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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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眸（下）试读：
简介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第一章 历史真相
吴佩孚暴亡真相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他出身寒微，但从小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1898年，以秀才投笔从戎，从一个普通勤务兵逐渐爬上“孚威上将”的高位，成为叱咤风云的大军阀。
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势如破竹，直捣武昌。吴佩孚的大势已去，遂离军退隐。这位风云一时的常胜将军，成为长日读书、写作、吟诗、画梅的世外“良民”。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吴佩孚被围困在北平。1939年12月4日，在日伪汉奸特务对其实施的“拔牙手术”中突然死去，中外舆论顿时哗然。
吴佩孚晚年曾作一联，文曰：“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饔，真个解甲归田。”字里行间，颇能道出他当时的心境。这样一个解甲归田，无半点实权在手，“与世无争”的旧军人怎么又会召致“暴亡”之祸呢？
原来，日本侵略者为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目的，多次想拉拢吴佩孚。尤其是1938年年底，汪精卫被收买作了大汉奸，一上台便遭人唾骂。所以日本当局极力想抬出吴佩孚，以造成“汪主政”、“吴领兵”，“北吴南汪”的“合作局面”。
吴佩孚在北平身陷虎穴，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三次威逼利诱吴都没有成功。于是唆使平津浪人，通电拥吴；且散布谣言，谓吴已接受绥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伪职，并为吴举行记者招待会。谁知吴佩孚在接见记者时，“所谈内容，与敌方预定原稿，完全相反。”表明了毫不妥协的决心。这一来，日本特务的卑劣阴谋破产，为国内外舆论所耻笑，狼狈万状。
此后，日本特务机关又指派川本大作少将及汪精卫前来多次游说，均遭吴严辞拒绝。于是，决定加害于吴。1939年12月4日，日本军部派川本及军医处长寺田同汉奸齐燮元等人强行为吴佩孚施拔牙手术。“四时开刀，喉管切破，血流如注，一叫而绝，身死殉国。”
吴佩孚的一生，曾参加、制造和指挥了一次次军阀内战，摧残民主势力和镇压“三七”罢工。然而当日本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他能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表现了不屈的民族气节与爱国主义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称赞的。
东京审判详细揭秘：哪些国家投了死刑票？
在许多关于东京审判的著述中，都提到了东京审判最终6:5的票决结果。实际上这是一种误会，因为东京审判的判决结果并没有公开，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和不可能公开。任何关于东京审判的票决结果的说法，都仅仅是推测或误传。
60年前的今天，一场正义对邪恶的国际大审判在日本东京进行，史称“东京审判”。但近年来，在日本却出现了一股否定东京审判结果，企图为甲级战犯开脱罪责，甚至从根本上质疑东京审判正义性、合法性的思潮。难道60年前的审判在今天真的站不住脚了吗——
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史称东京审判，这是国际社会共同意志和人类正义的体现。但近年来在日本却出现了一股否定东京审判结果，企图为甲级战犯开脱罪责的思潮。难道60年前的审判在60年之后真的失去了正义性、合法性？今天又该怎样看待那场国际大审判呢？本文据有关史实回答了关于东京审判的几大问题，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认识。
28名被告是怎么选定的
东京审判共审判了东条英机等28名被告。那么，这些被告是怎么最终选定的呢？
被告的选定是由隶属于盟军总部的国际检察局组织实施的。1945年12月8日，美国人基南被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任命为国际检察局局长，负责调查战犯罪行、确定被告名单的工作。
初期的工作都是美国人一手策划、实施的。最初的战争嫌疑犯名单是由盟总对敌情报局（CIC）调查后提出，经美国国务院同意后，由麦克阿瑟发令予以逮捕的。1945年9月11日，麦克阿瑟发出了第一道战争嫌疑犯逮捕令。第一次逮捕名单共39名，其中东条英机位居第一。到12月，麦克阿瑟共发出了4道逮捕令，共逮捕118名。被告就是从这些嫌疑犯中选定的。
初期，其他国家的检察人员尚未到达日本，基南主要倚重美国检察官工作。1946年2月以后，成立了由干练的英国检察官考明兹·卡尔为首的由各国检察官组成的检察局执行委员会，推进了罪证调查和被告名单拟定工作。
参加国际检察局工作的11国中，美国、中国、英国、澳大利亚检察官都带来了本国提出的战犯名单，其中美国为30名，中国为12名（后追加了21名），英国为11名，其他国家没有提出战犯名单。但这些名单只是确定战犯名单时的参考，并没有将其作为确定战犯的基础。
经过国际检察局执行委员会的反复讨论，1946年4月10日，检察官会议最后确定了东条英机等26名被告。其中，土肥原贤二曾被认为证据不足，会上酝酿将其刷掉。但与会的中国助理检察官向哲濬表示，土肥原是日本侵华的主要责任者之一，中国会很快提供有力的罪证材料。据此，会议将土肥原贤二列入了被告名单。
但是，上述26名被告名单确定后，曾经抵制美国专断行为的苏联检察组抵达日本，在了解了26名被告情况后，要求增加被告名单。检察官会议经过投票，同意追加梅津美治郎、重光葵为被告，这样，最终的东京审判被告名单由26人增加为28人。
投票结果是6:5吗
在许多关于东京审判的著述中，都提到了东京审判最终6:5的票决结果。实际上这是一种误会，因为东京审判的判决结果并没有公开，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和不可能公开。任何关于东京审判的票决结果的说法，都仅仅是推测或误传。
不看不知道：中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惊世之语！
一、“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获取全中国的资源以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1927年7月25日，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提出了著名的《田中奏折》，上述内容皆源自于该奏折。从18世纪90年代，本多利明在《西域物语》就开始竭力鼓吹入侵堪察加、库页岛和满洲，经过百多年的演化，日本鹰派的侵略思路在《田中奏折》得到了最为系统的阐述，其后也一直指导着日本各界军政府的对华思路。
每当现在看到日本现在就一些很小的岛屿与周遍各国发生摩擦时，就不禁想起这份奏折，岛屿是小，拿到岛屿之后呢？总有田中的影子在晃动。对日本，一定要勿以其恶小而纵之。
二、汪氏南京政府成立后，日本将北平、上海、广州等各地的外国租界及治外法权一应废除。正是此举迫使各国先后向南京或重庆表示承认，从而结束了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都莫可奈何的“国中之国”的奇观。
真正的历史真是太发人深思了，租界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竟然是侵略者摘掉的，对此，实在无语，唯摇头。
三、“日寇侵略，国土沦丧，都是蒋介石的责任，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来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的占领区，并无一寸土地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力，还有什么国可卖？”
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时，陈做出上述辩护。陈璧君所说的未必不是事实，但汪精卫在全国人民愤起抗战、不惜毁家卫国之际，私自与日本人媾和也是事实。凡事皆有两面，但如汪取小失大之举，不可不戒。
四、“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此为日本、苏联于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联合声明内容。该条约告戒我们一个老道理，就算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经济形式等等等等方面再怎样契合，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赤裸裸的利益。
五、“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你也这么着了吗？”
1942年2月12日上午，因汉奸叛变暗害，赵尚志死了。日军叫来了已投降日寇的原东北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辨认尸体。
在审讯室里，李华堂一眼就认出了自己曾经非常崇拜的赵尚志司令。尽管有很多日本人跟着，他还是哭了，大声喊：“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你也这么着了吗？”他嚎啕大哭，被日本人强拉了出去。
东北实际上与日本人斗争了14年（按年份算15年），在这抗日14年间，东北战场上出现了难以计数的汉奸。以赵尚志为总司令的东北北满抗日联军，也是汉奸不断，从军长到师长到普通士兵，什么级别当汉奸的都有。在赵尚志最后一次行动中，身边带的五人中，有两人就是汉奸。
我们每个人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能冒着自己、家人的生命危险，帮英雄一把吗？能不让我们民族的英雄“也这么着了吗？”
六、“咱们过去跟妓女一样，今天跟这个，明天又跟那个，现在咱们‘从’了‘良’，嫁了个好丈夫，今后再偷人可不行了！”
吴化文字绍周，南十里李家村（今铁民村）人，1920年投冯玉祥，后投韩复榘，升任师长；1943年投降日军，任日伪第三方面军上将总司令；1945年8月，被蒋介石改编，任军长；1948年9月在解放济南战役中经过争取，率部起义，1949年就是吴化文率部攻占了国民党政权首都南京，把红旗插在总统府上。后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交通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上述言语为吴投共之后对部下所语。
英雄一路坎坷，历尽风波，却逃不掉成仁的悲剧命运；偏是这种望风而动、处处投机“三姓家贼”过的有声有色、全始全终，看看吴化文，再看看赵尚志，特别是想到赵尚志屡造党内整肃，两度被开除出党，颠沛流离，临死也未平反；吴化文却见风使舵，在四房老婆的陪伴下，笑度晚年，真是英雄气短啊。我的民族啊，什么时候能放手让英雄扬眉吐气、堂堂正正的去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啊！
七、“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中坚……”
以上是冯友兰撰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的开头，我在《抗日战争中的十大豪言壮语》一贴中已经收录过，之所以再次提及，只是想强调一点，中华民族就算在武力上会遭到挫折，但中华文化必不会失败，虽经九死，但必定能凤凰涅磐，辉煌再起。
八、“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凇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既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每次读抗日英雄李宗仁的这段事后分析，总是惊出一身冷汗，1937年如真发生这般情况，我等今日该是如何？1937年没有发生的，以后就不会发生吗？慎之、慎之。
九、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1915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列举了流行的日本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有个别词汇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
日语受汉语的影响更深，这连例子都不用举了。两个如此密切影响的国家，能和平共处才是两国之福啊。
十、“如果实施赔偿，负担就会加在和那场战争一点也没有关系的战后世代身上。”
2002年9月，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同国会议员讨论是否向受到侵华战争遗留毒气戕害的中国人提供医疗援助时，竟深思熟虑地做如上表示。
之所以把这句话作为结语，是想增加一点警示意味，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竞争不过才拉开序幕，如此强邻在侧，如此没有历史感的强邻在侧，如此一直坚持在二战中不是败于我们，而是败于美国的强邻在侧，同胞们，深思啊！
抗美援朝纪念馆称中国志愿军牺牲人数逾18万
在中国纪念抗美援朝战争60周年之际，记者从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获悉，该馆经过十多年全国范围的调查核实，截至目前共确认183108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战争期间为国捐躯。
坐落在辽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是中国境内唯一一座全面反映志愿军参加那场战争的专题纪念馆。朝鲜战争期间，纪念馆所在地处于进犯朝鲜半岛侵略者的火力范围，曾屡遭美军飞机轰炸。
该馆统计的数字是志愿军直接参加战斗牺牲的人数，包括作战牺牲者和负伤后病故等非战斗减员。这些志愿军烈士来自除西藏以外中国大陆的30个省区市。
据纪念馆研究员张中勇介绍，从上世纪末开始，该馆通过民政部下发通知，同时派员下到除西藏外的全国480多个地级市2670个县区单位，从地方最基本的县区民政烈士名单里面，逐一进行核对。
走在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的“志愿军烈士墙”两旁，参观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志愿军烈士墙”的中间花环里标明了志愿军烈士数字：183108，墙的两旁则是该馆统计的各省区市分别的牺牲人数：
福建1173人；甘肃1259人；云南1604人；江西3258人；辽宁13374人；山东19766人；吉林18499人；四川21051人；湖南11541人；河北11853人；河南11048人；江苏8444人；青海56人；重庆9468人；安徽6375人；北京1551人；湖北7183人；广西3418人；黑龙江8683人；山西5488人；内蒙1995人；陕西3387人；广东3307人；海南91人；宁夏441人；贵州2957人；浙江3361人；上海1576人；天津808人；新疆93人。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志愿军准确的牺牲人数始终没有定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曾公布，志愿军伤亡36万余人，但没有单独公布志愿军牺牲人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当代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也没有说明牺牲的志愿军人数。此前，抗美援朝纪念馆也曾多方搜集资料，最初统计烈士数字是171669人，这些都是能查到姓名的志愿军烈士。
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副馆长尹继波向记者介绍，从2003年1月开始，纪念馆通过派人、发函、电话核实等多种方式，从全国范围开始对志愿军烈士名单进行征集、登记、核实。
尹继波说：“目前志愿军牺牲人数的统计数据，已经接近实际牺牲人数，即使再有新的发现，上升的空间也极小。寻找志愿军烈士的工作我们还将继续下去，要对志愿军烈士负责，对烈士亲属负责，对历史负责，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志愿军烈士的丰功伟绩。”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交战双方武器装备极不对称、条件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从1950年10月25日首战两水洞开始，志愿军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把侵略军从鸭绿江和图们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最终迫使侵略者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1951年，中共中央决定将两水洞战斗的10月25日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在25日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座谈会上说，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团结战斗的伟大胜利，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 历史惨案
廷惨案：一场人为的灾难
