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敏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当代中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与比较政治)试读：
总序
中国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发展理论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比较政治发展理论为中国政治的研究提供了概念、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学的重建，一直依靠从西方的“取经”。在政治学的理论和概念上，当下中国政治学讨论的热门话题往往也是由比较政治学引入的（如“中产阶级”“社会资本”“公民社会”等）。现有对中国政治的实证研究，大部分依靠从比较政治发展理论推导出来的假设，在中国政治丰富的材料中，通过实证的角度进行证实或者证伪。因此，比较政治发展理论为中国政治的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养料。另一方面，由中国政治推导出来的经验、理论和方法，也促进了比较政治发展理论的创新和完善。现有的比较政治发展理论，主要基于西方社会的研究，其中往往隐含了一些未经言明的基本预设。这些基本的预设符合西方社会的实际，但是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偏见和盲点。而基于中国政治研究的成果，可以有效对这些偏见和盲点进行反省，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从而提炼升华出新概念、新理论和新的研究方法。
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中国政治发展如何处理好国际经验与本土经验的关系，如何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比较中发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如何从自身发展困顿中突围，在改革中加快行进的步伐，成为我国政治学界面临的新课题。一个与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却又充满许多机遇和挑战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对其他国家政治发展有深入的体察，需要从全球比较政治的视野来观照自己的政治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体察到这一情势，筹划、组织了“中国政治发展与比较政治”这套丛书，内容涉及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等学科领域，丛书作者大都是我院政治学系的中青年学术骨干，这套丛书是他们在自己相关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在他们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经过我院学术委员会的推选，将陆续列入出版计划。学无止境，我们期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增进政治学界的学术交流，为不断促进政治学的繁荣和中国政治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在国内最早开展政治学的研究与人才培养，迄今一直保持为该领域国内最具优势地位的大学之一。经过几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人的努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科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一是注重基础理论研究。政治学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学科，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石。当下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理论创新不足，没有形成自己的科学的政治学体系，对重大的现实问题没有提出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中国政治学必须下大工夫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创建自己的政治学体系。基于以上认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围绕着政治学基础理论中的重大命题，如国家理论、民主理论、主权理论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二是注重现实问题研究。政治学本质上是治国安邦、经世致用之学，关注现实问题的研究是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力之所在。政治学者应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紧紧抓住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根据现实社会提出的要求，确定研究任务，为现实政治服务。中国人民大学历来就有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政治学也不例外。在政治学研究中非常注重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党和国家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丛书的策划和出版得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985工程”的支持，对此我们也深表谢意。
由于政治学在我国的发展时间不长，学科体系尚不成熟，许多基本概念和范畴也未能达成共识，作者的观点难免有偏颇之处，敬请专家、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中国政治发展与比较政治”丛书编委会2012年5月第一章导论第一节研究问题的由来
社会资本会促进经济发展与民主进步吗？这是社会资本理论家经常研讨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基于对西方社会进行的一系列实证分析，诸如像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这样的理论大师都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与政治发展。斯蒂格利茨强调，社会资本理论代表了发展领域研究的第三次范式革命：第一代发展理论的范式强调实物资本的重要性，第二代发展理论的范式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而第三代发展理论的范式则关注社会资本的政治经济效应。
