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克·戈特迪纳,雷·哈奇森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新城市社会学(第四版)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新城市社会学（第四版）
作者：【美】马克·戈特迪纳（Mark Gottdiener） 【美】雷·哈奇森（Ray Hutchison）
译者：黄怡
责任编辑：范炜炜
关注微博：@数字译文
微信公众号：数字译文
我们的产品：译文的书
联系我们：hi@shtph.com
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
合作电话：021-53594508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马克·戈特迪纳谨以此第四版纪念他的父母亲，莫里兹和阿朗卡·戈特迪纳（Moritz and Aranka Gottdiener）。
雷·哈奇森谨将此第四版献给杜尔塞·雷耶斯·哈奇森（Dulce Reyes Hutchison），她从马尼拉到芝加哥的旅程带来了我们在全球世界的相聚；还要献给莱拉妮、希瑟和杰西卡（Leilani, Heather, and Jessica），他们将完善21世纪新的全球世界。第四版序
偶尔，城市社会学者中的同事会问，“说说看，经过了这么多年，关于《新城市社会学》还有什么真的是‘新’的？”这问题起初听起来无聊，但我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尽管不是提问者想采取的方式，如果他不是意图陈述一个批评的话。写出这本教科书的第四版，这是一份极大的乐趣，写作本书源于1991年马克·戈特迪纳的想法，三年后首次出版。雷·哈奇森加入了这个项目，合著了第二版。后来，我们警醒了，这方面的精装书成本过高，我们换了出版商，安排第三版由西景图书公司（Westview）以平装书的格式发行。我们对于这个改变产生的反响都非常高兴，并在课堂上继续使用我们的课本。
那么，关于《新城市社会学》还有什么仍然是“新”的呢？我们的新范式的原创构想直接抨击了以前的城市生态学的主导方法，该主导方法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之上，以许多买方和卖方的市场至上，伴随着其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和规划处方。这些“处方”倚重市场解决方案，而不在乎政府补贴。新城市社会学用一个更加现实的观点取代了这一观点，这个更加现实的观点是一个经济和政治体系的观点，它被大规模的强大利益集团所支配控制。这些利益集团采取行动将他们的关注点变成在我们普遍公认的“混合”经济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在这个“混合”经济中，政府干预通常青睐那些强大的利益而不是公平竞争的市场。要说一下，正如一些人已经暗示的，我们的见解，连同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理论，以及基于我们观点的政治经济学，不是仍然“新”的手段，针对更好规划、更好控制我们的城市环境以及更好管理就业创造和利润创造的很多言论和思想的抨击，在与我们竞争的城市社会学教科书的写作者中不再有追随者。情况显然不是如此。无论是对当前还是过去的城市危机来说，新城市社会学仍然是最佳的解释范式，尽管其他的保留了过去的要素和声名狼藉的“自由市场”范式的教科书仍在出版和使用。
我们的方法的其他方面也还没有以一种将削弱“新”观点的崭新程度的方式固定下来。今天在美国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发达国家，作为一个区域的、扩张的空间，我们称之为“多中心的大都市区域”，不管日常生活是如何组织的这个势不可挡的现实，许多城市研究者坚持将“城市”这一术语唯一地置于他们分析的中心。他们说着“世界城市”、“边缘城市”、“巨型城市”。任何一个有着基本的地图知识和空间推理能力的人，能够绘制居住的地方、商业、机场和制造业的位置以及零售地点的人，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巨大的区域性扩展，还有已经接管了传统的、历史的中心城本身许多功能的迷你中心的形成。可以肯定的是，伦敦金融城仍然是英国的金融中心，但伦敦金融城不是伦敦这座城市，因为后者是一个越来越多中心的大都市区域，包括大面积的住宅、商业、微型娱乐和政府中心。同样清楚的是，纽约城一定是被全球当成中心的，但是当人们谈及它作为一座世界城市时，这些人应该更好地被告知空间的城市的特征，他们几乎都是在谈论曼哈顿，并且更具体地说，是在谈论华尔街及其附属服务和分拆业务。作为曼哈顿外面的一个巨大的区域集聚体正隐约出现的，是一片城市化的、多中心的空间的广阔扩张，包括康涅狄格州的新泽西的部分，甚至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区域的边缘，还有围绕着这座城市的五个行政区的纽约州地区的其余部分。简而言之，对一些人来说依然保持“新鲜”的是把握我们称之为多中心的大都市区域的城市空间的这个新形式的尺度和内部动态的基本需要。
最后，当城市研究者让我们解释，关于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的新范式，什么仍然是“新的”的时候，我们常常指向过分简单化的、言论摘要式的社会学，它已出现在对空间动态的解释中，取代了充分理解亨利·列斐伏尔及其学术追随者们贡献的深层分析。人们怎么能够在数十年的去工业化和全球劳动力采购后仍然谈论“增长机器”呢？自20世纪30年代房地产改革之时，美国人的主要经济投资是他们的住房，并且未来的期望在其交换价值里增长，他们怎么能够相信，在消费者据说享受的财产的“使用价值”与开发商享受的“交换价值”之间有一个一一对应关系呢？当大多数美国人，按照人口统计，自20世纪70年代起已经生活在郊区；当联邦政府在卡特里娜飓风肆虐新奥尔良后表现得一团糟，致使几乎十年以后，中等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仍然从为他们所爱的区域及其生活方式中流离失所，城市研究者如何能够谈及城市对所有人的重要性？考虑到与我们的教科书处于竞争关系的其他的城市社会学教科书宣传的所有可选择的方法，他们如何能够开始真正地帮助学生理解当下的经济崩溃？而通过阅读《新城市社会学》的方法，关于房地产投机和投资，亦即亨利·列斐伏尔的“资本的第二次循环”，在带来市场如许危机和一场失败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直接地、容易地和十分有用地解释当下的经济崩溃。
