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樊志斌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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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传试读：

《中华名人传丛书》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涌现出许多为民族发展、文化传承、科技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这些人物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支柱，是历史留给海内外所有炎黄子孙的无价瑰宝。为他们立传，既是梳理中华文化的脉络，又有助于弘扬爱国主义传统，提升全球华人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有鉴于此，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中华名人传丛书》。

自司马迁著《史记》以来，历朝历代都有人为名人立传。在当代中国，各种传记亦见诸市面，其中亦不乏戏说之版本，但是，能称得上代表国家级水准、资料准确、著述严谨、行文流畅、语言通俗的名人传记并不多见。本套丛书的出版即旨在做出这样一种尝试。

本套传记的作者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全部为在该著述领域有过长期深入研究，对传主生平及所处历史背景十分了解的专家学者。当然，本套传记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也进行了一定的文学创造，恰当还原了前人的生活场景和心理活动，相较其他传记，既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又具有相当的可读性。《中华名人传丛书》收录的人物涉及了政治、经济、思想、军事、科学、文化等领域。“中华名人”的选择和收录，是经过网友投票、专家审核后确定的。本丛书由文化部原部长王蒙先生题写书名。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大众提供一种阅读选择。衷心希望这套好读耐看、依据史实的传记读本能够为挖掘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为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心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做出一定贡献。中华书局编辑部2012年3月

引言 想见其为人

乾隆晚期，一部《红楼梦》横空出世，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并赢得了人们的欣赏与欢迎。京师士人家庭，几乎家置一本。读《红楼梦》、谈《红楼梦》成为知识界的一时时尚，民间甚至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惘然”的说法。自此以后，小说再也不是不入上层知识分子法眼的“小道”了！

这是一部千古奇书，读《红楼梦》的人都发出这样的感叹。清末著名诗人黄遵宪甚至认为，《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作《中国小说史》的鲁迅，从中国小说史的发展着眼，认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中国小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红楼梦》不仅让中国人惊讶，也让外国人叹服。曾于1840年来华的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以中西兼通的素养和审美眼光，在他的《论圣彼得堡大学的东方藏书》一文中写道：“《金瓶梅》通常被誉为（中国）小说的代表作，其实《红楼梦》更高一筹，这本书语言生动活泼，情节引人入胜。坦率地说，在欧洲很难找到一本书能与之媲美。”《孟子·万章》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为人，可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则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可见，读书而后想了解作者的情况，是人们普遍的心理。这种想法，既是人们对伟人的仰慕，也包含着通过了解作者，进而深入理解作品的意图。

自《红楼梦》在社会上流传，谁写作了这样一部奇书，他何以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就成了人们心中不解的疑惑。虽然，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也多是些猜测而已。有些文字记载了有关作者的情况，但因为流传问题，也不为广大人群所熟悉。

民国初年，胡适引袁枚《随园诗话》中“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的记载，认为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的作者；他又引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敬亭家有西园，起四松草堂，筑梦陶轩，拙鹊亭，五笏庵……尝为《琵琶亭传奇》一折，曹雪芹霑题句有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叫蛮素鬼排场。’雪芹为楝亭通政孙，平生为诗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终。敬亭挽雪芹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的文字，知曹雪芹名霑，为通政使曹寅的孙子。

胡适兴奋地宣称：“我们有许多假设，都经不起这一条的推翻！”其后，胡适购得满人铁保编定的《八旗人诗钞》，又名《熙朝雅颂集》，从中发现了四首敦诚、敦敏兄弟有关曹雪芹的诗，分别是敦敏的《赠曹雪芹》、《访雪芹不值》和敦诚的《佩刀质酒歌》与《寄怀曹雪芹霑》。胡适认为诗中“秦淮残梦忆繁华”、“扬州旧梦”等语，皆可供考证。“于今环堵蓬蒿屯”、“残杯冷炙”等句可见雪芹贫状。

以后，胡适依靠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写出了《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文中，胡适指出：《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为汉军正白旗人，曹寅之孙，曹頫之子，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652）前后。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雪芹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雪芹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能诗会画，与一班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

据上述资料，胡适断定，“《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胡适的考证方式和考证成果，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周汝昌以一部《红楼梦新证》震惊学界，将当时可以找到的曹雪芹及其家世资料扫荡一空，为曹雪芹研究的深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不过，《新证》一书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曹家的家世，与之相比，有关曹雪芹的材料就少得多。周汝昌清楚地了解这一点，1964年出版《曹雪芹》一书后，不断发表著作对曹雪芹进行研究和介绍。在新发现材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周先生于1980年将他的《曹雪芹》进行扩充，形成《曹雪芹小传》一书出版。周汝昌对《小传》的评价甚高，他认为这是“世间第一部雪芹的传记”，“是一部开山伐路的创业之作”。

吴恩裕也是致力于曹雪芹研究的专家之一，他发愿写作一部曹雪芹的传记。早在1954年，吴恩裕就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发表了《曹雪芹的生平》一文，利用曹雪芹友人诗文，对曹雪芹的家世、今昔、性格、思想、才能、爱好、家属、友人等情况进行了探讨。该文共计二十四篇，五万多字，相当于一部简略的《曹雪芹传》。

吴恩裕还大量搜集民间有关曹雪芹的传说，结合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为我们留下了《曹雪芹佚著浅探》、《曹雪芹丛考》两部重要著作，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除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外，曾保泉有《曹雪芹与北京》、李广柏有《曹雪芹评传》。小说家也参与进来，高阳创作了《曹雪芹别传》，端木蕻良则有《曹雪芹》一书。

已有的著作，为后来人的研究和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除吴恩裕外，研究者多排斥民间口碑资料，认为其中虚妄信息不少。然而，我们平时常引为证据的文人笔记所提供的信息，跟口碑资料相比，也难称准确，甚至政府官书中的记载也历来为人们所诟病。资料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问题，如何使用和研究，则在于研究者的学识与眼力。学识、眼力不同，从而引发学术的争议，进而从各个角度推动学术的研究。

当我们把有关曹雪芹的文献资料、口碑资料综合起来分析，就会发现，祖先留给我们的有关曹雪芹生平的信息并不少。如果我们能够再了解曹雪芹生活时代的社会背景，结合各种资料，对他的个人素养、生活情况、娱乐方式进行考察，一个有立体感的曹雪芹，就会比较清晰地站在人们面前——虽然这个形象的一些细节还有些模糊。

每个研究者都清楚地知道，在当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部曹雪芹的传记不会引起争议。但是，伸向远方的路需要不断有人来探索。即便走错了，他也证明有一条路不通。何况他还有踏上光明前路的可能呢！

曹雪芹给国人带来了那么多的欢乐，那么多的思考，我们应该试着去了解他，应该把这种研究告诉《红楼梦》的读者，即便只是为了引起一点争议也好。

牛顿说，他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成绩，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取得成绩，但我将努力站到巨人的肩膀上，以使自己看得远些，再远些……

上卷 百年家族

第一章 包衣世家

努尔哈赤的崛起

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倏忽不定的骑兵，是中原王朝永远的噩梦。

秦帝国建立后的千年历史中，先后崛起的北疆马上民族不断地侵扰着中原王朝以及王朝治理下的农业文明：承平之际，他们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互开马市贸易；一旦时机允许，他们就会长驱直入，兵临城下，索需不厌。

为了阻断来自北方的威胁，中原王朝在东起大海，西至流沙的广阔疆域上建造起规模宏大的军事防御工事——万里长城。

长城配以中原王朝强大的军事，终于保护了中原先进的农业文明和由此诞生的灿烂文化。但是，从来没有攻不破的城池。一旦中原王朝陷入衰落，铁马金戈就会越过长城，黄河边上就会响起声声羌笛。

历史上，不断有马上部族逾越长城，牧马中原；但是，要说最风光的，恐怕还得数东北的女真。

他们在唐时建立了渤海国。北宋末年，他们又灭亡了统治他们的辽，进而灭亡了辉煌一时的北宋王朝，将那个著名的书画皇帝徽宗及他那不抵抗的儿子钦宗，并数以千计的妃子、王孙、公主、臣工一并掳去。

中原王朝被颠覆了，但中原文化却屈服了那入侵的蛮族。关内的女真人在学习中原文化和与中原民众通婚的历史中，慢慢失去了自关外带来的、原始的文化特征。

关外的部众则仍然过着逐水草、行渔猎的生活，元、明两朝，向中央王朝进贡，并领受赏赐。努尔哈赤登上历史舞台

按照所处位置和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明朝的女真分作三部：建州女真，分布于牡丹江、绥芬河、长白山一带；海西女真，占据松花江流域；黑龙江、库页岛一带的女真，因为保持着较多的原始部族特点，则被称作野人女真。

为了争夺财富和人口，三部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史书如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所谓：“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

不管是时势成就了英雄，还是英雄造就了时势，频繁的战争让努尔哈赤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之上。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这位一代雄主出生于建州左卫的奴隶主家庭。

努尔哈赤兄弟三人，他是长子。十岁时，生母因病逝世。十九岁时，娶妻别住。为了生活，他到山上采松子、挖人参，运往抚顺、清河、宽甸、叆阳等关口与汉人贸易。后来，努尔哈赤投军到明朝辽东守将李成梁帐下。由于英勇善战，屡立战功，颇受李的信赖。

这段经历，是努尔哈赤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他熟悉了辽东一带的山川形胜，了解了战争的指挥艺术，为他后来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出兵攻打桀骜不驯、屡犯明边的古埓城主阿台。阿台的妻子，正是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长子礼敦之女。

城围之时，觉昌安进入古埓城中。城破之后，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唆使明军杀死了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及父亲塔克世。

战后，为了安抚努尔哈赤，明政府允许努尔哈赤承袭祖父觉昌安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一职。

愤怒的努尔哈赤，把怨气发在了图伦城主尼堪外兰身上。他派人传言给尼堪外兰：“尔当初系吾祖部属，怂明兵害吾祖、父，恨不能手刃尔头，岂能反从尔偷生？”于是，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士兵百名讨伐尼堪外兰。尼堪外兰逃遁，图伦城陷。

随后，努尔哈赤开始了自己东征西讨，扩充势力的兼并战争。他一面以恭顺的面孔成功地蒙蔽明朝官员，使他们放松对自己的警惕，一面加紧自己势力扩张的步伐。

努尔哈赤的策略是成功的，正是他的恭顺，让以申时行为代表的一干明朝官吏放松了对他应有的警惕。经过三十多年的战争，努尔哈赤由一个兵不满百的部族酋长，变成了东北各部女真的首领。万历四十四年（1616），他在赫图阿拉建立大金国，建元“天命”。

随着羽翼渐丰，努尔哈赤对自己东北一隅的统治也开始不满起来，他要挑战那不可一世的天朝。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底，天命汗把各贝勒、大臣召集到自己的住处，直接对他们下达了命令：“朕与明成衅，有七大恨，其余小忿更难悉举”，故而，“今岁必征明”。

为了准备作战所需的云梯，努尔哈赤以为诸贝勒修盖马厩为名，秘密派遣七百兵丁到山上砍伐大树，制造工程器具；同时，命令各贝勒厉兵秣马，准备随时出击。

孰料，转过年来，上天却显示了不祥的征兆。史籍记载：“清晨，月将落时，有黄光贯月中，其光宽若布幅。”

金国的贝勒、大臣皆以为，这是不祥的兆头：天象示警，今岁不应轻动兵戈。努尔哈赤对此很是不以为然，他相信的是实力，是铁血的道义，他呵斥了进言的贝勒、大臣，再次重申征明是不可更改的事情。

三月十四日，准备了近四个月的两万金军出师征明。临行前，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鼓舞战斗士气。

所谓“七大恨”，是努尔哈赤认为的、明朝政府有愧于他的七件大事。实际上，说穿了，也不过是他发动战争、借以鼓动部下仇恨明朝的托辞而已。

金军实力非常，他们迅速攻陷了抚顺，虏得财宝无数，毁城烧屋而去。

抚顺陷落，大明王朝满朝皆惊。连因受挫于文官和传统，对朝廷诸事不理的万历皇帝，也深感“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一时坐卧不安起来。其后，金军不时入寇，攻城略地，杀掠人民。

努尔哈赤的军事挑衅，让明廷上下感到极大的恐惧，这个曾经恭顺的奴酋正在不断挑战着天朝的权威。更让天朝大国将相们难堪的是，他在辽东的军事行动无往不利，明军被打得丢盔卸甲，关外的城堡和土地不断被扎着辫子的金人夺取。

九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的举措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打在天朝的脸上。这一天，辫子军攻下了抚顺东北的会安堡，并将俘虏的三百名屯民一律杀死，只留下一个割去双耳的屯民。努尔哈赤让他给明朝守将带回一封信。

在信中，努尔哈赤写道，如果你们认为我的行动不合理，我们可以约定时间进行决斗，十天也好，十五天也好，互相攻城决战；如果你们认为我做得对，就要向大金国输纳金帛，以求息事宁人。作为大国，你们可以偷袭我国，杀死我们百名农夫，我难道不能杀你农夫一千作为报复吗？难道你们大明要在城内种田不成？

这封信写得如此咄咄逼人，显然，这时的努尔哈赤已经不把大明朝放在眼里了。如果说，天朝自恃百万田土、亿兆之民，对蕞尔边关薄田不加重视，能容忍努尔哈赤种种挑衅的话，九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的举动是一个拐点，明朝政府的自尊心被深深地伤害了，他们决定集中兵力、财力，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彻底解决辽东边患。

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四月，辽东经略杨镐率领八万多明军、一万余朝鲜军，兵分四路，直指金国都城赫图阿拉。

从表面上看，明、金双方的兵力对比大约为五比三，明、朝联军略占优势。但是，如果从军事人员的素质上来看，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由于朝廷腐败，长期以来，明军不修兵戈，不加训练，哪里有什么战斗力？！更可笑的是，一些将官听说本部要被调往辽东与辫子军作战，竟吓得伏地哀号，哭而求调。

反观金国，则是另外一种状况：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他们，因为渔猎生活的需要，对马枪箭的熟悉，就像农耕文明下农夫对牛锄锹的熟悉一样。战争对他们而言，跟吃饭、睡觉没有什么不同。加上金国方兴未艾，军令严明，因此，仗还没有开打，胜利的天平已经倒向了金军。

努尔哈赤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将领，他很快就看透了明军的战略部署。他对诸将说：“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他派五百军兵抵挡南路刘綎部，自己则亲率八旗劲旅六万人，去抵挡西路杜松大军。

西路明军共计三万人，杜松以其中两万驻守萨尔浒，自率一万兵丁抵达界凡。努尔哈赤亦将自率的六万大军分为两路：代善的正红旗和皇太极的正白旗以步骑一万五千人截击杜松，其余六旗共计四万五千人则去进攻萨尔浒。

这样，在西路战争中，后金军队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金国军队狂风般的攻击下，明朝军队迅速溃散。一时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随后，金军兵不卸甲、马不解鞍，调转方向，继续攻击他路明军，马林、刘綎部先后遭到歼灭，四路大军仅有李如柏一部因行动稍缓，得以保全。

萨尔浒一战对明金双方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被党争、宦官搞得焦头烂额的明政府，再也不能集结大量兵力主动出击，其后的国内农民战争更迫使他们在东北问题上不能有所作为。

金国这一方面，战争的胜利使得他们的装备更加精良，军事物资更加丰厚。更重要的是，努尔哈赤与他的子弟们看清了天朝的虚弱与力不从心。

如果说，在以“七大恨”名义起兵时，他们还有所顾忌的话，现在他们没有了任何畏惧，他们要在关外建立自己的花花世界。

战争改变曹家命运

公元1620年，大明帝国神宗皇帝驾崩。

神宗皇帝朱翊钧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八年，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实际上，他在位的时间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也算得上超长，很少有皇帝能够像他一样执掌国家权柄时间如此之久。

