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莱因·范斯坦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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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安娜：阿赫玛托娃传试读：
前言
安娜·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她的作品有从普希金延续下来的经典性优雅，也蕴涵了源自她本人戏剧化的人生的激情。众多的男人为她的美所折服，虽然她的三次婚姻都极其不幸。她开始写作之日，适值“人们皆认女人写诗荒唐”之时，她曾讽刺地说。她的天才高翔于任何这种类型的天分之上；然而她为这个成就付出了既当不成贤妻又当不成良母的代价。
二十世纪的所有重大事件都直接影响了阿赫玛托娃的生活，她成为为斯大林压迫下全体人民发声的人物。她需要过人的勇气，来熬过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作品不准出版的时期，特别是在儿子和第三个丈夫被拘押在古拉格的年代。作为所有受苏维埃政权镇压的人们的偶像，她在疾病、贫困以及女性激情和艺术追求之间的终生斗争中，依然维持了这一英雄的角色。
阿赫玛托娃带着尊严，镇定地忍受了她所有的不幸，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惟一在天分上可与她媲美的女诗人，因此称之为“俄罗斯的安娜”，俨如她是一位女皇。一 圣彼得堡一九一三年整个悲哀的城市在漂浮朝着神秘莫测的目的地。——阿赫玛托娃
让我从一九一三年开始写起。阿赫玛托娃的组诗，《没有主角的长诗》用艰涩而闪光的诗行展开她对这一年的回忆，腐烂和刺激的世界的最后时刻。在长诗里，阿赫玛托娃在等候前来庆祝一九四一年新年的客人。点上蜡烛，摆好葡萄酒和水晶杯，取代她所盼望的客人的，是簇拥着她的、打扮成哑剧演员已死朋友的不祥幻影。他们的出现令人想起昔日的圣彼得堡。阿赫玛托娃二十四岁时，时髦的年轻女郎已以诗人著称，身上还伴有以前从未发生过二十世纪的激烈演变。
一九一三年彼得堡是帝国的首都，黑黄相间的旗帜在冬宫顶上飘扬，身穿制服的马车夫驾驶着良种马拉的私人马车。那里有电车和有轨电车，偶尔有汽车驶过。涅瓦大街迷人的橱窗里陈列着巴黎运来的牡蛎，从奥斯坦德运来的龙虾和“水果蛋糕、嗅盐、梨子肥皂、扑克牌、拼图游戏、间条运动衫……以及染上牛津和剑桥色彩的足球运动[1]衫”。涅瓦大街向阳一边的书店里有新版的诗集出售。
建筑在海平面下，位于波罗的海的岸边，圣彼得堡永远是一个反常的城市。成千上万的奴隶劳动者，为实现彼得大帝朝西方开一扇窗子的宏伟设计而死于疾病和饥饿。即便在宣布圣彼得堡成为他的新首都以后，迟至一七一二年狼群还大胆地在夜间窜进城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吞噬着猎获物。洪水不断地淹没岛屿，一七二一年，彼得本人差点没淹死在涅瓦大街。这是普希金《青铜骑士》的城市，小职员的情[2]人被洪水卷走，当他起来反抗时，法尔科内的雄伟的彼得塑像追上了他。这是果戈理的阴影和幻象之城。街道和广场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梦魇中的幻象一般贫穷和肮脏。
阿赫玛托娃称彼得堡为她的摇篮，尽管她不在这儿出生。在自传的简短笔记中，她描写了孩提时代充斥着手摇风琴师、鞑靼旧货商和白铁工的街道，屋子髹上深浅有别的红颜色，入口的前端弥漫着女士的香水味和路经的绅士的烟味，后楼梯发出咖啡、油煎薄饼、蘑菇味和无处不在的猫味。
一九一三年是罗曼诺夫皇朝登基三百周年的纪念日，二月份市区的主大街都布置了戴上花环的塑像，建筑物的前面黏上一长排沙皇肖像。一切给外国和外省的游客留下了印象。冬宫、海军部拱门的金塔顶、其他的圆柱、拱门和双头鹰灯火辉煌。有钱人穿上盛装。一家歌剧院于一九一三年上演了格林卡的爱国歌剧《为沙皇献身》，包厢里珠宝和头饰闪闪发光。大多数贵族都住在涅瓦大街或大街的附近，这儿常举行舞会和宴会。到处演奏军乐以颂扬尼古拉二世的专制统治及其辉煌的帝国。
二月的一天开始了周年庆祝活动，皇上一家乘敞篷马车前往喀山大教堂。为保卫自一九〇五年革命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的沙皇，马车前后驰骤着一队近卫骑兵队。卫兵沿路布防。来自全帝国的游客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外国权贵都为这种壮丽的场景惊讶不已。
在这个中心地带的背后，圣彼得堡仍然是一个污秽龌龊和疾病丛生的城市。大量工厂准许朝河流和运河排放废料。平均每三年爆发一次霍乱，死亡率高踞欧洲各国之上。饮用水得用水桶汲来并烧开以策安全，但又干又渴的工人已顾不上这了，于是一般家庭的食水供应就成了斑疹伤寒以及霍乱的温床。伦敦在十九世纪凭建筑物的新式下水道系统已解决了类似的问题。但直至一九一七年在彼得堡尚未进行改善这种状况的尝试。
尼古拉自认天授其位，许多农民直接写信给他，把他看作同情自己疾苦的父亲。不过遍及尼古拉的大帝国的、一九〇五年的记忆仍在作疼。报复，包括处死可疑的激进派，以及在沙皇首相斯托雷平的煽动下对异教的少数民族尤其是犹太人进行集体屠杀。统治当局依然怀疑波兰人和犹太人，他们老被认为很可能是革命者，一九一三年堪称[3]贝利斯审讯年，该案以中世纪式的捏造的杀害幼儿罪名去构陷一个完全无辜的犹太人。然而，直到一九一三年尼古拉仍抱着子民拥戴他的错觉。
谈到在革命前的动荡中统治一个国家应有的艺术，尼古拉可谓一窍不通。他天性怕羞，像孩子似的被家人宠着。跳舞跳得极出色，精于策骑，会讲一口流利的英文，但在其父四十九岁驾崩时他的惨叫就恰如其人：“什么降临到我和全俄国的头上？我还没准备好当皇帝呢。我不想当皇帝。”他的皇后也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角色。她不喜欢公众的场合，觉得周年纪念日太拘谨，甚至取消了在马林斯基剧院举行的庆祝演出。她在二十二岁时登上皇后的宝座，尽管被俄国人认为是德国人，她其实是英国人。她颁发旨令让伦敦的梅普斯百货公司为冬宫生产家具，这些产品与经典的帝国风格大相径庭。她和尼古拉用表示亲昵的诸如“宝贝”、“心肝”之类的日常英语来相互称呼。
皇后渴望给俄国生一个儿子，但在亚历山大皇子出生前她只有四个女儿，前者很快就被诊断出患有血友病。一个名叫拉斯普京的俄国陌生人被带进她的生活里，因为此人看来禀有某些止住孩子大出血的神奇力量——甚至有一个经过验证的例子，用电报的力量，即所谓[4]斯帕瓦的奇迹。
