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 保罗·奥斯特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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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保罗·奥斯特经典作品系列02)试读：
一个隐形人的画像
要追寻真理，就要准备好遇上意外，因为追寻真理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寻到真理之时亦会令人迷惑不解。——赫拉克里特
某一天，生命犹存。比如说，一个人在最健康的时候，一点都不老，没有任何病史。一切如常，仿佛会永远如此。他度过一日又一日，独善其身，只向往着前面的生活。然后，突然之间，死亡不期而至。他微微叹了口气，重重倒在椅子上，而这便是死。这么突然，没有留下一点思索的空间，不给大脑任何机会来想出一个或可安慰的词。除了死亡，除了人难免一死这个无法简化的事实，我们一无所有。久病后死去，我们可以顺从地接受。甚至连意外死亡，我们也可以归咎于命运。但对于一个没有明显原因便死去的人，对于一个仅仅因为他是个人便要死去的人，死亡将我们带到一个离生与死的隐形边界如此接近的地方，以至于我们不再知道自己在哪边。生变成了死，仿佛死一直拥有此生。毫无预警的死。也就是说：生命停止了。而生命可能在任何时候停止。
三个星期前我得知父亲的死讯。那是个周日早晨，当时我正在厨房为小儿子丹尼尔准备早餐。楼上，我的妻子还在床上，在温暖的被窝里，享受着多睡几小时的奢侈。乡村冬日：一个寂静的、木烟缭绕的、雪白的世界。我满脑子想着前夜一直在写的那篇文章，正期待着下午能够重新开始工作。然后电话铃响了。我马上知道麻烦来了。没有人会在星期天早上八点打电话来，除非有不能等的消息。而不能等的消息总是坏消息。
我无法把事情想得更好些。
早在我们收拾好行李、踏上赴新泽西的三小时车程前，我便知道我将不得不写下关于父亲的事。我没有计划，对这件事意味着什么也没有确切的想法。我甚至想不起曾为此做过决定。只是一种确信，一种从我获知消息那刻起便开始强加于我的责任。我想：父亲去了。如果我不快点行动，他的整个一生将会随之消逝。
如今回首，即使迄今不过三周，我依然觉得那是个相当奇特的反应。我一直猜想死亡会令我麻木，会以悲痛令我瘫痪。但现在它已然发生，我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没有感到世界在我周围塌陷。我以某种独特的方式，对接受死亡做好了绝佳的准备，即使它如此突然。使我不安的是一些其他事，一些与死亡及我对死亡的反应无关的东西：我意识到父亲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他没有妻子，没有依赖于他的家庭，没有人的生活会因他的缺席而改变。就零星的朋友而言，或许会有短暂的惊愕，会因为想到生死无常而严肃起来，一如念及丧友之痛，随后是一小段哀悼期，然后便什么都没了。最终，就好像他根本未曾活过。
即使在他去世前，他就已经一直缺席；与他最亲近的人们早已学会接受他的缺席，将之视为他存在的基本特质。既然他死了，这世界也不难接受他已永远离去的事实。他生命的特性使人们对他的死已有准备——这是预料之中的死——如果人们想起他，当人们想起他，那也会是模糊的，至多是模糊的印象。
他缺乏热情，无论对一件事、一个人还是一种想法，在任何情形下他都无力或不愿显露自己，他成功地使自己与生活保持一段距离，以免深入事物的核心。他吃东西，他去工作，他交朋友，他打网球，然而尽管如此，他并不在那儿。就最深刻、最无法改变的意义而言，他是个隐形人。对他人隐形，很有可能对他自己也是如此。如果说，当他活着时，我不断寻找着他，不断试图找到这个并不在那儿的父亲，那么现在他死了，我仍然觉得必须继续寻找他。死亡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唯一的区别是我已经没有时间了。
整整十五年他都一个人住。坚韧地、不透光地生活，仿佛对世界免疫。他不像一个要占据空间的人，而更像一块无法穿透的人形空间。世界在他身上弹开，被他撞得粉碎，有时依附于他——但从未穿越他。整整十五年，他出没于一所巨大的房子，完全独自一人，他就是在那栋房子里死去的。
曾有一小段时间，我们一家人住在那儿——父亲、母亲、妹妹和我。父母离异后，大家分开了：母亲开始了新生活，我离家去上大学，妹妹和母亲在一起，后来她也上了学。只有父亲留了下来。因为离婚协议里有一个条款，规定母亲仍然拥有这栋房子的一部分以及若房屋变卖、母亲将获得收入的一半（所以父亲不愿将之变卖）；或者是因为对改变生活的某种隐秘的拒绝（这样才能向世人说明离婚事件并未以一种他无法控制的方式影响了他）；或仅仅出于惯性，一种阻止他采取任何行动的情感倦怠，他继续留在那儿，独居在一栋可以容纳六七人的房子里。
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古老，坚固，都铎式风格，有花饰铅条窗、石板瓦屋顶和皇家规模的房间。买下它对我父母而言曾是一大步，是财富增长的信号。这是城中的黄金地段，尽管不是居住的合宜之地（尤其对孩子们而言），它的声望仍胜过其死气沉沉的特质。说来讽刺，父亲最终在那所房子里度过余生，可他起初却拒绝搬去那儿。他抱怨价钱（不变的主题），而当他最后软下来时，也是不情不愿情绪不佳。即使如此，他还是付了现金。一次付清。没有抵押借款，没有每月分期还款。那是1959年，他的生意做得不错。
他一直是个按部就班的人，一清早就出门上班，努力工作一整天，然后，当他回到家（在那些日子里，他并不工作到很晚），在晚餐前小睡片刻。在我们入住新居后的第一周，还没有完全搬进去住时，他犯了一个奇怪的错误。下班后，他没有开车回新居，而是按多年来的习惯直接去了老房子，他把车泊在车道上，从后门进屋，上楼进了卧室，在床上躺下，开始睡觉。他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不用说，当屋子的新主人回家发现有个古怪男人在她床上睡觉时，她有点惊讶。但与金发姑娘的故事不同，父亲并没有跳起来落荒而逃。最终误解消除了，人人开怀大笑。直到现在，这故事仍让我发笑。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禁将之视为一个可怜的故事。一个人开车误返旧居是一回事，但我觉得，他没有注意到里面的东西都改变了却着实是另一回事。即使最疲倦、最心不在焉的大脑都有个纯动物性反应区，会告诉身体处于何地。他一定是几乎没有意识，才会没看见，至少没感觉到屋子不再与以前相同。就像贝克特的一个角色所言：“习惯，是伟大的消音器。”而假如大脑不能对物理证据做出反应，那么当它面对感情证据时又会如何？