在朱翊钧做皇帝的四十八年中，朝廷上下发生了不少事情。其中，没能阻止努尔哈赤势力的扩张，无疑是最要命的一件。

神宗之后，是光宗朱常洛。光宗是个短命皇帝，在位仅一月就驾鹤西去。其后继位的，是木匠皇帝朱由校，他的年号称为“天启”。

天启，从字面意义上看，是汉文中少有的吉祥词汇。可惜的是，好名称没能给明朝带来好气象。

天启元年（1621）二月初三日，“辽阳一带日晕，旁有珥，如月状，赤白色，光焰闪烁。其西南东北面复各有形如日，景色昏惨；又化为青虹，状似弓”。

按照中国天人感应的学说，这委实不是什么好兆头，似乎预示着，辽阳这个东北巨城要发生什么不吉的事情。

新任辽东经略袁应泰赶忙把这一情况上报给朝廷。年轻的天启皇帝，接到报告，心中惊讶。不过，他只是下达了一道要求经、抚各官严饬备御的谕旨而已，其他，就没见有什么动作了。

努尔哈赤可没有闲着，他在酝酿又一场军事行动。二月十一日，也就是辽阳日晕后的第九天，努尔哈赤就统率诸王、大臣领兵数万攻击奉集堡。

奉集堡位于沈阳东南四十里处，其西南三十里处为虎皮驿，西南九十里处即是明军东北军事重镇辽阳。三处互为犄角，形成呼应之势。

现在，这个战略要地被努尔哈赤瞄上了。不过，由于努尔哈赤的判断失误，金军的攻击没有奏效，他们很快退兵解围而去。

不过，一个月后，经过精心准备的金军再次卷土而来。三月十二日，金军破沈阳，明军总兵贺世贤误入敌围，身中十四矢，战死沙场。

金兵在沈阳停留五天，论功行赏，将俘获的人口牛马分给众军，令其先行返回赫图阿拉。

在返回赫图阿拉的队伍中，有这样一家三口，男的不过三十几岁，妻子与他年龄相仿，还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儿。这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唤作曹世选。曹家的户籍落在辽阳，因为做官的原因，曹世选才来到沈阳，并把家安在这里。不料，如今却作了金军的俘虏。

努尔哈赤建立了八旗制度，“一国之众，八旗分隶”。在八旗制度下，牛录是最基本的组织单位，每一牛录管辖三百人。牛录之上尚有甲喇和固山：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就是旗。

这样，每旗兵丁合计7500人，八旗就有兵丁六万人。八旗兵丁由努尔哈赤和他的子侄分领。凡有兵役徭役，八旗分出；但有斩获，八旗均分。

在金国人的眼里，战争俘虏的人众和财物、牛马一样，都是可以分配的财产。于是，曹世选一家三口就被分到了满洲正黄旗下。

这时，领有满洲正黄旗的，是阿济格、多尔衮兄弟。像曹家这样被俘虏的汉人，被分到各王、贝勒旗下，称作“包衣”。

所谓“包衣”，是“包衣阿哈”的简称。女真语中，称作“booi aha”，意思是“家里的”，实指供女真人役使的奴隶。在女真社会中，包衣属于主人的私有财产，主人可以惩罚包衣，也可以将其买卖或赠送他人。

此后，我们就没有再在史籍中看到过曹世选的名字。据说，他当了阿济格家的管家。这是有可能的事情，曹世选既然“令沈阳有声”，其文化素养和管理能力自然毋庸置疑。后来，金国屡次开科举士，要求贝勒、官员荐举人才参加考试，“令沈阳有声”的曹世选也不曾厕名其间，诚为可怪。如果他确实被委以管家之任，因而不能出仕的话，那倒是可以理解的。

三月十九日，金兵渡太子河安营，向辽东巨镇辽阳发起攻击。八旗铁骑反复冲杀，大破明兵。

二十一日，金兵终于攻下了辽阳城，明军经略袁应泰佩官印自缢而亡，巡抚张铨被俘，不屈而死。张铨被俘后的表现可谓忠臣楷模。

金兵既得辽阳，所获财物甲仗堆积如山，并驱赶城中汉人赴城北，八旗兵丁居南城——这就是清朝入关后旗、民分居制度的滥觞。

辽阳为东北重镇，曹家的户籍就落在这里。自明洪武八年（1375）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以来，辽阳一直就是明朝在东北的政治、军事中心。辽东都指挥使司治在辽中卫（今辽阳市老城），领有两州、二十五卫，管辖范围东至鸭绿江，西到山海关，南抵旅顺，北达开原。辽阳城城周十六里，高三丈三尺，其外围绕着广阔的护城河，易守难攻。

在得到辽阳后，努尔哈赤便视其为当然的都城所在。他聚集诸王、大臣商量迁都之事，先以试探性的口吻问道，辽阳乃天赐我也，可迁居于此，当然，也可归还赫图阿拉城，你们觉得怎样好呢？诸王摸不透努尔哈赤的意思，都主张返回赫图阿拉。

诸王的回答在努尔哈赤意料之中。他随即说道，如果按照大家的意见，撤兵回赫图阿拉，那么明朝军队必然会重新占领此地，现在逃散到山谷中的民众必然会重新聚集到明朝军队周围，我们就得重新征讨此地。辽阳是明国、朝鲜和蒙古三国的交界之地，天既与我，即宜居之。迁都之议遂定。

自然的，曹家也随着从赫图阿拉迁回了祖辈所居的辽阳。不同的是，现在他们成了满洲正黄旗下的包衣，再也不是自由民了。

五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巡视辽东新征服领地。从二十七日到六月初二日，共计七天。在这七天里，努尔哈赤从辽阳城出发，经鞍山堡、海州、穆家堡、黄泥洼，返回都城辽阳。

为了保证八旗贵族、兵丁的生活，努尔哈赤要求海州拨地十万晌，辽阳拨地二十万晌，分给驻扎辽阳等地的八旗官兵。七月十四日，努尔哈赤颁布“计丁授田令”，每丁给粮田五晌，棉田一晌，乞丐、僧人也分给土地。阿济格、多尔衮兄弟的土地分在辽阳城南。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尤其是金国与蒙古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努尔哈赤开始酝酿再次迁都，目标是辽阳北面的沈阳。

天命三年（1625）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告诉他们自己的想法。诸贝勒、大臣认为，虽然沈阳亦是东北重镇，但其城不足辽阳的一半；况且辽阳新城刚刚竣工，百姓住宅尚未完备，迁都沈阳，一定会使“食用不足，力役繁行，民不堪苦”。

应当说，诸贝勒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努尔哈赤之所以是努尔哈赤，绝不仅仅因为他的果敢与勇气，更在于他高出众人的战略眼光。他高屋建瓴地为群臣分析了今日东北形势：从沈阳与明朝、蒙古、朝鲜三地的距离，强调了迁都沈阳对后金大业的必要性。同时，以沈阳丰饶的物产，减轻群臣对迁都沈阳粮秣供应的顾虑。最后，他以毋庸再议的口气告诉大家，迁都之事势在必行。

于是，“初三日出东京（辽阳），宿虎皮驿，初四日至沈阳”。随后，修建宫室，迁移人口，更沈阳名为“盛京”。

在兜了一个大圈子后，很自然的，曹世选一家又跟着主子回到了他曾经为官的沈阳；不过，它现在叫“盛京”了。

曹振彦崭露头角

辽阳、沈阳，两个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与曹家的关系是那么密切:在沈阳，曹世选做了大明的官吏，并被金国部队俘虏，失去了自由之身，拉开了曹家的百年包衣历史。在辽阳，曹家落下了他们的户籍，又跟随着他们的主子，开启了从奴隶到将军的新一页。

所有的变化，都是因为频繁的战争。从官员到奴隶是在曹世选这一代，而从奴隶到将军，则落在了世选的儿子振彦身上。

辽阳城西关西门外本有一座玉皇庙，建于何年何月，不得而知。战争中，这原本神圣的场地也遭到涂炭，檐去墙倒，连玉皇大帝的金身，也暴露在风吹日晒之中。

一日，努尔哈赤路过此处，见到这种情况，心有不安，命人在南门外修建了一座新的殿宇，将玉皇神像挪到那里供奉。

新修葺的神殿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在这战争频仍、人命贱若刍狗的年月里，不时有人到这里，磕两个头、燃几炷香。

我们不知道，努尔哈赤在决定重修玉皇神殿时，是否也想为自己和大金祈求一下神佑。或许是杀伐太重，或许是多虑伤身，努尔哈赤并没有因为修建了神庙而得到玉皇的庇护。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在距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溘然长逝。

努尔哈赤死后，四子皇太极继位，改元“天聪”。为了巩固汗位，提高本旗在八旗中的地位，皇太极不仅逼死了阿济格兄弟的生身母亲，还将多铎的镶黄旗与自己的正白旗旗纛互易，将阿济格的正黄旗与自己的镶白旗旗纛互易。于是，曹家的身份就由正黄旗下包衣变成了镶白旗下包衣。

天聪二年（1628）二月初八日，皇太极亲率大军征讨蒙古多罗特部，两个幼弟多尔衮、多铎随行。金军大败多罗特部，俘虏万余名。大军凯旋，皇太极为初次随征的两个弟弟赐予美号，多尔衮贝勒赐以“墨尔根戴青”（汉意“聪明”）的称号，多铎为“额尔克楚虎尔”（汉意“勇敢”）。

三月二十九日，阿济格未经禀告，擅自为幼弟多铎缔结婚姻，被革去镶白旗旗主职务，旗主改由多尔衮担任。

多尔衮是个聪明的家伙，从他“墨尔根戴青贝勒”的封号就能知道这点，他的行为方式和忠君事主都令皇太极感到满意。这对曹家是个好消息，主子被信任，已经成丁的曹振彦自然能够得到更多的晋升机会。

天聪三年（1629）二月，皇太极“车驾次辽阳，遍阅寺庙，见玉皇庙殿宇圮坏，命重葺之”，并命令调查相关责任人，令其加倍赔偿。

经查，神殿为“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属下庄屯人拆毁”，拆下来的木材则被拿去“造棺槥市卖”。

属下庄屯人毁坏神庙、建造棺椁出售的行为，是否出于其主子阿济格的主使，今人无从知晓。但是，由于这件事情，已经不受皇太极喜欢的阿济格，再次遭到了严斥。皇太极命他出资重建被毁的玉皇庙。

玉皇庙重建完后，勒石记功。碑文中，大叙阿济格贝勒的功德，其属下庄屯人拆神庙、造棺椁的可耻行为，自然一点也看不出来。《重建玉皇庙碑记》云：新皇历此，见（玉皇庙残破之状）而不胜痛疚，乃曰：‘人所乞灵，唯神是藉。岂一废而至再也，又岂以再废而遂止耶？’于是命下，委游击李灿董治其事，重建其祠，仍旧址也。俱各贝勒议出银两粮石，木石砖瓦暨丹垩之类、匠作之等系阿吉葛、摩伦葛胎吉贝勒同发虔心，协赞大事。

胎吉一般写作“台吉”，是金国从蒙文中借来的一个词汇，是“太子”意思。努尔哈赤时期，曾使用这一封号册封诸子。贝勒一词，源于女真语“勃极烈”，意为大官，是努尔哈赤时代品级最高者的称呼。崇德元年（1636），定贝勒为三等爵位，在亲王、郡王下。

碑文中的阿吉葛，就是曾经的正黄旗主、现镶白旗主多尔衮一母同胞的哥哥，通常写作“阿济格”的。

按照上下文意思，最后一句应该写作“阿吉葛贝勒、莫伦胎吉同发虔心，协赞大事”方才妥当。碑文上的写法，似乎是制度未严、刻工失误所致。

在碑文的阴面题名处，人们发现了“曹振彦”的名字。

碑文中，曹振彦的名字被列在“致政”目下。官书中，找不到“致政”这样一个官职，大概是参谋政事的意思，或许是因为他汉文修养的关系罢。

在为修建玉皇庙忙碌的同时，曹振彦还参与了为喇嘛斡禄达儿罕囊素修建宝塔的事情。《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的碑阴题名上也有曹振彦的名字。这都说明，这一时期，曹振彦已经凭借自己的才能和主子的赏识，在清国政坛上已经初露头角了。

果然，在《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1634）条下即有关于他的记载：“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也就是说，天聪八年前后，曹振彦就已经成为多尔衮属下的一名旗鼓牛录章京了。

满人的主奴关系

天聪八年（1634）四月初六日，皇太极命令进行官制改革，令：“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改“备御为牛录章京”，其余管牛录者，亦称为牛录章京。可知，牛录章京就是原来的备御。

何谓“旗鼓牛录”呢？道光年间宗室奕赓在其《寄楮备谈》中写道：“内务府三旗汉军佐领俱名旗鼓佐领，旧作齐固佐领。”《御制清文鉴》也解释说，包衣汉人编立的佐领，叫旗鼓佐领。也就是说，旗鼓牛录就是沦为包衣的汉人编成的牛录。

看来，这一时期，曹振彦应该颇受旗主多尔衮的重视，因此，用他作自己的旗鼓牛录章京。那么，天聪八年曹振彦加的这“半个前程”，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皇太极统治时期，金国封爵分为公、昂邦章京、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录章京、半个牛录章京六等十五级。也就是说，在天聪八年这一年，身为牛录章京的曹振彦再一次立下了功勋，并凭借这个功勋获得了半个牛录章京的奖励。

要理解曹振彦的发迹，就应该了解女真人（满人）的主奴关系。在女真社会中，包衣完全隶属于主子，主子可以任意处置包衣。但是，由于渔猎和战争的关系，女真人的这种主奴关系，又有不同寻常的地方。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的谕旨，可以帮我们理解这种特殊的依附关系，谕旨说：“天命之汗，恩养大臣，大臣敬汗而生，乃礼也！贝勒爱诸申，诸申爱贝勒。阿哈爱额真，额真爱阿哈。阿哈耕种之谷，与额真共食，额真阵获之财物，与阿哈共用，猎获之肉，与阿哈共食。”

额真是女真语“Ejen”的音译，是阿哈的对称，意思是主人，后来用作官衔，如固山额真、牛录额真等，仍是“主人”一意的引申使用。

天命六年的谕旨还强调，在今年粮棉收获以后，阿哈如果仍然缺衣少食，可以向汗上诉。努尔哈赤将为之做主，把他们从虐待他们的额真手里解救出来，使他们脱离与原属额真的关系，并将之交给能够善养他们的额真，组成新的隶属关系。

战争中，女真人的这种主奴关系表现得更加突出。当时，亲见此情的朝鲜人写道：“出兵之时，无不欢悦，其妻子亦皆喜乐，唯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红楼梦》里的焦大就是贾府里的一名老奴，“他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如今谁肯难为他去”。而他也视自己受到的待遇理所应当，他“那里把贾蓉放在眼里，反大叫起来，赶着贾蓉叫:‘蓉哥儿，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

像曹家这样最早成为满人包衣的汉人，在长期的生活中，深受女真习俗的影响，被专家称作满洲化的汉人。他们在满人势力的发展过程中，深受重用。因此，他们对旗主的感情，也是后来人所无法想象的。

曹振彦以他自己的文武全才和对主人的忠诚，获得了主子的信赖。随着多尔衮在金国地位的不断上升，曹振彦的前途也似乎充满了光明。

从龙入关

经过多年积累，历史的天平更加倾向于清国。天命所归，女真人（满人）从东北一隅进军关内、一统中华的大门已经缓缓开启。皇太极对这种形势有很好的把握，他说：“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

正当皇太极积极准备挥鞭南下，一统中原江山的时候，病魔袭击了他。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病死沈阳。

皇太极死后，他的庙号被定作“太宗”。在中国历史上，太祖是为开国之君，太宗则是定国之主，如唐太宗、宋太宗、辽太宗、金太宗等。考察皇太极的一生，可以说他无愧于“太宗”这个称号。