作为宫廷里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拉斯普京热衷于礼物、贿赂和性。尽管有人说他性无能，但他仍整天在浴室和妓院里与妓女鬼混。有流言说他的举动很不受皇室的欢迎。既然皇后仍信任他，把他视为自己儿子的救星，尼古拉就不能从宫廷撵走他。[5]
没有一个游客认为，“月亮在白银时代上空冷却下来”，这是异常的文化骚动的一年。一九一三年人们目睹了俄国最富有意义的现代派小说《彼得堡》第一部的连载，以及马克西姆·高尔基著名的自传体三部曲的出版。当时有三个歌舞团，当费奥多尔·夏里亚宾在马林斯基剧院演出时，要搞到票子简直不可能。星期三和星期天有芭蕾舞演出，在那儿能看到安娜·巴甫洛娃和瓦茨拉夫·尼任斯基，有时候能看到福金的现代舞演出。圣彼得堡有一系列为人喜欢的剧院，从皇[6]帝资助的传统亚历山德里娜剧院到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德的现代派实验剧院。大量外国电影在圣彼得堡的电影院上演，当时最有名的电影演员是薇拉·霍洛德纳娅，一般人喜欢以单方面的或遭羞辱的爱情为题材的影片。
大部分崭露头角的先锋派运动都形成于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三年间。未来派运用街头剧、诗歌表演和奇装异服，在视觉艺术上效果强烈。无论诗人们是否采用传统形式，他们都天生与围绕着他们的社会价值作对。他们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采用政治形式去改变社会，但到一九一三年之前，俄国诗人都觉得诗歌将会发生一些变化。
在米哈依洛夫广场街道的水平线下，在意大利街的一角，有一个传奇的名叫“浪荡狗”的地下室，它为演员鲍里斯·普罗林所有。要到达“浪荡狗”，你要沿着狭窄的石级走下去，再穿过一道低矮的门，男人得摘下高帽才走得进。咖啡馆的窗户全都堵死了，仿佛要将日常的世界摒诸室外，画家谢尔盖·苏杰伊金用鲜艳的颜色在墙壁和低矮的天花板的凹凸不平的灰泥上画上了花鸟。不羁的艺术家们在剧院关门后聚到此地，每每神聊到天亮。常客兴致勃勃地喝着冰镇的沙布利葡萄酒，其中的亲英分子欣赏白面包要甚于黑面包。屋里挤得满满的——非常闷热，不总是很欢乐，一个自我封闭的社会，几乎不曾感觉到街道上发生了什么。
在一九一三年，“浪荡狗”是圣彼得堡少数几个夜生活的场馆之一，在那儿口袋里经常没几个钱的文人和艺术家发现自己颇受欢迎。[7]有别于“圆顶”或“双猴咖啡馆”，“浪荡狗”没有一般咖啡馆的功能；它更像一个俱乐部，有正儿八经的演讲、美术展览和音乐晚会。客人以手拿一本用猪皮装订的厚书作标志。顾客中有作曲家、画家、学者，偶尔还有诸如理查德·施特劳斯和意大利未来主义者菲利波·马里内蒂一类的外国客人。作家和画家可以免费，一般的客人被轻蔑地称为“药剂师”，每人得掏上不算小数目的二十五卢布。“他们乐于掏钱，他们在那儿可以观赏芭蕾舞女演员塔玛拉·卡尔萨文娜在福金设计的大镜子前打拍子，或者目睹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身穿有名的条纹衬衣，以受伤的角斗士的姿势躺在一面土耳其大鼓上，一看见每个打扮得离奇古怪的未来主义同志，就得意洋洋地[8]敲它一下！
到早晨四点钟，“浪荡狗”到处是烟气，空瓶子，只有几张桌子还有人坐着。在早期的诗作里，阿赫玛托娃描写出这醺醺然而颇感压抑的氛围：这儿全是酒徒和荡妇，我们在一起何等苦恼！墙壁上的鸟儿和花朵也因云彩而忧心如捣。
这是一个进行着各种实验的世界，特别在性方面。女人之爱或男人之爱以及三人同居轻而易举地为知识界所接受。安娜·阿赫玛托娃也是这种性混交社会的一员，尽管她已于一九一〇年下嫁给古米廖夫。她晚年时谈及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有如“陌生人的婚姻”，而古米廖夫形容他索然无味的生活归咎于娶到“一个女巫，而不是妻子”。
音乐家阿图尔·卢里耶，其时被认为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作曲家[9]，他演奏钢琴，而伊利亚·萨茨，因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艺术剧院上演了他的剧本而为人所知，有时则按比他晚得多的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的方式试验调音钢琴。萨茨一头浓黑的头发，蓄着海象般的髭须，坐在“浪荡狗”里，写出了他最重要的作品——《山羊腿仙女》。象征派，未来派，阿克梅派，围着挤满人的小桌子为彼此审美观的歧异而争论不已。最重要的是诗人。身穿黄上衣的弗拉基米尔[10]·马雅可夫斯基，米哈依尔·库兹明和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眼睫毛又长又黑的瘦小男孩子，他因纽扣上插着一枝从山上采来的百合而偶尔为人提起。阿赫玛托娃经常坐在桌子旁抽烟，她身穿一条绷得紧紧的裙子，肩膀上围着披肩，头颈上佩着黑玛瑙项链，老被赞美者簇拥着。亚历山大·勃洛克，上一代的大诗人，他发现阿赫玛托娃的美异常惊人。曼德尔施塔姆形容她为带着上帝印记的“黑天使”。
就在她站着朗诵诗作时，阿赫玛托娃的整个举止发生了变化。她的脸发青，有点紧张，仿佛为读者催眠。她的魅力部分源自她的声音。画家尤里·安年科夫写道：“我不记得还有其他哪个诗人朗诵诗作能如此的富于音乐性。”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回忆：“现在，当人们回忆她时，有时会称她为美人；不，她不是美人。然而她比美人更出众。我不曾见过这样一位女性……她的表达力、真实的脱俗气质以及难以名状的突然的吸引力，使她无论身处何地都显得与众不同、傲立群芳。”众多的画家尝试在画作中捕捉她的姿态，包括纳丹·阿尔特曼。阿赫玛托娃在他著名的画作中常常显得很矛盾，她在画中身穿丝织的蓝衣服，衣服的皱褶，正是立体派画家所强调的，她还披着鲜黄的披肩。相比之下，她更喜欢亚历山大·特施勒画的肖像。“浪荡狗”酒吧的中心人物是演员奥尔加·格列波娃-苏杰伊金娜。奥尔加曾在小剧院跳舞并在梅耶霍德的《科鲁宾娜的披肩》中饰演科鲁宾娜。她在表演萨茨的《山羊腿仙女》时异常大胆。她也在根据米哈依尔·库兹明的剧本改编并由萨茨作曲的《贞女与孩子们逃亡埃及》中饰演童贞女。
在《没有主角的长诗》中，奥尔加的幽灵在阿赫玛托娃的头上飞翔，她手上舞着黑色和白色的扇，嘟囔着春天的时光，并唤回她们一块失去的青春之梦。阿赫玛托娃称奥尔加为“孪生姐妹”，然而两位女性在外表上并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奥尔加梳着长长的金黄色辫子，正如阿图尔·卢里耶所说，“像梅利桑德”。无论奥尔加多么富有魅力，阿赫玛托娃有的则是另一种美。她优雅的苗条达到有棱有角的程度，腰板笔直，举止高傲。脸上颧骨高耸，有一双灰色的大眼睛和柔软的嘴唇。黑头发披在脖子后，前额留着一绺刘海。她的面容有一种经典的完美，尽管从一旁打量，她的鹰钩鼻子在今天已不受赞赏。她的脸和整个外表都给人深刻的印象。当她披着披肩往舞台上一站，那种奇异的沉着的高贵与她的形象和谐地融合起来。
