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危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丹比萨·莫约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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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危机试读：

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但不知道一旦去做又要怎样赢得连任。让-克洛德·容克欧盟委员会主席推荐序全球化的危机与救赎吴晨《经济学人·商论》总编

回溯一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全球化与资本主义走势的分水岭。一路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和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遭遇重创，危机发源于美国，波及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鲜有经济学家准确地预测到危机的发生？经济学研究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市场的放任和去监管会催生诸如“忍者”贷款（NINJA Loan，没有收入、没有工作，也没有抵押资产的人）这样高风险的市场行为？是什么让道德风险泛滥？为什么市场的激励导致银行家的短期行为，而忽视了市场逐渐累积的长期风险？制度设计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一些金融机构变得“大而不倒”而不得不由政府兜底纾困，但是几乎没有银行家为危机肩负起个人责任？

莫约的《增长危机》，是金融危机10年之后为应对这一系列问题而尝试做出的回答。她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面临的是全球化“降级”的危机，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恰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症候，而民主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在西方国家普遍面临危机，需要改良。

全球化的危机已经暴露无疑。英国脱欧公投之后的3年，政府几乎没有任何政策的建树，脱欧是否有序，甚至脱欧与否，都仍然是未知数，而整个社会却被这个“人造议题”割裂深重。特朗普则代表了民粹主义大张旗鼓的叫嚣，它裹挟了全球化输家的怨愤——这些输家有全球化过程中工作流失的美国“锈带”的蓝领工人，也有那些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房屋被变卖的失房者，更涵盖过去20年薪资停滞的众多工薪阶层——却祭出了贸易“保守主义”的大旗，希望打破多边协商的贸易规则，挥舞美元结算和治外法权的“长臂”，重塑美国的“雄风”。

深入思考，进入21世纪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最大的失误的确是对贫富差距拉大的失察。全球化给大多数人带来了更好和更便宜的商品，也给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型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但忽略了财富分配的不均，忽略了资本在全球化盛宴中攫取的收益远远大于劳动阶层的事实。全球化也是以美国为主的跨国公司飞速发展的时代。现在，全球100大经济体中，有69个是跨国公司，31个是国家，“富可敌国”已成为现实。最近20年，欧美企业CEO（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如乘火箭般上升，加上股权和其他激励的金手套，标普500公司CEO的平均薪酬已经超过企业全职员工平均薪酬的1 000倍，达到了骇人听闻的水平，而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薪酬差距平均只有35倍。

分配不公与贪婪，恰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症候之一，它背后是对弗里德曼提出的单纯对“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在金钱的驱动下，忽略了其他的利益相关方，也可能打击企业的长期价值。CEO丰厚的股权激励，鼓励了企业的短视，越来越多手握巨额现金的大集团选择通过股票回购来推高股价，毫不避讳地帮助管理层管理股价，代价是对公司未来投资的减少。管理层与普通员工日益拉大的薪资差距，连迪士尼公司创始人华特·迪士尼的孙女都看不下去了。她站出来指责迪士尼给CEO艾格的薪酬太高，她认为，如果把艾格每年6 000多万美元的薪酬平均分配，那足以给每位迪士尼乐园中拿着时薪15美元的员工涨薪15%，还能剩下1 000万美元让艾格继续做富有的CEO。

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推崇的“小政府”和“去监管”，在20世纪80年代的确为经济发展注入了竞争的活力，也避免了英美走入“高福利国家”的困境。但是30多年后的今天，新自由主义似乎走到了尽头。概言之，可谓“三宗罪”：重视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子孙后代的利益）；政府投资不足，尤其是对基础设施维护和新建的投资乏善可陈；寅吃卯粮，政府债务高企，却仍然愿意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而不努力增加盈余改善财政状况。

莫约的《增长危机》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制度给予了深刻的批评。

一是金钱政治的流行。企业在政策游说上的花费水涨船高，华盛顿成为说客和律师的纸醉金迷的大都会，选举政治以金钱开道，导致政客非但不能制约“富可敌国”的企业财团的扩张，反而有可能进一步被套牢。特朗普打着民粹牌，宣称要清空华盛顿的“污水”，而在施政中，他任命的许多官员是代表企业利益的“夹袋”人物，比如他任命的环保局长以前就是代表石油利益的说客。

二是选举政治日益缺乏竞争性。美国两党在议会选举中都特别热衷于划分选区，因为选区的划分可以把更多支持者划入一个选区，减少选举的竞争性。在最新的美国众议院选举中，甚至出现几十个议员席位没有人挑战的局面。不受挑战的长期议员因为缺乏选民的监督而更可能代表利益集团。

三是党同伐异，甚至不惜政府停摆。美国政府关门危机屡屡发生，频次越来越高，恰是美国政治失灵的最好代表。

莫约提出的一些改良方案有些太理想，甚至带有一些精英主义的倾向，但是，莫约的讨论和建议仍然从侧面告诉我们，仅仅喊一喊民主加市场经济的口号，并不一定能给新兴市场带来发展的动能。与任何制度一样，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制度都需要设计、修改、更新。莫约发起的对于制度设计的讨论很重要，只有不断改良和创新，才能重新找到制度的生命力。比如，针对年轻世代选举参与比例低的问题，莫约提出应该强制投票，处罚那些大选时不投票的选民，让每个选民都珍惜政治参与的机会，让投票成为每个公民必须肩负的责任。这一点并不是什么奇谈怪说，因为澳大利亚和瑞士已经实施了选举强制投票。