皇太极的死，使清国暂时出现了上层权力真空。由于皇太极并未留下由谁继位的诏书和口谕，这样，清国皇帝的归属，就产生了变数:两黄旗倾向于皇太极长子豪格，而两白旗则支持战功赫赫的九王爷多尔衮继承大统。

经过一番明争暗斗之后，双方达成协议，立皇太极年仅六岁的第九子福临为帝，改元“顺治”，以次年为顺治元年。由于顺治年幼，暂由镶蓝旗主、郑亲王济尔哈郎和镶白旗主、睿亲王多尔衮共同辅政。

继位的顺治，虽年仅六龄，但已经表现出不俗的帝王气魄。史籍记载其继位时情形云：“将升辇，乳母欲同坐。福临曰：‘此非汝所宜乘。’入殿接见群臣，顾问左右侍臣曰：‘诸伯叔兄朝贺，宜答礼乎，宜坐受乎？’侍臣对曰：‘不宜答礼。’遂坐而受之。”

这就是气象。六龄幼帝竟能如此行为，委实是大清的福分。如将顺治跟明朝朱姓的那些顽劣皇帝相比，不仅让人发出曹操那样的感慨：“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儿，豚犬耳。”

九月初一日，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征宁远，破之。

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很快，多尔衮便将自己的镶白旗与多铎的正白旗旗纛互易。从此，多尔衮正式成为了正白旗主，而曹家也就顺势变成了正白旗属下包衣。

明崇祯十七年（1644），农民战争的烈火已尽燃中原。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顺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景山）。至此，延续了二百七十七年的朱明王朝，拉上了大幕。

山海关外，多尔衮率领的八旗军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关内形势的发展。大学士范文程上进取中原策。他说，清国应该任贤抚众，进军关内；同时，要严明军纪，使明国各官仍旧其职，百姓正常生活，录取贤能人才为我所用，抚恤无告人民。如此，天下可定。

四月初九日，多尔衮统帅大军自盛京（沈阳）出发，往定中原。十五日，大军行至翁后（今辽宁阜新境内），遇到了明国的辽东总兵、平西伯吴三桂派来的求救使者。

吴三桂，字长白，明朝总兵吴襄之子，武举出身，骁勇善战，曾以二十家丁在四万金兵围困下，救出父亲吴襄及所属五百人，以此事“孝闻九边，勇冠三军”。皇太极亲眼目睹此种情形，忍不住称赞：“好汉子！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

李自成亦知吴三桂势大，以优厚条件予以招降。实际上，吴三桂已经接受了大顺政权的招安，正准备回京接受封赏。然而，回军途中，得知李自成大将刘宗敏拷掠其父吴襄，霸占其妾陈圆圆时，他对大顺政权的猜疑、不满以及男人心中不可忍受的恼怒，被一并激发出来。于是，吴三桂下令重回山海关，遣部下向关外清军求助，意图报仇雪恨。

看完吴三桂的求救信件，精明的多尔衮马上发现了可乘之机，他一面以“晋封藩王”为诱饵诱使吴三桂来降，一面令大军加紧行程，直趋山海关。二十二日，清、吴合兵一处，击败李自成农民军，浩浩荡荡开进北京。

骁勇善战的吴三桂哪里斗得过足智多谋的多尔衮。多尔衮根本就没允许吴三桂进京，他命吴三桂与诸王、贝勒一起南下追击农民军。吴三桂虽然不满，无奈已经受制于人，不得不重新踏上征程。多尔衮则在武英殿内接受了明朝诸多降臣的跪拜，北京城里的大臣、将军、缙绅以自己的行动抛弃了朱明。

六月十一日，多尔衮决议定都燕京。他派遣辅国公吞齐喀、何托、固山额真何洛会赴盛京，迎接顺治皇帝圣驾来京。康熙年间，于化龙纂修的《江宁府志》载，曹振彦“从入关”。由于语焉不详，后人难以知道，曹振彦是从“王”入关，还是从“龙”入关。但是，不管怎样，这都意味着曹家跟对了主子，他们要开启一个新的明天。

九月十九日，顺治的车驾到达北京。十月初一日，顺治到天坛行祭天大礼，即皇帝位。十月，在京畿各州县圈地，用以分给来京的八旗诸王、勋旧、兵丁。在宝坻，曹家也分到了自己的一份土地。

为官山右

十月初十日，顺治皇帝颁诏全国，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这样，多尔衮完成了从“辅政”到“摄政”的转变，这就使他彻底压倒了济尔哈朗，权倾一时，成为无冕的皇帝。

两个月后，神京右臂山西全省平定；与此同时，南路清军下山东、入河南。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文献中再也没有出现曹振彦的名字。以他旗鼓牛录章京的身份，大概仍旧在做多尔衮的亲军。

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二十三日，喀尔喀蒙古二楚虎尔部靠近内地行猎。为防止其骚扰关内，多尔衮命英亲王阿济格率多罗端重郡王博洛、多罗承泽郡王硕塞等统兵戍守大同。

阿济格大军的到来，引起了大同总兵姜瓖的不满和恐惧。姜瓖本是明朝大同总兵，先降李自成，后降清朝。在姜瓖看来，满人对他并不放心，阿济格此来大同必为剿灭自己而来。每天的朝参也令姜瓖感到不胜繁苦。值清军抢掠妇女，姜瓖趁机煽动起兵，十二月初三日，据大同而叛，自称“大将军”，用南明永历年号。一时间，山西各地降清官员纷纷响应，山西一地十一城尽反。

多尔衮得知姜瓖起兵后，仔细分析了其中原因，多次派人劝降，未果。顺治六年（1649）二月、七月，多尔衮两次亲征山西。八月二十九日，清军攻占大同城。

在这一年，我们在文献中重新发现了曹振彦的名字。这时，他的身份是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

原来，顺治六年，清政府特命廷试八旗通晓汉文人员，择其“文理优长者，准作贡士，以州县即用”。就是在这次廷试中，曹振彦获得了“贡士”的身份，被外放到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任上，为一方父母。

十二月初九日，摄政王多尔衮病逝于喀喇城。是年，顺治帝十三岁。

随后，顺治皇帝亲政，先治多尔衮兄长英亲王阿济格“谋乱”罪。次年（1651），复治多尔衮“阴谋篡逆”罪，并将多尔衮的正白旗收归皇帝亲自掌控，与正黄、镶黄两旗，并称“上三旗”。

正是这一变故，曹家从此由摄政王府的包衣变成了皇家内务府的奴才。山西吉州府知府任上，曹振彦修复了被战争毁坏的锦屏山麓城隍庙。

八月十三日，顺治皇帝册立博尔济锦氏为皇后，行册立大典。八日后，顺治皇帝以“覃恩”形式诰封曹振彦为“奉直大夫”，其妻袁氏为“宜人”。不久，曹振彦收到一纸调令，他被调往阳和府任知府。

明朝设阳和、高山两个军事卫所。顺治三年（1646），两卫合二为一，名阳高卫。顺治五年时，“姜瓖变，移府（大同）治阳高卫，曰阳和府”。

曹振彦为阳和知府的时间并不甚长。因为不久以后，宣、大总督佟养量、绣衣陈伟就“合疏请复大同府治，阳高依旧为卫”。于是，在作了数月的阳和知府后，曹振彦被调到大同府任知府。转过年来（顺治九年，1652），他就赶往大同上任去了。

大同为军事重镇，是守护京师的门户所在，历来繁华。不过，姜瓖变后的大同，因为遭到清军的屠城，人烟稀少、一片狼藉。时为督粮户部主事的刘国钦作有《再入云中》诗，描述了当时大同城内的凄惨景象，诗云：忆昔华屋经百年，兵燹几何烬且熄。旧迹未扫赖长桥，浅水迅流我能测。入门寥落少人烟，昂首寻求却怨天。凄怆带泪多凭吊，纷纷争夺醉后眠。醉梦迄今尚未醒，铜驼荆棘实堪怜。月下漏声滴夜半，断鸿空逐亦茫然。盛迹美人弄弦索，尊前有恨清光落。丘墟花柳怪冤魂，颓垣一片添寂寞。

这就是摆在新任知府曹振彦面前的大同。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民生的恢复，是他亟需解决的问题。

清朝初年，战争浩繁，财政紧张。大同虽是军事重镇，财政也很紧张。尽管，大同知府曹振彦尽心尽责，也不过勉强维持当地局势而已。城池的全面修葺与加固工作，一直没有提到日程上来，以至于顺治十二年（1655）的大同仍有“芜城”之说，所谓“比于吴宫、晋室，鞠为茂草，为狐鬼之场者，五阅春秋。哲人与黍离之悲，彷徨不忍释者”。

不过，曹振彦已在努力了，他与驻扎大同的诸位官员通力协作，推动城池的修复工程。到了顺治十三年（1656）夏天，修复城池的工作终于得以顺利完工。

曹振彦任大同知府四年，限于条件，他没能对大同城进行规模更大的整治；但是，很显然，他的工作能力得到了中央的认可。

长子曹玺

曹振彦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尔玉，次子名尔正。据说，在一次书写诏旨时，皇上误将“尔玉”二字连笔写成“玺”字，曹尔玉因而改名为曹玺。

史载，曹玺“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可谓文武皆能，人才出众，“及壮，补侍卫”。

顺治五年（1648）十二月初三日，大同总兵姜瓖叛时，曹玺以侍卫的身份，跟随多尔衮参加了征讨。由于作战有功，回京后，曹玺受到皇帝的关注，并将其从王府侍卫拔为御前二等侍卫。多尔衮死后，正白旗由皇帝亲自掌管。凭借自己的能力，曹玺越发受到皇帝的重视。

清朝初年，找一个勇猛忠心的将军并非难事，但想找一个文武皆能，又能让皇帝放心的臣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顺治皇帝看来，曹玺就是合乎这一标准的人物。

銮仪卫是掌管皇帝车驾仪仗的机构，具有皇帝护卫亲军的性质。顺治十一年（1654），定“掌卫事大臣一人，为正一品，由王公及满蒙大臣内特简；銮仪使满人二，汉军一人，皆为正二品”。这一年，曹玺被皇帝任命管理銮仪事，负责掌管皇帝的日常车驾与仪仗。

第二章 江南繁华

曹振彦改任江东

就在大同城修复工程完工的时候，曹振彦接到一道命令，让他走马江南，升任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运使。

人类生活须臾不能离开的，一个是水，一个是盐。上天为人类制造了盐，却不肯将它均衡地分布在各地。于是，盐的生产和贩卖就成为有利可图的好生意。春秋时代的齐国擅渔盐之利，富甲天下。自那之后，历代王朝都把盐业专营看作口中食、囊中物，严禁民间私自贩运。

清代，由总督或巡抚兼管盐政。有盐务的地方，则设立都转盐运司运使或盐法道，具体办理盐务。

盐运使为从三品官，例由各省知府升任。据《两浙盐法志》记载，曹振彦升任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运使，是出自巡盐御史祖建明的题藁。

祖建明于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至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间担任两浙巡盐御史一职，他何以要保荐曹振彦，原因不得而知。不过，这种跨省的官员举荐，很可能是应中央部门的要求而做出的。

盐运使司掌督察场民之生计，商人之行息，适时平其盐价，管理水路挽运，计其道里远近，稽查往来时间，核定盐价的贵贱。由于盐政中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利润，盐商、官员之间往往会因为经济分赃紧密结合起来。因此，盐政官缺素来被视作肥缺，素以富庶著称的两浙盐政，更是肥缺中的肥缺。

清制，盐运使任职合格，例“应升各省按察使”。按察使乃正三品官，“掌一省刑名按核之事，振扬风纪，澄清吏治”，是权位仅次于总督、巡抚、布政使的地方行政大员。

也就是说，只要曹振彦好好经营，他将来还有可能升任按察使。对于文武兼能的曹振彦来说，这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光明锦绣的前程犹如一幅巨大的画卷，正在曹振彦的眼前慢慢展开。

曹振彦没有辜负保荐者的期望。由于他能“恤灶抚商”，从而使得两浙盐政能够达到“疏因裕课”的效果。按察使的职位，看来已成囊中之物。

可惜的是，曹振彦最终并未坐上按察使的位子。顺治十四年（1657）末，曹振彦卒于任上，他的盐运使职由广州高州府知府罗荫辰接替。

曹振彦的一生颇不平凡，幼年被俘，沦为包衣；青年从军，升任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随后，他从入关，拔为贡士，为官山西；因有功绩，调任两浙。可以说，他亲眼见证了清国的兴起。因此，研究讲述曹振彦的历史，就是从一个侧面讲述大清开国史。

曹振彦给后代子孙留下了三份财富：“文武传家”的传统、忠心事主的作风和正白旗包衣旗籍，这决定了曹氏家族在未来的崛起和发达。

曹玺一家

顺治十五年（1658）九月初七日，曹玺的太太顾氏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曹寅。

顾氏，是清初遗民、著名学者顾景星的族妹。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她与家人失散，被清军俘获，后被分配到曹振彦家，成了奴才的奴才。

顾氏在哪里被俘，史无明文。对她的身份和事迹，她的哥哥顾景星在自己的文章中都有意进行了隐瞒。似乎，顾氏在被俘以前已有婚约，成为名义上嫁出去的姑娘。因此，对于她没能殉节以示“清白”的行为，作为兄长和理学家的顾景星觉得难以容忍。

在曹寅两三岁时，顾氏就因病去世了。不久之后，另一个女人嫁进了曹家的大门，她就是曹玺的第二任妻子孙氏。

孙氏本是宫中的秀女，皇三子玄烨出生后，被指给玄烨作保母，是年二十三岁。后来，玄烨出痘（出天花），顺治皇帝恐怕传染到宫中别的皇子，便让诸保姆将玄烨带出，或者侥幸不死，病愈之后，再回宫里。

位于西华门外的福佑寺，就是当年孙氏等人照顾玄烨避痘的地方。史籍记载，寺“坊书‘泽流九有’，传为雨神庙，实梵宇也，后殿供奉神牌，书‘圣祖仁皇大成功德佛’，背面书圣制五律一首，其寺本为当日保姆护御之邸”。康熙皇帝回忆自己这段情况时说：“世祖章皇帝（顺治）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遗憾、伤感之情溢于言表。

清代，天花最是恶疾，满蒙人等最为惧怕，患此病而死者不知几多。天花虽恶，却有染后不死则能终生免疫的好处。玄烨命大，经过众保姆的悉心照料，染病之后竟然好了起来。虽然天花在玄烨的脸上留下不少难看的疤痕，但这却意味着，他再也不会受到这一疾病的困扰。

顺治十六年（1659），皇三子玄烨已经六岁，他的保姆孙氏则已二十七岁，在那时代就是老姑娘了。由孝庄太后和顺治皇帝做主，孙氏被指配给刚刚丧妻的曹玺。对孙氏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归宿。虽然曹玺属于丧妻再娶，但他文武双全，在朝中也很受看重，将来必定会有好的前程。一年之后，孙氏给曹玺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曹宣，后改名曹荃。

多尔衮摄政时期，对顺治皇帝严加约束，不仅不准他接触汉族大臣，甚至连他学习汉文典籍的行为都加以限制。顺治亲政后，竟然不能与朝中大臣进行顺畅的交流。好强的他，立志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好汉文化，紧张的学习和繁杂朝政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顺治最喜欢的董鄂妃病死。伤心欲绝的皇帝，架不住一个“情”字的折磨，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日，病死养心殿中，时年二十四岁。

福临弥留之际，本欲传位给皇次子福全，但是福全尚未出天花，将来不知能否扛得过天花的侵袭。在西洋人汤若望的建议下，已出过天花的皇三子玄烨被选中继承大统，是为康熙皇帝。谁也想不到，差点要了玄烨命的天花，竟然也成了他最终登上皇位的最大资本，也算是造化弄人了。

顺治死前，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政，清朝进入了四大臣辅政时期，曹玺调任“内工部”。