在那最后十五年间，他几乎没有改变过房子里的任何东西。他没有添置任何家具，也没有丢弃任何家具。墙壁保持着原来的颜色，锅碗瓢盆未曾更新，甚至我母亲的衣服也没有扔掉——而是存放在阁楼一个柜子里。房子的规模令他不必对容纳其中的东西做出任何决定。这并不是因为他贪恋过去，想把房子当博物馆保存。相反地，看上去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疏忽支配着他，而不是记忆；尽管他继续在那栋房子里度过了那些年，他仍然好像一个陌生人似的住在里面。当一年年过去，他在房子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几乎每顿饭都在餐馆吃，把社交活动安排得每夜都很忙，把房子当成一个不过用来睡觉的地方。若干年前，有一次我碰巧向他提及我从前一年的写作和翻译中挣了多少钱（以任何标准而言都是个小数目，但比我曾经赚过的钱多），他的反应很有趣：单单在外就餐，他就花得比这多。要点在于：他的生活并非以居住的地方为中心。他的房子只是他不停流动的存在中众多停留地之一，缺乏中心把他变成了永远的局外人，自身生命的游客。你永远不会觉得可以找到他的确切位置。
尽管如此，这房子对我似乎仍很重要，假如仅就它被忽视的程度而言——那是一种心理状态的征兆，它本不可及，现在却通过无意识行为的具体图景得以显现。这栋房子成了父亲生命的隐喻，成了他内心世界准确而忠实的代表。因为尽管他保持房屋整洁并或多或少地维持原样，房子依然逐渐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解体的过程。他爱整洁，总是把东西放回原位，但没有东西他在意过，也从未打扫过。家具，尤其在他很少去的房间里，蒙上了灰尘和蜘蛛网，这是完全疏忽的信号；烧焦的食物在厨房炉子上结了厚厚一层污垢，已经没法清理了；碗橱里，有时在架子上经年煎熬的东西有：生虫的面粉、过期的饼干、变成坚固块状的一包包糖、再也打不开的调料瓶。每当自己烧饭吃，他会立刻卖力地洗盘子——但只是冲一冲，从不用皂液，所以每个杯子、每个碟、每个盘都会裹着一层肮脏的油腻。整栋屋子里，无论何时都拉着的窗帘变得如此破旧，以至于只要轻轻一拉就会把它们弄破。家具出现了裂缝，壁炉的热量从来不够，淋浴器也坏了。这栋房子变得破烂不堪，走入其中令人沮丧。你会感觉好像走进一栋盲人的房子。
他的朋友和家人觉察到他在那栋房子里疯狂的生活方式，一直敦促他把房子变卖了搬去别处住。但他总是用一句含含糊糊的“我在这儿很好”或“这栋房子蛮配我的”成功地将他们打发。然而到最后，他的确决定搬走了。在最后一刻。他去世前十天、我们最后一次电话交谈时，他告诉我房子已经卖了，一切会在2月1号搞定，大约三周后。他想知道房子里是否有什么东西我会用得上，而我答应与妻子和丹尼尔一有时间就去一次。我们还来不及去，他就死了。
我认识到，没有什么事比不得不面对死人的东西更糟糕的了。事物平淡无趣：只有在对它们加以利用的生命的作用之下才有意义。当那个生命终止时，事物变化了，即使它们仍然是原来的东西。它们在那儿，但又不在那儿：它们是有形的鬼魂，被判苟活于一个不再属于它们的世界。比如说，对于一大橱静静等待着那位不归人再次来穿的衣服，人们该作何感想？对于那些散落在满是内衣和袜子的抽屉里的一包包避孕套呢？或者卫生间里、仍然残留着上次剃须残留粉末的电动剃须刀？或藏匿于旅行皮箱里的一打用完的染发剂？——都是人们不想看见、不愿知道的具有揭示性的东西。这里面有种辛酸，也有一种恐怖。对事物自身而言，它们并无意义，就像某种消失的文明里的炊具。然而它们又对我们诉说着什么，并非作为物件存在于那儿，而是作为思想和意识的遗迹，作为孤独的象征，在那种孤独里，一个人最终做出了关于自身的种种决定：是否染发，穿这件还是那件衬衣，是否生，是否死。而一旦死亡来临，一切都变成徒劳。
每次打开抽屉或把头探入橱柜，我就感觉自己像个闯入者，一个洗劫思想秘密之地的夜盗。我不断盼望着父亲走进来，用怀疑的眼神注视我，问我究竟认为自己在干些什么。他无法抗议，这似乎不太公平。我无权侵入他的隐私。
一张名片背后，有个草草涂写的电话号码：H.姆伯格——制作各种垃圾桶。父母在尼亚加拉大瀑布拍的照片，1946年：母亲紧张地坐在一头牛身上，为了拍那种一点都不好笑的趣味照片，我突然觉得世界总是那样不真实，即使在好久以前。一个放满榔头、钉子和二十多把螺丝起子的抽屉。一个文件柜，里面塞满了1953年后注销的支票和我六岁生日时收到的贺卡。然后，藏在卫生间一个抽屉的最下面：标着姓名首字母的牙刷，它曾经属于我母亲，十五多年来没人碰过、看过。
这清单无穷无尽。
我很快就发现，父亲几乎没有做任何离开的准备。在整栋屋子里，我能察觉到的即将搬迁的唯一征兆是几箱书——他打算捐献给慈善机构的没有价值的书（过时的地图册，五十年前的电子学入门书，高中拉丁语法书，古代法律书）。除此什么也没有。没有等待被填满的空箱子。没有送人或变卖的家具。没有与搬家公司的预约安排。就好像他无力面对这些。比起清空这栋屋子，他更愿意简单地去死。死是一条出路，唯一正当的逃避。
然而我无法逃避。事情要做掉，而没有其他人可以来做。整整十天，我翻检他的物品，打扫屋子，为迎接新主人做准备。这是一段悲惨的时期，但也是一段古怪可笑的日子，充满鲁莽和荒诞的决定：这个卖掉，那个丢掉，这个送人。我和妻子买了一部大型木制滑梯放在客厅，给十八个月大的丹尼尔玩。他在混乱中兴奋起来：他翻东西，把灯罩戴在头上，把塑料游戏筹码扔得满屋都是，并在逐渐清空的屋子的开阔空间里奔跑。晚上，我和妻子会躺在巨大的被窝里看电视里放的垃圾电影。直到电视也被送走。火炉有点问题，假如我忘记加水，它就会熄灭。一天早晨，我们醒来发现室温已经跌到了华氏四十度。每天二十次电话响，每天二十次我告诉别人我父亲死了。我已经成了家具销售员、搬运工，成了坏消息的使者。
这栋房子渐渐变得像一出老套讽刺喜剧里的场景。亲戚们蜂拥而至，想要这件家具或那件餐具，他们试穿我父亲的套装，翻箱倒柜，像一群鹅叽叽喳喳。拍卖师跑来查验货色（“没有天鹅绒面，它一文不值！”），他们嗤之以鼻，一走了之。垃圾工人穿着笨重的靴子进来，拖着成堆的垃圾离开。抄水表的来抄水表，抄煤气的来抄煤气，抄用油量的来抄用油量。（其中一个，我忘了哪个，多年来父亲给他惹了很多麻烦，他以一种恶意串通的口气对我说：“我不想这么说。”——意思是他想说——“但你父亲真是个讨厌的混蛋。”）地产经纪人跑来为新主人买些家具，结果倒为自己弄了面镜子。一个开古玩店的女人买走了我母亲的旧帽子。一位拾荒者带来了一个助理团队（四个黑人分别叫路德、尤利西斯、汤米·普莱德和乔·萨普），他们拉走了所有东西，从一套头巾到一个坏面包机。等这一切结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剩下。连一张明信片都没有。一丝怀念都没有。