4月10日，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及夫人乘坐的一架图—154飞机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机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卡钦斯基此行是为参加卡廷惨案70周年的纪念活动。本文即讲述了卡廷惨案这一事件和它对今天波兰与俄罗斯关系的影响。
卡廷原本是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地区的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森林。这样的森林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到处都可以遇见，树木高耸，绿茵丛生，无数条小道曲曲弯弯通向密林的深处，夏日，那色彩鲜艳的浆果会把绿树丛点缀得五彩缤纷，冬日，厚雪会把这里的江山装饰的分外妖娆。然而，1940年的春暖乍寒却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和谐，一场杀戮令卡廷这个名字变得森严、冷酷，令人不寒而栗，并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的神圣光辉变得黯淡起来。
卡廷的枪声和坟墓
1940年的4月一开始，一辆接一辆的密封卡车将一批又一批被苏军俘虏的波兰军官、政界要员、宪兵、警察、神职人员和文化知识界人士运进卡廷森林，苏联内务部的执法人员在事先挖好的大坑边将他们枪杀后，随即就埋在了里面。当被运进卡廷森林的波兰战俘被枪杀和掩埋好后，大坑上被封上了一层土，并植上了树。内务部首脑贝利亚自认为干的很谨慎、干净利落，绝不会走漏任何风声。然而，其后的历史进程却给贝利亚和苏联政府开了个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致命玩笑。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突然袭击苏联，很快就占领了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土地，斯摩棱斯克也被德国军队所占领。于是，似乎会永远沉默的卡廷森林却“供出”了一切：德国人挖开了这座大坟墓，发现了尚没有完全腐烂的波兰战俘的尸体和各种残存的物件。1943年4月13日，德国柏林电台广播了一则消息，说在卡廷森林发现了掩埋有上万具波兰军官尸体的巨大坟墓，并指责这是苏联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大屠杀。
在沉默了两天之后，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了德国法西斯的“造谣、诬蔑”。1943年4月16日，苏联政府公告中写道：“德国法西斯恶棍在自己新的荒谬绝伦的臆想中并没有停止散布最荒诞不经和卑鄙下流的谎言，他们企图利用这些谎言掩盖由他们自己制造的滔天罪行，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苏联无法否认卡廷森林里的大量尸体和巨大的坟墓，但提出了自己反驳的理由，有二，一是，这些战俘是被德国人枪杀的，因为尸体腐烂的程度表明事件发生在1941年夏天，而这时苏军已经撤出斯摩棱斯克，这里已是德国占领区；二是，卡廷附近的格涅兹多沃村是古代墓葬——“格涅兹多沃墓葬”的所在地。
卡廷事件并没有就此终结。1943年4月28-30日，一个由欧洲各大学著名的刑事学家和医生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对卡廷森林中的尸体和坟墓进行了调查。他们共挖掘了7座大墓，其中一座大墓就有2000具尸体，并对近1000具尸体进行了解剖。他们得出的结论是：1.这些尸体是在1939年秋天到1940年3、4月份之间被枪杀的。2.由于枪口的雷同和尸体排序的一致，这些人是被有组织枪杀的。3.尸体的制服、文件等证明死者是波兰军官。
在斯摩棱斯克地区被苏联夺回后，苏联政府立即进行了反调查。斯大林亲自点名外科医生、院士布尔坚科率队调查，上报给斯大林的结论是：卡廷事件不是发生在1940年4月，而是在1941年的夏天。自此，苏联政府一直坚持几点：1.波兰军官是被德国人枪杀的。2.德国人的做法是对苏联的诬蔑。3.社会主义国家不会也不可能干这样的事。德国，其后是西方世界在卡廷惨案问题上一直谴责苏联，而苏联一直谴责德国和西方国家的反苏偏见和活动。这种对抗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叶利钦总统为了改善俄波关系将苏联绝密档案中的有关卡廷惨案真相的档案送给了波兰政府，因而，俄罗斯也就在事实上承认卡廷惨案确有其事并且是苏联政府以贝利亚为首的内务部所干的。
二战结束后，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曾经提出过“卡廷惨案”问题，那时苏联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仍然坚持是德国人的阴谋。最后，纽伦堡法庭没有对“卡廷事件”做出裁决。多年后，丘吉尔写道：“战胜国各政府决定，该问题回避，卡廷的罪行还从来没有进行过仔细的研究。”
为什么苏联会抓了那么多的波兰战俘？
1939年9月在德国军队入侵波兰后，苏联也于9月17日出兵波兰，因而俘获大量波兰战俘（2.5万人）。其后不久发生了苏芬战争，苏联又俘虏了相当数量的芬兰的俘虏（其中也有波兰战俘），最后，当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归属苏联时，苏联政府又在当地抓了不少的俘虏。这三类俘虏的总数以万人计，仅仅波兰军官、政要、地主、警察、宪兵等就有14700人，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抓获的战俘就有11000人。
从已经解密的苏联卡廷事件档案来看，处理这些俘虏成了苏联政府当时的当务之急。于是，主持战俘工作的贝利亚建议将俘虏分类处理，建立不同的战俘营关押不同的战俘。苏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了这一建议。随即对上述三类战俘进行了分类：1.将一部分战俘释放，但要他们签字保证今后再不与苏联作战；2.将大量“不罪大恶极”的战俘用作劳工，去从事开矿、冶金、森林沼泽地区道路的建设；3.将那些表示愿与苏联合作的波兰军官组编成一支特别的军队，集中于哈萨克斯坦训练，以便他日之用；4.对于那些苏联政府认为不可饶恕的波兰战俘则决定予以消灭。
第四部分战俘被关押在三个集中营：斯塔罗别利斯克集中营，科泽里斯克集中营和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而科泽里斯克集中营里的波兰军官、政要、知识分子精英最为集中。
球的历史，中国和日本课堂都未提及的事
历史上的琉球国，位于中国大陆东方（台湾岛的东北方）、日本九州岛西南方的大海中，为一群岛。同古代日本一样，关于其国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中国古史。《隋书》中即有《琉求传》。据1650年成书的该国用汉语自撰的第一部国史《中山世鉴》称：“盖我朝开辟，天神阿摩美久筑之。”“当初，未〔有〕琉球之名。数万年后，隋炀帝令羽骑尉朱宽访求异俗，始至此国地界。万涛间远而望之，蟠旋蜿延，若虬浮水中，故因以名琉虬也。”这就是说，中国隋朝时（581～617），该国始被称为琉虬。查中国典籍，虬是龙的一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曰：“有角曰龙，无角曰虬。”而唐·李善《文选注》引《说文》则曰：“虯，龙无角者。”以琉球群岛散布在大洋中的状态而言，谓之琉虬，实在非常形象。然而可能因为古代中国都将龙作为华夏帝王的象征，史官写史多有忌讳，所以《隋书》就将它改为同音的“琉求”了吧。此后，《元史》又写作“瑠求”，有的书中又称“留仇”，总之都是谐音。
到明代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臣杨载携带诏书出使琉球，诏书中称其为琉球。从此乃成为正式名称。可见，连琉球国的国名也是中国取的。据《殊域周咨录》载，该诏书说：“朕为臣民推戴，即位皇帝，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惟尔琉球，在中国东南，远据海外，未及报知。兹特遣使往谕，尔其知之。”这份诏书除了以华夏自居中央，使用了中国历代皇帝习用的“蛮夷”之类词以外，毫无威胁恐吓的意思，是一种和平外交。因此，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首先领诏，并立刻派遣王弟泰期，与杨载一同来中国，奉表称臣。“由是，琉球始通中国，以开人文维新之基。”（见1725年琉球国用汉语自撰的第二部正史《中山世谱》）继中山王后，琉球山南王承察度和山北王怕尼芝，也相继于翌年向中国皇帝称臣入贡。当时琉球“三山分立”，相互征战。明太祖知悉后，又去诏云：“使者自海中归，言琉球三王互争，废弃农业，伤残人命。朕闻之不堪悯怜。”因此要求他们“能体朕意，息兵养民，以绵国祚”。后三王果然罢战息兵。足见此时中国皇帝在琉球享有高度政治权威，当时的琉球实是中国的属国。
据琉球国史及各种史料记载，自洪武十六年（1383）起，历代琉球王都向中国皇帝请求册封，正式确定君臣关系。这种关系延续了整整五个世纪，即使是日本庆长十四年（1609）发生日本萨摩藩（今鹿儿岛县）岛津氏入侵琉球，琉球国在受到萨摩制约的情况下，也始终未变。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更赐闽人三十六姓”入琉。这批中国移民主要是向琉球传授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琉球王国也曾主动请求赐人，如1606年，尚宁王受册封时，便请赐明人归化。如从中国去的蔡氏为蔡襄的后人，林氏为林和靖家族的后人。与此同时，琉球王还经常选派子弟到中国留学。
从明洪武五年（1372）以后，琉球王国一直使用中国的年号，奉行中国正朔。（直至清光绪五年（1879），日本强行“废琉置县”为止）琉球王国的官方文书、外交条约、正史等，都是用汉文写的。连它的国都首里城的宫殿，都不是坐北朝南，而是面向西方，充分表示其归慕中国之意。琉球人也与日本人做生意，但每逢中国册封使到琉，必禁用假名、和歌、宽永通宝（日币），改穿唐服。琉球还配合中国抗倭，《明史》就有记载，如嘉靖三十六年（1557），“先是，倭寇自浙江败还，抵琉球境。世子尚元遣兵邀击，大歼之，获中国被掠者六人，至是送还。”
1609年，萨摩“以劲兵三千入其国，掳其王，迁其宗器，大掠而去”（《明史》）。当时琉球王侍从写的《喜安日记》记载：“有如家家日记，代代文书，七珍万宝，尽失无遗！”萨军将琉球王尚宁等百余人俘至鹿儿岛，达三年五个月，逼迫尚宁王屈辱地承认向其“进贡”。同时还强行割占琉球北部五岛。但即便如此，也尚未改变中琉关系。如据《明史》记载，万历十四年（1616），“日本有取鸡笼山之谋（其地名台湾）”，当时忍辱负重的尚宁王在国家残破的情况下，依然不忘“遣使以闻”，通报中国防备日本侵略。清朝入主中原后，中琉册封关系继续保持，贸易和文化交流还更为扩大了。
然而，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原来萨摩对琉球的侵略掠夺，还只是日本西南某个岛藩的强盗行为；现在，日本则要进行整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了。明治初年的“征韩论”中，就提到了要侵占琉球。明治五年（1872），日本借琉球使者到访日本之际，突然强制“册封”琉球国王为藩王，并列入所谓“华族”。这是维新政府强行改变日琉关系的第一步。而这些行径，当时都是暗中进行，对中国隐瞒的。从此，琉球便成为了所谓“日清两属”。而后，日本政府不断施加政治、军事压力，进一步胁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宗属关系，但每次均遭拒绝。如1875年8月5日琉球王尚泰答复日方的信中，便说不能“忘却中国累世之厚恩，失却信义”。还提到所谓“两属”之事，“以往对中国隐匿，恳请对中国说明，采取明确处置”，并表示“愿对两国奉公，永久勤勉”。但日本还是不肯罢休。
面对日本政府的百般逼迫，琉球国在不断向日本“请愿”要求保持中琉关系、不变琉球国体政体的同时，还向西方各国公使发出外交求援信。日本恼羞成怒，1879年1月10日日本《朝野新闻》竟称“琉奴蔑视XXX本帝国甚哉”！于是，日本决定不顾国际公法，不顾琉球国臣民的意愿，加快吞并琉球。1879年3月，日本向琉球秘密派出军警人员，采取突然行动，在首里城向琉球王代理今归仁王子命令交出政权。4月4日，日本悍然宣布“废琉置县”，即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随即大肆抢掠中琉往来的文书、文物和宝印，以及琉球国的政府档案，企图销毁和隐匿历史见证。并强迫尚泰王等前去日本。
这时，琉球王国仍拼死反抗，发出血泪抗议，并曾秘密派官员赴天津谒见李鸿章，请求中国“尽逐日兵出境”。清政府也据理与日本力争过，但终究未能派兵援助琉球。这当然也是与清朝政府腐败、实力衰落有关的。当时，流球国陈情通事林世功还在北京壮烈自杀，以死抗议日本侵略，以死请求中国出兵。然而“自为一国”的琉球还是生生被日本灭绝了社稷！但反抗运动继续进行，大概到甲午战争结束后才渐息。这里，我们就引一封在琉球被亡整整六年后琉球国臣写给李鸿章的字字血泪的请愿书具禀，琉球国陈情陪臣国戚紫巾官向德宏等，为下情迫切，泣恳恩准据情奏请皇猷，迅赐兴师问罪，还复君国，以修贡典事。
窃宏奉主命，来津求援，瞬将十年（按，指1876年12月，向德法·幸地朝常曾奉琉球国王常泰之命，秘密来华，陈奏日本阻止琉球向中国朝贡之事）。国主久羁敌国，臣民火热水深。宏不忠不诚，以致未能仰副主命。乃近住日本之华裔，带来敝国密函，内云“日人又胁迫敝国主再幽日京。且紫巾官金培义等，于客岁九月间由闽回国，才到国后，日人拘禁狱中，至今不放”等情，前来。闻信之下，肝胆崩裂！嗟乎，人谁无君？又谁无家？乃俾敝国惨无天日！惟所以暂延残喘者，仰仗天皇（按，指中国皇帝）之援拯耳！兹幸法事大定（按，指中法战争结束），天朝无事之日，即敝国复苏之时也。若复任日本横行，彼将谓天朝置敝国于度外。数百年国脉，从是而斩，其祸尚忍言哉！伏惟傅相老中堂，入赞机宜，出总军务，天朝柱石，久已上俞下颂，中外仰如神明，必救敝国于水火，登之于衽席。为此沥情再叩相府，呼号泣血，恳求老中堂恩怜惨情，迅赐奏明皇上，严申天讨，将留球日人尽逐出境，庶乎日人狡逞之心从是而戢，敝国主得归宗社，亡而复存。非特敝国君民永戴圣朝无疆之德，且与国共安于光天化日之下，是有国之年仰沐皇上恩施，实出傅相老中堂之赐也。敝国上自国主，下至人民，生生世世，感戴皇恩宪德于无既矣！临禀苦哭，不胜栗悚待命之至！须至禀者。
直到1919年，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在组织人辑集清诗总集《晚晴簃诗汇》（1929年编成）时，仍然将琉球诗人的诗作为“属国”的作品收在最后一卷中。1925年，著名诗人闻一多发表《七子之歌》，将被帝国主义列强强占去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七地，比作离开了母亲怀抱的七个儿子，哭诉着被强盗欺侮蹂躏的痛苦，在“台湾”一节里他也写到了琉球：“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
流球灭国一百二十年后，日本政府别出心裁地把2000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放在冲绳召开。日本还特意新印了面值2000日元的纸币，上面的图影是当年琉球王国的遗迹。真不知那些世界首富国家的首脑，坐在当年琉球国的土地上，会不会回想起历史并不十分久远的那一幕灭人社稷的暴行？会有什么感想？
又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这一段历史，在现在中国和日本的课堂上，都是不讲的。
美国轰炸中国使馆最令人信服的答案！
1999年当全世界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充满和平与发展的期待之时，美国抛开联合国，率领北约对一个联合国内的主权国家、一个在冷战时被西方积极笼络和援助的南斯拉夫发动了战争。5月8日，美国竟然从不同角度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发射多枚先进激光制导导弹，妄图彻底摧毁中国大使馆。虽然庆幸的是，一枚致命的导弹没有爆炸，但仍然造成四位中方人员死亡，使馆严重损害。消息传来，国际震惊，中国震怒，海内外华人更是难以置信。抗议的人群瞬间挤满了街道，美国大使馆、各领馆被愤怒的群众团团围住。比竟，这和世界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充满的和平与发展期待形成了过于悬殊的对比。特别是和西方对冷战后全球进入文明时代的欢呼和描绘更是天涯之别。
美国何以袭击中国大使馆，直到现在仍然成迷。尽管当时和现在已经有无数的答案。美国的正式答复是“误炸”，“误炸”的原因是使用了旧军事地图。这是美国人自己都不会相信的理由。号称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美国，如果竟然连如此庞大的中国大使馆都看不到，而且中国大使馆并非新建，已经迁往事发地四年了！竟然在发动号称展示最先进军事技术的战争中使用旧地图，而且还可以通过众多的审核关，实在是令人非夷所思。如果这是真相，美国人民倒是要起来质疑，每年名列全球第一的高达五千亿美元的国防预算都干什么去了？美国从二战中培养起来的军事优势和实力都到哪里去了？这条理由，就是美国的盟国法国，出版的历史年鉴都不相信，在记录事件的结尾用了一个“谁相信”外加一个巨大的问号做为回答。
当然，西方更离奇的解释是北约要摧毁米洛舍维奇的宣传机器，导弹被米洛舍维奇的女儿领导的电视台所发出的电波所引导，击中了中国大使馆。也就是说南斯拉夫的电视台藏到了中国的使馆区。西方的想象力，真是比小说都离奇！
另一种说法是军方自作主张，总统克林顿并不知情，是对中国反对美国轰炸南斯拉夫的报复。其理由是，克林顿政府对华此时相当友好，完全没有理由这样去做。如果这是真相，哪美国就已经变成一个军国主义了。和二战时日本军方以下犯上、擅自发动战争的行为毫无区别。所谓军队国家化纯粹是对外宣传而已。而且如果仅仅是报复的话，打一枚也就够了，何必要从不同角度发射多枚激光制导的先进导弹呢？
还有一种说法是，美国一方面对中国口头支持南斯拉夫不满，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感到不安，试图一箭双雕，即报复中国，又可以给中国制造混乱。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可信度，但仍然有很大破绽。因为仅仅是这个目的话，美国付出的国际代价实在过大，实在得不偿失。