在本书第四版中，我们更新了以前版本中的材料，涉及理解“新的”方法的持续存在的重要性，以便解释住房危机、市场的失败和控制影响的政府干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增长机器”的谬误、老的城市生态学范式的错误，以及在广大的、多中心的大都市区域中应对日常城市生活的持久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中对更多社会正义的迫切需要。新移民、新的就业形式、新的增长极比如机场、新的文化形式、新的政治斗争，在各国的全球地位中新的变化比如印度、巴西和中国，全球劳动力采购的新模式和跨国公司的动态，社会正义和环境关注的新议题，不一而足，继续使得这一版《新城市社会学》在今天意义重大，就像它在二十多年前第一版问世时一样。我们希望它在课堂上将有所裨益，正如这个新的范式的之前各版。
我们要向许多采用这本教材作为课堂教学用书的人表达我们由衷的感谢。我们非常赞赏在学术阵地上的教师们传递给我们的所有反馈，他们采用了我们的教科书，并发现它深受学生青睐且可愉快地讲授。我们对您的惠顾不胜感激，并且因为这一版以最新的统计数据更新了表格，而且因为它探讨了今天的城市议题中最当代的部分，除了新的定居文化模式之外，还有诸如对负担得起的住房的需求和对我们区域性空间的基础设施的持续忽视，希望这一版将继续满足您的教学需求。致谢《新城市社会学》的发展，历经四版，已成为一项扩展工程。如若没有许多人的鼎力相助，它绝无可能完成。我们要感谢学术界内外的朋友们的支持：美国的安德鲁·奥斯汀（Andrew Austin）、鲍勃·安东尼奥（Bob Antonio）、马塞洛·克鲁兹（Marcelo Cruz）、卡伦·达尔克（Karen Dalke）、戴维·迪亚兹（David Diaz）、乔·费金（Joe Feagin）、凯文·戈特姆（Kevin Gotham）、哈维·凯（Harvey Kaye）、布鲁斯·海恩斯（Bruce Haynes）、齐戈·基姆（Chigon Kim）、内斯特·罗德里格斯（Nestor Rodriguez）、埃里克·门克宁（Eric Monkkonen）、彼得·马勒（Peter Muller）、亚当·帕里略（Adam Parrillo）、马里奥·斯莫尔（Mario Small）、伦纳德·沃洛克（Leonard Wallock）以及塔尔梅奇·莱特（Talmadge Wright）；巴西的菲尔·冈恩（Phil Gunn）、莉娜·拉维娜斯（Lena Lavinas）、桑德拉·林乔尼（Sandra Lincioni）、瑟西·蒙泰罗（Circe Monteiro）和苏埃利·希弗（Sueli Schiffer）；丹麦的延斯·通伯（Jens Tonboe）；德国的洛伦佐·特里波迪（Lorenzo Tripodi）；希腊的亚历山格洛斯·拉戈普洛斯（Alexangros Lagopoulos）和尼科斯·科姆尼诺斯（Nikos Komninos）；英格兰的马克·克拉普森（Mark Clapson）和克里斯·皮克万斯（Chris Pickvance）；意大利的加布里埃·玛奈拉（Gabrielle Manella）和西蒙娜·焦梅蒂（Simone Giometti）；罗马尼亚的多雷尔·亚伯拉罕（Dorel Abraham）；苏格兰的林恩·史密斯（Lynn Smith）；塞尔维亚的米兰·普罗丹维克（Milan Prodanvic）和桑娅·普罗丹维克（Sonya Prodanvic）；以及瑞士的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威斯康星大学绿湾分校的学生们提供了富有价值的评论和编辑支持，包括兰迪·勒特莱（Randy Roethle）和丹耶·克拉尔（Tanya Krall）（第三版）和劳拉·布歇（Lora Boncher）、柯林·昆塔纳（Colin Quintana）和艾米丽·维汀（Emily Vetting）（第四版）。
我们感谢由西景图书公司的桑德拉·贝里斯（Sandra Beris）、南希·金斯（Nancy Kings）、特别是亚历克斯·马苏利斯（Alex Masulis）组成的编辑、设计、制作团队。
我们要感谢作为较早版本校阅者的同事们：布莱恩·奥尔德里奇（Brian Aldrich），威诺纳的州立大学（Winona State University）；布莱恩·巴里（Brian Barry），罗切斯特技术学院；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那时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查珀尔希尔分校，现在纽约大学；罗伯特·L·卡罗尔（Robert L. Carroll），辛辛那提大学；斯科特·福特（Scott Ford），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安东尼·菲利波维奇（Anthony Filipovitch），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曼凯托分校；卡尔·弗拉曼（Karl Flaming），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朱迪斯·弗里德曼（Judith Friedman），拉特格斯大学；凯文·福克斯·戈塞姆（Kevin Fox Gotham），图兰大学；杰弗里·格兰特（Geoffrey Grant），南达科他州立大学；乔治·凯佩哈特（George Kephart），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杰里·伦布克（Jerry Lembcke），圣十字学院；安东尼·门东萨（Anthony Mendonca），阿勒格尼县社区大学；查尔斯·普赖斯·雷维斯（Charles Price Reavis），纽约大学－约翰杰伊刑事审判学院；内斯特·罗德里格斯（Nestor Rodriguez），休斯敦大学；托马斯·香农（Thomas Shannon），拉德福大学；史蒂文·L·瓦萨（Steven L. Vassar），曼凯托的州立大学；以及J·塔尔梅奇·莱特（J. Talmadge Wright），洛约拉大学。第1章新城市社会学
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世界。在21世纪初，超过30亿人口——大约世界人口的一半——生活在城市地区。到2030年，这个数字预计将从30亿增加到50多亿人——大约世界人口总数的60%。这一增长的绝大多数将发生在发展中世界，大多数的增长出现在巨型城市，在那里，许多人口，若非大多数人口的话，生活在棚户镇，并且收入低(1)于贫困水平（United Nations, 2007）。这将是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城市世纪，并且不仅仅是家庭的和家户的福祉，而且是人类社会的福祉更普遍地将依赖我们创造一个安全与公正的城市环境——人类还没有特别擅长做的事情。在这场极其重要的挑战中，一个起始点是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它将给与我们工具，用来不仅仅理解城市区域如何增长和发展，而且理解城市生活对生活在城市、郊区和大都市区域的人们的影响，及至世界城市化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更广大的影响。这是我们这本教科书的目标，而这也是你们未来数个月的研究主题。城市区域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谈到他们生活的城市或郊区城镇，但很少提及区域。然而理解城市生长的最佳方式是去领会，它是区域的尺度(2)概念。我们可能会说，我们来自阿灵顿高地，但是我们工作、购物、就学、去教堂、犹太教会堂或清真寺，以及在日益多样化的场所从事休闲活动，所有这一切全都在一个扩张着的大都市地区内。以往的城市文本已经论述过这个话题，但是它们并未像本书所做的这样，将此当作讨论的中心组织原则。在埃里克·博戈西安（Eric Bogosian）编剧的卓越影片《郊区》中，女演员帕克·波西（Parker Posey）扮演一位周游的洛杉矶唱片发行人，她在富裕的南部加利福尼亚州郊区长大。当一群小镇青年问她来自哪里时，她回答：“我来自一个地区。”我们领悟到，“城市”和“郊区”这两个词语无法与更当代的日常生活现实相联系。