对我而言，假如那段日子里有一个最糟的时刻，那就是我在滂沱大雨中走过屋前的草坪，手中捧着父亲的领带丢进“亲善团卡车”的后车座。一定有超过一百条领带，其中大部分我从童年时期就记得：那些花样、颜色、形状早已深植入我最初的意识，一如父亲的脸一样清晰。看着自己把它们像垃圾一样扔掉令我无法忍受，而就是在那时，恰恰在我把它们扔进卡车的那一刻，我几乎流下了眼泪。与看着棺木被降入地下相比，扔掉这些领带的行为对我而言更像是葬礼。我终于意识到父亲死了。
昨天，一个邻居家的孩子来找丹尼尔玩。是个大约三岁半的女孩，刚刚明白大人们也曾经是小孩，连她自己的母亲和父亲也都有父母。她一度拿起电话，开始一场假装的对话，然后转向我说：“保罗，是你父亲。他想和你说话。”真恐怖。我想：在电话另一头有个鬼魂，他真的想和我说话。隔了一会儿，我才说出话来。“不，”我最终脱口而出，“不可能是我父亲。今天他不会打电话来。他在别的地方。”
我等到她挂断电话才走出房间。
在他卧室的壁橱里，我找到了几百张照片——藏在褪色的马尼拉纸信封里，粘在扭曲的照相簿黑页间，零星地散落在抽屉中。从它们存放的方式，我推测他从来不看这些照片，甚至忘了它们在那儿。有本非常大的相册，用昂贵的皮面装订，封面上有镀金的标题——这是我们的生活：奥斯特一家——但里面完全是空的。某人，很可能是我母亲，曾经不辞劳苦地订购了这本相册，却没人花心思去填满它。
回到家，我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兴致审视这些图片。我觉得它们难以抗拒，非常珍贵，近乎圣迹。它们似乎可以告诉我那些我以前并不知道的事，揭示先前隐藏的真实，而我仔细研究每张照片，全神贯注于最微小的细节，最无足轻重的影子，直到所有图像成为我的一部分。我不想遗失任何东西。
死亡从他那儿带走了他的身体。活着的时候，一个人和他的身体是同义词；死亡时，这个人和他的身体是不同的存在。我们说“这是X的身体”，就好像这个身体——曾经是这个人本身，不是代表他或属于他的东西，而就是这个叫X的人——突然间变得毫不重要。当一个人走进房间、你和他握手时，你不会感觉你是在和他的手握手，或和他的身体握手，你是和他握手。死亡改变了这点。这是X的身体，而并非X。句法完全不同。现在我们在谈论两种东西，而不是一种，暗示着这人继续存在，但仅仅作为一个想法，作为别人脑子里的一连串图像和记忆。就这身体而言，它只是一些肉和骨头，一堆纯粹的物质。
发现这些照片对我而言很重要，因为它们似乎可以重新确认父亲在这世界的物理存在，给我一种他依旧在那儿的幻觉。这些照片中的大部分，我以前从未见过，尤其是那些他年轻时的照片，这给了我一种奇特的感觉，好像我正第一次遇见他，好像他的某个部分刚刚开始存在。我失去了父亲。但同时，我也找到了他。只要我把这些照片放在眼前，只要我继续全神贯注地细看它们，他就好像仍然活着，即使他死了。或即使不算活着，至少也没有死。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以某种方式被悬置了，被锁在一个与死无关的宇宙，在那儿，死亡永远不得其门而入。
这些照片中的大部分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新鲜的东西，但它们有助于填补空白，确认印象，提供以前并不存在的证据。比如，一系列他单身时期的快照，很可能摄于好几年间，准确地记录了他个性中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在他的婚姻岁月中被遮蔽了，直到他离婚后我才逐渐认识这一面的他：爱开玩笑的父亲，纨绔子弟式的父亲，乐天派的父亲。在一张张照片里，他和女人们站在一起，通常有两三个，一律摆着搞笑的姿势，互相勾肩搭背，或者两个女人坐在他大腿上，或者做出夸张的吻，只为了拍照的那个人。背景是：一座山，一个网球场，又或许是游泳池或小木屋。这些便是他从周末旅游和各式各样的别墅带回的照片，他和他的单身汉朋友在一起：打网球，和女孩们共度美好时光。他一直持续着这样的生活方式，直到他三十四岁。
他适合这种生活，所以我能明白他在婚姻破裂后为什么会回归这种生活。一个只有停留在自身表面才会觉得生活可以忍受的人，自然会满足于向他人仅仅呈现这个表面。只有很少的要求需要被满足，也不需要任何承诺。婚姻，从另一方面而言，关上了这扇门。你的生存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在那儿你不断被迫显露自己——也因此，总是被迫观察自身，检视你自身的深度。当那扇门打开后，再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总是可以逃离。你可以避免不情愿的面对，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只需要走开就行。
我父亲逃避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因为他人的领域对他而言不真实，所以他对那领域的入侵亦由一部分他认为同样不真实的自己所完成，他把那部分自我训练成了一个演员，在一出关于整个世界的空洞喜剧中演绎他。这个自我的替身本质上是一种诱引，一个过度活跃的孩童，一个荒诞故事的虚构者。它不能严肃地对待任何事。
因为不在乎任何事，他自由地做任何想做的事（溜进网球俱乐部，为了蹭饭吃而假装自己是餐饮评论家），而正是为了取得这些征服所运用的法术，使这些征服变得毫无意义。带着女人般的虚荣心，他避而不谈自己的年龄，编造着关于生意的谎言，只转弯抹角地谈论自己——用第三人称，仿佛在谈一个亲戚（“我的一个朋友有这问题，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每当情况变得棘手，每当他觉得自己被推到了显露自己的边缘，他会以谎言脱身。最终，谎言自动出现，并仅仅作为一个谎言本身沉溺于自身。原则是说得越少越好。如果人们永远不知道关于他的真相，那么以后他们就不会回过头来拿这些真相与他作对。谎言是获得保护的一种方式。所以，人们看见的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那个他，并不是真正的他，而是一个他创造的人，一个人工生物，他可以通过操纵这个人工生物来操纵其他人。他自己则保持隐形，他是一个从黑暗而孤独的幕后操控着自身他我的木偶线人。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到十二年间，他有一个固定的女性朋友，就是这个女人陪伴他出现在公众场合，出演正式伴侣的角色。不时会有一些关于婚姻的含糊讨论（在她的坚持下），每个人都以为这是和他唯一有关的女人。然而当他去世之后，其他女人开始冒出来。这一位曾爱过他，那一位崇拜过他，还有一位正打算和他结婚。首席女朋友为其他这些女人的出现所震惊：关于她们，我父亲从未向她吐露过一个词。每个人都听到一个不同的故事，每一个都认为自己完整地拥有他。结果，她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关于父亲的哪怕一点点事。他成功地避开了她们所有人。