鉴于明朝宦官乱政误国的历史，清朝皇帝对太监并不倚重，而以自家奴仆管理内廷的“宫禁、服御、饮食、燕好”。顺治十年（1653），恢复了明朝设置的十三衙门，但太监却失去了以往的种种权力。正如顺治所言：“（十三）衙门虽设，悉属满洲近臣掌管，事权不在寺人；且所定执掌，一切政事，毫无干预，与历代迥不相同。”

十三衙门下辖的惜薪司，负责掌管宫廷的修缮工程，职能就像政府六部中的工部，所以在顺治十八年（1661），改称“内工部”。

也许，孙氏生就旺夫之相，她不仅给丈夫带来了第二个儿子，也给他的仕途带来了新的转折。康熙二年（1663），清政府设置长期驻扎江宁的织造官员，曹玺被选中担任这一职务。

织造曹玺

顺治五年（1648），摄政王多尔衮命将太监掌管的相应事务并入六部，南京等三织造便由户部差员管理（工部兼管）。顺治亲政，这一职位又转由十三衙门负责管理，“每年一更代”。顺治十五年，改为“三年一易”。

康熙二年（1663）二月初一日，停差江宁、苏州、杭州织造工部官员，选内务府官久任织造，曹玺以内务府郎中的身份成为清朝第一个专差久任的江宁织造。从这年起，曹家移居江宁，开始了三代四人、五十八年的“秦淮梦”。

织造府是宫廷、官府服饰所用丝绸的供应机构，在那个重视等级，以服饰不同颜色、图案作为等级标示的社会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江南三处织造中，江宁织造府接受的任务，“视苏杭特为繁剧”；加之自明朝承袭而来的管理制度，支出过大，工匠劳动积极性不高，生产效率低下。

也许是因为遗传的关系，曹玺生来就有和父亲一样杰出的管理能力。出任织造，为他提供了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曹玺到任后，对江宁织造府以往弊政进行全面了解，并积极酝酿改革措施。

康熙六年（1667），百官以顺治皇帝十四岁亲政为由，请求康熙亲政。经请示孝庄太皇太后，七月初七日，十四岁的康熙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

新皇继位，普天同庆，曹玺的祖父曹世选被册封为资政大夫，曹玺则加官一级，称作“驻扎江南织造郎中加一级”。

曹玺外放担任江宁织造时，妻子孙氏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了这水乡的南国。顾氏留下的儿子曹寅“幼而岐嶷颖异”，到四岁时，就已经学会了辨别四声。

所谓“四声”，是古代汉语中的四种声调，即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康熙字典》前面载有一首叫做《分四声法》的歌诀：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

辨四声是掌握平仄的前提，同时，四声还关系着诗文的押韵。一般说来，不同声调的字词不能算作押韵，因此，能辨四声是写作格律严格的旧体诗文的前提。

四岁的曹寅，已经比较纯熟地掌握了这一本领。聪明伶俐的曹寅受到了曹玺很多同僚的喜爱，周亮工就是其中的一位。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一字缄斋，号栎园，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擅古文，以唐宋八大家为宗。文学家魏禧在为他的《赖古堂集》所作的序中说，周亮工“博及群书，而未尝好征引故实，以自侈其富……每命一文，必深思力索，戛戛乎，务去其陈言习见，而皆衷于理义，无诡僻矫激之辞以惊世骇俗”。康熙六年至九年（1667—1670）间，周亮工正“官江宁，监察十府粮储”。

周亮工经常把曹寅抱至膝头，让他背诵古文诗词给自己听。周亮工的学问和为人，对年幼的曹寅影响很大。

经过多年的学习，曹寅、曹荃兄弟二人都很有长进。曹寅“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尤工于诗，伯仲相济美”。看来，兄弟二人所受的教育主要是讲授性命之学的理学。除此之外，还有诗词、经史，曹寅尤其“通经史，工诗文，虽老师宿儒已叹为雄才之倒峡，而邃学之淳渊”。而弟弟曹荃则显示出较高的绘画天赋。

转眼间，曹寅已经十五岁了，到了应该束发的年龄，这一年是康熙十一年（1672）。就在这时，皇帝一道旨下，将曹寅招进京师，充任侍卫。

康熙十三年（1674），十七岁的曹寅曾有一次奉命南行，与父亲曹玺一起住在句容驿（今江苏句容市）中。

为了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根据汉人帝位继承的传统，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康熙皇帝立嫡长子胤礽为太子。

册立太子，普天同庆。这时候，曹玺的官位是“江宁织造三品郎中加四级”。他的祖父曹世选、父亲曹振彦都被诰封为光禄大夫、江宁织造三品郎中加四级。

康熙十六年（1677），曹玺受命督理漕运入京。次年（1678），曹玺奉命再次督理漕运入京，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史籍记载说，曹玺“陛见，天子面访江南吏治，乐其详剀，赐御宴、蟒服，加正一品，更赐御书匾额、手卷”。

不用说，皇帝对曹玺的本职工作是满意的；同时，还对他详细汇报的江南吏治情况感到喜出望外。通过与地方官员的谈话，了解地方上官员是否称职，了解地方上的收成和民风等情况，是皇帝决策的重要凭据。康熙还赠给曹玺一首自己刚刚写成的绝句：郊原浮麦气，池沼漾清萍。夏日临翘望，熏风处处新。

回到南京，曹玺将康熙皇帝御笔亲书的“敬慎”两个大字制成堂额，时时警戒自律。而来往官员见曹家悬挂着皇上御笔书写的堂额，对曹玺的敬重自然更加深了一层。

满汉一身的侍卫曹寅

康熙十一年（1672），曹寅入京为侍卫。说到侍卫，曹寅的父亲曹玺就是侍卫出身。

初到京城的曹寅，就被分到内务府养鹰鹞处及内外养狗处，饲养供皇帝围猎时使用的鹰、犬。后来，曹寅回忆这段时间的生活，他写道：“束发旧曾充狗监，弯弧中岁度龙城。”这说明，他在当侍卫期间，不仅要为皇帝训练鹰、犬，还要训练自己。他有一首《射雉词》写道：“少年十五十六时，关弓盘马百事隳。”指的就是这一时期勤奋练习武功，而把文事耽搁的事情。

康熙十五年（1676），大学士明珠长子纳兰性德高中进士。皇帝因其“世家子”出身，授其为三等侍卫。于是，性德就跟曹寅成了朝夕相处的同事。

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曹寅后来有诗回忆他们同为侍卫的这段经历，云：“忆昔宿卫明光宫，楞伽山人貌娇好。马曹狗监共嘲难，而今触痛伤枯槁。”可知，性德也曾参与过管理马曹狗监的工作。

康熙十六年（1677），曹寅二十岁，行冠礼。这意味着，按照儒家标准，他已正式成人了。这时候的曹寅“书法精工，骑射娴习”。皇帝也更加看重他，将他拔入銮仪卫中，先擢其为仪尉，再迁仪正。“翼翼乎豹尾螭头之恪谨，而轩轩然貂冠羽箭之高骞。”

清朝入关和剃发、易服极大地招致了汉人知识分子的不满，因此，清朝初年，各地反抗不断发生。尤其是“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像一个个噩梦折磨着知识分子精英，他们要么参与各种武装，出谋划策，要么隐居山林，拒不合作。

虽然顺治皇帝、康熙皇帝曾屡次征召遗民出仕，然“应者实寡”。康熙皇帝没有灰心，他太了解遗民知识分子对整个政权和社会秩序重建的重要意义了。

经过多年的努力，康熙勤政、爱民的明君形象被树立起来，随着皇帝对中原儒学的重视和提倡，知识分子心中的抵抗欲望开始不断减弱。他们不是头脑顽固的老古董，他们知道这个夷狄君主跟他们曾经效忠过的大明王朝皇帝的区别。

康熙十七年（1679），时机成熟，皇帝下诏征辟博学鸿儒。诏书写道：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词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重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辞卓绝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各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其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

这个命令让大多数知识分子感激涕零，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走上仕途，去施展平生所学。

对态度强硬、拒不出仕的，如王夫之、黄宗羲、傅山等人，皇帝也不为难，只是觉得人才难得，叹息不止。最终，一百五十三人同意参加考试。

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康熙帝在保和殿亲试博学鸿词。与其说这是一场考试，倒不如说是一场文学盛会更来得恰当。考试没有监试人员，进行一半，皇上赐宴，以大学士、掌院学士各两员陪同。宴后，考试接着进行，不限交卷时间。对于不想中试，有意隐瞒自己学问的知识分子，康熙也予以宽大录用。

在征召博学鸿儒的活动中，曹寅表现出特别的活跃。纳兰性德表现得高兴一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入选的大儒，如陈维崧、严绳孙、朱彝尊、徐釚、秦松龄等，都是纳兰性德的朋友。而曹寅表现出的积极，似乎让人难以理解。他不时到这些文坛领袖住的寓所进行拜访，与他们宴饮听戏、诗赋唱和。可以说，曹寅的文学活动是在这时拉开序幕的。

诗坛大家朱彝尊、陈维崧也参与了博学鸿儒的征召。曹寅每下值，“辄招两太史，倚声按谱，拈韵分题，含毫邈然。作此冷淡生活，每成一阚，必令人惊心动魄。两太史动以陈思、天人目之”。当时，与曹寅往来的，还有“检讨从子次山，阳羡蒋郡丞京少，长洲黄孝廉蕺山”，他们“相与赓和，所作甚夥”。

曹寅以自己谦和的态度和博览群书的素养，博得了这些博学大儒的好感。翰林院侍讲施闰章对曹寅的诗文赞赏有加，曹寅有诗写道：“寒山见远人”，施闰章“吟讽不去口”。

施闰章，宣城（今属安徽）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侍讲，他的诗在当时文坛很有影响。一代文宗王士禛评价他的诗作“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甚至把施氏“秋风一夕起”律诗与“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相提并论。他对曹寅的认可与接纳，对曹寅在京师学界地位的提升，是可以想见的。

曹寅的另外一个重要收获，是见到了自己的族舅顾景星，并与之相认。一次，曹寅去看望顾景星，当即写下一首《春日过顾赤方先生寓居》七律，云：见因季子到阶前，堂上先生尚晏眠。逆旅药香花覆地，长安日暖梦朝天。开轩把臂当三月，脱帽论文快十年。即此相逢犹宿昔，频来常带杖头钱。

顾景星随即赋诗一首回赠，云：韶光闭户恼不彻，况复病痁多晏眠。半红半白杏花色，乍暖乍寒三月天。药绳床尝废日，他乡逆旅动经年。世情交态寒温外，别有曹郎分俸钱。

四月初一日，顾景星为曹寅诗文集《荔轩草》作序云：“李白赠高五诗谓其‘价重明月，声动天门’，即以赠吾子清。海内月旦，必以予言为然。”用李白、高五舅甥典故，又言“吾子清”，其舅甥已经相认显而易见；不过，这种关系似乎只是二人间的默契，并没有大张旗鼓的对外宣布，以至于二十二年后（康熙三十九年，1700），曹寅作《舅氏顾赤方先生拥书图记》云：“然自今以往得睹此卷者尚有日，虽寿至耄耋，子孙满前，亦终拳拳于二十二年前也。”让曹寅“拳拳于二十二年前”的事情是什么？大概就是不能与顾景星公开相认吧。

由于顾景星再三上奏要求辞归，四月三日，康熙帝下旨允其请。临行前，曹寅设宴相送。

这时候，曹寅与顾景星的舅甥关系，大概已经在遗老中间秘密传开，很多难以接近的知识分子，都与这玉树临风、人中龙凤的曹寅结成了忘年交。

曹玺、曹寅与《楝亭图》

曹寅在征召博学鸿儒中的表现让康熙皇帝很是满意，不久，皇帝令曹寅为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所属第三旗鼓牛录佐领。这个佐领是清朝初年编立的，一度由他的叔叔曹尔正管理。

清代制度，在京四品以上官员及京外三品以上文官、二品以上武官可以荫一子入国子监学习。于是，曹寅的异母弟曹荃，几年前也来到了京师，在国子监学习。

国子监是全国级别最高的学府，亦称为“国学”、“太学”。像曹荃这样的荫监生，需要在监内学习二十四个月，期满后咨吏部选用。在学习期间，曹荃显示出出众的绘画能力，描摹名家无不惟妙惟肖。

这一年，曹寅又从佐领转到内务府为官，因此，顾景星《怀曹子清》诗有“伐阅东曹冠，官阶内府除”的句子。

康熙皇帝对国家的掌控愈发牢固了，在处理完三藩和汉人知识阶层后，再也没有什么能威胁得到大清的统治。于是，康熙二十年（1681），他要求曹玺以“江宁织造理事官”的名义为他搜集文玩古董，以充宫廷之用。

理事官一职，清初即有设置。崇德三年（1638），六部官员制度改革，分别设置理事官、副理事官等职；顺治元年（1644），理事官统一更名为郎中、副理事官更名为员外郎。

曹玺尽心尽力地为皇帝找寻古董文玩，不久，他就给皇帝呈上了一份进贡单，详细开列他为皇上收集的各种珍玩：江宁织造理事官加四级臣曹玺恭进，计呈：轿一乘、铁梨案一张、博古围屏一架、“满堂红”灯二对、宣德翎毛一轴、吕纪《九思图》一轴、王齐翰《高闲图》一轴、朱锐《关山车马图》一轴、赵修禄《天闲图》一轴、董其昌一轴、赵伯驹《仙山逸趣图》一卷、李公麟《周游图》一卷、沈周山水一卷、《归去来图》一卷御书房收、黄庭坚字一卷御书房收、《淳化阁帖》二套、天宝鼎一座自鸣钟收、汉垂环樽一座自鸣钟收、汉茄袋瓶一座、秦镜一面、珐琅象鼻垆一座自鸣钟收、珐琅花觚一座自鸣钟收、宋磁菱花瓶一座自鸣钟收、窑变葫芦瓶一座、哥窑花插一座、定窑水注一个自鸣钟收、窑变水注一个、汉玉笔架一座、英石笔架一座、汉玉镇纸一方（按以上四项亦皆注明自鸣钟收）、紫檀镶碧玉镇纸一方、竹镇纸一个、竹臂阁一个、竹笔筒一个自鸣钟收、竹笔二枝、竹香盒一个、雕漆香盒一个、竹匙箸瓶二副、“太极图”端砚一方、程君房墨四匣自鸣钟收、桑林里墨二匣自鸣钟收、吴去尘墨二匣、龙葱一座、竹箭杆十根。

康熙二十三年（1684），曹玺受命再次督理漕运入京。不料，临行前夕，曹玺因“积劳感疾”，身患疾病。在得到曹玺染病，日益加重的消息后，康熙皇帝特许身在京师的曹寅、曹荃兄弟回江宁探视。曹玺弥留之际，“遗戒惟训诸子图报国恩，话不及私”。

曹玺任江宁织造时间长达二十三年。在他任内，江宁织造进入了大发展期，织造府织的规模和丝绸的质量，都超越了以前朝代的官营织造业。曹玺以事必躬亲的态度和杰出的管理能力，不仅保证了政府的丝绸用度，同时，将明朝遗留下的织造遗弊一扫而空。这样的成绩，足以让人们给他冠以许多美好的字眼。在他死去那年完成的《江宁府志》，用简洁的文笔叙述了他的贡献：江宁局务重大，黼黻朝祭之章出焉，视苏杭特为繁剧。往例，收丝则凭行侩，颜料则取铺户，至工匠则佥送，在城机户有帮贴之累。众奸丛巧，莫可端倪。公大为厘剔，买丝则必于所出地，平价以市；应用物科，官自和买。市无追胥，列肆案堵。创立‘储养幻匠法’，训练程作，遇缺即遴以补，不佥民户而又朝夕循拊稍食，上下有经，赏赉以时，故工乐且奋。天府之供，不戒而办。岁比祲，公捐俸以赈，倡导协济，全活无算，郡人立生祠碑颂焉。