当然，第五种说法最为流行。美国的F-117隐型战斗轰炸机被南联盟击落后，中国马上向南政府提出要求，是否能够把F-117的部分设备和残骸供中国研究。在中国和南政府达成协议后，南政府把F-117的导航设备、带有隐型涂料的表皮残骸、发动机喷口耐高温部件在秘密状态下移交给了中国，就放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地下室供中国的军事专家研究。然而中国的军事专家一开始并不知道，F-117的导航设备装有保密自毁装置，如果该机坠毁，自毁装置将自爆，炸毁导航系统中最重要的部件。但是，问题发生了：F-117坠毁后，自爆装置失灵。不过美国人做事情也有后招，导航系统内部内嵌式电源仍在工作，并且不间断的发出定位信息，这使得美国人在很短时间内找到了F-117残骸的精准位置，虽然中方发现后迅速断掉了电源，但为时已晚。大吃一惊的美国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国人了解到美国的核心机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一枚激光制导炸弹要直接穿过几层楼打到大使馆地下室的原因，然而，天算不如人算，美国人又一次失望了，那枚炸弹居然没爆，中国人最终还是取回了F-117的部分部件，极大帮助了中国隐型飞机的研制。
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是最为令人信服的答案，尽管无法证实。但是美国不管什么原因轰炸中国大使馆，对中国的影响却是巨大的。199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随着经济的成功起飞，中国的自信心日益增强。特别重要的是，与同为转轨国家的俄罗斯和东欧集团相比，中国模式的优势异常明显。在这个背景下，冷战后西方鼓吹的模式和价值观开始受到中国人的怀疑，特别是曾经受西方影响较深的知识群体也开始了反思。恰在此时，美国的三枚导弹袭击了中国大使馆，一炸惊醒梦中人。也就从这时起，中国知识群体对西方理想化的认知重新走向现实，其觉醒的程度和意义不亚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称之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大觉醒或转折点并不为过。如果说五四只是对西方模式的破灭，而转向了苏俄的社会主义，而这一次则是从对西方模式的破灭走向对自我模式的肯定。也就从这个时候起，自由派在中国日益式微，日益失去人心，而改革开放成了全社会主导性的话语权。正如2008年著名的文学家、前文化部长王蒙所总结道：中国知识分的主流已经放弃了全盘西化的认知。
附：从历史上看，美国的“误炸”、“误击”绝非个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伊朗客机（空客A300）被美国军舰用两枚导弹“误”击，造成290多人其中66名儿童死亡的惨剧，成为人类历史上民用客机被击落造成的最大伤亡。美国一句“误击”，就把死了近三百人的事件一笔带过。世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明明这架伊朗客机没有偏离商业航线，明明对文森舰发出的信号给予回复，何以如此先进的美国雷达技术居然连军用飞机和大型客机都区分不出来？而且肇事的文森号军舰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军舰之一，而且美国自己也声称军舰所拥有的识别设备可以避免任何失误。然而，这都避免不了美国该“失误”的时候“失误”。其实，美国一而再的教育了整个世界，这个社会不是建立在普世价值基础之上的，相反而是枪杆子里面出霸权，枪杆子里面出国家利益，甚至到了2003年，已经在伊拉克演变成枪杆子里面出民主了。
回望百万三峡移民
回看三峡移民，在一百多万的数字中，站立着的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立场各异、利益不同、素质参差、认识有别的公民。历史欠下的“包袱”，与现实待行的约定，哪一个更沉重？
在今夏汛期初显防洪身手后，三峡工程今年的175米试验性蓄水已提前至9月10日启动。此前迈向175米这个坎，它已两度“功败垂成”。
远在长江口崇明岛的一位三峡移民说：“如果水不蓄上去，我出来有什么意义？”
近两年来，随着三峡工程基本完工，后续规划举棋待定，本刊持续予以报道。这一次，我们将目光投向了移民。
工程移民为非自愿性移民，他们不同于自我选择的人口迁移，集被动性、赔偿性、计划性、整体性等于一身。
三峡移民数量之巨更是前所未有，超过约三十个国家的全国人口，遂号称“世界级难题”。前国务院总理、首任三峡建委主任李鹏曾强调：“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在于移民。”
三峡工程由几任高层领导人反复谋划，全国人大投票表决，国务院组织建设，各级政府层层包干。在集体本位的意识中，移民们“舍小家为大家”，在过去十几年搬迁过程中，其笑泪悲欢，举国为之倾情。
回看三峡移民，在一百多万的数字中，站立着的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立场各异、利益不同、素质参差、认识有别的公民。
对中国近代以来浩浩荡荡的社会转型，年前辞世的史学家唐德刚曾将其形容为穿越“历史的三峡”。而今，“自然三峡”已大改其面，“工程三峡”已初显身手，回眸并展望，它们亦是“历史三峡”的试金石。
当下，三峡移民搬迁任务已了，一面有加大扶持力度、兑现安稳致富承诺之议，一面有淡化移民身份、减其依赖思想之声。历史欠下的“包袱”，与现实待行的约定，哪一个更沉重？□（文/汤耀国）
走向平静的高阳镇“一定要承认这个现实：不管他们怎么闹，老百姓是作了奉献的，是服从大局的”。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汤耀国
重庆，云阳，山上的高阳新镇。迁建未尽的土木工程，崭新中略显杂乱。
这是2010年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仍飘浮着淡雾。种种警觉的眼神，穿过潮湿的空气，射到陌生人身上。
70岁的何克昌佝偻着背，一拐一拐，缓缓爬上三楼的出租屋，拉开破布拼成的窗帘，阳光打在他布满麻子和皱纹的脸上。“移民都搬完了。”他的言语中带些落寞。
何克昌曾是这块动荡之地的风云人物，外传为“移民领袖”。
高阳镇作为三峡库区第一农村移民大镇，曾是库区第一“火药桶”。忆及本世纪初集中搬迁之时，当地移民干部直叹“战战兢兢”、“忍辱负重”。
在这些干部看来，如今，国家交付的移民搬迁任务已全部完成，高阳也已基本安稳，但还有何克昌这样“少数不稳定的人”，令他们敏感的神经难以彻底放松。
让他们高兴的是，有些“转化”过来的人正在起示范作用。比如陈七三，当年同何克昌一样属“钉子户上访的带头人”，现在已成“移民致富带头人”。“知道家里要淹了”
三峡成库前，高阳以殷实闻名。小江（又称澎溪河）南向注入长江，两岸是连绵起伏的群山，高阳有七个大平坝，良田沃土，远近少见。
何克昌18岁起就在小江上背纤。1963年，他获得小江航运公司的工人身份，但娶的妻子，生的儿女，都是农民，住在高阳镇高阳村。
上世纪80年代，他在船上看见两岸勘探“搞得轰轰烈烈”，90年代，又在宜昌见到三峡工程的工地，“知道家里要淹了”。
1992年，三峡工程确定上马，高阳镇近1.7万人面临搬迁。高阳镇明冲村的年轻村民陈七三形容当时的情况是“人心惶惶”。从2000年开始，高阳镇进入集中搬迁时期。随后三四年的高阳，陷入搬迁的漩涡之中。
云阳县移民局信访科科长宋国富记得，自己曾被移民围住，遭吐口水，“还不能生气，生气的话，他们就会抓住你工作方法上的把柄，把事弄大。”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移民干部们都有说不尽的委屈：上有刚性的政治任务，下有移民的“不尽配合”，挨骂是家常便饭，挨打间或有之。一位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县长说：“我们的真实感受，外人无法真正理解。”
曾任云阳县县长、县委书记的重庆市移民局局长王显刚向本刊记者分析，高阳的不稳定，除原有农业条件较好而不愿搬迁的因素之外，也与当地小江电站的“先例”有关。小江电站由地方政府于上世纪70年代兴建，“开始补偿较低，移民每闹一次，补偿就提高一点。”
王显刚同时表示：三峡移民补偿偏低。
1994年7月，国务院三峡建委批准确定，三峡工程移民静态投资概算为400亿元；2007年7月，国务院三峡建委批准增加移民概算近80亿元（均为1993年5月价格）。目前的移民总数，据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介绍，已近130万人。
身处移民工作一线15年的宋国富如此描述他在工作中遇到的矛盾：“计划经济时期搞的库调（作为补偿依据的库区淹没损失调查），市场经济时期搞的补偿。”
三峡工程论证之时，持异议者担心国家财力难以负担。主建派则提出开发性移民、“前期补偿、后期扶持”的方针，称这具有前期投入较少的优势。“为什么移民补偿低、跨度长达十几年，还能如期实施下去？”王显刚自问自答：“正是因为以县为基础的体制，政策是中央的，操作是基层的。”
三峡工程实行移民任务和资金双包干，国家任务层层分解到基层政府乃至具体单位、个人。
何克昌却怀疑基层的操作。2000年12月，何克昌等15人成立了未经注册登记的“高阳镇移民监视协会”，何任会长。
何克昌向本刊记者解释立会目的：“为了落实中央政策，怕地方官员趁火打劫。”他称，国家拨给移民平均每人3万元的搬迁费，被逐级克扣。
三峡移民资金计算复杂，对十年前的个案争议，当事双方各执一辞。宋国富说，不清白的人难免有，但直接侵占人头费的事“太傻”，“一个连长敢扣士兵的军饷吗？”
2007年，国家审计署发布《三峡库区移民资金审计结果》指出，三峡库区移民资金管理较为规范，使用情况总体较好。同时，审计发现一些违规违纪问题，主要是超规模使用。
何克昌对地方政府不满，亦有私情。其母库调时在世，搬迁前去世，“为什么有的人（指像何母这样的人）得了补偿，我没有得到？”他至今不能释然。
宋国富说，不排除有错补案例，但“怎么能用错的比对的呢？”
何克昌称，“移民监视协会”只监督地方政府，并不干涉他人搬迁。而有当时的目击者称：官方主持的动员会一散，何克昌等人的“反动员会”随之召开。
2001年3月至7月，何克昌等4位“移民监视协会”成员先后被刑拘、逮捕、起诉。
法庭审理认为：由于何克昌等人的行为，高阳镇移民工作一度无法进行。地方政府派出工作组宣传动员，才使移民工作恢复正常。
同年8月，云阳县人民法院判决何克昌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处刑3年。另外3人以同样罪名处刑2年。《法制日报》随后的报道称，此案为“三峡库区首起扰乱移民工作秩序案件”。“钉子户”
生活在深山处的坝上，人们出去见过世面的不多，当船员的何克昌算一个，上过高中的陈七三也算一个。
三峡工程上马的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高中毕业的陈七三次年去深圳打工，在火电厂开推土机，“三千块一个月，比我们县委书记的工资都高。”
1997年，陈七三回乡跑运输。此时搬迁之声渐紧，尤其是1999年国家加大外迁后，“时间紧、任务重，心理接受都来不及”，他向本刊记者回忆。
三峡工程农村移民前期以就地后靠安置为主。但不出几年，库区人多地少、生态承载能力不足的矛盾凸显。据重庆市移民局调查，重庆库区后靠农业安置的15.57万人中，七成移民人均耕地不足0.8亩。且后靠的坡地质量远逊于淹没前的河滩地。巫山县培石乡一位后靠移民在安置地上种小麦，撒下10斤种子，来年收成只有14斤。“三峡环境容量确实是紧张的，比较好的办法是移出一部分人。”原水电部部长、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在1999年的一次会议上表示。
是年，国务院总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朱镕基主持调整政策，加大外迁力度。12.5万人的三峡农村移民外迁计划随后出台。
尽管2001年修改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仍为多种安置渠道保留了空间，但据库区移民干部介绍，为完成外迁计划，一些其他安置方式被暂停了。
当时的陈七三不解：“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走这条路，就像吃饭，光吃肉，也会有人不爱吃。”他还比较，重庆市内的江津区等迁入地，虽然比高阳的经济条件要好点，但“南溪镇移民可以迁到上海”。
移民官员王显刚说，外迁去向不平衡，也是他的“很多苦衷”之一。
云阳县数位参与当年动员工作的干部对本刊记者回忆，对外迁任务最重的高阳镇，县里70多个单位去对口动员，其他工作皆为之让道。
1999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在充分动员和移民自愿的基础上，将外迁计划落实到户。”“清库时间一到，如果还不愿搬，只得依法强制执行。”一位移民干部说，云阳县和高阳镇的移民任务年年都按计划完成，“必须完成，完不成要掉帽子”。
据当地移民干部介绍，高阳镇强制搬迁、销号但未经当事人签字之数，在2002年二期移民清库时有80多户、300多人。历经数年，到今年7月仍剩14户、44人尚未签字。
陈七三是当时被强制搬迁者之一。他说，自己“多读了几年书，见识广一点，钻研移民政策的时间比县委书记还多”，其他移民便常来找他探讨，“不知不觉成了钉子户上访的带头人”。
虽然不住同一村，在何克昌入狱之前，陈七三也曾和他一起讨论移民话题，但没有加入“移民监视协会”。“协会成立没经批准，有些问题。有没有作用，我也怀疑。”陈七三说。
后来两人来往越来越少，陈七三觉得彼此“方向似乎不同，他们针对地方政府”，而他“不攻击政府、领导”，只要求继续多渠道安置。
陈七三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领队赴京上访是2002年7月30日，在京找了国务院三峡办、国家信访局，获得的答复是：按地方政府的做法办。“回来后还想不通”，陈七三说，2003年春天“非典”爆发时期，他和20多人再度赴京上访，这一次还找上了中纪委，他作为代表之一被接待。
在中纪委大门等候时，有附近的居民问陈七三等人：“三峡移民不是搞得很好吗？还有上访的？”
回到高阳
2001年11月，在万州长滩三峡监狱服刑期间，何克昌晚上入厕时摔了一跤。
2002年8月，清库前夕，他位于高阳村2组的一楼一底房子被拆除。
2003年6月，三峡工程蓄水至135米，淹没了他居住多年的地方。
2004年3月，他拖着跛瘸的左脚，回到高阳，但回不到曾经的家。此后6年，他和老伴租住在搬迁后的高阳新集镇。
他回忆，返乡之初，有近百个移民前来看望，给他戴红花，送锦旗，捐钱物。亦有地方官员试图与之“言和”，他拒绝了。
儿女条件不宽裕，夫妇二人主要靠他每月580元退休金生活。高阳镇副镇长王天敏介绍，鉴于何克昌的实际困难，在2006年、2007年，镇上都送给他一千多元慰问金，以资其所住这套一居室的租金。
对这“不带条件”的慰问，何克昌没有拒绝。但接下来慰问金没有继续，“就那两年，”何克昌说起这个，有些耿耿于怀。
当地政府并未放弃与何克昌的接触。分管移民工作的王天敏与何的大儿媳是高中同学，自称“做起工作来容易些”。
数位熟悉何克昌的人都说，此人性格比较“刚”。“文革”期间，他曾是其单位造反派头目，在当地名噪一时。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何克昌确认了此事，“斗过一两个领导。”“他这个人也有一个优点，比较讲义气。”王天敏说，他曾请求何克昌别再去闹事、上访，尤其在“非常时期”。何表态说可以，“既然领导这么关心我，我一定支持你们的工作。”
出狱6年来，何克昌再未越级上访，只是常去镇政府。他对本刊记者说：“年纪大了，腿脚也不方便。”
但他仍会接待或联络各路记者，整理申诉材料乃至个人回忆录，他说：“我的心里，到现在都没有变化。”声音不大，语气坚定。
宋国富与何克昌相熟十余年，到镇上走访，在县城接访，到北京接返，难计其数，“他现在对我个人已经没有反感，但真正感化他的内心世界，还做不到。”
只念过两年书的何克昌，一开始就不承认是“移民领袖”，而是“移民的服务员”，现在更觉年老势弱，因为“移民都搬完了”，剩下与之联络的“代表”们越来越少。
何克昌继续关注着中央政策。2007年，国务院三峡建委调整移民概算，1992年后淹没线下增建的生活用房等项目，陆续获得补偿。他记得过去家里新建过一个室外楼梯，日前再度向镇上干部要求补偿。镇上干部答复：“写个申请，应该没问题。”“中央政策好，就怕地方不执行。”何克昌反复念叨。
决意朝前走
何克昌出狱之时，陈七三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陈七三了。
2003年下半年的一天，时任云阳县委书记的王显刚找陈七三去县委办公室谈话，陈有些忐忑地去了，“不知是要挨批还是受埋怨”。
他回忆：“王书记说：我们移民为三峡工程作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们付出的牺牲，党和政府心里都有一本账，但有些个人要求没法完全满足，只能往前看，通过搞发展来弥补。我当时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现为重庆市移民局局长的王显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移民干部对移民应将心比心，“一定要承认这个现实：不管他们怎么闹，老百姓是作了奉献的，是服从大局的。”
他说，凡是到重庆市来集访的移民，基本没有胡搅蛮缠的，其诉求多合情合理，但在国家政策之外，不能开口子，只能在严格执行政策的前提下，辅之以帮扶手段解决具体问题。
2003年11月，陈七三应王显刚之请，写成有关高阳移民工作和经济发展的十建议书，署名“高阳移民”，面呈王显刚。第一条建议是：希望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坚决克服“高阳移民是刁民”的认识。
王显刚与他逐条探讨。尽管并非每条都达成共识，但县委书记此举，已让他感觉受到莫大的尊重。“都做到这个份上了”，陈七三开始觉得，再坚持下去有些“没意思”。
早已和他熟悉的信访干部宋国富此时主动与他结成干亲家，定期不定期地走动走动。“我这个人脑壳比较开窍”，陈七三说，“已经耽误十几年了，不能再在这个事上耗费精力。”
2004年6月，陈七三决定不再纠缠过去，放弃此前农转非、自谋职业安置的想法，在后靠搬迁销号合同上签了字。“他很精明，当时没有提任何条件。”王天敏笑言，“但我们确实是想有意培育出一个移民致富带头人，引导移民搞发展。”
陈七三签字销号，在移民中引发震动。有人跟着签字，有人则称他为“叛徒”。他回答：“我在前面走，你们在后面看。走得好，你们可以跟着来；走不好，你们可以汲取我的教训。”
决意朝前走的陈七三选择了养猪，因为觉得“搞工业、搞旅游都不太现实”。
因蓄水淹没，缺乏合适的养猪场所，镇上干部帮他6次选址，终在另一村“协调”出一片土地。还助他获得3万元贷款，并从移民后扶项目资金、库区治污资金里拿出钱来，为其猪场修建饮水管道、饮水池和沼气池。
对高阳镇剩下的14户迄今未签销号合同的移民，云阳县和高阳镇政府也准备同样予以个案处理，逐步化解。
陈七三的猪场逐年扩大，规模已达两千多头存栏容量。他把本刊记者领到楼顶去看后山正在扩建的猪场，描绘他未来的蓝图：建成一个养殖小区，给其他“没稳定”的移民搭好舞台，让他们唱自己的戏，“大家一起发财。”
他说：“拖了这么多年，有的拖疲了，有的还不服输。但出路总会有的。”
第三章 回望历史
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