甚至她的珠宝饰物也禀有圣像的特点。阿赫玛托娃的祖母遗赠给她一枚黑戒指，平滑的镶边涂有一层金珐瑯。中间有一颗小小的珍珠。安娜相信它有保护佩戴者的力量。
在阿赫玛托娃《彼得堡的故事》里，《普绪客的毁灭》的人物住在用奥尔加家的方式陈设的房间里：马戏团五彩缤纷的大车，色彩斑驳的阿穆尔像拱卫着维纳斯的祭坛。歌唱的鸟儿没关在笼子，你把卧室修饰得像亭子。
奥尔加对意大利的即兴喜剧、面具和傀儡极感兴趣。而令人惊讶的是，她祖父是普斯科夫省的农奴，父亲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穷官吏。并非每个人都懂得她的情趣。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奥西普的妻子，不怀好意地称之为圣彼得堡的小玩偶，评论过她褪色、疲乏的表情，甚至认为她是一个美好、轻佻、爱发奇想的人。维拉·德·波塞特——之后成为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妻子——在从奥尔加怀抱里夺走了苏杰伊金之后嫁给了他；她认为，她“基本上是一个头[11]脑空虚的小东西，惟一的兴趣在求爱者”。阿图尔·卢里耶，即使与她生活过一段时间，仍认为她极富音乐才华，有着迷人的笑靥和顽皮的举止。她喜欢制作玩具——唐璜，黑夜的皇后和苔丝德梦娜——并收藏在特制的箱子里，只有客人上门时她才取出来。她爱逛亚历山德罗夫市场，在那儿选购古瓷器和诸如鼻烟壶、袖珍画一类小玩意。“她爱在著名的奥扎洛夫剧院休息室开招待会。这所高雅的小房子布置着用卡累利亚桦木制作的伊莉莎白家具，大键琴，威尼斯镜子，俄国玻璃杯……她耳朵极灵，有极好的音乐听力。马上可以引吭高歌。”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二十世纪俄国诗坛的巨匠之一，经常坐在阿赫玛托娃的书桌旁。他擅长朗诵自己的诗作。而讨厌听朗诵的阿[12]赫玛托娃，对她晚年的朋友阿纳托利·奈曼说：“我们大家都朗诵诗，只有曼德尔施塔姆的朗诵有如白天鹅在滑翔。”曼德尔施塔姆总认为自己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更准确些说，是一个不属于社会特定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于一八九一年生于华沙，父亲埃米尔是一个犹太裔的皮革商人。作为一个平民知识分子，曼德尔施塔姆很快就适应了“浪荡狗”的社交圈并经常陷于恋爱之中。但阿赫玛托娃却因他爱上自己而讥笑他，她只想与他交朋友。通过他爱上的美丽女画家安娜·米哈依洛夫娜·泽尔曼洛娃，大诗人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小圈子里的成员莎乐美·安德罗尼科娃公爵夫人，阿赫玛托娃成了他密切的知己。
尽管她有许多赞赏者，但阿赫玛托娃的头两部简练、亲切的小诗集主要写的还是强烈的单恋，正如著名的批评家和翻译家科尔内依·楚科夫斯基所说。她的第一部诗集《黄昏》（1912），“无论他们何时陷入恋爱，都伴随着下两三代俄国人。”她因谁而怀有这样强烈的感情从不明朗，她冷静的举止看不出不幸的标志。
在“浪荡狗”的地窖里，当茨维塔耶娃在一九一三年写到她时，阿赫玛托娃已经是当之无愧的皇后了，瘦削，非俄国的躯干——在大开本的书卷上。土耳其编织的披肩低垂着，像长袍一样。您将这一条破碎的黑色线条交给自己。欢乐中有寒意，您的沮丧中蕴藏着热气。
茨维塔耶娃在聆听阿赫玛托娃时，十分为之倾倒，以后她曾把整整一组诗题献给后者。一九一三年她更直率地惊叹：您整个生命——在发冷，并且完结——它是什么？阴霾——黯沉沉——年轻的精灵的前额。
[1]所罗门·沃尔科夫《圣彼得堡文化史》（伦敦，1997），第147页。
[2]法尔科内（1716—1791），法国雕塑家。
[3]梅纳汉姆·贝利斯（1874—1943），乌克兰犹太人，被控杀死十三岁的乌克兰小孩，史称贝利斯案。案子引起国际社会对俄国政府反犹政策的谴责。
[4]1908年，沙皇一家到波兰斯帕瓦度假，亚历山大皇子又犯病。尼古拉二世驰电彼得堡，向拉斯普京求援，后者回电说，皇子不会死。电至，皇子即止血。
[5]引自《没有主角的长诗》。
[6]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德（1874—约1940），俄国戏剧家、导演，大清洗时被杀。
[7]巴黎酒吧，顾客多为文人、艺术家。
[8]《圣彼得堡文化史》，187页。
[9]康斯坦丁·波利瓦诺夫：《阿赫玛托娃及其周围》。
[10]米·库兹明（1872—1936），俄国诗人，散文家，同性恋者。
[11]《圣彼得堡文化史》，第194页。
[12]阿·奈曼（1936— ），俄国诗人，曾任阿赫玛托娃的秘书，著有《阿赫玛托娃的故事》。二 成为阿赫玛托娃苍白的手里不曾有我的戒指，我从来不曾给他人送上戒指。——阿赫玛托娃
安娜·阿赫玛托娃用许多办法创造了自己。因为父亲惟恐玷污自己的名声而不准她写诗，她从母系祖先鞑靼郡主那儿撷取到阿赫玛托[1]娃的名字作笔名。约瑟夫·布罗茨基称这一名字为她的第一首诗。
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戈连科于一八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圣约翰节前夜生于黑海边奥德萨附近的大喷泉。圣约翰节传统上是善与恶两种力量猛烈交锋之际，东正教教堂遂实行这种净化仪式——跃过篝火堆。这种迷信甚至对知识分子也很有影响，安娜对这种有着危险力量的思想爱好逾恒。
她在家中排行第三，父亲安德列·戈连科是海军工程师，母亲因娜是安德列·戈连科的第二任妻子。一八八七年戈连科受命从圣彼得堡的海军科学院退职，原因在他与海军中尉尼基坚科很熟，尼基坚科热衷于政治改革，是他让戈连科设计一种炸弹。炸弹落到革命者手中，被用以刺杀皇室的次要成员，尼基坚科因这大逆不道的行动被处绞刑。戈连科无论在设计上还是使用上都难逃罪责，他仅被开除公职，惩罚是惊人地轻。
以上尉的军衔退伍，戈连科一八九〇年转而担任不起眼的文官工作。全家先是搬到圣彼得堡的比邻巴甫罗夫斯克，继而搬到皇室歇暑的小城沙皇村。在安娜的整个童年中，这里发展成贵族歇暑的胜地，[2]并且辟有尼古拉皇帝近卫军的训练营。拉斯特雷利于一七五二年为伊莉莎白女皇设计的皇宫，仅为尼古拉二世夫妇举行正式招待会和宴会之用。
安娜的父母以前都结过婚，戈连科第一次婚姻生下两个孩子。他算是贵族，他的家庭其实是父亲因在海军服役获赏而受封的一代世袭贵族。戈连科家有六个小孩：安德列和因娜，他俩比安娜大；伊琳娜生于一八九二年，伊娅生于一八九四年；维克托，因娜的么子，生于一八九六年。重病蔓延着整个家庭，因娜的健康很糟，而外号里卡的伊琳娜，一八九六年夏天四岁时即死去。晚年，阿赫玛托娃向阿曼塔·黑特，她的第一部传记的作者透露，这个事件的阴影笼罩了她的整个童年。
