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瑞琳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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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之六）试读：
编辑絮语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此话虽出自三国时的曹丕，然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却早已是中国固有的传统，而且源远流长。及至后来，一度将“文学”当作一条“战线”和一方“阵地”来看待，来经营，也是其来有自，不过是古来有之的“文学泛政治化”的某种延续。
实际上，将“文章”崇之为“经国之大业”，并没有给文人带来什么好运。因为作为“经国之大业”的“文章”，有时稍不留神，也难免会成为“祸国”之“大孽”，譬如，“利用小说反党”，便曾是“一大发明”。自古以来以文罹罪的人，真可谓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其中最无辜的，可能要数相传叫徐骏（一说徐述夔）的那个清朝文人，只因了两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便莫名其妙地掉了吃饭的家什，岂不悲乎？“文章”被赋予崇高使命的同时，文人的灾难也就随之降临了。至于后来把“文学领域”当作“阵地”来看待，情况则更形不堪，使得置身其间的人每有披坚执锐的自觉，在保持着对“来犯之敌”百倍警惕的同时，又要小心翼翼，不使自己一朝失足而沦为众矢之的。在这样的处境下，怎能不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可见，一部《苦恋》惊动朝野，引来那么大的争议，不是没有原因的。所幸的是，争议归争议，由于主事者的开明，终于还是风平浪静，没有重演过去的悲剧，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个进步吧。
所不解者，近来又有所谓“超女”，仍然难逃“泛政治化”的毁誉。毁之者以其没有担负起“教化”的功能，而谓之“媚俗”；誉之者则以其引入了某种选举的形式，而褒其为“民主选举”的尝试，激赏有加。“超女”者何？不过一新创娱乐游戏耳！莫非不唯“文章”，连娱乐连游戏也要披挂上阵，承担起“经国之大业”，以成“不朽之盛事”了么？
看来，真要彻底摆脱“泛政治化”的固习，在我们这样的国度里还真不那么容易。
特稿
《伶人往事一写给不看戏的人看》之一“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尚小云往事章诒和尚小云（1900－1976）男 汉族 籍河北南宫县 京剧旦角演员
20世纪50年代初，一家人从香港迀居北京不久，母亲便带我去戏院看戏。
记得那是个日场。刚入座，母亲便指着戏单（即演出说明书，上有剧名、演员名字）说：“今天的好角儿（梨园行对优秀演员的习称）是尚小云，他演的是拿手戏《昭君出塞》。”
等呀，等呀，终于好角儿上场了。从头至尾，只见这个叫尚小云的又唱又做，载歌载舞，身披大红斗篷满场飞，手掏翎子（将两根野鸡尾毛插在头盔上的一种美饰），露出雪白的双臂，太美了！美得像只展翅翱翔的仙鹤，盘旋而来，飘然而去。
戏散了。出了剧场，我就高高举起自己的双臂，对母亲说：“小愚什么时候也能有小云那样的胳臂就好了。”
母亲笑道：“你的胳臂要像他就糟糕了。”“为什么？”“他是个男的，演的是女人。这叫男旦。”“我喜欢男旦！”我大叫。身边的人转过身看着我……【王府书童】
尚小云的父亲是汉军籍旗人，曾当过那（彦图）王府的管家。父亲亡故，家境日窘。经人介绍，母亲把十岁左右的他送到那王府去当书童。尚小云眉清目秀，做事伶俐，颇得那王府上下的欢心。那王看他一天到晚喜欢哼哼唧唧唱个不停，觉得这孩子是个唱戏的料，便叫人把尚老太太找来，说：“典价免了，把这孩子送到戏班吧！”20世纪20年代末的尚小云
尚老太太一琢磨：当王府书童将来未必有出头之日。如在戏班唱红，母子俩可就有了出头之日啦。不过，她有个要求，就是小云身体孱弱，最好叫他学武生，也锻炼一下身体。戏班本是量才器使，但冲着那王的面子，只好依从让小云习武生。后来尚小云在四大名旦中，武工最扎实，能打能翻，火炽勇猛，独坐了头把交椅。晚年，除了尚小云，其他三个名旦身体都发了福。尚小云成名后，他和母亲把那王和福晋的寿诞记得死死的。特别是老太太总是在他们生日的前一个月，就撺掇儿子去那王府唱一个晚上的堂会戏（指富贵人家个人出资，邀集演员于年节或喜寿日在私宅内，或假饭庄、会馆、戏院为自家做专场演出。盛大的堂会戏能集中当地以及外地的所有名演员，其报酬也数倍于平日的营业演出）。尚小云凡新排尚未公演的戏，又都总是在那王府先露。特别是那王六十寿辰，在鼓楼宝钞胡同王府举办的那次堂会戏，大轴就是尚小云新排的《玉堂春》。它至今都被梨园行和老辈子戏迷津津乐道，并被专业研究者列人20世纪有名的精彩堂会戏。
这样的演出，尚小云分文不收。说：这是孝敬。【一晚上的戏，从头顶到尾】
对于多数演员来讲，尤其是那些名气大的，一个晚上的戏，多数只唱一折，也就四五十分钟。即便“双出”（即前面唱一折，末尾唱一折），也不过一个多钟头。可他的演出，往往一开戏就上场了，一直到剧终才下场。他的戏是文武相间。时间别瞧长，可嗓子是越唱越亮，故有“铁嗓钢喉”之称。【脸上无汗，嘴不怕烫】
夏天演出，无论多热，他只是前后胸、腋下的衣服有些湿，脸上却无汗。等到演完了戏，卸了装，这一身汗才“哗”地下来。功夫，绝对功夫！原来尚小云把汗都摄含在体内，什么时候松弛了，才叫它排出体外。否则，舞台形象能好看吗？瞧瞧现在的大歌星，还没唱上两首，就青筋暴涨，大汗淋漓，难怪大型舞台演出和天字第一号的电视台晚会都要时兴假唱了。
他还有个习惯，就是有演出时，不喝凉茶水，也不喝温的，而是喝滚烫的茶水。尚小云的嘴不怕烫。刚沏的茶，拿起来就喝，刚刚倒出来的开水，他能用来漱口。唱戏时，他的那把茶壶有专人管，任何人不许动。如果下场后喝的水不是滚烫的，尚老板就要发脾气了。【喜零食，饭局多】
尚小云没什么特别的嗜好，只是爱喝好茶，还讲究吃。天福号的酱肘子、夏天的荷叶包子都是他所爱吃的。要论起一个菜怎么好吃，他绝对能给你说出个子午卯酉来。平素喜零食，吃完大花生，吃瓜子；吃完瓜子，又吃水萝卜。总之，嘴里零食不断。冬天他离不了水萝卜和梨，一买就是一大堆。但一到有戏时，为了保护嗓子，零食就不吃了，吃饭也不沾荤，也不吃酸辣等剌激性的东西，只吃蔬菜。逢有戏时，尚小云一般是上午十点起床，十二点钟吃午饭，饭后溜达溜达，三点钟又睡，四点半起来，喝点茶，就一声不吭地保养精神。平时他那么大的脾气，也不知都藏到哪儿去了。无论是谁，不管你说什么，他都不理踩，一心想着晚上的演出。
尚小云广交朋友，因而他的饭局也特别多。他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以及别的朋友每月总有两三次固定的聚会，各自出钱，也就是现在的AA制。他们的聚会可不只为吃喝。这些大演员、名艺人常在一起谈论琴棋书画，切磋技艺，传递消息。地点多在前门外的“泰丰楼”饭庄，有时也在珠市口的“丰泽园”饭庄、煤市街的“致美斋”饭庄。【摩登伽女】