美国的大都市区域包含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人口格局。我们的人生机遇依照社会阶层、人种、性别、种族、年龄、家庭地位、宗教以及其他种种因素各不相同。这些重要的社会变量，常常被当作传统的社会学主题内容，事实上与区位或空间的因素相互作用，诸如按照家庭收入的家庭的簇居、到工作地点或学校的路程、人们奉行特定生活方式的多样途径、我们社会网络的特定型式、文化体验的区域追求等等。在这本书中，通过研究日常生活的模式，将之视作埋植于构成多中心的大都市区域的城市和郊区定居空间内的模式，我们将捕捉当代城市生活的现实。这些定居空间被居住在其中的人们赋予了特别的含义和价值。发现这些定居空间如何逐渐形成，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在创造与改变这些空间中起到的作用，以及这些空间被当地居民赋予意义所经由的过程，都是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观点的重要部分。
如果在我们大都市区域的上空飞翔，我们将会对巨大的规模感到极其震惊。城市化的发展环绕着我们最大的城市典型地绵延上百英里。建成区域包括了城市、郊区、空地、产业园、密集耕种的农业用地、大型购物商场与休闲地的一个混合——所有这一切，通过包括高速公路、铁路、电信以及基于卫星通讯或移动通讯线路在内的通讯和通勤网络，被内在地联系和连接起来。图1.1所示的美国夜间卫星图像显示出整个国家广大的城市地区的区域性发展。沿着东海岸，让·戈特曼（Jean Gottman）描述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巨型都市清晰可见。类似的城市集聚群可以在密歇根湖的南面尽端（密尔沃基—芝加哥—加里区域）和佛罗里达州沿海岸的城市发展地区（沿着东海岸迈阿密至奥兰多，在西海岸是那不勒斯至圣彼得堡）见到。这些城市化的地区的人口量处于数百万的级别。有趣的是，居住在大都市区域的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大的中心城市的郊区社区。当统计数据引起我们注意这个变化时，郊区相对于中心城市的优势地位至少自20世纪70年代已开始存在。目前，全部美国人中大约90%的人口生活在大都市区域。但是城市生长的这个模式，以及郊区地区的优势，在过去并非城市的特征。图1.1 美国的夜间卫星图像，显示出了大都市地区来源：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
曾经，城市是具有一个明确中心的高度密集的空间形式（中心商务区），这个中心在情感与经济意义上都处于支配地位，城市化的地区围绕着它。一旦居民们走出城市，他们将在乡村往来。正如著名的城市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961）在《城市发展史》中观察到的，城市服务于人类，既作为巨大的磁石，集中人口和经济活动或财富，又作为巨大的容器，处于清晰定义的、有边界的空间内。表1.1列举了美国人口最多的15座城市。其中的许多数字给人深刻印象，例如纽约城超过820万与洛杉矶超过380万的总人口数。
这些数字表明了城市成长中的巨大变化性，像休斯敦与菲尼克斯（Phoenix）这样的城市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每座城市的人口以超过23万的数量增长，而与此同时，费城失去了将近7万人口，而底特律失去了超过3万人口。但是仅仅这些数字并未全面地证明美国大都市地区和城市区域的大规模增长。将表1.1与表1.2比较，表1.2反映了与这些大城市关联的大都市区域。例如，纽约大都市区域包括了1 800万人口，而洛杉矶周围地区是1 640万居民的家。甚至已经失去人口的城市——比如费城和底特律——实际上是扩张的大都市区域的一部分，这使得这些地区继续排在这个国家人口中心的顶端。
今天城市规模已发生爆炸。不再是只有任何一个中心或“闹市区”，如过去存在的城市那样。人们生活和工作在广阔分离的地带。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口是城市居民，所以大多数人在某座城市里或靠近城市生活。但是每年越来越少的人生活在大的中心城市里，这些城市过去是人口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现在我们称为家园的是扩张着的城市化区域，这些区域与一个始终处于变化中的城市、城镇、郊区以及远郊地区的布局关联在一起。定居空间的这种新形式被称作多中心的大都市区域（multicentered metropolitan region, MCMR），并且这是自工业时代开始以来，人们组织他们生活和工作安排的第一种真正的新方式。与边界分明的城市的特征相比，城市空间的这种新形式可以由两个特征来代表：它在一个大的区域延伸，它包含许多独立的制造业地区、零售中心以及居住地区，每一个都各自拥有吸引工人、顾客和居民的能力。城市区域可以最好地被理解为由不同“地域”组成。地域依据四个因素而作出区分：地域内的自然界地形、物质规模、物质活动的标准与种类（最特殊地有迷你中心类型）以及区域交通网络的特征。往来频繁的流动对于有着许多不同中心的大都市区域的创造和区域内人们的联系与互动来说，都是特别关键的（Muller, 1981）。除了区域的物质特征之外，居住在每个地域内部的人们常常共享一种领域感也是重要的，即他们占据着不同于大都市区域内其他地区的一片城市空间。表1.1 美国人口最集中的城市，1980—2007年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图1.2 洛杉矶的城市地域来源：作者提供。
例如，洛杉矶在大约50平方英里的一个区域内，包括6个明确的地域，2003年大都市人口超过1 600万。构成洛杉矶区域的这6个城市地域，图1.2中所示，是中央的洛杉矶（老的城市中心）、圣费尔南多（San Fernando）山谷（“谷地”）、太平洋丘陵地带［圣莫尼卡（San Monica）到帕萨迪纳（Pasadena）］、太平洋低地［海滩城市——赫莫萨（Hermosa）海滩、雷东多（Redondo）海滩］、东面的奥兰治（Orange）县（一个独立的大都市区域，全部是郊区）以及圣加布里埃尔与波莫纳（Pomona）山谷（向东延伸并包括波莫纳、安大略及圣伯纳迪诺）。定义大都市区域