回到中国，《增长危机》也为探讨中国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视角。如何确保我们能更好地规划中长期的经济发展，解决经济中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作为一个可调动巨大社会资源的大政府，如何能不断地提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不仅包括基础设施，还包括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各种社会保障？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制度、治理创新与市场经济的调整着眼。《增长危机》里提出的一些数据值得深思。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经常提“7、25、50”这三个数字，即欧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7%，欧洲经济占全球经济的25%，但支出了全球福利的50%。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站在发达国家的视角，可以说政府背负了沉重的福利负担，也凸显了欧洲选民的短视，因为他们为了满足当下的福利要求而付出了透支未来发展投资的巨大代价。的确，普通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缺乏有效的平衡，就可能成为对政府公共服务的予取予求。但是，反向思考，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福利需求的增加，如果福利支出比率低于全球经济的占比，这样的短板迟早也得补上。

还有一个例子是美国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新投资的缺口，计算下来大概需要2万亿美元。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设洲际公路的大手笔投资之后，在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新投资上一直存在巨大的缺口，因此道路桥梁年久失修问题严重。相反，日本一直注重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其中很多成为政客的分肥项目，使用率很低的“大白象”项目不少，基建对经济的整体拉动有限。

这给中国基建的未来提了个醒。经历了过去20年的快速建设之后，中国未来维护存量基础设施需要的投资将和美国的现在一样，巨大的投资就意味着未来巨大的维修成本。因此，好的计划不仅要研判未来基础设施使用的需求变化，还要至少把维修成本计入未来的投资。致谢

温斯顿·丘吉尔的话是多么贴切，“写一本书的过程就是一次奇遇。刚开始它像是一个玩具、一种消遣；随后它变成了你的情人、你的主宰，甚至变成了一个暴君；最后，你几乎心甘情愿被它奴役，这时你杀死了这个怪物，并暴尸于众”。

本书的写作过程大抵如此，但又不止于此。

我在牛津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当我一直为经济问题（包括增长、不平等和发展）着迷时，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政治，而非经济，将是未来几年促进人类进步与繁荣的关键动力。

受过西式教育或生活在西方的人（比如我），往往对那些一望而知的不够西方民主的国家有很多建议。然而，当谈到如何改善民主时，我们就不那么热情了——即使这一政治结构似乎面临挑战，改革需求也十分迫切。

在本书中，我试图探讨如何改善民主制度。虽然我的大部分青春时光都是在民主程度较差的州度过的，但成年之后，我却是在完善的民主制度中工作和生活的。这些生活经历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观察、审视和反思不同制度的利弊。在这里，我只是提出一些观点供探讨。

与以前一样，我写出了一本我想读的书。当然，可能对许多政治学者和政治家来说，这其中会有一些瑕疵。

没有哪一本书是可以轻松写就的。如果没有大家的关心和支持，这本书很难面世。

怀利（Wylie）版权代理公司的团队——安德鲁·怀利、克里斯蒂娜·穆尔和詹姆斯·普伦一如既往地优秀。多年来，我还得到了一些优秀研究人员的大力支持，他们都对本书给予了肯定——罗恩·比斯拉、刘晨和金·谢克特曼，在此，我十分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和劳动。

衷心感谢阿歇特出版集团（基础读物出版社）团队付出的巨大努力，是他们让我的梦想成真。

以智慧而勤勉的拉腊·海默特为首，布里安·迪斯特伯格、贝齐·德杰斯、考特尼·诺比莱、凯尔西·奥罗契克、阿利娅·马苏德、托马斯·凯莱赫、阿利·芬克尔、康妮·卡彭等人先后都在本书的写作、编辑和制作等关键节点提供了帮助。在英国，蒂姆·怀廷和小布朗出版社团队同样给予了巨大支持。对于他们，我心怀感激。

杰里米·亚当斯、布兰登·普罗亚和乔迪·扬对本书的出版贡献颇多。虽然他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封面上，但本书同时也是他们的成果。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帮我给书中的观点和结构把关。对于他们，我将永怀感激。同时也要申明，本书的所有不当之处都是我个人的谬误。

克里斯季·布鲁萨是我的精神支柱，如果没有她，本书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我的生活，都会纷乱不堪。她坚定而执着的奉献精神、一直保持高效节奏和恒久不变的温柔可亲，让我的人生追求更加充实和愉悦。我非常感激她。

另外，我也万分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父亲史蒂文·莫约和我的母亲奥尔良·莫约，我的亲人姆多勒·史蒂文、利娅和硕，他们不畏艰辛、始终如一地给予我坚定的关爱、支持和鼓励。

在本书即将问世之际，我的妹妹玛莎·艾琳·赫里奎去世了，这给我的家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她在世的时候，一直是那么自由不羁、热情洋溢和坚毅。

谨以此书献给她。序言

近30年前，柏林墙倒塌。混乱不堪、动荡不已、整个苏联阵营的发展几乎停滞的时期结束了，新的政体不仅在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和东欧出现，而且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开始涌现，人们希望新的体制带来经济繁荣与和平。分析人员和经济学家相信，苏联的解体预示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新时代。然而，近30年后，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世界再一次陷入混沌边缘。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对战后“冷战”秩序的不满情绪高涨。

这场危机导致西方出现政见不合的氛围（这也是金融危机的源头），以及在此之后的挑战领导人和掌权阶层的民粹运动，从抗议美国不平等和腐败现象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欧洲反紧缩游行和中东的动荡。

2010年12月，一名可怜的突尼斯水果商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抗议他的货物被无故征收，未来经济收入无望，从而引火自焚。几周内，布瓦吉吉的自焚行为迅速引发了“阿拉伯之春”的群众抗议浪潮，在人民要求推翻政权的口号下，抗议活动遍及中东和北非，包括突尼斯、巴林、埃及、约旦、利比亚、苏丹和也门等。今天，这些地区仿佛陷入了一种新30年战争。

抗议活动也波及了南美、亚洲、东欧和南非等地，到2014年初，世界上几乎一半的经济体（150个中的65个）预计将处于“高”风险或“非常高”风险的社会动荡中，为过去10年有记录的风险率之最。