什么是中华民族？这在许多人看来，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者认为可以很轻易地回答：它无非是对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一个总称。
但人们可以反过来提出一个问题：世界上存在着不少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它的成员彼此可以承认是同一国家的国民，却未必在民族上认可有一个共同的总称。以往的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但曾几何时便土崩瓦解，它的国民从来不把自己都称为罗马民族或奥斯曼民族。拿近现代来说，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的国民，曾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南非等地区的居民，他们也从没有把自己称为不列颠民族；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国民依然把自己称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哈萨克人、格鲁吉亚人等等，没有出现苏维埃民族之类的总称。
可见，中华民族这个被大家认同的总称，并不是同一国家的各族人民当然拥有的名称，更不是某个人所能任意制造出来或宣传而成的名词，而有着深厚的客观依据，是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一、构成民族的两个要素
什么是民族？前人提出过许多不同的定义，彼此不尽相同。这里不准备再就民族的定义展开讨论，只想说，能称为同一民族，一般需要具有两个要素：
第一，它是历史的产物，是在长时间内而不是短期内形成的，是某个人群由于长时期地生活在同一地域或环境中，建立起密不可分的经济文化联系，形成共同的心理状态、风俗习尚以至语言文字，从而产生有别于其他人群的一种特殊关系和凝聚力量。如果缺少这个前提，即便是同一国家的国民，却不能称为一个民族。
第二，这个人群的成员之间，经过长期的相互沟通和密切交往，形成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包括对过去的共同回忆、今天的共同利益和未来的共同命运。否则，它只是一个散漫的人群，很难说已成为一个自觉的完全意义上的民族。
血缘关系，看来不能构成民族的要素。民族并不等同于种族。血缘在民族构成中有一定的影响，但远不能起决定作用，事实上也几乎没有只由同一血缘组成的民族。倒可以说，民族一般是在人类从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主要以血缘为纽带来联结的氏族社会解体后一步一步形成的。
民族，也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产物。否则，汉民族、犹太民族的形成等都无法解释了。
二、中华民族形成的主客观条件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又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或者叫稳固的共同体。费孝通先生把它称为“多元一体”，这个看法已被学者们普遍认可。放眼世界，这种现象如果不说是独特的，至少也是罕见的。
那么多民族能够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有着它特定的主客观条件。
先谈它的客观条件。
看一看中国的地形图就会发现：中国的土地自然地形成同周围相区隔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单位。它的北面是人烟稀少的沙漠、戈壁滩；西面和南面有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等崇山峻岭；东面是大海。在它的中间，却有一片广阔的空间。青藏高原的青海地区是三江之源。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发源于青海，横贯中国大陆的东西，奔流入海；雅鲁藏布江沿西藏南部顺流而下。长江和黄河又都有无数支流。几条大河和它们的无数支流，形成密集的网状结构。
历来有水就有生命，就会有农业，有村落、城镇。古代人们交往的最便捷的通道就是河流。中国的这种地理条件，特别是密如蛛网的众多河流，使它既在外部同周围相区隔（这种区隔自然不是绝对的），内部各个地区间又便于长时期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以至相互融合。
同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其它三个地区相比较，可以看到：埃及主要靠一条尼罗河，两侧是沙漠，没有大的支流；巴比伦也有个两河流域，但规模比长江和黄河小得多，四周又没有大的屏障，很难阻挡其他力量进入和破坏；印度的恒河和印度河都在北部，并且向着相反的方向流去。它们都缺少中国这样的环境条件。这也许是它们以后发展道路不同的一个原因。
再看主观方面的因素。
中国的历史上尽管也存在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强调整体、综合、和谐，而又尊重事物的多样性，一直有着“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而不同”这些理念，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留下很深的烙印。
中国的各族人民之间经历了很长很长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是几年、几十年，而是千百年。这样长久的相互交流，已经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的特殊关系。长城的关口不只是战场，更多的是“茶马互市”之类的集市贸易场所。中原王朝和各族间常见的“和亲”，如王昭君、文成公主之类，不只是婚姻关系，也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
中国各民族间关系的这种特点，可以举出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明：清朝政府是由少数满族贵族统治的，对国内各民族、包括人口最众多的汉族实行民族压迫。但是，满族入关后200多年间，经济文化以至风俗习尚已经变得和汉族没有太大差别。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起过最大鼓动作用的口号是“反满”。但革命起来后，除极少几个地方有少量满族人员被杀害外，没有出现如今世界上不少地方出现的那种种族仇杀的状况，更没有“种族灭绝”现象的出现，而是很快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这自然不是偶然的，其中一个因素便同中国的历史传统有关。
这样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靠短时期的武力征服和强权统治，而不是靠长时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以至自然融合，是很难成为稳定的共同体的，更谈不上民族的认同了。而中华民族这个总称所以能为中国各族人民以至海外的中华儿女所认同，首先因为它们具有前面所说的那些条件。
三、千百年的历史演进
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大体上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几千年来历史的演进，后一阶段是近代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形成了自觉的认识。
其实，占中华民族人口最大多数的汉族，所以能绵延不绝，成为当今世界上人数居第一位的最大民族，也是由许多原来并不相同的民族或部族经过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后融合而成的。
从先秦说起。夏、商、周三代，从地下发掘的考古材料来看，大概并不是同一部族前后相续的三个朝代，而是原来并不相同的三个部族交替取得中原支配权而又相互融合的结果。夏原来在河南的中西部和山西的西南部。从考古文化来说，主要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商代的来源，以前有青州、冀州、幽州等几种说法，分别指今山东、河北和东北，而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似乎是从今河北中部南下，进入河南，取夏而代之的。它的文化，主要是对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周的情况就更清楚了：灭商以前，在今陕西的扶风、岐山一带，并且受商文化的影响很深；灭商后，才把首都迁到丰、镐。夏、商、周三代前后相承的结果，也逐渐形成一个总称，叫做“华夏”。
有连续文字记载的东周以后，可以看出：汉族正是由许多未必出自同一血缘的族种融合而成。这种民族大融合，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有两次，时间都长达几百年：一次是春秋战国，一次是魏晋南北朝；同它们相对应，前一次，经过秦的统一，接着出现汉代的大帝国；后一次，经过隋的统一，接着出现唐代的大帝国。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汉唐盛世也好，“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也好，都是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汉族”、“唐人”的名称，也是这样来的。
为什么说春秋战国是一次民族大融合呢？大家知道，夏、商、周时期，在中原的主体部分称为“华夏”，或者叫“诸夏”，那时并没有“汉族”这个名称；在它的四周有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部族（当然，这是一个笼统的称呼）。那时候，齐、鲁统辖的地区，就是“东夷”所在（新石器时代这个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发展水平并不在中原地区时间相近的仰韶文化之下），春秋五霸中最早称霸的就是齐；楚、吴、越地区的居民几乎都是“南蛮”，所以楚又被称为“荆楚”，它的地域是战国七雄中最大的；秦的兴起，包容了“西戎”的不少部族，以后的力量最强，统一了中国；“北狄”的范围很广，主体留在北方，未必都被融合，但它有一部分进入中原北部，如中山就是“北狄”之国，赵并中山，也把它融合进去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也是吸纳了“北狄”的文化。没有这样全国规模的民族大融合，不会出现兴盛的汉朝，也不会有汉族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是大家所熟悉的。五胡是指匈奴（一部分）、鲜卑、羯、氐、羌。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考证：唐朝开国的李渊、李世民的世系，并不出自原来的汉人，而是胡人。安禄山也是胡人。西域文化对中原的影响更为众所周知，像胡琴、胡椒、胡笳十八拍等名词都留传下来，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没有那次全国范围的民族大融合，也就不会有强盛的唐朝，不会有至今在海外流行的“唐人”的名称。
我曾在云南大学看到他们绘制的一张有关中国人基因状况的图表，最初很使我感到意外。它表明：中国北方汉族同北方少数民族基因相近的程度超过了中国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相近的程度；同样，中国南方汉族同南方少数民族基因相近的程度超过了它同北方汉族相近的程度。这说明：不仅汉族是由许多原来不同的民族融合而成，而且汉族同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长期的密切交往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血缘在构成不同民族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汉、唐以后，元朝和清朝都以少数民族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元朝统治者在国内实行严厉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不重视民族团结问题，所以，他们的统治不到100年。但它也有重要的建树。西藏就是在元朝正式列入中国版图的。
清朝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着巨大的功绩。正是它，奠定了中国的疆域。当我们说外国侵略者从中国割去哪些领土时，不是从汉、唐或元、明的疆域来比较，而是就清朝的版图来说的。
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由满族构成。尽管满族在国内享有种种特权，对有些少数民族曾进行过残酷的镇压，但总体来说，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民族团结问题。康熙、乾隆对汉文化的极端重视为大家所熟知。中国历代几乎都修筑长城，来抵御北方民族的入侵，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金朝也如此。康熙皇帝却说他不修长城，而在关外的承德修了个避暑山庄。康熙晚年和乾隆每年都有五个月住在那里，并邀少数民族的王公也去那里住，一起在附近的木兰围场打猎。这一面是显示国威，一面又是联络感情。西藏的达赖五世去见过顺治皇帝，班禅额尔德尼也到承德住过。达赖、班禅转世要经过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驻藏大臣的设置，都是乾隆朝的事情。
我们的祖先对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贡献还表现在：当西方列强在“地理大发现”后走遍世界掠夺殖民地时，他们在非洲、美洲、印度等地，都是先在沿海某个口岸站住脚，然后利用当地小邦林立的弱点，各个击破，最后把它逐步并吞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也来到过中国，如葡萄牙人到了澳门，西班牙人到过基隆、淡水，荷兰人曾占领台湾38年，英国人也早来中国沿海试探过，但他们面对的中国不是那种小邦林立的局面，而是一个统一的大国，难以故伎重演。中国没有被列强分割，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我们不能不感谢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这笔丰厚的遗产。
四、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形成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稳定共同体，是进入近代，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事情。
外国列强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激起中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的反抗。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这个响亮口号，打动了无数中华儿女的心。甲午战败的1895年，严复写了《救亡决论》，第一次点出“救亡”那个直到抗日战争前中国人共同面对的主题。正是这种共同的命运，把中国的各兄弟民族更紧密地联结成一体。
正式使用“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最早大概是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他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以后，他在1905年初所写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七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杨度1907年5月所写的《金铁主义说》中，更系统地论述了为什么要称为“中华民族”的理由。“中华民族”这个名称被广泛地使用，是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后。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写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五族共和”成为传诵一时的口号。这年三月，黄兴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不久就改名为“中华民族大同会”。
这以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在巴黎和会上夺占原来德国在中国山东享有的特权，制造济南惨案等等。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武力强占中国的东北。他们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并不区别为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等。东北各族人民面对的是共同的命运，而且单靠哪一个民族都不足以抵抗日本的侵略。当时流行的《流亡三部曲》中唱道：“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正是日本侵略者这个反面教员，大大增强了中国各族人民不分你我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1935年，日本侵略者又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把华北从中国分割出去，激起了“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高潮。在这一年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发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愤呼声。这首歌唱遍了海内外有中华儿女存在的各个角落，抒发了人们的共同感情。全面抗战爆发后，更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没有任何人能够排除在外。1937年8月，巴金在上海出版的文学刊物《呐喊》上发表一篇《一点感想》，写道：“一个人的生命是容易毁灭的，群体的生命就会永生。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群体的生命上，换句话说，把个人的生命连系在全民族（再进一步则是全人类）的生命上面，民族一日存在，个人也不会灭亡。”