安娜悲痛地谈到她的姐妹们，尤其是在一九〇六年二十七岁时去世的姐姐因娜，她很清楚地记得：“因娜非常特别，她苛刻而严肃……她这样认为，读者老把我想象成我从来都不是的样子……”因娜不喜欢安娜的诗作，她认为它们太轻浮。安娜的母亲反应非常敏感。她读过阿赫玛托娃的一些诗作，噙着眼泪说：“我不懂，我只知道我的小女儿的情况很不好。”
一九〇〇年冬，就在他们家住在沙皇村时，安娜患了重病，可能是天花。她写第一首诗时，十一岁，总是把开始写诗与天花联系在一起：“甚至在我爹出于某些原因喊我颓废诗人之前。”阿赫玛托娃终其一生拒绝承认童年对她的坚忍个性产生过影响，不屑理会有人提出它是否幸福的问题，孩子们无从比较，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过得是否幸福。无论如何，内心的忧郁似乎是被她的青春期所证实了的。
家庭不是很和谐。戈连科老是漂漂亮亮，衣着时髦，头戴一顶微微歪向一边的高帽子。安娜的母亲因娜，出生于曾经是富有和有势力、现时业已式微的地主斯托戈夫家族。因娜的第一次婚姻是嫁给年纪比她大得多的兹蒙奇拉，他婚后不久就自杀了。因娜爱上了衣着时髦的年轻人戈连科，并且和他快快活活地生活了一段日子，直到她开始认识到她的新丈夫，用她的么子维克托的话来说，“是一个美丽女性的猎逐者和更大的金钱浪费者”。
安娜的母亲是一个美丽的女性，终安娜一生，她都带着爱意提到她。阿纳托利·奈曼在阿赫玛托娃晚年时认识她，他记得，每当她谈到母亲，总为之动容，满脸柔情。在阿赫玛托娃的《北方哀歌》的第一节里，她提到母亲的善良。因娜是这样一个女性：这位女性有着清澈的眸子（一看见它们，就不能不使人想起那澄明蔚蓝的海水），十分罕见的名字，白净的手，和同情心，我得到它们，仿佛从她那儿继承了一笔遗产，我偃蹇一生无用的禀赋。[3]
然而也是在她晚年时认识她的叶甫盖尼·莱因则评论说：“阿赫玛托娃总把母亲写成一个热情、善良的母亲——但是我知道自从一度离开家庭后，她与后者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
她的同学兼朋友瓦列利娅·秋尔帕诺娃（以后改名斯列兹涅夫斯卡娅）记得因娜的美貌，她老是掉下来的夹鼻眼镜和无论怎样都管不好家务。她完全没有实际操作能力。尽管雇了许多仆人，她都不能把家庭收拾得井井有条。甚至连生炉子都非其所能。阿赫玛托娃本人成年后连最简单的家务都管不好，就源于她幼年时习惯了家庭的混乱。另一方面，她的父亲痛恨杂乱无章，他的批评总夹杂着粗鲁的谩骂。
戈连科家不是一个文学家庭，尽管安娜的外祖父斯托戈夫的姑姑[4]安娜·布宁娜是俄国的第一个女诗人。戈连科和因娜对文学有一些共同的看法，而且谙熟对俄国穷人的苦难充满同情的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诗作——安娜记得，这是家里惟一一部诗集——是因娜第一任丈夫送她的礼物。戈连科和因娜都激赏十九世纪早年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的英雄主义（一八二五年反沙皇的起义失败后，这些女性即追随丈夫流放到西伯利亚，激励了之后的几代作家）。他俩都同情民意党的目标，民意党不仅是一个怀有让俄罗斯自由的抱负的党派，而且是一个对几次政治行刺负有责任的社会革命团体。
无论因娜的政治同情倾向哪一边，她仍然是一个单纯的基督教徒。安娜记得母亲在棕榈主日走进厨房，朝仆人们鞠躬说：“饶恕我，我是罪人。”仆人也向她鞠躬，答以隆重的礼仪，承认他们自己也需要饶恕。
戈连科一家不属于住在涅瓦大街和铸造大街附近时髦住宅的彼得堡上层家庭。他们住在沙皇村。安娜其时没进过沙皇的宫殿，她喜欢研究环绕着宫殿的花园，甚至像女学生一样，想到年轻的亚历山大·普希金也曾研究过她面前这些花园就欢喜不已：我们所珍爱的世纪听到隐隐然的跫音。
对于安娜，沙皇村与普希金密不可分，他在这儿的预备学校就读，她喜欢居民不盛装打扮、只有律师和医生的妻子才加以炫燿的生活方式。普希金时代以后的许多诗人，从莱蒙托夫到英诺肯季·安年斯基[5]，都从小城市获得了灵感。
在沙皇村的赶集日，市集的粗木桌上高高地堆积着建筑用的铁器和门闩；农民的马车里放满了马铃薯、洋葱和卷心菜。远离市中心的街道是由木房子辟成的，房子通常只有一层高，用木柵栏团团围住。戈连科一家住在距壮丽的宫殿有一段距离的深绿色木房子里，在希洛卡娅街的前面。这儿曾经是一家旅店，在地下室还可以闻到贮藏的牛奶味，她家的对面即别济缅尼街有一爿鞋铺。
安娜的房间有一张铁床，一张放书、神像和烛台的桌子，从窗口看出去，是一条冬天被白雪掩盖和夏天野草丛生的小路。回忆起童年，阿赫玛托娃自称是一个“怪物”，被邻居谑称“野姑娘”。她非常调皮，像鱼一样游泳，像猫一样攀爬。他们家常到黑海边歇暑，安娜不戴帽子外出，裸着的身子仅罩着一件薄衫，还光着脚。别的姑娘到海边，一定要身穿带乳褡的紧身衣和两条衬裙，其中一条要上浆，还是丝绸的。她们脚蹬橡皮鞋，头戴特制的帽子，大不了在海边泼着水玩。安娜从高处一跃而下，一游就是两个小时。她形容自己坐在岩石上有如美人鱼，衣服风干后因附着盐分而变得像木头一样硬。
阿赫玛托娃的长诗《在大海边》写于很久之后的一九一四年，她在长诗中回忆了青年时代，渴盼王子的爱和发现自己与平庸的配偶厮守的失望之情。孩提时代的回忆赋予该诗以光芒和色彩，它因被赋予黑海岸边的梦游者的暗示而立刻变得无忧无虑和激动人心。她召来大海的景色、海鸥和帆船，回忆起捡拾早年战争遗留下来的弹壳和弹片的情景，就像采蘑菇或黑莓。她想象一个热恋中的灰眼睛的男孩，在他送来玫瑰花时还让自己嘲笑了一回。有趣的是，他的求婚还包括了离开外省的机会：他说……我快长大成人，和你一块到北方去。
吉卜赛人向她预言了王子，但这些预言悲惨地兑现了。她的王子作为一只游艇的船长莅临。游艇沉没他被淹死。
旁观者都对她还是一个幼童时，就有梦游的习惯感到迷惑，她有时甚至险象环生地攀上屋顶。有一次父亲发现了这，遂拥着把她送回房间。就像大多数意识到自己癖性的人一样，安娜开始把自己当成一个特殊的人进行思考，她宣称，她家偶尔在乌克兰租住的房子，有朝一日会挂上刻有她名字的铭牌，这令她母亲为之震惊。眼下铭牌倒是挂上了，但母亲当时还是被她的高论吓了一跳，她认为这太鲁莽，无足取。
安娜从小事中发现自己似乎禀有异乎常人的命运的征象。她的保姆和家庭教师尤其是一位来自卡卢加的农妇在这一点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安娜五岁时，她在家人住的贡格尔堡爱沙尼亚温泉区捡到一种罕见的蘑菇，名为沙皇蘑菇，她迷信的保姆在寻觅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好运气的征兆。她还是个孩子时，在基辅的沙皇公园捡到一个竖琴形的饰针，家庭教师说这意味着她将成为诗人。
母亲很少理会安娜的成长。安娜没有茨维塔耶娃在温室里成长的烙印。七岁上开始阅读列夫·托尔斯泰的启蒙课本，十岁上被送到沙皇村学校。十三岁上已经迷上诗歌，尤其迷上了亚历山大·勃洛克。
