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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云乡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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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乡漫录试读：

出版说明

老北京的四合院

四合院之好，在于它有房子、有院子、有大门、有房门。关上大门，自成一统：走出房门，顶天立地；四顾环绕，中间舒展：廊栏曲折，有露有藏。如果条件好，几个四合院连在一起，那除去合之外，又多了一个深字。“庭院深深深几许”、“一场秋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这样纯中国式的诗境，其感人深处，是和古老的四合院建筑分不开的。

北京四合院好在其合，贵在其敞。合便于保存自我的天地；敞则更容易观赏广阔的空间，视野更大，无坐井观天之弊。这样的居住条件，似乎也影响到居住者的素养气质。一方面是不干扰别人，自然也不愿别人干扰。二方面很敞快、较达观、不拘谨、较坦然，但也缺少竞争性，自然也不斤斤计较。三方面对自然界很敏感，对春夏秋冬岁时变化有深厚情致。让我们先来看看四合院的春、夏、秋、冬。

冬至过了是腊八，四合院春的消息已经开始萌动了。过了二十三，离年剩七天……在腊尽春回之际，四合院中自然是别有一番风光了，最先是围绕着年的点缀。以半世纪前的具体时代来说吧。老式人家还要贴春联，而新式人家或客居的半新式人家，春联一般都免了。但都要打扫房子，重新糊窗户。打扫房屋如果说雅言叫掸尘，北京人说话讲究忌讳，大年下的，什么打呀，扫呀，说着不雅驯，因而也总叫掸尘了。四合院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首先给人以万象一新之感。

可就在这样明媚的春光中，中午前后，忽听得院子里拍打一声，什么东西一响，啊——起风了，“不刮春风地不开，不刮秋风子不来”。北京的大风常常由正月里刮起，直刮到杨柳树发了芽，桃李树开了花。四合院中是不栽杨柳树的。但桃树、李树可能有。而最多的则是丁香树、海棠树，这是点缀四合院春光的使者。

春节也就是北京四合院中人们说的过年，由冬至算起的“九九”计之，一般常“六九”前后，已过“三九”严寒的高峰，天气渐渐回暖，四合院墙阴的积雪渐渐化了，檐前挂着晶莹的“檐溜”，一滴一滴的水滴下来……虽然忙年的人们，无暇顾及四合院中气候的变化，但春的脚步一天天地更近了。

春节到了，拜年的人一进垂花门，北屋的大奶奶隔着窗户早已望见了。连忙一掀帘子出来迎接。簇新蓝布大褂，绣花缎子骆驼棉鞋，鬓上插一朵红绒喜字，那身影从帘子边上一闪，那光芒已照满整个四合院，融化在一片乐声笑语中了……

不必多写，只这样一个特写镜头，就可以概括四合院春之旎丽了。

北京春天多风，但上午天气总是好的。暖日暄晴，春云浮荡，站在小小的四合院中，背抄着手，仰头眺望鸽子起盘，飞到东，看到东，飞到南，看到南……鸽群绕着四合院上空飞，一派葫芦声在晴空中响着，主人悠闲地四面看着，这是四合院春风中的一首散文诗。

丽日当窗，你在室中正埋头做着你的工作，听得窗根下面“嗡嗡……”地响着，是什么呢？谁家的孩子正在院子抖着从厂甸新买来的空竹。这又是四合院春风中的一首小诗。

北京的长夏，天气酷热。现在住在高楼里的人们，不能不借助现代的科学技术发明如电风扇、空调、电冰箱等等玩艺消暑降温，可当年老北京的四合院里这些玩艺全都没有，但在四合院里消暑度假，却比现代在用先进的技术制造的低温更适合人体的自然条件，更舒服也更充满凉意，令人神往不置。

四合院里的人们怎样消暑度夏呢？简言之就是冷布糊窗、竹帘映日、冰桶生凉、天棚荫屋，再加上冰盏声声，蝉鸣阵阵，午梦初回，闲情似水，这便是一首夏之歌了。

冷布糊窗，是不管大小四合院，不管贫家富户，最起码的消暑措施。冷布名布而非布，非纱而似纱。这是京南各县，用木机织的一种窗纱，单股细土纱，织成孔距约两三毫米大的纱布，再上绿色浆或本色浆。干后烫平，十分挺滑，用来当窗纱糊窗，比西式铁丝纱以及近年的塑料尼龙纱纱孔要大一倍多，因而极为透风爽朗。

老式四合院房屋窗户都是木制的，最考究的有三层。最外护窗，就是块木板，可以卸下装上，冬春之交可挡寒风灰沙，不过一般院子没有。二是竖长方格交错成纹的窗户，夏天可以支或吊起。三是大方格窗，是夏天糊冷布及卷窗的，俗曰“纱屉子”。入夏之后，把外面或里面窗吊起，把纱屉子的旧纸旧纱扯去，糊上碧绿的新冷布，雪白的东昌纸做的新卷窗，不但屋始洞然，而且空气畅通，清风徐来，爽朗宜人了。乾隆时前因居士《日下新讴》有风俗竹枝云：“庭院曦阳架席遮，卷窗冷布亮于纱。曼声□（原缺）响珠堪听，向晚门前唤卖花。”这诗第一句说“天棚”，第二句便说冷布糊窗。诗后有小注云：“纸窗中间，亦必开空数棂，以通风气。另糊冷布以隔飞蝇，冷布之外加幅纸，纸端横施一挺，昼则卷起，夜则放下，名为‘卷窗’。”

糊冷布最便宜，因而一般贫寒家也有力于此。只是冷布不坚固，一夏过后，到豆叶黄、秋风凉的时候，日晒、风吹、雨打，差不多也破了。好在价钱便宜，明年再糊新的。在窗户上糊冷布、糊卷窗的同时，房门上都要挂竹帘子了。竹帘子考究起来是无穷无尽的，“珠帘暮卷西山雨”，穿珠为帘固然珍贵，但一般琉璃珠帘，也值不了多少钱。倒是好的竹帘，十分高贵，如《红楼梦》中说的虾米须帘、湘妃竹帘以及朱漆竹帘等等，都是贵戚之家的用品。一般人家，挂一副细竹皮篾片帘子就很不错了。隔着竹帘，闲望院中的日影，带露水的花木，雨中的撑伞人；晚间上灯之后，坐在黑黝黝的院中乘凉，望着室中灯下朦胧的人影，都是很有诗意的。北京人住惯四合院，喜爱竹帘子，去夏回京，见不少搬进高层楼宇中居住的人，也在房门口挂上竹帘子，只有这点传统的习惯，留下一点四合院的梦痕吧。

四合院消暑，搭个天棚是十分理想的。尤其是北京旧时天棚，工艺最巧妙。不过搭天棚比较费钱，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办到。旧时形容北京四合院夏日风光的顺口溜道：“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这在清代，起码也得是个七品小京官，或者是一个粮店的大掌柜的才能办得到，一般人谈何容易呢？

搭天棚要用四种材料：好芦席、杉槁、小竹竿、粗细麻绳，这些东西不是搭天棚的人家买的，而是租赁的。北京过去有一种买卖，叫“棚铺”，东南西北城都有，是很大的生意。它们营业范围有两大项，一是包搭红白喜事棚，结婚、办寿、大出丧，都要搭棚招待宾客；二是搭天棚，年年夏天的固定生意，它们备有许多芦席等生财，替顾主包搭天棚，包搭包拆，秋后算账。年年有固定的主顾，到时来搭，到时来拆，绝不会有误，这是旧时北京生活中的朴实、诚恳、方便的一例。

北京搭天棚的工人叫棚匠，是专门的行业。心灵手巧，身体矫健，一手抱一根三丈长的杉槁，一手攀高，爬个十丈八丈不稀奇，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把式，因而北京搭天棚，可以说是天下绝技。北京旧时搭天棚，上至皇宫内院，下到寻常百姓人家（当然是有点财力的）。清末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去日本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换约正是农历四月末，已入夏季，那拉氏在颐和园传棚匠搭天棚，京中市间传一讽刺联云：“台湾省已归日本，乐寿堂传搭天棚。”这是一个有名的天棚掌故。故宫当年也搭天棚。道光《养正斋诗集》中就专有写宫中天棚的事。诗云：消夏凉棚好，浑忘烈日烘。名花罗砌下，斜荫幕堂东。偶卷仍留露，凭高不碍风。自无烦暑至，飒爽畅心中。凌高神结构，平敞蔽清虚。纳爽延高下，当炎任卷舒。花香仍入户，日影勿侵除。得阴宜趺坐，南风晚度徐。

诗并不好，但把天棚消暑的特征都说到了。不过这个人们还容易理解，因为是皇宫。而当年监狱中也要搭天棚，则是人们很难想到的。康熙、雍正时诗人查慎行因其弟文字狱案，投刑部狱，《敬业堂诗续集》中有《诣狱集》一卷，有首五古《凉棚吟》就是在刑部狱中感谢刑部主事为他系所搭天棚写的。有几句写搭天棚的话，不妨摘引，以见实况。谓当设凉棚，雇值约五千。展开积秽土，料节日用钱。列木十数株，交加竹作椽。芦帘分草檐，补缀绳寸联。转盼结构成，轩豁开虫天。

这几句文词古奥，但说的都是实情。四合院搭天棚，能障烈日却又爽朗，一是高，一般院中天棚棚顶比北屋屋檐还要高出三四尺，所以障烈日而不挡好风；而且顶上席子是活的，可从下面用绳一抽卷起来，露出青天。在夏夜，坐在天棚下，把棚顶芦席卷起，眺望一下星斗，分外有神秘飘渺之感。

天棚不但四合院中可搭，高楼房同样可以搭。协和医院重檐飞起，夏天照样搭四五层楼高的天棚，可张可阖，叹为观止，真有公输般之巧。一九八二年夏天到协和医院看望谢国桢老师，见西门也搭着天棚，又矮又笨，十分简陋，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北京搭天棚的技艺，今天的确已成为“广陵散”了。

与天棚同样重要的消暑工具，是冰桶。大四合院的大北屋，炎暑流金的盛夏，院里搭着大天棚，当地八仙桌前放着大冰桶。明亮的红色广漆和黄铜箍的大冰桶闪光耀眼，内中放上一大块冒着白气的亮晶晶的冰，便满室生凉，暑意全消矣。即光绪时词人严缁生所谓“三钱买得水晶山”也。

小户人家住在小四合院东西厢房中，搭不起天棚也没有广漆大冰桶，怎么办呢？窗户糊上了新冷布，房门口挂上竹帘子，铺板上铺上凉席，房檐上挂个大苇帘子，太阳过来放下来，也凉阴阴的。桌上摆个大绿釉子瓦盆，买上一大块天然冰，冰上小半盆绿豆汤，所费无几。休息的日子，下午一觉醒来，躺在铺上矇眬睡眼，听知了声，听胡同口的冰盏声，听卖西瓜的歌声……这一部四合院消夏乐章也可以抵得上“香格里拉”了。

除此之外，还有余韵。北京伏天雨水多，而且多是雷阵雨，下午西北天边风雷起，霎时间乌云滚滚黑漫漫，瓢泼大雨来了，打的屋瓦乱响，院中水花四溅……但一会儿工夫，雨过天晴。院中积水很快从阴沟流走了，满院飞舞着轻盈的蜻蜓，檐头瓦垄中还滴着水点，而东屋房脊上已一片蓝天，挂着美丽的虹了。

搬个小板凳，到院中坐坐，芭蕉叶有意无意地扇着，这时还有什么暑意呢？

而仲夏刚过，一阵好雨，一阵凉风，那忽焉而至的已是四合院的秋了。

四合院中秋的感觉，十分敏锐。

到上海后，每爱七八月间回京，常常住到旧历七月下旬再回江南，几乎像辛勤的候鸟一样，年年可以迎接燕山的新秋。其时在宣南还有一间小房，可以容身。虽是宿舍房子，但是平房，又是按四合院的格局盖的。中间院子、四周房子，自然不是一家一院，而是十七八家的大杂院。不过因为有院子，人们可以搬个小板凳在院乘凉，也可在窗前听雨，或坐房中，隔着竹帘望院中雨景……这样还多少有一些古老的四合院的情调。

有一年近中元节时，好雨初晴，金风乍到，精神为之一爽，忽然诗兴大发，写下了下面这样一首诗：炎暑几日蒸，一雨新凉乍。劳人时梦达，听雨宣南夜。朝来天似洗，清风盈庭厦。隔帘两三花，牵牛娇如画。散策陋巷行，墙枣已满挂。居近南西门，胜地人曾写。古寺龙爪槐，酒家余芳舍。稍近枣花寺，千年过车马。俯仰迹皆陈，于今知者寡。东市起高楼，西巷余断瓦。倚杖立苍茫，街景亦潇洒。顾盼感流光，蝉鸣又一夏。安得逢耦叟，相与说禾稼。

这就是在宣南四合院内外所感受的秋之诗情。这种境界，自己觉得很可爱，忍不住形诸咏唱，写了这首诗，寄给平伯师。他回信道：“奉手书并新著五言，得雨中幽趣，为欣。视我之闷居洋楼，不知风雨者，远胜矣。”

从平伯师的信中，可以看到，从四合院中感觉到的季节情趣、在洋楼中是感觉不到的。他现在虽然住在南沙沟高级洋房中，却也免不了怀念老君堂的古老四合院中的古槐书屋了。

秋之四合院，如从风俗故事上摄取美的镜头，那七月十五日似水的凉夜间，提着绰约的莲花灯的小姑娘，轻盈地在庭院中跳来跳去，唱着歌：“莲花灯，莲花灯，今天点了明天扔……”八月十五日夜间，月华高照，当院摆上“月宫码儿”、月饼、瓜果，红烛高烧，焚香拜月，那就又是一种风光了。

秋之四合院，除去上述者外，还有它绚烂的色彩，几年前写过一篇小文，现引用在后面作为资料，就不必再写了。文的题目是叫《小院》：造化给人们以光泽和色彩，是公平的。宫阙红墙，秋风黄叶，宫廷有宫廷的绚烂秋色，百姓家也有百姓家的朴实、淡雅的秋色。在那靠城根一带，或南城南下洼子一带偏僻的小胡同中，多是低低的小三合院的房子。房子是简陋的、不是灰棚（圈板瓦、中间是青灰），便是棋盘心（四周平铺一圈板瓦，中间仍然是青灰），很少有大瓦房，开一个很小的街门。这种小院的风格，同京外各县农村中的农户差不多，正所谓“此地在城如在野”了。小院主人如果是一位健壮的汉子，瓦匠、木匠、花把式、卖切糕的……省吃俭用，攒下几个钱，七拼八凑弄个小院，弄三间灰棚住，也很不错。一进院门，种棵歪脖子枣树；北房山墙上，种两棵老倭瓜；屋门前种点喇叭花、指甲草、野菊花、草茉莉……总之，秋风一起，那可就热闹了，会把小院点缀得五光十色，那真是秋色可观，虽在帝京，也饶有田家风味。至于那些盛开的花花草草，喇叭花的紫花白边，指甲草的娇红带粉，野菊花的黄如金盏，草茉莉的白花红点，俗名叫做抓破脸儿，还有那“一架秋风扁豆花”淡紫色的星星点点……这都是开在夏尾，盛在秋初，点缀得陋巷人家，秋色如画了。当然，再有精致一点的小院，这种院子不是北城的深宅大院，而大多在东、西城及南城，“四破五”的南北屋，也就是四开间的宽度，盖成三正、两耳的小五间，东西屋非常入浅，但是整个小院格局完整，建筑精细，甚至都是磨砖对缝的呢……砖墁院子，很整洁，不能乱种花草，不能乱拉南瓜藤，青瓦屋顶，整整齐齐，这个小院的秋色何在呢？北屋阶下左右花池子中，种了两株铁梗海棠，满树嘉果，粒粒都是半绿半红，喜笑颜开。南屋屋檐下，几大盆玉簪，更显其亭亭出尘，边上可能还有一两盆秋葵，淡黄的蝉翼般的花瓣，像是起舞的秋蝶。小院秋色也在迅速的变化着，待到那方格窗棂上的绿色冷布，换成雪白的东昌纸时，那已是秋尽冬初了。

四合院之冬，首先在于它充满了京华式的暖意，也许有人问，暖意还分式吗？的确如此，同样暖意。情调不同，生活趣味也不同。据说欧洲有不少人家，在有水汀、空调房间里，还照样保存壁炉，生起炉火，望着熊熊的火焰来思考人事、谈笑家常……更有超越于水汀、空调之外的特殊暖意。

古老的四合院，房后面老槐树的枝丫残叶狼藉之后，冬来临了。趁早把窗户重新糊严实，把炉子装起来，把棉门帘子挂上，准备过冬了……天再一冷，炉子生起来，大太阳照着窗户，坐在炉子上的水壶扑扑地冒着热气，望着玻璃窗舒敞的院子，那样明洁。檐前麻雀咋咋地叫着，听着胡同中远远传来的叫卖声……这一小幅北京四合院的冬景，它所给你的温馨，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代替的。

四合院之冬围炉夜话，那情调足以使游子凝神，离人梦远，思妇唏嘘，白头坠泪。在狂风怒吼之夜，户外滴水成冰，四合院的小屋中，炉火正红，家人好友围炉而坐，这时最好关了灯，打开炉口，让炉口的红光照在顶棚上成一个晕。这时来二斤半空儿，边吃边谈，高谈阔论也好；不吃东西，伸开两手，静听窗外呼呼风声，坐上两三个钟头也好。四十多年前，我曾经留下过一个这样的梦：和一位异性好友，对着炉子默默地坐到十一二点钟，直到她突然说道：“哎呀，该封火了！”这时我才如梦方醒，向她说声对不起，告辞出来……如今这位好友远在海峡那边，可能已有了白发了吧？

儿时趴在椅子上，一早看玻璃窗上的冰棱，是四合院之冬的另一种趣事。那一夜室中热气，凝聚在窗上的图画，每天一个样，是山，是树，是云，是人，是奔跑的马，是飞翔的鸽子……不知是什么，也不管它是什么，每天好奇地看着它，用手指画它，用舌头舔它，凉凉的，是那么好玩。现在还有谁留下这样的记忆呢……

早上爬起，撩起窗一看：啊，下雪了！对面房上的瓦垄上，突然一夜之间，一片晶莹的白色，厚厚的，似乎盖了几层最好的棉絮。满院也是厚墩墩的，白白的……在未踩第一个脚印之前，小小的院落浑然一体，等到大人们起来，自然要扫雪了，先扫开一条路，或是扫在一起堆起来。如果有几个孩子，自然也堆雪人了。

雪晨外眺，庭院银装，也许雪继续下着，也许雪霁天晴了。

鹅毛大雪，继续纷纷扬扬地下着。四合院的天空，一片铅灰色冻云压住四檐，闪耀着点点晶莹雪花。在暖暖和和的房中，听着雪花洒在纸窗上的声音，是特殊的乐章。如果晴了，红日照在窗上，照在雪上，闪得人睁不开眼，那四合院是另一风光——但不要以为晴天比雪天暖和，“风前暖，雪后寒”，这是北京老年人的口头语。那冷可真够呛，干冷干冷的。

白雪妆点了北京四合院，那风光，那情趣，那梦境……年年元旦前，收到一些祝贺圣诞、祝贺新年的画片，常见到大雪覆盖的圣诞小木屋图景，却没有见过一幅雪中四合院的图画，常常为此而引起乡愁。

如果用极少的词语来概括四合院的四时，我苦心孤诣地想了这样四句：冬情素淡而和暖，春梦浑沌而明丽，夏景爽洁而幽远，秋心绚烂而雅韵。

北京俗曲与北京风俗

本文主要内容是谈北京俗曲与北京风俗之关系，主要是介绍北京风俗在北京俗曲中的表现和北京俗曲所描述的某些北京风俗，这里所说的北京俗曲和风俗，都是历史上的，而非今天的。具体所反映的时间，是本世纪初和上世纪。去今虽然未远，但因为我们所处是一个剧烈变化的伟大时代，因而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来，已经大多是茫然的了，因而对于深刻具体地了解当时的社会，也就隔着一层，只能是抽象的、模糊的，而不能是形象的、具体的。而这个历史时期，离我们又最近，和我们今天的社会关系又极为重要，我们今日在不少方面，还要继承利用它、重现它、表演它。也许有人感到，这些陈旧的风俗等等，谈得到什么继承利用呢？其实广义地说来，继承利用的还很多呢！早上吃早点，买根油条，似乎还是继承了本世纪初、上世纪中的老样子。如不注意继承，那情况就完全两样，北京早上喝“豆腐粉”（实际是黄豆磨粉或杂豆磨粉）制的豆腐浆，就是不继承磨豆腐、过滤后熬豆腐浆的风俗，让人连豆腐渣一起喝下去。另外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岁时礼俗都包括在风俗中，油条、豆浆之微，也显示了一个民族、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俗。移风易俗者，是循循然善诱人，引导其继承发扬好的，改变其劣者、乖陋者，这本是多方面的十分细致的工作。如果主观片面地去认识和处理，那常常是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至于谈到重现当时的生活场景，表演当时的社会故事，那就更需要比较细致、具体地了解当时的风俗情况，尤其是时代越近的，真实性的要求越高，不然就感到很滑稽，那就根本谈不到什么艺术创作等等，变成瞎胡闹了。秦始皇穿错一点古天子冠冕，问题还不大；而让蔡锷穿着四十年代中后期袍子吃酒谈笑，像一个银行主任的派头，或者像一个说书先生的姿态，如果不是开玩笑，就是无知识。因为见过蔡锷的人不少还健在。穿过四十年代式样袍子的人就更多了。稍错尚可忽略，大摇大摆便莫名其妙了。所以要研究、要有知识，无知是不行的，研究得不细也往往要出错。如电影《梨园传奇》中，那个演恶霸的演员的右手无名指上戴了一个“汉玉搬指”，这就戴错了。因为“搬指”不是戒指，它是为了拉弓扣弦用的，不能戴在无名指上，应该戴到拇指上。北京拍的电视剧《画儿韩》，那个演冒充那家少爷的演员就戴对了，是戴在拇指上。这样一个小小的“搬指”，既显示历史风俗，又显示了历史风俗知识的高低粗细，不能忽视。

前面这些引言，简单地说了一下介绍这些俗曲及其所反映风俗的意义，虽是历史的，也和我们今天有着密切的关系。还不只是谈往昔之风尚，供茶余之谈助。这原有其更严肃的现实意义在。

以下再介绍一下北京俗曲的范围。北京俗曲是广义的名称，它包括的范围较广，即除去昆、弋两腔、西皮二簧、梆子腔等大戏而外，其他演唱形式，如各种大鼓书、坠子、琴书、单弦牌子曲、小曲等等，这些民间曲艺，都可以叫做“俗曲”。北京旧时有句歇后语道：“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所说“唱本”，是一个特定名词，是一种只有一两页、顶多三五页的小册子，印的都是戏词和俗曲的歌词。最早木版刻印，后来改了石印、铅印，封面上还有图，最早是木刻图，后来照相术推广之后，印一个模糊的戏装照或人像，这就是“唱本”，由《平贵别窑》、《洗浮山》等大戏到大鼓书《大西厢》、《王二姐思夫》等样样都有，发行量极大。

这种唱本除去一部戏词外，大部分都是俗曲唱词，而大多数都是无名氏作品，即使当时知道是谁编的词，也不把作者姓名印在唱本上。这些俗曲，有的曲种是来自外地的，如河南坠子、乐亭大鼓、山东大鼓等；有的是就外地的曲种改造的，如京韵大鼓、梅花大鼓等；有的则是北京清代时旗人创造的，如弹弦牌子曲等。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云：文小槎者，外火器营人，曾从征西域及大、小两金川，奏凯归途，自制马上曲，即今八角鼓中所唱之单弦、杂排子及岔曲之祖也。其先本曰小槎曲，减称为槎曲，后讹为岔曲，又曰脆唱，皆相沿之讹也。

崇彝所记，一直是单弦老演唱者常说的，四十多年前，听荣剑尘、谢芮芝唱单弦，一上场总要交待几句，什么“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等等，原是乾隆时八旗绿营在镇压少数民族战争后的军中娱乐节目，后来就变作一种北京旗人的民间俗曲，而且开始都是以之消遣的娱乐活动，并非卖唱为生。其中演唱者，不少都是旗人中的王公贵族的浪荡子弟，不干好事，专门吃喝玩乐走坏道，如同治时的贝勒奕绮、老恭王奕的儿子贝勒载澂等，都是有名的大流氓，在王府中成立“赏心悦目票房”，唱弹弦牌子曲等，义务到别的底邸中演唱，勾引妇女，仗势骗人等等，因而清代这一类俗曲又叫“子弟书”。而暗中营业卖唱，表面上说是“玩票”，以及公开靠卖唱为生的艺人，他们演唱时，也叫做“子弟书”了。由最早的军中娱乐节目“岔曲”逐步演变成民间俗曲“单弦排子曲”，其中还有滋生的各种俗曲，如西韵书、东韵书、西城调、南城调、马头调、靠山调、快书等等。

演唱的内容，有长篇的、有短篇的，有历史的、有时事的。唱长篇如著名的石玉崑。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云：道光朝有石玉崑者，说《三侠五义》最有名，此单弦之祖也。贵月山尚书庆尝以柳敬亭比之。后来之随缘乐，本名司瑞轩，非瞽者，名尤著，说唱诸书，借题讽世，笑话百出，每出演景泰、泰华诸园，能哄动九城。近年著名之德寿山，即其支流也。

另外夏枝巢《旧京琐记》也记云：子弟班者，所唱为八角鼓、快书、岔曲、单弦之类。昔有抓髻赵，最有名，供奉宫中，以为教习。单弦有德寿山、荣剑尘，以八角鼓著名。快书之张某，大鼓刘宝泉则专门艺人。