就美国历史很大部分来说，关于中心城市人口信息的报道是充分的。大多数经济和商业活动都聚集于中心商业区内或围绕着它。到20世纪初期，郊区和区域成长，随着雇主们寻求逃离拥挤的环境，包括规划过的郊区社区、卫星城市以及其他的开发，开始对城市的主导角色发起挑战。还有数量日益增长的移民，面临着城市里的住房短缺，开始外流到郊区社区。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口统计局通过使用术语“大都市地区”（Metropolitan District）（McKelvey, 1968）寻求捕捉在大都市地区内区域的和多中心的成长。针对1940年的人口普查，创造了一种新的类型：“标准大都市地区”（SMA），它包括一座拥有至少5万人口的城市与周围的郊区和城镇。1959年这个定义被扩展，以便更好地反映区域的成长模式，它们包括在两个或更多的县中心的人口。“标准大都市统计地区”（SMSA）除了被定义为与中心城市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相联系的毗邻的各县之外，还被定义为一个县或若干县，其中心城市有5万或更多人口（或者双子城市，有联合人口5万或更多）。延伸阅读1.1 定义大都市区域
1920年，术语“大都市区域”最早被美国人口统计局使用，来描述成长中的城市和郊区地区；自从那时候起，已经有许多改进，以捕捉在大都市区域内发挥作用的动态力量。
标准大都市地区（SMA）是用于正式的大都市地区的第一个术语，它于1949年由当时的预算局定义，用于1950年的十年人口统计。它于1959年被术语“标准大都市统计地区”（SMSA）替代。
标准大都市统计地区（SMSA）取代了由当时的预算局定义的用于正式的大都市地区的“标准大都市地区”（SMA），然后一直被使用，直到1983年引入“大都市统计地区”（MSAs）、“联合大都市统计地区”（CMSAs）以及“主要大都市统计地区”（PMSAs）。
标准联合统计地区（SCSA）是“联合大都市统计地区”（CMSA）的先驱。一个标准联合统计地区（SCSA）是两个或更多标准大都市统计地区（SMSA）的结合，具有在它们之间的大量的通勤，在其中，标准大都市统计地区（SMSA）中至少一个拥有100万人口或更多。“标准联合统计地区”（SCSA）最早定义于1975年，并且使用到1983年6月。
联合大都市统计地区（CMSA）是一个地理实体，由联邦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定义，供联邦统计机构使用。如果一个地区满足作为一个大都市统计地区（MSA）的资格要求，拥有100万或更多人口，如果它的各构成部分被认定为主要大都市统计地区（PMSAs），并且如果地方意见赞成该指定，那么它就成了一个联合大都市统计地区（CMSA）。
大都市统计地区（MSA）是一个地理实体，由联邦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定义，供联邦统计机构使用，基于一个核心地区的概念，拥有一个大的人口核心，加上与那个核心具有高程度的经济与社会融合的毗邻的社区。一个MSA的资格要求一座有5万或更多居民的城市的存在，或者一个大都市地区（MA）（参见下文）的存在，总人口至少10万（在新英格兰是7.5万）。包含最大的城市和周围密集定居地区的县或若干县是大都市统计地区（MSA）的中心县。其他边远的县，通过满足大都市特征的某些其他指标，诸如一个特定的最低人口密度或属于城市人口的人口比例，准予被包括进大都市统计地区（MSA）的资格。新英格兰的大都市统计地区（MSAs）用城市和城镇加以定义，遵循关于通勤和人口密度的规定。
主要大都市统计地区（PMSA）是由联邦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定义的一个地理实体，供联邦统计机构使用。拥有100万或更多人口的大都市统计地区（MSA）可能包括一个或更多主要大都市统计地区（PMSAs），假如“统计标准满足和地方意见赞成的话”。一个主要大都市统计地区（PMSA）由一个大的城市化的县构成，或者由一群拥有大量的通勤交换的这样的县组成（新英格兰的城市和城镇）。
大都市地区（MA）是一个总称，由联邦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确立并于1990年首次使用，以指涉大都市统计地区（MSAs）、联合大都市统计地区（CMSAs），以及主要大都市统计地区（PMSAs）。
来源：美国人口统计局
这是通过测定范围决定的，在远离中心的县里的人们出行去划定的SMSA工作的范围。如果足够数量的人口从外围的城市边界通勤至工作地点，他们居住的县就成为SMSA的一部分。1983年，SMSA又被叫做“大都市统计地区”（MSA）。虽则美国MSA的数量持续增加（在1990年与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数量从254增至258），怀俄明与佛蒙特两个州，仍然不包含任何大都市统计地区。73个最大的“大都市统计地区”（MSAs）曾被指定为“主要的大都市统计地区”（PMSAs）。因为县的界限在整个美国广泛不同（除了在新英格兰，那里没有县），MSA分类的实用性某种程度上是有问题的。例如，在2000年的人口统计中，新泽西州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州，其100%的人口生活在大都市统计地区。但是紧随其后的是亚利桑那州（88%）与内华达州（86%），这两个州仅有一个或两个大的人口中心，并且在那里州的大部分地区是农村。
但是区域的成长和城市的社会空间融合证明了甚至比MSA概念提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联系更加广泛。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又创造了另一个术语——“标准大都市联合地区”（SMCA），以更好地捕捉多核心的城市区域的扩张。SMCA在1980年人口统计中首次使用。它被定义为在两个或更多的PMSAs拥有至少100万的人口，并代表了大都市地区一个较高的融合体系，它们包括几个毗邻的大都市地区，诸如在南部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奥兰治县/里弗赛德/圣伯纳迪诺复合体，或者东海岸的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复合体。这两个区域包含的人口比加拿大整个国家的人口还多。在2000年人口统计中，美国有18个联合大都市统计地区。它们是多核心的大都市区域这一概念的最好的说明，而对新城市社会学来说，这一概念是如此重要。