名伶都懂时尚。20世纪20年代，尚小云演过一批时装戏，其中一出叫《摩登伽女》，内容是讲佛教故事的。他演的摩登伽女，烫发，穿印度风格的服装，脚下是玻璃丝袜、高跟鞋，最后还跳英格兰舞。为了跳这个舞，他专请了一位英国舞蹈教师来教授。这出戏还用上了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那时，多才多艺且扮相酷似今天男模特儿的杨宝忠正傍着尚小云唱二牌老生。每次演完《定军山》，杨宝忠就马上卸装，换上西服革履，拿起小提琴上场，为尚小云的英格兰舞伴奏。台上的那架钢琴，还是向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借的。
对这出《摩登伽女》，评价不一。不过，只要演它，票价就要加一块钱。所以，尚小云平时不演这戏。如募捐赈灾义演，就拿这出戏。他办的科班“荣春社”经济上赔钱了，也拿这出戏。演上三场，钱就补齐了。1933年，尚小云、王蕊芳夫妇及长子长春在北平椿树十二条的尚宅。【传艺】
梨园行的人都知道，张君秋是得到尚小云的赏识和栽培的。1984年，适逢尚小云诞辰八十五周年。遥想当年，心存感激的张君秋说：“对我来说，得以结识尚先生，实在是件意想不到的事。那时我十六岁，在王又宸的班社搭班。有一次在华乐戏院演《二进宫》，尚先生来看我的演出。演出刚结束，经理就来叫我，说尚先生在前台柜房等我，要见见我。我母亲和李多奎先生，陪着我到了前台柜房。尚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豪爽、痛快，见面后没说几句话，就表示要教我，让我到他家去。在那‘艺不轻传’旧社会，尚先生如此主动、热情提携后进，实在令人感动。”
后来，尚小云得知张君秋与另一位艺人（李凌枫）的师徒合同尚未期满，不便行师徒之礼，也丝毫不予计较，仍热情如初。他一方面给张君秋说戏，一方面与张君秋同台演出。两人同台演出的第一个戏，便是尚派经典剧目《乾坤福寿镜》。那时尚小云三十六七岁的年龄，艺业兴旺。要是换了别人，正该趁这岁数给自己大赚大捞呢。【毁家办学】“荣春社”是尚小云开办的一个科班的名字。它在京剧史上是有名的。
他当初是为了培养儿子尚长春，请了老师在家里学戏，又找了十几个年龄相当的孩子陪读。先头有十八个人，于是叫“十八子”，后再加十八个，便叫“三十六友”。可刚招完，又来了。几乎每天都有人要加入。干脆自家办个科班吧！从1937年初夏开始筹办，到1938年春天，学生已有两百余人。有了“荣春社”，尚小云从早上察看学生上课，到晚上亲临舞台为学生把场，几乎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了学生身上。精力旺盛的他一天能往“荣春社”跑几十趟，也不觉得累。他对学生的训练是严格的，也是严厉的。脾气又大，一点差错都不能容忍，但有差池，一定责罚。对自己的孩子更严，严到不讲理的程度。同样的错，别的学生打五下，自己的儿子得挨十下。尚小云打学生的时候，他的夫人就在屋里打鸡蛋，而且是把蛋黄去掉，只留蛋清。因为挨完打的学生都要到尚夫人那里抹上蛋清。总之，学生没有不怕他的。仅通过一年的训练，“荣春社”的孩子们就有了初步的演出能力，可以拿出的剧目达一二百出之多。
尚小云雇了三个裁缝，每年到有名的“瑞蚨祥”绸布店买许多布料。“荣春社”给学生统一制作服装。冬天是航空帽、青布棉袍罩大褂、白手套、口罩；秋天有一顶瓜皮小帽；夏天是竹布大褂。每人胸前佩戴自制的社徽。
十几个炊事员，负担四百多人的伙食。学生是两菜两汤，老师是八菜一汤。吃饭时，饭菜摆好，都不动筷子。单有个学生去请尚小云。他来到桌前，挨着盘儿尝菜。他吃着好，就点头说：“你们吃吧。”如果他尝了以后说：“不行，重做。”那就赶紧重做。如果下午学生有演出，到二点多钟，一人先发三个芝麻烧饼。
为方便学生看病，尚小云特请一位陶先生为常年嘱托中医，请一位郭先生为常年嘱托西医，请一位徐先生专做正骨医生。此外，还联系了李铁拐斜街的顺田医院作为“荣春社”的专门住院医院。联系附近的原田医院为学生的急诊医院。
学生演出了。他们穿着统一的衣裳，排着队穿过琉璃厂走到戏院。接着，便有一辆黑色小轿车跟着开来。那是尚小云去戏院给弟子们、尤其是俩儿子（尚长春、尚长麟，今均已病故）把场。开戏了，特别是到了压轴大戏的时候，尚小云准往舞台下场门台帘那儿一站，两眼炯炯有神，头发一丝不乱，古铜色长袍，挽着雪白的袖口，再加上好身材、好相貌，那才叫一个漂亮。他背手一站，就是一晚上。无论春夏秋冬，从未缺过一天。当然，他的辛苦也并非白费。每当观众看到他站在一边的时候，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一尚小云心满意足，因为这是辛苦的回报。
艺人中“赌”是寻常事。但尚小云很少赌。至多在腊月三十，和学生们玩玩状元筹（象牙做的牌，签状，上画人物并写着“状元”、“秀才”等字）。那他也是“放堂”（就是故意让学生赢）。即使他赢了，也把所有的钱、包括老本儿都留给学生，图个大家高兴！一到夜间十二点，不管尽兴与否，都不许再玩，因为他对学生的睡眠是绝对要保证的。
尚小云是东家，兼管理，又是教师，加上他自己还要演出，所付出的精力和财力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科班赔钱，他都一个人担着，更不指望学生为自己赚钱。1942年前后几年，为坚持办好他主持的科班“荣春社”，同时也为维持难以为继的“富连成”，他先后卖掉七所宅院的房产，其中一所有假山、游廊，相当地好。尚小云的“典房办学”，为一时佳话。
月亮无声自圆缺。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城，“荣春社”亦走完了它的艰难又光荣的历程，宣告解散。学生走出了科班，也成了名。其中有的人在提高了政治觉悟后，忿忿道：“以往‘荣春社’学戏的那种苦法子，这也该是地主对我们的剥削吧！”话传到尚小云那里，耿介刚烈的他悲痛极了。要知道，学生的演出其实收入无几，而自己为了他们竟至倾家荡产，却从未惋惜过。万没想到“政治”如此轻易地搜取了人心。
如果有人问我：“荣春社”是什么？
我会说：这是一个奇迹。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同时也是一个不会再现的奇迹。一个艺人办的科班，比我们众多的艺术院系不知高明多少。现在的教育部门的那些这“长”那“长”们，有几个能像他一一有如父母之于子女、农夫之于土地般的抚爱后生？有几个能比得了他呢一一以人格、资格、教法、身体、精神、才干、技能和感化力去有效地达到预期的育才目标？
没有了，永远地没有了。因为五十年来，凡是我们意识到要保存的，都已经失去。【白皮鞋】
他是有名的孝子，对母亲向来是绝对服从。老太太个子矮，要打儿子又够不着。尚小云就跪下让她打。
成名后的尚小云出门总是西服革履。有段时间，市面儿上兴穿白色麂皮皮鞋，可老太太不让他穿。因为老年间，平日穿“白”鞋不吉利。尚小云只好出门时先穿上一双老太太通得过的鞋，然后，到门房再换上预先藏在那儿的时髦的白色麂皮鞋。回来时，在门房换下白皮鞋，再进屋见老太太。那时，他已大红大紫。别瞧出门已有自己的小卧车—先头一辆是“别克”，后来换了一辆叫“雪佛兰”——可穿什么鞋还得听老太太的。