从这样简单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到：中华民族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个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公认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不是任何个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也不仅有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彼此间存在着共同的历史回忆、共同的现实利益、共同的未来命运，把他们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它是在千百年历史中形成的，因此也必将长期地存在，谁也无法人为地把它取消。
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汉奸为何达百万之多
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利益服务，并谋取一己的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均为常见，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抗日战场上，为日寇作战的伪军超过百万之众，人数之多，犹如过江之鲫。抗战时期汉奸大量出现，的确令人深思。有人说，”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问题实际并不这么简单，汉奸出现之多，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
一、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是汉奸产生的基本原因“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
民国初年以来，中央政权的力量式微，国内派系林立，军阀横行。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统治后，这种局面也没有完全改变，地方与地方之间，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斗争十分激烈。某个派别的领导人在争夺中央政权而不得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
由于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事实上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这种状况导致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对此，孙中山先生忧愤不已，他将这种状况称之为“一盘散沙”。而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华纷纷扶植自己的势力，上述状况都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蒋介石的势力不能达全国。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拉开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的序幕。当时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结果，东三省很快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为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政权。
伪满政权主要由东北人组成，“在伪满高级官员中东北人有35人，占被统计人数的71%，奉系背景占82%。”可以看出，伪满高级官员集团基本上是在东北任职的原奉系人员所组成，体现了民国时期东北长期脱离中央政府，在张作霖父子统治下浓重的、封闭的地域色彩和派别色彩。
除了全国有不同的政治力量外，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内部也派别林立，相互之间政见分歧，争权夺利。汪精卫长期与蒋介石争夺最高领袖地位而不得。三十年代初期，汪精卫领导下的行政院没有实权，“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汪精卫为争做最高领袖，“原计划在西南地区依靠龙云、刘文辉、邓龙光、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成立反共的‘中央政府’”。从汪伪政府成员组成可以看出，追随汪精卫投敌者多是汪派人物，如陈公博，褚民谊等。当然，汪精卫投敌除了权力之外，还与其反共与民族失败主义思想有关。
汪精卫的投敌，影响很大。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有一定的号召力，汪伪政权的国民党名称、三民主义旗号、国名、国都、国歌、国旗等都未作改变。其“和平建国”理论颇能迷惑一部分民众。因此在汪精卫投敌后，汉奸数量迅速增多。
1938年伪军数量是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伪军数量迅速上长到145000人，上升了85%，以后数量连年增加。尤其在1942-1943年期间，伪军有过猛烈的发展。这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的结果。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暂时得势，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多年来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已无多大战斗力，加上汪精卫“曲线救国”论的影响，在日汪的软硬兼施下，纷纷叛国投敌。
伪军数量惊人，其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众，他们比日军多出一倍以上，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伪军的大量存在对全民族的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二、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是汉奸产生的社会原因
抗战时期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这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合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此是抗战时期汉奸大量产生的又一个原因。如陈璧君公开宣称“抗战就是为蒋介石一具人殉葬”。而部分民众国家意识淡漠，他们只有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一些人或为钱财，或为利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如淞沪抗战中，日军军曹山田武一洋洋得意地描述了他所从事的间谍活动：“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的居民的观察来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
一位英国侨民柯林斯写道：“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这位外国侨民的话出可以从侧面印证当时社会矛盾之深是致使汉奸大量出现的重要因素。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奸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现代进程曲折迟滞，农村地区土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城市，内外交困之下工商业发展凋弊，就业机会太少，人口就业压力大。由于上述原因，很多下层汉奸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如淞沪战场我军右路军总指挥张发奎亲口告诉郭沫若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一个17岁的汉奸交待了他所知道的汉奸组织，他说：‘敌人总是用大汉奸收买小汉奸，有的可得100块、200块、10块或者50块，好像包工式的，然后由他们分钱给小汉奸，虽则他是为了3块钱去做汉奸的，但也有12、13岁作汉奸的女孩子，只能得到5角或1块。’张发奎听了连连叹息，心情十分沉重。”中国的老百姓穷困到如此地步，以至不得不去做汉奸来维持生计，痛恨之余，更让人感到痛心。由于旧中国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很多人不得不靠做伪军来谋生。如汪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为笼络伪军的意见书上记载：“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阴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这些薪金在当时足以让伪军士兵养家糊口，吸引了大量的下层民众去做伪军谋生。
更多的下层汉奸是社会上的无业游民，如流氓、无赖、兵痞、土匪、失意军人等。据一份调查记录报告，“在河北满县，被某锄奸队打上名单者，共有18人，其中无业者为10人占总数56%，商人、工人占11%。在无业者10人中，他们均为赤贫。华北屡遭战祸，天灾也时有发生，加之地方保甲勒索渔肉，土地高度集中，破产者甚多，遂产生对社会不满情绪，有些人在落水前，已有打劫、偷摸之前科。”
另外还有部分下层汉奸是因被汪伪政权抓去被迫做了汉奸。如当时汪伪军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警卫三师其兵员“由从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抓来的壮丁和从伪军别的部队中挑选的士兵组成。”
三、文化教育的失误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
五四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英国侨民柯尔斯曾这样描述上海一带居民的生活，“这里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关于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柯林斯感到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
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三民主义的旗号下，蒋介石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全盘复古运动。以其为首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公开宣扬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胡汉民曾一针见血的揭示了蒋介石鼓吹传统道德的真正目的。他指出：“一部分人抛开了三民主义，目的只是在愚民。”他痛斥这是三民主义的“流氓化”。蒋介石政府推行的党化教育是国民党的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混种。由于固守传统，拒绝全面的社会改革，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成就只能成为空洞的口号和说教，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这导致部分中国人化为一盘散沙，缺乏向心力。“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这是汉奸大量产生的深层原因。
陈公博在自白书中对教育上所持的某些看法，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当年教育所存在的严重弊端。他认为“教育重要是老生常谈，我最近十余年来是承认教育失败的，在政府不易得一个奉公舍己的公务员，在军队不易得一个洁身自肃的军人，在社会不易得一个尽责守己的国民”。“最后一个严重的问题却是民德的堕落。自从此次中日战争，不独物资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在沦陷区中，我觉得大众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大家不知道有国家，有社会，有朋友，只知道自己；不知道有明日，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理想，只知道有享乐。”
四、日本的威胁利诱是造成汉奸的直接原因
汉奸的大量产生还与外部环境有关。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于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使一些中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以及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使部分中国人因此丧失抵抗信心。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对抗战前途也悲观失望，他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许多汉奸官员认为“日本经济发达，势力强大，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打是打不过的”；“中国民族性差，不团结，像一盘散沙，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们这些人了解日本情况，日语-争一争，能减轻点压迫。”这是部分汉奸的心态。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一向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尤其是两国文字在一定程度上的共通性，使中国人有亲切感。中日同在亚洲，人种相同，文化教育相似。在追求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过程，大批革命党人曾得到日本的庇护和资助。因此部分中国人对日本有亲近感。这些为日本对中国人的文化争取提供了有利条件。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公开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帮助亚洲从欧洲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也麻痹了部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使中国人深为佩服。在“以日为师”的口号下，中国掀起了赴日留学的热潮。其中一些赴日留学生接受了日本的思想与生活习惯，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对日本有亲切感和崇拜感。这部分人非常容易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为汉奸。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发现：“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被统计人数的38%，占接受过近代教育人员的49%。”这既显示了近代中日文化联系之密切，也显示出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深远用心。
汉奸的产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他们策划和推行“以华治华”政策的需要。为了弥补其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不足，巩固占领区，掩盖其侵略面目，泯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日本便对中国进行威胁利诱，并十分重视利用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如1938年日本和汪派人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虚伪地宣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两年内从中国撤兵”。接着，日本内阁对华提出近卫三原则，进行欺骗诱降，最终促使抗日营垒中的汪精卫派分化出来，并成立汪伪傀儡政权。