表1.2揭示了美国大都市成长的重要方面。首先，城市体系包括了一个重大数量的拥有大量人口的大都市地区，而不是常常在发展中国家发现的只有一到两个大都市地区。其次，生活在郊区地带的人口数量常常比更老的中心城市的人口数量大得多。2007年费城拥有150万人口，但是其大都市区域包括大约580万人口，将近四倍之多。然而，城市—郊区的人口差异悬殊不仅仅是在较早的工业城市中人口下降的一个人为制造，正如我们还在相对较新的阳光地带城市中见到一个类似的模式。例如，2007年菲尼克斯拥有160万人，但是整个大都市地区包括420多万人口，还有达拉斯拥有120万人口，但是它的整个大都市地区包括610万人口——是中心城市人口数量的5倍以上。（亚特兰大，美国增长最快速的大都市地区之一，拥有530万的大都市人口，但是其中心城市排名并不在全国的前15名之列。）第三，虽则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横贯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大都市地区成长缓慢，或者甚至失去人口，南部和西南部的多核心大都市区域在这个时期却迅速成长（尽管它们已经大量地遭受到近期的住房危机之苦。）这证明了向“阳光地带”的迁移，这点在第6章会加以讨论。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洛杉矶、旧金山、达拉斯、休斯敦、圣迭戈以及菲尼克斯大都市区域都见证了每十年内两位数的人口增长。表1.2 美国人口最集中的大都市区域，1980—2007年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注：MSAs代表大都市统计地区；CMSAs代表统一大都市统计地区；NECMAs代表新英格兰县大都市地区，它以城镇为基础，要求一种合计大都市区域内各个地区面积的单独方式；PMSA代表主要大都市统计地区。世界各地的巨型城市
196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估计是10亿，1985年是20亿，2007年超过30亿。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到50亿——在仅仅25年的时间内增长60%。联合国估计，世界人口的50%以上目前生活在城市地区，并且到2030年这个数字预期将增加到60%以上。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将生活在城市地区。以目前的增长率，城市人口将每38年翻一倍，伴随着几乎所有的这个增长出现在发展中世界的城市和大都市区域。来自农村地区的迁移和农村定居点转变为城市市区将解释此中许多增长（United Nations, 2009）。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国家都正在经历城市、郊区和多核心的中心的同样的混合，这是在美国区域大都市成长的特征，但是所有的国家都受一个城市发展的过程支配，产生了巨大的城市和区域的城市化。1950年全球只有78座城市拥有100万或更多的人口。1975年有65个拥有1 000万或更多人口的大都市地区，而到了2000年这个数量已经增加到了251个。巨大的大都市区域的成长也预期要加速。据预期，2015年将有358个拥有至少1 000万人口的城市群，并且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将住在贫民窟里（United Nations, 2003）。延伸阅读1.2 属于城市，意味着什么？
各个国家以许多方式对它们的城市人口进行界定，这使得跨国家和跨区域的比较变得十分困难。这里是在非洲、北美、欧洲和亚洲使用的对“城市的”定义的一个选录：
非洲
博茨瓦纳：5 000人或更多居民的集聚体，在那里75%的经济活动是非农业的。
赤道几内亚：地区的中心和有着300套住所和/或1 500人或更多居民的地区。
埃塞俄比亚：拥有2 000人或更多居民的地区。
马拉维：所有的乡镇和城镇规划地区以及所有的地区中心。
苏丹：具有行政和/或商业的重要性的地区或拥有5 000人或更多居民人口的地区。
赞比亚：5000人或更多居民的地区，其中绝大多数都依赖非农活动。
北美
加拿大：1 000人或更多居民的地方，拥有每平方公里400人或更多人口的人口密度。
哥斯达黎加：行政区的行政中心。
古巴：生活在拥有2 000人或更多居民的一个核心中的人口
格陵兰：拥有200人或更多居民的地区。
洪都拉斯：拥有2 000人或更多居民的地区，大体上拥有城市的特征。
墨西哥：拥有2 500人或更多居民的地区。
欧洲
法国：包括一个超过2 000位居民的集聚体的社群，这些居民居住在连续的房屋里或房屋之间的相互距离不超过200米。
冰岛：200人或更多居民的地区。
波兰：城市类型的城镇和定居点，例如，工人定居点、渔民聚居区、疗养胜地等。
葡萄牙：10 000人或更多居民的集聚体。
西班牙：2 000人或更多居民的地区。
瑞士：10 000人或更多居民的社群，包括郊区。
亚洲
柬埔寨：城镇。
中国：城市只指由国务院指定的那些城市。就具有地区建制的城市来说，城市严格意义上指的是一个行政区的整个管理的地区，如果这个行政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 500人。
印度尼西亚：具有城市特征的地方。
以色列：拥有2000人以上居民的所有定居点，除去那些拥有最少三分之一的家庭参与民间劳动、靠农业为生的居民点。
日本：拥有5万人或更多居民的城市（市），有着60%或更多的住房位于主要建成区和60%或更多的人口从事制造业、贸易或其他城市类型的业务。
土耳其：定居地的人口为20 000人及以上。
来源：联合国，《2005年人口统计年鉴》，表6。
我们对在巨型城市和城市区域中人口增长的预测是建立在来自联合国的信息的基础之上。为了汇编此信息，联合国使用由世界各国提供的关于城市人口的信息。但是属于城市的意味着什么？正如我们可以从来自延伸阅读1.2里的信息中看到的一样，各国对他们的“城市”人口有着大相径庭的定义。在某些情况下，对城市的地方的定义是基于人口的门槛，比如有着2500人或更多居民的集聚体或地区（墨西哥和美国），尽管一些国家拥有较高的门槛（在葡萄牙是1万人或更多的居民，在土耳其是2万人），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有着较低的门槛（在冰岛和格陵兰岛仅为200人或更多的居民）。在其他情况下，对城市的地方的定义是以经济活动为基础（在博茨瓦纳是5000人或更多居民的集聚体，在那里75%是从事非农工作）、政治的定义（在哥斯达黎加是行政管理的中心，在马拉维是乡镇和城镇规划地区），或政治与人口因素的组合（在瑞士是1万人或更多居民的社群）。范围广泛的定义提出了一些问题，正如生活在葡萄牙的一座10 000人的城镇可能迥然不同于在墨西哥的2 500人的一个社区。这是我们在第3章中研究的主题之一。
城市增长在全球非常不平均地分布。按照来自联合国的人口普查估计，在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最大的城市集聚群将失去人口或缓慢增长，反过来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那些最大的城市集聚群将经历爆炸式的增长。例如，对2010—2015年间东京、大阪、纽约、洛杉矶、莫斯科和巴黎的人口增长估计表明，这些城市集聚群将经历相当缓慢的增长。与之相对照，孟买、加尔各答、达卡和德里（所有的都在印度）以及卡拉奇（在巴基斯坦）被预期每座城市增长大约400万—800万人，而圣保罗、墨西哥城以及马尼拉被预期增长大约200万—300万人。表1.3表明了世界上15个最大的巨型城市以及到2025年它们的预测人口数量。表1.3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集聚群，1975—2025年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2007年城市集聚群》。