在枝巢老人的记载中，说完“子弟班”之后，又说“专门艺人”，就是把当时旗人票友出身的和贫寒之家子弟专门学艺演唱的加以区别。德寿山、荣剑尘等人都是旗人票友下海卖艺唱单弦的。昔时旗人一般不称满洲姓，只称用汉字起的名字，如荣禄、端方等，又起一个字，连名中第一个字一起读，如荣禄字仲华，人称荣仲华；端方号午桥，人称端午桥。不了解当时这种旗人风俗的，还以为他们姓荣、姓端呢，其实完全不是，他们都另有满洲姓，德寿山、荣剑尘等单弦艺人也一样，德、荣都不是他们的姓，而是他们名字的第一个字。记得荣剑尘解放前夕还登台演出，当时大约六七十岁之间，在崇彝的记载中，说到“随缘乐”，说是“说唱诸书，借题讽世，笑话百出”等等，这就联系到这些俗曲的演唱内容。随缘乐名司端轩（实际也非姓“司”，其官名不知叫“司”什么），是同治、光绪初年的人，其“借题讽世，笑话百出”，等等，就是编唱了当时的时事内容，而且通俗滑稽、讽刺生动，所以能在演出时轰动九城。随缘乐这种俗曲的影响很大，不少潦倒旗人也以此为乐，编了许多唱词。著名的有同、光时做过杭州将军的果勒敏，字杏岑，就编过不少排子曲、岔曲。崇彝记他“能以市井俚语加入，而有别趣”。这就是这些俗曲在语言上的特征；有些全部是用北京当时最土的方言写成的，这就更显示了它的历史的、地方的风土特征。在外地、在异代虽然不少都很难懂，而在本地、在当时却最有听众，最能反映其特殊的风俗面貌；再有这种俗曲反映社会新闻十分及时，当时不少社会新闻、流行风尚都有人编成俗曲，加以演唱。四十五六年前还听过一次唱“怯大鼓”的架东瓜（艺名）唱“穷大奶奶逛万寿寺”，讽刺破落户旗人仍旧摆谱儿（即装阔气），什么“头上梳一个屎壳螂纂儿，纂上戴一朵狗尾巴花……”等等，绘声绘形，极尽讽刺之能事。单弦排子曲马头调中，有一个段子叫《灵官庙》，就是演东便门二闸尼姑广真交结官府，招伎设赌，又大办寿筵，请了不少旗人王公贝子，为御史所参，被步军统领捉拿处死，王公都被革爵。当时这一类内容的俗曲极多。这一类俗曲在内容表现上和当时流行的西韵书，如《黛玉悲秋》等之缠绵悱恻不同，和悲壮激昂的东韵书、鼓子词即后起的京韵大鼓，如《战长沙》、《游武庙》等也不同。它的特征：一是在内容上全演唱当时北京的时世故事、风俗、社会情况；二是全部用北京土话土音；三是描绘细致、内容风趣，一般多少都有讽刺性；四是篇幅长短不一，有的几十句，有的几百句，长篇大论，但不演唱故事，而只叙述介绍社会风俗情况，如子弟书《鸳鸯扣》记旗人婚礼全过程，把相亲、插戴、迎妆、迎亲、坐帐、开脸、拜堂、会亲、回门等都用演唱的形式作了极为细致的叙述和描绘。全本足有两万多字，而并无故事穿插其间，是纯客观的叙述，不惟内容极为丰富，其形式也是十分特殊的。

这种俗曲，自然有不少作者，但风格大都一样，词句都十分流畅，“十三辙”都运用得很熟练。编写者一般都具备三个条件：一、有较高的文字水平；二、极为熟悉北京的风俗人情；三、写词的人大都自己能演唱，或本身就是又演唱、又编词的。但是这些作者，在作品传抄或者刻印时，都没有写上自己的姓名，如当时著名的写西韵调唱词的韩小窗、写弹弦唱词的果勒敏等人，也只知道他们当年是编了大量的唱词，但是他们有哪些作品，也很难找到详细明确的记载了。

由光绪之前，直到宣统末、辛亥初，北京出现了一个专门编印俗曲唱本的字号，署名“百本张”，编印了大批的俗曲唱本，使俗曲唱词得到十分广泛的流传。它所反映的北京社会，中间经历了一次极大的变化，那就是庚子，由义和团进北京直到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占领北京，和议达成撤离北京，那拉氏由西安回到北京，前后约有一年半的时间。这对当时北京古老的社会、古老的风俗，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在此前后，北京社会市容风俗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在“百本张”的俗曲唱词中，都有明显的反映。是研究这一时期北京社会风俗的最生动形象的资料。“百本张”的俗曲唱本，在当时虽然发行量很大，但谁也不重视这些小唱本，有的只一两页，看完就随手丢了。因而在不断大量发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大量散失消灭，因而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一般想看到一本“百本张”的唱本，那是很不容易的了。过去北京傅惜华老先生收藏的“百本张”的本子极多。另外听说马彦祥先生、吴晓铃先生收藏的也很多，这都是很可珍贵的。可惜我没有机会看到这些邺架珍秘，时有缘浅之慨。再有各位老先生们收藏这些俗曲珍籍，一般都是从戏曲史料研究方面着眼，而我稍有不同的是，更着眼于它的内容所表现的当时的社会风俗。这更有其史料价值，而且大多都是别的书中找不到，或即使找到，也没有这样生动具体。其值得重视处，也就在于此。二

第一先举一个最普通的。曲名〔打糖锣〕，曲种是“赶板”，内容是描绘过年的情景，利用打糖锣卖糖小贩的叙述，很有趣地介绍当时北京人过年的忙碌准备，其词云：正月里的银子腊月里关，二十一二咳放黄钱。（一）卖香炉、蜡烛台儿的满街上叫唤。画儿棚子搭满了街前，神纸摊子摆着门神挂钱，汤羊和那鹿肉、野鸡吆喝新鲜，关东鱼、冻猪、野猫堆在街前。（二）爆竹床子、佛龛和灶王龛，佛花、供花儿、瓷器也出摊，祭灶的关东糖，卖到二十二三，元宝、阡张绕街上串串，没折儿的先生写卖对联。（三）家家户户都要过年：请香请蜡，蜜供南鲜，黏糕馒首，蒸食俱全，祭神的猪头羊头，包饽饽的白面，猪、羊、牛肉，年例长钱。（四）三十儿晚晌，煮饽饽捏完，火锅子装上，等着姑爷拜年。踩岁的芝麻秸儿，院子里撒严。小幺儿们磕头，为的是弄钱，压岁的老官板儿，小抽子儿装圆。（五）喜欢的个个跳跳蹿蹿，接神的鞭炮响声儿震天。初一一早都出去拜年，家家户户把门来关。有来的要见节，就说出去拜年；不到的又是挑礼，俗了个非凡。（六）旗下爷们见面，有把满洲话翻，无非说的是新喜，吉语吉言。买卖爷们见了面也要拜年，把磕膝盖一拱，乱打乡谈，说的是新春大喜，大发财源。（七）卖瓜子儿的小幺儿们，胡同儿串湾，打糖锣儿的也开了市咧，也要弄钱，打着一面糖锣儿，满街上叫唤。（八）

当时唱本，都是连下来的，我为了便于现在读者阅读，便于加注说明，所以引用时分行来写。这首演唱当年过年时风俗的俗曲，在当年北京人看来，是一看就懂，非常亲切的。而在今天不知当时北京风俗的读者看来，肯定有许多都不懂了。我在此按句下所标数字，依次作些简单说明：（一）第一句尚易理解，即为了过年，提前发钱粮。当时北京除专职官吏有俸银、俸米，一般旗人没有职务的也都有钱粮可领。要过年了，应该正月里发的钱粮，腊月里就发，日期是腊月廿一二，即祭灶前夕。“黄钱”是铸钱机构宝源局、宝泉局新铸出来的黄铜钱，像现在人过春节时，换几张没有用过的新钞票一样。（二）以上数句都说的是卖年货。香炉、蜡烛台、年画等都是过年时购买的东西，门神是“神荼”、“郁垒”，贴在大门左右门扇上的纸印五彩神像。清代北京年货中不少食品，肉鱼野味等都是东北来的，统名之曰“关东货”，由旧历十月地冻之后，陆续用大车运到北京，谓之“走大车”。鱼是冻鱼，都是松花江产的，所以叫“关东鱼”。汤羊是连皮的杀倒的冻羊，整腔地运来，野猫是野兔，又叫“山猫”，这由清初就是如此，是山海关内外的大宗贸易。《京都竹枝词》所谓“关东货始到京城”。在著名的乾隆时汪启淑的《水曹清暇录》中有详细的记载，这里不多作介绍。《红楼梦》所写乌庄头账单，也是这种“关东货”的反映，不过是向贾府缴纳，而不是在市场上出卖。（三）这几句写的也还是街头卖年货的情况。“爆竹床子”是北京土话，大面积的摊子像床一样，所以叫“床子”，如“羊肉床子”、“菜床子”等。佛花、供花都是纸花，佛花是供佛的，供花是祭祖时供桌上插的花。元宝、阡张是纸糊迷信品，元宝是锡箔糊的，阡张是一尺见方的白纸、黄表（纸）用刻刀一扎扎地刻点花纹，上香时焚烧的。祭祖时烧白纸阡张，祭神时烧黄表。“没折儿”是土话，就是“没辙儿”，没有路，没有办法，所以年根几日才在街头卖对联，即代写春联，俗名“书春”、“书红”。（四）以上数句写家中过年的准备，香、蜡都是敬神祭祖用的，所以叫“请”，不能说卖。“蜜供”是当年北京特有的过年时祭神食品，用面粉做成长条，切成一段段的，香油炸过后，把这一段段的垒成一个四方宝塔形，大的可以二三尺高，小的五六寸高，叫做“蜜供”。当时家家户户都要买的。祭神要领牲（即古代的“牺牲”之意），所以要猪头、羊头，代表整猪、整羊。“年例长钱”是每年按例的赏钱。（五）“煮饽饽”是水饺，北京土语。芝麻秸扔在院子里，让人踩上去哔哔剥剥乱响，是节节高，越踩越响，取吉利。“老官板儿”是铜制钱中老年间的大钱，如顺治、康熙等朝铜钱，较道光以后所铸钱大三分之一以上，大人给小孩压岁钱都给大钱，“小抽子”即小口袋，装上钱一抽口，都装满了。（六）清代北京人大年初一、二照例不开门接待拜年者，但照样要拜年，把贺年片从门缝塞进去。有的京官甚至本人不去，让一个小孩坐上他自己的车，捧着拜匣（装名片的匣子），挨门送贺年片。这本是当时官场中极为腐朽虚伪的风俗，一般人认为是正常的，而在俗曲中却给予尖锐的揭露和讽刺，说有真要“见节”，即见面拜年的，反而推说不在家，出去拜年去了；而“不到”又要“挑礼”，令人十分可厌耳。（七）“旗下爷们”即在旗（八旗）的男人，男人叫“爷儿们”、女人叫“娘（读作niá）儿们”，北京土话。按“旗下爷们”并不都是满旗，主要是满族，即“满洲旗”，代代相传，说几句满洲话，但日常生活，都说京话，只偶然逢年过节，或某些称谓说满洲话。另外旗人中还有“蒙古旗”，即八旗编制中的汉人，如《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因为环境关系，偶然也会说几句满洲话。“买卖爷们”指北京做买卖的人，当时北京做买卖的基本上都是山西人和山东人，少数江南人，基本上没有本京人。“把磕膝盖一拱，乱打乡谈。”上句是请碰安，是北京的行礼方式，“打乡谈”是说自己乡间的土话，山西人说山西话，山东人说山东话。（八）是说过年时卖瓜子、打糖锣的小贩趁机多做点生意赚点钱。

这样不长的一篇写过年风俗的俗曲，内容就这么丰富，描绘的当时的风俗，要做详细的解释，才能使今天的读者有所理解。而北京当时单是描写过年风俗的俗曲，却并不只这一篇，而是多种多样，另外还有不少从不同角度描绘过年风俗的俗曲，在内容上也给我们留下不少重要的风俗史料，如“百本张”牌子曲《十二景》、抄本大鼓书《门神灶王诉功》、《霓裳续谱》载“祭灶”小曲、“新年来到”小曲等。它们都生动地反映了北京当时过年期间的风俗情况，资料是大量的，内容极为丰富，这在正式历史书中是找不到的。即使在一些笔记野史、风土专著中，也是少有的，纵然有，也没有这样生动而有情趣。

旧时北京各大庙会，最能代表地方风俗容貌，所以拍电影《骆驼祥子》，要拍一段虎妞逛白塔寺的镜头，这就使电影更富于乡土色彩。但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甚至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白塔寺庙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它的具体的热闹气氛是什么样的呢？一般书中找不到，民间俗曲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详尽生动的材料。这种材料从社会史、经济史、民俗史、商业史、曲艺史、方志学的角度看，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如“百本张”子弟书《护国寺》：忽想起今朝还是护国寺的庙，何不前去略散心？吩咐家人们套车备马，站起身将衣衫换换即刻出门。一路星驰电转如风快，霎时来到庙西门。下车来跟役后面拿着烟袋、荷包、马坐褥，至门前见一人当门而立面含春。原来是施舍那经验的偏方合劝人的经典，接一张看说：何苦来买纸费墨在这里冤人？来至永和斋先将梅汤喝一碗，顺甬道玉器摊上细留神。上了弥勒殿见翎子张他在庙内摆，只见那腰刀摊子也想去打落，见两旁俱是零星古董硬木器，至天王殿见辛家的玉摊在门内摆，下台阶朝东走见吉顺斋饽饽摊子面前摆，又见那云林斋、德丰斋、冰玉斋卖的是京装绢扇。这里有个首饰摊子，我歇歇再走，至东碑亭见百本张摆着书戏本。往前行见一个南纸摊儿面前摆，又见那西洋水法水车儿水轮儿做的十分巧，那卖旱三七的吗搭着眼皮儿麻里麻糖真有趣。卖苦果的撅着胡子眉来眼去把人云。卖龙爪姜的说这个小碟顷刻间能起三尺浪，那边是天元堂黑驴儿的眼药天下把名闻。前面有一档子莲花落，见座儿上许多擦胭脂、抹粉的人。来至了塔院寻一个静处解解手，见算命的相面的花言巧语尽蒙人，测字的照九州字意儿诙谐颇有趣，仁义堂药孟家的“百补增力”算专门，有许多卖熟食的油腻腥脏难寓目，看这档子倒新鲜却彩亮闭着眼睛把纸条儿抻。李九儿粘盘子粘碗工夫到，吃亏他装驴装狗爱撒村。仓儿的相声据我听来全无趣味，跑旱船锣鼓喧天振耳闻。王麻子的相声儿也无甚么意味，鸭蛋刘伸着脖子把剑吞。见一个耍白耗子的倒颇有趣，忽听大声喊“猪八戒转世投胎在这里存”。那边看海豹的人拥挤，又见弦子李光着脊梁把弦子乱抡，西湖景是瞧俗了的《活捉张格尔》，十八篇最得意的是《小寡妇上坟》。可叹叉董故后真讲工夫的江湖甚少，这些个玩艺儿呕得我恶心。还不如这台阶儿上清静坐，这树荫儿底下到可怡神。跟役将褥子铺下又装了烟一袋，又命人买了冰镇的甘蔗一块口内含。歇息多时站起来，出离塔院把头抬，见云林斋的小画墙上挂，尽都是花卉、人物、山水楼台。画儿虽好就是价儿大，言无二价——罢呀，我不那么呆。往前行顺西廊一溜儿瞧玉器，破书烂帖堆满阶除，大料着也卖不上来。本立号烟料将鸭子张也气跑，好钢口听听也快哉。又见摆着些烧料的烟壶儿硝子佩，原来是近日新出的假玉斋。卖耗子药的说：“一包管保六个月。”卖首饰的说：“买过的知道，戴过的认得，露出铜色与我拿回来。”治瘤子的满面乱点石灰面，买膏药的说：“小弟随标从镇江来。”卖烟袋的双手拧成麻花样，治牙疼的拴上绳子愣往下摘。这边说：“狮子、骆驼、猴，荷花、莲蓬、藕，每件清钱三十六。”那边说：“要图结实买这个啊——”手举城砖打下来。这一边纯钢的剪刀儿能打火，那一边绣花针尖尖相对扯不开。金回回家膏药他驰名远，见同乐堂在西碑亭下摆着看书戏本，近日他新添小画想发财。他又见手艺堂蝈蝈葫芦厢（镶）嵌雕镂十分巧，他又见怯刘摆着个破书摊子。又走至绸缎棚子内去打落，德昌号连忙让坐笑盈腮。拾翻多回全没买，他又走至鱼盆上去卖呆。见估衣床子两旁列，因近日假票子使殉不敢把头抬。联盛号的门面是磁器刘新修理，尽都是粗使的客货言无二价有招牌。九庆堂他不敢进去，信步儿走进了永春花厂，出花厂见聚文书坊曾秋谷在柜上发呆。往前行出了胡同来到狗市，四牌楼吃饭，到家至早也有点灯一大后。

这篇比较长，摘引进护国寺、出护国寺一段，已有一百二十多句，内容不只极为丰富细致，而且描写极为传神，是风土趣味极浓的民间文学作品，其历史价值绝不比《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低，其表现手法很与日本的风俗作品、江户文学中的滑稽小说三马的《浮世风吕》等相近似。四十年前有位前辈写文章，说到《东海道中膝栗毛》和《浮世风吕》、《浮世床》等滑稽小说“为中国所未有”，如果指正规文学作品，那可能没有，而如果从北京俗曲中去找，那类似的表现手法，还是不少的。

从社会风俗历史的角度看，这篇作品给我们留下永和斋梅汤、翎子张花翎、辛家玉摊、吉顺斋饽饽、云林斋、德丰斋、冰玉斋绢扇、“百本张”戏本、天元堂黑驴儿眼药、仁义堂孟家百补增力膏药、立本号烟料壶、金回回膏药、同乐堂书画、手艺堂蝈蝈葫芦、怯刘书摊、德昌号绸缎、联盛号瓷器、九庆堂、永春花厂、聚文书坊等商号，留下了年儿把式、照九州测字、李九儿粘盘子、仓儿相声、王麻子相声、鸭蛋刘吞剑、弦子李弦子、叉董把式等江湖艺人的绰号、卖艺情况，还留下没有姓名字号的施舍偏方的、施舍劝人经典（如《太上感应篇》）的、玉器摊、腰刀摊、古董木器摊、首饰摊、南纸摊、西洋水法摊、三七旱烟摊、苦果摊、龙爪姜摊、唱莲花落的、耍杠子的、算命的、相面的、卖熟食的、抻纸条的、跑旱船的、耍耗子的、看海豹的、看西湖景（后称西洋景）的、卖冰镇甘蔗的、卖鼻烟壶的、卖耗子药的、治瘤子的、卖膏药的、卖烟袋的、治牙痛拔牙的、卖糖狮子的、卖剪刀的、卖绣花针的、卖鱼盆金鱼的、卖估衣的、狗市卖狗的，真是五花八门，样样都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是如《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写杭州瓦子，纯客观的描写，也不是写小说如《三言》、《二拍》中写社会场景是为了写故事人物，而俗曲则是用乡土气息极浓的文艺手法描写社会风俗，人物是真实的，风俗也是真实的、社会情景更是极为真实的。如他们用文学的手法写各种“江湖口”，什么“买过的知道，戴过的认得……”什么“小弟随标从镇江来”，写各种怪样子，什么治瘤子的“满面乱点石灰面”，什么卖烟袋的“拧成麻花样”，什么卖刀剪的用城砖（砌城墙的砖，比一般砖大两三倍），砸刀刃，表示纯钢锋利等等，过去逛过北京各个庙会的人看到，都感到写得十分传神。其功力常常在一句话中写出人物神态，看上去似乎很滑稽，实际却很凄凉，如“又见那弦子李光着脊梁把弦子乱抡”，一句话就写出了这位三弦艺人为谋升斗之资，力竭声嘶拼命弹弦子的形象，显示了社会对这种江湖艺人的无形的沉重压力。同样“出花厂见聚文书坊曾秋谷在柜上发呆”一句，也写出了生意不好，曾秋谷毫无办法的冷落形象。曾秋谷自然是真人。这段唱词写了“东碑亭见百本张摆着书戏本”，而这本子就是“百本张”刻印的，到处演唱，又等于替“百本张”做广告，因而其内容就更生动具体，可以说是一百多年前北京社会风俗的极为珍贵的真实历史资料了，不论从历史角度看，还是从文学角度看，都是极有研究价值的。晚明著名作家的作品，很注意风俗史料的记录和描绘，如刘侗《帝京景物略》的《春场》篇、张岱《陶庵梦忆》的《西湖香市》、《西湖梦寻》中的《昭庆寺》等，都是研究文学、研究风俗史时极为重要的名作，但比之这篇子弟书《护国寺》，那还是感到过于简略了。“百本张”的俗曲中，类似这种反映庙会热闹情况的还是很多的。又如《逛城隍庙》，这一篇写庙会的俗曲，是真正的“单弦牌子曲”，有不同的曲牌、调头、句式。其内容是从另一个角度，描绘演唱庙会风光，所演唱的城隍庙，在西城宣武门内沟沿西，其创作和演唱的年代，较之《护国寺》一篇应更早些。因“都城隍庙”从明代到清代同治时，都是北京著名的庙会，五月初一至初十，庙会极为热闹。据《日下旧闻考》所载，这里在明代，宫中的瓷器、宣德炉都流散出来，在这里的古玩摊上出售，开始还便宜，后来越来越涨，一个成化窑酒杯、一个宣德炉都卖到一百两银子。这个庙在光绪初年被火烧了，其后庙会即冷落下来。富察敦崇写《燕京岁时记》是光绪末年，记到“都城隍庙”时说：“庙寺十日，市皆儿童玩好，无甚珍奇，游者鲜矣。”“碑皆毁裂，所谓各直省城隍像者，零落殆尽。近惟将正殿修复，以便春秋祭享，余尚残破如故也。”

敦崇所记之都城隍庙与乾隆时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中所记之“百货充集，拜香络绎”之热闹景况大不相同，而这篇“牌子曲”中所写之热闹情况，却正与潘记相同，因而可以肯定这篇是城隍庙被烧前的作品，也就是同治年间的作品。所反映的什么“冒充宗室”、“匪类毛包”、“系上金腰”（即“黄带子”，清代贵族宗室标志）等等，也正可以看出，即同治朝，西太后那拉氏的亲生儿子载淳做皇帝，不学好，微服出游，与咸丰弟弟恭王奕的儿子结伙在一起，到处耍流氓土匪行径，北京百姓谁也不敢惹，其他流氓土匪也趁机冒充“黄带子”，在热闹场所到处耍流氓，这些正史中不大容易找到的社会情况的记载，在俗曲也作了生动的反映。

这种俗曲，既不同于正式书籍，更不同于通俗小说，虽在当时北京庙会上，到处都买得到，但往往印一批卖完了就算了，很少重印第二批，因此，时间一过，就很难再听到看到，时至今日，一般读者，更难看到这种生动反映一百多年前北京社会风俗的俗曲唱本了。

这两年，北京郊区农村，又有“走会”的活动了，这是北京过去劳动人民中一种业余娱乐活动，而且是一种有严格组织又自由结合的娱乐活动，形式极为多样，内容极为丰富。《燕京岁时记》记云：过会者，乃京师游手，扮作开路、中幡、扛箱、官儿、五虎棍、跨鼓、花钹、高跷、秧歌、什不闲、耍坛子、耍狮子之类，如遇城隍出巡及各庙会等，随地演唱，观者如堵，最易生事。如遇金吾之贤者，则出示禁之。

这段记载，好的一方面是详细具体记载了当时走会的各种名称；缺点方面呢，是不加区分，一般称之为“游手”，对走会的大部分劳动群众，有所侮辱，是很不对的。因为当时在走会时，随走随表演，观众拥挤，打架闹事，时或有之，但并非会会如此。再有参加走会的人，里面的确有不少地痞流氓，甚至大流氓。如同治时恭王之子载澂，在王府中成立“赏心悦目票房”，八角鼓全堂，外出走会，并演堂会，茶水自备，不取车资。但是目的在于调戏妇女，当时没有人敢请他，更没有人敢惹他。这种流氓在当时是很多的，出来都带着打手，到处打群架，甚至抢人，打死人不偿命。但走会者，除此之外，大部分是劳动群众，最多的是各行各业的工匠。如所说“中幡”，顶一根两丈多长，上有伞盖旌旄的毛竹幡干，耍各种技艺，这中间不少人都是棚铺的工匠师傅，也就是今天建筑行业的架子工。