日本在华的四大特务机关也不择手段地从事间谍活动，其具体任务之一就是制造汉奸。他们或金钱勾引，或私利相诱，或武力威逼，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拉拢腐蚀部分国人。加之国民党统治腐败，不得人心，部分民众为了私利而忘记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卖身投敌。
近代中国挨揍的根本原因并非经济落后
中国人最圆滑的处世哲学就是，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寻找一个借口，寻找客观原因为自己的失败进行辩护，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在主观决策上存在什么问题。
有一个甚为流行的说法：“落后就要挨打”。这让我们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客观理由，从而让人们忘记或者忽略了，我们一百多年前挨揍的真正原因。
一部《走向共和》，引起人们极大争论，这恐怕也就是中国这样的国度才有可能发生的吧？因为人们都在为自己寻找某种安慰，有些人将中国挨揍归罪与那些汉奸卖国贼，有些人将中国挨揍的原因归罪与腐朽没落的专制制度，有些人认为当时中国经济落后不足以与西方抗衡，有些人认为如果老佛爷不执政中国可能会好些等等，总而言之，这都是些客观原因，很少有人去从中国人当时对世界应该如何去认识这个主观心态中寻找真实深刻的挨揍原因。
当时中国从上到下，是怎样认识西方世界的呢？如果不搞清这个问题，我们永远也无法搞清我们中国当时真正挨揍的深刻原因。《走向共和》我是从网上看到引起很大争论才开始看的，因此只是从戊戌变法之后才开始看的，前面的主要内容一概不知。不过我猜测，剧情恐怕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展开的吧？
鸦片战争为什么会发生？
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解答了，毋庸我再多嘴。
鸦片战争能否避免发生？
这个问题恐怕很少有人提起，更是没有人去回答，甚至可能会有人讥笑说，这也叫问题？历史根本不存在假设等等。
我也知道历史没有“如果”二字，但是如果我们平心静气研究一下当时现状，恐怕可以找出亿万个理由想方设法避免鸦片战争。有人马上会跳出来说，不对！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我承认我承认，那的确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战争。但是我们也应该自问，为什么西方要强加给我们那场战争？马上又会有人搬出一大堆理论说教，谆谆告诫我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靠掠夺战争增加自己的财富。果真如此吗？我经过长时间历史反思，总感觉那些理论和理由有些牵强陈腐。那么我们就假设一下，一百多年前，我们到底是否可以避免鸦片战争的发生。
当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国时，我敢断定，西方人一定被中国的富庶状态震惊了。这根本不同于他们看见的非洲以及美洲，那些地方基本处于原始状态，没有文明，没有健全制度，没有成文法律，甚至没有文字。西方人看见那些原始社会，把那些人看作野蛮人。然而西方人来到中国，不可能有那种看法。因为中国在各方面都不比西方逊色。
当时的中国，犹如一个富家纨绔子弟，奢靡成风，自高自大。西方人航海来到中国，看见中国这么富庶文明，曾经想卑躬屈膝跟中国人好好做做生意。可没想到中国人根本不正眼瞧他们一眼。中国有数千年文明历史，一直靠自给自足过着富庶生活，周围都是藩臣属国，一直以来，那些藩国唯一的使命就是进贡。因此，英吉利也好，美利坚也好，法兰西也好，在大清帝国眼里，无非都是一些夷狄小国，他们的使命就是进贡，做生意？门儿也没有！“道光十四年八月庚申，卢坤奏英商律劳卑来粤，致书称大英国，请暂停贸易。谕是之。”（见《清史稿》宣宗本纪）
就是因为英国人自称是大英帝国，大清皇帝便恼羞成怒，马上就中断了贸易关系。“道光十四年九月乙丑，英吉利兵船入广东内河，褫卢坤职留任。庚午，上阅健锐营兵。癸酉，英吉利兵船出口，复卢坤太子少保，仍革职留任。”（见《清史稿》宣宗本纪）
英国兵船示威性转了一圈，当地官员马上被革职，说明大清皇帝根本没把英国放在眼里，对付英国的示威行动不知道如何应付，只知道对自己的官员下手。当时英国可能还没看出大清帝国的虚弱本质，因此没有马上动用武力。
鸦片战争，顾名思义，就是因为鸦片问题发生的战争。
清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力排众议，废除清初“寸板不许下海”之禁令，诏：“听百姓以装载五百担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虽然废除了禁海令，然而还是严格控制船只载重量，因此制约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以至于中国失去成为海洋大国的机会。与此同时，康熙皇帝“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为贸易港口，允准外国商船往来贸易。”
然而，后来与西方国家的正常贸易一直磕磕绊绊，逼迫英国使用卑劣手段，将大量鸦片通过沿海地区腐败官吏私运进中国，从身体上精神上摧残中国百姓。实际上大清国皇帝不是没看出鸦片对臣民的毒害作用，曾经三令五申严禁鸦片，甚至以杀头相威胁。（嘉庆十五年）二月丙子，诏以鸦片烟戕生，通饬督抚断其来源。（嘉庆十八年）秋七月甲戌，申严贩运鸦片烟律，食者并罪之。（嘉庆二十年）三月己酉，两广总督蒋攸钅舌疏陈查禁鸦片章程。得旨：“洋船到澳门时，按船查验，杜绝来源。官吏卖放及民人私贩者，分别治罪。”（道光十一年）二月戊戌，申禁各省种鬻鸦片。（道光十一年）六月丙申，申定官民买食鸦片烟罪例。（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将内地吸食鸦片者俱罪死。（道光十八年）九月丙午，庄亲王奕镈等坐食鸦片革爵。丁未，上阅健锐营兵。己酉，太常寺少卿许乃济请弛鸦片禁。命休致。（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壬寅，命伊里布等查禁云南种罂粟。（见《清史稿》）
大清国这么严厉查禁鸦片，可鸦片仍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并耗费了中国宝贵的白银，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中国人就这么下贱，就这么不怕死？原因很简单，中国的皇朝官僚制度造就了一大批阿谀奉承，自谋私利，不但不把百姓死活放在心上，甚至连皇朝权威都没放在心上的贪污腐化官僚阶层。反正国家是皇上的，不是自己的，官僚们做官的唯一目的就是抓紧时间为自己的子孙后代造福，谁还关心国家将来如何？谁会把百姓的生死放在心上？
中国就是在这种富庶腐败的背景下，被英国拖进了战争轨道。
当然也不能完全怪罪大清皇帝，因为那些高高在上的皇帝根本不了解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还在用陈旧过时的方式跟外国打交道。他们仍然以为，那些西方国家跟周边属国一样，对自己会毕恭毕敬，按时进贡，永远低自己一等。任何外人来中国的目的，无非都是入觐入贡，根本没有权利提出其它要求。在这个主导思想支配下，大清帝国根本没有兴趣用平等态度对待那些西方人。所以西方人经过种种试探，看出大清帝国毫无贸易诚意且本质极端虚弱后，干脆动用武力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
人不辱我而自辱之，这就是鸦片战争的真实写照。《清史稿》宣宗本纪论曰：“远人贸易，构衅兴戎。其视前代戎狄之患，盖不侔矣。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此论恰当表明了当时举国上下之心态。
后来的大清皇帝不思悔改，一意孤行，不知权变，不改陋习，对外政策忽左忽右，小胜便得意，挨揍就缩头，以至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越来越多，国力也随之日益没落。
其中丧权辱国的代表人物有，琦善，穆彰阿，老佛爷，李鸿章等等。后人评价他们卖国亦不为过，实际上在当时背景下，他们除了卖国也的确没其它道路可走。
在同时代的日本，腐朽没落的幕府政权也差点走上跟中国同样的道路。然而日本由于没有中国那种源远流长的文明自负，有识之士很快求得变通之法，停止跟西方的无谓对抗，虚心向西方学习，全盘西化，在中国走向没落的时候却强化了自己，最终成为东亚霸主。
这个结果，在中国与日本之间是如此鲜明不同。《走向共和》并没有回避这些问题，阐述了当时中国的深刻背景，揭示出中国帝制专制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原因。然而其叙述手法，在描绘出当时客观现状的同时，对历史人物主观世界进行了一些人性化描写而已。主要表达的精神实质就是上述那句话：“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翻开晚清史料，这句话可谓无比精辟。尤其是庚子年间八国联军之乱，自始至终都是大清帝国自己惹出的麻烦。
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李鸿章，就是在那种背景下签订了很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难道李鸿章从其主观愿望上真想签订那些条约吗？在腐败官僚专制体制下，也只能造就出李鸿章这种丧权辱国的官吏，这才是《走向共和》真正想说明的问题。《走向共和》督促我们进行历史反思，如果我们当初及早改变腐朽没落的专制体制，是否历史就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历史虽然没有假设，然而现实却可以无限假设。《走向共和》好就好在让我们及时对照现状，在反思历史的同时，深思现状是否已经可以让我们满足？我们到底需不需要继续改革？到底需不需要进一步开放？到底需不需要向先进国家学习？到底需不需要更新我们的观念？
在当今政府正确领导下，我们国家经济突飞猛进发展，然而我们的观念更新是否跟经济发展相适应呢？
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见一些无知无畏的人散布言论说，中国已经无需进一步学习外国，中国应该向某些国家宣战等等。这些人把自己看成高明的战略家，整天吃饱撑得自作聪明分析国际局势，一心想把中国拖进战争深渊，妄图乱世称雄，过过英雄瘾。这些人对当今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颇为不满，对当今政府的平稳外交政策大发牢骚。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如果把国家政权交给这些人，中国恐怕很快就要回到晚清时代，重新陷入丧权辱国的危险境地而不能自拔。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富庶无比，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也已经在世界上崭露头角，所不同的就是，当今政府已经认识到晚清那种排斥世界的做法不可取，而是积极回到国际社会中，积极跟国际社会主动融合，不断虚心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经验。如果有人螳臂挡车，阻止中国进一步跟国际社会保持接触，那么等待他们的命运必然是万人唾骂，他们必然要遗臭万年。
经济落后并不是挨揍的必然原因，思想观念落后就必然挨揍！
糊涂的历史观：近代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
对于历史，人们可以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是绝对不能忘记。澄清历史事实不是要追究清算，而是要深刻地吸取教训以便指导我们民族未来的发展。
蒙元和满清是中国殖民地时代
满清对中国社会的摧残当代建立在苏联教条主义历史学说基础上的中国历史观念认为，元朝和清朝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没有人敢于直截了当地断言那是炎黄子孙当了亡国奴，国家沦为殖民地、汉民族被异族武力征服和建立了经济寄生关系的屈辱历史。中华民族的主体一直就是华夏民族，即汉族。鲁迅说过，中华文明的真正衰落就是因为这两次野蛮的异族入侵。
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644年开始。从那时起，华夏民族就再一次地被北方蛮族征服，文明发展的生机也被窒息。
第四章 回顾硝烟
一位老兵谈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军十条军规
1997年在电视里看到在东山岛举行的军事演习，红旗依然在演习场上舞动，我想这肯定是没有参加自卫还击战的人在那里指挥，至少他们不了解自卫还击战后期为什么不戴红领章、红帽徽的原因？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前三天部队伤亡很大，除了指挥程序有问题外，与佩戴的红领章、红帽徽成为敌人的射击目标点也有很大的关系。后来下令全部取消佩戴红领章、红帽徽，进攻时也不再举着红旗进攻。
发现这一现象的是部队里的一名班长和战士。有一次部队在往前开进的时候，班长叫一名战士背一袋红色的米袋子，这位战士不肯背。班长问他为什么不肯背？他指了指在前面山坡上行进部队，班长一看就明白了。
原来那红色的领章和红色的帽徽是那么的耀眼，就更别说那迎风招展的红旗了。于是班长取了一条备用的绿色军裤，将红色米袋子里的米倒了进去，并将这一发现报告了上级机关。
上级首长对此非常重视，马上下达紧急命令，红色一律禁忌。红领章、红帽徽和红旗在以后的战斗中就很少出现了。
后来这个班荣立了集体一等功，当然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的事迹。希望在今后的战争中能记住，这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2）不许自伤
逃兵，在我们的宣传教育中是怕死鬼，是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在有一些电影中还有枪毙逃兵的镜头。
那么在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前有一个紧急规定就是不许自伤，枪毙逃兵要团以上机关批准。
做出这一决定的是一些打过仗的部队首长，因为真正的战争与我们宣传品中的战争是有一些区别的。
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这一决定是非常英明的。因为在和平年代的宣传教育中是不会把自己误伤自己的事情讲出来的。
79年2月16日晚，我们就进入了战壕。
早上4、5点钟就开始了炮火攻击，那时天还没亮，但整个炮火把天空都打红了。我们的炮兵阵地也打的浓烟滚滚，分不清是我们的炮打过去了，还是越南人的炮打过来了。
因为就是在平时的演习中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没有见过打这么多炮弹的，有一些兵的腿不听招呼在那里哆嗦发软。
在部队发起进攻的时候，有一位衡山籍的兵怎么也爬不起来，最后是班长背着他往前进攻的，但缓过了这一阵子之后，这个兵反而变的很勇敢，打死了很多的敌人，后来成了战斗英雄。
如果当时班长一气之下把他给枪毙了，岂不是冤枉了他，也给后面的战斗造成了非战斗减员。（3）打死不许动
部队在行进、夜间留宿的时候，尤其是打穿插时，会与敌人遭遇或遇到敌军的偷袭。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又作出了一个英明决定，那就是打死不许动。
这一招果然很灵，战斗进行的第五天，我们在某地留宿。晚上越南人来袭击，由于大家都能严格遵守打死不许动这一条铁的纪律，整个的反偷袭战斗是很成功的。尽管敌人是光着脚来，走路听不到声音；带着手榴弹来，不暴露打枪的火力点。
但我们采取的做法是，对凡是走动的人或站着的人实行开枪即打的战术，使得敌人难以实施他们从中作乱的偷袭计划。第二天早上天亮一看，打死的全是敌军。
在行进中也是一样，遇到袭击，只要大部队不乱，用机枪和82无后座力炮，或派一个班就能很快把敌人消灭掉，或视情况再作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还有一次我们的侦察兵在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一个兵不慎被敌人的阻击手打伤，但他并没有慌张，而是马上卧倒在地一动不动，这时越南人也弄不清是打死了自己人呢？还是打死了中国人？于是过来了四个越南人来看一下情况，结果被潜伏的侦察兵一举全部歼灭之。
反观有一些部队就做不到这一点，遇到一点越军的偷袭，整个部队就打乱了。造成班不成班，排不成排，连不成连，整个指挥也就失灵了。从第一天进去遭遇伏击开始，到最一天撤军，整个前线都有这个部队散落的兵，一直就没有收拢过部队。这就是没有铁的纪律的危害。（4）错一点都不行
或许有人不同意或不理解这种提法，如今社会流行一种“一个人干，两个人看，还几个再捣蛋。”的说法，在这里不去评论这种说法的对与错。我只能说，在战争中对于军人来说，错一点都不行。在战争中出错，对于军人来说付出的是生命与血的代价。就像毛主席所说的“保密工作九分之九都不行，非十分不可。”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撤军的前一天，有一个连队在一座山头上驻守。
通信员拿了一封电报给连长看，连长看也不看，就把它卷成一团丢在了山坡上。等到几个小时过后，发现山底下怎么有越南人在活动，再一看其他兄弟部队都不知道到那里去了，结果这时候才想起那封电报，等找过来一看原来是要他撤军的命令，时间耽误了。由此给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还有一个接力排长，营长叫他带一个班去一座山头上开通接力机。他满口答应的好好的，可是去了四、五十分钟后还没有开通，营长急了跑到山上一看，接力天线没带。这就是出错带来的危害。（5）步兵角色的转变
2003年4月9日美军很顺利的拿下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些军事评论家对此也解释不清。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认识到，步兵的角色已在现代战争中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再做更多的解释，也会跟前面的解释发生矛盾。
79对越自卫还击战刚开始的时候是用炮火进行攻击，后来步兵开始出击。由于对方的阵地上还有不少活着的越军，因此给冲锋的步兵造成很大的伤亡。一些指挥员马上醒悟过来，不能这么冲。于是调整了策略，规定凡发现敌人明显的用枪扫射的，先用炮打。
等到对方没有动静了，再派少量的步兵前去看看情况，这样伤亡大大减少。而有的部队打下一座山头也只牺牲两、三个人。本身步兵营里就配有机炮连，大炮打完了，小炮也要发挥作用。加上还有坦克车的配备，就更不应该实行大量步兵的冲锋作战。