那么这些基于西方社会经验的理论适用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的国家吗？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基于西方社会实证经验的社会资本理论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那么发展中国家在进行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之时，就不应该仅仅是引进西方的技术、资金和人才，而是应该更多投资于国民教育，重视积累无形的社会资本，因为无形的社会资本才能为一个国家与社会走上长久发展之路奠定的基石。
大量的社会资本研究文献认为，所谓社会资本通常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的公民所拥有的一套公民规范和社会网络。它会产生社会公众之间的善意与相互理解，从而使得这个社会的公民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行动，以解决许多仅仅依靠政府与市场无法实现的公共问题。这些研究文献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或者社区如果拥有存量丰富的社会资本，那么它将会在很多领域取得较高的回报，比如经济的高效发展、社会治安的稳定以及民主体制的有效运转等。而如果一个社会或者社区社会资本比较匮乏，那么它们在这些领域的表现就会比较糟糕。更进一步的是，这些研究文献认为，一个社会或者社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资本存量较少的社会或社区如果能够主动进行改革、推行有效的政策，就能逐渐积累起社会资本，久而久之，就能改善其在上述领域中的表现。总的来说，经济发展、政府绩效与民主治理都能够通过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累而得以改善。
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绝大多数关于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都是基于西方社会的经验事实。这种基于西方社会经验的社会资本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存在吗？如果存在，那么其对于诸如经济发展、政府绩效与民主治理等方面的影响体现在哪里？如果不存在或者存量很少的话，那么积累社会资本的最优路径又是什么呢？尽管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现存对中国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要么集中于城市，要么只关注社会资本一个或两个方面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目的就在于试图回答以上问题，进而弥补现有研究文献的不足。具体说来，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书设计了一个立足于我国农村场景的社会资本测量框架，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跨越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紧密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并通过对来自9个省与直辖市的348个农村的实证数据分析，勾勒了两种社会资本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存量分布。与以往的诸多研究不同，本书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定量研究，并充分运用一项完成于2013年的、具有代表性的农村民意调查。该调查覆盖了9个省与直辖市的348个农村，调查获取了3698位村民与348位村干部（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两个层面的数据。这样一种基于大规模样本获得的数据，能够更为精确、更为全面地描述社会资本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存量分布，从而克服了以往诸多研究往往依赖于片面的、印象式的描述所导致的缺乏代表性、缺乏精确性的研究缺陷。
第二，本书进行了宏观与微观的二分，把社会资本的宏观效应与微观效应进行了分别处理。具体说来，本书在宏观层面同时考察了两类社会资本（跨越型社会资本和紧密型社会资本）对村庄经济发展与民主治理的影响。这种宏观层面的分析主要依据348个农村的村庄层面的综合数据而进行，并辅以8个典型村庄的深度案例分析。通过宏观层面的考察，本书详细解释了两类社会资本（跨越型社会资本和紧密型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民主治理的具体影响机制。
第三，就社会资本的微观效应而言，本书考察了社会资本在个体层面上是如何影响村民个人的民主价值观念与政治参与行为的。这种微观层面的分析主要依赖3698位村民的个人数据而进行，通过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本书详细解释了两类社会资本（跨越型社会资本和紧密型社会资本）对村民个人政治参与行为、个人民主价值观念的具体影响过程。第二节社会资本的概念
在过去三十年里，社会资本理论流行于社会科学的各主要学科之中，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管理学等。举例来说，在1981年以前，以社会资本作为关键词在美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期刊中进行检索，检索结果表明，以社会资本作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仅有20篇。然而，在1996年至1999年间，如果同样以社会资本作为关键词在美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中进行检[1]索，这个数字就上升至1003篇。不同学科的学者都从各自的视野与角度来定义社会资本。在此，笔者将对不同学科中的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简要的论述，并将探究政治学学科是如何定义社会资本的。基于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回顾，笔者将给出一个在本书中所使用的社会资本概念的定义。
社会资本概念最早被使用于社会学学科中。社会学学科里有关社会资本的当代阐述最早可以追溯至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詹姆士·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著作。布迪厄在对社会资本进行概念化时强调了获得资源的重要性以及不平等权力关系的问题。布迪厄主张，“在不同的意义上，社会资本都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累积，这些资源［的拥有］与一种持久性的网络占有状态相关，而这个网络或多或少是彼此熟悉和赏识的制度化关系；或者，换句话说，这些资源与群体成员资格有关，而该资格则为每一个成员提供集体共有[2]资本的支撑，以及一个他们信任彼此的凭据。”根据布迪厄的这一定义，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有关，该网络能被社会个体用以实现他们的抱负。但是，在一个社会之中，这样的社会网络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那些被该网络排斥在外的社会个体，或者那些无法获得该网络成员资格的社会个体就不能够利用这些资源。