他不抽鸦片，但会烧鸦片。因为母亲及夫人都会抽，尚小云每天睡觉前要给她们烧烟。他不动烟酒，但并不讨厌别人有此癖好。有朋友来，他总是热情地递烟斟酒。【“尚五块”】
在梨园行和朋辈中，尚小云以疏财仗义享名。同行里有人苦咧咧找上门，他不问情由，出手就给五块大洋。你可知，那年月一袋洋面才二块钱，三十五块就能买一两金子啦！因此，他有“尚五块”、“尚大侠”的称呼。有时正和别人说着戏呢，听见门外小贩卖面茶、卖烫面饺的吆喝声。只要大家想吃，就让人叫进来，说：“全包了！你们吃吧。”吃完这个，门外又来了卖别的东西的。只要大家还想吃，他还让人叫进来，全包，管够。那时，像袁世海、李世芳、毛世来、艾世菊等富连成科班的学生，都喜欢在尚家排戏。大家高兴，尚小云就高兴。
其他慈善事业，尚小云也从不后人。这个优点与他母亲的教育密不可分。尚老太太常说：“咱们当年穷苦无依，知道穷人的苦处。现在托老天爷的福，有碗舒心饭吃，只要力所能及，就应当多帮穷苦人的忙。”
所以，尚老太太病故，身后哀荣可比谭鑫培出殡的风光。【一怒而去】
1949年，尚小云参加了政府为艺人办的讲习班。讲习班结束后，尚家开会商量：“荣春社”散了，今后怎么办？决定成立北京市尚小云剧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尚家还要演戏。”
10月，开国大典刚过，尚剧团便紧跟着排演新戏。其中的一出叫《洪宣娇》，说的是太平军的故事。为了这出戏，他自掏腰包，置办了全新的行头，要演出了，却迟迟得不到上级批准。后来，戏还是演了，但没有取得成功。而真正让他感到不满的，还不是戏演得不好，而是管他的那些干部的态度。好像尚小云不再是角儿，什么事儿、包括戏里的事儿都不听取他的意见。与获得更多尊重、更多荣誉的梅（兰芳）、程（砚秋）相比，极具个性的尚小云更多地体味到粗暴、草率和冷落。他也是四大名旦。论人品、讲功夫，自己哪一点差了？“志高如鲁连，德高如闵骞，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尚小云吞不下这口气，终于离开北京，一怒而去。这一去，就是三年。20世纪50年代末的尚小云
三年后回到北京，他住在校场六条一个有六七个房间的小院。这房子在那时不过是北京中等以下人家的住所，与尚家从前住的椿树十二条的宅院，简直无法相比。这一挪动，似乎已是对他未来命运的预示。好在，尚小云安之若素。
北京市文化机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在一份汇报里说：“我们对尚小云尊重不够，没有协助他把演出（指《洪宣娇》一剧）作为重点，反而态度比较粗率……”【这叫“名利心切”】
1957年，陕西省戏曲学校成立，他受聘于陕西省戏曲学校，担任艺术总指导。当然，他仍是北京市尚剧团的团长，但他在北京的时候，就不怎么过问剧团的事。
1959年刚到陕西不久的尚小云，把自己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字画、玉器共六十六件（见附件），无条件捐献给了陕西省博物馆。当年张伯驹捐赠文物，茅盾还代表文化部签发了嘉奖令，我不知道中共陕西省委和省人委对他变私产为公器的伟大爱国行为，有什么奖励和表彰。但是当我看到这六十六件文物的清单，再联想到他后来的遭遇，心情异常沉重。宋元画作、八大山人条幅、石涛册页、唐寅荷花、徐清鹅图，还有倪元璐、董其昌、金圣叹、海瑞、史可法、杨继盛、戚继光、郑板桥、金农、黄慎、李觯以及齐白石……如用金钱计算，它们该值多少钱？起码是超过亿元的数字吧。尚小云不知道吗？知道，他和张伯驹一样，正是因为知道它们的价码和价值，才捐了出来。
也就在这一年，北京市文化机关又送上一份关于他的“情况反映”，那上面写道：“北京市希望他北京、西安一边一半，按照我们早先的意思，希望尚小云能把重要精力放在尚剧团，把剧团办好。这几年，他的名利心切，一直没有这样做，即使他到北京来，也无心过问尚剧团。”“名利心切”？把一切都奉献、捐献给教育和国家的人，叫“名利心切”？写这个秘密“奏折”的人，是个标准的王八蛋。【国营】
1960年，北京市文化机关决定：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将梅（兰芳）剧团、尚（小云）剧团、程（砚秋巳逝，由程氏弟子赵荣琛、王吟秋主演）剧团、荀（慧生）剧团改为国家剧团。【真是“退到了墙根儿”】
1963年的夏季，北京市文化部门领导开会一致认为梅、尚、程、荀四个京剧团的问题，是“在政治上使我们很被动，业务上不能做到继承发展，经济上又亏损。既不能体现党的文艺方针，也失去了工作的意义。局面不能再维持了，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彻底整顿”。文化部也认为对梅、尚、程、荀四个剧团进行整顿的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再拖。再拖下去更会脱离群众，政治影响更坏”。于是，在1963年由北京市文化局正式派专人去西安与陕西省文化局联系，明确尚小云由陕西省负责安排。北京市这边负责办理正式调动手续。在北京原属尚小云剧团的物资器材，清点造册，上缴，封存。这些东西将根据其他艺术表演团体的需要，调拨使用。
他担任了陕西京剧院院长。可刚上任的尚小云在9月就返回了北京。赴京前，他分别向陕西省的领导辞行。他的回京举动，引起北京和西安两方面的紧张。北京方面怕他回北京，西安方面则怕他从此不回西安，双方都派人做了跟踪调查。不久，一份关于尚小云先生来京前后情况的汇报送到了文化领导机关。那上面反映了以下两点情况：一、西安方面是希望尚小云在北京下榻民族饭店，住宿费由西安方面承担，但尚小云明确表示来京后，要住在自己的家。二、尚先生来京时搬运的家具很多，包括他的戏箱、沙发、地毯，甚至他夫妇在西安的床铺也运到北京。汇报里还特别写明：“当初，他去西安时把戏箱油漆得和陕西省戏曲学校的戏箱一样颜色，而这次的戏箱颜色油漆得和从前的尚剧团的一样。”很明显，尚小云是想借机重返北京。北京是什么？在别人眼里，北京是首都。但在尚小云心里，北京就是家。“荆轲墓，咸阳道……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结果却令人意外——尚小云非但没有回家，在10月底反而正式办理了调动手续，连户口都迁到了西安。这与他当初去陕西时，北京市领导确定的“一半北京一半西安”的做法相比，真是“退到了墙根儿”，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了。谁让自己现在是国家干部呢？一切纳入“组织”，人在“单位”里，由“领导”管着。自由职业者那种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的日子都成了记忆。1962年，尚小云曾赴山东讲学，这是他的手稿。【三只碗六根筷】