走会分文会、武会。文会招待茶水，演唱节目，什么什不闲、莲花落，以及变戏法等等；武会则练武艺、顶幡、五虎棍、耍狮子之类。总之，不管文会、武会，都要花工夫练会一些玩艺，不然，就没有资格走会。“百本张”琴腔（现一般叫“琴书”）《大过会》就是专门演唱走会的一篇俗曲，不但项目详尽，且有具体描绘：开路叉，逞英豪，勾花脸，桐油照（应为罩）。发髻披散四下抛，青缎子靴，青缎子靠，虎皮战裙记钞包，旱地拔葱不好学，十字坡红，玉带横腰，这些故事全好学，惟有窜档最难教，劲儿也不许大，劲儿也不许小，劲儿要是一大，拐不过弯来也怎么好？瞧热闹哥儿们打点褥套，躲闪不及一命消，教我练，我可不了，我不能五逢六月戴毡帽。扛箱官儿会玩笑，倚仗着引伞儿把身躯照，撤了伞棍儿摔定了腰，抬杠箱的腿脚儿好，倚疯撒邪把黄瓜架儿跳，抓哏凑趣找怯勺，也怕知根的把状告，他也觉乎脸上消，二人无非一玩笑，教我练，我可不了，我是脸皮儿薄不爱玩笑，玩笑急了我楞动刀。五虎棍，学金桥，二节棍、三节棍，枪对刀，打群棍，编就了的套要打风顶，预备拦腰，教我练，我可不了，平站着眼睛就把金花冒，藏躲不及脑袋上头凿一个窟窿血直冒，自找奇祸为那条。耍狮子，会钻套，拿头的好还得往外瞧，拿尾的哥儿们猫着腰，遇见天棚爬杪高，窜房越脊一丈多高，逢桥时甩尾的忙，他单怕戏水那一招，拿头腰，甩尾的抱，任凭怎么没劲将牙咬，掉在河里谁把你们捞？教我练，我可不了，我不能五逢六月穿皮袄，渥的工夫大了准成汗包。大秧歌，登高跷，秃头和尚窜奔跳，丑锣俊鼓把黄瓜架儿绕，樵夫俊，扁担挑，渔翁唱曲儿，依老卖老，傻公子儿生来的彪，老矬也柑中俏，惟有小二哥最难学，遇见会口把门路跳，天一热，家伙一吵，叫错了把儿那可怎好？本把儿的跟头糟定了糕，教我练，我可不了，我是罗圈腿儿踩不得跷，踩上跷，不让仙鹤，盘杠子身子股儿好，扎杀背膀马蜂腰，拿起顶来把噎脖子掉，拾三把揎风我扛条，教我练，我可不了，我是屎泡肚子、脑袋瓜子小，拿起顶来是两只红花子脚。囤咕噜子多扬暴，两个磨盘穿杠条，背花面花，耍了个到要，耍肘尖，猴儿啃桃，教我练，我可不了，呛呛咳嗽是个杂痨。花砖儿，花坛儿不好学，扔起来往脚上掉，拿脚一兜一丈多高，教我练，我可不了，掉在地下两三吊。跑旱船，一个人挑，下辈子托生准跑报。打十不闲儿脑样儿好，盘儿得尖，脚得小，不怕黑，教你白的了。子弟方法儿兴的更高、喝豆腐浆、吃豆腐脑、白汤洗脸是为退糟，鹅油胰子香肥皂，上沤子、搽粉硝，大被窝一渥，热坑一包，第二天瞧，吓！白的那么好。任凭怎么好，唱不过别古绝今的常弟老（人名），那个玩艺真难学，梳鬅头贴太阳膏，厚底儿鞋必得踹拉着，我拉着怕跑了，教我练，我可不了，我是活跨骨儿一扭就掉，柳木脑袋，包什么包？无奈何我学的是大鼓书词、琴腔、马头调。练弦子我起得早，三更天一弹弹到鸡叫，不嫌烦，咱们来回倒。练嗓子，吃过药，铁笛丸、柑橘汤，用过好几十遭。学了一个曲儿走晕票，肥的瘦的吃了个饱。到夏天，青草馆儿下帖将我邀，一进门儿我往四下里瞧，棚又矮，座满了，天一热，蝍蟟儿一叫，定高了弦儿怕够不着，定矮了怕够不上调，唱完了曲儿好似撩完了跤，来人作揖将乏道，这才算我心尽到。

这篇琴腔《大走会》，是专写走会的。无论从民间社会风俗史料看，还是从民间俗文学的创作看，都是十分有价值的，在艺术技巧上也是获得成功的作品。其值得注意之点，起码有三：一是丰富了风俗岁时之记载，《燕京岁时记》的简单记载，在这里成了洋洋大观的大作品，把每一种会的具体表演，都作了十分细致的描绘，如何表演，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危险的地方何在，使人有闻声见形之感。这是极为形象的风俗史料，甚至有绘画所起不到的传神效果。再有这种走会是纯粹的集体娱乐性质，而且是自己花钱，所谓“耗财买脸”，用现代话说，就是“出风头”。但这种风头出得并不坏：第一是健康的娱乐；第二有很好的功夫，演出时得到群众的赞赏；第三是义务表演，不但不要观众花钱看玩艺，而且茶水也不饶，不同于江湖卖艺，为的是赚钱谋生。所以走会叫“子弟玩艺”，就不同于正式卖艺了。二是显示了民间文艺的特色，显示了俗曲的民间文学魅力，其语言的形象、活泼、生动，浓郁的乡土色彩，是在其他文学作品中找不到的，不要说文人学士的庙堂文学，即在一般的小说、诗歌中，亦很难找到这样别致而形象的描绘，如写“举幡”，什么“举三举、落三落、托塔转云幡，愣往脑袋上掉……”如写“舞狮”，什么“拿头腰、甩尾的抱，任凭怎么没劲将牙咬，掉在河里谁把你捞……”看过旧时走会的人，都感到他写得十分妙。有时似通非通，偕语音传神。因为它是说唱文学，要便于演唱表演，不能只看文字，看文字似通非通之间，而读音演唱却非常俏皮。它押的是十三道辙口的“遥条”辙，所有“学”字都读作“消”的阳平，这是不少燕冀齐鲁之间的读法。三是这种俗曲的风趣、滑稽的特点。它的内容并没有故事，只是逐样儿演唱走会的各种节目，平铺直叙，如何能引人入胜，因此它用滑稽说唱的方式来表演。不是讽刺，而是纯粹说笑话，这样演唱起来，就有声有色，把依次叙述的内容就唱活了。

不过这毕竟是上个世纪的作品，又是完全用北京旧时风俗的读音说来，不少地方就很难理解了。或有借字谐音的词句，就很难解释了。还有不少俗中见雅的词句，极能显示创作者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如“丑锣俊鼓”一语，用得多么漂亮啊！

俗曲反映的一百多年前北京的风俗面貌，是极为全面的，各方面的风俗情况全有，有的写得极为细致，如文章开头时所说的长篇写婚礼的子弟书《鸳鸯扣》，长篇大套，由“相亲”一直写到“回门”，篇幅等于现在的一篇中篇小说，而且写的都是旗人，基本上是满洲旗的婚礼全过程，不唯可以据之研究清代北京的婚礼风俗，亦可据之研究满洲民族的婚礼习俗，是十分珍贵的风俗资料。因为原文过长，这里只引“迎亲”一段中轿子娶来新人、到了男家、新人进入新房、挑盖头、吃子孙饽饽数十句：轿夫们抬起一霎便离了家门，自然是一路喧阗来回都抱包儿接，单是那女家清冷，虎不拉（突然意）就少了一人。到婆家娶亲的爷们也将门闭，本为是叫人吹打好热闹街邻。关了会说是磨性也就开放，把轿子抬起棚内回避了闲人。旗下礼不兴宝瓶，只把红毡来倒，娶送的两旁搀定慢移身，进洞房未曾归座大奶奶先说话：“请二爷挑盖头不要假斯文。”二阿哥手拿秤杆轻轻走到，把盖头款款挑去面生春，不好观瞧怕的是新亲笑话，出房去佳人才坐下面冲着喜神。仆妇沏茶款待那房中的堂客，男亲们并不归座就各转家门。丈人家包来的饽饽交与厨役，赏封儿一个知他是几分银。不多时下好端来把铜盆合放，请二爷双双享用就馋坏了亲人。侄儿说：“厄吃各少吃休忘了我。”兄弟说：“阿哥你留点我也尝新。”乱哄哄挤在窗前不肯散去，阿哥他进房坐下就暗留神，灯儿下见那新人对面坐，虽然说前番见过到底不比这番真，四个瓣儿的盘头面上也无脂粉，只这种羞眉泪眼也就惯引人魂，身穿着大红衬衣儿取的是吉利，低头儿端然稳坐不敢瞧人。仆妇们端上饽饽送亲的就让，先说“姑爷请用”，然后才让佳人：“你昨日水米不沾，用些儿才好。”怎当他十分害臊那肯沾唇？勉强的咬点边儿仍然吐掉，阿哥他嚷是“生面”就笑坏了旁人，大奶奶笑骂：“猴儿，你怎么好傻？快吃了不要胡说，那就是儿孙，多吃些五男二女累你这业障。”他果然吃了一碗才肯抬身。本来是借此为由观看玉貌，吃完了不好再坐只得出门。

这是迎娶的一段。旗人婚礼，娶亲之家一早花轿到女家，由男家嫂子（亲叔伯嫂子也行）同去迎娶，嫂子为新人遮好盖头，嫂子即先坐车回来等候。花轿由送亲妈妈陪同，一路吹吹打打来到男家，男家亲友故意先把大门关好，不放花轿进门，说是磨新人性子。花轿抬进大门喜棚内，同汉礼有所不同，不兴“宝瓶”（按，“宝瓶”不知何意，不知是否就是由姑娘舅父抱新人进洞房，北方乡下过去有此礼），而是铺“红毡”，搀新人走进洞房，端坐在喜神前。新郎用秤杆轻轻挑起新人盖头。娘家把带来的包好的饺子，即“子孙饽饽”，送到厨中去煮，不能煮熟，要生的，以借作生男育女之口彩。凡此等等风俗，都演唱得十分细腻。

在洞房中吃完了“子孙饽饽”，接下来就是“坐帐”，新人要初步改装，即绞三把脸、梳头等等。所以前面说“四个瓣儿的盘头面上也无脂粉”等等，表示还是姑娘的打扮，“坐帐”时，初步改装，即改妇人装。然后就是“合卺”，新夫妇圆房。要在第二天一早，才由梳头太太来改装、“绞脸”，用三股丝线像剪刀一样把汗毛绞去，梳头、擦粉、簪花、戴头面，作为新少妇装束，谓之“开脸”。开脸之后才“拜堂”，然后“会亲”，宴请女方父母。再过一天新人一对回娘家赴宴。谓之“回门”，已经是第四天了。

当时编了这样长篇大套的专门讲旗人结婚礼仪的俗曲，作什么用呢？在今天看来是很有趣味的风俗资料，值得重视。但在当时，这些东西都是大家知道的，在台上经常演唱这个，有谁来听呢？实际这种俗曲，编了原不是为一般杂耍园子中演唱预备的。而是为了人家办喜事时，在喜棚中演唱的。结婚喜事，宴席堂会上唱喜歌。过寿时，唱寿歌。如《红楼梦》中写“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让芳官唱曲子，芳官一张嘴就唱“寿筵开处风光好……”别人不爱听这种俗套子，喊打回去，芳官才改唱别的。如果我们今天把“寿筵开处风光好……”的全词都拿来，可能也是很好的风俗资料。另外白事还有唱“挽歌”，这也是历史上很早的风俗，从魏晋时期就有了，当时还有职业唱挽歌的“挽郎”。

长篇大论的《鸳鸯扣》子弟书，还详细描绘了男女服装打扮，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近代非常生动的服饰打扮资料。如写女人的打扮：但见他（她）随身穿着羔儿皮袄，蓝绉绸吊面，银鼠的袖儿雪白另挽着，小袄袖儿是深红浅绿，开禊儿衬衣微露手帕在肋下拖罗。有大襟的坎肩儿红青库缎，鸭嘴的章绒领儿里边红领儿立着，排扣儿焦黄，胸前是珐琅银钮，大长的两条飘带，也就作了个得。梳的是如意盘头不多戴花朵，半翅蜂儿蝴蝶斜簪在鬓角，玉色的绫帕把乌云紧系，女儿顶犹如墨染，配着细细的双蛾，探春花儿朵长耳挖上穿定，凤头的钳子，珍珠坠都是金托，打扮的不淡不浓十分合式。

再看其所描绘的男人的装束：见阿哥骨种羊的秋帽儿在头上戴，南红的杭披缨子不少又不多，聚锦斋的起花金顶十分时样，越显他面皮儿粉嫩雪白，两孤拐隐隐发红苹果颜色，争酒窝一边一个真正的长了个使得。鼻洼儿一点微青小时节缝过，重眼皮不算还是个圆下颏，左耳上小小的金钳一定也有个双顶，细腰儿不过两拃高矮也匀和，果然是目秀眉清十分俊俏，小毛儿银鼠皮褂身上穿着，玫瑰紫的灰鼠皮袄，领袖是银针水獭，配合他身材灵便，会没有半点儿勒嘚。月白绫的夹袄开禊儿半露，方头儿皂靴学的是他哥哥，“阿思哈发都”行时就飘动，荷包是纳纱，手巾是月白，小刀子时样，小荷包一定圆满，洼杭儿摔定，胸脯儿还是挺着。

所述男女装饰打扮，其特征之一，都是旗装打扮，与汉装有相同处，又有不同处。清代入关之初，统治汉人，制定各种制度，服装很注意，有所谓“男降女不降”的说法，即男人都改清代服饰，女人则仍延续明代服饰。因而在清代，男人的服饰，一般不分满、汉，基本上都一样，而女人的服饰，则满、汉分得十分清楚。一直到清代末年仍然如此。宫中嫔妃，偶着汉装，是一种消闲、行乐打扮，遇有典礼和外出，仍要着旗装。故宫博物馆所藏乾隆妃子画像，有作汉装者，都是“行乐图”样子，正式影像则作旗装。旗装妇女穿袍子，不穿裙子，因而叫“旗袍”，此名称直用到现在，还是由旗装、汉装不同而形成的。旗装妇女在“庚子”、“辛亥”之后开始发生变化，这在“百本张”大鼓书《劝妻》词中也有反映，什么“旗装打扮穿裙子，实在不合样，汗巾搭拉有多长，散着裤腿不把腿带儿绑”等等，都说明旗装初起变化时，社会上还看不惯。

特点之二这两段唱词，都是描绘冬季服装的。因为在清代北京官场中，特别讲究穿皮货，一般夏天的衣服，穿着再讲究，也不值多少钱，所以有“荷花大少”的说法，是讥笑人的话，就是夏天荷花开的时候，穿得飘飘然；到了冬天，就讲究不起了。所以《鸳鸯扣》的编者，细致地描绘了男女冬天的衣着。女的蓝绉绸面子的羔皮袄，但挽袖是银鼠皮的。旗装不管袖子肥瘦，必要挽起一段，俗名“挽袖”，按旗礼见尊长必放“挽袖”，如男人请安必先放马蹄袖。羔皮袄而挽袖用银鼠，因一贱一贵，以装样子，清时常常有这种别出心裁的“伪装”。如清末男人衣服最流行之两截长衫，两截皮袄。上一种是一件长衫，上半截是夏布或竹布的便宜衣料，下半截是官纱或熟罗等贵重衣料，后一种上半截是羔皮、猫皮等便宜皮货，而下半截是灰鼠、狐腿等珍贵皮货，就是既要装阔，又要省钱。两截长衫，上面黑纱外褂或马褂一罩，人家就看不出来了。原来只为省钱，后来却变成流行的服饰。女人皮袄，羔皮统子、银鼠挽袖也是由于省钱而形成一种流行式样。社会风尚的形成，常常是由于社会心理的趋向、各种应时俗习形成。古代、现代以及未来，常常是一样的。因而必须重视社会心理及风俗习尚的研究，才能及时引导好的，改变坏的。清代服装，极多的都铜扣子，衣上钉搭绊，扣环一套，一翻即挂牢。铜扣子都炸黄，像金的一样，所以叫“排扣儿焦黄”。“钳子”是耳环，在写男人打扮时，也说“左耳上小小的金钳一定也有个双顶”，这是旧时陋俗，生下男小儿，怕难存，也刺个耳朵眼，以女贱男贵的心理，以为当作女孩子育养，就无灾无难了。又因习惯上说“男左女右”，因此男小孩扎一个耳朵眼，必在左耳。凡此等等，描绘都十分细致。“勒嘚”，北京土语，表示衣着不挺捶服贴。有“猪八戒挎腰刀，勒嘚兵一个”的歇后谚语。“阿思哈发”是满语，似是绑腿带。“荷包是纳纱”，“纳纱”是纱地用丝线像纳鞋底一样，纳出花纹，不同于绣。当时最讲究，最好者为朝鲜工，俗名“高丽纳”。

一时服饰风尚，在俗曲中俯仰可拾。另外写不同人物的穿着习惯，如“百本张”琴腔《训妻》中写旗人婆婆的规矩、马头调《阔大奶奶逛西顶》中描写阔大奶奶梳妆打扮，也变化多端，细致传神。

举后者为例：晓起临妆佳人对镜，元宝头梳了个两蓬松，粉略拍拍那眉略画，胭脂少抹一星星，配玉钗淡儿（而）不艳的金珠翠，耳挖上穿一朵石榴血点儿红，换衣衫绵纱袄儿杨妃色，雨（羽）缎的一件厄林袋，薄绵儿燕尾青，没有那绣花边子栏干等等，滚彀儿韭菜匾儿厢沿那么窄窄儿的一层。月白缎子帮儿配的是瘦鞋底儿的蝴蝶梦，套裤带儿系的往鞋底儿一般儿平。

这段中提到“套裤”，现代人这种玩艺看不到了。在一百年前是极普通的，像现代劳动时的套袖一样，两条腿上再套一条裤腿。上面用带子系在裤腰带上。不过作用不同，现代套袖是为了防脏，而旧时套裤则是为了保暖。服饰变化从古以来就是最多、最快的，新式样子和旧式样子一直至老年人和青年人不同的爱好中冲突着，而其变化又是那么奇怪，即以镶边来说：一会儿多，一会儿少，一会儿宽，一会儿窄，没有几年，就发生很大的变化。袖口镶边一时宽到肩上，谓之“大镶沿”；一时窄，谓之“韭菜叶”；一时又多，多到十三道，谓之“十三镶”，真可以说是花样百出了。

这类反映风俗的俗曲太多了，几乎当时北京社会上各种风俗习惯都有反映，不要说各种庙会、岁时节令、喜庆礼俗风尚、娱乐场所、饮食筵席、衣着打扮都有人编了俗曲来演唱，甚至连教书先生、票友登台、厨子包酒席等都编了俗曲来演唱，这是现在人很难想象的。如演唱教书先生的“百本张”子弟书《先生叹》：只落得半途而废将京上，庙宇中设帐教书度晚年，连一个“经文书馆”都贴不起，也不过“童蒙任附”学报子高悬，就有那方近儿童将书念，束脩少每月无非四五百钱，念的是《三字经》儿《百家姓》，若要教到《论语》我就难。每到那朔风凛凛三冬景，吩咐那徒弟都攒煤炭钱。夏日炎炎当永日，搭天棚也是公中大众攒。更有那丁祭之期多快乐，除剩钱还带还吃肚内圆。终日教书写仿把儿童训，操心费力外带难缠。遥念中秋节又至，学生们家中都要送节钱，得些个新鲜果品烧黄酒，到了那十五良宵我吃个圆。沉醉书窗须尽兴，那管那日日教书那些急与难，这如今俗名叫取“教书匠”，反惹他人作笑谈。

又如写票友唱戏的子弟书《票把上台》云：子弟消闲特好玩，出奇制胜效梨园，鼓镟铙钹多齐整，箱行彩切俱新鲜。虽分生旦净末丑，尽是兵民旗汉官，歌舞升平鸣盛世，万民同乐庆丰年。择日开排邀请票友，祭喜神人人恭敬把驾参，早有走场铺毯调桌椅，挂下了台帐与台帘，木庙头后台忙把水牌写，派定了许多的戏目在上边。催着鼓师傅来将通儿打，一霎时游人如蚁拥挤台前，吹台已毕开了戏，敬神的三出吉庆热闹非凡，不过是封相、赐福、点魁、五代（指“五代同堂”，非唐五代）、遐龄、献岁、报喜、八仙，帽儿（指帽儿戏，即以上开台先演之吉祥戏）唱完开单戏，也无非花包头金王帽与青花衫，浪旦、丑旦多笑乐，正生黑净本庄严。更有那武行要唱把子戏，大轴子刀剪出彩件件齐全。

最后再引一段专门写厨子的，子弟书《厨子叹》云：自古庖人赞易牙，到而今传留行次有厨茶，饭庄食店非他不可，吉日良辰不可少他。活计的忙闲在人自做，当行的伙伴仗艺抑压。铺面的劳金好些吊，日夜的工钱数百，五味调和酸甜苦辣，百人偏好凉香木麻，正用的东西猪羊菜蔬，配搭的样数鱼蟹鸡鸭，应时的美馔烧燎蒸者，对景的佳肴煎炒烹炸，手艺刀勺分南北，生涯昼夜任劳乏，开单子一两就够必开二两，约伙伴两人的活计偏要约萨（仨）。懂局儿的人家儿厨师傅替省，四桌可以把六桌拉，饱饱满满真装样，拣拣挑挑再打发，生气时不拘好歹都折杂烩，只因为东人待慢他混充达，槟榔烟酒本家儿的外敬，零星的肉块暗地里偷拿，大肠头掖在腰间送妻儿他就酒，小肚儿带回家去请孩子的妈妈，藏海味忙时候预备包席面，换燕窝碰巧儿货卖与东家，不少的吃喝要酒醉饭饱，大百的青钱往腰柜里砸。老年时米麦丰收歌大有，地皮儿松动世界繁华，整担的鸡鸭挨挨挤挤，满车的水菜压压叉叉，糙粮杂豆堆堆垛垛，南鲜北果绿绿花花，娶媳嫁妇会亲友，窝子儿行日夜奔忙不顾乏。先时羊肉准斤六十六个，肥猪一口二两七八，大碗冰盘干装高摆，肘子稀烂整鸡整鸭，罗碟五寸三层两落，活鱼肥厚鲜蟹鲜虾，买的也得买，做的也得做，亲朋也欢喜，脸面也光华。这如今年年旱潦飞蝗起，物价儿说来把人笑杀，斗粟千钱，斤面半百，羊长行市猪价扎啦，一个大钱买干葱一段青椒一个，八九十文买生姜一两、买韭菜一掐。办事的将将就就誊（腾）挪着办，事完慢慢的再嚼牙，嫁娶的筵席都是汤水菜，家家钱紧不敢多花，红汤儿的是东蘑，白汤儿的片笋，肉名儿的丸子，团粉末的疙瘩……

以上引了三段演唱三种不同职业的俗曲，可见这种通俗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场景是多么广阔，凡是描绘生活场景的唱词，也必然显现了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特定地区的社会风俗面貌，另外这种俗曲中还有大量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腐朽面，虽然也不完全是黄色的诲淫诲盗的作品，偶然也有劝喻世人的词句，如写鸦片烟鬼、妓女苦处等等唱词，但终因是十分腐朽的东西，并不足以显示地方历史风俗的纯朴面貌，所以，诸如此类的唱词，一概不引用了。三

在全文最后，我想说几句总结的话：

其一就是俗曲与风俗的关系。文章的题目叫《北京俗曲与北京风俗》，在我所举的虽然不够全面（事实上也不可能全面），但也不算少的例子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些俗曲的最大特征，就是不演唱任何故事，而近似乎纯客观地演唱一个时代的社会面貌、社会风俗，而又写得那样全面，描绘得那样细致。这在其他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一般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等，鼓子词、弹词如《天雨花》、《再生缘》等等，自然也写到风俗，但那都是为故事人物服务的，目的不是为介绍、描绘社会风俗本身，专门写北京风俗景物的书，由明末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到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以及许许多多风土竹枝词，都记录了不少北京二三百年以来的风俗习尚，但这虽然写得也很具体，但其细致程度，比之俗曲中所写的，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了。如五六十年前北京人四月里还时兴逛妙峰山，妙峰山的庙会真可以说是热闹非凡，但如何个热闹，任何文学中作品都没有极具体的记载，如果从北京俗曲中去找，那是有的。“百本张”马头调《妙峰山》就写得极为生动，可惜前面举例已多，此段原文也很长，这里不便再多举了。

其二是语言表现手法上。因为它演唱的是社会风俗，而非各种故事，因而在其语言表现上，就无法以故事情节、人物感情的描绘等等来抓住读者。因而在其文字表现上，就必须找另外的足以引起读者兴趣的因素，一是其词句完全社会化、世俗化，赞听者同样的爱赞，发听者同样的感慨，以引起共鸣，抓住听众的感情。如写婚礼《坐帐》，写大奶奶（假设新郎是二兄弟，称二爷，新娘子进门之后即称二奶奶）打趣新人；写《大走会》各种玩艺的危险，道出了观众的心理；写《厨子叹》（子弟书），说物价飞涨，替观众唱出了心中的感慨，凡此等等，都是能在思想感情上抓住听众的地方。二是描绘细致，用工笔画般的笔触引人入胜。如写衣着打扮，由上衣、下衣、内外、色彩、料子、式样、镶边、钮扣、鞋袜、飘带等无一不写得极为细致具体，写人物相貌，由须发、发型、头面、眼睛、脸型、嘴唇等也都一一具体细致地加以描绘，这些都能引起一般市井听众的赞赏，演唱者指手划脚，绘声绘影，听唱者眉飞色舞，津津有味，因而虽然没有故事，也能使听众达到入神的境地。三是适当地运用滑稽、讽刺的手段，按照北京土话说法，贬义地可称之为“耍贫嘴”，但如褒义方面来分析，那这个“耍贫嘴”就大有讲究了。元人睢景臣的著名散曲《高祖还乡》，写汉高祖的鸾驾执事，把凤旗说成是“一面旗鸡学舞”，把龙旗说成是“一面旗蛇绕葫芦”，把金瓜钺斧说成是“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等等，这不也是开玩笑，类似耍贫嘴吗？但这正是最辛辣的讽刺，最高级的插科打诨，说滑稽。这种地方，正从另一方面显示了民间俗文学的锋芒，不要说庙堂文学中没有，即正规的纯文学中，不管诗词也好，散文也好，婉约的也好，豪放的也好，浪漫的也好，而这种说滑稽、辛辣讽刺的表现方法是极少的。这到元人散曲、杂剧中才出现。而北京俗曲，则大量地继承了这种传统，并给予充分的表现，如前面所举的《护国寺》、《大出会》等，都充分表现了这种风格。也只有这样表现，才能把依次的叙述表现得生动活泼，风趣地吸引住听众，使人听来有声有色。这也可以说是民间通俗文学的一种特殊表现于法。自然，这中间也免不了有许多低级趣味的东西。但从前面所举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出，朴素的、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滑稽风趣还是主要的。