与此同时，各地愤怒的市民（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基辅，从曼谷到开普敦和瓦加杜古）迅速证实了这些预测。

300万人在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和土耳其各地抗议，要求得到有关政治和经济前景的发言权；在曼谷，两年的抗议活动以军事政变告终；巴西一些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谴责这个每15人中就有1个穷人的国家在举办世界杯足球赛上花费了巨额钱财。

这种日益高涨的政治焦虑浪潮并不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反对紧缩、移民、收入不平等和全球化的运动也笼罩着发达国家。

2014年11月，数十万人在布鲁塞尔大街上发生暴动，他们为反对欧盟批准的紧缩政策而纵火烧车。大约同一时间，反欧洲资本主义和战争运动组织的5万名示威者聚集在巴塞罗那，组织了反对全球化的示威活动。

2016年7月，柏林群众抗议德国对难民实施“门户开放”政策，难民人数在12个月内攀升至110万人。2016年9月，大约20万民众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典参与集会，反对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在美国，麦当劳和沃尔玛的职工反对低工资制度，民意调查显示了大众对“收入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关注，而此前主要是经济学家和学者对此话题感兴趣。

在目前的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一些人认为这是“对美国民主的威胁”。与此同时，因导致失业和美国中产阶级“空心化”，民众对全球化一直怀有反对情绪，而英国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脱欧”，以及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将这一反对情绪推向了高潮。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当选，反映了一种对统治美国政坛数十年之久的根深蒂固的政治体系的叛离。

乍一看，全球的这些动荡似乎各不相同，然而，它们却被同一个线索串联了起来：普通公民对执政精英的无能和腐败表示愤怒。这是对政治决策受贸易和国际主义左右的谴责，而事实上，这些政策并没有像全球化支持者承诺的那样“水涨船高”，反而损害了许多人的利益。这是对政府未能创造经济增长的指责。

不管政府做什么，似乎都注定了失败的结局。这一失败或许最令美国担忧——几乎整个20世纪，美国都雄踞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不仅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依赖美国经济［美国占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于其他国家］，而且因为美国让其他国家看到了通向繁荣的路径，从而引发竞相效仿。

从很多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来看，这种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实际工资水平不断降低，贫困率不断上升，贫困数据日趋增大，就业数据也停滞不前。就收入而言，1979—2014年，美国前10%的人的工资上涨了1/3，工资中位数仅上涨了8%，而最底层10%的阶层的工资仅持平。现在，美国有2 000万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1/12的美国家庭还在挨饿。此外，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公民比例从2000年的11%上升到了2012年的约16%。从失业和就业不足两方面来看，失业情况在过去数十年全面恶化。举个例子，查尔斯·默里在2016年的报告中表示，“30多岁和40多岁的白人工薪阶层的劳动参与率从1968年的96%下降到了2015年的79%”。这意味着，从本质上来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处于最佳就业年龄的男性中，有1/6没有工作。1970年，制造业为美国约1/3的劳动力提供了就业；而在2010年，这一份额下降到仅为1/10。欧盟也没有幸免于类似的就业颓势，西班牙和希腊的青年失业率都超过了40%，意大利的这一数字达到了37%，法国也有近1/4的青年失业。

更糟糕的是，不仅美国的生活水平在下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和摆脱赤贫的可能性也在下降。在过去的30年里，一个出生在美国收入分配底层25% 的人通过努力晋升到前25%的可能性已经减半。同时，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2015年，中产阶级在美国成年人口中占比50%，比1971年的61% 有所下降”。

此外，美国家庭一直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金融环境下，因此规划或投资一个繁荣的未来变得很困难。据美联储的数据，美国人现在欠下了1万亿美元的信用卡债务，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他们在学生贷款和汽车贷款方面也有大致等额的负债。据美联储的一份报告，4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无法通过存款或信用卡来支付额外的400美元费用，只能通过卖掉已有的东西或者借款来支付这笔费用。另外，2013—2014年预期寿命（经济成功和社会成功的“晴雨表”）在所有人群中都是保持不变的，而根据2016年的报告，白人中这一数据甚至下降了。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削弱了社会凝聚力（自杀率、吸毒、离婚率和暴力在美国中产阶级中都有所上升），最终造成对中产阶级的侵蚀。而反叛美国和其他国家政治体系的中坚力量正是不满的中产阶级。

在这种背景下，愤怒的选民对这一体系进行反抗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英国公投中，1 700万选民选择让英国离开欧盟，结束其40年欧盟成员国的历史。另外，特朗普竞选的结果也无疑是明确的：不仅他个人赢得了总统的职务，而且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中都占了更多的席位，赢得了更多的州长竞选——这是对民主党现状的强力谴责。在这一点上，他们一直强调，虽然特朗普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但希拉里·克林顿在民众投票中赢得了近300万选票。然而，这些宏观数据却掩盖了美国“锈带”和南部的政治不满情绪的真相。毕竟，如果不将更富裕的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选票统计进去，那么赢得近300万民众选票的就是特朗普了。

不管是在富裕国家还是在贫穷国家，人们都希望寻求改变。他们亟须能够切实改善生活的政策，如更好的教育、更完善的医疗保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许多迹象表明，政策制定者无法再提供强劲和可持续的增长——至少在当前的政治和经济思路下无法提供。

实现增长是满足人类需求和改善生活的必要条件。经济层面上，增长可以减少贫穷和提高生活水平；政治层面上，增长是自由市场、自由人民和法治的必要条件；个人层面上，增长可以让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