尽管来自城市化的可能的好处不能被忽视，但是一些人所谓的第三次城市革命的速度和规模却提出了许多挑战。在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快速增长和势不可当的蔓延，已经被赋予了一个新的词汇——“极度城市化”（hyperurbanization，参见第11章）。政策制定者和组织的新群体正在出现，以担负起在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治理的责任。随着在这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政府已分散它们的功能、并减少对社会计划的支持，在贫困、医疗、教育和公共服务上的计划正日益被置于未经考验的城市和区域政府手中。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成长的加速暗示着服务于全世界许多人的数目大得令人惊愕的社会成本的同时，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多核心大都市区域的持续增长也对政策制定者、政府和生活在城市世界的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城市社会学的一个新观点
这些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在多核心大都市区域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那里的日常活动与过去的那些有什么不同？城市建设的过程，或城市化，已经如何让位于集中的中心城市发展、分散的迷你中心的地区以及蔓延的郊区化的区域进程？在新的区域空间中大都市文化是怎样的，以及它与过去的城市生活有何不同？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的答案是本书的主题。我们的讨论是关于城市社会学，但是它不是仅仅关于城市，如在城市社会学文献中经常见到的情形。在接下来的几页篇幅里，我们采取一个整合的观点，它突出了多核心大都市区域的区域焦点。
我们考虑郊区中的日常生活（既考虑城市中或城市定居空间中的日常生活，也考虑郊区定居空间中的日常生活）。但是还有更多的。新城市社会学有三个附加的维度：向一个全球视野的转变，对在城市和郊区发展中拉动因素的政治经济学的关注（政府政策包括对贷款人的贷款担保、对住房所有者的税赋减免，以及诸如此类的政策），以及在大都市生活和建成环境的建设中对文化作用的一个鉴别。全球资本主义和大都市
我们在当代大都市中观察的日常生活的各种模式，是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复杂而持续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在城市社会学中并未一直都得到研究。近年来，城市学者已逐渐了解，在城市或郊区和经济中的变化之间的联系实在是多么重要。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关于城市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假定，对城市生长和发展最重要的影响是地方商人的行为。一座城镇的某位居民可能开设一家商店或工厂。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将认识这位所有者。工作岗位将被创造，而地方居民将应征并填补它们。工厂的产品可能在全国出售，但是当地人将对本地出产的商品引以为傲，并通过他们的光顾支持邻居的生意，也常常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这是在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工业城镇的经典研究《米德尔敦》中描绘的生活方式（Lynd and Lynd, 1929）。但是时代已经改变了，并且在21世纪似乎正变得甚至越来越快。罗伯特·林德和海伦·林德（Robert and Helen Lynd）夫妇记录了在米德尔敦的重要变化，由于地方企业开始在国有公司的掌控之下——而他们的书《重访米德尔敦》70多年前就出版了（Lynd and (3)Lynd, 1937）！
现在，在大都市社区中的经济活动正变得日益受到在全球层面制定的决策的控制。商业被来自遥远地点的人持有和管理。例如，地方的电视机修理商店，可能代表了一家制造商，像索尼，它的总部在另一个国家，比如说日本。电视机配件本身可能在韩国或马来西亚被装配。最后，公司产品的销售和修理可能由生活在美国的这家制造商的外国代表监管。这个例子也可以倒转过来，许多美国公司，比如摩托罗拉和宝洁公司，从事海外的制造、销售和管理活动；美国公司2006年上半年在中国的公司利润被报道在20亿美元以上。简而言之，今天的经济与全球联系起来，而与地方社区有联系的小的、家庭经营的企业已让位于跨国公司，让位于作为最有力的经济力量的全球投资流。
全球观点对大都市区域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含义。20世纪70年代以前，城市社会学家将城市里的变化看作在一个共享的和公共的空间中许多地方利益的相互作用的显露。这个生态的观点，如它被称作的，意味着城市的组织不是由“任何人规划的或人工的设计”引起的，而是出自“许多独立的个人基于道德的、政治的、生态的、经济的考虑之后的决策”发育完全的（Suttles, 1972:8）。今天我们对城市组织拥有一个不同的理解，将之视作由强大的利益集团的行为引起，其中的许多集团在远离地方社区的地点有着它们的大本营。例如，他们的决策，在某个地点开设一家工厂，在另一个地点关闭一家，购置农场以建造住房，或拆除现有房屋以设立迷你购物商场或公寓建筑，都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影响了整个社区的福祉。
然而本书采用的观点不表示，所有对大都市发展重要的影响都源自全球层面。能够解释变化的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也产生于地方社区内。因此，在后面的几章里，我们将思考所有社会空间层面对大都市发展的贡献：全球的、国家的与地方的。正是在地方空间内来自不同层面的力量的相互作用才是最有趣的。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学者已日益注意到资本主义与大都市之间的关系（参见第4章）。可能对城市空间没有直接影响的工商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被不同地方之间对全球投资中它们所得份额的竞争夺去风头（参见第5章、第10章和第11章）。地方人口和社区福祉也受到在就业、经济活动水平以及生活在大都市的低技能或半熟练工人和专业人员之间上升中的生活方式差异悬殊等方面变化的影响（参见第10章）。所有这些方面对城市社会学研究来说构成了一个新的维度。城市发展中的供应方因素