詹姆士·科尔曼沿用了布迪厄的定义方法，认为“由社会资本概念所带来的功能就是认可了社会结构的一些方面对于行为者的价值，[3]这些方面一如资源一样，可以为行为者所用以实现自身的利益”。与此同时，科尔曼通过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加强了社会资本理论与经济学的联系，从而完善了布迪厄的概念化工作。在社会资本的定义里，科尔曼全面汲取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他通过勾勒社会资本的功能来对其下定义：“社会资本不是一个单一实体，而是包含了多种不同的实体，这些实体拥有两个共同特征：首先，它们都是由社会结构的某些层面构成；其次，它们便利了结构中行为者的特定行为，[4]无论是个人抑或团体。”
社会学的当代社会资本研究者深受这一定义的影响。尽管概念可能有所变化，但是社会学领域里的社会资本研究者所给出的定义一般都认同了科尔曼所描述的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社会资本的定义更多地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相关；第二，社会资本被视为是一种个人属性，用以追逐个人的利益。
在政治学领域，迄今最有影响力的社会资本理论家无疑当属罗伯特·普特南。他提出了在政治学和经济学学科中最为精练的社会资本的定义。普特南与其社会学前辈们的区别主要有两点。第一，布迪厄和科尔曼把社会资本视为个人的属性，而普特南却把它发展为社会或社区的群体属性。罗伯特·普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规范和信[5]任，它们能使参与者共同行动、更加有效地追求集体目标。第二，布迪厄和科尔曼强调社会资本能用于追逐个人利益，而普特南则更加关注社会资本在社会或社区层面上的效应。换言之，普特南更加关注社会资本能够为一个社会或社区带来的整体性益处。
普特南把对意大利地方治理的分析作为其研究社会资本的开端。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普特南等学者把“社会组织生活的活力”视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意大利不同地方政府治理质量的关键性因素。他发现，拥有较少存量社会资本的地区（在这里社会资本是以社会组织的数目和参与以及信任度来测量的），如意大利南部，政府治理通常不太成功，存在着严重的[6]效率低下和腐败问题。
这部著作引出了普特南的第二部影响深远的畅销书《独自打保龄》。在该书中，普特南指出美国人在公民团体、宗教组织、工会、专业组织以及非正式社会交往活动方面的参与度呈下降趋势。保龄球曾是美国社会里不同社会团体经常举办的、高度社团化的活动之一。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选择独自打保龄球。在普特南的书中，社会资本“是指个人之间的联系——社会网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互惠互利和彼此信任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资本与所谓的‘公民美德’密切相关。区别就在于‘社会资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植根于一个密集的社会互惠互利关系网络中时，公民美德的[7]力量就会极为强大”。
尽管不同学者强调社会资本的不同侧面，但是大多数学者都认为[8]社会资本至少由两个不同的维度构成。在本书中，笔者会采纳帕梅拉·帕克斯顿（Pamela Paxton）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化框架来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两个不同维度包括“客观社会联系”和个人之间的“主观纽带”。客观社会联系，或者社会网络，指的是那些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它们在个体意愿与平等的基础之上形成、运转。主观纽带，或者说规范，主要指的是社会个体之间的信任和互惠互利。[9]
此外，普特南认为，上述两个维度是密切相关的。那些广泛参与横向（horizontal）组建的社会网络的公民，更倾向于认为社会其他个体是可信赖的而且是有帮助的。然而，在纵向（vertical）组建的社会网络中，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为等级制，这不但不能建立起互惠互利的规范，而且事实上，还会削弱该规范。正如普特南等学者所说，“一个纵向的社会网络，无论它有多密集、对它的成员有多重要，它都不能维系社会信任与合作。信息的纵向流动总是没有信息的横向[10]流动可靠”。信息的纵向流动总会存在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相互隐瞒与欺骗，也总存在着信息交流之间的不对等现象。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纵向的社会网络之中，如果上级不遵守互惠互利的规范、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下级很难对上级进行制裁。而在一个横向的社会网络之中，社会成员之间会通过施加制裁来抗衡机会主义的威胁，从而保障互惠互利规范的遵守。
此外，一些学者还区分了社会资本的两种形态：跨越型社会资本[11]与紧密型社会资本。这两种形态的社会资本在克里希奈的著作中又被称作现代型社会资本（modern social capital）和传统型社会资本[12]（traditional social capital）。跨越型社会资本被定义为诸如松散的朋友和同事等不同的社会群体成员间的社会交往网络和纽带。跨越型社会资本的范例包括民权运动、青年服务组织以及基督教等宗教组织。紧密型社会资本是指有着类似境遇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网络纽带，也即直系亲属、心腹之交和左邻右舍之间的纽带。紧密型社会资本的[13]范例则包括家庭和朋友间的亲密纽带。
在本书中，笔者将按照普特南对这两类社会资本的定义，并沿着两个维度——客观社会联系与主观纽带，对两种形态的社会资本进行分析。在第二章里，笔者将论述在中国农村的场景之下如何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并进而提出一个适合我国农村场景的社会资本测量框架。第三节社会资本的效应
基于对西方社会经验事实的考察，一些社会资本理论家指出，充足的跨越型社会资本会促进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政府绩效与民主治[14]理。跨越型社会资本能够保护其成员不受其他成员寻租（rent-seeking）行为的危害。拥有大量跨越型社会资本的参与者会控制其机会主义的行为。这是因为：第一，他们很可能处于同一社会网络中，因此他们需要在社会网络内部维持其声誉，并避免受到惩罚；第二，通过限制自身的机会主义行为，他们期望其他成员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回馈。与此同时，跨越型社会资本往往会超越不同的社区与社会阶层。[15]所以，它会为整个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整合社会的不同部分。