因尚小云的慷慨大义，在抗战以前就被推举为“北平梨园公会会长”（即伶人维护整个梨园行公共利益的行会组织。凡组班邀角、穷苦艺人的生养死葬以及其他集体公益事项，都通过公会或由公会出面办理。会首一职推举由有声望的艺人担任。该组织从清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日寇侵占北京，梨园会划归由日本人主持的新民会管辖。到了1949年，这就是个“问题”。“文革”来了，非但旧事重提，且上升为“罪行”。红色革命政权的人说，尚小云不是什么北平梨园公会会长，而是新民会的会长了。他是陕西大名人，凡是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被斗，准拉上他去陪斗。有个名演员陪着，多好看呀。每次批斗，四个大汉揪住他的四肢，往大卡车上一甩。到了会场，又被一脚从车上踹下……
尚小云一家人被扫地出门，挤在一间小屋，每月只有三十六元生活费。三只碗、六根筷子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后靠儿子（尚长春）每月接济一百元钱过活。这个昔日的四大名旦，每天一个人推着小车清理八栋楼的全部垃圾。挨斗时，造反派知道他功夫好，就让他站到三张垒起的桌子上，胸挂一张沉甸甸的大牌子。他见头顶是青天白云，背后是人声鼎沸，锣鼓口号正热闹。心想：这多像一座露天舞台呀。于是，尚小云就开始默唱戏词儿了。每次批斗会后，造反派给他三分钱。他一分钱买咸菜，两分钱换白糖兑开水喝。爱吃糖的他端起那碗糖水时，不禁想起年轻时唱完戏和朋友一块儿去买进口糖的情景……
元人散曲中有这样的一句：“问人间谁是英雄？”在中国，到底谁是英雄？【可别吃得太撑啦！】
在西安挨了斗，抄了家，他更是一心想回北京，却已是有家归不得。1974年，他来北京治眼疾。自己的房子被别人占着，他先住在亲戚（任志秋）家，但那里是江青的“样板团”宿舍，不许他住。幸亏有个已退职的吴素秋一一这个曾与尚小云合作唱戏、也有点师生之谊的女演员，把他和夫人接到自己的家里吃住。艺人久历世故，多少带着一点势利，但他们又都能于衣食劳碌之中，存留一份真情。
尚小云幼时认了个义母，是开回民饭馆“穆家寨”的东家。穆老太太拿手的是“炒疙瘩”。这也是年轻的尚小云最爱吃的。这时，穆老太太早没了。可她的女儿恰恰是马连贵夫人（马连良之弟媳）。穆家女知道尚小云好这一口，就拉他到自己家吃原汁原味的“炒疙瘩”，再添上几道菜，有回民的“炒掐菜”、“小锅烧牛肉”、“炸卷果”、“素鸡”、“炸油香”等。一张桌子，摆得琳琅满目。最甘美不过的，还是那份“炒疙瘩”。它让一生颠簸、半世飘蓬的尚小云，顿生归家之感。他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一边说：“我这十几年也没吃过这样的好饭菜了。”1975年，尚小云与孙子大元、大铭、大钧在西安莲湖路家中。
站在一旁的，还有特地来探望的梅兰芳夫人福芝芳。她笑着说：“留神点儿，可别吃得太撑啦！”【蓦然一惊】
这时，陕西京剧院催他回去做“政治结论”，尚小云当然也惦记着这件事，便风风火火地跑回去。到了剧团，两名工人宣传队的队员板着面孔向他宣布了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一下子愣在哪儿，半天没动弹。
此后，尚小云常失神发愣。屋外推门进来一个人，也会让他蓦然一惊。【人生最后一步】
1976年3月，尚小云因胃疼住院抢救，于4月19日去世。他的子女和一个跟他多年的秘书，护送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推车出了病房，送入太平间的路上，住院病人及其家属早已主动聚集在楼道两侧他们为这个曾扬名四海的艺人送上一程。子女们提出要在西安殡仪馆向父亲遗体举行个仪式再火化，但上边没批准。在他们向父亲遗体告别时，陕西省、西安市没有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出席。“独自走，踏成道，空走了千遭万遭。”其实，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也无需难过。一切都来自“中国特色”。【魂归故里】
1980年，经官方批准：尚小云平反昭雪，魂归故里，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陕西有关方面在悼词里给他做的结论是“政治尚属清白”，“工作基本积极”。梅兰芳的儿子梅绍武与儿媳屠珍，实在看不过去了，真是卡人卡到死。他们跟谁也没请示，当即修改了文字，把那些“尚属”、“基本”等字眼统统删去，并请周扬过目。在会场上，周扬说：“按修改稿宣读。”
梅氏夫妇还通过关系，在大堂摆上了邓小平和邓颖超送的花圈。顿时，尚小云追悼会的规格就提高了。这也是“中国特色”。【“八音盒”】
尚小云四十寿辰的时候，在北平沦陷的背景下，王瑶卿、王凤卿、余叔岩、时慧宝、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姜妙香、马连良等分作书画十二帧合为条屏作为祝寿。另有一位先生送了个进口“八音盒”。要知道这玩意儿在那年月，可是个稀罕物件。
20世纪70年代，林彪的毛家湾住所作了一次有限范围内的开放，展览其“叛党叛国”的罪行。尚小云的秘书张先生在参观时，突然发现陈列品中有只“八音盒”，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尚家的东西。他要求工作人员将其取出细观。果然，那上面写着“绮霞（尚小云字）先生四十寿诞纪念”。自然，那主办者与在场的工作人员没有知道绮霞就是尚小云。在我看来，今人也未必知道尚小云。
真个是“桃花开了杏花开，旧人去了新人来”。与时俱进吧，我们需要知道和记住的是成龙、章子怡以及大红大紫却与艺术毫不相干的“超女”。
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看望过尚夫人王蕊芳。家中的简陋、简洁、简单，令人吃惊。我不由得想起一个著名票友（非职业性京剧演员、乐师之统称）的议论。他说：“四大名旦里，梅（兰芳）、程（砚秋）的生活待遇，自不用说。荀慧生还留了个心眼儿，给自己保住了一所房子。只有尚小云，他可真顾前不顾后呀，把私产处理得干干净净，连一条后路都没留。到后来自己无容身之处，满目萧然。”
2004年，拙作《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在内地、香港、台湾先后刊出后，尚小云的幼子尚长荣从上海打来电话。他说：“你写的不光是马先生（连良），你写的是他们那一代。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从七所宅院、万贯家财到三只碗、六根筷，这也是翻身？人家的宅院和钱财可是一板一眼、一招一式挣来的。2005年6～11月于北京守愚斋