但是现在，全球经济的增长都分布不均且后继乏力。世界上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新兴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南非和土耳其——的增长速度每年仅为3%，甚至更低。这远远低于两代人之间人均收入翻番、结束贫困历史所需的最低增长速度7%。尽管有证据表明，欧洲在2017年初从经济衰退中复苏，但受到高失业率和政治不确定的结构性挑战的影响，增长预测仍然停滞在1%左右。日本经济经历了持续25年的低迷，并且前景渺茫。而在美国，尽管最近的GDP和就业都有所增长，金融市场对特朗普当选的初步反应也很积极，但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持续疲软还是抑制了长期增长。最令人担忧的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去后的5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在降低其全球增长预测，甚至在2014年提出警告，世界经济可能永远无法恢复到2008年以前的增长速度。这一经济衰退的证据表明，全球经济面临着极端的长期结构性障碍和困境，发展严重受限。

驱动增长的三大动力——资本、劳动力和生产力——在前所未有的逆风阻遏之下都有所萎缩。现在，新兴经济体面临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产生了大量年轻、没有一技之长且怀有不满情绪的就业者。而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给养老和医疗体系造成了沉重负担。收入不平等扩大、社会流动性减小、商品短缺以及技术进步导致更多的人失业，都使全球增长进一步受到抑制。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导致经济萧条——这将是现有政策“无能为力”的一场灾难，正如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和保罗·克鲁格曼说的那样。

美国经济将努力克服这些不利因素，其他经济体也会更加努力，尤其是那些依赖美国进行贸易和直接对外投资的国家，以及以美国为公共货物的最大买家和国际航道受美国管控的国家。此外，美国以大约22%的预算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的最大出资国，这一组织有29个成员，彼此承诺在发生外部攻击时相互防卫。

面对这些经济阻力，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正在退却。柏林墙倒塌后，这种以普选、民权、个人自由以及个体掌控资本和劳动为特征的西方政治和经济模式，似乎开始占据优势。但现在，其他模式异军突起，资本主义模式下的增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已经变得软弱、腐败，并且对自身的问题视而不见。

当面对这些挑战时，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被自己国家政治制度的僵硬拖累。为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政策制定者需要满足选民的需求，因而他们倾向于支持短期政策反应。他们只专注于今天可以获得的收益，而忽视了明天将承担的成本和后果。制定政策的短期主义使政治家接受了短视的政策。

例如，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兴起。根据全球贸易预警的数据，G20（二十国集团）在2015年对其他国家实施了644项歧视性贸易措施。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14—2016年，国际贷款减少了9%。由于对银行的资本控制加强，跨境资本流动有所减少。即使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在增加。这在福利国家的增长、公共部门的扩大以及政府作为雇主和资本分配者的崛起中明显可见。从长远来看，这种政策可能会因资源匮乏而加剧军事和经济冲突——从而迫使政治家做出更糟糕的决定，形成恶性循环。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政策只会使全球经济增长更低。

我们现在关键的挑战是要创造稳定而持续的经济增长，继续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在美国、欧元区（使用欧元的国家）和其他工业化经济体中都是如此，它们债台高筑、人口结构面临挑战、生产力停滞不前，因此摇摇欲坠。发展中国家同样如此。世界上82.5%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而其中70%的人平均年龄不到25岁。空前的经济扩张在一些地方已经放缓，而在其他地区也已经结束，并且，在世界各地这种增长都无法再恢复。本书认为，如果不实施实质性的改革，那么西方经济根本无法实现增长。如果没有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国家将难以克服当今全球经济面临的诸多阻力。事实上，决策者的短视导致资本和劳动力等稀缺资源的分配不当，以及政客和商人缺乏富有远见的投资决策。归根结底，大量的经济挑战是民主政治进程中一个具有风险性的问题。

本书提出了几项针对西方民主的深远改革，旨在消除短视，克服全球经济的逆风，刺激经济增长。这些建议将改变选举的方式，也将改变评判政治家的方法，并确保选民和政治家都能把眼光放长远。为达到这个目标，建议包括延长政府任期，以更好地应对长期的经济挑战，对政治家和选民都施用最低标准等。

近乎停滞的增长、根深蒂固的贫困、高失业率、疲软的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动荡已成为新的常态。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对资本主义长期实现增长和减少贫困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由李光耀主持的新加坡，以及由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上将带领的智利，都使千百万人民摆脱了贫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近几十年来，这些国家的经济成就似乎表明，西方民主并非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

本书认为，西方的人均收入仍保持继续上升的态势，尽管上升速度缓慢。同时，经济增长的问题并不限于市场资本主义，腐败等现实问题也会影响其他竞争体系。新生的民主政体不应脱离自由民主，而应优先创造增长，放弃一些其他民主的完美特性。而成熟的民主政体则要通过积极的宪政改革来整饬国事。

最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必须正视一个事实：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在这个全球互联的世界，增长乏力也会传染，其他国家的危机也将成为我们的危机，无论是恐怖主义、收入不平等、难民、传染性疾病，还是非法移民等，这些危机会让政府越来越支离破碎、软弱无力，进而威胁本已十分脆弱的国际社会。对美国和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来说，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是没有出路和前景的。历史证据表明，保护主义将伴随美国及其他地方更高的失业率、更低迷的经济表现，以及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等问题。美国经济的衰退和孤立主义政策使“美式和平”（即美国主导和监督下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遭受质疑，世界因而充斥着一些不可预知的理念和价值观。而这些并不是世界需要的解决办法。

在21世纪要创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要积极地对民主资本主义进行改革。这需要它对自身现有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然后才能采取措施进行调整，以得到更好的结果。对我们来说，保持现状涉及很多利害关系。世界各地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抬头预示着全球经济和社会已经遭受到侵蚀。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对民主资本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固守过去的做法和旧的意识形态。

无为而治也是别无选择。1增长是当务之急

1994年4月，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数百万的南非人民排起绵延数英里的长队，参加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孩子们在印有纳尔逊·曼德拉肖像的广告牌顶部尽情欢呼，广告牌上还有他那著名的呼吁：“为了工作、和平和自由而投票选举。”