然而，学者们对于紧密型社会资本的影响还存在诸多争论。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紧密型社会资本对于一个社会中的经济增长、政府[16]治理绩效与民主运转没有影响，或者甚至产生负面的影响。紧密型社会资本源于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之间的人际网络。在这些小型团体之中，显然不可能存在着机会主义的行为，因为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密，谁也没有胆量冒着风险毁坏自己的声誉，对自己的朋友和家人采取机会主义的寻租行为。但是，紧密型社会资本并不能减少这些小团体之外的机会主义行为，在这些小团体之外，社会个体即便采取了机会主义的寻租行为，他们也并不在乎自己的声誉因此而受损。因此，紧密型社会资本的存量水平越高，社会中就越容易出现利己主义的寻租行为，社会成员就越会变得自私自利，缺乏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
既往一些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肯定了对跨越型社[17]会资本和紧密型社会资本进行区分的重要性。以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跨越型社会资本有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紧密型社会资本却无益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型社会资本有助于强化网络内部的特定性[18]互惠互利，并维持网络内部的团结。然而，如果没有跨越型社会资本来弥合社会分歧（比如，宗教、种族以及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分歧），那么紧密型社会资本就会成为追逐狭隘利益的基础，并将极大地阻碍人们之间分享信息与资源。相反，跨越型社会资本“更适合于与外部网络联结，更适合信息扩散”，所以“能够产生更大范围的认[19]同与互惠互利”。
另一些学者主张，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紧密型社会资本对公共产品的供应有着积极影响，而这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无疑非常重要。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蔡晓丽教授对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发现，连带性团体（solidary groups）——诸如寺庙、宗族或者部落——能够提供非正式的规范与准则，如果该团体与地方政府的行政边界相重叠，那么这些规范与准则就有助于公民确保地方官员履行其责任。[20]这些连带性团体如果把其成员都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地方政府的管辖之下，同时也把地方官员囊括到自身的活动之中，那么，这些连带性团体就会有助于改善地方治理和公共产品的供应。
在讨论社会资本的效应时，一个关于宏观与微观的二分框架是非常必要的。正如笔者在讨论社会资本的定义时所提到的，不同的学者对于社会资本到底是一个个人层面的个体属性，还是一个社区层面的群体属性，实际上是有着不同看法的。以普特南为首的社会资本理论家倾向于把社会资本看做一个社区层面的群体性概念，因此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一个社会或社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对于其经济增长、政府治理以及民主运转的影响。
笔者进行的以上综述与评价都是基于宏观层次的分析。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社会资本效应的分析还应有一个微观的层面，正如科尔曼等人所强调的，社会资本同时也具有个人层面的个体属性。笔者发现从微观层面的角度出发，以往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献讨论过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会怎样影响他对于民主体制的信念、对政治参与的态[21]度以及所采取的实际政治行为。
因此，在本书中笔者采取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来分析社会资本对我国农村地区的影响。笔者的研究既包括了宏观层次的分析，也就是讨论一个村庄所拥有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多寡对于其经济发展以及政府治理会产生何种影响；也包括了微观层次的分析，也就是讨论一个村民个人所拥有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多寡对于其参与农村基层民主的行为与观念会产生何种影响。
具体来说，在宏观层面上，本书使用了2013年在348个农村进行的社会调查数据来考查我国农村地区一个村庄所拥有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存量对于其经济发展以及政府治理产生的影响。本书第三章的重点是分析一个村庄所拥有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存量对于其经济发展的影响。而第四章则主要详述一个村庄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对于其政府治理的影响。当考察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的影响时，笔者还将其他竞争性因素也都考虑在内，包括村庄规模、与集镇的距离和区域位置。因为这些因素可能也会影响到我国农村地区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社会资本是如何对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施加重要影响的。
与此同时，在微观层面上，本书使用了同一次社会调查的数据考察了在我国农村地区，村民个人所拥有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对于其参与农村基层民主的行为与观念会产生何种影响。本书的第五章主要阐述了村民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于其参与农村民主政治生活的影响。而本书的第六章则将重点放在分析村民个人所拥有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于其民主价值观念与态度的影响。第四节对国内社会资本研究的综述
自从社会资本理论从西方学术界引入以来，以社会资本为主题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社会学学者[22]主要考察了中国社会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资本状况，以及社会资[23]本对个人经济社会政治地位获得的作用等。政治学学者则主要研[24]究了在微观层面社会资本对个体政治行为的影响，以及在宏观层[25]面对政治制度的影响。经济学学者主要探讨了社会资本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宏观影响以及企业家的社会网络对于其个人商业行为的影响。