附件：尚小云捐献名人字画、玉器目录（六十六件）（宋）宣和画鹰图条幅 （宋）赵千里青山绿水图条幅（元）唐棣飞琼图条幅 （明）冷谦人物图条幅（明）金圣叹行书条幅 （明）海瑞草书条幅（明）杨继盛行书条幅 （明）史可法行书条幅（明）倪元璐行书条幅 （明）董其昌书法条幅（明）张瑞图行书条幅 （明）唐寅荷花图条幅（明）赵左雪雪景图条幅 （明）赵左设色山水图八开条屏（明）周之冕八哥树林图条幅（明）周之冕翎毛花卉图条幅（明）蓝瑛山水图条幅 （明）徐渭花卉二乔图条幅（明）谢时臣山水图条幅 （明）八大山人草书条幅（明）戚继光行书条幅 （明）陆治石壁图条幅（明）刘珏山水图条幅 （明）陈星海秋林读书图条幅（明）黄钺岁朝清供图 （清）董诰灵岩山图条幅（清）董诰灵岩山图条幅 （清）石涛山水图条幅（清）石涛山水图册页十二条（清）陈洪绶人物图条幅（清）新罗山人花鸟图条幅（清）张万松图条幅（清）高其佩观瀑图条幅 （清）潘恭寿寒江独钓图条幅（清）潘恭寿仿宋山水图条幅（清）翁寿如雪景图条幅（清）李永之金山寺景图条幅（清）边寿民平安图条幅（清）钱坫篆字条幅 （清）金农漆书对联（清）邓石如隶书对联 （清）郑板桥隶书对联（清）徐渭画鹅图条幅 （清）瑶华道人山水图册页十二开（清）瑶华道人山水图册页大十二开（清）顾见龙李笠蓊小像（清）顾见龙圣贤册页十开（清）吴履仕女小照（清）李觯五松图 （清）金农达摩像图（清）邓石如隶书条幅 （清）潘思牧烟雨图（清）李世倬观瀑图 （清）沈铨桃花树林图条幅（清）黄慎树阴三马图 （清）黄慎太白饮酒图（清）黄慎梅花图条幅 （清）顾鹤庆蕉山秋霄图条幅（清）方观承字册页八开 （清）宋葆淳鸳鸯图条幅王梦白楼台图条幅 齐白石钟馗图 清御赐折扇两匣（每匣二件）汉白玉玉圭一件 汉白玉玉璧一件参考书目、篇目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京剧谈往录》，北京出版社，1985年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京剧谈往录》续编，北京出版社，1986年南奇《诗非梦——一代艺人南铁生》，台湾美劳教育出版，2005年程永江《程砚秋史事长编》（上、下），北京出版社，2000年
作者附记我在剧团被管制多年，丧失人身自由的日子也是从剧团开始，可算得尝遍酸甜苦辣。然而，舞台和艺人始终是吸引我的，这吸引力还很强烈：看了电影《霸王别姬》，自己就想去编个“姬别霸王”；读了小说《青衣》，也想去学着写个中篇。连题目都想好了，叫“男旦”。过去看戏是享受，是欢乐。而这些自以为享受过的欢乐，现已不复存在。如今所有的文化都是消费，一方面是生活走向审美，另一方面是艺术在消亡。当然，我们的舞台仍有演出，演新戏，演老戏或老戏新演，但我大多是期待而去，失望而归。中国文化传统与革新之间的断裂，在戏曲舞台和艺人命运的身上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别说是京剧、昆曲，我以为自上个世纪以来，整个文化是越来越迷失了方向。数千年积淀而成、且从未受到根本性质疑的中国文明，在后五十年的持续批判与否定中日趋毁损。去年，北京编演了一出有关梅兰芳生平的新戏，仅看电视转播，便惊骇万状。去圣已远，宝变为石。晚清人士面对华夏文明即将崩塌之际，曾发出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惊呼，何以如此悲绝？或许正如旅美的台湾学者王德威所言：“他们已经明白‘现代’所带来的冲击是如此摧枯拉朽，远甚于改朝换代的后果。这也间接解释何以民国肇造，有识之士尽管承认势之所趋却难掩一股强烈的失落感觉。他们在民主维新的风潮之后，看到一片庞大的文化、精神废墟。‘凭吊’成为时代的氛围。”如此看来，京剧《梅兰芳》的演出也许是成功的，倒是个人的观剧心理出了问题。文化上何者为优，何者为劣，早已不堪闻问。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下，谁都难以成为独立苍茫的梅兰芳。从老宅、年画到京剧、皮影，任何对民间文化艺术的振兴、弘杨似乎都是一种憧憬或空谈。东西方文化相遇，某些方面可以交融、互补，而某些方面则完全是对立、冲突。几个回合下来，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正以令人炫目的方式走向衰微。其从业者只能在背弃与承续、遗忘与记忆之间寻求折中之策、苟且之法。这大概也算得是文化现代性之两难的生动显现。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还有什么可做？恐怕有朝一日，.中国舞台真的成了“《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当然，继承传统文化的难题也非中国所独有。艺人，是奇特的一群，在创造灿烂的同时，也陷入卑贱。他们的种种表情和眼神都是与时代遭遇的直接反应。时代的潮汐、政治的清浊，将其托起或吞没。但有一种专属于他们的姿态与精神，保持并贯通始终。伶人身怀绝技，头顶星辰，去践履粉墨一生的意义和使命。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仅此一点，就令人动容。这书是记录性的，是写给不看戏的人看，故着墨之处在于人，而非艺。知道的，就写；知道多点，就多写点。即所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正因为奇特，他们也就有可能成为审视20世纪中国式人生的一个观察点。书中的叙述与诠释，一方面是为我的情感所左右，另一方面也是我所接触材料使然。某种程度的偏见是有的。我喜欢偏见，以抗拒“认同”，可怕的“认同”。书名就叫“伶人往事”吧。和耀眼的舞台相比，这书不过是一束微光，黯淡幽渺。每晚于灯下忆及艺人旧事，手起笔落间似有余韵未尽的怅然。它和窗外的夜色一样，挥之不去。有人说：你写的东西，怎么老是“往事，往事”的？是呀，人老了，脑子里只剩下“往事”。历史，故事矣。故事，历史矣。我们现在讲过去的故事，要不了多久，后人也会把我们当作故事来讲述。恍然忆及从前逛陶然亭公园的情景。初春的风送来胡琴声，接着，是一个汉子的歌吟：“终日借酒消愁闷，半世悠悠困风尘……”我听得耳热，他唱得悲凉。2005年11月于北京守愚斋
聚焦
《苦恋》风波的前前后后
徐庆全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发表在1979年9月出版的《十月》第3期上，据此摄制的电影改名为《太阳和人》，导演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彭宁，在1980年底完成。这是一部中国人耳熟能详却没有看过的电影，介绍这部影片，还得根据文学剧本《苦恋》。