其三谈一谈这些作者。“百本张”的俗曲唱本，前后不断发行大约最少有五十年之久，因为根据作品内容分析，《逛城隍庙》应是光绪初年之前，即同治年间的作品。而又据大鼓书《劝妻》唱词云：“拉翅头不爱梳，你说不时样，如今晚前清打拌（扮）不吃香，你爱梳美字头、蝴蝶头。你不是革命党……”这样就可看出，在辛亥革命之后，还有人替“百本张”写唱词，“百本张”还在发行。根据《禄寿堂》唱词“武备院内造尖靴鬅帮软底”，《相公服》唱词“第一挂戴春林的香串儿”等看，甚至有些唱词是咸丰以前编的，这样“百本张”俗曲唱本的时代，又可以上推二三十年了。

在这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百本张”唱本的发行量是相当大的。这些俗曲唱本的编写者也是非常之多的。但基本上都没有留下姓名，即使偶然留下姓名的，其身世也大多无从考证。因而可以说，这大量的俗曲，都是无名氏所作了。不过这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俗曲编写者，却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大部分都是旗人。二、都是生长在北京，极为熟悉北京风俗习惯，尤其是极为熟悉北京旗人、市井风俗习惯的人。北京俗曲八角鼓子弟书、单弦牌子曲、马头调、琴书等等，本来是八旗、绿营中创造出来的东西，作者自多旗人，这在文章开头时已加以阐述，兹不再赘。这里只把他们熟悉北京市井风俗的情况和原因说一说。北京当时是清代的皇都，其居民组成，大约可以分三种：旗人、汉人官吏、汉人工商人等。汉人中，除籍贯大兴、宛平及京郊居民外，其他很少本京久住者。汉人官吏大都外省人，除去较大官员，一般都不带家属。几年在京，几年出京，流动性大。旗人不准经商务农，汉人商人、工匠，大多是山西、山东、江南、京南各县的人，也都只身在京谋生者多，带家眷的少。因而北京居民，祖祖辈辈住北京者，以旗人为最多，他们形成了具有特殊风格的生活风俗，他们这些人又极熟悉市井风俗。由最高级的王公大臣、黄带子的豪华摆谱生活，直到市井贫民、街头混混的生活习尚他们都熟悉。因为旗人中，虽然他们的贵族身份一样，一出生就有份口粮，但他们的权势、经济力量却大不一样。阔的做王爷、做大官，固然一呼百诺，穷的沦为赶车的把式，唱弹弦的艺人；坏的则变成横行于市井，包娼包赌的土混混。这就是这些俗曲编写者熟悉社会风俗的生活基础。由于这些作者在共同的生活基础上又有所不同，有的是做大官之后沦落了，如前面所引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提到过的果勒敏，是做过杭州将军的人，清代各地将军，是武职中最大的官，都是旗人担任，地位同总督、巡抚平行。东三省早期没有总督，将军是最高的。西北伊犁将军也是最高的。这种以做过将军的人，沦落为一个专编俗曲的艺人，和从小流落市井，成为俗曲演唱者和编者的人，在思想状态上，在文化程度、艺术水平上，其作品自然是各不相同的。如写票友上台演唱的子弟书《票把上台》中说，“歌舞升平鸣盛世，万民同乐庆丰年”；而《厨子叹》中则说，“这如今年年旱潦飞蝗起，物价儿说来把人笑杀”，显见《票把上台》的编者是盲目歌颂，是世俗的皇思浩荡派；而《厨子叹》的编者则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对于这些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风俗的俗曲唱本和这些唱本的编者，既要重视其所反映的风俗资料、作为民间文艺作品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也必须加以分析、区别，这样才能比较客观地、正确地认识它、研究它、理解它、利用它。

综上所述，是我从社会风俗之关系、艺术表现之手法、编写者情况三方面，总结一下我在第二大段所介绍的俗曲及所作的解说。自然，这些介绍和解说，都还是十分粗略的，也只能说是对这些俗曲的初步探讨吧。

中国民居清话

杜甫在成都住的是草房，秋风太大，把他房顶上的茅草都吹跑了，急得老诗人追也追不上，被一群孩子把草抱走了。老诗人无可奈何，气急败坏地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直传诵至今。其实老实说，好的茅草屋住着并不差，在江南及成都一带，冬暖夏凉，一般比瓦房还舒服。我在长江口外长兴岛，就住过当地的草房，毛竹做屋架，芦苇编墙壁，稻草当屋顶。毛竹中空，轻而耐用，如不被虫蛀，是很牢的自然轻型建筑材料，整根芦苇每五六根一排，编为棱形块作墙，编的要密要紧，除去怕火而外，十分坚固耐用，室内石灰抹平，可以涂墙粉，很光滑漂亮，室外露着，斜风雨也不怕，雨水自然滑落，只要下面排水沟开好就可以了。当然，如刷一层沥青更好。不用洋钉铅丝等物。立在屋基泥中，用竹篾或粗一些青麻绳穿孔扎紧在毛竹柱子上，不像铅丝等物很快长锈，起码三五年才会老化。用一小捆、一小捆的新稻草，铺在屋顶上，像鱼鳞一样，顺着一层一层，由房脊到屋檐，铺一尺来厚，冬天寒气进不来，雨天雨水顺稳草表皮滑下，不会聚水，易于泄水，自然不会漏，夏天，阳光晒不透，十分阴凉。这样的房子，即使在今天，如果风景幽美的乡间，有一所，前面有块草地，有棵老树，屋内铺上地板地毡，有电源、煤气，可装电灶、煤气炉、取暖、热水以及电话、电传等等现代设备，那便是十分理想的家，又何必广厦千万间呢？不过有一二点要注意：第一就是所有小捆稻草，一定要用麻绳扎紧牢，要把所有稻草捆按顺序和下面的毛竹梁紧扎在一起，即使较大的风也吹不动；第二就是年年深秋要换新稻草。我看过人家换新稻草屋顶的场景，秋阳明丽，金黄的新草闪闪发光，换草的师傅把屋檐一批草铺扎好，然后用剪刀把屋檐的草剪齐，看着真漂亮，只是现在这样好手艺的师傅不知还有没有了？

古老的盖住家房子，是就地取材。所以古书中说“穴居野处”，大多是说不种稻子，没有竹子、芦苇等植物的黄土高寒地区。这就是窑洞，直到今天人们还常常提到，电视上也常常看到。抛开它的政治光环不谈，只说它作为居家的安乐窝，本身也还不坏，也是冬暖夏凉的，我小时候在北方也住过。窑洞区域的人们，缺少树木，缺少石头、砖瓦，多的只是黄土、黄土……一曲“我家住在黄土高坡……”，也唱在玻璃屏幕、激光闪耀的KTV中，但黄土窑还是黄土窑。黄土窑就靠那结实的略有黏性的黄土，一种是山坡切齐挖进去一两丈深，一种是平地挖下去，挖成一个坑，在朝南整齐的一面再挖进去，还有一种在平地用木架子起卷外加夹板，中填黄土夯成者，总之都离不开黄土。砂土挖或夯都成不了窑洞，江南的黑土胶泥水分太多，也无法夯成窑洞，只有那憨厚响亮的“黄土高坡……”有。窑洞都有热炕，一窗暖日，粉纸窗花，一条热炕，小媳妇、大姑娘盘腿坐着绣兜兜、做嫁妆，说说笑笑，也是一曲青春梦，未必需要那喊破喉咙的野气……

秦砖汉瓦，已显示了人类的高度文明了，那是两千多年前的，或是三四千年的发明，秦俑会告诉你一切。不过秦俑在坟墓里，那不是他的家，“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那断臂膊、少腿的秦俑，不会家在未央宫中，而是在土窑内，茅檐下，瓮牖中，衡门边……小时候在北京，第一次逛故宫，走的是外东路，还没有到三大殿，而我对那高墙头、高门槛、高台阶的大房子毫无兴趣，我不想住在那里，只想回家。当年“老佛爷”不愿住宫里，只愿住颐和园乐寿堂，是有道理的，自然，乐寿堂给我住也愿意，因为那同城里大四合院的大北房差不多，而且还要款式……

十几年前，香港报纸要我写文介绍北京四合院，那是十分令人神思的住处，后来这些文章经过补充，出版了一本《北京四合院》。国内尚未见人提起，却引起了在伦敦挂牌作建筑师的邓孔怀兄的注意，远道辗转寄来长信：信中说他是一个“已从事多年现代建筑设计的人，原来在香港受过半中不西的教育，后来又到英国学建筑设计……”接着说，“虽然如此，我一直都醉心于我国的传统建筑，闲来无事常找这方面的书报来读……”随后说从读了《北京四合院》感到这两三年来，积极地找建筑师写的古建筑书籍，竟没有一本及得上先生的。先生非建筑师之身，而能写出建筑的真髓，真是难能可贵等等。这虽是对我的溢美之辞，但他却是十分认真的，因为在这封长信的后面，他足足写了九页，近百道有关“北京四合院”具体施工的问题，要我回答，包括垂花门两旁短墙如何封顶等。亏得我不单是摇笔杆的纸上谈兵的朋友，也有点真个儿的东西，解放前曾为人修建过两三处四合院，管过现场施工，解放后又为公家管过房子，拆修改建的大四合院也有十来所，有些实际施工知识。于是，便按他的问题一一回答，并附了简单草图，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去年去香港下榻他家，又面谈了许多，越谈越起劲，他夫人也是建筑师，直到今天还迷着北京四合院，想买一所小院，修理一下，自己住一住，领略一下古老小四合院的味道，只是遗憾的是，访求了快一年了，还没有成功……

其实海外的好古之士，羡慕北京四合院，只是想象羡慕那种古老承平时代的旧都风情，并不单纯是想住四合院。同北京住房类似的四合院，如果盖在其他地方，那味道就不一样。如北京附近各县直到天津、保定一带的四合院，格局也同北京城里的院子差不多，可是住着感觉就两样，原因是旧时北京城凝聚、弥漫着几千年全国的传统文化气氛。这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天、地、东、南、西、北谓之“六合”，东南西北四至，谓之“四合”。西洋人盖住宅，是房子在中央，院子在四周。中国人盖住宅，是房子在四周，院子在中央。广义地说四合院，中国南北各省的民居院子，不管四进五进的深院，一个两个的独院，跨院，也都有南北东西四面围起来的房屋，但格局同北京四合院就不一样。如北京四合院北屋正房，都是有正房，有耳房，或三正两耳，或正耳房各两室四间，都是正房高大，耳房低小。东房西房又略高于耳房，略低于正房，跳在当院一看，就能看出各房高低错落有致的格局。往西走出几百里，翻过太行山，一到山西，也是有东西南北房的院子，格局就两样，正房五间一条脊，一样高，如著名的祁县乔家大院，拍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以此作过场景，不少人在银屏上都看到过，我去参观过两次，进大门一条巷子，路北三个大门，路南三个大门，北面的门进去是两进院子，南面大门都一进院子，院子都是长条的，正房都是一条脊一样高，窗户很小，院子很狭窄，是无法和北京的爽朗大宅门相比的。山西北路的民宅就和乔家大院那种格局不同，小时候在家乡祖宅居住，自己家的房子，镇上其他人家大院子，有的三四进，但都很宽敞，虽然正房也都是一条脊，没有中间大两边小的那种正房耳房的格局，但院子都是方的多，窗户也都是全部木制，每间房窗台上两边竖开小格子小窗，中间上下大方格和合窗。格局更接近于京派。而乔家大院砖墙上开窗，更像窑洞。

南方民居，苏、沪一带我生活了数十年，是十分熟悉的。上海的石库门是开埠后适应人口增长，半中半西的产物，不是纯粹的中国式建筑。苏州同里、黎里、甪直等古镇，迄今还保存不少明代住宅建筑，大多是前门弄堂，后门临河。河身两边都是四五尺长，尺许高的大条石，由水下砌上来的。院子高大的后楼墙就建在这笔直的条石上，由水下到房顶一般都有二三丈高，虽石上青苔斑驳，而高墙仍挺立削直，显示了昔时东南旧家财力之雄厚，及高手匠人工艺之精巧。而房屋前面，楼下前檐往往伸出一大截，楼上大方格窗缩后一截，这是明代式样，临窗下视，可见楼下屋瓦；街头遥望，可见楼上美人，在明代绣像小说，如《三言》、《二拍》、《金瓶梅词话》的木刻插图中，有不少这样的楼窗，思古幽情，正如画上画的一样，使人也会忽然想起“倚马立斜桥，满楼红袖招”的旖旎诗句。有一次我在同里参观，在一面破旧的墙边，推开一扇油漆剥落的破旧的门，忽然眼前一亮，一片红光，大吃一惊，原来是一株一二百年的老山茶正开着灿烂的花……我恍似进入南明的旧家，怀疑花下会走出柳如是、顾横波式的人物。

成都在四川，福州在福建，东西数千里，可是两地老式四合院也都差不多。我在福州参观林则徐纪念馆，据说是林的老宅子，厅堂院落，小有差别，也同北方差不多，只是房子单薄些。在四川乐山石湾，参观郭沫若故居，也是当年老房子，三进院子，房间都很深，但是不高，四周连在一起，虽较阴凉，但不高爽。而苏、杭一带的老房子，有几进院子的大宅子，门厅、轿厅、前厅，以及更道、后楼、厢房等等，都十分高大，一般前厅后面板壁可以高到一丈五六尺，所以过去条案上面还可以挂八尺整宣的中堂。不过这种房子居住起来，并不舒服，冬天之冷，不要说了，而且南方多雨，冬天连阴雨，又潮又湿，十分难耐。而夏天窗户都敞着，蚊蚋成团，青虫乱飞，晚间根本不能点灯做事。从居住舒服来讲，那是根本无法和北京的四合院相比的。深宅大院只是门第气派，环境幽深，从居住舒服讲，远没有郊区新盖的朝南的大草房实惠。当然，这与气候条件也大有关系。不少江南人在北京呆长了，就不愿再回南方，知堂老人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不要说八道湾的宅子远远比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气派，就是晚年住到后院那三大间高台阶北屋也十分舒适，冬天炉子上开水噗噗地冒着热气，满窗大太阳；夏天纱布卷窗，竹帘子静悄悄，读书写文，如无人干扰，足可以闲适恬静，以终天年……老人不只一次说南中居住之苦：夏天蚊子，熏蚊子的烟使人睁不开眼；冬天年年手上要生冻疮，到了北京再也没有生过。

日本伊东忠太著的《中国建筑史》，有陈清泉译本，所述多在宫廷寺庙，对居民说的很少。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由宫殿、寺庙，到官衙、住家，包括陵墓，都有一个中轴线，左右基本对称，四周围看中央的空地院子，在平面布局上都是相仿的。故宫太和殿那么大，从空中看，也是个极大极大的四合院；住家户够上格局，三南三北，两东两西，也是个小四合院。只有园林建筑的房子，农村竹篱茅屋、山间山家小屋……以及少数民族的竹楼、毡帐等不同于这样的格局。再有中国盖住宅，先讲立房架子，即立柱、架檩、上梁、铺椽等，先木作，后砌墙等泥瓦作，屋顶的力全吃在柱子上，而且有一条檩，就有一对柱子撑着，纵然墙倒了，房架子还在，这是符合现代力学结构原理的。这种木结构的房架子，南北各省，纵然小异，但大结构都是一致的。这自然是很古老的劳动人民的智慧创造，只可惜二三千年来进展缓慢，民间一部“鲁班经”（即《鲁班营造正式》、《鲁班经匠家境》）木作、瓦作，历代工匠，口传心授，历来创新的文献几乎没有。再有宋李诚《营造法式》，以及清代工部的《营造则例》，各种建筑，大体如现在的“标准图纸”一样，都规范化了。各地民居，所有同异，也都是代代相传，宋、元、明、清以来，匠人师徒沿习，大部件都是一致的尺寸，一致的做法，根据建房人要求，根据房屋基地，按惯例施工，所以过去皇家宫殿，先进烫样，即模型，至于盖民宅，是没有建筑图纸的，更没有模型。这一点，比之于现在高度发展的建筑学，那是差距甚大了。

茶梦

少年时一点点小事，也印象特别深刻。几十年后，当它从脑中浮现时，仍然好像是新发生的一样。

记得考进中学时，母亲给我买了一个铅笔盒，一般洋铁皮做的，上面印着一幅采茶图。画面上山峦重叠，一层层的翠绿的茶林，有穿着各种颜色衣服的采茶姑娘在采茶。右上方有两行题字：“遍山翠色已新临，采茶供饮赋诗人。”字是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我很爱这个铅笔盒，上课就摆在课桌上。当我不高兴听那些枯燥的讲课时，就望着这个铅笔盒子，仔仔细细地欣赏：那茶树的深浅绿色，那采茶的小人儿每个人的衣服的颜色和样子，头上包的头巾，以及角上那两行小字。“当、当……”下课钟响了，突然把我从茶山上喊了回来，和同学们一齐呐喊着蜂拥地涌出教室。当然，也有看得正出神的时候，突然被教师叫起来提问，便瞠目不知所对，教师还感到很奇怪。他哪里知道我在那里“逛茶山”呢！

当时我还不懂什么叫“神游”、“卧游”等等，而实际却是真正的神游。我在若干年后，才真正看到了姑娘们的采茶。那时，我住在杭州羊坝头亲戚家中，没有事，就到郊原去闲游，不去游湖、游寺庙，却爱去看竹笋抽尖，看春山采茶。有时一口气跑到龙井梅家坞，二十多里路，年轻人也不在乎，一大早去，一个来回，还能赶回到湖滨吃中饭。当然路上的时候多，每一次去，真正在茶园中不过留连上个把钟头而已。不过我已经十分满足了，因为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看了一会儿龙井山上的采茶，已经同我铅笔盒上的采茶图印证在一起，龙井绿油油、翠生生的嫩茶已经融化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了。杭州采茶姑娘

姑娘们采茶，眼明手快，那双嫩手真像鸡吃米一样，对准叶尖，不停地啄着，又快又准。也许有人说，为什么不用弹钢琴来形容呢？不是更艺术化吗？实际不对，因为不但快慢节奏不同，而且手指的动作也不同。姑娘们采茶，只用三个指头，即拇指、食指、中指，三指并成一掐，食指隆起，很像鸡冠，采时茶树低，姑娘手向下采，速度之快，是很难想象的。因而用鸡吃米来形容，是再形象也没有了。正因要轻快灵巧，所以采茶的没有老人，连小伙子也难以看到。

采茶快，是练就的真本事，而且还要准，专采尖尖嫩叶，不采老叶子，如把叶子都捋光，那茶树就都死了。所以，快固然难，准就更不容易了。采茶第一要争取时间，当然最好的是“明前”，即清明节前，但清明节以前，春意刚动，嫩叶萌发的还很少。比较多的还是“雨前”，即谷雨前所采。茶叶的嫩梢枝头，中间心的叶子，还裹着，尚未舒展，而边上半片已初初展开。中间未展者像个矛头，边上已展者，像是一小面三角旗，这就叫“一旗一枪”，就是常说的杭州绿茶“旗枪”。龙井是以地名来名茶，旗枪是以形状来名茶。《茶录》云：“茶牙如鹰爪、雀舌为上，一旗一枪次之。”大抵在清明的前后，采摘的全未舒展的嫩芽，即鹰爪、雀舌，是最为珍贵的。

一个姑娘，一天也采不了多少。采茶是按重量计酬的。而重量的酬价，又是随着时间变化的。开始茶嫩，茶小而轻，采茶酬价高；天气越暖，叶子大了、重了，很快就能采一篓，但是酬价又低了。这样相比之下，还是采嫩茶时合算。所以在清明前后，直到谷雨这段时间里，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寸光阴都在尖尖的手指中、尖尖的茶芽上消失了。春光转眼即逝，弹指间春深叶老，又哪里采得到鹰爪、雀舌、一旗一枪呢？

杭州姑娘说话，不同于吴侬软语，有宋代遗下的中原音韵。日常说话，“儿”化韵也特别多，如小丫儿、虾儿、黄瓜儿等等。采茶时，手尽管忙，嘴也不闲着，叽叽呱呱，不停地互相说笑。采茶歌也是天籁体的歌谣，其爽朗甜韵，都是与武林春色共同浮动的。古人名诗《陌上桑》，歌咏过采桑的罗敷女，也还有《采菱曲》、《采莲曲》，当然，还有《采茶歌》。湖山无恙，似乎又听到采茶姑娘的笑声与歌声了。外行谈制茶

采茶实际只是制茶的第一步，离开泡出一杯香喷喷的茶来，那还差得很远呐。当然，把采来的茶芽马上用锅炒干了，立刻就可以泡茶，所谓“采得新茶及时烹”，那是最好不过了。因为酒是越陈越美，茶却是越新越好。当初有皇帝的时候，杭州茶叶一开采，先要炒好若干斤，用竹筒封存，或用小锡瓶封存，用快马送到京师，向皇上进贡。清人杭世骏《颂茶诗》注云：“杭人竞于谷雨前采撷，递送京师，名为‘马上鲜’。”可见茶叶多么重视“新”。但是一般茶行的大批茶叶，却不能马上炒，还要经过许多工序的加工，才能上市。杭州的旗枪、龙井，安徽的炒青、烘青，都是十分整齐好看，这是什么原因呢？按照茶乡人的说法，这是“作过的”。意思就是加过工的，实际还是一样的茶叶。

采来的茶芽加工成茶叶，要经过以下这些工序，即粗筛、分筛、拣净、再筛、拣分、配色、拼堆、初焙、初扇、复焙、再扇、补火、上光、装箱等十四个步骤。简单的说，就是分、炒、拣、作四步。陆放翁诗云“晴窗嫩蕊细分茶”，可见从宋朝就是这样的。

旧法制茶，全是手工。在杭州的时候，除爱看姑娘们采茶外，也很爱看村镇上的人们炒茶，我常去看的，是灵隐到三天竺之间，一两个小山村的炒茶作坊。从小街的石板路上走过去，两面有不少铺面房，过去这都是小茶行炒茶的人家。白天，门板都卸下来，游山路过的人，都可以看到里面一排排的灶头，炒茶师傅在炒茶。灶头是二尺高的平台，灶口很大，砌着一口口的二应（即锅口直径二尺）铁锅。添柴口向里，炒茶时，每个灶口两个人，一个用小矮凳坐里面，向灶中添柴，炒茶师傅则坐在外面，不停地用手翻弄锅中正在炒着的茶，随着翻弄，还不停地抓起一把，在锅边上，把炒热的茶叶趁热压扁，压成一片片的。炒茶最重火候，它用的是特殊的慢火。

在不少人家的门口，多半是在树荫下，放两三大圆桌面，中间堆着茶叶，年老妇女们围着桌子坐着拣茶，把茶梗子拣出，把大茶片、小茶片分档……过往游人，偶然看到的，是她们悠闲的样子，觉得很是宜人。其实当年茶农的日子，还是相当清苦的。茶道的艺术

日本现在很讲究“茶道”，这是纯东方式的一种生活艺术。其实中国式饮茶的艺术，其历史那更是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各国。不要引《诗经》中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按，《尔雅·草木》：“早采为荼，晚取为茗。”清代郝懿行《尔雅义疏》：“今茶字古作荼，至唐陆羽著《茶经》始减一画作茶，今则知茶不知荼矣。”），即以唐代陆羽的《茶经》、卢仝的《七碗》来说，也都是一千几百年前的老话了。喜欢看《红楼梦》的朋友，不会忘记了贾母品茗栊翠庵的故事，那位带发修行的妙玉姑娘，是精于茶道的。这一点，连大观园的一流人物黛玉、宝钗都要甘拜下风，更不要说其他人了。她当面讥笑黛玉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黛玉在大观园中，最为高傲，谁都碰不得，惟独在妙玉面前，当面听奚落，却毫不介意，岂不是怪事？这也说明，在茶道上，黛玉自认不及妙玉，所以不生妙玉的气。

水真能尝得出来吗？答案是肯定的，一点不错，水是能尝得出来的。茶乡人有话道：好茶不如好水。精于茶道的人，不但讲究茶，更要讲究水。晚明小品文名家张岱《陶庵梦忆》中有一则专讲茶道的故事，题目是《闵老子茶》，写得极为有趣：

他听说南京闵汶水茶道极精，便特地到南京桃叶渡去访问，到了闵家，一直等到太阳落山，闵汶水才回来，原来是个老头。主客寒暄了两句，闵忽然说，手杖忘在别处了，马上撂下客人又出去找手杖。他继续等着，直到定更时闵才回来。闵一进门，很惊讶地说：“客人还没走呀！等着做什么？”他说明仰慕闵老茶道的诚意。闵听了很喜欢，亲自当炉煮茶，茶煮好，引他到一间明窗净几的房中，茶倾入瓷杯中，其香无比。他问闵：“这是什么茶？”闵说：“是阆苑茶。”他又尝了尝，说道：“不要骗我，这是阆苑制法，但非阆苑茶。”闵笑问：“你说是那里的？”他又吃了一口，说是很像罗（宜兴）。闵老吐舌称赞道：“奇！奇！”他问什么水，闵老说是惠泉，他又说：“不要骗我，惠泉走千里，水经过运输震动，怎么不变味呢？”闵老说：“不敢再骗你，我取惠泉水，要半夜淘净，等新泉涌至再取水，水瓮下面垫山石，运水的船，一定要有风时才走，所以水不变质。你一上口就能尝出，真了不起！”一会儿，闵老又给他拿来一壶茶。他一吃就赞道：“香味更厚，这是春天采的，刚才吃的是秋天采的。”闵老大笑道：“我已经七十岁了，第一次遇到你这样专精的鉴赏家。”二人定交，成了最好的朋友。