社会资本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可以被定义为[26]嵌入社会结构中的可供有目的的行动摄取和动员的资源。根据这一定义，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包含了三个要素：结构的（嵌入性）、机会的（可摄取性）和行动导向的（目的性）。与此相对应，社会资本的研究也就存在三个领域：社会网络、民间参与和普遍信任。
边燕杰也从三个角度定义社会资本：首先，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关系；其次，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结构，这一社会网络结构约束和规范了个人行为；最后，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资源，是可供其成员[27]个体动员和使用的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资源。
罗家德和赵延东遵循了西方学术界的传统，从个体/集体层次或[28]微观/宏观层面来定义社会资本。他们认为个体社会资本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资本或私人物品，它主要包括微观的个人社会网络及其蕴含的资源；集体社会资本则是一个社会/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源或公共产品，指宏观的群体内部的社会交往与互信，以及促成集体行动并创造资源的组织结构方式。
在概念梳理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学者们也对中国的社会资本进行了实证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学者们主要考察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资本状况，以及社会资本对个人经济社会政治地位获得的作用等。胡荣、胡康通过地方性随机抽样样本比较了城乡居民社会资本构成的差异。他们认为这一差异主要表现在团体活动参与程度及社团参[29]与数量、对他人信任程度以及互惠规范等三个方面。边燕杰则发现，在城市居民中，社会资本的人际差异也相当明显，这种差异主要[30]来源于阶级阶层地位和职业所赋予的社会关联度。张文宏则研究了阶层地位对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性质（工具性或情感性）的影响。[31]朱旭峰则重点研究了中国政治精英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状况。[32]
对社会资本的微观/宏观层次的区分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中国社[33]团组织的社会资本研究，例如李超玲、钟洪对非政府组织，王妮[34]丽对非营利部门，以及苏媛媛对青年组织等社团组织的社会资本[35]研究。
具体说来，在对中国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使用了不同的测量方法。在微观层次，主要使用了社会网络分析法。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的测量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个人社会网络中可摄取的嵌入性资源的测量，即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资源；其次是对个人行动中实际动员和使用的资源，即使用的社会资本资源。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使用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36]会交往和规范等指标来测量。
基于中国特定场景而进行的社会资本测量与研究，对国际学术界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来自中国的独到贡献。在这些研究中最突出的是从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两个维度对共通性社会资本和特殊性社会资本两种社会资本形态的区分。
陈捷、卢春龙指出，共通性社会资本指包容性的社会信任与开放型的社会网络；而特殊性社会资本则是指局限性的人际信任和封闭型的社会网络。两者对中国城市中的基层社区治理呈现出不同的影响。[37]
胡荣进一步将社会信任区分为普遍信任、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三[38]类，同时指出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结构存在着一种“差序格局”。对于社会网络，胡荣也进行了进一步区分。他认为社会网络存在着学缘社团、业缘社团、趣缘社团等多种形态，而这些不同形态的社会网络对个体所能够使用的社会资本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边燕杰、张磊则将中国社会资本的独特形态上升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他们认为，基于西方社会现实而产生的社会资本概念具有三大特征：弱联带性、功能单一性、偶发义务性；而基于中国社会现实产生的社会资本概念具有强联带性、功能复用性、频发义务性等三个[39]特征，这是与西方社会的社会资本概念完全不同的。
在政治学领域的研究中，社会资本的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本在微观层面上对个体政治行为（特别是民众的政治参与）的影响，以及在宏观层面上对特定政治制度（比如城市基层社区制度）的影响。
胡荣分别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参与村级选举，以及对城市[40]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各因素对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村级选举中，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各因素中，只有社团因子和社区认同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起着积极作用，而社会信任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并无显著影响。
孟天广和马全军则考察了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意识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参加志愿组织能够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社区参与意识，而社会宽容和参加官办组织只能激发政治参与意识。不管是对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还是社区参与意识而言，信任都没有明显的促进作[41]用，其中信任熟人反而不利于政治参与意识的形成。