孤独。但并不是指孤身一人。例如，不像梭罗为了寻找自身的位置而把自己放逐；也不是约拿在鲸鱼腹中祈求得救时的那种孤独。而是退隐意义上的孤独。是不必看见自己，是不必看见自己为他人所见。
与他谈话很费力。他要么心不在焉，如他惯常那般；要么用冷幽默攻击你，那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心不在焉。这就像努力使自己被一位老迈的长者所理解。你说着话，而没有任何回应，或者答非所问，显示出他并未跟上你的词语之流。近年来，每当我和他打电话，我都会发现自己讲得比平时多，变得过分絮叨，闲谈着企图吸引他的注意力、激起他的反应，但并不奏效。后来，我一概觉得这样努力尝试很愚蠢。
他不抽烟，他不喝酒。对感官愉悦并不渴望，对精神满足也无饥渴。书令他厌倦，也很少有电影或戏剧能不让他睡着。就算在派对上，你也会看见他努力睁着眼睛，而更多的时候他会屈服，在椅子上入睡，在他周围仍有对话围绕的时候。他是个没有欲望的男人。你觉得什么都不曾侵入他，对于世界所提供的一切，他毫无需要。
三十四岁，结婚。五十二岁，离婚。从某种意义上说，婚姻持续多年；但实际上，它只不过延续短短数日。他从不是已婚男人，也从不是离婚的男人，而是碰巧有一段婚姻插曲的终生单身汉。尽管他并不逃避丈夫的表面责任（他是忠诚的，他供养妻子和孩子，他肩负起所有的责任），但他显然不胜任这个角色。对此他就是没有天分。
母亲和他结婚时只有二十一岁。在短暂的求爱期里，他品行端正。没有大胆的企图，没有男人兴奋时气喘吁吁的动手动脚。他们偶尔会牵牵手，交换一个礼貌的晚安之吻。洋洋数言，两人却从未论及爱情。直到婚礼来临时，他们也只比陌生人稍微熟悉一点。
不久我母亲便意识到她的错误。在蜜月结束之前（那次蜜月，在我找到的照片上有完整记录：比如，他们两人一起坐在如镜的湖边一块岩石上，身后一道宽阔的阳光一直延伸到阴影中的松树斜坡，父亲的手臂环绕着母亲，两人互相注视，羞怯地微笑，就好像摄影师要求他们把这一刻的姿势摆得过久），甚至在蜜月结束之前，我母亲已经知道这段婚姻不会成功。她哭着跑到她母亲那儿，说想要离开他。不知怎么，她母亲成功地说服她回到他身边，再试一试。然后，就在尘埃落定前，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突然，要做任何事都已经太晚了。
有时候我会想：在那家接待蜜月旅行者的尼亚加拉瀑布旅馆，我是如何被怀上的。并不是说这事在哪儿发生有多重要。而是这样一种想法：一定曾有一次毫无激情的拥抱，在寒冷的旅馆被单下一次盲目的、出于责任的触摸——这想法使我意识到自身的不确定性。尼亚加拉瀑布。或两个身体交缠的偶然。然后就有了我，一个随机的胎儿，就像某支枪管里的莽撞分子，射入了瀑布。
八个多月后，在我母亲二十二岁生日的那个早晨，她醒来告诉我父亲孩子要生了。瞎说，他说，再过三周才是预产期——随即便去上班了，车也没有留给她。
她等待着。想或许他是对的。她又等了一会儿，然后打了个电话给一位妯娌，请求她送她去医院。我伯母那一整天都陪着母亲，每隔几小时就打电话给父亲要他过去。后来他好像说，现在我忙着，事情做完我就过去。
午夜刚过，我来到了世上，屁股先出来，毫无疑问我大声哭着。
母亲等着父亲出现，但他直到次日早晨才到达——由他母亲陪着，他母亲要来视察第七号孙儿。那是一次短暂而不安的访问，然后又去上班了。
当然，她哭了。毕竟她还年轻，未曾预料到这一切对他而言意味得如此之少。但他永远不会理解这种事。开始不会，最终也不会。他根本不可能在他所在的地方。因为只要他活着，他就在别处，在这儿和那儿之间。但永远不会真的在这儿。也永远不会真的在那儿。
三十年后，同样的戏剧性场面再度上演。这一次我在场，我亲眼见证了一切。
在我自己的儿子出生之后，我曾想：这肯定会让他高兴。难道不是每个男人都乐意成为祖父么？
我曾经希望看他溺爱这孩子，以此向我证明，他毕竟有能力展示某些感情——证明他终究能像其他人那样动情。而假如他能对他的孙儿表达爱，那么，这难道不是一种向我表达爱的间接方式吗？你不会停止渴望获得父爱，即使在你长大成人后。
然而，人的本性难移。我父亲加起来总共就只看了三四次孙子，而且从来都不能将他与日日降生于世的其他孩子区分开来。他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丹尼尔时，丹尼尔只有两周大。我可以栩栩如生地记起那一天：6月末一个酷热的星期天，热浪袭人，乡村的空气潮湿灰暗。父亲停好车，看着我妻子把孩子放进童车里小睡，就走过来打招呼。他把头探入童车十分之一秒，然后起身对她说，“多漂亮的孩子，祝他好运，”然后没有停下脚步走进屋内。他或许也会这么谈论在超市排队时遇见的陌生人的孩子。那天余下的时间里，他没有再去看看丹尼尔，哪怕一次也没有要求抱抱他。
所有这些，只是一个例子。
要进入另一个人的孤独，我意识到，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逐渐认识另一个人类，即使是很少的程度，也只能到他愿意被了解的程度为止。一个人会说：我觉得冷。或者他什么都不说，我们会看见他颤抖。不管哪种方式，我们会知道他觉得冷。但假如这个人什么都不说也不颤抖呢？当一切都无迹可循，当一切都与世隔绝、无影无踪的时候，人们能做的就只有观察了。但人们能否从所观察到的东西里找出意义，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我不想假定任何事。
他从不谈论自己，看上去从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谈论的东西。就好像连他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的内心生活。
他无法谈论它，所以将之推向沉默。
假如除了沉默一无所有，那么由我开口说话岂不是太过冒昧？可是：假如除了沉默真的还有什么的话，我会不会首先感到讲话的需要？
我的选择有限。我可以保持沉默，或者我可以谈论那些无法证实的东西。至少，我想摆出事实，尽可能直截了当地说出它们，让它们说出任何它们不得不说的东西。但即使是事实也不总能讲出真相。
表面上他是如此执拗地保持中立，他的行为又如此断然地墨守成规，以至于他做的任何事都叫人惊讶。人们很难相信有这样一个人——他缺少感情，对他人的索求又如此之少。如果不存在这样一个人，那就意味着有另一个人，躲在这个不在的人里面，于是关键就在于，要找到他。条件是他在那儿等着被找到。
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这方案的核心是失败。