这样的茶道专家，似乎比妙玉高明多了。贮茶、泡茶种种

常言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出茶叶的地方，爱吃茶是不算稀奇的。杭州人叫茶叶，但离开杭州几十里路的武康、德清一带，就不叫茶叶，而叫“茶酿”了。这个叫法，可能是古已有之，因而我想起宋代人吃茶的事了。如蔡襄蔡状元进贡的大龙团、小龙团等等，如王婆子卖茶七宝点茶等等，似乎都和明代以后的吃法不同，因而把茶叶叫成“茶酿”，似乎还同古老的宋代人吃茶有些关系。究竟如何，这还有待于进一步专门考证，这里先撇开不谈，回过头还说茶乡人吃茶。在出茶叶的地方，人们很少到茶叶铺买茶叶，即使不是自己家炒的，在街上向乡下人买点本山茶叶，也比茶叶铺便宜得多。最好能买到野茶，那就更香了。野茶就是山坳间野生野长的。讲究喝茶的人，特地要买这种野生的。

新茶叶下来，人们要多买几斤，但一下子又吃不了，只能慢慢吃。因而收藏茶叶，就是很重要的事了。茶叶要干燥，最怕潮湿。所以贮存茶叶的容器中，必须放一包生石灰在上面，有潮气进来，便被石灰吸收了。茶叶又最怕串味，千万不能和有其他气味的东西放在一起。老年间家庭放茶叶的容器是茶叶罐，近一尺高的大肚小口瓷罐，上有小圆盖，长条案上左右要摆一对。考究的成化、万历窑的蓝花茶叶罐，在五十年前，一对就值五六百元现大洋。现在当然就无法论价了。还有一种锡做的茶叶罐，海棠形的，腰圆形的，上面有博古，汉瓦文“延年益寿”等花纹，口部两层盖子，很雅致，也很实用。至于马口铁压制、上面喷漆的花花绿绿的茶叶筒，那该是很粗陋的庸俗的东西了。

一般人家喝茶，杯中放一撮茶叶，开水一泡就完事。稍讲究些，便要用盖碗泡，敞口碗，上有盖，下面还有茶托。泡时开水先倒少许下去，谓之“点”，然后再倒到碗边处，谓之“泡”。不能倒满，“酒七茶八”，适可而止。再要讲究，那就近于“茶道”了，要有很多步骤和专门学问。据明人文震亨《长物志》记载，有“洗茶”、“候汤”、“涤器”、“择炭”等等步骤。一个“候汤”，还要分“缓火炙、活火煎”一沸、二沸、三沸等差别。开水叫汤，还分“汤嫩”、“汤老”。这都是烹茶的高级学问。在现今生活中还有其痕迹，如上海老虎灶把烧开后不再翻滚的开水叫作“停汤”，便是一例。饮茶灵隐游仙梦

人们游杭州，总要吃一吃茶。不管你平日嗜茶与否。到了盛产名茶之地，又有名泉好水，如不吃一杯茶，就匆匆离开，日后思念起来，那岂非终身憾事？“龙井茶叶虎跑水”，这都是康熙、乾隆等皇帝老倌赞美过的，你能不尝尝吗？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杭州西湖风景区，到处都有卖茶的茶馆。如果要问：在这许多茶馆中，哪一家好呢？这我不敢答复，既犯不着替这家做义务广告，也不便得罪那家。况且多少年未至湖上，又那能乱谈如今湖山的茶座呢？我所能谈的，只是记忆中的一点陈言。

过去在杭州吃茶，各人有各人的去处，也可以说各家有各家的主顾。如城隍山的茶馆中，多是住在下城区的老茶客，而且大多是杭州本地人。湖滨六公园的茶室，则多是住在旗下一带的老茶客，但这里就不全是杭州人，外地的游客就多了。住在湖滨，旗下清泰旅馆等栈房的游客们，也常常到这里来吃杯茶，然后和“西子”挥手告别。第三是孤山四照阁茶室，这里是好地方，欢喜跑路的人，由湖滨步行到这里，实际也没有多少路。到这里来吃茶的，也还是本地杭州的人为多。第四是灵隐、虎跑、九溪、龙井等处的茶室，这些地方都是湖山胜处，游人游到此地，常坐下来休息，因此这些地方的茶客，大部分都是海内外的游客，杭州本地人反而少了。

最使我梦寐难忘的，要属当年灵隐外面的茶座。那时的灵隐，由一进山门直到冷泉亭庙门前，靠左手全是茶桌，在参天的老樟树浓荫覆盖下，足有几百副座位，而且全部是藤躺椅。游山的人，由北山路过来，经孤山、岳坟、玉泉，到了灵隐，游了寺庙或是爬过飞来峰之后，精力已用了不少，有些又累又渴，在这样神仙般的地方，吃杯茶，在藤躺椅上歇歇力，正是时候。如果你已在“楼外楼”或“天外天”吃过饭，那更好，可以在藤躺椅上睡个中觉，养足力气，再去爬三天竺，上韬光，爬北高峰。这里吃茶处所之幽邃，周围环境之宜人是少有的。右看灵隐寺一派古老黄墙，左看飞来峰苍然翠色，听着冷泉的泠泠水声和游山者的阵阵笑语，躺在藤椅上，闭目凝神，可以使你顿时忘却尘世上的烦劳。这是我记忆中最富有诗意，也最舒服的茶座。寄语灵隐，别来无恙乎？

香烟与香烟画片

说香烟画片先要说说香烟在中国的历史，而空口说白话，似乎如孔夫子说的“文献不足征也”，总是不够好的，因而不如先做个文抄公，抄点文献资料，来证实一下香烟在中国的历史。

中国人吸烟的历史并不长，一般是明末清初才开始的。一九二三年胡祖德编的《沪谚外编》民国二十五年增补版收有一支禁烟歌，对吸烟历史有简明扼要的记录。歌云：“明朝时代没有烟，只有上等官僚吃潮烟，五更坐朝待漏院，吸一筒淡烟解解厌。清朝盛行黄广水八仙，长毛以后增水烟，道光季年又增鸦片烟，英国运来害尽中国美少年。广东抚台林则徐，一意严禁禁不绝。民国又增香烟雪茄烟，吸者众多几遍地，种种耗费难尽言。……”（按，林则徐先是钦差大臣后是总督，歌词误作抚台。）

至于香烟，歌中所记在民国，但实际上应该更早。据早期上海闻人李平书《且顽七十自叙》辛亥年十月记云：十月，程雪楼都督委余为江苏民政司长……自前清甲午以后，中国始盛行纸卷香烟。日甚一日，风行甚速。皆为中国人日吸之纸烟，支支衔接，可环遍地球，洵不虚也。自辛亥年，沪上有志之士，见斯祸亟于鸦片，乃创设禁吸纸烟会。五月初七日，张氏味莼园开大会，先一日伍秩庸先生邀余演说，余思生平固未吸纸烟，然日必吸吕宋烟三四支。今劝人不吸纸烟，何异五十步笑一百步，莫可往？继念此举适合吾意，若托词不往，于良心上亦说不过去，乃决计牺牲此三四支吕宋烟，是日登台先陈明向日不吸纸烟，独吸吕宋烟，今为奉劝大众，从今日起立志不吸。乃痛言吸烟之害，闻者颇动容。于是各业开会，莫不邀余随伍先生后。至九月初，路上几不见口衔纸烟之人。……不料光复以后，各处伟人莫不吸惯纸烟，堂堂都督府客厅陈以款客，而纸烟之命运，垂绝复苏，以至于今，竟无大力者起而议禁，吾不知此害伊于何底也。

李平书（一八五四至一九二七），名安曾，祖籍苏州，世居上海西门内。少年时任职《字林西报》，后游历新加坡，数任广东陆丰、新宁等县知县，罢官后回上海办实业。《自叙》是一九二二年写的，记纸烟事颇详，自是可靠。不过单文孤证，还感不够，不妨再看杨荫深《事物掌故丛谈》所记，在“饮料食品”章“烟”中记云：烟由烟草的叶所制成的，烟草原产于美洲，故今犹以美国弗吉尼亚（Virginia）所出的烟叶相号召，其传入我国，则自吕宋……至于用纸卷的烟，即俗称纸烟或卷烟，那还是近数十年来的事，先由外洋所输入，至光绪二十八年，上海始有英美烟公司，就地制造，以其携带便利，吸者遂众。于是原有的旱烟水烟，遂渐渐地被它所淘汰完了。

杨氏的书是一九四五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所说香烟历史与李平书《自叙》同。这样我说的香烟历史就比较确切了。不过这还是上海和江南一带的情况，传至北京及北方小城镇那还要晚些。宣统元年兰陵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中有一首道：“贫富人人抽纸烟，每天至少几铜元。兰花潮味香无比，冷落当年万宝全。”诗后注云：“兰花潮烟，李铁拐斜街万宝全最为著名，自纸烟盛行，不论贫富争相购吸，以趋时尚，兰花潮烟，几无人过问矣。”

先父汉英公青年时，正是宣统末年、民国初年的时代。六十年代初，有一次在北京家中，一位比他小一两岁的长辈亲戚来家做客，老弟兄在饭桌前边吃边谈，当时自然灾害时期，香烟很难买，发票供应。因而说起宣统年间香烟公司，作广告推销香烟的情况。先是在北京各闹市街头，用洋车拉着整车香烟，抬着广告牌子，敲着洋鼓，吹着洋号，行人经过，拉着衣袖，往手里塞整盒香烟，有的人还不要，随手又扔在路边。在故乡山西县城里，镇上，则拉着整车香烟，吹吹打打，穿街而过，一边走，一边向两面柜台里扔整盒的香烟……两位老弟兄，边慨叹此时的一盒次烟，还要凭票供应，十分紧张；一边神采飞扬，挥手比势，形容当年香烟推销时的不值钱，没人要……说来真像梦一样。而我今日写此文时，两位老人兴高采烈、谈话时的神情亦历历如在目前，正如古人所说：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真不胜时光如驰之感了。

悠悠百年，不知几度沧桑，说到香烟，也是一样。李平书所记的“禁吸纸烟会”，父亲与他老表弟感慨话古所说的满街扔香烟、不要钱等等在我的记忆中是没有的了。我有记忆时，已是满街贴着“还是它好”的大号哈德门香烟广告、孩子们争着玩香烟画片的时代了。香烟牌子

为了介绍清楚，先把当时，即由民国初年到“七七”事变以前一些香烟牌子作个介绍：

茄力克（Garrik），这是最高级的香烟，英国直接进口，上海天津等地都不生产，五十支听装，一块银元一听，是达官贵人、豪富吸食的。当时有民谣：“眼上戴着托立克，嘴里叼着茄力克，手里拿着司梯克。”王了一先生散文《手杖》中曾用过这首民谣，见《棕榈轩詹言》之十。

三九牌（999）烟支细长，只有富豪女太太们吸。五十支听装。

三五牌（555）听装，也是高贵烟，价格同以上两种，也是英国生产，上海不生产。

白锡包（Capstan），上海俗称绞盘牌，因烟盒上印有轮船的绞盘而得名。白锡包是指烟盒内有锡纸，外面白纸包装。又因白纸上印蓝色图案、英文商标，天津、北京又称之为蓝炮台。有听装，亦多廿支盒装者。

绿锡包（The Three Castles），因烟盒绿色，叫绿锡包。但南北更多俗称“三炮台”，同白锡包一样，是当时十分流行的高级烟。五十支听装卖五角，二十支盒装卖二角。以上两种烟，开始进口，后来英美烟草公司、颐中烟草公司均在上海、天津取进口大桶烟丝，就地生产。还有一种黄色包装的，俗称“黄炮台”，行销不广，售价与以上两种同，都是高级烟。

红锡包（Ruby Queen），上海俗称“大英牌”，北京俗称“大粉包”，粉红色听装或盒装，盒装十支，售价一角。听装每元三听。行销最广。最受工薪阶层欢迎。另有细支者，北方称之为“小粉包”，亦甚普遍。

强盗牌（The Pirate），俗称老刀牌，十支装，行销极广，深入内地。价与小粉包同。以上均英商英美烟公司生产销售。均用外文商标。此外该公司均在上海、天津等地用中国烟叶生产之香烟，用中文商标，以品质高下排列如下：

大前门　　行销最广、最久，现在仍有此牌。

哈德门　　行销亦广、亦久，但次于“前门”。

大婴孩　　南方叫“小囡牌”，多行销农村。

公鸡牌　　多行销农村。

生产香烟，开始只有英商英美烟公司，后称颐中烟公司，不久即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由香港到上海开厂，据民国八年《北京旅行指南》该公司所登广告，有：大喜牌十支盒装、五十支听装均有。长城牌包装亦同上。其广告词云：“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真正国货。民国八年，本公司创设已有十六年。所制各烟，纯用本国黄冈、南雄、均州等处所采烟叶，品质优良，气味香醇，如大喜、长城等烟，尤为价廉物美，远近驰名，爱国诸君，幸垂购焉。”

据此亦可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历史。此外记忆中之香烟牌号，如：人顶球牌、白金龙、大联珠、翠鸟牌，在北方城乡间，亦十分普遍，均十支小盒，五十盒一大匣。价钱都不贵，然其出产公司，已记不清，一时无法查考了。在二十年代后期，亦有宁波人陈楚湘、戴耕莘在沪创办华成烟公司，出“金鼠牌”香烟，其商标非常像“茄力克”之狮身人面卧像。当时亦无人议论其商标。此牌香烟，价格低廉，行销农村甚广。后又出著名之“美丽牌”高档香烟，烟盒中间印一椭圆形时妆女士像。“美丽牌”香烟质量又好，价格适中，在中高档烟中，吸者最多，一时超过大英牌和大前门。香烟广告亦在各大报章、杂志及各闹市大广告牌上刊载。

前文所述，只及英美烟公司、南洋兄弟烟公司、华成烟公司，这些都是最大的几家。但香烟生意，是一种税收最多、最赚钱的生意，不但竞争剧烈，而且前半世纪中，投资此项生意的小厂也多，手头资料，自清末民初，直到三四十年代，就有“上海瑞华”、“中国惠南”、“上海和兴”、“上海中兴”、“中华海员”、“上海福新”、“上海锦华”等烟草公司。这自是极少的一部分，其间开业、倒闭、再开业，又不知有多少，兴废之间，也是一部小小的沧桑史了。以上说的还主要是上海一市，其他天津、青岛当时也有一些香烟厂，地方如山西阎锡山西北实业公司，也办过香烟厂，生产过“雁门关”、“五台山”牌香烟，但时间不长，知者已很少了。

三四十年代，国人吸烟，都习惯吸英国式香烟，好的是弗吉尼亚烟叶制造，国产烟叶多用凤阳（安徽）、许昌（河南）、黄冈（湖北）、南雄（广东）、均州（湖北）等地所产。“七七事变”前，几乎极少人吸美国烟，如“骆驼”、“吉士”等牌子。美国烟的流行是抗战胜利后才开始的。这时早已没有香烟画片了。香烟画片

诸多商标的香烟，除去开烟厂的老板而外，要许许多多从业人员。这中间管理人员、生产工人、运输、销售等不要说了，而且还要好的印刷厂、印刷工人，更重要的是美术设计人员。漂亮的烟盒要美术设计，广告要设计，要画师画时装仕女画。为“美丽牌”画广告的谢之光，就是一时著名的专画香烟广告的画家。还有不少专门给香烟画片作画稿的不知名画师，这些画片最为儿童、小学、初中的学生喜爱，因而这些不知名的画师也可以说是早期的“儿童读物画家”。因为香烟是大人吸的，而烟盒里的画片却是当年儿童最爱玩的玩具。烟盒里的画片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个问题恐怕很难确切回答，但可以肯定，在清代光绪末年、宣统年间就十分普遍了。手头的画片资料，里面画的三百六十行，就全是梳辫子的。有一张上海瑞华烟公司的画片，背面印着龙旗，这是清末大清国的国旗，现代人已很少见到了。

我开始懂得玩香烟画片，要推回到六十七八年前，即一九二八年左右，那时我虚龄五岁，刚刚有记忆，开始懂事。家住在太原，每天家中客人不少，常常在打开烟盒吸烟时，把烟盒中的画片顺手拿给我玩，花花绿绿，虽然好玩，但我年龄还太小，太幼稚，玩玩就扔了，也不知上面画的什么？第二年冬天由省会太原回到山乡老家，后来读书了，同学们也有攒香烟画片的，乡下叫“洋片”，或叫“洋画”，我虽然不是专一地玩这些画片，但总也不时收集一些，一扎一扎地用线绑起来，放在书箱中。但乡间吸香烟的少，牌子也不多。再过五六年，到了北京，当时父亲已经不吸香烟了，家中也不再像乡间一样，准备一些待客的香烟，因而在家中收集香烟画片，已十分困难了。但在我上学的路上，却发现了乡间没有的东西，一个花白头发摆小摊卖买旧画片、旧邮票的老头，每天放学时，总招引许多小学生、初中生围着摊子看，这使在乡间就爱好香烟画片的我，一下子大开眼界了，他摊上也买、也卖，小朋友三五张，十张八张他都要，两三个、十来个铜元的生意。买的价钱稍有高低，但卖的价钱相差就悬殊了。因为成套的香烟画片，如《水浒》、《三国》、《封神演义》等人物，烟厂装盒子时，并不平均，有的人物特别多，有的特别少，要配成一套，如“水浒”一百零八将，常常配到一百零几了，独缺三五张，十分难找，这样，这几张稀少的就特别值钱了。当年“大联珠”牌香烟中的画片攒成全套的，可以换一部自行车，但熟悉的小朋友中却没有一个人能攒成全套的，但这个诱惑和幻想也一直在吸引着每一个玩香烟画片的幼稚的心。我是乡下孩子初到北京，对于那一种独缺哪几张，另一种又独缺哪几张，听同学们和那小贩老人讲说起来，津津有味，如数家珍，但我常常是茫然的。在这小摊上，人少的时候，老人也给我看过黄边整套《水浒》、《红楼梦》人物。我对一个个彩色小人，各种古装，并不十分感兴趣。我在乡下家中，玩得最多的是哈德门香烟中的戏文画片，什么《三娘教子》、《南天门》、《武家坡》、《回荆州》等戏剧人物，乡下一年几次唱，因此很熟，也感兴趣。印象中有两张独特的印刷最精美，好像是薛仁贵、陆文龙，四周有金线花边，印刷的纸也好。家中每隔个把月就买一大盒香烟“五十小盒”，如现在皮鞋盒大小，来人多时，一天就能得到两三张画片，但重复的多，而且始终不知这套戏剧画片一共有多少张。当时香烟一般都是十支装的，二十支大盒很少，大盒中放有大画片，十分难得。我记不清是哪里得到的，有十几张印刷精美的风景大画片，是近似照相的西洋画，水边桥的倒影、树的倒影都十分清楚，我十分喜爱这些画片，常常一个人拿出来玩，梦想着山乡外面的世界。

我为了写这篇文章，曾讨教于比我大十来岁的老友，请他们写信告诉我一些回忆，以补我记忆之不足。这几位朋友都是老上海：他们是外国语学院退休的周退密教授，出身上海名门，其尊人是旧上海“〇〇一”号汽车拥有者。他认识美丽牌香烟法律纠纷的当事人及其外子。第二位是曾在林语堂主办的《论语》时代就出名的作家周劭先生，他是华成烟公司老板戴耕莘先生公子戴龙翔在东吴大学的同窗好友。第三位是画家钱夷斋（名定一）老先生，是不少当年著名香烟广告画家的好友。几位老人都告诉我不少故事，现将夷斋先生信抄两段在下面：烟草公司当时在听装或匣装香烟（当时只有十支装硬匣，尚未风行二十支软匣）内，都附入一张香烟牌子，上面都印有单色或彩色的图画或照片。如明星照和风景照片，但多数是画的《三国志》和《封神榜》人物，每张一人，也有戏出多人场面，还有花鸟及民间风俗等画面，内容极为广泛，数量也庞大，有的一整套要一百多张。以后不乏收集香烟牌子的收藏家。我曾在四十年代在孟德兰路（今江阴路）一姚姓家（忘却名字）看过他收藏的各种香烟牌子，有数万种之多，而且大多是整套的，大小各不相同，真是洋洋大观。所以在抗战前，像我在幼年时，都有收集香烟牌子的爱好，孩子们玩弄香烟牌子，风气很盛，直到抗战爆发前后，香烟匣内才取消了附赠香烟牌子，目前在过去年代盛行的香烟牌子，已难于看到了，已成历史陈迹。

几位老年好友都说香烟画片是在抗日战争后消失的，当时战火纷飞，已无暇及此了。一个小小的香烟画片也萦系着承平时代的童年欢乐梦，也均破灭于日寇的侵略炮火，几位老年好友，均感慨系之。

儿童玩的香烟小画片之外，还有为香烟作广告的月份牌，夷斋兄也在函中介绍说：除香烟牌子外，香烟公司另外做广告的方法，就是每年印送月份牌，亦即现在的年历。当时的月份牌印得很大，有整张，也印得比较讲究，民间都把它悬挂室内。内容都是画的美人，画得很时髦，也有画儿童的形象。画法是用擦笔画加水彩，用喷笔画出来。这是专门在月份牌上流行的一种特殊画法。因此画面十分细腻准确，美丽悦目，容易吸引人。但这是商业性的，并非艺术性的。在当时流行全国，极为风行，这种类似月份牌的画，一九四九年以后还有生产，都改为新内容的月份牌年画了。在春节专销农村，近年已衰落。关于香烟广告月份牌的作者，最早开始于民国初年，由郑曼陀最早使用这种画法，所以他是中国使用擦笔水彩喷画最早的一人。其后有杭穉英、谢之光、金梅生、张碧梧、金雪尘、李慕白，都是擅画月份牌香烟广告画的人，其中杭穉英名望最大，另外谢之光及华成烟公司的张秋寒等，均擅画报刊香烟广告（黑白的），名声很大，谢后改画国画，张则专画香烟包装。一度在五十年代和我共事过。

从老友钱夷斋先生函中，可为本世纪前半的香烟画片、广告等等美术从业人员留一历史资料纪录，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香烟是高税率商品，利润从开始就是很高的，记得有一年年终时天津《大公报》刊载着颐中英美烟公司，一年纯利润四百万银元。先父汉英公看了非常吃惊，从那年春以后就不再吸纸烟，并且自嘲道：“从今年开始，你再赚不到我的钱了。”这时还在乡下，后来不久，就到了北京（当时叫北平），直到一九六七年去世，就没有吸过香烟。可是社会上这样不吸烟的人还是太少了。许多著名学人都吸香烟，鲁迅先生不要说了，据知堂老人回忆，青年时，鲁迅先生每天早起一醒来先在枕上吸两支烟再起床，平时和人谈话，总是一支接一支的。胡适之先生酒量惊人，而且爱喝酒，后来有个时期却戒酒了，但仍未戒烟，留下了著名的“纵然从此不饮酒，未可全忘淡巴菇”的名句。只有知堂老人从来不吸香烟，说：“用看闲书代替吸香烟。”这在当年专讲“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灵感”的译音）——（恕我说笑话）——的时代，似乎也是绝无而仅有的了。上海在本世纪开始，就开过禁吸纸烟的大会，而一百年过去了，却到处烟雾腾腾，买纸烟比买什么东西都方便……真是值得人们深思了。

字轴与苏裱

我有一个立轴，是世伯萧重梅老人写了寄给我的，现挂在我书桌旁墙上。上写道：“一纸书从南浦来，捧得瑶画手自开。闻说新莺出幽谷，天涯芳草望楼台。”后面题款道：“戊辰寒尽，春将至矣，得云乡老弟书，告乔迁，赋此以贺。萧劳九十有四。”引首盖朱文“天涯何处无芳草”闲章，名后盖朱文“九四叟萧劳”名章。这是我七年前由河间路旧居搬到延吉四村时，写信告诉老人，老人写了寄给我，祝贺我乔迁新居的。老人送我的字幅、诗稿很多，这幅以九十四高龄，贺我乔迁，自然更为珍贵了。于是就托人拿去裱褙，以便逢年过节拿出来悬挂，看看这幅字，就像朝夕对着老人闲谈一样。

裱好拿来了。裱的很不错，用米色、淡湖色绫双色裱，上面加两狭条，即昔时之飘带，裱画所谓“惊燕”也。字幅四围又加了一细条咖啡色锦边，使得字幅更突出高雅，承接裱件的师傅，都是熟人，所以裱件十分认真，而且价钱也不贵，自应十分感激。但是虽然裱的较考究，而挂起来并不显眼，未免遗憾。为什么呢？因为轴子中间一块，绫边是米色的，而我家房间墙纸也是米色的，这样字轴和墙几乎是一种颜色，就显不出来，加以此字轴两头也是淡色的，就字轴本身讲，颜色十分淡雅，如和墙壁颜色一配，就不是十分谐调了。俗话说：“三分画，七分裱。”中国书画，裱褙是极为重要的，这正像西洋油画的画框一样，再好的画，如没有好框架配，也黯然失色。中国书画，写得再好，画得再好，不加裱褙，墨色出不来，也不是完整的艺术品，而且还要看挂在什么地方，挂在什么样的墙壁上。

中国裱画，行话叫“裱褙”，较远唐、宋时代，叫“装潢”。到了元、明之后，更接近现代这种裱法。元末陶宗仪写的《辍耕录》，记载了当时裱褙十三科的工艺，这就是明、清两代裱画师傅所遵循的。所谓“裱”，就是裱画的边，有镜芯、册页、手卷、立轴、对联、屏条，四周天地用各色绫锦，裱上周边。所谓“褙”，就是褫褙，把书画的薄薄的纸或绢，背面再托上一层或两层绵纸，这样使又薄又软又皱的画稿，一托之后，就变成十分平整挺括，而且不只此也，墨色也出来了。水墨层次，即所谓墨分五色，由最浓、最黑的焦墨到极淡的水痕，岂止是五色，十五层，二十五层也不止，未托前一张软纸，糊里糊涂，连画家本人也不知道，一托便看出立体层次，知道效果了。