安娜从一九〇〇年起就读于圣彼得堡的玛丽娅学校。学校同学不太喜欢诗歌，在大多数方面她的同学都发现安娜的性格太内向。她的同学瓦列利娅认为她的安静和含蓄适与自己淘气和开朗的个性成为对比。然而，在两人的家庭合住沙皇村的同一幢房子之后，她俩便建立了亲密而持久的友谊。她们在美好的大花园里游戏，瓦列利娅很快就发现，安娜远比她想象的更为出色，除写诗外还阅读禁书。安娜十三岁时已知道所有的法国被诅咒的诗人，包括维尔仑和波德莱尔。
安娜六或七岁时的照片展示出一个圆脸蛋、短头发的女孩子的形象。十四岁时，她孩子般的圆脸业已消失，安娜出落成一个轮廓分明、有着一双灰色大眼睛和漆黑长头发的美人儿，她有着舞蹈家的身材。青春期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她是这样的柔韧而轻盈，以至她俯伏时脚后跟可以轻而易举地触到后脑勺。瓦列利娅注意到，安娜开始对自己的外表产生新的兴趣。
在玛丽娅学校，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有钱。家里有钱的学生由仆人用银托盘把午饭带到学校。尽管不属于这些特权人物，安娜还是学会了如何像一个贵族少女般处事。她有一种沉着的风度，虽然她的梦游揭示出某种内心的失调，这种失调因家庭的混乱和兄弟姐妹的脆弱而[6]更趋严重。以后成为阿赫玛托娃知己的利基娅·楚科夫斯卡娅把她的脆弱、无能和萎靡追溯到小时候的孤独无依。在这一点上，安娜日渐成熟的悟力在父母婚姻的纠纷中必定扮演了一个角色。
一九〇二年，安娜被父亲以全日寄宿生的身份安排就读于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学院的皇家教育学会，这里以纪律严格而著称。几个星期后，安娜不得不退学，原因大概是她被发现在学校的走廊里梦游。
安娜见父亲的机会要比见母亲少得多，虽然他有时会领着她到圣彼得堡参观歌剧院和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关于她父亲的不忠有很多流言，在沙皇村，人们认为某位列昂尼德·格拉霍夫是他的私生子。
一九〇四年安娜的大姐因娜与语文学家、普希金学家谢尔盖·冯·斯坦因结婚。诗人安年斯基因儿媳的关系而与冯·斯坦因沾亲，他评论说：“处于他的地位，我更愿娶小女儿。”这句话令她珍藏终生；不错，在斯列兹涅夫斯卡娅回忆录的手稿中，这句话是阿赫玛托娃亲笔写下的。
她一九〇四年在献给亚·马·费的诗中渴盼爱情之情显而易见。亚·马·费可能是亚历山大·费奥多罗夫，一位敖德萨作家，她在写给冯·斯坦因的信中毫不浪漫地提到，与费奥多罗夫接吻时她闻到一股午饭味。然而在她的诗中，回忆里的接吻温柔而颤抖。她对诗歌的良师益友的盼望之情同样热烈。不久之后，她在安年斯基的作品中找到观察日常生活事物传达出微妙心理顿悟的简朴、直接的语言。阿赫玛托娃和她的朋友瓦列利娅曾在还是小学生时就读过他的作品，继而永远铭记着安年斯基在一八九九年普希金纪念碑落成的演讲。
对于安娜来说，一九〇五年是转折和觉醒的一年，虽然她一般只把这种恐惧之感与对马海峡俄国舰队被日本人击沉联系起来。更概括地说，这是革命和报复的一年，同年冬，安娜第一次听见枪声。不管怎样，她仅是在远处认识革命。她对圣彼得堡工人区的生活一无所知，那儿没水，粪便堆积在后院得靠大车运走。安娜对这些极令人讨厌的事情所知不多，她不知道与冬宫一河之隔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那儿羁押沙皇的囚徒的囚室是这样的矮小，以致他们既不能直立也不能躺下。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作为血腥星期日而为人所知——十五万赤手空拳的工人，在一个名叫加邦的神父的带领下，举着十字架和神像，唱着圣诗来到冬宫向沙皇和平请愿。沙皇其时不在冬宫，而是躲在皇村玩多米诺骨牌。冬宫的卫兵被示威者的队列吓了一跳，莫说查问，连请愿都不允许。取而代之的，是来复枪直接向人群射击，继以骑兵出击，导致伤者无数，死者多达千人。大屠杀的新闻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抗议，这些抗议终被残暴地镇压了下去。
这一年，安娜与母亲住在黑海畔的叶甫帕托利亚，那儿远离一九〇五年事件中心。尽管这样，戈连科全家一定风闻农村发生的众多暴行。俄罗斯的外省是贫穷、暴行和疾病的集中地。即使在二十世纪，百分之八十的居民仍然被划分为农民。农村妇女的遭际尤其悲惨。妻子们被丈夫扒光衣服痛打，农村有这样的谚语强调打老婆的好处：“你打老婆愈多，她煮汤愈好喝。”还有比这更残忍的惩罚。犯有过失的妻子有时被捆在马车后，拉着穿过村子的街道。不仅妇女是受苦的一群，其他犯法者也被处以阉刑，用镰刀活活砍死，或投到木桩贯穿喉咙。沙皇多年怀着猜疑的态度观察民族主义在他巨大的国土内滋长，尤其深深地仇视他的犹太裔国民，他们被误认为与亚历山大二世的被弒有关。
十年庄稼歉收，给从乌拉尔山脉到黑海之滨的国土带来了饥荒，一九〇五年革命业已迫在眉睫。沙皇不打算惩罚接踵而来的不幸抗争、恶性报复和大屠杀，一系列灾难降临到戈连科一家。一九〇五年春，在与他的雇主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爵发生争执后，安娜的父亲决定退出他服务的行政机构。一九〇五年九月，她的姐姐因娜因患肺结核住进疗养院，不到一年时间，即在一九〇六年七月五日死去。这是安娜第二个短命的姐妹的死讯，深深地震撼了她。在致姐夫冯·斯坦因的一封信中，她承认因极度的沮丧——如果我们相信她的叙述——而试图自杀，倘若不是钉子从石灰墙中脱落，说不定就一命呜呼。是什么特别事件促使她走向极端，我们不甚了了。这一年正好是她父母仳离的一年。
导致安德列·戈连科与妻子决裂的直接原因是他与叶列娜，海军少将斯特兰诺柳布斯基的未亡人发生的桃色事件。是后者说服他将家小打发到克里木去，说那儿的气候比这儿好。安德列搬进叶列娜·斯特兰诺柳布斯卡娅家里，而妻小则动身去了南方。安娜可以想象妈妈的痛苦，虽然她在表面上仍不失骄傲。阿赫玛托娃在以后的岁月里奇怪地对不幸的婚姻逆来顺受，是因为其母温驯地选择了遭遗弃的妻子的角色。阿赫玛托娃老把父亲的情人称作“真正的驼子”。这完全不公平。事实上叶列娜不是庸碌之辈，这位下决心将安娜的父亲占为己有的女人，毕业于牛津大学。在她生命的剩余岁月中，安娜总是将与她有染的男人的妻子赶走，她对父亲的情人不说好话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安娜的议论暗示出她个人感情上的深刻创痛，她对父亲的背弃行为极为愤怒，之后关于这她曾这样写道：“我不尊敬父亲，我不爱他，为啥我要听从他？”她经常声称她多么仇恨父亲的嚎叫。她还记得他是如此的吝啬和刻薄，甚至拒绝给她买一件新大衣。