20世纪70年代之前，城市学者将城市和郊区成长看作个体愿望的一个表现。例如，人们相信，人们从城市迁到郊区，是因为他们偏好在郊区的生活方式。或者投资者选中一块特殊的土地来开发，是因为他们喜欢它的规模和区位。基于个体所持信念的个体行为可以被称为市场活动的“需求方”，因为它们表现了人们和商业按照他们自己的要求行动的方式。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城市社会学几乎排他性地以这种方式看待成长。
目前，我们意识到几个因素，它们的运行旨在于以特定方式促进发展并因此通过激励形成个体愿望。这些因素代表了由个体选择引起的市场活动的“供应方”。强大的社会力量可以创造机会，劝说人们遵循他们否则有可能不遵循的行动路径。在大都市区域的发展中供应方的两个重要的刺激源是政府和房地产业。城市发展中政府的角色
资本主义的抽象模型认为这个经济体系涉及有限的政府干预。这不是现代经济的情形。美国，像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拥有这样一种经济，它不但受到政府调控的影响，而且受到政府税收收入直接开支于特定公共工程的影响。法律或规章与直接投资相结合的行动为商业和个体消费者以某种方式表现都提供了激励。
当作为承租人的城市居民决定，他们想要迁到郊区去，他们是在表达他们自己的个人喜好。这个决定可能由诸如在公立学校和高租金上的问题此类需求方因素引起，这些需求方因素事实上推动他们到城市之外。我们的郊区迁移者可能已经选择了一个郊区，有着在他们的住房预算之内可以支付得起的独户住宅。因为政府在贷款支付上的税收刺激，拥有你自己的住房而不是租住更划算。政府计划提供了一个诱饵，它朝着在郊区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方向上拉动人们。
在所有情况下，迁到郊区的决定是一个复杂的决定，它是既受需求方的因素又受供应方的因素促进的。有好些年，城市社会学者聚焦于个体的决策而忽略了供应方因素。过去十年中的住房危机已经将注意力集中到地方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已施加影响以创造机会和刺激的方式，这些机会和刺激以特定的方式引导行为。在后续的篇章里，我们将看到这个“政治经济”，在城市的发展中商业和政府的相关联的行为，如何促进多核心的大都市区域的成长。
在美国人口分布上另一个重大而近期的变化是“阳光地带”的兴起。截至2000年的人口普查的时间，绝大多数的美国人生活在阳光地带和西部各州。这个转变代表了居住选址的一个显著转移。历史上，中西部和东部海岸包含了美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并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仍然确实如此。
按照过去的城市社会学，向阳光地带的转移可能已经用技术因素加以解释，诸如不算昂贵的空中旅行和需求方对温和气候的偏好。这些因素的确是部分原因。然而，由美国的政治经济创造的拉动因素及其政府开支不能够被忽视。事实上，它们是阳光地带成长的主要原因，因为这笔联邦支出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这些就业岗位为阳光地带的成长和扩张提供了基础。单单一个方面就讲述了这个故事的一个精彩部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在西部和阳光地带的地点投入了几十亿美元在军事装备上。其中，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新墨西哥州，是巨额经费的接收者。甚至拉斯维加斯，在战后已经作为这个国家赌博业的发祥地发展起来，也得益于大规模的政府经费，这些经费创造了工作岗位——首先，伴随着胡佛大坝（Boulder Dam）的建设，然后伴随着在该区域内巨大的内利斯空军基地（Nellis Air Force Base）的安置。后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强化了这种模式。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从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的空间计划中受益巨大，正如我们从熟悉的名称“休斯敦控制”和“肯尼迪角”中所知道的。过去的城市社会学简单地忽略了政府经费和税收刺激的效应，也就是，在美国，城市发展的“政治经济”。但是社会空间观点认为这个因素具有核心的重要性。城市发展中房地产业的角色
除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Hoyt, 1933; Hughes, 1928; Form, 1954），早期的城市社会学家忽略了房地产业在大都市发展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回想一下上述讨论，在某个时期，城市组织不是被看作任何特定利益的产物，而是看作许多独立利益的相互作用（生态观点）。现在，我们理解了，情况常常是相反的。特殊的利益集团比如全球公司或甚至投资公司能够造成或削弱一座城镇，取决于他们决定在哪里投资新的资本。但是在大都市发展中，特殊利益的唯一最重要的源泉是房地产业。
房地产部门包括土地开发商和建设公司，也包括企业和银行，它们投资于土地使用和住房的开发，包括土地和建成环境本身。通过从土地使用的改变（或转让）中赚钱的所有那些个体、金融渠道以及公司的行动，新的场所的建设得以进行。因为可以通过这种类型的活动赚取大量金钱，房地产利益在大都市的发展中扮演着强有力的特殊角色，并且它们的影响已被强烈地感受到。
在任何既定的时间，在任何一片土地上，房地产的力量能够会聚，推翻现有的用途，并从事改变地方空间利用的开发。所有这一切完成于对作为开发结果的利润的追逐之中。在最近几十年来，抵押贷款已经在全国和甚至国际市场上作为投机性投资被购买和出售，由此引发的各衍生市场的崩溃已经导致了在全美国汽车产业的资金提供机制、国际银行业机构以及许多城镇和城市的投资基金的崩溃。这样，除了理解生产的政治经济，理解房地产的政治经济也是重要的。大都市生活中文化的重要性
城市议题的讨论常常牵涉到经济和政治关注。如我们已看到的，新城市社会学的一些更加重要的方面强调对政治经济的一个更大的注意。但是对这个新观点来说，这还不是它所有的一切。人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化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充满意义。他们拥有观点和思想，并试图运用共同的概念与其他人交流。
人类社会中的社会互动通过口语或书面语言的直接使用来组织。然而，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使用富有表现力的符号，它们被用来传递涵义。象征性的生活的主要来源之一涉及建成环境的诸方面。城市和郊区是许多亚文化的地点——相关的种族、宗教、人种、性别特性以及年龄等。大都市内的邻里可以根据属于亚文化身份标志的物体轻易地被识别。例如，城市的种族地区用餐馆、面包房、特色店和宗教机构前面的标识为它们自己做广告（参见第8章）。建筑经常被用以表达权力和财富的意象，因此在美国，使用古典建筑形式的政府建筑物旨在展示民主理想（参见图1.3）。当他们参与大都市生活时，人们使用这些标志来定位他们自己。