陈捷和卢春龙研究了社会资本与中国城市基层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共通性社会资本对基层社区的民主治理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而特定性社会资本对基层社区的民主治理产生[42]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苗月霞和裴志军则就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基[43]层民主制度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和调查研究。
此外，马得勇还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条件下社会资本对政治领域的影响。他的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地区的社会资本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政府治理水平、政治信任、现代民主价值观、官民关系等具有积[44]极的影响，但是对公民社会、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
还有很多学者对社会资本作用和影响的研究涉及诸多其他领域，[45]比如，社会资本与民主发展之间的关系，社会资本与市民社会之[46][47]间的关系，社会资本与民族关系治理之间的关系，社会资本与[48]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等。
尽管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社会资本研究产生了诸多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在一些方面存在着局限性，对于我们理解社会资本与农村基层社会的发展帮助并不是很大。具体说来，在既有的研究中就如何理解社会资本与农村基层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空白。
第一，既有的研究缺少一个基于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样本的经验分析来告诉我们社会资本与农村基层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尽管一些研究文献讨论了社会资本与农村基层社会的发展问题，但是这些研究要么是纯粹的理论探讨，要么是基于少数个案的印象式描述，或者是基于一些地方性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
第二，既有研究很少使用一个综合性的测量框架来对待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对社会资本的测量要么是侧重于社会资本的某一维度（比如信任或社会网络），要么是侧重于单一层次的研究（比如微观或宏观）。而本书的研究把社会资本看做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了不同的类型与不同的维度，同时把社会资本既看做个体层面的属性也看做村庄层面的集体属性。
第三，现有研究没有对社会资本与农村基层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宏观/微观的二分，而是笼而统之地谈论社会资本对于农村社会的影响。这样他们的研究要么局限于在微观层面谈论社会资本对于农民个人的影响，要么局限于在宏观层面谈论社会资本对于村庄整体的影响。本书的研究则是对社会资本与农村基层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两个层面的探讨，在宏观层面讨论社会资本对于村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民主治理的影响，在微观层面讨论社会资本对于个人民主观念以及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第五节研究方法与样本
本书使用的数据来自2013年7月至8月所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问卷、样本以及实际调查程序都是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设计的。抽样调查包括全国9个省与直辖市的45个县，在每个县调查8个村庄，每个村庄分别调查10位居民，共计调查360个村庄、3600位农村居民。课题组招募了来自抽样点所在县或地区的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大学生，经过培训和考核，承担此次调查的资料搜集和入户访问工作。
本次调查，按照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地理位置的不同，以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作为参考，选定了湖南、河北、山西、甘肃、广东、浙江、北京、黑龙江和山东9个省与直辖市进行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民主治理和公共服务现状的调查。
参照选定的9个省与直辖市2011年的统计年鉴，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参考指标，按照从低到高对每个省与直辖市内的不同县进行排序，使用等间距抽样抽出8个县作为该省的调查对象。在每个被抽取的县级单位中，采用PPS抽样选取5个村庄，每个村庄访问10位村民。
具体的抽样过程如下：
步骤一：根据2011年全国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作为抽样资料，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对全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进行排序，使用随机数表从1到3中选取一个数作为起点，然后按照间隔为2依次选出9个；
步骤二：分别查找2011年各地统计年鉴，按照各县区的农民人均收入在每个省区市内对各个县级单位进行排序，分层抽取5个县作为调查的二级单位；
步骤三：在每一个被抽取的县里，使用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PPS抽样）的方式选取8个村庄进行调查；
步骤四：在选取的8个村庄中，由访问员随机发放10份农村居民问卷和一份村干部问卷。
调查从2013年7月开始，到2013年8月结束，课题组实际上调查了348个农村行政村，3698位农村居民，问卷实际回收率达到97%。其中，这3698个农村居民会被问及一系列问题，如信任、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交往、政治信任、民主价值、民主参与、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价等。村干部（村委会的主任或村党支部的书记）从348个村庄样本中挑出，他们会被问及这样一些问题，如村庄背景、经济发展、村庄预算、公共产品的供应，以及他们的自我评价。通过这两个步骤的采访，就产生了两个独立的数据库：一个建立在村民个人的反馈之上；另一个建立在村干部的反馈之上。