无论怎样，在安娜的个人发展史上，也许一九〇五年最重大的事件是她失去了童贞。一九〇五年春她爱上了弗拉基米尔·维克托洛维奇·戈尼舍夫-库图佐夫，比她大十岁的圣彼得堡大学学生。她听任此人诱奸自己，在他回到学校后，苦苦地思念着他。一九〇五年冬安娜住在叶甫帕托利亚。直到一九〇六年才搬到基辅应试。在那儿，她和姨妈住在一幢公寓里，到丰杜克列耶夫中学上学。自从姐姐因娜去世后，她常写信给冯·斯坦因，她很孤独，远离家人和沙皇村的朋友，不是啜泣就是沉默。
在俄国南方，当安娜还是一个十三岁多一点的小不点时，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就承认自己爱上了她。这不是他俩的第一次会晤。他和哥哥在放学途中已经遇到她和瓦列利娅·秋尔帕诺娃，古米廖夫对这个严肃的姑娘一见钟情，装作与之邂逅，似乎纯出于偶然，他们还在因娜和冯·斯坦因举行的招待会上相遇。安娜对这个有点口吃，眼光滴溜溜转的腼腆的男孩子并无好感。
常被人昵称为“科里亚”的古米廖夫样子不漂亮，但他具有独创性的头脑，立志献身文学和探险事业。他与安娜有许多共同的爱好，特别是象征派诗歌和亚历山大·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对别的男人要比对古米廖夫热情，但他的生活道路和死亡给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痕迹。加之他还是她的独子的父亲。
古米廖夫一八八六年在扼守着彼得堡出海口的喀琅施塔德要塞出生。其父是舰队医生，比他的妻子大十八岁。父亲退休后，犹如安娜一样，沙皇村成了尼古拉童年的家。他同样不住在宫殿和亭子里，而蛰居于退伍军人所喜欢的稳定的乡间。
他是一个非常依恋母亲的孩子，通过她而爱上阅读。实际上，他的健康状况不佳，直到十岁仍只能待在家里受教育，全家搬到圣彼得堡后，他就读于古列维奇中学。他涉猎极广，其中包括天文学，十三岁就借着俄国经典作家的译本熟读弥尔顿、柯尔律治和阿里奥斯多。
十四岁时，他随全家搬到位于高加索边缘的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那儿环绕着唤醒了十九世纪诗人的壮丽风光。这位早熟的孩子，早在一九〇三年就发现了尼采，并决定将此生奉献给诗歌。他的第一部诗集自费出版于一九〇五年十月。
作为一个在校的中学生，古米廖夫衣着很讲究，他把制服配上白衬里，同学们已经在议论他的自负和任性违规了。对于这个自认为难看和不曾赢得任何诗人名誉的男孩来说，这些举止很有趣。有一个人郑重其事地对待古米廖夫想成为诗人的愿望，这个人就是他就读的中学校长，一位古典文学教师，同时也是诗人：正是英诺肯季·安年斯基的诗几年后令年轻的阿赫玛托娃十分陶醉。安年斯基不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校长：学校完全缺乏纪律，即便大部分学生在游荡，他也不会在意。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翻译家，诗写得尖刻而感人。他不惜花时间鼓励古米廖夫。
古米廖夫在一九〇五年的复活节第一次向安娜表白爱情，被拒绝，遂陷于极度的沮丧之中。他威胁说要自杀。安娜被这个无妄之灾吓了一跳，两人吵了起来，并停止来往了一段时间，直到一九〇六年春才恢复来往。阿赫玛托娃整个冬天都住在基辅，尽管她不曾见到已回到圣彼得堡的库图佐夫，但正如在致冯·斯坦因的一封信里所承认的，她仍然爱他，央求她的姐夫弄一张他的照片。最后，虽然有点勉强，他还是答应了她的要求。
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一日，安娜为库图佐夫的照片写信向冯·斯坦因致谢，她所描述的他的冷淡和美好的漠然，不但赋予了她诗中人物的典型形象，而且是她以后从众多男人中寻找性魅力的模式。“照片中他完全是我所认识、爱慕而极其畏惧的样子：文雅而如许冷漠。”在同一封信中她写到：“我不能把我的心从他身上挪开，我毒化了我的生活。”或者毒化的说法过于戏剧性，一如有关她的健康状况的描述。在母亲被父亲拋弃之后，初恋的失败真正改变了她的思想倾向。在其余生中，她渴望被遗弃，并在诗中着力渲染。[7]
帕维尔·卢克尼茨基记录说，在塞瓦斯托波尔，他们的朋友施密特的别墅里，安娜告诉古米廖夫说，她已经不是处女。这个发现令他痛不欲生，在一九〇七年八月从巴黎回国后，曾一度真正尝试自杀。
古米廖夫时年仅二十一岁。他的笨拙不是出于缺乏自信心，而是羞怯。他热衷于探险一如热衷于文学。一九〇七年他首次到伊斯坦布尔旅行，费用是从双亲提供的月费中撙节下来的。在回家途中，带着旅行的激情，他在基辅略作逗留，住在车站旁边的廉价旅店，只为重见安娜。这一次他们的关系有所发展：他们谈到诗歌和玄秘的世界的神话。
他已经开始有选择地过着刺激的生活了。在致象征派诗人瓦列里·布留索夫的一封信中，古米廖夫煞有介事地描述了他在士麦那与希腊女人的风流韵事，在马赛与土匪的搏斗。虽然在追求安娜，他仍与[8]别的女人兜搭。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塔”，诗人大套间举[9]行的一次沙龙中，古米廖夫认识了诗人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打一九〇九年起他便与后者关系暧昧，两人一块到克里木的科克杰别尔探访诗人马克斯·沃洛申，他竟然向她求婚但被拒绝，这事令他懊恼不已。他回到敖德萨附近常去的小城探访安娜，后者从他重申的爱情声明中觉察到某些虚假的成分。在与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尝试出版[10]杂志《岛》（仅出了一期）之后，古米廖夫与谢尔盖·马科夫斯基等人创办了《阿波罗》，它随即发展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撰稿人团体，并成为当时一家最有影响力的杂志。
就在这时，德米特里耶娃和沃洛申合作策划了一出诗歌闹剧。他俩一块臆造出一个子虚乌有的诗人切鲁宾纳·德·加布利阿克，并将冒充是她写的诗送到《阿波罗》。马科夫斯基受这些诗所骗，并对不肯露面的诗人深感兴趣。德米特里耶娃很快就暴露出作者的身份，但这个玩笑的后果很严重。马科夫斯基喜欢切鲁宾纳的诗更甚于安年斯基，阿赫玛托娃总认为，这个侮辱性的捉刀人令安年斯基大为沮丧，并导致他在一个月后心脏病发而致不起。古米廖夫也因发现德米特里耶娃和沃洛申串通起来作弄他而怒不可遏。
古米廖夫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后，常送诗给布留索夫看，他进入索邦大学研修法国文学后，仍继续向后者讨教文学问题。他在巴黎待人接物仍很笨拙，也许还落落寡合，虽然安娜的哥哥就在那儿，他与后来成为重要小说家的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结成莫逆。但是，他还是让几个人的怠慢给刺痛了。著名诗人康斯坦丁·巴尔蒙特住得离古米廖夫很近，他不想花心思回复古米廖夫的信件。他还让齐娜伊达·吉皮乌斯羞辱了一回。古米廖夫带着布留索夫的介绍信去见吉皮乌斯和她的丈夫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他俩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因反对沙皇政府而流亡此地的。