最早的记忆：他的缺席。在我生命的最初几年，他会一清早就出门上班，在我醒来之前；而当他回家时，我早就睡了。我是我母亲的孩子，我生活在她的轨道里。我是个小月亮，环绕着她那巨大的地球，我是她重力星球里的一颗尘埃，我控制着潮汐、天气和情感的力量。他总是对她说：别那样瞎操心，你会宠坏他的。但是我身体不好，她利用这点来解释她给予我的大量关注。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时间，她在她的孤独中、我在我的胃痉挛里，我们在诊所耐心地等人来平息我的胃里持续不断的暴动。即使在那时，我也会以某种绝望的方式抓住那些医生，希望他们能抱住我。似乎从最初开始，我就在寻找父亲，疯狂地寻找与他相似的任何人。
稍后的记忆：一种渴望。虽然我的心智时时会以最小的借口来否认这事实，我仍然固执地继续期待着那从未给予我的东西——抑或给予得如此少如此随意，以至于这就像发生在日常经验范围之外，发生在一个我一次只能生活几分钟的地方。并非因为我觉得他不喜欢我。只是他看上去心不在焉，无法望向我的方向。最主要的是，我希望他能注意我。
任何事，即使最小的事情，也足够了。怎样关注呢，举个例子，有一次星期天全家去一间热闹的餐厅而不得不等座时，父亲把我带到外面，掏出一只网球（从哪儿来的？），并在人行道边放上一分钱，就开始和我玩游戏：用网球击向那一分钱。那时我不过八九岁。
回首往事，没有更琐碎的小事了。然而我曾经是局内人、父亲曾不经意地与我分享他的倦怠这一事实，就几乎令我充满快乐。
更经常的，则是失望。有时候，他看上去变了，略略敞开了心扉，然后突然地，他就不在那儿了。有一次，我成功地说服他带我去看一场橄榄球比赛（巨人队对芝加哥红雀队，在洋基体育场或保罗球场，我忘了哪个），在第四节比赛中，他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说：“现在该走了。”他想“抢在人群前面”，以免陷入交通堵塞。不管我说什么都不能说服他留下，然后我们就走了，就那样，当时比赛还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当我跟随他从水泥看台拾级而下时有一种荒诞的绝望，更糟的是在停车场，看不见的人群的欢呼声在我身后咆哮。
你无法相信他会了解你的需要，预见到你可能会有的感觉。你得自己告诉他这一点就先教人扫兴了，在一个音符都没奏响的时候就干扰了梦想中的和谐。然后，即使你真的告诉了他，也不能完全保证他会理解你的意思。
我想起有一天和今天非常相似。一个下着小雨的星期天，屋子里懒散而安静：是半速前进的世界。父亲在小睡，或刚刚醒来，不知怎么我也在床上，我们两个单独在房间里。给我讲个故事。一定是这样开始的。因为他没在做任何事，因为他仍在午后的倦怠里昏昏欲睡，他就照我说的做了，毫不耽搁地开始讲故事。这一切我记得如此清晰。就好像我刚刚从那个房间里走出来，光线灰暗，床上的被子杂乱，就好像，只要闭上眼睛，我就能随时回到那个场景。
他给我讲在南美洲的光荣岁月。那是个探险故事，充满致命危险，末路狂奔，以及匪夷所思的命运转折：带着大砍刀在丛林突围，赤手空拳与匪徒搏斗，在他断腿的时候打死了那个笨蛋。他的语言华丽繁复，可能是他小时候念过的书的遥远回声。但恰恰是这种文体风格令我着迷。他不仅在告诉我关于他自己的新东西，向我揭开从前的那个世界，而且他在用新鲜陌生的词语讲述这一切。这种语言就像故事本身一样重要。它属于这个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两者无法区分。其极度的陌生性，是真实性的证据。
我没有想到这或许会是个编造的故事。此后很多年，我依然深信无疑。即使到了本该更懂事的时候，我依然觉得那里面有一定的真实性。这故事给了我一些可以抓住父亲的东西，我不愿放手。最终我可以解释他神秘的逃避和对我的冷漠了。他是个浪漫的人，一个有着隐秘和刺激往事的男人，他如今的生活只是一个停留之所，一种等待下一次冒险开始的方式。他在制订计划，想办法取回埋在安第斯山深处的黄金。
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想做大事的欲望，以英雄式的行为感动他。他越冷漠，对我而言赌注就变得越高。但假如一个男孩的愿望是坚定而理想主义的，那么这个愿望也极其现实。那时我只有十岁，没有可以让我从着火的屋子里救出的孩子，没有海员等待我拯救。另一方面，我是个优秀的棒球手，“小联盟”球队里的明星，尽管父亲对棒球没有兴趣，我仍然想：如果他来看我比赛，就一次，他也会开始对我刮目相看。
最后他真的来了。那时我的外祖父母正好来玩，外祖父是个棒球迷，就和我父亲一起出现了。那是一场阵亡战士纪念日的特别赛，球场满座。如果我真的要做点引人注目的事，那么是时候了。我还记得在露天木头看台上看见他们的情形，父亲穿着件白衬衫，没有系领带，外祖父则在他的秃顶上搭了块白手帕，以遮挡阳光——如今在我脑海中，整个场景都沉浸在这片炫目的白色光线里。
或许不用说，我搞砸了。我没有击出安打，在场上失去了冷静，我不可能比那时更紧张了。在我童年时期参加过的近百场比赛中，那场是最糟的。
比赛结束后，和父亲一起向车走去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打得不错。不，我说，很糟糕。好吧，你尽力了，他答道。你不可能每次都打得很好。
他并非在试图鼓励我。他也不是想显得不友好。只是，他说着那些在这种场合下人们会说的话，就像自动的一样。说这些话是对的，然而这些话被说得毫无感情，好像一次礼仪练习，那声音里抽象的语调差不多和二十年后他说“多漂亮的孩子，祝他好运”时如出一辙。我能看出来他的心思在别处。
这事本身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我意识到即使我做了我希望做到的所有事情，他的反应也还会是一模一样。不管我成功或失败，最终他都无所谓。对他而言，我是谁并不取决于我的所为，而取决于我的身份，而这意味着他对我的看法绝不会改变，意味着我们固定在一种无法改变的关系里，有一堵墙将我们彼此隔开。甚至，我还意识到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只和他有关。一如他生命中的所有其他东西，他只是透过自身孤独的迷雾来看我，就好像离开自己好几步。我想，世界对他而言是个遥远的地方，一个他从来不能真正进入的地方，而在那遥远的地方，在所有飞快掠过他的阴影中，我出生了，成为他的儿子，并长大成人，就好像我只是又多一个影子，在他意识的半明半暗之地出现又消失。
对他而言，和女儿相处要容易一些，她在我三岁半的时候出生。但是最终，却变得更加困难。
她是个美丽的孩子。极其柔弱，有一双褐色的眼睛，最细微的刺激都能令她流泪。大部分时间里她一个人，在有精灵和仙女的想象之地游荡，穿着有蕾丝花边的芭蕾舞衣舞蹈，以一种只有她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歌唱。她是个微型的奥菲莉娅，看起来，注定过一种不断有内心挣扎的生活。她没交几个朋友，在学校跟不上进度，受自我怀疑的折磨，即使还相当年轻，她把最简单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一场痛苦和失败的噩梦。她发脾气，时常痛哭流涕，情绪起伏不定。总是好景不长。