文化研究和作为标志的对象的角色研究构成了新城市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部分。社会学家研究大都市生活，认为它在文化上是有意义的，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新鲜而不同的是，这些涵义除了言语以外与对象相关联的方式。例如，城市常常努力发展一个形象，这个形象为了吸引投资和游客而提升人们的注意。种种形象已被采用，诸如产业的标志（“汽车城市”）、区域成长的标志（“双子城市”）、幻想的标志（“明日城市”），以及繁荣和享受的标志（“休闲城市”）。诸如此类的口号常常与形象或对象联系起来，比如某种类型的天际线或图形标识。以这种方式，一个特定的符号身份为一个地方创造出来，它给予人们一个印象，即它是特殊的。将符号与对象联系起来的文化研究被称作“符号学”，以这种方式研究建成环境的特殊的次领域被称作“空间符号学”。第四章更加详尽地讨论了这个方法。图1.3 城市符号学与建成环境在美国许多政府建筑物采用来自古希腊建筑的建筑元素，本意是要唤起对雅典民主思想的回忆。学习如何读懂城市环境是城市符号学的一个例子。如上面的照片所示，美国最高法院建筑，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带有使人联想起帕提农神庙的一个入口，是想要传达一个权力与民主的形象（尽管最高法院的法官事实上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官员）。来源：照片由希瑟·哈奇森（Heather Hutchison）提供。
过去，城市社会学的方法忽略了空间的象征性方面，尽管存在一些有趣的早期例外（参见Wohl and Strauss, 1958）。我们将遵循的观点整合了环境的象征性本质和构成社会行为的更多传统因素，诸如阶级、人种、性别、年龄和社会地位等。此外，空间是人类行为中的另一个组成因素。我们将这个关于大都市生活的新观点称为社会空间的方法。社会空间方法
典型的城市社会学教科书介绍若干可选择的理解社会空间现象的方法，或者说它们根本没有提出任何方法，而只不过描述了一连串的论题。我们的教科书，在审视可选择的方法的同时，表明了一个明确的概念立场。我们赞成列斐伏尔在城市研究中的转向——包括地理学、城市规划、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学——我们已经将它发展成为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方法”。
过去，城市规划者认为空间只是社会活动的容器。但是这个观点是有局限的。空间不但包含了行为，而且构成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并密切地牵涉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影响我们感知我们所作所为的方式。反过来，人们改变空间并建设新的环境以更好地契合他们的需要。因而，一个二元的关系存在于人和空间之间。一方面，人类在一个既定的空间内并作为对一个既定空间的反应，按照诸如性别、阶级、人种、年龄和社会地位之类的社会因素行动。当城市将一片空置的场地转变成一个篮球场时，在那个空间内的活动类型和人群互动将改变。另一方面，人们也创造和改变空间以表达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渴望。
社会空间观点是围绕着当代城市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它认识到，构成建成环境的城市的和郊区的定居空间处于一个更大的大都市区域内。我们采用了一个区域性的视角来研究组成21世纪的大都市区域的较老的中心城市、郊区的社区以及新的增长极。我们将社会空间的这种新形态称为“多中心的大都市区域”。我们提出问题，即在美国以及全球，多中心的大都市区域如何且为何逐渐被构建成它们如是的样子。我们观点的特征总结在延伸阅读1.3中。延伸阅读1.3 社会空间观点
社会空间观点将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在多核心的大都市区域中的日常生活如何受到城市生活的政治经济的影响——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力量的相互作用，既在城市社区内，也在城市社区外：
1．构成建成环境的城市的和郊区的定居空间，是一个更大的大都市区域的一部分。采用一个区域的观点来理解21世纪的多核心的大都市区域是必要的。
2．多核心的大都市区域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相联系，在那里，来自大都市、全国或甚至国际层面制定的决策，影响地方范围的福祉。
3．大都市的发展受政府政策以及受到开发商、金融家和房地产行业中其他机构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创造激励和机会，而这些激励和机会塑造个体消费者的行为、偏好以及选择。
4．日常生活按照属于建成环境一部分的文化符号和物质对象被组织；这些符号和对象对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我们将对这些符号和对象的研究称为城市符号学。
5．在城市的和郊区的定居空间中发现的空间安排既拥有明显的也有潜在的结果。它们不但以可预言的方式，而且也以原先的规划师或开发者可能没有预期的方式，影响人类的行为和互动。但是个体，通过他们的行为和与其他人的相互影响，持续地改变现存的空间安排并构建新的空间，以表达他们的需要和渴望。
社会空间观点强调社会和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多核心的大都市区域内，群体就生活方式、态度、信仰以及政治权力和影响的渠道方面相互不同，因此，他们对关于在大都市区域内以及跨大都市区域社会空间如何被分配和构建的决策多少有些影响。在当代社会中定义群体间差异的阶层、性别、人种和其他社会特征上，我们加入了空间要素本身。在城市的和郊区的定居空间中发现的空间安排既有明显的也有潜在的结果：它们不但以可预言的方式，而且也以原先的规划师或开发者可能没有预期的方式，影响人类的行为和互动。个体和群体，通过他们的行为和与其他人的相互影响，持续地改变现存的空间安排并构建新的空间，以表达他们的需要和渴望。
社会空间观点将人和空间的二元关系与作为个体行为基础的社会因素联系起来。这个方法最基本的概念是“定居空间”，它指的是人们生活的建成环境。定居空间既是建设而成，也是组织而成。它由人们建造，他们遵循一些有意义的计划，出于包容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目的。在其中，人们按照建成空间的有意义的方面组织他们的日常行动。在随后的篇章里，我们将讨论社会空间因素如何决定定居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