裱绫也好，托褙也好，最重要的先是浆糊，精白面粉加明矾、樟脑调成冻子状，放在钵头中，还要让它发酵，表面生一层绿毛。去掉绿毛，把半透明体的浆糊糕再加冷开水调稀，成藕粉状，然后使用。把画幅、托褙纸、裱的绫边等等，在画案上，用棕刷一层层刷上浆糊裱在一起，趁湿轻轻提起，贴在墙上，让它自然风干，时间越长越好，日后挂起来，不会卷边，自然，其中手法工艺流程十分复杂，不同纸质、不同彩墨、不同季节、晴天雨天，各不相同，全凭经验掌握，手艺高下，相差甚远，文字上也无法说清了。

近现代裱画，分京派和苏派，自然还有其他各省的，但以这两派最出名。不过裱画这行手艺，有关艺术，就有无穷深度。像烧菜厨师一样，学会一般操作并不难，而进入高级成为名厨，名裱褙，那就无穷无尽了。而苏裱、京裱旧时各有名家，苏裱的手艺绝活是裱件漂亮考究，而京裱的绝活是揭裱旧画，这更是特技，在此短文中无法介绍，只好从略了。名画家是离不开好的裱褙师傅的。据说张大千出国时，就带走四位京裱师傅、四位苏裱师傅。京、苏裱褙师傅的故事说起来可以上溯到京剧《一捧雪》的汤裱褙，说来太多，也不多谈，这里我只想结合前述萧老字幅的立轴，说说京、苏裱工用绫子的色彩问题。

挂在我书桌边的字轴裱工虽然也很好，但是不醒目，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习惯用浅色绫裱边，米色、湖色、银灰色、玉色等等，这是苏裱习惯用的。这是旧时苏沪一带老房子，都是板壁，板壁多是荸荠色深色油漆的，所以这些浅色绫子裱的字画，挂起来特别显眼、漂亮。而北京深宅大院，包括宫廷王府，大多是用大白纸糊的白墙，如挂深色绫裱的书画更漂亮。因而京裱师傅常用瓷青、藏蓝、深秋香、古铜等色绫边裱书画，挂在白色或其他浅色墙上，就显着更古雅。而上海的裱画师傅，不管老手艺或是新学，都是因袭着苏裱的路子来的。习惯用浅色绫而不懂用深色绫，真是遗憾。岂不知现在人家都是浅色墙，不管墙纸、墙粉涂料，十分之八九都是浅色，再挂一浅色绫边书画，又如何能好看呢？如果用藏蓝素绫或古铜色素绫裱边，挂在淡米色墙纸的墙壁上，那看起来就完全不同，一定会感到格外高古和典雅。八年前在重梅伯家中看到他老人家自己写的五尺大屏条，字不大，笔直五行行草，写在洒金笺上，又用藏蓝素绫裱边，挂在白墙上，真是照眼生辉，无比古雅典丽。

萧重梅老伯，一九九四年就已一百足岁了。因摄影老人而想到他老人家。一九九三年秋在京还去看望，在家颐养，自然不能外出活动了……因之又望着他的字幅，想到苏裱、京裱的差别，想到字幅虽好，而裱的尚不够称心，想到世上的事，真是太难十全十美了。

“倒打抓髻”

这话还得远兜远转，从古老的五十三年前说起。那年暑假，我从北京回到一座小县城，到姐姐家去度假，小县城没有什么娱乐，在城外关厢有唱戏的，但要进出有日寇站岗的城门，所以不去，只在城里几条小街上找亲戚家少年朋友玩，一天出去和一两个朋友经过一个庙门口，一位卖唱的盲人正在拨弄弦子等生意，周围还有三五闲人，但他们一年到头在一起，无钱给盲人，盲人自然不会唱。我们走过，有认识我那朋友的，便为盲人兜生意，怂恿点盲人唱两支曲子，朋友面子好看，又闲逛无事，便欣然同意，点盲人唱曲，我们便坐在庙门口高台阶上听起来，十分悠闲潇洒，盲人便调理丝弦，很卖力地唱起来，一连唱了三支。盲人记忆力特好，每支都几十句，一口气唱下来，也真如珠走玉盘，节奏可听，唱到诙谐或情爱、性爱之处，绘声绘影，极为细致，不过正如放翁诗：“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听者一时哈哈大笑，朋友付了钱，盲翁一谢再谢，便走散了。半个世纪弹指过去，盲翁唱些什么，也早忘光了，却奇怪地留下几句描绘一位姑娘打扮的唱词在记忆中：月白褂子蓝生生，倒打抓髻红头绳，两个眼睛水泠泠，走一步来爱死人……

什么叫“倒打抓髻红头绳”呢？“抓髻”我懂，把头发梳顺，把发根用头绳扎紧。然后把头发一折、两折、三折……折成三四寸长，中间用头绳扎起，头绳很长，中间要缠一寸多长一段，这是早年北方山乡未出嫁姑娘的打扮，同梳辫子一样。如果出嫁后，就改梳圆头，即所谓的“纂”了。抓髻紧贴脑后，中间扎头绳处细，两头或圆或方均较粗，如旧时银锭形。而怎么叫“倒打抓髻”呢？难道是扎成上头大、下头小的样子吧？多少年我一直不理解。

几十年过去了，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去缸瓦市著名史学家邓文如教授家，老先生早去世了，只老夫人和哲嗣邓珂学兄在家，有幸观赏文如先生收藏的旧照片。忽然看到一张庚子时“红灯照”照片，啊，我眼睛忽然一亮，这不就是“倒打抓髻”吗？

这是一张四寸独立女子照片，十四五岁姑娘，两只很小的缠过的小足，一只直立着，另一条腿微翘着，一手扶着照相馆的假山石，另一手还扶着一把宝剑，这位义和拳的女战士，很有几分英姿飒爽的样子，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她那个抓髻，端端正正地梳在前脑门上，真是特别俏皮。这大概是庚子年间，也就是本世纪开始时北京、天津一带小姑娘最摩登的发型。我看了这张照片，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所谓“倒打抓髻”就是抓髻不梳在脑后，而是梳在脑门上，此之所谓“倒”也，真是绝了。

不过这又与俞老《书信集》有什么关系呢？在俞老写给润民师兄的第六封信中，有“辛亥”忆旧杂诗，第三首云：姊妹朝前髻子梳，帽儿新式广詹舒。同车过市人人笑，此事谁还记得无？

诗后有注道：“姊妹即大姊、二姊。那时妇女梳‘朝前头’，两姊又购得帽子，同乘黄包车过大马路，路人皆笑。其后那帽子迄无人戴，‘朝前头’亦不梳了。”（见《俞平伯书集集》三百七十二页）注中所说“朝前头”，不就是“红灯照”姑娘梳在前脑门上的“倒打抓髻”吗？因想这种发型，在本世纪初，在南北各地，大概都时兴过把髻梳在前脑门上，由庚子到辛亥，十来年时间，民间风俗也趋向新潮，“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尚未破除，剪头发尚未时兴，而习惯梳在后脑的髻，却把它梳在前面，这已经时兴了，这也可以说是当时人的逆反心理吧。从历史说，时代并不远，只不过百年以内事，而从个人的亲眼目睹说，似乎已很远了，半个多世纪前我亲耳听盲人歌词：“倒打抓髻红头绳”，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留下疑问了。直到看了“红灯照”小姑娘照片，才明白。读了俞老的诗，才又得到证实。可是历史风俗上，越是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越难以明确知晓了，心想如果都能亲眼见到该多好呢？可惜办不到。写到此处，忽然想起邯郸卢生祠的门联：睡到二三更时，一切皆成为梦幻；待到一百年后，无少长俱是古人。

俞先生与世纪同龄，如果活到今天，也只九十五岁，但在一九九〇年已经作古人了。能活过九十已不易，况百年乎？现在亲眼见到过“倒打抓髻”的人大概是没有了。

关于晋帮商人答客问

山西山河纵列，地域封闭，自古以来，生产困难，生活艰苦，非十分节约，便无以为生。因此人们性格上，从古以来，就爱惜物力，生活极端节约，早自先民，就养成十分俭啬的性格。所谓“晋本唐国，故有唐之遗风，忧深思远，情发于声。”《诗经》中魏风、唐风，写的都是远古山西风俗。《诗小序》中说：魏地狭隘，其民机巧趋利，其君俭啬偏急。《诗传》中说：唐风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焉。魏地狭隘，民俗俭啬，盖有圣贤之遗风焉。

直至《北齐书》中，仍有“晋有唐虞之遗风，其俗节财而俭啬”的说法。直到六十年前在当时北平，社会上还有“山西老西，舍命不舍财”的说法。可见其民性，肇自远古，因物产贫瘠，生活困难，养成之节约、吝啬财物之性格、习惯，几千年从未改变。此旧时代积累财富之最根本的人的因素。

人文社会没有高度文化是不行的，《隋书·地理志》中说：太原，自前代以来，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曰边郡，然风教不为比也。

其时王通即文中子在河、汾之间讲学，授徒千余人。唐代开国贤臣名相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靖、薛牧等皆出其门下，以文中子“太平十二策”之精髓，施之唐代，开大唐盛世之先声，创造了中华历史上最辉煌之时代。到宋代时，虽然山西北面燕、云十六州，为石敬塘出卖给胡人，但民风、文化仍继承前代影响，未有改变。《朱子诗注》中说：唐俗勤俭，故其民间，终岁劳苦，不放少休，及其岁晚务闲之时，乃敢相与燕饮为乐。《诗说》中说：唐俗勤俭，勤者生财之道，俭者用财之节，圣人教人，不越乎勤俭而已。

以上是唐、宋以来的人文、文化影响。

另外在地理环境上，虽然如《隋书·地理志》所说：“土地沃少瘠多”，而旧时在煤炭矿产未盛之时，尚多盐、铁之利。《宋史·地理志》上也说：其地东际常山，西控党项，南尽晋绛，北控云朔，当太行之险，地有盐铁之饶。其俗刚悍而朴直，勤农织之事业，寡桑柘而富麻苎，善活生，多藏蓄，其靳啬尤甚……

山西人在这样人文、文化、地理的大背景下，《世说新语》所谓：“其人廉且贞……其人磊呵而英多”，到了元、明之际，离京师近，求名于朝，求利于肆，就大批外出谋生、经商，先京师而后四方，所谓“土狭人满，每挟赀走四方，所至多流寓其间，虽山陬海澨、皆有邑人”（见《中华全国风俗志》，引赵产复《沃史风俗序》）了。明万历沈思孝《晋录》中记云：晋中俗俭朴，古称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

又记云：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匄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耶？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为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

据《晋录》记载，可知山西商帮，早自元、明以来，就已形成，影响全国，其组织形式，财富蓄存，也有其独特形式。其核心即“勤俭信义”四字。二、十九世纪山西是否海内最富？为什么龚自珍称“山西号称海内最富”？

十九世纪是清代嘉庆五年（即一八〇〇年）至光绪廿五年（即一八九九年）。我十岁以前，在故乡灵丘东河南镇生活时，经常听姨祖母说民间谚语：“乾隆让嘉庆，米面憋破瓮。”当时是山西民间经济最雄厚的时期。平时走亲戚家，在很偏僻的山谷中，都有几进，甚至十来进的高大青砖瓦房，其建筑年代，大多是乾隆末、嘉庆初年盖的。均可见当年民间财力。而灵丘还是山西东北隅穷县，如在中路、南路商业资本集中的地方，那财富自然就更多了。如太原、平阳、汾阳、潞安等府，大财主自然更多。过去缺乏详细的统计资料，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引有“山西多富商”一条云：“山西多富室，多以经商起家。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钜。”今以光绪时资产之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者，抄录如下：

所列共十四家，包括亢姓数千万，如最少以二千五百万计，加其他十四家，约三千万两计，共合五六千万两，折合银元，将近亿元。这是光绪中前期，即十九世纪末非正式统计资料。估计这数字可能是缩小了的。原因如下：一、清代山西商人资产如前引明人《晋录》记载，多分散于伙计处，又分散于全国各地，在其原籍，只是部分。且此部分亦有动产、不动产之分。无法详细估算，得出较精切之数据。而有钱人总怕人知道其有许多钱，总是往少里说，不会往多里说。二、两年前在祁县参观“乔家大院”，见其介绍文字说明，谓乔家在嘉庆、道光之际，鼎盛之时，资产近三千万两。不知有何根据。而此表中所记，只四五百万两，相差有六七倍之多。三、幼年听人传说，山西南路财主，白银过多，无法蓄藏，熔化浇铸为数百斤、上千斤之庞然大物，置之路边，名之曰“没奈何”，有七十二枚之多。以千斤一枚计，七十二枚合计亦不过一千一百五十余万两。或出于乡人之想象，未足为据。又听人传说：庚子时，西太后、光绪皇帝逃到西安，途经山西；由大同直至太原再往南风陵渡过黄河。驻于南路一大财主家二日半，共进五餐，每餐均江西官窑定烧之“万寿无疆”餐具，每餐一种色彩，五餐不重样，如继续住下去，尚可支应数日，不会重样，据云是乾隆年准备乾隆去西安巡视，途经山西，准备接驾定烧的。乾隆未来，存在家中，一百多年后，西太后来用上了。后读吴渔川《庚子西狩丛谈》说西太后庚子年八月十七日逃难到太原，“凡需用帘帷茵褥，及一切陈设器件，均系嘉庆年间巡幸五台所制办，备行宫御用，后来御驾未至，遂存伫不用，向储太原藩库……此次以仓猝驾到，无法预备，不得已始行发钥，乃皆灿烂如新制。且丝毫无所毁损，遂赖之以集事……”想来官方有此情况，民间二三百年雄于财者，自亦有此情况，其取精用宏之蓄备，亦能想见。如折算为银两，其数亦难估计。凡以上所引，均足以说明十九世纪山西人之财富，十分雄厚，如以全国其他各省较之，恐无出其右者。笼统地说：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中所说之“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虽毋庸议，而愿往者不禁”等语是不错的。但这也只指商业资本，并不能包括所有地方财富。如以田赋漕粮国家收入来论各地贫富，则仍在江、浙八府，即江苏的苏、松、常、镇、太和浙江的杭、嘉、湖，据说明、清两朝全国田赋百分之七十来自江南，而江南的百分之七十又来自上列八府、一直隶州（即太仓州）。如以此论贫富，那山西就不是全国最富有的省份了。三、山西商人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哪里？为什么能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

明、清两代，北京是京城，是政治中心，也是金融中心。如再说得准确一点，那就是自从明永乐十几年间，直到辛亥革命，即一四一五年前后至一九一一年这五百年间。山西人东出娘子关到了正定府，再北上三四日，就到了北京城。这首先是山西商人主要活动的地方。如北上则到旧日绥远归化城（今乌兰巴托）、西包头，这一带全是山西商人活动的地方。今日河北，即过去北直隶，石家庄是修了正太路后的新兴城市，历史很短、北上保定府，东面天津卫、清代北洋总督所在地，在外国势力进入之前，也主要是山西人的活动场所。东三省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也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动场所。清代长时期流传民谣：“山西人，骡驮轿；山东人，大褥套；河北人，瞎胡闹。”即在关外，山西多商人，回家时有钱，都坐骡驮轿，带回不少财物。山东人，多务农，或做小生意，回家财物少，钱少，只骑骡子或驴回来，一副装行李的褥套而已。至于河北人，则经商、务农均差，多流浪汉，步行回家，两手空空，白跑了一趟口外，瞎胡闹而已。西北路宁夏、兰州、新疆，西南面西安，远至成都，正南开封、郑州、洛阳，再远汉口。东南济南、徐州，远至江南苏、杭、上海。其中西北、西南、正南均多，东南次之。至于远渡重洋航海的，则除由东北至汉城、釜山等地而外，去南洋的则因地理关系，没有了。以上是明、清以来，山西商人主要活动的范围。

山西商人经营的行业范围极广，几乎样样都有。其主要范围大约是这些方面，即银钱业、典当业、颜料行、干果行、米粮业、百货业、药材行、皮毛业、杂货业、烧缸（即制酒业）等等，其经营方式又分坐商、行商、局子（批发）、铺面（零售）等形式。

为什么能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这个提法，即金融中心的概念不确切。所谓金融中心，应是金融汇聚流通中心。其时山西虽富商多，财富聚集多，但其资金亦多在外经营，其调剂金融者，靠银钱业，其大宗交易、存放款、汇兑，大多仍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山西票号之兴起早在明代，但其鼎盛，则在十九世纪，且由天津之日昇昌开始。

约在乾隆末、嘉庆初，山西平遥人雷履泰领本县达浦村李姓之资本，在天津开设日昇昌颜料铺。颜料中铜绿，出自四川，雷氏常去重庆贩运铜绿至天津，颇获厚利，重庆亦有日昇昌分号。天津、重庆均甚著名，雷氏为经理，两地物款用汇兑法，天津开票，重庆取钱，或重庆开票，天津取款。当时以十六两为一斤，白银分元宝、形似马蹄，又名马蹄银，重五十两；中锭，形状不一，以两头大、中间小者为多，重十两上下；小银锞，形如小馒头，重五、三、一两不等。皆系各地炉房浇铸，成色不一，炉房专将碎银融化，浇铸成形，在北京者，归户部（相当今之财政部）管，共二十九家。外省各地归当地公估局管。因成色、形状不同，名称也不一样，各处天平衡具也不统一。以北京为例，有京公平、三六库平、二七京平、二六京平之分，如北京十足白银每千两较天津加三两火耗，较上海二七宝银每千两耗一两等等。名称江浙叫“元丝银”，湖广叫“盐撒银”，陕甘叫“元槽银”，四川有“土槽”、“柳槽”、“茴香银”，山西有“西槽银”、“水丝银”，云贵有“石槽”、“茶花银”，其他尚有“青丝”、“白丝”、“单倾”、“双倾”等名目。汇票必将收银、付银之成色、法码等项写清，按当时行情，收取汇水及成色差额。汇水高低还要看路途远近，银根松紧，数目大小上下浮动。当时白银各地解款，均用银鞘子长途输送。用杨柳木粗如大海碗口，截成长约二尺左右之短，纵向中间锯开、挖空，两半并排放入十枚二十余两之元宝（五十两宝藩库平每宝五十三两六钱），合之，用铁箍焊死，谓之一鞘。银鞘用骡马驮，每驮货架左右各三鞘，共六千两，或各二鞘，共四千两，视牲口健壮、路途远近不一，这样运送解款，麻烦而危险，一用汇票，便迎刃而解，方便极了，日昇昌利市百倍矣。其同县人毛凤翙，原为蔚泰厚布庄掌柜，亦以布庄兼营汇兑，获利甚丰。其后不数年间，南北各码头山西人所经营之典当、绸布、颜料、毛皮、杂货等商号，均在本庄附设票庄，为客户代理汇兑业务。至咸丰初年，江南因太平天国战争影响甚大，交通堵塞、公家军费开支庞大，银鞘运送困难，一般商家，款项流通，量更大，困难更多。祁县、太谷、平遥等县巨商，有鉴于此，就筹巨款，在通都大邑，专营票号，一时成为庞大之山西财团。最大者三帮，分别表列如下：

平遥帮：日昇昌、蔚泰厚、蔚盛长、天成亨、新泰厚、协同庆、协同信、百川通、蔚丰厚、蔚长厚、宝丰隆；

祁县帮：元丰久、巨兴隆、巨兴和、存义公、三晋源、大德通、大德恒、令盛元、大盛川；

太谷帮：世义信、志成信、协成乾、锦生润等。

各号均有总号、分号，分号多者三十余家，遍及南北各大商业集中之城市，有远及汉城、釜山者，虽总号在各帮所在之县，但其实力却在外地。如最老之日昇昌，分号三十余家，最大者却在汉口，专做南方生意；如大德通、大德恒，分号以北京、天津为大。其业务专做汇兑，存、贷款，出具银票等等。利率规则平遥帮最严，存款利率三厘，放款利率仅六厘，最高不过七厘。祁县、太谷帮存款可至四厘、四厘半。放款一般七八厘，甚至有多至一分者，集资以信用为主，出资为银股，出力为身股，择信用昭著之人为经理，少年知书算者为伙友，三年结账，按股分红。细述甚繁，仅略言之。四、在中国商业史上，晋帮与徽帮、湖帮有什么不同之处？

这一问题，详细回答，十分复杂，只能约略言之。大抵在清代，晋帮商人活动范围，北方为主，长江以南次之。徽帮、湖帮以江南为主，北方次之。经营范围，晋帮以票号、典当、颜料、皮毛、杂粮、杂货为主，而徽帮则以茶、文具纸张、典当为主，湖帮则以丝、绸缎、米为主。此外尚有宁、绍帮之银钱业，势力在江南极大。山西票号即使鼎盛时期，势力亦未能发展到上海、苏、杭一带，主要因有绍兴银钱业控制上海市场，抵制晋帮。其他又有川帮、广帮。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英、美、法、日等外国资本入侵中国，以上海为中心，形成经济势力，晋帮更无法与之抗争。惟在一八五一年之后，江南因战争持续十三年之久，各主要城市均遭破坏，糜烂不堪，而徽帮、湖帮商人经营之商业实体，均在这一带，受害最重，而晋商远在北方，一点未受战争影响，反而大大发展，迅速占领了徽商在北方的市场，是晋商鼎盛时期。五、晋帮的整体破败是否由于太平天国“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

这个问题是十分错误的，因为事实正好相反，山西商业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得到大发展，十九世纪后期是山西商业，以票号为中心的山西各行各业大兴隆的鼎盛时期。理由很简单，因为太平天国十几年的战争，主要在长江下游，其中皖南浙北及苏南等鱼米之乡，黄金地带相持最久，蹂躏最甚。而且影响了南北交通，即最重要的运河漕运。江南物资、江南商人不能到京城做生意，而山西却丝毫未受战争影响，十分太平。京师近在咫尺，自明代就已在京师经营商业的山西商人，此时更是大展身手，几乎控制了所有的金融业、典当业、皮毛、杂货、干果……这里我引一段一九三六年出版的王孝通所著《中国商业史》中谈山西票号的文章，可资证明：至咸丰初年，遂有筹巨资，专营其业者，如平遥有蔚盛长……设分号于各省，分号之多，以日昇昌、蔚泰厚、存义公、天成亨、大德恒、大德通、志成信、协成信等为最，专营票业，共有三十余家，其时黄河以南，直至闽广，皆为干戈扰攘之地，道途梗阻，转运为艰，各省巨商显宦，多将资财委托票号汇兑，而国家饷需、协款、丁银等，亦赖票号以资挹注，而营业遂蒸蒸日上。至光绪初年，即国家之丁赋，亦有归票号代汇者，于是票号资财更足。然查各家除各省官绅私蓄之款存放于票庄或转汇外，资本之数甚微，如平帮之日昇昌、百川通营业甚广，甚资本不过十余万两，而存款多至数百万，其他各家，亦均如是。其时官款之存入者，有税项、运饷、协款、丁漕，均不计利，私人之款，则官吏宦囊，绅富私蓄，莫不捆载而来，寄存号内，每年取息仅二三厘，有不取利者。票号全以他人之款，存放其他商家，年取一分之利。而汇兑时则仅凭一纸之书付款，毫不稽迟，所取汇水，尤属不资……直至庚子而后，每家票号，无不年获利市数倍。

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正是因了南方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使得票号存款大增，大发其财，怎么会因“太平天国‘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而使晋帮整体破坏呢？这真是“近代史盲”的信口奇谈了。六、辛亥革命对山西商家的影响如何？如何正确看待晋帮的衰落？

晋帮商人的兴起，有其历史因素：一是晋人勤俭节约，善于筹算经营，积累财富。千里行商、吃苦耐劳，极重信义，所谓“季布无二语，侯嬴重一言”。经商全凭信用，代代相传，千年不变，这是人的因素，第一重要。二是离京师近，离内蒙边疆近，而且四周地理险要，难攻易守，京师经商、边疆贸易，都是极容易赚钱的。赚了钱就拿回家来，如在家门口，十分便利，钱攒多了，生意越做越大，贸易越来越远，这是地理因素。三是千百年来，用铜钱、白银作货币，无贬值之虑，银钱来往，纵使三五厘利率，也是真实增长，财富从数字和实质上都是越来越多，不会减少。如白银、银元防止盗窃、抢掠，便埋在地下，若干年之后，挖出来，仍旧是原来价值。个人和国家均不受损失，所以生意好做，社会安定，可延续很长历史时期。四是商业与土地连在一起，凡是大商人，商业赢利除再投资开商号之外，大部分都在其原籍或左近各县，买了土地。一般雄厚商人均有几百亩、上千亩良田，经营水利，栽种果园，收入亦丰，给其所经营之商业以有力的支持和保证。如商业失败，便以土地所入或变卖土地以偿还债务，保证其信誉。过去大商号东家除商号名称外，均有堂名。这样“某某堂”信用最好，载誉全省，乃至京师及其有关省份，此即今日所谓之商誉也。五是山西自明代至清末，除李自成军队进攻北京及失败后逃走经过外，没有受到过战争灾祸，约五百年太平岁月，使山西财富越积累越多，未受丝毫损失，且据传明末李自成败走山西，所部掳掠巨资失落在山西不少，换言之，山西不但未受战争灾害，而且发过战争财。以上五点，是山西商人在历史上得以长期兴隆、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明确到兴的原因，也易于分析到衰的缘故。