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在旧中国，少年凌晨光虽家境贫寒，但很有才华，得到不少人的器重，生活上也处处得到人们的照顾。青年时，被国民党抓壮丁，得船家女绿娘搭救，并彼此相爱。后来，凌晨光因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特务追捕，逃到国外。在美洲的某个国家，他成为著名的画家，享受着有别墅、汽车、画室的豪华生活；绿娘也来到美洲，有情人终成眷属。新中国成立后，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在轮船驶入祖国领海看到五星红旗之时，他们的女儿降生了，并取名为“星星”。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凌晨光一家的命运，如同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堕入谷底：全家人被赶到没有窗户的昏暗斗室。在凌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星星觉得在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藏身芦苇荡，成为一个靠生鱼、老鼠粮生活的荒原野人。剧终时，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从剧本发表的1979年9月到1981年10月，围绕这部电影，争论持续了两年，并在文坛上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最初的争论
电影剧本早在发表时，就引起了文艺界的争论，也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听到这些争论后，要求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王阑西和陈播关注这部影片的拍摄。陈播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王任重先是听到有人向他反映情况，等看过样片后，他给王阑西同志和我写了一封信，说到正在拍摄的这个片子的问题，要我们关注。我把样片调来看了，果然像王任重所说的一样，我们就很重视。现在保存下来的当年陈播的一封信，证实了陈播的回忆。陈播这封信写于1980年4月24日，是就王任重的询问，给时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的贺敬之和副局长李英敏的答复。信中写道：
昨接文艺局的同志来电话，询问长影拍摄的《苦恋》的情况，就我了解的向部报告如下：
我们看的文学剧本，是一九七九年五月“长影”印的，还有十月印的分镜头剧本。我是昨天找来看的。分镜头剧本与文学本略有不同。
作者是白桦、彭宁二同志。此片已由厂里决定开拍了。
作者是想写一个在旧中国出身穷苦家庭的青年画家，飘流海外，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到祖国，想献身祖国，受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的故事。“苦恋”在剧情中写在他的一生中恋爱生活的苦情，也含意他对祖国热爱而“苦恋”的双关语。
我找了几个看过剧本的同志谈。认为：
一、这个剧本想写“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剧中不仅写了对画家晨光一家的迫害，还有对诗人、教授的迫害，逼迫他们过原始人野人的生活，只能长期隐藏湖荡吃生鱼、鸟蛋为生。写了画家一生，热爱祖国、忠贞不渝、坚强不屈的性格。从这点说来，有一定意义。
二、作者在探索“电影诗”，追求电影所表达的一种新的样式和风格，这种想法也是好的。
三、作者想通过艺术形象隐藏着自己的倾向，而不是说出来的，这种艺术探索是可取的。
四、对于剧本有以下几点看法：
1.整个剧本的构思与艺术形象的表现，使人感到在影片拍成后是悲怆的情调，这个剧本没有反映出“四人帮”横行前，党对于知识分子总还是重视的（虽然有“反右”扩大化的问题 ），归国华侨中有许多人、许多知识分子是受到重用，也发挥了他们的为祖国服务的才能。这个分镜头剧本在结尾，写了晨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雪地里爬行，寻找他的人们发现他时，他巳经是在一个大问号的那一个点儿上冷却了身体，他用两手尽量向天空伸去，两眼睁着……这和文学剧本开头引了屈原的《天问》篇（应为《离骚》——编者注）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相呼应的，这样表现是不好的，使人感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晨光却死去了，是为什么？没有解答，令人难以理解。
2.这个剧本写大雁在天空写成人字，从开头贯穿到晨光的死去，最后结尾是：“一枝芦苇在风中晃动着，坚强地挺立着……”这种寓意是很含蓄的，放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晨光死去了再现的，更加深了对死的渲染，这种手法也是值得深思和推敲的。
3.整个剧本所描写的，由于采用“电影诗”的手法，对于年代、时间，虽有所表现，但是，有许多使人看不明白，如晨光到天安门前贴一张屈原《天问》的画，背景是“白花山，白花海……”只能使人联想“四五”事件；粉碎“四人帮”前后也是分不清的，还有一些其他情节不一一说了。
4.据说长影对这个剧本，有不同意见，导演彭宁同志曾将拍过的两本样片，请夏衍同志看，夏衍同志因看其他影片，稍看了样片，夏衍同志说，我未看过剧本，不好发表意见（看过样片的人认为，样片的调子低沉，主人公晨光是在雪中爬行，最后死掉，脚手朝天，有人打了火把来找他）。
最近文化部即将举行优秀影片授奖大会，我们想将各厂来的领导同志留几天，专门将这一类剧本讨论一下。看作如何处理为好。
4月28日，贺敬之将陈播的信转给王任重：任重同志：关于影片《苦恋》的情况，文化部电影局的陈播同志写了这个情况和他们处理的意见。我建议你、周扬同志和我们一起调看一下这部影片的样片。可否？请批示。当天，王任重批示说：
敬之转周扬同志，这部片子我看不要演，如看也可以看一下，请夏衍同志也看看。
5月17日，周扬让秘书露菲转告贺敬之的秘书张作光：调《苦恋》看一次，看时要把夏衍请上。
周扬等人什么时候看的样片，没有材料，不知其详。5月21日，王任重与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一起看了样片，“大家都反对拍这部电影”，但是，显然也有人提出了修改后拍摄的意见。所以，王任重告诉王阑西和陈播，“修改不好电影剧本，就不要拍”。
根据这样的意见，文化部电影局便开始组织修改这部影片。陈播回忆说：我们专门研究了剧本和分镜头剧本，帮助导演分析剧本中所存在的问题，说服他进行改动。导演彭宁思想不通，但口头答应改。为了能修改好电影，我们让丁峤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去，把我们的意见转达给长影，让长影修改，并要求他们拿出书面的修改意见，报文化部。长影接受我们的意见，写出了修改意见给我们。我看到他们的修改意见后，又报中宣部。中宣部同意按照修改意见拍摄。可是影片完成送来审查时，我们发现，基本没有按照修改意见修改，只是将结尾凌晨光爬出大问号那一幕改掉了。我第一次看这部片子时，白桦、彭宁也在。他们让我马上表态。我说：现在我不好表态，因为你们没有按照修改意见修改。我还要报告中宣部，报告王任重同志。王任重同志接到我们的报告后，很慎重。他提议，请中央党校和军队的同志们来看看，王任重同志的意思是，让这两部分观众来说服白桦，对影片进行修改。在此期间，白桦和彭宁又找到电影家协会，借了放映间放映该片，寻求支持，看影片的有七百多人，还有外国人。看过的人都说好，感觉是在替知识分子说话。影协的林杉同志对这部片子很看好，他召集了一个座谈会，大概是在1981年1月份，要我去参加。我当然不便参加。中宣部文艺处的一位女同志去了。她回来后向中宣部作了汇报，也向我讲述了座谈会的情况。座谈会上都说好，这就造成了一种声势。这样，这部片子就不但是送审的问题，而且变成了文艺界关注的问题了。陈播所讲的白桦和彭宁找电影家协会的事，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代主席林杉在1981年8月召开“首都部分文艺家学习小平、耀邦同志关于思想战线问题重要指示的座谈会”（在以下所叙述的事实中，我较多地引用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记录，为叙述简便，简称“思想问题座谈会”）的发言中也谈到，可与陈播的讲述相印证：