齐娜伊达·吉皮乌斯有一头红铜色的头发，绿眼睛和厚厚地敷着粉的脸。她是一位公认的诗人和以把杰出的名人引进自己的客厅而自豪的怪人。就在古米廖夫手持布留索夫的信笨拙地进入她巴黎的寓所后，她的言谈是如此的粗鲁，以至他牢牢记住所受的羞辱。吉皮乌斯向神经兮兮的年轻人谈到她与布留索夫的会晤：“您真的见过他吗？我们简直一败涂地。鲍里亚（按：指安德列·别雷）还有力气嘲弄他，我可是瘫了过去。二十岁，一副病歪歪的模样，陈腐不堪的格言……这以后，他戴上大礼帽走了，我在一期《天平》上发现了他的诗，想从诗里找到天分以证明您的倾慕，但没找到。”
安娜与冯·斯坦因的通信持续了一九〇七年整年。这肯定让她的姐夫吃了一惊，一九〇七年二月二日，她突然向他宣告：“我要嫁给青年时代的朋友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他爱上我已三年，我相信，我的命运是成为他的妻子。我爱不爱他，我不知道，我依稀感觉会爱他。”几天后，亦即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一日，她再次怏怏不乐地谈到她对库图佐夫的单恋，虽然在较早前一封信里她宣称：“然而古米廖夫——我的命运，我将驯服地献身给他。”
她的日子过得很不愉快。从安娜致姐夫的信中，我们可以推测，她父亲出走后母亲的经济状况有多坏。她最殷切的希望是到圣彼得堡过圣诞节，因盘缠不足难以成行。然而她父亲却不曾收回当父亲的权利，他仍认为有权阻止女儿做她愿意做的事。
安娜回到学校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后，她不带任何欢乐地写信告诉冯·斯坦因，她的诗《他的手里有许多发光的戒指》刊登于古米廖夫主编的杂志《天狼星》第二期上，事实上，《天狼星》只出了三期，而且大多数诗作是古米廖夫用各个笔名写的。也许阿赫玛托娃是正确的，不能过高评价她早年的诗作，但这时已经流露出后期作品中悲哀与挑战交集的独特调子：他的手里有许多发光的戒指——他征服的是少女温柔的心事。金刚石在欢跃，蛋白石在做梦，璀璨的宝石刁钻古怪地发红。苍白的手里不曾有我的戒指，我从来不曾给他人送上戒指。他月亮中的金光是我所浇铸，在梦中给戴上，向我苦苦哀诉。为梦想而自豪，保存这个礼物，我不曾给他人送戒指，永远不。
也许对冯·斯坦因的反应有点不安，安娜告诉他：“要知道，我不再写了。我的灵魂被抽空，包括照亮它的惟一光芒和温柔情感。”在同一封信中，她打听库图佐夫考完试的日期。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安娜以优异的成绩从基辅中学毕业。
这时她还不到十八岁。她的健康很不好，虽然从她的描述看来有点忧郁症的症状。她在致冯·斯坦因的信中抱怨头疼、失眠和心悸，后者折磨了她半生。在基辅，她住在梅林戈夫大街，她告诉冯·斯坦因，有一回家里没人，她昏了过去。她怀念圣彼得堡。她承认，部分原因是她知道库图佐夫住在那儿。尽管眼下信件的基调是调情多于悲哀。看来她是试图把自己罗曼蒂克的景况给姐夫留下一点印象。
一九〇七年四月底，她又一次改变主意，拒绝了古米廖夫的求婚，就在他陷于绝望时，他俩无声地站到一起，凝视着海岸。古米廖夫就在此时写下了《拒绝》：皇后——或者可能仅仅是可怜的孩子，——她向梦幻般叹息的大海俯下脑袋，她匀称而柔软的躯体这样的精致，她向着银白色的曙光神秘地闪开。
在这一首诗的最后一节，她被描绘得惟妙惟肖，例如“疲倦的孩子带着无助的哀伤神气”。
一九〇七年安娜与母亲一块歇暑，古米廖夫在附近租了一个房间，他请安娜出来相会，她又拒绝了。这年秋天她开始在基辅大学修读法律，然而她发现这些课程中只有拉丁文和历史还有点趣味。一九〇七年古米廖夫回到巴黎，再度试图服毒自杀。他在波洛涅森林被发现时已失去知觉。尽管如此，他仍将第二部诗集献给安娜。四个月后，他回到塞瓦斯托波尔再次向安娜求婚，仍遭拒绝。一九〇八年八月安娜独自到圣彼得堡旅行，在那儿待了十天，这种看来似乎是匪夷所思的轻佻行为，而事实上，因为她住在父亲家，这反而显得是个值得赞赏的行为。
安娜继续拒绝嫁给古米廖夫，她说，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她尊敬他，但不爱他。一九〇八年秋，安娜突然让步了。她声称是他信里的一个句子打动了她：“我认为，世间只有与您有关的我才感兴趣。”这是一个看来她极其需要的向心性的无限保证。在安娜可能是写于一九〇六年的致冯·斯坦因的凄婉至极的信里，她说：“没有人需要我。”古米廖夫的长期追求似乎证明了她至少还为他所需要。
阿赫玛托娃在《北方悲歌》的第五部分写到自己，作为人，她发现自己的形象存在于某人的梦中，或者在陌生的镜子里，在古米廖夫早期的诗作中，她看到自己时而像脖子戴着罪孽深重的宝石项圈的美人鱼（1904），时而像公主或是任性的孩子（1907），时而像夏娃，年轻的悍妇，马上又变成妓女，变成圣人，在他的诗作《亚当之梦》（1909）中出现。
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古米廖夫和其他为《阿波罗》杂志撰稿的作者在基辅举行诗歌朗诵会，她在探访完他们之后，突然应允了古米廖夫的求婚，古米廖夫仍然动身到东非考察，他游览了亚历山德里亚和开罗，尼罗河和狮身人面像，为诗作寻找灵感。
一九一〇年二月，安娜来到圣彼得堡，她与父亲重聚，并去探访了老朋友瓦列利娅。对即将到来的婚礼绝口不谈。但在这个月底，在给瓦列利娅的一封信中，她带着无法解释的预感写道：“我的鸟儿，我现在就到基辅去。为我祈祷吧。事情不能变得更坏了。我想死。您知道一切。我惟一、可爱、温柔的瓦列利娅。倘若我能够哭泣的话。”
为什么安娜在一九一〇年会嫁给古米廖夫？她的同学兼朋友瓦列利娅相信，她不爱他，但他代表了她渴盼加入的文学世界。他是一个有高度独创性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宣称他是自己少数几个可以从谈话中获益的友人之一。然而安娜读他的诗毫无感受，这与她读安年斯基或以后聆听曼德尔施塔姆大不一样。
不管爱或不爱，她向冯·斯坦因幽默地谈到接到未婚夫从巴黎来的信时的激动：“每一次当巴黎来信了，他们都把它藏起来，并小心翼翼地传阅，然后是神经质大发作，冷敷和全体生病。事情出在我热情的性子，再没别的。他是这样的爱我，甚至有点可怕。”在同一封信中，她央求冯·斯坦因在她迁居圣彼得堡后不要拋弃她，并且说，“我憎恨和蔑视自己，我不能忍受这一缠绕着我的谎言。”什么是谎言？全是青春期的热情吗？不要忘记，安娜才刚刚念完中学。