为了安抚江南士人，了解江南的经济、文化、民风、漕运等情况，这年冬天，康熙帝进行了他一生的第一次南巡。

十一月，南巡队伍抵达江宁。皇帝驻跸江宁将军衙门。这时，曹玺已卒。康熙帝先派内务府大臣到织造府祭奠，随后，又亲临织造府，他对曹玺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是朕荩臣，能为朕惠此一方人者也”。为了表彰曹玺的功绩，康熙皇帝还亲书御书以赐曹家母子，又晋升曹寅为“内刑部侍郎”。

内刑部就是内务府慎刑司，由于它负责掌管审拟“上三旗”刑狱案件，功能相当于中央六部中的刑部，故有是名。刑部设尚书、侍郎等职；慎刑司设郎中、员外郎诸职。从级别对应可知，曹寅被皇帝赐予了慎刑司员外郎的职务。

曹寅的朋友纳兰性德，作为侍卫随驾前来。性德单独抽出时间，来到江宁织造府，安慰好友。曹寅说，当年父亲上任的时候，带我们兄弟二人一起前来，他在书房外面栽下一株楝树，如今时光如梭，物是人非。言罢，泪流不止。性德忙安慰道，本朝素来重视世臣，以后说不定哪一天你就会奉旨而出，像你的父亲一样建功立业，造福一方。这棵楝树，就是开启你家后世荣耀的嘉树啊。

听了性德的话，曹寅决定以父亲手植的楝树作为题材，作《楝亭图》，遍征名家题词，以纪念自己的父亲。性德赞同曹寅的想法，并答应为之题诗。

五月，曹寅一家自江宁登舟北返。曹寅的忘年之交杜岕前来送行。五月三十日，曹寅好友、一等侍卫纳兰性德病逝。性德没有辜负曹寅的嘱托，他不仅为《楝亭图》第一卷作了跋语，还为《楝亭图》题了名为《满江红·为曹子清题其先人所构楝亭，亭在金陵署中》的词，云：籍甚平阳，羡奕叶，流传芳誉。君不见，山龙补衮，昔时兰署。饮罢石头城下水，移来燕子矶边树。倩一茎，黄楝作三槐，趋庭处。延夕月，承晨露。看手泽，深余慕。更凤毛才思，登高能赋。入梦凭将图绘写，留题合遣纱笼护。正绿阴，青子盼乌衣，来非暮。

不仅是纳兰性德，京师诸多名家都为《楝亭图》题写了诗词。

附：《楝亭图》纳兰性德跋语《曹司空手植楝树记》《诗》三百篇，凡贤人君子之寄托，以及野夫游女之讴吟，往往流连景物，遇一草一木之细，辄低回太息而不忍置，非尽若召伯之棠，美斯爱，爱斯传也。又况一草一木，倘为先人之所手植，则睠言遗泽，攀枝执条，泫然流涕。其所图以爱之而传之者，当何如切至也乎！余友曹君子清，风流儒雅，彬彬乎兼文学政事之长，叩其渊源，盖得之庭训居多。子清为余言，其先人司空公当日奉命督江宁织造，清操惠政，久著东南，于时尚方资黼黻之华，闾阎鲜杼轴之叹，衙斋萧寂，携子清兄弟以从。方佩佩之年，温经课业，靡间寒暑。其书室外，司空亲栽楝树一株，今尚在无恙。当夫春葩未扬，秋实不落，冠剑廷立，俨如式凭。嗟乎！曾几何时，而昔日之树，已非拱把之树，昔日之人，已非童稚之人矣！语毕，子清愀然念其先人。余谓子清：“此即司空之甘棠也。惟周之初，召伯与元公、尚父并称，其后伯禽抗世子法，齐侯伋虎贲，直宿卫，惟燕嗣不甚著。今我国家重世臣，异日者，子清奉简书乘传而出，安知不建牙南服，踵武司空，则此一树也，先人之泽于是乎延，后世之泽又于是乎启矣，可无片语以志之？”因为赋长短句一阕。同赋者，锡山顾梁汾。

世为织造

曹寅的仕途一帆风顺。先是在内务府慎刑司任员外郎，不久之后，升任郎中。后来，又奉皇帝之命，转到广储司任郎中。

广储司为内务府七司之首，《清宫史续编》云，内务府“所属广储、会计、掌仪、都虞、慎刑、营造、庆丰七司，内广储司管理六库郎中二员，秩在诸司之上”。因此，转任广储司郎中对曹寅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当年，他的父亲曹玺也不过做到了营造司（彼时称惜薪司）郎中而已。

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曹寅为自己的儿子，曹荃为自己和儿子捐纳监生资格，以备将来候选。处理完这件事情，曹寅就以广储司郎中的身份赴苏州，担任苏州织造一职。

自南宋以来，苏杭一带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如今，曹寅离开京师，来到苏州走马上任，接触一个全新的工作。“织造”负责宫廷丝织品的供应，官员由内务府官员担任。虽然织造是包衣“下贱”，品级也不很高；但是，由于包衣是皇帝的家人，他的外放便具有了钦差意味。满洲特殊的主奴关系，要求包衣不定期给皇帝折奏请安。皇帝也要求织造官员注意“打听、奏闻”江南的吏治民情，密切监视“各行人等”的动向，“亲手写奏帖来”。织造又具备了皇帝安插在地方上的政治耳目的特征。

因为公务，曹寅还去了一趟江宁，并抽空到江宁织造署看了看，看到了熟悉的织造署，自己的读书处，父亲植下的楝树。回到苏州，曹寅在官署内修建了一座“怀楝堂”，寄托对父亲的思念。

以曹寅的能力，应付苏州织造事务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公务之余，曹寅便与苏州士人交往，活动照例是饮酒、赋诗、听戏、游玩。当然，知识分子的游戏总与常人有些不同，他们更多寻求精神层面的交流和享受，酒、戏不过是一种媒介罢了。《楝亭图》又增加了新的卷数，宿儒们的题词也不断增加。在苏州，曹寅与尤侗的交往，颇值得一提。

尤侗为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入清后，以文名得顺治皇帝的赏识，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明史》，分撰列传三百余篇并《艺文志》五卷。康熙二十二年（1683），告老归家，其宅位于苏州新造桥侧，内有鹤栖堂，匾额是康熙皇帝御笔亲书，他的花园“曰亦园，有揖青亭、水哉轩”等建筑。

尤侗以诗见长，王士禛论其诗云：“如万斛泉，随地涌出，时出世间，辩才无碍，要为称其心之所欲言。”尤侗还能词曲，著有《百末词》六卷，又有《钧天乐》、《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等杂曲传奇六种，流传颇广。

八月十九日，应尤侗之邀，曹寅、余怀、叶藩等人到亦园中“揖青亭”会饮。席间，曹寅拈得一“亭”字韵，即席和韵：苏家巷口揖青亭，间日重登山更青。篱落不妨骑马客，郎官原近老人星。三秋鹓实身前树，二寸鱼吹水上萍。却笑南园成独醉，沧浪咫尺唤难醒。

月底，好友杜岕自江宁寄《将之吴门述怀呈荔轩》来。九月初，杜岕抵达苏州，宴饮洗尘，畅叙友情，游览苏州胜迹，不在话下。

时间就在侍奉母亲、公务、读书、教子、宴饮听戏中悄悄流逝，转眼，就到了康熙三十年（1691）的年底。十二月初七日，是孙氏的六十岁大寿。这一天，曹寅大摆筵宴，招呼家中亲属子弟并吴中士人为母祝寿。尤侗还专门撰有《曹太夫人六十寿序》一文，可知当时赠诗祝寿者众。

尤侗之文极力叙说孙氏之贤。孙氏曾云：“吾闻诸《考工》矣，‘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置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工。’……吾为命妇，敢忘丝麻之治乎？”孙氏引古训，认为治丝麻是妇女的本分，如同男人的治学、修身，因此，不敢一日有忘。

弟弟曹荃留在皇帝身边充当侍卫之职，未能前来江宁为母亲祝寿。尤侗为孙氏所作的寿序中写道：“难弟子猷以妙才为朝廷管册府。”可见，曹荃又被皇帝委派了新的职位。虽然我们不知道曹荃管理的到底是哪个“册府”，但是我们确凿无疑地知道，他是一个才子型的人物，知书善画，有“理学”功夫，殖学具异才，因其“妙才”而得到皇帝的赏识。

孙氏六十大寿后的第五天（十二日），江宁织造员外郎桑格升任湖广巡抚。康熙皇帝诏命曹寅兼任江宁、苏州两处织造之职。这一年，曹寅三十五岁。

由于兼任了两处织造之职，曹寅要在江宁、苏州之间不时走动，任务自然也比前两年更重。尽管如此，也没有耽搁了他和那些文友们的聚会。受尤侗影响，曹寅对戏曲的兴趣愈发浓厚。康熙三十一年（1692）九月，曹寅写成《北红拂记》，讲述隋末唐初李靖、红拂女、虬髯客等英雄儿女故事，乃游浙江五日中依舟而成。回至苏州，曹寅便让家养的伶人排演，邀尤侗等人一起欣赏。

对曹寅的这出《北红拂记》，尤侗赞不绝口，曾为之作《题北红拂记》一文，评价甚高，云其能“撮其（前人）所长，汰其所短，介白全出自运，南北斗笋，巧若天成。又添《徐洪客采药》一折，得史家附传之法，正如虎头写照，更加颊上三毛，神采备发，岂惟青出于蓝乎！”

十一月，曹寅奉命移驻江宁，但仍兼江宁、苏州两处织造之职。诏命下达时，曹寅正组织排演尤侗的《李白登科记》。原本还要排演《读离骚》、《黑白卫》，因为曹寅要移住江宁，这项演出活动被迫停止下来。尤侗有《送曹荔轩机部移驻江宁四首》，其中之一云：三载苏台驻节时，邦人争咏衮衣诗。欲知去后缠绵意，只看机中千万丝。

苏州，是曹寅外放的第一站，在这里他待了两年又八个月。为官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能干、好学、谦虚，得到了苏州士人、百姓的一致赞叹，官声不恶。当曹寅正式去职后，吴人在他游赏过的虎丘，为他建立了生祠，“庙而貌之，尸而祝之”。

曹寅移驻江宁，于是，曹家人在离开了十一年后，再次搬进了江宁织造署。园中的楝树仍旧郁郁葱葱，但“楝亭”却已经颇有毁坏了。一家人睹物思情，无不落泪。待家人安顿好后，曹寅立即命人“新其材，加垩焉”，重新整修一番。

江宁是清朝在南部中国的统治中心，在这里设置了大量的官僚机构，驻扎有数量众多的军队，汇集在这里的文人也很多。因此，曹寅刚一到江宁，为《楝亭图》题诗的工作就有了重大的进展。韩菼《楝亭记》、宋荦《楝亭诗》、毛奇龄《楝亭诗和荔轩曹使君作》、王士禛《楝亭诗曹工部索赋》等等，前后不下十数家。

转过年来（康熙三十二年），施世纶任江宁知府，前来拜访，并有《楝亭》诗赠曹寅云：吏情一卷《白云》词，到处为余吊古诗。今日江南来驻马，春风又作《楝亭》诗。

观其口气，似乎二人此前即已相识。

六月，妻兄李煦由畅春园总管转苏州织造，开始了郎舅二人共处江南，为康熙皇帝奔走复命的历史。

从曹寅职务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在政治上布局谋篇的能力。康熙二十七年（1688），罢李煦宁波知府职，令其返京，担任畅春园总管。康熙二十九年（1690），安排曹寅为苏州织造，让他熟悉织造事务。这时候，皇帝对曹寅担任江宁织造、李煦担任苏州织造的想法已经非常清晰。于是，康熙三十年底，令江宁织造桑格升任湖广巡抚，让他给曹寅腾出位子。但是，由于曹寅妻兄李煦不能即刻赶到苏州上任，只好让曹寅把衙门安在苏州，兼任苏州、江宁两处织造。当李煦在京的任务就要结束的时候，皇帝仍令曹寅兼任苏州、江宁两处织造；不过，却令他把自己的衙门转到江宁去了。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五六月份，李煦得以到苏州任职，曹寅也名正言顺地当起了江宁织造。大政治家之处事如此，非立高望远、高屋建瓴者何可及也！

展眼到了康熙三十四年（1695）秋，好友张纯修来江宁。某日，江宁知府施世纶来府小聚。宾主交谈甚欢，施世纶有诗记载当日情形，他赞许张纯修博学多才：“邗江昔日谁同调？博物张华无与并。”赞许曹寅文章妙手：“白下论交今水部，文章子建波澜惊。”三个人正聊得兴起，不知不觉天已黑了下来，于是秉烛夜谈，有“夜阑不辞秉烛作，诗书更需重论评”的诗句。张纯修将这次夜谈情景绘成《楝亭夜话图》，三人分别题咏。

曹寅之题诗，回忆早年在皇宫充侍卫时，唯与纳兰性德相交好，不意才子早亡，现在“交情独剩张公子，晚识施君通纻缟”。幸得“多闻直谅复奚疑，此乐不殊鱼在藻”。

接驾与巡盐

为了了解国家大事，康熙皇帝先后多次到各重要地区巡游，目的是在常规国家信息传递渠道外，再辟一条信息途径，以弥补常规信息之不足。

康熙初年，国家大事有三：三藩也、运河也、漕运也。三藩已平，国家已定，运河、漕运这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就要提到皇帝考虑的日程上来。除了解河务、漕运诸事外，皇帝还要借南巡之际，看一看江南百姓对政府的态度和地方吏治。因此，康熙二十三年（1684），皇帝一下江南。到江宁时，正赶上曹玺逝世，驻跸在江宁将军府内。康熙二十八年（1689），皇帝二下江南，至江宁，以吉祥街织造署为行宫。康熙三十八年（1699），皇帝进行了他的第三次南巡。

四月初十日，驾至上元，仍以江宁织造署为皇帝驻跸行宫。皇帝驻跸织造署，曹寅奉母亲孙氏朝见。

孙氏是康熙早年的保姆，曾照顾当时的玄烨在城外避痘，情分自然非同一般。康熙以礼相见，赏赐甚厚，并对一旁侍奉的大臣们说，此“吾家老人也”。吾家老人，就是皇上家的老人。中国素有“宰相门前七品官”的说法，皇帝亲口说，某某是我皇家的老人，这是何等的荣耀。

时方初夏，按时间说，还不到萱草开放的时节，而织造署堂下的萱草竟似通人事一般地开放了。后来，毛际可作《萱瑞堂记》即写道：“岁方初夏，庭下之萱皆先时芳茂，若预知翠华之将临，而且为寿母之兆。”

萱草又名忘忧草，《诗经·卫风·伯兮》中有“焉得谖草，言树之背”的诗句。谖草就是萱草，“谖”就是“忘”的意思。朱熹注云：“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又《博物志》云：“萱草，食之令人好欢乐，忘忧思，故曰‘忘忧草’。”原来，这种草人食后，会忘记忧愁。所以，当游子要远行时，便在母亲居住的北堂处种上萱草，希望母亲看到它，能够减轻对远游孩子的思念。

康熙看到堂下开放的萱花，想到《诗经》以萱花喻母亲的典故，于是，为孙氏写下“萱瑞堂”三个大字。陈康祺说，历史上大臣之母因为得享高寿，而被召见的，“或给扶，或赐币，或称老福，从无亲洒翰墨之事”。康熙与孙氏间的母子情深，可见一斑。

康熙帝还亲自到前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孝陵去拜祭，看到墙垣损坏，命江苏巡抚宋荦与织造郎中曹寅会同办理；并御书“治隆唐宋”四字，交给曹寅制作，树于孝陵，并勒石记载此事。

清初，沿用明朝政策，官员实行低俸制。从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安徽巡抚陈汝器的奏报，我们知道，身为江宁织造的曹寅“每年应支俸银壹百伍两外，全年心红纸张银壹百捌两，奉裁不支，理合登明。月支白米伍斗。”也就是说，曹寅一年的实际收入，只有银一百零五两，米六十斗而已。