山西商人的衰落，是历史的衰落。有历史的客观原因，也有主观上人的原因。山西帮商业的经营方式，是传统的、老式的，只能适应于内部的社会。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西方资本侵入，全国金融中心很快在上海形成，以长江为动脉，辐射全球，这样地处内陆省份的山西商人，与外商既无历史渊源，又限于交通阻塞，在历史因素及地理位置、经营管理上均无法与广东帮、宁绍帮争一日之长了。即在咸同、光宣票号鼎盛时，票号生意也未能进入上海，上海银庄几十年中一直为宁绍帮所把持。这时山西商业，虽在鼎盛之时，而衰落的危机已经潜伏着了。

庚子八国联军侵略，山西商人在京者也受到相当损失。主要是典当业。清代中期，北京有不少徽州人开当铺，但因路途遥远，后来越来越少。至明代末年，山西人在京从事典当业者越来越多。到清代，京师、直隶、奉天等地，所有当铺全部由山西人所经营了。纵使资本有亲贵大官的，但经营者也全是山西人。典当现在人不大了解，以为是做穷人生意，实际完全不是。因为穷人浅房窄屋，全部家当所值无几，当时物价又便宜，能当多少。而当铺是大生意，清代北京十九世纪中，约二百来家当铺，资本多的一二十万两白银，少的也要上万两。两年死号，月息三分，如以两箱皮货，当五百两银子。两年之内去赎，按月计息，如以二十三个月计，则要付赎全本息计八百四十五两了。利润是很大的。“死号”就是赎期已满，不能再赎，即可发往挂货行、估衣行变卖，当号者多为没落王公、旗民、外地官吏。谚语说：“贫不离挂摊，富不离药罐，不贫不富，不离当铺。”当铺有库房，当得最多的是贵重皮毛衣服，瓷器古玩，以及其他杂物。庚子时，八国联军侵略北京，贫民哄抢当铺，山西商人受到相当损失。民初壬子兵变，又遭抢掠，其后北京附近、永清、武清等本京开当铺，抵制山西商人，山西当铺就越来越少了。

山西票号过去存款生意是大宗，存款有时超过资本十倍、几十倍，然后转放出去，以存款即别人的钱赚利钱。公款也存在票号中，不计利钱，数目很大。庚子之后，光绪三十二年户部银行在北京成立，三十四年改为大清银行，又成立交通银行，所有国家公库款项，自此均存入银行，山西商人自此亦受到行业上的极大影响，只能靠私人存款维持，再无发展之力量矣。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清室解体，山西商人各地之票号，大多与地方官绅有来往，不少官吏在混乱中都逃走，放出之款，一时均无法收回，而存户纷纷来提款，一时周转不灵，掌柜亦多携款潜逃，或伪造账目，一家倒闭，牵及各家。一时山西票号倒闭者纷纷，其损失较庚子、壬子北京山西当铺被抢还严重。

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冀、鲁、豫各省连年兵祸，山西商人之损失自无法言状。及京、津等地，山西省内，亦受战争影响，纸币贬值影响，倒闭者不知多少。中原大战时期，山西省银行发行钞票，与银元比例，由四五角比一，随着晋军胜利，一路上涨，涨到九角多。北路银号浑源四合公及其联号，收购纸币，上百万元。周村一个败仗，山西军溃退，一路退入娘子关，电报打来，纸币狂跌，跌到一元纸币，只值五分银元。四合公及其联号，一夜之间，赔了四十几万银元，便倒闭了，得到的自然是山西省银行了。“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华北沦陷、八年抗战，山西商人早已力量十分微薄，经过抗战，损失更是奇重，京、津等地，所余已没有几家，三年内战，全国解放，农村土改，城市公私合营，晋帮商业资金已全部无有，店东逃亡各地，大多变为专政对象，从业人员或入公营商店，或改其他行业，已经全部结束，只剩历史名称了。七、阎锡山对山西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对山西的历史发展有何功过？

阎锡山统治山西，应分三个阶段：

一为“七七事变”之前，由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六年前半年。

二为“七七事变”后，他逃到陕西克难坡，山西大部分沦陷。

三为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太原，直到逃走。只是太原孤城一座，外围都是解放区，都在打仗，谈不到建设。

因而这三个时期，唯一可谈者，只是第一时期，先是北洋政府，后是国民政府，中间又有阎、冯联合倒蒋之中原大战。阎锡山前一时期想向外扩充，后一时期只能保守，主要精力，豢养军队，山西民间赋税，较之清代，不知增加多少倍，一同乡老先生曾任其民政厅长，北路视察曰“哀鸿遍野”、南路视察曰“民不聊生”，虽略有夸大处，实际也是实情。但比后来战争中人民痛苦，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唯一好处，就是由民元到民二十六年前半年，山西只有北路奉军侵入，打过半年多仗，其他全省各县在这二十多年中，没有发生过战争，虽然苛捐杂税重一些，但老百姓过的仍然是太平岁月，也没有什么大的天灾。在北方几省中，较之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等省，你抢我夺，今天张三打过来，明天李四打过去。那山西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安定多了。这点还得要承认阎锡山的历史作用。

知堂座上说“风俗”

偶然到书店里去逛逛，看到重印的、新选的、注解的各种各样知堂老人的书真不少，都印着“周作人”三字。这自然说明那书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十分好了。真是此一时焉彼一时焉，想想老人在三十年前凄凉地逝去，以及平生的各种各样遭遇、经历、学识、为人……也真是不胜感慨系之了。思旧先从远处说起吧。

解放第二年，即一九五〇年春，我和其他十几位年轻同事，都是大学刚毕业一二年的新干部，被派到革命大学学习。当时“革大”在万寿山下西苑，分三大部分：一是二部，普通干部，及招收少量失学失业青年；二是政治研究院，都是各大学教授等名人；三是外国语学院，是分派来或招来的学生专学外语的。二部一般学员和政治研究院学员学习内容、方式大体一样，听大课，艾思奇，后来换了李莘（或是“新”字，记不确切了）讲“社会发展史”，然后回到寝室小组讨论，每组十八九个人，五六个女的，十三四名男的，各组分配大多如此。当时正是国民党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全体起义，自香港归来，都到“革大”学习，每组都有四五个两航起义人员，机务、票务及空中小姐都有，都是牛仔裤、夹克衫，同现在小青年的打扮基本一样。北大教授沈从文、楼邦彦等位先生都在政研院学习，周六坐公共汽车进城，常常遇到。平时他们则在东面大院中，当时我同组的有一熟悉朋友，就是前几年刚刚去世的古瓷专家冯先铭兄，他是地理学家冯承钧教授哲嗣，名作家冯牧先生弟弟。同时在另外班组学习的还有历史、鉴赏专家史树青先生，当时大家都只二十多岁。每个小组学员睡觉都打地铺，长方形大房间，两面靠墙各睡六七个人。中间两行带扶手板的课桌椅二十张，小组讨论，记笔记，写小结、总结均在此。排队听大课时，带一小板凳和一枕头，枕头垫在小板凳上当椅垫，坐两三个钟头屁股不疼……我们小组对门一间小组中，就有知堂老人哲嗣周丰一先生，正好门对门，每天起床洗脸、吃饭、排队听大课，上楼下楼，碰好几回面，但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他是北京图书馆派来的，冯先铭是故宫博物院派来的，又因两个人的父亲都是北大教授，所以很熟悉。而冯先铭兄又知我是北大毕业，且是伪北大升上来的，所以常常和我谈起他。一是知堂老人由上海回到北京家中，是先铭兄从周丰一先生那里听到告诉我的。二是当年冬天学习结束，写总结时，冯告诉我说：周写了多少万字，如何批判他父亲……说这话时十分神秘，其紧张神情到现在还如在目前。可惜一恍四十多年过去，先铭兄前年春访问台湾故宫博物院归来不久便突然去世，人天永隔了，在此顺寄哀思。

这是解放后最早听到的知堂老人的消息，距在沙滩红楼一楼东头伪北大文学院中文系办公室与老人见面，也已相隔五年了。但当时毕竟年轻，又是一个普通学生，虽负担十分重，收入又很少，月月都闹穷，即过着所谓“富不过一星期，穷不过一个月”的苦日子，但思想上却从无忧虑，只忙眼前的事，抓空闲时间去寻各种乐子，所以听说知堂老人回到北京来了，听过也就算了，从来未想去看望看望老人。我们这期“革大”学习，时间特别长，前后十个月，后来和周丰一先生见面多了，也有点头之交了。可是十一月份结业后，各自分手回原单位，再也没有联系。只有同组冯先铭兄几位，联系一直不断，直到近年还互通音问。

一恍又是几年，我已在上海工作了。我虽然一九五四年春夏间，已在苏州看过上海出版公司直行排版的《鲁迅的故家》，署名“周遐寿”，知道是老人的新作。但是也未曾想起写封问候的信。一九五六年元月，调到上海工作，安家落户，已是“收拾铅华归少作，捭除弦管近中年”的时候了，能安下心来读读书，看看报，有一次在一张报上，看到老人在北京买不到毛笔稿纸的文章，自己花钱印也不行等等。忽然京华旧梦，浮现眼前，思旧之情，油然而生，自西四到西单，有多少大小南纸店呢？丹明庆、石竹阁、成文厚、永丰德、同懋增、同懋祥……各种各样红格纸、绿格纸，好的毛边纸印的，一般元书纸、竹纸印的，差的毛太纸印的，要多少有多少，自己印，各种规格，带斋名的、带姓名的、大格、小格、一两刀、两三刀，均可承印，三两天取货……怎么会一下没有了呢？北京人的和蔼、周到、服务纯朴、诚恳、实在等等，这些南纸铺伙友的亲切笑容都到哪里去了呢？远在上海的我真感到奇怪——忽然，想起前两天在河南路、福州路闲逛，看见九华堂窗橱里摆着不少处理的元书纸绿格稿纸，还有毛边红格寿文稿纸，价钱很便宜，何不买点给老人寄去呢。——说办就办，教书匠有一好处，时间较为自由，下午没课，就跑到河南路九华堂，花三元六角买了一大包回来，分两包牛皮纸包好，第二天上午就用印刷挂号寄走了。门牌号数我不知道，只写“北京新街口八道湾胡同探交周启明老先生收”。我相信邮务员同志是会送到的。不久就收到老人的回信，这样就和老人联络起来，函件不断了。

这年暑假，我回北京家中看望父亲，预先写信给老人，说是要去拜访老人家，等我一到北京家中，父亲说老先生已经来信了。约好时间，去八道湾先生家中看望，其后几年，每年回来，都要去拜访，随便聊聊，我在好多篇文章中都曾写过，现不多赘。只想说几点生活习俗的。

老人因“且到寒斋吃苦茶”诗句，及斋名“苦茶庵”，以及许多篇谈茶的文章，因此“茶”就出了名，不少报刊上写老人的文章，总要提到苦茶如何如何，或者说老人吃龙井茶等等。这些实际我都没见过，不便乱说。关于茶，我只确切记得两点，一是有一年暑假，我把杭州亲戚替我买的新茶，带去送给老人一包。茶本不是什么好的龙井，只是一般新“旗枪”。而所谓新，也是杭州五月间买来的，七月末我才带到北京送给老人。虽然我是放在石灰缸内的，但也不是真正新茶了。二是每到老人家，家中已无佣人，老人总自己倒杯茶给我。茶杯总是用带碟子的细瓷咖啡杯子，茶则是瓷壶中倒点茶卤，热水瓶中兑些开水。不过茶碟、茶杯擦的是极为干净的。老人家中是从不用玻璃杯泡茶的，也不用盖碗。当时北京人家中、茶馆、茶座，以及澡堂子都不用盖碗，都用茶壶、茶盅。这样考究的茶碟、带把西式茶杯倒茶给客人，是沾点西式的文明讲究。我很欣赏老人这种待客的白彩、素花带碟子的茶杯，也在南京路国华瓷店买过六套，藕和色素花，很是雅致漂亮，可惜一直未认真使用过，现在还放在橱中。

老人是久住北京的绍兴人，生活习惯大多已京式化，所以过去常用一“京兆布衣”的别号，但是在口味上，思想感情上，还常常依恋于南方。老人写过不少谈吃食口味的文章，有不少我很欣赏其情趣，但其所述口味上，却完全不能同意，如对于鸡、鸭、鹅的态度，我就不能苟同，老人写过赞鸡和鹅的文章。如什么《吃烧鹅》、《花线鸡》等，在《鸡鸭与鹅》文中则说：至于鸭，我确实不喜欢，虽然酱鸭与盐水鸭也有可取，但确不能说它比糟鸡或油鸡能好多少，到便宜坊去吃烤鸭子，假如有人请我自然不见得拒绝，不过并不怎么佩服，这脆索索的烤焦的皮，蘸上甜酱加大葱，有什么好吃的，我很怀疑有些人多不免是耳食。

这些我就大多相反，我不喜欢吃鸡，尤其上海人吃的白斩鸡，切成很大块蘸酱油吃，最没有吃头，宫保鸡丁同里脊丁还不是一样，鸡汤太清，没有浓的鸭汤加点好口蘑或野山香菇好喝，我虽是北方人，但从小不吃大葱，一入口就恶心，要呕。但我爱吃烤鸭，趁热蘸酱裹荷叶饼吃，又解馋又解饥。现在日常买的电烤鸡，就不好。因为鸡肉没有鸭肉嫩。知堂文中对鸭贬低过甚，这实际还是南北口味不同问题。老人是久在北京的绍兴人，而我是久在上海的北方人、北京人。其爱好口味有相同的地方，也多差异的地方。在上海四十年，妻子、内姐都是浙江上柏、莫干山、杭州长大的。知堂老人《鲁迅的故家》里说的“柳豆腐”，在我家也是常吃的菜。而客人来了，我家则是内家最拿手的菜：“八宝鸭子”，这肯定比杭州知味观的好。而知堂老人文中常常提到的干菜烧肉，则又是我家三天两头的必备菜了。自然灾害及“文革”后期，没有肉卖的时候自然例外。绍兴的霉干菜是十分有名的，实际没有北京的京冬菜好吃。有一年杭州亲戚送我好几斤绍兴干菜，而且都是自己晒的，暑假回京，我也用牛皮纸口袋，给老人带了两大袋。当时猪肉还好买，老人后来烧肉吃，记得一次来信还提起过。

老人在居住上，完全日本化和北京化了。老人八道湾大宅子，是鲁迅先生买的。这社会上都知道。不必多说，后来大先生搬出，二先生一家住。“苦雨斋”、“苦茶庵”、“知堂”、“药堂”等斋名，在鼎盛时期，我没有见过，不便多说。我在老人斋中作座上客时，只是西北后院五间大北屋中的三间北屋了。进深很深，约有五公尺。中间开门，左手是日本式装修，顺山墙榻榻米，如北方农村顺山大炕。边上一溜日本式幛子，如北京房屋隔扇，与外间隔开。右手进门先是半段隔扇，约二公尺长，外放一老式写字台，贴隔扇，边有茶几，上置茶盘、茶杯、热水瓶等杂物。后墙全是高到屋顶的大书橱，东墙一溜四只玻璃门书橱，比人略高，上露半截白墙，挂两镜框，即“永和砖”拓片。这砖是从阿Q原型阿桂手中买的，砖三面有字，平列八鱼，六面都有文字图像，砖送交了俞阶青先生（俞平伯老师父亲）。俞以拓本题字回赠老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六十二则记“跋语”云：“永和砖见著录者二十有四，十年甲寅作者，有汝氏及泉文砖。而长一尺一寸，且遍刻鱼文者，惟此一砖，弥可珍矣。”

临窗放一小方桌，上铺漆布，极为清洁，什么也不放，只一方小砚。桌旁靠半截隔扇处，一付铺板，夏天席子竹枕。后墙大书架前放几张紫红灯芯绒靠背椅子，是客人多时的坐处。如何显示北京风韵呢？就是纸糊顶棚、纸窗、没有玻璃，上面卷窗、冷布，所谓“四白到底”，人生活在里面，特别爽朗，北京人俗话习惯说：“雪洞似的！”窗户、隔扇，一般年年要糊新纸，所以老人房中老是那么白，那么洁无纤尘。

老人写信、写稿、写英文，都是用毛笔，三四十年代老先生，大体都是如此。用毛笔就得用中国纸，一般都很讲究。这是自明、清以来，几百年中养成的京朝风韵。知堂老人也十分讲究，大量的写稿用纸，写日记用纸、写信用纸，都是自己印的。五六十年代间，稿纸用完了，无处买，也不能自己花钱印，老实说：这都是当时除特殊阶层可用外，其他都是在扫除、打倒、批判之列的。老人还眷恋于这些，实际说来已很不应该。买不到、无处印，还写文章埋怨，那就更危险了。碰巧我又买到没人要的处理品，寄了去，使老人能继续用毛笔写这些纸，这就投缘了。老人当时来信很高兴，说够用一个时期。还说只是寿文大幅没有什么用处。最近北京老友马里千先生寄来知堂老人几封信的复印件，有一封正好是裁了三行寿文大幅的天头写的。看来这些“没有什么用处”的寿文大幅也都派上用处了。俗话说“饥不择食”，看来什么都一样，到了没有的时候，什么都可对付了。老人信笺收藏的不少，自印地址的旧信封，也存了不少。在六十年代初给我写的信，还都用的是各式精致信笺，自印的信封。可惜抄家时都被“小老爷们”拿走了，后来一封也没有还给我。

老人说话声音不高，慢慢的，基本都是北京音的普通话，没有什么绍兴音，或者是我听不出。至于周丰一先生，则全是北京话了。一九八八年元月，我主持一个咨询会时，曾请他参加，会上与冯先铭谈得很热络，一恍又将八年了。大概也快八十了，祝他健康长寿吧！

梁实秋文注趣

读梁实秋氏《岂有文章惊海内——答丘彦明女士问》一文，有许多小地方十分有趣，可是一般年轻读者恐怕看不明白，不由地想为之作注。当然，自不敢比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也。虽然比拟过高，有些吹牛，但我比一些年轻人稍许年长几岁，经历过当时的一些旧事，此亦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亦我道古之资本也。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梁氏述其籍贯云：我在直隶省京兆大兴县署（北京东城属大兴县）申请入籍……

明明是北京人，为什么要把籍贯算到大兴县呢？这就有点奇怪了。这就像明明是苏州人，旧时籍贯偏要写作元和、长洲、吴县；明明是杭州人，旧时籍贯偏要写作仁和、钱塘；这里也明明是北京人，却偏偏将籍贯写作大兴或宛平。因为当时百姓户籍是由县衙来管。每个人籍贯必须落实到县以及某县某村、某保某甲。所以北京、苏州、杭州这些户籍过多的大城市，在城内必须分成几个县治。北京西城归宛平，东城归大兴。宛平包括西郊，大兴包括东郊。大兴县衙门在交道口香饵胡同南大兴县胡同。宛平县衙在过去地安门西，面对皇城，即西官房口。卢沟桥的宛平县那是后盖的。小小一个大兴县，简简单单地说，也说了大半天，你说该多么有趣呢？

梁氏述其故居地址道：那时不叫内务部街，叫勾栏胡同，不知为什么取这样一个地名？（勾栏本是厅院意思，元以后妓院亦称勾栏。）

这段话也很有意思，梁公旧居在内务部街，那是东城著名大胡同，在东四南东侧，东面通南小街，西面通米市大街。因民国初年内务部衙门在此，改名内务部街。正像南面石大人胡同改名外交部街一样，内务部街原名“勾栏胡同”，梁公说“元以后妓院亦称勾栏”，正是如此。这里正是元代妓院集中地。这里往北还有本司胡同、演乐胡同等地名，也都是因元代妓院而得名。在《析津日记》、《燕京访古录》等书中均有记载。《析津日记》说：“京师黄华坊，有东院，有本司胡同。本司者，教坊司也。又有勾栏胡同、演乐胡同，相近复有马姑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粉子胡同，出城则有南院，皆旧日之北里也。”七八百年历史，相沿至今，一个胡同名，也联系着悠久的历史，可见北京地名之理解不易了。

梁氏述其女儿文蔷看望内务部街旧居情况道：鱼缸仍在，石榴、海棠、丁香则俱已无存，惟后跨院屋中一个“隔扇心”还有我题的几个字。

这段话又有几个关于四合院建筑的专名词十分有趣，住惯洋房、宿舍楼的人是不易理解的。如什么叫“跨院”呢？简单说，“跨院”就是偏院。一般大四合院、小四合院，一个院子的较多。但是大宅子，那就不只一个院子，中路正院可有前院、后院。如左右再有空地，再盖几间正房，或其他方向的房，不成格局，但有个小院，有角门可通正院，一般都叫“跨院”，跨院一般房屋简陋的，作厨房、车房、杂物房，如靠后面，房屋较好，院落幽静的，便可作书房、作客房，如有棵树，有点丁香、海棠之类的花木，或有两块山子石，那就更加理想，有园庭之意了。

如稍作遥想，只“后跨院”三字，就可展开无限春明尘梦，只是年代久远，不说也罢。只说另一名称“隔扇心”。住在楼房宿舍里的朋友，问一声什么是“隔扇”，恐怕不少人都不知是什么东西了。而过去住惯四合院的人，则没有不懂得“隔扇”是什么的。简言之，即一扇扇的隔断。室内与院子的隔扇，有如落地窗；里屋与外屋的隔扇，有如木架子纸壁。堂屋中间临院子的隔扇，中间帘架、风门，左右两扇或四扇，都是下面板，上面糊纸或装玻璃。房中套间的隔扇，都是正面下板，上窗棂，中间裱成镜芯，一幅画、一幅字，如小屏条。而里间隔扇背面，全部裱成平的，如白墙，正面反面看不一样。所说“隔扇心还有我题的几个字”，可以看出，梁氏的后跨院可能是幽雅的小书房之类的闲房，梁氏当年裱糊房屋，自己为隔扇写过字，而别后几十年，别人居住在这房中时，再没有装修过，烟熏火燎，纸糊隔扇一定十分残破了，因而还剩有一点残存墨迹，可供思旧。如住房人有钱，可能裱糊一新，那这点残余也就没有了。所以残破的有时比新修的好。

梁氏回忆小时梳小辫儿歌道：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哭啼啼想媳妇儿，娶了媳妇干什么呀？点灯，说话儿；吹灯，作伴儿，早晨起来梳小辫儿。

这也十分有趣，先说“小辫儿”，梁氏是民国元年才把留了一尺来长的小辫儿剪掉的。但是我十来岁时，即三十年代中期，小朋友中，仍有不少留歪毛，梳小辫的。这种小辫是在头顶留小碗口大一片头发，从小留起，十来岁时就可梳成八九寸长，小拇指粗的一根小辫，玩时在头上甩来甩去，十分有趣。同院住的一位木匠师傅的儿子，不上小学，只读私塾，就留着这样一条小辫，和我们在一起玩，穿一身黑布中式裤褂。如果他到小学读书，那小辫老师就让剃掉了。当时大人也不少留这种小辫的，就是在旗的老先生，大辫子不好意思留了，但又要显示其对主子的忠心，便留一小辫，平时戴缎子帽盔，江南叫“瓜皮帽”，夏天戴纱的，小辫藏在帽盔中。有一次，一位医生来家给母亲看病，看完后坐在写字台前开药方，一手拿着笔，忽然头皮发痒，掀掉帽盔抓头皮，嘿，真好玩，那个花白头发的小辫被我看见了，我喜悦的童趣差一点叫起来——今天一回想，情景立刻出现在眼前。梳小辫的小朋友有时也受气，有两个调皮小姑娘故意欺负他。齐着声喊：“小辫刘，蒸窝头，半拉生，半拉熟，熬白菜，不搁油，气得小辫尿炕头……”

再说娶媳妇的儿歌，还有一个也极有趣。词云：铁蚕豆，大把抓；娶了媳妇不要妈，要妈就分家，分家就打她，打她就耍叉……

梁氏回忆童年读书情况道：念字号儿，描红模子，读商务出版的“人手足刀尺，一人二手，开门见山，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古人诗云“青灯有味是儿时”，老年回忆小时背着书包上学时的情景，是最温馨的。这里所说“字号儿”、“红模子”，都是北京土话，就是外地叫法一样，音调也不同，不必多解释，把字写在一寸见方的纸片上，让儿童认，即“字号儿”，教师用红笔先按方格写好简单的大楷，让学生用墨笔去描，先扶着手，再放开手，让学生学习使用毛笔写字，叫“描红模子”，大约一两个月或三四个月，每天一张。然后即可由教师用墨笔写仿影子，套上白纸写仿了。再写一年多或两年仿影子，独立能写大楷字形，就可以学着临帖写大、小楷了。“商务出版的人手足刀尺……”，这是说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书名似是《看图识字——共和国文课本》第一册，第一课“人”、第二课“手足”、第三课“刀尺”……每课一页，有图有字，连在一起熟读背诵，就是“人手足刀尺……”了。但是老先生文中记错了三句，一是“一身二手”，记为“一人二手”；二是“大山小石”，记为“开门见山”；三是“天高月小”，记为“山高月小”。第一句记错重了“人”字，第三句记错重了“山”字。第二句则误记为一个普通常用语。实际这识字课本是按照普通文言句式，仿《千字文》之类启蒙读物编的，第一册没有重字，而且读起来易于上口，十分好记。我比梁老小二十岁左右，一九二九年读小学时，已读《国语课本》，第一课是“天亮了”，第二课是“弟弟妹妹快起来”，第三课是“起来看太阳……”，第四课是什么，我就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我两个姐姐比我大十五和十三足岁，家中有她们读剩下来的书，这本《看图识字——共和国文》，是有光纸印的，在家我没有事就翻阅，读的比我自己的书还熟，迄今还对前面几课书的图和字的位置记忆十分清楚。

