滋生了依赖性。这套理论认为,社会福利项目不道德,因为它们养成了人的依赖性。那么,严父式模型对预算有什么看法呢?假设国会里有许多进步派人士认为社会福利项目应该存在,而你则认为社会福利项目不道德,你会怎样阻止那些不道德的人呢?

在严父框架下,这一切变得十分简单。你要做的就是用减税来奖励好人,也就是那些成功人士。因为成功表明他们有纪律、讲道德,而且你还要多多减税,这样政府就没钱留给社会福利项目了。从这套逻辑来看,赤字是一件好事。正如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所说的,赤字“饿死了野兽”。

举个例子,由于共和党人既不答应削减税收漏洞,也不答应提高税收来为之买单,于是2013年的全面削减政府项目“预算扣押”(sequester)得以实施。以下内容来自2013年2月20日《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列举了美国一些政府机构削减预算的例子:

■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削减16亿美元。

■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削减约3.03亿美元。

■ 启蒙计划(Head Start):削减4亿多美元,将5.7万名儿童踢出该项目。

■ 联邦应急管理局救灾预算:削减9.28亿美元。

■ 公共住房支持:削减约17.4亿美元。

■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削减2.09亿美元。

■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削减8.96亿美元。

■ 特殊教育:削减8.27亿美元。

■ 美国能源部用于保护核发电站的项目:削减9.03亿美元。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削减约3.61亿美元。

■ 美国国务院外交部门:削减6.65亿美元。

■ 全球健康项目:削减4.11亿美元。

■ 核管理委员会:削减5 300万美元。

■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削减7 400万美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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