从世俗的意义上来说，她接受古米廖夫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外省的社交生活很单调。倘若安娜打算通过结婚转换自己的生活轨道，这完全可以理解。安娜在她那一等级的人中非常贫困。“我们活在赤贫之中，”她写道，“我们擦地板，洗衣服。”她现时与老骂她的姨夫住在一起。习俗仍在压迫未婚女性，而古米廖夫的求婚给了她离开外省和进入激动人心的圣彼得堡文学界的机会，他在其中占有一席地。阿纳托利·奈曼认为她不喜欢契诃夫的剧本——她终其一生如是说——是出于承认他写的少女都很像安娜·戈连科。她不喜欢契诃夫描写的无可逃避的环境，或害怕这会是自己的命运。总之，无论是什么原因，她应允了，如果她仍留在南方的外省，很难想象她能成为后来的阿赫玛托娃。
[1]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俄国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瓦·拉斯特雷利（1700—1771），俄国建筑师，原籍意大利。
[3]叶·莱因（1935— ），俄国诗人。
[4]安娜·布宁娜（1766—1829），俄国女诗人。
[5]英·安年斯基（1856—1909），俄国诗人，批评家。
[6]利·楚科夫斯卡娅（1907—1996），俄国作家，著有三卷本《关于阿赫玛托娃的札记》。
[7]帕·卢克尼茨基（1900—1973），俄国学者，曾多次采访阿赫玛托娃。
[8]维亚·伊万洛夫（1866—1949），俄国诗人，“塔”为伊万洛夫的住宅，因其形状像塔。
[9]伊·德米特里耶娃（1887—1928），俄国女诗人。
[10]谢·马科夫斯基（1877—1962），俄国诗人，散文家。三 嫁给古米廖夫爱情不再给我以平和，只给我以痛苦的光荣。——阿赫玛托娃
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在距基辅不远第聂伯河畔尼科利斯克镇上的尼古拉耶夫教堂成婚。阿赫玛托娃的家人都未曾出席婚礼，参加婚礼的都是外人，尽管她母亲就住在本镇。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很不适应婚姻生活或普通的家庭生活。他俩在基辅一直待到四月底，然后动身到巴黎度蜜月。马科夫斯基也乘同一列火车旅行。他自称曾问过阿赫玛托娃，她可享受婚姻生活，婚姻可曾令她满足。她一声不吭地[1]走出了车厢。即使这个故事是真的——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是古米廖夫的学生，但比起她在回忆录中的暗示，两人的关系并不那么密切——它对事情的解释仍远非准确。马科夫斯基喜欢让我们想象，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的性生活不和谐，但其实安娜仅仅是被这个直率的问题激怒了。她对古米廖夫和自己之间的问题的洞察力要有说服力得多。我们从阿赫玛托娃亲口披露的暗示中了解到，古米廖夫早就对她热情不再。她认为他们订婚的时间太长，到一九一〇年两人结婚时他已失去对她的热情。
从写于一九一〇年的诗作推测，古米廖夫早在结婚之前就已被婚姻的束缚激怒，之后才结婚。也许他的不忠无非是贵族常规的行为，他被阿赫玛托娃迷住已有七年，苦苦痴缠着直到她放软了心肠。现在他占有了有血有肉的女人，其热情便冷却了下来。
不管怎样，巴黎还是令人喜欢的地方。阿赫玛托娃第一次见到这个作为俄国文化风景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听到法国人随意说出的她打童年起就热爱的诗歌的语言。她和古米廖夫徜徉着欣赏埃菲尔铁塔，衣着雅致的女人，绿油油的广场和点缀着酒吧、香味四溢的面包店与出售莴苣和小萝卜货摊的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他俩在波拿巴大道十号租了一个房间，很快就参观了博物馆、克吕尼的中世纪市镇和古米廖夫极为赞赏的拉丁区。在这儿阿赫玛托娃第一次邂逅了意大利画家阿梅代奥·莫迪利阿尼，回到莫斯科后后者给她写了许多信。在这次访[2][3]问中她聆听了艾达·鲁宾斯坦主演的《莎乐美》，观赏了佳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演出。
六月末回俄国时，他们又一次与马科夫斯基同乘一辆火车。他俩分享着因佳吉列夫的成就而产生的激情，看来在一起过得很愉快，尽管马科夫斯基担心他们的婚姻会因古米廖夫的不安分而触礁，这种不安分有着一种对感情依托的不寻常的要求。而对于阿赫玛托娃来说，在到过巴黎之后，她发现沙皇村简直了无生气。
古米廖夫对他的新婚妻子很慷慨，据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说，尽管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上哪儿找到这笔钱：“与安娜结婚后，我……把两千卢布放到银行她的名下。我希望她感到独立自足。”在他们婚后的第一个圣诞节，他为她买了一个罩着鲜花似的织物和满载丝袜的盒子，一瓶柯蒂香水，两磅克拉夫特巧克力，一把玳瑁梳子和特里斯[4]坦·科比埃的《黄色的爱情》。“她惊喜极了，在屋内转着圈跳着舞。”
古米廖夫的一些诗作暗示着爱情迅速转变成意志的角力。他过去经常使用魔幻的意象来唤起对非洲景色的联想，现在他避开了这些，在一首特别狂热的抒情诗不事虚饰地描画了性的角逐。情人要学会弄懂爱吵架的女人有朝一日会拋弃他，并作好充分准备服从另一个。古米廖夫警告，以这样的游戏为乐很危险，并威胁说她不应感到惊讶：倘爱的呻吟转变为折磨的呻吟那么我们的亲吻将沾满了鲜血。
传记作家必须承认，这一首诗应归之于古米廖夫的另一桩风流韵事。无论如何，一九一一年春，古米廖夫关于似乎与阿赫玛托娃一起[5]度过的晚间家庭朗诵会和谈到的勒孔特·德·李勒的诗作写得不那么激烈。他俩一起召来了勒孔特·德·李勒本人的灵魂：透过朦朦胧胧的夜色在安乐椅上后仰，混血儿清晰的侧影与天鹅的灵魂一起。
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大量使用第一人称，这使得阅读她的诗就像阅读日记一样趣味盎然。她的第一册诗集《黄昏》中，有许多诗作揭橥出这是与冯·斯坦因通信时承认自己很不快乐的同一个孤独而寂寞的少女。读者立即感到有人在毫不隐讳地披露单恋的最隐秘的感情，妙的是其中又杂有一种苦中带甜的乐趣。之后，当她写出一件女主角遭遗弃的风流韵事时，很清楚，女主角就是诗人本人：如果我业已谢世，那么谁会把我的诗写给您？
诚然，她的女主角全无朋友们在回忆录中记录的言谈中透露出的简洁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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