2月19日，我们在一座山上看坦克打对面山上敌人的火力点，简直是神了。从发现敌人的火力点算起，到我方坦克的炮弹打出，最快只用了三秒钟。逼着越南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敢一个劲的扫射。按照坦克兵的考核标准优秀是，从发现敌人火力点，到炮弹将目标击中是七秒钟。
可见我方一些坦克兵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但作为军队的指挥员应该发挥他们的优势，而不要派大量的步兵去冲锋。像这样的指挥员，受到了战士们的很高评价。
实战证明步兵已经从过去的进攻主力角色发生了转变，作为指挥员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
在平时的训练中我们就应该把步兵训练成：
1、侦察员。会发现敌人的火力点和重要的军事设施，会报坐标，以方便炮兵的开炮；
2、通信兵。对发现的情况要会报告，要会使用通信工具；
3、指挥员。要会指挥炮兵开炮；
4、最后才是步兵，将剩余的残敌消灭尽。
作为现代步兵一定要想到在你的身后有炮兵、有飞机、还有导弹等等，不是你一个人和一个兵种在作战，而是诸兵种在协同作战，不要冒然的冲锋，这样伤亡就会大大减少。（6）远离百姓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全民皆兵。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主要打击对象是越军，而不是老百姓，但对老百姓也不能不防范。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我们在进去的第三天，部队到了晚上需要驻扎在一个村庄里，有经验的师首长叫我们把越南老百姓赶走，当时一些老百姓不肯走，一位广东兵端着冲锋枪就打，老百姓听见枪声跑都跑不赢。
其实，这是事先就准备好的，枪里上的全是空炮弹，伤不了人。当然只有这一个兵是这样，其他兵的枪里全是实弹。到晚上自然也就不会有老百姓的骚扰，也不会出现一些兄弟部队的教训。（7）不要搞假的
战前中越两军，在边防上还是讲话的，一个越南兵问中国兵，一天的训练量是多少（不少的越南兵会讲中国话）。中国兵告诉他是五公里。并反过来问了越南兵，你们每天的体能训练量是多少？越南兵说是八公里。战争开始后的一个间隙，一个中国兵在河边洗手，突然跑出一个越南兵，两个人撞到了一起，连枪都来不及开就抱到了一堆，越南兵的体力明显的不如中国兵的体力强，很快就当了俘虏。经审讯后，得知越军每天的体能训练只有五公里，而我军的后期训练却达到了八公里。
77年我们在师里举行的大比武中是没有什么对手的，还代表师里到军里参加了大比武，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到了78年师里举行的比武时我们的一些优势项目，纷纷败给了一个兵团。象什么五公里武装越野，五百米放收线、夜间紧急集合都输掉了。
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了2000年战友聚会的时候这个团的一位战友才道出了其中的真伪，原来他们把五百米的为双线的被复线将其中的三百多米改为了单线，这样重量就减轻了。五公里越野该带电池也不带，当然比我们跑的快。
到了79年打仗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要他们架一条线不通，又架一条线还是不通。最后师里把我们派上，架到哪里通哪里。
一条十多公里的线，仅用了四十多分钟就架通了，比平时的比武还快，让他们看的目瞪口呆，其实我们是利用了越南人即有的空明线和高压线架通的，不然哪有这么快？利用高压线通电话，还创造了军史上第一例。
同样与越南人遭遇，这个团的班长牺牲了，我们却把越军打死了。到了后来这个团的通信股长凡遇有架线任务，经请示师里后，一律用我们的线。还要我们帮他们整线，在帮他们整线的过程中剪掉了一些单线，当时并没有想到这就是他们平时作假的结果。
其实在我们入伍的时候，就听一些老兵讲作假的危害。六十年代初蒋介石□□□□的时候，来偷袭东山岛。
我们的一些部队遇有情况，还是改不了作假的恶习，以为又是演习，结果是机枪手不把子弹带够，无线兵不带电池，步兵手榴弹也不带，等到部队赶到现场的时候，那还能形成什么战斗力？结果是眼看着蒋军从海上乘船跑走。（8）小心到底
刚开始进越南的时候，以为越南到处是地雷和插有竹签子的陷阱，丝毫不敢乱走乱摸，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越南哪有那么多的钱来埋地雷呢？
于是有人开始麻痹起来了，明明知道步兵在前面攻打一座山头，山脚下的人也不注意隐蔽，更有甚者有的在公路上还大摇大摆的走动起来，结果被在山头上的越南人用高射机枪一下子潦倒了好几个。
3月15日最后一天撤军回国途中，一个连队的男卫生员要拉尿了，其实打仗的兵都是男的，他也不知道害的什么羞？偏偏要跑到越南老百姓的一个房角边去拉尿，结果踩中了地雷，人被炸腾空落地后又中了一颗地雷，就这么牺牲了。（9）创新是战争之魂
越南人很多的战法是跟中国人学的，像《地道战》、《地雷战》和《英雄儿女》中的一些战法都被越南人学会了。他们也知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知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知道埋地雷。
像《英雄儿女》中王成那样整个阵地摆的都是枪，打完这枝枪后再打另一枝枪。
甚至误导中国军人打完枪后就空着手往后跑，中国军人以为可以抓活的，谁知他跑了一段后在地上又捡了一把枪继续打。其实这都是他事先就设计好的，因为越南人的枪比较多。
中国军人也是很聪明的，越南人见打不赢后就钻了山洞。
过去日本人拿那些钻地道的中国人没办法，而中国人却办法有的是，要么就丢几个烟幕弹下去，呛的越南人一个个自己跑出来；要么就把整个山洞炸垮了。
最多时一个山洞就打死了70多人，
中国这边一个都没有死。还有的越南人钻到了半山腰的浅浅的山洞里，这样中国军人就绳子吊着手榴弹将其炸死；或直接用高射炮将其消灭。
在排雷方面中国军人也有很先进的武器。他们打出一条25米或50米长的像鞭炮一样的东西，然后爆炸，炸出一条1米或80厘米宽的通道。这种以爆制爆的办法很好，不用再去出现用人的身体滚雷的英雄了。
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没有床，垫的棉絮也没有，他们就采了一些树枝和树叶替代棉絮，然后铺上雨衣就可以睡了。为了防止越南人的偷袭，他们把一些吃完的空罐头盒剪烂，丢在哨位的前面。因为越南人喜欢光脚偷袭，正好可以当刺扎他们。
哨兵放哨时贴地观察，枪都是顶上膛的，保险都是打开的。只要发现有人走动开枪就打，不用问口令，也省去的打开保险的环节。
遇有夜间行进时，实行的是责任观察法，即一个看前面，一个看后面，一个看右面，一个看左面，发现敌人要做到先敌开火。只要坚持这么做，部队伤亡就会大大减少。
一些炊事员在没有锅子的情况下，利用空罐头盒煮面或煮饭，及时保证了前面战士的饮食供给。一些通信兵利用敌人的即有空明线和高压线通电话，创造了军史上的第一案例，还发明了边架线边通话的放线器，给整个战争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甚至有人提出为减少因炮弹的炸伤，建议将钢盔放大制成一个钢罩，可以把整个人罩住。只可惜已到了战争的后期，做也来不赢了。（10）“三不”男子汉
即便是今年的战友聚会，还有不少的战友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他们始终固守着当兵时形成的概念，认为这三样东西都不是好东西。
在我们部队有一位副指导员，他的父亲是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父亲从小就教育他别喝酒，别抽烟，别喝茶。他入伍后，把自己号称为“三不”男子汉，在他的影响下全连9名干部，除司务长一人因工作需要抽烟外，其余的均不抽烟和喝酒。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我们缴获了一些越南人的酒，全连尽然没有一个人提出喝酒的。事实也证明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确实对战斗部队有很多的好处。
像不抽烟，晚上就不存在暴露目标的问题；不喝酒，就不存在迷迷糊糊或睡过头的问题，也不会发酒疯；不喝茶，也就不存在烧开水泡茶喝的问题。
但在后来的一些电影和电视中经常看到表现军人喝酒、抽烟、喝茶的一些镜头，甚至还出现了临战前还喝酒的镜头。
这实在是一种误导，至少不是优秀军人的表现。
其实即便我们回到了营房，遇有逢年过节也是不喝酒的和禁止喝酒的，最多也只是喝一点带甜味的酒。因为我们是野战部队，要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
对越自卫反击战30周年祭
烈士仆倒在起跑线
在纪念中国改革30周年的辉煌时刻，不能忘记曾经有22万中国热血青年，为了国家利益，从广西、云南突进越南境内，付出了不亚于朝鲜战场的惨烈牺牲，攻克越南重镇谅山、老街。通过这场“自卫还击战”，这些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以自己殷红的鲜血为墨，改写了国际政治版图。改革初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纪元。
1979年二三月间的中越战争，完成可以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之战。我们不能忘记，多少美好的身躯，多少纯净的青春，消逝在近30年财富涌流、物质繁华的前夜。改革30年，也是个人和家庭改变命运的大时代，演绎了多少商场暴发、仕途跃迁、学业精进的传奇；可是，我们的民族英雄风华正茂，却仆倒在人生的起跑线……
1979年2月17日，新华社发布声明：“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和平和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
顿时，中国人民把揪心的目光投向南疆，多少军属家庭更是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为自己的儿子和兄弟夜半惊魂、虔诚祈祷。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新华社前线讯，关于战事只有短短一句话：“战斗在我国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河口、金平地区展开。”对参战人数、主攻方向、战役进展、伤亡情况，均只字未提。“文革”后国内新闻观念比解放战争时期更加保守，战争新闻以防止泄密为最高准则。从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无从知晓这些青涩男儿如何一个个剃了光头，照了相，给亲人留下遗言，在军旗下宣誓，喝了首长敬的壮行酒，然后无限留恋地回望北方祖国的方向，心里喊着“再见吧妈妈”，便顶着越军疯狂的炮火，踏上了布满地雷、竹尖陷阱和异族仇恨的征程。
据后来披露的史实，实际战况是：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的9个军、22.5万人，早在1978年12月底就已屯兵广西、云南的中越边境。2月17日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149师除外）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上将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以第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149师为西线兵团，由杨得志上将指挥，从云南方向出击。
广西和云南对面，是越南的6个省11个县。中国军人面对的是历经几十年抗法、抗美战争，真正“武装到牙齿”的越南人，军队骁勇善战，老百姓也是全民皆兵，号称“第三大军事强国”。指挥过奠边府战役、大败法军的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有一句名言：“全世界每一分钟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一百，一千，一万，成千上万的人的死亡，为了革命与国家的统一，即使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也算不得什么。”
越南军民如此好勇斗狠，而中国刚刚经历了“文革”内乱，军队缺乏作战训练，参谋人员老化，作战装备捉襟见肘，连钢盔都无法做到人手一顶！越军士兵普遍装备苏制AK冲锋枪，而我军士兵还在使用56式半自动步枪。军工生产质量得不到保证，手榴弹扔过去不爆炸，冲锋枪开两下就卡壳，甚至炮弹在炮膛里爆炸，这类情节在越战小说和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里曾经引起过观众极大的愤怒和无奈。因为废除了军衔制，一旦本作战单元首长牺牲，立刻群龙无首。后勤保障跟不上，战场伤员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率高。
中越双方都不想让战争升级，没有动用空军，因此陆军的厮杀更加血腥。“自卫还击战”的战场上，年轻的中国军人无所凭借，只能靠人海战术，拼勇敢，拼牺牲。1979年西方媒体广泛议论的一个现象，直到人民日报1984年发表昆明军区作家彭荆风的通讯《猛士守南疆》，才第一次承认：在中越战争中，使用了人肉“排雷手”。当部队闯进雷区、进攻受阻时，彝族班长安忠文从容地吩咐战士说：“前边是雷场，不要靠近我！”然后纵身滚向那片雷区，压发雷、绊发雷一颗接一颗爆炸了。他右手被炸断了，仍然咬住牙往前滚；两眼炸瞎了，他还在用血肉模糊的身子向前滚……
彭荆风说：像这样明知是死，为了胜利而又不畏死的勇士，在这次反击战中随处可见。
西方记者猜测说，这些以身蹚雷的中国军人，可能是被迫服从上级命令。彭荆风在战场上发现，西方人道主义小白脸们，完全低估了东方的人格境界！在者阴山下的救护所，彭荆风遇见了刚抬下来的战士刘易富，他只身排除了二十多枚地雷，身中36块弹片！“医护人员为他换下那身满是泥浆和血污的衣裤时，发现他口袋里已身无分文，只有一张寄回家的16元汇款收据。人们明白了，这又是一位准备以身殉国的勇士！”
据互联网上昆明军区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总结材料，从2月17日开战至3月16日撤军完毕，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日击毙越军37000人。实际伤亡人数可能还要大得多！
1979年一战后，又延续了十年的边境拉锯战，牺牲了无数中华好儿男。长达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中方一侧，至少有14个县市建有专门的对越“自卫还击战”烈士陵园。由西向东，依次是云南的金平、蒙自、屏边、河口、马关、麻栗坡、西畴、富宁，广西的那坡、靖西、龙州、凭祥、宁明、防城。建设最早（1979年2月）、也最著名的麻栗坡烈士陵园，安葬着十年中越战争中的937名烈士，邓小平亲自题词。
博主那代大学生都记得19岁的傣族小战士岩龙，记得那个吹得一口优美竹笛但汉语说得不好的英俊小伙子。人民日报1979年4月9日发表过新华社记者李耐因和张立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他为祖国献青春》。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只身潜入敌人侧后，歼敌20名，被授予“孤胆英雄”称号，在攻打朗多时中弹牺牲。在1979年，岩龙的名字，响亮程度相当于后来的赖宁、今天的周杰伦。博主记得，新华社原稿中提到，岩龙在西双版纳家乡已经交了女朋友，李耐因捧读烈士遗物，感慨那叠遗留的书信中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美丽姑娘的来信。在社会风气保守的七十年代末，人民日报编辑部可能担心有宣扬“早恋”之嫌，删掉了这个情节。无论如何，一条19岁的鲜活生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通讯写道：“刚刚拐过一个山嘴，一丛树林中射出一梭罪恶的子弹，其中两颗穿过岩龙的胸膛。在他后面的班长看见他倒下来，又慢慢地抬起头，向着北方——祖国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不动了。”
19岁，对于亲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年轻人来说，是什么概念呢？张朝阳19岁时在清华大学念物理，丁磊19岁时在电子科技大学念通讯技术，毕业后经过一番努力，分别创办搜狐、网易，成为中国新兴的IT界领军人物。马云19岁那年第二次走进高考的考场，数学只得了19分，只好开始打工，蹬三轮车送杂志；但在市场机会极其丰裕的改革年代，马云最终还是上了大学，创办阿里巴巴网站，并购雅虎中国，大器晚成。岩龙这样的英雄，囿于家庭出身，即使死里逃生，即使数学成绩高于马云，恐怕也很难像丁磊那样得风气之先而成为北京电信前100个用户之一，难以在IT界弄潮；但岩龙或者别的什么英雄，如果天假以年，像国美电器老板黄光裕那样初中没毕业，走南闯北做点小买卖，抓住机会发展壮大，最终闯进胡润财富榜也未可知。就算不能成名成家，也可以尽情消受改革开放年代的消费时尚和社会自由度。要知道，1979年的中国，连穿一件花格子衬衫也像今天的裸奔一样惊世骇俗，越战一代青年基本未婚，绝大多数没有恋爱经历，还没来得及品尝人生的甘美就匆匆而去。
1979年，正是“我劝天公重抖索，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时代开端。中越开战前，高考恢复了两届，有1160万人走进考场，才俊起蒿莱；默许“知识青年”回城的“国务院六条”刚刚颁布，上千万被耽误的男女哭着喊着回到城市，在勉强争取到的一份卑微岗位上卧薪尝胆，一边工作一边上夜校自学，若干年后将成为城市的栋梁；大批被整肃的干部子女随着父母冤案的平反，重新获得一份丰裕的发展资源，未来的日子可望纵横天下。在整整一代年轻的和不甘年华老去的人们摩拳擦掌，准备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一显身手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士兵听从政府和国家的召唤，昂首冲向了南疆边陲，明知此行很可能有去无回。
他们大都来自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来自沂蒙山区的烈士梁三喜临终前没来得及说完的一句话，不是像传统革命电影所描写的那样申请入党，而是提示战友注意自己左胸口袋里一张血染的纸条，上面写着：
我的欠帐单
借：本连司务长120元
借：团部刘参谋70元
借：团后勤王处长40元
借：营孙副政教50元
……