就像其他许多在中国所做的民意调查一样，这项调查产生了两种结果：描述性结果与相关性结果。这两种结果都将在本书中提及，它们能为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研究做出两个方面的重要贡献。首先，尽管该调查的描述性结果（如那些关于社会资本分布的结果）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可是从研究农村地区社会资本演变情况的角度来看，它们确实有助于为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后续研究建立一些必要的数据基准。从跟踪研究的视角，这些基准是格外有用且重要的，因为这一类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调查极为少有。
其次，这项调查捕捉到了社会资本最基本的因果关系。在相关性结果中，绝大多数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因果性的。因此，除了描述性的统计分析之外，本研究的重点是进行因果性的分析，也就是探究社会资本的存量会不会影响村庄的经济发展与治理效果。因果性的分析往往揭示的是社会现象之间的本质性联系，这种本质性的联系往往不会因为时间的变化而轻易发生变化。该调查的相关发现一方面涵盖了两种社会资本（跨越型社会资本与紧密型社会资本）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包括了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政府治理和民主参与。因此，可以说，该调查中的数据有着广泛的意义，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的水平及其重要性。
除了大规模的抽样数据之外，笔者还在8个精心选取的典型村庄（邢庄、凤山、集水、大旺、大溪、武阳、铁乡与燕西）进行了田野调查，作为辅助性的论证材料。为了尊重被调查对象的隐私以及出于事先与被调查对象达成的口头协议，此处笔者对8个村庄的名字进行了化名处理。
笔者采取了参与式观察、深度个人访谈和焦点团体访谈等方法来收集第一手的资料。通过这样一种弹性的研究程序，笔者获得了大量关于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分布以及如何发挥效应的直观文字材料，从而有效弥补了大规模抽样调查所缺乏的鲜活故事。通过这些鲜活的故事，笔者强调了社会资本研究所具有的动态性、建构性和演进性，并力图避免西方社会资本理论家片面强调普遍性规律所带来的研究误差。
笔者相信，在我国农村从事社会资本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理解和阐释农民们的行为，而不是仅仅对各种统计变量间的关系和规律给出一种简单的相关性描述。正因为这样，案例研究才显得尤为重要。对于这些典型案例的深度分析就是聆听农民们的言谈话语以获得对其世界观的洞察，审视其依照传统的方式认知世界的途径。
除了社会资本以外，笔者认为有三个一般特征对于农村的发展尤为重要：区域位置、与集镇的距离以及村庄规模。为此，笔者根据这三个特征选取了8个村庄进行典型案例分析，它们分别是邢庄、凤山、集水、大旺、大溪、武阳、铁乡与燕西。首先，区域位置就是村庄的地理位置。中国幅员辽阔，而且经济发展不平衡。南方地区以及东部沿海地区比中国其他地区都要发达。所以，不同的区域位置就可能对其政治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邢庄、大溪位于东部地区；凤山、武阳位于西北地区；集水、铁乡位于南部地区；大旺与燕西则位于中部地区（见表1-1）。表1-1 8个典型村庄的背景情况
其次，与集镇的距离就是指村庄与最近的集镇的距离。根据以往的研究，与集镇的距离可能对农村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村庄距集镇越近，它获得发展的机遇与资源就越多。集水、铁乡与其最近的集镇距离最近；大旺、燕西距其最近的集镇较近；邢庄、大溪与其最近的集镇距离适中；凤山、武阳距其最近的集镇最远。
最后，村庄规模是指案例中村庄的常住人口数量。大的村庄因其人口较多，也就容易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与财政补贴。因而，村庄规模对村庄的政治经济发展也可能有着重要影响。邢庄、大溪常住人口数量较大；集水、铁乡的常住人口数量大；大旺、燕西常住人口数量适中；凤山、武阳的常住人口数量则较少。第六节本项研究的重要性
至少在三个方面，本书将会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第一，本书将揭示两种形态的社会资本——跨越型社会资本与紧密型社会资本——在中国农村的分布，以及它们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民主治理所产生的影响。考虑到这类调查研究的代表性、稀缺性，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就尤为重要。因为它为中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的后续研究奠定了概念性与经验性的基准。
第二，从政策意义上说，本书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的制度改革对两种形态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分布可能有着不同的影响。本项研究会帮助我国民政部门的政策制定者们理解，为什么农村地区的制度改革并不必然在经济发展与民主治理等领域产生好的效果。该研究还会向政府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着眼于如何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然社会资本影响着公共政策在每个村庄的实施方式，那么，各级政府就应该设计出相关政策来培育那些对公共政策有积极影响的社会资本，以此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第三，从理论意义上说，本书的研究结果会帮助学者们回答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社会资本是如何测量的？本书的第二章就呈现了一个适合我国农村场景的社会资本测量框架。其次，在发展中国家，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与民主治理的影响同其在西方社会中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学者们以一种比较的视野来更好地理解社会资本理论。此外，这项研究也通过中国农村社会的经验事实提供了一种对社会资本理论的检验，这就为基于西方经验的社会资本理论概念向发展中国家的推广与应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西方理论的本土化和地方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 Frances Baum，“Social Capital，Economic Capital and Power：Further Issues for a Public Health Agenda，” Journal of Epidemiological Community Health 54，no. 6（2000）：409-410.