今天，种族隔离结束20多年以后，南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有公民，不论种族，都拥有投票权，从而有权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但南非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失业率仍然在1994年的20%左右波动，将近一半的人口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南非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62岁下降到57.4岁，主要原因是南非地区可能拥有全世界最高的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发生率。同时，南非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根据衡量收入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0代表完全平等，100则代表完全的不平等，南非的这一数值达到了63.38，证明这个国家贫富之间差距巨大。（相比之下，巴西和哥伦比亚的基尼系数都在53左右，美国和中国分别为41和42，而挪威和丹麦都是27。）在第一次民主选举后的20年里，南非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固然可以逐步解决南非的弊病，但有一种力量无疑会改善大部分问题：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下降导致了生活水平的下降。年增长率为5%的国家实现GDP翻番只需要14年，而年增长率为3%的国家则需要24年。总体而言，与那些基本生活标准程度很高的发达经济体相比，资产基础较弱的新兴经济体需要更快地增长、更快地积累资产存量。切实增加人均收入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其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从而真正改变该国的发展轨迹。自从种族隔离过渡期以来，南非仅有四次成功地将经济增长率推高到超过3%，并且自2008年以来，其增长率几乎一直停滞在5%以下。预计南非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徘徊在1%左右。由于南非人口自2008年以来每年仅增长约1.5%，因而该国的人均收入在这一时期一直停滞不前。

南非这种增长缓慢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即使是这些经济体中规模最大、战略意义最重要的国家（按人口规模和经济影响衡量），每年的增长率也仅为2% ~ 3%。在本书写作期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合称“金砖四国”）的增长预测还远远低于“神奇的”数字7%。预计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将陷入困境并可能收缩，一些预测指出这两个国家将会有负面的经济增长。

增长缓慢的病毒已经在各国之间蔓延，甚至波及了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例如，1970—199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平均增长率持续在每年约3.4%，而今天因为欧元区正从2012年的小规模衰退中逐渐复苏，所以这一数据约为2%。此外，2017年第一季度，法国和意大利等较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年增长率约为1%。

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断言，美国可能已经回到了经济稳定增长的正轨上，比如2010年以来其GDP已达到1.5% ~ 2.5%的增速。而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GDP增长从未超过2.5%，最近一次超过5%还是在1984年。

即便如此，这一有限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在人口中还是分布不均的。从劳动者学历偏低到基础设施极不完善，数十年来这些变数给美国的前景蒙上了阴影，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并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拖累经济增长。

本章揭示了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和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预测都如此惨淡。它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增长对生活水平和人类进步如此重要，以及为什么永久性的经济增长低迷可能会转化为永久性的较低的生活水平。

如果不明确经济增长的衡量办法，也就无从理解它的重要性。因此这一章解释了什么是GDP和GDP的缺点是什么，以及为什么GDP仍然是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衡量国家经济增长、制定新的公共政策、设立比较和改进基准的最佳工具。

经济增长对老百姓来说至关重要。当经济增长减弱时，每个人都会受连累。停滞加剧了社会、健康、环境和政治问题。若是不能实现增长，那么文化、社会团体和每个人对自己能够拥有的生活方式的期望都会变得黯淡。

实现经济增长是为了满足人类最基本的个人需求。在微观层面上，个人对金钱进行积累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一个人利用它来改善自己的地位或改善整个社会。同样地，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应转化为粮食、住房、安全和医疗等基本需求的满足及其质量的提高。这两个层面中，任何一个层面的停滞都意味着个人和社会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往往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日益恶化的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的生活水平，以及日益加剧的贫困和不稳定之间的联系已得到充分确立。历史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当时法国的生活条件不断恶化，税率上涨、食物短缺长达十年之久，进而引起暴乱，最终触发了法国大革命。发展停滞和随后的经济危机最终导致了一场政治革命。

近年来，希腊经历了一种类似的模式。2008—2016年，希腊经济在GDP方面锐减45%，导致了贫困的加剧。失业、减薪、工人补偿和社会福利的减少，致使希腊的家庭平均比过去贫穷40%。截至2014年，家庭可支配收入已降至2003年的水平以下。2010年希腊爆发了重大骚乱，超过10万民众在雅典游行，最终导致激进左翼联盟党赢得2015年大选，主导一个新的极“左”政府。

经济增长主要以三种方式提高个人和社会的生活水平。

第一，最直接的是，经济增长使个人有机会改善自己的生活。举个例子，一个人赚取了奖金或者额外收入，他可以利用这笔钱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教育、交通和食物。得益于收入的增长，他能够获得提高生活质量的商品和服务。反之，如果一个人丢了工作或收入减少，他就要被迫削减医疗、食品和教育开支。经济增长会以这种简单的方式影响一个人的生活，使生活变得更好或更差。

第二，收入的增长可以让个人对更大的群体产生影响。他可以雇用别人或者投资。通过日常消费，个人有机会支持其他企业和个人，帮助其他人提高生活水平。通过投资或者借出资本，他可以让其他人增加收入、改善生活、造福社会。许多中小型企业特别依赖这种类型的个人投资。经合组织90%以上的企业是中小型企业，雇员少于250人（就业率为60% ~ 70%）。在发达国家，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来自这样的公司，个人投资可以影响经济。

反之，更大的群体若是没有增长，那对个人也有深远的影响。经济萎缩会助长政治和社会动荡，并破坏社会凝聚力。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就象征着这种工业的衰落。加里曾经是一座繁荣的钢铁城，人口从20世纪60年代的18万下降到目前不足8万。这座城市的钢铁厂在2015年雇用了5 000人，仅是40年前在那里工作的3万人的一小部分。加里的贫困率为38%，犯罪率高，教育程度较差。城市整体经济增长乏力，对个人生活质量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收入增长与人类进步之间的关系（或者反过来说是增长衰退与生活水平降低之间的关系）是用乘数效应来解释的。个人赚取的额外收入将以其原始价值的数倍在整个经济中传播。这一理论最初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以表明政府支出的增加将导致人口收入的增加。然而，新资本的原始来源并不需要一定是政府。