在这张欠帐单上，密密麻麻写着17个人的名字，欠帐总额是620元。这个催人泪下的细节，绝不是李存葆闭门造车，当时的烈士普遍家境贫寒。人民日报发表的岩龙通讯中特意写出，岩龙的遗物里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衣破损处不少，都是小伙子自己缝补的，针脚是那么细密；裂缝的旧胶鞋补着补钉，看得出已经修理过不止一次了。人民日报后来还曾报道，岩龙家的竹楼破旧漏雨，直到烈士牺牲两年后才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拨款，当地驻军和民兵施工，修造了一座新竹楼。1979年对越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按照战士500元、干部800元，政府一次性给烈属发放抚恤金，这笔钱当时可以买几辆凤凰牌自行车、几块手表，在农村也就勉强能买一头牛。那些默默无闻的烈士遗属，亲人骨肉一去不复返、家庭未来的顶梁柱坍塌得到的抚恤就是这么多了。
活着的英雄，由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留在部队很难被推荐考上军校，军队在战后停止了从优秀士兵中大规模选拔军官的做法，因此对越作战的英雄今天在部队的官阶普遍不算很高；回到地方，虽然不少人被照顾进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作，但在步入中年后遭遇国企改革，缺少创业技能，凄然下岗。因伤残疾的，可能陷入绝对贫困，留下一个个不忍卒读的故事。
人民日报1990年2月9日发表周良沛散文《生命立体的造型——读＜麻栗坡烈士陵园诗抄＞》，以党报文字罕见的坦率、以悼念文章罕见的诚实，动情又含蓄地叩问1979、叩问历史：“不论他们生前有多么大的抱负，身后有多少遗憾，他们都从容地义无反顾地走了。身后的光荣，他们丝毫也不可能知道；生前战事的胜败，都得承担责任；不知死的光荣，却知生的伸屈。”
永远沉默在这里，多数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啊，他们过早地去了，留下在人们心头的，是惋惜、悲恸，留在史册上的，是写满天地的惊叹号。他们，有的在敌营杀进打出，如同神兵；有的多处负伤，腿折手断也不下火线，肠子打出来了，捂住肚子还甩手榴弹；有的与敌人拚刺格斗，滚下山涧，与敌同尽，在湿热的边境，找到的遗体已腐烂得抓拿不起来，只有我们知道他的那颗头颅，那颗心……。“他们，并没有全葬在这里，但这是他们共同的碑；安息于此的，并不是每位都授予了英雄称号，但他们每一位都是这英雄集体中响当当的英雄。他们恋生，有的甚至有过死的恐惧，可是在需要献出生命时，在分秒之间，在一步之差时，没有犹豫，没有豪言，可能有遗憾，却不会有悔恨，知任重而心事重重，尽本分而坦荡无羁。神圣、纯净得如同一位初生的婴儿那样地去了。不同的姓氏，不同的民族，来自不同的地方，都成了麻栗坡人，是麻栗坡永久的居民。”
改革30年来，几乎所有社会群体都从改革开放中受益，不同的只是受益的多寡；但我们不能忘了，有一个群体属于绝对受损！他们就是中越战争的烈士和大部分英雄，特别是伤残退役的英雄，以及他们的亲属特别是遗属！在执政党宣示“以人为本”的今天，我们首先应该想起他们！
当每年纪念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候，别忘了离我们这代人最近的一场战争！是这场“自卫还击战”，为近30年“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的华厦埋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如果说当年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曾被称为“最可爱的人”，那么毋庸置疑，这些1979的战士们就是我们这一代“最可爱的人”！
流血牺牲在跳舞赚钱年代
置身“风萧萧易水寒”的燕赵不毛之地，荆轲、聂政身无长物，单刀赴会，生不足惜，死不足惧，自是一番壮怀激烈。但假如在“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钱塘江畔，在“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的一派升平中，抛弃了人生的良辰美景，葬送了青春的姹紫嫣红，远赴绝地从容就义，需要怎样的坚忍？
1979年初的中国，处在从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到邓小平的消费社会转折点上。多年政治运动的风声鹤唳渐渐远去，计划经济板结了的社会“大地微微暖气吹”，前方烟柳画桥在望，私欲情欲都在蠢蠢欲动。年轻人用自家或朋友的单卡收音机，偷偷地欣赏邓丽君“何日君再来”的“靡靡之音”；在日本宽银幕电影《追捕》中，痴痴地看着冷面硬汉杜丘和长发美女真由美相拥驰骋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被浑厚男低音主题曲“啦呀啦”唱得心旌荡漾。杜丘的风衣、鸭舌帽，后来又加上美国肥皂剧《大西洋底来的人》里的蛤蟆镜，以及喇叭裤、大鬓角，成为男孩子的扮酷行头。在中国社会世俗化的进程中，一种新的人生观发芽生长，它回归常识，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作家薄伽丘《十日谈》中译本前言——《幸福在人间》。幸福不在某个虚无缥缈或者鼓动人民自相残杀的未来天国，幸福就在人间，就在于人民吃得好穿得好；后来还有人补充一句，幸福就在床笫之间。
1980年上映的电影《庐山恋》，女主角张瑜竟然换了43套时装，可以想见那个年代追求时尚和渴望物质享受到了夸张的程度。然而，直到80年代中后期，还有另一些中国年轻人，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以一个班、半个班甚至单兵为单位，长年驻守在一种叫做“猫耳洞”的狭小工事里，在生存极限下跟越南人展开边境拉锯战。
猫耳洞，一种类似猫耳朵的石灰岩溶洞，石质坚硬，炮火奈何它不得，因而成为中越两军边境对峙中前沿士兵的藏身洞。据人民日报记者罗自苏对单兵猫耳洞的描述，“猫耳洞”通常高不过一米，宽不盈两尺，人不能站立其间，不能躺下休息，只能抱枪蹲坐，经常一蹲就是3个月！
亚热带的雨季，天气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山林中蚊蚋成群，一咬一个包，皮破后流出脓水。洞内人的汗酸味，食物的馊味，粪便的骚味，老鼠的腥味，煤油的刺鼻味，火药味，还有各种说不清的霉烂味，令人窒息。洞里阴暗潮湿，有的战士身体关节痛得没办法，只能用拳头砸，一直砸得关节发热为止。罗自苏在1985年12月15日的通讯《老山战士的信念》中，引用前线战士的话说：“仗好打，苦难熬。枪一响往前冲，伤得痛快，死得壮烈，最难熬的是蹲猫耳洞。”“猫耳洞”还有个难言之隐，就是烂档，奇痒无比。害羞的战士坚持不了几天，也得脱去裤头。遇到出太阳的好天气，除了值班警戒的，小伙子们一个个光着身子，齐刷刷走出猫耳洞坐成一长排，一边手扶钢枪，一边让太阳晒晒溃烂的裆部，特别是阴囊。在80年代的中越边境，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奇观。
1986年12月15日，博主在人民日报科教卫生新闻版值夜班时，一条科学含量不算高的短新闻却被值班主任罗荣兴郑重地安排在右上角，两侧用“文武线”做了显著标示。因为夜班编辑都知道这条新闻对南疆子弟兵意味着什么：《前线战士易患皮肤病药物短裤防治有奇效》
新闻说，按照总后勤部首长指示，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北京印染厂合作研究成功一种药物布，经过云南前线1500多人试穿，可治疗裆部股癣、阴囊瘙痒等皮肤病，有明显的抗过敏和止痒功效。
云南边防部队某团3连战士周慎辉给人民日报写信说，从后勤供应点到他驻守的猫耳洞6号哨位，有一段二百多米的开阔地，被越军火力严密封锁。为了减少伤亡，炊事班只能两天送来一顿饭，平时得靠压缩饼干充饥，吃得反胃。更难受的是缺水。由于猫耳洞温度奇高，人出汗多，水分消耗极大。渴急了，战友们用舌头舔舔猫耳洞里带着潮气的石头，洗脸刷牙更是奢望。有一次断水时间过长，连长下令：无论如何要把水送上去！哪知送水的战友走到半路，水囊就被打穿；第二天晚上再送，又有一个战友腿部受伤。他们在报话机里急了，对连长说：我们宁肯饿死渴死，也不要再送了！连长不允。周慎辉灵机一动，报告说：“我们洞里有地方滴水，我用罐头盒接了三盒子，够我们用一天的了。”
实际上，猫耳洞里根本没有水。他们硬挺着坚持到第8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终于等到战友们送来了饭和水。
据说美国军事条例规定，如果没有正常补给，基层指挥官有权不向上级汇报就放弃阵地，不会因此受到军事处分。中国军人的体格可能逊于美国军人，却承受着美国大兵无法忍受的痛苦。士兵在猫耳洞里待上3个月，体重平均会减少10斤以上，需要休养数月才能恢复。大家都说，猫耳洞里“几个月能把一辈子的苦都吃完！”选择这样的作战工事，只因为中国的军力、国力所限，只能打一场低科技战争，为了近距离屯兵边境，打破了士兵的生存底线。一位进过猫耳洞的团长说：
在这样的猫耳洞呆一年，就是不打仗，也应该给立功，应该给一等功！“猫耳洞”中不仅条件艰苦，而且命在须臾！且不说猫耳洞外的小路和草丛里布满越军的地雷，越军的地堡和铁丝网依稀可见，中越两军离得最近的洞口才三十多米！越军经过与日本、法国、美国的几十年战争，擅长山地丛林偷袭。据战争幸存者回忆，越军一旦借着闪电看清了我方的射击孔，下一个闪电降临时就是一梭子弹打进来，洞里的战友就这样牺牲了。有时越军顺着电话线摸到洞口，一颗“哧哧”冒烟的手雷，或者一束手榴弹、一根爆破筒扔进来，便是全军覆没。
坐着轮椅登上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大学生伤残战士徐良，回忆起驻守猫耳洞的日子时说：“晚上不存在睡觉，谁敢晚上把眼睛闭上啊，晚上不但把眼睛睁开，耳朵都得睁开。”
就在死神脚步徘徊的猫耳洞里，战士们乐观地迎来每一天生死未卜的晨光暮霭。
整个80年代，执政党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个人物质利益为发动机的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大踏步前进。土地承包责任制被宣布15年以上不变，农民甩开膀子发家致富；年广九在安徽芜湖雇工生产“傻子瓜子”，得到邓小平的亲自关照——“不要动他”，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则热情称赞个体工商户干的是“光彩的事业”；深圳市场经济“特区”试验，在人民日报上被描绘成“一场伟大的迪斯科”。1979年到1989年这一代战士，尽管不少人来自老少边穷地区，也已感受到和平发展年代的“暖风吹得游人醉”，意识到今生可望享受到消费时代有滋有味的人生。不少人参战前节衣缩食，盘算着如何置办收音机、自行车和缝纫机（“老三件”）。但战事一起，国家民族至上的文化基因立刻被唤醒，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周慎辉在来信中告诉人民日报，自己和3位战友利用战斗间隙，凑了一副对联，刻在洞口石壁上：
守边关，甜中有苦，苦中有甜，一人辛苦万人甜；
保南疆，圆中有缺，缺中有圆，一家不圆万家圆。
横批是：
乐在其中
幸存的猫耳洞战士回到后方，最大的心愿就是：“痛痛快快喝足一次水，好好睡上三天三夜，对了还要痛痛快快地上一次厕所，没了。”
据“空六军战友网”记载，在磨山野战医疗所，有记者问一位因掩护战友负伤的战士：“你们在猫耳洞里吃苦，后方的年轻人在跳舞；你们在前线流血，后方在赚钱，你们是不是感到这太不公平了？”
战士毫不迟疑地回答：“那么，难道让全国人民都和我们一样吃苦流血才公平吗？不！如果后方不能跳舞、不能安居乐业，那才是我们军人最大的耻辱！”
感时忧国在猫耳洞
80年代参加“自卫还击战”的战士，与军中前辈相比，一个突出的时代特征，就平时爱读报纸图书、爱听广播、关注时事而言，他们差不多都算文化兵。到80年代中后期，前线部队的文化素质有了大幅度提高，像徐良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从军校和地方院校充实到基层部队。1986年，据人民日报报道，某省成人高等教育自学委员会甚至在老山前线设立了一所别开生面的“猫耳洞大学”，辅导“大学语文”、“政治经济学”等12门课程，有490名部队指战员考试合格，获得单科结业证书。在改革开放年代从军打仗，这些战士绝非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汉，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荒野村夫。在猫耳洞的战斗空隙里，他们瞪大眼睛，俯察自己和战友流血流汗保卫的这个国家，以一颗火热的心审视和追问着它的改革与发展。
1986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员马文科、记者罗同松的长篇通讯《今日“两地书”》。从解放军报调入人民日报的罗同松，现场采访过西沙南沙保卫战、海南岛防空作战和唐山地震救灾，对于前线战士不陌生。但这一次，他从猫耳洞战士身上，发现了一种全新的人格要素。
老山，一场战斗刚过，猫耳洞里，浑身泥土、满脸烟尘的战士们一边擦拭武器，喝水嚼饼干，一边开始谈论祖国内地的见闻：“前几天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我们家乡来了个‘检查团’，一个月吃喝就花了八万七千多元。纠正不正之风搞了好些年，为什么有的干部还是《准则》心中留，酒肉穿肠过呢？”“某省机构臃肿，每年办公经费4000多万元；而小学课桌坑坑洼洼，学生写字十分不便。如果我们能尽快解决机构臃肿问题，省下一些钱发展教育事业，使每个孩子都有一张平整的课桌该有多好。”“从报纸上看到少数人走后门、拉关系，干工作互相推脱扯皮，还有改革受阻的报道，心里很不痛快。战士在前线作战，流血牺牲，图的不就是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吗！为什么有些人却要干那种对不起祖国的事呢？”
战士们尖锐的疑问也指向军队自身：“为什么近几年军队干部的级别提了，钱也加了，不安心的面反而大了？”
透过一些见怪不怪的现象，战士们开始拷问制度和机制：“报上天天说精简，可谁也不见机构减少。个别地方办一件事要盖上百个公章。有人怀疑这种状况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
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也在病床上表达忧思：“在战场上，当敌人向我们挑衅时，我们义无反顾地进行反击。对待前进路上出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瞻前顾后呢！”
战士们越谈越焦急，越想心头的疑云更浓。一名后方干部忽然想起一个人——在军委办公厅工作的张立，因为读过他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撰文研究体制改革的文章。战士们一听，就是他了，不一会便写出了几封满腔疑问一吐为快的信。对于远在北京军委机关、未曾谋面的文职战友，送出一份请教，也是一份探讨。《今日“两地书”》讲述了其中一位战士韩群飞的写信过程。一封只有两三百字的信，小韩用了3天时间才写成，因为：
轰鸣的炮声，常常打断他的思路；暴雨来了，无法书写，他只好用匕首把观点记在石壁上；问题考虑成熟后，却又找不到纸，后来好不容易捡到一张“糖水桔子”罐头商标纸，钢笔又没有水了。夜幕降临，送给养的人员来到阵地，韩群飞别无他求，只是说要讨几滴墨水。他用笔尖对着战友的笔尖吸了几滴，才把这封字字烫人的信写成。
这一封封来自前方的信件，有的写在商标纸上、香烟盒上，有的已浸泡过雨水，沾满了汗渍和血迹，还有的被战火烧得残缺不全。个别战士将信写好，来不及交给战友带下阵地邮发便牺牲了。这些血气方刚的军人在战火纷飞中命若朝露昙花，一旦“壮烈”了留给亲人的全部身家可能就是16元人民币，但他们仍然相信自己有一份责任、更有一份权利，来过问这个国家，作为神圣的一员，参加改良这个社会！这是一颗颗至纯至正的心，在南疆猫耳洞里执着热烈地跳动。罗同松感慨地写道：
所有的信件，都喷吐着火焰般的激情，充满了纯真的希望。
张立在北京捧读这些信，“手直哆嗦”，他无法确定这些来自猫耳洞的纸条份量！他告诉记者：
我们身在后方，对战士们提出的问题，若是无动于衷，那将愧对南疆，罪莫能恕！
张立在几年内，给前线战友回了130多封信。据《今日“两地书”》记载，猫耳洞战士把张立来信收集整理，其中论述干部制度的12篇，论述编制体制的9篇，论述领导决策科学化的4篇，论述端正党风的2篇，论述政治工作的6篇……张立甚至跟战士们总结了现行编制的4点缺陷，“设计出未来政权机构的蓝图”。用今天的眼光看，战士们的提问和张立的复信，不少失之浅表，有的是因循旧说，有的是年轻人的一厢情愿。对于中国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全部复杂性，从80年代到今天，探索和争论还远没有结束。但允许和尊重讨论，机关与草根平等探讨国事，已经给猫耳洞勇士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收到张立来信，战士们你抢我夺，争相传抄。战士张小弟牺牲后，战友们在收拾遗物时，从他的衣兜里发现了几张张立复信的残页。
载有《今日“两地书”》的人民日报传到老山某高地。23名骄傲地自称“不怕死的男儿”，在这块“焦土阵地”上和越军交战130多次，许多战士负伤，但谁也没有掉泪；可是，这一天他们抱在一起哭了起来！因为人民日报“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党和人民“理解了我们”。
老山前沿某阵地，19岁的机枪手王虎从《今日“两地书”》上抄下两句话，贴在猫耳洞口做对联：
祖国万事连我心，献计献策为己任
横批却写上：
王虎说的
王虎说：“我总认为这是我说的！”
在80年代，思想解放的擂鼓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身影，也扰动了整齐划一的军营行伍。一支视野开阔、思想活跃的军队，知道军人为何而战，可能更有锲而不舍的战斗力，同时也是国家的稳定、团结和民主化进程的坚实基石。《今日“两地书”》见报后，全国政协一位副主席称赞：关心国家大事是“军队好传统”，小人物想大事，“真了不起”！
有工人读者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说：
我们佩服边防战士敢想敢说、关心国事的精神，更佩服边防部队领导那种敢于让干部、战士讲心里话的胆识和善于同群众一起探索问题的领导艺术。
历史进入21世纪，让战士讲心里话的胆识，小人物关心国家大事的军队好传统，“献计献策为己任”的军人素质，还有多少人能够记起？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不该冷落了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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