电影剧本《苦恋》在刊物上发表后，未引起影协一些同志的重视。影片《太阳和人》的样片，电影局审检后，按惯例为中国电影家协会放映了一场。后来按白桦、彭宁的要求，又加映了一场。这一次白、彭还邀请了一些外国人来看，事先我不知道。放映后，《大众电影》编辑部应白、彭的要求，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开会那一天，编辑部通知我去主持。会议中途，我有事退席了。后来得知，会上除了一两位同志委婉地从政治上指出影片的问题外，其他发言大多是肯定这部影片的；又听说白桦即席赋诗并朗诵，对大家的支持表示感谢。我了解这些情况后，当时并未引起注意，而是认为对一部影片可自由讨论，各抒己见，看不到一片叫好声是当前社会思潮的反映，因而没有采取补救措施。后来才知道，白桦、彭宁利用这个座谈会对影片的支持，到处宣扬，并向电影局施加压力。
参加过这次座谈会的原《电影艺术》杂志副主编罗艺军，对陈播所提到的中宣部有人参加会议也有印象：我记得中宣部文艺局参加会议的是两个同志，一男一女。女的我记不清是谁了，男的是梁光第。我在会上有一个支持这部片子的发言。散会时，梁光第还跟我打了个招呼，谈及我的发言，还是表示支持的态度。
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情况，我曾想方设法想找到会议记录，但是没有成功。这里，只能引用陈荒煤在“思想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对此次会议的介绍：最近，我重新看了《大众电影》编辑部去年底、今年初召开的一次座谈会材料，很吃惊。参加座谈会的，有我们电影界的评论家，比较优秀的导演和写过很多好剧本的编剧。尽管会上对《苦恋》有两种不同的分析，但不少同志对影片作非常肯定的支持和表扬。如，有同志说：这部影片“在思想上是振聋发聩”，“艺术上是标新立异”。有的导演讲：粉碎“四人帮”后，这是一部最新最完整的影片。有的编辑说：凌晨光就是影片编导者的形象。如果不是强烈的热爱祖国，写不出这样的作品；影片的编导像凌晨光、像屈原一样爱国。有的评论家说：画家的悲剧命运，牵涉“四人帮”的罪恶、领袖的错误、群众的愚昧、人的异化等问题。有的人赞扬影片用大雁把“人”字写在天上是“诗化的主题”，就是要恢复人的尊严，艺术的尊严。一位导演说：影片的结局改变了凌晨光作为一个大问号趴在地上这一幕，很可惜。他责问：我国出现了这场大灾难，难道连画一个问号都不可以吗？一位评论家说：影片的主题是人性的召唤。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待画家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釆取什么态度呢？导演彭宁同志说：一般影片都出单主题，而这部影片是多主题一一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歌颂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一代苦恋者，歌颂他们的向心力和凝聚性；要从这一代人的悲剧中找出历史的教训，使这些历史不再重演；歌颂人的尊严、生命、自由、价值和奋斗；反对现代个人迷信。白桦同志说这部影片是他写电影以来和他原来的文学设想最接近的影片，是他看自己的影片第一次流泪的，有好像看到了自己生的孩子有点像自己的那种感受；影片写的是艺术家短暂的一生，而意图是概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映人和历史的关系。他还说：开始创作这个剧本时，他就想到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都是九死未悔的。他引用了《离骚》的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九死未悔”，很深刻、很形象地反映了我们的肝胆；凌晨光命运的客观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
在陈荒煤讲话的8月21日，已是对《太阳和人》众口一词批评的时候，陈荒煤对这次座谈会的介绍，当然是作为对这部影片批评的材料依据来看。《太阳和人》为更多的人所观看，是在1981年1月由《电影艺术》、《大众电影》两家杂志联合召开的“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上。这次会议是在1月5日召开的，地点在北京体育学院的留学生楼。当年《电影艺术》的副主编、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的罗艺军谈及了有关情况：这次会议邀请电影界编剧、导演、评论工作者为主的一百多人参加，会期两周。参加会议的白桦和彭宁带来了电影《太阳和人》。在会上放映后，马上成为会议的焦点|并引起重大分歧。多数人对《太阳和人》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有的给予很高赞扬，认为影片深刻地批判了现代个人迷信，并真实地概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也作了一个基本肯定性的发言，认为影片在美学上有突破。当然这纯属个人意见。这次会议虽由两个杂志出面，实际上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主持的。代理影协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林杉及另外的几个书记处成员，一直坐镇并起决策作用。这次会议也受到上级领导的关注，林杉同志和我每隔两三天都要赴周扬同志寓所，向他汇报会议的动向。