梁氏在《槐园梦忆》之十中叙述他家搬到内务部街的情况说：要雇用大车、小车以及北京所特有的“窝脖儿的”……

这叙述也颇有趣，因为也有特殊的风俗画面，当年不少旧京风俗画都画过，早年的陈师曾先生，近年的王羽仪先生都画过，在此不赘。只说说车，梁文大车、小车是泛指，并未具体说，如具体一些，还有可说的，即专门搬运器物、搬家的车。现在大城市不少有专门搬场卡车，当时也有专门的车辆，俗名叫“排子车”。较骡拉大车窄而车身长，车轮较大车低而小，过去为铁钉轮，后均改为橡皮轮，车轮小、车身长，人扶把，装东西时，前把翘起，车尾便与地平了，搬家具上车，十分容易。装满拉走时，一人扶把，一或二人用长绳前曳，转弯较灵活，如遇路不平，扶把人可以躲着走，车不震动，车上东西也不大会碰撞损坏。所以“排子车”是专为搬家而兴起的行业。拉排子车的是身强力壮的汉子，而且东西南北城各有地界，有专门接活的，不乱接。上海过去搬场车叫“黄鱼车”，过去也是人拉的，现在则都是三轮脚踏的了。

再说一下“窝脖儿的”。“窝脖儿的”又叫“扛肩的”，是用项颈或肩部来扛分量重又很贵重怕撞碰的红木家具，大件瓷器，常为搬家时的贵重家具、婚嫁时的新娘子嫁妆作搬运工，负责安全。也是分区接活，如南小街的不能接待宣武门的雇主，珠市口的不能接鼓楼的雇主等。巨形重物二百来斤的东西，如一个红木长条案，一人能扛走。走时低头，项颈下部横放一长条小木板，再垫一块厚布，起肩时，别人把长条案翻转抬起，把中部压在他项颈板上，扛者两手扶着条案，试试前后平衡，放稳了，便可慢慢走了。扛肩顶着重物走在街上胡同中，一律贴边鱼贯而行，不快，但速度均匀，安全送到目的地。世界上不少地方劳动妇女，习惯用头顶重物，如非洲、印度、朝鲜等地；而中国则习惯用肩挑，所谓“看人挑担不吃力”，南北都流行这句话。而用项颈低头扛的，是很少的。所以文中说“北京所特有的”，不过好像天津也有这搬运工。

梁氏文中不少地方说到衣服问题，也十分有趣。如《槐园梦忆》之十六中写道：我有凌晨外出散步的习惯，季淑怕我受寒，尤其隆冬的时候，她给我缝制一条丝棉裤，裤脚处钉一副飘带，绑扎起来密不透风，又轻又暖。像这样的裤子，我想在台湾恐怕只此一条……

梁氏早年是习惯穿中装的，不但年轻时在清华做学生时，穿中式衣服，布鞋布袜子；即后来留美归来，做了名教授，也还是一袭缊袍，其实二三十年代直到解放前，北京的教授一般都是长衫、袍子、蓝布大褂，我在北大做学生时，就从未见过胡适之先生穿西装。只是这中式丝棉裤较少见，一般裁缝师傅也做不来，要手艺好些的中式裁缝。其操作过程，梁氏在后面写道：“季淑做起来也很费事，买衣料和丝棉，一张一张的翻丝棉，做丝棉套，剪裁衣料，绷松，抹浆糊，撩边、钉钮扣，这一连串工作不用一个月也要用二十天才能竣事……”

这里面有好几处要解释，如“翻”、“丝棉套”、“绷松”、“抹浆糊”等。做棉衣，棉花叫“絮”或“续”，就是把棉花一层层、平平整整铺在衣服面子上，铺好之后，再把里子铺在棉花上，把面子四周贴边翻上来撩好，连在一起再一行，或袄或裤，便成形了。而丝棉却叫“翻”，这必须把“翻”、“绷松”和“丝棉套”连起来综合解释。一般说做丝棉衣服，不管棉袍子、棉袄、棉裤，在衣服面子里面，不只是里子就算了。而里子要有两层，用小绸子照尺寸先缝好。丝棉一片片，不能用，必须两只手将其绷松，薄薄的一片丝棉，绷松之后，雪白的丝棉有寸许厚，因而几两丝棉，绷松之后，便是一大堆，按照袄或裤的样子一层层铺上，铺在丝棉套的一面，丝棉套留有活口，把双手伸进活口，掐住两个角，一翻，把“套”的另一层小绸子翻在外面，这样就把铺好的松软丝棉翻在里面去了。然后四角拉拉直，压压平，略行几针便可以了。丝棉套、为其滑爽，都用绸料做，用布是不行。面子一般也用绸料，如春绸、大纬呢等。绸料很软，缝制困难，因而四周边要用铜制浆糊刀刮浆糊，贴边翻转时要用烙铁或熨斗烫平，再用丝线缝。文中所说“抹浆糊”，就是指这道工序，因为四周都要把薄浆糊刮平，干后十分挺括，易于缝制，所以不是用手“抹”。

旧时有句俗话说：“妻贤看儿衣。”越是仕宦之家，女孩子幼年，越重视女红教育，裁剪刺绣，尤其在江浙蚕桑之乡，一般十七八岁姑娘，心灵手巧，这些缝纫技艺，从小学起，到这时基本上都掌握了。梁夫人祖籍绩溪，生长京华，祖父是知府，父亲经营笔墨店，既是仕宦之家，又有江南传统，所以家事女红，缝纫刺绣样样都精了。曾用乱针法绣《平湖秋月图》送梁氏作为定情之物，梁氏在文中常常提起。所说“乱针法”是刺绣中的一法，是把参差不齐的针脚刺在同一平面上，所引的丝线是把深浅不同的一色丝线，搓开剖成一股，交差刺在一起，显出一片叶、一片花瓣的深浅不同的颜色。是较一色叶、一色花更逼真的一种绣法。

最后说一说裤腿的飘带，这十分有趣，现在我不知道海内外各大学中是否还有穿中式绑腿棉裤的老先生，而我则是五六十年中，再未穿中式裤子了。中式裤子像一个“人”字，不过上面特别宽，是裤腰，下面两叉，是裤腿，裆是满的，前后一样，正反都可穿，腰身大，要打个折再系裤腰带。裤脚管处，不管冬夏天，按规矩都要绑腿带系起来。绑腿带或丝或棉，都是织好的，黑色，长二尺多，有宽有窄。如家中有丧事，穿孝，用白色。也有年轻爱漂亮的，用各色绸缎缝成不到一寸宽、两头尖的飘带，如西装领带狭头宽，两头一样，系在裤腿上，打一单花结，十分好看。梁氏丝棉裤，就是这种飘带，在旧时亦不普遍，何况六七十年代台北，自然是绝无仅有的稀罕物了。

附带说一句，在旧时中式衣服，男女四季都穿长裤，绑腿。女的在人前更不能散开裤脚管。只有在闺中卸去正装时，才能散开裤脚。《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写道：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妆宽衣……宝玉只穿着大红绵纱小裤儿，下面绿绫弹墨夹裤，散着裤脚，系着一条汗巾……当时芳官满口嚷热，只穿着一件玉色红青驼绒三色缎子拼的水田小夹裤，束着一条柳绿汗巾，底下是水红洒花夹裤，也散着裤腿……

这里“散着裤腿”都特别写明，可见未卸正妆之前，大观园的姑娘们，都是“绑腿”的了。女人穿旗袍、裙子，内着短裤，大约是自二十年代末期才开始的。我看过宣统年间天津名妓杨翠喜的照片，穿西装纱衣坐在中间，而下面两只小脚有绑腿带，还十字交叉绑着绣鞋后跟的“搂跟带”，这种绑腿法，我小时在乡间，年纪大的老奶奶还这样绑，中青年妇女就不这样绑了。当时三十年代刚开始，距宣统末年，不过二十年，变化就很大。一九三四年到北平，女学生、年轻女太太再无穿长裤绑腿的，而女佣人、卖鸡蛋的女小贩，不管天足、小脚，仍多是绑腿的。近年大概北方乡下，为了防寒，仍有绑腿的吧，上海则绝对见不到了。

梁实秋氏在衣服上是典型的国粹派，他在《清华八年》一文第八节谈到出国时说：出国就要治装，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不需治中装，而中国人到外国去就要治西装。清华学生平素没有穿西装的，都是布衣布鞋，我有一阵还外加布鞋布袜。毕业期近，学校发一笔治装费……由上海恒康西服庄派人来承办，不匝月而新装成，大家纷纷试西装……真可以说得上是“沐猴而冠”。这时节我怀想红顶花翎、朝靴袍褂出使外国的李鸿章，他有那一份胆量不穿西装，虽然翎顶袍褂也并非是我们原来的上国衣冠。我有一点厌恶西装……

时代风俗的变化，表现最突出的是服饰的变化，所谓“时世装”，有时是不可抗拒，自然接受了的，所以梁氏晚年也习惯于西装革履了。写到此间，忽然想起：七十年代初，大寨的陈永贵，以当时副总理的身份访问墨西哥，报上登出照片，就是一身中式布短衫裤，头上包一块北方乡间叫法的“羊肚子”毛巾；还有去年一百零五岁的郎静山先生，自台北飞到上海来为摄影展览剪彩，身穿宝蓝色绸棉袍，在电视屏幕上风采依稀如昔日，这二位身着的“唐装”，大概是当代绝无仅有的了。

梁氏文中，有关旧时风俗的趣事太多，阅读时，对其语焉未详处，情不自禁就想解释两句，所说已太多，就此打住吧。

阴历年·中医·简体字

十几年前，我出版过一本书，书名《燕京乡土记》，前面有顾起潜（廷龙）丈写的一篇序，序中说：又忆一九三四年，其时国民党政府废止阴历，阴历元旦凡学校机关均必须照常上班。然于腊鼓催年，农历除夕之际，家家户户无不置酒欢饮……不殊曩昔焉。由此可见，风俗之移易，似不宜强加变革……

顾老序中所说的一九三四年，我当时还只有十岁，还生活在北国山乡中，所以对学校、机关等等的事全不知道，这段文章只是一般看看，未引起深思。最近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九册，又看到当时的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另一命令，联系起来，不由地就有些想法了。什么事呢？就是当时教育部曾下过取缔中医的命令，只承认西医，发给行医执照；不承认中医，不发执照。当时教育部长是蒋梦麟，命令是当时行政院议决的，由教育部颁布执行，但是后来让最高当局否定了，没有执行。胡先生日记中对此特别惋惜，认为应该执行，这是科学的，西医都有国外、国内毕业文凭的。而中医当时没有学校，或系祖传，或拜师傅，也无科学实验等等，因而应该不予承认。把这件事和顾老序中所说的废止阴历，阴历元旦不放假，照常上班等等联系起来，就引人深思，忽然感到，这是六十多年前的一种思潮，也就是一种极左思潮下简单化所制定的措施，所下的命令，这本来是行不通的。而这些思想、教育、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学贯中西的学人，也被这种思潮思想所控制着，用现在的话说，这也是时代的历史烙印吧。

但在一个新旧冲击过渡时期中，一个人的思想也并不一致，互相矛盾的地方也不少。《胡适的日记》十九·一·三十（按，即一九三〇年·农历庚午）记云：今天是旧历元旦（庚午），旧历是政府废止的了，但昨晚终夜爆竹声不绝，难道只是租界内的中国人庆祝旧历年吗？凡新政府的成立，第一要着是提倡民间正当的娱乐，使人民忘却过渡期中的苦痛，而觉着生活的快乐。待到令行禁止的时期，然后徐徐改革，则功效自大。今日的政府无恩惠到民间，而偏要用全力剥夺民间的新年娱乐，令不能行而禁不能止，则政府的法令更受人轻视了。

这段日记和开头所引顾老写的“序”对照看，可见当时废除旧历年之民间情况，及官方主观命令之形式主义。解放后春节放假三天，元旦放假一天，这是得民意、顺民心的办法，所以能受到百姓的拥护。不过中国古老的历史太长了，古老的玩艺又太多了。中医中药，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黄帝《素问》、神农《本草》，几乎中华民族一有了历史记载，就有了中医。几千年来，延续到二十世纪，比之西方现代医学，其科学程度，一时自无法比拟（现在中医学院，正在研究，以期进一步有科学的认识，窥见其种种奥秘，自是已很少有人全盘否定了）。但在当时，不但南京教育部要下令取消中医，而且一大批新潮人物也反对中医。《胡适的日记》中还记有丁在君（文江）写给高梦旦六十生日寿联：“吃肉、走路、骂中医，年老心不老”，下联是“喝酒、写字、说官话，知难行亦难”。这就是突出“骂中医”来赞美高梦旦。高是商务印书馆董事之一，是郑振铎岳父。虽然当时年已六十，但思想却很新。不过也不知为什么“骂中医”。鲁迅、知堂老人这些位当年也是反对中医的，都写过文章，主要是因为其尊人年纪不大，就生了重病，医生没有看好，过早地去世了。说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或者有好的医院，经过检查化验，找出病因，或手术，或药物，也许能治好了，但当时没有，只能凭“医者意也”的主观抽象理论，找中医诊脉治疗，结果越治越重，换了大夫，还是不行，最后死了。所以反对中医。

但在客观上，中医有好、有坏，有经验丰富、脉理好的高明医生，也有主观糊涂的庸医，还有走江湖的走方郎中，纵然不是安心骗人，也不大可靠。这三种中医，应该有个区别。再有病人情况也不同，有绝症，有传染病，有重病，有一般疾病，岂能一概而论，便反对中医、取消中医。况且还有他广泛的社会基础，据闻新加坡、香港等处，长期不正式承认中医，不发执照，而中医也照常开诊，给人看病。何况中国内地呢？其实这倒不是一个单纯中医问题，而是一个较长历史时期的思想问题。在此思想指导之下，有许多类似的问题，大多也只是表面文章，或者是一种政治标志，并无补于客观实际。比如推行了多少年的简体字，迄今为止，仍然是比较混乱的。硬要把通行了二千年的许慎《说文解字》的六书形体的正体字说成不规范，而把用行政命令推行的简体字说成是规范的，又不考虑客观情况，这本身就注定要出现许多混乱情况。简体字问题可议者过多，说起来太复杂，在此不谈。但简体字已推行了三十多年，自不能轻易取消，而现在改革开放，为了同境外做生意，便于文化交流，又不能不认识繁体字。因此想到目前必须做几件事：第一，就是高中生必须认识清楚二三百个繁体字，这实际上很容易做到，老师讲课时多提提就可以了。第二，各种字典应像五十年代中期一样，在简体字后面印上括号内的繁体字。第三，简体字应该尽快认真整理、修订一下，如“肖”、“萧”二字统一起来，取消姓氏“肖”字，统一用“萧”字。把“皇后”、“前后”、“里外”、“故里”、“师范”、“范仲淹”姓范的范等类似的假借字区别开来。国家大法《宪法》还修改了几次呢，何况简体字呢？为什么不认真研究一下，作适当的修改，使之更便于使用，尽量减少一些混乱呢。第四，各出版社凡是能大量外销的书，多印一些繁体字本，避免用电脑简译繁带来的麻烦与错误。当前这种错误笑话是不胜枚举的。要知这是一个广阔的大市场呀！有人说：新加坡也用简体字，岂不知新加坡是用英文的，三家华文报加起来还没有一家英文报发行量大，因此，其排版用简用繁影响是不大的。据此并不能说明简体字的尽善尽美。

新思想并不都等于符合实际、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思想，并不一定就是给老百姓带来幸福的好思想。实践是检验一切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小事是一样的。

百年“商务”三题

商务印书馆成立一百年了。它是一八九七年二月间在上海成立的，地址在江西路德昌里，创办人是青浦夏瑞芳。

夏瑞芳字粹方，幼年家贫。他母亲在上海给一个外国牧师做家庭保姆，平时不常回家。一次他母亲回家，幼年的他十岁光景，还依恋母亲，要跟母亲到牧师家去住。母亲临走时给他几十个钱让他去买零食，趁他出去时，便走了。他回来见母亲走了，便随后赶去，到了江边，过不去，一人在哭。摆渡人见了问明情况，便不收钱，把他渡了过去。他终于找到了母亲佣工的牧师家。那个外国牧师见这个孩子聪明勇敢，十分欢喜他，便送他到当时教会办的清心学堂去读书。在清心学堂，他又与宁波同学鲍咸恩、鲍咸昌结为好友。几年后毕业，成绩都不错，又学会英文排字。他后来娶了鲍家女儿，和鲍氏兄弟成为郎舅近亲。他们都是教会学校出身，通英文，又会排字印刷，当时印英文课本生意很好，便合股开了一家小印刷所，在德昌里租了两间房子，取名商务印书馆，英文名字“Commercial Press”。后来商标就是英文字母“CP”，中间一个“商”字。开业资本，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说是三千元，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一文里说是四千元，都很少。可是十五六年之后，已增资为二百万元了。又过了几年，增资为五百万元，已在夏氏遇刺身亡之后了。

商务的成功，是因为夏氏早期请来了张元济先生主持编译所，请来了许多中英文专家。夏称这些有科举功名的人，翰林、进士、举人等为老先生，待遇优厚，供应伙食烟茶。这些人编了许多适应清末新学制的教科书，所以自庚子到辛亥革命这十几年间，商务发展极快。其间夏瑞芳因一次周转不灵，又吸收了日本资本，一度成为中日合办的企业。但辛亥后中华书局开办，以中国人用自己的教材登广告号召，对商务影响很大。商务便由夏氏与日人交涉，以重金五十余万元收回日人当初十万元之投资，并登报通知股东，增资为二百万元。这是一九一四年元月的事。可就在这天下午下班时，夏瑞芳就在河南路商务发行所门前上马车时，遇刺身亡了。凶手被年轻的马车夫追上捉住，经审讯，才知是陈英士使人干的，后来不了了之。

陈为何要刺夏呢？辛亥革命，湖州人陈英士在上海起义成功，被选为都督。当时上海南市一带及闸北一带归中国政府管辖，两边联络，都要经过租界。“二次革命”反袁世凯时，陈英士失败，想把残余部队由南面迂回撤回闸北，要向商务借一笔经费，把武器寄存在商务。当时商务印刷总厂和东方图书馆涵芬楼藏书楼都在闸北宝山路一带，如发生战事，十分危险。夏不但不答应陈借钱、存放武器，反而借来了租界内帝国主义的武装万国商团，在闸北和租界交界处盘查行人，使陈的残部不能进入闸北地界，以此结怨。郑孝胥当时是商务的董事长，查阅其《日记》，对夏之被刺记载颇详，早在遇刺之前，已接到警告书了。胡适之

一九二一年七月，商务印书馆张元济、高梦旦几位先生，把胡适之先生请到上海来。当时《商报》登一题为“胡老板登台记”的花边新闻道：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胡适之，应商务印书馆高所长的特聘来沪主撰，言明每月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高所长亲自北京迎来，所有川资膳宿，悉由该馆担任。今日为到馆第一天，该馆扫径结彩，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待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无不及……简直同剧界大王梅兰芳受天蟾舞台的聘第一日登台一样。将来商务印书馆一定大书特书本馆特由北京礼聘超等名角来沪，即日登台了。

这则新闻和胡先生大开玩笑，也可见当时商务请胡先生来沪是起了轰动效应的。当时商务请胡来做什么呢？胡曾问当时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究竟想要我来做什么？”当时商务本想请胡来主持编译所，但是胡表示北大开学就要回北京，不能离开北大。因而商务领导们只希望胡能看看编译所的情形，做一个改良计划书，胡也就同意了。这样胡就短期参加了商务编译所的工作，了解情况，先见了编译所的各位工作人员。胡《日记》中记到的名字很多，除张、高、李拔可等领导外，还有李石岑、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潘介泉等位，又参加“编译会议”，有国文部庄俞、英文部邝富灼、词典部方毅、理化部杜亚泉、郑贞文，讨论编中学教科书。当时邝富灼只会说广东话、英语，不懂普通话，开会不发言，由周越然为代表。因为他不懂江浙官话，别人不懂英文。当时胡提出了《中学国文读本》的编辑计划：以时代为纲领，倒推上去；以学术文与艺术文（包括韵文）为内容大概。但后来实际上并没有编出过这样系统的教材。

胡适之先生在商务编译所考察了一个多月，除为编译所提了许多建议而外，更重要的就是为商务推荐了一位人才，这对二三十年代商务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人就是鼎鼎大名的王云五。《胡适的日记》九月一日记道：云五来谈，我荐他到商务以自代，商务昨日已由菊生与仙华去请他……此事使我甚满意。云五的学问道德都比我好，他的办事能力更是我全没有的。我举他代我，很可以对商务诸君的好意了。

王云五当时没有什么名气，也不是留学生，而是自学成才的，一进商务就做编译所副所长。胡在《日记》中还说：商务要他荐举人，他竟不能在留学生中找人，想来想去，推荐了王云五。商务人大感意外……胡还笑商务的人“自命为随时留意人才，竟不曾听见过这个名字！”当时谁能想到这个人后来做了商务的总经理呢？

胡临回北京之际，商务送他一千元酬劳，他不愿意要，只收了五百，还给高梦旦五百元。只是报纸花边新闻所登月薪的十分之一，但也相当于六七两黄金的代价，为数十分可观了。但是比起梅大王的包银，那恐怕只是几十分之一了。看来胡博士比之梅博士，经济价值是相差悬殊了！当然不能这样比，只是我忽然想到耳。王云五

一九三三年张元济先生写给傅增湘的信道：恢复东方图书馆已成立所谓委员会，公司推王君云五与弟二人，外聘蔡鹤卿、陈光甫、胡适之三人……

这是“一·二八”战后，商务闸北总厂、东方图书馆涵芬楼被日寇炮火炸毁后恢复时期的事。十几年前被胡适介绍入商务任编译所副所长的王云五，用现在的话说，已是商务的第一把手——总经理了。

王云五，字之瑞，号岫庐，广东香山人。一八八八年生。当过中国公学的英文教员，教过胡适英文。自己没有读过大学，更没有留过学，是个自学成才的人。他在广东因禁烟赚过一笔巨款，据《胡适的日记》记载，虽只收了百分之五的酬奖，却也有好几万。他藏中西文书最多，每日要读一百页外国书。胡介绍他入商务时，只三十四岁。

王就任商务编译所长后，就着手改组国文、英文、史地、法制、数学、博物、理化等八个部。朱经农、邝富灼、杜亚泉等分任部长。英汉、国文、英汉实用三个字典委员会，分别由吴致觉、方毅、黄士复负责。另一“百科全书”委员会，下设六系，组织最庞大，主任由王云五自兼，各系另有负责人。另外还有庞大的事务部。出版部的负责人是高梦旦。再还有《东方杂志》等十七个期刊、函授社，中外闻名的东方图书馆、涵芬楼藏书处。其组织的庞大、齐全，现在也很少有哪家出版社可与其比拟。不算兼职的，不算勤杂人员，正式编务人员有二百四五十人。工薪最高的三百五十银元一月，月薪三十元以下的有六十余人。

王云五进商务之前，就提出出国考察要求。他做了六七年编译所长，就辞去所长职务，拿到一笔退俸金，专门负责主编《万有文库》。后他被请回担任总经理，在就任之前出国考察，去美、法、德等九国兜了一转，并带回不少留学生，回来推行“科学管理计划”。当时王云五在商务有一个“四百万”的外号。“四”就是“四角号码”检字法，是按汉字的四个角，编为四个号码。使用熟练的人，按号码查字典一翻就是，比部首、拼音检字都方便，但一直没有推行开。现在商务《辞源》后面还附有四角号码检字表。“百”是《百科全书》。“万”是《万有文库》。《百科全书》原计划译英、美的，可是后来的译出部分错误多，未能出版。我国后来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有《大百科全书》陆续出版。《万有文库》后来出了不少，直到今天各地旧书铺还常见到，灰色封面，统一开本，有不少古籍，也有不少翻译的东西洋名著，还有科普读物。

抗战军兴，上海商务大部分也向香港撤退，又到长沙，又到重庆，发行所还留在上海租界。撤退的人员都是王云五率领，但这只是花钱，不是赚钱了。我认识一位当时随商务撤退的老先生，常常说起，商务当时上千万的家当，都被王云五在撤退中花光了。后来王云五做了国民党行政院的副院长，比介绍他入商务的胡适官还大。平心而论，王云五大概确是一位管理人才，可惜是后来遇到战乱，也无能为力了。我过去买的零本《丛书集成》，后面发行人署的都是“王云五”，都被墨笔涂了。每一翻阅，就想起过去年代里大字报上被点名批斗者上面的红黑叉叉，不禁苦笑了。

合众图书馆

上图新馆开幕，顾（廷龙）老南来剪彩，匆匆一周，九三老人由哲嗣陪侍，又回北京。到车站送走老人，归来不禁想起合众图书馆，这是和顾老分不开的。

一九三九年，日寇全面侵华的第二年，全国抗战，上海还有租界，成为一时的孤岛。中兴煤矿公司总办事处在上海，董事长叶景葵先生是翰林出身，曾任内阁中书，又入张元济所办之通艺学堂，学英文算学，是维新派的先驱。他当时虽任煤矿董事长，却爱好读书、藏书，关心图书存亡，在全国抗日战火纷飞之际，联合张元济、陈陶遗等创设私人图书馆，设立基金会，并捐出所有藏书，作为第一批馆藏。有人说叶先生出藏书办馆，何妨叫叶氏图书馆。但叶氏不同意，主张图书应公诸社会，依赖大家的力量以垂久远，不该认为是一家之物。因而仍用原议馆名叫“合众图书馆”。负责筹备建馆的人，就是抗战后年余离开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南归的顾廷龙先生。

筹备建馆之初，先在复兴中路（旧名辣斐德路）借地开馆，房子是租的。后在长乐路（当时叫蒲石路）、富民路（当时叫古跋路）转角买地建新馆，由著名建筑家陈植设计。现在这处十分幽雅的红砖房子还在，大门开在长乐路，边门在富民路。边上还有一小块空地，叶氏又与合众图书馆立约租用，租期二十五年，盖了自己的住宅，边上开个小门，可以随时过来看书，指点图书馆的工作。叶在其札记《卷庵剩稿》中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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