[2] Pierre Bourdieu，“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ohn G. Richardson，eds.，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6），p.248.
[3] James Coleman，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305.
[4] James Coleman，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302.
[5] Robert Putnam，Bowling Alone：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0）；Robert Putnam，Robert Leonardi，and Raffaella Nanetti，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6] Robert Putnam，Robert Leonardi，and Raffaella Nanetti，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7] Robert Putnam，Bowling Alone：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p.19.
[8] Coleman，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Putnam，Bowling Alone：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Robert Putnam，Robert Leonardi，and Raffaella Nanetti，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John Brehm and Wendy Rahn，“Individual-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No. 3（1997）：999-1023；Peter A. Hall，“Social Capital in Britai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1999）：417-461；Anirudh Krishna，Active Social Capital：Tracing the Roots of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David Halpern，Social Capital（Cambridge，UK：Polity，2005）；Robert Putnam and Kristin A. Goss，“Introduction，” in Robert Putnam，eds.，Democracies in Flux：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3-19；Kenneth Newton，“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0，No. 5（1997）：575-586；John A. Booth and Patricia Bayer Richard，“Civil Society，Political Capital，and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merica，” Journal of Politics 60，No. 3（1998）：780-800；Deepa Narayan and Lant Pritchett，“Social Capital：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in Partha Dasgupta and Ismail Serageldin，eds.，Social Capital：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0），pp.269-295.
[9] Pamela Paxton，“Is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A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05，No. 1（1999）：88-127.
[10] Robert Putnam，Robert Leonardi，and Raffaella Nanetti，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p.173-174.
[11] Paxton，“Is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A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 Sonja Zmerli，“Applying the Concepts of Bonding and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to Empirical Research，”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2，No. 3（2003）：68-75；Robert Wuthnow，Loose Connections：Civic Involvement in America’s Fragmented Communit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Michael Woolcock，“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 Theory and Society27，No. 2（1998）：151-208.
[12] Krishna，Active Social Capital：Tracing the Roots of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13] Putnam，Bowling Alone：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14] Stephen Knack，“Social Capital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Evidence from the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46，No. 4（2002）：772-785；Eric Uslaner，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15] Knack，“Social Capital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Evidence from the States；” Stephen Knack and Philip Keefer，“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Wuthnow，Loose Connections：Civic Involvement in America’s Fragmented Communities；Uslaner，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Zmerli，“Applying the Concepts of Bonding and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to Empirical Research.”
[16] Knack，“Social Capital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Evidence from the States；” Francis Fukuyama，“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The Coming Agenda，” SAIS Review 22，No. 1（2002）：23-37；Zmerli，“Applying the Concepts of Bonding and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to Empirical Research.”
[17] Knack，“Social Capital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Evidence from the States；” Sjoerd Beugelsdijk and Ton van Smulders，“Social Capital and Growth in European Regions：An Empirical Tes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1（2005）：301-324；Knack and Keefer，“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William A. Callahan，“Social Capital and Corruption：Vote Buy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Thailand，”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3，no. 3（2005）：495-508.
[18] Putnam，Bowling Alone：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p.22.
[19] Putnam，Bowling Alone：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pp.22-23.
[20] Lily Lee Tsai，“Cadres，Temple and Lineage Institutions，and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48（2002）：1-27；and idem，“Solidary Groups，Informal Accountability，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21] Boix and Posner，“Social Capital：Explaining Its Origins and Effects on Government Performance；” Brehm and Rahn，“Individual-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Newton，“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Larry Diamond，“Rethinking Civil Society：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5，no. 3（1994）：4-17；and idem，Developing Democracy：Toward Consolidation（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
[22]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 2004年第3期；张文宏：《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 30 年（上）》，《江海学刊》2011年第2期；张文宏：《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 30 年（下）》，《江海学刊》2011年第3期；胡荣、胡康：《城乡居民社会资本构成的差异》，《公安研究》2009年第4期。
[23] 周玉：《社会网络资本与干部职业地位获得》，《社会》2006年第1期；赵延东：《再就业中的社会资本：效用与局限》，《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
[24] 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胡荣：《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孟天广、马全军：《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意识的关系研究——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实证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3期。
[25] 陈捷、卢春龙：《共通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中国的城市基层治理》，《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马得勇：《乡村社会资本的政治效应：基于中国20个乡镇的比较研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