假设一名工人在出色地完成一年的工作后获得了2 000美元的奖金，并且他一次性花完了这笔钱。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很有可能在他改善自家生活的同时，他花出去的2 000美元也成了同城别的商人的收入，而后者又继续在别处消费。这样一来，这名工人的2 000美元可以迅速变成3 000美元或4 000美元等。实质上，2 000美元不仅能完成一笔交易（最初支付给总承包者），而且能实现许多后续交易，因此钱就不是被保存起来，而是花了出去。

第三，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即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保持透明的政治结构来提高生活质量（或者说经济衰退不利于政治结构的透明）。个人权利和自由只有在社会能够对政府进行问责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增长能够使社会保持运转并确保问责制，但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社会就不稳定。这样，经济不景气就为政治动荡创造了条件，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引发自由民主体制的崩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的德国面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巨额赔款、高水平的负债、恶性通货膨胀、激增的失业率，以及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满目疮痍。随后的经济崩溃直接造成了纳粹极端主义的崛起。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班牙经济面临着大约6% 的增长萎缩，而2013年之前失业率飙升至26%。在此背景下，由于加泰罗尼亚要求独立，西班牙的解体势头越来越猛。金融危机结束以来，加泰罗尼亚分裂的呼声持续高涨，加泰罗尼亚人的不满情绪加剧，他们担心会被迫向西班牙国库交更多的钱。2014年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举行的非官方民意调查显示，80%的选民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西班牙失去加泰罗尼亚的代价将是高昂的，因为该地区为西班牙的GDP贡献了19%，其高科技出口占西班牙的45%，并且是西班牙70%出口的门户。加泰罗尼亚的脱离将会给西班牙政府收入、就业机会和更大范围的经济未来格局带来重创。

当经济增长强劲的时候，会形成一个经济机遇增多、经济向上流动、生活水平提高的良性循环。而如果经济缺乏增长，社会发展就会倒退、萎缩，这不仅直观地体现在经济指数上，而且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虽然仅靠增长并不能终结流行病、解决环境和气候问题、改善教育，或者减轻激进恐怖主义的威胁，但是没有增长，解决这些问题会变得更加困难。

经济增长是如何帮助解决这些看似棘手的问题的？

首先，它使政府能够资助和加强公共事业——教育、医疗保健、国家安全和实体基础设施。在经济增长不断上升的条件下，政府（以及部分企业，通过增加销售和收入的方式）获得边际资金，可以为上述公共事业安排专项拨款。而在没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只能被迫减少某一领域的投入，以便为其他领域提供资金。

其次，巨大的经济成功是私人投资和创新的先兆，而后者正是改善生活水平和获得发展的跳板。经济增长推动了美国在20世纪的生活水平。居民收入上涨了30倍，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得以脱离贫困。同样地，中国也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3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3亿多中国人因此摆脱了贫困。

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国库就会减少税收，无法投资公共事业，进而无法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基本上，未能实现经济增长几乎都是生活条件恶化和骚乱的前兆。在经济崩溃时期——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人类进步的所有方式和标志，包括实际工资、就业机会、预期寿命和社会流动性都会受到影响。经济上的失败不仅会降低生活水平，还会催生人民的不满情绪，导致赤贫人口增多。经济萎缩会助长焦虑，而强劲的经济增长则可以抚平激进主义和叛乱。

当然，经济增长能做的也是有限度的。不可否认，某些现象和问题无法用经济增长来解决。即使经济增长极大地削弱了极端主义运动的可能，也还是有偏执的人对任何经济成就都充耳不闻。比如，恐怖主义就是仅靠经济增长还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经济进步可以抑制它，但不能彻底根除它。同样，仅靠经济增长也不能消除收入不平等。毕竟，有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甚至是随着经济增长而恶化的。经济增长本身甚至可能成为一个问题，管理不善导致的经济激增可能会带来债务和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万能药”，但如果没有它，可持续的社会进步将成为空谈。

显然，经济增长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建设成就和稳定至关重要。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即要找出增长的关键要素，拨开个人和企业复杂行为的迷雾，以确定这些因素如何实现真正的、持续的增长。在研究经济增长的衡量办法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增长的引擎。为此，我们应该研究是什么驱动了增长，以及思考如何衡量最佳增长。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增长是关于三大关键要素的函数：资本（一个经济体除去赤字和债务之后的投资金额），劳动（在质量和数量方面均可量化），全要素生产率（除资本和劳动以外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的总称，包括创新、技术、政治制度、法律和法规等）。

生产率被认为占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驱动力的50%以上，往往被用来解释为什么某个国家的经济有所增长，而另一个国家却没有。透明可靠的法律、明确的产权和技术进步都有助于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拖累生产率的因素，如债务和人口状况，则会限制经济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发达国家承受着越来越多的债务和赤字重压。人口结构的变化也让人备感压力，表现为适龄工作、经济活动人口减少，以及老龄化、非经济活动人口增加。随后的章节将更详细地分析这些因素，但现在看来这些杠杆抑制了经济的增长。