在这次座谈会“一直坐镇并起决策作用”的代理影协第一书记的林杉（影协第一书记袁文殊因病住院），曾有一个肯定该片的发言。在“思想问题座谈会”上，8月24日，他在检讨中谈到发言的内容：我在发言中曾肯定该片，认为它是80年的好影片之一。发言时，我虽声明不代表影协，但仍造成影协支持该片的印象。这一点我应检讨。事实上，影协领导核心未讨论过该片，也未取得一致认识，有些主要领导同志对它也持否定态度。我的发言实际上给了这部影片支持，我承担责任。至于有的同志说这个座谈会为了掩护《太阳和人》，有意推出另一些影片加以批评，这个情况不存在。我当时之所以肯定该片，首先是从艺术上引起的。最初的印象，是影片有点精雕细刻，与一些粗制滥造的不同，又错误地认为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作品，不能用现实主义手法去规范它；还认为它是一部意念电影，固然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创作方法，但可有一席之地。在影片的内容上，又错误地认为它是反映现实的，只是反映得不够准确。因此，没有很好地去考虑影片的社会效果如何。
在这次检讨发言中，林杉还透露，影协“党的领导小组五位成员中三位对《太阳和人》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同罗艺军的印象一样，林杉也认为，“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上，多数同志肯定该片，有的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会出现一边倒现象”，“经做工作，才有一位珠影的同志发言，基本否定该片”。
为什么在“一边倒”的情况下，还要“经做工作”让人说出不同意见呢？罗艺军告诉我：会议上确有一些对影片持批判态度的人，可一发表意见就被赞扬派的人打断，形成一边倒的趋向。这里的原因有会议的气氛问题，但更主要的是白桦和彭宁的态度。白桦和彭宁对这部片子是下了工夫的，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珍惜。他们也都属于狂放的人。在片子放映后，有人也说出过不同意见，但是，在白桦和彭宁看来，这就像说他们的孩子不好一样，他们不大能接受。换句话说，给影片提出意见的同志是少数，往往会受到白桦和彭宁以及与会者的反驳。我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觉得这和会议的主旨“民主、争鸣、团结”不合。为此，我们还去说服动员持批判态度的人在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可无人愿意再充当这种角色。
到了会议的后期，人们听到了对《苦恋》要批判的传闻。因此，主持会议的人似乎有些手足无措了。罗艺军回忆说：在会议的后半段，巳经有传闻说要批判《苦恋》了。这样，会议的气氛就明显地不好了。按照原定会期，还有五六天才结束，我们主持会议的人，似乎不知道怎样收场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杉同志和我几次到周扬同志那儿去，汇报会议的情况，希望周扬同志能给予指导。可是，周扬同志只听汇报，并不表明态度，对《苦恋》这部片子，我记得他也没有明确的支持或反对的态度。这样，会议就虎头蛇尾地收场了。会后影协内部进行总结，有人追究《太阳和人》事件责任，疾言厉色，气氛森严，颇有点又要开展一场反右运动的味道。林杉同志未在大会上发过言，总结会上却表示他要承担这个事件的全部责任。我对这位在多次政治运动中挨整的老剧作家勇于承担责任的表态，肃然起敬。如果说这个事件果真是一个重大政治错误的话，别的人且不论，我至少也应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幸而时代巳进入新时期，《苦恋》事件并未发展成一次反右的政治运动，我们也就蒙混过关了。
这样，如同陈播所言，这部片子就不单单是个送审的问题了。如何处理？陈播回忆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和文化部就更加慎重。这时，文化部是周巍峙同志任代部长，他接手处理这件事。他认为，这部片子是有错误的，我们电影局的意见是对的。另一方面，根据王任重同志的意见，他强调，对这部片子要民主，要修改。当时，我们担心白桦和彭宁不尊重我们的意见，特意请了陈荒煤、司徒慧敏等电影专家，我们一起与彭宁谈话，谈修改意见。
尽管有电影专家出面，白桦和彭宁还是希望影片不要修改了。面对着一方面是一片叫好声，另一方面是文化部要求继续修改的局面，白桦想到要让中央高层领导看看这部片子。他找到了胡耀邦：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晚，我求见胡耀邦，唯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我的请求。他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他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后来，这部电影一直没有通过。
不过，尽管胡耀邦拒绝了白桦的要求，但在社会上对这部片子沸沸扬扬的时候，还是保持了一种冷静的态度。白桦的文章写道：巳故的中央党校秘书长宋振庭，在当时打电话告诉我，尽管沸沸扬扬，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抵制了那些“左”派同志，重申他的一贯主张：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
在这“沸沸扬扬”的时刻，文艺界领导层之间原有的分歧——伴随着对《苦恋》的不同看法——进一步加深。
1981年2月14日，刘白羽致信周扬、王任重，“建议在文艺界党员学习大会上放映《太阳和人》，联系实际，进行讨论”。
周扬、张光年、夏衍、陈荒煤等人，与王任重的意见一样，不枪毙影片，促使作者修改。林默涵和刘白羽虽同意这样的意见，但仍有自己的看法——张光年日记中有生动的记载：（1981年）2月23日，上午到周扬家开碰头会，着重谈了白桦的电影《太阳和人》修改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白羽、默涵咄咄逼人，碰得夏衍老头气恼不置。
从这则日记可看出，在当时，最起码是相关领导部门中的部分领导同志，对于处理“《苦恋》问题”是相当慎重的，而且，对于《苦恋》的“修改”（即“挽救”）已经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但是，从张光年笔下刘白羽、林默涵“咄咄逼人”的表现来看，刘、林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刘白羽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领导，这或许也是稍后的“《苦恋》风波”最先起于《解放军报》的重要原因。当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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