这笔收入维持生活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靠它应付与朋友宴饮听戏、买书刻书这些大量耗费银子的事情，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收取下级官员的贿赂，挪用甚至贪污公款，就成为清初官员很正常的一种行为，即便最清廉的官员也不例外，惟数量有多少而已。

康熙皇帝知道，接驾花费巨大，曹寅、李煦挪光织造银两也未必见得够用。为了保证南巡的顺利进行，也为了使织造能够正常运转，康熙采取了以东墙补西墙的策略。他让李煦、曹寅轮管两淮盐务，要他们用巡盐所得银两支应各种差事。

历史上，两淮就是重要的产盐大区，为了管理这里的盐业经营，清政府在扬州设立两淮（淮南、淮北）巡盐御史，统辖江南（含现在的江苏、安徽二省）、江西、湖广、河南四省三十六府商纲亭户的赋税出入，督销额运；察照户部的定运司分司盐灶、官丁、亭户，严行卫所、有司缉捕私贩。《红楼梦》里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就做过这个职务。

作为巡盐御史，除交纳给政府部分税银外，一年余银高达五十余万两，其中二十一万两拨与江宁、苏州二织造作为织造钱粮，尚有余银三十一万七千两可供花销。康熙四十三年，巡盐御史皇帝钦点由曹寅担任，十月初七，都察院差官将两淮巡盐的印信送到江宁曹寅手中。十日，曹寅离开江宁，赶赴扬州办事。

不过，曹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皇帝调他担任巡盐御史的本意。接手巡盐后，曹寅很快发现了两淮盐政中的问题，凭着对皇帝的忠诚，他开始利用皇帝赋予的折奏权屡屡上折，痛陈盐务上的弊政。他说：“盐政虽系税差，但上关国计，下济民生。”积年以来，委曲情弊众多，一般官员可以得过且过，但“臣系家奴，何敢效外官支吾了事”。他连续折奏他看到的一切，要求为主子清查，裁减各项他认为不必要的支出。

老皇帝的态度很是耐人寻味，他在曹寅奏折后“朱批”道：“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为目前之计，恐后尾大难收，遗累后人，亦非久远可行，再留心细议。”在另外两个折子上，皇帝不疼不痒的写了“知道了”三个字。

清朝皇帝对一般性事务和不愿直接表态的建议，往往以“知道了”三字应付。一个稍微油滑一点、善于揣摩上司意志的官员，看到这样的朱批后，一般很快就闭上了嘴巴。可是，可爱的曹寅仍然不明白。直到老皇帝明白地给他解释后，曹寅才不再固执地上折子，要求“禁革两淮盐课浮费”了。他是皇帝的奴才，自然要唯皇帝马首是瞻。从此以后，他不再提整顿盐务的话了，他要用皇帝赋予他的权力替皇帝的南巡提供一切方便。

除了负责织造和巡盐任务外，曹寅还接受了内务府要他管理五关铜务的工作。清代，以银、钱两种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按照市场需要和货币供应量，银、钱之间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兑换。随着十八世纪对外贸易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白银像潮水一般涌进中国。于是，国内出现了铜贵银贱的情况。为了调解铜银兑换比例，清政府一面大力开采云南铜矿，一面在各关口购铜，以保证全国的铜钱使用。清朝以崇文门、天津、芜湖、扬州等十四关，负责铜的收购和运输。

曹寅以前，铜觔采买由内务府员外郎张鼎臣、张鼎鼐、主事张常住负责。康熙四十年（1701）五月，曹寅“具折启奏，情愿承办各关铜觔”。面对曹寅要求独立办理铜务的要求，五月十六日，张鼎臣等人以“京师两局铸钱皆靠此十四关铜觔，关系甚大，并非一二人能办之事”为由，请求“将十四关之铜三百五十八万一千余斤，分为三份，由曹寅、王纲明及我弟兄各自承办。若能如此，即与曹寅总办一样，断不致误事；而且各自若有更多效力之处，圣上亦能知道”。

面对相关部门的问询，曹寅仍然请求一人独立办理十四关铜觔。不过，内务府并不支持他的想法，或许他们是在搞平衡，或许他们认为张鼎臣等人说得有理，他们主张“将十四关铜觔交与郎中曹寅、员外郎张鼎臣、张鼎鼐、主事张常住、商人王纲明、范玉芳、王振绪、翟其高等，共同经营”。

康熙皇帝采取审慎的态度，命内务府将“曹寅之弟曹荃及张鼎鼐等叫来具奏”。身为内务府库使的曹荃意见很是明确，他说：“我兄曹寅拟接办十四关铜觔，因决不致贻误，一定能成，才奏恳主上；设若不能，他亦不敢独自接办。倘因主上钱粮甚为重要，不可交与我兄曹寅一人办理，则奴才曹荃既蒙主上洪恩，派出差事，情愿协助我兄曹寅经营。”

经过讨论，内务府呈请，将十四关铜觔分为三份经营：即“交给张鼎臣兄弟三人一份、王纲明等四人一份、曹寅既系独自一份，即与其弟物林达曹荃共为一份”。同时，因为考虑到“合伙之人数多寡不等，十四关之远近、铜数之盈缺，既不相同”，最后的决定是三组人员合作办理，情况如下：十四关铜觔办理情况一览表

由于皇帝和内务府委派的这项新差事，曹荃必须自京师南下，协助哥哥曹寅办理铜觔事务。首先，他要与人交接自己在内务府的现有差事。十一月十二日，内务府总管玛斯喀尚有“物林达曹荃呈称，户部交进豆草，请与户部会议具奏”的奏议。可见，曹荃南下是在其后。公务交接完毕后，曹荃南下办铜，并把自己的几个孩子带往江南。

为了管理盐政的方便，清政府在淮安、仪真各设一处“盐引批验所”。各场所产的盐运至淮安、仪真后，经过上岸、码堆、掣验等程序，由江船运出。由于淮南历年产销淮盐定额为淮北的四到五倍，因此，仪真“盐引批验所”的任务也就远重于淮安“盐引批验所”。每到临江大掣之时，巡盐御史都要亲到仪真巡视。因此，又在仪真建造了“仪真使院”，也称“仪真察院署”或“真州使院”、“淮南使院”。

使院内有一处院落，称作“西轩”，曹荃曾来此小住，并在西轩之南种下一棵杜仲。杜仲也叫“思仲”，因此，曹寅也把这处院落称作“思仲轩”。既合乎它固有的风景，也含有思念弟弟的意思。

曹荃命运不佳，来到江南辅助兄长曹寅管理五关铜务，不足一年，竟溘然而逝。曹寅死后，他的友人王瑛在《挽曹荔轩使君十二首》之五中写道：红袖青蛾艳冶游，君家伯仲最风流。登床一痛人琴失，地下为欢共子猷。

戊子岁，即康熙四十七年（1708）。可知，曹荃卒于是年。

曹寅兄弟自小感情深厚，兄弟的死，让曹寅痛不欲生。人死不能复生，他能做的就是把几个侄子抚养成人。

康熙四十二年（1703）正月，康熙皇帝第四次南巡，胤礽、胤禛诸皇子随行伴驾。二月二十六日抵江宁，后经镇江诸地，至宝应登岸，查阅高家堰堤，提出整修意见，起驾回京。

两年后（康熙四十四年），皇帝第五次南巡。时任两江总督的阿山，闻知皇帝南巡消息，召集各有关官员商议，准备在百姓缴纳赋税中增收三分，以为皇帝修葺行宫、添置物件之用。“有司皆慑服唯唯，独（江宁知府陈）鹏年不服否否。总督泱泱，议虽寝，则欲抉去鹏年矣。”

因行宫规制草创，阿山便以此激怒皇上，随驾前来的太子胤礽更是怒不可遏，认为陈鹏年眼中没有自己，必欲杀之而后快。四月二十二日，皇帝车驾至江宁，驻跸织造府。

是年，曹寅之子曹颙已经十七岁，弟弟曹荃寄养在江宁的老三曹颀更大一点。“一日，织造幼子（老四曹頫）嬉而过于庭，上以其无知也，曰：‘儿知江宁有好官乎？’曰：‘知有陈鹏年。’”已经致仕的前大学士张英乃是胤礽的师傅，前来朝见皇上。当问及陈鹏年时，张英回奏陈为贤臣，乃江宁第一廉吏。于是，康熙责问太子：“而师傅贤之，如何杀之？”

胤礽尤不肯罢休，曹寅赶忙跪下，“免冠叩头为鹏年请”。当时，曹寅的大舅哥、苏州织造李煦正跪在曹寅身后，“见寅血被额，恐触上怒，阴曳其衣警之。寅怒而顾之曰：‘云何也？’复叩头，阶有声，竟得请”。曹寅出来后，正遇上好友江苏巡抚宋荦迎面入内，对曹寅道：“君不愧朱云折槛矣。”

汉朝末年，朱云请斩安昌侯张禹，得罪被执下殿，手攀殿槛，槛为之折。后因辛庆忌竭力救助，朱云得免。有关官员想修理好被朱云拉断的门槛，汉成帝命留之以旌直臣。曹寅能为素来不和的陈鹏年求情，不惜得罪皇储；曹頫年幼，而知江宁有好官陈鹏年，答对自如。曹氏一门家风可知。

二十四日，皇帝、太子、宫眷至织造机房看匠人织机，皇帝赋诗《织造处阅机房》云：终岁勤劳匹练成，千丝一剪截纵横。此观不为云章巧，欲俭骄奢睹未萌。

五月初一，在扬州天宁寺开刊刻《全唐诗》书局，曹寅主持其事。一时间，不少知名学者奉命自京师赶到扬州参与编纂工作。曹寅和大家一起制定出纂修体例进呈，受到皇帝的赞许，全面的编纂工作随之展开。为了打理织造、盐政、刻书诸项工作，曹寅在江宁和扬州之间来回穿梭，并定期到仪真使院监察盐务。

康熙四十五年（1706），刑部尚书阿山（是年十一月由两江总督迁刑部尚书）、大学士马齐及九卿、詹事反复请求皇上南巡淮河河工。次年（康熙四十六年，1707），正月二十二日，启动第六次南巡。至治河工程处，见工程甚不合理，毁人田庐、坏人冢墓，且工程巨大。康熙帝认为此工程没有开凿的必要，严厉斥责总河张鹏翮“安居署中，不巡河务”；同时将河务工地那些“惟知射利”的“不堪匪人”斥革逐走，相关官员俱降级使用。

江南省百姓各举旗帜，叩请皇帝巡行江南。皇帝允其请，百姓欢声雷动。三月六日驾至江宁，以织造府为行宫，十一日，自江宁启程回京。至此，康熙皇帝六次南巡落幕，这也意味着曹寅的接驾任务可以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了。

福兮？祸兮？

皇帝的六次南巡，后四次到江宁去都住在江宁织造署曹家。于是，作为接驾大臣，无数的荣耀降落到曹寅的身上。

因为曹寅、李煦勤劳监修行宫，且捐助银两，康熙四十四年（1705）闰四月初三日，康熙皇帝在仪真盐院内宴饮听戏时，即命大学士、内务府总管、吏部等讨论曹寅、李煦的褒奖问题。

内务府等衙门“钦遵上谕”，查得“曹寅等在宝塔湾修建驿宫，勤劳监修，且捐助银两。查曹寅、李煦各捐银二万两，李灿捐银一万两。彼等皆能尽心公务，各自勤劳，甚为可嘉，理应斟酌捐银数目，议叙加级。惟以捐银数目过多，不便加级，因此，请给彼等以京堂兼衔，给曹寅以通政使司通政使衔，给李煦以大理寺卿衔，给李灿以参政道衔”。

皇帝岂有不准的道理，于是，此后的曹寅就被称作“曹通政”了。再给皇帝写奏折的时候，第一句话就由原来的“江宁织造郎中臣曹寅谨奏”，变成了“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谨奏”。

不唯如此，皇帝还将曹寅的两个女儿指配给两个满人王子为妻。康熙四十五年（1706）正月，也就是皇帝第五次南巡回京后不久，康熙皇帝身边太监梁九功奉命传旨给曹家，要曹寅之妻李氏于本年八月由水路送长女到京与王子成亲。

曹寅之女要嫁的这王子名叫“纳尔苏”，乃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克勤郡王岳托之后，是正儿八经的宗室“黄带子”。

清代制度，满人要与满人或者蒙古通婚，只有妾才在奴才家女儿中选取。曹寅一家是皇家的奴才，按说曹寅之女不可能嫁给满人作正妻。可是，康熙皇帝不仅为曹寅的女儿指婚，指定对象还是八大铁帽子王的后代，而且还是嫡福晋，这在大清朝史上亦是一桩奇事了。

不久，李氏将女儿送到京城。十一月二十六日，纳尔苏迎娶曹寅之女，“礼数隆重，庭闱恭和”。

康熙四十八年（1709），皇帝让梁九功再次传旨给曹寅，把曹寅的二女儿指配给自己作侍卫的一个王子；同时，还给曹寅的儿子安排了差事。“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如同老子说的，福祸相依。四次接驾给曹家带来了无比的荣耀，同时，也给曹家留下了沉重的负担。

皇帝南巡的开支本身就大，同时曹寅、李煦等人还得应付皇帝随行们尤其是随行皇子们的勒索。

这些花费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曹、李两家动用了盐政羡余银尚且不够，不得不接着挪用盐政和织造的费用。

这些事情，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愿说出来罢了。《红楼梦》里赵嬷嬷道：“偌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凤姐疑惑，问道：“常听见我们太爷们也这样说，岂有不信的，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赵嬷嬷道：“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

话虽是这么说，但是曹寅既然担任巡盐御史，银子是从他那里花出去的，他就得承担巡盐御史的责任，想办法把它们补回来。

实际上，在曹寅尚未接手巡盐之前，两淮盐政就已经产生了不少亏空。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一月二十日，曹寅写给皇帝的折子中就说到，由于“御史怠忽，互相容隐，求一年回差之轻便，不顾库藏之盈虚”；投机奸商则利用历届巡盐御史懈怠，纷纷“预投贷借”，在没有缴纳盐税的情况下，纷纷领取“盐引”销售，以致“运司库项钱粮亏空八十余万两”。

康熙皇帝知道南巡花费巨大，所以他让曹寅、李煦轮流担任巡盐御史，以盐政羡余弥补南巡接驾花销。

李煦和曹寅接手两淮巡盐后，为了保证皇帝南巡的顺利进行，亏空进一步扩大。皇帝第六次南巡结束后，曹、李两人手中亏空进一步拉大。康熙五十年（1711年）三月初九日，曹寅奏折写道：“自去年二月蒙圣恩将李煦任内带征一百万两，至十月十三日交代与臣，新旧共该存库银二百八十六万二千余两。臣自到任后，即与暑道满都并力催征，已完过九十万两，现在上纳尚该银一百九十余万两。”

皇帝朱批写道：“亏空大多，甚有关系，十分留心，还未知后来如何，不要看轻了。”

曹寅哪里敢把皇家的事看轻了，但盐政的亏空根本不是几天就能解决的问题，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能解决一点算一点。曹寅的工作还是见了成效。康熙五十年（1711）三月初九日，曹寅奏报称，亏空还有一百九十余万两，至六月十三日李煦奏报时，“尚有一百三十七万两未完”。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曹、李两家就补亏空银高达五十余万两，不可谓不尽心尽力。曹寅、李煦郎舅二人商议决定，“于商人名下催完六十七万两，臣等代商人捐补七十万两，总于三年中臣等任内清楚”。

曹寅被弥补亏空的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日夜悚惧，向皇帝表示：“急欲将钱粮清楚，脱离此地（两淮巡盐）。”

兄弟相继

康熙五十一年（1712）六月十六日，曹寅自江宁赶往扬州书局，料理《佩文韵府》的刊刻工作。不料，七月初一，偶感风寒，卧病数日，悉心调养也未见好，后来竟然转成了疟疾。七月十五日，在仪真巡盐的李煦来扬州看视妹婿。曹寅道：“我病时来时去，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但我儿子年小，今若打发他求主子去，目下我身边又无看视之人。求你替我启奏，如同我自己一样。若得赐药，则尚可起死回生，实蒙天恩再造。”