评估经济的真正概况是很复杂的，而债务的存在则会使情况复杂化。一个看似富有的、拥有一栋大房子和一辆新车的邻居，很可能负债累累，还不能进行破产清算，他当然也可能无债一身轻，但这两种情况都并非肉眼可以判断的。在宏观经济层面，债务同样使增长图景复杂化。债务还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可以肯定的是，高水平增长的数据是在误导人。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总增长数字增加了，这表明生活水平在提高。然而，这些增长收益更多的是被资本持有者获得，而不是那些依靠劳动力赚取收入的普通老百姓。这一差距可以从实际工资表现与资本的创纪录回报率的对比中看出。1970—2017年，道琼斯指数上涨了4.5倍以上的价值，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年均实际回报率约为8.7%。而实际工资表现在同一时期仅是持平的。此外，美国人发现自己背上了更多的债务，积累了沉重的房贷、车贷、助学贷款等，而这些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2016年的美国大选地图就体现了资本持有者的收益与劳动力提供者的损失之间的分歧。这绝非巧合。美国资金池最庞大的两个州（拥有华尔街、好莱坞和硅谷的纽约和加州）的选民主张维持现状，而美国工业中心地带的选民则压倒性地赞成变革。

评估国民经济或全球经济的增长是很复杂的事情。在追溯增长引擎和最常见的壁垒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经济学家是如何计算国家财富的。

1085年，当时在位的英国君主征服者威廉一世下令汇编《末日审判书》（Doomesday Book，其正式名称为《土地赋税调查书》），来估算他的领土的价值。这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地位的最早尝试之一。威廉一世的测量人员计算出英格兰土地的总价值约为7.3万英镑。在这项艰巨的任务中，调查主要依赖于主观判断。调查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计算农村房地产的价值，这是当时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统计数据还包括耕地、犁队数量、河流草场、林地、水磨和渔场。当时的评论员惊叹于调查的全面性，他们指出“没有哪一个隐蔽处、没有哪一寸土地，也没有……哪一头牛或一头猪被遗漏、没有被记录下来”。

虽然《末日审判书》不是计算国家财富的最后一次尝试，但它已经成为近千年来估算经济数据的黄金标准。17世纪6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威廉·配第制表统计显示了英国的国家收入和财富。他的计算包括土地、船只、个人财产和住房，同时也涵盖了股票（即现有财产的价值）和流量增量（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价值的增长）。配第最终评估英国当时的总财富大约为6.67亿英镑。但他的评估和《末日审判书》都没有提到的一种方法，是以国际的视角来对比国家之间的财富。直到20世纪，才出现一种更加统一、全世界认可的方法来比较国家之间的经济排名。

最终，经济大萧条让我们明白，这种比较是多么不可或缺。由于缺乏可对比的经济数据，决策者很难通过制定政策来引导美国走出危机。这一问题最终被俄裔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解决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了国民收入与产品账户的概念。库兹涅茨对14个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60多年的经济增长统计指标进行了整理和分析，这为国家财富的跨国比较提供了依据。库兹涅茨的报告《1929—1932年国民收入》在1934年第一次提交给参议院，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进一步开展研究，最终奠定了计算GDP的基础—— GDP通常被定义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它是个人消费与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的总和，净出口值即国家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的价值之差。对这些变量使用一致的衡量标准使经济学家能够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进行比较。鉴于GDP衡量的是一年内创造的收入的价值，而《末日审判书》则是记录了资产存货的总价值，或者说当时英国的总财富。对今天的政策制定者来说，GDP仍然是衡量经济表现的最佳标准，让人们能够评估一个国家经济的状况和发展，并由此得知人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也有针对GDP统治地位的批评的声音，认为它未能捕捉到经济结构的变化，如向服务导向型或科技导向型经济的转变。一些人抗议说，它没有覆盖到非官方市场或黑色市场的经济。另一些人则断言，纯粹的经济指标本身可能不足以真正衡量社会的进步。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学者为追踪幸福、福利水平和社会进步制定了其他指标，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其中一些指标已经取得了后续实质性的发展。

这些指标隐含着对GDP作为人类进步主要衡量标准的挑战。尽管这些衡量方法有时也依赖GDP或者GDP的某些变种，而且它们自身会受到种种限制，即便如此，由于经济概念上GDP的增长可以诠释为社会的进步，GDP仍然是衡量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有力工具。然而，政策制定者对以上替代标准仍然很感兴趣，即使它们没能取代GDP作为最显著的经济增长衡量标准，但在未来的经济和生活水平评估中，它们作为GDP的补充也是有价值的。此外，这些经建议而提出的补充手段也提醒我们，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谋求进步和改善生活水平，而不是为了GDP数字的增长而增长。不过，GDP的数据排名往往代表了实际的生活水平，那些总是排在GDP指标前列的国家更富裕，而那些排在底部的国家则往往更穷。

例如，幸福指数反映了幸福是政府制定政策需要考虑的重要标准。《世界幸福报告》首次发表于2012年，它通过将人均GDP与社会支持、预期寿命、自由度、社会奉献和廉洁程度等指标挂钩来衡量幸福。在2017年《世界幸福报告》收录的155个国家中，10个最幸福的国家依次为挪威、丹麦、冰岛、瑞士、芬兰、荷兰、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瑞典。而最不幸福的10个国家则依次是中非共和国、布隆迪、坦桑尼亚、叙利亚、卢旺达、多哥、几内亚、利比里亚、南苏丹和也门。美国虽然是GDP最高的国家，但它在2017年的幸福指数排名中只位列第14名。

除GDP以外，一种更传统的衡量标准是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HDI首次发表于1990年，在“人民及其能力应该是评估国家发展的最终标准，经济增长不是唯一指标”的前提下，HDI评估的是每个国家人口的寿命、教育水平和收入状况。HDI揭示了两个国民总收入（GNI）水平相当的国家，实际情况却可能非常不同。GNI即GDP加上本国公民在国外创造的国外生产总值再减去外国人在本国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通过这一指标，观察者可以比较不同政策选择和资本投资的相对有效性。在这一指数的排名中，挪威、澳大利亚和瑞士位居榜首，这些国家的GNI都超过了4万美元。而中非共和国、尼日尔和乍得则排名较低，它们的人均GNI均不到2 000美元。