她对我们周围不幸婚姻的细微之处比我更敏感，于是她的不安全感变得巨大而有破坏性。每天至少一次，她会问母亲“她是否爱父亲”。答案总是一样的：当然。
这不可能是个很有说服力的谎言。如果真有说服力，那第二天也不需要再问同样的问题了。
另一方面，也很难看出真相如何会让情况变得更好些。
这几乎就像她发出一种无助的气息。人们的直接反应是保护她，帮助她缓冲这世界对她的攻击。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我父亲也溺爱她。她要求溺爱的哭声越响，他就越愿意给予她。比如说，在她学会走路后很久，父亲仍然坚持抱她下楼。毫无疑问，他这样做是出于爱，他乐意这么做是因为她是他的小天使。但在这溺爱背后，是一个清晰的讯息：她永远都不会有能力为自己做任何事。对他而言，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天使；而正因为永远没有人强迫她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她就永远不会独立。
然而，母亲看见了正在发生的一切。当我妹妹五岁时，她带她去一个儿童心理医师那儿做探查性咨询，医生建议开始进行某种形式的治疗。那天晚上，当母亲告诉父亲会面结果时，他暴跳如雷。别这样对我女儿，诸如此类的话。他女儿需要心理帮助的想法无异于被告知她是一个麻风病人。他不能接受这事实。他甚至不愿谈论它。
这就是我试图想说的。他拒绝自我审视，就像他同样固执地拒绝观看这世界，拒绝接受他眼皮底下哪怕最确凿无疑的证据。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整个生命中，他会面对面盯着一样东西看，点着头，然后转过身说它不在那儿。与他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等你设法和他建立了共同立场的时候，他会掏出铲子，从你脚边把它挖走。
数年之后，当妹妹经受了一系列使她不断衰弱的精神崩溃时，父亲继续相信她没有病。仿佛他无法从生物学的角度承认她的状况。
在R.D.莱因的一本书里，他描述了一个患有紧张性精神症女孩的父亲，每次去医院看望她时，都会抓住她的肩膀，用尽全力地摇晃她，要她“快恢复”。我父亲没有抓牢我妹妹，但他的态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会说，她需要的是找一个工作，把自己打扮整齐，开始在真正的世界里生活。当然她的确需要。但这正是她无力做的。他会说，她只是敏感，她需要克服她的羞怯。通过把问题通俗化为关于个性的遁词，他得以继续相信她没有病。这与其说是盲目，不如说是想象力的失败。在什么时候，屋子不再是屋子？屋顶被掀开的时候？窗户被拆除的时候？墙被推倒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它变成了一堆碎石？他会说，她只是与众不同，她没有病。然后某一天，你的屋墙终于倒塌。然而，假如门还在，你所需要做的只是穿越它，然后你又回到了屋里。在星空下入眠很惬意吧。别担心雨。不会下很久。
逐渐地，当情形每况愈下时，他不得不开始接受事实。但即使那时，在接下来的每个阶段，他的接受仍是背离传统的，采取古怪的、近乎自我消解的方式。比如说，他渐渐相信有种超级维生素治疗中的应急措施能帮助她。那是对于精神疾病的化学疗法。尽管从未证实能有效治愈，但这种治疗方法仍有广泛应用。可以看出这种方法为何吸引我父亲。不用对付破坏性的感情事实，他可以把这疾病视为一种身体缺陷，某种可以像感冒那样治愈的东西。这种疾病于是成了一种外部力量，一种可以用同等相反的外部力量根除的病菌。在他眼中，我妹妹可以奇怪地保持不受所有这些东西的影响。她只是战斗发生的场所，这意味着正在发生的一切并不会真正影响她。
他花了几个月试图说服她开始这个超级维生素疗程——他甚至自己吞下药丸，以证明她不会被下毒——最终当她屈服时，她只吃了一两个星期的药。维生素很贵，但他不怕花这个钱。另一方面，他愤怒地拒绝支付其他种类的治疗费。他不相信一个陌生人会在乎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心理医生都是江湖术士，只对压榨病人和驾驶豪华轿车有兴趣。他拒绝支付账单，这使她只能得到最简陋的公共护理。她是个穷人，自己没有收入，但他几乎什么都没有给她。
然而，他却非常愿意自己掌控一切。尽管这对他们谁都没好处，他依然希望她住在他家，这样他就可以是那个负责照顾她的人。至少他可以信任自己的感情，他知道他自己是在乎的。然而，当她真的来了（在某次住院之后，她在他家住了几个月），他却没有抛下日常工作来帮助她——多数时间他仍然在外面，空留她一人在巨大的屋子里如鬼魅般游荡。
他疏忽而固执。尽管如此，在这一切之下，我知道他也痛苦。有时候，在电话中，当我和他谈起妹妹，我可以听见他的声音非常轻微地中断了，好像在试图止住哽咽。与他面对的其他事情不同，我妹妹的病情终于感动了他——但只是令他处于一种彻底无助的感情之中。对于一个家长而言，没有比这种无助更大的悲伤了。你不得不接受它，即使你不能。而你接受得越多，你就会越绝望。
他的绝望变得非常巨大。
今天我在屋子里闲逛，漫无目的，情绪低落，我觉得跟我正在写的东西开始失去联系，我从一封梵高的信中偶然看见这些话：“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感到需要家庭和友情，需要慈爱和友好的交流。我不是铁石做的，不像消防栓或者电灯柱。”
也许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直抵人类感情的核心，不管有没有证据。
这些最微小的形象：根深蒂固，深植于记忆的泥潭，既没有被埋葬，又难以完全拾回。然而每一个形象，就它自身而言，是一次稍纵即逝的复活，是一个不然便会失落的瞬间。比如他走路的样子，他古怪地保持着平衡，用前脚掌蹦跳着，仿佛他就要向前跌出去，盲目地，进入未知世界。或者他拱着身体在桌上吃东西的样子，肩膀很紧张，总是仅仅在进食，从未在品尝。还有从他上班开的那辆车里散发出的味道：烟味，漏出的油味，废气的味道；冰冷金属工具发出的噼啪声；车开动时不时传来的嘎嘎声。我记得和他一起在纽瓦克市区开车的那天，我最多六岁大，他猛踩刹车，让我的头猛然甩向仪表盘：汽车周围的黑人们蜂拥而至查看我是否没事，尤其是一个女人从开着的车窗里塞给我一个香草冰激凌，我非常礼貌地说“不，谢谢”，我受了太大惊吓以至于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想要。还有另一年的另一天，几年之后，在另一辆车里，父亲向车窗外吐完痰，才发现车窗竟然没有摇低，我看着他的口水沿着窗户滑下时，有种巨大的、非理性的愉悦。还有，当我是个小男孩时，他有时会带我跟他去邻近街区我从未见过的犹太餐馆，满是老人的昏暗场所，每个桌上都摆着一瓶浅蓝色的塞尔特札矿泉水，而我会觉得恶心，碰也不碰我的食物，而是满足地看着他狼吞虎咽地吃着甜菜汤、饺子形馅饼和配辣根的煮肉。我是被当成美国男孩养大的，对祖先的认识还不如我对豪帕隆·卡西迪的帽子了解得多。还有，当我十二三岁很想和几个朋友去什么地方玩时，我打电话到他办公室请求同意，而他不知该怎么付诸言语般，困惑地对我说：“你们真是一群黄毛小子”，几年之后，我和朋友们（其中一位因为过量吸食海洛因去世了）还会重复他的话，把它当成一个怀旧的民间笑话。