康熙皇帝得到李煦的奏折后，立即朱批道：“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让你递送奏折的人带回）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在朱批中，康熙还详细分析了曹寅患病的原因，告诉用药的方法；又恐怕曹寅不是疟疾，错用了金鸡拿（奎宁），要李煦“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

皇帝命令驿马用最快的速度，争取九日之内将药送到扬州，结果药还未送到，曹寅就病故了。

曹寅最终也没能把亏空全部补完，临终前，他将这个遗憾告知妻兄李煦，“江宁织造衙门历年亏欠钱粮九万余两，又两淮商欠钱粮，去年奉旨官商分认，曹寅亦应完二十三万两零，而无赀可赔，无产可变，身虽死而目未瞑”。李煦知道，曹寅一死，其家无论如何弥补不上这笔银子。他上折皇帝，请求允许自己代管盐差一年，将曹寅欠的这笔债务还上，得到恩准。

李煦没有食言，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十二月，他已经利用巡盐余款将曹寅应还盐务亏空全部还清，剩下白银三万六千两全部交给继任江宁织造的外甥曹颙使用。曹颙不敢隐瞒，向皇帝上折说明这一情况。皇帝朱批道：“当日曹寅在日，惟恐亏空银两不能完，近身没之后，得以清了，此母子一家之幸。余剩之银，尔当留心，况织造费用不少，家中私债想是还有，朕只要六千两养马。”

曹颙倒是个文武全才的人，康熙皇帝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他将来能够像他的父亲一样，为大清效力。康熙皇帝曾说：“曹颙系朕眼看自幼长成，此子甚可惜。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中，尚无一人如他者。看起来生长的也魁梧，拿起笔来也能写作，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他在织造上很谨慎。朕对他曾寄予很大的希望。”不料，天妒英才，康熙五十三年（1714）末，曹颙奉旨入京觐见，染上疾病，皇上“日遣太医调治”，不治而亡，年仅二十四岁。

在曹寅、曹颙先后亡故的情况下，曹寅一支已经没有男性继承人。康熙皇帝认为，这些年来，曹寅、曹颙急于弥补盐政亏空，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况且，江宁织造上也有些亏空未完。在这种情况下，让曹寅的妻子李氏等人回京，一来怕曹家散了，二来也怕担待不起昂贵的往返费用。几经考量，他决定从曹寅弟弟曹荃的几个儿子中，挑选一个人过继给李氏为嗣，并继续担任江宁织造一职。但是，选择谁来继任江宁织造，却是值得仔细考量的事情。

曹荃的几个孩子中，有的跟曹颙关系不和，这是皇帝所深知的。因此皇帝传谕给内务府总管，让他去咨询因公在京的李煦，要他“务必在曹荃之诸子中，找到能奉养曹颙之母如同生母之人才好。他们弟兄原也不和，倘若使不和者去作其子，反而不好。汝等对此，应详细考察选择”。

曹荃的老四曹頫，自幼就被曹寅“带在江南抚养长大”；而且秉性忠厚朴实，尤喜理学，愿学圣人君子之道，深受曹寅夫妇的喜爱。曹寅有诗写道：“予仲多遗息，成才在四三。”意思是说，弟弟的几个儿子中，老三曹颀、老四曹頫将来能够出息。李煦也深知这种情况，因此，他在回答皇帝提问时说：“奉旨问我，曹荃之子谁好？我奏，曹荃第四子曹頫好，若给曹寅之妻为嗣，可以奉养。”

内务府官员又询问在京的曹颙老家人老汉：“在曹荃的诸子中，哪一个应作你女主人的子嗣？”老汉说：“我主人所养曹荃的诸子都好，其中，曹頫为人忠厚老实，孝顺我的女主人，我女主人也疼爱他。”于是，内务府官员提请以“曹頫给曹寅之妻为嗣，并补放曹颙江宁织造之缺，亦给主事职衔”，得到皇帝的批准。

去年曹颙进京，曹頫陪同前来，没想到却作了哥哥的送葬人。李煦折奏说：“奴才谨拟曹頫于本月内择日将曹颙灵柩出城，暂厝祖茔之侧，事毕即奏请赴江宁任所。盖母年近六旬，独自在南奉守夫灵，今又闻子夭亡，恐其过于哀伤。且舟车往返，费用难支。莫若令曹頫前去，朝夕劝慰，俟秋冬之际，再同伊母将曹寅灵柩扶归安葬，使其父于九泉之下得以瞑目，以仰副万岁佛天垂悯之至意。”

皇帝特命曹頫“承嗣袭职，保全家口”的消息传到江宁，曹寅之妻李氏“闻命之下，感激痛哭，率领阖家老幼，望阙叩头。随于二月十六日赴京恭谢天恩，行至滁州地方，伏闻万岁谕旨，不必来京，奴才母谨遵旨仍回江宁”。

对于皇帝的苦心，曹寅之妻李氏、曹颙之妻马氏并全家男女感恩涕零。因为皇帝的这种安排，就意味着曹家能够继续在江宁织造的职位上干下去，这对保证全家的政治、经济地位，无疑都是极其重要的。

二月二十八日，曹頫抵达江宁，“省觐老母，传宣圣旨。全家老幼，无不感激涕零，叩头恭祝万寿无疆”。三月初二，李煦赶到江宁织造府，传宣圣旨，李氏“跪聆之下，不胜感泣，搏颡流血，谨设香案，望北叩头谢恩”。

三月初六日，曹頫正式上任受事，成为曹家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江宁织造。

中卷 传奇一生

第一章 金陵岁月

雪芹出生

曹颙在京染疾辞世时，他在江宁的妻子马氏已有数月的身孕。据曹颙过继的弟弟曹頫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他接任江宁织造时，马氏身孕已有七月。

曹頫年轻，并无从政之经验，初任江宁织造，难免支应乏力。这一切，曹寅的妻子李氏都看在眼里。

为了让曹頫能够安心为皇上效力，也为了让儿媳马氏能有一个安心静养的场所，她便与哥哥李煦、儿子曹頫商量，想带马氏到苏州安心待产。

马氏明白婆婆的苦心，跟着婆婆一同来到苏州。李煦夫人早就让家人收拾出一处清净的小园，供婆媳二人及仆从婆子、丫鬟使用。

江南惯例，妇女怀孕到四五个月的时候，就得选用绸、绢、纱、绫、布等织物制作肚带，绑在肚子上。平时还要注意身体安静，不得过于劳累，并留心不持重物及向高处举臂。在饮食上，亦应尽量淡泊，以养胎儿。此外，还要寻找一位收生婆，每隔三五天就得给孕妇按摩一次，以保证胎儿的正常发育。民间如此，曹、李这样的大族巨室自然不能例外，一切循例而行。

曹颙之死给年轻的马氏以极大的打击，一夜之间，她便从曹家少奶奶变成了守贞的寡妇。男人死了，天便塌了，她将来的希望就寄托在腹中的孩子身上。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安心休养，保证孩子能够健康出生。

随着马氏肚子一天天长大，家里人也越发忙碌起来，自然的，婆婆李太夫人最是心焦。因为，假如老天垂幸媳妇儿生个男孩儿，曹寅一支就有了最嫡系的孙子，曹家的血脉也就能够延续下去。要知道，在那时，香烟断绝是子孙最大的不孝。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个意思。李太夫人每天都要自己到媳妇儿的产房看看，询问需要什么，嘱托注意什么；又根据自己的经验，指挥家人仆妇准备儿媳临产需要的各种用具。没事儿的时候，她就到屋里供着的神像前祷告，希望神灵能够保佑马氏顺利生产，最好能生个男孩儿。

很快，就到了六月，眼看就到了马氏生产的日子。这一天终于来了，马氏正靠在床上休养，突然，感觉到肚子疼痛。一旁伺候的丫头、仆妇赶忙上来照应，有的忙去向李太夫人报告。李家人知道马氏要生的消息，急忙安排家人去请最好的稳婆，又急忙通报李煦知道。

不久，苏州最好的稳婆来到李府。行过礼，稳婆被带进了产房。大家什么都做不了，只好焦急地等在外边。产房里，在稳婆的帮助下，马氏顺利生下一个男婴。婴儿响亮的哭声，说明孩子发育得很好。稳婆抱起孩子，用竹篦切断胎衣，再用绸子将脐带的切口扎好。然后，她用手指将婴儿口中的淤血弄干净，防止他呼吸受到影响，再用早已准备好的甘草汤擦洗婴儿的身体。

等到婴儿的身体擦洗干净后，稳婆又用襁褓把婴儿包好，抱着给外面等候的一家老小报喜。一切处理好，再返过头来照顾产妇。稳婆让使女扶持着马氏，把她转移到产屋的产台上坐下。稳婆又给负责守候的丫环、婆子交代：太太需要在产台上休养七到十天，其间不得平卧；如果没有血晕症状，等五六天后才可以让她平卧休息。

婴儿产下，不能立即喂奶。按照江南的习惯，首先要让婴儿喝牛黄黄连汤，用以驱除胎毒。出生二十四时之后，母亲再对婴儿加以哺乳。稳婆又让使女去请示，问问胎儿的胎衣如何处理。

江南习俗，胎儿生下后，需将胎衣放入瓷罐，加盖包好，埋藏在宅中洁净空地处，永不移动。李煦指示，按照成例，把婴儿胎衣装进干净瓷罐中，埋到织造署一块干净的空地上。

像曹、李两家这样的大族，在产妇饮食上自然不敢有丝毫闪失。于是，稳婆又特意嘱咐，如何注意产妇的饮食：食品以糯米粥为主，进食应该分时逐次少量进行，不可一餐过多。产后七日内，产妇应忌食姜、辛、咸的食物，七日后，可以少量食用咸食。为了防止产妇血晕，要用砂糖或蜂蜜煮益母草，让产妇服用。另外，三十天内，忌食鱼肉油腥。除此以外，还要留心不要让产妇受风、受寒；家中应保持安静，不要高声喧哗，使产妇充分静心安卧，保养身体。

李煦派家人速速前往江宁，将马氏生子的消息通知曹頫；又派家人将这一消息通告自己的亲朋好友。

孩子出生的第三天，称作“三朝”。在这一天，亲朋好友从各地赶到，庆祝府上添丁。按照当地风俗，这天要用面粉作饼以示庆祝。因而，这天的聚会也被称作“汤饼会”。亲友们赠送三个或五个染红的鸡鸭蛋，主人家则赠送蛋、饼作为回礼。汤饼会上，当众用温水给出生幼儿沐浴，穿上带袖的衣服，并综合大家意见为孩子起名。

经过商量，李煦、李氏、曹、马氏决定，给这个孩子起名为“霑”，典用《诗经·小雅·信南山》“既霑既足，生我百谷”。大家希望，他将来能继续“霑”得皇家恩德，飞黄腾达，光宗耀祖。

不过，曹霑的长辈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孩子被历史记住的不是他在政治上的飞黄腾达，而是为当时所轻视、被视作“小道”的传奇创作。

满月与抓周

曹霑的出生，让屡丧男丁的曹家重新回荡起久违的笑声。尤其是李太夫人和马氏更是欣喜。哥哥后继有人，也让年轻的织造曹頫感到欣慰；然而，父亲留下的巨额亏空和繁杂的织造事务，也时时困扰着他。好在皇上圣明，知他年轻，独立难支，命令舅舅李煦和两淮巡盐御史李陈常帮衬解决；加上，父亲留下的几个老家人也颇能尽心尽力，应付起各种差事来，曹頫才不至于感到过于勉强。

现任的两淮巡盐御史李陈常，原是两淮督转盐运使司盐运使。因他“居官甚好，于盐务实能效力”，康熙五十三年（1714）八月，被皇帝升任为巡盐御史，让他巡视两淮盐课一年。

为了帮助曹寅、李煦填补织造、盐政亏空，康熙皇帝命令李陈常：“江宁、苏州织造两处地方应解银两，仍照曹寅、李煦旧额解送；所有赢余，俱着清补曹寅、李煦及众商人亏欠银两。”也就是说，皇帝要让这个能干的李陈常帮助曹、李两家还清欠下的政府债务。皇帝对曹、李两家的照顾，也真是无微不至了。

为了速速将曹、李两家的亏空彻底补齐，皇帝谕示李煦将江宁、苏州两处织造欠款数额查明奏报，让李陈常代为弥补。因为有皇帝的特别关照，在弥补亏空问题上，曹頫也并不特别着急，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应付织造署里的各项常规事务上。当然，还要定期给皇上请安，折奏家中情况和江南雨水情况。“满月”这天，李煦遍请亲朋，为小曹霑举办庆祝酒宴。皇上的心腹官员要为孙子举办酒宴，哪个官员不来捧场。这一天，苏州织造署里热闹非凡，来的既有亲戚、也有朋友，自然也少不了溜须拍马的下属。按照当地的习俗，有人带来了小孩儿穿着的鞋袜、肚兜、衣服，有人提来了新鲜的鸡鸭鱼肉。

李煦让马氏跟保姆抱出曹霑，与众人见面。大家见这小孩眼大额宽，这么大的场面竟然不急不闹，都朝着李煦、曹頫等人一顿猛夸。按照江南的风俗，满月这天，要当众为新生儿剃除胎发。剔发之后，还要用温水给孩子把头洗干净，并用杏仁、薄荷涂抹在孩子头上。剃下的胎发，则要团起来，用五色丝线捆扎成束，挂在曹霑睡觉的帐子内。

尔后，保姆还要抱着小曹霑参拜寿星菩萨，祈求菩萨保佑他能够长命百岁。到曹霑出生百日时，这样的庆祝活动还要再次举行，其间的热闹，不必细说。

日子在不知不觉中过去。转眼间，小曹霑已经一周岁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周岁要比满月、百日这样的日子更为重要，也更有象征意义，因为在这一天要为新生儿举办“抓周”仪式。

曹頫在江宁织造署办下宴席，邀请亲朋，为侄儿举办“抓周”。大厅当中摆放着一张方桌，桌子上摆放着笔墨、书籍、金银、算盘等物，这些都是为小曹霑准备的。

抓周时，让母亲抱着孩子当众在桌子上抓取一个物件。众人从他抓取的物件来判断孩子的前程。一般说来，小孩儿若取笔墨，则意味着孩子将来善于文章；抓取书籍，则将爱好学问；抓取算盘，则意味着将来能够经商致富。

很难说，这天孩子抓起的东西就能准确预示孩子的将来，因此，做父母的也不会就孩子抓起的东西而对他进行专业的培训。但是，由于这个游戏契合了国人望子成龙的心理，备受欢迎，不论达官贵人，还是小户人家，都要在孩子周岁这天举办这一仪式。

这一天，江宁织造署里很是热闹。一家人穿红着绿，喜气洋洋，都热切地等待着一会儿看曹家小公子的表现。李煦夫妇、李鼎夫妇、李太夫人、马氏、曹頫夫妇，大家围坐在厅中的方桌旁。请示了母亲、舅舅，曹頫便叫仆妇把小曹霑抱来。

我们不知道当时的情景，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想象：小曹霑好奇地转动着两只黑黢黢的大眼睛，瞅着桌子上那些他见过或没见过的玩意儿，不知该抓些什么。祖母、母亲、叔叔、婶婶一干人等聚在周围，看着他，鼓励他伸出手去。最终，他伸出了两只小手，在桌子上一番折腾，拿起来又放下去，扔下去又拿起来。最后，左手扯起了一本书，正在大家啧啧赞叹的时候，他右手抓起了一支笔。