在这些衡量标准中，有一些标准超出了个人的维度，试图对社会状况有一个全面的评估。美国非营利组织“社会进步势在必行”（Social Progress Imperative）自2012年成立以来，提出了“社会进步指数”，考察GDP之外的一系列社会和环境指标，从电力供应到宗教容忍，它从人类基本需求、福利基础和个人发展这三个不同的方面来衡量社会进步。

2017年的全球社会进步指数涵盖133个国家，以及世界人口的94%。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社会进步平均得分为64.85。平均而言，14个国家所在的最高组别被划分为“高度社会进步”，包括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士等国，它们在人类基本需求、福利基础和个人发展方面的平均得分分别为94.92、89.68和84.04。而被列为“非常低程度社会进步”的7个国家包括中非共和国、阿富汗、乍得、安哥拉、尼日尔、几内亚和也门。对于这个组别，它们在人类基本需求、福利基础和个人发展上的平均分则分别为42.67、45.42和27.74。

列格坦研究机构的全球繁荣指数是全球唯一结合客观与主观数据来衡量财富和幸福的繁荣度指标。各国按照它们在经济素质、商业环境、政府治理、教育、医疗、安全与安保、个人自由和自然环境方面的表现来进行排名，这八项细分指标所占的权重相同。在2016年的排名中，新西兰、挪威、芬兰位列前三，也门、阿富汗、中非共和国垫底。

我们能从这些不同的指标中发现什么呢？虽然像医疗、福利和生活质量这类非经济因素对人类至关重要，但是经济指标（如GDP）一般与其他领域的成功相关，在那些榜单前列的国家中，这些领域的数据相差无几。简而言之，经济增长是其他方面的支柱，一个国家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实现幸福、安乐和最终的人类进步。

可以肯定的是，GDP的评估让我们得以窥见某一单一时间点GDP的情况，但也仅此而已。高GDP可以说明一个国家很富有，但也可能掩盖了它的经济正艰难前行、增长缓慢的事实。例如，2015年法国GDP为24 000亿美元，足以证明该国已经跻身世界富国之列，但其经济已经从2008年的29 000亿美元有所下滑，在金融危机之后，法国经济的增长就几乎停滞了（2016年的GDP增长仅为0.8%）。并且在同一时期，该国的人均收入下降了20%。

相比之下，一个拥有低GDP的非常贫穷的国家，却可以为每年10%的增速而欢欣鼓舞，虽然它的整体经济依然很差。情况往往如此，一些GDP增速很高的贫穷国家，都是从一个很低的GDP基础开始发展的。比如，科特迪瓦在2015年的GDP增长达到了8.4%，但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仅为1 398.69美元。GDP的另一个限制是，它无法捕捉非货币性的经济增长。如果技术创新都到位，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肯定会提高，比如，生产一天量的粮食只需要花费更少的工作时间。《经济学人》创立的“巨无霸指数”就试图捕捉到这一点。它提出了一个轻松有趣的评估办法，即计算工作多少分钟能够买得起一个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在哥本哈根，工人只需工作20分钟就能买得起汉堡。而在墨西哥城，则需要工作280分钟，因此它成为这一指数参评国家中劳动强度最高的国家。该衡量标准可以快速捕捉到政策变动带来的影响。在英国，新的最低工资法于2016年4月生效，结果购买一个巨无霸汉堡所需要的工作时间从26分钟缩短到了18分钟。

除了这些限制之外，GDP和人均GDP都容易被诟病“不精确”。GDP度量也没能体现出收入或财富的分配效应，因而掩盖了不平等现象。从本质上讲，它们没能在GDP上升时说明谁是赢家，反过来也没有在GDP下降时反映出输家是谁。

大多数人都是在切身感受到了增长时，才意识到实现了增长。罗纳德·里根的问题可能最简单地体现了个人对经济增长的感知：“不妨问问自己，你今天的生活比4年前更好吗？”然而，金钱已经成为衡量个人、政府和社会整体的准绳。

一个经济体创造的金钱数量——其GDP——已成为衡量该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总值的最具启发意义、最密切相关的标准。尽管GDP有局限性，但目前还没有一种比GDP更好的现代方法来统计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将其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这就是政策制定者继续依赖它的原因。此外，由于衡量社会进步的新标准尚未取得进展，GDP仍然处于统治地位。然而，GDP终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增长不是。

增长——最直观地表现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一个社会的稳定和成功至关重要。在明白了经济增长为何如此重要，以及怎样最好地评估它之后，我们必须应对那些阻碍增长从而对人类进步提出挑战的问题。要更好地了解这些问题，有一个办法就是对比不同国家的历史增长情况。2增长简史

弄清楚为什么有些国家实现了增长，而另外的国家没有，是未来实现增长的关键。美国GDP计量教父西蒙·库兹涅茨认为，世界上有四类国家：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日本和阿根廷。20世纪中期，库兹涅茨对国家的分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无法解释日本为什么会增长，以及阿根廷为什么没有增长。

库兹涅茨的历史性框架在解释今天的许多国家时仍然具有广泛的意义。他总结出了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四大类别：一是增长最多的国家，二是没有增长到富裕程度的国家，三是超出预期、排除万难实现增长的国家，四是本应增长却浪费了丰富资源的国家。

尽管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思想迅速发展，但同样的增长问题仍然困扰着经济学家。即便像库兹涅茨这样的权威也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谜，并且对今天的政策制定者来说仍然如此。要寻找解决方案来实现经济增长，就要了解历史。了解前人走过的道路，不论成败，都有意义。

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可能与地理、历史、文化、体制和政策都息息相关。每个领域都为破译经济增长和萎缩的谜题贡献了有用的甚至是令人信服的见解，但没有哪一个能够以偏概全，一锤定音。

例如，地理决定论者认为，一个国家的环境和地形会带来财富。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and Steel）一书中认为，一个国家自给自足（并实现贸易顺差）的能力为繁荣奠定了基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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