他双手的尺寸。手上的老茧。
把热巧克力表面凝固那层吃掉。
茶配柠檬。
散落在屋子各处的黑色角质眼镜：厨房台上，桌上，浴缸边缘——总是没遮没盖，放在那儿就像某种奇怪的、未被分类的动物。
看着他打网球。
他走路时膝盖不时弯曲的样子。
他的脸。
他和亚伯拉罕·林肯的相似性，以及人们如何经常对此加以评论。
他对狗的毫不畏惧。
他的脸。又一次，他的脸。
热带鱼。
经常地，他好像失去了注意力，忘了他在哪儿，仿佛失去了对自身连续性的意识。这令他容易受伤：有很多用榔头时损坏的指甲，开车时有无数小事故。
他作为司机的粗心：已经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我总觉得到最后会是一辆车把他弄死。
除此之外，他的身体那样好，看起来无懈可击，对那些会侵扰我们其他人的生理病症免疫。就好像什么都碰不到他。
他说话的方式：就好像做出了巨大努力以摆脱孤独，声音像生了锈，失去了说话的习惯。他总是哼哼哈哈，清清喉咙，像在说着支离破碎的句子。你会非常肯定地觉得，他不舒服。
同样，小时候的我很喜欢看他签名的样子。他不会简单地把笔放在纸上写字。就像无意识地延迟真相到来一样，他总会先做个小小的预备的手势，离纸页一两英寸的环形动作，就像一只苍蝇在空气中嗡嗡飞，然后瞄准了那个点，接着再干正事。这就像阿尔特·卡尼饰演的诺顿在《蜜月伉俪》里签名那个样子的改进版。
甚至一些词的发音，他也发得有点古怪。比如，他会把“Upon”发成“Upown”，就好像他的手势在声音里有个对应物似的。有种音乐性的、轻盈的特质。每当他接电话的时候，会用一句有节奏的“hellooo”来欢迎你。这效果与其说好笑，不如说讨人喜欢。这使他看起来有点愚钝，就好像他与这个世界不相协调——但又不是很不协调。就一点儿。
令人难忘的怪癖。
他有时陷入疯狂而焦虑的情绪，总会产生一些古怪的念头，他并不当真，但却乐于充当魔鬼代言人的角色来保持活力。戏弄他人使他精神轻松，而在对别人发表了一通空洞的评论之后，他常常会去捏捏那人的腿——在那个通常会痒的地方。他从字面意义上“拖了你的腿”。
又说到房子。
不管表面看起来他对这栋房子的管理有多漫不经心，他相信自己的体系。如同疯狂的发明家守护着永动机的秘密，他不能忍受人们对之擅加改动。有一次，我和妻子暂时无处落脚，在他的房子里住了三四个礼拜。我们觉得屋子的黑暗太过压抑，就卷起所有的百叶窗让日光透进来。父亲下班回家看见我们的所为，暴跳如雷，其程度远比任何可能遭到的冒犯大得多。
他很少发这样大的火——仅仅当他觉得走投无路、受到侵害或对他人的出现感到压迫的时候。钱的问题有时会引爆他的脾气。或者一些小细节：房子的窗帘，打碎的盘子，一些根本不算什么的事。
尽管如此，这愤怒仍然在他身体里——我一直相信这点。就像这栋秩序井然但正从内部瓦解的房子，这个男人本身是平静的，几乎超自然地保持镇静，但又为内在涌动的无法遏制的愤怒力量所折磨。整个一生，他都努力避免面对这种力量，他养成了一种自动化行为，使自己得以绕过它。对惯例的依赖使他不必在需要做决定时审视自身；陈词滥调总是很快出现在嘴边（“多漂亮的孩子。祝他好运。”），而不会努力地去寻找词语。所有这些作为一种个性把他击倒。但同时，这也救了他，使他可以活下去。直到他活不下去为止。
在一包散乱的照片里：有一张四十年代的某个时候在大西洋城一间摄影棚里拍摄的特技照片。有好几个他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影像都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于是一开始你会觉得这一定是一组不同的人。因为围绕着他们的黑暗，因为他们的姿势里那种终极的静止，看上去就像他们在那儿召开通灵会一样。然后，当你细看这张照片时，你会开始明白所有这些人是同一个人。这成了真正的通灵会，就好像他来到那里只是为了给自己招魂，为了把自己从死亡中唤回，就好像，通过复制自身，他无意间使自己消失了。有五个他在那儿，但特技摄影的特性使不同的自我之间无法发生眼神接触。每一个都注定要凝视空洞，就好像在他人的注视之下，但什么也看不见，永远无法看见任何东西。这是死亡的图景，是一个隐形人的画像。
慢慢地，我开始理解我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有多荒谬。我有一种试图去某处的感觉，就好像我知道想说什么，但我走得越远就越肯定，把我带向目标的那条路并不存在。我必须一步步地创造这条路，而这意味着我将永远不能肯定我在哪儿。有种转圈的感觉，有种总在回头的感觉，有种同时朝许多方向而去的感觉。即使我真的能够有所进展，我也不能完全相信这将带我去我要去的地方。仅仅因为你在荒漠中游荡，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应许之地。
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一切会自然而来，在恍惚间喷涌而出。写作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我认为故事会自己写下去。但迄今为止，句子出现得很缓慢。即使在最顺利的日子里，一天也只能写一两页。我似乎受着折磨，被心智失常所诅咒，无法集中注意力做事。一次次地，我看着想法从我面前的事物中倏然消逝。我一旦想起一件事，就会想起另一件，然后又一件，直到细节的累积如此稠密，以至于我觉得快要窒息。以前我从未如此意识到思考和写作间的裂痕。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开始觉得我正欲讲述的故事不知为何无法用语言表达，它抵抗语言的程度，恰好衡量出我离说出那些重要的事有多么接近；当讲出真正重要的事件（假定它存在）的时机来临时，我会无力为之。
曾经有一个伤口，我现在意识到它非常深。我曾以为它会治愈我，但写作行为使这伤口一直敞开着。有时候我甚至感觉到它的疼痛集中在我的右手，就好像每一次拿起笔压在纸上，我的手就正被撕裂一样。这些句子没有为我埋葬父亲，反而使他活着，或许更栩栩如生。我不仅看见了他的过去，而且看见了他的现在，和将来，每一天他都在那儿，侵入我的思想，毫无预警地偷袭我：躺在地下的棺材里，他的身体依然完整，指甲和头发正继续生长。我有种感觉，假如我要理解任何事，我必须穿透这幅黑暗的图景，我必须进入尘世的绝对黑暗中。