一家人欢喜不已，这个刚刚一岁的孩子在“抓周”的当日表现出众，似乎意味着他在将来必能金榜题名、报效国家了。

曹、李两家亏空的完结

康熙五十五年（1716）七月二十七日，两淮巡盐御史李陈常病故于任上。在担任巡盐御史的两年里，李陈常先后为曹、李两家弥补亏空达五十四万二千两；当然，他也没忘了给自己积蓄了万贯家财。

接到李陈常病逝的消息后，康熙皇帝并未因为失去一个干吏而表现出伤心，他更关心的是，曹、李两家奴才的亏空还有多少没有补完。他令继任巡盐御史将曹、李两家未完的“二十八万八千两”亏空银两赔付清楚。

继任巡盐御史并不好找，他既要有能力，还要真心实意地愿为曹、李两家弥补亏空。思来想去，始终找不到合适人选，不得已，皇帝只得令李煦再次代理一年的巡盐御史。

主子对自己的关照，让李煦感恩戴德。在谢恩折中，他写道：“罪莫大于亏欠钱粮，独宥奴才以不死；例莫重于赔补库帑，独赦奴才以免追。而且抱惭负罪之身，复敕视两淮盐课。种种破格，皆奴才梦想所不到。”

皇帝希望，李煦在这一年之内务必把两家剩下的亏空干干净净地处理好，不要再留下任何纰漏。康熙帝在奏折后朱批道：“此一任比不得当时，务须另一番作去才是。若有疏忽，罪不容诛矣。”

李煦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十个月后，他顺利实现了对皇帝许下的承诺。据他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十三日的奏折中说，江宁、苏州织造衙门亏项“任内补欠已完”，“将来巡盐御史无欠可补”。可知，至此，他和曹寅留下的亏空已经全部结清了。

得到这一消息，对弥补亏空问题担心已久的康熙皇帝，只在李煦奏折上轻轻地批了四个字：“知道了，好。”

千万不要轻看了这几个字。康熙皇帝驾崩后，新皇帝大规模地展开整理财政亏空行动，有重大亏空官员往往拆骨难偿，曹家没有落到此等结果，这与老皇帝的事先安排是密不可分的。彼时，方能够体会皇帝这朱笔四字的分量。

为了在法律上将曹、李两家与亏空事情一笔撇清，康熙皇帝让大学士马齐与户部官员议覆李煦赔付亏空清楚一事。

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月十九日，马齐折本请旨，谓：“江宁、苏州织造衙门所欠银两，今已照数全还，此后商人但交正项钱粮及织造所用额银，并无欠项。”

皇帝感到一阵轻松，他总算在自己有生之年将两个忠心奴才背负的重担卸下来了。皇帝还想给曹、李两家一些奖励，似乎非如此不能奖励他们曾经承担的责任，他让马齐去查一查“钱粮全完官员，有无议叙之例”。如有，则令户部按“全完钱粮官员议叙之例”具奏，给予李煦、曹寅以记录或加级的奖励。

所谓“议叙”，是清代文官的行政奖惩制度，和处分一起构成清代文官的行政奖惩体系。《大清会典》载：“凡议叙之法二：一曰纪录，其等三（按次数计算）；二曰加级，其等三。合之，其等十有二。”官员凡经“议叙”得纪录、加级者，皆记录在案，作为将来升迁的依据。

此后，李煦、曹頫曾请旨承担几件与钱粮有干系的任务，皇帝都没有应允。皇帝知道，奴才们是真心为他分忧，但是，他实在不想让这两家人再纠缠到与钱粮有关的事务中去了，他在二人的奏折上写下的朱批都是否定的意见：“前日，李煦所奏措库银捐西边一折，甚为不妥，恐病后鹃突，被人哄骗，恐误钱粮。”“这事难行，还有一折，留下再察。”“此事断不可行。当日曹寅若不亏出，两淮差如何交回？后日必至噬脐不及之悔。”

自知来日无多的老皇帝，不愿自己两家忠心耿耿的世仆再担上任何风险。他清醒地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将来自己百年以后，新皇帝登基，除了政治上的不合作，再也没有什么比财政亏空更能让人身败名裂的了。

曹霑的幼年教育

在传统社会，由科举入仕是广大普通知识分子实现其政治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必由之路，也是他们光大门楣、光耀祖先的唯一手段。因此，官僚家庭、地主家庭、商人家庭、知识分子家庭都极其重视本族子弟的教育，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十年寒窗，获得成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每个知识分子的希望。

当然，像曹家这样的皇家世仆，就有些不同，他们有更多的选择和入仕途径，他们既可以在内务府任职，也可以通过作皇帝侍卫而得到升迁。曹霑的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是先作皇帝侍卫，后来才出任朝廷命官的。但是，曹家历来是文武传家，在清朝初年，这在旗人中是非常难得的事情。曹家之所以受到皇帝的宠信，文武传家的传统不无关系。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文武传家的大家族里，却没有出一个由科举正途出身的子弟，在日益汉化的时代，未免是种遗憾——曹寅的好友纳兰性德就参加了科举，并考中了进士。

因此，曹家对子弟的教育很是重视，楝亭就是曹霑的祖父曹寅和叔祖曹荃读书的地方。当然，这里后来也成了曹霑的父亲曹颙、伯父曹颀、叔父曹頫等人读书的地方。祖母、母亲常带着丫鬟抱着曹霑到这里来，告诉他这是他的祖上读书的地方，将来他也要在这里读书习字。

为了能让小曹霑早日成才，在他三岁那年，叔叔曹頫就已经亲自为他开蒙了。从那时起，曹霑在叔父的教育下，学习、诵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规》。书房里、院子里总能听见他咿咿呀呀的声音。当然，有一笔好字是不可或缺的。曹霑的爷爷就是颇有名声的书法家，曾戏云：“不恨不见王右军，但恨羲之不见我。”虽是戏言，但对自己书法的自信可以想见。所以，小曹霑还得学习描红，练习书法。我们不知道，曹霑练字洗笔是否曾将织造署里的西池染黑，但是，从他后来的书法作品来看，在书法上，他是下过苦功夫的。

祖母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但在曹霑的读书问题上从不马虎，她会给他讲述古人“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的励志故事，鼓励他上进好学。从祖母那里，曹霑还知道，自己的祖父四岁能“辨四声”，少年时即“以诗词经艺惊动长者，称神童”。叔祖曹荃能文善武，尤其擅长绘画，曾为皇帝作过南巡图的监画。父亲曹颙也是自幼好学，长大成人后，文武皆能，被康熙皇帝看作身边所用包衣子弟中第一流的人才。

叔父曹頫是曹霑学习的榜样，他好古嗜学，能诗文，懂戏曲，在江南也享有声誉。为人虽有些拘谨，但却合乎传统道德的规范，是一个谦谦君子。他的一言一行，就像一个榜样，在曹霑幼小的心灵里产生着影响。

曹霑聪明伶俐，非常惹人喜爱，舅祖李煦很是喜欢他，长留他在苏州居住。李煦的一个园子本是苏州名园拙政园的一部分。拙政园为江南名园，曹霑的祖父曹寅担任苏州织造时，斥资购买了该园的一部分。后来，祖父转任江宁，就把这部分家产转给李煦。

在拙政园、苏州织造府、江宁织造署和江浙的名胜中，小曹霑度过了他的童年。老祖母尤其疼爱他，督促他好好学习，课余之时，便给他讲述家族的兴衰，讲述老皇帝南巡的故事，还讲到曾经来访的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

到曹霑五六岁时，家里给他请了博学多识的先生。一起陪读的，还有表妹、堂弟几个年岁不等的孩子。大家恭恭敬敬地给孔夫子行礼，再给先生行礼，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就很快进入功课。

功课不过是读书、传授句读、认字、写字、先生提问、讲授文章。很多内容，曹霑在课下就已下过功夫，加上他天资聪慧，所以，他对先生教授的功课领会得比别的孩子都快得多。因他岁数还大些，所以，他不仅要学习诗文经义，还要学习进退应对的各种礼仪。

先生是汉人，因此，家塾里并不教习骑射。但是，骑射是旗人固有的规矩，也是皇帝极力强调的事情，作为上三旗包衣的曹家，自然少不了这门功夫。江宁织造府里就建有练习骑马射箭的马道，曹霑的爷爷、父亲、叔父都曾在这里演习骑射。

作为家里的男丁，曹霑也得熟悉骑射。由于年龄尚小，骑马自然不必着急，但射箭却是要早早练习的。虽然因为力气不足，用的弓也不过是小弓，但对练习姿势、技巧都还是足够的了。

长到七八岁时，原先的功课要继续加强，不能懈怠。除此之外，祖母、母亲、叔父就开始教他“修身、正行，尊敬祖先以及致力于家之道”。“纸鸢、筝琴、见踢”是江南儿童平日常玩的游戏，曹霑也不例外。见踢就是毽子，纸鸢就是风筝。不过，作为大族的公子，玩得自然要比民间更为精致。纸鸢是曹霑最为喜欢的一项游戏。

江南民俗，每年正月、二月、三月之间，儿童扬放纸鸢。纸鸢一名鹞子，有人形、蝴蝶及鱼、鸟各种形状，大小不一。风筝是能发出响声的纸鸢，“将竹条弯成弓状，并以宽为二三分纶子、纱绫等细条张为弦，绑于纸鸢头上，放起后受风而响，故称风筝”。

曹霑之所以喜欢纸鸢，不仅是因为好玩儿，纸鸢上画着的那些漂亮的鹰、鱼、燕、美人诸色图案和放飞的技术很能吸引他。纸鸢飘摇在天际，上面的图案似乎一下子都活了起来。技术高超的放纸鸢者能做出各种动作，从而让纸鸢在天空中做出各式的姿势，忽高忽低，忽疾忽缓，忽如苍鹰缚兔、忽若神仙腾空……

闲暇之余，曹霑就偷偷钻进爷爷的书房，在书的世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曹霑的爷爷是国初著名诗人，他的诗文被当时很多文坛大家所赞赏。著名诗人朱彝尊评价其诗文时，说：“无一字无熔铸，无一语不矜奇。盖欲抉破藩篱，直窥古人窔奥。当其称意，不顾时人之大怪也。先生于学博综，练习掌故，胸中具有武库，浏览全唐诗派，多师以为师。”其诗文先后结集，题名为《荔轩草》、《西农集》、《楝亭集》、《楝亭诗钞》（附词钞）刊刻流传。

不仅如此，爷爷还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由于“巡视两淮盐政，掌江南织造，颇饶于资，收藏极富”。爷爷不仅喜欢藏书，还喜欢刻书。在他看来，藏书只能给自己看，刻书则能让天下读书人都读到好书，否则藏书就失去了意义，因此，他“尤喜刻书”。爷爷主持《全唐诗》刊刻，手下既有资金，又有精良刻工，所以，这件事情他能做得很好。他曾把自己收藏宋明珍本汇集，题名为《楝亭五种》、《楝亭十种》刊刻流布。

曹霑的舅祖李煦跟爷爷曹寅一样，既是个藏书家，也是个善于舞文弄墨的妙人。他“好藏书，积几万卷，间落笔为诗文，泠泠然有爽气，字有米友仁意”。名士汤右曾有《赠两淮巡卤》诗，称李煦“上至窥皇坟，下遂逮子史。余事为诗言，雅音披宫徵。银钩勤翰墨，灿灿光照几”。

这些藏书成了曹霑获取知识、快乐的源泉，那些常人眼中的闲书，让曹霑了解了不少在叔叔和家塾先生那里不曾知道的故事。虽然那些大部头的书籍，他也未曾看得明白；但是，对他来说，读书就是他的乐趣。

久而久之，小曹霑的大脑袋里边装进了很多内容各异、见解不同的各色学问。也许是遗传的关系，小曹霑还对那些“杂学”深感兴趣，雕刻啦、绘画啦、草编啦，似乎他能见到的所有东西都能够引起他的兴趣。

有一天，曹霑竟在家里见到了祖母、舅祖提到过的洋人。一个叫作菲利普的洋人到家里拜见叔叔，他长得很奇怪，跟曹霑见过的人都不一样，高耸的鼻子，头上卷曲的头发，两只灰蓝色的眼睛，就像图画中的鬼怪一般。更让曹霑惊奇的是，这个鬼一般的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叔叔和那个叫菲利普的洋人在客厅落座，这种正式场合，曹霑与堂弟不被允许在场；但是，好奇心促使他们去偷听。他们溜进客厅，躲在帐子的后面，听到叔叔跟那洋人谈些什么孔子、耶稣、李白、莎士比亚之类的事情，谈得高兴了，两人还不时站起来唱一段。他们谈得高兴，曹霑哥儿俩听得也兴奋不已。一不小心，也不知道是谁碰到了什么，他们被叔叔发现了，受到一顿呵斥，被赶回了后院。

一家人都宠着曹霑这个凤凰蛋，舅祖和叔叔尤其上心，每每外出都要携他前往；有时候，公务繁忙，实在腾不开时间，就让老家人带他出去玩耍。因而，还不到十岁的小曹霑就已遍览了江宁、姑苏、扬州、镇江各地名胜。游览不仅让曹霑看到了如画的景色、新奇的玩具，也了解了那里悠久的历史、新鲜的风俗、动人的传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江浙一带的繁华胜地，大大开阔了曹霑的眼界，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童年。虽然在当时，他还未必意识到这些。

一个特别的时代

十八世纪的中国，生机勃勃。大清的统治如磐石般稳固，城市与城镇也大规模地出现，以获取稿酬为目的的专业戏曲、小说俗文化创作者也大量增加，这些都让江宁、苏州、杭州、扬州这些历来繁华的城市，显得似乎有些过分的热闹。

听戏是人们最大的爱好，也是大族最常见的愉悦心情、联络亲情的活动之一。曹、李两家这样的大族很少到外边听戏，他们都养着自己的戏班子，曹霑的舅舅李鼎还是个超级戏迷，自己曾排演《长生殿》，光置办戏装就花了四五万两银子。

曹家本来经常演戏，但是，爷爷曹寅死后，叔叔年轻，没人主持，家里就很少唱戏了。除非是老太太心情好，非要点出什么戏听的时候，大家才能一饱耳福。舅祖李煦家就不同了，还是常年有戏，尤其是逢年过节，必定是几出大戏连轴演。

在这种耳濡目染下，小曹霑也了解了一些有关戏剧的东西。他还听舅祖说，曾祖曹玺担任江宁织造时，曾与一位叫做李渔的大戏曲家有过交往。李渔曾为曹玺题过一副对联：天子垂裳，念有功先从君始；大臣补衮，愁五阙始见功高。

极力称扬曹玺的功德。

他还听说，爷爷不仅善于诗文，而且长于戏曲创作，这虽算不得大道，但在当时也算是雅士中的“显学”。爷爷曾跟著名的戏剧家洪升有过交往，爷爷让家里的戏班排演《长生殿》，他就和洪升一边观看欣赏，一边修改戏词，成为一时的佳话。爷爷还与苏州名士尤侗等人来往密切，他的《后琵琶》就受尤侗《吊琵琶》的影响。除《后琵琶》外，爷爷还留下了《北红拂记》、《虎口余生》等几个本子。他自己评价说：“吾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可见，对自己的曲作还是颇为满意的。

舅祖李煦也是个好戏之人，加上他在江南又是一时人望，家里经常有戏看。每到这个时候，舅祖就让小曹霑坐在自己边上，一边看，一边给他讲述戏文、动作、唱腔的妙处。多少年下来，小曹霑对戏曲竟也有了些了解。

爷爷和舅爷的书房里不仅有很多戏词，还有不少闲书，什么《水浒传》、《无声戏》、《十二楼》、《水浒后传》、《好逑传》、《平山冷燕》《醒世姻缘传》、《林兰香》，数不胜数。

曹霑不仅在爷爷、舅爷的书房翻看“闲书”，还在外边找到了不少类似的东西。若干年后，他在创作《红楼梦》时，便把这种经历依附在贾宝玉、薛宝钗的身上。《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写道，茗烟“走去到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引宝玉看。宝玉何曾见过这些书，一看见了便如得了珍宝”。《红楼梦》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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