基诺沙，威斯康星州。1911年或1912年。连他自己都不能肯定是哪一天。在一个移民大家庭的混乱状况中，出生记录不可能被看得很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五个侥幸活下来的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女孩和四个男孩，全都在八年间出生——他的母亲是个娇小而凶悍的女人，几乎不会讲英文，她维系着整个家庭。她是女家长，绝对的独裁者，是位于宇宙中心的原动力。
他的父亲在1919年去世，这意味着除了童年初期外，他没有父亲。在我自己的童年时代，他曾给我讲了三个关于他父亲之死的不同故事。在一个版本里，他死于一次打猎事故。在另一个版本里，他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在第三个版本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枪杀。我知道这些相互矛盾之处讲不通，但想当然地以为这意味着即便我父亲也不知道事实。因为事情发生时他太小了——只有七岁——我想他从未获知确切的故事。但是这也不合情理。他的某个哥哥肯定曾经告诉过他。
然而，我所有的堂兄堂姐们告诉我，他们的父亲也对他们做了各不相同的解释。
没人谈论过祖父。直到数年之前，我从未看见过一张他的照片。就好像整个家庭决定假装他从未存在过一样。
在上个月我从父亲的房子里找到的那些照片中，有一张早年在基诺沙拍的家庭肖像照。所有的孩子都在。我的父亲，一岁不到，坐在他母亲的大腿上，另外四个孩子站在她旁边高高的未修剪的草地上。他们背后有两棵树，树后面有一幢木头大房子。一个完整的世界仿佛从这张肖像照中显现：确切的时间，确切的地点，一种无法破坏的过去的感觉。第一次看这张照片时，我注意到照片中间曾被撕开，后来又笨拙地补好，这使背景里的一棵树怪异地悬在半空。我想当然地以为照片是偶然撕坏的，也没有多想。然而第二次再看它时，我更加细致地研究了这条裂缝，发现了一些以前一定是瞎了才没看见的东西。我看见一个人的指尖紧握着我某个叔叔的躯体；我非常清晰地看见，我其他叔叔并没有如我起初想的那样把手放在兄弟的背上，而是搁在一把椅子上，但椅子不见了。然后我意识到了这张照片的奇怪之处：我的祖父被剪掉了。图像扭曲，是因为其中一部分被删除了。我的祖父一直坐在他妻子身边的椅子上，他的一个儿子站在他两膝之间——而祖父不在那儿。只有他的指尖留了下来：就好像他正努力从某个时间深处的洞穴爬回到照片里似的，就好像他曾被放逐去了另一个维度。
这整件事让我发抖。
不久前我知道了祖父的死因。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十足的巧合，真相也许永远不会揭晓。
1970年，我的一个堂姐和她丈夫一起去欧洲度假。在飞机上，她发现自己身边坐着一个老人，然后，就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他们开始聊天消磨时间。结果发现这个男人住在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我堂姐很开心有这样的巧合，便说起她父亲是孩子的时候也住在那儿。出于好奇，这男人问她家族的姓。当她告诉他姓奥斯特时，他的脸发白了。奥斯特？你的祖母是个疯狂的红头发小妇人，对吗？是啊，那就是我祖母，我堂姐答。一个有红头发的疯狂小妇人。
然后他给她讲了那个故事。事情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然而他依旧记得重要的细节。
当这个男人度假结束回家后，他找到了和这故事相关的报纸文章，他复印了那些报纸，寄给了我堂姐。这是他的信：1970年6月15日亲爱的——和——：
很高兴收到你的信，尽管这事看来颇为复杂，但我相当走运。——弗兰和我出门去和弗莱德·普隆斯夫妇吃饭，是弗莱德的父亲从你家购买了派克大街上的公寓楼。——普隆斯先生大约比我年轻三岁，但他声称那个案子（在那时）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他记得不少细节。——他说你祖父是第一个被葬在基诺沙犹太人公墓的人。——（1919年以前，犹太人在基诺沙没有公墓，便只好将亲人们埋在芝加哥或者密尔沃基。）有了这信息，我不难找到你祖父下葬的墓地。——我能够确切地指出日期。剩下的都在我抄送给你的复印件里。——
我只请求你永远别告诉你父亲我告诉你的这些信息——我不想让他在已经痛苦之后再有更多的悲伤……
我希望这能够稍微解释你父亲在过去这些年里的行为。
向你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肯和弗兰
报纸文章在我书桌上。如今书写它们的时刻到来了，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正竭尽所能拖延这一时刻。整个早晨我都在拖延。我把垃圾拿去倒掉。我在院子里和丹尼尔玩了将近一个小时。我读了整张报纸——一直读到春季棒球训练赛的一行行比分。即使现在，当我写下我对于写作的迟疑之时，仍然感到不可思议地焦躁：每隔几个词，我会从椅子上突然站起来，在地板上踱步，聆听外面的风声吹打着松垮的檐槽。最小的事都能分散我的注意力。
并不是我害怕真相。我甚至不怕说出这个。我祖母谋杀了我祖父。1919年1月23日，离我父亲去世正正好好六十年，他的母亲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弗里蒙特大街的住所厨房里射杀了他的父亲。事实本身并不比预料的更教人不安。困难的是看着这些被印在报纸上——它们未被埋葬，可以说它们从秘密的领域转化为了公共事件。有二十多篇文章，多数都很长，所有文章都出自《基诺沙新闻晚报》。即使是这种几乎无法辨认的状态，即使因为复印件因时间长久和拷贝质量而模糊不清，它们依旧有令人震惊的力量。我推断它们是那个时代的典型新闻，但那并不能使之少耸人听闻一些。它们是丑闻和伤感的混合体，因为主角是犹太人而进一步加强——于是这事变得奇怪，几乎很明显——这赋予了整个叙述一种狡猾而居高临下的口气。然而，就算风格上有些瑕疵，但事实却在那儿。我不认为它们解释了所有事情，但毫无疑问，它们解释了很多。一个孩子不可能丝毫不受影响地经历这种事情。
在这些文章旁边，我刚好能够解读一些那个时代的小新闻故事，一些与谋杀相比可归为近乎琐碎的事件。比如说：从兰德威尔运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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